人口老龄化范文10篇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老年人口拥有独特的消费和心理特征，因此消费需求和其他年龄段的人有所不同。通过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和消费理论在人口老龄化的应用，建立在险价值模型（以下称为VAR模型）。本文通过山东省2000—20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的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最后，本文在总结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加大政府投资、改善民生、积极发展老年教育、积极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老年人口抚养比；VAR模型

一、引言

目前，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正逐步加快，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与挑战[1]。党的报告中提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养老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山东位于中国的华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发达，目前针对山东人口老龄化的研究热度不断，但针对整个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较多，对城镇居民消费问题的分析则相对而言研究较少。在当前老龄化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很长一段时间内老龄人口问题的比重会持续加大，这将会加大山东的经济负担，对经济增长等方面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山东省作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且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为出发点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仅对山东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扩大内需、保障老年人权益、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其他地区研究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消费的影响有一定的帮助。

二、相关理论概述

（一）生命周期理论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探讨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以及对策。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影响；对策

1前言

我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不到20年的时间便进入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我国很多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尤为严重。由此可见,寻找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并探求解决该类问题的解决对策迫在眉睫。

2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对我国养老保险共有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受医疗服务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自21世纪开始就已进入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12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商业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养老金“私有化”无疑创造了巨大的商机，而做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最主要参与机构，商业银行应该依靠自身的优势，紧紧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市场化带来的机会，从养老金金融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为了顺应养老金“私有化”，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即商业银行保持随时可以适当价格取得可用资金的能力，以便随时应付客户提存的需要，所以对于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之前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并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王刚以某商业银行2004年对北京市经济影响的数据分析，得出2020年前，北京市居民的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趋势，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石莹、赵健以国际数据为经验，探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商业金融需求，提出商业银行介入养老金金融业务，既可以规避由于“金融脱媒”带来的收入风险，又可以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提供专业的养老金服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徐丹通过分析我国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现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处于“零散”发展状态，养老产业涉及较少以及产品服务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陈煌生、陈天玮结合国内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影响的分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贷款需求将放缓，从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策略与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资料显示：人口老龄化将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了，而这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影响。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正确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按照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切实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我县人口老龄化情况介绍

(一)调查情况

我县老龄办在全县范围内对老龄人口基本情况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全县总人口人，其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人，占总人口的%；65岁以上人，占总人口的%；80岁以上人、90岁以上人、100岁以上人。全县空巢和独居老人人，占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保障或受到救助的老人人；全县老少人口比为l。

(二)成因分析

促使我县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另一方面，成功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

一、引言

河南省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截止2018年底，河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606万人，老龄化率16.7%，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从总体上看，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趋势明显等特点，可以说河南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中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文献基础上，通过搜集1996-2018年数据对河南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确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通过整理了相关国内研究文献，从研究结论上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正向影响、负向影响及影响不确定三种论法。虽然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21世纪会保持稳定，但是人口老龄化会在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以及技术方面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武元晋等，1988）。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消极持久的（张车伟，2006）。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作用体现在老年产业发展机遇，这同时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有利关键因素（姜向群等，2000）。除了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影响外，其他都对劳动参与率产生负向影响，研究十九个国家后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失业率和人均GDP等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都不相同的结论（马艳林，2015）。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老龄化因素，研究结论显示，根据政府采取经济政策的不同，那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会不同（李军，2006）。在现有文献中，对河南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的较少，为了规避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就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第一，河南省的人口持续增长老龄化问题严重。河南省在1998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按照国际标准，河南省自1998年起就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在2018年河南省老年人口比重已经高达10.61%，老龄化程度加深。河南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呈上升趋势，自从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从1998年的656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019万人，老龄人口增长速度高达155%。第二，河南省老年人口数量多速度快。由于河南省的人口基数大，因此老年人口数量也比较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稳步提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老龄化速度增加。由于河南经济发展缓慢，许多年轻有实力的劳动力不断向南方和发达地区进行迁徙，青壮劳动人口的转移加速了河南省老龄化进程。第三，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存在城乡倒置。一般情况下，城镇比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好、社会制度更加健全人口的平均寿命应该相对较长。然而河南省农村老龄人口多于城镇老龄人口，出现了城乡倒置的情况。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建国初期中国不论城镇或是农村，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的状态，由于城镇人口基数小于农村人口，因此此阶段农村所增加的人口要高于城镇增加人口。随着政策“计划生育”的出现，人口增长放缓，这一批出生的公民也已经步入老年。这就导致了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数的比例高于城镇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例的现象。第四，河南省人口“未富先老”。发达国家或地区有实力解决由老龄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会出现未富先老现象。而河南省的老龄化并不是这样，河南省的人口结构属于明显的未富先老。河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800美元。这表明，当河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并不发达，社会并不富足，“未富先老”给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分析中，采集河南省1996-2018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具体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人均实际GDP，解释变量包括老年抚养比（odr）、人力资本水平（phc）、技术进步（tec）、就业人员数（emp）。选取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水平的指标是因为它能全面真实的反映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弱化物价因素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河南省就业人员数衡量劳动力的变动；选取老年抚养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更全面综合清晰地衡量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估算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年限法等，本文选取河南省平均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河南省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选取一般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作为衡量技术水平的变量。

一、引言

我国人口增长情况和老龄化进程备受关注,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研究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生育率持续低下；人口增长放缓,或将出现人口负增长[1][2]。此外,学者们还发现我国老龄化地区差异显著。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造成区域老龄化差异的主要原因[3-5]。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城市化水平[6]、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机械增长率等也是导致区域老龄化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总结2000年至2020年全国人口的基本变化情况和地区差异,以深入探究我国老龄化问题和区域老龄化差异。

二、七普数据：中国人口变化的新特点与地区差异

（一）增速放缓，且地区差异显著

近二十年内,我国人口总量仍在上涨,但增长率明显下降。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我国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0.57%；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通过地域对比发现,地区间人口增长情况具有显著差异。从横向来看,2000年至2010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的人口增长率稳居全国前三位,年增率分别约为3.8%、4.32%、2.60%。相反,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的人口增长率出现负值,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2010年至2020年,广东省成为全国人口年增长率最高的省份,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91%。此时,黑吉辽三省和山西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则出现人口负增长,尤其以黑龙江省之最,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低至-1.83%。反观,前十年出现人口减少的四个地区均在后十年内实现人口正向增长。从纵向来看,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在前后二十年间人口增长率急速下滑；黑龙江省、山西省、青海省的人口增长率也有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重庆市、四川省和贵州省则出现逆势上涨。其余地区人口增长率变化并不明显。

（二）人口性别结构总体合理，部分地区比例严重失衡

受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老龄化问题。

一、我们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的双重压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总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人口基数过大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庞大的人口数量的压力将长期存在。现在，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不断加重。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养老保险的负担日益增加

老年人口在青壮年时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在年老体衰时，需要得到社会、家庭的保障和赡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镇相应的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随之连年猛增，农村老人的赡养费用不断增加，政府、企业、社会、家庭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三、老龄社会的服务需求迅速膨胀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恶化，已经成为了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而且据David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届时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国际上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9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5%，而发达国家地区该比例为15.8%[2]。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要快于发展中国家。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1864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就达到了7%。到目前为止，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7%到14%用时最短的国家是日本，只用了24年；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日本，200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了21%，2013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为3186万，占总人口的25%（见表1）。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虽然我国老龄化相对于发达国家来的晚，但是速度非常快。这也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原因。目前国内关于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往往也越高[4]，但是随着20世纪末我国老龄化的到来（邬沧萍教授1986年在《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提出了“未富先老”），也就拉开了关于“未富先老”的讨论，这次大讨论的高潮出现在2006—2007之间由人口研究编辑部举办的二期（姜向群，2006；杜鹏，2007）[5][6]和光明日报出版的一期（邬沧萍，李建民，穆光宗，2007）[7]专栏，在这以后主要侧重于定量实证分析与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关系（胡鞍钢等，2012）[8]，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王志宝等，2013）[9]以及国际比较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米红，周伟，2009）[10]；2.老龄化与养老保障、社会保险。一方面是对我国老龄化趋势和特点分析，得出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养老社会保险体制创新势在必得（田雪原，2014）[11]，另一方面是对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本身进行分析，与西方国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对比，如希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失败和加拿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最终发现问题、提出改革思路（郑秉文，2013）[12]；3.老龄化与产业结构。除了分析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的转变（陈卫民，施美程，2013）[13]以外，主要是研究老龄化对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影响，老龄化的到来影响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的供需结构的变化就要求把劳动力数量转变为劳动力质量，积极发展老龄产业，特别是老年服务业，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对物质文化的需要（陈敦贤，2002）[14]。同时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主要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为主，大多都认为老龄化是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毛中根等，2013）[15]，但是随着我国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会慢慢得到提高；4.老龄化的应对策略。对应对老龄化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因为日本老龄化速度快、程度严重，与我国老龄化进程相似，所以应对老龄化的经验也就变的愈发的重要，无论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是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压力，都会给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启示[16]。当然也有些学者从发达国家老年市场的发展状况、政府和市场经营者在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的一些做法，得出对我国开发老年市场，刺激国内需求的启示（李通屏，2000）[17]。对于老龄化应对之策还是需要重新认识老龄问题，从应对之术到应对之道术俱进的转变，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把握人口应对之道（党俊武，2012）[18]。本文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而在这方面国内文献还比较少。

二、各国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发展对比分析

早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对不同产业供求关系及各产业从业者的收入进行了比较，认为农业、林业、水产业为代表的采集业的生产是按劳动生产率递减法则进行的，而工业和大部分服务业的生产是按照递增的法则进行。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农业所占的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迟早会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会逐渐上升，劳动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过程，并认为收入的差距会使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从而集中于收入高的部门。后来克拉克进一步论证了配第的观点。他指出，随着经济增长，相对于农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增加；但相对于服务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就业人数却是在下降；也就是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加，劳动力会从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向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转移，而等到工业化完成后，劳动力又会从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这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的发生，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相对收入差异造成的，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配第—克拉克定律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而恰好根据以往的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原动力，特别是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况且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无论是死亡率下降还是生育率下降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人口老龄化的恶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PGDP）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4]10-19。因此，鉴于就业人员流动、产值变化、人口老龄化都与经济发展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下面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抽取截止到2013年总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除个别国家数据缺失以外）进行分析。服务业就业人数（SE）、服务业产值（SP）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AP）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具体如图1和图2。从图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发展中国家都集中在左下角，特别是被圈区域内；而发达国家散布在右上角区域。2.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还是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比较落后，甚至落后于埃及和泰国。因此，继续产业升级很有必要，更好的进行产业间转换，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压力。3.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和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简单地回归不能使它高度吻合（R2=0.419、0.5107），因此下面要针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得出确切的结论。

三、主要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摘要：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显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主要受到该国社会总储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开放程度的正面影响，社会总储蓄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贸易开放程度越深，一国的对外投资水平就越高。中国国内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中国私人部门能够较容易的获得廉价资金支持，而形成这一资金支持的渠道，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国内的巨额储蓄。依托生命周期理论，本文论述了在我国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下，针对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总储蓄变化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影响，借鉴国外经验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字：人口老龄化；对外投资；储蓄；养老金

1中国人口结构和投资变化情况

按照1956年联合国的《人口老龄化及社会经济后果》沿用至今的国际惯例，一国或地区的65岁人口超过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从2001年就进入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达到7%的人口老龄化社会结构，并且老龄化占比增速在逐年加快。目前，我国的人口呈现老龄化人口占比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消费、投资、出口三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对外投资是主权国家为获取外汇收入或挤入国外市场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的投资。近年来，国内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增长，其中资金支持是最为关键和主要的，而形成资金支持的渠道最重要就是国内的巨额储蓄。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对外投资是否会因其带来人力资本变化、储蓄变化而产生相应巨变，受到不良的影响？按照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来看，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资本的价格升高，工资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会外迁，国内对外直接投资将在这一情况下增加，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将出现大量的老年人口，其主动消费会变得很少，而其投资储蓄行为将深深影响经济社会的资本流动。学界以生命周期理论作为起点和长期不变的核心依据，得到人口结构与储蓄之间的研究因侧重点不同，结论较为不一。有研究表明，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私人部门储蓄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更为明显的作用。居民储蓄作为国民储蓄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国内是相对于公共部门储蓄更为稳定的，但其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体现着一国经济运行的结果，同时，对投资、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等其他经济发展指标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提出储蓄和消费变化规律的生命周期理论，在198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Modigliani(1970)之前便指出，从长期的角度考虑，人口结构是真正影响储蓄率变化的因素。忽略极少的税和费，非劳动力人群主要指少儿和老年，没有因雇佣关系而产生的劳动收入，几乎是纯消费者，不过，虽然没有劳动收入，其中的老年人往往存在源自前期劳动收入的个人积蓄或其他投资回报品；另一部分占人口结构比例大的劳动力人口，在国民经济中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劳动力人口的劳动收入减去其消费、投资形成的储蓄，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如税收、养老金制度等转移至被赡养的人口。因为人口老龄化，没有收入而只有消费的老龄人口往往会使得储蓄率降低，但这只看到了生命周期理论中“负担效应”的结果。尽管如此，仍需警惕在出生率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升高出现消费增加、储蓄减少，最终导致一国资本积累减少的情况，因为在这一情况下，可进行对外投资的总资金也会随之减少，如果资本(K)下降的速度小于劳动力(L)下降的速度，资本劳动比(K/L)减小，资本的边际产出(MPK)就会下降，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会主动外迁，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这一情况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化的储蓄率趋势呈上升势态，高储蓄率国家或个人也反应出更强的抗灾害、伤病能力。我国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是居民储蓄率升高的一部分原因，刨除这一层影响，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十分关键的。老龄人群因为自身消费需求在不断减少，并且伴随着消费经验累积增多，往往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并且其在劳动期间就为养老做了很多投资或储蓄，故而居民储蓄率也随着这一群体数量的增多而存在不断上升的可能性，这就是生命周期理论中另一种“预期效应”的体现。在我国过去40多年开创性地提出并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少年人口占比降低，原本用于扶养青少年的收入现在缺乏特定用途而无法支出，我国短暂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人口远高于需抚养的人口，带来了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若在这批人口老龄化时，国家和居民个人能充分依托其原本为养老而已充分备足的储蓄或投资的资本力量，那么我国可以依托这部分老龄人口的累积资本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我国老龄人口生活资金的来源，除子女等家庭模式赡养外，主要依靠职工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和农村“新农合”三个途径，另外还有依靠个人在前期劳动时的大量储蓄或投资。但对于前一种多数情况下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我国有相对比较保守的规定：国家政策规定，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不得投资其他金融产品。这一严格规避风险的投资政策也使得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较低，几乎快要低于通货膨胀率，国债与储蓄的投资方式都无法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这将导致养老金的购买力下降，也就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近万亿元，而其中九成存入银行，都跑不过通货膨胀率，面对巨大的养老群体支出负担，国家对养老基金收益率的管理是值得重点关注和亟待提高的。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性，而且越大的经济体，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越高。中国政府在投资行为决定中起主动作用，未来仍然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居民储蓄更有效、迅速地转化成企业投资。

2国外成功经验

在养老金制度、管理、可持续性及收益率上，国外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在1949～1984年间，依托调整缴费率来增加养老基金收入，但从缴费率入手的方式相当于提高工资税率，会对劳动供给产生消极影响，最终造成总福利的损失，因此，各国都对是否采用提高缴费率来缓解养老难题的方式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澳大利亚有一种做法是限制高收入群体的养老金，规定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不能超过规定的数额，这一做法相对公平。除了控制参数，引入市场机制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作效率的最有效的方式，国内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入国家的力量，以国家的名义扶持各大银行推行、鼓励民众参与，甚至可以以政府来管理或认定专业的金融管理机构成员来运作这笔资金。总的来说，世界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还是普遍选择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尽管存在风险，但是可以通过调整持有比例来分散一部分风险，利用市场始终是唯一能让养老资金池“活”起来、不被时间拖垮的办法，也是能让国家的财富增值的最好办法。只有国家财富积累增多了，对外投资才能从基数上扩大。如果老龄人口持续增加，而劳动力人口持平或减少，则实施逐渐扩大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进一步加大国家资本的亏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鼓励私人储蓄给国家避免了这种亏空的局面，其设置了很多个人退休养老的储蓄项目，并将项目制度化，由此实现了其养老资金在国家层面的“减负增富”效应，国家财富积累增多，从而其可对外投资的资金量也上涨。进一步地，对外投资收益率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目前国际上，对外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和英国。三个发达国家在利用国家储蓄对外投资并实现了高收益率的路径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

［提要］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老龄化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口老龄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则是其在金融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之一。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报告，参考众多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分析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影响，并从政府、金融企业和家庭三个层面就如何改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老龄化社会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占比达到7%，或者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占比达到10%，根据我国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1999年我国就已经达到这一比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据统计，2017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6.1%，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17.8%左右。我国老龄化问题严重的原因主要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及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条件的改善，使人口寿命大大延长。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金融方面，老龄化问题改变了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我国家庭金融资产在总量、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家庭老年人比重的上升，一方面使得家庭在投资方向上更加慎重，原来倾向于股票、基金等风险投资的家庭投资者，在这方面的资产配置比重显著下降；另一方面我国的储蓄率也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出现回落的趋势。（二）研究意义。老龄化问题涉及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方方面面，老龄化问题加重了个人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社会劳动力供给水平，也左右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净出口，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供给市场由过剩变为短缺，同时人口老龄化必定会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投资与消费带来影响，这些都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增长。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问题，有利于缓解社会养老压力，也有利于家庭与社会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家庭部门作为国民经济三大部门之一，在金融市场消费和金融产品投资方面都占有很大比例，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会影响到全国金融资产的供给与需求。因此，研究如何配置家庭金融资产，才能有效帮助家庭及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分析

家庭资产可以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家庭在配置金融资产时与一般金融机构所遵循的“三性”原则一致，即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不同的家庭金融资产具有不同的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正是因为家庭金融资产间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差异，以及不同家庭风险偏好程度不同，才产生了家庭对不同金融资产的不同选择，即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家庭金融资产在总量上与结构上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而发生改变。（一）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1、家庭资产总量。家庭资产分为家庭总资产、家庭净资产和家庭可投资资产，在2013～2017年间，我国城市家庭户均资产、净资产和可投资资产规模均有稳定增长，其中家庭户均总资产从2013年的103.1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150.3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9.9%；家庭户均可投资资产从2013年的32.8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50.7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1.5%；家庭户均净资产从2013年的97.3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142.9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0.1%。按照当前增长率，预计到2020年，家庭户均总资产将达到199.5万元，家庭户均可投资资产将达到70.3万元，家庭户均净资产将达到190.7万元。2、各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在日本、新加坡、瑞士、英国、加拿大、法国及中国这些国家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日本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高达81.1%，远高于其他国家，新加坡、瑞士、英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重也均达到了50%以上，而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重仅为11.8%；除中国之外的六个国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平均水平约为66.4%，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仅为六国平均水平的1/6，不及日本的1/7。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家庭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不重视，也表明了我国家庭在金融资产配置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二）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对于家庭金融资产的解释，不同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标准，而根据2019年1月21日公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指出家庭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产品、衍生品、外币资金、贵金属、借出款和其他金融资产。1、家庭金额资产配置结构。我国城市家庭金融资产中的银行存款的比例高达42.9%，占家庭金融总资产的近一半，其次保险占比为17.0%，理财占比为13.4%，借出款占比为10.3%，股票占比为8.1%，现金占比为3.7%，债券和外币占比均不超过1%。就目前而言，我国家庭在分配金融资产时，并没有按照“三性”原则理性地配置金融资产，我国家庭对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偏好大于盈利性，这与我国保守的传统思想有一定关系，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造成居民持有大量银行存款以满足应急需求的原因之一。2、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结构。表1列出了2008～2017年间家庭各主要金融资产的配置额，反映了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额在近十年的变化情况，其中储蓄存款始终占据家庭金融资产的主要地位。（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