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制度范文10篇

人格制度范文篇1

一、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存在的缺陷

公司具有人格是一种抽象概念，公司是股东实现取得利益的一种形式，公司在经营上仍要通过股东的行为开展经营活动，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受控于股东的行为，公司在经济上不可能独立于股东。如股东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必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的实现而滥用法人人格制度。在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由于缺乏维护自己利益的法律保障，而得不到法律救济。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公司法人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而不否定公司法人人格，必将对社会公正、正义的实现产生影响。为了杜绝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发生，及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进行司法补救，必须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进行处罚和限制，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进行补救，这种情况下，就产生和发展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最早为美国立法所首创。1993年我国公司法颁布，确立了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制度基础，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了股东的投资风险，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实践中，同进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使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成了一些人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主要表现在：

（1）出资不实。公司的出资者在设立公司时，未按公司法的要求出资或在出资后抽逃资本，使公司清偿债务能力减弱，而股东却以公司有限责任为由拒绝承担清偿责任。

（2）脱壳经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在资不抵债或为逃避债务，将公司的优质资产通过重组、分立、设立子公司等方式成立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公司，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3）人格混同。公司与股东应是两个法律主体，但在我国实践中，很多股东将公司与股东混为一体，公司与子公司资产混同，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混同，任意转移公司的资产，往往现穷庙富方丈现象。

（4）不当控制。股东利用其公司的控制作用，经公司名义承担个人债务，挪用公司资产，为股东个人利益让公司负担与其经营无关的风险，或从事非法活动，损害公司或债权人利益。

为遏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根据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滥用权利原则”，成为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依据，此外我国也曾作出过相关批复、司法解释，以弥补企业法人制度的不足，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对债权人因此遭受损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的法律救济不足，权利人的权利难以保护，故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势在必行。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指在不否认公司具有法人人格的前提下，对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因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从事不当的行为，导致公司的债权人受到损害的，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股东偿还公司债务。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目的是通过相对地否认公司法人人格，使公司的股东对其过错行为对公司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直接承担责任，制约股东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其本质是为了防止利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来规避法律，从而逃避其应承担的法律和合同义务，保障债权人及其它合法权益人的合法利益，使法律形式的公平与实质公平相统一。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但如不恰当适用，会导致法人制度处于不稳定状态，无法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也违背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创立的目的。故正确认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要件，有着重要意义。具体而言，笔者认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①法人人格合法存在。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基础。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并不是对合法法人合法、有效存在的否定，而是对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否认。②股东有不正当使用或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使用的前提。③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④滥用公司人格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⑤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才适用。否则就违背了法人人格制度。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立法上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新修订颁布的《公司法》从立法角度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存在着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立法中得到完善。

（一）未明确规定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条件。

公司法第二十条虽规定了当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应当规定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权人损害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如在公司财产足以清偿债权人损失时，由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有悖于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法人人格制度。

（二）对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

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不仅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有时也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公司法中仅规定股东因其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滥用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情况下，股东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却未作规定，而实践中因股东的滥用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却很普遍，公司法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中的漏洞，使股东合法对其滥用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害逃避的赔偿责任。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不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否定，而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必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诚信社会的建立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书籍

人格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民主制；政治心理；政治人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意识、心理等精神现象都是第二性的东西，是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但人们的意识、心理也对一定的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政治心理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是这种反作用的具体表现。人们在寻求政治变革的根源时，不仅仅需要注重一般的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运动，也不能忽视活跃于社会运动基本规律之间的中介因子之一———政治心理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政治心理不仅是政治变革的动因之一，也是政治力量的组合与分化的重要原因，产生政治行为的前提条件。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指出，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剧痛和难产之后，才逐步意识到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的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样，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革命家在致力于改进中国社会时，也将改造国民性放在了首位。正所谓“欲巩固国体，必先巩固人心”。正是在这片研究“心理革命”的新领域中，一些学者从建立民主政治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中公民应当具有的政治心理素质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和总结。

许多的学者都认为积极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了解政治并影响政治的公民是公民政治的重要基础，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

1.科恩的观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科恩的研究最为细致。他把民主政治能否实施与其社会成员的素质和心态相联系，认为在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所需的各项条件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而心理条件就是社会成员实行民主时必须有的性格特点和思维习惯与态度。如果这些气质在公民中达不到一定的普遍程度，教育机构也好，新闻媒介也好，交流艺术也好，都不会得到很到的发展机会。

具体来说，民主心理条件包括以下内容：（1）相信错误难免。在实践中，绝不认为任何有关实施、主义或道德原则的见解是绝对正确的，无改善的余地。（2）重视实践的验证。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重视实践。公民必须乐意把各种各样的提供选择的解决办法付诸检验，首先是辩论的检验，适当时也诉诸实践的检验。（3）持批判态度。民主国家的公民对待他们的领导人应该持批判态度。成功的民主要求公民在于民选官的信任中掺和一些批判精神，即对当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目的是为了市政府和官员免于常出错误，为了必要时可迅速挽回一些有害的影响。（4）要有灵活性。公民一方面在思想上应作好对各种改变的准备。而且更应积极地愿意看到社会处于不断改变之中，乐于使自己的生活与之协调。（5）要有现实的态度。必须要认识到，社会问题不会有一了百了解决办法，调整与改进人类制度将继续不断，永无尽期。民主是建基于并非毫无瑕疵的人与制度之上的。（6）愿意妥协。民主国家的公民需乐于以妥协办法解决他们的分歧，民主的所有条件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7）能容忍。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容忍。首先，最基本的是要容忍不守成规。既要保护社会中少数人的不合常规的行为。第二个层次，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仅乐于让别人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加干涉，而且必须容忍别人直接反对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在第三层次上，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容忍甚至是怀有恶意或出于愚蠢的反对。（8）要客观。它包含着社会成员要承认社会内部不同种类的利益集团。考虑他们任何具体争端时，必须权衡有关的不同层次的利益。（9）要有信心。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需相信他们的集体能力能管理自己。社会成员作为个人，作为一个社会，都必须对他们自己有怀有信心，必须乐于依照这种自信采取行动。

总之，科恩的民主心理主要从公民的政治理性出发，强调公民重理智、重客观的意识行为，冷静考虑，不固执成见，要求公民都具有成熟的政治心理。

2.英格尔斯的观点。相比科恩的“成人化”的政治人格，英格尔斯更强调公民的参政行为，关注公民对自身、他人、权威、社会团体和价值的态度：（1）对自身；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信心。（2）对他人价值和尊严的信心。（3）对权威：注重个人自由，与强大的权威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不予信任；与权力主义者相比，不需要统治和服从。（4）对社团：开放，准备接受差异，意愿妥协和改变。（5）对价值：追求多元化，倾向于与人分享。（6）政治参与：关心国家和国际政治事务；随时了解重要的国内外大事和政治人物；同政治和政治团体保持经常的接触；参加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活动；参加投票选举；关心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制度和实施。

3.拉斯韦尔的观点。拉斯韦尔更关注与公民的政治宽容度。他认为“民主主义者”性格包括：（1）一个“开放的自我”对他人的热情儿管容的态度；（2）一种与他人拥有共同价值观念的能力；（3）一种多层次的而非单一的价值取向；（4）对于人类环境的信任和自信；（5）免于忧虑的相对自由。

4.以孙中山、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改革家的观点。他们往往以改变国人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下的劣性因素为出发点，要求“冲决罗网，倡兴民权”，重塑国人的现代政治人格。包括：拥有自由平等自主自治的主人翁意识；具备最基本的现代政治认知，拥有政治活动能力；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爱国心；积极参与政治，并且拥有依靠个人而非他人的内控态度；有“乐观之精神”、“坚忍之毅力”，“一往向前去做”的行动；有团结互助的精神；拥有开放心态，同时又不附和盲从。

但以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民主制度不仅仅需要充分的民众参与，更需要维护民主制度的稳定和有序进程。认为政治主动性不能强烈到损害政府的权威，政治参与应适度而不导致政权更迭频繁，政治歧异应受到制约而不会使党派相轧，行政效率过低。所以，理想的民主政治人格应该是一种混合的，既有积极参与的一面，同时结合了顺从型和地域型的政治人格；既存在着政治上老练、参与人情高的、理性、积极主动的公民，又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地域民和顺民，他们在政治上不老练，参与热情很低，考虑问题很传统，在政治上消极被动。首先，公民必须有向政治精英表达自己需求的意向，让政治精英知道自己的希望，他参与政治，以便明确政治精英的责任，并对其施加压力。有能力影响政治，以便保证政治精英的责任。其次，对公民来说，政治并不是实现其愿望的最后重要的因素，政治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相对较小，这也是民主稳定的一个平衡砝码。这样，可以使政治精英在受到约束的同时，又不至于制约太过令其失去效力。如果公民们对政治不闻不问，就可能导致制约力不够；反过来，如果公民们总是将政治问题看的很重要，动辄参与政治，那就很有可能导致制约过分。这一派的观点更为注重公民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避免走向偏激和狂热，免于“苏格拉底”式的民主下的多数暴政。同时也更为现实的注重公民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为不同性格的中和可以保证民主的稳定和持久。

无论是强调公民自主意识、政治参与，还是更关注于在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与被动之间寻求平衡，都是在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国民人格教育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人格模式。普通人创造历史，不仅仅表现在某些历史关头他们受到某种信仰、观念和主义鼓舞所激发出来的狂热或激情，所成就的事业如革命、起义、暴乱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琐碎平淡的生活中的行为和观念。决定历史和制约历史的力量归根到底源于这些近乎本能的和无意识的生存生活之中。

科恩曾指出民主经常受到来自社会内部的各种威胁，但是“唯一可以永远保护民主不受这种内部威胁的，要依靠组成这个社会的公民的气质和智力。……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最后必须由构成民主社会的人类来决定———他们对政府是怎样认识的，有何感觉，希望什么样的政府。如果他们不要民主，或在某些方面不要民主，无法强迫他们接受。保护民主不受蓄意的内部威胁，必须由公民的政治意愿来决定，由他们对自治的愿望及支持这种自治时的性格上的成熟程度来决定。他们必须理解民主并理解它的要求……如果他们希望保持民主，他们就必须渴望民主。”“社会真正的宪法不是任何政府所能暂时中断的，他根植于公民的性格之中。要在紧张时期也尊重民主程序，唯一可靠的保证是社会广大成员从内心对这些程序承担义务。”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体，是由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构成的。因此，人的素质应该包括人的生理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故而，人的现代化就是指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指人心理素质的优化。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中举步维艰的历史事实，也一再告诉人们：当代人的素质不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最欠缺的就是心理素质。在中国民主进程缓慢推进的今天，前人所梳理出来的优化国民心理，提高国民素质的理论对于现实政治极富借鉴意义。事实上，在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本身便是这复兴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章.民主的心理条件.

[2][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美]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王蓓：孙中山政治心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章.孙中山的现代国民人格观.

人格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公司人格否认；适用；完善建议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概述

学者一般认为，公司人格否认(disregardofcorporatepersonality)制度首创于美国，1905年美国法官桑伯恩（Sanborn）在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一案的判决中首开公司人格否认的先河，其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并被英、德、日等国所继受。它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项，否认公司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之目标。我们知道，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拥有独立的财产，并以自己的财产对公司的债务独立承担责任，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严格分开，公司债权人不能绕过公司而向股东行使债权，这就是股东有限责任存在的前提基础。公司的独立责任与股东的有限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对公司人格的否认实质就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否认，是债权人推倒公司独立责任这层保护屏障要求公司股东对债权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种措施。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否认，并不是全面地、彻底地、永久地否认其人格，而只是在个案中因公司法人人格被不合目的性的运用而否认其法人人格，是个案的、暂时性的否认，这并不影响该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继续合法存在。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言：“在由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上钻一个孔，但对被钻之孔以外的所有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

1．我国引进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公司是一种工具，是市场主体在参与竞争中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理性选择。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商品经济意识的提高，参与市场竞争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使经营各种行业的公司在国内遍地开花，市场一度呈现出一片繁华似锦、欣欣向荣的景象。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制度安排使各类投资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方面不择手段的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在悠然享受着有限责任的安全庇护而无所顾及。于是在实践中，一些股东大肆玩弄金蝉脱壳的阴谋，滥用公司人格，转移公司财产，欺诈债权人，一些公司借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名逃废债务，如果债权人找到公司，则公司高管说公司经营不善，无钱可还；如果找到公司股东则股东又以自己只承担有限责任，对公司债权不负责任为由予以拒绝，此时债权人隔着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面纱对自己的债权无能为力，而已有的法人制度安排也使法官对债权人的无奈望尘莫及。法律制度的设计在于实现公平和正义，而面对现实中已经出现的种种对债权人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如果我们仍然无动于衷，则必然会导致原有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背离初衷。加之此次修改的《公司法》大幅度降低了公司准入的门槛，给予了设立者更大的自治空间，如果没有一把悬在居心不良的股东头上的利剑，则公司人格被滥用的现象将更加严重，此时对法人人格制度的修正已为义不容辞，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呼之欲出。

2．对于公司人格否认的理论，我国法学界曾存在着一些批判观点：陈镇和刘晓莹在《公司人格理论批判》中指出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在名称上辞不达义，在法理依据上模糊不清，在概念上前后混淆，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的条件尚不成熟，有待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和立法上的全面规范。否则，既可能出现具体适用上的混乱，又可能导致司法擅权，严重者还会危及我国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独立人格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尽管如此，鉴于市场的国际化和一体化趋势，鉴于维护交易安全是现代公司法的重要使命之一，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正式以成文法的形式大胆导入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针对本次修改《公司法》所初步承认的一人公司，还规定了专门的条文。《公司法》第64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对完善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建议

1．在《公司法》中继续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新公司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这略显单薄的新规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同时也急需不断完善。

（1）新《公司法》并没有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适用情况予以明确规定，因此，立法上有待于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法律实践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细化，列举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具体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这样，不仅便于相关权利主体提起权益保护诉讼，也便于人民法院的立案和审理工作。

（2）我国新《公司法》只规定了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因其滥用行为导致的债权人利益严重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对滥用行为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问题却没有提及。其实，在域外法律实践中，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仅被用于股东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场合，而且还扩展到了股东违反社会责任的情况，这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使受损害的非自愿债权人获得充分补偿。因此，将来可以通过修改公司法或做扩大性司法解释的方法，把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情形也纳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

2．在《民法典》中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在将来《民法典》订立时，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公司法》的立法规定和相关司法实践，在《民法典》中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通过概括式和列举式规定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时否定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形以解决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被侵害的问题。

3．其它法律法规的配套衔接

从理论整体完善角度来讲，根本的原则是防止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行为者有法律漏洞可钻，因而从事前规范的角度来具体考虑，有必要在《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银行法》以及《公司注册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完善信息披露、资格审查等制度、加强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以防止产生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同时，为避免“关联企业”利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达到偷逃税的不法目的，有必要通过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公司纳税行为进行规范，但现有的税法规定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很有限的，所以，有学者提出在税法中确立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以彻底解决“关联企业”利用公司独立人格规避债务的问题。其实这并无必要，税法属于公法体系，其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限于追究其行政责任，而法人人格否认法理适用的结果属于私法范畴中的民事责任，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是，当出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民事赔偿金和缴纳罚款、罚金的情况时，如何协调好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关系显得很重要，为此，新《公司法》第215条明确了先行承担民事责任，这体现了公司赔偿中的民事责任优先的原则，也体现了私法优先于公法的理念。当然这不仅仅适用于税法与公司法的情形，也适用于其它公法与公司法的情形。

4．尽快建立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我国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引进的，这一制度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一直困惑，想解决而又缺乏有效措施予以解决的“公司问题”，所以制度引进之初，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多为我国引进该制度的行为以及该制度本身大唱赞歌，但笔者注意到，除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外，通过适用这一制度以图从根本上解决“公司问题”的想法还过于乐观。公司的面纱被揭开，债权人可以向股东直索债权，但问题在于股东作为个人，其收入水平和财产状况甚至比公司更难掌握，债权人无法知晓股东收入几何，财产多少，任何股东在知道自己的有限责任并不是绝对的，有可能在公司面纱被揭开的情况下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时，一定会采用各种措施转移或隐匿财产，如果被追究责任的股东名下无任何财产，那么这种直接追索股东责任的制度，意义又有多大呢？所以笔者建议，尽快建立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当公司面纱被揭开，而被追究责任的股东名下又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时，该股东的信用记录将被记上不光彩的一笔，用这种降低个人信用等级的办法防止股东转移或隐匿财产，逃避债务应该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得以圆满适用的有效配套措施。

5．加强法官职业素养

从国外的司法实践来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大都是由司法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适用，由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技术性和公司实践的多样性，要想在滥用公司人格的实践类型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是很不现实的，因此，我国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弹性立法，事实上给予法官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法官可以针对复杂多变公司法实践做出自己的裁断。当然，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并不意味着法官在法人人格否认这一问题上可以造法，相反对法官职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为了防止司法上的不统一，尤其在我国公司人格否定制度尚不完善与法官素养参差不齐并存的情况下，完全有必要要求司法审判人员应当采取适度从紧的裁判理念审慎地使用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

综上所述，为了发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平、正义的最大效能，并维护公司法律内部体系的和谐一致，我们既要赋予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又须要求法官严格遵守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平、正义等基本原则，并严格把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以准确审理案件。同时，各法院还可以建立公司法法官定期培训制度，一方面可以积极探索研究有关新情况、新问题，另一方面加强审判人员的公司法素养。

6．发挥最高法院的指导和监督职能

新公司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这些新规定在审判实践中略显单薄，不足以面面俱到，这给地方各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带来了难度，但也为地方各级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提供了空间。在新《公司法》实施前的审判实践中，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不少法院通过组织业务精英，对法人人格否认适用这类案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间，有的法院对适用标准的进行了探索；有的法院对适用情形进行了探索；有的法院对审理程序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也为新《公司法》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奠定了基础，当然，在新《公司法》实施后，这样的尝试和探索仍然为地方各级法院所继续。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地方各级的探索也存在不当或值得商榷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各级法院的探索和尝试缺乏统一性，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不统一。所以，为了避免地方司法实践的不一致以及地方司法与立法产生冲突矛盾，最高法院有必要发挥其指导和监督作用。考虑到这些现实情况，最高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原则，明确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概念、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构成要件，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做出司法解释，从而便于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操作。此外，最高法院还可以收集域外和国内各级法院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典型司法案例，并编印成集，从而增强司法判例对地方法院审理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指导作用。

三、结论

法人人格否认作为一项颇富争议的理论，自产生以来，就引起了理论研究者和司法实践部门的积极关注和热烈探讨。随着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判例法国家被广泛予以应用，成文法国家也纷纷通过立法予以规范，但是由于该制度很难通过立法予以全面准确的规范，因此各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更多地是倚重于司法实践。

我国2005年《公司法》的修订首次以立法条文形式确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活动中尚未完全建立和展开，造成这种滞后的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观念的绝对化；司法界素质参差不齐。正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客观公正地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还存在种种困难，所以，当务之急是应注意掌握和运用民法关于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力滥用原则等，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该法律制度的适用标准，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特色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要注意防止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以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相信，虽然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晚于西方国家，但是我国完全可以借鉴和移植西方国家成熟可行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法律实际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予以调整和修正，同时我们也期待今后尽快在司法审判中采用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解决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适用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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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施天涛.《商法学》（第三版）--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法律出版社，2006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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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沈四宝.《新公司法修改热点问题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人格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公司人格否认；适用；完善建议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概述

学者一般认为，公司人格否认(disregardofcorporatepersonality)制度首创于美国，1905年美国法官桑伯恩（Sanborn）在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一案的判决中首开公司人格否认的先河，其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并被英、德、日等国所继受。它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项，否认公司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之目标。我们知道，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拥有独立的财产，并以自己的财产对公司的债务独立承担责任，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严格分开，公司债权人不能绕过公司而向股东行使债权，这就是股东有限责任存在的前提基础。公司的独立责任与股东的有限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对公司人格的否认实质就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否认，是债权人推倒公司独立责任这层保护屏障要求公司股东对债权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种措施。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否认，并不是全面地、彻底地、永久地否认其人格，而只是在个案中因公司法人人格被不合目的性的运用而否认其法人人格，是个案的、暂时性的否认，这并不影响该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继续合法存在。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言：“在由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上钻一个孔，但对被钻之孔以外的所有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

1．我国引进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公司是一种工具，是市场主体在参与竞争中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理性选择。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商品经济意识的提高，参与市场竞争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使经营各种行业的公司在国内遍地开花，市场一度呈现出一片繁华似锦、欣欣向荣的景象。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制度安排使各类投资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方面不择手段的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在悠然享受着有限责任的安全庇护而无所顾及。于是在实践中，一些股东大肆玩弄金蝉脱壳的阴谋，滥用公司人格，转移公司财产，欺诈债权人，一些公司借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名逃废债务，如果债权人找到公司，则公司高管说公司经营不善，无钱可还；如果找到公司股东则股东又以自己只承担有限责任，对公司债权不负责任为由予以拒绝，此时债权人隔着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面纱对自己的债权无能为力，而已有的法人制度安排也使法官对债权人的无奈望尘莫及。法律制度的设计在于实现公平和正义，而面对现实中已经出现的种种对债权人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如果我们仍然无动于衷，则必然会导致原有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背离初衷。加之此次修改的《公司法》大幅度降低了公司准入的门槛，给予了设立者更大的自治空间，如果没有一把悬在居心不良的股东头上的利剑，则公司人格被滥用的现象将更加严重，此时对法人人格制度的修正已为义不容辞，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呼之欲出。

2．对于公司人格否认的理论，我国法学界曾存在着一些批判观点：陈镇和刘晓莹在《公司人格理论批判》中指出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在名称上辞不达义，在法理依据上模糊不清，在概念上前后混淆，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的条件尚不成熟，有待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和立法上的全面规范。否则，既可能出现具体适用上的混乱，又可能导致司法擅权，严重者还会危及我国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独立人格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尽管如此，鉴于市场的国际化和一体化趋势，鉴于维护交易安全是现代公司法的重要使命之一，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正式以成文法的形式大胆导入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针对本次修改《公司法》所初步承认的一人公司，还规定了专门的条文。《公司法》第64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对完善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建议

1．在《公司法》中继续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新公司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这略显单薄的新规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同时也急需不断完善。

（1）新《公司法》并没有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适用情况予以明确规定，因此，立法上有待于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法律实践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细化，列举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具体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这样，不仅便于相关权利主体提起权益保护诉讼，也便于人民法院的立案和审理工作。

（2）我国新《公司法》只规定了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因其滥用行为导致的债权人利益严重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对滥用行为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问题却没有提及。其实，在域外法律实践中，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仅被用于股东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场合，而且还扩展到了股东违反社会责任的情况，这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使受损害的非自愿债权人获得充分补偿。因此，将来可以通过修改公司法或做扩大性司法解释的方法，把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情形也纳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

2．在《民法典》中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在将来《民法典》订立时，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公司法》的立法规定和相关司法实践，在《民法典》中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通过概括式和列举式规定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时否定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形以解决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被侵害的问题。

3．其它法律法规的配套衔接

从理论整体完善角度来讲，根本的原则是防止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行为者有法律漏洞可钻，因而从事前规范的角度来具体考虑，有必要在《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银行法》以及《公司注册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完善信息披露、资格审查等制度、加强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以防止产生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同时，为避免“关联企业”利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达到偷逃税的不法目的，有必要通过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公司纳税行为进行规范，但现有的税法规定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很有限的，所以，有学者提出在税法中确立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以彻底解决“关联企业”利用公司独立人格规避债务的问题。其实这并无必要，税法属于公法体系，其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限于追究其行政责任，而法人人格否认法理适用的结果属于私法范畴中的民事责任，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是，当出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支付民事赔偿金和缴纳罚款、罚金的情况时，如何协调好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关系显得很重要，为此，新《公司法》第215条明确了先行承担民事责任，这体现了公司赔偿中的民事责任优先的原则，也体现了私法优先于公法的理念。当然这不仅仅适用于税法与公司法的情形，也适用于其它公法与公司法的情形。

4．尽快建立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我国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引进的，这一制度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一直困惑，想解决而又缺乏有效措施予以解决的“公司问题”，所以制度引进之初，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多为我国引进该制度的行为以及该制度本身大唱赞歌，但笔者注意到，除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外，通过适用这一制度以图从根本上解决“公司问题”的想法还过于乐观。公司的面纱被揭开，债权人可以向股东直索债权，但问题在于股东作为个人，其收入水平和财产状况甚至比公司更难掌握，债权人无法知晓股东收入几何，财产多少，任何股东在知道自己的有限责任并不是绝对的，有可能在公司面纱被揭开的情况下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时，一定会采用各种措施转移或隐匿财产，如果被追究责任的股东名下无任何财产，那么这种直接追索股东责任的制度，意义又有多大呢？所以笔者建议，尽快建立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当公司面纱被揭开，而被追究责任的股东名下又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时，该股东的信用记录将被记上不光彩的一笔，用这种降低个人信用等级的办法防止股东转移或隐匿财产，逃避债务应该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得以圆满适用的有效配套措施。

5．加强法官职业素养

从国外的司法实践来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大都是由司法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适用，由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技术性和公司实践的多样性，要想在滥用公司人格的实践类型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是很不现实的，因此，我国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弹性立法，事实上给予法官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法官可以针对复杂多变公司法实践做出自己的裁断。当然，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并不意味着法官在法人人格否认这一问题上可以造法，相反对法官职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为了防止司法上的不统一，尤其在我国公司人格否定制度尚不完善与法官素养参差不齐并存的情况下，完全有必要要求司法审判人员应当采取适度从紧的裁判理念审慎地使用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

综上所述，为了发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平、正义的最大效能，并维护公司法律内部体系的和谐一致，我们既要赋予法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又须要求法官严格遵守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平、正义等基本原则，并严格把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以准确审理案件。同时，各法院还可以建立公司法法官定期培训制度，一方面可以积极探索研究有关新情况、新问题，另一方面加强审判人员的公司法素养。

6．发挥最高法院的指导和监督职能

新公司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这些新规定在审判实践中略显单薄，不足以面面俱到，这给地方各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带来了难度，但也为地方各级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提供了空间。在新《公司法》实施前的审判实践中，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不少法院通过组织业务精英，对法人人格否认适用这类案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间，有的法院对适用标准的进行了探索；有的法院对适用情形进行了探索；有的法院对审理程序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也为新《公司法》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奠定了基础，当然，在新《公司法》实施后，这样的尝试和探索仍然为地方各级法院所继续。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地方各级的探索也存在不当或值得商榷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各级法院的探索和尝试缺乏统一性，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不统一。所以，为了避免地方司法实践的不一致以及地方司法与立法产生冲突矛盾，最高法院有必要发挥其指导和监督作用。考虑到这些现实情况，最高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原则，明确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概念、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构成要件，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做出司法解释，从而便于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操作。此外，最高法院还可以收集域外和国内各级法院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典型司法案例，并编印成集，从而增强司法判例对地方法院审理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指导作用。

三、结论

法人人格否认作为一项颇富争议的理论，自产生以来，就引起了理论研究者和司法实践部门的积极关注和热烈探讨。随着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判例法国家被广泛予以应用，成文法国家也纷纷通过立法予以规范，但是由于该制度很难通过立法予以全面准确的规范，因此各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更多地是倚重于司法实践。

我国2005年《公司法》的修订首次以立法条文形式确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活动中尚未完全建立和展开，造成这种滞后的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观念的绝对化；司法界素质参差不齐。正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客观公正地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还存在种种困难，所以，当务之急是应注意掌握和运用民法关于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力滥用原则等，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该法律制度的适用标准，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特色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要注意防止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以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相信，虽然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晚于西方国家，但是我国完全可以借鉴和移植西方国家成熟可行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法律实际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予以调整和修正，同时我们也期待今后尽快在司法审判中采用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解决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适用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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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4]沈四宝.《新公司法修改热点问题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人格制度范文篇5

[摘要：公司法人格否认关联交易债权人利益保护

公平、正义是法的永恒价值目标。虽然利益是市场经济中各种商事主体追逐的目标，但这种趋利行为不应建立在妨害他人的权利行使或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基础上。

关联交易是伴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和以公司为联结点的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产生的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现象。作为关联各方实现利润追求的手段，关联交易具有促进公司规模经营、提高市场竞争力、降低交易费用等功能，因而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也为各国法律所认可。然而，由于关联方之间存在的特定利益关系，关联交易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易上的不公平，而给其他利益主体造成损害，从而最终背离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当然，“关联交易本身并不就是一种犯罪、侵权或必然地侵害公司利益，它只是一种事务的状态（astateofaffairs），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风险（acontingentrisk）。”但正是因为这种风险及人们对其公平性的疑虑，长期以来法律为了维护交易的公平和平安，在关联交易的规制上进行了种种的尝试和努力。

本文试从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出发，对关联交易行为中如何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关联交易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对我国公司法形成的挑战

前几年，资本市场上讨论较多的是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粉饰报表，进行盈余操纵。近年来，控股股东将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通过和被其控制的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处置自己的不良资产、套现资金，将上市公司的利益转移给母公司或其控制的关联企业的事件时有发生。

传统公司法认为，股东和公司债权人是两类性质不同的利益主体。一般而言，公司以其名义对外订立契约，其权利义务由本公司承受，公司债权人必须向公司直接请求，而不得以股东为债权人请求履行债务。公司透过其拟制人格，巧妙地将投资者（股东）投入的财产及由此衍生的债务吸收于自己名下，从而保持了无限责任的外壳（法人以其所有资产就其本身过失负责）却赋予投资者（法人的真正受益者）以有限责任的内核。因此，对于契约法上请求权人的公司债权人而言，公司法上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无限扩张了股东的自由，使公司具有某种程度的“避债功能”，即使控制公司滥用法人格给从属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害，也只能是空壳的从属公司以其资产偿付债务。由于控股股东已经通过关联交易先期收回投资，或将盈利转归自己，而将亏损留给公司，因而将免受损失出资的风险。但在公司资不抵债或者破产时，债权人将遭受债权无法全部受偿的损失。这显然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法人制度者，原为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为大众的便利和公共利益而设置；假如法人的设立是为了不法目的或者设立法人有反社会的倾向或者为其他公共利益所不答应的情况，国家自然有权将法人人格剥夺而否认法人的存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正是司法实践中对公司法人制度的这一弊端的救济手段。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一般原理

公司法人格否认，又称“刺破公司面纱”或“揭开公司面纱”，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和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的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办法。它已发展成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共同认可的维系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一项原则。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虽然表现为无视公司的独立人格，揭开公司的面纱，让公司背后的股东站出来直接对公司债务负责，但是，从实质上分析，该法理的适用结果不外乎是对公司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排除，或称之为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公司法人格否认并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全面的永久的剥夺，而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对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性的公司状态的一种揭示和确认。公司法人格在个案中被否认，并不影响公司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人格，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形下由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被钻了一个孔；但对于被钻孔以外的所有其他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耸立着。”这种例外规则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动摇或否定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相反它是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一种维护和补充，这样“将公司法人格否认作为公司人格独立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使二者在深沉的张力中形成和谐的功能互补”。

三、关联交易中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

任何一种制度皆有其存在的合理限度，超过限度范围制度必然要表现为非法或不合理。一方面，我们要正视法人格否认制度所宣示的维护公司独立性之重要功能，另一方面又不能无视其功能限度而放任其无限扩充。为了确立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理论框架体系，两大法系形成了一些学说。这些理论虽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关联企业中的债务新问题提供了一些依据，但在实际新问题的处理时，法院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标准来认定控制公司的责任摘要：

1.公司需有效成立

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对象只能是已合法成立具有法人人格的公司。因为只有这样的公司，其成员才享有有限责任制度的优惠，在公司未取得法人人格或者已被取消的情况下，法律对各方利益均已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方法，没有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

2.需有操纵人的存在

操纵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主体要素。只有存在操纵人才可能构成对公司法人格的滥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后追究的也正是操纵人的责任。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从交易的主体来看，一方为上市公司，而交易的对方则为上市公司关联人，上市公司和其关联人之间所达成的任何交易均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应予以关注的是，在深沪两个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则》（2001年修订版）第七章第三节中将关联人分为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和潜在关联人，且详加列举。笔者认为其不外乎为两类摘要：第一类关联人，主要指因占有一定比例的出资额或持有一定比例的表决权股份，或是因契约关系、一致行动等对上市公司具有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的股东；第二类关联人，主要指上市公司及附属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联系人。笔者认为，第一类关联人和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不公平交易的发生，主要是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之结果；第二类关联人和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不公平交易的发生，主要是上市公司或附属公司之董事、监事、经理等滥用其地位或职权之结果。相应地，对这两类不同性质之交易，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这是因为摘要：

在身份上，操纵人只能是公司的股东。不具有股东身份的董事、经理不能作为操纵人。因为董事、经理只是公司的雇员，而非公司这种社团法人的成员。根据雇主对雇员负责的原则，董事、经理的行为后果由公司承担，它们的不法行为则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实践中，董事、经理往往由股东担任，使认定变得复杂，但无论如何对操纵人追究法律责任都是基于其股东身份而不是其董事或经理的身份。

当然，股东并不必然是操纵人，操纵人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即对公司拥有实质的支配力。而所谓实质的支配力，应指该支配力足以达到使公司丧失人格的程度。

3.必须有滥用行为

公司法人滥用行为的存在，即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使用的前提，也是其适用的必要条件。

我国目前上市公司滥用关联交易的行为，按利益转移的方向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摘要：输入利益型关联交易和抽取利益型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进行输入利益型关联交易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关联交易包装好上市公司，取得上市资格，或掩盖上市公司经营或财务上的新问题，使得财务报表做得好看，骗取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认可，以保持再融资能力，通过配股、增发等途径进一步融资，以便将来能够更多地从上市公司抽取利益。抽取利益型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利用其控制地位，通过关联交易占有上市公司的资源或直接将上市公司的利润转移至母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笔者认为，输入利益型关联交易只是手段，而抽取利益型关联交易才是最终目的，其较常见的方式有摘要：

母公司廉价或无偿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母公司向上市公司高价供给原材料；母公司向上市公司高价转让资产（尤其是劣质资产）；由上市公司承担母公司的费用，如管理费用、广告费用、探究开发费用等；上市公司为母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的贷款进行担保。有的上市公司长期为其控股大股东提供贷款担保，而且一般涉及金额多，时间跨度大；向上市公司低价收购产品然后转售以获取盈利，却不向上市公司支付价款，致使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不断增加、资金被长期占用；以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偿还所欠上市公司债务等。

上述列举的滥用关联交易的行为，只是对我国目前实践的一个简单总结，很难周全地穷尽滥用行为的外延。笔者认为，一个关联交易行为能否构成滥用，至少应具有以下特征摘要：

第一，存在把公司法人格作为工具和手段的故意，忽略其制度本质和目的；

第二，表现为扭曲或取代公司的意志，无视或不顾公司自身利益，任意混同、处置公司财产或利用公司有限责任；

第三，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

4.必须以被操纵公司名义且表现为被操纵公司的行为

这是公司人格否认潜在的含义，是公司人格被滥用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于股东来说，必然要以公司名义才能达到规避法律义务，逃避契约义务或社会责任的目的，假如以自己名义作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己承担责任和义务。股东也必须把公司作为其“面纱”、“面具”或“自我化身”，隐藏于公司背后，让自己的行为通过公司行为表现出来。

5.必须产生规避法律义务、逃避契约义务或社会责任的结果

通常情况下，公司享有自主经营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涉；同时，公司享有商业秘密权，有权使自己的决策处于保密状态。这就使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内幕难以了解，不能判定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格的现象，只能从结果中予以推断。而且，只有产生了规避法律义务，逃避契约义务或社会责任的结果时，才明显表明该公司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司法人制度的本质和目的，而有予以否认之必要。“如若公司股东的行为有悖于公司法人格独立及股东有限责任的宗旨，但没有造成任何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的损害。没有影响到平衡的利益关系，则不能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之法里去校正并未失衡的利益体系。”当然，该结果必须和滥用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假如滥用行为并未引起该后果，或该结果非为滥用行为所引起，则无法确定滥用行为实施者即操纵人的法律责任，也无法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6.股东不得为自身利益主张公司法人格否认

投资者之所以要成为股东，无非是想享受公司法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实益，以期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根据禁止反言原则摘要：一个若选择公司的形式从事经营，那么这种选择给他所带来的东西不管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他都得接受。既然股东自愿选择了公司法人格，那么不管公司法人格带来怎样的法律效果，都应该接受。而且，股东仅仅为自己的利益主张公司法人格否认，不仅损害债权人和公司公众利益，还可能导致对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滥用，危及法人制度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和目的，也从根本上违反公平正义的原则。

例如，在税收领域，在决定被控制公司纳税人身份时，法院通常拒绝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

对公司集团适用税法，首先就要确定谁是纳税人，是子公司或被控公司，还是母公司或控制公司。公司实体法则对公司的业务生涯提供了有益的目标，如可以获得经营的便利，可以避免债权人的直索，可以享受股东有限责任特权等。那么同样，公司作为独立纳税人的实体身份必须保留。所以，实体法则是一个原则，只要被控制公司实施了一些业务活动，公司就必须作为一个主体发挥功能，而不是一个人。要言之，公司如被视为“另一个自我”、“”、“工具”、“假装之物”等，在其他领域中必定导致公司面纱的解开，并答应公司债权人穿越公司，对公司的财产行使权利。但是，在税法领域，则不能解开公司面纱，相反必须保持公司的独立实体状态，以便其履行独立纳税人的责任。只有“在对公司之间纳税人责任进行分配时，法院才可以运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

四、小结

目前，我国公司法对关联交易的约束远远跟不上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因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有着广阔的适用空间。运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于适当的时候揭开面纱而追究责任，能切实保护债权人，规范关联交易的运作。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一方面，它主要运用在从属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上，对于从属公司自身及其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尚需要综合运用其它方法和立法经验。如对控制股东课以诚信义务，赋予公司少数股东以特定形式的诉权，通过相关立法，对关联交易予以专门的调控等。另一方面，否认公司法人格制度本身也具有方法论上的缺陷，“揭开公司面纱”而否认法人格，只是法院对母公司或控制公司课以无限责任的一种手段，它自身并未表明发生这种责任的原因。各国对其适用所持的谨慎态度足以说明这一点。

此外，法人格否认制度从时间上看属于事后办法，对关联交易的规制还有如信息披露制度、股东大会批准制度、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统一财务报告制度等事前办法。因此，在将来公司法的修订中，应全面运用事前、事后规制办法，综合考虑债权人、少数股东等多方面的利益保护，让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和其它相关制度结合，充分适应我国的“水土”，发挥其最大效用。

注释摘要：

1张开平著摘要：《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探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2周小明著摘要：《信托制度的比较法探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3「日」大隅健一朗，转引自朱慈蕴著摘要：《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4朱慈蕴著摘要：《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5转引自陈现杰著摘要：《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述评》，载于《外国法译评》，1996

6蔡立东摘要：《公司人格否认论》，载于《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7朱慈蕴著摘要：《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31页。

8深沪两个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则》（2001年修订版）

9参见李明辉摘要：《试论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制》，载于《证券市场导报》2000

人格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人格权制度;完善;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

人格权是现代世界各国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随着社会的进步愈来愈为各国所重视。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其含义有三方面:1.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1]。所谓固有,是指自然人出生、非自然人成立之日起,他(它)们就享有人格权。而且人格权的取得无须民事主体积极的作为,而且由法律直接赋予;2.人格权是民事主体维护人格独立所必需的,人格独立是人区别于普通动物而成其为“人”的根本标致,人格权是自然人人格独立的重要保障;3.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人格利益,是民事主体就其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生命、健康、姓名或者名称、名誉、隐私、肖像等所享有的利益的总和。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就非常重视对人格权的保护,不仅将“人身权”独立作为一节,而且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公民、法人的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这种对人格权的尊重和保护的态度使得《民法通则》在海外赢得了“中国的人权宣言”的美誉。可以说,《民法通则》的颁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主法制事业的进程,标志着中国的人格权制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事实也证明了近二十年人格权也确实解决了大量的人格权案件,更好地保护了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另外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人格受侵害的可能性日益增大,而人们自我的保护诉求方同时增大,因此,在当前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加强并完善人格权制度是完善我国民法立法的重要步骤。人格权在今后的发展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民事立法

(一)我国民法典应规定一般人格权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采取了列举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方式,对公民和法人的各项具体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但并没有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一般人格权在立法上正式出现于1907年公布的瑞士民法典。二战后德国法院发展了“一般人格权”达到概念。时至今日,许多国家或法律上或学术界都承认一般人格权为完善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一般人格权是指公民和法人享有的概括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等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并由此产生和规定具体人格权的基本权利。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相比较,有以下法律特征:1.主体普遍性。一般人格权不为公民所独有,法人也享有一般人格权,而具体的人格权则不同,有的为公民所独有,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2.权利客体的高度概括性。一般人格权的客体是一般人格利益。一般人格利益包括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但这些人格利益不是具体的人格利益,而是高度概括的人格利益;3.权利内容的广泛性。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包括具体人格权的内容,但对于具体人格权所不能包含的人格利益,也都包含在一般人格权之中。它不仅是具体人格权的集合,而且为补充和完善具体人格权立法的不足提供切实可靠的法律依据。人们可以依据一般人格权,对自己的人格利益遭受损害,但又不能为具体人格权所涵盖的行为,依据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规定,寻求法律救济。一般人格权还具有三项基本功能:1.解释功能。由于一般人格权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性,使它成为具体人格权的母权,决定各项具体人格权的基本性质,具体内容以及与其他人格权的区分界限;2.创造功能。人格权是一种“渊源权”它是具体人格权的渊源权,从中可引起具体的人格权,近些年来一些新的具体人格权利的产生,无一不是依据人格权的渊源而创造出来的;3.补充功能。一般人格（整理）权也是一种弹性权利,具有高度包容性,即可概括现有的具体人格权,也可创造出新的人格权,还可对尚未被具体人格权确认保护的其他人格利益发挥其补充的功能,将这些人格权益概括在一般人格利益之中,以一般人格权进行法律保护。当这些没有被具体人格权所概括的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即时依侵害一般人格权确认具为侵权行为,追究侵公责任,求济受害人[2]。而在我国《民法通则》中仅规定具体人格权,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这就严格限定具体人格权的范围,从而使人格权制度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并使对一些新的人格利益或于各种具体人格权不完全相同的人格利益,难以获得法律保护,而且仅有具体人格权制度。没有一般人格权制度在体系上是不完整的,并难以解释对具体人格权保护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正视人的地位,要发挥人的作用,要满足人的利益,要体现人的权利,要维护人的尊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最根本的利益,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一切首先需要我们在立法上给予一个保障。需要一个更全面,更开放,更完善的人格权制度。而这也是人格权制度发展的时代机遇和基础。综上所述,确有必要在民法上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从而促使人格权制度日趋完善。另外我认为要想更有利于全面保护自然人、法人的人格利益,人格权主体也应扩张。

(二)人格权主体应扩张

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从野蛮时展到文明时代,伴随着人格权的主体也在不断扩张,全面化。从最初古罗马时期只有自由民才具有权利能力,而且还因身份差异享有不同的人格权。至近代基于“天赋人权”的哲学,人格仅抽象地赋予每一自然人。而法人享有人格权则是到1907年瑞士民法典最先确立的。依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人格权的主体应包含自然人、法人、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合伙。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即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同时成为人格权的主体,。而当自然人死亡、民事权利消灭时,其人格权主体的资格也同时消灭。这就意味着自然人未出生前即胎儿期和自然人死亡后不得享有人格权,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胎儿还是死者,其人格利益受侵害的案例屡见不鲜。在这里笔者认为人格权的主体应扩张,应肯定有生命却不具备法律资格的胎儿的人格权。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尚未出生,尚系母体之一部分,当然不能成民事主体,但是,对于胎儿只因出生时间的纯粹偶然性而否定其享有权利,尤其是生命健康权等人格权,这是不公平的,由于不承认胎儿具有生命健康权等人格权,我国司法实践中屡屡发生胎儿遭受侵害而在其出生后无法对加害人请求赔偿的事例。而且现在许多国家都开始重视对胎儿身体和健康利益的保护。纵观各国法律保护胎儿利益的立法模式共有三种:一是绝对主义。即绝对否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不能成为人格权的主体。1964年《苏俄民法典》和我国《民法通则》即采用此种立法模式;二是总括的保护主义(概括主义)。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之保护时,视为其已经出生。瑞士民法典和我国台湾民法典作此规定;三是个别的保护主义(个别规定主义)。即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但于若干例外情形视为有权利能力,能成为人权利的主体。法国、德国和日本、美国民法典有此规定。德国高等法院1952年针对一个婴儿的母亲在受孕之前由于医院方面的疏忽,而使毒素进入她的血液之中致婴儿受到传染的诉讼案件,判决胎儿有权在不受别人的疏忽造成伤害情况下被生下来,医院应承担赔偿责任[3]。美国法院则在著名的辛德尔案中确认未出生的胎儿在遭到“人身伤害”时,可视其为“人”而为补救的目的在其出生后就其出生前所遭受的损害提出诉讼[4]。在这三种立法主义中,我认为绝对主义于保护胎儿利益为最次。笔者主张应改变立法主义,采取个别保护主义,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但于若干例外情形下有权利能力。如母亲受孕期间胎儿受到伤害时,胎儿可享有生命权、健康权等。可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当然如果承认胎儿享有人格权,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如与我国的计划生育制度产生冲突,这也是今后需要我们完善的地方。

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人格权主体的扩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论点。比如近几年许多学者认为人格权主体应扩张到动物身上,“人”享有人格权,动物也应享有“物格权”,也许这符合民法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至少目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二、具体人格权制度的内容拓展

随着人格权观念的深化,民法理论和实务逐步将一些人格利益确认为具体的人格权利形态,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不断宽泛,具体人格权不断增多。但是仍有一些已被人们所认识但我国民法没有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在这里我认为具体人格权应该增加如下一些种类:

(一)信用权

《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信用权,在最高法院有关人格权的司法解释中也没有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信用权的保护是放到名誉权中来进行的。那么,信用权在民法典中是不是有独立的地位呢?对于信用权应当规定为独立的人格权。在名誉权中保护信用权,其实就是对法人名誉的保护或者个人名誉的保护中,包括对经济能力的评价的保护。名誉权保护的,是对民事主体的客观的综合评价。如果民法典仅仅规定名誉权而不规定信用权,继续采用以保护名誉权的方式保护信用权这种间接保护方法保护信用权,对信用权的保护就不够完善。

在实践中,对信用权的保护和对名誉权的保护是有区别的。一个人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就要编造虚假事实,如果是在传播一个真实的事实,没有加以诽谤的话,则不构成侵害名誉权。但是信用权不同,如果涉及到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方面的评价,尽管陈述的是一个真实事实,也可以构成侵害信用权。这是因为,现代商品社会对信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信用的保护也必须越来越具体。因此,对信用权的保护必须更为严格,与一般的名誉权保护是不同的。

(二)环境权

在21世纪制定民法典,应当关注社会的最新发展,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而环境权成为当代法律特别是当代民法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日益受到重视,被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而规定,承认人类有免受污染和在清洁空气和水中生存的权利,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享有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因此,在我国的民法典人格权法中要不要规定环境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环境权的内容中存在一些公权利的内容,但是它的私权利即人格权的内容是不可忽视的,人格权法应当规定保护人的环境权,规定环境权的内容是“自然人享有健康居住和清洁、卫生、无污染的自然环境的权利”,同时也要规定在必要的限度内负有相应的容忍义务。

(三)形象权

近年来,民法学界对形象权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于形象权如何界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规定狭义的形象权,认为形象权实际上就是由于法律对人体形象以肖像权进行保护的不足而设立的权利,因为肖像权主要保护的是自然人的面部形象,因而对超出面部以外的人的形象就无法进行保护。对身体面部以外的其他部分的形象的保护,就是形象权的任务。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规定广义的形象权,法律不仅保护人体形象,还应当保护以下形象:1.人的动作形象;2.法人形象;3.表演者的形象;4.建筑物的形象;5.著名卡通人物的形象等。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规定一个适中的形象权,对于建筑物的形象、法人的形象和卡通人物的形象,分别由不同的法律进行保护,而不能泛泛地都由人格权来保护。

规定形象权,应当采纳第三种意见,不能将所有的形象问题都由（整理）人格权来保护。首先,法人形象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因为法人只具有抽象的人格,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个体,没有自己的形象,而一般所讲的法人形象,实际上就是法人所在的建筑物的形象,因此不能承认法人享有形象权;其次,建筑物形象权,更多的是设计者和所有者就所拥有的建筑物外观享有的权利,如果将其认定为一种权利的话,更应当在知识产权的领域中解决,而不是人格权解决的问题;再次,著名卡通人物的形象权,应当是著作权保护的内容,不是人格权的内容,不应当通过人格权的方法进行保护。

因此,应当规定形象权的内容是:第一,自然人面部之外的形象的保护,例如手摸特的形象,身体其他部位的形象等等;第二,自然人的动作形象;第三,表演者的形象,例如,当前盛行的“模仿秀”,实际上是对演员形象权的侵害,损害的是演员的人格利益,应当通过形象权进行保护,没有经过演员本人的同意,擅自模仿其他演员的表演形象,进行营利演出,就是侵害演员表演形象权。对于以上自然人的形象,应当通过人格权的方法进行保护,认定属于形象权的范畴。

(四)安宁权

安宁权主要指人们在生活中获得安宁而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骚扰电话,不定期的发放各类不堪入目的传单,未经允许的上门推销和家庭问卷调查,皆使得人们的生活陷入不安宁的状态,扰乱了个人和谐有序的生活秩序,从而侵害其安宁权,我国法律虽未直接规定保护自然人的安宁权,但毫无疑问,任何自然人都必然在一定范围的时空中行为。在特定的范围内任何自然人都有自由支配时间,选择自我生活方式的权利,这权利就体现为对自然人生活空间的延伸性保护,如隐私权和安宁权。谈到这,我不得不提出法学界的一种观点,许多学者认为对安宁权的保护应为隐私权所涵盖。我认为,自然人在一定空间时间内选择安宁生活的权利称为安宁权更为贴切。隐私权所包括经历、秘密、私人空间内的行为方式等,其保护领域与安宁权是有所区别的。此外,由于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可能还会出现许多新的权利概念,比如说性自主权,平等就业权,休息权等等。这些在未来可能都会上升为具体人格权。

三、与人格权制度相关的两个问题

(一)关于人格利益商品化

人格利益的商品化,是当代社会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已具有商业价值的姓名、肖像、虚构或者创造出来的人及动物形象、个人签名、动作风格等)不仅可以自己专有使用,而且还可以允许他人使用并获得报酬。这种人格标识的商品化的权利,就是商品化权,即美国法上的公开权。严格的说商品化权不属于人格权,它是一种界于民法上的人格权与著作权,以及商标权、商号权、商誉权与版权之间的边缘领域。

公开权的概念在实践中又有发展,“公开权即自然人对人格标识的商业控制权,如姓名、肖像,还有在某些案例中的声音。总的来说它被认为是财产权,可以通过登记或转让取得。”[5]在美国有一半左右的州明确确认了公开权的概念,还有的州把它作为隐私权的一部分加以保护。在《侵权法重述(二)》中,对公开权的侵犯同不经授权使用他人的姓名和肖像类似。还有的州通过商标法、著作权法、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公开权[6]。

根据美国的立法和判例,公开权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对姓名使用的保护、对肖像(静止形象)使用的保护、对声音使用的保护、对真实表演的保护、对虚拟角色的保护。公开权保护的意义在于:可以保护在世的自然人基于其名声产生的经济利益;使人们可以保护自己的名声不被无偿使用;禁止无权之人从他人的努力和名声中不劳而获。

在美国公开权的救济要件包括:

1.原告拥有公开权,否则无权起诉,原告须举证他属于下列主体之一:

(1)公开权的原始主体,即自然拥有者;

(2)公开权的受让者,即经前者转让和许可拥有权利者;

(3)继承人,他必须证明两点:他作为继承人已经向有关机构进行了登记;没有超过公开权的保护期。

2.存在被告未经原告允许而为的行为。

3.被告行为可能造成原告商业价值的损害。每个人都拥有公开权不受侵害的权利,无论其以前是否对其进行过商业利用,只要被告有对原告公开权侵犯的行为,无论侵害者是否获利,都视为对公开权人的侵害。

公开权的救济方式包括:

1.禁令救济,有永久性禁令和预备性禁令两种,指由公开权人申请法院颁布命令,禁止被告实施侵害行为。

2.进行损害赔偿,如美国法学会《反不正当竞争法重述(三)》第四十九条规定:原告的公开权受到侵害所获得的损害赔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被告盗用原告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所造成的金钱损失;二是侵权行为人因其盗用行为的金钱所得。原告可以选择二者中数额较高的一种,一定情况下也可能在请求返还被告因侵权所得净利润的同时,再获得原告自身损失的赔偿,后者主要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及精神损害赔偿。

从上文分析看出,公开权是美国法律制度的产物,由于法律发展背景不同,我国并不能将其全部拿来为我所用。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公开权从隐私权中发展而来,并独立于隐私权,成为一种财产权,特别是它所具有的可转让性、可继承性和受到损害后的救济制度,使得传统人格权制度在变化中适应了商业化社会的需要,有利于对人格利益和价值的全面维护。在这方面,公开权制度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我们可以参考公开权的制度,规定商品化权,允许自然人对自己的姓名和肖像等人格标识进行部分转让,进行商业化开发,并收取相应的报酬。如允许本人对姓名权的商业化开发和投资;允许本人授权他人出于商业目的使用姓名和肖像,且对授权协议的内容和性质加以规范和明确;增加对商品化权所蕴含经济利益继承性的规定,明确继承人的范围、取得权利的要件、继承权的保护期限、继承权的丧失等问题,以加强对商品化权经济利益的保护。对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姓名和肖像的,除精神性的赔偿外,规定具体的财产损害赔偿制度。

(二)进一步完善网络环境人格权的保护

（整理）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给人类的交往和信息获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就人格权而言,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格权在网络环境下个人的人格权具有不同于现实生活中人格权的特点例如个人姓名、职务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隐私,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隐私,另一方面,个人隐私更易遭受侵害,而且侵害后果更严重。在网络环境下,个人隐私由大量的个人数据体现出来,因此,个人数据的保护是目前网络隐私权保护最重要的内容。计算机网络技术使得个人数据更容易传播,复制、滥用、从而使个人隐私也就更容易被非法获取和扩散。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人们的权利,我们应尽早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网络环境下人格权的保护。另外,在立法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增加常规法律技术性,即与高科技的网络技术相接轨。“立法者不懂技术,技术人员又无权立法”这就使得现行的一些网络法规与实际相脱节,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可言。法律也就很难见到实施。所以,应该加强立法者与技术人员的相互沟通,以便制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网络法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人权保护的逐步重视,那种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财产权益的拜物教观念已经过时,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重视精神创伤、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所以,在当代民法中,人格权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形成了与财产权相对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立法理念,就需要将人格权制度设计放在重要位置。特别是现在《物权法》已经出台了,我们就更应该注重人格权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10.

[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一庭.北京民事审判案例精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

[3]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204.

[4]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82.

人格制度范文篇7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disregardofcorporation）源于英美法，英美法系国家又称其为“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ionveil）。一般是指在特定情况下，当适用法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会带来不公正时，法律不考虑公司的特性，直接追究为公司法律特征所掩盖的经济实情，在司法程序中责任特定的公司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义务和责任。①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最初为美国立法所首创。二十世纪初，美国法官Sanborn在“UnitedStatesV.MilwanleeRefrigerectorsTrainsityCo.”(142F.2d247,255C.C.E.D.Wis.1905)一案中的判决写道：“．．．如果确定一种原则的话，那就是，公司被作为一种法律实体（alegalentity）是一般原则，除非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但是，法律实体被用来妨碍公众便利、庇护不法行为，保护欺诈或者包庇犯罪行为时。法律将会视法人为无权利能力的数人组合体（个人合伙）．．．”②由于这种原则和例外已被作为否定公司法人资格的一种司法规则而被固定下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设立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以后为德、法、英等国家和地区所仿效。大陆法系国家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在美国法院首倡之后，在判例中陆续得到确定的。德国称其为“直索”制度，即是在特定情况下，法院可以令债权人穿越法人的独立人格，向其背后的股东直索，法院赋予债权人“直索权”。德国联邦法院在BGHZ10.205.54.222.380等判例中指出。“一般不轻易置法人独立人格于不顾，但如果生活实际现象及事实均有排除法人权利的主体独立性之必要时，应不考虑法人的独立人格。”③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则将其称为“否认法人格”，日本学者森木滋在《论人格的否认》一书中所述极为简便鲜明：“如果法人之设立出于不法目的，或有违建立法人制度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根本价值，法律自然有权剥夺法人的人格而否认之存在。”

从以上各国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价值，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首先体现了法律对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当一项业已确立的制度适用的结果违背了法律确立该项制度的本来意图，甚至完全走向其反面，进而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时，法律对正义的追求要求对其进行修改。其次，这一制度的确立和适用有力地维护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使得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衡的股东、公司、债权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又趋于平衡，从而在新的条件下维护了交易的安全，充分体现了公司法维护股东、公司、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的一致性。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表明了法律这样的一种价值取向，法律既应充分肯定公司人格独立的价值，将维护公司独立法人人格作为一般原则，鼓励投资者在确保他们对公司债务不承担个人风险的前提下大胆地对公司投入一定的资金，又不能容忍股东利用不正当的活动，谋取法外利益，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必须的、有益的补充，使第三者在相互的张力中，形成和谐的功能互利。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特征

要正确的把握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应该分析其特征，以下笔者就从五个方面分别论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特征。

一、公司业已取得法人资格。公司已经按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完成了法人登记，成为合法的法人。只有这种合法的公司法人才能成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作用对象，也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于法人瑕疵设立责任制度相互区别的根本依据。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仅存于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它不同于法人否认说。法人否认说是界定法人本质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从根本上否认法人的客观存在，是从理论上对法人制度的一种否认。也不同于公司的强制解散，即国家主管机关依据职权对公司法人的全面的永久的剥夺，公司因此而不复存在。④有些学者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包含“国家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彻底剥夺，即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取缔”，⑤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仅限于对公司个案的、一时的和相对的否定，并不影响公司的继续存在，因此并非法人人格的根本否定，而且一般是因为公司的滥用法人人格而对债权人的补救或者是因为公司实施了违法行为而对其实施的制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效力是对人的，而非对世的；是机遇特定原因的，而非普遍适用的。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既保护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又保护了公司股东利益；既可以由公司债权人提起，也可以由公司股东提起，其适用的结果不必然由公司股东直接承担。前者是一般，后者是特殊。一般情况下，通过否认公司法人独立人格，使公司人格和股东人格归于同一，责令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负直接责任。特殊情况下，公司股东为保护自身利益主张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则通过部分限制适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原则，将已经由分离原则确立的公司财产。依据衡平和正义的理念，重新确立为公司股东的财产。特殊情况包括两种，一是德国的《股份公司法》规定了子公司股东向母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要求赔偿。该法第三百零九条第二款规定，“如果他们（母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了其义务，那么，他们应作为总债务人对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负赔偿义务。”该法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如果股东受到损害，那么支配企业应对他们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负有赔偿义务。”另一种情形是美国公司法中的“反向刺破”，它是指公司股东在诉讼中主张公司的独立人格应当被否认。⑥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个人股东与法人股东适用有所区别。德国《股份公司法》第三百二十四条规定“母公司负有对已加入公司产生的其他结算亏损给予补偿的义务，只要此种亏损超过了基本储备金和赢利储备金。”在股东是公司比股东是个人更容易“刺破公司面纱”已成为传统的看法。

五、在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时，直接承担责任的股东应具备公司支配力。所谓支配力是通过决策体现出来的。负有承担责任义务的应是所谓的积极股东，只有积极股东，才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可能性和机会。而消极股东是相对应是指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或有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但不能或不愿意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与其无关。⑦另外一些非股东如董事、经理因其同样具备对公司的决策权，亦有可能成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责任的承担者。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

一、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主体条件，包括法人人格滥用者和法人人格否认的主张者。不存在滥用者就无适用对象。一般而言，法人人格滥用者应限定在公司法律关系的特定群体中，如前文所述，即必须是该公司的掌握实际控制能力的积极股东与董事、经理。而主张者应是法人人格滥用的受害者。

二、有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存在，而公司法人人格利用者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包括滥用法人人格规避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它分为以下几类：1、利用法人人格规避法定义务。这通常是指受强制性法律规范的特定主题应承担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但其利用新设公司或既存公司的法人人格，人为地改变了强制性法律规范的适用前提，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⑧2、利用法人人格规避约定义务或侵权义务。较常见的情形包括：（1）负有竞业禁止义务等契约上的不作为义务的主题，设立由自己支配的公司来实施这些行为，以规避自己的义务；（2）通过设立公司，逃避个人合同义务；（3）负有巨额债务的公司支配股东为逃避债务而解散公司或新设立一公司并转移财产于新公司，使得原公司空壳化；（4）一些经营高风险的公司为了分散风险而将一家公司分割为数家公司，以逃避可能发生的侵权债务。3、公司资本金不足，或虚假出资。因而引起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在合同之诉中与侵权之诉中有所不同。合同之诉中，除非股东存在欺诈行为，并且使得侵权人受骗，否则法院一般会认为侵权人不作调查，应当自行承担经营风险。而在侵权之诉中，因受害人不能预见自己将受到何人侵害，更无可能预见加害公司因为资本金不足会对自己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法院通常会对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公司否认其法人人格。⑨4、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即公司与股东完全混同，在债权人看来股东与公司混为一体，难以区分。如公司与股东或母子公司、姊妹公司之间的财产混同，公司集团内部各个公司业务混同，组织机构混同等。

三、法人人格滥用行为造成了民事损害，并且滥用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若公司股东的行为有悖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宗旨，但没有造成任何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损害，没有影响到平衡利益关系，则不能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去矫正并未失衡的利益体系。另外，还要求受损害的当事人必须能够证明其受损害与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不正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⑩

另外，在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是否需要主观标准上存在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主观滥用说指判断行为人是否滥用了公司法人人格时采用与客观相结合的标准，不仅要求在客观上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而且要求在主观上也是故意的心理状态，过失不导致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如德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六条“行使权利，以对他人施加损害为而获利的，是不允许的。”然而法人人格滥用是一种法律规避行为，行为人手段往往十分隐蔽，要求受害人证明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是很困难的。因而主观滥用说从法律技术上讲，很难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公平的作用。而客观滥用说是指在判断行为人是否滥用了公司法人人格时，只要从客观方面进行判断就可以了，不必考虑主观人心理状态。如瑞士民法典第二条第二款“权利明显的滥用不受法律的保护”并未强调行为人应具备主观故意。由于客观滥用说大大减轻了受害者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因此越来越少的国家主张客观滥用说，即使是主观滥用说的创始国——德国在起司法实践中也逐渐采用客观滥用说。

总而言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完成就应当及早建立我国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注：①②：刘兴善《商法专论集》台湾汉荣书局1982年版第272页

③：王利明《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若干问题》《政法论坛》1994年第三期第87-89页

④：孔祥俊《公司法要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216页

⑤：石少侠《公司法教程》中国人民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⑥：刘耀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特征及在中国的适用》《经济与法》2000年第9期第8-9页

⑦⑨：朱慈蕴《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条件》《中国法学》1998年第5期第73-88页

⑧：黄丽萍《公司法人人格与法人人格否认》《行政与法》2002年第6期第85-88页

⑩:朱慈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与公司社会责任》《法学研究》19da198年第5期第83-100页

参考书目：朱慈蕴《公司法人否认法理研究》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刘兴善《商法专论集》台湾汉荣书局1982年版

孔祥俊《公司法要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石少侠《公司法教程》中国人民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徐晓松《公司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人格制度范文篇8

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第1款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从而确认了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即法人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社会组织。公司具有法律所赋与的独立法人人格，使公司独立于股东，以自己的名义和财产从事民事活动，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成为可能。公司法人人格的后果是使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股东投资的财产与公司所有的财产相分离，股东在享有公司可得利益时，仅以其投资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股东的有限责任可以保障股东在投资后，不会因为公司的经营决策的失败，就公司的债务而影响其个体的利益，使股东取得预期利润成为可能，减少了其投资经营风险，提高了股东作为投资人的积极性，使得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得以扩大，实现法人制度的社会经济价值目标，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存在的缺陷公司具有人格是一种抽象概念，公司是股东实现取得利益的一种形式，公司在经营上仍要通过股东的行为开展经营活动，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受控于股东的行为，公司在经济上不可能独立于股东。如股东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必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的实现而滥用法人人格制度。在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由于缺乏维护自己利益的法律保障，而得不到法律救济。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公司法人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而不否定公司法人人格，必将对社会公正、正义的实现产生影响。为了杜绝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发生，及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进行司法补救，必须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进行处罚和限制，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进行补救，这种情况下，就产生和发展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最早为美国立法所首创。1993年我国公司法颁布，确立了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制度基础，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了股东的投资风险，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实践中，同进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使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成了一些人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主要表现在：（1）出资不实。公司的出资者在设立公司时，未按公司法的要求出资或在出资后抽逃资本，使公司清偿债务能力减弱，而股东却以公司有限责任为由拒绝承担清偿责任。（2）脱壳经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在资不抵债或为逃避债务，将公司的优质资产通过重组、分立、设立子公司等方式成立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公司，损害债权人的利益。（3）人格混同。公司与股东应是两个法律主体，但在我国实践中，很多股东将公司与股东混为一体，公司与子公司资产混同，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混同，任意转移公司的资产，往往现穷庙富方丈现象。（4）不当控制。股东利用其公司的控制作用，经公司名义承担个人债务，挪用公司资产，为股东个人利益让公司负担与其经营无关的风险，或从事非法活动，损害公司或债权人利益。为遏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根据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滥用权利原则”，成为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依据，此外我国也曾作出过相关批复、司法解释，以弥补企业法人制度的不足，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对债权人因此遭受损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的法律救济不足，权利人的权利难以保护，故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势在必行。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指在不否认公司具有法人人格的前提下，对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因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从事不当的行为，导致公司的债权人受到损害的，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股东偿还公司债务。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目的是通过相对地否认公司法人人格，使公司的股东对其过错行为对公司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直接承担责任，制约股东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其本质是为了防止利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来规避法律，从而逃避其应承担的法律和合同义务，保障债权人及其它合法权益人的合法利益，使法律形式的公平与实质公平相统一。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但如不恰当适用，会导致法人制度处于不稳定状态，无法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也违背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创立的目的。故正确认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要件，有着重要意义。具体而言，笔者认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①法人人格合法存在。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基础。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并不是对合法法人合法、有效存在的否定，而是对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否认。②股东有不正当使用或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使用的前提。③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④滥用公司人格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⑤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才适用。否则就违背了法人人格制度。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立法上的不足及完善我国新修订颁布的《公司法》从立法角度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存在着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立法中得到完善。（一）未明确规定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条件。公司法第二十条虽规定了当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应当规定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权人损害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如在公司财产足以清偿债权人损失时，由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有悖于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法人人格制度。（二）对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不仅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有时也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公司法中仅规定股东因其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滥用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情况下，股东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却未作规定，而实践中因股东的滥用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却很普遍，公司法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中的漏洞，使股东合法对其滥用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害逃避的赔偿责任。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不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否定，而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必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诚信社会的建立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参考书籍1、李国光《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2、周卫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浅论》

人格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公司法人人格独立有限责任直索人格否认

一、引言

2001年12月11日我国已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对我国的工业、农业、第三产业都将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但更深层次的冲击是发生在体制层面，尤其是经济商事立法方面。我国现行《公司法》虽曾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其离WTO体制及国际惯例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适用于司法审判实践时亦有捉襟见肘之虞，故在诸多方面亟待修改和补充，公司法人人格理论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就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所存缺陷及如何完善略陈管见，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二、现行《公司法》确立的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及缺陷

1993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颁行后，公司法人制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模式在我国被确立了下来，而该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成为能独立对外承担责任的民事主体。

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实质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有独立的财产，即股东的出资形成为公司的财产，公司以其代表人的名义独立行使对该财产的权利。二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即公司以其全部独立的财产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责任，而公司的股东与公司的债权人并无直接联系，其仅以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这种有限责任不同于民法上的一般有限责任，此处的“有限”不是指作为债务人的公司仅以其部分资产清偿债务，而是指公司在以其全部资产承担偿债责任后，即使公司所负债务仍然不能得以全部清偿，公司的债权人仍不得请求公司的股东承担超过其出资义务的责任，公司也不得将其债务转移到其股东身上。⑴我国《公司法》第三条就此作出了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负责”：“股份有限公司是指将公司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股份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负责的企业法人。”因此，公司法上所说的有限责任确是针对股东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清偿债务的财产的有限性、特定性，而意味着责任的不可转换性，股东责任的受限制性，这就和民法上的一般有限责任的含义严格区别开来。而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公司的人格与其成员的人格的分离，乃是有限责任产生的前提，不理解公司的独立人格，也就不能理解公司的有限责任。⑵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是以法人人格独立为其基本理论依据和制度建构基础的。

法人人格独立作为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因其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了股东的投资风险而对刺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商业风险，它所做的只是对商业风险的一种安排与分配。从股东、公司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说，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就像一道面纱，把公司与股东隔离开来，避免了公司债权人对股东的直接追索，这样，当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债权人的利益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可见，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最大缺陷便是削弱了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无形中把一定的商业风险从股东身上转移到了公司债权人身上。⑶尤其是当公司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影响与控制而滥用公司的法人人格以侵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时，因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和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存在，债权人不能对公司股东直接提出赔偿的请求，使得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侵害公司债权人的责任豁免符，这显然不符合法律公平、正义之意旨。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在股东、公司、公司债权人三者之间的风险安排上，便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可谓是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有违设立该制度时所秉的风险分摊、鼓励投资的初衷，为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现象提供了滋生的沃壤。

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现象

公司法人制度是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同样，作为破坏公司法人制度的主要形式之一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也是没有国界的。随着现代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的跳跃发展，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公司形骸化的现象亦在我国随机而生，其主要表现形式有：

1、公司独立法律地位似有实无

依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依法设立，即具有法人资格，拥有独立的财产，并以其独立的财产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但我国诸多公司实质上并没有割裂公司与股东的联系，公司财产的独立性不存在，公司实质上并未拥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如有些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就由其母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尤其在上市公司中，因这类公司绝大多数都是由一家企业作为主发起人改制后募股设立的，上市公司与主发起人股东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加之我们是个过分注重地缘人情的民族，容易在公司资产、财务、机构、人事等方面呈现公私不分的混乱状态。⑷同时，由于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无限制，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夫妻、父子、亲朋好友共同举办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有限责任公司表面上是由二人以上共同出资，实质上是虚构股东，只有一个投资主体，是“一人公司”。这类公司打着公司的招牌，名义上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而当公司亏损时，则主张股东只负有限清偿责任，逃避债务的承担，将经营的风险全部转移给无辜的债权人。

2、注册资金不实，法人人格自始不完整

公司资产是指可供公司支配的全部财产，其中包括由股东出资构成的自有财产即公司资本，这是公司能否正常运转和承担责任的重要保证。为稳定市场秩序、防范商业欺诈，我国《公司法》将公司资本规定为法定资本制，要求奉行资本确定、资本不变、资本维持三原则，刻意强调公司注册资本和营运资本自始真实可靠。但由于股东出资方式多元化的存在（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除了可现金出资以外，还包括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及注册资本审查机制不够严谨，当股东采取非现金出资的方式时，常常会导致出现出资不足或不到位的情形。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注册资本不实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发起人虚假出资，骗取登记机关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实际上并无发起人出资或出资不实。二是开办者先投入注册资金，待法人成立后，抽逃出资使企业成为空壳，也就是俗称的“皮包公司”，其股东设立公司目的纯粹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追求无本万利。

3、章程违法，组织机构不完备

依公司立法的原旨，公司章程应是公司的宪法性文件，但在我国公司的实际运转中，它的神圣性和约束力并未得到体现。⑸问题存在于许多公司的章程条款本身违法，却以经股东会通过并在工商机关登记为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有的公司章程所列的经营范围超出了营业执照准定的范围，有的公司章程中规定董事长在公司重要事项的议程中享有两票表决权等。此外，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三会”制，本意是想推行分权制衡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但在实践中，许多公司却视之为繁文缛节，常常敷衍了事：开股东会是走过场，董事会形同虚设，监事充当附庸，真正在公司中行使职权的不过是董事长、总经理两三人而已。无庸置疑，独立的法人人格在上述公司中已然失去其制度价值，沦为了个人借以从事商业欺诈、逃避债务承担的工具。

4、其他滥用法人人格规避法律义务的情形

有的公司负债累累，却不清理、注销，而是将企业现有财产抽出举办新的企业，把债务包袱甩给原企业，俗称“脱壳经营”。有的公司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实则带走优良资产，留下巨额夙债来搪塞债权人，上演“舢板逃命，大船搁浅”的闹剧。⑹有的公司设立多家子公司，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实际上资产大都暗中聚积于母公司，子公司能用以清偿债务的财产十分有限。有的公司利用设立的多家子公司向银行借贷，互相提供担保，骗取银行资产，或利用多家子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恶意收购等等。

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推行和发展公司制的情况来看，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观念上将公司的独立人格绝对化，以至于不适当地认为股东在任何情况下均对公司债务不负责任，从而为个人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从事上述不法行为提供了可趁之机，造成对债权人和社会公益的损害。为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流行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在特殊情况下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而由股东直接承担责任，以弥补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先天缺陷。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基本内容及适用

为保证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正常功能，并尽量避免其弊端，在股东、公司与公司债权人之间达成适中的平衡，作为对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与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制度的补充与修正，西方各国相继在公司立法和审判实践中引入了公司法人人格否人理论，典型的有如英美法系提出的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theveilofthecorporation）和大陆法系推行的直索（Durchgriff）。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基本内容

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theveilofthecorporation），又称刺破法人面纱（Pieringthecorporartion‘sveil）或公司法人人格否认（disregardofcorporatepersonality），指的是为防止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和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制度因被滥用而产生的弊端，以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审判人员可基于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在诉讼个案中否认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以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而要求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⑺

直索（Durchgriff），也被认为是严格责任，在涵义上与英美国家“揭开公司面纱”相同，即于特定情形下，法院可不顾公司的机能，使债权人得以突破公司的独立人格，径直向公司法人背后的股东追索。按台湾学者黄立的解释：“直索是指法人在法律上之独立性排除，假设其独人格并不存在之情形，法律政策上采纳直索理论乃是为了排除法人作为独立权利主体之不良后果。”⑻

直索或揭开公司面纱均是在特殊情况下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主体资格，要求公司的股东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责任，但这并不是要否定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一般原则，而只能作为特殊情况下的例外适用。因为强调公司的独立主体资格，将公司与公司的股东、公司财产与其成员的个人财产分开，是使公司能够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的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动力所在，故这一制度作为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⑼但为防止公司的股东基于不正当目的滥用公司形式，逃避债务和其他义务，以切实维护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又应当采纳直索责任作为该制度的必要补充。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适用

由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措施，因此对其适用应规定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就是指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情况，即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本质表明，公司不过是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最终的利益还是要落在公司所有者股东身上，公司法人格否认实质上是民法中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所负的有限责任向最初自然人的无限责任之“复归”。所以，民法中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当同样适用于公司法人格否认。据此，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要件可归纳如下：第一、主体要件，能够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请求的一般为公司法人人格滥用的受害人。这是因为，揭开公司面纱法理的设计是在个案中，基于某一特定的法律事实，通过司法途径对因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进行救济，从而追究公司法人人格滥用者的严格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因此，适用刺破公司法人面纱的法理，必须有原告申请适用该法理的诉讼请求。而有权提起这一诉讼请求的，当然应该是法人人格滥用的受害者。所以，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对那些出于维护自己利益曾利用公司法人人格的人（如股东、董事等）以图回避法人人格的法律效果而申请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应该不予支持。但是，当股东申请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符合诚实信用、公平正义的原则，并不因此导致权利之滥用及公序良俗之违反时，也可例外地允许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主张法人格的否认。

第二、行为要件，要求客观上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表现为对公司具有实际支配力的股东（dominantshareholder）利用公司法人人格作为逃避债务、规避法律责任或从事非法活动的工具，并对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害。⑽

第三、程序要件，能够作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我决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审判机关，只有法庭才能根据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受害人的申请，通过诉讼程序作出法人人格否认的判决，其他任何主体都不享有这个权利。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严肃性和审慎态度，以更好地维护公司法人制度。

至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是否需要具备主观标准，在大陆法系国家有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之争。但鉴于主观滥用意图举证的巨大困难使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客观滥用说逐渐成为通说，即无须证明股东的主观滥用意图。

五、我国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借鉴展望

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在八十年代开始建立，公司法人制度的经典-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在我国公司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随着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现象的不断出现，公司法人制度已面临来自其制度本身所存缺陷的严峻挑战，而迄今为止，我国的制定法中尚无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在司法审判上的适用。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法人人格滥用现象，由于立法界和司法界一直未能广泛承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而得不到相应的规制。随着“公司问题”愈演愈烈，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类现象，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立法界和司法界无法回避的问题。从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公司法人格制度的具体运行形态看，作为一种法律对策，引进西方公司制度中行之有效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人格制度进行补充、完善，并通过该法理的适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就经验积累而言，可先在司法审判中采取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待总结经验后再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一）适用法理于司法审判实践

由于我国立法未对公司法人格否认措施作出明确规定，我国亦无判例制度，因此司法审判在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时不可能引用最具针对性的条文以及判例。但在整个民法中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民法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权利滥用禁止”等，则是司法机关解决此类问题的基本依据。⑾参考国外有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学说和判例，结合我国公司法人制度推行以来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时，应重点规范下列行为：

1、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经营的物质基础，也是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总担保。公司资本不足，实质上就是将公司的经营风险转移给了公司的债权人，公司实际上已成为股东逃避债务责任的“空壳”。在这种情况下，应否认其公司法人人格，砸开“空壳”，让公司股东直接承担偿债责任。但公司所谓的资本不足，并不是指公司资本未达到法定的最低资本限额，因为像美国大多数州、我国台湾地区等并无明文规定最低资本限额。就是作出规定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的最低资本限额也通常数额偏低，不能与公司的经营风险完全相适应。因此衡量公司资本是否充足，应与公司从事营业的性质和所承受的风险相对照来判断。另外，公司资本不足，是指公司在设立时股东未缴纳足够的出资甚至虚假出资，或者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由于股东抽逃出资造成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而不是指公司在设立时有足够的资本，后来由于经营不善等合法原因导致公司资本减少。因此，当出现公司的资本与其营业性质和风险相比显著不足，或者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公司资本作欺诈性的虚伪表述等情形时，就应揭开公司的面纱。在美国的判例中，在以公司资本颇多少来决定是否揭开公司面纱时，还与公司债务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是合同之债，法庭通常不会以资本不足为理由揭开公司面纱，因为债权人缔结合同是自愿的，事先应当调查对方的资信情况，除非对方在缔结合同时虚报或隐瞒了公司的资本状况，有欺诈行为（这时，合同债权人就不是自愿的）；如果是侵权行为之债，受害人是被迫地成为公司的债权人，对侵权公司无法事先选择，法庭认为公司的营业风险高，而公司资本相应不足，就可能以资本不足为由，揭开公司面纱，让股东以个人财产赔偿受害者的损失。这一理论无疑是公正合理的，值得我们借鉴。

2、虚拟股东行为。多数国家公司法都明文规定设立公司的最低股东人数。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由五人以上作为发起人。但在实践中常有为获得公司注册而虚拟股东的行为，如以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等作为虚拟股东。这样就使得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上符合公司法的设立条件，而实际上成为“一人公司”。但我国现行法律不允许股东为自然人或者非国有投资主体的“一人公司”存在，因而除国有独资公司外，因虚拟股东而成为实质上的“一人公司”的，或者公司设立时股东人数符合法定条件，但由于有股东死亡或退出也成为“一人公司”且仍以公司名义继续经营的，应否认其法人人格，让股东直接对公司债务负责。同样，股份有限公司因虚拟股东而使发起人不足五人的（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除外），也应否认其公司法人人格。

3、公司人格混同。公司之所以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是因为严格贯彻分离原则，公司的财产和责任与其股东相对独立，并且有不同于股东的独立的组织机构、名称、业务等。当公司与股东或与其关联公司在财产上、利益分配上、组织管理上、业务上出现混同时，就丧失了作为法人的独立性，理应否认其法人人格，让其背后的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公司与股东、母子公司之间、其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财产混同，往往表现为拥有同一资产（包括用一笔资金组建数个公司的情形）、资产任意转移或者收益不加区分等，使公司无法贯彻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进而影响到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物质基础；公司与股东或者关联公司之间的业务混同主要表现为业务不加分离，外观上难以判断业务的真正归属；另外，母子公司或者其他关联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有时表现为组织机构上的混同，如拥有同一领导机构（即一套班子、几块牌子的现象）、董事相互兼任等。

4、股东对公司的幕后操控。如果公司被其股东完全控制，控股股东任意干预公司的经营，将其意志强加于公司，公司完全失去自己的独立意志，则实际上成为股东的“替身”或“傀儡”。⑿当出现这种情形时，应揭开公司面纱或否认其法人人格，让幕后的控制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债务和其他法律责任。这一情形在母子公司之间以及集团公司内部之间表现的最为突出，母公司或集团公司从整个集团的利益出发，为了规避经营风险或法律责任，幕后操控子公司，不惜牺牲子公司的利益，进而损害子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主要表现为：（1）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条件不公平，故意将亏损留给予公司，利润上交母公司，如子公司倒闭，其债权人将得不到赔偿；（2）将子公司当作是母公司的一个部门，无独立的组织机构或虽有但纯属摆设，完全按母公司旨意经营；（3）母公司将风险较大的业务交由子公司经营，但子公司资本却显著不足。在上述情况下，法庭应无视子公司的法人人格，让母公司承担子公司的债务责任。

此外，国有独资公司作为我国的“一人公司”，如果不严格按照分离原则设立和运作，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部门或者行政主管部门任意无度地操纵和干预，致使公司丧失独立意志的，也应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对于公司无力偿还的债务，由背后操纵的有关部门和机构负责偿还。

5、利用公司法人人格逃避债务、规避法律义务。这里面，又可分为几种情况：（1）利用公司法人格以规避税法、公司法等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如公司董事、经理为规避《公司法》第六十一条所规定的竞业禁止义务，而作为支配股东设立另一家新公司从事竞业禁止活动。（2）利用公司法人人格逃避合同义务，如负有巨额债务的公司为了不继续履行合同，而转移公司资产，另行成立新公司，故意让原公司破产以达到脱壳经营的目的，使公司债权人得不到清偿。（3）利用公司法人人格回避侵权行为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民法的上其他债务。譬如，在经营具有高度危险性、承担侵权责任概率较高的业务的公司中，其支配股东为了分散经营风险和责任财产，可能会将公司分割成多个性质相同的小公司，如出租车行业，为分散经营风险而以每一部车为单位单独成立一家运输公司，以便在发生交通肇事等侵权行为后，可以以公司法人人格为抗辩理由，最大限度地回避侵权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应将这些企业视为一个“企业实体”，揭开那些小公司的法人人格面纱，直接追究法人人格滥用者的赔偿责任。

6、不遵循法定程序运作。公司依法设立，必须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指非任意性规范）运作，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始承认公司的法人格并维持之。若公司不遵循这些法定程序，不符合法人要求时，法庭可以否认其法人人格，将公司视为股东的“替身”。这也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不遵循法定程序、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主要有：（1）不按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组织机构；（2）不举行股东会或董事会会议；（3）股东任意挪用公司资产支付个人费用；（4）公司的管理和财务记录不全。

7、以公司名义从事欺诈行为。行为人以公司的名义实施一些欺诈行为，如股东借公司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大量的预付款，以供个人挥霍浪费等，此种行为极易给人一种假象，即这些行为是公司的行为而不是个人的行为，因此应由公司而不是个人负责。实际上在此情况下，公司人格已被滥用，成为个人从事非法行为的遮幕。在我国法律中，虽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工作人员以公司的名义从事欺诈等行为，规定了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但并未规定对债权人所应负的民事责任，这一点乃是立法上的一个漏洞。

（二）完善立法

“现在叫做法人格否认法理的东西，必须被吸收到不断地法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⒀为避免滥用司法审判权，在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实践中，以成文法的形式作出某些规定的英式做法，很值得我国借鉴。对此，我国应根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修订到相关成文法中。

第一，公司法。若以成文法法确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制度，公司法无疑首当其冲。1、应规定滥用公司法人资格的情形和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条件，以明确适用该法理的具体场合及法律依据；2、应规定支配股东和其他相关责任人的民事责任，以便于适用该法理追究当事人的实际责任。

第二，公司集团法。在公司法之后，制定公司集团法已成为中国当务之急。当今世界，公司集团化的趋势犹如潮水一般势不可挡，母子公司成为全球现象，我国亦不例外。⒁母子公司在实际运作中引起的法律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关于子公司及其债权人之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中国制定公司集团法，亦应作出相关规定，以便在特定情况下为适用该法理追究母公司法律责任提供具体的法律根据。

第三，破产法。在破产法领域，由于公平对待所有债权人以平均分配债务人财产的“公平”原则是最重要的考虑，因而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显得别具意义，特别是在母子公司暗中关联情况下的破产问题，常常需借助该法理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所以，破产法应作出有关该法理的规定，以更好地贯彻其公平原则。

第四，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鉴于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要在5年内履行自己所作的承诺，面对机遇与挑战，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法律问题，可在有关成文法的制定颁行以前，通过司法解释以列举的方式指出在几种情况下的法人人格否认，为司法审判提供援引依据，充当权宜之计。

主要参考资料

1、江平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2、蔡立东著：《公司人格否认论》，载《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3、刘俊海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版。

4、潘华山著：《法人人格的滥用及否认》，载于《法学》，1998年第3期。

5、王利明著：《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若干问题》，载于《政法论坛》，1994年第3期。

6、朱慈蕴著：《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人格制度范文篇10

一、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存在的缺陷

公司具有人格是一种抽象概念，公司是股东实现取得利益的一种形式，公司在经营上仍要通过股东的行为开展经营活动，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受控于股东的行为，公司在经济上不可能独立于股东。如股东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必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的实现而滥用法人人格制度。在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由于缺乏维护自己利益的法律保障，而得不到法律救济。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公司法人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而不否定公司法人人格，必将对社会公正、正义的实现产生影响。为了杜绝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发生，及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进行司法补救，必须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进行处罚和限制，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进行补救，这种情况下，就产生和发展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最早为美国立法所首创。1993年我国公司法颁布，确立了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制度基础，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了股东的投资风险，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实践中，同进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使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成了一些人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主要表现在：

（1）出资不实。公司的出资者在设立公司时，未按公司法的要求出资或在出资后抽逃资本，使公司清偿债务能力减弱，而股东却以公司有限责任为由拒绝承担清偿责任。

（2）脱壳经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在资不抵债或为逃避债务，将公司的优质资产通过重组、分立、设立子公司等方式成立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公司，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3）人格混同。公司与股东应是两个法律主体，但在我国实践中，很多股东将公司与股东混为一体，公司与子公司资产混同，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混同，任意转移公司的资产，往往现穷庙富方丈现象。

（4）不当控制。股东利用其公司的控制作用，经公司名义承担个人债务，挪用公司资产，为股东个人利益让公司负担与其经营无关的风险，或从事非法活动，损害公司或债权人利益。

为遏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根据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滥用权利原则”，成为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依据，此外我国也曾作出过相关批复、司法解释，以弥补企业法人制度的不足，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对债权人因此遭受损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的法律救济不足，权利人的权利难以保护，故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势在必行。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指在不否认公司具有法人人格的前提下，对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因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从事不当的行为，导致公司的债权人受到损害的，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股东偿还公司债务。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目的是通过相对地否认公司法人人格，使公司的股东对其过错行为对公司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直接承担责任，制约股东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其本质是为了防止利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来规避法律，从而逃避其应承担的法律和合同义务，保障债权人及其它合法权益人的合法利益，使法律形式的公平与实质公平相统一。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但如不恰当适用，会导致法人制度处于不稳定状态，无法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也违背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创立的目的。故正确认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要件，有着重要意义。具体而言，笔者认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①法人人格合法存在。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基础。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并不是对合法法人合法、有效存在的否定，而是对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否认。②股东有不正当使用或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使用的前提。③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④滥用公司人格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⑤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才适用。否则就违背了法人人格制度。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立法上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新修订颁布的《公司法》从立法角度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存在着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立法中得到完善。

（一）未明确规定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条件。

公司法第二十条虽规定了当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应当规定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权人损害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如在公司财产足以清偿债权人损失时，由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有悖于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法人人格制度。

（二）对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

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不仅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有时也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公司法中仅规定股东因其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滥用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情况下，股东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却未作规定，而实践中因股东的滥用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却很普遍，公司法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中的漏洞，使股东合法对其滥用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害逃避的赔偿责任。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不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否定，而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必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诚信社会的建立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