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性范文10篇

趋同性范文篇1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

pistor,et.al（2000）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法律执行与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对融资的影响更大。

趋同性范文篇2

2014年被称为互联网巨头全面进军电影产业的“元年”，以BAT（百度、阿里、腾讯）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互联网公司，通过融资、并购和战略合作，布局电影产业的速度大大加快，直接冲击和改造着传统影业的格局。这种融合趋势是必然的，根据2017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网民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还在另一个层面上展现了互联网自身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新媒体与电影产业的融合趋势不可阻挡。新媒体给电影产业带来的有利因素几乎遍布电影产业链的整个过程。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互联网不仅可以为其提供诸如IP内容的开发方式并提供制作平台，还可以使用大数据技术监测受众心理基于此生成受欢迎的电影文本；在电影投资过程中，互联网公司通过众筹的方式可以使影迷爱好者成为投资人，投资规模可多可少，使得爱好者能够参与到电影的运营之中；在电影营销的过程中，互联网对电影的影响甚至使电影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电影的营销方式多为海报和预告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传统的宣传方式已经让位于话题炒作和创意营销，电影营销商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电影营销的针对性；在电影发行放映过程中，在线票务不仅可以扩大电影票的购买量，还可以通过购买电影片源实行线上放映，以此扩大电影的收视率；在电影衍生品的生产方面，虽然中国还没有比较成功的衍生品案例，但衍生品对于电影盈利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初现端倪，例如“迪士尼”系列动画电影，其音像制品、书籍、玩具、服装、道具等衍生品甚至能创造超过票房的收入。我国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盈利模式，大部分电影商选择同步推出游戏制品、同名电视剧、电视节目来增强电影的长尾效应，以获取更多效益。

二、中国电影产业“去艺术化”的趋同性表现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媒体的运营模式是存在一些区别的，新媒体的思维核心是流量导入，它主要是从流量中挖掘数据价值，电影产业链、电影生态的打造全部围绕流量进行，而传统的电影主要依靠票房盈利。因此可以说互联网是基于收视率的大小来运营的，而电影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商业价值，还要保持自身的艺术性质。（一）“去艺术化”导致电影内容的趋同。电影的这种艺术性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新媒体环境所消解，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就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欺骗性质，但他那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如今这种新媒体环境，而是工业革命生成的新技术对影视行业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当时社会状态下宏观和微观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显著的一致性，这也就是人们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明显展示出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这种电影产业的一致性趋势不仅存在于工业革命时期，也存在于如今的新媒体环境之中。最近几年在中国影视界兴起的“IP电影”已经逐渐成为电影制作的重要方式，IP（Intellectualproperty）就是知识财产，电影通过搜寻关注度较高的IP，它可能是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漫画作品。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传统电影剧本创作和文学作品改编的制作方式已经跟不上市场变化，放眼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者开始注意到拥有广泛阅读量的网络文学，目前它已经成为电影的重要来源（见表一）。在许多影视公司的剧本库里，30％以上是网络小说，许多电影制作公司也会定期向网络文学网站及出版公司寻求好的作品。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为例，其改编自辛夷坞于2007年在起点中文网首发的《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小说自从在起点网上登载，至今总点击量达到了4063709次，推荐数达到24882次，小说连续7年霸占青春文学销量榜首，再版8次，总销量突破300万册。小说在线上和线下炙热的关注度使得《致青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IP，自2007年起，至电影上映时，累积的庞大读者群和“粉丝”群为电影的票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电影还没有上映前，这些读者群就已经开始在网上讨论小说的内容和对电影的期待，这样的二次宣传使得还没有看过小说的人群对电影产生了好奇，增加了电影的关注度并扩大了收视范围。电影的成功还带动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趋向，2016年由该书改编的电视剧《致青春》播出，剧集由杨文军执导。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影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方式，这种急剧增长的需求的确给电影产业带来了内容创造上的困难，而网络文学以其庞大的读者群和关注度为电影产业提供了新鲜的IP来源，其在电影制造的过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2010年开始，网络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趋势开始出现，2011年、2012年是网络小说集中向电影行业进军的一年，到2013年、2014年改编自网络文学的电影呈直线上升态势，2015年至今，电影产业离不开“网络文学IP”的现象已经将网络文学和电影绑定。在这种看似繁荣的景象下，其实暗藏着对电影行业构成“去艺术化”的威胁。电影虽然是基于大众群体的文化形式，但它的观看价值主要来自于它的艺术性，电影中的艺术表达使得受众能够获得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而这种艺术性主要来自电影制作者自身创造性的迸发。这种创造性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瓦特•本雅明提出的电影通过自动放弃其“光韵”的理论，电影将镜中的影像与人分离，并移动到观众眼前，通过幻觉般的想象和多义的猜测使大众参与其中。技术早已通过拉近电影与大众的距离来消解其艺术性质，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文学IP”则深化了这种消解状态，可以看到比较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大多以青春爱情为题材，这种文学呈现出的是一种大众普遍的价值观念追求，虽然带有一定的社会启示性质，但艺术审美感并不高，在故事的情节设置上往往也比较老套一致，背叛、猜疑、疼痛，甚至堕胎之类的情节充斥在电影之中，这种做作的表达几乎成为了网络文学改编电影的固定模式，受众甚至能够通过前面的内容猜测到最后的结局。这种电影还具有比较大的形式限制，因为网络小说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会设置多个戏剧冲突，它的时间跨度是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在这样一段漫长的故事发展脉络里，读者有足够的时间来累积情感，在冲突发生时才有足够理由产生情感的爆发，而电影在短短一两个小时之内要讲述十几年或者几十年诸多转折性较强的故事冲突，根本就没办法完成情感的积累。以2015年上映的《左耳》为例，虽然电影收获了40514万票房，但电影展现出来的故事遭到了广大网友的吐槽，小说《左耳》在营造人物性格上运用了很多心理描写，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丰富曲折且动人心魄，然而在时长117分钟的电影里，碎片化的故事让人在情节的最高潮处丝毫感觉不到内心的波澜，整部电影看起来就是一个平铺直叙的阶段性故事，有网友甚至评论说现在电影最受不了的就是“青春”“情怀”两个词，这何尝不是如今网络文学改编电影的通病呢？导演越来越注重对文本商业价值的追求，而对电影的内容缺乏把控，在“情怀”的外衣下讲述着并不能打动人心的故事，大同小异的情节脉络使得电影不能在“百花齐放”的环境下得到发展。（二）“去艺术化”导致电影技术使用方式的趋同。现如今，新媒体环境对电影的“去艺术化”还导致了技术使用手法的趋同性，数字化技术使得电影在继续发挥其大银幕高画质的同时，呈现出造就视觉奇观的能力，这种强大的“影像造物主”方式史无前例地把许多以前电影人想过却表现不出来的题材变成银幕上栩栩如生的画面。看过《阿甘正传》的人应该对片头和片尾中出现的展现羽毛飘落的长镜头有很深刻的印象，这种无切换的表达方式不借助数字合成技术是很难完成的，将技术运用于浓厚的诗意画面之中,为影片的情感表达增色不少。新媒体技术进入到电影产业之中,本应该是为电影的叙事提供服务的，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指出了对待艺术的变革性思考：艺术家创作作品实际上是在熟悉沟通和传播手段，通过其使社会的共同意义不断被人体验，这种互动关系是个人意义与共同意义的互联，说明意义与手段不可分割。而《阿甘正传》中正是因为使用了技术合成的长镜头,便能够艺术地展示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导演构建了传播手段与受众之间的共同意义，使得技术成为电影情感表达的重要辅助手段。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技术手段的地位逐渐被改变了，它一改之前的辅助角色,跃升成为电影制作的主要手段，还有什么技术展现不了的电影画面吗？技术甚至成为电影宣传的噱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由郭敬明执导的，于2016年9月上映的奇幻片《爵迹》，这部电影打出国产首创全真人CG技术的宣传口号，在上映之前就引发了强烈关注，诸如《郭敬明导演中国第一部真人CG电影<爵迹>》《国内首部真人CG电影<爵迹>预告片来袭》《<爵迹>为国产真人CG电影开创先河》等类似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然而电影上映之后，CG技术展现的“九头身”形象遭到了观众对人物形态美感的强烈质疑，这种技术的堆砌丝毫不能掩盖电影在内容上的拙劣表达，很多没有看过书的观众不仅没有弄清人物关系，甚至对故事内容一头雾水，更别说展现什么主题思想和社会价值了，这样的电影还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爵迹》的意义不是票房，而是中国电影终于有这个类型了。”这是郭敬明对《爵迹》作出的最新说明。电影的价值的确不是票房可以衡量的，然而也不是有没有使用某个类型的技术能够衡量的，仅仅是为了填补技术制作上的空白，大可以磨练好讲故事的功底之后，再去追求技术上的超越。环顾如今影视业，似乎陷入了技术的怪圈，拍得不好的镜头可以通过后期进行调整，演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利用“抠像”技术嫁接到新的场景之中……这样的技术依赖症在无形之中改变着电影制作者的价值观，所以郭敬明说出这样的话也不足为奇。技术在如今这个新媒体时代被赋予了区别于以前电影制作的意义，技术成为了判断一个电影价值的标准，技术的合理性在当今社会成为高于电影艺术性的手段，这种观点不仅被制作人所接受，而且也被大众所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导致了电影产业对技术运用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影视作品中如果不使用特效，甚至有人会觉得很没档次。在这种思维主导的电影产业中，电影制作人也不得不屈服于对技术的追求，由于技术地位的转换，电影失去了“内容为王”的价值取向，在有限的故事讲述能力下所呈现的对技术的追求，并没有能够超过其他同类电影的闪光点，一提起技术，受众就会想到抠图、滤镜、闪现等手法，这也是技术在弱化电影艺术性的同时带来的趋同化现象。电子艺术“创作”实际上依循的是一种新的原则，就是将业已存在的符码进行再修饰，在不同的选项中作出选择，最后再组合到作品之中，流程上类似现代工厂流水线的组装过程。（三）“去艺术化”导致电影思想观念的趋同。新媒体环境下，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包含商业性质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电影产业是经济领域的一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其必然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8]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进入了世界工厂的运转之中，这种全球化环境对中国的影响是变革性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可以为中国的电影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随着世界工厂的运作，进入到中国电影产业的领域之中，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对电影制作的影响，还有对电影中传达的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有这样一道调查题目：您对电影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单选）A.艺术；B.一种文化商品；C.消遣娱乐的工具；D.精神文化产品调查结果显示，42％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消遣娱乐的工具；30％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一种文化商品；21％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一门艺术。而认为电影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的仅为7％，这反映人们对于电影的认知定位偏向。[9]电影产业所具有的商业性质不可否认，自从电影进入市场环节中，就被赋予了追求利润的目的，但商业性与电影本身的艺术性这两个特性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因为追逐商业利润而放弃自身的艺术价值，放弃电影中对社会思想观念的正确塑造。在世界电影交流越发密切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竞争氛围，各个国家为了占据竞争的制高点，突出发展了对自身文化价值取向的传播，对全球化趋势下的西方思想观念入侵，应该引起电影制作人的重视，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消费观念对中国电影产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这种消费观念正在改变我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方式和思想观念。存在于电影产业制作方式的消费观念集中体现在对广告的宣传上，以电影《美人鱼》为例，这是周星驰在2016年推出的电影，它一共收获了339212.8万的票房。电影中包含了众多植入广告，这些广告已经不再是简单出现在镜头中比较显眼的地方，而是成为了电影中有价值的道具，例如五粮液是作为解药出现在电影中的，并且它的作用在之前也进行了铺垫。植入广告已经让观众习以为常，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在进入市场之后必然要争取更多的资金，广告成为电影得以制作的重要来源之一，依托电影出现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但正是因为这样的融合，使得电影越来越被赋予商业化性质。目前电影中的植入广告大多以生硬插入为主，只有很少的导演能够将广告毫无痕迹地融入电影之中，广告的植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的制作，导演对广告的植入产生了思维上的限制，电影制作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能够心无旁骛地做好故事情节和镜头语言的表达。除了电影制作方式中存在的消费观念，电影本身内容的制作也传递着一种消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以郭敬明2013年出品的系列电影《小时代》为例，它的累计票房达到了4.85亿，在中国本土电影中票房是比较可观的。然而电影中赤裸裸地展现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几乎病态的消费主义价值理念。其构建的甚至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拟世界：大学宿舍和豪宅没有什么差别；时尚总编是人们追求的社会价值最高点；上海只是一个宏观环境，毫无生机；爱情和友情是如此苍白无力；这是个只有物质才能战胜一切的时代，在电影中能够看到的是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物质的确是支撑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这种将物质的作用无限放大的电影，影响的不仅仅是观看者的思维，还或多或少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于物质的看法。在《小时代》构建的世界中，物质成了个人生活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有获得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才能收获友情和爱情，才能站在世界的顶端不受他人颐指气使，这样的生活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三、新媒体对中国电影“去艺术化”现状的启示

新媒体的发展对影视创作者的影响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发展成为一种“去艺术化”的消极观念，新媒体实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虚拟空间、虚拟实境等也具有瓦解主体意识、淡化人际关系、分散社会矛盾焦点的潜在危险。[7]郭敬明曾经影响了一代90后，从2008年《小时代》小说出版之后，他由一个作家成为了导演，他所写的文字也由青春感伤变成了物欲横流，他只是中国本土电影导演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消费主义观念也开始进入我国传统思想观念之中，在这种大环境的竞争中，中国电影已经被悄然改变，然而这种物质性的价值观念是否是我们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人们还没有清醒认识到，在电影的影响下，社会思维的趋同性变化应该值得思考和警惕。当代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电影产业日新月异，但是，这种新媒体技术对于电影的冲击也不能小觑。在不断追逐电影创作的过程中，这种暗藏在表象下的趋势值得被相关的电影工作者所注意。电影作为一种集视觉和听觉为一体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体现为影视创作者的创新能力，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潮流之中，电影的创新性逐渐被消磨，呈现出的同质化趋势是对电影本身艺术性的沉重打击。电影内容和技术使用方式的趋同只是对电影本身的创作形成了威胁，其中所传播出来的趋同性观念却能够与社会相联系，在这种不断兴起的文化环境之中，对于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发展也是不利的。然而这仅仅是新媒体技术对电影产业发展不良影响的表现之一，如何利用技术提高创造性而不是被技术控制创作，是每个影视工作者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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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7-01-22].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1/t20170122_664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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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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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孟建.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8]戴建华.中国影视新媒体发展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7.

趋同性范文篇3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pistor,et.al（2000）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法律执行与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对融资的影响更大。

趋同性范文篇4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

pistor,et.al（2000）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法律执行与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对融资的影响更大。

趋同性范文篇5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一、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著《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著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趋同性范文篇6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

趋同性范文篇7

关键词：网络治理共同治理趋同性

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基于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委托关系的股东至上单边治理模式，公司控制权属于股东，公司的经营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随着股权的分散、企业之间相互参股的增加、企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等非财务资本对于企业经营的日益重要，产生了基于相关利益者利益的共同治理模式，强调各种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治理的广泛参与。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体现一种追求效率的原则和目标，广泛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共同治理模式则更侧重于企业和社会整体的帕累托最优，强调企业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体现了一种追求公平的原则。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治理环境的变化使治理任务所依赖的路径发生改变，引发治理形式的渐变，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形式——网络治理。网络治理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内部网络治理，即公司内部的股东、经理与员工之间等之间的关系安排。二是公司外部网络治理，即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正式契约和隐含契约所构成的组织模式中的关系安排。共同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单边治理的模式，得到了理论界的共同认同与重视，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但网络治理与共同治理的关系却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认为，网络治理与共同治理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形式，二者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趋同性。

一、理论基础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拥有包括股东、顾客、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社区、舆论影响者和其他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拥有专用性资本的主体，他们分别向企业提供自己的专用性资本，拥有企业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股东不是企业的惟一所有者。企业则是这些提供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种合约，是治理和管理这些专用性资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的治理和管理应当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各利益相关者应广泛参与公司的治理。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是任何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被实现公司目标所影响的集团或个人。利益相关者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间是一种影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利益，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也会影响企业的行动、决策和政策。根据这种影响互动，可以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1、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合作性强，威胁性低，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与顾客等。2、边缘性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威胁和与企业合作的可能性较低。包括雇员的职业联合会、消费者利益保护组织以及未经组织起来的股东等。3、不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较高，而合作的可能性较氏，如存在竞争关系的相关企业、工会及新闻媒体等。4、混合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和潜在性合作的可能性都较高。包括紧缺的雇员、顾客。

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是企业网络理论。193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运用社会计量学的方法对小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奠定了网络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研究网络的存在性以及网络的功能：一是把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网络”概念最初被描绘成组织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纽带，然后发展为一个表达组织环境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术语，最后又成为分析权力与治理关系的研究工具；二是把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把网络视为一种治理形式，实质是把它当作使单个主体整合为一个连贯体系的社会粘合剂，把网络与市场、科层等并列，视为一种独立的交易活动协调方式。把网络视为治理机制或合作机制离不开网络分析工具，而网络分析的最经典对象就是网络。在企业的网络分析中，不论是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观、弱关系力量假设与社会资源理论，还是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都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以及人与组织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企业不是孤立的，会与许多关系主体发生各种交易行为，由此形成的网络中如何协调各网络主体的利益，如何对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的组合，成为网络治理的主要内容。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网络理论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二者具有趋同性。在企业网络体系中，与企业相关的网络主体与企业及网络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从企业间网络看，企业间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通过合作、竞争、控股、集团等形式，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获取各自的利益，他们是利益相关者。从企业内部网络看，经营者、内部员工、股东等网络主体与企业之间也是一种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内部科层组织结构，以保障各自的利益。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网络理论研究的都是同样的对象，即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二、治理目标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目标是合理平衡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以此来安排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力。按照权利制衡权力的逻辑，利益相关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利益），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权力，通过行使相应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要求在公司治理中根据自己权利的大小分配适应的权力，当公司行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侵害自己的权利时可以通过行使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以此参与公司治理。不仅于此，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资本的投入要追求最大的回报，即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要求各利益相关者作为整体联盟，对投入公司的资本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资本经营方式，实现资本运营的最佳效率与效果。这里的资本不但包括现有的利益相关者投入公司的现实资本，还包括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潜在资本。

而网络治理的目标一方面是各网络主体利益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作为网络组织的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资源的整合。各网络主体利益的协调实质上就是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合理平衡，同样需要按利制衡权力来分配各网络主体之间的权力。按照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资源包括有形的资源和无形的资源，资源在企业之间是不可流动的且难以复制，这些独特的资源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价值。可以认为，所有对能促进企业发展的都可以是企业的资源。虽然企业不能通过流动或复制来获取其他企业的内部资源，但可以借助企业间网络来利用网络中其他主体的内部资源。网络治理就是要通过参与企业间网络获取其他网络主体的资源，并将其与企业内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提高经营效率与效果。现代企业的资本经营，就是通过资本的交易或使用追求资本增值的行为，是生产要素综合动力的总概括。企业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各种生产要素都以资本的身份加入到经济活动中，通过流通、收购、兼并、重组、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租赁等各种途径优化配置，进行有效经营，以最大限度实现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这里的社会资源，即有企业内部资源，也有企业外部资源。

可见，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目标具有趋同性，一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二是各利益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即将各利益主体提供的资本要素综合利用，实现各利益主体综合利益最大化，再按照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权衡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保障各利益主体的个体利益。

三、治理机制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机制主要是科层机制与协调合作机制。共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控制权配置上分权制衡，在公司经营上监督制约的问题。企业科层是指一组规范与法人财产相关各方的责、权、利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股东、董事会、管理者和工人。或者说，它是企业内部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在科层中，生产和交易活动是在雇佣的背景下进行的，企业家居于核心地位，他与其有要素提供者签订要素契约，契约中所未规定的剩余则由企业家利用自己的权威相机处理。由于难以区分不同成员的贡献，因此它是通过命令机制以及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企业内部成员的矛盾并做出必要的行动。在共同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签订详尽的契约，通过正式契约界定自己的权力，通过行使权力保障自己的利益。在企业内部通过正式组织制度，以行政命令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同时，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有大小之分，以权利分配的公司控制权力也有强弱之分。弱利益相关者在运用弱势权力维护自己权利时一方面要依赖法律的保护与支持，用法律规范保证权力的正常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还需要借助利益趋同的利益相关者联盟。利益趋同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联盟权力高于单个利益相关者，如小股东联盟、债权人联盟、顾客联盟，更能有影响力地行使权力，与大股东、经营者的权力进行抗衡，以达到权力的牵制和制约。利益相关者联盟的形成是基于联盟内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合作与协调机制，否则难以形成利益相关者联盟。同时，各联盟之间也需要信任合作与协调，才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将陷入争权夺利之势。

网络治理的机制同样也是科层机制与信任合作机制。在企业内部网络治理中，各成员之间如员工、部门等，组织网络的信息交流和创新活动往往由个体完成的，在团队管理和合作开发过程中，很多创新知识的来源依赖于成员的隐性知识和来自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和知识与组织网络资源的整合，而这更多的依靠科层治理机制，通过激励与约束实现整合。信任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常常体现在企业间网络的制度安排，例如与供应商长期性的关系契约和关系融资等。关系契约很大部分是依赖于对合作伙伴的声誉、竞争力、双方在价值和文化上的某种程度一致性，以及组织和个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关系合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可以依据市场情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谈判和执行的成本。

由于不同的治理机制各有利弊，科层机制可以实行统一的集中控制，有效地防止被套牢和信息溢出的风险，但是正式科层权威系统的信息传递慢、损耗大，缺少有效的激励手段；以信任为基础的机制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流和创新活动，以及参与者对资产的专用性投资，但是由于缺少严格的契约约束和权力保证，存在被套牢和信息溢出的风险。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互补性，可以采用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来有效减少治理成本。因此，不管是共同治理还是网络治理，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某一种治理机制，任何一种机制都不能解决治理的问题，而应是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组合和有效的运用以达到治理目标，只是在具体运用时的范围与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在治理机制上有趋同性。

四、结论与启示

可以发现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方面都有趋同性。作为一种治理形式，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又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下结论：

1、网络治理不是独立于共同治理的一种治理模式，也不是对共同治理的发展

相对于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共同治理是在对企业的性质与边界认识的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另外一种独立的治理模式，是对单边治理模式的发展。而网络治理并不是相对独立于共同治理的另外一种治理形式，它们之间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上存在趋同，因此也不是发展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种治理形式。只是二者研究治理的角度有所不同。共同治理从治理主体角度研究公司治理，解决公司治理应由哪些主体治理，这些主体如何治理等问题；而网络治理则是从治理方法与内容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用网络分析的方法完成各主体的共同治理，而治理的内容则是网络关系。

2、共同治理是观念，网络治理则是实现机制

共同治理是观念，是一种各利益相关者都要广泛参与公司治理，分享公司剩余收益的观念。而各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等，则需要依赖一定的实现机制。网络治理是将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网络关系，各利益相关者、企业都是这种网络关系结构中的一个结点。运用网络这种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治理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权衡它们之间的利益，进而实现共同治理。

参考文献：

[1]彭正银．网络治理理论探析[J]．中国软科学．2002，3．

[2]全裕吉．从科层治理到网络治理：治理理论完整框架探寻[J]．现代财经．2004，8．

趋同性范文篇8

共同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拥有包括股东、顾客、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社区、舆论影响者和其他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拥有专用性资本的主体，他们分别向企业提供自己的专用性资本，拥有企业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股东不是企业的惟一所有者。企业则是这些提供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种合约，是治理和管理这些专用性资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的治理和管理应当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各利益相关者应广泛参与公司的治理。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是任何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被实现公司目标所影响的集团或个人。利益相关者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间是一种影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利益，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也会影响企业的行动、决策和政策。根据这种影响互动，可以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1、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合作性强，威胁性低，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与顾客等。2、边缘性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威胁和与企业合作的可能性较低。包括雇员的职业联合会、消费者利益保护组织以及未经组织起来的股东等。3、不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较高，而合作的可能性较氏，如存在竞争关系的相关企业、工会及新闻媒体等。4、混合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和潜在性合作的可能性都较高。包括紧缺的雇员、顾客。

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是企业网络理论。193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运用社会计量学的方法对小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奠定了网络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研究网络的存在性以及网络的功能：一是把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网络”概念最初被描绘成组织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纽带，然后发展为一个表达组织环境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术语，最后又成为分析权力与治理关系的研究工具；二是把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把网络视为一种治理形式，实质是把它当作使单个主体整合为一个连贯体系的社会粘合剂，把网络与市场、科层等并列，视为一种独立的交易活动协调方式。把网络视为治理机制或合作机制离不开网络分析工具，而网络分析的最经典对象就是网络。在企业的网络分析中，不论是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观、弱关系力量假设与社会资源理论，还是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都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以及人与组织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企业不是孤立的，会与许多关系主体发生各种交易行为，由此形成的网络中如何协调各网络主体的利益，如何对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的组合，成为网络治理的主要内容。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网络理论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二者具有趋同性。在企业网络体系中，与企业相关的网络主体与企业及网络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从企业间网络看，企业间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通过合作、竞争、控股、集团等形式，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获取各自的利益，他们是利益相关者。从企业内部网络看，经营者、内部员工、股东等网络主体与企业之间也是一种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内部科层组织结构，以保障各自的利益。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网络理论研究的都是同样的对象，即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二、治理目标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目标是合理平衡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以此来安排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力。按照权利制衡权力的逻辑，利益相关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利益），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权力，通过行使相应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要求在公司治理中根据自己权利的大小分配适应的权力，当公司行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侵害自己的权利时可以通过行使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以此参与公司治理。不仅于此，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资本的投入要追求最大的回报，即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要求各利益相关者作为整体联盟，对投入公司的资本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资本经营方式，实现资本运营的最佳效率与效果。这里的资本不但包括现有的利益相关者投入公司的现实资本，还包括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潜在资本。

而网络治理的目标一方面是各网络主体利益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作为网络组织的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资源的整合。各网络主体利益的协调实质上就是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合理平衡，同样需要按利制衡权力来分配各网络主体之间的权力。按照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资源包括有形的资源和无形的资源，资源在企业之间是不可流动的且难以复制，这些独特的资源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价值。可以认为，所有对能促进企业发展的都可以是企业的资源。虽然企业不能通过流动或复制来获取其他企业的内部资源，但可以借助企业间网络来利用网络中其他主体的内部资源。网络治理就是要通过参与企业间网络获取其他网络主体的资源，并将其与企业内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提高经营效率与效果。现代企业的资本经营，就是通过资本的交易或使用追求资本增值的行为，是生产要素综合动力的总概括。企业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各种生产要素都以资本的身份加入到经济活动中，通过流通、收购、兼并、重组、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租赁等各种途径优化配置，进行有效经营，以最大限度实现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这里的社会资源，即有企业内部资源，也有企业外部资源。

可见，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目标具有趋同性，一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二是各利益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即将各利益主体提供的资本要素综合利用，实现各利益主体综合利益最大化，再按照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权衡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保障各利益主体的个体利益。

三、治理机制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机制主要是科层机制与协调合作机制。共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控制权配置上分权制衡，在公司经营上监督制约的问题。企业科层是指一组规范与法人财产相关各方的责、权、利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股东、董事会、管理者和工人。或者说，它是企业内部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在科层中，生产和交易活动是在雇佣的背景下进行的，企业家居于核心地位，他与其有要素提供者签订要素契约，契约中所未规定的剩余则由企业家利用自己的权威相机处理。由于难以区分不同成员的贡献，因此它是通过命令机制以及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企业内部成员的矛盾并做出必要的行动。在共同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签订详尽的契约，通过正式契约界定自己的权力，通过行使权力保障自己的利益。在企业内部通过正式组织制度，以行政命令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同时，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有大小之分，以权利分配的公司控制权力也有强弱之分。弱利益相关者在运用弱势权力维护自己权利时一方面要依赖法律的保护与支持，用法律规范保证权力的正常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还需要借助利益趋同的利益相关者联盟。利益趋同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联盟权力高于单个利益相关者，如小股东联盟、债权人联盟、顾客联盟，更能有影响力地行使权力，与大股东、经营者的权力进行抗衡，以达到权力的牵制和制约。利益相关者联盟的形成是基于联盟内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合作与协调机制，否则难以形成利益相关者联盟。同时，各联盟之间也需要信任合作与协调，才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将陷入争权夺利之势。

网络治理的机制同样也是科层机制与信任合作机制。在企业内部网络治理中，各成员之间如员工、部门等，组织网络的信息交流和创新活动往往由个体完成的，在团队管理和合作开发过程中，很多创新知识的来源依赖于成员的隐性知识和来自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和知识与组织网络资源的整合，而这更多的依靠科层治理机制，通过激励与约束实现整合。信任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常常体现在企业间网络的制度安排，例如与供应商长期性的关系契约和关系融资等。关系契约很大部分是依赖于对合作伙伴的声誉、竞争力、双方在价值和文化上的某种程度一致性，以及组织和个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关系合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可以依据市场情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谈判和执行的成本。

由于不同的治理机制各有利弊，科层机制可以实行统一的集中控制，有效地防止被套牢和信息溢出的风险，但是正式科层权威系统的信息传递慢、损耗大，缺少有效的激励手段；以信任为基础的机制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流和创新活动，以及参与者对资产的专用性投资，但是由于缺少严格的契约约束和权力保证，存在被套牢和信息溢出的风险。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互补性，可以采用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来有效减少治理成本。因此，不管是共同治理还是网络治理，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某一种治理机制，任何一种机制都不能解决治理的问题，而应是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组合和有效的运用以达到治理目标，只是在具体运用时的范围与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在治理机制上有趋同性。

四、结论与启示

可以发现共同治理与网络治理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方面都有趋同性。作为一种治理形式，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又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下结论：

1、网络治理不是独立于共同治理的一种治理模式，也不是对共同治理的发展。相对于股东至上的单边治理，共同治理是在对企业的性质与边界认识的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另外一种独立的治理模式，是对单边治理模式的发展。而网络治理并不是相对独立于共同治理的另外一种治理形式，它们之间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上存在趋同，因此也不是发展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种治理形式。只是二者研究治理的角度有所不同。共同治理从治理主体角度研究公司治理，解决公司治理应由哪些主体治理，这些主体如何治理等问题；而网络治理则是从治理方法与内容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用网络分析的方法完成各主体的共同治理，而治理的内容则是网络关系。

2、共同治理是观念，网络治理则是实现机制。共同治理是观念，是一种各利益相关者都要广泛参与公司治理，分享公司剩余收益的观念。而各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等，则需要依赖一定的实现机制。网络治理是将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网络关系，各利益相关者、企业都是这种网络关系结构中的一个结点。运用网络这种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治理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权衡它们之间的利益，进而实现共同治理。

关键词：网络治理共同治理趋同性

内容提要：网络治理与共同治理是公司治理两种倍受关注的治理形式。但二者的理论基础、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趋同性，因此网络治理不是对共同治理的发展。共同治理是一种观念，而网络治理则是共同治理的实现机制。

参考文献：

[1]彭正银．网络治理理论探析[J]．中国软科学．2002，3．

[2]全裕吉．从科层治理到网络治理：治理理论完整框架探寻[J]．现代财经．2004，8．

趋同性范文篇9

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要树立正确的方法论的世界观、思想观、思维观

邓小平对“解放思想”进行了精确的阐释，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约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宝是解放思想，如何从世界观、辩证法、逻辑学的角度掌握正确解放思想的方法，就成为了真正与时俱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真正全面正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对于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强调：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因此，新时期解放思想，必须要有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这就包含了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三个方面：一是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二是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三是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维观

本文抛砖引玉，先对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三个方面做一些初探。

（一）解放思想必须树立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正确的方法论从哪里“来”的问题。

人面对世界，无非是认识世界“是什么”和面对世界“怎么办”。前者是认识论世界观，后者是方法论世界观，世界观包含两者，两者相互作用。一方面，世界观是认识论、方法论的前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另一方面，世界观又是人们认为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认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

这里专门讨论方法论世界观。先谈方法论是什么。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分析、解决问题。

当然，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是哲学方法论；对研究众多具体学科，具有普遍意义指导和实用意义的有关领域的方法理论是一般科学方法论；研究具体领域、具体学科问题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方法论。三者之间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是各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所有其它方法论的主导，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和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世界观，它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武器，也是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武器。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世界观。解放思想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要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世界观和认识论世界观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并且只有真正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世界观，广大党员干部才能有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

树立了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就有了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范畴。新时期的范畴就是科学发展观，要解放思想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构想推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解放思想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思想观，树立唯物辩证法思想观，即解决正确解放思想的方法哪里“有”的问题

黑格尔说：辨证法是客观世界一切发展的推动原则。曾强调在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要用辨证法”。这即是说解放思想的正确的方法论，来自分析客观世界需要，要有唯物辩证法思想观。思想观是解决人面对客观世界的“怎么样”的问题。在人面对客观世界时，如果坚持唯物主义、承认客观世界的绝对运动性，则是唯物辩证法思想观；如果坚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则是错误僵化的思想观不是唯物辩证法思想观。从而思想观就有了唯物主义思想观和唯心主义思想观，并且唯物主义思想观又包括形而上学思想观和唯物辨证法思想观。

在唯物辨证法思想观看来，客观世界，从人的认识语词角度来说，在存在状态的人为定义上有运动（非平衡）与静止（平衡）相关，有和谐（协调）与对抗（冲突）相关；在存在过程的人为经验判断上有快（好）与慢（坏）相关，有整体（系统）与局部（部分）相；在存在的变化人为定性上有目的（结果）与过程（原因）相关，有普遍（全面）与特殊（重点）相关。省委提出的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发展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统一、发展的系统性与重点性的辩证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辩证统一，就充分体现了发展内因与外因、发展系统与要素相互表征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唯物辨证法。

客观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国各地区发展基础不同，面对的发展进程有差别，东中西部各有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局部发展的特殊性，导致全国整体发展的矛盾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必然需要，从而全国整体发展具有统一性，局部发展又有趋同性。这是唯物辨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体现。解放思想，树立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必须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找出本地发展的实际差别，进行有力有序效的发展突破，又要利用发展的趋同性，从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发展方针政策要求出发，把握全国总体科学发展布局，认真谋划，找到实事求是、切合本地本行业实际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路径，使地方行业发展与全国总的发展大局相一致。

如果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有唯心主义思想观，就会出现不符合客观世界物质性的封建残余思想。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大部分党员干部能自觉摒弃唯心主义思想观。但对于形而上学思想观总有人难于做到“拒之门外”。分析起来，形而上学思想观的产生，一是思想观受制于当前的物质世界和自身的方法论水平，二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限于利好驱动，认识当前事物时总是固守条条框框，缺少主动求证，不敢否定之否定。这样想当然地思考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信奉“拿来主义”“本本主义”，就会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这些思想观的彻底清除，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存的科学发展观，自觉清除不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

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是清除唯心主义思想观和形而上学思想观这些思想枷锁的好武器，这也是新时期解放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大局，正确领悟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的客观需要，是正确树立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的思想基础，是深入有效地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在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正确解放思想，必须遵循唯物辨证法思想观，把握发展实际的矛盾性，充分利用发展的趋同性，把握发展的局部和整体之间的不平衡与平衡、协调与冲突、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发展的系统性与发展的特殊性等客观联系，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解放思想，要注重逻辑学，树立系统逻辑思维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过程要按何种规律思维的问题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而思维是有普遍性的人脑活动，形式上具有主观性，是一个没有规定的自在存在；内容是，总是包含有事物及事物的各种规律。所以就内容来说，只有思维深入于事物及事物联系之间的实质，方能算得真“思维”；就形式来说，思维是人脑搭载事物及事物联系的特殊状态或行动，是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是有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方式。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性，各发展因素组成具有“牵一发动一身”的逻辑排序，从而思考发展必须要逻辑思维观，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唯物主义来看就是要有务实有效的系统思维观，没有真“思维”就产生不了真“思想”。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只有如此，真“思想”才能产生指导发展的真理，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才会出现。

当然，科学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统一原则。系统统一原则认为，系统是有机体，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辨证作用，有其合符发展规律的逻辑。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发展，都具有系统性，都需要从系统逻辑的角度出发，用逻辑思维观去研究工作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系统，分析发展中各个发展要素现状、发展要素结构、比例，力求发展要素之间的排列秩序和作用方式“和谐”。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分析事物现象时，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出发，系统地按照逻辑的思维观从发展实际的各方面情况出发，协调好各种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发展的局部与局部、发展局部与全局、发展的重点和过程的良性互动和又好又快。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是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坚持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要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蕴含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

一要明白科学发展观体现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深刻内涵：

第一，科学发展观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越性特征，立足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政党，不仅具有人类生产关系发展先进性，更要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定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符合先进生产关系由先进生产力决定，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体现了物质的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这是对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继承，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做出的科学判断，是从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世界观出发思考探索发展的理论新成果、发展理论新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突出了当前及新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与时俱进的标志。

第二，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在发展问题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这要求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善于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等实际的矛盾性，要灵活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内城乡、区域等发展的趋同性，在解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的“求变”与认识发展趋同性的“求同”之间，找到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确定正确的发展思路。不能只强调“求变”，那样就是主观主义；也不能只强调“求同”，那样就是本本主义；要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又利用发展的趋同性，运用好“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即如列宁所说的“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是由解放思想方法论的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决定的。

客观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国各地区发展基础不同，面对的发展进程有差别，东中西部各有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局部发展的特殊性，导致全国整体发展的矛盾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必然需要，从而全国整体发展具有统一性，局部发展又有趋同性。这是唯物辨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体现。解放思想，树立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必须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找出本地发展的实际差别，进行有力有序效的发展突破，又要利用发展的趋同性，从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发展方针政策要求出发，把握全国总体科学发展布局，认真谋划，找到实事求是、切合本地本行业实际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路径，使地方行业发展与全国总的发展大局相一致。

如果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有唯心主义思想观，就会出现不符合客观世界物质性的封建残余思想。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大部分党员干部能自觉摒弃唯心主义思想观。但对于形而上学思想观总有人难于做到“拒之门外”。分析起来，形而上学思想观的产生，一是思想观受制于当前的物质世界和自身的方法论水平，二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限于利好驱动，认识当前事物时总是固守条条框框，缺少主动求证，不敢否定之否定。这样想当然地思考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信奉“拿来主义”“本本主义”，就会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这些思想观的彻底清除，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存的科学发展观，自觉清除不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

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是清除唯心主义思想观和形而上学思想观这些思想枷锁的好武器，这也是新时期解放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大局，正确领悟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的客观需要，是正确树立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的思想基础，是深入有效地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在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正确解放思想，必须遵循唯物辨证法思想观，把握发展实际的矛盾性，充分利用发展的趋同性，把握发展的局部和整体之间的不平衡与平衡、协调与冲突、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发展的系统性与发展的特殊性等客观联系，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解放思想，要注重逻辑学，树立系统逻辑思维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过程要按何种规律思维的问题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而思维是有普遍性的人脑活动，形式上具有主观性，是一个没有规定的自在存在；内容是，总是包含有事物及事物的各种规律。所以就内容来说，只有思维深入于事物及事物联系之间的实质，方能算得真“思维”；就形式来说，思维是人脑搭载事物及事物联系的特殊状态或行动，是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是有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方式。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性，各发展因素组成具有“牵一发动一身”的逻辑排序，从而思考发展必须要逻辑思维观，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唯物主义来看就是要有务实有效的系统思维观，没有真“思维”就产生不了真“思想”。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只有如此，真“思想”才能产生指导发展的真理，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才会出现。

当然，科学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统一原则。系统统一原则认为，系统是有机体，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辨证作用，有其合符发展规律的逻辑。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发展，都具有系统性，都需要从系统逻辑的角度出发，用逻辑思维观去研究工作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系统，分析发展中各个发展要素现状、发展要素结构、比例，力求发展要素之间的排列秩序和作用方式“和谐”。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分析事物现象时，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出发，系统地按照逻辑的思维观从发展实际的各方面情况出发，协调好各种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发展的局部与局部、发展局部与全局、发展的重点和过程的良性互动和又好又快。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是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坚持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要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蕴含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

一要明白科学发展观体现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深刻内涵：

第一，科学发展观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越性特征，立足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政党，不仅具有人类生产关系发展先进性，更要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定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符合先进生产关系由先进生产力决定，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体现了物质的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这是对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继承，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做出的科学判断，是从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世界观出发思考探索发展的理论新成果、发展理论新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突出了当前及新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与时俱进的标志。

第二，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在发展问题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这要求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善于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等实际的矛盾性，要灵活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内城乡、区域等发展的趋同性，在解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的“求变”与认识发展趋同性的“求同”之间，找到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确定正确的发展思路。不能只强调“求变”，那样就是主观主义；也不能只强调“求同”，那样就是本本主义；要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又利用发展的趋同性，运用好“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即如列宁所说的“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是由解放思想方法论的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决定的。客观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国各地区发展基础不同，面对的发展进程有差别，东中西部各有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局部发展的特殊性，导致全国整体发展的矛盾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必然需要，从而全国整体发展具有统一性，局部发展又有趋同性。这是唯物辨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体现。解放思想，树立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必须既承认发展的矛盾性，找出本地发展的实际差别，进行有力有序效的发展突破，又要利用发展的趋同性，从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发展方针政策要求出发，把握全国总体科学发展布局，认真谋划，找到实事求是、切合本地本行业实际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路径，使地方行业发展与全国总的发展大局相一致。

如果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有唯心主义思想观，就会出现不符合客观世界物质性的封建残余思想。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大部分党员干部能自觉摒弃唯心主义思想观。但对于形而上学思想观总有人难于做到“拒之门外”。分析起来，形而上学思想观的产生，一是思想观受制于当前的物质世界和自身的方法论水平，二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限于利好驱动，认识当前事物时总是固守条条框框，缺少主动求证，不敢否定之否定。这样想当然地思考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信奉“拿来主义”“本本主义”，就会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这些思想观的彻底清除，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存的科学发展观，自觉清除不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

唯物辨证法思想观就是清除唯心主义思想观和形而上学思想观这些思想枷锁的好武器，这也是新时期解放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大局，正确领悟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的客观需要，是正确树立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的思想基础，是深入有效地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在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要正确解放思想，必须遵循唯物辨证法思想观，把握发展实际的矛盾性，充分利用发展的趋同性，把握发展的局部和整体之间的不平衡与平衡、协调与冲突、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发展的系统性与发展的特殊性等客观联系，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解放思想，要注重逻辑学，树立系统逻辑思维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过程要按何种规律思维的问题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而思维是有普遍性的人脑活动，形式上具有主观性，是一个没有规定的自在存在；内容是，总是包含有事物及事物的各种规律。所以就内容来说，只有思维深入于事物及事物联系之间的实质，方能算得真“思维”；就形式来说，思维是人脑搭载事物及事物联系的特殊状态或行动，是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是有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方式。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系统性，各发展因素组成具有“牵一发动一身”的逻辑排序，从而思考发展必须要逻辑思维观，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唯物主义来看就是要有务实有效的系统思维观，没有真“思维”就产生不了真“思想”。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只有如此，真“思想”才能产生指导发展的真理，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才会出现。

当然，科学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统一原则。系统统一原则认为，系统是有机体，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辨证作用，有其合符发展规律的逻辑。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发展，都具有系统性，都需要从系统逻辑的角度出发，用逻辑思维观去研究工作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系统，分析发展中各个发展要素现状、发展要素结构、比例，力求发展要素之间的排列秩序和作用方式“和谐”。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分析事物现象时，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出发，系统地按照逻辑的思维观从发展实际的各方面情况出发，协调好各种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发展的局部与局部、发展局部与全局、发展的重点和过程的良性互动和又好又快。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是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坚持推进XX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要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蕴含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

一要明白科学发展观体现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深刻内涵：

趋同性范文篇10

小学生的数学学习过程实质上是数学模式的构建过程，因此会产生各种错误，其中有一类浅层次的错误，又称形成性错误，就是误读。所谓“误读”是指人们在接受一种新的知识时，按照自己所熟悉的思维方式进行选择和切割而产生的对原意的偏离。这种偏离可以是有意识的曲解，也可能由于客观因素制约出现的无意识误读。小学生的数学误读大多是无意识的。过去我们对小学生数学错误的分析往往局限于错误的形式与结果，而忽略了错误的层次分析，尤其是对误读的剖析，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小学生的数学误读发生率较高，产生面也较宽，几乎每个小学生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误读。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常见的小学生数学误读有以下三点：①视觉性误读。这是低年级小学生容易出现的误读，主要特征是对符号或数码字母解读失误，尤其是在较为紧张的口算训练中，小学生心理压力增大，辨读符号准确率降低；也有小学生为追求运算速度，眼看口念心算，一心多用导致误读；还有的小学生符号解读能力较差，停留在“出声思维”阶段，一道算题非得要用嘴读上一遍方可“输入”，囿于课堂环境，他们不敢读出声，而只能在嘴里默读，这样势必影响计算速度，当看到其他同学已经做完时，他们开始着急，这时往往会出现误读，真是“忙中出错”。②趋同性误读。注意到两种数学模式之间相同性，忽视了相异之处，误以为可用同一种方式去处理而发生的误读。这是思维定势所造成的误读。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条船上有75头牛，33只羊，问船长的年龄多大？”据浙江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只有5%的学生认为无解，而另外95%的学生居然根据已有的两个数据计算出了船长的年龄（75+33=108岁，或75-33=42岁）。他们的理由是，“凡老师出的题都是可以解的”。这就是趋同性误读。小学生的趋同性误读还有：在口算练习时，连续几道加法题之后夹一道减法题，一些同学仍做成加法；变式训练中，忽视算式中细微的差别，仍按过去的办法做；在应用题列式时，不根据已知条件获取信息（总数、部分数或总数、份数、每份数），决定使用何种算法，而是根据问句中的“一共”、“平均”等词简单分类，机械记忆，从而出现判断失误。③习惯性误读。这是一种模式性误读，由已有的模式对新模式产生的干扰所致，即心理学的“前摄作用”，也是一种知识间的负迁移。小学生在做四则混合运算的应用题时，有人会根据数字特征来决定算法，如果给出两个数字具有倍数关系，他们首先想到用除法，因为可以整除，而忽视其实际条件的要求，这是他们头脑中已形成的“除法计算模式”（即“乘法口诀”的逆用）在起作用而出现的误读；又如在学习“三角形的认识”一节时，小学生通过各种变式图形的辨认，在头脑中形成了单一三角形的模式，接着让他们数一数图形

附图{图}中有几个三角形时，一些人认为只有4个，而不是8个。发生这种误读的原因是单一三角形模式的影响，看到复合起来的三角形图形不会辨认，以为它不是三角形，这是“习惯性误读”。

小学生数学误读的出现具有双重含义：首先说明了学生已经在用脑思考数学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数学模式的过程中，这是一种形成性错误。有经验的教师决不会横加指责、讽刺挖苦他们，而是谆谆诱导，助一臂之力；其次，误读的出现说明小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障碍，发生了困难和偏差，教师需认真分析、仔细反省：是由于自己的误导所致，还是学生的认知失误？是新旧数学模式之间台阶过大、坡度太陡，还是学生思维惰性或知识遗忘而产生的？教师应仔细分析，及时处理，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