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范文10篇

区位范文篇1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区位范文篇2

关键词：跨境电商；综试区；定性比较分析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跨境综试区的相关研究。苏为华等（2018）从基础能力水平、服务支撑水平和发展潜力水平三个维度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发展水平进行了统计测度。郝彬凯（2018）从生态位的视角，测算了我国13个综合试验区所在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并将其依次分为强势型、特色型、追赶型和弱势型四个类别。李如妙（2020）基于35个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运行现状，采用变异系数法测量各指标权重，对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成效进行了客观评估。然而，以上研究并没有进一步讨论用不同前因条件组合方式构建不同影响构型，从而“殊途同归”地提升策略，来促进跨境电商综试区以及综试区中企业的发展。

（二）QCA方法。QCA方法是将案例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该方法自CharlesC.Ragin（1987）提出以来，已在管理学科的多个分支领域显示出其优越性并被广泛应用。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相关理论及分析框架1、区位理论和产业群理论。Porter在分析区位竞争优势时提出生产要素、需求状况、关联产业和企业等四个因素，其中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本等社会要素。综试区的设立是为了引导一部分区域优先发展跨境电商，进而通过电商经济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并实现产业扩散到周边区域。2、构建分析框架。本文基于上述理论视角，梳理已有文献，用7个条件变量构建了综试区设立问题的分析框架：政策因素（简称ZFGM）用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来做衡量，即样本城市的年公共财政支出占城市生产总值的比值测度；交通情况（简称JTQK）用每平方公里的货运量来做衡量，即样本城市的年总货运量/区域面积；外资资源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做衡量，即样本城市的年度外资直接利用额度；劳动力素质（简称RLZY）用样本城市的在校学生人数进行衡量；区域产业结构（简称ZYZR）用样本城市的年度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进出口贸易基础（WMJZ）用样本城市对应2020年中国海关的百强外贸排名评分做衡量；区域贸易集聚程度（简称MYZB）用样本城市进出口总额占该省进出口总额的比值来衡量。将外贸百强城市中的78个样本城市是否有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定为结果变量，若有设立综合试验区则设结果为1，若未设有跨境电商综试区则设为0。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QCA方法，以中国海关评选出的外贸百强城市为案例样本，展开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区位选择研究。运用QCA方法可以从多组态分析、非对称因果关系和殊途同归的构型来探究多种影响因素在组态效应下对设置综试区的共同作用。QCA方法源自因果关系的集合论思维，它可以通过案例的各条件变量的组合而非单个自变量去分析结果，并且可以有效识别条件之间的多组态分析、组态等效性和非对称因果关系。QCA根据数据类型可以分为csQCA（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和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以0、1二分数据变量为主；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用于3个及以上数值的数据，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则采用［0，1］中的具体数值来表示连续变量。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作为最常用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可以更多地考虑前因条件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对结果造成的细微影响。考虑到fsQCA既可处理归类问题，也可处理程度问题的优势，同时也因为已设立的综试区分布广泛，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且综试区是我国的创新型政策试验，积累数据较少，难以进行大样本计量分析，故本文选择fsQCA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文考虑了样本的适用性和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最终从政策因素、交通情况、外资资源、劳动力素质、区域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基础、区域贸易集聚程度等7个条件以及是否设立综试区这一结果变量，对前因条件变量如何以组态形式影响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区位选择进行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2、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51个国务院于2018～2020年批准设立的第3批～第5批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城市，包括太原、徐州、温州等，同时在中国海关的《2020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中选取锦州、柳州、包头、廊坊等27个还未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但进出口贸易基础扎实的外贸百强城市作为参照城市。本文样本城市的政策因素、交通情况、外资资源、劳动力素质、区域产业结构、区域贸易集聚程度等6个条件数据选自2020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样本城市的进出口贸易基础的数据来自中国海关《2020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报告中的外贸综合评分。3、变量测量和校准。需要对测量变量的数值进行校准，将条件变量转化，以方便给条件变量数据定义隶属度值，同时也能让条件变量的原始测量数据具有可解释的集合判断。本文按照三分法校准条件变量的取值，将条件变量的75分位点、50分位点和25分位点作为完全隶属度、交叉点和完全非隶属度的阈值。当样本城市条件变量的数值超出完全隶属度阈值时，代表样本城市此条数据可以判断为符合良好的条件；反之，当样本城市条件变量的数值低于完全非隶属度阈值时，则代表样本城市的条件数据可以判断为差的状况。各条件变量的具体3分位阈值参数见表1。（表1）

三、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

（一）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在78个样本城市的条件变量数值得到3分位样准数据后，还需要对单个条件变量是否为设立跨境综试区的必要性条件进行分析。将上述已完成校准的数值利用fsqca3.0计算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是否大于0.9，如大于0.9，则此条件变量是构成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必要条件。各条件变量一致性和覆盖度指标分析结果，如表2表所示。通过fsQCA软件对上述已校准的条件变量进行分析，发现7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未大于0.9，不满足一致性要求，故这7个变量均不足以构成设立综试区的必要条件，也体现出这7个条件变量以单个因素解释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结果的能力较弱，因此需要继续对这些条件进行多种条件的组态充分性分析。（表2）

（二）真值表分析1、各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使用fsqca3.0软件，通过真值表分析进行删除和编码，旨在通过探索条件组态一致性指标是否大于0.8来衡量条件组态在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能否构成目标城市被设定为跨境电商综试区的目标结果。本文在真值表分析中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考虑取样案例有78个，将频数设为2。运用软件得出结果变量的3种解，即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本文以中间解为主，并辅以简约解来解释所得的条件组态。表3是fsQCA软件运算后出现的5个条件组态，每个条件组态的一致性均高于0.8。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49686，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355294，说明所有条件组态都能通过QCA检验。（表3）2、各条件组态的核心条件分析。核心条件是指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均存在的条件变量，辅助条件是指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变量。在表3中，组态1覆盖8个样本城市（佛山、东莞、芜湖、南通、常州、嘉兴、惠州、无锡），而组态2覆盖4个样本城市（常州、南通、湘潭、江门）。在表3的条件组态分析结果中，组态1和组态2的外资资源条件均发挥了核心作用，进出口贸易基础条件发挥了辅助条件作用，所以这两个组态可以视为同一类型的条件组态。组态4覆盖2个样本城市（长春、太原），组态5覆盖3个样本城市（北京、烟台、沈阳），其中劳动力素质和区域贸易聚集程度的条件均发挥了核心作用，而区域产品结构的条件发挥了辅助条件作用，这两个组态同样可以视为同一类型的条件组态。组态3共计覆盖7个样本城市（长沙、东莞、武汉、南京、西安、无锡、福州），组态一致性为0.971365，唯一覆盖度为0.0770588，代表如果样本城市拥有这类条件集合就能形成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的结果。

（三）组态分析。根据上述组态分析，基于5种组态的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的基础信息，我们可以将其分为3种引发城市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推广类型，即外因驱动型、政策引导型和产业聚集型。1、外因驱动型。是指在外商投资水平高、交通条件较好、劳动力资源多、具有较好的进出口贸易产业基础的城市设立综试区。组态3覆盖的7个案例，如长沙、东莞、武汉就属于这类设立模式下的典型城市，在城市有外资参与度且区域贸易集中度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持续改进提升城市的交通运输条件对推进设立综试区具有重要作用。2、政策引导型。是指在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但具有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以及较好的进出口贸易基础的城市设立综试区。本文通过fsQCA方法解得的组态1和组态2所覆盖的案例城市，如佛山、东莞、芜湖、常州就属于这类设立模式下的典型城市，持续提升城市的产业结构条件，提升第三产业以及产业群布局，对推进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具有重要作用。3、产业聚集型。本文通过fsQCA方法解得的组态4、组态5中均包括劳动力素质（RLZY）和区域贸易聚集度（QYMY）两个核心条件和区域产业结构（ZYZB）这个辅助条件，可以将其归纳为产业聚焦类型。从案例上分析判断，区域性进出口贸易相关产业群集中、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城市是国家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的重要考虑区域。当这类具备条件组态的城市被选为跨境电商综试区时，能凭借良好的服务产业基础支持区域内的外贸企业转型为跨境电子商务业务。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本文针对城市间设立与推广跨境电商综试区的问题，提取了7个条件变量来构建分析框架，并选取78个样本城市，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设立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这一结果进行因果关系研究，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fsQCA实证结果显示，城市设立综试区是由多个条件变量共同作用，单个条件变量并不是设立综试区的必要因素和充分因素。通过分析构成组态的核心条件，将上述组态归纳成3种实现设立综试区的类型，即外因驱动型、政策引导型和产业聚集型。（2）对于综试区的3种设立模式而言，外因驱动型强调外资资源、区域贸易聚集度和劳动力素质对设立综试区的影响作用；政策引导型关注政策因素下第三产业对综试区设立所起到的支撑作用；产业聚集型的核心条件为劳动力素质（RLZY）和区域贸易聚集度（QYMY）。

（二）研究启示。（1）选择产业结构和进出口贸易聚焦度较好的城市继续推广跨境电商综试区这种“以点带面”的增长模式，最大限度发挥该区域的贸易经济优势；中西部地区虽然在交通运力和外资引用程度等方面有弱势，但可以发挥示范城市的聚集效应，从而也给更多中西部区域的城市的跨境电商经济带来产业发展的契机。（2）在设立综试区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劳动力、外资、城市交通等条件，也要从产业结构、传统贸易基础等方面分析区域优势。综试区是地方外贸企业转型为跨境电商的平台，地方政府应当重视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从跨境电商行业的人力资源素质。同时，还要发挥地方产业结构的特色，将传统外贸产业和电商有机结合，抓住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红利。

主要参考文献：

［2］王凤彬，江鸿，王璁.央企集团管控架构的演进：战略决定、制度引致还是路径依赖———一项定性比较分析（QCA）尝试［J］.管理世界，2014（12）.

［3］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06）.

［4］苏为华，王玉颖.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7（06）.

区位范文篇3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区位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势头强劲，正逐步进入黄金增长时期，而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为我国的OFDI带来了新机遇，到2015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新阶段，并且投资流量高达1456.7亿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投资快速增长，但是仍然存在巨大的发展和改进空间。长期以来，我国都是投资输入国，短期内并不能为企业走向“一带一路”的区位选择提供有效战略方法，所以大量企业在对东道国进行投资过程中存在盲目性，面临风险和挑战较多，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优势产能的有效转移。河北省作为工业大省，存在大量的富裕产能，所以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及时解决省内企业依据东道国特征和自身优势“走出去”和“立得住”问题，并且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合理布局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区位选择，将为省内优势产能的有效转移提供有力理论支持。雄安新区的建设为保定市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保定市更应该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为雄安新区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份助力，从而实现双赢。

二、影响保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环境分析

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对能源、信息和矿产的保护意识较强，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保护也越来越强，部分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遇到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而且投资时所面临的东道国政策性风险也在不断增加。所以，企业根据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区位选择过程中应适度考虑东道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对其可能面临的政策性风险进行预判，以便尽可能防范风险，获得安全的高效益。（一）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保定市企业到欧盟进行投资所面临的投资管理制度变化来自两方面：一是TTIP协议，另一个是BIT协议，主要涉及投资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环境等内容，以及要求双方享有进入对方市场的同等机遇。（二）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特殊要求。在非洲投资需考虑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南非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并购活动，但严格审查是否能够带动当地就业和产业的发展。部分拉美国家严格限制影响环境的外国投资，特别是中国。由于不同政党对不同投资持有相左的意见，企业进行投资需进行多方协商。（三）韩、俄新兴国家的投资要求。相对于欧美，企业到新兴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障碍相对较少，但是并不意味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一片坦途。但新兴国家进行投资会面临新要求，特别是对战略性产业的要求。例如，韩国多次调整其产业安全战略，推出一系列减少重点产业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应急措施。俄罗斯主要在矿产资源上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限制。其中，根据《俄罗斯联邦矿产资源法》，限制外商对矿产资源的投资，要求其必须获得包括地质研究及勘探和开采的综合许可证、外资占比不超过10%，而且要求俄罗斯部级矿产地使用权只能通过拍卖方式获得。总之，俄罗斯对战略性产业和涉及军事、能源、等重要产业的投资设置了很多障碍。所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东道国各项法律、法规以及文化的限制，需根据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相应的区位选择。

三、保定市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保定市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选取的主要指标有：东道国经济规模（GDP）、人口和两国距离等，以引力模型分析企业对外投资与各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引力分析是进行空间相互作用分析的经典模型，来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引力定律认为，两物体间引力大小与二者质量之积成正比，与二者之间距离平方成反比。因此具体模型如下：Fij=kMaiAbjDcij（1）其中，Fij表示两国之间贸易量；Mi和Aj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GDP总量；Dij表示为i国和j国之间距离；K表示引力系数，为常数。a,b,c为参数。因此，从公式中发现，两国之间贸易量大小与两国GDP成正比，与两国距离成反比。在进行经济分析的经验研究中，一般会对公式（1）采用对数形式，可减少异方差性：ln(OFDI)=α+β1ln(GDPi)+β2ln(GDPj)+β3ln(D)+ε（2）本文以保定市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因保定市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所以本文选取比例方式对各个变量进行数据获取。采用最小二乘估计基于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运行结果如表1所示。回归结果显示，东道国的GDP总量越大，保定市对其直接投资的流量就越小，所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保定市投资的绝大部分是经济较为落后但是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多以资源导向为主。而投资国和东道国的距离对OFDI具有正向相关性，但是显著性较差，也就表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业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距离已经不再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首先，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的动机，亚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保定市的首要选择，因为在这个区域的投资国家与中国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消费偏好也是非常接近的，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经济文化距离相对于其他区域都是比较近，而且这些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接受度较高。在亚洲区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属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这类投资可以带动保定市优势技术、设备的出口，也能对其本身产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其次，对非洲区域的直接投资，也多是出于资源寻求的动机。这一地区投资可以获得国内瓶颈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但是对产业的提升效果不显著。最后，欧洲和北美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区域是发达国家的范畴，因此投资偏重于技术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的动机。一方面由于企业与这一区域的地理距离和经济文化距离较远，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也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促进企业进行这一区域投资的作用不明显；另一方面企业进行技术和战略性投资所获得收益显著性不高。

参考文献

［1］张宏岩,吕亚丽,禹贺.推动西宁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思想［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5）.

［2］刘瑞,高峰.“一带一路”战略的区位路径选择与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J］.社会科学研究,2016（1）.

［3］孙瑞杰,羊志洪,刘佳,赵鹏.天津市海洋经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思考［J］.海洋经济,2016（4）.

［4］韩晶,刘俊博,酒二科.北京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定位与对策研究［J］.城市观察,2015（6）.

区位范文篇4

关键词：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

旅游企业区位是旅游企业活动的空间。笔者将研究旅游企业活动的场所及场所选择过程的理论称为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理论。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旅游企业空间区位现状分析，主要指旅游企业区位的空间分布现状和关联分析；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预测，指旅游企业选择某一空间区位，其在该区位的经营成本、利润、客源市场等预测；旅游企业空间区位决策，指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和区位空间秩序的决策。

白光润（2004）把区位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区位三种。对于旅游饭店、主题公园、会展旅游类旅游企业来说，其空间区位选择对其生存与发展尤为重要，本文对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旅游资源区位因素

旅游资源是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首先考虑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禀赋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旅游吸引力，拥有全国甚至世界吸引力的核心旅游资源就会吸引相关的旅游企业形成集聚现象。到目前为止，尽管兴造了很多人工的主题公园等景点，但是资源禀赋的优势仍是核心旅游产品中不可替代的关键因素，核心旅游产品的区位也就决定了旅游产业集聚的区位。

旅游资源区位对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有：旅游资源区位往往就是旅游企业区位。旅游景区（点）型旅游企业需要依托旅游资源来开发核心旅游产品；旅游度假型企业需要依托良好的自然与生态环境营造旅游度假氛围而定位在旅游资源所在区位。旅游资源空间布局状况直接影响到旅游企业空间布局状况。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可能呈现出带状、圈状、点－轴状、星云状、梳状等不同形态。由于旅游资源，尤其是自然旅游资源的形成是长期的过程，而且在一定区域内旅游资源空间集聚的现象非常普遍，如世界遗产地、部级风景名胜区、部级历史文化名城等地域往往是旅游资源的集聚地。旅游资源的集聚会带来旅游产业的集聚，旅游资源的空间形态对旅游企业空间布局形态产生重要影响。

旅游企业空间区位对旅游资源区位也会产生影响。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主题公园景区等主题景区的开发与建设使原本不是旅游资源区位的区域被开发成著名的旅游区，如杭州沿杭州湾区位目前已开发成主题公园与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旅游企业区位的形成对原本缺乏旅游资源或仅为潜在旅游资源的区位被开发成旅游资源区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旅游市场区位因素

市场泛指产品销售场所。本文提到的旅游市场主要指旅游客源市场，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价格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旅游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旅游者数量。旅游市场区位对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有几下方面：

旅游客源市场与旅游企业的相对位置。旅游企业区位越接近客源市场，则区位越好。旅游者出游遵循距离衰减规律，越接近旅游客源市场的区位，旅游者到访就会越多。

旅游客源市场规模。这主要取决于客源地人口状况（人口规模、人口增长速度、人口职业构成、人口年龄构成、人口教育构成、人口的空间构成及人口的空间流动等）、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客源地的国民经济总量发展状况、个人收入状况及外贸收支状况等）、客源地社会与文化背景等。客源地不一定是异地。目前旅游客源市场中有一定比例为当地客源，因此，旅游企业空间区位所在地（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等状况也是客源市场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

旅游客源市场结构。旅游市场一般分为国际旅游市场、国内旅游市场、当地休闲市场。旅游企业的客源市场地位将直接影响到空间区位选择。一般如果以国际旅游市场为主要客源定位，如高星级饭店、国际旅行社等旅游企业，则宜布局在国际性大中城市，这些城市往往是国家出入境口岸城市或具有国际航班连接的主要国际客源市场。如果以当地休闲市场为主要客源定位，则可以布局在居民集聚区、城郊交错地带等。

旅游交通区位因素

在相对分散的旅游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有效的、有质量保证的及一定容量的区域交通网。一定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提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先决条件之一。交通系统在旅游目的地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任何一种旅游目的地发展规划或发展的思考都必须包括交通因素的规划与思考。旅游交通区位是指从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的空间距离和可达性。

旅游交通区位因素是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需要重要考虑的区位因素之一。如果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有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或城市交通干道等快速交通方式可达，则旅游企业可以把原本在核心区布局转移到在边缘区布局。城市旅游空间集聚区一般都较好地解决了旅游可达性问题，游客可以便捷地抵达，旅游企业区位选择则偏向在城市旅游空间集聚区布局。另外城市的外部旅游交通区位也直接影响到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一座城市是否有航空运输方式将直接影响到是否能吸引国内中长途客源，甚至国际客源；是否有铁路运输方式将直接影响到城市到访客源的规模、城市旅游吸引力的范围及游客的抵达便捷程度；是否有高速公路等快速公路交通方式将直接影响到中短途游客是否可以快速便捷地抵达及自驾车游客等散客的旅游决策行为。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在考虑交通区位时也要注意结合实际。投资数十亿，并于1997年倒闭的苏州昆山福禄贝尔乐园的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忽视了当时我国自驾游还处于起步期，企业虽然处于我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但当时游客，尤其是散客还不能便捷地抵达。旅游交通区位直接影响到旅游企业以后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

旅游从业人员区位因素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旅游从业人员是城市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旅游从业人员的数量、密度、素质与技能等在区域之间是有差异的。如长江三角洲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高校云集，开设旅游专业的高校也相对于高校较少的浙江嘉兴、湖州、舟山和江苏无锡、常州、镇江等城市要多，而且上海等长江三角洲旅游中心城市旅游从业人员数量多，特别是熟练的旅游从业人员多。

旅游从业人员因素虽然不是旅游企业选择区位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但因为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定区位的旅游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大中学校旅游专业学生（实习生）的数量在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旅游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从业人员的工资成本空间差异明显，因此，旅游从业人员会对旅游企业在城市间选择区位有影响，但对于在城市内的具体哪个区位选择布局影响并不大。

旅游集聚因素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

旅游产业集聚与分散是旅游产业空间配置的两种形式。旅游企业在空间上集聚可以带来以下优势：共享旅游基础设施，尤其是旅游交通基础设施，使其不需要单独对旅游区域的基础设施进行专项投资；共享客源，旅游者的出游行为具有多目的性，可能会同时选择数个旅游产品，同时光顾数个旅游企业，客源共享有利于减少旅游企业营销成本；旅游企业经营成本优势，旅游企业集聚可以共塑特定区位的旅游形象，可以进行旅游合作，如进行旅游市场联合营销等减少旅游企业经营成本；便于相互交流旅游信息和旅游市场信息，有利于加快旅游产品创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区位的社会文明程度、社会治安状况、政府管理与决策水平、旅游经济发展状况、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旅游发展政策、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文化状况等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也对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具有一定影响。

旅游企业区位选择的地理区位、价格、规模与服务定位战略

借鉴Urtasun与Gutierez(2006)；Chun与Kalnins(2001，2004)；Begin（2000）等学者在对饭店等住宿业空间区位选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旅游企业发展战略对旅游饭店等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

Urtasun与Gutierez(2006)研究表明：饭店产品与地理区位选择受到城市的社会经济与城市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对它们的变化产生影响；饭店集聚仅仅发生在定位差异化的饭店之间；在寻求与竞争对手定位一致性的集聚布局及差异化的扩散布局的平衡点上，重点考虑的是价格与地理范畴中的相关因素。

对旅游业来说，由于重新定位的高成本性及产品的不可移动性，基于价格、规模、服务基础上的产品与地理区位选择决策对成功经营是非常重要的。旅游饭店在进行产品与地理区位选择时，必须认清新饭店是否与竞争对手的定位一致或有所差异。基于效率原则，对具有相似旅游市场细分的旅游企业来说，空间经济模式总体上趋于集聚而不是扩散。公务员之家

旅游业作为服务性企业，其区位选择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Chun与Kalnins(2001,2004)研究表明：住宿接待业通过集聚，能减少消费者的搜寻成本，继而增加需求。集聚经济是旅游企业区位选择注重考虑的因素，但成功的旅游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应是具有显著差异定位的企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与其竞争对手存在的差异，或拥有以较低成本提供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的能力，或能以独特的方式提供产品与服务并比竞争对手创造出更多的消费者价值。与竞争对手拥有的资源具有相似性，也许会增加竞争度。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布局能使集聚企业获得正的外部性而取得竞争优势，分散布局能使旅游企业获得地方化经济取得比较优势。Urtasun与Gutierez(2006)认为旅游饭店空间区位选择是基于集聚战略还是分散战略，将取决于饭店决定是否与竞争对手定位一致还是有所差异，或是在某些方面定位一致而在其他方面有所差异。Urtasun与Gutierez(2006)研究表明：旅游饭店区位选择中涉及到的地理区位、价格、规模与服务等4个方面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体；与竞争对手的地理距离受饭店规模与服务一致性影响而缩小，受价格一致性而扩大；在马德里，具有与竞争对手相似规模与服务的新饭店区位选择时选择集聚布局所获取的利大于弊，而具有与竞争对手相似价格的新饭店扩散布局则弊大于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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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庆红.区域经济学概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区位范文篇5

内容摘要：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后，外资零售企业在我国加速发展。本文以外资零售企业在长三角16个城市的区位选择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外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基本特征、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并运用panel-data技术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4-2009年间地区宏观经济水平、地区消费力、商业环境、对外开放度是影响外资零售企业在长三角地区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我国零售市场已经全面对外资开放，至此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发展进入快速扩张期。面对外资零售企业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国内外学者对其扩张过程中的区位选择问题做了相关研究。

国内外对于外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概述

郭崇义（2002，2003）对外资零售企业的所在城市和位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不同业态的零售企业有不同的选址偏好，并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区位特征和规律。张闯、夏春玉等（2006）基于28家跨国零售企业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其主要受对外开放政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与消费力、商务环境和投资政策、城市性质等因素影响。张闯（2006）基于58家连锁企业的店铺比较研究发现跨国企业区域扩张过程中注重战略布局，优先选择区域中心城市。汪旭晖、刘勇（2008）对沃尔玛、家乐福等六家跨国零售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外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主要受地区商业发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

另外，伯特（Burt）和特雷德戈尔德（Treadgold）认为，跨国零售企业海外投资往往首先选择那些与母国具有地理临近性的市场。迈尔斯和亚历山大研究指出，欧洲零售企业尤其偏爱像母国临近性的海外市场投资。虽然外国学者的研究不仅仅针对我国，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纵观现有文献，国内外对外资零售企业扩张阶段区域内的区位选择研究较少，大多数研究限于宏观层面，缺乏对其影响因素和布局趋势的实证分析。笔者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来检验影响外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因素，从而进一步丰富外资零售企业的区位选择理论，并预测其区位选择行为的趋势。

外资零售企业在长三角区位选择的基本特征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外开放较早，备受外资零售企业青睐。通过对其外资零售企业进行分地区统计就会发现，其区位选择过程呈现出了一定的区位特征和规律。

（一）空间分布不均衡

上海作为我国经济中心，凭借其良好的投资环境、优越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国家政策，一直以来是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重点区域。早在1992年，上海就成为我国零售商业对外开放的首批6个城市之一，而杭州、南京等省会城市及宁波直到中国加入WTO之后才陆续开放。政策上开放时间的不同，造成了外资零售企业地区发展的不均衡。2004零售市场全面开放后，外资零售企业出于对市场的了解和购买力等因素的考虑，往往优先往零售基础好、经济水平高的区域中心城市投资，进一步拉大了城市间的差距。截至2010年3月，外资零售业共在上海市开设店铺1610家，占整个长三角地区外资零售企业的56.6%，扣除掉便利店有1452家，依然占50%。

（二）逐步向二三线城市布局

随着上海、南京等城市零售市场竞争加剧和对周边市场的了解，近几年外资零售企业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长三角地区的二三线城市市场，通过并购和设立分店的形式开始迅速扩张。沃尔玛分别在嘉兴（2006）、无锡(2006)、昆山（2008）、绍兴(2009)等地区开设了新店，易初莲花在无锡（2003）、泰州（2005）、南通（2005）、温州（2006）等地开设了新店。家乐福绍兴店是其在中国内地三线城市开设的第一家，随后其新开几家店都设在浙江省的二、三线城市。2005年华润万家收购了浙江宁波慈客隆超市，其在二三线城市扩张的步伐得到进一步的加快。虽然上海作为全国一线城市其外资零售业发展水平继续高于周边地区，但是其零售市场所占份额比例已经开始逐年下降，据统计，2000年外资零售企业在长三角地区一线城市网点数占整个地区65.79%，2009年则降至48.92%。

影响外资零售企业长三角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外资零售企业网点数量和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及经济发展程度等密切相关（李飞，2009）。本文以影响外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作为理论假设，利用2004-2009年长三角16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建立基于panel-data技术实证模型对零售企业长三角地区区位选择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及实证结果

模型拟选取各地区外资零售企业的网点数（NUM）作为被解释变量，假设外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过程中受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来代表）、地区消费力（CONSUME，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来代表）、地区商业环境（RETAL，限额以上零售企业数来表示）、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用Trade（由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地区当年GDP得来）和FDI（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来代表]、地区开店成本（TERI，由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的GDP表示）的影响。据此，本文基于panel-data的技术实证模型为：

其中，i代表不同的地区，t代表年份。鉴于外资零售企业新开店前需要经历考察准备期，本文采取各城市指标前置两年的方式，零售企业门店数（NUM）采用2006-2009年的信息，而各城市指标则采用2004-2007年数据。将长三角16个城市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后，纳入模型，通过EViews6.0软件进行混合数据的GLS加权回归处理。对模型分析结果进行检验后，将显著性较弱指标（FDI和TERI）剔除，把余下指标重新纳入模型得到实证结果（见表1）。

（二）实证结果分析

调整后的模型实证结果变得非常显著，R2为0.992123，各指标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具体来说，实证结果显示外资零售企业网点数与地区人均GDP成正相关，说明地区宏观经济水平是影响外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地区居民家庭平均全年消费支出（Consume）和地区外零售企业网点数呈正相关，说明零售行业开放后外资零售企业在长三角地区区位选择时受地区消费能力和地区商业环境影响较大，这一结论与汪旭晖、刘勇（2008）的结论相似，只不过他们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示地区消费力。不同的是，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地区限额以上零售企业数（RETAIL）与地区外资零售企业数量较强的正相关，且显著性较强。这说明可能2004年底零售企业开放后，外资零售企业区位投资时更加理性，倾向于选取消费力强和商业氛围良好的地区进入。同时模型结果显示，地区对外开放度（trade）和外资零售企业数存在正相关，这表明外资零售企业在区域扩张过程中倾向于对外开放水平高的地区。另外实证结果表明，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指标(TERI)对地区外资零售企业网点数影响不显著，笔者认为可能是长三角地区作为东部发达地区，基础实施水平整体较好，相互间对外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影响差别较小。

外资零售企业在长三角区位选择的趋势

以上文实证分析的区位选择因素为依据，预计未来外资零售企业在长三角地区区位选择将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动向。

（一）外资零售企业本土化进程加快

目前外资零售企业纷纷加快对我国本土化进程，在长三角地区不少外资零售企业已经悄悄退出大城市“第一商圈”的争夺，转而向社区及乡镇发展自己的客户群体。相比于大城市大中型零售网点资源越来越稀少和竞争日益激烈，城市周边的社区和乡镇地区的零售市场存在巨大潜力。早在1999年，沃尔玛就在美国本土开设了第一家社区店，只是当时我国城市配套基础设施较弱，零售企业物流配送成本过高，直到2002年才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社区店。目前在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等城市的社区零售业已经比较成熟，而在周边地区县市，随着基础实施建设完善和百姓消费观念的转变，可以预见将来一段时间内外资零售企业的社区便利店、生活超市、农村放心便利店等业态将会得到快速发展。

（二）外资零售企业将加速向二三线城市布局

随着危机后经济的复苏和零售企业在中国持续的发展，外资零售企业在我国将进一步加快扩张力度。现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二三线城市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中，人均GDP普遍超过3000美元，普通城镇居民消费正经历转型升级阶段。发达国家发展证明，当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候，零售市场将会经历快速增长期。中国连锁协会发表的2009年一季度报告表明连锁零售企业二、三线市场销售增长首次超过一线市场。2009年，外资零售企业在长三角地区共开设店铺116家（不含便利店），其中85家开设在了二三线城市，占总数的73%。种种迹象表明，未来东部地区消费能力较强、竞争相对滞后的二、三线城市将是外资零售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区位范文篇6

这样，城市中心地带就一般被商业企业所占用，并形成以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为主要经济功能的商业中心。而商业中心又可依照其功能层次和辐射范围，分成高、中、低不同的几个级别。而工业往往聚集在距车站、码头等运输集散地较近的地方向外辐射。

当然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如土壤、地形、气候、矿产资源等自然因素；又如市场、交通、政策、技术等，以及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影响区位选择。

房地产投资区位的选择对不少开发商进行房地产投资时都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一方面他们面临土地价格的上涨过快和投资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有面临消费者收入增加缓慢的难题，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对房地产区位和价格存在更多挑剔。

在西方经济学中我们会得到很多理论如：杜能原理、同心圆理论由伯吉斯（E.W.Burgess于1925年总结出来的）、扇形理论（SectorTheory）霍伊特（HomerHoyt）于1939年创立的、多核心理论最先是由麦肯齐（R.D.Mckenzie）于1933年提出的，然后被哈里斯（C.D.Harris）和乌尔曼（E.L.Ullman）于1954年加以发展等。

下面我们我们通过这些理论来看一看房地产住宅投资区位的选择。

我们知道消费者在购房中主要考虑的是方便程度；当然这是人所共知的，由此我们想到了西方经济学的的一些理论如：杜能原理，在杜能原理中我们得到了公式

I=（P-C-SK）Q；I定义销售收入、P农产品市价、C农产品成本、K为农产品交通时间耗费、S为运费

我们将公式重新定义为

R=P-C-K我们将其R定义为购房后的时间效用、P购房人每天可消耗的时间、C为购房后生活必需品的交通时间耗费、K为购房后的交通时间耗费（K实际上是两个变量我们在下面讨论）。如果市场价格P一定（一年内）在公式中有两个变量C、K，那么消费者在讨论购房时主要考虑的是C、K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先来讨论C（C为购房后生活必需品交通时间耗费）。在一般家庭消费中生活必需品支出占有重要地位，而生活必需品交通费用支出却是不可忽略的。生活必需品在其他的文章中已交代的很清楚了，我要请调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酒吧、餐厅和歌厅也走向百姓生活。当然在一些住宅一层的铺面出租也能满足一些消费者的需求，但对一些中层收入家庭来说这是不够的，因为对大不分中层收入家庭来说他们愿意到较有档次的地方消费，这合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对大多数开发商来说占有较多的中层收入家庭的市场就意味着占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我们也了解到生活必需品交通费用支出也在购房中起到一定的影响。

对于C（C为购房后生活必需品交通时间耗费）的理解我认为可以使用追求效率型模型，（寻找需求点与区位点间的总移动费用最大化——中值问题：总移动距离最小化的地点成为中值）目标函数minZ=∑∑aidijxij

约束条件：∑xij=1

yj—xij≥0

∑yj=P

xij=0，1；yj=0，1

式中，ai为地点i的需求；dij为地点i和地点j间的最短距离；

xij：地点i的居民如利用地点j的设施，则为1；否则为0；

yj：地点j布局设施时为1；否则为0

P为设施数

目的：使每个居民都能得到一个设施，其费用最小；最终居民与设施均达到效率最大化。

下面我们来谈谈K（K为购房后的交通时间耗费）。这里我们把SK定义为消费者关心的一些项目如：子女上学问题、到工作单位的交通便捷程度、到医院、到父母居住地的距离等。我们先以子女上学问题为例来谈谈，假设子女上学问题在家庭中占主要地位，而需要照顾的子女一般为小学和中学。家长对子女在选择就读的学校一般为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我们设它为B点、设居住地为A点、家长的工作地为C点。家长对上下班与接送子女所耗用的时间之和即为AB+CD。

AB+CD这一距离如何来确定呢，我们知道人保持某种状态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过长必然产生疲劳，从而就会放弃某种活动。根据测算，一般情况下儿童疲劳时间的极限为40分钟～60分钟，成人为90分钟～150分钟。普通人休闲步速为30米／分～40米／分（我们还可以以公交时间、出租车时间来计算。当然要看投资人的目标市场的选择），那么我们得到150分钟×40米／分钟=6000米

一般这个时间为10分钟～15分钟（12点下班到两点半上班减去吃饭午睡时间）。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以B、C点的一个椭圆。在这个范围以内的任何一点都是较理想的。当然AB+CD所耗用的时间可以是代步工具所达到的。有人会提到寄宿学校，但我们都知道在这一时间无法达到的情况下是人们的被迫选择。

对于K（K为购房后的交通时间耗费）的理解我认为可以将投资方即将选择的区位看成是公共设施可利用追求效率型模型的目标函数minZ=∑∑aidijxij和最大覆盖原理（指在距设施一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向更多的居民提供服务为目的，即距离各设施一定范围内包含的需求地域最大化）。

目标函数maxZ=∑aizi——被覆盖的人口最大化

约束条件：∑yj—zi≥0——能够覆盖地点i的至少有一个以上

∑yj=P

zi=0，1；yj=0，1

式中，zi：地点i被设施覆盖，则为1；否则为0；

yj：地点j布局设施时为1；否则为0

P为设施数

说明：被覆盖的最大化人口，可以从该区位所在的常住人口加上新建小区可入住人口减去空值。这样我们就的到了一个以K为半径的圆通过其他西方经济需理论如：

我们在这里只说到两个因素加上其他的因素如到繁华得商业区、到医院、到父母居住地和消费者的其他偏好我们就可以构建出以下的区位，在这一区域的则不属于居住繁华区，即这一区域内为住宅的黄金区域，超过这一界限的对于消费者来讲效益递减。

区位范文篇7

区位理论来源于经济学，后在地理学领域得到一定发展。因而早期区位研究深受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多采用抽象、演绎的思维方式，通过一定的合理假设，探求事物的最佳区位和空间的最优组合。微区位是区位在微观尺度上的研究。该尺度上，距离意义明显淡化，区位周边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交通环境、产业环境等成为微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另一角度看，微区位研究涉及共性和个性研究两方面。前者主要涉及城市空间、环境结构、区域场势等背景基础研究，后者则结合区位主体的自身性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城市商业微区位关联效应研究探讨不同主体的区位选择特征。本文以商业区位研究硕士论文为切入点，探讨区位关联问题；其中既包括区位关联本质、形成机理等共性的探讨，也对商业区位中的关联类型及其特征、不同关联类型间的相互联系等个性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入手，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手段，利用MapInfo制图功能，对商业研究样本进行空间定位，直观反映出不同商业行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Excel、SPSS10.0等通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从中观层面对各商业行业研究样本进行系统、高效的研究分析。

其次，以结构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城市空间结构、商业网络结构的背景入手，通过对微区位共性研究的背景影响因素探讨，研究分析在城市空间，这一差异场势平台下，商业区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引入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理论，对区位关联的本质及形成机理进行理论分析。

再次，在共性研究的基础上，同样注重个性研究。不同区位主体，其区位选择特征也不同，不存在超脱于主体的共同区位理论。尽管本文仅以商业为研究对象，但不同商业行业间，在经营门槛限制、店铺规模、行业自身空间结构等内容上依然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注重案例收集，在对微区位关联类型进行划分时，通过对同类案例的分析，归纳总结不同关联类型的特征表现，探讨各关联类型间的发展联系。避免与实践脱节、实用性差等研究缺陷，进一步加强本研究的实际指导意义。

最后，关注现代居民消费行为特征，从人本主义角度，研究不同亚文化人群消费行为差异所引起的商业微区位关联现象。一方面，对亚文化人群密集区域周边的不同商业区位关联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商业中心（街），因主体消费群的社会文化类型不同，所引起商业中心（街）购物消费文化差异，而最终导致新入驻商家文化定位的关联效应也进行了探讨。

商业区位研究，相对于其他区位主体研究，较为成熟。但以往商业区位相关研究多为对传统区位理论的验证与补充，或利用商业经营理论，对商铺区位选址过程进行探讨。其中较注重硕士论文商业集聚效应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对于城市微观环境下各商业经营单位由于经营内容、行业性质、销售特征等引起的相互联系及其空间区位效应尚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以人本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消费者购物行为偏好入手，借鉴近年来城市地理学及区位论研究中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结合不同商业行业区位选择特征，试图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商业区位关联效应这一论题。

三、具体研究手段

区位范文篇8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区位范文篇9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区位范文篇10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