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演范文10篇

青年导演范文篇1

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咖啡厅，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放映了自己拍摄的影片《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电影艺术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次影像世界的革命，世界由固定影像走向了活动影像的新纪元。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电影艺术由活动影像的记录，到影像艺术的创作在一步步前进。电影终于摆脱了文学、戏剧的束缚，使自己蜕变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形式。电影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惟一一个现代工业与现代科技的产物，所以，电影艺术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不可能摆脱商品经济的烙印。电影艺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着艺术性与商品性的两大抉择。从艺术电影尚未定义，到文艺片向商业片的转变，我们在思考电影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向受众，却忽视了电影最原始的功能。吕克•贝松曾经这样说过:“电影永远不能拯救任何人的生活，它不是可以拯救人们生活的济世良药，它不过只是一片阿斯匹林而已。”电影是社会进步的产物，直接引领着社会文明发展趋势和社会风尚，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审美需要和精神追求。当电影创作完成之后，到底是作为“第七艺术”的艺术品，还是作为休闲娱乐的消费品，对于电影的投资者而言，它都是一种商品，只不过价值的衡量方式各有不同。

二、吕克•贝松与王小帅在文艺片创作上的差异

1983年，吕克•贝松的电影处女作《最后的战斗》问世，这部多次获奖的黑白、宽银幕的无声科幻片，开启了他的电影征程。一部部经典之作的问世，让吕克•贝松成为法国最引人注目的导演，并赢得法国的“斯皮尔伯格”称号。他的电影节奏明快，风格奢华，富于时尚感，每一部作品都带有他独特的符号，并极具商业价值。大多数人认识吕克•贝松几乎都是从《碧海蓝天》《女囚尼基塔》或《杀手莱昂》开始的。文艺片《碧海蓝天》成功的商业上映，为他后面的商业片创作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的《电影手册》杂志评论了电影《碧海蓝天》，并将吕克•贝松列为在未来自成一派、独领风骚的导演，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关注这位非凡的年青导演，他后面拍的电影也没让我们大失所望。其实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碧海蓝天》在情节方面都算不上是值得特别称赞的电影，但是《碧海蓝天》优美的蓝色调画面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导演从影片中反映的大海情结让无数的观众感动。吕克•贝松以自己精美的拍摄技巧，展示了他在水下摄影的过人之处。他不是在拍大海，而是把一种执著，一种自由，一种生活态度，带进了他的影片之中。影片跌宕的情节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部沉闷的文艺片，也许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在为谁拍片子，也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导演就锁定了他的观众群。虽然当年的法国“凯撒奖”有点吝啬，仅仅将“最佳录音”和“最佳音乐”奖授予《碧海蓝天》，但是吕克•贝松却公开表示这部影片是其导演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作品。虽然在坎城影展上遭致影评界严厉质疑，却受到观众的高度支持，在两极化的声浪中成为一部颇具争议性的电影作品，即使是这样，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吕克•贝松的这部文艺片在市场上的成功。

回首当代中国导演的文艺片创作之路，清华大学的影视评论家尹鸿这样评论:这一群体在几十年来中国文化最为开放和多元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电影面对最复杂的诱惑和压力的境遇中拍摄电影的人。他们以一种脆弱的顽强来反抗主流和常规，而同时又以一种自卑的信心，疯狂地迷恋着自己的电影理念和世界观、生活观以及价值观，从而过分地坚持自身对生命的生涩而如哲学般的理解，将电影完全变成了一种自传性质的多媒体输出。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最早的作品《冬春的日子》，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电影”之一，影片以单纯、简约、精神化的风格出现在银幕上。王小帅用极其节制的方式来表现了某种具有共性的压抑感和孤独感，用影像传达了他对生命的感受和热爱，为自己“导演———艺术家———创作者”的类似经历与处境做了一次“借尸还魂”。影片中折射出来的是导演对现实困境的内心矛盾，在信仰危机后茫然的视觉映射。《冬春的日子》让观看者非常惊讶的是“冬”和“春”这两个人的生活似乎只跟他们两个人有关系。按王小帅的说法，没钱，组织不起大场面，所以只好只拍他们两个人。但影片造成的印象是他们与世隔绝、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

影片的影像清冷落寞，影片的节奏舒缓冗长，影片的人物毫无编造，其故事若有若无。情节建立在人物的歇斯底里上，其歇斯底里更多时候表现为无端的忧郁的坏脾气。从电影的商品属性上讲，这个片子也只能是自己私底下玩玩而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东西。不过《冬春的日子》不仅获纽约现代艺术馆收藏，更入选英国BBC广播公司世界电影史上百部影片之列(也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影片)，也算是给创作者的一点欣慰吧，但其电影美学的价值在国内则普遍受到批评。或许所有的艺术电影导演都是自私的，因为他们试图通过电影这个艺术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他们又是最伟大的一个族群，正因为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才能够唤醒我们的情感。

三、吕克•贝松和王小帅导演从艺术片向商业电影过渡

吕克•贝松早期的作品明显带有欧洲文艺片的风格与特点。除了《碧海蓝天》外，还有那部带有强烈隐喻色彩的《地铁》。电影《女囚尼基塔》与《杀手莱昂》是吕克•贝松由艺术影片向商业影片的成功过渡。这两部电影让人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吕克•贝松，他编了两个杀手的故事，影片中不断有枪声、暴力、血腥和不断死人的场面。于是，一位文艺片导演成了动作片导演。《杀手莱昂》属于是一部犯罪、剧情、动作类型的美国片。影片故事发生在纽约，这是一个随着时光漂泊的城市，因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也一样具有不定的特质。影片以杀手莱昂来剖析现代文明城市的边缘人。吕克•贝松的这部片子明确是为美国人拍的，所以影片也带有十足的美国口味。吕克•贝松好像始终知道他的观众喜欢看什么，想要看什么。经典的英语对白，美国纽约的场景拍摄，“美”味剧情设置，这是一部完全美国好莱坞式的法国导演作品，例如影片中一个场景的拍摄，在公寓内，短短12分钟就射了350发子弹，速度完全是好莱坞的作风。这对于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美国观众来说，无疑更是件好事，更容易让观众接受;但影像风格及故事情节依旧保留了法国片特有的表现手法，这样的结合对于欣赏影片的观众来说有种“肥而不腻”的视觉享受。《杀手莱昂》之所以成功了，就是因为这是一部具有很强艺术感的商业电影。

吕克•贝松的电影实际上从第一部电影就已经基本定型，他电影中的人物归纳起来不出两类:持枪的女孩或女孩型女人，她们纤弱的外表与枪支暴力构成的强烈对比，是贝氏电影美学的重要成份;另一类人物就是与现实对抗的孤胆英雄，这又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物。《杀手莱昂》是吕克•贝松以法国人角度去拍摄的第一部美国电影，此片是吕克•贝松表现出他对电影狂热的最佳代表作。《第五元素》是吕克•贝松最美国化的电影，除了高成本、全明星阵容、高票房，就连剧情和人物特征也是美国味十足，因为这部电影他一举成为全球知名人物。从分析吕克•贝松的系列电影中我们可以，发现一部优秀的电影，需要先考虑导演编剧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原创点在哪里?其次还应考虑到影片是为谁拍的，谁是影片的受众。电影是商品，但是电影必须是一种传达着艺术理念的商品。当今的很多导演在拍电影之前，完全拿商品的概念来限制自己，丧失了导演自身的表达和对电影的思考。

他们完全以市场决定内容，这样不利于电影艺术的长远发展。电影带着一身的商品性降临到世间，无可避免地要用商品来诠释他，但这所谓的商品并不是完全带有铜臭味，而是要与文艺相溶，这样的电影才有血有肉。《十七岁的单车》是王小帅初期的文艺电影作品，这是一部关于都市边缘人物生活状况题材的电影。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有一个普通的愿望，就是想拥有一辆好单车。但是困难的家庭生活、恶劣的生活环境，却经常地摧毁少年的梦想。影片中的“潇潇”选择有实力的男生来保护自己，可以看出潇潇所追求的并不是爱情，而是权和利，这是今天中国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的悲哀。外来打工妹偷换雇主的衣服，想要融入社会，成为城里人，却永远被人看不起。不被接纳的悲惨命运，表现出当代都市普通/边缘人的生活状态，新一代青年人在历史转型时期的迷茫、困惑和无所适从，在王小帅的镜头下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十七岁的单车》为王小帅夺得第51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国际的认可让王小帅转身成为著名导演。《梦幻田园》基本上不能反映王小帅的创作风格，而《扁担姑娘》中可以看到他对艺术观念带有妥协的痕迹。王小帅在以往作品《十七岁的单车》《青红》等片中表现过的“父子”主题，在电影《日照重庆》中表现出来的更加疯狂与绝望，加上著名影星王学圻、范冰冰的加盟，和媒体的有力炒作，此片成为王小帅的商业转型之作。

四、文艺片向商业电影转变背后的社会问题

如果说商业电影以绚丽的银屏娱乐了观众，留给我们的只是浮华转身后的空虚，然而许多年青导演的艺术电影或许是以质朴的情感在愚弄了观众，留给我们的大多是电影节奖杯的光环下笼罩的懵懂。电影观众总是让青年导演又爱又恨。吕克•贝松能在好莱坞扬名，他的影片能深受大众的喜爱，在于他的电影并不高深莫测。同时他做到了，始终明白为谁在拍电影。吕克•贝松给人更多的印象是“吕克•贝松的电影好看”，特别是他后来的一些作品，如《女囚尼基塔》《杀手莱昂》以至到《第五元素》《圣女贞德》。吕克•贝松的电影除了一直保持着出色的影像效果外，每部影片在故事性、角色塑造、娱乐性等方面都各有千秋。如果说他以上影片太商业化，太向美国人靠拢，但也正是这些“缺点”才使吕克•贝松的电影能在众多的欧洲电影中更具有世界性。虽然《碧海蓝天》《地铁》更投欧洲知识分子们的脾性，但是不可否认，《女囚尼基塔》或《第五元素》更符合电影的宗旨———在娱乐大众的层面后，才能体现出导演的自我。当我们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中活得正头痛的时候，看看吕克•贝松的电影真的可以轻松轻松。

在中国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哪个导演被贴上娱乐片的标签，便很被业内视为不入主流。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进影院主要选择商业片，而文艺片慢慢挂上了“票房毒药”的称号，随着西方商业大片在国内兴起，文艺片被迅速边缘化。文艺片《日照重庆》去年公映时，导演王小帅特别强调这是一部“特殊的商业片”。其实商业片和文艺片没有明显的分水岭，商业片在操作上更多地为市场考虑，比如选明星演员，让场景更亮丽，文艺片考虑到成本，也许就不考虑用明星了。《日照重庆》作为当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入围影片，仅在国内有280万票房惨淡收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主演的范冰冰，主演的另一部影片《观音山》的同期票房达到了8000万。影片《日照重庆》的沉闷不得不让观众的思绪想离开银幕，影片播了十分钟观众还没有搞清楚导演想表达什么。俗话讲三分钟入戏，观众看了十分钟了还未入戏，这说明导演在故事情节上的设置上就存在些许问题。这部影片观众的口味是什么，这是任何导演在拍摄之前就应该摸清的问题。

“父子”关系为主题的电影，本是很贴近生活，符合大众老百姓口味的东西。但是《日照重庆》传达出来的父子关系也许太多元。对于大学生来说，可能这是一部更多偏向穿插时尚元素的影片;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无法体会那种特殊的父与子之间的爱。可能真正能体会出影片中这种特殊的父子之爱，只有那些少得不能再少的社会学家。王小帅始终认为，现在中国电影商业是一整套体系运作，不是导演一个人负责，“我只是拍我的电影”。而拍电影必须为观众和资金负责，也许是一个导演能够长期生存下去的最低准则。当代电影的工业化科技化制作，导演的电影永远都不可能为自己一个人拍的，如果拍电影只是为了独自欣赏，电影导演永远不可能作为一个职业在社会上生存。唯独大众接受了，大众欣赏完后会津津乐道了，这才是一个成功导演拍的电影。五、文艺与商业结合的电影发展之路作为电影故事片的存在，文艺片相对是艺术元素更多一些，而商业片则是商业元素更突出一些。强调的故事内容上不一样，形式上也不一样，投资上也有根本的区别。

国外有很多青年导演的文艺片，是开动了脑筋用各种电影的商业元素来包装，使它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而在商业电影大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年青导演则纷纷选择“挂羊头卖狗肉”，非要把很自我的文艺片贯上商业影片之名，结果可想而之。中国不缺文艺片，也不缺贴近生活的影视题材。中国的青年导演缺的是既贴近生活又能被大众接受的电影思维方式。怎么能够让观众走进影院去支持关注你的影片，怎么能让你的文艺片在视觉语言上的娱乐化、商业化，这是一个青年导演，特别是我国的青年导演没有解决好的东西。艺术创作需要个性的张扬。但是电影艺术的个性必须通过影片的公映，才能彰显出艺术的魅力。西方的电影教育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而我国在影视高等教育中常常把这一问题在学术上对立起来。西方的电影大片已经凭借其成熟的类型片创作模式，在我国的影坛上彰显着艺术的魅力。

青年导演范文篇2

自我修复

电影学院文学系年轻老师庄宇新编剧导演的《爱情的牙齿》，可以视为一个富有潜力的开端。

表面上看，这部影片存在一些高低不平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叙事上的问题，该给出的交代没有给足，有些地方甚至显得有些拖沓，但至少前四分之一相当地好；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中主人公及其故事，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理解。从大脉络上来说，当1977年为中学女生的主人公，她的行为做派应该归入“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代。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张狂暴戾不仅是一般的“残酷青春物语”，更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张牙舞爪的女孩，在她经过朦胧的初恋（年轻的男友身亡）之后，遇上那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突然表现得如此温顺体贴，因为这类武装到牙齿地女孩，内心里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对于自己身为女性十分不自信，急于需要得到证明。再比如当偷食禁果的事情败露，年长的男人推卸责任背叛了她，她却依然“坚贞不屈”地将事情整个儿揽下来，是因为这类女孩与我一样，从小接受的都是刘胡兰、赵一曼、江姐的教育，宁死不屈是我们的楷模，同时也符合处于青春挥霍期女孩内心的骄傲。当她因此受处罚，被所在大学开除，变为肉联厂的一个杀猪女工之后，短短时间之内，显得那样平凡平庸，人们也会表示不理解。但在那个年代我见过身边太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突然一个早晨变得光彩夺目，又突然在另一个早晨变得黯淡无光，即原先令她们发光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不可靠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女孩是体内藏有特殊毒素的那种人。如何面对这种毒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或者将它们掩饰起来，仿佛没事人似的，或者将它们一股脑儿推给社会，声称那都是时代的过错，社会的责任。而这部影片最大的不同在于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将自己的毒素排除出去，那是一个自我消化、自我修复的过程，说得重一些，即自我拯救的过程。因此我不认为这部影片仅仅有关获得爱情及获得对于爱情的理解，而是一个人在爱情中、通过爱情自我反思、自我成长的过程。

要将讲这些东西体现为叙事并不容易。影片具体的做法是——让她始终背负着曾经所受的创痛，背负着她的挫折和难堪，将它们携带在自己身上很长时间，让它们慢慢消化、慢慢生长。从第一个男友那里，她继承了永久剧烈的背痛，从第二个男友那里继承的，除了流产的身体痛苦，还有被贬到底层的羞辱，但是她并无怨言，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任何人。

在后来结婚的男人面前，过去的生活像一道符咒似的束缚着她，甚至令她不能爱上身边的丈夫。长时间之内她自以为爱着那个第一次令她怀孕的男人，但其实不管是谁，这个障碍东西肯定存在，那是她人生中的一道坎坷。需要有个沉默难言的东西放在她内心很长时间。随着这个东西生长，她的内心也在生长，她也就慢慢成熟。最后，在经过那样长时间的自我误认、那样骄傲得始终拒绝自己和他人之后，她终于脱却过去的盔甲，返回到一个比较自然、放松的状态。

很少有中国电影中表现了这样一个人性空间，即一个人在自己的人性内部移动步伐的过程——从这头到那头，经历了一个S形的曲折发展，有性格的成长，有内心的生长点和发展的空间。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破坏性力量，通过痛苦的自我承担，终于在自己内部加以消化，而没有拒绝承认，自认为没病，延续着这种既破坏自己又危害他人的东西。

其实不限于那个特定的时代。每一代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携带着属于那个时代或者属于自己本身的某些毒素，需要在日后的时间里加以咀嚼消化。美好有力的人性是后天锻造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

从这个眼光看过去，这次回顾放映的《东京审判》则是令人十分忧虑的。拍摄于二十一世纪之初的这部电影，其眼光仍然停留在四十年代末这场审判的发生期间，其中表现了那样一种毫无缝隙的、压倒性的仇恨及复仇。这并不是说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不可恨——1982年我本人作为南京大学学生在看到报纸上记载那样多日军暴行之后，提笔给南京市人民政府写过一封信，要求建立大屠杀纪念馆，这封信如今还作为建立纪念馆最初的民间资料保存着——但是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超出当年眼光的立场？即在影片表现那样一种不容辩驳的复仇情绪的旁边，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些更为丰富的、稍稍不同的表述？比如允许让那些反对死刑的人陈述他们反对的理由。这并不影响最终判决的结果，但是会丰富影片的眼光，那是今天的人们需要面对的。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中叶战争结束期间的仇恨与报复的情绪当中，这是否意味着当年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仍然在控制和支配着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甚至这场战争在精神上仍然没有结束？继续停留于复仇之中给我们的民族的精神可能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它在何种程度上会毒化我们民族精神的肌体？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将另外撰文阐述。

物质现实的复原

这个说法来自劭牧君先生翻译的克拉考尔那本《电影的本性》一书的附标题。克拉考尔谈到电影这种形式手段对于“物质现实”的偏爱，电影镜头所勘探到的种种“原始材料”的现实，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现实概念之间，正好可以形成对质局面；以眼见为实的“物质现实”作为“证据”，可以暴露我们头脑中的偏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现实主义的走向方面，近些年中国电影取得的最大突破是对于现实环境的描写。

种种粗糙不齐的生活环境，原先被视为“脏、乱、差”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居所：数不出一件值钱东西的凄凉内室，同样空荡荡、墙壁剥蚀的胡同小巷，塞满精疲力竭人们的失掉颜色的居民楼，尤其是在社会变迁中被动地经受巨大冲击的不同县城——贴满五花八门广告的县城大街，低矮幽暗的铺面里卖着陈年的货物，起着各种与“巴黎”有关的装饰俗气的发廊，污渍的小饭馆里肮脏的地面和桌椅，墙壁赤裸光线晦暗的出租屋和小旅馆，以及难以入眼的各种娱乐场所，所有这些，在此前张元(《北京杂种》、《儿子》)、贾樟柯（《小武》、《世界》）、王超（《安阳婴儿》、《江城夏日》）、路学长（《卡拉是条狗》、王全安（《惊蛰》）、宁浩（《香火》）等一批年轻导演的电影里构成触目景象，甚至在今年的商业电影如《疯狂的石头》，那些凌乱、局促不安的环境，也构成了重要的叙述对象。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上，再加上“方言”、“非职业演员”、“现场音响”（往往是噪音），一道构筑了十分逼真的生活质地，展示了卑微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这样一种进展，对于挖掘电影的潜力、对于在电影中表现中国当下现实所起到的突破、引领作用，迄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估计。那些在环境背景中出现的东西，很可能会自主性地释放某种含义，传达一种影片的情节叙事之外的重要信息，造成叠加的、丰富的意义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成了主要的叙事对象。

我正是这样来理解贾樟柯这部令人瞩目的影片《三峡好人》。我觉得这部影片真正触目惊心的是正在被拆毁的城市，是那些裸露出来的钢筋水泥，是那些废墟和在废墟中漠然地不停敲打，这是变迁中的中国现实的缩影：一声令下，山也倒楼也倒，它们瞬间之内被夷为平地，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也要为之让路。这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抑或是其他？当我看到这部影片中累累废墟的时候，涌起的感受是极为复杂的，感到的震惊是难以言传的：既有关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也有关她在近、现代争取现代化的历史，包括眼睁睁地看到了我们原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那些粗糙的钢筋水泥建筑，只有当它们被拆毁时，我们才近距离地认清它们，从而对这些毫无生命的东西，产生一种混合着感激与感伤的复杂情绪。

所以，我特别愿意强调这部影片拥有一个纪录片的成就，纪录了我们这个

巨大的变迁时代的毁弃、伤痛和代价，纪录了我们人民在这个大变迁的年代所遭受的冲击和无力。这部影片不是关于被拆迁的人们的生活，但是在那些裸露着的废墟当中，你可以体验和感受那些永远被埋葬的时光日子，也许是捉襟见肘但属于人们自己的生活。这部影片我先后三次在银幕上观看，始终觉得那些张开大嘴的废墟是难以消化的、令人痛苦的。

但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也表达过，这部影片在故事方面是比较弱的，它们看起来外加于这个背景之上。这并不是说影片不可以以外来人的眼光来表现那些东西，而是作为外来人他们的生活情绪与这个背景如何衔接。现在看起来则是比较脱离的，韩三明和沈红并不关心这里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也许不能要求韩三明这样的人去关心这些。影片有一个镜头是：韩三明与他被拐卖的、分离十六年的妻子在一个拆毁的楼上分吃大白兔糖果，远处一座楼房轰然倒塌冒起白烟，这对准夫妇此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不知怎么这令我想到了“在废墟中前行”这样一句话，这里拼凑的意味比较明显。

在《读书》杂志举办的《三峡好人》座谈会上，有人赞扬影片在表现两段不顺当婚姻如何克制时，我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我恰恰认为在这两段婚姻的表述中，几乎是以一种表现“物”的眼光来表现“人”的，即停留于表面所看到的、听到的那些，对于人物更深的心灵与心理体验，尤其是对于女性在不幸的婚姻中所蒙受的漫长痛苦，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释放空间。一个被卖来卖去，一个常年得不到丈夫的任何音讯，但是看起来她们依然镇定自若，这可以看做是对男性更为有利的视角。并且，选择拐卖婚姻来与自由恋爱的婚姻对照，造成某种戏剧性的效果，是比较不够稳妥的。不可否定，在现实中也许有拐卖婚姻愿意留下来不走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脉络中作为一种理解来看，留恋拐卖婚姻就是不准确的。对于虚构的影片故事来说，重要的恐怕不在于是否有诸如此类的“事实”，而更要看将这些现成的事实放到某种透视之中，放到对于“关系”（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中去理解和表达，找出更加准确的轮廓。

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是不够的。我们的影片在将镜头对准现实进行调查方面，在深入调查外部环境的同时，还需要深入调查人们的内部环境，人们的内心与人性的种种表现。人们从艺术作品包括艺术电影中获得的，离不开关于我们自身人性的知识、我们人性的丰富空间。贾樟柯本人在最近《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访谈中，呼吁保卫中国的艺术电影，净化艺术电影生长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衡量一个国家电影生产状况的指标，除了影片数量与票房，还有电影艺术内部的标准，以及文化产品要对社会负责、起码不要突破社会底线共识的这个标准。

蒙族导演哈斯朝鲁的作品《剃头匠》应该说是一部不错的影片，表现了一个以剃头为生的老人其凄凉晚景以及即将随他而去的“体面”的北京传统文化，令人印象深刻。以上“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不适合这部电影，因为在这位老年主人公身上，在他本人与他生活的环境之间，已经到了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地步。不仅是年深日久的缘故，更是因为饰演这位老人的演员洗尽铅华的表演，老人的内部精神已经沉淀为外部物质形态（神态、步态、动作的态样），老人的物质环境也已经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感到不足的是，也许是考虑国外电影节市场的缘故，这部影片在延续一种古老文化传统的同时，忽视了1949年以来这个小小的、但是人们深深浸淫其中的文化传统，无论如何1949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形成了我们的过去。但是在老人的言行中却看不出一点由那许多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任何痕迹，这是影片看似自然的外表背后，最为不自然的东西。

《好奇害死猫》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商业片的基本元素，是做得比较成功到位的商业影片。但是，如果能够在商业片的框架当中，再放进一些人性的因素，则空间更大。比如说其中的一对上层人士夫妇，对于比自己地位底下的人们，可以表现得不那么冷冰冰的，而是有一些人性的、情感的投入，也许使得影片的框架更有弹性。

人性及法制眼光的下调

十部影片中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比起《惊蛰》来，这部影片在导演技术、镜头的流畅与表现力方面，更上了一个层次。演员余男的表演也十分到位，经常令人感到真假难辨。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制作组合，却摊上了一个疑点重重的剧本。不，仅就叙事技术来说，剧本也是非常不错的，有层次、有张力。问题在于故事的起点，一个很成问题的起点，暗中瓦解了一帮极具实力的人们的工作。

前些年我们在报纸上听说过类似的真实故事：妻子带着丧失生活能力的残疾丈夫改嫁。作为报纸的新闻，我们既没有看见这位改嫁的女主人公的面孔，也不了解她到底经过了怎样的过程，便不去具体地想象她到底在怎样的两位男人之间进行挣扎，听上去这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令人叹息的故事。但是，放到银幕的呈现中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当听到由余男扮演的蒙族女主人公图雅的嘴里说出：谁愿意一同养活丈夫巴托就嫁给谁，人们还是会大吃一惊。带着丈夫出嫁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凡能够带着前夫生活者，就是自己所要嫁的人。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混淆的距离。如果仅仅是需要一个人来一道养活前夫，那么这个人不一定是丈夫；如果是找一个丈夫，那么新丈夫的角色就不仅仅是养活妻子的前夫。我们知道生活中有些令人十分困窘情况，有些情况会逼得人失掉形状，处理这种东西其实十分危险。

算是年轻漂亮的图雅有福气，前来相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一听说要带着前夫生活，对方便吓退了回去。后来一位已成大款的老同学暂时接走了图雅，但是当他们在旅馆里解怀宽衣之时，图雅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带巴托一道生活的问题，这个安排真的十分不好，显得图雅是在为了丈夫委身求全。而当这位大款同学提出可以在经济上提供给巴托完全的援助，却被图雅拒绝了，她要的是不能离开巴托。她与巴托存在一家人不能分离的感情。那么，她又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在这种情况下的结婚，是不是像一种“寻租”的表现？

最后是一位早就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邻家小伙子挺身而出。这位小伙子与图雅之间是有感情的，但是图雅与她的丈夫之间也是有感情的，并且属于那种远远不能将对方放下的浓厚感情。这位丈夫一度自杀未遂，在妻子的婚礼上与后继者又打了一架，这些都是剧作者尽量考虑周全的表现。但是，这个故事的基本动机和目的，都是要当着丈夫的面将妻子嫁出去，而且需要丈夫天天面对这样的屈辱事实。可以问一句，难道作为穷残疾人所拥有的尊严，就比别人少一些？实际上如果这位丈夫没有尊严，这位新婚妻子也一样没有尊严。

当我在讨论会上指出这一点之后，一位年轻的官员站出来反驳我，说这“正是危难时期光辉人性的体现”，此话赢得了在场年轻学生的一片掌声。我没有时间回应他，但是多想问问他和在场的各位朋友：如果是你们的姐姐妹妹、是你们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前夫出嫁，试想她在两个男人之间的艰挣扎、撕裂的处境，她一日三餐与两个男人一起吃饭，晚上与其中一个男人上床，你们还认为这是人性光辉的体现吗？你们觉得伟大的女性伟大的母性就要承受这种非人的东西吗？因为想起了年轻的前辈作家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所以愿意用“人性的下调”来称呼当下的这种现象。在“五四”那一代人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东西，在今天的人们却拿它当作美德加以颂扬。

下调的不仅是人性的眼光要求，还有比如法制社会的眼光要求。对于影片《马背上的法庭》，我本来是有所期待的，看完之后却大失所望。这部影片面临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同样的主题，即现代法律与所谓乡规民约之间的矛盾张力。虽然秋菊始终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从乡里到县里到市里，对于她丈夫处理意见是一致的这其中的道理，但是起码张艺谋的电影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力图向人们展示法律程序以及法理精神的公平严正性。

在《马背上的法庭》这部电影中，有关法庭与法律的严肃性则大为下降了。整部影片说不出一个像样的案子，不——准确地说，是那些案子都没有得到像样的处理，以此来体现三位法官用马儿驮着的国徽的严正性。第一个案子是是妯娌之间为了一只瓦罐的纠纷，老法官最后的断案是亲自将这个瓦罐打碎在地，随即从自家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的人民币，说这拿这个钱去买两个瓦罐，妯娌俩一人一个，再也不用为此打架了。接下来的一个案子比这个复杂一些，是一只猪拱翻了另一人家的祖宗的“罐罐山”，然而最后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法官本人从自家腰包掏出150元钱了事。这位李保田扮演的老法官唯一一次明确说出“对”与“不对”是在他喝醉酒之后，紧接着这次喜酒的当事人年轻法官与他拿了结婚证的妻子私奔了，十分冒失地离开了工作岗位。影片的主要着眼点也许并不在办案，而是这些基层法官们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艰难，但是法官不办案，还叫法官么？片名还叫做“马背上的法庭”么？离开了由法官身上体现出来的法律、法庭和法理精神的严肃性，这个法官形象如何站立得起来？影片中的年轻法官曾经对着老法官大声喊道：“你这是用钱买自己的形象。”如果用作来买卖的仅仅是老法官的个人形象，这个问题还不严重；但实际上这样做影响了国徽背后的正义。

导演本人在放映之后与同学们的交流中谈及，这部影片如果在最初开始设想的2004年，可能就“出不来”，后来是因为有了“和谐社会”这种提法，即不管用什么手段，需要的是将事情“抹平”，影片这才能够问世。这样的陈述同样引起台下一片掌声。很可能，许多学生将这番话听成了如何与电影的管理部门“斗智斗勇”。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年轻导演这样来理解和接受一个“和谐社会”，那么一个法制社会则遥遥无期了。我得承认我自己的学生中，也有对这部电影的这些致命问题毫无察觉，认为这部影片中的那位“不务正业”的老法官很感人。这令我想到是不是现在的氛围，真的不同于1991年张艺谋拍摄《秋菊打官司》时期整个社会对于法制秩序的呼吁与要求？据说张艺谋的影片后来被某些地方用作基层普法教育的教材，而据导演刘杰介绍，《马背上的法庭》则被公检法系统在本行业内部加以推荐。很难说，拿这样背离法制精神的影片，用来教育自身队伍与拿到一般民众中去，哪一个损失更小一些？

泛主旋律倾向

青年导演范文篇3

自我修复

电影学院文学系年轻老师庄宇新编剧导演的《爱情的牙齿》，可以视为一个富有潜力的开端。

表面上看，这部影片存在一些高低不平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叙事上的问题，该给出的交代没有给足，有些地方甚至显得有些拖沓，但至少前四分之一相当地好；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中主人公及其故事，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理解。从大脉络上来说，当1977年为中学女生的主人公，她的行为做派应该归入“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代。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张狂暴戾不仅是一般的“残酷青春物语”，更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张牙舞爪的女孩，在她经过朦胧的初恋（年轻的男友身亡）之后，遇上那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突然表现得如此温顺体贴，因为这类武装到牙齿地女孩，内心里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对于自己身为女性十分不自信，急于需要得到证明。再比如当偷食禁果的事情败露，年长的男人推卸责任背叛了她，她却依然“坚贞不屈”地将事情整个儿揽下来，是因为这类女孩与我一样，从小接受的都是刘胡兰、赵一曼、江姐的教育，宁死不屈是我们的楷模，同时也符合处于青春挥霍期女孩内心的骄傲。当她因此受处罚，被所在大学开除，变为肉联厂的一个杀猪女工之后，短短时间之内，显得那样平凡平庸，人们也会表示不理解。但在那个年代我见过身边太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突然一个早晨变得光彩夺目，又突然在另一个早晨变得黯淡无光，即原先令她们发光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不可靠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女孩是体内藏有特殊毒素的那种人。如何面对这种毒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或者将它们掩饰起来，仿佛没事人似的，或者将它们一股脑儿推给社会，声称那都是时代的过错，社会的责任。而这部影片最大的不同在于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将自己的毒素排除出去，那是一个自我消化、自我修复的过程，说得重一些，即自我拯救的过程。因此我不认为这部影片仅仅有关获得爱情及获得对于爱情的理解，而是一个人在爱情中、通过爱情自我反思、自我成长的过程。

要将讲这些东西体现为叙事并不容易。影片具体的做法是——让她始终背负着曾经所受的创痛，背负着她的挫折和难堪，将它们携带在自己身上很长时间，让它们慢慢消化、慢慢生长。从第一个男友那里，她继承了永久剧烈的背痛，从第二个男友那里继承的，除了流产的身体痛苦，还有被贬到底层的羞辱，但是她并无怨言，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任何人。

在后来结婚的男人面前，过去的生活像一道符咒似的束缚着她，甚至令她不能爱上身边的丈夫。长时间之内她自以为爱着那个第一次令她怀孕的男人，但其实不管是谁，这个障碍东西肯定存在，那是她人生中的一道坎坷。需要有个沉默难言的东西放在她内心很长时间。随着这个东西生长，她的内心也在生长，她也就慢慢成熟。最后，在经过那样长时间的自我误认、那样骄傲得始终拒绝自己和他人之后，她终于脱却过去的盔甲，返回到一个比较自然、放松的状态。

很少有中国电影中表现了这样一个人性空间，即一个人在自己的人性内部移动步伐的过程——从这头到那头，经历了一个S形的曲折发展，有性格的成长，有内心的生长点和发展的空间。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破坏性力量，通过痛苦的自我承担，终于在自己内部加以消化，而没有拒绝承认，自认为没病，延续着这种既破坏自己又危害他人的东西。

其实不限于那个特定的时代。每一代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携带着属于那个时代或者属于自己本身的某些毒素，需要在日后的时间里加以咀嚼消化。美好有力的人性是后天锻造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

从这个眼光看过去，这次回顾放映的《东京审判》则是令人十分忧虑的。拍摄于二十一世纪之初的这部电影，其眼光仍然停留在四十年代末这场审判的发生期间，其中表现了那样一种毫无缝隙的、压倒性的仇恨及复仇。这并不是说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不可恨——1982年我本人作为南京大学学生在看到报纸上记载那样多日军暴行之后，提笔给南京市人民政府写过一封信，要求建立大屠杀纪念馆，这封信如今还作为建立纪念馆最初的民间资料保存着——但是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超出当年眼光的立场？即在影片表现那样一种不容辩驳的复仇情绪的旁边，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些更为丰富的、稍稍不同的表述？比如允许让那些反对死刑的人陈述他们反对的理由。这并不影响最终判决的结果，但是会丰富影片的眼光，那是今天的人们需要面对的。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中叶战争结束期间的仇恨与报复的情绪当中，这是否意味着当年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仍然在控制和支配着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甚至这场战争在精神上仍然没有结束？继续停留于复仇之中给我们的民族的精神可能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它在何种程度上会毒化我们民族精神的肌体？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将另外撰文阐述。

物质现实的复原

这个说法来自劭牧君先生翻译的克拉考尔那本《电影的本性》一书的附标题。克拉考尔谈到电影这种形式手段对于“物质现实”的偏爱，电影镜头所勘探到的种种“原始材料”的现实，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现实概念之间，正好可以形成对质局面；以眼见为实的“物质现实”作为“证据”，可以暴露我们头脑中的偏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现实主义的走向方面，近些年中国电影取得的最大突破是对于现实环境的描写。

种种粗糙不齐的生活环境，原先被视为“脏、乱、差”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居所：数不出一件值钱东西的凄凉内室，同样空荡荡、墙壁剥蚀的胡同小巷，塞满精疲力竭人们的失掉颜色的居民楼，尤其是在社会变迁中被动地经受巨大冲击的不同县城——贴满五花八门广告的县城大街，低矮幽暗的铺面里卖着陈年的货物，起着各种与“巴黎”有关的装饰俗气的发廊，污渍的小饭馆里肮脏的地面和桌椅，墙壁赤裸光线晦暗的出租屋和小旅馆，以及难以入眼的各种娱乐场所，所有这些，在此前张元(《北京杂种》、《儿子》)、贾樟柯（《小武》、《世界》）、王超（《安阳婴儿》、《江城夏日》）、路学长（《卡拉是条狗》、王全安（《惊蛰》）、宁浩（《香火》）等一批年轻导演的电影里构成触目景象，甚至在今年的商业电影如《疯狂的石头》，那些凌乱、局促不安的环境，也构成了重要的叙述对象。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上，再加上“方言”、“非职业演员”、“现场音响”（往往是噪音），一道构筑了十分逼真的生活质地，展示了卑微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这样一种进展，对于挖掘电影的潜力、对于在电影中表现中国当下现实所起到的突破、引领作用，迄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估计。那些在环境背景中出现的东西，很可能会自主性地释放某种含义，传达一种影片的情节叙事之外的重要信息，造成叠加的、丰富的意义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成了主要的叙事对象。

我正是这样来理解贾樟柯这部令人瞩目的影片《三峡好人》。我觉得这部影片真正触目惊心的是正在被拆毁的城市，是那些裸露出来的钢筋水泥，是那些废墟和在废墟中漠然地不停敲打，这是变迁中的中国现实的缩影：一声令下，山也倒楼也倒，它们瞬间之内被夷为平地，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也要为之让路。这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抑或是其他？当我看到这部影片中累累废墟的时候，涌起的感受是极为复杂的，感到的震惊是难以言传的：既有关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也有关她在近、现代争取现代化的历史，包括眼睁睁地看到了我们原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那些粗糙的钢筋水泥建筑，只有当它们被拆毁时，我们才近距离地认清它们，从而对这些毫无生命的东西，产生一种混合着感激与感伤的复杂情绪。

所以，我特别愿意强调这部影片拥有一个纪录片的成就，纪录了我们这个

巨大的变迁时代的毁弃、伤痛和代价，纪录了我们人民在这个大变迁的年代所遭受的冲击和无力。这部影片不是关于被拆迁的人们的生活，但是在那些裸露着的废墟当中，你可以体验和感受那些永远被埋葬的时光日子，也许是捉襟见肘但属于人们自己的生活。这部影片我先后三次在银幕上观看，始终觉得那些张开大嘴的废墟是难以消化的、令人痛苦的。

但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也表达过，这部影片在故事方面是比较弱的，它们看起来外加于这个背景之上。这并不是说影片不可以以外来人的眼光来表现那些东西，而是作为外来人他们的生活情绪与这个背景如何衔接。现在看起来则是比较脱离的，韩三明和沈红并不关心这里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也许不能要求韩三明这样的人去关心这些。影片有一个镜头是：韩三明与他被拐卖的、分离十六年的妻子在一个拆毁的楼上分吃大白兔糖果，远处一座楼房轰然倒塌冒起白烟，这对准夫妇此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不知怎么这令我想到了“在废墟中前行”这样一句话，这里拼凑的意味比较明显。

在《读书》杂志举办的《三峡好人》座谈会上，有人赞扬影片在表现两段不顺当婚姻如何克制时，我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我恰恰认为在这两段婚姻的表述中，几乎是以一种表现“物”的眼光来表现“人”的，即停留于表面所看到的、听到的那些，对于人物更深的心灵与心理体验，尤其是对于女性在不幸的婚姻中所蒙受的漫长痛苦，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释放空间。一个被卖来卖去，一个常年得不到丈夫的任何音讯，但是看起来她们依然镇定自若，这可以看做是对男性更为有利的视角。并且，选择拐卖婚姻来与自由恋爱的婚姻对照，造成某种戏剧性的效果，是比较不够稳妥的。不可否定，在现实中也许有拐卖婚姻愿意留下来不走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脉络中作为一种理解来看，留恋拐卖婚姻就是不准确的。对于虚构的影片故事来说，重要的恐怕不在于是否有诸如此类的“事实”，而更要看将这些现成的事实放到某种透视之中，放到对于“关系”（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中去理解和表达，找出更加准确的轮廓。

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是不够的。我们的影片在将镜头对准现实进行调查方面，在深入调查外部环境的同时，还需要深入调查人们的内部环境，人们的内心与人性的种种表现。人们从艺术作品包括艺术电影中获得的，离不开关于我们自身人性的知识、我们人性的丰富空间。贾樟柯本人在最近《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访谈中，呼吁保卫中国的艺术电影，净化艺术电影生长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衡量一个国家电影生产状况的指标，除了影片数量与票房，还有电影艺术内部的标准，以及文化产品要对社会负责、起码不要突破社会底线共识的这个标准。

蒙族导演哈斯朝鲁的作品《剃头匠》应该说是一部不错的影片，表现了一个以剃头为生的老人其凄凉晚景以及即将随他而去的“体面”的北京传统文化，令人印象深刻。以上“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不适合这部电影，因为在这位老年主人公身上，在他本人与他生活的环境之间，已经到了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地步。不仅是年深日久的缘故，更是因为饰演这位老人的演员洗尽铅华的表演，老人的内部精神已经沉淀为外部物质形态（神态、步态、动作的态样），老人的物质环境也已经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感到不足的是，也许是考虑国外电影节市场的缘故，这部影片在延续一种古老文化传统的同时，忽视了1949年以来这个小小的、但是人们深深浸淫其中的文化传统，无论如何1949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形成了我们的过去。但是在老人的言行中却看不出一点由那许多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任何痕迹，这是影片看似自然的外表背后，最为不自然的东西。

《好奇害死猫》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商业片的基本元素，是做得比较成功到位的商业影片。但是，如果能够在商业片的框架当中，再放进一些人性的因素，则空间更大。比如说其中的一对上层人士夫妇，对于比自己地位底下的人们，可以表现得不那么冷冰冰的，而是有一些人性的、情感的投入，也许使得影片的框架更有弹性。

人性及法制眼光的下调

十部影片中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比起《惊蛰》来，这部影片在导演技术、镜头的流畅与表现力方面，更上了一个层次。演员余男的表演也十分到位，经常令人感到真假难辨。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制作组合，却摊上了一个疑点重重的剧本。不，仅就叙事技术来说，剧本也是非常不错的，有层次、有张力。问题在于故事的起点，一个很成问题的起点，暗中瓦解了一帮极具实力的人们的工作。

前些年我们在报纸上听说过类似的真实故事：妻子带着丧失生活能力的残疾丈夫改嫁。作为报纸的新闻，我们既没有看见这位改嫁的女主人公的面孔，也不了解她到底经过了怎样的过程，便不去具体地想象她到底在怎样的两位男人之间进行挣扎，听上去这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令人叹息的故事。但是，放到银幕的呈现中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当听到由余男扮演的蒙族女主人公图雅的嘴里说出：谁愿意一同养活丈夫巴托就嫁给谁，人们还是会大吃一惊。带着丈夫出嫁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凡能够带着前夫生活者，就是自己所要嫁的人。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混淆的距离。如果仅仅是需要一个人来一道养活前夫，那么这个人不一定是丈夫；如果是找一个丈夫，那么新丈夫的角色就不仅仅是养活妻子的前夫。我们知道生活中有些令人十分困窘情况，有些情况会逼得人失掉形状，处理这种东西其实十分危险。

算是年轻漂亮的图雅有福气，前来相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一听说要带着前夫生活，对方便吓退了回去。后来一位已成大款的老同学暂时接走了图雅，但是当他们在旅馆里解怀宽衣之时，图雅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带巴托一道生活的问题，这个安排真的十分不好，显得图雅是在为了丈夫委身求全。而当这位大款同学提出可以在经济上提供给巴托完全的援助，却被图雅拒绝了，她要的是不能离开巴托。她与巴托存在一家人不能分离的感情。那么，她又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在这种情况下的结婚，是不是像一种“寻租”的表现？

最后是一位早就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邻家小伙子挺身而出。这位小伙子与图雅之间是有感情的，但是图雅与她的丈夫之间也是有感情的，并且属于那种远远不能将对方放下的浓厚感情。这位丈夫一度自杀未遂，在妻子的婚礼上与后继者又打了一架，这些都是剧作者尽量考虑周全的表现。但是，这个故事的基本动机和目的，都是要当着丈夫的面将妻子嫁出去，而且需要丈夫天天面对这样的屈辱事实。可以问一句，难道作为穷残疾人所拥有的尊严，就比别人少一些？实际上如果这位丈夫没有尊严，这位新婚妻子也一样没有尊严。

当我在讨论会上指出这一点之后，一位年轻的官员站出来反驳我，说这“正是危难时期光辉人性的体现”，此话赢得了在场年轻学生的一片掌声。我没有时间回应他，但是多想问问他和在场的各位朋友：如果是你们的姐姐妹妹、是你们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前夫出嫁，试想她在两个男人之间的艰挣扎、撕裂的处境，她一日三餐与两个男人一起吃饭，晚上与其中一个男人上床，你们还认为这是人性光辉的体现吗？你们觉得伟大的女性伟大的母性就要承受这种非人的东西吗？因为想起了年轻的前辈作家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所以愿意用“人性的下调”来称呼当下的这种现象。在“五四”那一代人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东西，在今天的人们却拿它当作美德加以颂扬。

下调的不仅是人性的眼光要求，还有比如法制社会的眼光要求。对于影片《马背上的法庭》，我本来是有所期待的，看完之后却大失所望。这部影片面临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同样的主题，即现代法律与所谓乡规民约之间的矛盾张力。虽然秋菊始终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从乡里到县里到市里，对于她丈夫处理意见是一致的这其中的道理，但是起码张艺谋的电影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力图向人们展示法律程序以及法理精神的公平严正性。

在《马背上的法庭》这部电影中，有关法庭与法律的严肃性则大为下降了。整部影片说不出一个像样的案子，不——准确地说，是那些案子都没有得到像样的处理，以此来体现三位法官用马儿驮着的国徽的严正性。第一个案子是是妯娌之间为了一只瓦罐的纠纷，老法官最后的断案是亲自将这个瓦罐打碎在地，随即从自家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的人民币，说这拿这个钱去买两个瓦罐，妯娌俩一人一个，再也不用为此打架了。接下来的一个案子比这个复杂一些，是一只猪拱翻了另一人家的祖宗的“罐罐山”，然而最后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法官本人从自家腰包掏出150元钱了事。这位李保田扮演的老法官唯一一次明确说出“对”与“不对”是在他喝醉酒之后，紧接着这次喜酒的当事人年轻法官与他拿了结婚证的妻子私奔了，十分冒失地离开了工作岗位。影片的主要着眼点也许并不在办案，而是这些基层法官们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艰难，但是法官不办案，还叫法官么？片名还叫做“马背上的法庭”么？离开了由法官身上体现出来的法律、法庭和法理精神的严肃性，这个法官形象如何站立得起来？影片中的年轻法官曾经对着老法官大声喊道：“你这是用钱买自己的形象。”如果用作来买卖的仅仅是老法官的个人形象，这个问题还不严重；但实际上这样做影响了国徽背后的正义。

导演本人在放映之后与同学们的交流中谈及，这部影片如果在最初开始设想的2004年，可能就“出不来”，后来是因为有了“和谐社会”这种提法，即不管用什么手段，需要的是将事情“抹平”，影片这才能够问世。这样的陈述同样引起台下一片掌声。很可能，许多学生将这番话听成了如何与电影的管理部门“斗智斗勇”。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年轻导演这样来理解和接受一个“和谐社会”，那么一个法制社会则遥遥无期了。我得承认我自己的学生中，也有对这部电影的这些致命问题毫无察觉，认为这部影片中的那位“不务正业”的老法官很感人。这令我想到是不是现在的氛围，真的不同于1991年张艺谋拍摄《秋菊打官司》时期整个社会对于法制秩序的呼吁与要求？据说张艺谋的影片后来被某些地方用作基层普法教育的教材，而据导演刘杰介绍，《马背上的法庭》则被公检法系统在本行业内部加以推荐。很难说，拿这样背离法制精神的影片，用来教育自身队伍与拿到一般民众中去，哪一个损失更小一些？

泛主旋律倾向

青年导演范文篇4

自我修复

电影学院文学系年轻老师庄宇新编剧导演的《爱情的牙齿》，可以视为一个富有潜力的开端。

表面上看，这部影片存在一些高低不平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叙事上的问题，该给出的交代没有给足，有些地方甚至显得有些拖沓，但至少前四分之一相当地好；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中主人公及其故事，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理解。从大脉络上来说，当1977年为中学女生的主人公，她的行为做派应该归入“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代。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张狂暴戾不仅是一般的“残酷青春物语”，更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张牙舞爪的女孩，在她经过朦胧的初恋（年轻的男友身亡）之后，遇上那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突然表现得如此温顺体贴，因为这类武装到牙齿地女孩，内心里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对于自己身为女性十分不自信，急于需要得到证明。再比如当偷食禁果的事情败露，年长的男人推卸责任背叛了她，她却依然“坚贞不屈”地将事情整个儿揽下来，是因为这类女孩与我一样，从小接受的都是刘胡兰、赵一曼、江姐的教育，宁死不屈是我们的楷模，同时也符合处于青春挥霍期女孩内心的骄傲。当她因此受处罚，被所在大学开除，变为肉联厂的一个杀猪女工之后，短短时间之内，显得那样平凡平庸，人们也会表示不理解。但在那个年代我见过身边太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突然一个早晨变得光彩夺目，又突然在另一个早晨变得黯淡无光，即原先令她们发光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不可靠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女孩是体内藏有特殊毒素的那种人。如何面对这种毒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或者将它们掩饰起来，仿佛没事人似的，或者将它们一股脑儿推给社会，声称那都是时代的过错，社会的责任。而这部影片最大的不同在于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将自己的毒素排除出去，那是一个自我消化、自我修复的过程，说得重一些，即自我拯救的过程。因此我不认为这部影片仅仅有关获得爱情及获得对于爱情的理解，而是一个人在爱情中、通过爱情自我反思、自我成长的过程。

要将讲这些东西体现为叙事并不容易。影片具体的做法是——让她始终背负着曾经所受的创痛，背负着她的挫折和难堪，将它们携带在自己身上很长时间，让它们慢慢消化、慢慢生长。从第一个男友那里，她继承了永久剧烈的背痛，从第二个男友那里继承的，除了流产的身体痛苦，还有被贬到底层的羞辱，但是她并无怨言，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任何人。

在后来结婚的男人面前，过去的生活像一道符咒似的束缚着她，甚至令她不能爱上身边的丈夫。长时间之内她自以为爱着那个第一次令她怀孕的男人，但其实不管是谁，这个障碍东西肯定存在，那是她人生中的一道坎坷。需要有个沉默难言的东西放在她内心很长时间。随着这个东西生长，她的内心也在生长，她也就慢慢成熟。最后，在经过那样长时间的自我误认、那样骄傲得始终拒绝自己和他人之后，她终于脱却过去的盔甲，返回到一个比较自然、放松的状态。

很少有中国电影中表现了这样一个人性空间，即一个人在自己的人性内部移动步伐的过程——从这头到那头，经历了一个S形的曲折发展，有性格的成长，有内心的生长点和发展的空间。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破坏性力量，通过痛苦的自我承担，终于在自己内部加以消化，而没有拒绝承认，自认为没病，延续着这种既破坏自己又危害他人的东西。

其实不限于那个特定的时代。每一代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携带着属于那个时代或者属于自己本身的某些毒素，需要在日后的时间里加以咀嚼消化。美好有力的人性是后天锻造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

从这个眼光看过去，这次回顾放映的《东京审判》则是令人十分忧虑的。拍摄于二十一世纪之初的这部电影，其眼光仍然停留在四十年代末这场审判的发生期间，其中表现了那样一种毫无缝隙的、压倒性的仇恨及复仇。这并不是说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不可恨——1982年我本人作为南京大学学生在看到报纸上记载那样多日军暴行之后，提笔给南京市人民政府写过一封信，要求建立大屠杀纪念馆，这封信如今还作为建立纪念馆最初的民间资料保存着——但是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超出当年眼光的立场？即在影片表现那样一种不容辩驳的复仇情绪的旁边，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些更为丰富的、稍稍不同的表述？比如允许让那些反对死刑的人陈述他们反对的理由。这并不影响最终判决的结果，但是会丰富影片的眼光，那是今天的人们需要面对的。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中叶战争结束期间的仇恨与报复的情绪当中，这是否意味着当年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仍然在控制和支配着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甚至这场战争在精神上仍然没有结束？继续停留于复仇之中给我们的民族的精神可能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它在何种程度上会毒化我们民族精神的肌体？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将另外撰文阐述。

物质现实的复原

这个说法来自劭牧君先生翻译的克拉考尔那本《电影的本性》一书的附标题。克拉考尔谈到电影这种形式手段对于“物质现实”的偏爱，电影镜头所勘探到的种种“原始材料”的现实，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现实概念之间，正好可以形成对质局面；以眼见为实的“物质现实”作为“证据”，可以暴露我们头脑中的偏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现实主义的走向方面，近些年中国电影取得的最大突破是对于现实环境的描写。

种种粗糙不齐的生活环境，原先被视为“脏、乱、差”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居所：数不出一件值钱东西的凄凉内室，同样空荡荡、墙壁剥蚀的胡同小巷，塞满精疲力竭人们的失掉颜色的居民楼，尤其是在社会变迁中被动地经受巨大冲击的不同县城——贴满五花八门广告的县城大街，低矮幽暗的铺面里卖着陈年的货物，起着各种与“巴黎”有关的装饰俗气的发廊，污渍的小饭馆里肮脏的地面和桌椅，墙壁赤裸光线晦暗的出租屋和小旅馆，以及难以入眼的各种娱乐场所，所有这些，在此前张元(《北京杂种》、《儿子》)、贾樟柯（《小武》、《世界》）、王超（《安阳婴儿》、《江城夏日》）、路学长（《卡拉是条狗》、王全安（《惊蛰》）、宁浩（《香火》）等一批年轻导演的电影里构成触目景象，甚至在今年的商业电影如《疯狂的石头》，那些凌乱、局促不安的环境，也构成了重要的叙述对象。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上，再加上“方言”、“非职业演员”、“现场音响”（往往是噪音），一道构筑了十分逼真的生活质地，展示了卑微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这样一种进展，对于挖掘电影的潜力、对于在电影中表现中国当下现实所起到的突破、引领作用，迄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估计。那些在环境背景中出现的东西，很可能会自主性地释放某种含义，传达一种影片的情节叙事之外的重要信息，造成叠加的、丰富的意义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成了主要的叙事对象。

我正是这样来理解贾樟柯这部令人瞩目的影片《三峡好人》。我觉得这部影片真正触目惊心的是正在被拆毁的城市，是那些裸露出来的钢筋水泥，是那些废墟和在废墟中漠然地不停敲打，这是变迁中的中国现实的缩影：一声令下，山也倒楼也倒，它们瞬间之内被夷为平地，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也要为之让路。这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抑或是其他？当我看到这部影片中累累废墟的时候，涌起的感受是极为复杂的，感到的震惊是难以言传的：既有关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也有关她在近、现代争取现代化的历史，包括眼睁睁地看到了我们原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那些粗糙的钢筋水泥建筑，只有当它们被拆毁时，我们才近距离地认清它们，从而对这些毫无生命的东西，产生一种混合着感激与感伤的复杂情绪。

所以，我特别愿意强调这部影片拥有一个纪录片的成就，纪录了我们这个

巨大的变迁时代的毁弃、伤痛和代价，纪录了我们人民在这个大变迁的年代所遭受的冲击和无力。这部影片不是关于被拆迁的人们的生活，但是在那些裸露着的废墟当中，你可以体验和感受那些永远被埋葬的时光日子，也许是捉襟见肘但属于人们自己的生活。这部影片我先后三次在银幕上观看，始终觉得那些张开大嘴的废墟是难以消化的、令人痛苦的。

但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也表达过，这部影片在故事方面是比较弱的，它们看起来外加于这个背景之上。这并不是说影片不可以以外来人的眼光来表现那些东西，而是作为外来人他们的生活情绪与这个背景如何衔接。现在看起来则是比较脱离的，韩三明和沈红并不关心这里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也许不能要求韩三明这样的人去关心这些。影片有一个镜头是：韩三明与他被拐卖的、分离十六年的妻子在一个拆毁的楼上分吃大白兔糖果，远处一座楼房轰然倒塌冒起白烟，这对准夫妇此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不知怎么这令我想到了“在废墟中前行”这样一句话，这里拼凑的意味比较明显。

在《读书》杂志举办的《三峡好人》座谈会上，有人赞扬影片在表现两段不顺当婚姻如何克制时，我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我恰恰认为在这两段婚姻的表述中，几乎是以一种表现“物”的眼光来表现“人”的，即停留于表面所看到的、听到的那些，对于人物更深的心灵与心理体验，尤其是对于女性在不幸的婚姻中所蒙受的漫长痛苦，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释放空间。一个被卖来卖去，一个常年得不到丈夫的任何音讯，但是看起来她们依然镇定自若，这可以看做是对男性更为有利的视角。并且，选择拐卖婚姻来与自由恋爱的婚姻对照，造成某种戏剧性的效果，是比较不够稳妥的。不可否定，在现实中也许有拐卖婚姻愿意留下来不走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脉络中作为一种理解来看，留恋拐卖婚姻就是不准确的。对于虚构的影片故事来说，重要的恐怕不在于是否有诸如此类的“事实”，而更要看将这些现成的事实放到某种透视之中，放到对于“关系”（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中去理解和表达，找出更加准确的轮廓。

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是不够的。我们的影片在将镜头对准现实进行调查方面，在深入调查外部环境的同时，还需要深入调查人们的内部环境，人们的内心与人性的种种表现。人们从艺术作品包括艺术电影中获得的，离不开关于我们自身人性的知识、我们人性的丰富空间。贾樟柯本人在最近《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访谈中，呼吁保卫中国的艺术电影，净化艺术电影生长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衡量一个国家电影生产状况的指标，除了影片数量与票房，还有电影艺术内部的标准，以及文化产品要对社会负责、起码不要突破社会底线共识的这个标准。

蒙族导演哈斯朝鲁的作品《剃头匠》应该说是一部不错的影片，表现了一个以剃头为生的老人其凄凉晚景以及即将随他而去的“体面”的北京传统文化，令人印象深刻。以上“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不适合这部电影，因为在这位老年主人公身上，在他本人与他生活的环境之间，已经到了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地步。不仅是年深日久的缘故，更是因为饰演这位老人的演员洗尽铅华的表演，老人的内部精神已经沉淀为外部物质形态（神态、步态、动作的态样），老人的物质环境也已经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感到不足的是，也许是考虑国外电影节市场的缘故，这部影片在延续一种古老文化传统的同时，忽视了1949年以来这个小小的、但是人们深深浸淫其中的文化传统，无论如何1949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形成了我们的过去。但是在老人的言行中却看不出一点由那许多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任何痕迹，这是影片看似自然的外表背后，最为不自然的东西。

《好奇害死猫》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商业片的基本元素，是做得比较成功到位的商业影片。但是，如果能够在商业片的框架当中，再放进一些人性的因素，则空间更大。比如说其中的一对上层人士夫妇，对于比自己地位底下的人们，可以表现得不那么冷冰冰的，而是有一些人性的、情感的投入，也许使得影片的框架更有弹性。

人性及法制眼光的下调

十部影片中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比起《惊蛰》来，这部影片在导演技术、镜头的流畅与表现力方面，更上了一个层次。演员余男的表演也十分到位，经常令人感到真假难辨。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制作组合，却摊上了一个疑点重重的剧本。不，仅就叙事技术来说，剧本也是非常不错的，有层次、有张力。问题在于故事的起点，一个很成问题的起点，暗中瓦解了一帮极具实力的人们的工作。

前些年我们在报纸上听说过类似的真实故事：妻子带着丧失生活能力的残疾丈夫改嫁。作为报纸的新闻，我们既没有看见这位改嫁的女主人公的面孔，也不了解她到底经过了怎样的过程，便不去具体地想象她到底在怎样的两位男人之间进行挣扎，听上去这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令人叹息的故事。但是，放到银幕的呈现中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当听到由余男扮演的蒙族女主人公图雅的嘴里说出：谁愿意一同养活丈夫巴托就嫁给谁，人们还是会大吃一惊。带着丈夫出嫁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凡能够带着前夫生活者，就是自己所要嫁的人。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混淆的距离。如果仅仅是需要一个人来一道养活前夫，那么这个人不一定是丈夫；如果是找一个丈夫，那么新丈夫的角色就不仅仅是养活妻子的前夫。我们知道生活中有些令人十分困窘情况，有些情况会逼得人失掉形状，处理这种东西其实十分危险。

算是年轻漂亮的图雅有福气，前来相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一听说要带着前夫生活，对方便吓退了回去。后来一位已成大款的老同学暂时接走了图雅，但是当他们在旅馆里解怀宽衣之时，图雅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带巴托一道生活的问题，这个安排真的十分不好，显得图雅是在为了丈夫委身求全。而当这位大款同学提出可以在经济上提供给巴托完全的援助，却被图雅拒绝了，她要的是不能离开巴托。她与巴托存在一家人不能分离的感情。那么，她又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在这种情况下的结婚，是不是像一种“寻租”的表现？

最后是一位早就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邻家小伙子挺身而出。这位小伙子与图雅之间是有感情的，但是图雅与她的丈夫之间也是有感情的，并且属于那种远远不能将对方放下的浓厚感情。这位丈夫一度自杀未遂，在妻子的婚礼上与后继者又打了一架，这些都是剧作者尽量考虑周全的表现。但是，这个故事的基本动机和目的，都是要当着丈夫的面将妻子嫁出去，而且需要丈夫天天面对这样的屈辱事实。可以问一句，难道作为穷残疾人所拥有的尊严，就比别人少一些？实际上如果这位丈夫没有尊严，这位新婚妻子也一样没有尊严。

当我在讨论会上指出这一点之后，一位年轻的官员站出来反驳我，说这“正是危难时期光辉人性的体现”，此话赢得了在场年轻学生的一片掌声。我没有时间回应他，但是多想问问他和在场的各位朋友：如果是你们的姐姐妹妹、是你们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前夫出嫁，试想她在两个男人之间的艰挣扎、撕裂的处境，她一日三餐与两个男人一起吃饭，晚上与其中一个男人上床，你们还认为这是人性光辉的体现吗？你们觉得伟大的女性伟大的母性就要承受这种非人的东西吗？因为想起了年轻的前辈作家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所以愿意用“人性的下调”来称呼当下的这种现象。在“五四”那一代人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东西，在今天的人们却拿它当作美德加以颂扬。

下调的不仅是人性的眼光要求，还有比如法制社会的眼光要求。对于影片《马背上的法庭》，我本来是有所期待的，看完之后却大失所望。这部影片面临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同样的主题，即现代法律与所谓乡规民约之间的矛盾张力。虽然秋菊始终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从乡里到县里到市里，对于她丈夫处理意见是一致的这其中的道理，但是起码张艺谋的电影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力图向人们展示法律程序以及法理精神的公平严正性。

在《马背上的法庭》这部电影中，有关法庭与法律的严肃性则大为下降了。整部影片说不出一个像样的案子，不——准确地说，是那些案子都没有得到像样的处理，以此来体现三位法官用马儿驮着的国徽的严正性。第一个案子是是妯娌之间为了一只瓦罐的纠纷，老法官最后的断案是亲自将这个瓦罐打碎在地，随即从自家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的人民币，说这拿这个钱去买两个瓦罐，妯娌俩一人一个，再也不用为此打架了。接下来的一个案子比这个复杂一些，是一只猪拱翻了另一人家的祖宗的“罐罐山”，然而最后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法官本人从自家腰包掏出150元钱了事。这位李保田扮演的老法官唯一一次明确说出“对”与“不对”是在他喝醉酒之后，紧接着这次喜酒的当事人年轻法官与他拿了结婚证的妻子私奔了，十分冒失地离开了工作岗位。影片的主要着眼点也许并不在办案，而是这些基层法官们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艰难，但是法官不办案，还叫法官么？片名还叫做“马背上的法庭”么？离开了由法官身上体现出来的法律、法庭和法理精神的严肃性，这个法官形象如何站立得起来？影片中的年轻法官曾经对着老法官大声喊道：“你这是用钱买自己的形象。”如果用作来买卖的仅仅是老法官的个人形象，这个问题还不严重；但实际上这样做影响了国徽背后的正义。

导演本人在放映之后与同学们的交流中谈及，这部影片如果在最初开始设想的2004年，可能就“出不来”，后来是因为有了“和谐社会”这种提法，即不管用什么手段，需要的是将事情“抹平”，影片这才能够问世。这样的陈述同样引起台下一片掌声。很可能，许多学生将这番话听成了如何与电影的管理部门“斗智斗勇”。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年轻导演这样来理解和接受一个“和谐社会”，那么一个法制社会则遥遥无期了。我得承认我自己的学生中，也有对这部电影的这些致命问题毫无察觉，认为这部影片中的那位“不务正业”的老法官很感人。这令我想到是不是现在的氛围，真的不同于1991年张艺谋拍摄《秋菊打官司》时期整个社会对于法制秩序的呼吁与要求？据说张艺谋的影片后来被某些地方用作基层普法教育的教材，而据导演刘杰介绍，《马背上的法庭》则被公检法系统在本行业内部加以推荐。很难说，拿这样背离法制精神的影片，用来教育自身队伍与拿到一般民众中去，哪一个损失更小一些？

泛主旋律倾向

青年导演范文篇5

1平实自然的美学建构

如果说毕赣的《路边野餐》将当下乡村现状拍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话，那鹏飞的《米花之味》则是将乡土拍出了少见的幽默感和温暖的诗意气质。影片中的长镜头是带着梦幻色彩的，无论围着火炉起舞，还是溶洞中的翩翩舞蹈，抑或是山神上身的片段，生活在这里就是顺水推舟，无需划桨逆行。影片摄影轻灵又刁钻，在明亮甚至梦幻的色调下，将民族风情的真实、自然生机的趣味、新时代与传统的冲突，人物的情感纠葛都展现得准确而漂亮。影片对云南之美毫不遮蔽，甚至像是半部风景纪录片；但同时也故意设置了许多留白和主观镜头，与叙事节奏切合，让画面既舒服又蕴含诗意。摄影以及构图大气又富有张力，人物与自然在画面中有机结合。通过大景别构图叙述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反而起到一种衬托作用。电影中呈现的音乐更是给观众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尤其是最后溶洞之舞的配乐，表达出对时代变迁中的人物之间情感和意识的哲学思考。同时，在后期创作中并未出现传统艺术片的冗长镜头叙述，反而是干净利落的剪辑手法，给观众带来节奏明快的观影感。冷静的固定镜头敏锐的捕捉住了现实生活的情感和色彩，不论是做母女一起米花的镜头还是溶洞中跳舞祈福的片段都蕴含着浓重的生活气息和乐观的情绪，一种灵气跃然于画面。该片还原了真实的生活美感，摈弃了某些现实题材影片中低劣做作、虚情假意的色彩。

2后殖民主义批评下的现实

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面临各种矛盾，隔阂以及断层，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日常生活中不断产生怀疑、焦虑和异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而现实题材电影并不单单要对社会阴暗面评头论足，控诉负面现象，关注点也不能仅仅停留于现实层面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发展中的阵痛。当下许多现实题材电影为了迎合西方口味而刻意表现阴暗、落后的影像，主观的、刻意的去表现悲苦，这种谄媚反映出其东方主义的症候。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文化面对西方文化常常处于一种失语和弱势状态，东方往往先被描绘成一个遥远且奇异的他者形象。这种状态有时表现为我们的作品以西方模式解释自身存在，或是遵循西方话语虚构出一个片面带有主观色彩的东方现状，人为的杜撰“真实”从而成为文化霸权和民族偏见的帮凶，而后殖民主义批评就是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倡导交流对话和多元文化的话语及权力观，去除不同民族的误解与对抗，引导多元文化的对话，从而消解霸权和种族主义。《米花之味》克制而洗练的影像便蕴含着后殖民主义批评精神。片中母亲找到了在网吧的孩子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为了等待女儿在门口的车中睡了一晚。《米花之味》并没有武断的提供解决方案，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现实，而是通过细腻含蓄的诗意化表达试图从个体生活中寻求和解。在现实主义电影中，简单的故事很容易被赋予过多符号性的象征，或者包裹了过多冗余的情绪与美学意义，这些主观性过强的意识介入会冲淡我们所在现实的真实底色，母女从冲突到相互理解，慢慢消解了时空的隔阂。片中的语言较少，摒弃经典的对白或者倒苦水，而洗碗、炸米花之类的优美的小场景特写较多，以细节的沟通化解偏见和隔阂。在片尾富有宗教色彩和神圣意味的溶洞中母女翩翩起舞，也透露出导演对于电影中现实主义的新见解和对社会问题的倾诉，现存的多元文化和意识并非完全对立，在某些时候也可以逐步化解和共融。

3荒诞情节下的精神格局

《米花之味》中充满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尴尬，虽然母女的形象都是传统山寨生活和现代生活方式入侵混合的产物。但母亲向往出去，女儿想要留下，这种错位的裂痕以及隔阂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并延伸出诸支线中的矛盾和尴尬。比如有个情节，寨子里的人想起来，很多年都没有去溶洞祭拜神明了，准备去祭拜一下，但到溶洞时，却发现这里早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上面还挂这个牌子还有英文，写着：“今日休息”。祖祖辈辈的祭祀场所前，村民反而成了外人。但电影却不止步于表达这种荒诞的新旧对抗：在这不知所措的局面中，小孩子们钻过栅栏，走了进去。这种迷茫和失落感中夹杂的希望不就正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吗？现实题材电影的手段不能只限于纪录表层现实。电影艺术天然拥有一种对现实的升华力量，有时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和矛盾尴尬的提出，如电影里展现的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困扰，宗教场所中滑稽的世俗场面，一对新人穿着西装和婚纱，跪拜在佛寺里举行婚礼。《米花之味》剧情在欣喜与失落之间饶有趣味地来回拐弯最终走向的是一种和解。城市与乡村，宗教与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这些新的矛盾导演没有单纯站在贬斥的立场去看，电影中既有暗讽和隐喻。但又处处蕴含着包容。

《米花之味》中反映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外出打工的女子离婚返乡被议论；留守儿童叛逆，打架，上网；生病是请神还是送医院，种种矛盾和隔阂融汇在《米花之味》里，就这样严肃沉重的题材，导演鹏飞却拍出了轻灵明亮，当电影女主发现一群孩子跑到寺庙门口蹭网时，她以“佛祖要休息了”之名把孩子带回家；献舞山神的时候，一架飞机飞过，传统与现代对比在画面中构成极大的张力。黑色幽默下表露出一种超脱表层生活的热情乐观的诗意追求。更高的精神格局下电影在表达对抗，尴尬，喜感的行为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精神。一种生命的倔强与不屈，一种包容的姿态。使得沉重的现实生活中频频泛起轻盈如云的感受。相比过往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米花之味》的精神内核体现为一种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和对现实的思考。电影也就在这种人性人情的真实刻画中从日常的生活琐事中超脱出来，上升到形而上的诗意层面。它体现乡野的奇妙力量，没有单纯强调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壁垒，反倒是诙谐的打通了它们，同时也不失反思，电影中神婆那句“你们在地里加了什么，米花味道都变不好了”。台词中这个“变”使电影风格和精神意蕴更加丰富。这种超脱的精神格局使得电影不只流于现实表层和形式，现实矛盾虽层出不穷，但它们也在人们的乐观和思考中逐渐走向和解。

参考文献

[1]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0-400.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70-400.

[3]李飞.电影《米花之味》：现实主义的灵光再现[N].中国艺术报，2018-04-27（005）.

[4]胡蝶.电影《米花之味》：以日常生活之幽默反映留守儿童的现实[N].中国青年报，2018-04-12（008）.

青年导演范文篇6

理解青年电影的入思点在于把握青年电影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青年电影概念的流动性特征。有些导演在青年时期曾经完成非常优秀的青年电影，但是时移世易，万物生长，成长与成熟伴随着改变一起发生，走向各种类型片制作也和时序变化一样自然合理。比如中国的第六代导演群体曾以集束化的青年电影亮相国际，效果惊人地改写了中国文化形象在世界面前的展现方式。如今，他们纷纷进入商业类型片的制作或者选择制作主流影片，《让子弹飞》、《上海传奇》、《白鹿原》。一批已完、未完的转型之作昭示了中国电影版图里出现新青年电影的必然，那些80年代出生的导演们新近完成的青年电影作品被概括为“新青年电影”，占据了新的关注度。与中国第六代导演群体不同，这些80年代出生的导演群体在中国社会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的称谓“80’后”。尽管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80’后”这个词语再一次嬗变为针对作者研究的集体命名，2但在电影研究领域，“80’后、90’后”更多指的是电影观众群体的年龄分布，“80’后与90’后占中国城市电影市场观众的90%……80’后们支撑着中国电影的市场，他们的观影趣味和审美倾向决定着中国电影的票房”。3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电影研究在广为流传的“第六代”代际命名之后，并没有次第出现简单的加法顺延。由此留下探讨空间，能以“新青年电影”为题，讨论出生在80年代的导演群创作现象，比如内地导演刘伽茵、郝杰、卢正雨、郭菲菲、袁菲、杨紫婷，还有香港导演麦曦茵，台湾导演陈正道、刘梓洁，以及新加坡导演巫俊峰，等等。虽然他们的出生年代接近，但在第一波创作中却呈现出不同于第六代同质化价值取向的多元特征。新世纪十年来的中国新青年电影从非虚构的个人自叙传记纪实风格逐步扩大为结合了个人经验与普遍记忆的青春类型片尝试。其中既有非虚构路线的自传式影片，始终保持导演的自我在场，比如《牛皮》，《父后七日》；也有虚构/半虚构式的，将个人的成长记忆加以萃取提升，对共同经历的历史进行迂曲的表达，比如《光棍儿》、《烈日当空》；还有主观上按照类型化制作标准完成，实质上却不流失青年电影精神旨归的虚构类影片，如《一只狗的大学时光》、《鲸鱼座》。

非虚构：坚持自我在场的作者个人电影

出自台湾导演刘梓洁的《父后七日》和内地导演刘伽茵的《牛皮》、《牛皮2》在新青年电影中代表着坚持作者风格的一极，是始终保持电影创作者自我情感在场的个人电影。二者在题材上都选择了导演亲身亲历的家庭故事。《父后七日》叙述了女导演在父亲别世后所经历的台湾现时丧葬礼仪，表现真实世俗中的荒诞与深情。《牛皮》讲述了女导演和父母在北京南郊两间狭小昏暗小屋里的日常生活。两部取材家庭生活的电影不期然共有了一段东方伦理风情。就个人风格的强化程度而言，刘伽茵的《牛皮》代表性尤为突出。

《牛皮》在形式美学上与中国新生代导演的青年作品极为类似。110分钟片长的纪实风格剧情片仅由23个镜头组成，每一个镜头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片段，其中最长的一个镜头达到15分钟。“沉闷而冗长”是电影给予观众的最初观感——“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固定机位中景镜头，摆出了拒绝交流的姿态和自我沉溺的意念，因为蔑视观众而缺乏与观众的对话意识，最终使它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文本”。4的确，《牛皮》固定机位的中景长镜头叙事，刻意保留的自然光线，片内人物行为和对话的随意表征无不印证着导演风格的极简主义，也说明它决非一部顾及接受视野的电影。正如刘伽茵本人的阐述，“我拍电影是为了自己”，“电影是我对生活的体验、思考和反省”。5刘伽茵的导演阐述具有十足的艺术电影特质，这种特质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电影教学赋予的最高价值观。然而对于新青年电影，有电影学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以什么方式获得投资并拍出一部电影，而在于“能否使影片最终跟作者见面”。6可是《牛皮》的导演阐述却在反复强调，“我也根本不考虑观众……这样的片子有没有观众和我有什么关系……别把拍的人和看的人扯到一起。”十几年以前，贾樟柯、王小帅、刘杰、王全安等第六代导演都表述过相仿的观念，成就了新生代电影的自我表达价值。及至当下的新青年电影，仍然有《牛皮》这样的个人电影坚持从自我经验的基本立场出发，以细节贯穿全片而避免艺术化的戏剧矛盾，以电影为表达自我经验的纯粹艺术载体，而非商业化的文化产品。对于熟悉第六代导演作品的中国观众而言，《牛皮》的镜头风格无疑就是独立制片灰暗现实主义的延续。这一现象说明在考量中国新青年电影的问题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参照就是刚刚卸下青年电影桂冠的第六代电影作品。那么，观念上的重复究竟源自对作者电影艺术性的忠贞信仰还是电影节电影模式的无意识延伸？在坚持自我在场的非虚构作者电影维度上，新青年电影与第六代导演青年时期的电影作品相比，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差异？

仍以《牛皮》为例，2004年《牛皮》参展柏林国际电影节，后获得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数字电影制作基金”，2009年《牛皮2》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双周影展并获首尔数字电影节的一些奖项。在55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牛皮》备受肯定，被视为“中国影片中最不显眼、却是最自信的电影”。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究竟是国际电影节的期待视野造就了某些新青年电影的独特形态，还是中国自第六代电影以来的青年电影风格铸造了国际电影节对中国新青年电影的判断标准。对照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选片和策划人葛文对中国独立剧情片的简短定义，“一部非常慢，用固定镜头拍摄（的影片），呈现了即将死去的人的悲惨生活，配上很差的声音和难以理解的字幕。”7只要去掉“即将死去的人”几个字，《牛皮》与葛文的定义完全吻合。如果说在日益开放的新时代里，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美学塑造能力日渐衰落，8那么如《牛皮》一类新青年电影在重要国际电影节上以作者风格再次获奖又隐喻着什么？《牛皮》和《牛皮2》墙外开花，在国内并未进入院线。导演本人坚持认为“在国内上不了院线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态度对于关注青年电影的人来说从来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言犹在耳，同样的作者立场正是中国第六代导演在完成青年电影时期的共同宣言。时至今日，第六代的作者宣言或解体或松动，或被践踏，或被放弃后又重新找回并宣布再次坚持。刘伽茵的国际电影节成就与她的作者电影立场未来走向是否具有互为动力的关系？新青年电影中的非虚构类作者电影是否可能在“电影节电影”的形式之外另辟蹊径？

虚构/非虚构：成长记忆的集合与微观历史投射

与任何一种艺术类型一样，青年导演最早拍摄电影的创作冲突往往来自强烈的自我表达意愿，不过近来的新青年电影中不只有自我经验表达的作者电影，而且有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青春片、剧情片制作。香港导演麦曦茵的《烈日当空》、内地导演郝杰的《光棍儿》呈现出成长记忆和他人经验的综合。与极端坚持个人维度的《牛皮》不同，《烈日当空》、《光棍儿》有意识地在表象层面遮蔽导演自我的在场，将个人的观念和情感注入故事深处的肌理，从微观视角出发，对正在经历和已经过去的历史加以形象化投射，表现出新青年电影视野中独有的历史观照方式。《烈日当空》塑造了七个“不优秀”的男青年群像，头抽、牛蒡、怒荣、贤仔、笠啫、肥毛、阿褶，每一个青年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代表着一种人生观念的价值映射，也代表着一种微观历史的态度。正如导演麦曦茵所说，“影片中的7个人，都是我的个人投射……在灿烂、热烈、能量无穷的青春后面，原来都隐藏着导演的一种心理创伤”。9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作者心理创伤记忆的自我治愈与升华。麦曦茵在《烈日当空》中表现的情感破裂故事隐约与外部历史压力相联系，传达出港片传统难以为继的困境与尴尬。影片前半段沿袭港味十足的影像语言，流畅展现七个非主流男生逐步建立港片特有的“兄弟情”，他们沿着铁轨放纵青春的画面是悬隔时空条件之后的青春本体叙述。但是，当真实的历史具体地在个体身上发生，关于兄弟情的质疑就和关于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大众心态传达结合在一起。影片从个人视角的微观历史出发，曲折地映射了新青年电影试图传达非主流历史叙述的另类感受。影片的叙述时间结束在2007年与2008年新旧交替的时刻，涉及的历史事件是北京申奥成功和庆祝2008新年来临。麦曦茵作为香港回归后的华语青年电影导演，以省视他者的态度观望历史。

她没有积极地重复主流话语，也没有选择反主流的尖锐面目，而是在主流与反主流之间制造了属于非主流青春的缓冲地带暂避锋芒。影片中，怒荣的父亲鳏居多年后娶了来自大陆的“北妹”，怒荣与介入家庭的新成员格格不入。及至大陆继母关心他的伤势，怒荣放弃敌对，改为默默相视。肥毛的母亲在香港回归后转做大陆业务，常常北上出差，以致单亲家庭里的肥毛对此不满，在吸毒后狂踩妈妈的行李箱。影片的历史观集中在片尾出现，与情节高潮和人物命运结局同步。叙事蒙太奇切换在广场空间与青年遭际之间。背景是烟火伴着主流话语渲染迎接2008新年的晚会，一边是因私密照外泄而不堪舆论压力的少女在高亢的主流话语声音中跳楼，另一边是七个男生无厘头地卷进街头暴力斗殴。主流话语冀望美好的2008年到来，而影片叙事里无辜的少女结束生命，七个男生在迈进成年的时刻或死或伤，最终破裂兄弟情。《烈日当空》没有正面展开关于历史的叙述，但在情节安排与人物命运走向上体现了导演的历史感受。另一部综合集体记忆、疏离宏观历史的影片是郝杰的《光棍儿》。影片缘起于导演的真实故乡记忆，故事发生的地理坐标标注清晰：张家口市万泉县顾家沟村。地理空间上距离北京只有150公里，但在共时阶段里的现代化程度与北京的距离难以计算。影片在时间维度上保持了故事时间与实际时间相同步的节奏，2010年既是片内的艺术时间，也是片外的作品拍摄完成时间。不过，《光棍儿》的时间层面分为过去和现在两层。影片在人物前史部分插入了另外四个历史年代，分别是1966年、1945年、1942年、1975年。以上四个年份在中国的宏观历史上都有重大事件发生，但在《光棍儿》里一概不予提及，不予任何注意，甚至四个年份在片中的出现顺序都没按照自然的时序。

时间被剥去历史的附着，再被还原为个体本身的存在意义，每个年份的出现只是为了说明四个主要人物蹉跎岁月被沦为光棍的原因。比如梁大头1966年骚扰俏三妈被农用机械误伤，顾林1945年骚扰妻妹致使妻子离家，六软1942年和成年女子结婚受到心理伤害，老杨1975年与二丫自由恋爱被女方家长干涉。四个光棍儿在过去时代的经历都与人的生物本能有关，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动因，影片有意悬隔了历史年代背后的普遍记忆，在标明过去年份的既往时间层面上，片内的视线只关注人物本身的个体经历，毫不顾及宏观历史与具体个人的关系，表现出非常奇特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难以撇清“恶趣味”之嫌。10这种疏离宏观历史，悬隔历史与个体关系的态度迥异于此前的青年电影。在《青红》、《站台》、《阳光灿烂的日子》等青年影片中，中国的观众习惯了第六代关于历史与个体的逻辑叙述。不同的历史年份里，哪怕是再微小的个体都有独特的渠道感应到宏观历史事件的影响。崔明亮、吴青红、马小军的青春冲动不仅受到来自生物本能的利比多支配，更重要的是受到特殊年代的环境影响。

外在历史条件的改变无形而有效地改变了人物的存在方式，相继导致具体人物的命运迁移，拍摄宏大历史中的个体人物遭际渐渐成为第六代导演完成青年电影时的集体倾向。这个倾向在郝杰《光棍儿》一片中被彻底扭转，所谓在宏大历史上具有深度影响的年份在叙事中被完全孤立。有观影者对此加以赞赏，认为“反其道而行的存在，使其有着存在的意义”。11

虚构：青春理想与类型片结盟

在中国最近的新青年电影中，把青春理想注入类型片制作的第三种路向特别值得关注。卢正雨的《一只狗的大学时光》糅合了公路片、喜剧片和青春励志的多样类型元素，跻身2010年暑期档上线公映。郭菲菲的《鲸鱼座》虽然只是22分钟的艺术短片，但是奇幻的想象力和丰饶的童话色彩不仅为影片赢得了第17届大学生电影节的评委会奖，也争取到了在电影频道公开放映的机会。这类影片对于时代问题和文化环境的新变化做出了积极而及时的回应，既丰富了新青年电影的发展路向，在文化意义上也刷新了关于新青年电影的舆论评价和价值判断。

《一只狗的大学时光》积极网罗流行元素，表现出敏感而不避世俗的文化态度。影片充分利用大众文化中的公共资源，择取选秀出身的新艺人和走红网络的搞笑人物出镜，把多种青年亚文化现象纳入片中，诸如跑酷、拍客、播客。不单用于新潮名词的点缀，而且真的编入情节，决定人物角色身份，构成喜剧笑点来源。导演卢正雨以周星驰为人生中唯一偶像，在拍摄《一只狗的大学时光》时也复制了港片惯用的小人物喜剧路线，以平视的视角表现平凡的社会，不去刻意美化、拔高青春理想，却最终在庸常的市井文化里确认青春理想的真实存在。其实，很多电影都关注到了青年人就业难问题，关注告别校园的学生在正面遭遇社会现实以后造成理想失落的问题。以上种种问题在大量影片中往往体现出灰暗、尖锐、极端的性质，体现出青年与成人社会的价值矛盾和认识落差，对社会现状的批判有余，而对青年人自身实况的反思不足。卢正雨的青春片转用励志喜剧的公路类型片方式，把青年人的实际问题带入商业性质的类型片制作，同时又不放弃青年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理想主义，把青春理想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把青春理想的阶段性实现作为喜剧的大团圆结局。导演的个人趣味为新青年电影增添了新的面向，扩容了新青年电影的文化意义。除了独立前卫、坚持自我、不妥协的残酷青春之外，还有平实而机智，平常却依旧坚持梦想的青春平和叙事。

除了喜剧类型之外，虚构类的新青年电影中还出现了以往少见的奇幻元素。郭菲菲的短片《鲸鱼座》想象了一个背上长有鱼鳍的“鱼人”少女，环绕这个奇幻人物设置各种利益链条。她在闭塞山城里被世俗眼光视之为畸形另类，被偶遇的体育伯乐当作难得的游泳天才，需要珍惜、训练，闻风而至的医学研究组漠视“人”的价值，只想把她当作基因实验的对象。一个异类在复杂社会上的命运可能通向哪里？短片结尾一改前面真人电影的影像语言，在人像淡出后采用电脑动画技术虚拟画面——汉江里鲸鱼一跃而起！随即又在字幕间隙剪接上象征意味强烈的二维动画，几个简洁而富有东方意味的动画场面巧妙呼应了片中的“鱼人”假想。在《鲸鱼座》中，少女成为异类的恐惧在本质上更接近青春期的复杂心理，异构而同质。那些奇幻的想象隐蔽地述说着青年在接受成人社会拣选前的忐忑与反抗。寓言式的结局犹如假想中的自我解放，象征性地抚慰了在社会现实原则压抑下的青春心灵。影片作为新青年电影的文化意义在于多元艺术路线的实践，导演郭菲菲用虚构的艺术方式委婉而曲折地传达了属于自己和一代人的普遍心理经验，在不失青年电影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实现了兼具审美交流价值的艺术真实。

结语

中国新青年电影的语境在十年间变化巨大，集中表现在投资渠道、传播渠道、影像拍摄与制作技术和观众构成方面。首先，启动电影的资金来源和投资规模更加多样，掌控投资的方式更加灵活便利。再加上投资方与传播渠道紧密关联，新青年电影在获得资本支持和进入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了更多选择。除了习惯上送至国际电影节以外，新青年电影还可能进入院线公映、被电影频道收购放映、在网络上点映播放以及参加各类电影活动展映。电影接受空间的扩大，意味着新青年电影的传播价值有了新的认证渠道，直接后果就是近年来的新青年电影在制作上日益多元化，不以艺术电影或独立电影作为必然方向，从而跳脱出电影节电影的单一模式。当多样化的投资渠道与传播渠道促进了新青年电影制作路向的新变，国内几家大型视频网站逐渐认识到新青年电影蕴蓄的潜在观影号召力。

青年导演范文篇7

摘要：2007年至今的小制作电影市场显示，它并没有持续《疯狂的石头》和《三峡好人》带来的辉煌业绩，再掀高潮。这表明我国小制作电影目前发展的现状存在着诸多一时难以改变的问题。

《集结号》是2008年冯小刚推献给国人的一道“贺岁大餐”，它在市场上获得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希望。它的出现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具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就在为中国的导演也能制作出像《集结号》这样的国际性超级大片喝彩和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把关注的目光投放到小制作电影市场上来，作为电影产业发展的后备军，小制作电影市场的繁荣与否真正关系到中国电影市场的未来。

但是就是肩负着中国电影未来的小制作电影市场，却自2007年3、4月份至今以来，持续着低迷的现象，再没有复现过一部像《疯狂的石头》和《三峡好人》那样在商业或艺术上取得世人瞩目的作品，这让国内电影界推掀起的那股小制作电影复兴的热潮，又降回到了从前的低谷。这一现状向我们表明：目前，国内电影产业的发展水平确实还尚未成熟到能够从容支持整个小制作电影全面发展的局面，它所面临的困境也不是单靠一两部优秀影片的辉煌就能改变得了的，从整个电影制作产业来说它的确存在着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一、资金短缺——一个不争的事实

众所周知，制作成本是划分电影制作级别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国内一直以来，一般都把制作成本在300万元以下的影片定称为小制作电影。但从当下国内电影产业界反应出的实际情况来看，小制作电影的制作成本还远远没有达到像这样一个大的规模，它们大多都被滞留在了100万元以下，有的甚至低到了只有几万元的投资成本，如贾樟柯的《小山回家》总投资只有1万元。原因在于随着近几年大导演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具商业价值、利润更为丰厚的“超级大片”之后，小制作电影这一领域便彻底腾让给了青年导演，在某种程度上说“小制作电影就与青年导演划上了等号”。由于这些青年导演们入行的时间较短，没有像大导演们那样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影片的投资规模自然也就跟着下滑了下来。尽管资金不足这种现象，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中国，它是一个全世界青年导演所面临的共同困难，但这一问题在中国却表现的尤为突出。

与大导演们相比，青年导演获取拍摄影片资金的途径就显得比较薄弱而单一，通常只有三个：首先是来自政府的支持。政府对导演的支持，尤其是对青年导演的支持是使电影在摄制过程中受到资金困扰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证电影作为大众娱乐产业和艺术成功产出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保持本国电影产业能够持续稳健地走向多元化发展的保证。但这只有在电影业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和其它相应的官方机构才对青年导演设有各种专门的、立体式的扶持和资助基金，为其在拍摄电影时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以便发展本国的电影产业。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尚缺乏相应的援助机构，国内现在所拥有的援助机构也只是处在一个起步阶段，扶持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它对青年导演承担的扶持力度太小，可谓是杯水车薪。

另外一条寻求资金的办法是导演自己去寻找商业合伙人进行投资拍片，然而由于受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思维习惯等方面原因的影响，中国导演在拍片时首先考虑的是一部电影的思想意义，过分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使得他们制作的电影在更多的时候倾向于个人的自我表达，而不太看重电影的市场化倾向与商业性元素。这样的定位只会让所有的影片投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原因是这样的作品往往缺乏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说的通俗一些就是不能够赚钱，不能给投资商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因此很难受到投资商的青睐，被其看重，参与投资拍片的。

此外，国际电影节也是青年导演获取资金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导演韩杰就曾经是电影节的一个受益者：2003年在鹿特丹电影节上，他很幸运的获得了一个剧本专项发展基金；同时专门制作青少年题材电影的法国小卢米埃尔公司也意外地相中了他的剧本，并帮助他申请到了法国南方基金。借助这十几万欧元的资金，韩杰最终完成了他的作品。然而在国内的青年导演中，像韩杰这样的经历，只不过是个太过幸运的个案而已。与韩杰相比的刘浩就没有那么幸运，他的作品《陈默和美婷》、《好大一对羊》就曾经在许多电影节上拿获过奖项，但他的拍片境遇却并没有因此得以改善多少。为了节约制作成本，他的近作《底下》也不得不在自己居住的半地下室里来进行拍摄。

这样一来，大多数导演只能靠自己为影片拍摄筹措资金，为了获得拍摄影片的资金，他们当中有些人选择了通过拍摄广告、MTV或是接拍电视剧以此来获取拍摄影片的必要资金；而那些更多缺乏经验的青年导演则不得不依靠自己有限的积蓄和四处东挪西借来的钱进行拍片。

资金对商业项目投入的多少是任何商业性活动能否顺利开展的首要前题，也是商业活动能够得以存在的生命之线。一旦资金环节出现了短缺或者滞缓，将预示着该产业的萎缩甚至于消沉，影片制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业活动也同样不会例外。小制作电影在资金领域的这种荒漠化，让活跃在小制作电影创作一线上的青年导演们苦不堪言，这种结果直接导致了青年导演队伍成长的缓慢与小制作影片发展的不理想。

二、国内发行——敢问路在何方

小制作电影在国内发行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进入院线进行放映。因为能否进入院线放映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意味着影片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从回收的角度来看，进入院线也将会大大提高影片在DVD和网络版权方面的收入。即使它的时间不是很长，可对电影的宣传作用却是巨大的。

中国虽然自2002年以来，新的银幕数量每年都在以几百张的速度递增，同时许多新建成的现代影院对电影的放映品质也在朝着多元化发展，对影片的需求量也日趋变得强烈。但在现实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院线留给小制作电影发展的空间实际并没有提高多少，小制作影片依然很难进入影院放映。原因在于小制作电影要想进入影院发行，影片要有相当的投资规模。《大电影》的导演阿甘认为：“电影是为影院观众拍摄的，因此影片必须提供可以在现代影院条件下放映的视听品质”。而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影片的制作成本都要在500万元以上，如前面所说的，目前就国内而言，小制作电影光是制作成本这一项就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而所谓的“视听品质”更是无从说起。这样一来，留给小制作电影的放映空间就极为稀少了。

对小制作影片在放映院线中受到的这种冷遇，许多业内人士将其归因于受众市场的选择。贾樟柯则指出这种论调不能成立，“从《英雄》开始，大片垄断了资源和话语，与权力合谋”。2007年3月底，华谊公司与全国排名前八位的院线公司，就《集结号》这部投资近一个亿的战争题材片放在含金量最高的贺岁档期上映而“签订的有垄断性质的协议”，这一现象表明院线与制片“权利间的合谋”已经开始走向明朗化了。

对于至今还没有属于自己独立放映院线的小制作电影来说，院线与制片方尤其是大制片商之间的“合谋”无疑等同于雪上加霜，因为电影的发行真正决胜在终端。从长远利益来看，作为主管放映的院线“干涉”它的上游——影片制作，肯定是不利于小制作电影发展的。早在1948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就根据《反托拉斯法》裁定大制片公司应该放弃发行和影院业务，避免形成垄断。“具体到中国的电影市场，当电影市场的各个环节还尚未实现市场化，尤其是银幕数还属于稀缺资源的时候，院线过早的参与制片环节势必会损害大部分片方的利益。”

在前几年，国内电影市场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部大片的频率，其它的影片也因此都以大片马首是瞻，依据其“座次”纷纷调适着自己在院线的位置借以取得相应的放映时间。然而在近两年中，由于国际资本对中国电影产业界的介入与插足，投资上亿元的影片，发展的速度在加快、规模在扩大，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尽管现在影片放映时间争夺的焦点仅仅只是停留在含金量最高的贺岁档期上，但随着电影市场化的进一步拓展，又有谁能够保证放映院线的胃口不会变得越来越大？如果院线真的把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良好的”势头保持下去，那么其它含金量相对“次高”的档期肯定会在新一轮竞争中成为下一个角逐的对象。而在国内相对较小的放映环境中，小制作电影势必会在片方与院线的进一步合谋中变得举步维艰。

三、国外发行——该向何处求索

在国内市场留给青年导演机会不多的时候，海外发行这一关，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对外发行对青年导演来说，也是一个极为头疼的问题，它要求在进军海外的影片发行团队中必须要有能够在海外的市场运作中掌控导演影片的专业制片人。这些制片人一般都要熟诣国际电影的市场发行情况，以及电影在国际影视界上的商业运作规律，就是说他们要对导演影片的发行做到心中有数，能够把影片在海外发行时可能遇到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的青年导演普遍缺乏专业的制片人搭档。这样一个重大的缺失让青年导演在对外发行问题上显得极为被动，在没有发行伙伴的情况下，他们必须无奈的承担这一并不适合自己扮演的角色。由于他们自身入行的时间较短，既不具备专业的发行知识，又没有密切的海外关系，青年导演就只能单凭自己的臆断进行冒进式的海外发行，其命运大都是以惨败告终的。在最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青年导演往往只能去选择海外的发售公司。

一般来说影片在海外的发行公司可以分为发行和直接发行两种。这两者，无论就哪种对小制作电影的发行条件而言都是极为苛刻的。前者，公司会与片方直接签订一份发行合同，由公司负责将影片发行到海外。公司也通常会给片方一定的保底金额，但是比较专业的公司费用高昂，导演能拿到的最低保障金也只在2万欧元左右，大多数的时候甚至是没有保底；卖片的收入，公司会在扣除宣传、发行成本和保底金额后会按照一定的比例与片方进行分账，但其分账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后一种是片方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独立发行商就当地版权问题签订合约。独立发行商尽管拥有相对畅通的国际发行渠道，但要求的权限极多，对于影片通常会要求独家权，这包括影片的当地院线发行权、放映权、电视转播权、音像转播权、音像制品出版权、发行权，甚至有关到影片的出租、后产品的开发等权利。在此基础上独立发行人还会收取完成发行收入的10%—25%作为佣金。这样一来，在各种权限的约束下，到片方手里的权利就所剩无几了。

走高端路线，即参加国际电影节是小制作电影寻找对外发行的另一条路线，这条路也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满，它同样充满坎坷与危机。《芳香之旅》的独立发行人凌力说：“如果决定走电影节，在宣传路线上一定要明白参加什么样的环节展映更合适，对电影节放映举行宣传活动的价格，推广效果，到市场的买家，甚至媒体都要非常清楚，全世界有好几百个电影节，也许在一些很小的电影节上能够得奖，但这种含金量并不高的奖项，除了满足导演的虚荣心以外，对卖片的帮助微乎其微。”在海洋电影发行公司总裁蒂耶利•德古塞拉看来，这样的选择同样显的不合适，他曾一再的提醒年轻导演，在未找到好的发行人之前，不要轻易参加电影节，“如果一个青年导演在参加过三个电影节之后才来找我们，即使我们很喜欢，但对于发行公司来说这时介入已经太晚了。”

四、青年导演自身——“无物阵中”的斗士

如果说市场环境的不尽成熟，让中国的青年导演们难以被市场关注。那么青年导演自身的思想以及成见同样在桎梏着自己的成长。一直以来，国内多数的青年导演或多或少的都还存在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认为只要自己的作品水平过硬，发行伙伴就会不请自来，这种观念在现代电影市场化不断深入的推助下，尽管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变，但是他们对市场的应变能力还是很脆弱，不够成熟和灵活。在真正面对“变幻莫测”的发行市场时，又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茫然不知所措。结果不管是观念改变的还是未改变的，还和以前相差不了多少，都是在拍完影片之后才开始真正考虑影片的发行问题的。其推广的手段也大多靠圈内的朋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除个别幸运的以外，其它的都会在经历几次短期的放映之后，被束之高阁，彻底与观众无缘了。

电影是一种具有商业性的艺术产品，就是说它必须通过市场和发行才能达到观众，而不应成为个性极强、自我封闭的另类艺术。它应该找到民族文化心理与大众世俗观念的衔接点，让观众能够真正地走进创作者构想的电影空间之中，并与之产生相应的情感共鸣，这就要求导演除了具备艺术气质外，同样还要具备受众意识、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一个导演可以不必具备发行的具体商业知识，但其在拍片的全过程当中一定要思存有市场和发行的理念。尽管每部电影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市场和一定范围的观众群体，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每一部电影都同样需要积极的寻找并争取属于自己的更多的观众，因为观众的喜欢与否直接影响着电影的走势，甚至存亡。公务员之家

一边是商业，一边是艺术，二者得兼与否的关键在于人。此时创新就显得至关重要，如若缺乏新人和创新思维，对于任何传统的行业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属于创意媒体的电影行业更是如此，中国的电影市场“目前最缺乏的不是大片，而是低成本的商业类型片。而在中国导演群体中，目前最缺乏的，也是有能力拍摄各种不同类低成本电影的新导演，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卸除电影的神圣光环，把电影的目光投向“龌龊司机”兄弟（《黑客帝国》系列导演的戏称）或者彼得杰克逊（《指环王》《金刚》的导演）。从表面来看，这似乎与致力于文艺片创作的青年导演对人生的切入点完全不同。但电影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对生活方式的各种表达。《大电影之数百亿》这种为一切观众服务的精神，恰恰是中国电影界的导演们最为稀缺的。”

[注释]

[1]赵宁宁，《青年导演与电影生产力问题》，《影视现状研究》2007年，第2期，第7页

[2]陈昕华、徐敏，《贾樟柯，和主流竞争并接交战》，《综艺》2007年，第8期，第28页

[3]郭琳，《10个月的空窗期怎么过《集结号》想了很多辙这回，要拍纪录片》《杭州日报》，2007年，7月23日

[4]徐敏，《院线投资与影片投资：阴谋？阳谋？》，《综艺》2007年，第7期，第15页

青年导演范文篇8

[关键词]“第六代”青年题材存在问题

青年题材影片是指，以青年人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力图反映青年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思想追求，体现对青年人文关怀的影片。综观中国电影发展史，电影人的观众意识一向薄弱，对年轻群体更是缺少关注。“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像日本的“青春片”那样一个片种，也没有过韩国那样的青春片浪潮，自然也没有青年电影之类的概念。第六代导演虽然拍摄了大量青年题材的电影，但这些影片，大都只把青年题材当作一种叙事背景，并没有深入故事中青年人的内心，去探讨他们的特殊情感经历，影片只是在表达导演个人意识形态，反映着导演个人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错位想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边缘化的人物生活、个人化的生活经历、非常态的生活状态隔离了普通青年

台湾著名导演蔡明亮说：“只重视电影的艺术性、实验性和先锋性……恐怕难以排除一个动机，那就是迎合国际影展评委会的口味。”自从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奖而抬高了他们在国内外影坛的身价后，走国际路线成了第六代和新生代导演们提高自己知名度的一条捷径。他们在互相借鉴和学习中拍出了一系列具有固定获奖模式的获奖作品，反映在题材上便是热衷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命运的展示。和边缘化人物生存状态的写照。《青红》讲的是上海姑娘青红，随父母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时与当地的一个小伙子恋爱，这遭到一心打算重返上海的父亲的反对，女儿反抗最后妥协。这表面上看是一个少女的初恋故事，但导演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展现少女恋爱时那种特殊的心理感受上，而是展现她对父亲的反抗和向父亲的妥协上，说到底它不是像它的海报所宣扬的是一部单纯的描述青春的影片，而是在青春题材的外壳下探讨特定历史时期两代人抗争的影片，是给父母的献礼。当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获欧洲艺术奖的《红颜》，年轻的母亲与她当年的私生子纠缠在一种暧昧的情感里，在乱伦的边界上铤而走险是非常态情感的写照。这些青春题材的影片的受众往往排斥了普通年轻人而以中青年精英知识分子为主。那些具有明显商业性的影片题材上也大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桃花灿烂》在一个畸恋的故事中在一种婚外情的漩涡里故作人性的挖掘，爱情的纯净荡然无存。总之，国内青年题材的影片在内容上边缘化和非常态性，隔离了普通年轻人难以引起他们的共鸣。

2、晦涩、呆滞的电影语言，故弄玄虚的电影结构，普遍偏低的电影基调突破了青年人的耐性

青年导演范文篇9

关键词：1999中国电影民族/国家想象新生代导演新主流

星移斗换、山河依旧，我们带着庆幸、带着风尘、带着期待忐忑而平常地告别了沧海桑田的19世纪，进入了一个新世纪、新千年。回眸1999，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纪年，它不仅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面临严峻的内外考验的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的献礼年，同时还是1996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提出"9550"电影精品工程的第3年。也在这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在激发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的同时也激化了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的反感；也在这一年，台湾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的大陆-台湾定位策略，唤起了大陆各界对国家力量、民族统一的渴望……这一切，都深刻地铭文在1999中国电影之中，国家意志借助民族情绪的强化在证明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的同时也成为民众社会心理宣泄和历史记忆的载体；纯情世界的描绘在回避揭示和判断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现实困惑和生存创伤的同时也为狼奔豕突、朝秦暮楚的当代人提供了温馨而宁静的影像家园；一直渴望长大成人的青年一代导演急匆匆地告别了世纪末的青春蛊惑和迷乱纷纷进行自己弹冠相庆的成人仪式；在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双重诉求中，与好莱坞电影的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具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特点的新主流电影依然在艰难地争取着政治/经济/艺术的规范和定型--1999中国电影正是当下中国文化状态的缩影。

民族/国家想象、纯情世界与现实主义

1999年出品的影片《横空出世》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段落：李雪健扮演的人民解放军少将（近景），正对镜头（观众）控诉美国帝国主义用各种现代战争武器欺负和威胁中国，最后他愤怒地说：No，去你妈的美国！看到这儿，我们肯定会产生对《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妖魔化中国》等等风靡一时的畅销书的互本文联想，也会产生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以及随后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反美情绪的指涉性联系。《横空出世》作为一部共和国50周年的献礼片，它所传达的国家主义精神借助于民族主义感情获得了语境支撑。如果说，90年代以后，政治伦理化一直是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主导叙事策略的话，那么1999年，民族主义则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社会文化心理共享的一面旗帜，正如10月国庆大阅兵一样，民族/国家主义的重叠成为了1999国庆献礼片不约而同的选择。

1999年，陆续出现了《国歌》、《共和国之旗》等叙述国歌、国旗等国家标志符号的诞生的影片，出现了《横空出世》、《东方巨响》（记录片）、《冲天飞豹》等以原子弹、导弹、火箭、战斗机等国防武器的研制、试验为题材的影片，出现了《我的1919》等以描叙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影片，出现了《黄河绝恋》等叙述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的影片……这些影片几乎都以民族/国家为故事主题，以承载这一民族精神道义勇气智慧的群体化的英雄/英雌为叙事主体，以中国与西方（美/日）国家的二元对立为叙事格局,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国家威胁作为叙事中的危机驱动元素，以红色意象/中国革命与黄色意象/中华文化的重叠作为国家主义置换民族主义的视觉策略，在这些影片中，往往提供了一个直接出场或者不直接出场的西方/帝国主义"他者"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社群"，以民族成员的"同"来抵御外来力量的"异"，以民族的同仇敌忾来对抗他族的侵略威胁。在历史叙境中的妖魔化西方成为现实叙境中的霸权化西方的形象指代的同时，影片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是对科技（教育）兴国、科技建军的国家政策的形象注解，同时也是对国家中心化和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这种国家/民族想象甚至在陈凯歌的历史影片《荆轲刺秦王》所传达的国家意识中，在滕文骥的音乐片《春天狂想曲》所渲染的爱国主义中也同样成为了潜在的主题。而以抗洪救灾为题材的《挥师三江》等影片虽然没有提供"西方他者"的背景，但是那种"中国不可战胜"的宣告其实也悄悄暗示了一个假想的"他者"。

在1999年特殊的国内外背景中，多数国产影片中的美国/西方都是作为一种"霸权"符号出现的，只有《黄河绝恋》是一个症候性的例外，它在以日本侵略者为"敌人"的同时，如同《红色恋人》一样，借助于一个中国女性（阴性文化/被动）为中介（东方象征），设计了以一个美国男性（阳性文化/主动）为标志的西方人（西方象征）对中国文化逐渐认识、认同直到钟爱的过程，完成了一个受到西方他者承认和征服西方他者的双重表意。其实，《黄河绝恋》所证明的正是一种中国或者东方文化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困惑：神与兽、天堂与地狱、天使与妖魔、现代化与后殖民一直是美国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双重想象。赛义德在谈到东方主义时，曾经指出西方文化将东方的特色解人性化（dehumanize），将它变成一种缺乏主体性或者内在变化的固定不变的"他者"，是从西方意识和文化中浓缩出来的二元对立中的"他者"，东方主义所显示的东方与其说是东方国家和文化的特色，不如说是那些观察、研究、寻求支配东方文化的西方团体的意识及文化。而反过来说，中国文化中的美国/西方其实也是一种东方的西方主义，在西方的现代化诱惑增强的时候，东方文化中的西方是天堂，当西方的霸权威胁增强的时候，东方文化中的西方则是地狱。因而，从1999年中国电影中的美国想象中，我们阅读到的正是中国主流文化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想象，这一想象不仅通过西方他者转移了本土经验的焦虑同时也通过霸权命名强化了稳定团结的合法性。国家/民族想象成为了1999献礼影片的一种共识。这批以民族/国家主义为主题的献礼影片，以巨大的直接或间接的政府性或政策性超常投资为保证（中央宣传部确定的10部重点献礼片中有8部影片的投资超过了1千万元人民币），吸引了一批具有丰富电影经验的专业人员参与制作，多数影片在视听造型的营造上，在声画的技术和艺术质量上，在对时空节奏的控制和处理上，在场面和细节的技术含量和智慧含量上都表明了中国电影整体工艺水平的明显提高。特别是《横空出世》、《冲天飞豹》、《黄河绝恋》等几部采用戏剧化虚构模式创作的影片，尽管这些影片可能仍然或多或少地用民族共性淹没了人物个性，用民族情绪消解了现实理性，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存在着某种意念化的平面性，但是却在冲突情节的设计、煽情场面的营造、人物细节的刻画、视听冲击的追求，甚至历史氛围的再现等方面都使民族感情和国家意志的传达得到了影像叙事的支撑，从而也使得它们成为或者可能成为献礼片中最有潜力获得一定程度市场认可或者观众认同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影片。

而在1999献礼片背景下，《那人那山那狗》、《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等几部恬淡清新的影片的出现反倒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浓妆"中显示了"淡抹"的魅力。在电影的力量和深度受到特殊现实氛围制约的同时，纯情变成为电影所描绘的远离喧闹和浮躁的世外桃园，这几部影片都尽量淡化现实境遇的纷杂，尽量回避现实矛盾和人性矛盾的激化，都用相当封闭的叙事方法讲述相当封闭的关于乡情、亲情、爱情的纯情故事，用透明宁静的田园、落英缤纷的秋色、红装素裹的冬日、燕舞莺歌的春景来刻意营造一种诗情画意，将人们带入一个纯粹的、想象的艺术世界，在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他甚至用过去时/彩色来与现在时/黑白作为对比，突出想象中的纯情与现实中的苍白的视觉对比。这些影片就其对生命的展示、对人性的发掘和对现实的把握来说，显然还缺乏振聋发聩的冲击力，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年份的产品，它们对视听造型的精良雕琢、对意境意味的孜孜以求、对人情人性的刻意美化，对抒情性电影风格节奏的细腻控制，都体现了追求"至善至美"的艺术努力，也体现了这些电影作者对于电影的情感维护。

但不可否认，1999年的一些国产电影实际上还在不同程度地回避、甚至有意无意地虚构着我们所实际遭遇的现实，忽视我们遭遇现实时所产生的现实体验，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图景和人性与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图景和所内省到的人性世界往往并不一致，不少影片在美化现实的同时也在美化人性，在简化故事的同时也在简化人生，苦多乐少的生命经历，社会转型期的困惑、迷乱，在这些国产电影中都或多或少地缺席了。

其实，任何过渡的时代都是艺术的黄金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而且可能产生具有现实主义力量的过度时期。中国正在发生急剧的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生活本身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具有故事性的传奇，因而，这个时代完全可能出现不同于主流/宣教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以外的"第三种电影"，它不是一种主旋律的宣教方式，也不只是一种制造短暂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的娱乐快餐，而是一面现实和心灵"镜"，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期的人们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来理解、面对和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来揭示处在困境和突围中人性的尊卑、人性的善恶、人性的伟大与渺小。

青年导演施润久拍摄的《美丽新世界》、张艺谋拍摄的《一个都不能少》以及徐耿导演的《草房子》等也许在1999年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几部具有现实主义立场的影片。《美丽新世界》通过一个青年农民闯进上海的故事透视了90年代中国都市的社会分野和普通小人物的生存境遇。铺天盖地的豪华汽车、别墅、化妆品、名牌服装的广告，琳琅满目的各种宾馆饭店商场的灯红酒绿，似乎都在承"美丽新世界"的近在咫尺，然而这些幸福生活又几乎总是与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擦肩而过，人们遭遇的是一个充满诱惑而又无法摆脱匮乏、充满欲望而又充满绝望的世界。于是，《美丽新世界》的结束出现了这样一个段落：在滂沱大雨中，从乡下来到上海的张宝根拉着金芳的手，站在建筑工地的地基上，指着空中斩钉截铁地说：这上面有一套属于他猜奖赢得的两居室的房……。这位幸运的乡下青年宝根，为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承诺而苦苦地生活着，艰难地期望着，那套两居室的住房像一座空中楼阁为他和他所暗恋的金芳阿姨提供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海市蜃楼。这个用空中楼阁所象征"美丽新世界"形象地隐喻了普通人生活渴望的现实性和虚妄性。尽管影片依然用诚实、勤劳的道德劝说来安慰人们的艰辛和失落，但是欲望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依然深刻地唤起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认同共鸣，正像另外一部影片《网络时代的爱情》中那位"卖身"投靠的男大学毕业生所说，看到满街的汽车和到处的别墅，我们知道许多人有钱而且有很多的钱，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有那么多的钱。这种欲望与现实之间的隔绝甚至通过《美丽新世界》的片名就像《没事偷着乐》、未改名为《红西服》以前的《幸福大街》，以及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名字一样，得到了一种反讽式的表达?"幸福"、"快乐"、"美丽"正好与人们所遭遇的现实形成了对比，暴露出失衡状态中消费社会的无序。

而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尽管用"媒介神话"想象性地解救了面临失学威胁的魏敏芝们，但影片还是用一种高度风格化的纪实技巧，委婉地呈现"我们的祖国是花园"（魏敏芝唯一会唱的歌曲，而且跑调、忘词）的意识形态承诺与人们的真实处境之间的裂缝，影片在夸张地借助于一个弱小女性的倔强行为构成戏剧性悬念的同时，也借助于这个女性的想象的执着展开了对中国农民生存现实的描绘。尽管由于人物的意念化、单线叙事的简单化和人物环境的封闭化使得这部影片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主义深度和广度，但是在1999年中国电影中，这依然是电影现实主义的一个难得的收获。

应该说，1999年的国产影片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国家想象，用誓师和联欢造就了自己的热烈，而几部小题材、小制作的纯情影片和现实影片则在这一年大江东去的轰轰烈烈之外带来了晓风残月的空灵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成长创伤、成人仪式与成熟渴望

连续3年中国国产电影的数量与90年代前期相比大幅度减少，但1999年的特殊背景，却为中国几代导演提供了登场亮相的机会。尤其是一批第四代导演，成为了献礼片制作的支撑力量：黄健中导演了《我的1919》、滕文骥导演了《春天狂想曲》、郑洞天导演了《故园秋色》，第五代中的吴子牛也导演了《国歌》。这批影片在视听语言上都重视修辞技巧，强化戏剧效果，然而由于题材、制作方式的限制和制作者人文视野观念的相对狭小、艺术观念的相对封闭，这批影片在精神理念、叙事方法、创作形态上都比较惯性化、常规化。而第五代导演的中坚张艺谋、陈凯歌1999年推出的影片也没有表现出太多创造性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想象，如果说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还表现出他善于用极端的形式表现强烈情感的艺术能力的话，那么陈凯歌巨资制作的《荆柯刺秦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既媚俗也媚雅、既媚中也媚日、既造作又滑稽"不伦不类"则似乎是一种江郎才尽的预兆。

而那批90年代前期开始登上影坛的生于60年代的新生代导演也继续着他们一直并不顺利的电影旅程：张元导演了《回家过年》、路学长导演了《光天化日》、王小帅导演了《梦幻田园》、阿年导演了《呼我》等等，与此同时，一批更年轻导演也纷纷登上了1999中国电影喧闹的舞台：李虹导演了《伴你高飞》、金琛导演了《网络时代的爱情》、施润久导演了《美丽新世界》、张扬导演了《洗澡》、王瑞导演了《冲天飞豹》，田曦导演了《兵》、王全安导演了《月蚀》、吴天歌导演了《女人的天空》、毛小睿导演了《真假英雄》、胡安导演了《西洋镜》……。

这批青年导演由于大多近年来从专业艺术院校毕业，接受过良好的现代艺术和现代电影教育，他们影片的形态和风格从总体上来说，更加具有现代感和修辞感，例如，他们能够有意识地用立体交叉的叙事方式替代传统的平面单线的叙事方式，用跳跃递进的视觉思维方式替代传统的线形因果的文字思维方式，用扩展声画张力关系的复调结构替代传统的声画同一的画面本位结构，用超日常化的视听造型替代传统的日常性的视听再现，特别是在声画效果的营造以及科技手段的使用上都表明了这一代电影人职业素质和专业意识的提高，也使得他们在电影语言、电影修辞、电影形式方面与中国多数其他几代导演之间划出了一条相当明显的界线，也使得他们的影片在电影的形式本体上与世界电影的发展更加同步。

应该说，在中国特殊的电影献礼年和电影意识形态化背景中，世纪末登上中国影坛的更年轻一代的导演与90年代前期开始创作的那批青年导演在电影观念上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别。90年前期，被称为新生代的那批青年导演用各种常规和反常规方式在国际国内舞台上试图完成对第五代的弑父超越，同时他们也在自己的影片中一再地用自叙传的方式表达长大成人的渴望、焦灼和想象。章明的《巫山云雨》、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等许多影片无论是在电影的制作方式或是电影的叙事方式上都表现了一种鲜明的非主流、非常规，甚至反主流、反常规的自觉取向，正如他们自己所表诉"一方面我们不甘平庸，因为我们毕竟赶上了大时代的尾声，它使我们依然心存向往而不象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样一张历史白纸；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劲没处使，因为所处的是日益规范化、组织化的当下社会，大环境的平庸有效地制约了人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是''''碎?，所以我们是''''碎片之中的天才的一代''''，所以我们集体转向个人体验，等待着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因而，他们的影片常常以摇滚歌手、以流浪青年、以各种社会边缘人物为主人公，以他们远离社会主流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为题材，体现了鲜明的与主流秩序和主流观念的分离、甚至叛逆的倾向。他们的影片对本世纪以来中国人那种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相当疏离，以一种青年的诚实、一种对人生的直面热情、一种对真实的还原冲动来表述这生存在夹缝中的一代的世界观、生命观和电影观。而他们影片中的这些"观"是被经典体制文化所遮闭、所排斥的都市边缘的"他者"之观、异类之观，因而常常也被主流社会、常规秩序当做叛逆或者喧嚣的不和谐之音。他们的影片大多对精心结构一个善恶二元对立、从冲突走向解决的叙事模式不感兴趣，更愿意以一种随意、自我、天马行空的方式来叙述生命和生命所镶嵌的处境。许多影片的造型、结构和风格充满陌生感，《巫山云雨》采用了呆照和跳切的手法，《谈情说爱》采用了三段式重叠结构，《城市爱情》设计了在叙事和电影语言上逆向对比的双重时空等。于是，注定了当新生代电影不能将他们在夹缝中的个体感受与他们对其所存在的那个世界的公共意识结合在一起时，他们肯定只能是电影原野上的一群孤独的流浪者，不仅得不到长者的接纳而且也得不到幼者的共鸣，甚至他们自己也常常各自落荒而行。夹缝的坚守和突围成为新生代一直面对的挑战。而在世纪末，应该说，一直在边缘徘徊的这一批导演在精神上似乎正在走向成熟。张元在谈到他的新片《回家过年》时曾经谈到，"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最不应该狂妄的"，"我是一个边缘状态的艺术家，所以对边缘人有很深的思考。在今天的社会中，博爱的思想，人道主义思想，包括现在做的这部《回家过年》中极度状态下的人道主义，应该在人们尤其是艺术家的心里存活，应该让它冉冉升起。现在许多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状态下，更应该有这种精神存在。"这不仅显示出这一代青年导演减少了许多少年的轻狂，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他们的人文意识和人道责任感的强化。

而世纪末开始登上中国影坛的一批年轻导演却与多数当年的新生代中坚们那种固执地申述自我迷惑、表达青春冲动、坚持"作者化"立场、走非主流制作道路的趋向不一样，他们似乎更容易与现有电影体制达成默契，他们大多不仅在生产模式上自觉地进入主流电影机制，而且在人文理念和艺术理念上也无意甚至有意地与主流文化达成一致。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影片对"成长"故事的叙述中。成长的焦虑一直伴随着年轻导演为自己命名的焦虑。世纪末导演的人文观念和艺术观念与90年代前期的新生代导演的差异也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影片中的"成长"主题中，新生代以叛逆开始的主题在1999年出现了以皈依结束的阐释。

90年代初，阿年在《感光时代》中就叙述了一个在物欲现实中意味深长的成长故事，他叙述了一个与商品社会格格不入的艺术青年在"父亲/精神"和"母亲/物质"之间艰难的拒绝与认同的"俄狄浦斯"式的徘徊和忧虑，而路学长更是在《长大成人》中用地理和社会的"地震"隐喻来暗示失去精神之父的后时代的开始并表达了寻找那个早已失踪的"父亲"朱赫来的绝望努力。第六代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一群没有父亲庇护、也没有父亲管制的现代青年那种飘荡和游离的迷惘和狂乱，一种没有家园和没有憩居的青春骄傲的流浪。应该说，正是这种骄傲的流浪使第六代电影具有一种时代的意义，其文化价值远远超过了这些影片的商业价值乃至艺术价值。

但是，在1999，更年轻的新生代导演对于成长有了新的书写。在主流话语努力塑造新时代父亲的社会语境下，虽然《伴你高飞》继续在更加含蓄、更加感伤地述说成长的烦恼和苦痛，但最终和另外一部名为《成长》的影片一样，青年主人公还是回到了主流社会为他们早就预备好的轨道和位置上，而一部更加具有"时代"的文化意义的文本则是曾经导演过《爱情麻辣烫》的青年导演张扬的新片《洗澡》。

《洗澡》叙述的是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在这个充满了自觉的表意冲动和象征冲动的故事中，朱旭扮演的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似乎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所从事的"洗澡"则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而常常出现在时尚广告中的濮存昕扮演的长子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故事中儿子的冷漠与父亲的慈祥、画面中儿子孤单的影像造型与父亲饱满的构图设计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儿子对父亲"洗澡"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传统的背叛。"水"在影片中是古老人伦传统明确的表意符号，它是人们渴望的甘露，在影片中明示的"上善若水"的导向中，我们甚至看到了导演整合第五代的勃勃野心,《黄土地》中的西部造型被有意识地生硬地插入当代都市空间中，那似乎是对第五代的一种消解：当年陈凯歌、张艺谋们沉痛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祈求"水"的执着和愚昧，而这救命之"水"在《洗澡》中早已预备妥当，《黄土地》中那个逆人流而奔向新生活的憨憨已经得到了"水"的滋养，这"水"就是传统、是中国的人伦亲情。影片甚至还通过一个夫妻同浴的段落暗示了"水"也是治愈性创伤、家庭创伤的源泉。于是，第五代的文化反省经过15年的演化，在《洗澡》中成为了文化回归。自然而然，我们在这部影片的最后，看到了一个早就预备好的段落：每天习惯在浴室之"水"的浇灌下高歌"我的太阳"（西洋文化）的大胖子，在没有"水"的舞台上竟哑然失声，只有当傻小子将"水"龙头喷向舞台时，大胖子才终于能够引吭高歌。"水"（传统），成为了人们不可缺少的文化滋养，也成为了西洋文化（"我的太阳"）能够在中国被接受的文化前提，而伴随着"我的太阳"的歌声，我们看到那些包含了人们无数期待的浴室、小巷被现代化的推土机推倒，我们看到许多人在那里驻足怀念旧日的美好时光。影片最后采用了一"成长"文本钟爱的叙事策略，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幡然醒悟之后，父亲在"水"中怡然逝世，儿子于是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长大成人，从这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代老人对传统的眷念，而且也通过儿子对父亲的认同将传统塑造为现代生活最温情脉脉的世俗天堂。应该说这是一部令人吃惊的电影，它是如此尖锐地将传统人伦与现代经济对立起来（老北京的"洗澡"与新深圳的经商），并且它在如此鲜明地美化传统（明亮而暖融的澡堂空间和上善若水的象征）的同时还如此明确地表达了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儿子对父亲的重新理解），显然，《洗澡》在自觉地试图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反省转化为文化回归（整合第五代电影主题和消融西方文化的外来性），影片在叙事上的从容、视听造型上的精致以及影像、声画表意上的营造，都显示了一种远离弑父渴望、恐惧和焦虑的恋父认同。这一认同的意义相当复杂，联系到影片的投资者身份艺玛公司（外资），也联系到这部影片诞生的特殊语境，我们说，一方面它是对青年一代叛逆意识的审判和对主流文化的一次献媚，同时也是对西方主流文化中"东方主义"的一次义演：如果说80年代以前在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东方主义中，"沐浴在异国情调的昏暗光线之中的东方是一个野蛮和奢侈、残忍和堕落的调和体"，那么，在8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常常为现代化西方提供了一个含情脉脉、暖意融融的传统"他者"想象。在满足这种"东方想象"的同时，这部影片也为我们自身提供了一个抵制西方他者的优秀民族传统的"自我"文化想象。这是一个既满足了世界主流文化对东方的文化想象也满足了中国主流文化对自我的文化想象的电影大餐。当然，作为一种文化想象，这部影片改变了"西方文化的统治是所有东方人生活中确凿的事实"，很自觉地放逐了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人对现代化渴望的焦虑，忽视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趋从，甚至也不无矫情地夸大"水"所具有的再生能力。

《洗澡》的片名似乎太像一个"成人"的仪式象征了："将个别的事件转变成一种有代表性的个案，就像那些仪式将个人的一生转化到社会历史的情节中一样"。无论这部影片在艺术和技术上达到了多么成熟的程度，但是那种"少年老成"的程度都多少令人不安。新生代导演从成长的创伤到成长的渴望再到成人的仪式，已经走过了近10年的路程，许多人都在努力寻找在目前这个全球化背景中进入主流文化的道路，而《洗澡》在国内外的商业成功，应该说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当然，《洗澡》所提供的并不是一条必然之路，毕竟我们处在多重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的境遇中，新生代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状态和生存状态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归大同，人们一定会以不同的艺术风格、艺术理念和精神走向共同创造中国电影的希望工程。

1999年虽然是献礼片熙熙攘攘的一年，但是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还是新生代导演的全面登场。与前些年不同，1999年新生代的影片似乎更加少年老成，更加随机应变，许多作品都相当体制化和工业化，相对单一的社会/历史经历，相对单调的人生/生命体验作为一种局限，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他们的电影中，他们影片的视野都比较狭窄，人物也比较平面，所表达的情感也时常有一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造作，思想的深度、情感的深度和艺术的深度都明显缺乏，应该说，这批青年导演的电影素质强于他们的人文素质，艺术感觉强于他们的生活感觉，形式力度强于他们的精神力度，但毕竟他们是在1999这一特殊的年代、这一"给定"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制作电影的，这些影片有许多都并不是青年导演们的原创，正如他们自己所言，许多都是"命题作文"，因而，他们的这一代人的精神优势和弱势在这些影片中也许都还不能充分反映出来，但是，应该说，他们的多数影片都显示了相当的艺术潜力，李虹导演的《伴你高飞》获得了"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提名，金琛导演的《网络时代的爱情》获得了"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王瑞导演的《冲天飞豹》被列入了10大献礼片之列，《洗澡》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以及西班牙赛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等等，尽管在各种权力网络的制约中，获奖并不是衡量一部影片艺术和文化价值的唯一尺度，但是，从纵向的发展来说，如果21世纪中国电影能够获得发展机会的话，那么无疑，这批青年人将成为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全面出场，将或早或迟地更新中国电影的艺术观念。应该说，只要他们能够在各种急功近利的诱惑下还能保持对电影的一份虔诚和对生活的一种热爱，那么他们身上的确寄寓着中国电影的希望。

主旋律化、商业化与新主流

与献礼片呈出不穷的热闹、几代导演同堂献艺的繁荣形成对比，1999年的国产电影似乎并没有给中国观众带来真正的狂欢节。经过年初贺岁片短暂的喧嚣以后，1999中国电影市场便进入了波澜不惊的状态。尽管国产电影得到了许多政策性的保护和行政性的促进，但由于电影产品的品种、类型、数量的缺乏，更由于低劣产品充斥市场，也由于传媒引导的明显失信，电影这一"文化超市"物稀人少、门可罗雀。1999年的中国电影由于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重轨道上行走，电影工业的改革和电影经济的改善没有取得明显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电影人提"新主流电影"的理念，同时还有一些电影人则试图通过自己的电影操作来制作中国的市场主流电影，人们还在继续探索能够经受市场检验的主流电影的创作/制作模式，并且试图通过这一模式来调和主旋律与商业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适应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轨。

8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带着各种现实的"镣铐"开始走上了市场化的不归之路。80年代末的娱乐片热是电影市场化的第一次冲刺，但娱乐片文化中那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文化那种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价值观念一直有着深刻的冲突，到90年代初期，这种冲突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娱乐片文化的被否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随着改革进程的加速，电影的市场化再次获得了机会，借助于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特殊境遇,中国电影在1995年创造了一个10年未遇的市场高峰。但是商业化与主旋律之间的内在冲突并没有解决，随着主旋律意识的强化和电影政策的调整，电影的市场化进程由于规划生产与市场发行之间的冲突而步履艰难，在政府直接或间接投入电影的资金增加的同时社会的商业投资明显减少，结果不仅电影产量不足而且能够接受市场检验的影片更是凤毛麟角。对于中国当前的主流文化来说，中国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类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那种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自由叛逆的叙事策略与主旋律强调的稳定、团结、昂扬的基调显然并不和谐。因而，9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类型电影在中国的数量不断下降,类型规范没有建立，而且几乎没有形成批量生产的能力。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商业/类型电影都进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现了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1999年，是中国电影的献礼年，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中国电影生产的规划性远远大于了市场自身的调节性，主旋律电影无疑成为了本年度电影的主体。尽管1999年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制作水平、艺术和技术质量上，甚至在包装、宣传力度上大都超过了以往，但是由于缺乏市场定位和市场期待，多数影片没有能够获得市场回报。对于1999年的中国电影来说，政府行为的作用似乎超过了产业行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河绝恋》、《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几部试图整和主旋律化与商业化冲突的影片便具有特殊的意义。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一直试图找到主旋律电影商业化或者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道路，最终形成所谓"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中国式主流电影。最初是《龙年警官》试图完成侦破类型片与警察颂歌的统一；接着是《烈火金刚》试图完成革命英雄传奇与枪战类型片的统一；《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等试图完成民族团结寓言与马上动作类型片的统一；《红河谷》试图完成西部类型片与爱国主义理念的统一；《红色恋人》试图完成革命回忆与爱情类型片的统一，而在1999年，《黄河绝恋》则试图完成战争类型片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统一，《紧急迫降》试图完成灾难类型片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主题的统一，《冲天飞豹》试图完成空中奇观军事类型片与国家国防主题的统一。这几部影片在相当明显地借鉴了好来坞电影的叙事方式、视听结构，甚至场面造型、细节设计方面的经验的同时，还相当自觉地适应国际电影商业化潮流，用电脑合成、三维动画等高科技手段来提高电影的奇观性，而所有这些商业化的努力同时又始终与影片的主旋律定位密切联系，成为了1999新主流电影的一批重要的"样品"。

《黄河绝恋》作为一部宽银幕、数码立体声影片，市场定位明确而自觉，影片的画面和声音质量基本接近于国际主流电影水准，并且有意识地调动了各种商业性电影奇观元素，如长城、黄河、黄土地等地理奇观，地方戏表演、吃蝎子等民风民俗奇观，海战、空战、地战以及各种血腥屠杀的暴力奇观，外国飞行员、美丽的八路军女战士、邪恶混杂的寨主和假汉奸等人物奇观，中西意识冲突、中美日的国家关系的文化奇观等，尽管影片作为一部常规电影，不可能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但它却比较成功地借鉴了好莱坞、香港主流商业电影的经验，影片不少似曾相识的镜头和画面，甚至包括全片的华彩段落--安洁在滚滚黄河背景上闭上美丽的双眼，缓缓举起双臂的镜头--也似乎有意无意地模仿或借鉴了近来人们所熟悉的几部好来坞影片，作为一部商业化的类型电影，影片的机位、拍摄角度、镜头运动都比较准确，剪辑中对于表现细节的特写镜头和渲染气氛的全景镜头的使用也基本到位，特别是影片前四分之一部分的视听节奏和空间处理都具有类型电影的魅力，如飞机在土坪上迫降以及欧文获救，尤其孩子的造型和细节设计都属于常规电影中的精彩段落。这部影片比较自觉地调动和控制了观众的观影方式和观影体验，为中国式主流电影提供了类型经验。

但是，如同当前中国几乎所有商业电影一样，《黄河绝恋》也对商业/类型电影作了中国式的主旋律改造，影片对历史和历史场景进行了"想象性"处理：一对异国人的爱情故事借助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场景展开，长城、黄河、黄土地、满山红叶、古塔林、芦苇丛被组织成一个异常壮丽优美的银幕空间，从地主到狗腿子、从长工到学生、从老人到孩子的全民（不分阶级、不分善恶）抗战构成了同仇敌忾的壮烈的民族寓言，化解家族矛盾暗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以民族主义强化国家主义的主题策略，这一切都是对当前主流政治的形象注释。特别是影片通过一个外国人（美国人）的视点来回顾历史，更是对国家想象、性别想象、文化想象的一种主旋律和商业化的混合，通过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认同使得党史和革命史被一个外来人所证明而取得了信任度，同时通过一个美丽的中国女性被一个文明的美国男性所迷恋的故事既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异性感情和异国感情相互重叠的浪漫传奇，也为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渴望被主导世界文化所接纳、欣赏的集体无意识提供了想象性满足。而影片面对本土电影市场的低投资策略，则为新主流电影提供了电影经济的运作经验。《黄河绝恋》作为一部所谓"主流化的商业片"，自觉调用"民族记忆"和"革命记忆"来包装商业/类型电影，应该说是1999年"新主流电影"的一个收获。

青年导演范文篇10

关键词：1999中国电影民族/国家想象新生代导演新主流

星移斗换、山河依旧，我们带着庆幸、带着风尘、带着期待忐忑而平常地告别了沧海桑田的19世纪，进入了一个新世纪、新千年。回眸1999，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纪年，它不仅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面临严峻的内外考验的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的献礼年，同时还是1996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提出"9550"电影精品工程的第3年。也在这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在激发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的同时也激化了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的反感；也在这一年，台湾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的大陆-台湾定位策略，唤起了大陆各界对国家力量、民族统一的渴望……这一切，都深刻地铭文在1999中国电影之中，国家意志借助民族情绪的强化在证明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的同时也成为民众社会心理宣泄和历史记忆的载体；纯情世界的描绘在回避揭示和判断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现实困惑和生存创伤的同时也为狼奔豕突、朝秦暮楚的当代人提供了温馨而宁静的影像家园；一直渴望长大成人的青年一代导演急匆匆地告别了世纪末的青春蛊惑和迷乱纷纷进行自己弹冠相庆的成人仪式；在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双重诉求中，与好莱坞电影的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具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特点的新主流电影依然在艰难地争取着政治/经济/艺术的规范和定型--1999中国电影正是当下中国文化状态的缩影。

民族/国家想象、纯情世界与现实主义

1999年出品的影片《横空出世》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段落：李雪健扮演的人民解放军少将（近景），正对镜头（观众）控诉美国帝国主义用各种现代战争武器欺负和威胁中国，最后他愤怒地说：No，去你妈的美国！看到这儿，我们肯定会产生对《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妖魔化中国》等等风靡一时的畅销书的互本文联想，也会产生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以及随后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反美情绪的指涉性联系。《横空出世》作为一部共和国50周年的献礼片，它所传达的国家主义精神借助于民族主义感情获得了语境支撑。如果说，90年代以后，政治伦理化一直是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主导叙事策略的话，那么1999年，民族主义则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社会文化心理共享的一面旗帜，正如10月国庆大阅兵一样，民族/国家主义的重叠成为了1999国庆献礼片不约而同的选择。

1999年，陆续出现了《国歌》、《共和国之旗》等叙述国歌、国旗等国家标志符号的诞生的影片，出现了《横空出世》、《东方巨响》（记录片）、《冲天飞豹》等以原子弹、导弹、火箭、战斗机等国防武器的研制、试验为题材的影片，出现了《我的1919》等以描叙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影片，出现了《黄河绝恋》等叙述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的影片……这些影片几乎都以民族/国家为故事主题，以承载这一民族精神道义\勇气\智慧的群体化的英雄/英雌为叙事主体，以中国与西方（美/日）国家的二元对立为叙事格局,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国家威胁作为叙事中的危机驱动元素，以红色意象/中国革命与黄色意象/中华文化的重叠作为国家主义置换民族主义的视觉策略，在这些影片中，往往提供了一个直接出场或者不直接出场的西方/帝国主义"他者"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社群"，以民族成员的"同"来抵御外来力量的"异"，以民族的同仇敌忾来对抗他族的侵略威胁。在历史叙境中的妖魔化西方成为现实叙境中的霸权化西方的形象指代的同时，影片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是对科技（教育）兴国、科技建军的国家政策的形象注解，同时也是对国家中心化和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这种国家/民族想象甚至在陈凯歌的历史影片《荆轲刺秦王》所传达的国家意识中，在滕文骥的音乐片《春天狂想曲》所渲染的爱国主义中也同样成为了潜在的主题。而以抗洪救灾为题材的《挥师三江》等影片虽然没有提供"西方他者"的背景，但是那种"中国不可战胜"的宣告其实也悄悄暗示了一个假想的"他者"。

在1999年特殊的国内外背景中，多数国产影片中的美国/西方都是作为一种"霸权"符号出现的，只有《黄河绝恋》是一个症候性的例外，它在以日本侵略者为"敌人"的同时，如同《红色恋人》一样，借助于一个中国女性（阴性文化/被动）为中介（东方象征），设计了以一个美国男性（阳性文化/主动）为标志的西方人（西方象征）对中国文化逐渐认识、认同直到钟爱的过程，完成了一个受到西方他者承认和征服西方他者的双重表意。其实，《黄河绝恋》所证明的正是一种中国或者东方文化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困惑：神与兽、天堂与地狱、天使与妖魔、现代化与后殖民一直是美国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双重想象。赛义德在谈到东方主义时，曾经指出西方文化将东方的特色解人性化（dehumanize），将它变成一种缺乏主体性或者内在变化的固定不变的"他者"，是从西方意识和文化中浓缩出来的二元对立中的"他者"，东方主义所显示的东方与其说是东方国家和文化的特色，不如说是那些观察、研究、寻求支配东方文化的西方团体的意识及文化。而反过来说，中国文化中的美国/西方其实也是一种东方的西方主义，在西方的现代化诱惑增强的时候，东方文化中的西方是天堂，当西方的霸权威胁增强的时候，东方文化中的西方则是地狱。因而，从1999年中国电影中的美国想象中，我们阅读到的正是中国主流文化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想象，这一想象不仅通过西方他者转移了本土经验的焦虑同时也通过霸权命名强化了稳定团结的合法性。国家/民族想象成为了1999献礼影片的一种共识。这批以民族/国家主义为主题的献礼影片，以巨大的直接或间接的政府性或政策性超常投资为保证（中央宣传部确定的10部重点献礼片中有8部影片的投资超过了1千万元人民币），吸引了一批具有丰富电影经验的专业人员参与制作，多数影片在视听造型的营造上，在声画的技术和艺术质量上，在对时空节奏的控制和处理上，在场面和细节的技术含量和智慧含量上都表明了中国电影整体工艺水平的明显提高。特别是《横空出世》、《冲天飞豹》、《黄河绝恋》等几部采用戏剧化虚构模式创作的影片，尽管这些影片可能仍然或多或少地用民族共性淹没了人物个性，用民族情绪消解了现实理性，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存在着某种意念化的平面性，但是却在冲突情节的设计、煽情场面的营造、人物细节的刻画、视听冲击的追求，甚至历史氛围的再现等方面都使民族感情和国家意志的传达得到了影像叙事的支撑，从而也使得它们成为或者可能成为献礼片中最有潜力获得一定程度市场认可或者观众认同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影片。

而在1999献礼片背景下，《那人那山那狗》、《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等几部恬淡清新的影片的出现反倒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浓妆"中显示了"淡抹"的魅力。在电影的力量和深度受到特殊现实氛围制约的同时，纯情变成为电影所描绘的远离喧闹和浮躁的世外桃园，这几部影片都尽量淡化现实境遇的纷杂，尽量回避现实矛盾和人性矛盾的激化，都用相当封闭的叙事方法讲述相当封闭的关于乡情、亲情、爱情的纯情故事，用透明宁静的田园、落英缤纷的秋色、红装素裹的冬日、燕舞莺歌的春景来刻意营造一种诗情画意，将人们带入一个纯粹的、想象的艺术世界，在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他甚至用过去时/彩色来与现在时/黑白作为对比，突出想象中的纯情与现实中的苍白的视觉对比。这些影片就其对生命的展示、对人性的发掘和对现实的把握来说，显然还缺乏振聋发聩的冲击力，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年份的产品，它们对视听造型的精良雕琢、对意境意味的孜孜以求、对人情人性的刻意美化，对抒情性电影风格节奏的细腻控制，都体现了追求"至善至美"的艺术努力，也体现了这些电影作者对于电影的情感维护。

但不可否认，1999年的一些国产电影实际上还在不同程度地回避、甚至有意无意地虚构着我们所实际遭遇的现实，忽视我们遭遇现实时所产生的现实体验，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图景和人性与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图景和所内省到的人性世界往往并不一致，不少影片在美化现实的同时也在美化人性，在简化故事的同时也在简化人生，苦多乐少的生命经历，社会转型期的困惑、迷乱，在这些国产电影中都或多或少地缺席了。

其实，任何过渡的时代都是艺术的黄金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而且可能产生具有现实主义力量的过度时期。中国正在发生急剧的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生活本身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具有故事性的传奇，因而，这个时代完全可能出现不同于主流/宣教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以外的"第三种电影"，它不是一种主旋律的宣教方式，也不只是一种制造短暂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的娱乐快餐，而是一面现实和心灵"镜"，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期的人们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来理解、面对和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来揭示处在困境和突围中人性的尊卑、人性的善恶、人性的伟大与渺小。

青年导演施润久拍摄的《美丽新世界》、张艺谋拍摄的《一个都不能少》以及徐耿导演的《草房子》等也许在1999年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几部具有现实主义立场的影片。《美丽新世界》通过一个青年农民闯进上海的故事透视了90年代中国都市的社会分野和普通小人物的生存境遇。铺天盖地的豪华汽车、别墅、化妆品、名牌服装的广告，琳琅满目的各种宾馆饭店商场的灯红酒绿，似乎都在承"美丽新世界"的近在咫尺，然而这些幸福生活又几乎总是与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擦肩而过，人们遭遇的是一个充满诱惑而又无法摆脱匮乏、充满欲望而又充满绝望的世界。于是，《美丽新世界》的结束出现了这样一个段落：在滂沱大雨中，从乡下来到上海的张宝根拉着金芳的手，站在建筑工地的地基上，指着空中斩钉截铁地说：这上面有一套属于他猜奖赢得的两居室的房……。这位幸运的乡下青年宝根，为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承诺而苦苦地生活着，艰难地期望着，那套两居室的住房像一座空中楼阁为他和他所暗恋的金芳阿姨提供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海市蜃楼。这个用空中楼阁所象征"美丽新世界"形象地隐喻了普通人生活渴望的现实性和虚妄性。尽管影片依然用诚实、勤劳的道德劝说来安慰人们的艰辛和失落，但是欲望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依然深刻地唤起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认同共鸣，正像另外一部影片《网络时代的爱情》中那位"卖身"投靠的男大学毕业生所说，看到满街的汽车和到处的别墅，我们知道许多人有钱而且有很多的钱，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有那么多的钱。这种欲望与现实之间的隔绝甚至通过《美丽新世界》的片名就像《没事偷着乐》、未改名为《红西服》以前的《幸福大街》，以及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名字一样，得到了一种反讽式的表达?"幸福"、"快乐"、"美丽"正好与人们所遭遇的现实形成了对比，暴露出失衡状态中消费社会的无序。

而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尽管用"媒介神话"想象性地解救了面临失学威胁的魏敏芝们，但影片还是用一种高度风格化的纪实技巧，委婉地呈现"我们的祖国是花园"（魏敏芝唯一会唱的歌曲，而且跑调、忘词）的意识形态承诺与人们的真实处境之间的裂缝，影片在夸张地借助于一个弱小女性的倔强行为构成戏剧性悬念的同时，也借助于这个女性的想象的执着展开了对中国农民生存现实的描绘。尽管由于人物的意念化、单线叙事的简单化和人物环境的封闭化使得这部影片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主义深度和广度，但是在1999年中国电影中，这依然是电影现实主义的一个难得的收获。

应该说，1999年的国产影片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国家想象，用誓师和联欢造就了自己的热烈，而几部小题材、小制作的纯情影片和现实影片则在这一年大江东去的轰轰烈烈之外带来了晓风残月的空灵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成长创伤、成人仪式与成熟渴望

连续3年中国国产电影的数量与90年代前期相比大幅度减少，但1999年的特殊背景，却为中国几代导演提供了登场亮相的机会。尤其是一批第四代导演，成为了献礼片制作的支撑力量：黄健中导演了《我的1919》、滕文骥导演了《春天狂想曲》、郑洞天导演了《故园秋色》，第五代中的吴子牛也导演了《国歌》。这批影片在视听语言上都重视修辞技巧，强化戏剧效果，然而由于题材、制作方式的限制和制作者人文视野观念的相对狭小、艺术观念的相对封闭，这批影片在精神理念、叙事方法、创作形态上都比较惯性化、常规化。而第五代导演的中坚张艺谋、陈凯歌1999年推出的影片也没有表现出太多创造性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想象，如果说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还表现出他善于用极端的形式表现强烈情感的艺术能力的话，那么陈凯歌巨资制作的《荆柯刺秦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既媚俗也媚雅、既媚中也媚日、既造作又滑稽"不伦不类"则似乎是一种江郎才尽的预兆。

而那批90年代前期开始登上影坛的生于60年代的新生代导演也继续着他们一直并不顺利的电影旅程：张元导演了《回家过年》、路学长导演了《光天化日》、王小帅导演了《梦幻田园》、阿年导演了《呼我》等等，与此同时，一批更年轻导演也纷纷登上了1999中国电影喧闹的舞台：李虹导演了《伴你高飞》、金琛导演了《网络时代的爱情》、施润久导演了《美丽新世界》、张扬导演了《洗澡》、王瑞导演了《冲天飞豹》，田曦导演了《兵》、王全安导演了《月蚀》、吴天歌导演了《女人的天空》、毛小睿导演了《真假英雄》、胡安导演了《西洋镜》……。

这批青年导演由于大多近年来从专业艺术院校毕业，接受过良好的现代艺术和现代电影教育，他们影片的形态和风格从总体上来说，更加具有现代感和修辞感，例如，他们能够有意识地用立体交叉的叙事方式替代传统的平面单线的叙事方式，用跳跃递进的视觉思维方式替代传统的线形因果的文字思维方式，用扩展声画张力关系的复调结构替代传统的声画同一的画面本位结构，用超日常化的视听造型替代传统的日常性的视听再现，特别是在声画效果的营造以及科技手段的使用上都表明了这一代电影人职业素质和专业意识的提高，也使得他们在电影语言、电影修辞、电影形式方面与中国多数其他几代导演之间划出了一条相当明显的界线，也使得他们的影片在电影的形式本体上与世界电影的发展更加同步。

应该说，在中国特殊的电影献礼年和电影意识形态化背景中，世纪末登上中国影坛的更年轻一代的导演与90年代前期开始创作的那批青年导演在电影观念上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别。90年前期，被称为新生代的那批青年导演用各种常规和反常规方式在国际国内舞台上试图完成对第五代的弑父超越，同时他们也在自己的影片中一再地用自叙传的方式表达长大成人的渴望、焦灼和想象。章明的《巫山云雨》、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等许多影片无论是在电影的制作方式或是电影的叙事方式上都表现了一种鲜明的非主流、非常规，甚至反主流、反常规的自觉取向，正如他们自己所表诉"一方面我们不甘平庸，因为我们毕竟赶上了大时代的尾声，它使我们依然心存向往而不象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样一张历史白纸；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劲没处使，因为所处的是日益规范化、组织化的当下社会，大环境的平庸有效地制约了人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是''''碎?，所以我们是''''碎片之中的天才的一代''''，所以我们集体转向个人体验，等待着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因而，他们的影片常常以摇滚歌手、以流浪青年、以各种社会边缘人物为主人公，以他们远离社会主流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为题材，体现了鲜明的与主流秩序和主流观念的分离、甚至叛逆的倾向。他们的影片对本世纪以来中国人那种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相当疏离，以一种青年的诚实、一种对人生的直面热情、一种对真实的还原冲动来表述这生存在夹缝中的一代的世界观、生命观和电影观。而他们影片中的这些"观"是被经典体制文化所遮闭、所排斥的都市边缘的"他者"之观、异类之观，因而常常也被主流社会、常规秩序当做叛逆或者喧嚣的不和谐之音。他们的影片大多对精心结构一个善恶二元对立、从冲突走向解决的叙事模式不感兴趣，更愿意以一种随意、自我、天马行空的方式来叙述生命和生命所镶嵌的处境。许多影片的造型、结构和风格充满陌生感，《巫山云雨》采用了呆照和跳切的手法，《谈情说爱》采用了三段式重叠结构，《城市爱情》设计了在叙事和电影语言上逆向对比的双重时空等。于是，注定了当新生代电影不能将他们在夹缝中的个体感受与他们对其所存在的那个世界的公共意识结合在一起时，他们肯定只能是电影原野上的一群孤独的流浪者，不仅得不到长者的接纳而且也得不到幼者的共鸣，甚至他们自己也常常各自落荒而行。夹缝的坚守和突围成为新生代一直面对的挑战。而在世纪末，应该说，一直在边缘徘徊的这一批导演在精神上似乎正在走向成熟。张元在谈到他的新片《回家过年》时曾经谈到，"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最不应该狂妄的"，"我是一个边缘状态的艺术家，所以对边缘人有很深的思考。在今天的社会中，博爱的思想，人道主义思想，包括现在做的这部《回家过年》中极度状态下的人道主义，应该在人们尤其是艺术家的心里存活，应该让它冉冉升起。现在许多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状态下，更应该有这种精神存在。"这不仅显示出这一代青年导演减少了许多少年的轻狂，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他们的人文意识和人道责任感的强化。

而世纪末开始登上中国影坛的一批年轻导演却与多数当年的新生代中坚们那种固执地申述自我迷惑、表达青春冲动、坚持"作者化"立场、走非主流制作道路的趋向不一样，他们似乎更容易与现有电影体制达成默契，他们大多不仅在生产模式上自觉地进入主流电影机制，而且在人文理念和艺术理念上也无意甚至有意地与主流文化达成一致。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影片对"成长"故事的叙述中。成长的焦虑一直伴随着年轻导演为自己命名的焦虑。世纪末导演的人文观念和艺术观念与90年代前期的新生代导演的差异也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影片中的"成长"主题中，新生代以叛逆开始的主题在1999年出现了以皈依结束的阐释。

90年代初，阿年在《感光时代》中就叙述了一个在物欲现实中意味深长的成长故事，他叙述了一个与商品社会格格不入的艺术青年在"父亲/精神"和"母亲/物质"之间艰难的拒绝与认同的"俄狄浦斯"式的徘徊和忧虑，而路学长更是在《长大成人》中用地理和社会的"地震"隐喻来暗示失去精神之父的后时代的开始并表达了寻找那个早已失踪的"父亲"朱赫来的绝望努力。第六代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一群没有父亲庇护、也没有父亲管制的现代青年那种飘荡和游离的迷惘和狂乱，一种没有家园和没有憩居的青春骄傲的流浪。应该说，正是这种骄傲的流浪使第六代电影具有一种时代的意义，其文化价值远远超过了这些影片的商业价值乃至艺术价值。

但是，在1999，更年轻的新生代导演对于成长有了新的书写。在主流话语努力塑造新时代父亲的社会语境下，虽然《伴你高飞》继续在更加含蓄、更加感伤地述说成长的烦恼和苦痛，但最终和另外一部名为《成长》的影片一样，青年主人公还是回到了主流社会为他们早就预备好的轨道和位置上，而一部更加具有"时代"的文化意义的文本则是曾经导演过《爱情麻辣烫》的青年导演张扬的新片《洗澡》。

《洗澡》叙述的是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在这个充满了自觉的表意冲动和象征冲动的故事中，朱旭扮演的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似乎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所从事的"洗澡"则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而常常出现在时尚广告中的濮存昕扮演的长子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故事中儿子的冷漠与父亲的慈祥、画面中儿子孤单的影像造型与父亲饱满的构图设计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儿子对父亲"洗澡"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传统的背叛。"水"在影片中是古老人伦传统明确的表意符号，它是人们渴望的甘露，在影片中明示的"上善若水"的导向中，我们甚至看到了导演整合第五代的勃勃野心,《黄土地》中的西部造型被有意识地生硬地插入当代都市空间中，那似乎是对第五代的一种消解：当年陈凯歌、张艺谋们沉痛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祈求"水"的执着和愚昧，而这救命之"水"在《洗澡》中早已预备妥当，《黄土地》中那个逆人流而奔向新生活的憨憨已经得到了"水"的滋养，这"水"就是传统、是中国的人伦亲情。影片甚至还通过一个夫妻同浴的段落暗示了"水"也是治愈性创伤、家庭创伤的源泉。于是，第五代的文化反省经过15年的演化，在《洗澡》中成为了文化回归。自然而然，我们在这部影片的最后，看到了一个早就预备好的段落：每天习惯在浴室之"水"的浇灌下高歌"我的太阳"（西洋文化）的大胖子，在没有"水"的舞台上竟哑然失声，只有当傻小子将"水"龙头喷向舞台时，大胖子才终于能够引吭高歌。"水"（传统），成为了人们不可缺少的文化滋养，也成为了西洋文化（"我的太阳"）能够在中国被接受的文化前提，而伴随着"我的太阳"的歌声，我们看到那些包含了人们无数期待的浴室、小巷被现代化的推土机推倒，我们看到许多人在那里驻足怀念旧日的美好时光。影片最后采用了一"成长"文本钟爱的叙事策略，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幡然醒悟之后，父亲在"水"中怡然逝世，儿子于是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长大成人，从这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代老人对传统的眷念，而且也通过儿子对父亲的认同将传统塑造为现代生活最温情脉脉的世俗天堂。应该说这是一部令人吃惊的电影，它是如此尖锐地将传统人伦与现代经济对立起来（老北京的"洗澡"与新深圳的经商），并且它在如此鲜明地美化传统（明亮而暖融的澡堂空间和上善若水的象征）的同时还如此明确地表达了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儿子对父亲的重新理解），显然，《洗澡》在自觉地试图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反省转化为文化回归（整合第五代电影主题和消融西方文化的外来性），影片在叙事上的从容、视听造型上的精致以及影像、声画表意上的营造，都显示了一种远离弑父渴望、恐惧和焦虑的恋父认同。这一认同的意义相当复杂，联系到影片的投资者身份艺玛公司（外资），也联系到这部影片诞生的特殊语境，我们说，一方面它是对青年一代叛逆意识的审判和对主流文化的一次献媚，同时也是对西方主流文化中"东方主义"的一次义演：如果说80年代以前在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东方主义中，"沐浴在异国情调的昏暗光线之中的东方是一个野蛮和奢侈、残忍和堕落的调和体"，那么，在8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常常为现代化西方提供了一个含情脉脉、暖意融融的传统"他者"想象。在满足这种"东方想象"的同时，这部影片也为我们自身提供了一个抵制西方他者的优秀民族传统的"自我"文化想象。这是一个既满足了世界主流文化对东方的文化想象也满足了中国主流文化对自我的文化想象的电影大餐。当然，作为一种文化想象，这部影片改变了"西方文化的统治是所有东方人生活中确凿的事实"，很自觉地放逐了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人对现代化渴望的焦虑，忽视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趋从，甚至也不无矫情地夸大"水"所具有的再生能力。

《洗澡》的片名似乎太像一个"成人"的仪式象征了："将个别的事件转变成一种有代表性的个案，就像那些仪式将个人的一生转化到社会历史的情节中一样"。无论这部影片在艺术和技术上达到了多么成熟的程度，但是那种"少年老成"的程度都多少令人不安。新生代导演从成长的创伤到成长的渴望再到成人的仪式，已经走过了近10年的路程，许多人都在努力寻找在目前这个全球化背景中进入主流文化的道路，而《洗澡》在国内外的商业成功，应该说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当然，《洗澡》所提供的并不是一条必然之路，毕竟我们处在多重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的境遇中，新生代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状态和生存状态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归大同，人们一定会以不同的艺术风格、艺术理念和精神走向共同创造中国电影的希望工程。

1999年虽然是献礼片熙熙攘攘的一年，但是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还是新生代导演的全面登场。与前些年不同，1999年新生代的影片似乎更加少年老成，更加随机应变，许多作品都相当体制化和工业化，相对单一的社会/历史经历，相对单调的人生/生命体验作为一种局限，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他们的电影中，他们影片的视野都比较狭窄，人物也比较平面，所表达的情感也时常有一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造作，思想的深度、情感的深度和艺术的深度都明显缺乏，应该说，这批青年导演的电影素质强于他们的人文素质，艺术感觉强于他们的生活感觉，形式力度强于他们的精神力度，但毕竟他们是在1999这一特殊的年代、这一"给定"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制作电影的，这些影片有许多都并不是青年导演们的原创，正如他们自己所言，许多都是"命题作文"，因而，他们的这一代人的精神优势和弱势在这些影片中也许都还不能充分反映出来，但是，应该说，他们的多数影片都显示了相当的艺术潜力，李虹导演的《伴你高飞》获得了"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提名，金琛导演的《网络时代的爱情》获得了"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王瑞导演的《冲天飞豹》被列入了10大献礼片之列，《洗澡》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以及西班牙赛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等等，尽管在各种权力网络的制约中，获奖并不是衡量一部影片艺术和文化价值的唯一尺度，但是，从纵向的发展来说，如果21世纪中国电影能够获得发展机会的话，那么无疑，这批青年人将成为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全面出场，将或早或迟地更新中国电影的艺术观念。应该说，只要他们能够在各种急功近利的诱惑下还能保持对电影的一份虔诚和对生活的一种热爱，那么他们身上的确寄寓着中国电影的希望。

主旋律化、商业化与新主流

与献礼片呈出不穷的热闹、几代导演同堂献艺的繁荣形成对比，1999年的国产电影似乎并没有给中国观众带来真正的狂欢节。经过年初贺岁片短暂的喧嚣以后，1999中国电影市场便进入了波澜不惊的状态。尽管国产电影得到了许多政策性的保护和行政性的促进，但由于电影产品的品种、类型、数量的缺乏，更由于低劣产品充斥市场，也由于传媒引导的明显失信，电影这一"文化超市"物稀人少、门可罗雀。1999年的中国电影由于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重轨道上行走，电影工业的改革和电影经济的改善没有取得明显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电影人提"新主流电影"的理念，同时还有一些电影人则试图通过自己的电影操作来制作中国的市场主流电影，人们还在继续探索能够经受市场检验的主流电影的创作/制作模式，并且试图通过这一模式来调和主旋律与商业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适应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轨。

8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带着各种现实的"镣铐"开始走上了市场化的不归之路。80年代末的娱乐片热是电影市场化的第一次冲刺，但娱乐片文化中那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文化那种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价值观念一直有着深刻的冲突，到90年代初期，这种冲突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娱乐片文化的被否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随着改革进程的加速，电影的市场化再次获得了机会，借助于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特殊境遇,中国电影在1995年创造了一个10年未遇的市场高峰。但是商业化与主旋律之间的内在冲突并没有解决，随着主旋律意识的强化和电影政策的调整，电影的市场化进程由于规划生产与市场发行之间的冲突而步履艰难，在政府直接或间接投入电影的资金增加的同时社会的商业投资明显减少，结果不仅电影产量不足而且能够接受市场检验的影片更是凤毛麟角。对于中国当前的主流文化来说，中国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类型电影，商业/类型电影那种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自由叛逆的叙事策略与主旋律强调的稳定、团结、昂扬的基调显然并不和谐。因而，9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类型电影在中国的数量不断下降,类型规范没有建立，而且几乎没有形成批量生产的能力。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商业/类型电影都进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现了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1999年，是中国电影的献礼年，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中国电影生产的规划性远远大于了市场自身的调节性，主旋律电影无疑成为了本年度电影的主体。尽管1999年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制作水平、艺术和技术质量上，甚至在包装、宣传力度上大都超过了以往，但是由于缺乏市场定位和市场期待，多数影片没有能够获得市场回报。对于1999年的中国电影来说，政府行为的作用似乎超过了产业行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河绝恋》、《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几部试图整和主旋律化与商业化冲突的影片便具有特殊的意义。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一直试图找到主旋律电影商业化或者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道路，最终形成所谓"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中国式主流电影。最初是《龙年警官》试图完成侦破类型片与警察颂歌的统一；接着是《烈火金刚》试图完成革命英雄传奇与枪战类型片的统一；《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等试图完成民族团结寓言与马上动作类型片的统一；《红河谷》试图完成西部类型片与爱国主义理念的统一；《红色恋人》试图完成革命回忆与爱情类型片的统一，而在1999年，《黄河绝恋》则试图完成战争类型片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统一，《紧急迫降》试图完成灾难类型片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主题的统一，《冲天飞豹》试图完成空中奇观军事类型片与国家国防主题的统一。这几部影片在相当明显地借鉴了好来坞电影的叙事方式、视听结构，甚至场面造型、细节设计方面的经验的同时，还相当自觉地适应国际电影商业化潮流，用电脑合成、三维动画等高科技手段来提高电影的奇观性，而所有这些商业化的努力同时又始终与影片的主旋律定位密切联系，成为了1999新主流电影的一批重要的"样品"。

《黄河绝恋》作为一部宽银幕、数码立体声影片，市场定位明确而自觉，影片的画面和声音质量基本接近于国际主流电影水准，并且有意识地调动了各种商业性电影奇观元素，如长城、黄河、黄土地等地理奇观，地方戏表演、吃蝎子等民风民俗奇观，海战、空战、地战以及各种血腥屠杀的暴力奇观，外国飞行员、美丽的八路军女战士、邪恶混杂的寨主和假汉奸等人物奇观，中西意识冲突、中美日的国家关系的文化奇观等，尽管影片作为一部常规电影，不可能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但它却比较成功地借鉴了好莱坞、香港主流商业电影的经验，影片不少似曾相识的镜头和画面，甚至包括全片的华彩段落--安洁在滚滚黄河背景上闭上美丽的双眼，缓缓举起双臂的镜头--也似乎有意无意地模仿或借鉴了近来人们所熟悉的几部好来坞影片，作为一部商业化的类型电影，影片的机位、拍摄角度、镜头运动都比较准确，剪辑中对于表现细节的特写镜头和渲染气氛的全景镜头的使用也基本到位，特别是影片前四分之一部分的视听节奏和空间处理都具有类型电影的魅力，如飞机在土坪上迫降以及欧文获救，尤其孩子的造型和细节设计都属于常规电影中的精彩段落。这部影片比较自觉地调动和控制了观众的观影方式和观影体验，为中国式主流电影提供了类型经验。

但是，如同当前中国几乎所有商业电影一样，《黄河绝恋》也对商业/类型电影作了中国式的主旋律改造，影片对历史和历史场景进行了"想象性"处理：一对异国人的爱情故事借助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场景展开，长城、黄河、黄土地、满山红叶、古塔林、芦苇丛被组织成一个异常壮丽优美的银幕空间，从地主到狗腿子、从长工到学生、从老人到孩子的全民（不分阶级、不分善恶）抗战构成了同仇敌忾的壮烈的民族寓言，化解家族矛盾暗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以民族主义强化国家主义的主题策略，这一切都是对当前主流政治的形象注释。特别是影片通过一个外国人（美国人）的视点来回顾历史，更是对国家想象、性别想象、文化想象的一种主旋律和商业化的混合，通过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认同使得党史和革命史被一个外来人所证明而取得了信任度，同时通过一个美丽的中国女性被一个文明的美国男性所迷恋的故事既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异性感情和异国感情相互重叠的浪漫传奇，也为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渴望被主导世界文化所接纳、欣赏的集体无意识提供了想象性满足。而影片面对本土电影市场的低投资策略，则为新主流电影提供了电影经济的运作经验。《黄河绝恋》作为一部所谓"主流化的商业片"，自觉调用"民族记忆"和"革命记忆"来包装商业/类型电影，应该说是1999年"新主流电影"的一个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