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主义范文10篇

平均主义范文篇1

关键词：平均主义研究

所谓平均主义，就是指对生产的最终成果进行平均分配的一种思想。纵观历史，平均主义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种意识形式。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看，平均主义倾向仍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表现，并在深层次仍然不同程度的制约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分析并研究平均主义问题意义仍然十分重要。

一、为什么会产生平均主义

为什么会产生平均主义？国内较多学者认为根源是小农经济。笔者曾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对小农经济的两点新思考》一文中指出：生产力水平落后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根源。经过进一步的深入思考，笔者认为：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应是总体性的。

首先，从人性的角度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是产生平均主义的人性前提。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面对两种局面：一种是确定性；一种是不确定性。对于确定性，有一部分人，会倾向于平均主义。对于不确定性，有更多的人会倾向于平均主义，因为这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一条有效途径。假设一个社会由n人组成，每个人一生的总效用水平分别是U1、U2、U3、……Un。其中，每一个人的总效用水平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来自确定性，分别记为Q1、Q2、、Q3、……Qn；另一部分来自不确定性，分别记为B1、B2、B3、……Bn。则有：

……

对于每个人而言，其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使U1、U2、……Un尽可能的最大。

对于来自确定性的Q1、Q2、……Qn，由于其对每个人的效用值是确定的，所以对其平均化的努力因人而异。一般而言，Q值的大小与其平均化的努力正反比例。Q值越小，其平均化的努力越大；Q值越大，其平均化的努力越小。因为对于Q值较小者，平均化可有效增加其Q值，从而可有效增加其自身的效用水平。所以，Q值较小者，其平均化的动力也就较大。而对于Q值较大者，由于经平均后有可能减少其Q值，从而有可能减少其效用水平，所以，对于Q值较大的个体，其平均化的动力也就较小。由于对一个社会而言，Q1、Q2、……Qn的值不可能完全相同，其中总有一部分Q值较大，有一部分Q值较小，所以，相对于确定性的效用水平Q1、Q2、……Qn而言，总会一部分人倾向于平均主义。至于是更多的人倾向于平均主义，还是更少的人倾向于平均主义，其结论取决于Q1、Q2、……Qn中是有更多的较小值，还是有更多的较大值。由这种确定性产生的平均主义，我们可称之为派生的平均主义。其中影响确定性的因素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对于来自不确定性的效用水平B1、B2、……Bn而言，大多数人倾向于追求E（B），这里E（B）表示B1、B2、……Bn的期望值水平。因为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如果综合考虑风险等因素，E（B）就是每个人的B值的效用最大化值。而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有:

所以，对于不确定的B1、B2、……Bn而言，会有更多的人或者是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平均主义。对于这种来自不确定性的平均主义，我们可称之为本能平均主义或原始平均主义，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本能存在。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确定性而言，会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平均主义；对于不确定性而言，有大多数人倾向于平均主义。同时，由于不确定性是每个人都要必须面对的情况，所以，对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人类而言，对平均主义会有一种必然和本能的需求。

其次，生产力水平落后，是产生平均主义的经济根源。有的同志认为：小农经济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根源。从经济层面看，如果将小农经济等同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经济根源，应当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首先，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小农经济表现为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家一户独立生产，要想获得好的收获，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努力劳动，另一方面又主要靠老天的恩赐，在这种情况下，你获得了好的收成，可能更多地是来自老天的恩赐，所以别人从心理上会更倾向于平均你的收获，因为老天应对大家是公平的。其次，小农经济有不同的形式，有古典形式、宗法形式、商品形式和现代形式。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小农并不具有天然的平均主义倾向。只有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小农形式才会容易产生平均主义情结。目前，存在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小农形式代表了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其平均主义的需求已大为减弱。再次，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下，由于人对自然的不确定性很大，人类的众多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为了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人们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上，必然会更加倾向于平均主义。第四，虽然人们会有一种对别人的意外所得有一种平均分享的心理，但这种心理会随着个人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而减少。所以，如果将小农经济等同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则认为小农经济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根源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问题是：小农经济并不必然代表落后生产力水平。小农经济本身可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存在，并相应取得不同的小农经济形式。小农经济是外壳，生产力水平是实值。所以，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经济根源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而非小农经济。

再次，封建的等级特权体制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政治土壤。在这种体制下，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是等级制。一方面，级别越高，其分到的资源总量就越多；另一方面，级别越高，其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从而为其利用权力谋取更多的资源分配提供了更大可能性。这种体制导致财富的分配结果是：越上越富，越下越贫。由于处在不同级别的人其财富的占有量不同，从而处在不同级别的人其平均主义倾向的程度也就不同。一般而言，级别越高，其平均主义的倾向程度越轻；反之，级别越低，其平均主义倾向的程度就越重。即级别与平均主义的倾向程度是成反比例的。对于在社会中的每个个人而言，要么其处于上级的位置，要么其处于下级的位置，但从总体看，处在下级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处于上级的人数。所以，在一个充满等级特权制的社会里，人们会更强列地表现出一种平均主义倾向。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的等级特权制既造就了一小撮极富者，又同时使更多的人处于贫困边缘。这种不对称的权利与义务体系最终使社会财富的分布呈严重不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平均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并演化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心理结构，也就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第四，具有平均主义倾向的文化，又会进一步促生人们的平均主义意识。平均主义一旦产生，就会又渗透到人类的文化基因中，从而使平均主义具有了一种遗传的特征。一般而言，如果产生平均主义的客观条件越雄厚，其文化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就会更为浓烈。在中国封建社会，一方面，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和封建等级体制促生了旺盛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倾向经历史长期的演绎而逐渐固化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心理结构，并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另一方面，这种表现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平均主义文化基因又进一步助长了中国人的平均主义行为。一般而言，由于不确定性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所以，追求平均主义，也是人类的一种潜伏在深层的普遍心理，这种平均主义我们可称之为原始平均主义或本能平均主义或原生平均主义。另外，由于特定的客观条件如生产力水平的落后等原因，可进一步促使原生的平均主义进一步再生长，这种再生长部分的平均主义我们可称之为再生的或派生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总量等于原生的平均主义加派生的平均主义。在人类的文化基因中，原生的平均主义是较为顽固的，它对人行为的影响是持久的和不易消除的；而派生的平均主义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随着客观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其影响是不持久和可以消除的。

第五，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竞争程序的紊乱，容易诱发人们的平均主义心态。一般而言，当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时，由于旧规则尚未完全破坏，新规则又尚未完全建立，这时社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竞争无序，在竞争无序的状况下，人们对财富的分配结果会容易产生不满心理，这种不满心理就容易导致平均主义。在竞争无序的情况下，社会受益者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将是受害者，在一个受害者占优而受益者又较少的社会条件下，这时人们的社会心理会更多的呈现一种平均主义倾向。因为受害者的平均倾向是十分浓烈的，如在旧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但新的体制和秩序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建立起来，在这期间，人们的平均主义倾向就会比其他年代更为强烈，从而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口号也就会更有号召力。在中国封建社会，每逢社会动乱时，平均主义总会呈现出较大的扩张空间，农民起义中的平均主义倾向也是这一现实的直接反映。目前，中国社会也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一方面，传统的计划体制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样一个转型阶段，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加剧了人们的平均主义心态，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和一些受害者，其平均主义倾向更浓。同时，对于受益者而言，也有一个受益不均的问题，有些受益大，有些受益小，受益小者会更加倾向于平均。所以，如果在一个社会转型期，若不能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则很容易加剧人们的平均主义心态。二、平均主义的利弊

平均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其合理性表现为：1、是人类面对不确定的一种本能反应，这种反应有利于人类对自身保护的加强。2、有利于保护社会竞争的弱者。3、有利于受害者。4、有利于穷人。5、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均等化。6、有利于懒人。

其负面影响主要有：1、减弱了社会发展的风险创新意识。在平均主义状态下，社会主体更不愿冒风险创新，因为创新的收益并不能得到有效保证，其结果是人们更愿意偷懒和坐享其成，而不愿使自已的成果让别人白白享受。2、不利于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平均主义淡化了人们的产权观念，从而使人虽然想富，但又怕露富，其结果是：富者哭穷，穷者也哭穷。另外，这种淡化是一种社会性的，即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都具有一种强烈的产权意识，但对别人的财产权利却具有一种十分不尊重的意识，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成员整体地呈现一种产权保护意识的普遍缺乏。3、不利于社会竞争中的强者。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现象的存在，其根源与平均主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平均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个体持“中”是一种最佳策略。4、不利于富人。5、不利于受益者。6、不利于勤快者。7、平均主义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在平均主义泛滥的条件下，一方面富者深受平均主义之苦，所以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富者仇视穷者的心理，富者既使有钱，也很难形成同情穷人的心态；另一方面，平均主义又使穷人和懒汉的不良个性得到张扬。所以，平均主义很容易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不利于社会形成人尊重人的氛围，大家都互相提防着。这样，一些正直的人只能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另外，平均主义也容易诱使嫉妒人格的形成。大家都差不多，我心里才舒坦，你比我强，我就心理不舒服。“不平则鸣”，导致一些人总要做另一些人的文章，背后施诡计，想方设法破坏别人的事。

三、平均主义的消除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是总体性的。平均主义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但应将其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应坚决防止平均主义的泛滥，并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平均主义倾向应日渐其弱，才是合理的。如何逐步消除平均主义，手段应是总体性的。

首先，应大力发展科学知识，增加人类的理性扩张力，努力减少人类社会的不确性，这是消除原生平均主义的一条有效途径。

其次，在大力发展科学知识的同时，应努力构建社会的信仰体系，通过信仰体系来消除人类精神中的不确定性恐惧，这可有效缓解人类意识中平均主义的原生张力。

再次，应努力建设一个竞争有序的社会。竞争必须体现公平原则。只有公平的竞争，才是有效率的竞争，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或者只能是低效率的。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竞争会产生长期效益和整体效益，而不仅仅是短期效益和局部效益。如果一个竞争既充满公平又充满效益，则平均主义心态也就无法泛滥和扩张。

第四，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的发展可不断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提供物质保证，从而会使更多的人脱离生存困境而走向发展困境，在生存困境人们会更多的倾向于平均主义；而在发展困境，人们会更多的关注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的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范文篇2

【关键词】公平理论平均主义比较分析

公平与平均常常联系在一起,是否公平就是平均,或者平均就是公平呢,其实不然。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块蛋糕,你和我吃;应该一人一半才公平。如果是我出的钱,应该我多吃;如果是你去买的,应该你多吃;如果你是女孩,我应该让着你,于是你多吃;如果我是男孩,本来饭量大,于是我多吃;如果你一天没吃饭了,应该你多吃;如果我缺营养,应该我多吃;如果我是你哥哥,你得尊敬长者,于是我多吃;如果你是弟弟,我得爱护幼小,于是你多吃;如果今天是我生日,应该我多吃;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吃蛋糕,应该你多吃。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均有时公平,有时不公平,所以厘清公平理论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十分必要。

1理论渊源不同

对公平的研究,从哲学意义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但组织行为学中对组织公平感的探讨始于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塔西·亚当斯通过对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等给职工积极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调研,从认识失调论出发,于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论。公平理论是研究人的动机和知觉关系的一种激励理论,它的心理学依据就是人的知觉对于人的动机的影响关系很大。公平理论认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所得和所失,还关心与别人所得所失的关系。人们是以相对付出和相对报酬来全面衡量自己的得失。如果得失比例和他人的相比大致相当,人们的心理就会平静,他会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比别人高会兴奋,会产生有效的激励,但有时过高会带来心虚和不安全感;低于别人,人就会产生不平静的心理,甚至怨气,不努力工作,消极怠工。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提出之后,在西方企业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其实际应用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分析上。1977年,美国组织行为学家约翰·B·迈纳博士进一步研究了公平理论的“效度和实用性”。1975年,瑟堡特和沃尔克研究了法律程序中的公平问题。1980年,莱温瑟尔等人把程序公平的观点应用到组织情境中。1986年,毕斯和牟格研究分配结果反馈执行时人际互动方式对公平感的影响。

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通常认为始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论语·季氏》中有“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但有学者[2]认为中国平均主义思想渊源应是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老子尊道贵德,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德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认为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以及以等级名分为主要特征的礼制规范是有为的表现,它只会带来人心迷失吗,贫富不均与社会动乱。有为即有欲,因而必须以道制欲,拨乱返正、“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在老子看来只要返朴归真,万事万物就能自化自正。基于这种认识,在经济上老子否定社会等级占有制度与孔子及儒家的等级分配观,主张实行平均主义。老子及道家的无为思想及平均主义主张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息,社会动荡,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状况的一种反思。

2实质不同

公平理论认为,人能否受到激励,不但由他们得到了什么而定,还要由他们所得的与别人所得的相比是否公平而定。即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收入的绝对值(自己的实际收入),而且也关心自己收入的相对值(自己收入与他人收入的比例)。每个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他人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进行社会比较,也会把自己现在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过去的劳动和所得报酬进行个人历史的比较[3]。

公平理论的方程式:

式中:QP代表一个人对他所得报酬的感觉;

IP代表一个人对他所做投入的感觉;

QO代表这个人对某比较对象所获得报酬的感觉;

IO代表这个人对比较对象所做投入的感觉;

当等式成立时,人就会觉得公平,否则,就会觉得不公平。如果左边小于右边,会产生比别人吃亏或今不如昔的情绪。如果左边大于右边,则会因为投入少、得到多而产生负疚感。

公平具有道德原则,具有相对性。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财产占有的不同,是人们不公平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等价交换,要求交易双方进行平等的交易,公平交易充斥整个社会。商品交易原则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往最公平的社会,但共产主义要推翻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公平属于历史范畴,绝对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不同是社会背景下,公平的形式是有差异的,而且受个人感受、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明显地体现在历代农民起义中。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打着太平道的旗号,北宋王小波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起义主张“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起义以“均田免粮”号召民众,近代太平天国起义倡导“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他们都是把平均主义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的有效手段以及改造社会的基本目标。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平均主义思想在下层人民中流传甚广,有着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当然,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平均主义固有的缺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不能贯彻到底,最终只能流于空想。因为他们在取得一定的权力后,就逐渐把平均主义忘在脑后。平均主义只能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成为农民起义的最终目标。平均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否定与反抗,而不在于它所带来的社会实践成果。平均主义在我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它更多强调的是人人均等。而往往有时打着公平旗号的平均,是最大的不公平。

3二者相辅相成

公平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法则,平均分配是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分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但由此也会引发贫富差距而产生社会动荡。而平均分配对于发展生产力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于社会稳定有着一定的作用。解决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依托公平,适当的平均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依靠公平来发展生产,依托平均来维护稳定,社会才会不断向前发展。公平是人类千百年来追求的目标,人们研究公平理论、平均主义,究其根本,是实现人类的和谐发展。公平与平均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参考文献

[1]孙伟黄培伦,公平理论研究评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4年第4期:102-104.

平均主义范文篇3

关键词：公平理论平均主义比较分析

公平与平均常常联系在一起，是否公平就是平均，或者平均就是公平呢，其实不然。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块蛋糕，你和我吃；应该一人一半才公平。如果是我出的钱，应该我多吃；如果是你去买的，应该你多吃；如果你是女孩，我应该让着你，于是你多吃；如果我是男孩，本来饭量大，于是我多吃；如果你一天没吃饭了，应该你多吃；如果我缺营养，应该我多吃；如果我是你哥哥，你得尊敬长者，于是我多吃；如果你是弟弟，我得爱护幼小，于是你多吃；如果今天是我生日，应该我多吃；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吃蛋糕，应该你多吃。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均有时公平，有时不公平，所以厘清公平理论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十分必要。

1理论渊源不同

对公平的研究，从哲学意义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但组织行为学中对组织公平感的探讨始于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塔西·亚当斯通过对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等给职工积极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调研，从认识失调论出发，于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论。公平理论是研究人的动机和知觉关系的一种激励理论，它的心理学依据就是人的知觉对于人的动机的影响关系很大。公平理论认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所得和所失，还关心与别人所得所失的关系。人们是以相对付出和相对报酬来全面衡量自己的得失。如果得失比例和他人的相比大致相当，人们的心理就会平静，他会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比别人高会兴奋，会产生有效的激励，但有时过高会带来心虚和不安全感；低于别人，人就会产生不平静的心理，甚至怨气，不努力工作，消极怠工。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提出之后，在西方企业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其实际应用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分析上。1977年，美国组织行为学家约翰·B·迈纳博士进一步研究了公平理论的“效度和实用性”。1975年，瑟堡特和沃尔克研究了法律程序中的公平问题。1980年，莱温瑟尔等人把程序公平的观点应用到组织情境中。1986年，毕斯和牟格研究分配结果反馈执行时人际互动方式对公平感的影响。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通常认为始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论语·季氏》中有“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但有学者[2]认为中国平均主义思想渊源应是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老子尊道贵德，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德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认为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以及以等级名分为主要特征的礼制规范是有为的表现，它只会带来人心迷失吗，贫富不均与社会动乱。有为即有欲，因而必须以道制欲，拨乱返正、“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在老子看来只要返朴归真，万事万物就能自化自正。基于这种认识，在经济上老子否定社会等级占有制度与孔子及儒家的等级分配观，主张实行平均主义。老子及道家的无为思想及平均主义主张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息，社会动荡，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状况的一种反思。

2实质不同

公平理论认为，人能否受到激励，不但由他们得到了什么而定，还要由他们所得的与别人所得的相比是否公平而定。即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收入的绝对值(自己的实际收入)，而且也关心自己收入的相对值(自己收入与他人收入的比例)。每个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他人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进行社会比较，也会把自己现在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过去的劳动和所得报酬进行个人历史的比较[3]。

公平理论的方程式：

式中：QP代表一个人对他所得报酬的感觉；

IP代表一个人对他所做投入的感觉；

QO代表这个人对某比较对象所获得报酬的感觉；

IO代表这个人对比较对象所做投入的感觉；

当等式成立时，人就会觉得公平，否则，就会觉得不公平。如果左边小于右边，会产生比别人吃亏或今不如昔的情绪。如果左边大于右边，则会因为投入少、得到多而产生负疚感。

公平具有道德原则，具有相对性。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财产占有的不同，是人们不公平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等价交换，要求交易双方进行平等的交易，公平交易充斥整个社会。商品交易原则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往最公平的社会，但共产主义要推翻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公平属于历史范畴，绝对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不同是社会背景下，公平的形式是有差异的，而且受个人感受、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明显地体现在历代农民起义中。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打着太平道的旗号，北宋王小波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起义主张“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起义以“均田免粮”号召民众，近代太平天国起义倡导“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他们都是把平均主义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的有效手段以及改造社会的基本目标。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平均主义思想在下层人民中流传甚广，有着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当然，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平均主义固有的缺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不能贯彻到底，最终只能流于空想。因为他们在取得一定的权力后，就逐渐把平均主义忘在脑后。平均主义只能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成为农民起义的最终目标。平均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否定与反抗，而不在于它所带来的社会实践成果。平均主义在我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它更多强调的是人人均等。而往往有时打着公平旗号的平均，是最大的不公平。

3二者相辅相成

公平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法则，平均分配是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分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但由此也会引发贫富差距而产生社会动荡。而平均分配对于发展生产力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于社会稳定有着一定的作用。解决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依托公平，适当的平均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依靠公平来发展生产，依托平均来维护稳定，社会才会不断向前发展。公平是人类千百年来追求的目标，人们研究公平理论、平均主义，究其根本，是实现人类的和谐发展。公平与平均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参考文献：

[1]孙伟黄培伦，公平理论研究评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4年第4期：102-104.

平均主义范文篇4

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着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他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我们传统社会对儿女的婚姻，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把父母的好恶放在第一位，而把儿女的情感放在次要位置。父母往往可以横加干涉儿女的婚姻生活，以至于出现了哀叹千古的“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的凄婉故事。而父母的出发点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不考虑子女的意愿。这样的结果.结婚的儿女双方家庭，甚至是家族(或宗族)，都随着他们的婚姻结合而成为牢固的联盟。而子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被抹杀了自己的个人情感，甚至是个性。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利益，每每放在第一位，而个人的利益被放在次要位置。再者，传统社会中的“门户”观念，亦是造成此种观念的源头之一。“门户”，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宗族一姓中之一支，狭义指中国传统的小家庭。延续“门户”，成为历史上的家庭生育后代的目标和理想。将家族比做树木，而保证树枝的繁茂，防止枝干的断节，就是家族最大的任务。没有子嗣，也要纳妾，甚至是过继一个来承继所谓的“门户”。实在也是古人观念的典型反映。而作为家族中的一员，他负有保护整个家族不受外界侵犯、保证家族延续繁茂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困难面前，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密切相关。因个人是家族中的个人，没有家族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人。故为了保全家族，个人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北魏末年，杨侃参与了诛杀尔朱荣的谋划。在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带兵人洛阳时，他潜逃关西回家。后来，尔朱兆的堂弟尔朱夭光到关西，派杨侃的亲家招抚他，并立盟誓许诺饶恕他。侃的从兄“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段，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魏书》卷58《杨播列传附子侃传》)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上真的数不胜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行“君”、“父”先后的辩论，“君”是指国君，代指朝廷;“父”即指父亲，代指家族。这是关于朝廷和家族利益先后的讨论。

最后还是“父”占了上风。这也就有了为了家族利益而无视南北朝朝代更替的各个世家大族。但是这样的观念对于各个王朝的统治毕竟是有害而无利的，所以在后来，折中为众所周知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要保全其中一个，就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会担什么骂名。但是不管是“君”与“父”或“忠”与“孝”，抑或是“家族”与“国家”，这对于个人来说，仅仅是大集体与小集体的差别说到底，还是没有个人。这种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心理定式，绵延了千年而不改易，现在依然有其深远的影响。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引自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费先生着重阐述的是中国的乡土社会里的社会的网。他说，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依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象一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其实，这样的一种关系，主要是由我们传统的葬礼上的“五服”观念推衍而来。“五服”是葬礼上参加者所穿的各种丧服。包括斩衰、齐(期)衰、大功、小功、绝麻五种。这是由不同布料按照不同方式缝制的丧服。依照和死者的不同血缘关系穿不同的丧服，而重要的是血缘关系越远，穿的丧服质地也越好，缝制的越精细。所以在丧礼上，我们尽可以通过穿的丧服来辨别每个在场的人和死者的关系以及和自己的亲疏。我们古代有“五世亲尽，的说法，而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五代”，就成为关系远近的一种标志。在笔者家乡，现在依然用“五服”来代指亲族关系的远近。而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带给我们对人和事物的态度上的亲疏，这在我们待人接物上都会有表现。而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所衍生的是地缘关系。这是以出生地的远近来确定关系远近的类血缘关系。人们距自己的出生地越远，心理上所能接纳的地域也就越广。比如，我们在省内，往往以一个地区为老乡，而在省外，就是以河北省为老乡，同样，我们到南方，以北方老乡互相称呼，而到国外，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人了。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而接纳扩延的心理，体现了中国人关系远近的判断标准。

基本上是“我”对别人贡献强弱的一种判断。历代作官的，经商的等离家在外的，都把地缘作为自己生存的一个基础。乡土情谊成为联系的纽带。我们经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好友”就是这样一种观念的体现。惟独不同的是，我，处处依靠别人，而恰好少的是自己的独立性。相比之下，英美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造成的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单一的圈。也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人人为我，。在任何环境下，只有““我”，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着眼点。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关系圈，鼓励每个人都是“我为人人“，就是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兼顾别人的利益，依据关系的远近采用不同的方式。而不同的关系也就有不同的结果了。虽然中国的自我依然是以“我”为中心，但并不是一切以个人为中心。自我的基础是建立在大家的前提之下。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指的是中国人在利益面前采取的一种基本心理定式。他是从我国传统的家产析分中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而来。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即所有儿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方式，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主体内容。诸子平均析产是基于直系血缘关系的男子单系继承制。凡是同一父亲的儿子不论长幼，甚至不分正妻还是妾脾所生，原则上都有相同的家产继承权。

众所周知，诸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则是绝对平均主义。这是基于所有的儿子无论嫡庶长幼，都与父亲的血缘关系相同而形成的原则，也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最基本的特征。而且在历代的族谱中，长辈也时常嘱咐子孙分家时一定要均平，不要拘私心。在分家的实际操作时，为了讲究平均，需要数量与质蚤的双重搭配。而分家不均被视为不义，为人所不齿，同时属于违法行为。在《唐律疏议》卷12中规定了家产析分不均的处罚方法:“同居应分，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后代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

这种在人情舆论和法律上家产析分所体现的平均主义的原则，延伸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中古时代，赋税制度是“九等制”，就是按照家庭的资产划分等级。也许大家会问，资产不等怎么平均呢，这还是可以体现的。九等虽然对各个家庭来说是不等，但是假如将一个九等和一个一等加起来，数量上肯定和一个八等加上一个二等差不多。依次类推，其实到最后，落到政府那里，他依然取得是个社会的平均数。这其实就是体现了平均主义中的公平原则。资产多寡，交纳的资产也有多少之分。这是平均主义在国家政策上的反映。公务员之家:

平均主义范文篇5

论文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着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它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我们传统社会对儿女的婚姻，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把父母的好恶放在第一位，而把儿女的感情放在次要位置。父母往往可以横加干涉儿女的婚姻生活，以至于出现了哀叹千古的“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的凄婉故事。而父母的出发点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不考虑子女的意愿。这样的结果.结婚的儿女双方家庭，甚至是家族(或宗族)，都随着他们的婚姻结合而成为牢固的联盟。而子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被抹杀了自己的个人感情，甚至是个性。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利益，每每放在第一位，而个人的利益被放在次要位置。再者，传统社会中的“门户”观念，亦是造成此种观念的源头之一。“门户”，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宗族一姓中之一支，狭义指中国传统的小家庭。延续“门户”，成为历史上的家庭生育后代的目标和理想。将家族比做树木，而保证树枝的繁茂，防止枝干的断节，就是家族最大的任务。没有子嗣，也要纳妾，甚至是过继一个来承继所谓的“门户”。实在也是古人观念的典型反映。而作为家族中的一员，他负有保护整个家族不受外界侵犯、保证家族延续繁茂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困难面前，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密切相关。因个人是家族中的个人，没有家族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人。故为了保全家族，个人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北魏末年，杨侃参与了诛杀尔朱荣的谋划。在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带兵人洛阳时，他潜逃关西回家。后来，尔朱兆的堂弟尔朱夭光到关西，派杨侃的亲家招抚他，并立盟誓许诺饶恕他。侃的从兄“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段，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魏书》卷58《杨播列传附子侃传》)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上真的数不胜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行“君”、“父”先后的辩论，“君”是指国君，代指朝廷;“父”即指父亲，代指家族。这是关于朝廷和家族利益先后的讨论。

最后还是“父”占了上风。这也就有了为了家族利益而无视南北朝朝代更替的各个世家大族。但是这样的观念对于各个王朝的统治毕竟是有害而无利的，所以在后来，折中为众所周知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要保全其中一个，就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会担什么骂名。但是不管是“君”与“父”或“忠”与“孝”，抑或是“家族”与“国家”，这对于个人来说，仅仅是大集体与小集体的差别说到底，还是没有个人。这种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心理定式，绵延了千年而不改易，现在依然有其深远的影响。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引自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费先生着重阐述的是中国的乡土社会里的社会的网。他说，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象一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其实，这样的一种关系，主要是由我们传统的葬礼上的“五服”观念推衍而来。“五服”是葬礼上参加者所穿的各种丧服。包括斩衰、齐(期)衰、大功、小功、绝麻五种。这是由不同布料按照不同方式缝制的丧服。依照和死者的不同血缘关系穿不同的丧服，而重要的是血缘关系越远，穿的丧服质地也越好，缝制的越精细。所以在丧礼上，我们尽可以通过穿的丧服来辨别每个在场的人和死者的关系以及和自己的亲疏。我们古代有“五世亲尽，的说法，而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五代”，就成为关系远近的一种标志。在笔者家乡，现在依然用“五服”来代指亲族关系的远近。而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带给我们对人和事物的态度上的亲疏，这在我们待人接物上都会有表现。而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所衍生的是地缘关系。这是以出生地的远近来确定关系远近的类血缘关系。人们距自己的出生地越远，心理上所能接纳的地域也就越广。比如，我们在省内，往往以一个地区为老乡，而在省外，就是以河北省为老乡，同样，我们到南方，以北方老乡互相称呼，而到国外，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人了。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而接纳扩延的心理，体现了中国人关系远近的判断标准。

基本上是“我”对别人贡献强弱的一种判断。历代作官的，经商的等离家在外的，都把地缘作为自己生存的一个基础。乡土情谊成为联系的纽带。我们经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这样一种观念的体现。惟独不同的是，我，处处依靠别人，而恰好少的是自己的独立性。相比之下，英美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造成的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单一的圈。也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人人为我，。在任何环境下，只有““我”，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着眼点。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关系圈，鼓励每个人都是“我为人人“，就是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兼顾别人的利益，根据关系的远近采用不同的方式。而不同的关系也就有不同的结果了。虽然中国的自我依然是以“我”为中心，但并不是一切以个人为中心。自我的基础是建立在大家的前提之下。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指的是中国人在利益面前采取的一种基本心理定式。它是从我国传统的家产析分中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而来。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即所有儿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方式，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主体内容。诸子平均析产是基于直系血缘关系的男子单系继承制。凡是同一父亲的儿子不论长幼，甚至不分正妻还是妾脾所生，原则上都有相同的家产继承权。

众所周知，诸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则是绝对平均主义。这是基于所有的儿子无论嫡庶长幼，都与父亲的血缘关系相同而形成的原则，也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最基本的特征。而且在历代的族谱中，长辈也时常嘱咐子孙分家时一定要均平，不要拘私心。在分家的实际操作时，为了讲究平均，需要数量与质蚤的双重搭配。而分家不均被视为不义，为人所不齿，同时属于违法行为。在《唐律疏议》卷12中规定了家产析分不均的处罚方法:“同居应分，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后代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

这种在人情舆论和法律上家产析分所体现的平均主义的原则，延伸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中古时代，赋税制度是“九等制”，就是按照家庭的资产划分等级。也许大家会问，资产不等怎么平均呢，这还是可以体现的。九等虽然对各个家庭来说是不等，但是如果将一个九等和一个一等加起来，数量上肯定和一个八等加上一个二等差不多。依次类推，其实到最后，落到政府那里，它依然取得是个社会的平均数。这其实就是体现了平均主义中的公平原则。资产多寡，交纳的资产也有多少之分。这是平均主义在国家政策上的反映。

平均主义范文篇6

论文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着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它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我们传统社会对儿女的婚姻，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把父母的好恶放在第一位，而把儿女的感情放在次要位置。父母往往可以横加干涉儿女的婚姻生活，以至于出现了哀叹千古的“焦仲卿与刘兰芝”、“陆游与唐婉”的凄婉故事。而父母的出发点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不考虑子女的意愿。这样的结果.结婚的儿女双方家庭，甚至是家族(或宗族)，都随着他们的婚姻结合而成为牢固的联盟。而子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被抹杀了自己的个人感情，甚至是个性。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利益，每每放在第一位，而个人的利益被放在次要位置。再者，传统社会中的“门户”观念，亦是造成此种观念的源头之一。“门户”，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宗族一姓中之一支，狭义指中国传统的小家庭。延续“门户”，成为历史上的家庭生育后代的目标和理想。将家族比做树木，而保证树枝的繁茂，防止枝干的断节，就是家族最大的任务。没有子嗣，也要纳妾，甚至是过继一个来承继所谓的“门户”。实在也是古人观念的典型反映。而作为家族中的一员，他负有保护整个家族不受外界侵犯、保证家族延续繁茂的艰巨任务。所以，在困难面前，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密切相关。因个人是家族中的个人，没有家族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人。故为了保全家族，个人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北魏末年，杨侃参与了诛杀尔朱荣的谋划。在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带兵人洛阳时，他潜逃关西回家。后来，尔朱兆的堂弟尔朱夭光到关西，派杨侃的亲家招抚他，并立盟誓许诺饶恕他。侃的从兄“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段，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魏书》卷58《杨播列传附子侃传》)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上真的数不胜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盛行“君”、“父”先后的辩论，“君”是指国君，代指朝廷;“父”即指父亲，代指家族。这是关于朝廷和家族利益先后的讨论。

最后还是“父”占了上风。这也就有了为了家族利益而无视南北朝朝代更替的各个世家大族。但是这样的观念对于各个王朝的统治毕竟是有害而无利的，所以在后来，折中为众所周知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要保全其中一个，就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会担什么骂名。但是不管是“君”与“父”或“忠”与“孝”，抑或是“家族”与“国家”，这对于个人来说，仅仅是大集体与小集体的差别说到底，还是没有个人。这种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心理定式，绵延了千年而不改易，现在依然有其深远的影响。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引自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费先生着重阐述的是中国的乡土社会里的社会的网。他说，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象一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其实，这样的一种关系，主要是由我们传统的葬礼上的“五服”观念推衍而来。“五服”是葬礼上参加者所穿的各种丧服。包括斩衰、齐(期)衰、大功、小功、绝麻五种。这是由不同布料按照不同方式缝制的丧服。依照和死者的不同血缘关系穿不同的丧服，而重要的是血缘关系越远，穿的丧服质地也越好，缝制的越精细。所以在丧礼上，我们尽可以通过穿的丧服来辨别每个在场的人和死者的关系以及和自己的亲疏。我们古代有“五世亲尽，的说法，而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五代”，就成为关系远近的一种标志。在笔者家乡，现在依然用“五服”来代指亲族关系的远近。而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带给我们对人和事物的态度上的亲疏，这在我们待人接物上都会有表现。而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所衍生的是地缘关系。这是以出生地的远近来确定关系远近的类血缘关系。人们距自己的出生地越远，心理上所能接纳的地域也就越广。比如，我们在省内，往往以一个地区为老乡，而在省外，就是以河北省为老乡，同样，我们到南方，以北方老乡互相称呼，而到国外，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人了。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而接纳扩延的心理，体现了中国人关系远近的判断标准。

基本上是“我”对别人贡献强弱的一种判断。历代作官的，经商的等离家在外的，都把地缘作为自己生存的一个基础。乡土情谊成为联系的纽带。我们经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这样一种观念的体现。惟独不同的是，我，处处依靠别人，而恰好少的是自己的独立性。相比之下，英美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造成的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单一的圈。也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人人为我，。在任何环境下，只有““我”，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着眼点。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关系圈，鼓励每个人都是“我为人人“，就是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兼顾别人的利益，根据关系的远近采用不同的方式。而不同的关系也就有不同的结果了。虽然中国的自我依然是以“我”为中心，但并不是一切以个人为中心。自我的基础是建立在大家的前提之下。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指的是中国人在利益面前采取的一种基本心理定式。它是从我国传统的家产析分中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而来。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即所有儿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方式，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主体内容。诸子平均析产是基于直系血缘关系的男子单系继承制。凡是同一父亲的儿子不论长幼，甚至不分正妻还是妾脾所生，原则上都有相同的家产继承权。

众所周知，诸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则是绝对平均主义。这是基于所有的儿子无论嫡庶长幼，都与父亲的血缘关系相同而形成的原则，也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最基本的特征。而且在历代的族谱中，长辈也时常嘱咐子孙分家时一定要均平，不要拘私心。在分家的实际操作时，为了讲究平均，需要数量与质蚤的双重搭配。而分家不均被视为不义，为人所不齿，同时属于违法行为。在《唐律疏议》卷12中规定了家产析分不均的处罚方法:“同居应分，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后代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

这种在人情舆论和法律上家产析分所体现的平均主义的原则，延伸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中古时代，赋税制度是“九等制”，就是按照家庭的资产划分等级。也许大家会问，资产不等怎么平均呢，这还是可以体现的。九等虽然对各个家庭来说是不等，但是如果将一个九等和一个一等加起来，数量上肯定和一个八等加上一个二等差不多。依次类推，其实到最后，落到政府那里，它依然取得是个社会的平均数。这其实就是体现了平均主义中的公平原则。资产多寡，交纳的资产也有多少之分。这是平均主义在国家政策上的反映。

平均主义范文篇7

【关键词】;公正观;评价

基于特有的理念和中国的现实状况,曾经对公正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其特有的公正观。的公正思想,已成为思想体系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认真梳理有关公正问题的思想,总结其中的得失,对于确立中国现代

的公正观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一、贡献:六个方面的内容

比较具体的论述了现代意义上公正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主张人民应当具有基本的权利。在看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由此必然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应当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

人民的基本权利包含广泛的内容,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首先,生存权是最为基础的。“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其次是劳动权。“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3]再次是其他一系列的权利。如,人民群众应当拥有“人权,”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应当拥有“休息权,……教育权、老病保养权”等等。4另外,还特别看重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权利。他指出,劳动者应当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2、主张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独立、自主、平等的权利。从鸦片战争直至1949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因此,对于国家主权与独立问题是极为重视和敏感的,认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与压迫。……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建国后,随着国际交往活动的增多,特别强调平等、互惠互利。他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

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力主性别平等,妇女解放。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生活极为悲惨,正如指出的,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规矩。指出,“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妇女解放应当同现实的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4、主张代际之间的公正。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到资历的限制,而资历往往又同年龄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龄老龄便是某种“等级”特权,因此年长者对于年轻者的发展往往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11]这既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是不平等、不公正的。十分重视代际之间的公正问题,对代际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青年是社会的新鲜血液,是世界的未来:“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因此,对于年轻人应当予以重视,鼓励其迅速成长。

5、注重大众教育。对高等教育不够重视,甚至轻视,这是其思想中的一个缺陷。但同时也应看到,对于大众教育十分看重,他认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13]出于民众化的的立场,对于带特权色彩的教育很敏感、很警惕。建国之初就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的大众教育思想有两个特征:一是广泛性。1960年对于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有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15]显然,这种状况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予以解决。另一个特征则是实用性。非常重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能够同实际劳动结合起来,使教育一开始就具有实用的价值,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他指出,“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农村应当制定“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反对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特有的时代条件,使得中国社会存在着有损于公正原则的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这样两种比较典型的现象,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7]其一,担心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例如,在农

业合作化问题上,认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的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解决问题的药方显然是开错了。例如,他认为防止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途径在于“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其二,对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从红军时代直至六七十年代,经常批判绝对平均主义;建国以后,对于各种“共产风”的批评也是络绎不绝,其中,1959年他在《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由上可见,对于公正问题的见解不仅比较全面,而且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同传统的公正观截然不同。

二、局限:三个方面的表现

在理论渊源上,的公正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五四精神、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以及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五四精神使的公正思想具有现代意蕴,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因素则使的公正思想包含了一种向类似于“等贵贱、均贫富”公正观回归的倾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是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有现代化进程和

市场经济才能孕育出现代的公正观。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现代化进程使得由近代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等基本理念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并得以进一步丰富,使之内化为社会机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例如,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主化,民主化的进程促使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平等和自由

的理念正是在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下渗入全社会的。民主化强调公民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的决策,强调个体人“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争取一个公民所应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其二,市场经济使得竞争、理性选择、机会平等以及公正对待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准则。这些,毫无疑问地有助于平等、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相关的具体公正规则在民众层面被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从而有效地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显然,的公正思想缺乏充分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的公正思想是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土壤里形成的,而且,又努力要让自己的观念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中国某些落后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于的公正思想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特定的具体状况也不可避免地

成为影响公正思想具体演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数,从而对的公正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具体地说,的公正思想中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局限:

1、重整体而轻个人。也经常谈到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利益,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如若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但他所理解的“兼顾”并非平均顾及。事实上,是将重心放到了整体的一方,即重整体而轻个人:其一,在整体和个人关系的顺序上,始终强调整体第一。“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二,强调个人对整体的服从。“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其三,限制个人的需求。注意到,如果个人的需求“过强”,势必会与整体利益产生抵触,所以,把个人的需求严格限制在基本的、能够维持正常生存的层次。他认为,不能像苏联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由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因而在的公正思想中个体缺乏独立的地位,只是作为整体的依附物而存在。在这里,的阶级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过于重视阶级利益,对于个人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就会看轻。思考问题的逻辑是,社会(国家)主体主要表现为阶级的状况,而阶级状况又决定着集体的状况,然后,集体再决定个人。这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而不是双向的互动。在这样的轻重程度依次递减的逻辑线索上,显然,人的“个体”意义也就不是很重要了,相应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独特要求、个人的多个层次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显然,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

2、理想成份与现实成份的混合。在的公正思想当中,既有理想的甚至是激进的理想成份,也有非常现实的成份,这两者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只能说是一个两极分明的混合体。而且,从这一极到另外一极的跳跃性很强,跨越度很大,有时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必要过渡。这是公正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施拉姆的见解不无道理

:“当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时,……他在避免感情用事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然而,一旦形势好转,如象1962年秋,毛就立即一反小心谨慎的理智态度,转而再一次使他的乌托邦幻想任意驰骋,并为实现这一空想制定了非常激进的政策。”

公正思想中的理想成份就其基本的时代属性而言,显然是属于平均主义的范畴,尽管有时在其表现形式上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原则有些相似。有时,在民众平等权利方面很激进,走得似乎很远,最为典型的事例恐怕便是对于“四大”的钟爱。他认为:“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

再如,有时很喜欢“大民主”的作法。他认为:“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当对于社会重大的现实任务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并试图实现某种空想的目标的时候,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大民主”的社会行为必然具有巨大的破坏意义。如在“”和“”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理念相对来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有很现实的方面,尤其是当面临许多压力或困难时更是如此。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颇能说明其现实的一面。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

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关系,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入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

对于农村政策的看法也说明了其现实的一面。50年代,有人提出农民的收入比工人低、农村政策“左”了,针对这种看法指出:“工人收入一般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

3、公正的现代色彩日渐消退。应当承认,在那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根基并不深厚,其发育还不能够说是充分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本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现实社会具有特有的导向作用,但是,对于现代公正的理解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往往是为现实任务服务的,过于服从现实需要。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有关民主教育谈话的批评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认为诸如民主、自由、权利等等都应为抗战服务,谈话的错误在于:“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

既然认为公正原则应当为现实工作中心任务服务,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认为中心工作应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公正的内容就应当从属于这项任务。这样一来,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现代色彩也就难免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平均主义色彩在逐渐地加重。对于一些正确的公正原则,开始产生疑虑,认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三、评价:复杂的双重影响

平均主义范文篇8

一、目前激励机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观念根深蒂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国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建国以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缓慢、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平均主义严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也使许多人在思想深处形成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收入比较多，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就认为是两极分化，背离社会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不等于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先富与后富不等于两极分化。如果把共同富裕错误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搞平均主义，不敢按贡献大小拉开收入差距，只会滋长懒汉作风，打击贡献大者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损害社会主义的形象。平均主义实际上是更大的不公平。

反对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就是要在初次分配阶段，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将个人收入与贡献直接挂钩，拉开分配差距，体现多劳多得，允许所有生产要素都参与分配，激励人们拼命工作。在再次分配阶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建立有效的财政调节机制，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科学的人力政策，缩小收入差距，缓和收入分配中的矛盾，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经营不讲效益，投资不讲回报，盈了不敢多拿，亏了不敢惩罚。企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不管盈了多大的利，个人一分不能多拿，多拿了就要犯错误；亏了由国家包着，个人一分也不少拿，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因为缺乏激励措施，经营者收入与企业盈亏脱节，经营者缺乏扩大生产的内在动力；因为没有约束机制，经营者没有责任心，他可能会通过膨胀企业规模来扩大权力基础，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通过增加不必要的开支，达到个人享用的目的。长期以来，许多企业盲目加大投入，扩大外延，在膨胀规模上做文章，却不考虑提高效益、增加内涵。更严重的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投资决策完全靠“拍脑袋”，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3.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收入与贡献极不相称。根据有关部门对中央直属大型企业的调查，内地36家企业的老总平均年收入与职工收入相比，最大的6倍，最小的只有1.3倍。而发达国家的企业经营者年收入是普通员工的60倍，有的甚至高达100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收入与贡献极不相称，必然缺少最大限度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促进企业发展的足够动力，其潜在能力也就不可能被充分发掘出来，不但企业效益最大化难以实现，甚至会出现短期行为、在任过度消费乃至“59岁现象”等问题。

4.工资能升不能降，机关能进不能出，考核能奖不能罚。由于我们过去在设计激励政策时，更多的是从正面鼓励考虑，加之现行管理体制的一些弊端，使人们片面认为激励就是多发钱。尤其在考核奖惩上，往往开始非常严厉，而到最后考核兑现时却光奖不罚、重奖轻罚；有的甚至平均主义、人人有份，考核奖惩变成了职工福利。奖励和约束是相对应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在建立奖励机制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惩戒机制。如果对失误者、落后者不给予必要的惩戒，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纵容了极少数人，就会磨灭绝大多数人的创新激情，事业也就失去了长久持续发展的活力。

二、加快激励机制建设的对策

1.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大力推行期权制。期权制度是目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激励体系中最流行的方式，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企业家的激励作用十分明显。一是有利于大量优秀人才进入职业企业家队伍。期权制度通过长期报酬的形式将高层管理人才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捆在一起，不但能吸引大量优秀人才进入，还能有效避免人才的流失。二是有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充分发挥。企业家拥有企业一定数量的股票，企业家的利益就同股价表现即企业效益的变化紧密结合起来，企业家对个人效用追求就转化为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三是有利于减轻企业日常支付资金的负担，降低财务成本，提高财务运作效率。四是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期权制度为矫正企业管理者的短视心理提供了有力的杠杆。在任期间，企业经营管理者就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五是有利于企业管理与国际惯例接轨。

从国际惯例、国内外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看，期权制是解决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与贡献不相称问题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由“吃大锅饭”到实行岗位工资制是一种进步，由执行月薪制到实行年薪制又是一种进步，而由实行年薪制再到推行期权制则是更具深远意义的进步。

2.对领导机关工作人员——全面落实岗位责任制。首先，强化岗位责任，明确任务目标，严格按“三定方案”配置内设机构和工作人员，在“三定方案”框架内，科学合理地设置各个岗位职责。人在哪个岗位工作，就要承担哪个岗位的职责，就有这个岗位的权利和义务，就拿这个岗位的报酬和奖励。

其次，严格考核监督，坚决兑现奖惩。设立主要领导挂帅的考核委员会，负责考核奖惩的相关事宜。每个岗位的考核可分为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对每个岗位职责进行打分评价；另一部分是公共部分，比如政治思想、团结协作、廉洁奉公等，可通过相互评议确定优劣。前部分是重点，后部分是补充。考核结束后，对未完成岗位任务的进行责任追究，在薪金报酬、工资待遇、干部使用等方面体现差别，干好、干不好都有明确说法。

第三，注重配套改革，提高整体效能。充分利用分配杠杆作用，按岗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形成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对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形成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奖能罚的机制，对不适应的进行果断调整，及时引进急需的人才；拓宽选人用人的渠道，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人力资源整合，使更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3.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积极探索任期目标制。邓小平同志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充满了求实精神，也进一步告诉我们，必须重视各级领导干部的激励问题，旗帜鲜明地对业绩突出、群众公认、执政能力强的干部实行重奖。在激励的载体上，实行任期目标制。

首先，在指标设置上，改变过去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GDP单一标准。借鉴和引入国家进步指标（MDP）体系，在整体指标设置上，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重视反映经济发展指标。在评价标准上，既要看数字，又不惟数字；既要有确定性，又要形成动态管理的修订机制。

平均主义范文篇9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speaking，theresultofincomedistributiOn（distributiononworkandonproductionfactors）leadstoinevitablegaps.Thepaperholdsthatthisgapisfairandreasonable，anditcanarousetheenthusiasmandcreativityoflaborsandownersofproductionfactorshencepro-pellingthegrowthofcommercialefficiency.

【关键词】收入差距/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经济效率incomegap/distributiononwork/distributiononproductionfactors/commercialefficiency

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都会拉开收入差距，甚至扩大收入差距。这一方面是由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在规定和内在要求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和基本要求决定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都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因而都要通过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得以实现。由于在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由按劳分配所得的部分收入以及按生产要素分配所得的收入必然要转化为个人财产，并由此获得财产收入，将会进一步扩大差距。

一、按劳分配与收入差距

（一）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格格不入

在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在按劳分配名义下放弃生产力根基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学术界曾一度在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之间画等号，认为按劳分配就是追求所谓绝对公平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其实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无任何联系，按劳分配绝对不会导致平均主义。

首先，平均主义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不能从按劳分配中得到解释，中国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家，平均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封建小农经济背景下产生的，是封建社会小生产基础上的一种绝对平均思想。因此，它不仅不产生于按劳分配，而且实践中恰恰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违背，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劳动收入与劳动投入背离，其性质属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劳动的侵占（变相“剥削”），其结果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其次，按劳分配的内容和要求与平均主义格格不入。按劳分配以劳动为惟一尺度，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但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由于劳动者的体力智力不同、勤奋程度不同，因而劳动贡献有大有小，每个人得到的劳动报酬有多有少。按劳分配的有效实行，充分体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的差别，从而导致了收入上的差别。在这里不仅没有平均主义的任何一个原子，而且打破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

第三，平均主义倾向在我国社会主义分配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过，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公有制领域中货币性收入的工资级差小，平均发放各种奖金、津贴、补贴等，这些收入在货币收入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二是在公有制体制内一些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特定的企业中，具有相似职位及年龄的成员，不仅工资等货币性收入差异很小，而且在住房、实物等非货币性收入方面差异也极小，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非但没能实现社会公平，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因为它无视甚至抹杀人们在劳动投入上的差别，使得劳动收入的差距普遍小于劳动投入的差距，导致收入与投入的背离。可见，平均主义分配下的“平等”是一种假平等，是平等幌子掩盖下的不平等。这种分配，起着奖懒罚勤、奖劣罚优的逆向激励作用。然而，这不是按劳分配制度本身的罪过，而是由于对按劳分配规律理解和执行中的偏差。同时，我国在历史上是小生产众多的国家，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在分配上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加上我国目前生产社会化程度还不高，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因而小生产和平均主义思想的束缚仍然会在长期内存在。

（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按劳分配的基本规定和实现机制决定了实行按劳分配势必导致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客观存在。

首先，从内涵上讲，按劳分配的实行会使劳动者出现富裕程度的差别。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行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这种制度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都必须参加劳动，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工作，社会在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扣除之后，按照每个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劳动报酬。由于个人劳动报酬是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的，而劳动者能够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又是与其劳动熟练程度、科学技术水平相联系的，这样，不同体力和不同智力的劳动者，其劳动熟练程度和科学技术水平就会有高有低，劳动贡献也会有大有小，因而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也会有多有少，从而产生富裕程度的差别。

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两种分配方式的机理与结果

其次，按劳分配的层次性决定劳动者的收益差异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统一标准实现，而只能先根据各个企业提供给市场的有效的联合劳动量，在各企业之间进行分配，即第一层次的按劳分配；然后再由各个企业根据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对劳动者进行分配，即第二层次的按劳分配。第一层次的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指市场对企业的分配过程，就是企业在市场上出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获得经营收益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根据企业在市场上实现了的经营成果对企业进行收入分配的过程。第二层次的按劳分配实际是指企业对劳动者的分配过程，就是企业把从市场上获得的经营收益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按照劳动者向企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对他们支付劳动报酬的过程。企业以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标准分配劳动报酬会造成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一点上文已作论述），且这一差距还会因所在企业在市场评价下经营成果的巨大差异而进一步加剧。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劳动贡献，而且还取决于所在企业通过市场实现的经营效益的高低。这也意味着，同一企业不同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以及不同企业即使是相同能力的劳动者，其劳动报酬必然存在差别。

论文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两种分配方式的机理与结果来自

第三，劳动计量尺度的市场化也是劳动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科学技术的吸纳和应用水平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水平不同，企业生产商品和提供一定劳务所需个别劳动时间不同，因而，市场对企业进行按劳分配的“劳”的计量尺度，就不能是个别劳动时间，而只能是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企业个别劳动时间的不同对比关系对企业盛衰兴亡有决定意义，因此，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评价企业生产经营成果，对企业进行收入分配，无疑会使不同企业形成巨大的收益差距。同样，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企业对职工按劳分配中“劳”的计量尺度，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不能直接以劳动者的个别劳动时间作为按劳分配的依据，也就不能直接以劳动者的个别时间的多少确定劳动报酬的多少，而只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以有效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劳动时间的耗费取决于市场评价过程，也即劳动者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必须不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劳动才能为市场所承认，才能成为有效劳动，劳动者才能得到相应报酬，甚至得到超额分配；反之，如果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劳动者的劳动不能为市场所承认，劳动者往往只能获得较少报酬，甚至徒劳无益。可见，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按劳分配的“劳”的计量尺度，势必使不同劳动者获得各不相同的劳动报酬，更何况作为劳动者分配对象的企业的经营成果已存在巨大差别。

第四，劳动者对剩余价值的分享会扩大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学说之所以只限于个人生活消费品的分配，主要是因为他们设想在产品经济社会，生产资料全部由整个社会直接占有，劳动者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于是对劳动者个人所分配的也只能是生活消费资料。因此，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在满足生活消费之外根本不可能再有剩余。

然而，当今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大相径庭，不仅没有取消商品经济，而且把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生产资料也没有为整个社会所直接占有，即使在公有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所有者。这就使现阶段的按劳分配呈现出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结果。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按劳分配决定的收入水平往往会高于劳动力价值的补偿费用V。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目的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在按劳分配中，必要劳动的量的界限至少不能只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要劳动将突破界限而不断扩大，即“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范围”[2]。

况且，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理念逐步被人们所认可，劳动者进行经营劳动和生产劳动，可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还有权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当然需要通过一定的合法程序）。按劳分配原则在新价值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层次有两个：一是对劳动者的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V实行按劳分配；二是对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实行按劳分配。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对象包括劳动者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V和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这两方面内容。

二、按要素产权分配与收入差距

（一）要素参与分配与收入差距

目前，在我国，按资金分配有多种具体形式，如个人或企业通过储蓄存款、购买债券、购买股票等所获的收益都属于按资金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既有利于增加企业生产经营资金的来源，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也有利于将一部分消费资金转化为积累资金。资金和生产资料作为不可缺少的劳动的手段进入生产过程，自然也要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分配。这种分配过程的连续性和资本的不断膨胀，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同时，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在通常情况下，按生产要素分配将使要素所有者程度不同地增加收入。

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两种分配方式的机理与结果

但是，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必然拓展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源，其中收益最大的是资本要素所有者和知识、技术要素所有者和使用者，其结果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二）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高回报

在生产要素中，资本的权力是占据主要的、统治的地位，工人的就业和消费服从于资本运动和扩大收缩的需要，资本可以购买劳动力，可以购买土地。在土地、资本、劳动力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中，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而可以使按要素分配演变为按资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个人的收入从过去的单纯消费资金逐步分解为消费资金和投资资金。个人用于投资的资金的出现，就必然会导致按资本要素分配形式的产生，而且随着收入量的扩大，个人用于消费后的剩余资金即可用于投资的资金量会越来越大，从而由此获取的投资收益也会越来越多，按要素分配形式在范围上就会不断扩展，在强度上就会不断强化。按资本要素分配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个人将消费剩余资金用于银行储蓄，获取利息收入；二是个人将消费剩余资金买卖各种证券、股票等有价证券，获取利息、红利、股息以及有价证券买卖收入等；三是个人将消费剩余资金以独资、合资等形式从事实业投资以获取投资利润。在当今资本要素短缺的阶段，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必然会获得更高的回报。

（三）“有知者”先富

从根本上说，知识经济时代扩大的收入差距，是由知识要素的特殊性质和特殊作用引起的。

1.从知识要素的生产来看，知识要素的生产需要有各种要素的投入。著名经济学家乔治·J·斯蒂格勒曾在他1982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讲中对知识要素的生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首先，知识要素的生产需要有主观要素的投入，这个主观要素就是科学家的智力。在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虽然也需要经营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脑力的投入，但主要是依靠劳动者的体力的投入。而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则主要依靠科学家的智力的投入。具体说来，科学家智力的投入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要求：（1）高智力的投入，从事知识技术产品生产的科学家的智商要比一般人高，他们不仅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有发现问题的能力。（2）智力投入的质量要求还包括科学家必须具备的某一领域的科学基础知识。这种基础知识有两种储存方式，一是储存于科学文献中，这就要求科技人员必须对这些文献相当熟识。二是储存于科学家的大脑中。其次，知识要素的生产还需要有客观要素的投入，有人把它们称作研究资源的投入。研究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根据知识要素生产学科的不同而不同。对于社会科学来讲，电脑、数据资料、助手等等是现代社会科学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源。对于自然科学来讲，研究资源就是实验室、设备、材料、助手等，知识要素生产的这些投入越多，花费成本越大，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也就越高，因而他们所获得的收入也就越高。

2.从知识要素的本身来看，知识要素具有垄断性或是单一性特征。一项知识技术、特别是“高、精、尖”的知识技术，在世界上可能就仅此一项，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而且为了鼓励知识技术创新，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对此加以保护。因此，知识技术、特别是“高、精、尖”的知识技术的创新者就有可能通过对知识技术的垄断获取超过知识技术产品自身价值的高额收入。反映在现实中，就是知识技术、特别是“高、精、尖”的知识技术产品通常都非常昂贵。然而不仅如此，知识技术的创新者，他们凭借超人的前瞻意识和领先一步的创新能力，始终站在高新技术的前沿阵地，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技术用于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很高的经济效益。这样，知识技术的创新者就会得到超前分配，获得超高收入。此为其一。

其二，如果知识技术的创新者不愿转让其科技成果或知识产权，而是用其成果或知识产权投资入股，那么，它就成为一种投资要素来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采取入股分红方式，知识技术的创新者和开拓经营者虽然不能获得一次性巨额收入，但其收入会随着企业利润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甚至没有上限，从而使创新者和开拓经营者终身收益而成为社会财富的主人。

其三，如果知识技术的创新者具备敏锐的目光和深邃的洞察力，以其创新所获得的成果、技术、专利，自己到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或资本，兴办高科技实体，组织生产和营销活动，他们就会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稳定获得超高收入。

3.从知识要素的贡献来看，知识要素的创新者和所有者必须获得高额收入。要素所有者具有获得要素收入的权利，按要素对生产效益贡献量的大小获得要素收入的多少是个人收入分配的一般要求。如果说按贡献进行分配是要素所有者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那么知识收益便是对知识创新者和拥有者经济利益自主权的承认，个人收入是个人拥有的知识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两种分配方式的机理与结果

然而不仅如此，知识要素的贡献还在于它能增强其所有者的个人获利能力。个人获利能力以个人的智力、体力为基础，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智力因素则起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作为个人获利能力基础的智力水平的高低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个人收入的大小。由于知识要素所有者自身的异质性和不同的技能与由此带来的劳动差异性，使得拥有不同内涵、不同结构和不同数量关系的知识要素所有者具有与一般劳动者不同的市场价位，不仅不同，而且悬殊十分巨大。另一方面，智力水平的高低还会通过人们的资源配置能力（选择将资源转化为产出的最有效方法和决策能力）影响个人收入的高低。人们总是理性地选择成本较小收益较大的行为，但是一个智力水平比较高的知识要素所有者，不仅能较快地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发现市场机会，而且还能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迅速及时地进行决策和生产，把时间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程度。这种资源配置能力非一般劳动者所能及，因而知识要素的所有者必然会得到一般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所不能比的高收入。

知识要素的这些特殊性质和特殊作用决定了知识要素的创新者和所有者因为获得非工资收入或收益所能比的高额收入而先富起来，使“有知者”与“非知者”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导致新的或更大程度上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三、结论

在按劳分配方式下，个人的收入差距惟一地来自于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质和量，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而在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收入分配体制下，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不仅来自于劳动的质和量，而且来自于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因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确立将会进一步拉大个人的收入差距，而且由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累积效应，按生产要素分配对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具有更大的影响。

第一，从整体上来看，要素所有者（指生产资料所有者）和一般工薪阶层以及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一般工薪阶层和其他劳动群众是按劳分配，收入增长的弹性小；而按生产要素分配，除资本所有者可能发生经营风险外，一般来说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长的幅度大，对资本所有者来说甚至其收入产生“乘数效应”。

第二，要素所有者内部日益激烈的竞争将导致他们之间在财富的占有量上出现巨大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素所有者对生产要素或社会财富的所有或占有状况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于他们占有的生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不同，以及各自参与市场的态势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不同，因而决定了他们各自从社会索取收入的不同。竞争的无情和资本积累、积聚的功效将在他们之中产生相当数量的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同时也不断地产生出大批破产者和贫弱者。

第三，富裕程度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按生产要素分配，知识要素价值的回报同知识要素价值一样，必然呈超常显示。因此，受教育程度将成为影响个人富裕程度的重要因素。

第四，知识阶层的整体收入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其中一部分人将跻身于高收入阶层，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突出表现。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两种分配方式的实施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但是笔者认为，合理合法的收入来源决定了这种收入差距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公平的，因而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进一步增长。况且这种差距可以通过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来加以克服和消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平均主义范文篇10

如果把社会公正的探索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一个理想追求和实践原则，那么的社会公正思想的探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正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认真厘清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总结其得失，对于确立当代中国的科学公正观，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社会公正的主要思想

第一，农民的命运与出路问题是社会公正的首要问题。

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的兴盛息息相关。而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一个最大的社会公正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和实践问题。在革命时期正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制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1926年，驳斥反动派污蔑农民运动时，就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农民受地主压迫所遭受的贫困状态。并指出农民暴烈行动的根源在于地主对农民的暴烈行为，这才能公正地评价农民的行动。他指出农民对地主的好坏都心中明白，谁应该从严惩办，都很公正，因而要充分相信农民。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37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明确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既是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是对中国这个历来的主要社会基本群体权利和命运的关注。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的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②]他还指出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③]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革命任务始终是与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决农民出路问题是与当时革命需要及其历史命运结合起来的。首先解决农民的生存条件问题，因此把土地问题当作农民出路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1935年《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指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与扩大新的苏维埃区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主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土地问题的解决“才能大大地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更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他们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苏维埃领土的民族革命战争之中。”[④]由此可见，这时党已经不仅从中国革命一般意义上，而且能够把农民阶级本身的命运和出路这一关乎社会制度公正的首要任务结合起来，认识解决农民土地公正问题的基础性意义了。

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总结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无不体现出了对中国农民这一最大社会群体和革命与建设的基本力量和命运的关注，为中国农民社会建构公正的秩序倾注了很大心血。在革命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加重视党群关系的角度来关注中国这个农民群体。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他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56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他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1957年他又说到：“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时候，都非常关心群众，特别是关心底层贫困农民的状况和生活出路。因为他看到了农民的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源泉，而且始终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根本体现，也是执政党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保证。的这些公正思想也集中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利益主体原则。

第二，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兼顾。

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公正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私有制社会以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设想出未来公有制社会中的状况，那就是既强调集体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又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又是集体发展的条件，辨证地解决了个人发展和集体发展、个人利益和集体、国家利益的关系。斯大林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的科学概念，认为集体与个人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而是统一的。继承和发展了上述集体主义思想，贡献在于提出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兼顾的公正原则。1956年4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明确提出了要处理好国家和工厂、合作社这些集体的关系，处理好工厂、合作社与个人的关系，要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处理好，最好的原则就是实行三兼顾，他指出：“为此，就不能是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⑤]首先，三兼顾原则是在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基础上提出的。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论述了应当为此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即社会主义的一切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⑥]这就需要处理好建设中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更为重要。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建设决定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统一的兼顾关系。其次，三兼顾原则中的个人利益要予以重视。在组织干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会时指出过，既要反对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也反对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公与私是对立统一的。他批评斯大林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注重公而忽视私，极大地损害了个人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他风气地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而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⑦]所以我国的农民政策上要兼顾农民的利益，必须再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让农民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同样工人的个人利益也必须兼顾。三是从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大局观来提出三兼顾原则的。1956年在分析地方闹事的问题时指出：“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注重当前的、局部的、个人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⑧]可以说，在三兼顾原则中，历来比较强调长远的、整体的、集体的利益，认为它们本身已包含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前者发展后者也相应发展的公正原则。这一原则解决了西方历来正义思想家们无法解决的自由与责任、国家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公正原则的发展。

第三，反对封建等级和宗法制度，主张人与人间的平等。

认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血缘关系是社会平等的根本制度障碍，它不仅限制了人的基本权利，造成了性别歧视，而且对社会公正的实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为，中国男子一般要受到政权、族权和神权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而女子则除了深受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到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⑨]因此主张农民运动，起来不断推翻地主政权，以及族权、神权和夫权。只有动摇和推翻这四种权力，人民的思想和道德才能获得解放。同时他号召农民破除封建迷信，使很多青壮年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妇女也在农民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觉醒，她们组织乡村女界联合会，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使夫权也最后被动摇。冲破“四权”的同时，就是要使农民和女性以及全体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平等的权利，享受公正的待遇，并引导农民在观念上包括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上的进行彻底改观。指出说：“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而然的结果。”[⑩]还特别强调农民身上的旧观念、旧传统习俗，必须由他们自己通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去破坏它们，只有农民自己才能解脱几千年封建社会套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精神枷锁。认为：“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列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11]

在充分尊重个人主体性人格尊严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包括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主张人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地位以及社会领域中的平等与公正待遇。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来说，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12]一部封建社会史就是中国妇女受尽压迫和屈辱的血泪书。经过实地考察，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中国，许多仁人志士都曾试图把妇女解放出来、改变妇女命运，但因始终没有能够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整个社会改造运动和政治、经济活动结合起来，所以收效甚微。尖锐地指出：“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13]“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14]“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着的”[15]。

总之，在这里表述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决定了人们在基本权利、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地位）等公正待遇，必须把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权利，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第四，反对个人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尊重基本人权，发扬政治民主。

在总结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倾向的基础上归纳出了个人主义的7种表现。[16]报复主义，即从个人观点出发，不从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出发，目标是自己队伍的成员，这削弱了组织和队伍的战斗力。小团体主义，即“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现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17]三是雇佣思想，即“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18]四是享乐主义，五是消极怠工现象，六是离队思想，七是攻击个人等等。指出“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19]防范个人主义就要加强教育，分析个人主义产生的社会来源及其对党和革命的危害，并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和伦理观念，个人主义危害党和革命队伍的建设。从中国革命实践上深深体会到这点，看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公正原则的销蚀，并分析了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克服的途径。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理论和实践。

反对个人主义，但并不反对个性解放，他区分了个性自由和个人主义，主张“解放个性”[20]关于“解放个性”的主张是对思想的发展，他把这一思想引入群众观点，因而在他的群众观点中包含有尊重群众的个性自由的含义，要求党的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自觉和自愿相统一的原则。他把个性解放和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发扬政治民主有机结合起来。他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21]这里体现出了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从政治体制来说，就是民主集中制。说：“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22]而要发挥革命人民的意志，就要尊重每个人的意志，使各个人都发表出于内心自愿的意见，然后又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力。这就是后来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3]这同所说的“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是一个意思。这对于政治民主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否定了唯意志论，又肯定了公平与正义选择的意志自由；既否定了道德正义的宿命论，又肯定了社会公正的理性实践作用，从而把尊重基本人权、自由与民主政治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革命的功利主义的合理性。

认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反对超阶级的功利主义，主张阶级的功利主义。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24]剥削阶级宣扬的超阶级的功利主义实质上是为其本阶级利益服务的功利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往往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本阶级的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认为这种功利主义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是同劳动人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25]但却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这种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是以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为目标，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长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的和目前的狭隘功利主义者。”[26]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基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基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为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奋斗的宗旨，主张把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统一起来，既考虑照顾群众的目前利益，也不能损害群众的未来利益，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指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7]因此，为广大群众谋取最大的利益并为每一个人获得公正的社会待遇，这就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基本内涵。

第六，反对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的庸俗思想，最早在批评红军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就提出他的基本观点。针对当时红军中，要求物质生活方面不问情形、工作需要而要求绝对平均，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28]小生产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产品。小生产这种生产性质，决定小生产者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绝对平均。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其在分配上的道德观念。红军中大部分成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造成了红军官兵中绝对平均主义的状况。在分析了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根源之后，指出了解决的途径。他说：“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29]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非常重视清除作为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观念，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预见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分配中也不可能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中国是个小生产者的大海，绝对平均主义也是小生产者的伦理观念或道德理想，平均主义的渊源是很深的。同时这种渊源也使得两极分化的极端有了场所，自古以来作为社会公正的两个倾向总是存在着。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体罚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30]不仅批判平均主义，也担心两极分化的出现。他多次指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因此“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31]是解决两极分化的基本途径，也是防止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化的措施。1959年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就平均主义问题指出：“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并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32]应该说，的这些思想已经注意到了社会公正的核心问题，具有科学的预见性、理论性和实践性。

当然，除了上述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思想外，还特别提出了独立自主、平等相待的国际正义原则、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正思想和教育平等权利等等，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公正合理的政治伦理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对公正思想的评价

无庸置疑，的公正思想对于当时的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也给今天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建构的社会公正提供了经验教训和借鉴。美国的专家R&#8226;特里尔在评价时指出：“从不自满，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而且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比如“按劳分配——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的了”。[33]当然由于与现实的客观条件，其公正思想中的缺陷及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其实践过程的把握上：

第一，在群己关系上，过分强调了集体、国家而忽视了个人而带来严重后果。

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公正原则上，提出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34]的价值标准，并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5]这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公正观的根本特征，也科学回答了义利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义利之辨的志功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兼顾的公正原则应该说科学地解决了民主与自由、权利与义务、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西方“民主”社会探讨了几百年无法解决的矛盾，应该说是对社会主义公正理论的一大贡献。但是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明显的失误就是过分强调对国家集体的公正，从而过度挤压了个人公正利益，用命令代替自觉，从而使三兼顾原则陷入了片面性，也违背了西方正义论的“自愿”原则。反映在群己关系上，就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甚至是无条件地服从集体。所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与“个人利益”便成了决然对立的两个概念。个人利益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只有集体——组织才能代表，所以在实践中，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群众利益，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组织利益。”这一“集体主义”原则在战争年代有其必要性，也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如果忽视了集体中的每个人本身也是目的，又有自身独立的利益和人格，而把每个人看成只是为集体服务的工具，那这样的“集体主义”就会陷入片面性。甚至会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在反对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抹杀了个人利益，压抑了个性自由。特别是当时受到“阶级斗争”思想的桎梏和社会形势的影响，三兼顾原则彻底走向了极端，导致了“”危机，对个人基本人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就像瞿秋白犯有的倾向那样，把历史必然性绝对化，否定偶然性因素的客观性，认为“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同时他在强调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工具”时，没有适当指明，在历史过程中，每个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这就逻辑地包含着人的个性自由也只是工具价值的片面性，忽视了人是目的这一方面，导致群己关系上过度强调了国家集体公正而忽视了个人公正。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观点和影响及其深刻，几乎成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倾向。

第二，在社会公正实现的基本途径与实现形式上，没有走出计划体制的限制，并把市场与计划绝然对立起来，使得的社会公正思想失去了公正理论应有的市场经济理念。

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论述的是。早在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以苏联为鉴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1957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36]提出这一论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认识的。无庸置疑，的哲学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事实时，他又只承认我国当时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主要矛盾是资本家还拿定息，农业合作社、手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经济部门的生产、交换还需要寻找适当的形式。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只提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还存在。所有这些显然都没有从总体上对我国生产力水平作出正确与认识，没有涉及根据我国生产力任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消费形式，更没有涉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范畴内的体制、结构的建立、完善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的现实依据是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换言之，现代意义上公正观是建立在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现实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有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才能孕育出现代的公正观。”[37]而“的公正思想缺乏充分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的公正思想是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土壤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中国某些落后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于的公正思想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具体演变的实际状况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公正思想具体演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数。如平均主义的痼疾和严酷斗争的环境，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逐渐成为中心任务，而这又对的公正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38]正因为这些，没有能够对社会主义公正实现的根本途径和实现形式进行科学的论证，而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邓小平身上。对于这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论述中，才逐渐得到了解决。邓小平反复告戒我们，“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39]

注释: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1页。

[③]同上。

[④]《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3页。

[⑤]：《论十大关系》，《著作选读》下册，第726页。

[⑥]：《关于党过度时期的总路线》，《著作选读》下册，第705页。

[⑦]：《论十大关系》，《著作选读》下册，第728页。

[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作选读》下册，第791页。

[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合订本，第33页。

[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合订本，第34页。

[1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合订本，第35页。

[12]《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240页。

[13]《文集》第2卷，第168-169页。

[14]《文集》第6卷，第458页。

[15]《文集》第2卷，第169页。

[16]参见章海山：《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488页。

[17]：《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选集》合订本，第95页。

[18]同上。

[19]同上，第96页。

[20]：《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书信选集》，第239页。

[21]：《论联合政府》。

[22]：《新民主主义论》。

[23]：《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

[2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第864页。

[25]同上，第864页。

[26]同上，第866页。

[27]：《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选集》合订本，第1317页。

[28]：《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选集》合订本，第93页。

[29]：《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选集》合订本，第93页。。

[30]《文集》第8卷，第130页。

[31]《文集》第6卷，第437页。

[32]《文集》第8卷，第11页。

[33]R&#8226;特里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528页。

[3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第？页。

[35]：《论联合政府》。

[36]《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766页。

[37]吴忠民：《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38]吴忠民：《社会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