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益范文10篇

农民收益范文篇1

关键词：农民收益权；家庭承包经营权；税费改革

一、我国农民收益现状

我国农村承包经营权制度在收益分配问题上，最初确立的原则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明确了农民对剩余收益的索取权，曾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自己的收入，使农民最先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但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1986年完成了撤销、改为乡镇政府的农村组织体制改革，成立了7万个有自己独立财政利益和相应税收权利的基层政府。他们都有工业化、现代化的冲动，都会参照中央政府改革前的制度经验，在占有资源和从农业提取剩余的制度安排上，必然形成“路径依赖”；二是1984年国家实行财政分级承包，使大多数乡级财政尽管不独立，但都有与上级财政的承包分成制度。1994年全国推行分税制改革，又进一步强化了各级地方财政。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虽提高了各级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但连带产生了基层机构膨胀和中央财政对地方财力汲取过多、地方财政吃紧的问题。为保证基本开支，乡镇政府必须不断增加对农民的税费征收，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现象也随之出现，农民的负担问题日益突出。

20世纪末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税费不分、费搭税车、随意扩大征收范围、税费平均摊派的现象，简化了税费征收程序，实现了“一道税、一口清”；建立了“一事一议”制度，规范了乡村两极各种集资、义务工，确实使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减轻，得到了农民的拥护。但在现实生活中，税费改革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农民的负担虽然减轻了一些，但农民仍然没有富裕起来，种地还是不赚钱，土地依然只是一种生活的保障而不是生产工具；其次，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叫苦，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难以维持。税改前主要依靠三提五统及其摊派、收费而运转的事业，如教育、公共设施建设，在税改后收入源减少，又没有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去补缺，因此乡镇干部普遍反映经费紧张。此外，基层政府机构改革、人员精简仍做得很不够，不少地方的乡镇政府机构还是叠床架屋，吃饭拿钱的人多，干活做事的人少。为维系公共事业的运作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开支，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在某些地区又死灰复燃。因此，单纯的税费改革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益问题，农民的收益权得不到体现就无力对土地进行投入，也提不起种地的积极性，因此农民的收益权问题应当成为今后农地法律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

二、改善我国农民收益现状的对策

既然单纯的税费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益问题，我们就应该找到导致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并思索解决对策。本文认为，导致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有三个：一是农民负担重；二是基层政府机构臃肿和国家财税体制不合理；三是农民数量过多。为此，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农民的收益问题：

(一)取消一切税费，回报农民。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可以停下来，不必搞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怎么改的问题，而是一定要取消农民负担。首先，这是我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发达国家(如法国)每年向农民人均补贴4万元人民币以上；不发达的国家(如印度)不找农民要负担，还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如果我们的农民每年要交上几千亿元的负担，怎么参与国际竞争呢?世界上仅有我国和越南找农民要钱。其次，我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15%，却要养活70%的人口，再承担广大农村的公共品安排已经是不可持续了，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再次，按照温铁军的观点，农民的土地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没有那么一种经济学认为社保资料应该纳税。最后，按照国际惯例，我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渐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

(二)精简基层政府机构和人员，改革国家财税体制。目前，我国农村的管理体制由三部分组成：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乡(镇)政府由乡政府、党委、纪检、人大、政协、武装部六套班子组成，村委会一般由村长、书记、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几个部门组成。其中，全国有乡镇政府4.8万个，村委会有80万个，村民小组有520万个，有些地方还在乡镇与村之间成立了若干个“工作委员会”作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分别管理若干个村的治安、党务、计划生育等事务。根据国家统计局等11部委对全国1，030个有代表性的小城镇的抽样调查，小城镇党委政府的内设机构和县(市)级部门的派出机构一般都在30～40个，其中前者平均每镇为16个，干部总人数平均为158名，远超出40～60名的编制人数，后者平均每镇为19个，干部总人数平均为290名。可见，乡镇机构林立，人员严重超编。而这些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来源于农民和土地，近年来农民负担的加重与地方党政组织和下设部门不断膨胀的开支需求有很大关系。取消农民的一切税费后，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但农村的义务教育还要搞，医疗卫生、公共设施建设等事业还要进行，农民减轻的负担转由国家承担，确切地说，是由各级地方政府负担，这样就会出现地方财政吃紧、经费不足的现象。为保障地方政府的开支，一方面需精简基层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以减少开支；另一方面需改革国家财税体制，减少中央财政对地方财力的汲取，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需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

(三)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太少一方面源于农民负担太重；另一方面源于农民数量太多。因为农业所产生的单位附加值本来就比较低，再被巨大的分母一除，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分摊到每个农民的只能是寥寥一杯羹。因此，单纯的税费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益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减少农民的数量。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于是有学者提出，“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三农’范围，即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民论农村，根本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因此，城乡分立二元社会结构的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提高农民收益的前提，否则任何提高农民收益的措施都不会收到太大成效。

整理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农民收益范文篇2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新年伊始，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2、输出基础原理。一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一种扩大的“出口”需求理论，也是目前东西部合作中从事产品、服务开发的重要手段。央视告诉我们：浙江义乌有一位二十多岁男士，与姐弟三人，在新疆做葡萄干生意，一年收购一万吨，在当地加工后，直送义乌，包了华东六省的销售，很受新疆和华东地区欢迎。

3、发展增长极。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性产业部门，而这些行业和部门通常在大城市中心。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选准增长极，集中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使它迅速发展，而且可以间接地推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增长极具有对可辐射地区的行业和部门的支配效应、地域更广的函数效应和不断深入的极化效应及不断扩张的扩张效应。时至今日，世上许许多多地区经济和经济中心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通常，如果开发新疆，很可能选择乌鲁木齐的优质商品棉、牧畜、奶、羊毛、山羊绒等，吐鲁番的葡萄等。对当地来说，这些行业就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品牌，他们具有别的产品、服务所不可能具备的推动力，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梯度推移．．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梯度是以新产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和新组织方法等为标志的。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这些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论持有异议，认为反梯度推移也可。有的则直接谓之优区位开发思路、改革开放多年来，西部省区以及东部省市的某些区域的开发，都带有这个痕迹。

5、亚罗素竞租函数．．各种活动的区位决定于各种活动昕能支付的地租．．如商业，其使用地一般都靠近市中心，在西部的一些地、州、县区域，目前还有不少可以投入的空问，这为东部投资者准备了很好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区域，虽然目前未成币场，但按市场发展趋势和走向看，应该是投入产出最佳区间，有识之士万万不可忽略。

6、廖什的市场区位．．找出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这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受人重视的思路之一。产生利润的因素很多，就影响利润的因素而言，就有营销格局、市场细分、各种费用、各种管理、各种零配件，还有人气指数、周边环境等等。认定这一理论的投资者、经营者，会把创造力和智慧留给那些与企业共生命者。深圳等特区曾经无形中走了这条路西部农村开发中必须重视这个原则。

7、韦伯的工业区位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其中起决定使用的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聚集作用。一般情况下，在廖什的理论被应用之后，韦伯的理论往往缺少更多的说服力。但是，在中西部开发中，韦伯的理论在许多区域还足很适用的。

以上数种理论，在企业家、经营者、厂长、经理的培训班里讲了不知多少遍_r，数十上百的专著传了好几代，有的著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一些地方也在不自觉地推行一些与这些著作相仿的措施，并获得成功。西部开发，是个大区域开发，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来一个十分认真逐步到位的根本调整。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大体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产品结构

农村经济向来以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推出了许多新的做法、新的思路。报刊上已有不少刊载。今年1月7日的经济El报，登了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现江西省委书记盂建柱的一篇文章，题为“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文章不长，要点明晰，建议诸位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在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应花力气开发非农产业。愚以为，能否抓住|二个要点：

1、大抓非农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从类型上讲，应是开发和发展各类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空间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地面、地下、水面、水下、空间等多维存在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地域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国内及国外各种有市场前景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经营角度讲，应开发和发展独立与合资合作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从资本投入上讲，应开发和发展“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皆有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等等。所有产品和服务均须合法。

2、大抓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大项目是形成产业的基础，一旦大项目建成，产品』市，市场繁荣，区域活跃，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抓建设离不开大项目。建国初期，我们就抓了数以百计的大项目计划经济时期，各省到中央开计划会议，也争着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大项目，一直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关注的焦点。当然，今大“争”项目，和当初“配”项目有许多不同。但是，·个地区要发展，没有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是极困难的。

3、大抓龙头企业的开发和发展在中、西部省区，除了少数大项目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小项目及承担其各种任务的中小企业开发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就要在开发计划立项之时就考虑如何优选龙头企业，如何扶持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办起来，办活、办好、办出实效。政府应该与企业的行为分开，但他必须关注它的方向和走势，提出必要的信号和警示。世界上成功的企业，一方面是自由地竞争在开发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它的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在非常巧妙、非常有效地调节所有企业的竞争行为，政府永远做着市场所无法做的工作。而这些除了政府之外，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担当的。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重视：应该在一定区域建立一个市场。这是搞活企业，同时搞活地方经济的重要办法，也是促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必要措施。

三、改造和优化就业结构大力拓宽农民增加收

入的渠道。初步形成中国农村的基本职业队伍农民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是相互影响、互起作用的一对矛盾。调整农民和农村经济结构，必须从就业结构上做文章。总体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村居住者总数中的比例，拓宽农民离农而去生产经营非农产业，提高投入产出边际效益。具体讲：一是部分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当地区域日益下降的边际效益。在一段时间以后，其中部分人可以继续在外工作，将所赚利润送回家乡，或消费或投资。另一些人则可携带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回家办非农产业，形成家乡经济的一个新生长点。二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农村尚有许多非农产业开发之地，比如有一些地方可以发展秆，种草养畜；有些矿山己近暮年，地上可种经济林木；还有些地方有水有草，可开展休闲旅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其附加值。同时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寻求农民增收渠道，探索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必须高度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城市中设了几根“线”，为的是保障最困难者充满信心生活下去。农村呢，更应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的办法有不少：(1)运用提高边际效益的道理，减少整体农民人数。在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农民收入提高；(2)提高全部农业投入产出率；(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防害之力，从而提高丰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4)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增强务农实际面积，提高整体农民总收益，增加农民收入；(5)改善社区全体住户的消费，刺激生产和投资；(6)提高社区住户的投资水平，促成不间断的后续消费的增长；(7)区域外对区域的投资和消费的有效提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走势；(8)大区域(指省和中央部委)和世界上科技及管理的发展，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行为，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展开。针对上述改革目标，这些政策可以有如下考虑：

1、提出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新产业的政策

在积极开拓农村可利用资源过程中。一些本来未能应用和一些已在应用资源，可以被开发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吸引新劳力。如矸石、尾矿的开发和利用，职工回乡后可以组织专业队伍承包本地和外地乃至国外的一些隧道、桥涵开挖等项目，剩余土地则可以置换、拍卖，山边坡崖可种经济林木，栽苗种果种草，等等，政府都应给予政策支持，明文规定。

在农民离土离乡自由择业的过程中，政策也要始终相伴。如自由择业，户口迁移，税收和租赁管理费的计量以及办理新业执照等，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2、提出激励农民积极消费的政策

有的专家提出，目前我国出现了“双过剩”(即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情况，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用政策激励农民积极花钱，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购买投资项目。我赞成这个意见。我认为，在消费投资当中，政府有必要适时为农民顾客提出新产品、新服务的相关知识，提供一个限期内实行试验性消费的资本保护，并且，要把这种对顾客的利益保护，看作政府为营建理想市场，伸出看得见的手与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一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必要措施。在投资消费中，政府更应该运作可以运作的工具，如价格、税率、汇率、利率、期股等，为农民顾客提供尽可能齐全的市场信息，以便顾客及时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顾客多一次正确的选择，就是对政府多一次正确的认定。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的独到之处，人民政府是与人民一条心的。

3、提出对农民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费的政策

中国的改革成果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无人不晓。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农民是税费负担最重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过，一个税，一个费，实在太重，压得农民很苦，要想方设法改变。随后，全国就有了较系统的减税、费改税和减费的一些探索。经济日报在：今年1月14日10版头条登了一篇赵登华先生的文章，题为“减税政策是否可行”，罗列了理论界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减税当行和减税慎行各六个理由。以愚所见，慎行之中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减税空间不大，在现阶段经济和税收环境下不宜实行减税这两条似应更多考虑，其它都是可以说明白的。而当行的六条看来都较有理。特别是近年来税收超常增长，减税并非意味着减收，可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主要税种如增值税率太高，减税已是当今国际潮流，目前又是减税的最好时机，而农民收入基础本身低下，税负过重，应该认真、严肃考虑减税。

征收各种费用，也是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报载，河南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2001年向乡镇企业收费高达3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17．7％。有的地方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收费项目越来越多。安阳市，对个体经济进行管理的部门有23个，仅就商业饮食业言，开业前需办理的证明17种，涉及13个职能部门，除交税、证照费外，还交l3项费用。(经济日报2002年1月9日)山东高唐县政府，奉行“少干预，多服务；少设卡，多铺路”，“企业内部的事厂长、经理管，企业外部的事书记、县长管”。以时风为例，1993年以来，新建的1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涉及征地、供水、供电、通路、通讯等问题，均是由县组织协调，一路绿灯，禁绝职能部门“吃拿卡要”，老总说“时风速度”借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东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高唐县九年如一日，力克收费风，办事出效率，应该多说说，多学学。

4、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农村的分配制度更是如此。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多予、少取、放活”，让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1)让农民乐于从事非农产业，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政策。要让非农产业成为致富之路。(2)让农民乐于投资，形成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同样也要有相应的政策。(3)发展有农民入股入伙的民营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这也要制定分配政策。(4)开发与外资合资合作经济，这是一条特别值得重视的致富之路。这也要有政策规定。(5)农民的一切有市场需求的合法的生产、服务活动都应该作为重要的收入之源。(6)农民从事智能贡献、创造性劳动和技术管理付出，都要被看作致富之路，作明文规定。在总的分配制度中，农民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性贡献，都应该由政策确保其应得利益。浙江省是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学习的榜样。2000年，浙江省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5，财政收入的2／3和农民纯收入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浙江省的乡镇企业整体上己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正是由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自由竞争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才日甚一日地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不仅农民，几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职工，包括经济学家、教授、学者都纷纷前往，看一看、听一听、比一比、想一想，受一些教育，多一些思考，想一些办法，出一点思路，为各地的经济再腾飞再做贡献。

5、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

今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探索城镇化道路’。“探索城镇化道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他说，城镇化是农民致富之路，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是农民成为社会人之路，是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人之路，也是中国农民现阶段贡献积极性、创造性和个人智慧之路。这五路之说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来，这里不去谈了。作为政策，应该保证城镇化的逐步落实，但其要点仍是确保农民收入增加，活得愉快。在城镇化的探索之中，“农转非”是一个理应敏感的问题，但河南省的调查却令人吃惊。报刊透露：1999年这个省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县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2001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但实践效果不好。1999年15个市县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1／3。另外一些省市的试点也反映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吾以为有几点必须意向分明，言之凿凿：

一是明确规定各地区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推进城镇化。要敢于调查研究，把有用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一并总结提出，以引起政府、市场中介和专家的重视。各地区要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机构，召开专门的会议，布置、研究和落实。

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城镇赚不到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不发达。至今一些地区的城镇依然是“沿路一条街，沿河一条边”的落后景象。河南的农民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镇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不顶喝!必须改变这个状况，努力创造一些条件，在信贷提供和减少对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税费负担上再作些文章。

三是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小城镇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这既是城镇化的基础工作，又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当前必须系统地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要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让农民真正感到他在城镇能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四是城镇化户籍改革宣传要到位。贯彻要彻底，不要让农民前怕狼后怕虎。要让农民觉得前进了生机盎然，即使失败仍然还有许多机会等你去闯。

五是要以县域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这是浙江省的重要经验。在较大区域中，一般的平面铺开效果不好，必须选择重点，大力推行。一旦成功，经过总结即可推广。这一点可能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西部的许多区域必须反复思考、认真决策并付诸实践的。

6、提出若干重要的非农产业的进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

这是面向全社会的服务，但作为农民，可以在政策上获得一些一一定时限的特殊优惠。粗略梳理，大致有旅游业、服务业、出国工程业务承包、特色工艺、山区手艺、传统技艺、绿色工业、城镇工业和花卉产业，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今Et始。但作为农民改行进入，则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如知识宣传、一般技术的操作、国内信息来源、市场竞争阅览、伎术、管理的独创等，都应由政府作出明文的政策规定，提出准确的信息。规定农民在若干年内享受一些进入成本优惠。

7、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和农民的信贷支持的政策

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国际上有大致几十种的划分，从最简单的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部门、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直到较为复杂的几种分类。但不管何种分类，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观、农民的变富至今仍是最为困难的。“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三农”恰洽又是解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三农”有许多困难要解决，有许多本来并不太高的目标需要考虑，但这一切都在定政策、下措施时打了折扣，因此，“三农”至今仍是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放手发展之后突然被人们发现了：农村基层设施太差，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信贷支持太少，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界和区域经济发展范围内，怕是老问题，不必多说，这里只谈三点，希望给出政策：

(1)对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组织提供信贷担保。农民投资兴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就未能获得信用担保基金足够的支持。中小企业是农村经济和农民发展的根本，必须得到真正的支持。浙江经济就是由民营经济撑起来的，值得再去学学。

(2)对农民的个人投资和自然人资金运作给予信贷担保。农民中敢于组织企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从人数上二讲总还是少数，必须对农民的自然人行为给予足够支持。做法上可以参考对农民的经济组织的政策，应该让农民通过各种方法真正富足起来。“藏富于民”，力量就在民间，人民政府要做的是调查、归类、出策、引导、指点、总结和表彰，而不要人云亦云。

(3)鼓励农民实施金融消费。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在世界缓慢的推移中一支独秀，大约可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上海的趋势大约仍是两位数的增速。当然，在这一年经济发展中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又过剩”仍将是个压力，出口也将收到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面积，在中国都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区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出台，其中，金融方面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促使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戴相龙行长1月15日在京指出：今年央行将做好七件事。其中三件我以为特别有益于“三农”。一是货币信贷预期目标：M，增长13％左右，M增长13％左右，现金Mo投放不超过1500亿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以上。这与2001年的运作相比是得当的。二是提高中央银行对宏观金融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控制货币供应量。三是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此外，增强信贷资金营销观念，提出增强营销观念，主动培养和选择客户，积极开拓信贷市场。

从农村调查看，新一年需要的金融支持很多，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二是适当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新的政策走势是对的。希望政府及时总结各地区的一些有益尝试和成功经验，然后上升为政策和规范，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公务员之家:

8、建立一个专项资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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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新年伊始，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2、输出基础原理。一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一种扩大的“出口”需求理论，也是目前东西部合作中从事产品、服务开发的重要手段。央视告诉我们：浙江义乌有一位二十多岁男士，与姐弟三人，在新疆做葡萄干生意，一年收购一万吨，在当地加工后，直送义乌，包了华东六省的销售，很受新疆和华东地区欢迎。

3、发展增长极。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性产业部门，而这些行业和部门通常在大城市中心。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选准增长极，集中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使它迅速发展，而且可以间接地推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增长极具有对可辐射地区的行业和部门的支配效应、地域更广的函数效应和不断深入的极化效应及不断扩张的扩张效应。时至今日，世上许许多多地区经济和经济中心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通常，如果开发新疆，很可能选择乌鲁木齐的优质商品棉、牧畜、奶、羊毛、山羊绒等，吐鲁番的葡萄等。对当地来说，这些行业就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品牌，他们具有别的产品、服务所不可能具备的推动力，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梯度推移．．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梯度是以新产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和新组织方法等为标志的。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这些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论持有异议，认为反梯度推移也可。有的则直接谓之优区位开发思路、改革开放多年来，西部省区以及东部省市的某些区域的开发，都带有这个痕迹。

5、亚罗素竞租函数．．各种活动的区位决定于各种活动昕能支付的地租．．如商业，其使用地一般都靠近市中心，在西部的一些地、州、县区域，目前还有不少可以投入的空问，这为东部投资者准备了很好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区域，虽然目前未成币场，但按市场发展趋势和走向看，应该是投入产出最佳区间，有识之士万万不可忽略。

6、廖什的市场区位．．找出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这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受人重视的思路之一。产生利润的因素很多，就影响利润的因素而言，就有营销格局、市场细分、各种费用、各种管理、各种零配件，还有人气指数、周边环境等等。认定这一理论的投资者、经营者，会把创造力和智慧留给那些与企业共生命者。深圳等特区曾经无形中走了这条路西部农村开发中必须重视这个原则。

7、韦伯的工业区位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其中起决定使用的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聚集作用。一般情况下，在廖什的理论被应用之后，韦伯的理论往往缺少更多的说服力。但是，在中西部开发中，韦伯的理论在许多区域还足很适用的。

以上数种理论，在企业家、经营者、厂长、经理的培训班里讲了不知多少遍_r，数十上百的专著传了好几代，有的著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一些地方也在不自觉地推行一些与这些著作相仿的措施，并获得成功。西部开发，是个大区域开发，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来一个十分认真逐步到位的根本调整。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大体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产品结构

农村经济向来以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推出了许多新的做法、新的思路。报刊上已有不少刊载。今年1月7日的经济El报，登了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现江西省委书记盂建柱的一篇文章，题为“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文章不长，要点明晰，建议诸位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在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应花力气开发非农产业。愚以为，能否抓住|二个要点：

1、大抓非农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从类型上讲，应是开发和发展各类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空间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地面、地下、水面、水下、空间等多维存在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地域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国内及国外各种有市场前景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经营角度讲，应开发和发展独立与合资合作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从资本投入上讲，应开发和发展“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皆有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等等。所有产品和服务均须合法。

2、大抓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大项目是形成产业的基础，一旦大项目建成，产品』市，市场繁荣，区域活跃，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抓建设离不开大项目。建国初期，我们就抓了数以百计的大项目计划经济时期，各省到中央开计划会议，也争着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大项目，一直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关注的焦点。当然，今大“争”项目，和当初“配”项目有许多不同。但是，·个地区要发展，没有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是极困难的。

3、大抓龙头企业的开发和发展在中、西部省区，除了少数大项目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小项}j及承担其各种任务的中小企业开发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就要在开发计划立项之时就考虑如何优选龙头企业，如何扶持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办起来，办活、办好、办出实效。政府应该与企业的行为分开，但他必须关注它的方向和走势，提出必要的信号和警示。世界上成功的企业，一方面是自由地竞争在开发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它的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在非常巧妙、非常有效地调节所有企业的竞争行为，政府永远做着市场所无法做的工作。而这些除了政府之外，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担当的。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重视：应该在一定区域建立一个市场。这是搞活企业，同时搞活地方经济的重要办法，也是促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必要措施。

三、改造和优化就业结构大力拓宽农民增加收

入的渠道。初步形成中国农村的基本职业队伍农民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是相互影响、互起作用的一对矛盾。调整农民和农村经济结构，必须从就业结构上做文章。总体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村居住者总数中的比例，拓宽农民离农而去生产经营非农产业，提高投入产出边际效益。具体讲：一是部分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当地区域日益下降的边际效益。在一段时间以后，其中部分人可以继续在外工作，将所赚利润送回家乡，或消费或投资。另一些人则可携带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回家办非农产业，形成家乡经济的一个新生长点。二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农村尚有许多非农产业开发之地，比如有一些地方可以发展秆，种草养畜；有些矿山己近暮年，地上可种经济林木；还有些地方有水有草，可开展休闲旅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其附加值。同时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寻求农民增收渠道，探索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必须高度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城市中设了几根“线”，为的是保障最困难者充满信心生活下去。农村呢，更应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的办法有不少：(1)运用提高边际效益的道理，减少整体农民人数。在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农民收入提高；(2)提高全部农业投入产出率；(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防害之力，从而提高丰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4)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增强务农实际面积，提高整体农民总收益，增加农民收入；(5)改善社区全体住户的消费，刺激生产和投资；(6)提高社区住户的投资水平，促成不间断的后续消费的增长；(7)区域外对区域的投资和消费的有效提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走势；(8)大区域(指省和中央部委)和世界上科技及管理的发展，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行为，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展开。针对上述改革目标，这些政策可以有如下考虑：

1、提出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新产业的政策

在积极开拓农村可利用资源过程中。一些本来未能应用和一些已在应用资源，可以被开发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吸引新劳力。如矸石、尾矿的开发和利用，职工回乡后可以组织专业队伍承包本地和外地乃至国外的一些隧道、桥涵开挖等项目，剩余土地则可以置换、拍卖，山边坡崖可种经济林木，栽苗种果种草，等等，政府都应给予政策支持，明文规定。

在农民离土离乡自由择业的过程中，政策也要始终相伴。如自由择业，户口迁移，税收和租赁管理费的计量以及办理新业执照等，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2、提出激励农民积极消费的政策

有的专家提出，目前我国出现了“双过剩”(即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情况，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用政策激励农民积极花钱，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购买投资项目。我赞成这个意见。我认为，在消费投资当中，政府有必要适时为农民顾客提出新产品、新服务的相关知识，提供一个限期内实行试验性消费的资本保护，并且，要把这种对顾客的利益保护，看作政府为营建理想市场，伸出看得见的手与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一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必要措施。在投资消费中，政府更应该运作可以运作的工具，如价格、税率、汇率、利率、期股等，为农民顾客提供尽可能齐全的市场信息，以便顾客及时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顾客多一次正确的选择，就是对政府多一次正确的认定。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的独到之处，人民政府是与人民一条心的。

3、提出对农民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费的政策

中国的改革成果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无人不晓。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农民是税费负担最重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过，一个税，一个费，实在太重，压得农民很苦，要想方设法改变。随后，全国就有了较系统的减税、费改税和减费的一些探索。经济日报在：今年1月14日10版头条登了一篇赵登华先生的文章，题为“减税政策是否可行”，罗列了理论界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减税当行和减税慎行各六个理由。以愚所见，慎行之中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减税空间不大，在现阶段经济和税收环境下不宜实行减税这两条似应更多考虑，其它都是可以说明白的。而当行的六条看来都较有理。特别是近年来税收超常增长，减税并非意味着减收，可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主要税种如增值税率太高，减税已是当今国际潮流，目前又是减税的最好时机，而农民收入基础本身低下，税负过重，应该认真、严肃考虑减税。公务员之家

征收各种费用，也是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报载，河南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2001年向乡镇企业收费高达3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17．7％。有的地方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收费项目越来越多。安阳市，对个体经济进行管理的部门有23个，仅就商业饮食业言，开业前需办理的证明17种，涉及13个职能部门，除交税、证照费外，还交l3项费用。(经济日报2002年1月9日)山东高唐县政府，奉行“少干预，多服务；少设卡，多铺路”，“企业内部的事厂长、经理管，企业外部的事书记、县长管”。以时风为例，1993年以来，新建的1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涉及征地、供水、供电、通路、通讯等问题，均是由县组织协调，一路绿灯，禁绝职能部门“吃拿卡要”，老总说“时风速度”借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东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高唐县九年如一日，力克收费风，办事出效率，应该多说说，多学学。

4、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农村的分配制度更是如此。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多予、少取、放活”，让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1)让农民乐于从事非农产业，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政策。要让非农产业成为致富之路。(2)让农民乐于投资，形成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同样也要有相应的政策。(3)发展有农民入股入伙的民营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这也要制定分配政策。(4)开发与外资合资合作经济，这是一条特别值得重视的致富之路。这也要有政策规定。(5)农民的一切有市场需求的合法的生产、服务活动都应该作为重要的收入之源。(6)农民从事智能贡献、创造性劳动和技术管理付出，都要被看作致富之路，作明文规定。在总的分配制度中，农民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性贡献，都应该由政策确保其应得利益。浙江省是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学习的榜样。2000年，浙江省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5，财政收入的2／3和农民纯收入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浙江省的乡镇企业整体上己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正是由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自由竞争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才日甚一日地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不仅农民，几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职工，包括经济学家、教授、学者都纷纷前往，看一看、听一听、比一比、想一想，受一些教育，多一些思考，想一些办法，出一点思路，为各地的经济再腾飞再做贡献。

5、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

今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探索城镇化道路’。“探索城镇化道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他说，城镇化是农民致富之路，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是农民成为社会人之路，是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人之路，也是中国农民现阶段贡献积极性、创造性和个人智慧之路。这五路之说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来，这里不去谈了。作为政策，应该保证城镇化的逐步落实，但其要点仍是确保农民收入增加，活得愉快。在城镇化的探索之中，“农转非”是一个理应敏感的问题，但河南省的调查却令人吃惊。报刊透露：1999年这个省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县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2001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但实践效果不好。1999年15个市县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1／3。另外一些省市的试点也反映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吾以为有几点必须意向分明，言之凿凿：

一是明确规定各地区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推进城镇化。要敢于调查研究，把有用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一并总结提出，以引起政府、市场中介和专家的重视。各地区要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机构，召开专门的会议，布置、研究和落实。

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城镇赚不到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不发达。至今一些地区的城镇依然是“沿路一条街，沿河一条边”的落后景象。河南的农民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镇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不顶喝!必须改变这个状况，努力创造一些条件，在信贷提供和减少对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税费负担上再作些文章。

三是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小城镇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这既是城镇化的基础工作，又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当前必须系统地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要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让农民真正感到他在城镇能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四是城镇化户籍改革宣传要到位。贯彻要彻底，不要让农民前怕狼后怕虎。要让农民觉得前进了生机盎然，即使失败仍然还有许多机会等你去闯。

五是要以县域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这是浙江省的重要经验。在较大区域中，一般的平面铺开效果不好，必须选择重点，大力推行。一旦成功，经过总结即可推广。这一点可能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西部的许多区域必须反复思考、认真决策并付诸实践的。

6、提出若干重要的非农产业的进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

这是面向全社会的服务，但作为农民，可以在政策上获得一些一一定时限的特殊优惠。粗略梳理，大致有旅游业、服务业、出国工程业务承包、特色工艺、山区手艺、传统技艺、绿色工业、城镇工业和花卉产业，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今Et始。但作为农民改行进入，则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如知识宣传、一般技术的操作、国内信息来源、市场竞争阅览、伎术、管理的独创等，都应由政府作出明文的政策规定，提出准确的信息。规定农民在若干年内享受一些进入成本优惠

7、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和农民的信贷支持的政策

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国际上有大致几十种的划分，从最简单的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部门、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直到较为复杂的几种分类。但不管何种分类，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观、农民的变富至今仍是最为困难的。“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三农”恰洽又是解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三农”有许多困难要解决，有许多本来并不太高的目标需要考虑，但这一切都在定政策、下措施时打了折扣，因此，“三农”至今仍是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放手发展之后突然被人们发现了：农村基层设施太差，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信贷支持太少，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界和区域经济发展范围内，怕是老问题，不必多说，这里只谈三点，希望给出政策：

(1)对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组织提供信贷担保。农民投资兴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就未能获得信用担保基金足够的支持。中小企业是农村经济和农民发展的根本，必须得到真正的支持。浙江经济就是由民营经济撑起来的，值得再去学学。

(2)对农民的个人投资和自然人资金运作给予信贷担保。农民中敢于组织企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从人数上二讲总还是少数，必须对农民的自然人行为给予足够支持。做法上可以参考对农民的经济组织的政策，应该让农民通过各种方法真正富足起来。“藏富于民”，力量就在民间，人民政府要做的是调查、归类、出策、引导、指点、总结和表彰，而不要人云亦云。

(3)鼓励农民实施金融消费。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在世界缓慢的推移中一支独秀，大约可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上海的趋势大约仍是两位数的增速。当然，在这一年经济发展中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又过剩”仍将是个压力，出口也将收到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面积，在中国都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区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出台，其中，金融方面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促使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戴相龙行长1月15日在京指出：今年央行将做好七件事。其中三件我以为特别有益于“三农”。一是货币信贷预期目标：M，增长13％左右，M增长13％左右，现金Mo投放不超过1500亿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以上。这与2001年的运作相比是得当的。二是提高中央银行对宏观金融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控制货币供应量。三是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此外，增强信贷资金营销观念，提出增强营销观念，主动培养和选择客户，积极开拓信贷市场。

从农村调查看，新一年需要的金融支持很多，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二是适当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新的政策走势是对的。希望政府及时总结各地区的一些有益尝试和成功经验，然后上升为政策和规范，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8、建立一个专项资金政策

农民收益范文篇4

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益

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2、输出基础原理。一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一种扩大的“出口”需求理论，也是目前东西部合作中从事产品、服务开发的重要手段。央视告诉我们：浙江义乌有一位二十多岁男士，与姐弟三人，在新疆做葡萄干生意，一年收购一万吨，在当地加工后，直送义乌，包了华东六省的销售，很受新疆和华东地区欢迎。

3、发展增长极。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性产业部门，而这些行业和部门通常在大城市中心。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选准增长极，集中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使它迅速发展，而且可以间接地推动其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原因在于：增长极具有对可辐射地区的行业和部门的支配效应、地域更广的函数效应和不断深入的极化效应及不断扩张的扩张效应。时至今日，世上许许多多地区经济和经济中心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通常，如果开发新疆，很可能选择乌鲁木齐的优质商品棉、牧畜、奶、羊毛、山羊绒等，吐鲁番的葡萄等。对当地来说，这些行业就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品牌，他们具有别的产品、服务所不可能具备的推动力，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梯度推移．．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区域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梯度是以新产品、新产业、新技术、新管理和新组织方法等为标志的。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这些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论持有异议，认为反梯度推移也可。有的则直接谓之优区位开发思路、改革开放多年来，西部省区以及东部省市的某些区域的开发，都带有这个痕迹。

5、亚罗素竞租函数．．各种活动的区位决定于各种活动昕能支付的地租．．如商业，其使用地一般都靠近市中心，在西部的一些地、州、县区域，目前还有不少可以投入的空问，这为东部投资者准备了很好的机会。而在另一些区域，虽然目前未成币场，但按市场发展趋势和走向看，应该是投入产出最佳区间，有识之士万万不可忽略。

6、廖什的市场区位．．找出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这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受人重视的思路之一。产生利润的因素很多，就影响利润的因素而言，就有营销格局、市场细分、各种费用、各种管理、各种零配件，还有人气指数、周边环境等等。认定这一理论的投资者、经营者，会把创造力和智慧留给那些与企业共生命者。深圳等特区曾经无形中走了这条路西部农村开发中必须重视这个原则。

7、韦伯的工业区位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其中起决定使用的运输费用、劳动力费用和聚集作用。一般情况下，在廖什的理论被应用之后，韦伯的理论往往缺少更多的说服力。但是，在中西部开发中，韦伯的理论在许多区域还足很适用的。

以上数种理论，在企业家、经营者、厂长、经理的培训班里讲了不知多少遍_r，数十上百的专著传了好几代，有的著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一些地方也在不自觉地推行一些与这些著作相仿的措施，并获得成功。西部开发，是个大区域开发，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来一个十分认真逐步到位的根本调整。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大体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产品结构

农村经济向来以农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推出了许多新的做法、新的思路。报刊上已有不少刊载。今年1月7日的经济El报，登了原上海市委副书记、现江西省委书记盂建柱的一篇文章，题为“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文章不长，要点明晰，建议诸位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在实践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应花力气开发非农产业。愚以为，能否抓住二个要点：

1、大抓非农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从类型上讲，应是开发和发展各类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空间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地面、地下、水面、水下、空间等多维存在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地域上讲，应开发和发展国内及国外各种有市场前景的非农产品和服务；从经营角度讲，应开发和发展独立与合资合作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从资本投入上讲，应开发和发展“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皆有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等等。所有产品和服务均须合法。

2、大抓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大项目是形成产业的基础，一旦大项目建成，产品』市，市场繁荣，区域活跃，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抓建设离不开大项目。建国初期，我们就抓了数以百计的大项目计划经济时期，各省到中央开计划会议，也争着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不管行情怎么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大项目，一直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关注的焦点。当然，今大“争”项目，和当初“配”项目有许多不同。但是，·个地区要发展，没有大项目的开发和发展，是极困难的。

3、大抓龙头企业的开发和发展在中、西部省区，除了少数大项目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小项目及承担其各种任务的中小企业开发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就要在开发计划立项之时就考虑如何优选龙头企业，如何扶持龙头企业，把龙头企业办起来，办活、办好、办出实效。政府应该与企业的行为分开，但他必须关注它的方向和走势，提出必要的信号和警示。世界上成功的企业，一方面是自由地竞争在开发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它的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在非常巧妙、非常有效地调节所有企业的竞争行为，政府永远做着市场所无法做的工作。而这些除了政府之外，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担当的。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重视：应该在一定区域建立一个市场。这是搞活企业，同时搞活地方经济的重要办法，也是促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必要措施。

三、改造和优化就业结构大力拓宽农民增加收

入的渠道。初步形成中国农村的基本职业队伍农民就业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是相互影响、互起作用的一对矛盾。调整农民和农村经济结构，必须从就业结构上做文章。总体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村居住者总数中的比例，拓宽农民离农而去生产经营非农产业，提高投入产出边际效益。具体讲：一是部分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当地区域日益下降的边际效益。在一段时间以后，其中部分人可以继续在外工作，将所赚利润送回家乡，或消费或投资。另一些人则可携带资金、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回家办非农产业，形成家乡经济的一个新生长点。二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农村尚有许多非农产业开发之地，比如有一些地方可以发展秆，种草养畜；有些矿山己近暮年，地上可种经济林木；还有些地方有水有草，可开展休闲旅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其附加值。同时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寻求农民增收渠道，探索城镇化道路。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必须高度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城市中设了几根“线”，为的是保障最困难者充满信心生活下去。农村呢，更应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的办法有不少：(1)运用提高边际效益的道理，减少整体农民人数。在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农民收入提高；(2)提高全部农业投入产出率；(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防害之力，从而提高丰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4)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增强务农实际面积，提高整体农民总收益，增加农民收入；(5)改善社区全体住户的消费，刺激生产和投资；(6)提高社区住户的投资水平，促成不间断的后续消费的增长；(7)区域外对区域的投资和消费的有效提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走势；(8)大区域(指省和中央部委)和世界上科技及管理的发展，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行为，必须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展开。针对上述改革目标，这些政策可以有如下考虑：

1、提出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新产业的政策

在积极开拓农村可利用资源过程中。一些本来未能应用和一些已在应用资源，可以被开发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吸引新劳力。如矸石、尾矿的开发和利用，职工回乡后可以组织专业队伍承包本地和外地乃至国外的一些隧道、桥涵开挖等项目，剩余土地则可以置换、拍卖，山边坡崖可种经济林木，栽苗种果种草，等等，政府都应给予政策支持，明文规定。

在农民离土离乡自由择业的过程中，政策也要始终相伴。如自由择业，户口迁移，税收和租赁管理费的计量以及办理新业执照等，政府都应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2、提出激励农民积极消费的政策

有的专家提出，目前我国出现了“双过剩”(即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情况，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办法是用政策激励农民积极花钱，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购买投资项目。我赞成这个意见。我认为，在消费投资当中，政府有必要适时为农民顾客提出新产品、新服务的相关知识，提供一个限期内实行试验性消费的资本保护，并且，要把这种对顾客的利益保护，看作政府为营建理想市场，伸出看得见的手与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一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必要措施。在投资消费中，政府更应该运作可以运作的工具，如价格、税率、汇率、利率、期股等，为农民顾客提供尽可能齐全的市场信息，以便顾客及时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顾客多一次正确的选择，就是对政府多一次正确的认定。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的独到之处，人民政府是与人民一条心的。

3、提出对农民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费的政策

中国的改革成果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无人不晓。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农民是税费负担最重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过，一个税，一个费，实在太重，压得农民很苦，要想方设法改变。随后，全国就有了较系统的减税、费改税和减费的一些探索。经济日报在：今年1月14日10版头条登了一篇赵登华先生的文章，题为“减税政策是否可行”，罗列了理论界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减税当行和减税慎行各六个理由。以愚所见，慎行之中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减税空间不大，在现阶段经济和税收环境下不宜实行减税这两条似应更多考虑，其它都是可以说明白的。而当行的六条看来都较有理。特别是近年来税收超常增长，减税并非意味着减收，可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主要税种如增值税率太高，减税已是当今国际潮流，目前又是减税的最好时机，而农民收入基础本身低下，税负过重，应该认真、严肃考虑减税。

征收各种费用，也是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报载，河南新乡市面向乡镇企业的税外收费多达600余种，2001年向乡镇企业收费高达3亿元，与其入库税金相当，占乡镇企业总利润的17．7％。有的地方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收费项目越来越多。安阳市，对个体经济进行管理的部门有23个，仅就商业饮食业言，开业前需办理的证明17种，涉及13个职能部门，除交税、证照费外，还交l3项费用。(经济日报2002年1月9日)山东高唐县政府，奉行“少干预，多服务；少设卡，多铺路”，“企业内部的事厂长、经理管，企业外部的事书记、县长管”。以时风为例，1993年以来，新建的1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涉及征地、供水、供电、通路、通讯等问题，均是由县组织协调，一路绿灯，禁绝职能部门“吃拿卡要”，老总说“时风速度”借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东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高唐县九年如一日，力克收费风，办事出效率，应该多说说，多学学。

4、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农村的分配制度更是如此。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是“多予、少取、放活”，让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1)让农民乐于从事非农产业，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分配政策。要让非农产业成为致富之路。(2)让农民乐于投资，形成有活力的个体经济，同样也要有相应的政策。(3)发展有农民入股入伙的民营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这也要制定分配政策。(4)开发与外资合资合作经济，这是一条特别值得重视的致富之路。这也要有政策规定。(5)农民的一切有市场需求的合法的生产、服务活动都应该作为重要的收入之源。(6)农民从事智能贡献、创造性劳动和技术管理付出，都要被看作致富之路，作明文规定。在总的分配制度中，农民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性贡献，都应该由政策确保其应得利益。浙江省是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学习的榜样。2000年，浙江省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5，财政收入的2／3和农民纯收入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浙江省的乡镇企业整体上己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正是由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自由竞争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才日甚一日地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不仅农民，几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职工，包括经济学家、教授、学者都纷纷前往，看一看、听一听、比一比、想一想，受一些教育，多一些思考，想一些办法，出一点思路，为各地的经济再腾飞再做贡献。

5、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

今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探索城镇化道路’。“探索城镇化道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他说，城镇化是农民致富之路，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是农民成为社会人之路，是农民成为市场经济人之路，也是中国农民现阶段贡献积极性、创造性和个人智慧之路。这五路之说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来，这里不去谈了。作为政策，应该保证城镇化的逐步落实，但其要点仍是确保农民收入增加，活得愉快。在城镇化的探索之中，“农转非”是一个理应敏感的问题，但河南省的调查却令人吃惊。报刊透露：1999年这个省取消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在全省15个市县开展了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2001年又全面推开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允许转户人员保留宅基地和责任田等优惠政策，但实践效果不好。1999年15个市县试点镇中，申请“农转非”的只占国家计划指标的1／3。另外一些省市的试点也反映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吾以为有几点必须意向分明，言之凿凿：

一是明确规定各地区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推进城镇化。要敢于调查研究，把有用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一并总结提出，以引起政府、市场中介和专家的重视。各地区要由政府组织专门的机构，召开专门的会议，布置、研究和落实。

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城镇赚不到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不发达。至今一些地区的城镇依然是“沿路一条街，沿河一条边”的落后景象。河南的农民说：我们进城就是要挣钱)挣不到钱，城镇户口又该咋着?又不顶吃不顶喝!必须改变这个状况，努力创造一些条件，在信贷提供和减少对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税费负担上再作些文章。

三是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小城镇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这既是城镇化的基础工作，又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当前必须系统地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要营造一种公平气氛，让农民真正感到他在城镇能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四是城镇化户籍改革宣传要到位。贯彻要彻底，不要让农民前怕狼后怕虎。要让农民觉得前进了生机盎然，即使失败仍然还有许多机会等你去闯。

五是要以县域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推进城镇化。这是浙江省的重要经验。在较大区域中，一般的平面铺开效果不好，必须选择重点，大力推行。一旦成功，经过总结即可推广。这一点可能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西部的许多区域必须反复思考、认真决策并付诸实践的。

6、提出若干重要的非农产业的进入、生存和发展的政策

这是面向全社会的服务，但作为农民，可以在政策上获得一些一一定时限的特殊优惠。粗略梳理，大致有旅游业、服务业、出国工程业务承包、特色工艺、山区手艺、传统技艺、绿色工业、城镇工业和花卉产业，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并非今Et始。但作为农民改行进入，则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如知识宣传、一般技术的操作、国内信息来源、市场竞争阅览、伎术、管理的独创等，都应由政府作出明文的政策规定，提出准确的信息。规定农民在若干年内享受一些进入成本优惠。

7、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和农民的信贷支持的政策

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国际上有大致几十种的划分，从最简单的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部门、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直到较为复杂的几种分类。但不管何种分类，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观、农民的变富至今仍是最为困难的。“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三农”恰洽又是解放以来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三农”有许多困难要解决，有许多本来并不太高的目标需要考虑，但这一切都在定政策、下措施时打了折扣，因此，“三农”至今仍是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放手发展之后突然被人们发现了：农村基层设施太差，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信贷支持太少，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在农业经济界和区域经济发展范围内，怕是老问题，不必多说，这里只谈三点，希望给出政策：

(1)对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组织提供信贷担保。农民投资兴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就未能获得信用担保基金足够的支持。中小企业是农村经济和农民发展的根本，必须得到真正的支持。浙江经济就是由民营经济撑起来的，值得再去学学。

(2)对农民的个人投资和自然人资金运作给予信贷担保。农民中敢于组织企业的人越来越多，但从人数上二讲总还是少数，必须对农民的自然人行为给予足够支持。做法上可以参考对农民的经济组织的政策，应该让农民通过各种方法真正富足起来。“藏富于民”，力量就在民间，人民政府要做的是调查、归类、出策、引导、指点、总结和表彰，而不要人云亦云。

(3)鼓励农民实施金融消费。国内外经济学家分析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在世界缓慢的推移中一支独秀，大约可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上海的趋势大约仍是两位数的增速。当然，在这一年经济发展中仍有不少问题，其中“又过剩”仍将是个压力，出口也将收到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无论是人口还是地域面积，在中国都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区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出台，其中，金融方面是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监管，促使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戴相龙行长1月15日在京指出：今年央行将做好七件事。其中三件我以为特别有益于“三农”。一是货币信贷预期目标：M，增长13％左右，M增长13％左右，现金Mo投放不超过1500亿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3万亿元以上。这与2001年的运作相比是得当的。二是提高中央银行对宏观金融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控制货币供应量。三是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此外，增强信贷资金营销观念，提出增强营销观念，主动培养和选择客户，积极开拓信贷市场。公务员之家:

从农村调查看，新一年需要的金融支持很多，最突出的是两条：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二是适当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新的政策走势是对的。希望政府及时总结各地区的一些有益尝试和成功经验，然后上升为政策和规范，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8、建立一个专项资金政策

农民收益范文篇5

关键词：合作社；交易成本；合作成本；收益分配

在新乡村建设②的历次会议上，乡建精英们对于合作成本的支付总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这需要我们理清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存在哪些合作成本，以及通过与合作收益的比较，分析一下合作成本的收入与支付格局，并探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

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由于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涉及成本问题，而合作成本无疑是由合作带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要合作?

我们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出解释。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每天都在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可以有很多种类型，③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交易，都会存在交易的费用。这种费用，通常可称之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人们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于是，合作行为就产生了。

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人类对自己的经济行为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以至于人们发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里面假设的经济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涉及到交易，涉及到交易必须发生的信息成本、契约成本、界定产权成本、维护交易秩序成本等等。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才会产生克服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面对交易成本，是选择组织一个团体进行合作，从而将交易成本内部化呢?还是不选择合作，继续支付交易成本?这时候，就有人采取了合作行动，组建了克服交易成本的组织，企业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重大发现。在合作行动的选择上，也就变成了两种成本的比较：一种是个体或团体组织与外界进行交易的成本，可称为交易成本；另一种是同类型的个体之间寻求合作，或团体组织内部维持良好合作状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可称为合作成本(也常被称为契约成本)。如果交易成本大于合作成本，人们就会倾向于合作，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产生合作收益；如果合作成本大于交易成本，人们的合作也就变得不划算了。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分田到户的农民形单影只地站在市场组织(私人组织)和政府组织(公共组织)面前，既无谈判经验，也无谈判能力，从而不得不忍受高昂的交易成本，由此而凸现了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比如，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市场，农民在其生产与生活资料购买、产品销售和消费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等问题，以至于达成交易的信息、谈判、防止假冒伪劣与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的成本十分高昂，④而“争取”(毋宁说“接受”)到的交易条件对自己十分不利，所以我们看到伤农、坑农、害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农民总是此类事件的最大的受害群体。再如，面对政府征税、征地、维护自身权益和要求合理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同样存在单个农户无法克服的交易成本。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治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函数，它追求的是政治支持最大化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了实现其双重目标，政府必然要综合考虑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对它的损益影响，尤其会考虑某些强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安排，往往有利于强势集团。农民要想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必须参与对政府的讨价还价，而这又是单个农民几乎无法承受的交易成本。⑤既然单个农户无法承受这样的交易成本，又不甘于忍受任人宰割的命运安排，合作起来就变得十分必要。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农民通过合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参与能力。⑥国内现有的各个合作社，也是因为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显出了特殊优势。这使得面临双重压榨以至于没有利润的个体生产与经销，通过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由于成本的节约而变得有利可图。

但是，农民合作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又由于合作产生的经济收益有限，而使得支付有限的合作成本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合作成本：显性与隐性

实际上，与其他将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的方式相比，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其组织成本是极低的。在合作社能够利用的五大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自然资源)上，几乎都不需要支付成本。连最具有逐利性的金融资源，目前各个合作社将其动员出来的成本也是极其低廉的。因为目前合作社对社员股金和资金互助股金，几乎都没有支付红利，社员们普遍也没有支付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达成了一种互惠性的合作交易。这是任何一个外部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做到的。作为乡土社会，内部人使用农民的资源，几乎都是免费的，而外部人要想使用这些资源，每一步都需要成本(尤其是最不可避免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使用成本)。外部人即使愿意付出成本，也无法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问题。农民合作社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农村的资源，几乎无代价地在农村社区内部资本化了。

但即使这样，农民的合作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组织与管理费用，而非资源使用价格的费用。这些相对于资源价格支付已经非常微小的费用，在合作社收益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也构成了合作社目前运转中的沉重负担。对于这些成本，本文依照易于被农民朋友理解的方法，将其分为两类：

1．显性成本。这是农民合作中已经花出去的、并最终表现为现金或实物支付的现实成本。比如交通费、电话费、电费、招待费、网络使用费、车辆损耗费等等。这些成本是合作社实际上已经付出并且拿不回来的费用。合作社骨干们所讲的成本支付，也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成本而言的。显性成本的分布是极其不均衡的。因为大部分社员几乎不用负担上述费用，而合作社骨干们却为此支付甚多。实际上，在隐性成本的支付上，也是如此。

2．隐性成本。这是农民合作中已经花出去的时间和劳

动，没有纳入现实成本核算的那部分费用。在经济学里，称作机会成本。因为农民们不做合作事业，完全可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工作都会带来相应收益，但由于办合作社而放弃了从其他工作中获取收益的机会，所以叫做机会成本。乡村建设的合作社骨干们个个都是乡村精英，都有获取其他工作报酬的能力。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计酬的时间和劳动，为了办合作社，都成了免费提供，这成为农民们办合作社要支付的隐性成本。实际上，在合作社的初创期，显性成本已经使合作社感到难以支付了，就很少再进一步提出隐性成本的支付要求。

隐性成本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匀的，和显性成本一样，主要由合作社骨干们支付。这就是每次农民合作社骨干培训会议上，关于成本支付的呼声总是很高的原因，也是屡次会议中要求合作社骨干们“无私奉献”、有“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的主要原因。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教育是必要的，但却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样不符合经济理性的思想工作，并不能有长期的效果。如果想使合作事业成为一个可以普及的事业，也不能要求合作社的带头人都是不计个人利益的“超人”。但实际上，下文将分析到，隐性收益的存在，使得隐形成本的支付要求，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在显性与隐性分类之外，对外来人员支付的合作成本，必须另加说明。对农民来说，合作社初创时期的启动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是目前农民们几乎无法支付的。所以，目前全国的农民合作社几乎无一例外地依靠外力去克服这个初始的组织成本。所以，支农大学生和专家学者们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他们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构成合作成本的一部分，而且同样也可以有显性和隐性两类划分，只不过这部分成本已经外化，不由农民支付，暂不在本文中考虑。但即使这样，也不可避免地使农民支付了相应的成本，比如招待费用与搭进去的时间精力等。而这一部分，已经纳入上文农民合作的成本收益核算了。

三、合作收益：显性与隐性

与合作成本相对应，办农民合作社的收益，也表现为显性和隐性两类。

1．显性收益。是通过办合作社所获得的现金和实物收益，也可以说是经济收益；这部分收益可以从生产领域获得，如联合种植、联合养殖、联合加工，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从而达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也可以从流通领域获得，如联合购销；还可以从消费领域获得，如农业生产消费、农民生活消费上的互帮互助或者联合购买等。此外，显性收益还可以从金融领域里获得，比如，通过资金互助的开展，可以获得利息差，并增加信贷投入领域的产业利润等。

但是，受到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约束，现在留在生产领域的利润已经比较微薄，而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单个小农和合作社而言，都是不可抗力风险，通过单个小农和小农的合作组织，暂时也很难克服。所以总体而言，农民合作社现在最主要的收益还是来自流通和消费领域。几乎每个合作社都有这样的经验，种子、化肥、农药、年货、煤炭等等，只要联合购买，马上成本就节约不少。大豆、玉米、小麦、辣椒、生猪、獭兔等等，只要统一销售，就会避免压挤压价，同时销售成本也大大节约，销售利润马上就会增加。由于当前合作社的经济效益普遍并不明显，也就没有多少显性收益可以让人眼红，自然也就没有分配明显不均的情况。当前，显性收益的获得多有普惠的一面。不管是生产合作，还是消费合作或金融合作，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能享受到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2．隐性收益。实际上，最能说明合作社骨干们一方面在支付成本，另一方面却仍然越干越起劲的，是隐性收益的获得。那么，什么是隐性收益呢?就是通过办合作事业所获得的非物质收益。实际上，乡村建设的培训和交流，极大地扩充了合作社成员的视野、见识，增强了能力。同时，也因为他们接触到了外部资源并组织合作而赢得村民赞誉。合作文化的确立，也使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农民朋友找到了自尊，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意义。所以，在乡村建设总结的三条基本经验⑨中，“文化建设、收效最高”成为一个基本经验。由于合作骨干们没有特别地去计较隐性成本，所以也就不用过多去计量这个隐性收益了。但是，如果有人去计较隐性成本的话，就要考虑一下隐性收益的获得。实际上，隐性收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显性成本的付出上，合作社骨干们都会心甘情愿。因为，隐性收益的获得已经足以支付隐性成本，并支持骨干们心甘情愿地吃点亏，去支付部分显性成本。

但是，隐性收益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多数为合作社骨干们获得了。这种分配格局有其好的一面，因为合作社骨干承担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都比较多，他们多获取隐性收益，可以抵补其成本的支出。但也存在不足，就是有一部分人已经过度培训、过度动员了。当然，隐性收益也有其普惠的方面，比如，通过合作社的文化建设(文艺活动、图书阅读、学习活动等)和组织活动，使合作社社员们普遍找到了交流的平台，提高了能力，培养了自尊自信的合作精神，找到了组织的依归。组织文化的收益，是合作社社员们共享的。同时合作社的发展，也给了社员们以希望，使他们产生了对未来经济与非经济收益的美好预期，这也使他们愿意继续忍受合作社不赚钱的现实，继续支付相应的成本。在当前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隐性收益(非物质收益)远大于显性收益(经济收益)。这使得当前的不少合作社尽管存在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存在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却仍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谁来支付合作成本?

实际上，在没有考虑隐性成本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社对于显性成本的支付，已经成为问题。所以，显性成本的支付，可能成为合作社发展中正在面临的首要问题。

由于农民的合作不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还涉及到国家农业政策的落实、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收入的提高，甚至和谐社会的建设、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等许多方面，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那么，获得外部收益的政府和社会，理应为农民的合作支付一定成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政府和社会为农民合作提供支持、支付成本，早已形成共识并付诸实际。但是，由于这种共识在国内尚未达成，而农民们又不可能被动等待这一共识的达成，所以，立足自身努力，克服成本支付问题，是当前的合作社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努力可以表现在：

1．通过显性收益支付显性成本。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使现金流可持续。因此，提高经济收益是发展合作社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据合作社已有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环境，虽然留在农业和农村的利润空间并不大，但通过合作努力，总有获取经济收益的可能。比如，通过搞联合购销，马上就带来成本节约和售价提高，获得收益，社员和群众也都得到了实惠。通过搞资金互助，马上解决了以往缺钱时求贷无门的问题。虽然目前的各地资金互助受制于资金规模和利率水平，带来的资金收益还不足以支付成本，但是，如果看看日本、韩

国和台湾的经验就会发现，土地和金融收益是农民合作组织最大的两个收入来源。由于现阶段土地制度还是保持国家稳定的主要工具，农民的土地权益仍然难以为农民获得，或至少不能自行处置。而金融合作空间仍然有限，如今的资金互助合作，仍处于初创期，由于放贷金额小，放贷利息低，即使是零成本的资金，在财务上也几乎没有可持续性。所以，没能像日韩台等地那样，从这两大收入源获得较多收益。但由于中国现阶段农产品流通领域利润很大，没有联合的单个农民，只能忍受强大的市场压榨；而联合起来，可以大大降低农用物质及其他大宗产品的购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收益。所以，目前要立足于农产品流通和消费领域的合作，获取显性收益。同时，在生产、交易、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获取相应收益。必要时，还可从外界吸收资金，但要立足自主，否则，合作事业就有可能陷入“等靠要”的境地，无法实现自主发展。

本来，农民合作的显性收益理应很大，但目前由于受制于宏观背景以及合作社仍处在初创阶段的制约，合作的经济优势还没充分发挥。如果通过努力，使合作社的显性收益能够大于显性成本，那么合作社在财务上就是可以持续的。

2．通过隐性收益补偿隐性成本。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合作社骨干们先支付了隐性成本，但这大多已经通过隐性收益获得了补偿。明知要吃亏，合作社骨干们还都这么努力地组织农民合作，实际上，是隐性收益在支撑他们继续办合作社。而且，目前的隐性收益大大高于隐性成本。此项收益之高，实际上已经弥补了部分显性成本的支付。这就能够解释合作社骨干们为何一边“吃亏”，一边还在努力从事合作事业。

在合作社创办初期，其经济功能(也就是显性收益)往往难以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非经济功能(也就是隐性收益)的发挥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所以，新乡村建设的推动者们还在不断地通过培训，描绘乡村建设的美好图景，以让合作社社员们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并参与合作文化的创建。描绘图景之余，还在做许多扎实的工作，使得其经济功能能够显现，使得本来应该微不足道的合作成本，不再成为困扰合作社的难题。毕竟，当前合作社大部分隐性收益的获得是依托我们乡村建设的培训与交流获得的。这种外来的收益，不是所有地方的农民、所有地方的合作社都能获得的。所以，在组织农民进行文化建设、普遍提高隐性收益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壮大合作经济。毕竟，没有经济收入的获得，合作社在财务上就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合作社试验区也就没有了普遍性的推广意义。

五、结语

农民收益范文篇6

摘要：由于农民合作社实现了以较低的内部合作成本对较高的外部交易成本的替代，使得农民通过社区内部多领域的合作，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收益，还获得了许多非经济收益，因而农民愿意支付合作成本，将合作社继续办下去。实际上，农民合作社的组织成本相对于外部人对农村资源的利用和价格支付是微乎其微的。只是由于显性收益(经济收益)太小，才导致了对显性成本(已经支付的物质成本)支付的捉襟见肘。而巨大的隐性收益(非经济收益)的获得，在支付隐性成本(机会成本)之余，也抵偿了部分显性成本支付上的不足。继续扩大隐性收益，并努力提高显性收益，才能解决合作社面临的成本支付问题。

关键词：合作社；交易成本；合作成本；收益分配

在新乡村建设②的历次会议上，乡建精英们对于合作成本的支付总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这需要我们理清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存在哪些合作成本，以及通过与合作收益的比较，分析一下合作成本的收入与支付格局，并探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

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由于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涉及成本问题，而合作成本无疑是由合作带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要合作?

我们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出解释。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每天都在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可以有很多种类型，③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交易，都会存在交易的费用。这种费用，通常可称之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人们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于是，合作行为就产生了。

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人类对自己的经济行为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以至于人们发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里面假设的经济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涉及到交易，涉及到交易必须发生的信息成本、契约成本、界定产权成本、维护交易秩序成本等等。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才会产生克服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面对交易成本，是选择组织一个团体进行合作，从而将交易成本内部化呢?还是不选择合作，继续支付交易成本?这时候，就有人采取了合作行动，组建了克服交易成本的组织，企业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重大发现。在合作行动的选择上，也就变成了两种成本的比较：一种是个体或团体组织与外界进行交易的成本，可称为交易成本；另一种是同类型的个体之间寻求合作，或团体组织内部维持良好合作状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可称为合作成本(也常被称为契约成本)。如果交易成本大于合作成本，人们就会倾向于合作，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产生合作收益；如果合作成本大于交易成本，人们的合作也就变得不划算了。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分田到户的农民形单影只地站在市场组织(私人组织)和政府组织(公共组织)面前，既无谈判经验，也无谈判能力，从而不得不忍受高昂的交易成本，由此而凸现了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比如，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市场，农民在其生产与生活资料购买、产品销售和消费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等问题，以至于达成交易的信息、谈判、防止假冒伪劣与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的成本十分高昂，④而“争取”(毋宁说“接受”)到的交易条件对自己十分不利，所以我们看到伤农、坑农、害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农民总是此类事件的最大的受害群体。再如，面对政府征税、征地、维护自身权益和要求合理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同样存在单个农户无法克服的交易成本。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治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函数，它追求的是政治支持最大化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了实现其双重目标，政府必然要综合考虑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对它的损益影响，尤其会考虑某些强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安排，往往有利于强势集团。农民要想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必须参与对政府的讨价还价，而这又是单个农民几乎无法承受的交易成本。⑤既然单个农户无法承受这样的交易成本，又不甘于忍受任人宰割的命运安排，合作起来就变得十分必要。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农民通过合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参与能力。⑥国内现有的各个合作社，也是因为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显出了特殊优势。这使得面临双重压榨以至于没有利润的个体生产与经销，通过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由于成本的节约而变得有利可图。

但是，农民合作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又由于合作产生的经济收益有限，而使得支付有限的合作成本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合作成本：显性与隐性

实际上，与其他将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的方式相比，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其组织成本是极低的。在合作社能够利用的五大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自然资源)上，几乎都不需要支付成本。连最具有逐利性的金融资源，目前各个合作社将其动员出来的成本也是极其低廉的。因为目前合作社对社员股金和资金互助股金，几乎都没有支付红利，社员们普遍也没有支付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达成了一种互惠性的合作交易。这是任何一个外部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做到的。作为乡土社会，内部人使用农民的资源，几乎都是免费的，而外部人要想使用这些资源，每一步都需要成本(尤其是最不可避免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使用成本)。外部人即使愿意付出成本，也无法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问题。农民合作社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农村的资源，几乎无代价地在农村社区内部资本化了。

但即使这样，农民的合作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组织与管理费用，而非资源使用价格的费用。这些相对于资源价格支付已经非常微小的费用，在合作社收益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也构成了合作社目前运转中的沉重负担。对于这些成本，本文依照易于被农民朋友理解的方法，将其分为两类：

1．显性成本。这是农民合作中已经花出去的、并最终表现为现金或实物支付的现实成本。比如交通费、电话费、电费、招待费、网络使用费、车辆损耗费等等。这些成本是合作社实际上已经付出并且拿不回来的费用。合作社骨干们所讲的成本支付，也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成本而言的。显性成本的分布是极其不均衡的。因为大部分社员几乎不用负担上述费用，而合作社骨干们却为此支付甚多。实际上，在隐性成本的支付上，也是如此。

2．隐性成本。这是农民合作中已经花出去的时间和劳动，没有纳入现实成本核算的那部分费用。在经济学里，称作机会成本。因为农民们不做合作事业，完全可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工作都会带来相应收益，但由于办合作社而放弃了从其他工作中获取收益的机会，所以叫做机会成本。乡村建设的合作社骨干们个个都是乡村精英，都有获取其他工作报酬的能力。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计酬的时间和劳动，为了办合作社，都成了免费提供，这成为农民们办合作社要支付的隐性成本。实际上，在合作社的初创期，显性成本已经使合作社感到难以支付了，就很少再进一步提出隐性成本的支付要求。

隐性成本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匀的，和显性成本一样，主要由合作社骨干们支付。这就是每次农民合作社骨干培训会议上，关于成本支付的呼声总是很高的原因，也是屡次会议中要求合作社骨干们“无私奉献”、有“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的主要原因。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教育是必要的，但却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样不符合经济理性的思想工作，并不能有长期的效果。如果想使合作事业成为一个可以普及的事业，也不能要求合作社的带头人都是不计个人利益的“超人”。但实际上，下文将分析到，隐性收益的存在，使得隐形成本的支付要求，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在显性与隐性分类之外，对外来人员支付的合作成本，必须另加说明。对农民来说，合作社初创时期的启动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是目前农民们几乎无法支付的。所以，目前全国的农民合作社几乎无一例外地依靠外力去克服这个初始的组织成本。所以，支农大学生和专家学者们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他们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构成合作成本的一部分，而且同样也可以有显性和隐性两类划分，只不过这部分成本已经外化，不由农民支付，暂不在本文中考虑。但即使这样，也不可避免地使农民支付了相应的成本，比如招待费用与搭进去的时间精力等。而这一部分，已经纳入上文农民合作的成本收益核算了。

三、合作收益：显性与隐性

与合作成本相对应，办农民合作社的收益，也表现为显性和隐性两类。

1．显性收益。是通过办合作社所获得的现金和实物收益，也可以说是经济收益；这部分收益可以从生产领域获得，如联合种植、联合养殖、联合加工，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从而达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也可以从流通领域获得，如联合购销；还可以从消费领域获得，如农业生产消费、农民生活消费上的互帮互助或者联合购买等。此外，显性收益还可以从金融领域里获得，比如，通过资金互助的开展，可以获得利息差，并增加信贷投入领域的产业利润等。

但是，受到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约束，现在留在生产领域的利润已经比较微薄，而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单个小农和合作社而言，都是不可抗力风险，通过单个小农和小农的合作组织，暂时也很难克服。所以总体而言，农民合作社现在最主要的收益还是来自流通和消费领域。几乎每个合作社都有这样的经验，种子、化肥、农药、年货、煤炭等等，只要联合购买，马上成本就节约不少。大豆、玉米、小麦、辣椒、生猪、獭兔等等，只要统一销售，就会避免压挤压价，同时销售成本也大大节约，销售利润马上就会增加。由于当前合作社的经济效益普遍并不明显，也就没有多少显性收益可以让人眼红，自然也就没有分配明显不均的情况。当前，显性收益的获得多有普惠的一面。不管是生产合作，还是消费合作或金融合作，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能享受到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2．隐性收益。实际上，最能说明合作社骨干们一方面在支付成本，另一方面却仍然越干越起劲的，是隐性收益的获得。那么，什么是隐性收益呢?就是通过办合作事业所获得的非物质收益。实际上，乡村建设的培训和交流，极大地扩充了合作社成员的视野、见识，增强了能力。同时，也因为他们接触到了外部资源并组织合作而赢得村民赞誉。合作文化的确立，也使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农民朋友找到了自尊，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意义。所以，在乡村建设总结的三条基本经验⑨中，“文化建设、收效最高”成为一个基本经验。由于合作骨干们没有特别地去计较隐性成本，所以也就不用过多去计量这个隐性收益了。但是，如果有人去计较隐性成本的话，就要考虑一下隐性收益的获得。实际上，隐性收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显性成本的付出上，合作社骨干们都会心甘情愿。因为，隐性收益的获得已经足以支付隐性成本，并支持骨干们心甘情愿地吃点亏，去支付部分显性成本。

但是，隐性收益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多数为合作社骨干们获得了。这种分配格局有其好的一面，因为合作社骨干承担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都比较多，他们多获取隐性收益，可以抵补其成本的支出。但也存在不足，就是有一部分人已经过度培训、过度动员了。当然，隐性收益也有其普惠的方面，比如，通过合作社的文化建设(文艺活动、图书阅读、学习活动等)和组织活动，使合作社社员们普遍找到了交流的平台，提高了能力，培养了自尊自信的合作精神，找到了组织的依归。组织文化的收益，是合作社社员们共享的。同时合作社的发展，也给了社员们以希望，使他们产生了对未来经济与非经济收益的美好预期，这也使他们愿意继续忍受合作社不赚钱的现实，继续支付相应的成本。在当前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隐性收益(非物质收益)远大于显性收益(经济收益)。这使得当前的不少合作社尽管存在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存在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却仍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谁来支付合作成本?

实际上，在没有考虑隐性成本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社对于显性成本的支付，已经成为问题。所以，显性成本的支付，可能成为合作社发展中正在面临的首要问题。

由于农民的合作不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还涉及到国家农业政策的落实、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收入的提高，甚至和谐社会的建设、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等许多方面，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那么，获得外部收益的政府和社会，理应为农民的合作支付一定成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政府和社会为农民合作提供支持、支付成本，早已形成共识并付诸实际。但是，由于这种共识在国内尚未达成，而农民们又不可能被动等待这一共识的达成，所以，立足自身努力，克服成本支付问题，是当前的合作社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努力可以表现在：

1．通过显性收益支付显性成本。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使现金流可持续。因此，提高经济收益是发展合作社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据合作社已有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环境，虽然留在农业和农村的利润空间并不大，但通过合作努力，总有获取经济收益的可能。比如，通过搞联合购销，马上就带来成本节约和售价提高，获得收益，社员和群众也都得到了实惠。通过搞资金互助，马上解决了以往缺钱时求贷无门的问题。虽然目前的各地资金互助受制于资金规模和利率水平，带来的资金收益还不足以支付成本，但是，如果看看日本、韩

国和台湾的经验就会发现，土地和金融收益是农民合作组织最大的两个收入来源。由于现阶段土地制度还是保持国家稳定的主要工具，农民的土地权益仍然难以为农民获得，或至少不能自行处置。而金融合作空间仍然有限，如今的资金互助合作，仍处于初创期，由于放贷金额小，放贷利息低，即使是零成本的资金，在财务上也几乎没有可持续性。所以，没能像日韩台等地那样，从这两大收入源获得较多收益。但由于中国现阶段农产品流通领域利润很大，没有联合的单个农民，只能忍受强大的市场压榨；而联合起来，可以大大降低农用物质及其他大宗产品的购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收益。所以，目前要立足于农产品流通和消费领域的合作，获取显性收益。同时，在生产、交易、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获取相应收益。必要时，还可从外界吸收资金，但要立足自主，否则，合作事业就有可能陷入“等靠要”的境地，无法实现自主发展。

本来，农民合作的显性收益理应很大，但目前由于受制于宏观背景以及合作社仍处在初创阶段的制约，合作的经济优势还没充分发挥。如果通过努力，使合作社的显性收益能够大于显性成本，那么合作社在财务上就是可以持续的。

2．通过隐性收益补偿隐性成本。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合作社骨干们先支付了隐性成本，但这大多已经通过隐性收益获得了补偿。明知要吃亏，合作社骨干们还都这么努力地组织农民合作，实际上，是隐性收益在支撑他们继续办合作社。而且，目前的隐性收益大大高于隐性成本。此项收益之高，实际上已经弥补了部分显性成本的支付。这就能够解释合作社骨干们为何一边“吃亏”，一边还在努力从事合作事业。

在合作社创办初期，其经济功能(也就是显性收益)往往难以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非经济功能(也就是隐性收益)的发挥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所以，新乡村建设的推动者们还在不断地通过培训，描绘乡村建设的美好图景，以让合作社社员们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并参与合作文化的创建。描绘图景之余，还在做许多扎实的工作，使得其经济功能能够显现，使得本来应该微不足道的合作成本，不再成为困扰合作社的难题。毕竟，当前合作社大部分隐性收益的获得是依托我们乡村建设的培训与交流获得的。这种外来的收益，不是所有地方的农民、所有地方的合作社都能获得的。所以，在组织农民进行文化建设、普遍提高隐性收益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壮大合作经济。毕竟，没有经济收入的获得，合作社在财务上就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合作社试验区也就没有了普遍性的推广意义。

五、结语

农民收益范文篇7

关键词：合作社；交易成本；合作成本；收益分配

在新乡村建设②的历次会议上，乡建精英们对于合作成本的支付总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这需要我们理清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存在哪些合作成本，以及通过与合作收益的比较，分析一下合作成本的收入与支付格局，并探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

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由于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涉及成本问题，而合作成本无疑是由合作带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要合作?

我们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出解释。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每天都在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可以有很多种类型，③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交易，都会存在交易的费用。这种费用，通常可称之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人们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于是，合作行为就产生了。

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人类对自己的经济行为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以至于人们发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里面假设的经济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涉及到交易，涉及到交易必须发生的信息成本、契约成本、界定产权成本、维护交易秩序成本等等。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才会产生克服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面对交易成本，是选择组织一个团体进行合作，从而将交易成本内部化呢?还是不选择合作，继续支付交易成本?这时候，就有人采取了合作行动，组建了克服交易成本的组织，企业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重大发现。在合作行动的选择上，也就变成了两种成本的比较：一种是个体或团体组织与外界进行交易的成本，可称为交易成本；另一种是同类型的个体之间寻求合作，或团体组织内部维持良好合作状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可称为合作成本(也常被称为契约成本)。如果交易成本大于合作成本，人们就会倾向于合作，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产生合作收益；如果合作成本大于交易成本，人们的合作也就变得不划算了。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分田到户的农民形单影只地站在市场组织(私人组织)和政府组织(公共组织)面前，既无谈判经验，也无谈判能力，从而不得不忍受高昂的交易成本，由此而凸现了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比如，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市场，农民在其生产与生活资料购买、产品销售和消费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等问题，以至于达成交易的信息、谈判、防止假冒伪劣与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的成本十分高昂，④而“争取”(毋宁说“接受”)到的交易条件对自己十分不利，所以我们看到伤农、坑农、害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农民总是此类事件的最大的受害群体。再如，面对政府征税、征地、维护自身权益和要求合理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同样存在单个农户无法克服的交易成本。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治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函数，它追求的是政治支持最大化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了实现其双重目标，政府必然要综合考虑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对它的损益影响，尤其会考虑某些强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安排，往往有利于强势集团。农民要想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必须参与对政府的讨价还价，而这又是单个农民几乎无法承受的交易成本。⑤既然单个农户无法承受这样的交易成本，又不甘于忍受任人宰割的命运安排，合作起来就变得十分必要。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农民通过合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参与能力。⑥国内现有的各个合作社，也是因为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显出了特殊优势。这使得面临双重压榨以至于没有利润的个体生产与经销，通过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由于成本的节约而变得有利可图。

但是，农民合作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又由于合作产生的经济收益有限，而使得支付有限的合作成本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合作成本：显性与隐性

实际上，与其他将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的方式相比，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其组织成本是极低的。在合作社能够利用的五大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自然资源)上，几乎都不需要支付成本。连最具有逐利性的金融资源，目前各个合作社将其动员出来的成本也是极其低廉的。因为目前合作社对社员股金和资金互助股金，几乎都没有支付红利，社员们普遍也没有支付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达成了一种互惠性的合作交易。这是任何一个外部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做到的。作为乡土社会，内部人使用农民的资源，几乎都是免费的，而外部人要想使用这些资源，每一步都需要成本(尤其是最不可避免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使用成本)。外部人即使愿意付出成本，也无法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问题。农民合作社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农村的资源，几乎无代价地在农村社区内部资本化了。

但即使这样，农民的合作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组织与管理费用，而非资源使用价格的费用。这些相对于资源价格支付已经非常微小的费用，在合作社收益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也构成了合作社目前运转中的沉重负担。对于这些成本，本文依照易于被农民朋友理解的方法，将其分为两类：

1．显性成本。这是农民合作中已经花出去的、并最终表现为现金或实物支付的现实成本。比如交通费、电话费、电费、招待费、网络使用费、车辆损耗费等等。这些成本是合作社实际上已经付出并且拿不回来的费用。合作社骨干们所讲的成本支付，也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成本而言的。显性成本的分布是极其不均衡的。因为大部分社员几乎不用负担上述费用，而合作社骨干们却为此支付甚多。实际上，在隐性成本的支付上，也是如此。

2．隐性成本。这是农民合作中已经花出去的时间和劳

动，没有纳入现实成本核算的那部分费用。在经济学里，称作机会成本。因为农民们不做合作事业，完全可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工作都会带来相应收益，但由于办合作社而放弃了从其他工作中获取收益的机会，所以叫做机会成本。乡村建设的合作社骨干们个个都是乡村精英，都有获取其他工作报酬的能力。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计酬的时间和劳动，为了办合作社，都成了免费提供，这成为农民们办合作社要支付的隐性成本。实际上，在合作社的初创期，显性成本已经使合作社感到难以支付了，就很少再进一步提出隐性成本的支付要求。

隐性成本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匀的，和显性成本一样，主要由合作社骨干们支付。这就是每次农民合作社骨干培训会议上，关于成本支付的呼声总是很高的原因，也是屡次会议中要求合作社骨干们“无私奉献”、有“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的主要原因。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教育是必要的，但却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样不符合经济理性的思想工作，并不能有长期的效果。如果想使合作事业成为一个可以普及的事业，也不能要求合作社的带头人都是不计个人利益的“超人”。但实际上，下文将分析到，隐性收益的存在，使得隐形成本的支付要求，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在显性与隐性分类之外，对外来人员支付的合作成本，必须另加说明。对农民来说，合作社初创时期的启动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是目前农民们几乎无法支付的。所以，目前全国的农民合作社几乎无一例外地依靠外力去克服这个初始的组织成本。所以，支农大学生和专家学者们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他们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构成合作成本的一部分，而且同样也可以有显性和隐性两类划分，只不过这部分成本已经外化，不由农民支付，暂不在本文中考虑。但即使这样，也不可避免地使农民支付了相应的成本，比如招待费用与搭进去的时间精力等。而这一部分，已经纳入上文农民合作的成本收益核算了。

三、合作收益：显性与隐性

与合作成本相对应，办农民合作社的收益，也表现为显性和隐性两类。

1．显性收益。是通过办合作社所获得的现金和实物收益，也可以说是经济收益；这部分收益可以从生产领域获得，如联合种植、联合养殖、联合加工，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从而达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也可以从流通领域获得，如联合购销；还可以从消费领域获得，如农业生产消费、农民生活消费上的互帮互助或者联合购买等。此外，显性收益还可以从金融领域里获得，比如，通过资金互助的开展，可以获得利息差，并增加信贷投入领域的产业利润等。

但是，受到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约束，现在留在生产领域的利润已经比较微薄，而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单个小农和合作社而言，都是不可抗力风险，通过单个小农和小农的合作组织，暂时也很难克服。所以总体而言，农民合作社现在最主要的收益还是来自流通和消费领域。几乎每个合作社都有这样的经验，种子、化肥、农药、年货、煤炭等等，只要联合购买，马上成本就节约不少。大豆、玉米、小麦、辣椒、生猪、獭兔等等，只要统一销售，就会避免压挤压价，同时销售成本也大大节约，销售利润马上就会增加。由于当前合作社的经济效益普遍并不明显，也就没有多少显性收益可以让人眼红，自然也就没有分配明显不均的情况。当前，显性收益的获得多有普惠的一面。不管是生产合作，还是消费合作或金融合作，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能享受到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2．隐性收益。实际上，最能说明合作社骨干们一方面在支付成本，另一方面却仍然越干越起劲的，是隐性收益的获得。那么，什么是隐性收益呢?就是通过办合作事业所获得的非物质收益。实际上，乡村建设的培训和交流，极大地扩充了合作社成员的视野、见识，增强了能力。同时，也因为他们接触到了外部资源并组织合作而赢得村民赞誉。合作文化的确立，也使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农民朋友找到了自尊，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意义。所以，在乡村建设总结的三条基本经验⑨中，“文化建设、收效最高”成为一个基本经验。由于合作骨干们没有特别地去计较隐性成本，所以也就不用过多去计量这个隐性收益了。但是，如果有人去计较隐性成本的话，就要考虑一下隐性收益的获得。实际上，隐性收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显性成本的付出上，合作社骨干们都会心甘情愿。因为，隐性收益的获得已经足以支付隐性成本，并支持骨干们心甘情愿地吃点亏，去支付部分显性成本。

但是，隐性收益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多数为合作社骨干们获得了。这种分配格局有其好的一面，因为合作社骨干承担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都比较多，他们多获取隐性收益，可以抵补其成本的支出。但也存在不足，就是有一部分人已经过度培训、过度动员了。当然，隐性收益也有其普惠的方面，比如，通过合作社的文化建设(文艺活动、图书阅读、学习活动等)和组织活动，使合作社社员们普遍找到了交流的平台，提高了能力，培养了自尊自信的合作精神，找到了组织的依归。组织文化的收益，是合作社社员们共享的。同时合作社的发展，也给了社员们以希望，使他们产生了对未来经济与非经济收益的美好预期，这也使他们愿意继续忍受合作社不赚钱的现实，继续支付相应的成本。在当前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隐性收益(非物质收益)远大于显性收益(经济收益)。这使得当前的不少合作社尽管存在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存在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却仍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谁来支付合作成本?

实际上，在没有考虑隐性成本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社对于显性成本的支付，已经成为问题。所以，显性成本的支付，可能成为合作社发展中正在面临的首要问题。

由于农民的合作不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还涉及到国家农业政策的落实、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收入的提高，甚至和谐社会的建设、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等许多方面，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那么，获得外部收益的政府和社会，理应为农民的合作支付一定成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政府和社会为农民合作提供支持、支付成本，早已形成共识并付诸实际。但是，由于这种共识在国内尚未达成，而农民们又不可能被动等待这一共识的达成，所以，立足自身努力，克服成本支付问题，是当前的合作社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努力可以表现在：

1．通过显性收益支付显性成本。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使现金流可持续。因此，提高经济收益是发展合作社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据合作社已有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环境，虽然留在农业和农村的利润空间并不大，但通过合作努力，总有获取经济收益的可能。比如，通过搞联合购销，马上就带来成本节约和售价提高，获得收益，社员和群众也都得到了实惠。通过搞资金互助，马上解决了以往缺钱时求贷无门的问题。虽然目前的各地资金互助受制于资金规模和利率水平，带来的资金收益还不足以支付成本，但是，如果看看日本、韩

国和台湾的经验就会发现，土地和金融收益是农民合作组织最大的两个收入来源。由于现阶段土地制度还是保持国家稳定的主要工具，农民的土地权益仍然难以为农民获得，或至少不能自行处置。而金融合作空间仍然有限，如今的资金互助合作，仍处于初创期，由于放贷金额小，放贷利息低，即使是零成本的资金，在财务上也几乎没有可持续性。所以，没能像日韩台等地那样，从这两大收入源获得较多收益。但由于中国现阶段农产品流通领域利润很大，没有联合的单个农民，只能忍受强大的市场压榨；而联合起来，可以大大降低农用物质及其他大宗产品的购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收益。所以，目前要立足于农产品流通和消费领域的合作，获取显性收益。同时，在生产、交易、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获取相应收益。必要时，还可从外界吸收资金，但要立足自主，否则，合作事业就有可能陷入“等靠要”的境地，无法实现自主发展。

本来，农民合作的显性收益理应很大，但目前由于受制于宏观背景以及合作社仍处在初创阶段的制约，合作的经济优势还没充分发挥。如果通过努力，使合作社的显性收益能够大于显性成本，那么合作社在财务上就是可以持续的。

2．通过隐性收益补偿隐性成本。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合作社骨干们先支付了隐性成本，但这大多已经通过隐性收益获得了补偿。明知要吃亏，合作社骨干们还都这么努力地组织农民合作，实际上，是隐性收益在支撑他们继续办合作社。而且，目前的隐性收益大大高于隐性成本。此项收益之高，实际上已经弥补了部分显性成本的支付。这就能够解释合作社骨干们为何一边“吃亏”，一边还在努力从事合作事业。

在合作社创办初期，其经济功能(也就是显性收益)往往难以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非经济功能(也就是隐性收益)的发挥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所以，新乡村建设的推动者们还在不断地通过培训，描绘乡村建设的美好图景，以让合作社社员们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并参与合作文化的创建。描绘图景之余，还在做许多扎实的工作，使得其经济功能能够显现，使得本来应该微不足道的合作成本，不再成为困扰合作社的难题。毕竟，当前合作社大部分隐性收益的获得是依托我们乡村建设的培训与交流获得的。这种外来的收益，不是所有地方的农民、所有地方的合作社都能获得的。所以，在组织农民进行文化建设、普遍提高隐性收益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壮大合作经济。毕竟，没有经济收入的获得，合作社在财务上就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合作社试验区也就没有了普遍性的推广意义。

五、结语

农民收益范文篇8

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由于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涉及成本问题，而合作成本无疑是由合作带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要合作?

我们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出解释。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每天都在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可以有很多种类型，③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交易，都会存在交易的费用。这种费用，通常可称之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人们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于是，合作行为就产生了。

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人类对自己的经济行为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以至于人们发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里面假设的经济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涉及到交易，涉及到交易必须发生的信息成本、契约成本、界定产权成本、维护交易秩序成本等等。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才会产生克服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面对交易成本，是选择组织一个团体进行合作，从而将交易成本内部化呢?还是不选择合作，继续支付交易成本?这时候，就有人采取了合作行动，组建了克服交易成本的组织，企业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重大发现。在合作行动的选择上，也就变成了两种成本的比较：一种是个体或团体组织与外界进行交易的成本，可称为交易成本；另一种是同类型的个体之间寻求合作，或团体组织内部维持良好合作状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可称为合作成本(也常被称为契约成本)。如果交易成本大于合作成本，人们就会倾向于合作，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产生合作收益；如果合作成本大于交易成本，人们的合作也就变得不划算了。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分田到户的农民形单影只地站在市场组织(私人组织)和政府组织(公共组织)面前，既无谈判经验，也无谈判能力，从而不得不忍受高昂的交易成本，由此而凸现了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比如，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市场，农民在其生产与生活资料购买、产品销售和消费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等问题，以至于达成交易的信息、谈判、防止假冒伪劣与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的成本十分高昂，④而“争取”(毋宁说“接受”)到的交易条件对自己十分不利，所以我们看到伤农、坑农、害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农民总是此类事件的最大的受害群体。再如，面对政府征税、征地、维护自身权益和要求合理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同样存在单个农户无法克服的交易成本。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治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函数，它追求的是政治支持最大化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了实现其双重目标，政府必然要综合考虑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对它的损益影响，尤其会考虑某些强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安排，往往有利于强势集团。农民要想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必须参与对政府的讨价还价，而这又是单个农民几乎无法承受的交易成本。⑤既然单个农户无法承受这样的交易成本，又不甘于忍受任人宰割的命运安排，合作起来就变得十分必要。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农民通过合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参与能力。⑥国内现有的各个合作社，也是因为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显出了特殊优势。这使得面临双重压榨以至于没有利润的个体生产与经销，通过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由于成本的节约而变得有利可图。

但是，农民合作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又由于合作产生的经济收益有限，而使得支付有限的合作成本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合作成本：显性与隐性

实际上，与其他将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的方式相比，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其组织成本是极低的。在合作社能够利用的五大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自然资源)上，几乎都不需要支付成本。连最具有逐利性的金融资源，目前各个合作社将其动员出来的成本也是极其低廉的。因为目前合作社对社员股金和资金互助股金，几乎都没有支付红利，社员们普遍也没有支付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达成了一种互惠性的合作交易。这是任何一个外部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做到的。作为乡土社会，内部人使用农民的资源，几乎都是免费的，而外部人要想使用这些资源，每一步都需要成本(尤其是最不可避免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使用成本)。外部人即使愿意付出成本，也无法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问题。农民合作社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农村的资源，几乎无代价地在农村社区内部资本化了。

但即使这样，农民的合作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组织与管理费用，而非资源使用价格的费用。这些相对于资源价格支付已经非常微小的费用，在合作社收益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也构成了合作社目前运转中的沉重负担。对于这些成本，本文依照易于被农民朋友理解的方法，将其分为两类：

1．显性成本。这是农民合作中已经花出去的、并最终表现为现金或实物支付的现实成本。比如交通费、电话费、电费、招待费、网络使用费、车辆损耗费等等。这些成本是合作社实际上已经付出并且拿不回来的费用。合作社骨干们所讲的成本支付，也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成本而言的。显性成本的分布是极其不均衡的。因为大部分社员几乎不用负担上述费用，而合作社骨干们却为此支付甚多。实际上，在隐性成本的支付上，也是如此。

2．隐性成本。这是农民合作中已经花出去的时间和劳

动，没有纳入现实成本核算的那部分费用。在经济学里，称作机会成本。因为农民们不做合作事业，完全可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工作都会带来相应收益，但由于办合作社而放弃了从其他工作中获取收益的机会，所以叫做机会成本。乡村建设的合作社骨干们个个都是乡村精英，都有获取其他工作报酬的能力。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计酬的时间和劳动，为了办合作社，都成了免费提供，这成为农民们办合作社要支付的隐性成本。实际上，在合作社的初创期，显性成本已经使合作社感到难以支付了，就很少再进一步提出隐性成本的支付要求。

隐性成本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匀的，和显性成本一样，主要由合作社骨干们支付。这就是每次农民合作社骨干培训会议上，关于成本支付的呼声总是很高的原因，也是屡次会议中要求合作社骨干们“无私奉献”、有“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的主要原因。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教育是必要的，但却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样不符合经济理性的思想工作，并不能有长期的效果。如果想使合作事业成为一个可以普及的事业，也不能要求合作社的带头人都是不计个人利益的“超人”。但实际上，下文将分析到，隐性收益的存在，使得隐形成本的支付要求，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在显性与隐性分类之外，对外来人员支付的合作成本，必须另加说明。对农民来说，合作社初创时期的启动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是目前农民们几乎无法支付的。所以，目前全国的农民合作社几乎无一例外地依靠外力去克服这个初始的组织成本。所以，支农大学生和专家学者们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他们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构成合作成本的一部分，而且同样也可以有显性和隐性两类划分，只不过这部分成本已经外化，不由农民支付，暂不在本文中考虑。但即使这样，也不可避免地使农民支付了相应的成本，比如招待费用与搭进去的时间精力等。而这一部分，已经纳入上文农民合作的成本收益核算了。三、合作收益：显性与隐性

与合作成本相对应，办农民合作社的收益，也表现为显性和隐性两类。

1．显性收益。是通过办合作社所获得的现金和实物收益，也可以说是经济收益；这部分收益可以从生产领域获得，如联合种植、联合养殖、联合加工，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从而达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也可以从流通领域获得，如联合购销；还可以从消费领域获得，如农业生产消费、农民生活消费上的互帮互助或者联合购买等。此外，显性收益还可以从金融领域里获得，比如，通过资金互助的开展，可以获得利息差，并增加信贷投入领域的产业利润等。

但是，受到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约束，现在留在生产领域的利润已经比较微薄，而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单个小农和合作社而言，都是不可抗力风险，通过单个小农和小农的合作组织，暂时也很难克服。所以总体而言，农民合作社现在最主要的收益还是来自流通和消费领域。几乎每个合作社都有这样的经验，种子、化肥、农药、年货、煤炭等等，只要联合购买，马上成本就节约不少。大豆、玉米、小麦、辣椒、生猪、獭兔等等，只要统一销售，就会避免压挤压价，同时销售成本也大大节约，销售利润马上就会增加。由于当前合作社的经济效益普遍并不明显，也就没有多少显性收益可以让人眼红，自然也就没有分配明显不均的情况。当前，显性收益的获得多有普惠的一面。不管是生产合作，还是消费合作或金融合作，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能享受到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2．隐性收益。实际上，最能说明合作社骨干们一方面在支付成本，另一方面却仍然越干越起劲的，是隐性收益的获得。那么，什么是隐性收益呢?就是通过办合作事业所获得的非物质收益。实际上，乡村建设的培训和交流，极大地扩充了合作社成员的视野、见识，增强了能力。同时，也因为他们接触到了外部资源并组织合作而赢得村民赞誉。合作文化的确立，也使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农民朋友找到了自尊，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意义。所以，在乡村建设总结的三条基本经验⑨中，“文化建设、收效最高”成为一个基本经验。由于合作骨干们没有特别地去计较隐性成本，所以也就不用过多去计量这个隐性收益了。但是，如果有人去计较隐性成本的话，就要考虑一下隐性收益的获得。实际上，隐性收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显性成本的付出上，合作社骨干们都会心甘情愿。因为，隐性收益的获得已经足以支付隐性成本，并支持骨干们心甘情愿地吃点亏，去支付部分显性成本。

但是，隐性收益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多数为合作社骨干们获得了。这种分配格局有其好的一面，因为合作社骨干承担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都比较多，他们多获取隐性收益，可以抵补其成本的支出。但也存在不足，就是有一部分人已经过度培训、过度动员了。当然，隐性收益也有其普惠的方面，比如，通过合作社的文化建设(文艺活动、图书阅读、学习活动等)和组织活动，使合作社社员们普遍找到了交流的平台，提高了能力，培养了自尊自信的合作精神，找到了组织的依归。组织文化的收益，是合作社社员们共享的。同时合作社的发展，也给了社员们以希望，使他们产生了对未来经济与非经济收益的美好预期，这也使他们愿意继续忍受合作社不赚钱的现实，继续支付相应的成本。在当前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隐性收益(非物质收益)远大于显性收益(经济收益)。这使得当前的不少合作社尽管存在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存在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却仍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谁来支付合作成本?

实际上，在没有考虑隐性成本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社对于显性成本的支付，已经成为问题。所以，显性成本的支付，可能成为合作社发展中正在面临的首要问题。

由于农民的合作不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还涉及到国家农业政策的落实、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收入的提高，甚至和谐社会的建设、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等许多方面，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那么，获得外部收益的政府和社会，理应为农民的合作支付一定成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政府和社会为农民合作提供支持、支付成本，早已形成共识并付诸实际。但是，由于这种共识在国内尚未达成，而农民们又不可能被动等待这一共识的达成，所以，立足自身努力，克服成本支付问题，是当前的合作社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努力可以表现在：

1．通过显性收益支付显性成本。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使现金流可持续。因此，提高经济收益是发展合作社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据合作社已有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环境，虽然留在农业和农村的利润空间并不大，但通过合作努力，总有获取经济收益的可能。比如，通过搞联合购销，马上就带来成本节约和售价提高，获得收益，社员和群众也都得到了实惠。通过搞资金互助，马上解决了以往缺钱时求贷无门的问题。虽然目前的各地资金互助受制于资金规模和利率水平，带来的资金收益还不足以支付成本，但是，如果看看日本、韩

国和台湾的经验就会发现，土地和金融收益是农民合作组织最大的两个收入来源。由于现阶段土地制度还是保持国家稳定的主要工具，农民的土地权益仍然难以为农民获得，或至少不能自行处置。而金融合作空间仍然有限，如今的资金互助合作，仍处于初创期，由于放贷金额小，放贷利息低，即使是零成本的资金，在财务上也几乎没有可持续性。所以，没能像日韩台等地那样，从这两大收入源获得较多收益。但由于中国现阶段农产品流通领域利润很大，没有联合的单个农民，只能忍受强大的市场压榨；而联合起来，可以大大降低农用物质及其他大宗产品的购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收益。所以，目前要立足于农产品流通和消费领域的合作，获取显性收益。同时，在生产、交易、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获取相应收益。必要时，还可从外界吸收资金，但要立足自主，否则，合作事业就有可能陷入“等靠要”的境地，无法实现自主发展。

本来，农民合作的显性收益理应很大，但目前由于受制于宏观背景以及合作社仍处在初创阶段的制约，合作的经济优势还没充分发挥。如果通过努力，使合作社的显性收益能够大于显性成本，那么合作社在财务上就是可以持续的。

2．通过隐性收益补偿隐性成本。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合作社骨干们先支付了隐性成本，但这大多已经通过隐性收益获得了补偿。明知要吃亏，合作社骨干们还都这么努力地组织农民合作，实际上，是隐性收益在支撑他们继续办合作社。而且，目前的隐性收益大大高于隐性成本。此项收益之高，实际上已经弥补了部分显性成本的支付。这就能够解释合作社骨干们为何一边“吃亏”，一边还在努力从事合作事业。

在合作社创办初期，其经济功能(也就是显性收益)往往难以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非经济功能(也就是隐性收益)的发挥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所以，新乡村建设的推动者们还在不断地通过培训，描绘乡村建设的美好图景，以让合作社社员们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并参与合作文化的创建。描绘图景之余，还在做许多扎实的工作，使得其经济功能能够显现，使得本来应该微不足道的合作成本，不再成为困扰合作社的难题。毕竟，当前合作社大部分隐性收益的获得是依托我们乡村建设的培训与交流获得的。这种外来的收益，不是所有地方的农民、所有地方的合作社都能获得的。所以，在组织农民进行文化建设、普遍提高隐性收益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壮大合作经济。毕竟，没有经济收入的获得，合作社在财务上就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合作社试验区也就没有了普遍性的推广意义。

五、结语

作为结语，本文引用一下豫剧《村官李天成》中的一段话：“当干部要吃亏，工作就往前推；当干部要吃亏，后边就有人追；吃亏吃亏要吃亏，吃亏人经常吐气扬眉。”

“吃亏人”为何能“经常吐气扬眉”，从隐性收益的获得上，我们已经清楚了。目前各地合作社要努力做的，是如何使显性收益大于显性成本，使农民合作事业能够持续进行下去。虽然当前的农民合作社存在这方面的不足、那方面的不是，但是，如果没有合作社，还能有另外的组织形式让农民去抵御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挤压吗?还有另外的组织形式能让农民们多少获得点儿谈判资格吗?实际上，坚定办合作社的思想，坚持解决合作社面临的各方面的实际问题，是从事乡村建设事业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为此，努力扩大合作收益，不断支付合作成本，并使得收益最终能大于成本，是乡村建设同仁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农民收益范文篇9

江都区地处苏中地区，全区总面积1332km2，总人口10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6万人，土地面积6万hm2，辖13个建制镇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江都区农业土地股份合作社起步于1966年的土地一轮承包时期，先后在江都区郭村镇庄桥村、宜陵镇焦庄村、原宗村乡西贾村、原嘶马镇高巷村推进试点，截至当年年底全区共发展各类农场460个，其中村办农场181个，站办农场47个，厂办农场13个，家庭农场156个，股份合作农场63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0．84万hm2。但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后，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以及当时粮价偏低等因素，部分农场解体，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所萎缩。2004年邵伯镇渌洋湖农林综合开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标志着江都区农村土地流转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2006年年底，组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56家，入股土地0．33万hm2以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回升到1996年的水平，近0．87万hm2。仅土地股份合作社每年以翻番的速度递增，截至2009年年底，全区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转让、转包、互换、入股、租赁等流转形式，依法规范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共1．97万hm2以上，全区已有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235家，占农民家庭承包面积的43．3%，其中转让0．23万hm2、转包0．43万hm2、互换0．032万hm2、入股1．19万hm2、租赁0．094万hm2。涉及农户135641户，签订规范土地流转合同138980份，其中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235个，入股面积1．19万hm2，占流转总面积的60．1%［3］。当前，我国农地股份合作制在许多地区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基于各种客观因素，部分地区土地股份合作发展仍不成熟，单凭行政力量推动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发展是不可取的。以下是对江都区经济发展不同梯度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运作情况的简要分析，说明农地股份合作制的适用条件。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是诱致农地经营制度创新的根本江都区仙女镇地理位置优越，近邻城区，京沪高速公路穿镇而过，深受城区经济辐射影响，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开放型经济占据重要地位。仙女镇为了不断满足企业用地和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双重需要，由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共同参股投资，统一修建标准厂房和道路等公共服务设施，为成长型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基地载体。相对于国家农地征用须先征用为国家所有再上市的做法而言，这种做法不仅节省了行政成本，也为灵活处置土地用途留下了政策空间，有效实现了农民土地使用权者的基本权益，而交易费用的降低及生产成本的减少诱致了企业主体争相租用土地，这一隐性互惠制度既为企业、农民主体双方带来了利益共享和合作剩余。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基于合作后能够给多方主体共同产生效益最大化，从而共同分享合作剩余，也为政府引导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制度范式。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利益主体有农民、集体组织、企业及地方政府。农民通过农地非农化，除直接分享到土地增值收益外，既可以在当地充分就业、创业，又可以毫无牵挂地在外务工，增加收入;企业不仅节省了征用土地成本，而且有廉价、充足的当地劳力资源，为提高经营效益提供了人力、物力基础;政府减少了与分散的农户进行谈判的成本，缩短了征地流程，提高了行政效率，不断促进地方经济良性发展。基于3个主体共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一致需求，达成了多元主体的利益均衡发展。纯农业种植经营的农地股份合作化是寻求改变种植方式的有效选择江都区东北部村镇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困惑江都区小纪镇、武坚镇、樊川镇第一产业的产值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比较高，农民以地为本、以农为业的思想根深蒂固，农业种植成为农民生活保障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引导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力量。江都区分别在小纪镇、武坚镇开展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试点。试点中将分散在各个小组的地势较低、种粮效益较低的荒滩进行分组，按人落实股权，另将一直由村经营的滩地作为集体股，建立了股份合作社，实行统一竞价发包种植水产品，收益分配上原属各小组的滩地发包收入全部返还农户;原属村经营的滩地发包收入的30%用于农户分配，20%用于合作社积累，50%用于村委会补贴办公费。从这2个村镇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进程看，推动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撂荒、农民外出务工等，而通过土地外部利润推动土地股份合作发展的因素并不明显，而且土地股份经营项目不具有明显的特色和效益。从分散种植到规模经营的农地股份合作效益江都区的部分村镇农业生产占据着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农民依靠农业种植这一渠道实现增收依然很重要。在这些工业带动力不强的村镇，农村土地收益不明显，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将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种植经营，如果市场行情好、没有遭遇自然灾害的能实现较好效益，如果受某些因素影响，导致种植情况、市场行情都不好，则农业规模经营可能会有所损失，农民利益得不到较好的实现，则农地股份合作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条件。

江都区土地股份合作的利益机制

当前，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已成为许多地区探索农地经营新方式的一种最有效的制度选择，这种自下而上的农村基层制度创新，逐渐为政府、社会所重视。以江都区为例，虽然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在第一产业占主导的村镇也有所发展，但发展较快、相对成熟的还是在江都郊区村镇，这些村镇工业化发展速度快，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创业机会较多，农民素质相对较高，这些因素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其中又以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为主［4］。由于现行征地制度不完善，补偿标准不合理，农民对土地征用补偿预期与实际所得相差甚远，利益差别直接推动了农民要求分享工业化发展成果和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外部利润的存在，是推进农地股份合作发展的动力根源。江都区真武镇真北村将集体农业对外发包的53．3hm2以上的土地承包金由原来的2700元/hm2提高到4500元/hm2，并全额返还给原承包户，这才增加了农民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积极性。农地股份合作之所以不断发展，有其潜在的利益驱动，主要是规模收益和农地非农化潜在收益等。一些村镇通过集中农村集体土地，统一开发经营，尤其对耕地进行适度规模种植，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从而获取规模效益，促进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收入增加。然而，土地资源禀赋差异、土地增值潜力、城镇化波及程度等因素对土地股份合作发展的影响更大，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后获取的高于农地租赁价格的部分收益是土地股份合作制重要收益来源，因现行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不尽合理，农民、集体、政府、企业之间的利益处于非均衡状态，农民要求充分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愿望及潜在收益的存在直接触发着土地经营制度创新。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前提下，将农民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经营，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目前，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参股要素有土地使用权、资金、技术、集体投入等，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只要农民愿意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就可以成为合作社的股东之一。按照江都区合作社章程，只要是加入到合作社里的社员都有权按照份额享受应得的土地收益的权利。这种既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不侵犯农民土地使用权利，又能通过制度保障合理获得土地收益分红的权益共享机制，是取得农民一致同意的关键所在。

江都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局限性

农地股份合作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农民对其承包的农地只享有经营、收益、流转等权利，缺乏具有实质性产权的处置权。产权残缺对股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影响农地股权的稳定性。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致使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后，防止因农地权属不清而产生矛盾纠纷。因此，土地产权不稳定导致土地流转不规范，可能造成农民土地使用权入股后权益有所丧失。另外，由于经济发展对土地流转的需求逐步增强，土地流转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甚至出现难以管理的局面，这对我国土地产权体系的法制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果不及时规范农地流转方式，可能对我国农地制度的长远安排产生深刻的影响［5］。二是影响股权保障功能。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民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虽然农民可以在合作社里务工，挣取工资，获取土地股权收益分红，但是农民对自己土地失去了直接支配权，实质上是将土地物质权利货币化后的一种股权收益。股权的稳定性深受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状况影响，合作社运行得好，农民收益才能得到保障，一旦发生亏损，农民既得不到分红，加之农地产权不完整，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已作为股权加入到合作社中去，农民想收回自己的承包地是相当困难的。农地股份合作制为实现多元主体利益目标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平台，促进了农民增收。但是农地股份合作制运行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地区都适用土地股份合作制。其一，效益是土地股份合作的根本。运作土地股份合作主要有2种目的，一是进行规模种植，实现规模效益;二是进行二三产业开发经营，获取建设用地的土地增值收益和经营效益。比较这2种方式，获取土地增值收益更能有效推动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依靠纯农业种植的方式所取得的收益并不能满足合作制发展的有效需求。如果土地没有更高的利润收益，股份合作社运作就会面临困难，即便建立起来以后，如果仍然从事低水平的农业种植经营，土地的经济效益不高，股民很难通过合作社实现增收，合作社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二，制度成本制约土地股份合作发展。对照江都区土地股份合作社章程等可以看出，组建、成立、运作、收益分配等环节有着很强的专业程序和运行机制。例如，在股权设置上，对土地股的折算、资金技术股的标准及其他股权的衡量都很难准确规定，对股权分配也很难科学设置。合作社机构组成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组织机构顺利运行有一定的影响。另外，股权收益分配程序比较复杂，加入或退出合作社的成员，其股权收益分配及决算等方面更复杂。许多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在股份设置中包含集体股和个人股、资金股和技术股等名目不一的股份，各地因地区特点设置股份的程序、种类和原则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见土地股份合作制所追求的多重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运行成本很高的问题。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成立建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自愿的基础上，不得强制要求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村土地承包法》也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的基础是土地使用权，农民将土地作为股份参与土地股份经营，一般情况下是集体统一规划经营，或者由集体统一用于项目开发，由于其不具有分割性，难以恢复原状，农民要收回其土地，该怎么分割?如果不要求收回土地，那么土地财产到底该怎么核算?这是一个难题。因此，土地股份合作社的退社自由其实并不自由，而且这种行为存在一定的社会风险。土地股份合作社类似于股份合作制企业，但是许多土地合作社不具备企业独立法人资格，法律和政府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性质没有明确的规定，定位也很模糊，股份合作社既体现出了企业经营行为，又具有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法人登记也很困难，工商部门认为其不符合企业法人资格而不予登记，民政部门认为其具有经营行为，不符合社团要求，也不好登记，目前已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并没有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纳入到合作社范畴，致使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无法可依，不受法律政策保护和扶持［6］。因此，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土地股份合作的发展方向比较模糊，运行环境也不完善。

完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建设

农民收益范文篇10

农民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变化情况

通货膨胀的发生会削弱农民的实际收入，因为通货膨胀是物价的普遍上涨，农产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生活消费品价格都会上涨。所以，年均实际增长率=年均名义增长率-通胀率。价格指数是反映不同时期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方向、趋势和程度的经济指标。表2列出了1999~2010年我国农民名义收入及其增长率、农民实际收入及其增长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指标的变化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农民的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2003年前增幅较小，2004年后增幅加大。1999年、2000年和2002年的实际收入要大于名义收入，其余年份的名义收入均大于实际收入。2003年以前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差距很小，但自2003年开始，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差距逐年加大，其中2008年的差距最大为290.55元。从图2可以看出，农民的名义收入增长率整体上波动性的逐年增加，2004年以前的增速较为平缓，2004年后增长速度加快，2009年的波动较大。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率的波动较小，呈曲折上升趋势，2000年最低，为2.1%；2010年最高，为16.59%，两者相差7.4个百分点，大多数年份的名义收入增长率高于实际收入增长率，1999年和2010年例外。

农户粮食种植成本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