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范文10篇

农村养老范文篇1

空巢老人是指年龄在60周岁以上，无子女或有子女却与子女跨乡镇或跨县分别居住的老年人（包括单身独居老人和夫妻偶居老人）。通过调查表明，截止20**年6月30日，**空巢老人*人，占全镇老年人口数2854人的20.78%。其中：单身独居空巢老人245人，偶居空巢老人*人。空巢老人有以下特征：

1、低龄空巢老人的比例偏大。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年6月，**镇60-69周岁的空巢老人379人，占空巢老人总数的63.92%；70-79周岁的空巢老人*人，占空巢老人总数的27.15%；80岁以上的*人，占空巢老人总数的8.93%。

2、夫妻共同生活居住大于独居。空巢老人中偶居348人，占空巢老人总数的58.69%；夫妻独居245人，占空巢老人总数的41.31%。

3、老人的经济状况参差不齐。社区发放的以奖代保金（38元/月/人）和村里发放的钱（40元--120元各村不等）成了每位空巢老人最固定的经济收入，但老人的经济状况参差不齐。①单位退休人员以离退休金为生活来源的空巢老人收入较高，经济状况好。②纳入社会化管理的企业离退休人员，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由于每月能按时领到养老金，生活比较稳定。③靠子女供养的空巢老人，不仅受子女经济条件影响，还受他们的道德水准、供养意愿等因素的影响，老人生活水平不仅悬殊较大，而且极不稳定。④一些五保老人、低保老人、重点优抚对象依靠政府和社会救济为主要生活来源，老人生活受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较大。⑤一些低龄老人（指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身体健康的）通过晒盐、做小工能自食其力，但老人生活受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很大。

4、空巢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完全能自理的占空巢老人总数的90.56%，部分能自理的占7.**%，不能自理的占2.36%。

5、空巢老人的心理特点。①身心健康，活得开心的空巢老人占59.19%。这主要指月月可拿退休金的和一些子女条件好、孝顺且自己又有一定积蓄、身体健康的老人。②改善现状，充满信心的空巢老人占27.99%。这部分人中，首先是夫妻同在，自己有一定劳动能力且能自食其力的，他们的希望是少一些疾病来折磨身心，破费钱财，他们更希望亲情的滋润。③孤独寂寞、心境沉重的空巢老人占9.78%。他们主要是多年疾病缠身，没有能力医治，且不可能根治慢性疾患的老人。④悲观厌世，活而无益的空巢老人占3.04%。社区以奖代保金、村里发放的钱是他们最低生活水平的唯一来源。他们之中有的觉得自己是家庭的遗弃者，有的既无子女赡养，也无亲朋支助，自己也无劳力可言；有的非聋即哑，非病即残，情绪乖僻，感情脆弱。

二、空巢老人现有的养老方式

1、家庭养老

子女是空巢老人的主要关照人，但由于子女与空巢老人分开居住，且目前**老人绝大多数身体状况良好，子女对老人的照料主要表现在物质照料上，而老人的生活照料主要靠配偶和自我照料。从调查数据显示，**42个部分能自理的和14个不能自理的空巢老人中，由子女照料的仅占12.89%；配偶照料的占74.95%；无人照料的占12.16%。

2、养老机构照料

**镇现有一所敬老院（2004年镇政府投资70万元兴建,占地4800平方米,功能较为齐全,设施良好,管理服务规范,床位40张），为农村五保户、社会自愿入住养老的老人提供休养生息、安度晚年的场所。现有18名空巢老人入住。

3、储蓄养老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指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在**主要指70周岁以下身体结实、硬朗的老人，他们通过打零工、搞种植、晒盐等方式实现财产积累。

三、空巢老人家庭养老所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现阶段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仍不可动摇，但随着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核心化，空巢老人趋于高龄化，家庭养老特别是生活照料功能趋弱，空巢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尤为突出。

（一）生活照料的依靠能力薄弱。空巢老人患病率较高。在走访中，发现老人得高血压病、糠尿病、消化道溃疡等疾病很多。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农村又低赡养（受子女经济条件、道德水准、供养意愿等因素制约），造成老人生活照料的依靠能力弱，出现“拖病、扛病”现象。

（二）经济条件好的空巢老人选择到养老机构的意愿不强。客观上，当前敬老院以收养“五保老人”为主，他们不希望跟他们住在一起，主观上老人不愿入住养老机构，怕被他人认为“子女不孝”、“无人赡养”似的，消费观念上对出钱购买服务还认为是“奢侈品”。

（三）有些空巢老人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空间。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作为子女既要求个人发展，又要尽孝心照料老人，还要兼顾家庭。当老人身体不好时，一些在外地有孝心的子女为了照顾老人，希望老人搬到城里跟他们一起住，但老人觉得跟子女住一块不自由。在走访金阿婆家时，她说：“我女儿很孝顺的，总叫我搬到她家去，但我不想去，这里毕竟住了60几年了，一下子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像被关进了笼子不自由。”

（四）容易忽视的精神慰藉。农村老人向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对子女的情感依赖性较强。当需要子女照料时，儿女却不在身边，因此容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另外由于农村老年活动场所不是很多，子女又在外地，老人心里话没处叙说，因此往往会出现烦躁不安、消沉抑郁等情绪，容易产生孤独感，甚至引起老年痴呆症等疾病。

四、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几点建议

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它的解决需要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界的长期协调和配合。为此建议：

（一）重视家庭赡养，加强敬老宣传教育。

要大力弘扬敬老传统美德，积极开展敬老好家庭、助老好心人等孝心评选活动；将敬老、爱老教育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纳入全民教育体系，列入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内容；重视家庭的精神慰藉，对老年人的关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保吃保穿，更要教育子女常回家看看；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宣传可爱**人———敬老先进人物篇，从而在全社会引起共鸣，营造关爱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制定相关政策，实施农村社区居家养老。

所谓社区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的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鉴于空巢老人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空间，社区居家养老又具有成本低、覆盖面广、服务方式灵活等诸多优点，建议政府能尽快出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政策，注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以政府资金保障为根本，以生活照料为基本服务内容，以医疗保健、法律维权、文化教育、体育健身、志愿服务为专项服务项目，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偿购买服务和政府买单相结合的灵活运作方式服务老年人，并建立居家养老的评估体系和监督机制，使空巢老人不会因得不到照料而出现意外。同时针对一些居住在比较偏僻地方的空巢老人建议利用空闲场地，实行集中供养。

（三）鼓励空巢老人自我养老，做到老有所为。

老人真正的身心愉悦除了来自于家庭的经济供养，精神慰藉，以及社会的照料和关怀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应鼓励空巢老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动手，相互协作，融入社会和生产过程中去，从被动的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这有利于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减轻子女的压力。

农村养老范文篇2

关键词：养老;农村养老;家庭养老;养老保险;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将成为我们设计今天的农村养老制度的重要依据。

（一）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分析

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低下的生产力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块土地上而无其它谋生手段，封闭的交往形式又使农民只能依靠自身积累经验而无其它获取知识的途径。于是，对土地和耕作知识的拥有就成了社会继承与世代交替的重要。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退出生产领域后，并不放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子女要想获得土地必须以赡养父母为代价。同时，子承父业是传统农民家庭的突出特点，后代不仅由父母抚养成人，而且还从父祖那里学会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的产业和土地，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辈祖辈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

父辈们靠土地生产生育，培育后代；子辈们靠土地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构成百姓们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历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还通过法律条文，严禁子孙与父母分家分财。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2．非货币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1）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2）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工业化程度很低，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非货币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生产自己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要不停地生产以获得生活资料的供给，否则便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因年老而丧失生产能力的时候，此刻要想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依赖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产。很显然，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家庭养老的必然性。

（二）家庭养老的主观条件分析

1．传统的孝道思想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在任何年代里，老人的赡养不仅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而且还受到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赡养观念的制约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4）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孝被抬到了极高的地位，成为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起点，并做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基础。封建统治者就是用孝束缚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孝的原则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不同”。（5）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广大农民总是认认真真地行孝，孝顺父母的意识逐渐成为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2．享受天伦之乐的本能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动力

人是社会的动物，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独，乐于和儿孙生活在一起，于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感情，这就构成了家庭结构变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种牢固的封建家庭关系，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具有强大的保护职能，共同保护家庭成员和财产安全。每个家庭成员都脱离不了家庭生活，更脱离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且家庭还有一定的稳定性，每个人都重家庭，轻个人，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荣，个人便可以忽略，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个人必须各安其分，在人伦规范所界定的范围内，将自己的社会角色演好，而个人的真实意见和感受则慎藏于角色、行为之后。于是又形成近代农民家庭的内聚性和封闭性，主观上要求赡养老人必须在家庭内部进行。

3．政府的强力推行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外在动力

中国传统社会自实施君主专制制度以来，国家权力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在“家天下”的政权模式下，统治者为了确保统治权力，努力造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绝对服从的心态。孝的本意是顺从和“无违”，将孝扩展到政治关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观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业绩的形象代表。在传统社会，老年人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国泰民安和国运长久的象征。乾隆三下江南，其间五六次都有百岁“人瑞”迎驾道旁，他认为是“太和之气”，“用征寿世”的吉兆。显然，当老年人被赋予国运和德治的象征意义时，家庭养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官员都将维护家庭养老作为国家任务进行推动。政府强力推行家庭养老的标志有三：第一，有负责相关事务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或专司其职的官员；第二，有保障家庭养老的制度和法规；第三，有维护家庭养老的思想观念和道德。（6）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养老是通过民政部门主管，县级机构直管，吏部考课，监察部门分察，孝文化灌输等逐渐纳入政府行为范畴的。

二、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的挑战

市场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及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

（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功能弱化。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规模小型化成为农村家庭的发展趋势。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农村家庭户均规模3.65人。越来越多的农民独生子女将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对夫妇可能赡养4个老人。农民子女的养老负担逐渐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

生育率下降、子女减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还使得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产生了许多困难。子女多意味着老年人有较多的支持来源，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使得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总之，家庭的小型化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同时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

（二）竞争压力增加、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

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使他们无暇顾及老父和老母；长期的聚少离多所带来的“空巢家庭”和“代际”分化，造成了农村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而是面临着更多的新困境。同时，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

（三）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2006年2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表明：2001—2020年是中国社会的快速老龄化阶段。200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97%。同时，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龄化水平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老年人队伍数量庞大，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同时，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超过75岁之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将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导致年轻人消极拒养老人情绪的增加。

显然，作为家庭养老，无论是传统模式抑或现代模式，有二个基本因素决定家庭养老的质量，一是子女的支持和关照程度，二是自身的一些因素，如经济实力、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在农村，传统孝道观念的淡薄和老人自身经济实力的弱小，决定了农村养老质量的下降，也决定了养老社会化在农村存在的空间正在形成。

三、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

现代社会，中国农村的养老方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多种养老方式并存的农村养老格局。许多新的养老方式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认真分析比较不同的养老方式，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养老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庭养老。这是当前中国农村使用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具体体现。这是一种最完美的养老方式，它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的主流养老方式。有关资料显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经济来源构成中，来自子女供给部分城市占16．8%，镇占21．0%，县（农村地区）占38．1%。这说明子女供养在城镇老年人中占有一定地位，而在农村中则占有重要地位。（7）

（二）集体养老。集体养老就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存在的心理基础是老人社会交际的广泛和子女对养老认识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农民意识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体养老的普及化和规模化。

（三）养老保险。面对农村老年人口数目的迅速增长和家庭养老的弱化，农村养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探索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03年以后,全国各地开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许多地方通过加大政府引导和支持力度,扩大覆盖范围,创新制度模式,积累了不少经验。到2007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的近2000多个县(市、区、旗)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有50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300多亿元,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新形势下,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四）储蓄养老。依靠平时的积蓄用来防老，在农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据本人对呼和浩特市部分农村的调查，15%的农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有钱财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之用。但是，低利率、高膨胀、天文数字的医疗费以及农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储蓄养老已失去太大价值。

四、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基础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民人口多，占全国13亿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8557万，占农村人口的8.5%，并且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实现农民的老有所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2010年目标纲要为中国农村养老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指明了今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思路，那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已经成熟？能否替代家庭养老？”就成为每一个工作者必须关注的焦点。

根据本人多年来对农村养老的了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主要有：

（一）货币经济的发展

非货币经济决定了交换只能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从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分离，家庭养老成为必然。只有到了现代化的社会，社会化生产达到了极度发达的程度，生产单位由家庭变为工厂，家庭成员各自都是独立的商品者，依靠参加社会化劳动而取得工资收入，即以货币经济完全取代非货币经济，老人才能挣脱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货币来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维持生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现代化的货币经济的存在。哈瑞斯说：“我们正在用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办法取代工业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父母孩子之间真正的反哺关系的遗迹也将消失”。（8）可见，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社会处于非货币经济即农业经济阶段时同样也是实行的家庭养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

（二）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

养老的两个要素是物质保障和生活服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关键是解决了养老的物质基础，但是对于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一个没有生活能力或者生活能力很低的老人来说，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必须具备相配套的生活服务体系。生活服务的提供有三个来源，第一，老人自我服务；第二，家庭成员的服务；第三，社会化服务。家庭养老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家庭成员不仅提供了充足物质资料，还提供了完善的生活服务，而且亲人提供的服务又是最细致入微和完美周到的。因此，不管将来社会养老保险多么发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家庭养老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老人自理能力的降低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就使得社会化生活服务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村的经济发达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可程度是完全成正比的。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许多地方现在还处于摸索阶段，国外没有现成的模式供使用，国内没有完善的工作依据，操作的时候难免有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当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务都会影响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受管理体制改革、利息持续下调及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9）;

从国外成功经验来看，养老保险制度越完善、服务越到位，投保者的热情就越高，保险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没钱，服务就越无法提高，投保者越没有热情，保险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四)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现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农民素质、社会心理、东方文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民对保险制度的信任度、非货币经济等等因素的影响，与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相比，状况很不如意。到2007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的近2000多个县(市、区、旗)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有50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300多亿元,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全国有2000多个县（市）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享受农村低保的人数达到500多万。但以上数字对于9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说还是离他们较远。从农民缴费的情况看，人均缴费不到150元钱，根据他们的缴费额，几十年后，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几元钱（相对于目前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养老保险金，根本达不到保险的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随着农村经济情况的好转，部分参与社会保险并最终获得部分社会经济来源的条件已经产生：第一，除极少数未脱贫的地区之外，中国农民已经过上了温饱生活，很多农民已经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具有了一定参加社会保险的经济承受能力。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地区农民，开展养老保险的乡镇覆盖率已达到95%，一些富裕的年迈农民通过一次性交纳几千元养老基金，已开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数额领取养老保险金（10）。第二，随着全国保险业务的发展，社会影响的扩大，计划生育政策手段的强化等等，农民参加保险的观念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理解到了参加社会保险对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觉性不断提高。

这种喜忧参半的现状是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完全一致的。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因此，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五、解决我国农村养老的方式选择及立法的价值取向

根据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中的主要养老方式，只不过这种家庭养老已不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作为养老的载体辅助于多种养老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可以这样说，不管今后农村养老如何改革，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

之所以说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家庭养老的成本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员更便于照顾老人，无需由专人脱离生产而专职对老人进行看管，既不影响生产，又不影响养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优原则。第二，我国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由于诸多的原因，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全面推广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家庭养老这种古老的养老方式不能随便地减弱或放弃。第三，家庭服务业不甚发达。即使人人都参加了社会养老，年老时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由于农村家庭服务业刚刚起步，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员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养老载体，老人们即使手中握着钱也仍然无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老人养老载体选择的影响。传统的“子孙满堂”观念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家庭的依赖性、对子孙理解的渴望会进一步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拿到保险金的老人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人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吗？很显然，家庭永远都是最理想的养老载体。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观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动对家庭养老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单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规对家庭养老进行规范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必须将家庭养老放在重要的位置。

养老的载体与养老的是相辅相成的，家庭愿意承担养老责任，但没有物质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无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仅有资金上的保证，但无人对其进行照顾，其生活也是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在巩固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须在农村强制推广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民建立防患意识，在其年轻力壮、创造力最强时，能有少部分的储蓄，以备年老、多病没有生活能力时所用。

鉴于上述，根据我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参照“党的十七大”计划和2010年目标纲要中对农村养老的基本精神，我国农村养老立法的价值目标应该定位于：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11）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除了加强对全社会的尊老、敬老的宣传，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外，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依靠完善法制。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养老法，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等之中，这种分散的规定不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协调，而且影响到农村养老制度的实施。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障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本着“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农村养老立法价值取向，我国农村养老法律体系可按以下思路构筑：

第一，尽快制订农村养老基本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可以作为我们正在制订中的《社会保障法》的部门法。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农村养老的原则、农村养老的形式、农村养老的种类、农村集体养老机构及其性质、家庭养老的内容、集体养老的内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及其性质、农村社会养老基金的筹集管理发放、法律责任等等。

第二，根据《农村养老保障法》的基本原则制订如下部门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法》、《农村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农村家庭养老示范法》等等。

第三，制订农村养老的行政法规。这一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法律规范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方面，在整个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体应该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家庭养老条例》、《农村集体养老条例》、《农村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办法》、《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税收减免办法》。

综上所述，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相信其研究对国家今后的农村立法具有一定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迈克尔&米特罗著《欧洲家庭史》第145页，华夏出版社。

（3）岳庆平著《的家与国》第9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4）刘英著《中国婚姻家庭》第355页，出版社。

（5）张德强著《嬗变中的婚姻家庭》第79页，兰州大学出版社。

（6）参见姚远《政府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与作用》载《西北人口》1999年第2期

（7）参见《田雪原文集》，中国出版社，1991年

（8）马文&哈瑞斯著《文化的起源》第178页，华夏出版社。

（9）王延中《不应终止社会养老保险》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24日时事版

农村养老范文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村养老；养老服务

近些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2017年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008万人。而60周岁以上的老人已占人口总数的17.3%。伴随着大量“空心村”的出现，一直以来依赖于家庭的农村养老模式逐渐改变，持续外流的青壮年劳动力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成本使家庭式养老质量难以保障。而相较于城市中相对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而言，农村养老的综合服务机制尚不够健全，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下，进一步优化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模式尤为紧迫。

一、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优化农村养老服务的必要性

尊老、敬老是传统道德文化的精粹，对老年人口的关怀与周到服务是一个社会拥有高尚道德文明的体现。当前，进一步优化农村养老服务模式是有效维护人口老龄化危机之下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必然选择，是提高农村养老综合服务水平的现实之举，同时也是从人文关怀角度，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有效途径。（一）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现实要求。近些年来，“银发经济”热度走高，“夕阳商机”的不断涌现从侧面反映出了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2017年《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关于印“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中指出：“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农村实际居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可能进一步加深。”［1］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完善老年人口的养老服务模式已经势在必行。目前，我国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养老理念、市场运作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而我国的养老服务市场还处于培育期，优势资源向农村下沉缓慢，因此，优化农村养老服务模式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养老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养老负担，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农村老人安享晚年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提高农村养老综合服务水平的理性选择。农村家庭式养老是特定历史和传统观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支撑家庭式养老服务的人力要素出现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因务工、升学等原因不断流向城市，农村“空巢老人”日益增多，承担主要赡养责任的子女外出务工，加之部分家庭成员缺少主动赡养老人的道德品质，导致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质量较低。而农村家庭式养老的现状与农村整体养老公共服务不到位不无关系。因此，优化农村养老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与利于为农村老年人口提供更多的养老方式选择，“满足老年人口养老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2］。以健全的养老服务供给改革推进农村养老观念的改变，从而依靠成熟、高效、便捷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水平。（三）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有效途径。农村养老服务是道德文化的有效载体，有利于在精神层面上推进农村社会的道德文明发展。有助于以养老服务为途径，加快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进程，在广大农村地区培育良好的“孝道”文化，不断提升农村人口的道德能力与文明素养。优化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可有效促进农村社会的移风易俗，形成弘扬社会正气、以尊老敬老为荣的淳朴民风。优化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可从人文关怀角度加强对老年人口的社会关照，反哺老年人口毕生为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有助于在农村养老服务助推及孝道文化的感染下，使农村家庭形成尊老爱幼、责任担当的家风，展现乡村文明的新风尚，进一步推进农村社会的公民道德工程建设。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的阻碍

以家庭为主，以政府和市场为辅的模式是我国养老服务供给的主要特征，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拉动的养老新需求，使农村养老服务的原有的模式被打破，出现了新旧养老模式的衔接问题。（一）家庭养老服务的质量较低。其一，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较重，使老人物质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在我国农村地区，“养儿防老”是很多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家庭式养老几乎是老年人唯一的养老选择。家庭养老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归属于老人的土地、牲畜、房屋等个人财产及子女支付的赡养费用。通常而言，子女收入稳定、经济收入越高则老人的养老物质享受越充足。但目前我国农村家庭的整体收入仍有待提高，同时农村家庭的经济支出种类不断增加，在子女教育、房屋修建、治病就医、出行代步等多方面形成了新的消费需求，家庭总体消费不断提升，用于高质量养老的费用比较有限。其二，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及儿童留守成为了农村社会的常态，“空巢老人”在得不到下一代精心照顾的同时，更要养育隔代的“留守子孙”，使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其三，部分子女较多的农村家庭选择“流动式养老”的方法，但家庭成员的关系亲疏、复杂的家庭经济利益纷争并不利于对老年人进行长期、稳定、高质量的照顾。在空间上与子女的距离，在时间上的聚少离多，使家庭养老的情感慰藉优势得不到发挥。加之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的匮乏也使农村老年人口的孤寂无从排解，对家庭圆满、安享晚年有了更强烈的期盼，因此，由于思想观念、人员安排、经济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农村老年人口的家庭养老质量不高。（二）农村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有待完善。农村养老服务需要健全的制度体系为支撑，而政策制度的缺位将导致农村养老粗放、原始发展，不利于农村社会治理向着现代化转变。其一，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社会建设的中心往往聚焦于城镇，用于农村养老服务机制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个别部门在养老服务上观念滞后，忽视了基层组织、社区等在农村养老服务机制建设中的责任。其二，农村养老制度设计不健全，主动性规划较少，对人口老龄化危机认识不强，相关政策存在“碎片化”的问题，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农村养老与农村各项事业的改革及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结合不够，政策的普惠性和针对性有待加强。其三，缺乏专业化的农村养老服务队伍。目前，我国城市中的养老护理人员绝大多忽视来自于农村，更高的经济收入使农村养老护理人员迅速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缺乏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人才。现有农村护理人员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社会认同度不高，收入待遇较差。农村较难吸引经过专职培训、具备一定医护常识、掌握良好心理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加之农村社区等基层单位的专业化护理队伍尚未建立，使农村养老服务的技术含量较低。（三）农村养老服务的市场供给机制不成熟。养老服务的市场供给是有效弥补家庭养老质量低、政府公共服务承载力有限的有效方法，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主体，市场化的养老服务机制在城市中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引领了城市养老的新潮流。但市场化的养老服务也存在多种现实问题。其一，养老服务机构多集中在城市之中，即便是建设在紧邻城市、生态较好的乡村边缘的养老院或护理中心，主要服务对象仍是城市老年群体。其二，市场化养老服务主体存在经济效益第一、社会效益其次的观念，因土地成本、建筑装修、人员配备、基础设施、保险服务等成本因素影响，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化养老机构收费较高，客观上提高了农村老年群体购买养老服务的门槛。市场化养老服务更对贫困农村老人关照不及，无法从社会意义上真正实现养老服务的普遍覆盖。其三，现有农村地区的福利院、养老院承载能力有限，而民间付费的小规模养老院基础设施不佳，对护理人员监管不到位，无法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一旦家庭付费中断，意味着对老人所提供的养老服务终止，在本质上对家庭经济供给的依赖现状并未完全改变。

三、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优化农村养老服务的措施分析

在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之下，应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优化农村养老服务模式，进一步满足农村老年人口在医养结合、情感慰藉等方面的养老需求，使农村养老服务机制逐步健全化，加快推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进程。（一）转变观念提高家庭的养老能力。第一，开展道德教育，培育孝贤家风。需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大力弘扬孝贤文化，推进养老观念的转变。要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尊老、敬老的道德文化。从农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提炼素材，讲好榜样人物在赡养老人方面的先进事迹。长期开展农村“道德讲堂”学习实践活动，重点针对青壮年人群进行道德责任教育，引领塑造孝贤家风文化。增强青壮年人群的自觉尽孝意识，使其主动向老人付出关切，提供周到照料，从而形成以善待老人为荣、以漠视老人为耻的淳朴乡风。第二，提升家庭养老的经济实力。目前，我国“农村家庭规模相对缩小，家庭照料资源日益匮乏”［3］，提高农村家庭养老综合能力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民增收，需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农村就业岗位，加快农村劳动力的“回流”，使一部分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在本地获得就业机会。重点对家庭中有高龄老人、重病老人的青壮年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根据性别差异和个人就业意愿进行针对性地技术指导，增强农村家庭的创收能力，提高农村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为农村家庭高质量的赡养老人夯实经济基础。第三，加强对家庭养老护理技能的培训。良好的家庭养老需要以人性化的护理理念、良好的技术知识为保障。因此，要对家庭养老的主要护理人员加强专业护理知识教育培训，定期开办家庭养老服务护理培训班，社区需向农民提供养老护理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针对不同类型的老人及差异化的养老需求，组织开展紧急救助、老年心理疏导、一般护理、康复训练等技能培训，其中要重点对农村留守妇女进行系统培训，一方面提高农村妇女的养老护理能力，另一方面可为其提供专业化的职业教育，逐渐培育出优秀的农村养老护理职业人员，使留守人员的潜在就业价值得到开发。（二）完善农村养老服务制度发挥政府调节职能。第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基本医疗、教育就业、基本救助等加强政策设计，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及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对农村家庭的赡养费进行科学计算，提高法定农村老人赡养费标准，细化子女的赡养责任与义务规定。进一步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养老需求的新变化，对现有法律法规加以完善。同时要优化乡镇、村一级的法律援助工作，强化农村养老服务的常态化监督，提高老年人口的维权意识，将普法工作做到家门，为农村老年人口依法享受养老服务创造条件。第二，完善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对农村养老服务进行系统规划。应将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进行系统化、前瞻性的制度设计。整合乡镇医疗卫生、养老院、农村社区等单位的力量，建立立体化、多功能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发挥出农村养老政策制度的引导和激励功能，完善农村就业政策，面向社会开放农村养老服务的公益性岗位，加快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本地就业。进一步加大对老年护理、家政服务类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联合职业护理院校，建立养老服务实训基地。鼓励民间创办专业化、设施齐全、拥有一定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在政策上加大倾斜力度，完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资格审查和专业评价机制。加强对市场化养老机构的监督及管理，确立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的准入标准及能力审查制度，严格把控服务人员的健康情况，采取服务对象监督、企业监督、部门监督及网络监督等形式，保证农村养老服务机构规范经营。第三，加大农村养老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保证用于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资金足额按时发放，做好财政预算支出的结构性增减，提高对农村养老保险、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医疗救助、护理人才培养等项目的补贴力度，为完善农村养老服务的基础资源夯实资金保障。与此同时，需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及合理改造的资金投入，使特色旧宅、林地湖泊等自然资源融入农村养老服务项目建设之中，让农村自然风光、文化特色与养老服务相得益彰，为农村老年人口提供环境宜人、贴心便利、健康自然的养老环境。（三）优化农村养老服务的市场供给模式。第一，维护养老市场的运行秩序，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质量。要充分发挥出市场调节的作用，使市场化的养老服务对家庭及政府养老模式进行有效补充。加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行业引导，强调养老服务要以质量取胜，增强服务品牌培育意识。与此同时，要针对农村老年人口购买力较弱的现实问题，为农村老年人口提供定价合理、服务周到、安全细心、支付灵活并富有文化内涵的养老服务，从而以品牌美誉度提高社会养老服务的影响力，争取农村老年人口的心理认同。第二，对社会养老服务进行价格指导，对关系到农村老人切身利益的养老服务及产品予以价格补贴，对以欺骗、哄骗、强制等手段迫使老年人口支付不合理养老服务费用的行为要依法严格惩治。与此同时，要遵循养老服务市场的运行规律，鼓励不同档次的养老服务机构加强创新服务，丰富农村养老服务的种类，提升养老服务的品质。对乡镇中低档次收费标准的养老机构要加强政策扶持，鼓励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在满足基本服务要求的基础上，对养老机构服务人员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及道德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将对农村老人的情感慰藉明确列入到养老机构的服务项目之中，使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能够结合农村老人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有针对性、有人情味的养老服务。第三，加快乡镇养老院、社会养老机构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转变，使公立养老院、福利院、敬老院、社区养老服务以及盈利性的社会养老机构等得到有效整合，在确保养老服务基本质量的基础上，增加床位，完善基础医疗康复设施。充分利用农村废弃校舍、厂房等闲置建筑资源，通过合理改建打造区域性、综合性的养老服务中心，使农村老年人口就近获得养老服务。实施“日间统一照料、夜间分散居住”的灵活养老模式，最大程度地满足农村老年人口“离家不离邻，离户不离村”的养老心理需求。

农村养老范文篇4

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为指针，以推行《××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为内容，加快我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化、规范化进程，逐步实现广大农民老有所养的目标。

二、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市政府财政补贴计划；建立健全镇、村两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投保面达到，全面消除空白村；新增投保人数万人以上；保费收缴万元以上。

三、操作办法。按年缴纳的，市政府按最低缴费标准的给予补贴；以趸缴方式缴费的，将趸交总额按以后每年的最低缴费标准折合补贴年限，给予相应年缴的补贴。当领取养老金后，余下的折合年限不再给予补贴。

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村，投保人数达到适龄投保人数以上的给予的补贴，达到以上的给予的补贴。本文转载自网

四、工作措施

1．努力提高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认识。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农村干部，要深刻领会十六大提出的“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把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承担起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依靠有效的组织和引导，尽快建立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促进我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2．加强宣传发动，形成强大舆论氛围。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和全市四十多万农民群众的宏大工程。各镇（街道、区）、业务主管部门要通过召开会议、举办电视专题讲座、印发宣传材料、张贴标语、出动宣传车等形式，大力宣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重大意义，掀起宣传贯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热潮，各村要召开好村民大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会议，充分动员各种力量，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条款，把政府对农民养老问题的关怀宣传到每家每户和每个农民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投保积极性。

3．做好落实财政补贴的详细计划。市里以各镇（街道、区）农业人口数及××年农民人均收入数为依据，将财政补贴额分配到各镇（街道、区）。各镇（街道、区）也要以各村的相关数据为依据，结合其它工作条件，把本辖区财政补贴金额分配到村、落实到人。

4．成立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是年全市农村工作重点之一。各镇（街道、区）要按照市里要求，建立镇村两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安排得力领导主抓这项工作。做到上下贯通，形成网络。要列入年重要工作议程，列入机关干部、农村干部责任制考核，采取有效手段，加强考核和奖惩，调动各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5．开展集中突击活动。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规定财政补贴核算年度为月日至月日，财政补贴时间主要集中在月份以前。各镇（街道、区）、各村都要利用这段农闲和农民手中资金相对宽裕的有利时机，突击性的开展工作，层层分解任务。要开展领导、机关干部包区、包村，村干部、党员包户、包人活动，加强督促检查和考核。争取在月前，个人缴费、集体补助、财政补贴基本筹集到位，记入投保人个人账户。

农村养老范文篇5

关键词：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障；服务体系；优化对策

作为我国人口老龄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保障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应对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质量水平而言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目前，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和积极推动下，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同时，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无法满足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对美好生活保障提出的要求。

一、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一直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对于老年生活的美好规划一般都是希望将来能够子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然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观念的变化，许多中国家庭的格局发展逐渐呈现出独立化和小型化的趋势。此外，在市场化经济背景下，人们对于物质文化层面的生活质量需求日渐提高，农村地区许多青壮年都纷纷外出务工，大批量地涌入城市地区，这就使得许多老人被留守在村中，即所谓的“空巢老人”。由于这些人常年在外，很难及时尽到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家庭养老功能被进一步削弱，这就给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不利于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二）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目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保障工作主要是以老年人生活的社区为基础，为其提供可及性和人性化的养老服务。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关键在于要有完善的有效服务供给，包括配套基础设施以及持续性的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等。然而，就目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来看，普遍缺乏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覆盖率仅为6.5%，远远不及城市地区。虽然部分农村地区的设施水平比较齐全，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服务观念和可行的养老保障服务计划，使得许多设备基本上都处于闲置状态，有效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三）缺乏专业化的从业人员。目前，参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足，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的都是志愿者人员，缺乏专业化的人士，由于参与养老服务事业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普遍偏低，较难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品质的需求。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许多从事养老保障服务事业的工作人员都是由于自身能力水平有所欠缺，不得已才从事这项工作，故而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不是很强烈；第二，多数参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工作的人都没有专业的资格证书，在正式入职前只接受过短期简单的岗前培训，对于基本的日常生活护理常识等认知不足，无法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第三，多数从业人员不具备心理疏导方面的知识，无法给予老年人精神层面的上抚慰关心，自然也就难以满足他们对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

二、解决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问题的优化策略研究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政策。要想切实解决目前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完善其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合适的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服务政策。一方面，当地部门应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安排人员深入实地调查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制定出合适的养老政策；另一方面，还应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财政性投入力度，建立配套的检查监督、服务评价等政策，以有效应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问题，实现政策与政策之间的相互衔接，增强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政策间的合力。（二）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供给应当以老年人的实际生活需求为导向，为其提供精准化、人性化的服务供给。如果养老服务供给提供的服务内容与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相符合，不仅无法充分体现我国开展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保障事业的价值意义，这种无效的服务供给还会导致社会养老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此外，无效供给模式下还会导致从事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工作的部分社会力量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效益刺激，将会减弱其参与养老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服务供给量进一步缺失。因此，当地政府部门应当从老年人群体的实际需求入手，依托于实地调查结果，为其提供精准化的养老服务供给内容，以有效推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三）培养专业化的从业人员队伍。要想促进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还需依托于一支专业化的人才团队。因此，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快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吸引优质的专业人才参与到农村社会保障服务工作当中。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相应的工作：一是，在高等院校或中职院校设置相应的课程体系，以培养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二是，制定规范化的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标准，实行持证上岗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力度；三是，健全志愿者培训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志愿者人员在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事业中的积极促进作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现阶段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各级各地的政府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的完善解决对策，不断提高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工作的质量水平，以切实推动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韩芳;武涵文.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京郊农村养老服务现状及问题分析[J].河北农业科学.2018(08)

农村养老范文篇6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障；间断-均衡理论；政策演变；适应性；政党推动

一、引言

农村养老保障是我国长期城乡二元分割下的产物，也是我国社会保障中较为脆弱的部分。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障政策从建国到现今走过了70年的历程，农村养老保障政策在不断地变迁和完善，政策的演变并不是无序的，而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回顾农村养老保障政策70年的发展历程，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指引未来社会保障政策发展的重要经验积累。当前关于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如许亚敏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历程和现状进行思考，指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提出相关的建议。[1]黄俊辉和李放利用情境认知理论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养老保障政策，得出政府认知的变化是由情境切换引起的，而且使农村养老保障呈现“格式塔”转换。[2]李素利和白延涛基于养老保障政策在我国实行的独特性，从农村居民的视角构建了政策不确定性调节影响政府农村养老保障服务能力与养老保障服务质量之间关系的模型。[3]然而，已有文献从政策过程视角研究农村养老保障政策变迁的较为稀缺，本文试图利用间断-均衡框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养老保障政策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境对间断-均衡框架进行适当的修正，以增强理论对中国实践的适用性。

二、分析框架：间断-均衡理论

间断-均衡理论（PunctuatedEquilibriumTheory，简称“PET”）由美国学者FrankR.Baumgartner和BryanD.Jones在1993年提出，并在后期不断改进和完善。该理论的提出有其特定的背景，政策科学的提出者拉斯韦尔构建了“概念图系”，引导政策过程研究的分阶段化[4]，随后政策过程研究一直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焦点。Baumgartner和Jones在有限理性和渐进主义的基础上，认为政策的演变不仅仅是渐进式的小修小补，同时也存在政策的快速变迁。第一代政策过程模型主要在20世纪五六十年展起来的，决策被认为是渐进的，子系统似乎是永恒的，政治秩序是稳定的。渐进主义的代表人物林德布洛姆将政策过程视为部门间相互调整的过程；另一位渐进认同者韦达夫斯基将渐进理解为通过参与者之间制度的探索性规则。虽然渐进主义支持者们以有限理性为中心模式，继续把大部分工作纳入公共政策过程，而Baumgartner和Jones认为“即使他们的故事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但他们似乎不足以作为政策变化的描述者，他们错过的部分让我们觉得太重要了，简直无法忽视”[5]。其实在此之前，Baumgartner和Jones就指出公共政策的快速变化经常发生，但是多元主义下的诸多理论仅仅强调政策的渐进，且对渐进的过分强调会导致人们把多元主义视为天生保守的。然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很容易得到很多政策是经历了长期的稳定和短期的急剧反转。[6]因此，Baumgartner和Jones认为他们提出的间断-均衡理论源于对强调稳定性、规则、渐进式调整和“僵局”的政策过程模型的不满，而且政策变化通常是“脱节的”和“偶发的”，并不总是可预测的。[5]间断和均衡只是政策变迁过程中呈现的两种形式，Baumgartner和Jones所提出的间断-均衡理论，一方面为了解释一些重要的政策处于长期的稳定状态，而且享有特权的精英群体在这些政策领域占有主导权；另一方面也为了解释一些显然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既得者在政治斗争中处于失利状态，并且伴随着一些政策的快速变迁。[7]显然，政策缘何处于均衡或间断状态是Baumgartner和Jones要阐述的重点。为进一步认知间断-均衡理论，需要对理论中的几组重要概念进行解释。（一）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政策图景是间断-均衡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在早期的文献中，Baumgartner和Jones将政策图景解释为“关于某一政策的信仰和价值观”[6]。而后续的文献中，政策图景则以一种简单易懂的话语被描述出来，政策图景是指如何被理解和被讨论的，[7]并将政策图景进一步的细化为两部分，是实证信息和情感诉求的混合物，任何政策图景都包括经验的和评估的，而且评估的部分被称为“语气”。[7]政策图景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政策图景存在正面和反面之分。正面的政策图景有利于政策的稳定，而负面的政策图景容易引致政策变迁。政策图景是政策变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通常情况下会被政治竞争者所利用，Baumgartner和Jones利用了机构竞技场一词，认为在这一竞技场中各个机构的利益不一致，会出现不同的政策图景，竞争者试图通过控制政策图景以改变现有的政策。政策场域主要是指政治制度，[6]也就是一些组织或群体在政策制定中拥有决定权，既可以是垄断的，也可以是共享的。[7]单一的问题有可能被许多组织共同裁决，也可以被某一个组织来主导。而且政策场域也不是单一的，像政策图景一样具有多面性。政策场域的变化也会引起政策的变迁，尤其是从子系统政治转换到宏观政治层面，会加速政策间断的到来。（二）宏观政治和子系统政治。宏观政治和子系统政治的分类主要来源于学者Redford，在其著作《行政国家中的民主》中将美国多元化的政治系统区分为子系统政治和宏观政治。所谓的宏观政治主要是指国会、总统和政党等政治制度；子系统政治是由不同利益主导而成的决策系统，即专门政策范畴的次级系统。[8]在间断-均衡理论框架下，Baumgartner和Jones将宏观政治视为一种间断政治，是由总统和国会等高层次、强统合能力且对宏观性的政策变化起着主导作用的政治要素组成，其中包含了政策大规模变迁、政策过程出现的重大间断等要素，呈现一个正向反馈的过程。而子系统政治是一种平衡政治，由相对分散的单一利益团体主导，但不排除子系统存在多个利益相互竞争的可能性，它在总体上保持稳定性和渐进性，并不会对政策过程产生大的扰动。[9]另外，宏观政治和子系统政治处理问题的方式存在差异，宏观政治处理问题一般是串行的，而子系统政治处理问题可以是并行的。由于子系统政治可以是多元的，能够同时处理诸多问题；而宏观政治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一次只能注意到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一个政策进入了宏观政治的串行处理过程中，那么该政策便处于转变问题界定，并受到媒体和更多公众高度注视的环境之中，这就预示着政策变迁将会出现。一旦问题被提到议程上来，宏观政治就会加以处理，并争相努力解决新的热点问题；而且重大的政策变迁往往会伴随着一个或多个子系统被破坏的结果。（三）正反馈和负反馈。在政策间断和均衡中有两个反馈机制，一个是正反馈，一个是负反馈。反馈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PéterÉrdi认为反馈机制从根本上影响系统的动态行为。粗略地说，负反馈减少了错误或偏离目标状态，因此具有稳定效应；而增加与初始状态偏差的正反馈则具有不稳定效应。[10]正反馈往往会使政策议程进入宏观政治层面，导致政策的变迁；而负反馈往往与子系统政治关联，会使政策处于稳定或均衡的状态。[11]一般情况下，子系统政治会反对政策的巨大变迁而维护政策的稳定，试图对政策进行垄断，形成负反馈机制，与之匹配的政策图景往往是正面的。政策垄断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政策制定的组织结构是限定的，而且这一结构限制其他人员进入决策过程中来；二是与政策过程相关的强有力的支持构想，这些支持性的政策构想一般与那些可以直接和简单地通过图景和修辞而被理解的核心政策价值相关。[7]而一旦政策图景发生变化，政策垄断将会崩溃，正反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政策极易进入宏观政治层面，进而引发政策的变迁。（四）个体决策和组织决策。间断-均衡理论中包含个体层面的决策和组织层面的决策。决策过程中，在问题的选择上，个体层面主要是注意力如何分配的问题，而组织层面上体现为议程的设置。对于问题的属性，个体层面主要是问题的描述，而组织层面是对问题如何界定，问题的界定是间断-均衡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解决问题的方案选取上，个人层面主要是给出更多的可替代方案，而组织层面则是对现有的方案进行辩论和讨论（如图1）。（五）注意力分配和不成比例的信息处理模型。注意力是间断均衡理论中引发政策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有限理性，个体或组织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Jones等人将决策者称为有限注意力范围内的“囚徒”，[5]Baumgartner和Jones认为注意力的转移产生了积极的反馈过程，促4成了政策的快速变化。当政策子系统不受大量关注时，政策发展缓慢或渐进式发展；当注意力转向政策子系统时（可能通过触发事件），政策可能会迅速改变。[7]而且，注意力的转换是存在动力来源的，Jones认为注意力转换有四种来源：“事件驱动”的变化和过程驱动的变化(外生来源)；代表性联系和冲突扩大机制(内生来源)。[12]而对于环境中的信息，由于个体或组织的注意力分配都是有限的，Baumgartner和Jones强调信息处理在决策系统中的作用。信息处理涉及收集、汇总、解释政策制定环境中的信号并优先排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信息都可能是不确定的（估算值的确切值未设置）和含糊不清（受到多种解释的影响）。作为具有人类认知限制的有限理性决策者，政策制定者将重点放在这些信息的一部分上，而忽略大部分信息。[13]于是，他们反对传统的成比例的信息处理模型，认为系统中将会存在对来自环境输入的持续监测。以往成比例的信息处理模型认为问题将会直接根据他们的严重性成比例界定，解决方案也会根据他们解决问题的效率进行排列。这将是一个完全成比例的过程：回应中任何变化规模将会与来自环境信号中任何变化规模成比例。[13]然而，Baumgartner和Jones认为信息处理应该是不成比例的，于是发展出了一个不成比例的信息处理模型，认为政策决策在预测上不成比例，因为政策制度往往对小的变化反应不足（忽视它们完全是由于缺乏政策关注），对大的变化反应过度（当注意力转向先前被忽视的政策子系统）。[14]间断-均衡理论并不是集中地探讨纯粹的渐进性政策理论或纯粹的理性选择理论的问题的，而是以拓展了现有的议程设置理论，来处理政策均衡和政策间断问题。[9]间断-均衡理论建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在美国甚至欧洲诸多国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尤其在预算领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渐进主义模型一直在政策过程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自从Baumgartner和Jones出版《美国政治中的议程与不稳定性》后，源于生物进化论的间断均衡理论取代了渐进主义模型的地位。[13]于是，一大批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研究文献不断涌现，如Breunig等人考察了美国国家预算过程，以评估预算渐进主义与预算间断的长期预算后果。[15]Alexandrova等人利用1975年至2010年的所有内容编码的欧洲理事会结论的新数据集，发现间断-均衡理论适用于欧洲理事会的政策议程。[16]

三、政策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养老保障政策

下面结合间断-均衡理论框架对农村养老保障政策进行分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间断-均衡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境并不是完全符合的，这一点在国内的一些研究中也有所涉及，如文宏依据对兰州出租车政策研究，对间断-均衡理论的政策场域进行了中国情境下的修正。[17]刘开君尝试从适用条件、理论假设、变迁过程和根本原因等维度对间断-均衡分析框架予以修正，将修正后分析框架的适用条件扩大为稳定的政治制度结构。[18]李金龙等在决策机制层面和决策的影响要素层面对间断-均衡理论进行了修正。[19]本文对于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的研究也需要对理论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正，这个将在后文进行论述，但是理论的大体框架对于本研究对象还是适用的。（一）1949年-1953年：土地政策保障农村养老的均衡期该时期的农村养老主要依靠的是土地，也就是土地养老，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法》，提出“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也因此明确了农村养老保障以土地保障为主。这次真正使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都到了农民手中，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50年开始，1952年底基本完成，大部分贫雇农上升为中农，中农的比例由过去的20%上升到80%，贫雇农由过去的70%降为10%左右。[20]据统计，1949—1952年农业人口平均粮食产量从209公斤增加到288公斤，农民留用的粮食增长了26.4%。[21]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195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草案，指出农民在中表现除了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当时中央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保护农民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这时期属于土地养老的均衡期。（二）1954-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化下的间断期随着三大改造的推进，农村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时期主要是将农民养老所依托的生产资料逐渐收归为集体所有，由于政府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这就对农民的养老产生了影响。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农村开始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到了1954年，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得以迅速发展。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达到高潮，到秋收分配时，有农业生产合作社634000多个，入社农民1692万户。[20]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土地仍然是归农民所有。但是到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所有的土地都归为集体所有。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地使用社员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并且逐步地把这些生产资料公有化。”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指出“把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土地逐渐由个人转移到集体所有，此时的养老资源虽然也来源于土地，但是劳动的成果是集体劳动所得，按照各自的能力，按劳取酬。与此同时，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规定“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而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随着决策者注意力的转移，农村养老由土地养老走向集体养老，而且也出现了解决农村贫困农民的养老政策。（三）1957年-1977年：计划经济下的农村集体养老均衡期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走向了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时期农村养老主要是集体养老以及面向贫穷农民的五保供养。但是这个时期的集体养老也遭到了冲击。1958年的开展，农村出现了化运动，以“一大二公”和平均分配等为特点的给农村的集体经济带了损失，尤其是当时的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等运动对农村集体经济来说是雪上加霜。加之后来的对农民的生活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农民的平均收入10年来没有增加，农村中广大农民终岁勤动，而收入很少，不少地区甚至求一温饱而不可得。[20]总之，整个时期的集体养老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只是养老的保障水平太低。（四）1978年-1992年：经济转型时期的农村养老间断期随着的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计划经济逐渐弱化，中国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之前建立在集体经济上的集体养老面临严峻挑战。（1）1978年-1985年：农村集体经济和解体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和“左”倾错误，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农村工作条例》，规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占有和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和财力等；公社各级组织实施按劳分配，杜绝平均主义等。随后，我国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首选在农村推进，主要是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当时出现了诸多承包形式，如包工到组、包产值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等，但是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占最多数，达到了90%以上。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原有的集体经济逐渐削弱，走向了解体。1983年，有12702个宣布解体，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了总数的98%，1984年又有39830个宣布解体，1985年剩余的249个也宣布解体，至此中国的制度彻底解体了。[20]（2）1985年—1992年：老农保制度的试点期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以往的集体养老难以为继，而此时的生产资料开始逐渐改革，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开始回归到农民手里，养老问题逐渐显化，党中央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采用社会保险的方式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1986年，“七五”计划强调“抓紧研究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而1986年12月，民政部提交了《关于探索建立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制度的报告》，就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家庭保障及农村社会保障的主管部门问题等提出了大体的构想。于是，1991年1月，国务院指示民政部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县进行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同年的6月，民政部在山东省牟平等县市进行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实施试点；接着7月，召开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理论研讨会，就基本方案征求专家的意见。1992年2月，民政部设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国试点推进工作。1992年基本方案印发全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简称“老农保”）开始在全国推开。（五）1993年-1997年：老农保制度的均衡期民政部出台政策后，老农保政策在全国不断推广实施，而且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具备条件的地区要积极发展农村（含乡镇企业）的社会养老保险事业。”这使政策得到了宏观政治层面的支持，对农保制度给予了更高层次的肯定，进而强化了民政部对老农保的政策垄断，由此老农保进入了均衡期。1997年底，开展农村社会养老工作的省份达30之多，涉及到2097个县（市区），8288万农村人口参保，基金积累140亿元；1997年全国已有55.79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养老金支出3.15亿元。于此同时，建立农保机构27797个，形成了有专职农保人员24163人、兼职农保人员28251人和数十万代办员的队伍。[22]（六）1998年—2008年：老农保被叫停和新农保探索的间断期（1）1998年—2002年：停滞期和反思期1998年，由于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由民政部移交给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实行社会保险的统一管理，老农保的政策垄断被打破。1999年，国务院批转《整顿保险业工作小组<保险业整顿与改革改革方案>的通知》，指出“当前农村地区不具备普遍实施社会保险的条件”，要求“对老农保制度进行清理整顿，停止接收新业务”。于是刚刚推行几年的老农保制度就间断了，老农保的参保人数不断减少，如图2所示。72002年10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整顿规范农村养老保险进展的报告》，指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要坚持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实施。整顿三年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始对农村养老保险再次进行关注。十六大报告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老农保被叫停几年后，党中央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农村的养老问题。（2）2003年—2008年：新农保试点期在此期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选取了部分地区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的试点，在中央的支持下，试点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国务院批转了《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其要求“探索建立与农村经济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选择北京市大兴区、山东省招远市等8个县（市、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启动了新农保的试点工作。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作为加快改善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央决策层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持续关注，加速了新农保政策的推广，而且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逐渐实现了对新农保政策的垄断，为新农保制度进入均衡期奠定了基础。（七）2009年—至今：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均衡期2009年7月24日，国务院新农保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新农保的制度内容，包括筹资标准、待遇水平、财政补贴、经办服务及相关制度衔接等政策内容。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启动实施，首批试点县（市、区）达到320个。2010年9月30日，国务院新农保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2010年普遍扩大新农保试点名单，新农保试点覆盖24%的县。新农保制度的覆盖群体不断扩大，最后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014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整合，2017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1亿多人。2009年至今的农村养老保险的政策场域实现了完全转移，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管理，而且随着养老金水平的不断提高，制度的正面政策图景占据主流，使农村养老政策进入了均衡期。

四、动因解释：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的均衡与间断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经历了三次间断期和四个均衡期，下面结合间断—均衡理论对变迁的动因进行解释，并验证理论的适用性。首先，在政策的第一次间断期，是关于作为养老资源所依托的土地的所有权发生了转变，导致农村养老由土地养老走向了集体养老。在土地养老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用于养老的资源增加了，此时的农村养老保障政策处于均衡期。但是，随着中央政府注意力的转移，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土地的所有权由个人转移到了集体，养老由此也从土地养老走向了集体养老。由于当时的中央政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农村合作产生的效果上，忽视了农民自己拥有土地而产生积极性，加之意识形态的缘故，导致了政策的变迁。此时的决策存在不成比例的信息处理模型，由于当时决策者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合作互助带来的好处，在处理当时的环境信息时，没有考虑全面的信息，也没有预测到会有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结果。这时候在不成比例的信息处理模型下，决策进入了宏观政治，也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导致了政策的变迁。虽然造就的土地养老的政策图景是正面的，但是决策者注意力的转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接着，政策从宏观政治进入到子系统政治，也就是当时的村集体，子系统政治利于政策的稳定，同时也形成了政策垄断，于是集体养老政策进入了均衡期。其次，在第二次间断时期，由集体养老向老农保制度转变。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子系统政治不断地消解，农民养老问题出现了严重的负面政策图景，负面政策图景往往会促使政策变迁。于是政策逐渐进入了宏观政治层面，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七五”计划为标志，提出抓紧研究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决策层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建设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变迁已成定局。这次政策的变迁是政策场域和政策图景及注意力分配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当时的民政部向国务院递交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报告，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积极地树立正面的政策图景。但是当时缺乏所谓的子系统的竞争者，国务院把农村养老保险的任务直接交给了民政部。此时农村养老保险由宏观政治进入了子系统政治，民政部对农保制度形成了政策垄断，于是政策再次进入均衡期。再者，第三次间断期，由老农保进入到新农保。随着老农保制度的推广，政策图景发生了转变，农民每月只缴纳几元钱，相应的待遇水平较低，难以发挥养老保障的作用；而且部分居民缺乏保险的意识，出现参保不积极等现象，导致了老农保制度出现了负面的政策图景。而此时由于机构改革，农村养老保险的管理权由民政部转到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政策场域也发生了转变。同时由于199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在宏观政治层面认为农村不具备搞保险的条件。于是在负面的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转变的共同作用下，老农保政策出现了间断。随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向国务院递交了方案，积极地探索新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新农保制度描绘正面的政策图景。而且老农保经过几年的整顿后，宏观政治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村养老问题，党的会议多次提及探索农村社会保险制度，2009年国务院出台新农保的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是新农保的主管部门，新农保政策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所垄断，新农保政策也进入了均衡期，一直到现在。

五、模型修正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间断-均衡理论对于大部分情境是适用的，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变化。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历史的特殊性，政策的变迁与间断-均衡理论有较大的出入，如政策图景的正面或负面与政策变迁并非保持一致关系，政策场域较为单一等等。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间断-均衡理论的适用性不断增强。但是，间断均衡理论也存在与中国国情不相符的地方。第一，政策场域中所谓的宏观政治与子系统政治，在中国情境下具有特殊性。首先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结构是“政党-人民”结构，而非西方的“国家-社会”结构。“政党-人民”结构的发动机是政党，政党通过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动员和团结各劳动阶层群众，形成国家与人民的整合。[23]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中央对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政策的变迁往往是政党推动的结果[24]。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如果简单地把中央政府视为宏观政治，地方政府作为子系统政治似乎有些不妥。因为中央政府层面包括国务院及各大中央部委，在权利的等级上，各大部委要接受国务院的领导，国务院在政策制定中的权力要高于各大中央部委的决策权。因此，在政策的变迁上，如果各个部委间产生了矛盾，往往最后需要国务院来做决定，此时，国务院成为了宏观政治，而存在竞争关系的部委变成了子系统政治。这样就很难用宏观政治与子系统政治进行粗略地描述了。最后，我国的一些媒体力量、公众参与及社会组织等只能影响决策，无法归类到子系统政治中去。因此，最后我们可以对政策场域中的政治力量进行修正，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场域中的政治力量都对政策变迁存在影响，但是影响的力度存在强弱之分，影响最强的是党中央及国务院，其次是中央部委，最后是地方政府及其他力量。第二，实际中，政策变迁可能在下级政府或地方政府中出现，并非只存在宏观政治层面。在中国的科层结构中，下级政府需要严格执行上级政府的命令，有学者将其称为压力型体制[25]，中央权威体现在各层次政府对其一统政策的贯彻实施过程之上；但是在自上而下的政策主线附近，允许各地、各领域的基层政府在不同方向上的偏移，以适应地方情况[26]。因此，下级政府也存在政策变迁的空间，如有学者指出下级政府官员存在升迁的激励，地方政府为晋升而开展竞标赛，容易出现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27]。此时地方政府层面也会出现政策的变迁，当然这些由政策创新而引发的政策变迁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或默许，因为地方官员在考虑激励的同时也会权衡其行为带来的惩罚。因此，地方政府因晋升激励等而引起的政策变迁在间断-均衡理论中难以得到解释。

六、小结

农村养老范文篇7

一、基本情况

目前，县有岁以上老人15.57万人，占总人口的14.92%；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11.62万人，占总人口的11.13%，按国际通行标准已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对该县岁以上老人抽样调查，希望入住老年公寓的人数占老年人总数的10.4%左右，迫切需求的有5%左右，按此测算，全县约需1.6万个养老床位。

县现有养老机构21家，共有床位1000个，床位数占老年人口的0.64%左右。21家养老机构均为公办，其中农村敬老院20家，有床位930个；县城老年公寓1家，有床位70个。养老机构共有工作人员103人，其中农村敬老院91人，县城老年公寓12人。乡镇敬老院、县城老年公寓入住分别达到86%、100%，县城老年公寓床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养老机构收费一般不高，县城老年公寓对生活能够自理的每月收取420元，生活不能自理的收取670元；农村敬老院供养标准为每人每年2000元，由县财政统一拨付。这些收费标准，均由该县物价部门核定。

二、面临问题

一是硬件条件急需改善。以县为例，该县农村敬老院大都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不少附属用房严重损坏，许多设施年久失修。自年省“关爱工程”实施以来，该县农村敬老院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但由于基数较大，急需改造的房屋仍有500多间。同时，养老机构规模普遍较小，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影响了“自我造血”和做大做强。

二是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由于农村养老机构的单位性质和经费来源不够明确，工作人员待遇偏低，所以难以吸引有专业管理和护理知识的高层次人才。在县农村敬老院91名工作人员中，真正从事服务工作的50人左右，入住老人与工作人员比例为16：1，且这些工作人员大都来自农村，文化程度较低，存在管理不规范、服务粗放的问题。

三是服务内容明显滞后。多数养老机构服务项目少，一般只能满足老人吃、住、照料的生存需要，不能满足老人们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多方面需要，难以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对老人缺少吸引力。

四是政策扶持难以落实。上级出台的优惠政策，比如《关于对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实行政策扶持的意见》（苏政发[]96号）等，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不能及时落实到位，比如民办养老机构很难获得划拨用地、地价优惠，而且无法享受低息、无息贷款，甚至商业贷款，严重影响了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等社会福利事业的积极性。

三、几点建议

1、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政府义不容辞。建议将各级政府发展养老等社会福利事业纳入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增加刚性指标。同时，认真落实有关优惠政策，坚决消除“中梗阻”现象。

2、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加快农村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关键在人。建议明确农村养老机构事业单位性质，提高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待遇，并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吸引高层次管理、护理人才，扩大养老产业从业人员队伍。加强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实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持证上岗，逐步实现养老服务人员职业化、专业化。

3、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议进一步细化优惠政策，在建设用地、财政、税费、金融、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社会力量采取独资、合资、民办公助等形式创办养老服务机构，支持社会力量以合资、入股、购买等形式参与公有养老机构的改建和扩建。

农村养老范文篇8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及成因

一九九二年初，民政部颁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全国各地开始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到一九九七年夏，全国参保农民达8200多万人。此后受减轻农民负担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陷于停顿，很多地方还出现滑坡，现在全国参保农民下降到了5400多万人。

*市于一九九六年全面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当年即覆盖全市209个乡镇，参保农民176600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收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费2900万元。但是，同其他地区一样，一九九七年七月以后，受减轻农民负担等因素的影响，这项工作陷于停顿状态。目前全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积累总额3700万元，有1000人已领取养老金。参保农民当中缴纳100元至300元者占70%，缴纳数十元者占25%，缴纳上千元者只占5%。由于交费数额小，而且都是一次性交费，所以现在已享受养老金的人领取标准很低，多数人每月领取2元左右，有的人每月领取不到1元，每月领取近100元的全市只有两人。这么低的领取标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起不到保障作用的。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这种尴尬局面，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政策不完善，特别是政府财政难以给参保农民提供补贴造成的，以至于强制农民参保没有权威性，又激发不起农民自愿参保的积极性。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以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实际情况是由于大多数村集体无力提供补助，几乎全部靠农民个人交费，性质与商业保险区别不大。而集体有钱能够给农民发养老金的村，又不需要这种政府财政不给补贴的社会养老保险。国家政策扶持，只是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免征税，乡镇企业缴纳养老保险费可以税前列支。这实际上还是农民个人养老，称不上社会养老保险。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民缺少吸引力，农民缺乏参保热情，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从开始就阻力不小，更谈不上可持续性发展。当初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如今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眼下各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既不能撤销，又难以有所作为，只能“看摊守业”。出现此种境况当认真反思。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困难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面临的困难很多，但主要是两大障碍：一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还不够发达，政府财政不宽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来源渠道狭窄，国家财政补贴少了作用不明显，补贴多了会成为背不动的包袱，缴纳标准低了起不到保障作用，标准高了各方面都承受不起；再是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居住分散，管理难度很大。拿*市来说，该市大部分农村是革命老区和边远山区，经济欠发达，全市13个县中有10个县是部级贫困县，广大农民群众没有经济能力投入养老保险，多数村集体经济积累很少或没有积累，无法为村民提供补助，地方财政不宽裕，难以给农民实行补贴。以现在的物价计算，农村年人均基本生活费需要2000元。这就意味着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农民才有能力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条件中等以下特别是经济条件较差的村，农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市大多数农村在山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管理难度很大，更难以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

农民的保险意识还普遍比较淡薄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现在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认识，比10年前普遍提高了很多，凡是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所了解的人，都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好事，应该搞，他们希望政府给予补贴，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再开展起来。村干部和有文化见过世面的人，认识程度更高一些。这部分人约占当地农村总人口的15%。但是大多数农民因文化程度低，收入低，见识少，还是只顾眼前，不大考虑养老问题。这部分人约占当地农村总人口的60%。还有少数文盲农民只知日常生活，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部分人约占当地农村总人口的20%。也有个别精明的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利率下调，养老金领取标准降低颇有意见，认为当初不如买人寿保险。原因是一九九六年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年利率是12%，一九九七年以后连续下调，现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年利率是2.5%，下调幅度过大，他们对此想不通。这部分人主要是离职老村干部，约占当地农村总人口的5%。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设想

社会保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是广大群众虽已解决温饱问题，但还未达到富裕程度，个人抵御衰老、疾病、灾害等风险的能力仍然较低。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需要加强社会保险的历史时期。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和土地养老功能的降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趋明显。现在我国农村80%多的老年人因个人没有储蓄和养老金而完全依靠子女抚养，生活比较艰难。国家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六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向正确与否，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社会和经济状况等因素。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路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上，要上升到以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这里，粗略谈几点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取向的思考：

1、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政策，重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现在，再次推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新政策。国家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还是一九九二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明显不适应当今形势的要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涉及到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政策性极强的工作，这么重大的事情，只能由国家出台新政策，不能由地方政府各搞一套，更不应当长期停滞不前。

根据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人口多，经济不够发达，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国家财政不够宽裕的现实情况，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应为多层次混合式。个人自助、社会互助、政府扶助相结合。保障水平宜适中，不可过高或过低。过高各方面负担过重，也没有必要，过低则起不到应有的保障作用。设计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时，可以先设定养老金领取标准，然后根据养老金领取标准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基数。养老金领取标准的下限不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上限不高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养老保险费缴纳按照国家、集体、个人合理分担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分担比例。缴费年龄段18周岁至60周岁，缴费年限不得少于15年，缴费年限满15年即可享受退休待遇。缴费方式以年交为主，对参保时年龄较大和欠费者应当允许补交，只要补交够相当于缴费15年的基金积累总额就可以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待遇。根据平均寿命女性高于男性的实际情况和男女平等的原则，退休年龄不分男女均为60周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设统筹和个人两个账户，财政补贴和社会捐助部分计入统筹账户，个人缴纳和集体补助部分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可以继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已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可将财政补贴和集体补助直接计入养老金给他们发放，并且补助标准高于未退休人员。以5亿人参保、年人均缴纳120元计算，设想中央财政每年拿出50亿元，给每人补贴10元，地方财政每年拿出150亿元，给每人补贴30元，村集体每年给每人补贴40元，个人每年缴纳40元，这样多方筹集资金，各方面都不会负担过重，也能显现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优越性，激发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保热情，进而真正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近几年有些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出台了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等地方政策，国家在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可借鉴其中成功的做法。

2、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理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建立在具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之基础上。要成功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必须首先将各级农村社会保险机构健全起来。国家应当将目前各级政府的农村社会保险机构作一次彻底的整编，统一名称，统一行政编制。责令那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仍未移交劳动保障部门的地方立即移交，消除交叉管理现象。特别是乡镇，大量地基础工作主要靠基层来做，建立健全乡镇的社会保险机构尤为重要。同时搞好业务培训，选派高素质人员从事这项工作。

3、多元化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

社会保险要社会化，以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仅养老金发放要社会化，养老保险费筹集也要社会化，在财政、单位、个人共同筹集的基础上，还得挖掘社会潜力，利用社会募捐、慈善等形式筹集资金，充分发挥社会互助功能。

4、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县级管理安全性较差，应取消县级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权，由部、省和省辖市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管理。不可不切实际地追求基金增值高标准，要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增值标准随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浮动，取消基金增值标准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那种违反金融政策的做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现在的运营渠道只能是存银行和买国债。因国债的发行数额和时间是灵活不定的，所以操作难度极大。唯一的办法就是存银行，拿银行的存款利率与农保养老金发放标准对比计算，亏损是必然的。虽然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周期长，目前已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较少，短期内不会出现收不抵支的问题，但是长此下去隐患极大。如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去，可以预言，二十年后随着领取养老金人数的激增，农保基金的亏损问题将会非常严重。国家应当为农保基金开辟几种稳妥可靠的运营渠道，以保证农保基金稳定增值。可以允许专业银行为农保基金办理协议存款业务，使农保基金高息存款合法化。也可以优先为农保基金提供各种债券，或专为农保基金发行利率优惠的特种定向国债。还可以允许适量的农保基金进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领域。

5、加快立法进度，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制化。

对《社会保险法》进行修改和充实，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款，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纳入法定范围，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样，步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6、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农村养老范文篇9

关键词：老龄化;农村养老;服务水平“

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和社会环境”是党的报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下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力图以福建省三明市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实践探索为例，探讨进一步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思路。

一、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

老龄化问题是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截至2018年12月，三明市60岁以上老人有48.32万人，占本市户籍人口16.7%，高全省平均数2.1%。全市农村老年人31.59万人，占全市老年人的70.7%，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形成。而从城乡养老服务发展情况看，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水平与城市相较整体较为滞后，特别是农村养老服务设施薄弱，农村养老服务能力亟待加强。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取得不少成效。以三明市为例，2018年三明市被列入第三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市，宁化、建宁、泰宁3县被列入市政府“全国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齐养老事业短板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名单。在实践中，基础平台得以不断夯实。全市共建成乡镇敬老院115所、农村幸福院520所，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的目标任务，新增养老床位近6000张，为更好地保障农村特困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提高至15.1%，乡镇敬老院床位使用率提高至54.6%。全市建成农村幸福院、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各类养老服务设施1089余处，覆盖近60%的建制村。养老补贴制度日渐健全。实现80周岁以上高龄补贴全覆盖；8家专业化养老服务组织落地，负责承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每人每月线上信息服务20元、线下实体援助服务50元）；大田、清流、宁化等7个县对低保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的完全失能老年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200元标准，以老年人服务券方式发放护理补贴。截至2019年7月，全市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人均标准分别达20066元/年、12736元/年。通过财政投入、以奖代补、乡镇（街办）自筹等办法初步形成多元投入格局。形成一些典型经验，如，大田县“山区养老服务110模式”，被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评为全国养老服务典型案例；沙县在全省率先将公建民营“触角”延伸至乡镇敬老院，探索连锁化运营模式，在福建省相关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宁化县首创“四化”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被福建省民政厅转发推广；明溪县沙溪乡梓口坊村幸福院机构与居家、养老与医疗、村财与自费“三结合”做法，在全市独树一帜；建宁县建成福建省首家县级社区长者食堂,等等。三明市在探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的进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的来看仍处于不断探索的初级发展阶段，面临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设施薄弱，服务项目不足。农村的养老服务设施普遍存在硬件条件差，配套不足，服务项目单一的问题。以三明市为例，当下，绝大多数乡镇敬老院、幸福院等养老服务设施，是在原有校舍、村部或村民闲置集体房屋基础上改造而成，硬件条件比较差，无障碍设施、理疗康复设备等养老服务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多数未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标准化、专业化运营水平有待提升。在服务内容上，受资金和人员素质限制，多以家政服务等生活照料为主，对于护理、托老等日常照料服务，老年人保健康复、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则较难提供。以至于一方面，原有的农村养老院由于基础差，服务项目少缺乏吸引力，加之受传统观念影响，老年人入住的积极性并不高；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农村老年人特别是特困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又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二）资金短缺，社会参与不足。养老事业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但从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情况看，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等问题，亟需吸引社会各方支持养老事业的发展。从对三明的调研情况看，财政投入明显不足，特别是在床位运营补贴、一次性开办补助等方面往往是捉襟见肘。一些与村部同址建设的农村幸福院用房就十分紧张，甚至有的村只在村委会加挂一块牌子，正常运行难以保障。而且社会参与明显不足，缺乏有资质的为老人服务的实业机构和中介组织龙头引领，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很难做大，加之，大多农村老年人收入低，其购买能力弱；另外自费购买所需养老服务的理念尚未形成，即使住进了养老院，除了必要的床位费，可能不会有其他消费支出，社会资本很难依靠提供其他服务获取收益，也就制约了其它服务的拓展。（三）规划不足、管理亟需规范。农村养老服务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各地在探索实践中，更多的是加大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只注重完成建设指标任务，缺乏统筹专项布局规划，忽视了老年人居住分散，行动又不便，服务需求量少而多样的客观要求，以至于一些乡镇敬老院建成后，无法运营，长期闲置“关蚊子”，造成资源浪费。而且目前政策体系主要侧重于养老机构的规划用地、财税支持、队伍建设等方面，对农村养老服务的具体内容、标准、监管及服务质量等方面规章制度还不完善。（四）人才短缺，医养结合不足。以三明市为例，全市养老护理型床位13806张，占养老床位数82.17%，仅6家养老机构设有医疗机构，且大部分养老机构不具有医保定点资质。农村老年人众多且自身经济状况差等，很难参照城市购买服务的办法。在大多乡村，老人们采取互相照顾、互相提供服务的互助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减少了运营成本。许多村的养老服务队伍基本由村干部、附近村民及志愿者等兼职队伍组成。他们普遍缺乏护理知识和经验，易造成照料上的风险。在机构养老方式中，具备专业知识的护理人员极为匮乏。目前多数养老机构没有配备专职医生和护士，日常医疗服务由乡镇卫生院或乡村医生兼职承担，医养结合明显不足。加上养老护理员待遇水平低、社会地位不高、工作环境艰苦等原因，人才流失率高、队伍极不稳定。

二、对策建议

三明市的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情况，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下农村养老服务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党的对养老工作提出的新部署和对养老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围绕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要求，努力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一）规划引领，整合服务资源。科学合理编制城乡养老服务发展规划，合理布局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特别要充分利用农村闲置的土地、房产、学校等设施进行规划建设。加快建立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即打造以中心乡镇为核心的配套设施齐全的标准化乡镇敬老院，以中心乡镇辐射周边乡镇、村，避免发生养老机构资源浪费的现象。整合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村级卫生所、儿童福利之家等资源，形成“多院合一”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提高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利用率。在优先保障农村特困人员入住基础上，积极面向社会老人开展服务，通过诸如购买服务、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吸引老人消费服务，使农村老人就近得到居家养老服务。（二）政策支持，吸引社会参与。以政策支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养老服务。对提供农村基本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给予建设资金补助、运营经费奖补等，给予公建民营的农村养老服务单位税收减免、财政补助或补贴降低运营成本等。支持村委会将未承包的集体所有土地、山林等作为养老基地，收益用于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鼓励社会组织及个人兴办农村幸福院、乡镇敬老院等农村养老服务单位。重视发挥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引导服务单位或组织更加注重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愿望，为农村养老服务注入活力，让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水平。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努力降低农村养老服务的需求方的医疗及护理成本。（三）质量建设，创新服务模式。以开展养老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为载体，创新服务模式，努力构建医养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幸福院建设，利用集体闲置校舍、厂房或闲置房产，整合村卫生室医疗资源，建立具有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幸福院，扩大农村养老设施覆盖面，逐步形成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网。也可采取市场化运作，由政府购买专业养老服务组织服务，通过“线上+线下”服务模式在基础条件较好的村进行试点，逐步推开。促进乡镇敬老院改造升级，推进实施乡镇敬老院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转变。同时，抓住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契机，与乡镇卫生院整合一体或联动，拓展服务功能，合理设置日间照料床位，为农村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养等社区服务。推动互助式养老，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安全看护、精神慰藉等多样化的服务，使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里得到照料。这既符合老人传统养老习惯，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养老模式，是与当下经济发展水平相符的养老运营模式。（四）能力提升，深化医养结合。深化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与乡镇卫生院、村级卫生所的合作，推进上门巡诊、体检、保健、咨询等服务，为老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加大对养老服务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积极组织参加养老服务培训，有计划开展针对乡村养老机构的人员培训。支持有关院校开设涉老服务专业，开办护理专业职业高中、中技学校，培养护理技术专业人才和管理服务人才，特别要加强村级人才的培养和提升服务人才的待遇，提升养老护理人员的社会地位，吸引更多的人留在农村一线从事养老服务事业。要加快建立养老专业的人才数据库，利用好养老服务人才的信息平台，推动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推进养老服务进入规范化管理轨道。

参考文献：

[1]吴燕，徐志花，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基于重庆市涪陵区马革安社区的调研.物流工程与管理，2015（8）

农村养老范文篇10

随着农村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口和老年家庭数量的迅速增加、老年人口寿命的延长，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需求日益强烈。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实行“家庭+土地”的养老模式，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养老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国家财政支出不足

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即“未富先老”，这也就是说在现阶段国家不可能拿出足量的经费来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并且目前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绝大部分拨付给了城市职工，而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甚少。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除了对“三无”老人实行“五保”制度外，养老金制度、老年福利制度、老年服务体系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2.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日益退化

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实行“家庭+土地”为主的养老保障模式。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大批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大量的农用土地被国家和集体强制征用为城镇建设，耕地减少，农民增收困难。必须用发展、全面的眼光对待农村养老，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不仅包括代内相和谐,而且包括代际相和谐。

3.政策缺乏法律保障

农村养老保障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客观上要求其在实施、管理、监督等方面都有统一和严密的管理系统。但目前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以政府部门的政策法规和民政职能部门制定的实施方案为主，尚缺乏法律上的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保险工作所要求的实施、管理、监督等方面的统一工作方式和方法，可操作性不强。

4.政策缺乏持久的稳定性

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的，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易受各种行政因素的影响。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方针、政策时常变化，往往说办就办，说停就停，缺乏稳定性，进而使这项工作的开展大受影响。此外，时常变动的政策，导致本来就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不十分了解、心存疑虑的农民更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参加的也不敢再多投保险。

5.覆盖面过窄

从目前已经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来看，覆盖面窄，“保富不保贫”、“保小不保老”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农村人口中参保人数所占比重非常低，而且投保的人群主要是中青年，现在的老人受益面很小。大多数面临养老问题的老年人没有被纳入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内。

二、我国农村养老的对策

建立和健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是建立和健全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1.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过去重点支持经济建设转向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投入大力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卫生服务体系的投入，扭转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的偏向，让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的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各级政府要加大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加强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把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全面落实下去，使广大农村老年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2.加强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在老龄化社会里，一对夫妻可能要养四个老人，还有孩子要培养，因此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再适应。国家也不可能全包下来，应该大力发展社区养老，社区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营造敬老、养老的社会环境，积极发挥孝道在调节家庭关系、实现代际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3.从政策调控转向法律调控，让法律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保驾护航

首先，应确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法律地位。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国家为保障农村稳定，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本着公平的原则，对农村老年群体实施的社会保障。其次，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立法步伐，让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各项措施的实施能“有法可依”。最后，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监督机制。

4.建立和健全农民工养老保险体制

养老问题比较大的难题在农村，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将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的养老保险体制中。同时树立早期投入、自我供养的新理念，在未老之前就为将来的养老生活打下经济基础。形成政府养老金（第一支柱）、雇主养老金（第二支柱）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第三支柱）在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实现政府保障与雇主保障、以及个人保障相结合，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

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养老问题始终是制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好。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必须要创造社会和谐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没有农村的和谐，城市的和谐不会持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1]李明元，陈瑶瑶.“和谐学”刍议[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5).

[2]姚荣东.坚持共同理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