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范文10篇

贸易自由化范文篇1

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进行贸易改革。90年代，为了适应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要求，中国曾多次大幅度削减关税，1993年12月，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从43%下降到36%，1996年4月，又下降到23%，1997年10月，进一步下降到17%。2000年，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为15.6%，2001年的平均关税率为15.3%，2002年为12.7%。

在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大、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之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的一大问题就是严重的失业问题。200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为12.66亿人；全国从业人员年末数为7.12亿人；城镇从业人员年末数为2.13亿人，其中单位从业人数为1.16亿人，包括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内的工业就业人数占单位从业人数的36%；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59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但实际上，中国存在着三种失业人员，一是登记失业人员，这是最明显的失业；二是下岗无业人员，是转轨时期失业从隐性状态走向显性状态的一种过渡；三是在岗的隐性失业人员，表现为部分国有部门富裕人员过多但仍难于在短期内解决的状态。从统计上看，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不高，但这并不反映真实情况。据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部调查，城镇各类企业的隐性失业率为18.8%，农村失业率高达31%，总体失业率达27.7%；国内学者胡鞍钢估算，中国1998年城镇失业率为7-9%。由于对失业定义的标准不一致，导致测算结果不同。无论如何，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比统计年鉴的数字要大得多。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到底多大，贸易开放与失业问题到底有多大关系，这是很多公众和政策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有些公众担心中国加入WTO会对中国的就业问题产生巨大冲击。本文试图定量分析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工业就业的影响，并将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分离开来，从而说明到底什么是影响中国目前就业和失业的主要原因。

二、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

贸易自由化是一国根据本国条件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减少政府对贸易活动的直接干预，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从一种保护的贸易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转变的过程。从广义的角度讲，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不仅包括商品贸易市场的开放，而且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限制的减少，还包括服务领域的开放等；贸易自由化不仅体现在进口限制的减少，而且对于出口也应减少直至取消补贴；政府在贸易中的干预应该越来越小。从狭义的角度讲，贸易自由化主要指进口贸易限制措施的减少。

从国际贸易理论讲，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提高经济活动效率。但是无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建立在假定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贸易不影响总就业水平，并且当贸易影响要素流动时，要素的调整是即时的。

这种充分就业假定与要素充分流动的假定与现实是不符的。现实中存在着失业，另外，要素在不同部门间流动时不会立即完成，劳动者在就业之前需要培训和寻找，这使得劳动者在要素流动过程中要遭受一定时期的失业痛苦，从而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

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表现在，由于贸易的开放，使得进出口增加，出口的增加会带动有关产业就业的增长；进口的作用表现为综合的结果：一方面进口直接使得有关产业产出减少，从而减少就业，另一方面，进口的中间品会带动产出的增加从而增加就业，进口的资本货物如果用于更新改造，会使生产效率提高，就业减少，如果用于新建企业，则会带动就业的增长，因此进口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三、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影响的经验分析

（一）方法论

贸易自由化水平的直接度量为关税的下降，非关税措施和其他贸易限制的减少。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关税率和实际关税率往往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中国的实际征收关税率在1998年仅为名义算术平均关税率的15%，2000年为26%。另外由于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定量化存在困难，数据难以收集，因此许多经济学者用贸易自由化的结果近似地表示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在本文中，我们用进口渗透率和出口导向率作为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这种方法在国际上也常采用。

在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时，本文采用Hine和Wright(1998)创建的模型，他们从工业行业出发，假定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函数，即：

附图

式中，Q[,it]为第i个行业t期的产出，K[,it]为第i个行业t期的资本存货，N[,it]为第i个行业t期使用的劳动。参数A为随时间变化的量：

附图

式中T为时间趋势，M为进口渗透率，X为出口导向率。

我们将(2)式带入(1)式，并用对数表示，推出对劳动的需求依赖于产出、进口渗透率、出口导向率、时间趋势等，据此建立回归方程为：

附图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中国34个工业行业从1995年至2000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年鉴》相应的年份。关于数据的问题，主要是各个工业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不能直接获得。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对于工业行业的分类目前采用的是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而在《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海关统计的进出口商品分类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协调编码制度(HS)，两种方法不同。本文将进出口商品按照工业行业分类标准，从商品的属性出发重新进行集结，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37个工业细分行业里选取35个行业进行分析，另外两个行业即煤气的生产与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属于垄断行业，进出口额很小，数据样本中没有加以考虑。再有，由于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在就业的统计数据上是一个行业，所以将这两个行业的样本值进行了合并，成为食品加工制造业。因此总共有34个工业行业的样本数据。

中国1994年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将汇率变为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从1995年开始，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平稳，因此我们选取的样本数据从1995年到2000年，剔除了汇率变动的影响。

在1995-2000年期间，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97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东亚一些国家的货币相继大幅度贬值，使得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而较大地影响了1998年中国商品的出口，1999年以后，中国商品的出口开始回升，这种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是通过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引起中国就业变化的。从国内经济环境看，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同时伴随着医疗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隐性失业显性化。同时，国内需求的不足伴随着结构性供给过剩以及竞争加剧使得原本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出现大量的倒闭或停产现象，从而造成大量的工人下岗和失业。对这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造成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年度虚拟变量，将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贸易自由化对就业造成的影响分离开来，为此，将计量经济模型重新表示为：LnL=C(1)+C(2)LnY/P+C(3)LnX/Y+C(4)LnM/Y+C(5)LnK/Y+C(6)D96+C(7)D97+C(8)D98+C(9)D99+C(10)D2000(4)

式中L为劳动需求；Y/P为去除物价变动的产出；X/Y为出口导向比，等于出口值与产值之比；M/Y为进口渗透率，等于进口值与产值比率；K/Y为资本产出比，为每一单位产出所需资本。为克服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各个变量取对数值Ln。另外设置年度虚拟变量，以1995年为基础，D96,D97,D98,D99,D2000分别为1996、1997、1998、1999、2000年的虚拟变量，它们可以反映不同年度宏观经济变量对就业的影响，回归变量的系数和常数项用C(N)，N=1,2,…,10表示。

（三）回归结果

本文通过对中国1995-2000年34个工业行业，每个指标为144个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看出，产出对就业起很大作用，产出增加带动需求增长，产出每增长1%，就业增长0.7%；出口导向对劳动需求有着较小的正向拉动作用，出口导向每增加1%，劳动需求增加0.1%；进口渗透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不具显著性，因此，进口渗透对劳动需求的综合影响不大；资本产出比对劳动需求有着较大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中国的各行业，在资本产出比较大的部门，劳动需求较大。从上述结果还可看出，除各个变量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外，各个年度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劳动需求的影响较大，相对于1995年，除1996年度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外；从1997年到2000年，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这也说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失业和下岗问题越来越严重。

表1中国工业就业变化的计量经济模型回归结果

说明：***代表可信度为99%以上，*代表可信度为90%以上。

为了检验贸易和宏观经济环境是否相互作用共同对就业造成影响，在方程(4)中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和各回归变量的乘积，回归的结果见表2。

表2中国工业就业的计量经济模型回归结果

说明：***代表可信度为99%以上，**代表可信度为90%以上，*代表可信度为90%以上。

由表2看出，年度虚拟变量即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贸易自由化变量的乘积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与出口导向率或进口渗透率没有明显地相互发生作用而对就业产生影响。

四、结论

贸易自由化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金融服务贸易收敛性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得到迅速发展，虽然近年来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量明显萎缩，且金融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仍然很低，但总的来看，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度从2003年开始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应该得益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和“走出去”战略思想的推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将保险服务与金融服务作为两个不同的统计项目分列出来，使得统计数据更加具有针对性。中国历年的金融进出口贸易数据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从2003年到2008年，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幅度达247.7%，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占我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比例上升至3.75%。有鉴于此种情况，我国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奉行“走出去”的战略思想。我国银行业正在积极通过并购、设立新机构等方法，深度拓展海外市场。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

金融自由化大部分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与国内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而与国内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尤其是M2的增加。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恰恰正是中央银行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而不断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历史过程，这是政府对经济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方式以及范围进行的调整变迁，这也是金融控制权逐步从政府向市场让渡的进程。很多主张广义自由经济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尽其可能的利用竞争的力量和市场机制，并且这一过程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

多年来我国通过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政策改革，使得金融服务贸易不断发展，进口、出口快速发展。从2003年以来金融服务贸易发生逆转，逆差从下降趋势转为快速上升，并且逆差态势仍将会持续下去。进入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虽然逐渐好转，出口回暖，但金融服务贸易逆差却不断加大，同时就贸易地点来说，大量集中在与我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

金融服务贸易虽然在整个服务贸易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因其涉及的是经济运行的核心部门—金融部门，所以显得更为重要。2009年包括汇丰、花旗、渣打、东亚在内的在华外资银行新增贷款仅为18亿，而2009年国内银行放贷大幅度增长，2009年全年人民币各项新增贷款额达9.59万亿。如果这种大规模放贷的不良后果会在将来某个时刻集中爆发，那么最有可能幸免的只能是外资银行。据统计，2009年末，在华外资银行各项贷款余额7204亿元，同比下降1.03%，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1.7%。

我国履行了入世承诺，在5年后开放金融服务贸易限制，同时我国金融机构内部制度日臻完善，金融自由化水平不断加深。在外因和内因的不断推动下，我国金融业蓬勃发展，相应的，金融服务贸易额也不断上升。从商业银行来看：本文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来衡量金融自由化的程度。本研究建立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export=α+β*GDP+χ*freedom+ε

其中export表示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量，Freedom表示用M2/GDP计算的金融自由度，GDP表示全国全年的生产总值。

笔者选取我国1997-2009年期间全国面板数据，利用上述模型进行分析。数据来源是《中国统计年鉴》，见表1。

（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收敛的影响分析

针对收敛性问题的研究方法，有如下类型：

绝对β收敛：是将金融服务贸易对其初始水平进行回归，其回归方程为：

（1）

其中，yt和y1分别代表的是报告期和基期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水平，β=e-λt-1，λ代表收敛速度。如果β为负的话，这就代表了存在绝对收敛，变动形式存在长期收敛状态（Mankiw，1992）。

如果存在绝对β收敛的话，这也包含了另一条信息，就是存在条件β收敛，即如下模型：

（2）

实证分析

（一）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通过对面板数据的OLS模型进行回归，模型为式（1），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中各变量都高度显著。代表金融服务贸易增长的gdp系数为正，这与预期是相符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增长是与GDP正相关。在式（1）中，金融自由化测度系数为负，并高度显著，反映了在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加大的情况下，吸引了更多的外资进入，另一方面自身的需求也在加大，所以金融服贸易呈现出入大于出的逆差情况。也同时说明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要大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预示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会明显影响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在金融领域不断开放的情况下，还不完善的金融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收敛性影响的实证结果

根据式（1）绝对β收敛分析结果，进一步对金融服务贸易的收敛性进行研究。本文把时间分为三个阶段：1998-2002年、2002-2005年、2006-2009年，每四年为一期，设1998-2002年为基期，见表3。

基于模型中的β系数显著为负，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水平不断加深，使得整个金融服务贸易存在收敛现象。

结论

笔者从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角度出发，首先分析了金融服务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服务贸易逆差呈整体上涨趋势，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对金融服务贸易具有推动作用，但影响其结果的最重要因素还是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我国之所以出现金融服务贸易逆差不断加大的现象主要是之前的金融自由化水平低，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体系自由化程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相对作用力也使得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现逆差。所以笔者认为随着金融自由化水平不断加深，这种影响力会逐渐减少，直至到一定程度时主要由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决定，从而最终会出现顺差的情况。其次，本文深入分析了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收敛性，结果表明1997年后全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存在收敛行为，各个时期的增长速度差距在缩小，这和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趋势相同，反映了金融行业内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行业的开放程度，从而决定了进出口量上的变化，也说明了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在稳步推进。

贸易自由化范文篇3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与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有经济方面的，也有非经济方面的。它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总的来说，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效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外国服务提供者进入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质优价廉的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2)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口经济发展急需，而本国又不能满足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从而有利于解决生产发展与服务业落后的矛盾。(3)外国企业的竞争将迫使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企业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吸收国外先进服务技术与经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竞争能力，走向世界市场。(4)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服务业，进口不具有相对优势的服务，从而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发展中国家有优势的服务业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

2.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减少对服务进口的限制，短期内可能导致进口大量增加，造成国际收支恶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自由化的国际环境设法扩大自己的服务出口。由于能够采用优质价廉的进口服务，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降低其物质产品的成本，提高质量，增强货物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增加收入。同时，适度开放金融服务市场还将有利于外资的流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3.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1)服务贸易本身可以成为技术转让的渠道。由于技术进步往往首先发生在服务领域，这样就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咨询、培训及其他技术服务形式获得先进技术和其他信息。同时，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技术投资也往往伴随着某些技术转让。(2)国际竞争的压力会迫使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加快技术进步，以提高竞争力，并由此带动其他部门的技术进步。当然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可能对技术进步产生消极影响，例如，一国过分依赖于外国的高技术服务就可能抑制本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但一般来说，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技术进步影响是积极的。

4.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密集程度高，劳动力素质差，向其他部门转移较困难。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使本国服务业和与之相关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状况恶化，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尚未成长起来的高新技术服务部门，如远程通信服务、法律专业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等可能造成损害，从而影响这些服务业的发展与国内就业。但是随着服务进口与出口的扩大也可能增加一部分就业，特别是通过扩大劳务出口，能够缓解国内就业的一些压力。

5.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国家的经济独立性与经济主权的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其原因在于，首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承诺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部分经济决策的自主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至关重要的服务行业，如通信、金融和交通运输业等可能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控制和支配而损害东道国的主权。其次，外国服务的竞争可能会抑制发展中国家弱小的新兴服务业，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性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它们难以改善自身的产业结构，从而在高技术服务上依赖发达国家。(2)对经济发展稳定性的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是与独立性相联系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高度的对外依赖都会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此外，服务贸易自由化还通过以下两方面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服务贸易自由化鼓励一国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服务业，这就有可能增强某些发展中国家对某一单一服务部门的依赖，不利于这些国家形成对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另一方面，银行业等金融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强烈动荡，将难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冲击。例如，1997年7月从泰国开始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快就造成整个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6.制约因素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效益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却是弊大于利。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权衡时不仅要做理论上的推理与分析，也要考虑到实际的制约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在自由化过程中的命运起着实质性的影响。

(1)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最强的领域往往也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最强的领域。因此，发展中国家由于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本应得到的利益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所抵消。发达国家的技术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可能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技术转让的利益。

(2)发展中国家自身技术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制约。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刺激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提高竞争力，减少贸易壁垒，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相对优势的服务进入国际市场。但是，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越来越从劳动力成本、地理环境优势的竞争转向技术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相对落后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中最大的障碍，表现为技术层次和管理水平低，缺乏必要的物质生产基础等。在自由化中受惠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能力的制约，如无有效的措施，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发达国家的竞争力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抑制作用可能大于促进作用。

(3)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服务产业结构的最大弱点是生产性服务不发达，因此最需要从国际市场引进生产性服务，而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恰恰是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最大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如果完全任其自流，就难免在这方面依赖于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危险，不仅在于压抑本国高技术服务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改革落后的服务产业结构，而且还在于这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信息资源的再分配系统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当发展中国家在数据处理方面依赖于进口时，就可能形成由发展中国家提供未经加工的原始数据，而由发达国家进行处理的格局。在这种交换中，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支付数据处理费用，另一方面无偿输出了原始信息资料，而发达国家则在赚取信息加工附加值的同时还获得了无偿的信息。信息的无偿外流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损失宝贵的经济资源，而且还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

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看，自由化形成的外部竞争将迫使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具有相对优势的旅游、工程建筑、劳务输出等传统服务，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结构的局限又形成其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依赖。这样，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另一方面又依赖传统服务业的出口来换取外汇，平衡国际收支。服务贸易自由化很可能促使这种格局固定化，这种服务贸易格局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用附加值低的服务来换取发达国家附加值较高的服务，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相交换。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已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转化为更高的价值，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格局局限在低增值的水平上。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服务贸易格局一旦长期延续下去，就会使发展中国家永远无法改变自身的落后地位。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问题。

二、发展中国家制订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对策原则

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服务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不管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如何，发展中国家必须正视自由化发展这一现实。因为自由化是国际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制订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于打破原有比较优势的局限，缩短技术差距，改善自身服务贸易结构，从而尽可能利用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弱自由化的消极影响。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以下几点是值得发展中国家普遍注意的。

1.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立足点应当放在促进整个经济发展上，而不只单纯为了出口创汇，增加收入。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自然条件、廉价劳动力优势发展旅游、工程建筑、劳务输出等少数几项传统服务，作为国际收支来源可以较快地获得经济效益。但是，从长远看，这种出口战略很难在国际市场上长期站住脚。众所周知，当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是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国际竞争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强国也都是物质生产的强国。现代服务贸易的核心是以信息技术服务为主体的生产性服务。如果说传统非信息服务可以更多地依靠劳动力或者地理环境等因素来获得相对优势，那么信息化服务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则是与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较强的新加坡、香港等也恰恰是有形贸易中地位较强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发展中国家不能把服务业和物质生产割裂开来。应当特别重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把服务业的发展与物质生产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互支持，让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样一方面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商品出口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自身竞争力的提高又可以改善服务出口结构，减少对外国服务的依赖。实施这种战略时，切忌急功近利，对于某些对生产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即使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一时难以打入国际市场也应该加以扶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服务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后劲。

2.发展中国家对于自身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以信息、文化和知识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比较劳动力的优势不仅要看其价格，更要看其素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虽然成本低，但文化技术素质低，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即低附加值服务，发达国家劳动力虽然成本较高，但从事的是高附加值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创造的价值高。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劳动力素质，否则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竞争中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服务，当然，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事实上，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是一般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服务市场的必经之路。但必须明确，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将来提高服务的技术层次积累资金创造条件。

3.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开放的基础上提高服务的技术层次，充分发挥服务贸易作为技术转让渠道的作用。在服务竞争自由化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冲击最大的是通讯、金融、计算机服务等高技术信息化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又最需要引进这类服务，也最有可能从这类服务中得到技术转让的好处。如果因冲击而闭关自守，只能导致永远落后。唯一的选择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引进技术，培育自己的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高技术服务业的初期，采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引进高技术服务较为有利。因为直接投资形式更有利于技术转让。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80%是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行的。而采用贸易形式引进高技术服务只能得到结果，不能引进生产过程，反而容易造成对进口的依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服务业从无到有地发展。当然，引进高技术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又会涉及一系列有关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趋利避害。

贸易自由化范文篇4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新趋势

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贸易发展逐步趋向自由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更是把国际贸易自由化视为其基本贸易规则和主要目标。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进程中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的贸易保护，在发达国家多表现为关税壁垒，在发展中国家则多表现为政府对进口贸易及外汇的管制；近年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则更多地求助于新型的非关税壁垒方式，运用更加难以捉摸的、更巧妙的保护手段。为了便于区别，我们称现时的贸易保护主义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具体说来，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贸易保护呈现以下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1保护手段的多样性

关税不再是单一的保护手段，保护主义措施日趋多样化。传统的关税措施已日渐被“自愿”出口限制、数量限制、许可证制度、最低限价制度、海关行政程序、技术卫生检疫与安全标准、包装标签规定等非关税壁垒（NTB）所代替。据统计，在20世纪60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非关税措施共计350多项，到70年代达到900多项，到80年代末则进一步增加到1000多项。而且涉及的商品范围也不断扩大，目前大约已有2000多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贸易的作用日益加强，比较典型且使用频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1以环保为名筑起“绿色”壁垒

随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消费心理得到加强。由于目前国际上解决“绿色”纠纷问题的统一章程尚未出台，发达国家便利用这一“真空地带”和绿色消费浪潮兴起的时机，争先恐后地制定环境保护措施，设置形形色色的“绿色”贸易壁垒：如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检查；绿色技术和绿色环境标准；绿色包装制度等。

1.2凭借技术优势构建技术壁垒

所谓技术贸易壁垒(TBT)，指一国或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及健康，阻止欺诈，保护环境，保证产品质量为目的，或以贸易保护为目的所采取的种种技术性限制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所采取的标准高于实际需要，或者在制定技术规格时带有偏见，不合理地优待本国产品或某些特定来源的进口产品时，则会变成不合理的贸易壁垒，在主观或客观上成为自由贸易的障碍。

1.3日益增加的反倾销调查

WTO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而倾销将会破坏这种正常的竞争环境。它不但会给进口方生产相似产品的产业带来损害，也会影响到出口方自身的出口秩序和不存在倾销行为的出口方的利益，同时还会对向进口方销售同类产品的第三方出口商产生不利后果。因此，世贸组织认为，若不对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有效的遏制，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积极效应将难以体现。反倾销的初衷即在于维护公平的国际市场竞争秩序。但是，在实践操作中，—些成员方往往利用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使反倾销异化为贸易保护主义武器中频繁使用的“常规武器”。尤其是发达国家中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日益加强且发展迅速，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严重障碍。

2保护范围的区域性

从保护的区域范围来看，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贸易壁垒为基础，而新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区域性贸易壁垒，即由一国的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在区域范围内，国家之间仍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区域外国家则实行共同的关税壁垒。

区域经济一体化强调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贸易壁垒，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与协作，以促进成员国间的贸易经济发展，因此必然会促进集团内部的贸易自由化。然而，与此同时，自由贸易内部化与生产要素流动壁垒的逐步消除客观上又形成了一定的保护性和排他性。尤其当成员国之间的货币政策高度协调一致，实行统一货币，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就如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销售商品，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这样势必导致成员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减弱，强化内部市场的封闭性。因此，机制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一种以保护贸易为主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合。从世界主义角度看，它是一种扩大了范围的贸易保护，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的比较优势或规模优势形成竞争，甚至强于自己的国家实行贸易保护。可以说，它实质上实行的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的原则，即在增强区域内部抗衡实力的同时，也扩大了贸易保护的范围。实际上，如果只是单纯的对内自由，而没有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差异，或者说对外没有一种保护贸易政策，甚至是共同的对外保护政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吸引力可能是不够的。因此对一个机制化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而言，排他性是其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集团内部自由化程度的加深，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差别待遇也加深，从而保护程度也得到强化。

3保护目标的政治性

3.1……贸易政策的决定力量不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人，而是形成一定势力的利益集团

对于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和受损者来说，为进行游说活动而支付的费用和所获得的好处是不同的。如果一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好处集中在少数几家厂商，而费用却是分摊到大量消费者身上，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来说，也许不值得花钱积极去反对这样一项政策。虽然消费者能够从支持自由贸易中获得巨大的福利利益，但由于这种行动中存在着“免费搭车”的现象，以及在某一具体贸易问题中个人利害关系较小，故而不能使他们很好的组织起来。相反，少数商业集团却能够因集中的既得利益而有效地进行游说活动，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3.2劳工标准问题成为近年来新贸易问题的焦点

美国等发达国家总是不遗余力地想把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声称这有助于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工作环境。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的关键理由是认为，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劳工标准对其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引起国内资本大量外流、失业问题严重，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下降，所以应限制发展中国家廉价出口产品冲击其国内市场，强迫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借劳工标准之名，通过贸易渠道，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干预。他们将劳工标准与“人权”相联系，为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其人权理念和价值标准提供了借口。可见，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劳工标准问题从根本上会消除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成本优势，降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能力，从而达到发达国家变相进行贸易保护和向发展中国家“政治倾销”的目的。

3.3贸易保护的政治性还体现在各国的国别政策和地区政策的差别待遇上

例如，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贸易竞争加剧，出自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逐渐放宽技术产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但其贸易法中仍保留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别规定，如不给予普惠制待遇，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度审核；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口货物带来的所谓市场混乱允许在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调查之前就先采取临时紧急行为，停止进口；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幅度的计算不用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而采取替代国的办法计算，等等。由此可见，美国贸易政策中充满了政治内容，这也有助于它利用贸易政策手段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达到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

4保护措施的模糊性

对于贸易保护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法规。然而规避国际法规的行为也有所增加，贸易保护措施的模糊性加强，“灰色区域”措施的使用越来越多。“灰色区域”措施是指在总协定中没有明确做出规定的贸易限制措施，最主要的是“自愿出口限制”或称“有秩序销售安排”。它名为“自愿”，实际上是出口国由于进口国所施加的压力，不得不通过协商规定每年出口额度和允许的增长率，以实现所谓的“有秩序销售安排”。这类限制贸易自由化的措施盛行于纺织品、钢材、汽车、电子产品的贸易中。它显然是对总协定基本原则的背离。但总协定对这类措施既未公开指斥其为非法，又不明确接受其为合法，对其未置可否，处于模糊状态，故称之为“灰色区域”。

20世纪在60年代，“灰色区域”措施不常见，而且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些非常特殊的国际问题才被使用，因而对国际贸易关系没有产生值得注意的不良影响。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前受到关税和进出口数量限制的部门，越来越多地被“灰色区域”措施的保护所代替。80年代以来，它不仅用来保护传统的贸易行业，而且还用以扶植和保护国内新技术、电子行业及其生产者的利益。80年代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世界纺织品贸易额，1/4多的世界钢材贸易额处于“灰色区域”措施之下，它像传染病一样向汽车、电子、机床等贸易领域蔓延，不断侵蚀总协定的多边贸易体制。

5保护对象的全面性

从对传统的成熟产业部门，如纺织、制鞋、钢铁、服装、制造业、造船业、汽车、电视机等的防御性保护升级到对正经历变革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工业、信息电讯等部门的战略性保护。从对商品贸易与资本贸易领域的保护扩展到了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领域，如在签证申请、投资条例、收入汇回等方面的保护。这是因为在20世纪70～80年代，服务与技术已成为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因素。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意识的加强，发达国家也逐渐强化了单边、双边、多边的协调管理、努力使本国的知识产权得到国际保护。总之，保护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显然不同程度影响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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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火灿．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及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国际商务研究，1996

贸易自由化范文篇5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变。从传统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研究视角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就在于研究的重点和前沿已经从国家和产业的层面转移到企业和产品的层面。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和各自产业的技术差别形成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国际贸易的动因。20世纪70年代末，以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贸易思想，即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可以成为国际贸易产生的独立动因。然而，这两种贸易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企业是同质的。进入90年代，企业作为国际贸易的行为主体，其自身的特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现实中，企业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同质化企业的假设显然越来越不能符合实际。研究的视角转移到企业差异性的层面，继而产生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

企业异质性理论着从微观层面来考察企业的差异与国际贸易行为之间存在的关系，重新阐释了国际贸易的动因和福利影响。赵永亮等（2011）指出企业异质性的证据表现两个方面：1、出口企业相对稀缺性。即使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行业，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从事出口，而从事出口经营的公司只占很小的比重；2、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差异。大量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表现出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生产规模更大、技术和资本更加密集等显著特征。这类经验研究主要包括BernardandJensen(1995)和Helpman等(2004)先后对于美国企业的分析、Wagner(1997)对德国企业的研究。这些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是国际贸易行为的决定因素。企业异质性包括很多方面，但是生产率无疑是最突出而且最重要的特征。该理论也更多以生产率作为异质性的指标。

企业生产率和出口之间的作用机制。第一，自我选择机制。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和沉淀成本。进入出口市场，意味着企业要承担相应的固定成本如国外的销售网络的建设等，这就形成了成本门槛，通过市场竞争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能够承担沉淀成本，选择出口并获得利润。因此根据自我选择机制，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从事出口，生产率低的企业被市场淘汰。第二，从出口中学习效应。该观点认为，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依据先前的研究，学习促进效应有三个来源：1、通过与国外厂商和消费者接触，获得关于产品生产和设计的重要信息；2、出口活动扩大了生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3、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了技术创新。但是，从出口中学习效应在理论界仍存在广发的争议，实证研究也没能提供证据支持。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只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才存在显著的学习效应。

二、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Melitz2003年提出的动态产业均衡模型是目前不断发展起来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坚实基础。后来，helpman等对Melitz模型进行了扩展，考察了企业在出口与FDI之间的选择行为。模型假定同一行业中异质性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根据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C.E.S型，推出厂商i的需求函数为qi=Api-,A是需求水平的度量，=1/(1-)是不变的需求弹性且>1。厂商只需投入一种要素劳动L，劳动的成本为S。厂商i进入该行业后的生产率为i，那么其可变成本为S/i。厂商进入市场需要支付固定成本F，进入国内市场、出口市场以及在国外FDI的固定成本分别是FD,FX与FI。首先考虑进入国内市场的情况，厂商i的成本C=qi(s/i)+FD。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厂商i的均衡价格为pi=s/(i),则其最大利润为D=Bi-1-FD，其中B=(1-)A(s/)1-。显然只有当D>0时，企业才进入国内市场。因此存在生产率临界点D=｛i：D=0｝，只有企业的生产率高于D时，企业才进入市场，否则将退出该市场。其次考虑出口市场，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价格同样为pi=s/(i)，但是由于存在冰山贸易成本T>1,企业从事出口的最大化利润为X=T1-Bi-1-FX。出口的生产率临界点为X=｛i：X=0｝。最后在国外FDI时，企业的最大利润I=Bi-1-FI，生产率临界点记为I。根据helpman的假设国内市场与出口市场以及FDI的固定成本不同且FI>T-1FX>FD，可以推算出I>X>D。该模型表明出口的生产率临界值大于进入国内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因此生产率高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生产率中等的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生产率低的企业被淘汰退出该行业。而且在参与国际市场的企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FDI方式为国外市场服务，而生产率次之的企业选择出口经营。

三、贸易自由化的再分配效应

在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框架下，考察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实质是分析贸易成本降低对企业层面有怎么的影响，资源是如何在企业之间进行再分配的。基于企业层面的视角，贸易自由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社会福利产生影响。

1、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贸易成本，降低了出口的生产率临界值，原本出口的企业会扩大规模增加出口额，原本生产率较高的非出口企业加入出口行列从国际市场获得利润。因此，贸易自由化对于一国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利，符合斯托尔伯-萨缪尔森定理；

贸易自由化范文篇6

一.比较优势与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的含义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后来，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衡量各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用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等于产品A的人均产量与其他产品的人均产量之比，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高，比较优势就越明显；其二是用产品的相对成本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生产成本等于产品A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其他产品的单位成本之比，产品相对成本越低，比较优势就越明显。〔1〕

实际上，用以上两种方法衡量各国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通常引入“显示比较优势系数”（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来衡量比较优势。〔2〕该系数定义为：i国k产品贸易量占i国贸易总量比重与世界k产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该系数大于1，视为i国k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视为具有“比较劣势”。从动态观点看，该系数上升，视为i国k产品具有动态“比较优势”；若该系数下降，则视为动态“比较优势”下降。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1980～1994年）

表1列出了中国农业密集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劳动密集产品、矿产密集产品共四类资源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的变化。计算样本年分别为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

表1中国不同资源密集产品显示比较优势

系数变化（1975～1994年）

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

进口

农业密集1.2232.0220.71951.2020.8639

资本密集1.3231.2151.4881.1411.170

劳动密集0.76170.90060.96361.0990.8996

矿产密集0.36330.13490.21330.35520.5710

出口

农业密集2.2581.6651.4911.2671.023

资本密集0.31740.35920.25570.54870.5358

劳动密集2.4813.2923.3233.0193.561

矿产密集0.74730.87281.2510.77680.5459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1975～1985年数据使用IEDB估计数计算；1990年和1994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计算。

1.进口

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经历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1980年为2.022，1985年下降为0.7195，1990年又上升为1.202，1994年又下降为0.8639。资本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呈现上升、下降趋势：1980年为1.215，1985年上升为1.488，1994年又下降为1.170。劳动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1980年为0.9006，1994年为0.8996。矿产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1980年为0.1349，1994年上升为0.5710。上述系数表明，中国农业资源、矿产资源、资本资源相对稀缺，不具有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理应利用进口贸易比较优势。但从实际系数看，只有资本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超过单位1，而农业密集和矿产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均小于单位1，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采取“高度自给自足”模式，没有充分发挥进口比较优势。

2.出口

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呈不断下降趋势，1980为1.665，1994年为1.023，但仍具有比较优势。安德森等人认为，一个国家越是缺乏耕地资源、经济增长越迅速，其农业比较优势下降速度就越快。〔3〕中国在粮食出口方面已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非粮食农产品（如水产品、畜产品、水果、蔬菜、烟草等）出口仍具比较优势，从而导致整个农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在下降。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系数呈不断上升趋势，1980年为3.292，1994年为3.561。资本密集产品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系数1980年为0.3592，1994年为0.5358。矿产密集产品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系数1980年为0.8728，1985年上升为1.251，而后不断下降，到1994年已降至为0.5459（见表1）。这表明，1980年以来，出口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农业密集产品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资本和矿产密集产品已不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3.资源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与我国资源禀赋状况的关联度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供给人口占世界总量的1／4以上；耕地面积和水资源二大农业资源十分紧缺，均占世界总量的7％；煤炭资源和水电资源十分丰富，分别占世界总量的10.97％和13.22％，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贫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34％和1.20％；资本资源相对紧缺，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3.4％；技术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以表现一国技术创新和技术发明能力的国际专利数而言，中国仅占世界总数比重的0.27％。各国的自然禀赋是很难改变的，但是通过国际贸易可以改变获取资源禀赋的能力，同样可以形成自己的相对优势。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需要国际出口和进口市场，只有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的资本密集、农业密集、矿产密集产品，吸纳更多的国际资本，引进更多的国际技术，才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国际比较利益。

三.各类资源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的国际比较

表2计算了1990年和1994年中国、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农业、劳动、资本、矿产资源密集产品贸易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表3计算了1965至1994年期间日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台湾、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表2中、美、日、澳四国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1990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美国

进口

农业密集0.54371.2021.6560.6146

资本密集1.1861.1410.54661.019

劳动密集0.94281.0990.78021.134

矿产密集0.49810.35522.1881.073

出口

农业密集2.2431.2670.09591.222

资本密集0.22200.54871.5701.196

劳动密集0.15103.0190.50260.4753

矿产密集2.2580.77680.12890.4339

1994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美国

进口

农业密集0.56180.86391.9500.5867

资本密集1.2371.1700.57581.050

劳动密集0.93500.89960.98361.122

矿产密集0.58050.57102.0270.9952

出口

农业密集2.6971.0230.08621.094

资本密集0.39430.53581.4881.197

劳动密集0.19873.5610.51140.5402

矿产密集2.8370.54590.17940.3535

Note: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isdefinedasacountry’ssectoralsharedividedbytheworldsectoralshare.

RCA[k][,i]=(T[k][,iw]/T[,m)/(T[k][,ww]/T[,ww])

subscriptirepresentsreportingcountryi

subscriptkrepresentscommodityk

subscriptwrepresentsworld

subscripttrepresentstotalofcommoditygroupofinterest

Trepresentstrade(eitherexportorimport)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表3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变动

年份日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台湾中国

19652.9827.1293.2070.75181.7112.475

19702.1416.7554.6630.71613.6692.502

19751.8546.9284.8530.83244.5692.481

19801.1766.6884.9580.92425.2403.292

19850.8205.2414.6980.61444.3133.323

19900.5063.7413.0600.61772.7563.019

19940.5113.3242.0380.44801.9483.56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1.进口

日本充分发挥了农业和矿产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其系数分别为1.950和2.027；美国充分利用了劳动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其系数分别为1.170和1.237。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资本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1.170，低于澳大利亚水平；农业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8639，远低于日本水平；矿产密集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5710，远低于日本水平。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在进口方面实行的“半保护”和“半开放”混合政策，大大限制了中国像日本那样发挥进口紧缺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

2.出口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3.561，远高于与其他国家；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为1.023，略低于美国的1.094，大大低于澳大利亚的2.697；资本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为0.5358，低于日本的1.488和美国的1.197，略高于澳大利亚的0.3943；矿产密集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5358，大大低于澳大利亚的2.837，略高于日本的0.1794、美国的0.3535。总的说来，80年代以来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大政策，使得中国在出口方面发挥了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可以视为成功地利用“比较优势”战略的国际范例。

3.未来中国仍将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

与日本和“四小龙”相比，1994年中国劳动密集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3.56，低于1980年香港为6.688、南朝鲜为4.958、台湾为5.240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劳动密集产品还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与日本和“四小龙”所不同的是，中国不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日本和“四小龙”地域狭小，国内市场规模有限，产业结构变动迅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较快，必然要将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境外转移。而中国则不需要跨国境转移，仅是跨区域转移，即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和转移，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扩散和转移。这种东亚的“特例”，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将是一个缓慢攀升的过程，而不会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出现这一系数过早下降的趋势。

四.中国走向21世纪发展战略的选择

从建国以来，中国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50年代的“赶超战略”；60年代的“四化战略”；80年代迄今的“翻番战略”，或称“转型战略”。

本文认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应当选择“比较优势战略”与“贸易自由化战略”。提出这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基本国情以及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中国只有劳动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在农业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矿产资源、资本资源和技术专利资源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当中国进入21世纪时，由于总人口规模将由12亿人增长到2020年的15亿以上，GDP总量将增长10倍，贸易总量将增长10多倍，因此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将十分尖锐，中国不可能再像80年代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来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食物需求和资源消耗需求。这就决定中国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从而实现中国国家发展目标。

比较优势战略和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内容是：基于中国各类重要资源在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劣势，选择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适度进口中国长期相对紧缺的农业资源密集型产品（如粮食）、能源密集型产品（如石油、天然气）、矿产密集型产品（如铁矿砂），积极引进先进国外实用技术，大量吸收国际资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上述战略的目标是：在下世纪初期（202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和贸易大国。这一战略包括如下要点：

1.有效地开发和进口农业、能源、矿产资源

1994年日本和美国总人口数占世界总人口比重分别为2.2％和4.7％；日本农业密集产品进口量占世界总量的12.64％，成为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美国为9.59％；美国矿产密集产品进口占世界总量的16.27％，成为世界第一大矿产品进口国，日本为13.13％；而中国农业密集产品占世界总量的2.38％，矿产密集产品仅占世界总量的1.57％。中国从国际市场获得农业和矿产资源的比重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也远低于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目前中国在进口粮食、石油制品、天然气、化工原料、有色金属矿等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均未达到单位1，未充分利用这些长期紧缺资源的进口比较优势（见表4）。从长远的国家利益来看，在这些紧缺资源产品上保持全面自给自足的成本是巨大的，无疑放弃了国际贸易所带的互利互惠。中国大量进口农业密集、矿产密集产品是十分有利的，应当由目前“高度自给自足”型向“基本自给、适度进口、积极进口”型转变。例如粮食净进口率目前不足2％，短期指标应提高到5％，中期目标提高到10％，长期目标提高到10％以上。〔4〕世界银行也认为，如果中国努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从长远看，既代价高昂又不能持久，而应突出中国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利用较自由的农产品贸易作为经济手段，促进高效益的国内生产。世行预测2020年中国粮食进口量约达到3,000～9,000万吨，净进口率为5～13％，仅相当于那时中国出口总额的1～2％；〔5〕石油净进口率由以前的4.5％，逐步提高到长期的40％以上。〔6〕世界银行建议，中国应实行能源消费结构多样化战略，适当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减少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7〕同时应积极鼓励国内厂商到海外投资农业（主要是粮食）基地、能源基地和矿产品基地。

2.有效地生产和出口丰裕资源密集产品，“以资源换资源”

中国农业资源十分多样，有耕地面积9,497万公顷，宜农荒地3,535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6,303万公顷，可利用草地31,333万公顷。此外，还有大面积的滩涂、浅海滩，亚热带地区达48万平方公里。因此，应当形成多样化农业生产格局与贸易格局。中国在粮食生产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在生产非粮食的农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例如1994年水果和蔬菜出口额达29.4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609；水产品出口额达23.2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763（见表4）。就中国的利益而言，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进口较多的耕地密集产品如粮食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又是一个多样化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国家，在出口原煤方面具有竞争优势。1994年煤炭及制品出口额为10.5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941，占世界出口市场的5.754％，煤炭出口量2,430万吨，仅占全国煤炭生产总量的2％，有相当大的出口增长潜力。铅、锌和锡三大有色金属出口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分别占世界出口市场的9.967％，6.993％和15.58％；水泥出口具有竞争优势，占世界市场的5.081％（见表4），水泥出口量为452万吨，仅占全国水泥生产总量的1.1％，也有很大的出口增长潜力。这表明中国有条件出口丰裕资源换取紧缺资源，以出口增长促进进口增长，以便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

表4中国主要产品进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及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进口

年份占本国贸易占世界总显示比较总值

总数比重(%)数比重(%)优势系数1000美元

农产品

03水产品19900.19190.27480.1773102378

19940.50021.2030.4373578310

041小麦19904.04214.459.3272156528

19940.83087.2632.640960577

042水稻19900.02170.28570.184411594

19940.12232.3240.8448141488

044玉米19900.08910.45840.295847577

19940.00010.00190.0006179.0

045其它19900.00020.00710.0046122.0

谷物19940.00000.00650.0023104.0

05水果19900.15580.14420.093083137

和蔬菜19940.08920.15410.0560103212

06蔗糖19900.73012.9301.891389475

19940.38593.1261.136446160

074茶19900.01320.25510.16467091

19940.00160.08420.03061941

099食品19900.06970.48910.315737219

19940.05850.52530.190267709

112酒19900.01590.04350.02808532

19940.00900.04310.015610431

12烟草19900.24370.96770.6246130013

19940.02790.16890.061332343

22油料19900.03880.17900.115620725

19940.05390.46460.168862375

矿产品

28金属19901.4061.8001.162750050

矿物19941.6364.7781.7361891629

32煤、焦19900.13900.31750.204974165

碳、煤球19940.03020.16180.058834934

331原油19900.79440.20430.1319423806

19941.3600.90380.32851573387

332石油19901.1750.63400.4092627015

产品19941.7842.3370.84952063082

341天燃19900.05090.08510.054927191

气及制品19940.25620.82230.2988296305

351电力19900.21932.6571.715117020

19940.09302.2570.8203107572

51化学19902.8981.4160.91461546258

制品19942.2011.9820.7207254157

56化肥19904.87920.0512.942603133

19941.66513.714.9851925516

58塑料19902.8392.1181.3671514968

制品19944.6886.2172.2595421118

63木材及19901.0572.7451.772564197

制品19940.88003.6051.3101017410

64纸制品19901.3961.1090.7161744784

19941.7092.6100.94891976309

65纺织品19909.8914.9533.1975276498

纱、织物等19948.0637.1102.5849323051

66非金19900.84940.57400.3705453151

属矿19940.92201.1580.42121066051

661水泥等19900.07140.45790.295538112

建筑材料19940.12091.5180.5517139837

67钢铁19905.3462.5491.6452852035

19948.2477.8272.8449534909

681银铂19900.03740.23220.149819956

等19940.01420.21760.079116449

682铜19900.45421.0000.6459242297

19940.76953.5221.280889655

683镍19900.01400.16830.10867511

19940.02270.70140.254926293

684铝19900.52800.94050.6071281685

19940.50891.7150.6236588395

685铅19900.00460.17190.11092470

19940.00620.62480.22707225

686锌19900.01290.16240.10486896

19940.06942.1720.789680272

687锡19900.00460.18520.11952463

19940.02532.3680.860829298

商品总量1990100.01.5491.00053345133

1994100.02.7511.00011561362

出口

占本国贸易占世界总显示比较总值

总数比重(%)数比重(%)优势系数1000美元

农产品

03水产品2.2064.0992.1731369785

1.9165.2261.7632319422

041小麦0.00080.00360.0019558.0

0.00830.07440.025110055

042水稻0.13552.2621.19984135

0.42528.4662.856514608

044玉米0.64994.2272.241403561

0.780310.863.655944270

045其它0.08973.6611.94155717

谷物0.05204.2941.44862997

05水果2.8333.5301.8711759522

和蔬菜2.4264.7691.6092936125

06蔗糖0.51132.7151.439317514

0.36193.0471.028437928

074茶0.664615.738.340412710

0.243213.254.472294359

099食品0.13221.1250.596582096

0.13451.2720.4292162811

112酒0.08690.28300.150053966

0.09380.48390.1632113600

12烟草0.27451.0380.5508170460

0.56723.3841.141686359

22油料0.99655.9863.174618769

0.55035.5001.855666016

矿产品

28金属0.28220.53050.2813175241

矿物0.09680.37100.1251117142

32煤、焦1.2153.8422.037754985

碳、煤球0.87105.7541.9411053989

331原油5.4781.7780.94273401861

1.6531.1550.38972000305

332石油1.5961.1320.6006991554

产品0.64630.95830.3233782144

341天燃0.00420.00920.00492610

气及制品0.00240.00920.00313024

351电力0.01230.14110.07487673

0.17793.3431.128215383

51化学2.7631.7330.91921715726

制品2.4402.4420.82402952689

56化肥0.04070.20370.108025318

0.05360.50520.170464911

58塑料0.44670.41350.2192277391

制品0.40090.58480.1973485179

63木材及0.47791.5550.8248296739

制品0.65060.8960.9772787336

64纸制品0.47310.46150.2447293814

0.50520.84150.2839611406

65纺织品11.596.9263.6727201610

纱、织物等9.6939.2623.12411730312

66非金2.1191.8400.97571316206

属矿2.0852.8090.94772523169

661水泥等0.60525.0812.694375838

建筑材料0.44075.8331.968533321

67钢铁2.0651.1930.63291282475

1.5431.5730.53071867129

681银铂0.03780.27570.146123510

等0.01310.25740.086815972

682铜0.20230.52390.2778125620

0.18060.87550.2953218541

683镍0.00470.08010.04242975

0.09583.3831.141116006

684铝0.23280.49560.2627114605

0.20000.72400.2442242108

685铅0.05142.4731.31131925

0.08999.9673.362108818

685锌0.04970.78780.417730896

0.20756.9932.359251139

686锡0.13865.6362.98886113

0.171116.585.594207147

商品总量100.01.8861.00062091411

100.02.9641.00012100632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3.有效地引进国外技术和利用国外资金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技术发明能力不强，国际专利申请批准数仅占世界总数的0.27％。这些决定了中国创新技术在较长时期内应主要来源于国外，即利用“后发优势”，走“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之路。“用市场换技术”将是中国的长期策略，但是农业技术、高新技术和军事技术仍应“以我为主、引进为辅”。

中国的资本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4％，吸引外商投资是其补充国内投资的重要来源。尽管中国已是居美国之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第二大国，但人均额仍比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如上海与青海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差600倍。为此，今后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外商投资于农业、能源、交通、铁路、通讯、大中型水电站和大中城市公共设施，投资于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总之，“用市场换资金”也是中国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

4.大力开发劳动力资源，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

由于中国在发展中大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中率先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且所占份额迅速上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其比重1994年占世界总数的10.55％，大大高于美国（6.30％），日本（4.95％）的水平。由于中国是在利用不足世界4％的资本资源来解决占世界1／4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这对任何一届政府都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决定了中国必须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劳动要素有序的流动，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劳动换资源、以出口促进口”是中国长期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但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后者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8〕因此应当有选择地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和资产重组，形成若干个大型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合资企业集团，达到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吸引西方跨国公司来华建立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使其技术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构成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在持续高速出口增长过程中，不断推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和高附加值化。

5.贸易自由化是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前提

“比较优势”和“贸易自由化”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为促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积累的过程。所谓“贸易自由化”就是放弃传统的“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大幅度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取消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开放国内各类市场，取消对国外厂商进入中国市场的人为限制，打破少数国有企业对石油、化工、电讯、造船等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的格局，开展公平、公正的竞争，对国内外厂商实行条件相同的非岐视的“国民待遇”等。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一是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二是将国际竞争机制引入国内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各类资源的进口与出口的比较优势。

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不一定符合部门利益。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9〕曾谈道，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答案很简单，尽管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贸易中得到好处，例如消费者以较低价格来购买物品，但是这个国家内的某些利益集团受到损害，许多国内生产者面临国外产品的竞争，工作机会减少。受损者除非得到补偿，否则他们一定会反对自由贸易。加速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世界之潮流，东盟国家2003年实现“零关税”自由贸易区，这本身已对中国构成外部挑战，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过程是对这一挑战的最佳响应。

致谢：本文计算得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卢卫国博士和许心鹏博士的帮助，文中许多观点曾与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系黄益平博士、宋立刚博士讨论，获益匪浅。

本项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主要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PeterDrysdale,1988.InternationalEconomicPluralism:EconomicPolicyinEastAsiaandthePacific,Allen&Uniwin,Sydney.

[3]安德森·速水等：《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胡鞍钢：“中国21世纪粮食战略的基本选择”，《了望》周刊1996年第35期，第15至第17页。

[5]世界银行亚太区中国和蒙古局国别运行处：《崛起的中国：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长期问题和选择》，世界银行报告号：16643—中国，1997年6月。

[6]胡鞍钢：“中国21世纪石油战略的基本选择”，《了望》周刊1997年第9期，第14页至第16页。

[7]世界银行：《蓝天碧水：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环境》，世界银行报告号：16481—中国，1997年6月。

贸易自由化范文篇7

论文摘要：所得税领域的税收歧视和双重征税能够对服务贸易产生扭曲作用。所得税的国际协调和贸易自由化是分别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和WTO来实现的。但是，WTO体制本身不解决双重征税，也无法有效处理税收歧视问题；而税收协定对税收歧视和双重征税的消除也是不彻底的。同时，WTO体制和税收协定也无法解决多边的税收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贸易内涵从传统的货物贸易扩展到了服务贸易。特定的所得税措施也能够对服务贸易产生扭曲作用。但是，在国际层面上，所得税的国际协调和贸易自由化是分别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和WTO来实现的。本文拟在探讨所得税与国际服务贸易之关系的基础上，对现行模式进行初步的评析。

一、所得税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关系

WTO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界定了服务贸易的四种交易模式：(1)在一个成员境内将服务提供至任何其他成员境内(跨境交付)；(2)在一个成员境内，向其他成员在该成员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境外消费)；(3)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其他成员境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商业存在)；(4)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其派往其他成员的自然人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

所得税措施能够对上述服务产生影响，主要问题在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两方面：

1、双重征税

在所得税领域，多数国家普遍同时主张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这就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双重征税：(1)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2)居民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3)来源地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

这些类型的双重征税在服务贸易中也会出现。比如：

(1)甲国A银行向乙国B公司发放一笔贷款，B公司要为此向A银行支付利息。乙国认定A银行的利息收入为来源于乙国的所得，要予以征税；而A银行作为甲国居民纳税人，该笔利息所得也要在甲国纳税。这样，该笔利息就面临双重征税。

(2)甲国A公司在乙国注册成立一个子公司B提供服务。乙国对居民公司的认定采用注册地标准，B公司为乙国居民纳税人。甲国对居民公司的认定还采用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所在地标准。如果B公司的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在甲国，则B公司同时也是甲国的居民公司。这样，B公司的境内外全部所得要同时向甲国和乙国纳税。

(3)甲国A银行向乙国B公司发放一笔贷款，B公司将贷款交给其在丙国的分公司C使用，利息由分公司C承担和支付。如果乙国对利息的来源认定标准为借款人为居民的所在地，丙国采用常设机构标准，则A银行的该笔利息要同时被乙、丙两国主张来源地管辖权从而被双重征税。

2、税收歧视

一国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市场准入时，仍可通过所得税措施歧视外国服务提供者。

比如，作为甲国居民纳税人的A公司在乙国设有一个分公司B，B的营业利润要在乙国缴纳所得税。如果乙国对B营业利润的征税要比从事相同业务的本国居民公司更重时，就产生了税收歧视。

再比如，甲国A银行向乙国B公司发放一笔贷款，B公司要为此向A银行支付利息。根据乙国法律，B公司从乙国银行取得同等条件贷款并支付利息时，该笔利息是可以从B公司应税所得中扣除的。但是，如果乙国法律不允许B公司将支付给甲国A银行的利息从应税所得中扣除，就对甲国A银行产生了歧视，会影响乙国公司寻求甲国银行的贷款服务。

因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会构成服务贸易自由的壁垒。

二、消除所得税贸易壁垒的国际机制

尽管自由贸易理论倡导消除贸易壁垒，但现实中许多国家仍对国际贸易施加限制。因此，贸易壁垒的消除需要国际机制。就服务贸易来讲，消除所得税壁垒的国际机制主要是由WTO体制和国际税收协定提供的。

1、WTO体制

对于服务贸易面临的所得税壁垒，GATS的作用主要是消除对服务提供者的税收歧视。GATS第17条是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要求WTO成员在承诺开放的部门，应给予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不低于本国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因此，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歧视，陛所得税措施就在被禁止之列。

但是，GATS下的国民待遇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属于具体承诺的范围。如果一个成员没有把有关服务部门列入承诺表，则该成员就没有在该服务部门给予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该成员对未列入承诺表的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的市场准入并采取歧视性所得税措施，并不违反GATS义务。

因此，GATS的国民待遇对税收歧视的消除作用是有限的。此外，GATS也没有消除双重征税的机制，这就需要国际税收协定发挥作用。

2、国际税收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具有消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的作用。

(1)双重征税

国际税收协定一般是双边的，主要解决两个居民管辖权的重叠以及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

对于两个居民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税收协定的做法是确定由一国来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而另一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则转化为对“非居民”的征税权②。此时仍存在双重征税，但可通过消除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的机制来解决。

对于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的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税收协定首先在缔约国之间划分征税权，如果征税权划归居住国或来源地国单独享有，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双重征税；如果征税权划归两国共享，则对来源地管辖权进行适当限制，并由居住国采取免税法或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

上述机制可以消除服务贸易所面临的双重征税。

一国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国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时，首先要看商业存在是否构成常设机构。根据GATS第28条之定义，商业存在系指任何形式的商业机构，包括法人、分支机构或代表处。根据OECD范本第5条和第7条之规定，如果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的独立人或子公司提供服务，它们并不构成常设机构，另一成员不能对该服务提供者的所得征税，从而避免了双重征税；如果是通过分公司提供服务，则分公司构成常设机构，但另一成员只能对可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征税，此时居住国应采用免税法或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

如果服务贸易是跨境提供的，那么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取得的诸如利息、股息等所得在当地缴纳预提税时，这也会面临双重征税问题。国际税收协定的解决方法是：限制来源国的预提税税率，同时居住国采取抵免法。

自然人流动也会产生双重征税问题。当自然人流动取得独立劳务所得时(比如律师、会计师提供服务的所得)，根据第7条常设机构原则处理；对于受雇劳务所得，也有相应地消除双重征税的措施。

(2)税收歧视

国际税收协定中有“税收无差别待遇条款”，要求缔约国一方的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纳税义务，不比缔约国另一方的人在相同情况下(inthesamecircumstances)更重。以OECD范本第24条为例，该条规定了国籍无差别、常设机构无差别、扣除无差别和资本无差别等方面的内容：

国籍无差别指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的税收，不应比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的负担更重；常设机构无差别指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的税负，不应高于进行同样活动的该另一国企业；扣除无差别指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在确定该企业的纳税所得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本国居民一样扣除；资本无差别指缔约国另一方居民所拥有或控制的缔约国一方企业的税负，不应比该缔约国一方同类企业更重。

税收无差别待遇条款的意义在于：对于WTO的成员来讲，税收协定中无差别待遇的适用不以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是否属于东道国服务贸易承诺表开放的行业为前提。即使提供的服务不在承诺表之列，也应适用税收协定的无差别待遇条款。

因此，就前面所举的例子而言，一国服务提供者在另一国设立分公司提供服务时，常设机构无差别能够使得分公司的税负不高于进行同样活动的东道国企业；扣除无差别则能够保证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能够与支付给本国居民一样扣除。

三、现行机制评价

从上可以看出，在消除所得税壁垒方面，GATS和国际税收协定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事实上，国际税收协定的职能与WTO倡导的自由贸易是相吻合的。不过，GATS不具有消除双重征税的功能，消除税收歧视的作用有限，消除所得税壁垒仍然是国际税收协定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是，这一体制存在着下列问题：

1、GATS的非歧视原则不能有效消除税收歧视

GATT／WTO的实践表明，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对于消除货物贸易壁垒具有重要意义。GATS也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

GATS第2条规定，各成员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与GATS的国民待遇属于WTO的具体承诺不同，最惠国待遇是WTO成员普遍遵守的义务，不受WTO成员具体承诺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WTO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市场准入，即使该类服务并非具体承诺表中承诺开放的，也要遵守最惠国待遇义务。

但是，GATS第14条(e)款规定，与最惠国待遇不一致的WTO成员之间的差别待遇，如果是源于税收协定的规定就不是对最惠国待遇的违反。也就是说，如果有甲、乙两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都在丙国提供服务，假如根据甲丙和乙丙之间的税收协定，甲乙的服务提供者在丙的待遇存在差别，丙并不因此违反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所得税待遇，一国通过双边税收协定在不同成员之间实施所得税差别待遇在GATS下是合法的。显然，这与WTO体制追求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是不匹配的。至于国民待遇，GATS第14条(d)款规定，与国民待遇不一致的所得税差别措施，只要差别待遇是为了保证对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平等或有效地课征所得税，就不构成对国民待遇义务的违背。根据该条款的注释，如果税收差别是基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税负差异等因素产生的，也不违反国民待遇。

2、税收协定对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的消除也不彻底

(1)双重征税

税收协定的主要职能是消除双重征税，但其适用仍需要缔约国国内法的配合。即使税收协定规定了免税法或抵免法，在适用居住国国内法时，仍然可能存在双重征税问题。比如，居住国采用限额免税法，当居住国的税率低于来源地国税率时，居民纳税人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就不能得到全额抵免，因为此时抵免限额小于其在来源地国实际缴纳的税额。这意味着居民纳税人的境外所得所面临的双重征税不能完全消除。

此外，税收协定主要是消除法律性双重征税，而不消除经济性双重征税。按照OECD的定义，法律性双重征税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在同一征税期内征收同一或类似种类的税。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双重征税都属于法律性双重征税。经济性双重征税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属于不同纳税人的来源于同一税源的课税对象在同一征税期内征税。经济性双重征税的典型表现形式为：对公司利润征税，又对从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息在股东环节征税。对于经济性双重征税，有的国家有消除机制，但有的国家认为没有必要消除。OECD则认为，如果国内法不予以缓解，那么在国际上也不必予以缓解。因此，税收协定本身普遍缺少消除经济性双重征税的机制。

(2)税收歧视

税收协定无差别待遇的适用是以居民和非居民的划分为前提的。由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纳税义务是不同的，而税收无差别待遇又要求基于相同情况进行比较，这意味着非居民通常不能在来源地国主张给予当地居民的全部优惠。OECD范本第24条第3款第2句就规定，常设机构无差别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本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此外，非歧视待遇原则只适用于对来源地所得的歧视，不适用于居住国对本国居民境外所得的税收歧视。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居民有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其税负比应税所得相同但所得只来自于境内所得的居民更重时，税收协定是不予以管辖的。前面提到的限额抵免就反映了这一问题。

再者，经济性双重征税所导致的税收歧视也不在税收协定管辖之列。比如，一些国家虽然有减轻居民股东从境内公司获得股息的经济性双重征税的优惠，但不给予从境内公司获得股息的外国股东。由于支付给外国股东的股息所缴纳的预提税是对毛收入的征税，而国内股东获得股息一般是以净所得缴纳所得税，外国股东的股息税负要高于境内股东。

3、WTO和税收协定都无法解决多边的税收问题

(1)税收协定

税收协定一般是双边的，但跨国公司的经营是多国背景的，这就产生了下列问题：

首先，双边税收协定难以解决来源地管辖权重叠产生的双重征税。双边税收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因此，对于前面所举的两个来源地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的例子，由于A银行不是乙国和丙国的居民，就无法适用乙、丙两国间的税收协定来消除两个来源地管辖权的重叠，除非甲、乙两国税收协定约定乙国放弃来源地管辖权。但是，税收协定一般缺少这样的安排。

其次，税收协定无法解决多边范围的避税问题。在一国存在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时，也能够为跨国避税提供空间，税收协定滥用(treatyshopping)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一国可以采取反避税措施，但对因此可能造成的资本外流的担心会限制一国采取反避税措施。

再次，税收协定无法解决税收竞争问题。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各国可能会竞相给予税收优惠措施，由此可能产生税收竞争问题(taxcompetition)。但是，税收协定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税收协定的无差别待遇条款并不限制缔约国给予非居民更多优惠的做法。此外，双边税收协定无法约束第三国优惠措施的给予。况且出于吸引外资和担心资本外流的考虑，一国一般不会在税收协定中约束自己的税收政策。

(2)WTO

WTO是一个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并没有限制或约束其成员所得税税基、税率等的内容。由于WTO并不涉及一国税收体制，因此，一国给予外国投资或服务提供者比国内更多的优惠是不禁止的，反而可能是鼓励的。事实上，GATS的国民待遇关注的是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本国相同的服务提供者，并不禁止“超国民待遇”。此外，在GATS体制下，也没有类似于货物贸易的补贴制度来限制WTO成员对本国服务出口的税收补贴。

四、结束语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贸易、投资和税收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方面，对投资的歧视性所得税措施会对国际服务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各国竞相采取税收优惠也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扭曲作用。

在现行机制下，WTO体制无法有效处理税收歧视和双重征税问题，而税收协定的双边机制也不能彻底消除上述问题。同时，WTO体制和税收协定也无法解决多边的税收问题。

贸易自由化范文篇8

关键词:区域贸易;贸易安排;应对对策

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内容的发展与其实际情况息息相关，尤其与贸易自由化制度及其实施与成员国的利益更是分不开。产生的利益有按照比较利益原则产生的各方面变化，包括生产和效率及经济方面的增长等。贸易自由化理论集中于研究国际贸易变化所带来的福利效应，探讨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一、区域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

(一)以美国为首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就和以色列和加拿大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来墨西哥参加后改为北美自由贸易区。2005年以前建立一个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除古巴以外所有美洲国家都参加的自由贸易区的“布什倡议”。“布什倡议”受到拉美国家大部分地区的赞同。美国加快了与中南美洲等地区的合作，希望能够与这些地区成为一个整体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除了这些，美国还在积极主动加入亚太地区的关于双边自由贸易的协商。美国的这些做法，表明了以美国为首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已经初步完成。

(二)亚太地区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

从2000年以来，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区域性自由贸易的建设上都加快了脚步，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目10+3货币合作的《清迈协议》已经得到实施，并且将很快见到其发挥的作用。然后，东亚各国的三个10+1计划。韩国和东盟的10+1还没有达成好的协议。第三，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合作。《宣言》中表达了三国将互相信任，互相取长补短。

(三)欧盟自由贸易区

欧盟在新世纪制定了《尼斯条约》实施东扩。除此之外，欧盟还在跨区域的经济合作方面进行努力，与中东等地区合作自由贸易区。

二、我国对区域贸易自由化采取的对策

抓紧时间，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方案早些实现，这样可以快点获取与相关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利益。按照计划，中国与东盟国家将在未来十年内完成最基本的自由贸易区。但是为了早日获取自由贸易区带来的实惠，应该积极布置好各类方案的实现。比如说我国签署的《中泰蔬菜水果协议》，我国在此前提下与东盟所有地区之间的果蔬都提前将关税降低。我们在以后应当积极推进方案实现的覆盖面积。这样也可以更早地获取区域自由贸易的利益和在于东亚区域的合作中占得上风。发展我国在世界中比较优秀的行业，对企业走出中国采取相应鼓励政策。我国有的行业在国际行业的比较中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比如说服务业，当然也有一些弱势的行业，但是其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我国应采取措施鼓励和帮助有优势的企业走向世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竞争。投入相应资金发展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行业，使其能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得到发展。对于我国的不发达行业，也可以与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产生合作，争取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有竞争力的企业，要加强培养，大力发展，连锁经营，适应当今世界市场需求。在面对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竞争时，也能够占上优势，促进我国和他国的经济发展。采取充分有效的行动来面对区域自由贸易建设对我国造成一系列不利的影响。举例来说，欧盟向东边的扩大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消极的影响。2005年，随着欧盟一些成员国的增加，使我国产品在那些地区的出口遭受创伤。我国的一些技术产品也因为原欧盟高技术的普及从而出口受到影响。还有，欧盟的东扩使得我国以前与一些国家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不再起作用。就连我国的服装等产品也不能和之前一样出口这些国家。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和WTO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不仅参加区域贸易自由化，同时我国也在努力地为全球的经济发展作贡献。我国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让发达国家重视起来，关注我们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和利益。应该在农业等领域更加开放，并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较为不发达的领域有着超出其水平的要求。另外，还要推动WTO的进步与发展，在WTO中发挥自身大国的作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经济正在全球化，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普及。为了本国利益，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签订了相关的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协定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选择，中国在2006年也表明将参与国际经济区域合作，这样可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交流对话，更好地协商经济发展问题。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经济关系，实现各国互利共赢。

作者:欧阳明江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参考文献:

[1]沈四宝.发展区域贸易安排与我国外贸发展[J].法学杂志，2007(03)

[2]吴声光，邹学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中的思考及对策[N].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03)

贸易自由化范文篇9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也是WTO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早在WTO建立之初，《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就规定了WTO要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和维护环境。随着WTO多哈回合谈判正式将贸易与环境列为八大议题之一，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又一次得到了重申。WTO及其成员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最具体、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削减环境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解决贸易与环境冲突、改善全球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其一会增加全球环境产品贸易额，同时也推进了全球环境产业的发展;其二会使各国以低成本获得高质量的环境产品，激励各国企业使用更清洁的技术，提升各国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其三，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得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技术设备，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效应可以说是贸易、环境和发展“三赢”。

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推动力的多样性

WTO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为了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2001年，WTO第四次部长会议正式启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将环境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削减议题纳入谈判进程，要求WTO成员尽快完成环境产品的定义及市场开放的工作。自此，WTO组织了长达十多年的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尽管这个谈判还没有取得最终成果，但越来越多的成员接受了WTO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和原则，一些成员在谈判中不同程度上就不同类别的环境产品削减了关税，逐步开放了国内一些环境产品市场，促进了环境产品、环境技术、信息等在各成员间的自由流动，推动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区域贸易安排(RTAs)也是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2001年生效的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定旨在10年内取消许多环境产品的关税壁垒，并对具体的环境服务取消贸易障碍。2002年10月生效的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立即为多数环境产品免除关税。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以来都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先行者和驱动者。APEC自20世纪90年代就把环境产品与服务部门列为APEC加速贸易自由化的特定产业，作为自愿自由化计划的主要开放部门和优先进行自由化的部门。虽后因成员对于如何执行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倡议的立场有重大分歧，导致APEC决定将EVSL倡议提交WTO推行，但APEC致力于实现环境产品贸易在区域内的自由发展的努力一直不断。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停滞不前时，APEC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加快。如提出环境产品清单，通过APEC环境产品计划框架(APECEGSProgrammeFramework)，《环境产品与服务领域的贸易和投资》，建立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数据库并于2009年正式启用了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信息网站(EnvironmentalGoodsandServicesInformationExchange，EGSIE)，提供相关信息服务。再如从2007年开始，APEC每年的领导人宣言和部长声明都将发展环境产品与服务、推动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作为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尤其在2012年APEC各成员就降低环境产品关税达成共识，通过了环境产品清单，并承诺2015年前关税降低至5%或更低。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重申APEC成员在2015年年底前如期履行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承诺。这一成果不仅将极大推动区域环境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而且也为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带来示范作用与注入新动力，从而推动全球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与环境和发展有关的国际组织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也有重要的影响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贸易与环境问题，关注环保政策对贸易的影响以及贸易政策、贸易流向和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OECD与欧盟统计局(Eurostat)最早对环境产品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迄今为止，这仍是国际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1995年OECD与欧盟统计局为推动贸易自由化提出环境产品清单(OECDlist)，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清单与1998年的APEC清单(APEClist)，成为2001年WTO开启多哈回合谈判，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时的共同起点。世界银行的终极目标是终结极度贫困，促进共同繁荣。世界银行的环境战略目标就是促进人们把环境的改善作为发展和减少贫困战略及行动的基本内容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制约21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环境问题，世界银行认为，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进程和反贫困斗争的根本性挑战，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措施。这些措施也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如2007年世界银行了题为《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经济、法律与制度视角》的报告，从经济、法律和制度角度审视气候变化与贸易目标之间的联系，认为各种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妨碍了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技术的扩散，环境产品的谈判可能为解决贸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作出重大贡献。世界银行还根据美国和欧盟等发达成员2007年提出的162个六位税目的环境产品清单，甄别出43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环境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是产生或使用太阳能、风力和水力的相关设备和零部件等，称之为气候友好产品(climate-friendlygoods)，供WTO成员讨论。世界银行环境产品清单一经提出，就受到各方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的核心机制是2013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以及其前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这也是联合国系统内讨论、审议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最重要的论坛之一。该机制有效促进了最高政治领袖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形成共识，增进国际合作和政府间决策过程合理化，使其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泛地认同和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WTO关于贸易与环境议题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

三、发达国家的倡导者地位逐渐受到挑战

环境产业通常被视为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环境产业起步较早。随着环境的恶化、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及政府对环境管制的严格，环境产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成为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业。尤其为了保护环境，同时也为了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发达国家均将绿色经济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力推动诸如太阳能、风能、水力和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的环境技术和一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环境产品更具有竞争力，是发达国家出口和对外投资的重要项目。欧盟统计局整理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欧盟28个成员国环境产品和服务部门(EGSS)的价值从2000年的3200亿欧元增长到2011年的6670亿欧元，雇佣人数从2000年不足300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400万人。英国在清洁技术、水处理、空气和土地污染控制、海洋污染控制、噪音和震动控制、环境监测等领域具有优势。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发环境技术，使其在污染防治技术、废弃物适当处理和再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土壤和水的清洁与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热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饮用水的处理、自然资源保护、噪声和振动减缓设备等类环境产品具有优势。2013年，美国出口了1060亿美元包括风力涡轮、太阳能面板和水处理技术等在内的环境产品。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其实质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和地区对环境要素再分配与经济政治利益博弈的过程。开放全球环境产品和技术市场，有利于发达国家保持环境产品和技术全球竞争领先地位，抢占发展空间，符合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因此，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是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尤其是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久拖不决情况下，美国2011年利用其主办APEC峰会期间，大力推动APEC环境产品自由化倡议，促成了2012年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形成和各成员降低环境产品关税的承诺。美国通过APEC成员的集体力量为WTO环境产品后续谈判注入新动力。虽然发达国家在世界环境市场中的优势明显，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业发展迅猛，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发达国家带来挑战。中国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仍是环境产品的净进口国。然而，以WTO环境产品核心清单的26种产品为依据，2009年中国环境产品出口和进口贸易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均排行世界第三，而且中国是最大的环境产品进口和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有着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支持并积极推动环境产品自由化的发展。2012年9月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经谈判磋商达成的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有54%是中国提出来的。中国在提出自己环境产品清单时注意了利益的平衡，特别考虑到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环境产品如何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得到使用以及防止绿色壁垒等问题，提出的具体产品项目有些是中方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也有一些是发达国家具有竞争优势而希望得到的，所以一经提出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肯定。这次谈判的成功无疑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积极推进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一定挑战。

四、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生力军

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产业发展状况通常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持谨慎态度。然而，随着环境治理任务的加重、WTO不断“绿化”、气候变化谈判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越来越重视环境产业的发展，日益把大力发展环境产品与服务(EGS)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其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态度有了比较大的转变。首先，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方面不主动应战，不提出自己关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建议，而任凭发达国家单方面提出对其有利的关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方案，就会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自身的利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其次，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一些环境产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优势。根据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BIS)的低碳环境产品和服务(LCEGS)年度报告(2011/2012)，中国在该年度LCEGS销售额为4443.24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12.9%，排名世界第二;印度LCEGS销售额为2108.15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6.1%，排名世界第四;巴西LCEGS销售额为1035.83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3%，排名世界第八。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土壤和水的清洁和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热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饮用水的处理、自然资源保护、噪声和振动减缓设备等类环境产品上有优势。墨西哥在空气污染控制、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等环境产品上有优势。

印度拥有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并出口可再生能源系统和产品，如风力发电系统和光电电池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来扩大其出口，获得贸易利益与市场份额。最后，适度地开放国内的环境市场，可以更容易且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环境产品，能够获得包含在EGS中的新技术和知识，使企业以更高的效率使用资源能源，遵守环境标准，从而为本国的环境产业及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适当调整了其环境产品贸易政策，开始积极参与多边谈判，表达诉求，推进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在长达十多年的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主动向WTO提出环境产品清单(例如卡塔尔、菲律宾、阿根廷等)，或针对环境产品清单提出看法，如古巴、印度、巴西、中国等。在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的方法及其降税待遇模式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尤为主动。例如，印度于2005年6月首先提出了环境项目方法(EnvironmentalProjectApproach，EPA)，并在几项相关文件中逐一说明该方法的运作结构、程序与技术面向等多种议题(TN/TE/W/51;TN/TE/W/54;TN/TE/W/60;TN/TE/W/67)。这种方法得到巴西、埃及、古巴、南非、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2005年10月，阿根廷为了缩小清单方法和环境项目法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提出整合方法。此外，巴西于2007年10月提出的出要价方式，建议各会员可通过WTO传统的出价和要价程序，经由双边谈判过程，让各国提交各自认定的环境利益产品，供其他国检视该类环境产品的开放是否损及其相关产业或其他利益。墨西哥与智利在2011年3月提出组合方法，该方法就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如何确定环境产品清单、对降税模式、调整关税的时期，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部分作出了详细说明。这些提案得到许多成员的支持与肯定，为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注入新动力。

五、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艰难而缓慢推进

过去十多年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议题主要包括了环境产品范围及认定依据、环境产品的自由化方式、特定环境产品通关问题、关税削减或消除方式及特殊与差別待遇(specialanddifferenti-altreatment，S＆D)等。谈判的焦点主要围绕着环境产品范围的认定与环境产品自由化方式两大核心问题。WTO成员针对如何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及其降税待遇，提出了清单模式(listapproach)、整合—专案模式(integrated-projectapproach)、要求与回应模式(requestandoffer)、混合模式(hybridapproach)与组合模式(combinedapproach)等多种谈判模式，以寻求各成员能够接受的谈判方案。但由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产品的定义、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的方法和降税待遇模式上仍然存在着分歧，谈判一度搁置较长时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谈判主要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多种力量角逐环境产品贸易规则的重塑，难以达到均衡。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加剧，环境问题日益渗入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相关领域，并成为重点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地位相对下降，美欧日遭遇金融经济危机重创，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下降，担心新兴市场力量的壮大将导致自身的竞争力和优势被弱化。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和新兴经济体抓住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迅速崛起，能够以迅猛增长的经济实力同发达国家一争高低，形成了可以和发达国家进行博弈的相对整体利益诉求。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主动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中表达利益诉求，以实现保护国内幼稚环境产业，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目的。2014年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出现了转机。2014年1月，中国、美国、欧盟等WTO14个成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共同宣布启动环境产品谈判进程。一旦每一个成员各自完成征求意见程序，谈判将立即在日内瓦开始进行。谈判构想是以APEC21个成员经济体在2012年作出的承诺为基础，即到2015年将54类产品的关税削减至不超过5%，这些产品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电力和污水处理厂所用的过滤器和其他部件，以及催化转换器。协议将会在WTO的大多数成员参与之后生效。尽管即将重启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和困难，但我们对谈判结果持乐观态度。

1.中国的积极加入。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符合中国利益。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另外，中国积极加入和推动环境产品谈判，增强了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有利于确保谈判原则和模式对中国有利，能够争取最好的谈判结果。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可以协调相关关系，促进谈判顺利进行。

2.美国的推动。

美国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重启的主要推动方。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6月提出总统气候行动计划(ThePresident''''sClimateActionPlan)。根据该计划，美国将与其WTO贸易伙伴国一起发起促进环境产品自由贸易的谈判，这些环境产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力和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受此计划影响，有些WTO成员出现了欲进一步推动绿色贸易谈判的想法。在2013年7月，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挪威、韩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国官员在日内瓦召开会议，针对WTO绿色贸易倡导进行初步讨论。2014年1月美国与中国、欧盟等WTO14个成员共同宣布启动环境产品谈判进程。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Froman)2014年3月就此事致函国会，表示“谈判将以美国在APEC关于环境产品的讨论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为基础，保持WTO采取新颖和有信誉的方式开展贸易谈判的动力”。美国政府希望谈判能夠在2017年1月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完成。可以预见，今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实现绿色成长、扩大美国出口与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不管重启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遇到什么困境，都可能采用最擅长的竞争性自由化(competitiveliberalization)策略加以应对，继续通过双边、诸边及多边途径，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目标。

3.多数成员的支持。

WTO多数成员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成功寄予期望。首先，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目前气候变化已从科学问题演变成全球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愈来愈引起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和关注。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是，环境产品尤其是气候友好型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创新和扩散应对气候变化的产品及技术、加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意义重大。其次，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成功有利于巩固多边贸易体制。WTO主持的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不前，WTO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严重冲击。多数成员认为，排斥和架空WTO这一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尤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议题，谈判取得成果可以起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另外，根据今后谈判的构想，谈判协议在参加方数量达到临界数量(criticalmass)后立即生效。通常90%是各方普遍接受的临界数量标准。从目前环境产品市场状况和参与谈判成员环境产品贸易规模和贸易能力，实现90%的目标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六、结语

贸易自由化范文篇10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倒U型”；门槛效应

当前，全球能源和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我国也正面临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双重压力。2021年，中央明确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可见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迫在眉睫。物流业作为一个基础性产业，它一直是国民经济中能源消费量较大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货物运输、装卸等环节都是物流业中的主要耗能环节。特别是在当前电商环境下，产生了更多的快递物流活动，从而也刺激了能源快速消耗，并滋生了更多的快递垃圾。由此，推动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提升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而物流离不开贸易，站在对外贸易的视角，贸易自由化是当前我国推进贸易领域改革的一项抓手，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产能规模提高和先进技术引进，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提高能源经济效率，但产能的扩张甚至过剩，又可能引起能源的过度消费，反而不利于能源经济效率提升。目前研究贸易自由化与能源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学者并不多，如李静、张昕欣、张兴祥（2009）；刘信恒（2021）；王俊、郑卉殷、张钰洁（2021）等，但他们的研究均发现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能源密度，促进了能源经济效率提升。当然，也有学者研究提出了贸易自由化的负面效应，邓富华、沈和斌（2020）指出进口贸易自由化的过度会通过加剧劳动市场错配而降低资源要素效率。据此，也更有理由推测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对能源经济效率可能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但目前来看，学术界关于贸易与物流的关系研究更多的是局限在贸易与物流协同关系或者说互动关系层面，如郭湖斌、齐源、邹仲海（2018）；叶影霞（2018）等。其中，叶影霞（2018）从广东自贸区建设的背景出发，研究认为对外贸易对区域物流规模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然而，对外贸易如果能推动物流规模增长，那么对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改善方面作用是怎样的？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也是一个重要趋势，那么贸易自由化与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关系如何？迄今仍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讨论。

实证研究方案

（一）计量模型构建

为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总体影响，并检验过度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影响作用，首先构建基础计量模型：T-Energyt=α+βT-FREEt+γX+εt（1）其中，T-Energy表示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T-FREE表示贸易自由化，X表示控制变量，α、β和γ均为待估系数，ε为误差项，下标t表示时间。为了检验过度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影响，构建带有贸易自由化二次项的模型：T-Energyt=α+βT-FREEt+δT-FREEt2+γX+εt（2）当然，二次项模型侧重于表现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否会发生转变。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分段式影响效果，还需采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检验。门槛效应模型构建如下T-Energyit=α+β1T-FREEt×I(T-FREEt≤θ1)+β2T-FREEt×I(θ1<T-FREEt≤θ2)+…+βm+1T-FREEt×I(T-FREEt>θm)+γX+εt（3）其中，I(·)表示示性函数，主要用于考察不同阈值范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θ即为不同的门槛值。

（二）指标定义与数据

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T-Energy）。可采用能耗强度的倒数进行衡量，即物流业产出水平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即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增加值/物流业能源消费量，单位为：万元/吨标准煤。贸易自由化（T-FREE）。本文借鉴较多学者的方法，采用行业层面的关税加权平均来测算一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指标：（4）其中，kjit表示t年第j个行业的就业权重，这里就业以从业人员数量表示；TRjt表示t年第j行业的最终产品关税。物流业规模（SCALE）。物流业规模的提高，可能会凭借规模经济促进一定区域范围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有利于能源经济效率提升，也可能会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造成资源承载压力加大，从而影响能耗水平。但是总体上，物流业规模可以作为影响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区别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中的物流业增加值，尽量减少指标叠用，降低指标冗余，于是本文采用全社会物流总额作为物流业规模的指标。劳动生产率（L-EFFIC）。能源经济效率与一个产业的效率水平是息息相关的，若产业效率提高，那么单位产出所使用的能源便会减少。由此，可以认为产业效率也是影响能源利用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对于产业效率而言，劳动生产率是可以体现总体产业效率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单位物流业劳动投入产生的物流业规模作为指标。工业化水平（D-MANUF）。该指标重点检验工业化的推进是否能带来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随之提高。具体采用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指标。信息化水平（INFORM）。信息化时代是一个集成共享资源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物流业内部资源要素更加充分配置，并且信息技术的植入可以降低对高碳设备和材料的使用，从而降低能耗水平。本文采用人均邮电业的业务量来衡量信息化水平。本文以我国2005-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以上指标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地方统计信息网、《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研网统计数据库、wind数据库。

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就样本数据进行回归估计，首先得到的是不含有贸易自由化二次项的回归结果，重点考察贸易自由化变量的系数，然后纳入二次项得到新的结果，重点考察二次项的系数。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对比第一列结果和第二列结果可以看出，引入本文预选的几个控制变量后，模型的显著性有明显提高，由此可见纳入控制变量是有必要的，不仅可以提高模型的估计精度，也可以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效应进行修正。在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共同作用下，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值为0.1863，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据此可以从统计意义上说明，我国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有利于提升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从作用机制来看，笔者认为支持这一实证结果的解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范围资源共享效应。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或限制不断放开，为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国内的物流运输、仓储、配送等物流业关键环节势必会迎来增长的红利期，因此物流业的整体规模将得到扩大。在此过程中，物流业不同环节或运作流程内的主体可以利用范围经济优势购买或共享设备，减少因商品在中间流通过程中的调度、转拨等环节出现的过多能源消耗。根据Gordon（1993）对于北美洲的研究，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市场规模扩大，是包括物流业以及相关行业在内的整个能源经济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该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本文的观点。二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技术供给效应。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往往是伴随了技术和先进经验的跨区域流动，技术与管理的进步可以促使投入的要素发挥更大效用，例如在物流市场应用先进技术可以改进仓储设备设施、装卸设施和运输工具，许多环节采用电子技术代替传统的实体材料，例如物流作业的相互衔接可以借助智能物流共享平台进行线上实现，这可以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同时，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物流作业的管理者增强节能意识，主动参与节能环保行动，降低平时物流商业活动的能耗水平，如目前物流行业开展单号简化、包裹规格压缩、包装回收利用等行动，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能耗，提高单位物流作业的能源经济效率。三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竞争效应。贸易自由化在推动国内外贸易加深的同时，也会引起贸易竞争的激烈化。在竞争格局下，成本成为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物流企业也会将贸易作为提升自己市场规模的重要抓手，例如跨境电商活动是促进物流活动增加的重要渠道。不同的物流企业将贸易订单的争取作为扩大物流规模、提升物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是在物流业务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也面临了越来越大的成本投入，其中对能源的使用便是一项重要成本。为了在稳定业务规模增长的同时提高成本效率，降低单位能耗便是物流企业考虑的一项重要举措。由此可以认为，贸易自由化引致的竞争效应，也是促使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方面。

（二）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影响的“倒U型”特征分析

下文观察贸易自由化二次项的系数结果，检验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否也满足“倒U型”关系的规律。根据表1结果，贸易自由化变量的二次项对应的系数值为-0.0822，且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据此可以从统计意义上说明，贸易自由化二次项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作用也是显著的，且方向为负向。由此可以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的影响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即起初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提升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但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持续提高直至达到一定的数值后，贸易自由化将会带来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抑制效应，也即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反而不利于提升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国际贸易需要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市场作为承载，商品和资源可以无障碍自由流动便是贸易自由化追求的。但是，贸易自由化受到资本驱动，资本的目标则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过度的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不断被打破，于是大量的商品在国家之间流动，大量的资本涌入国内市场进行投资。一方面，过度的商品进出口无疑是增加了国内物流市场的负担，尽管可以通过扩大物流产能规模来进行弥补，但是这会引起过度的规模经济，反而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从而增加能耗负担。另一方面，过度的资本将会带来本土区域范围的资本冗余，增加无序竞争的可能性，物流企业之间可能会出现过多的群雄逐鹿的竞争格局，这便会对所处环境造成破坏，导致能源经济效率下降。

（三）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经门槛检验，发现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两个门槛，对应的门槛值分别为0.2527和0.8701，相应的门槛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表2结果可以看出，在贸易自由化不同门槛值，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存在明显差异。贸易自由化水平值低于第一门槛值θ1即0.2527时，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1072，低于表1中的基准值。当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直至介于第一门槛值0.2527和第二门槛值0.8701时，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提高至0.2195，显著性水平为5%，这一影响系数较第一门槛值时有显著提高，且高于表1中的基准值。然而，当贸易自由化水平持续提高乃至超过第二门槛值时，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转正为负，即表现出抑制效应。由此进一步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呈非线性，当贸易自由化水平突破临界值0.8701时，那么它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产生抑制效应，即容易产生能源浪费，不利于物流业走绿色循环之路。但是结合我国实际，计算表明2005-2020年我国贸易自由化水平指数的峰值为0.6623，低于第二门槛值，所以从目前来看贸易自由化水平提高仍能在一定程度内促进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提升。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的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提升。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反而不利于物流业走能源集约利用道路，即贸易自由化与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关系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通过门槛效应检验可以得出，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呈非线性，在不同门槛区间表现出来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别，当贸易自由化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超过第二门槛值时则容易引发抑制效应，最优的影响状态是贸易自由化水平介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

（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