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不能范文10篇

履行不能范文篇1

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学家赛塞斯（celsus）曾提出过“给付不能的债务无效（impossibiliumnullaobligationest）”的论断，但根据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一些论述，履行不能在罗马法中适用的范围极为有限，主要适用的案件是误以为自由人为奴隶的给付、不具有交易性物品（如宗教上的圣物）的给付等，对于这些情况也并非一概宣布契约无效，相反却有许多例外的限制，例如，出卖人为恶意而买受人为善意，则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罗马法的观点对德国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学者麦蒙森（Mommsen）于1853年在其有关著述中强调若合同在订立时就已形成履行不能，则该合同应被宣告无效。该观点被《德国民法典》第306条完全采纳。依据该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契约，无效。”德国学者拉伦茨对此解释为：“此项规定系基于事实需要而作出的价值判断，盖在给付客观不能之情形，契约自始即失其目的，失其意义，失其客体，故使之不发生任何效力。”［（3）］这样一来，“罗马法上‘impossibilumnullaobligationest’原则，本仅适用于少数特定客观之案例，德国民法将此原则加以概括化”，从而扩大了契约无效的范围。［（4）］

《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大陆法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如《瑞士债务法》第20条完全采纳了这一原则。我国《台湾民法》第246条仿效德国法规定：“以不能之给付为契约标的者，其契约无效。”第247条第1项补充规定：当事人于订约时，明知给付不能或可得而知契约系以不能之给付为标的者，应负信赖利益之赔偿。为解释这一原则，台湾学者洪逊欣指出：“法律行为，如欲发生效果，须其标的可能实现。即以不能实现之可能，则纵令以国家法，对当事人之私法自治与以助力，亦无从促其达成目的之故。”［（5）］

合同因自始不能而无效，从表面上看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既然从订约时合同已不能履行，则继续维持合同的效力显然无必要，因此应宣告合同无效。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项规定，并非基于逻辑之必然性，盖于此情形，法律仍可承认契约有效，而令债务人负不能履行之赔偿责任。”［（6）］《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该规定未考虑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一概将自始不能的情况宣告无效，将使无效的范围过于广泛，其结果可能会使无过错的合同当事人承担合同无效的不利后果。因为无过错的当事人并不知道对方自始不能履行，他在合同订立后，可能因期待合同有效而为合同的履行支付了一定的代价，而合同无效不仅使其会遭受信赖利益损害，而且会造成期待利益的损害，这些损害未必都能得到补偿。假如对某些合同不是简单地宣告其无效，从而使无过错的当事人基于有效的合同提出违约的请求，或许对当事人更为有利。第二，自始不能的情况极为复杂，有些合同的履行并非绝对不可能，如缺乏支付能力、经济陷于困境等，均属于经济上履行艰难。再如债务人因生病不能亲自履行，可能并非绝对不能履行，而只是法律上不宜强迫其履行而已。若对自始不能均宣告无效，则某些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极有可能利用无效的规定，以合同自始不能为借口，将本可以履行而且应该履行的合同变为无效合同。所以，对各种情况均简单地宣告无效，既可能不利于交易安全，也未必符合合同当事人特别是债权人的利益。

为了弥补《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不足，德国法院通过法律解释而提出了“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的概念。法院和学说认为：《德国民法典》第306条提出的“Unmoglichkeit”（不能）一语，专指客观不能，至于主观不能则另以“Unvermogen”一字表示。［（7）］以自始主观不能的给付为契约标的的，其契约仍然有效，债务人就其给付不能，应负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债权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或解除契约。法院认为，既然每个人在订约时都担保其要履行合同，如果他订约仅仅只是无能力履行，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他都必须赔偿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如果契约是自始客观不能，如出卖人在订约时就没有货物等，则应使合同无效。然而，何为主观不能和客观不能？如何对两者作出区分？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在学说上有四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任何人均不能够履行者，为客观不能，仅为该债务人不能履行者，为主观不能；第二种观点认为，凡不能的原因在于给付本身者为客观不能，基于债务人一人的情事者为主观不能；第三种学说则认为，凡基于债务人个人的原因致不能履行者，为主观不能，否则，为客观不能；第四种观点认为，依事物的原因而不能者，为客观不能，因债务人个人的原因而不能者，为主观不能。正是由于区分标准不明确，因此对判例也无不影响，如德国Dusseldorf高等法院于1953年2月27日的一项判决曾引起争议，该案情是：某大商贾重金聘请一占星家，根据星象变化，以定凶吉，对其公司业务提出建议。Dusseldorf高等法院认为此项约定给付，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和法律方面来考察，均属客观不能，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06条规定，应属无效。德国学者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观察天象星座而提出建议，属于一项可能的给付，在科学上是否正确，对当事人是否有利，具有何等价值，可不予考虑，故契约仍为有效。这个案件表明契约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标准本身不清楚。正如德国债法修改委员会认为，“区别各种各样的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或许根本就不可能下定义－－常常成为争议的原因。”［（8）］一些台湾学者也提出：“主观或客观之分，既然属于学说上之分类，其界限又未确定，则所谓自始客观不能，其范围而非确定，自易引起纷扰”，［（9）］因而不能区分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最近，德国“债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如果债务人尽了依债务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应尽的义务之后，仍然不能履行给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权拒绝给付，但金钱债务除外。这样，在委员会的草案中，就没有客观不能和主观不能的概念了”。［（10）］可见，德国立法正朝着取消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的方向发展。

按照德国法学界一致的观点，《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是失败的，［（11）］“该条将给付不能的效果规定为无效，以及将债务人的责任局限于赔偿消极利益（第307条）是不适当的”。［（12）］如果我们将该条与法国合同法、英美合同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公约》）规定的模式相比较，就会发现，在对待自始履行不能方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立法选择，各种选择均有其合理性，但比较而言，德国法的规定是不合理的。下面对这几种模式简单分析如下：

（1）法国法。法国法并不认为以不能给付为标的的契约一概无效，但《法国民法典》第1601条规定了货物的灭失将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依该条规定：“如买卖时，买卖的物品全部毁损，出卖即归无效，如物品仅一部分毁损时，买受人有权选择或放弃此项买卖，或请求以分别估价的方法确定保存部分的价额而买受。”在债的消灭中，民法典第1302条也规定：作为债务标的的特定物毁灭或不能再行交易之用，或遗失以至不知其是否存在时，如此物并非因债务人的过失而毁坏或遗失，而且其毁坏或遗失发生在债务人负履行迟延的责任以前者，将导致债务消灭。在实践中，法院的判例认为，如果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履行不可能的事实，则债权人可以因债务人之不法行为或缔约过失，而要求赔偿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受原告信赖合同有效的程度的限制。［（13）］总之，根据法国法，履行不能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主要限于特定货物的灭失。

（2）英美法。英美法认为，在订立合同时，该合同就不可能履行，属于一方的错误或双方的错误问题。其推理是，如果合同双方与基于合同标的存在的错误假设而订约，并且任何一方均不承担这一风险，则合同将因共同错误而无效。英国1893年的《货物买卖法》第6条规定：一项出售特定货物的买卖合同，如在缔约时货物已经灭失，且卖方不知情，该项契约无效。英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35（1）规定，在没有明文的承担风险的规定的情形下，如果成立出售特定物的买卖合同时，双方都不知道货物从来不存在或不再存在的，合同不成立。对于双方的错误，法律将给予救济。对于单方面的错误，则依具体情况处理。例如，如果卖方在误认为货物存在上有过错，则他将凭默示的货物存在保证或过失承担责任。［（14）］

（3）《公约》的规定。《公约》未规定履行不能问题，与《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截然不同，《公约》原则上认为在缔结时就已出现履行不能的合同是有效的。对于风险转移以前出现的履行不能问题，按照由出卖人承担风险的原则处理（第36条），如果因为履行不能而致合同不能履行，无论是自始不能还是嗣后不能，除非有法定的免责理由，否则将构成合同不履行的责任（第45条以下、第60条以下）。

从上述三种模式中可以看出，这些模式均没有简单地宣告自始履行不能便导致合同一概无效。也没有采用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等模糊的标准来限制无效的范围。相比较而言，《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确实过于简单，且将履行不能导致合同无效的范围规定得过于宽泛，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无过错的当事人。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此种规定也会造成低效率。因为大量宣告合同无效，不仅将使许多属于经济上不能甚至是暂时不能的交易消灭，使正当的交易得不到鼓励，而且无效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后果，即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问题，同时会不必要地增加一些返还财产的费用。过多地消灭本来不应该被消灭的交易，也会使某些合同当事人在订立了对自己不利的合同以后，藉口合同自始不能履行而要求宣告无效，这对于交易秩序的维护也没有什么好处。

当然，除德国法以外的三种模式也是各具特点的。相对而言，我们认为《公约》的规定更为合理一些。首先，《公约》没有区分自始和嗣后履行不能问题，对凡是无正当理由在履行期到来以后不履行和不能履行的，除非有正当的免责事由，否则一概按违约处理，这就极为简便易行。其次，《公约》不象法国法那样对买卖标的物毁灭损失的情况均作为无效来考虑，而作为风险责任处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货物毁损灭失不一定都使合同不能履行。现代社会大量的交易都是种类物的交易，种类物的灭失并不一定导致合同自始履行不能，因此没有必要简单宣告在此情况下合同一概无效，更何况即使宣告无效，也要确定谁负担标的物灭失的责任问题。所以，《公约》按照风险是否移转为标准来确定谁应负责，而不是简单地宣告合同无效是比较合理的。第三，《公约》对自始履行不能情况，也没有如英美法那样作为错误来对待。事实上，标的物灭失、自始不存在等现象可能因多种原因引起，不完全是因为当事人的错误造成的。英美法的规定在这方面显然有些片面性。不过，《公约》认为自始履行不能一概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从而使有过错的当事人负违约责任，这种规定确有利于维护合同的效力和交易秩序，但因其未考虑到合同可能因为错误、欺诈等原因引起履行不能，应导致合同被撤销或无效的情况，因此也有失周延。

我国法律是否应采纳《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较之于德国法关于自始履行不能的规定更为合理，因此不应采纳德国法的规定，这具体体现在：

第一，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应予以撤销，因合同被撤销，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责任（第59条、第61条）。如果双方错误地认为标的物存在而事实上不存在，或者某种标的物存在而事实上不存在该种类型的标的物，可按重大误解处理。但发生重大误解以后，应由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主张是否撤销合同，从而使合同自始失效。这就可以解决一些因误解引起的履行不能问题。不过，有些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此种情况，“应由当事人双方主张无效，不存在当事人一方才有权撤销的合同，因此用我国法上的误解来解决合同自始履行不能，显然是不够的，我国合同法应引入合同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15）］我认为这一理由是不充分的。《民法通则》第59条关于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之规定，显然是从单方的错误角度作出规定的，如果属于双方误解，则双方均应为撤销权人，都有权向对方提出撤销，并由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不愿撤销，也可由双方根据不能履行的情况而协商解决。因此，《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可以包括双方误解的情况，从而可以解决因误解引起的履行不能问题。

第二，如果一方（出卖人）明知自己无履行能力而故意签约，此种情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按欺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于1987年《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仍与其他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其行为具有欺诈性质，……对于这些无实际履行能力的工商企业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因此，凡是一方自始就明知合同不能履行，而仍与对方订约属于欺诈，合同当然无效。

第三，如果一方因自己的过错使标的物在订约前灭失，既无从判定标的物灭失在订约前还是合同成立后发生的，又不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则完全可按违约行为处理。

总之，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已能较好地解决合同自始履行不能问题，没有必要引进德国法关于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人为地造成法律规定的不合理性。

二、嗣后不能与违约形态

给付不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嗣后不能（NachtraghcheUnmoghichkeiteit），按照学者的一般看法，自始不能决定着合同是否成立或有效的问题，而嗣后不能则关涉债务履行及违约问题，这就是说，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若发生嗣后不能，除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情况以外，就涉及到违约或负责问题。

将履行不能即嗣后不能抽象化为一种违约形态，乃是德国债法的一大特点。履行不能成为违约形态，最初是由德国学者麦蒙森于1853年倡导的。麦蒙森根据对给付的三方面（标的、时间、地点）的要求而将给付区分为标的（品质或数量）的、地点的及时间的给付不能而认为履行迟延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给付不能，［（16）］因为在麦蒙森看来，未能准时发生的给付不再是准确的给付，准确的给付已经因为第一次的不适当给付而成为不能。这样一来，履行不能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宽泛，几乎可以涵盖各种违约形态。德国民法基本采纳了这一观点，将给付不能的概念适用到违约补救和责任之中，规定了债务人对应归责于自己的给付不能的责任，［（17）］并将给付不能与给付迟延作为两类基本的违约形态而将各种复杂的违约现象均概括其中，从而形成了德国法对违约形态的“二分法”制度。

将嗣后履行不能作为一种违约形态，主要目的在于立法应对履行不能的发生负有责任，这就是德国民法所提及的“可归责性”。如果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给付为永久不能时，债务人被免除给付义务（《德国民法典》第257条），在一部履行不能时，债务人在不能的范围内免除履行义务，在一时履行不能情形下，债务人在履行障碍消除前不负履行迟延责任。如果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致履行永久不能，债务人应赔偿损失（《德国民法典》第280条），在一部不能履行时，债务人仅免除该不能部分的履行义务。依据德国法，因可归责于债务人而致履行不能，债务人的责任依债务人的注意义务的轻重也有所不同。

基于“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来确定债务人的违约责任，是符合过错责任的基本精神的。一些德国学者也认为，如果因可归责于债务人而致履行不能，债务人应对自己在违约中的过错负责，［（18）］这就是说，“可归责性”问题实际上就是过错问题。换言之，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而致履行不能，也就是因债务人的过错导致违约，应适用债务不履行的责任。然而，由于德国法是将“可归责性”问题与履行不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实践中有诸多的问题难以解决：如如何准确地区分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在何种情况下的不能属于履行不能等。就“可归责性”概念本身来说，也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可归责”与免责问题。大陆法系学者们大都认为，在合同责任中主要采取过错推定原则，即债务人如不能证明有免责事由存在，应对违约行为承担责任，债务人必须证明有免责事由存在才能免责。然而，在履行不能的责任的举证中，德国的一些案例表明，债务人只要证明履行不能的发生不可归责于他，而不必证明是否存在着法定的免责事由，就可以被免除责任。如画廊（ga

【正文】ery）出售某幅名画，在交付时丢失，画廊证明不属于他及其雇员的过失所致，就可以被免责。［（19）］另一些案例反映，在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时，债务人也可以被免责。可见，“可归责性”与免责联系在一起，且完全由债务人举证，［（20）］这显然使债务人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免责机会，从而对债权人来说是不利的。

2．由于可归责性是与履行不能联系在一起的，而许多履行不能的情况本身是当事人所应当承担的风险，这样，债务人证明履行不能的发生不可归责于他，就被免除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例如，在交付前发生的某些标的物的毁损灭失，应属于卖方应负担的危险。如果出卖方仍有交付的可能，如仅为部分标的物灭失，或者标的物为种类物等，不能因为标的物的灭失而使出卖方免除债务。如果出卖方证明标的物的灭失不可归责于他自己，就可以被免除其债务，则对买受人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出卖方极有可能利用“不可归责于”他的举证，从事损害买受人利益的行为。

3．“可归责性”与交付种类物的责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79条：“债务的标的物只规定其种类者，在可能履行同种类的给付时，债务人即使无可归责的过失，也应对其不能给付负担责任。”这一规定“反映了商人们的此种意见，即任何人同意交付某种类物，在交付期限到来时，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交付。”［（21）］因为种类物毕竟是可以替代的物，因而标的物发生灭失以后，总是有交付的可能的。种类物的交付不考虑“可归责性”问题，确实对交易秩序的维护是有利的，但这一规定显然与《德国民法典》第275条第1款关于“因债的关系发生后产生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以致给付不能时，债务人免除其给付义务”的规定是不一致的。由于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交易的标的物都是种类物，因此“可归责性”规则适用的范围就极为有限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民法关于种类物交付的责任，完全不考虑任何过错问题，确实过于严格，且与“可归责性”的规定形成两个极端。为了避免种类物交付的严格责任，许多合同当事人被迫通过详细约定免责条款及其内容，力求避免承担严格责任。［（22）］

4．在货币之债中，债务人因为缺乏支付能力甚至破产，导致经济上的履行不能，是否可被免除责任呢？在德国制订民法典时，只承认事实上的履行不能和法律上的履行不能，并未承认经济上的履行不能。［（23）］即使是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致经济上履行不能，债务人仍应负责。因为“所谓给付不能与给付困难并不相同，债务人无任意主张给付遭遇障碍而不负履行义务之可能，”［（24）］但这样一来，显然与“可归责性”的规定是不一致的。不过，为了弥补否认经济上的履行不能所产生的缺陷，德国法院创设了“情势变更”原则，对维护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的平衡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5．在雇佣、劳务等合同中，债务人因病不能给付劳务，不论他患病是何种原因所致，都应被免除责任，而不能考虑造成履行不能应可归责于谁。在此情况下，根本就不考虑“可归责性”问题了。

正是由于“可归责性”的规则不能解决种类之债、货币之债等债务中出现的履行不能情况，许多学者主张，应当将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问题也贯彻到嗣后不能之中。正如一些台湾学者所指出的：“嗣后不能，包括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学说及制例对此问题所采见解，尚无不同。若云自始不能仅指客观不能而言，并不包括主观不能之情形，前后显然不能呼应。”［（25）］按照一些德国学者的解释，种类之债中的债务人不能交付标的物，金钱之债的债务人缺乏支付能力等都属于主观不能而不是客观不能。在主观不能的情况下，不管不能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债务人都不应当被免除责任。［（26）］然而，由于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区分标准本身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将这两个概念运用到嗣后不能中，不仅不能完全解释种类之债、金钱债务中的问题，而且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如在雇佣合同、劳务合同等债务中，“债务人因病不能给付劳务，是谓主观不能，当亦可免其给付义务也。”［（27）］至于如何运用和区分这两个概念，更是一个难解之谜。

总之，“可归责性”的规则很难运用到履行不能之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履行不能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违约形态存在，而只不过是一种客观的事实状态。这种现象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各方面的原因会经常发生，而履行不能的发生将会影响到补救方式的运用，即履行不能的发生使继续履行受到阻碍甚至成为不可能，从而导致损害赔偿取代实际履行而发挥作用。由于出现履行不能，也要考虑是否存在着不可抗力等情况，从而决定当事人是否应免责或负责。然而，单纯的履行不能的状态，与包含着法律价值判断的违约形态毕竟不是同一概念。另一方面，在履行不能的状态发生以后，并不等于债务人已构成违约。履行不能与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除非因为债务人的过错致特定的标的物发生毁损灭失，或出现其他情况，致合同债务完全不能履行，否则很难确定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因为引起履行不能发生的原因很多，即使是因为债务人的过错发生履行不能，也不能表明债务人完全不愿履行，如果债务还可以履行，债务人继续履行，也可能不构成违约，至少不构成不履行。还要看到，如果把履行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违约形态，则很难与其他的违约形态相区别。

由于履行不能只是一种事实状态，因此在任何一种违约形态中都可以发生履行不能问题，从而可以将任何一种违约形态归结为履行不能。按照德国学者麦蒙森的观点，在第一次作出给付时，即应为精确而又符合债的本旨的给付，［（28）］否则，即可因为第一次的不适当给付而使精确的给付成为不可能。这样，如交付有瑕疵的标的物，即使债务人采取了补救措施，也使完全、正确的履行因为第一次不适当给付而成为不能，从而使履行不能可代替不适当履行。［（29）］尤其应当看到，麦蒙森认为给付不能应包含迟延给付。他认为“与给付形态（如给付的时间）有关的给付不能应视为部分不能”。［（30）］此种情况也属于暂时不能。以后德国学者温彻斯德（Windscheid）也采取了这一见解。因此，迟延履行实际上已包括在部分履行不能之中。由此可见，履行不能的概念作为一种违约形态，很难与其他的违约形态相区别。当然，由于德国民法典中仅承认履行不能和迟延履行构成两种违约形态，违约形态并不很多，因此履行不能与其他违约形态区分的问题并不突出。如果违约形态较多，则履行不能的概念与其他形态的准确区分，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不过，既然履行不能的概念可以概括其他各种违约形态，则履行不能也失去了它作为一种独立违约形态的存在价值。

由于履行不能的概念只是一种事实状态，不能用来概括其他违约现象，因此，我国合同法中不能接受该术语来概括违约形态，而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我国合同法的违约行为体系，并针对不同的违约，确定不同的构成要件和救济方式，从而使合同责任制度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当的交易秩序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根据我国立法规定和大多数学者的见解，可将实际违约行为分为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两类，而不完全履行又可分为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部分履行。所以基本的违约形态主要是不履行、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部分履行四种。它们分别可以代替履行不能的概念，这具体表现在：

1．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致全部履行不能，债务人若不能继续履行义务，则发生债不履行的责任，债务人虽被免除履行原债务的义务，但要承担债不履行的违约责任。所以在此种情况下，债务人的行为已构成不履行。

2．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造成一时不能时，如果在不能原因除去以后，债务人仍能履行债务的，构成履行迟延问题，债务人应负迟延履行的责任。除非此时履行因对债权人已无利益而为债权人所拒绝，否则债务人仍不能免除其履行义务。所以，此种情况属于债务迟延履行的范围。

3．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交付有瑕疵，按许多德国学者的观点，亦可构成履行不能，我们认为对此种情况应按不适当履行处理，由债务人承担不适当履行的责任。

4．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致部分不能，可按照部分履行处理，如果一部分发生履行不能，另一部分能够继续履行，则债权人可要求就能够履行的部分继续履行，而就不能履行的部分要求赔偿损害或承担其他违约责任。

至于因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而致履行不能，则属于共同过错问题。我国法律常常用“双方违约”的概念来表述这一现象。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存在，不应出现双方违约的现象。此种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妥当，因为双方违约现象并不因为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而消灭，相反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在双方合同中，双方所负的债务并不具有牵连性和对价性，可能有一些债务是彼此独立的。如果双方各自违反了这些相互独立的义务，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却可能构成双方违约或共同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第113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民事责任。”因此，在出现因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而致履行不能时，可根据“双方违约”或共同过错的规则，使当事人各自承担其应负的责任。

如果履行不能是由第三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则可能发生代偿请求权问题。所谓代偿请求权，是指因为第三人毁损或侵夺债务人的标的物或从事其他行为致合同给付不能，债务人虽可以被免除履行义务，但如果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债权人得请求债务人让与该请求权，第三人不得以债务人已免除履行义务而为抗辩，主张免责。代偿请求权在罗马法中就已被承认。《德国民法典》第281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因使其给付不能的事由，有从第三人获得债务标的物的替代物或赔偿请求权者，债权人得请求交付其作为替代而领受之物或转让赔偿请求权。”代偿请求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债权人无其他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代偿请求权最能维护其利益。但有几点却值得探讨：第一，债权人虽享有代偿权利，但因为免除了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责任。这样对债权人可能并不有利，因为他在获得利益时可能仍有一定的障碍，例如，债权人与第三人相距遥远，第三人无足够资产赔偿等都会妨碍债权人充分行使权利，而债权人又不能从债务人那里获得赔偿，因而可能单独承担损失。第二，如果行使代偿请求权，债权人必须作出对待给付，由于债权人对债务人仍必须履行义务，而债权人又不能从第三人那里获得补偿，则对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更大。第三，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债权人只能依合同请求第三人赔偿。这就使债权人不能凭借更为有效的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在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债务人并不能被免除义务，一般应先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负违约责任，然后由债务人向第三人追偿，这种作法是行之有效的。当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允许债权人在债务人不能作出赔偿时，基于侵权行为向第三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此种办法较之于履行不能中的代偿请求权制度更为合理。

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而发生履行不能，涉及到不可抗力问题，将可能导致债务被免责、合同被解除。在英美法中，履行不能（ImpossibilityofPerformance）就是指此种情况。履行不能包括法律上的不能和事实上的不能，两者均可以引起合同的目标受挫，合同被宣告解除。可见，英美法的履行不能概念并不是与违约形态相联系的，而是从合同解除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而大陆法所考虑的为因受阻不能履行的当事人”。［（31）］德国法在履行不能情况下所考虑的是当事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如无可归责性，应由谁承担风险。［（32）］事实上，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而发生履行不能，很多是因不可抗力引起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07条之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债务人可以被免除履行义务。当然，债务人须及时向债权人通报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的理由，并取得有关机关的证明，如不及时通报，使债权人因此受到损害或扩大损害的，债务人仍应负赔偿责任。

总之，既然违约行为形态、违约责任、负责要件等概念和制度已足以解决各种嗣后履行不能的问题，就不必单设履行不能的概念，造成法律规定之间的不协调和繁琐性。

三、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区分标准与价值

在采纳履行不能的概念的法律中，区分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的意义是重大的：即如果属于自始不能，将导致合同无效，债务人应赔偿债权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属于嗣后不能，则合同有效，债务人应赔偿债权人的履行利益的损失。［（33）］两者在法律后果上的区别还在于：自始不能使合同无效后，当事人已经履行的应恢复原状；而嗣后不能将不发生恢复原状问题，债权人除有权要求赔偿损害以外，还有权获得其他的法律救济。

既然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在法律后果上有如此重大的区别，则在法律上应有一系列明确的标准将两者区分开。倘若区分标准不确定，则法律后果上的重大差异只能表明法律规则的不合理性。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区分的标准是否确定呢？一般认为，自始与嗣后不能的区分，以合同成立时间为标准，在合同成立时已发生履行不能的，为自始不能，在合同成立后发生履行不能的，即为嗣后不能。王泽鉴先生曾举一例，试图说明其区分标准：甲于5月2日卖某名画给乙，约定于5月4日交付，设该画于5月1日灭失，为自始客观不能；于5月1日被丙所盗，为自始主观不能；于5月3日灭失，为嗣后客观不能；于5月3日被丙所盗，为嗣后主观不能。我们暂不考虑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问题，从这个案例中，可见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的区分主要标准是根据合同成立时间来确定的，但现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对两者作出区分往往是极为困难的，其主要原因在于：

1．致履行不能的原因如标的物灭失、被盗、债务人丧失履行能力等，究竟是在何时发生的，如何举证，由谁来举证？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倘若由债权人举证，则债权人因其根本没有占有标的物或不了解债务人的患病等情况（如合同可能是在债务人的人与债权人之间订立的），而无法举证。倘若完全由债务人举证，则债务人极有可能利用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的法律后果上的差异，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情况来举证，这对债权人来说是不利的。

2．即使能够举证，也仍然遇到区分上的困难。例如买卖病马，以后死亡，若认为订立合同时病马尚未死亡，可认为是嗣后不能；若认为订立合同时病马将要死亡，也可认为是自始不能。依据不同标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3．由于履行不能的概念本身是含糊的，哪些属于履行不能，学理上仍有争议。一般认为，凡依社会普通观念认为债务事实上已无法强制履行的，即属于履行不能。［（34）］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尚有履行可能，但如果因为合同履行而必须付出不适当的巨大代价或必须冒重大生命危险，或因此而违反更重大的义务，也应属于履行不能。这就使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区分更为困难。

由于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的区分，不能合理地解释造成两种不能在法律后果上的重大差异的原因，因此，许多学者主张，应在自始不能中区分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给付之主观不能，不影响债之关系之效力，债务人不为给付的，应负担损害赔偿之义务。”［（35）］从而自始主观不能与嗣后不能产生同一法律效果，而自始客观不能才发生合同无效的后果。这种解释虽然可以减少合同无效的范围，扩大债务不履行的责任的适用范围，［（36）］但由于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区分标准的含糊性，因此也使问题不能根本得到解决。例如，在王泽鉴先生所举的案例中，显然未能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标的物灭失（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属于客观不能，因而致合同无效，债务人应赔偿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而标的物被盗则属于主观不能，契约有效，债权人应赔偿履行利益的损失。［（37）］此种分类标准的合理性、逻辑性是什么？如何用此种标准来处理类似的案件？确实值得进一步研究。所以，德国学者Carolsfeld认为，在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情况下，债务人均未能履行其义务，其道德性质并无不同，不应区别而使其具有不同的效果。［（38）］

我们认为，区分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不仅极为困难，而且区分两种不能的重要性并不存在，相反，这种区分既不利于精确地归责，也不利于处理各种合同纠纷。一方面，简单地宣告自始不能的合同一概无效是不妥当的，即使是从一开始合同的履行就受到阻碍，也要考虑合同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如果属于永久的、完全的不能履行，要考察引起履行不能的原因，如是否属于欺诈、错误（双方或单方的错误），不可抗力引起的履行不能，一方应负担的风险等情况，从而应区分各种不同的情况处理，而不能简单地宣告合同无效。所以，我国法律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中未包括自始履行不能的情况，显然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由于嗣后不能中“可归责性”规定的不确定性、含糊的嗣后履行的概念所包含内容的广泛性，特别是由于通过债务人举证证明履行不能“不可归责”即可免责，都会造成使债务人能够被轻易主张应采取“担保责任（Garantiehaftung）”理论，认为债务人对其给付不能及无过失，也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合同订立后，债务人就已担保合同债务的履行，因此出现履行不能也要负责。［（39）］也有些学者主张债务人应仅就其事务范畴（Geschaftskreis）负责，即主观不能要因为债务人事务范畴外的事由而发生的，例如纵尽交易上必要注意，仍无法防止第三人的干预，或给付不能系由不可抗力发生，债务人免负责任。［（40）］这些理论都旨在限制债务人在履行不能的情况下被轻易免除责任，但并不能为限制债务人免责而提供完好的理论依据。

总之，履行不能的概念的不合理性，也引起德国立法者的高度重视。德国债务法修改委员会已决定摒弃自始履行不能、履行不能的类型化的做法，而吸取《公约》的经验，以“违反义务”作为确定债务人的责任的依据。［（41）］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督促合同当事人自觉地履行合同义务，维持正当的交易秩序，我国法律也不应采纳履行不能的概念，更不应将履行不能类型化并赋予其不同的法律效果。对于自始履行不能的情况，除了属于无效合同或可撤销的合同以外，均应按有效合同对待，在发生当事人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以后，首先要确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违反了其依法律、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无论违反义务是否造成履行不能状态，都要使债务人负不履行的责任。正如德国债务法修改委员会所指出：“义务违反之构成，仅以义务之客观上违反为必要，不包含债务者义务违反之非难可能性。同样，导致义务违反的理由何在，以及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均不重要。义务违反对债务者来说属于给付的原始不能，抑或属于所谓后发不能，亦不具特别意义。”［（42）］如果能够确定债务人客观上违反了其应负的合同义务，则应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由债务人证明其是否存在着法定的免责事由，才能被免除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其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则即使违约未造成损害后果，也应由债务人负违约责任。

哪些情况应属于免责事由？履行不能的原则要求在确定责任时，考虑各种阻碍合同履行的情况，如债务人生病、缺乏支付能力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因电力供应不足、运输紧张、交通堵塞、原材料涨价等原因而阻碍合同的履行。那么这些因素是否属于免责事由？我们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不可抗力为法定免责事由，同时将不可抗力限定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这主要是为了严格限定当事人被免责的情况，从而维护合同效力，维持交易秩序。至于电力供应不足、交通堵塞等情况，则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该预见到的阻碍合同履行的情况，也是当事人从事交易活动所应承担的风险，因此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当事人不能被免除责任。当然，如果这些情况确实经常严重地阻碍合同的履行，则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就应当注意到这些情况，为了尽量减少风险，可以通过对免责条款的约定和对不可抗力情况的特别约定，使其在出现这些情况以后被免除责任。

（1）（24）（26）（34）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第415页；第426页；第428页；第427页。

（2）（32）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台北，1979年版，第367页，第569页。

（3）Larenz，Schuldrecht，Bd，J．S．88．

（4）（6）（9）（33）（37）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册，第53页；第52页；第48页；第507页；第57页。

（5）洪逊欣：《中国民法总则》，第321页。

（7）Staudinger．Werner，306，Larenz，SchuldrechtL．1971．S．83t．

（8）（11）（12）（41）（42）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23页；第323页。

（10）《德国债法改革的现状及评析》，载《中德经济法研究年刊》（1993），第102页。

（13）（14）（31）沈达明：《英美合同法引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第126页；第216页。

（15）陈安：《海涉经济合同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16）EmmenchVaker，BG13SchuldrechtBesondererTeil，Zautl，1976．

（17）参见《德国民法典》第276条、第280条、第281条。

（18）《中德经济法研究年刊》，南京大学法学院出版，第103页。

（19）KonardZweigertandHeinKotz：AnIntraductiontoComparayiveLaw，North－HolladPublishing1977，P163．如承租人在租房时，因为双方当事人的过错而致房屋着火，都被免责（RG）W1905，7181。

（20）《德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对给付不能是否由于应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所造成，发生争执时，债务人负举证的责任。”

（21）KonardIweigertandHeinKotzP163．

（22）KonardZweigertandHeinKotzP163．

（23）徐炳：《买卖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25）孙森焱：《论给付不能》，载《戴辉先生七秋华诞祝贺论文集》，台北，1978年版，第358页。

（27）王伯琦：《民法债篇总论》，第161页。

（28）德国民法中不存在不适当的履行的违约形态，与履行不能作为违约形态是有关系的。

（29）Westhelle，Fritz，NichteofuevnngandPositiveVertragSerletzung，1977，p47～49．

（30）Stoll，Heinnch，AbschiedVonderlehrevonderPositivenvertragsverletz-angP271，ACP136，257tt．

（35）梅仲协：《民法要义》，第172页。

（36）胡长清：《中国民法债编总论》，第354页。

（38）Carosfeld，ZurObjeketivenundsubjektivenVnmoglichkeit，FestschviftfarRheinharat，1972，S151f．

（39）Medicus，BurgerlichesRecht，8Aufl，1978，Rdat，280f．

履行不能范文篇2

履行不能通常可分为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自始不能属于债务成立的问题，嗣后不能属于债务履行的问题。［（2）］这两个问题是合同法中的两大基本问题，有鉴于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不揣浅陋分别论述自始不能、嗣后不能的形态及区分问题，从而就履行不能概念的可借鉴价值作出粗浅的探讨。

一、自始履行不能与合同无效

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学家赛塞斯（celsus）曾提出过“给付不能的债务无效（impossibiliumnullaobligationest）”的论断，但根据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一些论述，履行不能在罗马法中适用的范围极为有限，主要适用的案件是误以为自由人为奴隶的给付、不具有交易性物品（如宗教上的圣物）的给付等，对于这些情况也并非一概宣布契约无效，相反却有许多例外的限制，例如，出卖人为恶意而买受人为善意，则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罗马法的观点对德国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学者麦蒙森（Mommsen）于1853年在其有关著述中强调若合同在订立时就已形成履行不能，则该合同应被宣告无效。该观点被《德国民法典》第306条完全采纳。依据该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契约，无效。”德国学者拉伦茨对此解释为：“此项规定系基于事实需要而作出的价值判断，盖在给付客观不能之情形，契约自始即失其目的，失其意义，失其客体，故使之不发生任何效力。”［（3）］这样一来，“罗马法上‘impossibilumnullaobligationest’原则，本仅适用于少数特定客观之案例，德国民法将此原则加以概括化”，从而扩大了契约无效的范围。［（4）］

《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大陆法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如《瑞士债务法》第20条完全采纳了这一原则。我国《台湾民法》第246条仿效德国法规定：“以不能之给付为契约标的者，其契约无效。”第247条第1项补充规定：当事人于订约时，明知给付不能或可得而知契约系以不能之给付为标的者，应负信赖利益之赔偿。为解释这一原则，台湾学者洪逊欣指出：“法律行为，如欲发生效果，须其标的可能实现。即以不能实现之可能，则纵令以国家法，对当事人之私法自治与以助力，亦无从促其达成目的之故。”［（5）］

合同因自始不能而无效，从表面上看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既然从订约时合同已不能履行，则继续维持合同的效力显然无必要，因此应宣告合同无效。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项规定，并非基于逻辑之必然性，盖于此情形，法律仍可承认契约有效，而令债务人负不能履行之赔偿责任。”［（6）］《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该规定未考虑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一概将自始不能的情况宣告无效，将使无效的范围过于广泛，其结果可能会使无过错的合同当事人承担合同无效的不利后果。因为无过错的当事人并不知道对方自始不能履行，他在合同订立后，可能因期待合同有效而为合同的履行支付了一定的代价，而合同无效不仅使其会遭受信赖利益损害，而且会造成期待利益的损害，这些损害未必都能得到补偿。假如对某些合同不是简单地宣告其无效，从而使无过错的当事人基于有效的合同提出违约的请求，或许对当事人更为有利。第二，自始不能的情况极为复杂，有些合同的履行并非绝对不可能，如缺乏支付能力、经济陷于困境等，均属于经济上履行艰难。再如债务人因生病不能亲自履行，可能并非绝对不能履行，而只是法律上不宜强迫其履行而已。若对自始不能均宣告无效，则某些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极有可能利用无效的规定，以合同自始不能为借口，将本可以履行而且应该履行的合同变为无效合同。所以，对各种情况均简单地宣告无效，既可能不利于交易安全，也未必符合合同当事人特别是债权人的利益。

为了弥补《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不足，德国法院通过法律解释而提出了“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的概念。法院和学说认为：《德国民法典》第306条提出的“Unmoglichkeit”（不能）一语，专指客观不能，至于主观不能则另以“Unvermogen”一字表示。［（7）］以自始主观不能的给付为契约标的的，其契约仍然有效，债务人就其给付不能，应负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债权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或解除契约。法院认为，既然每个人在订约时都担保其要履行合同，如果他订约仅仅只是无能力履行，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他都必须赔偿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如果契约是自始客观不能，如出卖人在订约时就没有货物等，则应使合同无效。然而，何为主观不能和客观不能？如何对两者作出区分？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在学说上有四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任何人均不能够履行者，为客观不能，仅为该债务人不能履行者，为主观不能；第二种观点认为，凡不能的原因在于给付本身者为客观不能，基于债务人一人的情事者为主观不能；第三种学说则认为，凡基于债务人个人的原因致不能履行者，为主观不能，否则，为客观不能；第四种观点认为，依事物的原因而不能者，为客观不能，因债务人个人的原因而不能者，为主观不能。正是由于区分标准不明确，因此对判例也无不影响，如德国Dusseldorf高等法院于1953年2月27日的一项判决曾引起争议，该案情是：某大商贾重金聘请一占星家，根据星象变化，以定凶吉，对其公司业务提出建议。Dusseldorf高等法院认为此项约定给付，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和法律方面来考察，均属客观不能，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06条规定，应属无效。德国学者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观察天象星座而提出建议，属于一项可能的给付，在科学上是否正确，对当事人是否有利，具有何等价值，可不予考虑，故契约仍为有效。这个案件表明契约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标准本身不清楚。正如德国债法修改委员会认为，“区别各种各样的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或许根本就不可能下定义－－常常成为争议的原因。”［（8）］一些台湾学者也提出：“主观或客观之分，既然属于学说上之分类，其界限又未确定，则所谓自始客观不能，其范围而非确定，自易引起纷扰”，［（9）］因而不能区分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最近，德国“债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如果债务人尽了依债务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应尽的义务之后，仍然不能履行给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权拒绝给付，但金钱债务除外。这样，在委员会的草案中，就没有客观不能和主观不能的概念了”。［（10）］可见，德国立法正朝着取消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的方向发展。

按照德国法学界一致的观点，《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是失败的，［（11）］“该条将给付不能的效果规定为无效，以及将债务人的责任局限于赔偿消极利益（第307条）是不适当的”。［（12）］如果我们将该条与法国合同法、英美合同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公约》）规定的模式相比较，就会发现，在对待自始履行不能方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立法选择，各种选择均有其合理性，但比较而言，德国法的规定是不合理的。下面对这几种模式简单分析如下：

（1）法国法。法国法并不认为以不能给付为标的的契约一概无效，但《法国民法典》第1601条规定了货物的灭失将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依该条规定：“如买卖时，买卖的物品全部毁损，出卖即归无效，如物品仅一部分毁损时，买受人有权选择或放弃此项买卖，或请求以分别估价的方法确定保存部分的价额而买受。”在债的消灭中，民法典第1302条也规定：作为债务标的的特定物毁灭或不能再行交易之用，或遗失以至不知其是否存在时，如此物并非因债务人的过失而毁坏或遗失，而且其毁坏或遗失发生在债务人负履行迟延的责任以前者，将导致债务消灭。在实践中，法院的判例认为，如果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履行不可能的事实，则债权人可以因债务人之不法行为或缔约过失，而要求赔偿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受原告信赖合同有效的程度的限制。［（13）］总之，根据法国法，履行不能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主要限于特定货物的灭失。

（2）英美法。英美法认为，在订立合同时，该合同就不可能履行，属于一方的错误或双方的错误问题。其推理是，如果合同双方与基于合同标的存在的错误假设而订约，并且任何一方均不承担这一风险，则合同将因共同错误而无效。英国1893年的《货物买卖法》第6条规定：一项出售特定货物的买卖合同，如在缔约时货物已经灭失，且卖方不知情，该项契约无效。英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35（1）规定，在没有明文的承担风险的规定的情形下，如果成立出售特定物的买卖合同时，双方都不知道货物从来不存在或不再存在的，合同不成立。对于双方的错误，法律将给予救济。对于单方面的错误，则依具体情况处理。例如，如果卖方在误认为货物存在上有过错，则他将凭默示的货物存在保证或过失承担责任。［（14）］

（3）《公约》的规定。《公约》未规定履行不能问题，与《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截然不同，《公约》原则上认为在缔结时就已出现履行不能的合同是有效的。对于风险转移以前出现的履行不能问题，按照由出卖人承担风险的原则处理（第36条），如果因为履行不能而致合同不能履行，无论是自始不能还是嗣后不能，除非有法定的免责理由，否则将构成合同不履行的责任（第45条以下、第60条以下）。

从上述三种模式中可以看出，这些模式均没有简单地宣告自始履行不能便导致合同一概无效。也没有采用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等模糊的标准来限制无效的范围。相比较而言，《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确实过于简单，且将履行不能导致合同无效的范围规定得过于宽泛，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无过错的当事人。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此种规定也会造成低效率。因为大量宣告合同无效，不仅将使许多属于经济上不能甚至是暂时不能的交易消灭，使正当的交易得不到鼓励，而且无效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后果，即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问题，同时会不必要地增加一些返还财产的费用。过多地消灭本来不应该被消灭的交易，也会使某些合同当事人在订立了对自己不利的合同以后，藉口合同自始不能履行而要求宣告无效，这对于交易秩序的维护也没有什么好处。

当然，除德国法以外的三种模式也是各具特点的。相对而言，我们认为《公约》的规定更为合理一些。首先，《公约》没有区分自始和嗣后履行不能问题，对凡是无正当理由在履行期到来以后不履行和不能履行的，除非有正当的免责事由，否则一概按违约处理，这就极为简便易行。其次，《公约》不象法国法那样对买卖标的物毁灭损失的情况均作为无效来考虑，而作为风险责任处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货物毁损灭失不一定都使合同不能履行。现代社会大量的交易都是种类物的交易，种类物的灭失并不一定导致合同自始履行不能，因此没有必要简单宣告在此情况下合同一概无效，更何况即使宣告无效，也要确定谁负担标的物灭失的责任问题。所以，《公约》按照风险是否移转为标准来确定谁应负责，而不是简单地宣告合同无效是比较合理的。第三，《公约》对自始履行不能情况，也没有如英美法那样作为错误来对待。事实上，标的物灭失、自始不存在等现象可能因多种原因引起，不完全是因为当事人的错误造成的。英美法的规定在这方面显然有些片面性。不过，《公约》认为自始履行不能一概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从而使有过错的当事人负违约责任，这种规定确有利于维护合同的效力和交易秩序，但因其未考虑到合同可能因为错误、欺诈等原因引起履行不能，应导致合同被撤销或无效的情况，因此也有失周延。

我国法律是否应采纳《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较之于德国法关于自始履行不能的规定更为合理，因此不应采纳德国法的规定，这具体体现在：

第一，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应予以撤销，因合同被撤销，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责任（第59条、第61条）。如果双方错误地认为标的物存在而事实上不存在，或者某种标的物存在而事实上不存在该种类型的标的物，可按重大误解处理。但发生重大误解以后，应由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主张是否撤销合同，从而使合同自始失效。这就可以解决一些因误解引起的履行不能问题。不过，有些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此种情况，“应由当事人双方主张无效，不存在当事人一方才有权撤销的合同，因此用我国法上的误解来解决合同自始履行不能，显然是不够的，我国合同法应引入合同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15）］我认为这一理由是不充分的。《民法通则》第59条关于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之规定，显然是从单方的错误角度作出规定的，如果属于双方误解，则双方均应为撤销权人，都有权向对方提出撤销，并由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不愿撤销，也可由双方根据不能履行的情况而协商解决。因此，《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可以包括双方误解的情况，从而可以解决因误解引起的履行不能问题。

第二，如果一方（出卖人）明知自己无履行能力而故意签约，此种情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按欺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于1987年《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仍与其他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其行为具有欺诈性质，……对于这些无实际履行能力的工商企业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因此，凡是一方自始就明知合同不能履行，而仍与对方订约属于欺诈，合同当然无效。

第三，如果一方因自己的过错使标的物在订约前灭失，既无从判定标的物灭失在订约前还是合同成立后发生的，又不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则完全可按违约行为处理。

总之，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已能较好地解决合同自始履行不能问题，没有必要引进德国法关于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人为地造成法律规定的不合理性。

二、嗣后不能与违约形态

给付不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嗣后不能（NachtraghcheUnmoghichkeiteit），按照学者的一般看法，自始不能决定着合同是否成立或有效的问题，而嗣后不能则关涉债务履行及违约问题，这就是说，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若发生嗣后不能，除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情况以外，就涉及到违约或负责问题。

将履行不能即嗣后不能抽象化为一种违约形态，乃是德国债法的一大特点。履行不能成为违约形态，最初是由德国学者麦蒙森于1853年倡导的。麦蒙森根据对给付的三方面（标的、时间、地点）的要求而将给付区分为标的（品质或数量）的、地点的及时间的给付不能而认为履行迟延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给付不能，［（16）］因为在麦蒙森看来，未能准时发生的给付不再是准确的给付，准确的给付已经因为第一次的不适当给付而成为不能。这样一来，履行不能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宽泛，几乎可以涵盖各种违约形态。德国民法基本采纳了这一观点，将给付不能的概念适用到违约补救和责任之中，规定了债务人对应归责于自己的给付不能的责任，［（17）］并将给付不能与给付迟延作为两类基本的违约形态而将各种复杂的违约现象均概括其中，从而形成了德国法对违约形态的“二分法”制度。

将嗣后履行不能作为一种违约形态，主要目的在于立法应对履行不能的发生负有责任，这就是德国民法所提及的“可归责性”。如果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给付为永久不能时，债务人被免除给付义务（《德国民法典》第257条），在一部履行不能时，债务人在不能的范围内免除履行义务，在一时履行不能情形下，债务人在履行障碍消除前不负履行迟延责任。如果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致履行永久不能，债务人应赔偿损失（《德国民法典》第280条），在一部不能履行时，债务人仅免除该不能部分的履行义务。依据德国法，因可归责于债务人而致履行不能，债务人的责任依债务人的注意义务的轻重也有所不同。

基于“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来确定债务人的违约责任，是符合过错责任的基本精神的。一些德国学者也认为，如果因可归责于债务人而致履行不能，债务人应对自己在违约中的过错负责，［（18）］这就是说，“可归责性”问题实际上就是过错问题。换言之，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而致履行不能，也就是因债务人的过错导致违约，应适用债务不履行的责任。然而，由于德国法是将“可归责性”问题与履行不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实践中有诸多的问题难以解决：如如何准确地区分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在何种情况下的不能属于履行不能等。就“可归责性”概念本身来说，也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可归责”与免责问题。大陆法系学者们大都认为，在合同责任中主要采取过错推定原则，即债务人如不能证明有免责事由存在，应对违约行为承担责任，债务人必须证明有免责事由存在才能免责。然而，在履行不能的责任的举证中，德国的一些案例表明，债务人只要证明履行不能的发生不可归责于他，而不必证明是否存在着法定的免责事由，就可以被免除责任。如画廊（ga

【正文】ery）出售某幅名画，在交付时丢失，画廊证明不属于他及其雇员的过失所致，就可以被免责。［（19）］另一些案例反映，在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时，债务人也可以被免责。可见，“可归责性”与免责联系在一起，且完全由债务人举证，［（20）］这显然使债务人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免责机会，从而对债权人来说是不利的。

2．由于可归责性是与履行不能联系在一起的，而许多履行不能的情况本身是当事人所应当承担的风险，这样，债务人证明履行不能的发生不可归责于他，就被免除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例如，在交付前发生的某些标的物的毁损灭失，应属于卖方应负担的危险。如果出卖方仍有交付的可能，如仅为部分标的物灭失，或者标的物为种类物等，不能因为标的物的灭失而使出卖方免除债务。如果出卖方证明标的物的灭失不可归责于他自己，就可以被免除其债务，则对买受人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出卖方极有可能利用“不可归责于”他的举证，从事损害买受人利益的行为。

3．“可归责性”与交付种类物的责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79条：“债务的标的物只规定其种类者，在可能履行同种类的给付时，债务人即使无可归责的过失，也应对其不能给付负担责任。”这一规定“反映了商人们的此种意见，即任何人同意交付某种类物，在交付期限到来时，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交付。”［（21）］因为种类物毕竟是可以替代的物，因而标的物发生灭失以后，总是有交付的可能的。种类物的交付不考虑“可归责性”问题，确实对交易秩序的维护是有利的，但这一规定显然与《德国民法典》第275条第1款关于“因债的关系发生后产生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以致给付不能时，债务人免除其给付义务”的规定是不一致的。由于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交易的标的物都是种类物，因此“可归责性”规则适用的范围就极为有限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民法关于种类物交付的责任，完全不考虑任何过错问题，确实过于严格，且与“可归责性”的规定形成两个极端。为了避免种类物交付的严格责任，许多合同当事人被迫通过详细约定免责条款及其内容，力求避免承担严格责任。［（22）］

4．在货币之债中，债务人因为缺乏支付能力甚至破产，导致经济上的履行不能，是否可被免除责任呢？在德国制订民法典时，只承认事实上的履行不能和法律上的履行不能，并未承认经济上的履行不能。［（23）］即使是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致经济上履行不能，债务人仍应负责。因为“所谓给付不能与给付困难并不相同，债务人无任意主张给付遭遇障碍而不负履行义务之可能，”［（24）］但这样一来，显然与“可归责性”的规定是不一致的。不过，为了弥补否认经济上的履行不能所产生的缺陷，德国法院创设了“情势变更”原则，对维护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的平衡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5．在雇佣、劳务等合同中，债务人因病不能给付劳务，不论他患病是何种原因所致，都应被免除责任，而不能考虑造成履行不能应可归责于谁。在此情况下，根本就不考虑“可归责性”问题了。

正是由于“可归责性”的规则不能解决种类之债、货币之债等债务中出现的履行不能情况，许多学者主张，应当将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问题也贯彻到嗣后不能之中。正如一些台湾学者所指出的：“嗣后不能，包括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学说及制例对此问题所采见解，尚无不同。若云自始不能仅指客观不能而言，并不包括主观不能之情形，前后显然不能呼应。”［（25）］按照一些德国学者的解释，种类之债中的债务人不能交付标的物，金钱之债的债务人缺乏支付能力等都属于主观不能而不是客观不能。在主观不能的情况下，不管不能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债务人都不应当被免除责任。［（26）］然而，由于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区分标准本身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将这两个概念运用到嗣后不能中，不仅不能完全解释种类之债、金钱债务中的问题，而且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如在雇佣合同、劳务合同等债务中，“债务人因病不能给付劳务，是谓主观不能，当亦可免其给付义务也。”［（27）］至于如何运用和区分这两个概念，更是一个难解之谜。

总之，“可归责性”的规则很难运用到履行不能之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履行不能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违约形态存在，而只不过是一种客观的事实状态。这种现象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各方面的原因会经常发生，而履行不能的发生将会影响到补救方式的运用，即履行不能的发生使继续履行受到阻碍甚至成为不可能，从而导致损害赔偿取代实际履行而发挥作用。由于出现履行不能，也要考虑是否存在着不可抗力等情况，从而决定当事人是否应免责或负责。然而，单纯的履行不能的状态，与包含着法律价值判断的违约形态毕竟不是同一概念。另一方面，在履行不能的状态发生以后，并不等于债务人已构成违约。履行不能与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除非因为债务人的过错致特定的标的物发生毁损灭失，或出现其他情况，致合同债务完全不能履行，否则很难确定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因为引起履行不能发生的原因很多，即使是因为债务人的过错发生履行不能，也不能表明债务人完全不愿履行，如果债务还可以履行，债务人继续履行，也可能不构成违约，至少不构成不履行。还要看到，如果把履行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违约形态，则很难与其他的违约形态相区别。

由于履行不能只是一种事实状态，因此在任何一种违约形态中都可以发生履行不能问题，从而可以将任何一种违约形态归结为履行不能。按照德国学者麦蒙森的观点，在第一次作出给付时，即应为精确而又符合债的本旨的给付，［（28）］否则，即可因为第一次的不适当给付而使精确的给付成为不可能。这样，如交付有瑕疵的标的物，即使债务人采取了补救措施，也使完全、正确的履行因为第一次不适当给付而成为不能，从而使履行不能可代替不适当履行。［（29）］尤其应当看到，麦蒙森认为给付不能应包含迟延给付。他认为“与给付形态（如给付的时间）有关的给付不能应视为部分不能”。［（30）］此种情况也属于暂时不能。以后德国学者温彻斯德（Windscheid）也采取了这一见解。因此，迟延履行实际上已包括在部分履行不能之中。由此可见，履行不能的概念作为一种违约形态，很难与其他的违约形态相区别。当然，由于德国民法典中仅承认履行不能和迟延履行构成两种违约形态，违约形态并不很多，因此履行不能与其他违约形态区分的问题并不突出。如果违约形态较多，则履行不能的概念与其他形态的准确区分，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不过，既然履行不能的概念可以概括其他各种违约形态，则履行不能也失去了它作为一种独立违约形态的存在价值。

由于履行不能的概念只是一种事实状态，不能用来概括其他违约现象，因此，我国合同法中不能接受该术语来概括违约形态，而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我国合同法的违约行为体系，并针对不同的违约，确定不同的构成要件和救济方式，从而使合同责任制度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当的交易秩序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根据我国立法规定和大多数学者的见解，可将实际违约行为分为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两类，而不完全履行又可分为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部分履行。所以基本的违约形态主要是不履行、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部分履行四种。它们分别可以代替履行不能的概念，这具体表现在：

1．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致全部履行不能，债务人若不能继续履行义务，则发生债不履行的责任，债务人虽被免除履行原债务的义务，但要承担债不履行的违约责任。所以在此种情况下，债务人的行为已构成不履行。

2．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造成一时不能时，如果在不能原因除去以后，债务人仍能履行债务的，构成履行迟延问题，债务人应负迟延履行的责任。除非此时履行因对债权人已无利益而为债权人所拒绝，否则债务人仍不能免除其履行义务。所以，此种情况属于债务迟延履行的范围。

3．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交付有瑕疵，按许多德国学者的观点，亦可构成履行不能，我们认为对此种情况应按不适当履行处理，由债务人承担不适当履行的责任。

4．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致部分不能，可按照部分履行处理，如果一部分发生履行不能，另一部分能够继续履行，则债权人可要求就能够履行的部分继续履行，而就不能履行的部分要求赔偿损害或承担其他违约责任。

至于因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而致履行不能，则属于共同过错问题。我国法律常常用“双方违约”的概念来表述这一现象。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存在，不应出现双方违约的现象。此种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妥当，因为双方违约现象并不因为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而消灭，相反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在双方合同中，双方所负的债务并不具有牵连性和对价性，可能有一些债务是彼此独立的。如果双方各自违反了这些相互独立的义务，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却可能构成双方违约或共同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第113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民事责任。”因此，在出现因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而致履行不能时，可根据“双方违约”或共同过错的规则，使当事人各自承担其应负的责任。

如果履行不能是由第三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则可能发生代偿请求权问题。所谓代偿请求权，是指因为第三人毁损或侵夺债务人的标的物或从事其他行为致合同给付不能，债务人虽可以被免除履行义务，但如果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债权人得请求债务人让与该请求权，第三人不得以债务人已免除履行义务而为抗辩，主张免责。代偿请求权在罗马法中就已被承认。《德国民法典》第281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因使其给付不能的事由，有从第三人获得债务标的物的替代物或赔偿请求权者，债权人得请求交付其作为替代而领受之物或转让赔偿请求权。”代偿请求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债权人无其他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代偿请求权最能维护其利益。但有几点却值得探讨：第一，债权人虽享有代偿权利，但因为免除了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责任。这样对债权人可能并不有利，因为他在获得利益时可能仍有一定的障碍，例如，债权人与第三人相距遥远，第三人无足够资产赔偿等都会妨碍债权人充分行使权利，而债权人又不能从债务人那里获得赔偿，因而可能单独承担损失。第二，如果行使代偿请求权，债权人必须作出对待给付，由于债权人对债务人仍必须履行义务，而债权人又不能从第三人那里获得补偿，则对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更大。第三，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债权人只能依合同请求第三人赔偿。这就使债权人不能凭借更为有效的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在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债务人并不能被免除义务，一般应先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负违约责任，然后由债务人向第三人追偿，这种作法是行之有效的。当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允许债权人在债务人不能作出赔偿时，基于侵权行为向第三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此种办法较之于履行不能中的代偿请求权制度更为合理。

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而发生履行不能，涉及到不可抗力问题，将可能导致债务被免责、合同被解除。在英美法中，履行不能（ImpossibilityofPerformance）就是指此种情况。履行不能包括法律上的不能和事实上的不能，两者均可以引起合同的目标受挫，合同被宣告解除。可见，英美法的履行不能概念并不是与违约形态相联系的，而是从合同解除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而大陆法所考虑的为因受阻不能履行的当事人”。［（31）］德国法在履行不能情况下所考虑的是当事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如无可归责性，应由谁承担风险。［（32）］事实上，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而发生履行不能，很多是因不可抗力引起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07条之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债务人可以被免除履行义务。当然，债务人须及时向债权人通报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的理由，并取得有关机关的证明，如不及时通报，使债权人因此受到损害或扩大损害的，债务人仍应负赔偿责任。

总之，既然违约行为形态、违约责任、负责要件等概念和制度已足以解决各种嗣后履行不能的问题，就不必单设履行不能的概念，造成法律规定之间的不协调和繁琐性。

三、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区分标准与价值

在采纳履行不能的概念的法律中，区分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的意义是重大的：即如果属于自始不能，将导致合同无效，债务人应赔偿债权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属于嗣后不能，则合同有效，债务人应赔偿债权人的履行利益的损失。［（33）］两者在法律后果上的区别还在于：自始不能使合同无效后，当事人已经履行的应恢复原状；而嗣后不能将不发生恢复原状问题，债权人除有权要求赔偿损害以外，还有权获得其他的法律救济。

既然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在法律后果上有如此重大的区别，则在法律上应有一系列明确的标准将两者区分开。倘若区分标准不确定，则法律后果上的重大差异只能表明法律规则的不合理性。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区分的标准是否确定呢？一般认为，自始与嗣后不能的区分，以合同成立时间为标准，在合同成立时已发生履行不能的，为自始不能，在合同成立后发生履行不能的，即为嗣后不能。王泽鉴先生曾举一例，试图说明其区分标准：甲于5月2日卖某名画给乙，约定于5月4日交付，设该画于5月1日灭失，为自始客观不能；于5月1日被丙所盗，为自始主观不能；于5月3日灭失，为嗣后客观不能；于5月3日被丙所盗，为嗣后主观不能。我们暂不考虑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问题，从这个案例中，可见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的区分主要标准是根据合同成立时间来确定的，但现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对两者作出区分往往是极为困难的，其主要原因在于：

1．致履行不能的原因如标的物灭失、被盗、债务人丧失履行能力等，究竟是在何时发生的，如何举证，由谁来举证？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倘若由债权人举证，则债权人因其根本没有占有标的物或不了解债务人的患病等情况（如合同可能是在债务人的人与债权人之间订立的），而无法举证。倘若完全由债务人举证，则债务人极有可能利用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的法律后果上的差异，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情况来举证，这对债权人来说是不利的。

2．即使能够举证，也仍然遇到区分上的困难。例如买卖病马，以后死亡，若认为订立合同时病马尚未死亡，可认为是嗣后不能；若认为订立合同时病马将要死亡，也可认为是自始不能。依据不同标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3．由于履行不能的概念本身是含糊的，哪些属于履行不能，学理上仍有争议。一般认为，凡依社会普通观念认为债务事实上已无法强制履行的，即属于履行不能。［（34）］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尚有履行可能，但如果因为合同履行而必须付出不适当的巨大代价或必须冒重大生命危险，或因此而违反更重大的义务，也应属于履行不能。这就使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区分更为困难。

由于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的区分，不能合理地解释造成两种不能在法律后果上的重大差异的原因，因此，许多学者主张，应在自始不能中区分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给付之主观不能，不影响债之关系之效力，债务人不为给付的，应负担损害赔偿之义务。”［（35）］从而自始主观不能与嗣后不能产生同一法律效果，而自始客观不能才发生合同无效的后果。这种解释虽然可以减少合同无效的范围，扩大债务不履行的责任的适用范围，［（36）］但由于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区分标准的含糊性，因此也使问题不能根本得到解决。例如，在王泽鉴先生所举的案例中，显然未能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标的物灭失（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属于客观不能，因而致合同无效，债务人应赔偿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而标的物被盗则属于主观不能，契约有效，债权人应赔偿履行利益的损失。［（37）］此种分类标准的合理性、逻辑性是什么？如何用此种标准来处理类似的案件？确实值得进一步研究。所以，德国学者Carolsfeld认为，在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情况下，债务人均未能履行其义务，其道德性质并无不同，不应区别而使其具有不同的效果。［（38）］

我们认为，区分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不仅极为困难，而且区分两种不能的重要性并不存在，相反，这种区分既不利于精确地归责，也不利于处理各种合同纠纷。一方面，简单地宣告自始不能的合同一概无效是不妥当的，即使是从一开始合同的履行就受到阻碍，也要考虑合同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如果属于永久的、完全的不能履行，要考察引起履行不能的原因，如是否属于欺诈、错误（双方或单方的错误），不可抗力引起的履行不能，一方应负担的风险等情况，从而应区分各种不同的情况处理，而不能简单地宣告合同无效。所以，我国法律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中未包括自始履行不能的情况，显然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由于嗣后不能中“可归责性”规定的不确定性、含糊的嗣后履行的概念所包含内容的广泛性，特别是由于通过债务人举证证明履行不能“不可归责”即可免责，都会造成使债务人能够被轻易主张应采取“担保责任（Garantiehaftung）”理论，认为债务人对其给付不能及无过失，也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合同订立后，债务人就已担保合同债务的履行，因此出现履行不能也要负责。［（39）］也有些学者主张债务人应仅就其事务范畴（Geschaftskreis）负责，即主观不能要因为债务人事务范畴外的事由而发生的，例如纵尽交易上必要注意，仍无法防止第三人的干预，或给付不能系由不可抗力发生，债务人免负责任。［（40）］这些理论都旨在限制债务人在履行不能的情况下被轻易免除责任，但并不能为限制债务人免责而提供完好的理论依据。

总之，履行不能的概念的不合理性，也引起德国立法者的高度重视。德国债务法修改委员会已决定摒弃自始履行不能、履行不能的类型化的做法，而吸取《公约》的经验，以“违反义务”作为确定债务人的责任的依据。［（41）］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督促合同当事人自觉地履行合同义务，维持正当的交易秩序，我国法律也不应采纳履行不能的概念，更不应将履行不能类型化并赋予其不同的法律效果。对于自始履行不能的情况，除了属于无效合同或可撤销的合同以外，均应按有效合同对待，在发生当事人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以后，首先要确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违反了其依法律、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无论违反义务是否造成履行不能状态，都要使债务人负不履行的责任。正如德国债务法修改委员会所指出：“义务违反之构成，仅以义务之客观上违反为必要，不包含债务者义务违反之非难可能性。同样，导致义务违反的理由何在，以及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均不重要。义务违反对债务者来说属于给付的原始不能，抑或属于所谓后发不能，亦不具特别意义。”［（42）］如果能够确定债务人客观上违反了其应负的合同义务，则应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由债务人证明其是否存在着法定的免责事由，才能被免除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其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则即使违约未造成损害后果，也应由债务人负违约责任。

哪些情况应属于免责事由？履行不能的原则要求在确定责任时，考虑各种阻碍合同履行的情况，如债务人生病、缺乏支付能力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因电力供应不足、运输紧张、交通堵塞、原材料涨价等原因而阻碍合同的履行。那么这些因素是否属于免责事由？我们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不可抗力为法定免责事由，同时将不可抗力限定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这主要是为了严格限定当事人被免责的情况，从而维护合同效力，维持交易秩序。至于电力供应不足、交通堵塞等情况，则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该预见到的阻碍合同履行的情况，也是当事人从事交易活动所应承担的风险，因此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当事人不能被免除责任。当然，如果这些情况确实经常严重地阻碍合同的履行，则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就应当注意到这些情况，为了尽量减少风险，可以通过对免责条款的约定和对不可抗力情况的特别约定，使其在出现这些情况以后被免除责任。

（1）（24）（26）（34）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第415页；第426页；第428页；第427页。

（2）（32）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台北，1979年版，第367页，第569页。

（3）Larenz，Schuldrecht，Bd，J．S．88．

（4）（6）（9）（33）（37）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册，第53页；第52页；第48页；第507页；第57页。

（5）洪逊欣：《中国民法总则》，第321页。

（7）Staudinger．Werner，306，Larenz，SchuldrechtL．1971．S．83t．

（8）（11）（12）（41）（42）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23页；第323页。

（10）《德国债法改革的现状及评析》，载《中德经济法研究年刊》（1993），第102页。

（13）（14）（31）沈达明：《英美合同法引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第126页；第216页。

（15）陈安：《海涉经济合同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16）EmmenchVaker，BG13SchuldrechtBesondererTeil，Zautl，1976．

（17）参见《德国民法典》第276条、第280条、第281条。

（18）《中德经济法研究年刊》，南京大学法学院出版，第103页。

（19）KonardZweigertandHeinKotz：AnIntraductiontoComparayiveLaw，North－HolladPublishing1977，P163．如承租人在租房时，因为双方当事人的过错而致房屋着火，都被免责（RG）W1905，7181。

（20）《德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对给付不能是否由于应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所造成，发生争执时，债务人负举证的责任。”

（21）KonardIweigertandHeinKotzP163．

（22）KonardZweigertandHeinKotzP163．

（23）徐炳：《买卖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25）孙森焱：《论给付不能》，载《戴辉先生七秋华诞祝贺论文集》，台北，1978年版，第358页。

（27）王伯琦：《民法债篇总论》，第161页。

（28）德国民法中不存在不适当的履行的违约形态，与履行不能作为违约形态是有关系的。

（29）Westhelle，Fritz，NichteofuevnngandPositiveVertragSerletzung，1977，p47～49．

（30）Stoll，Heinnch，AbschiedVonderlehrevonderPositivenvertragsverletz-angP271，ACP136，257tt．

（35）梅仲协：《民法要义》，第172页。

（36）胡长清：《中国民法债编总论》，第354页。

（38）Carosfeld，ZurObjeketivenundsubjektivenVnmoglichkeit，FestschviftfarRheinharat，1972，S151f．

（39）Medicus，BurgerlichesRecht，8Aufl，1978，Rdat，280f．

履行不能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体育仲裁；不可抗力；履行不能；情势变更；再协商义务

1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

国际体育仲裁在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时注重尊重体育自治性，不可抗力规则的构成要素因体育领域的特点而有特殊性［2］。特别是，国际体育仲裁院专门采取了限缩解释的处理方式，严格限制当事人以不可抗力要求免除部分甚至全部法律责任的单方主张。不可抗力规则在国际体育仲裁的具体适用中主要由以下五项要素构成：客观事由、履行不能、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和影响范围。

1．1客观事由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仲裁实践中明确自然灾害、社会异常事件和国家（政府）行为等客观事由作为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前提。一是自然灾害，如洪水、台风、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国际体育仲裁中，当事人以自然灾害为由主张免责重点在于发生人力无法克服的客观结果。若存在替代性手段可解决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赛事影响，则不可抗力规则难以适用。例如，在“第聂伯罗足球俱乐部诉乌克兰足球联合会”（FCDniprov．FootballFederationofUkraine）一案中，第聂伯罗足球俱乐部因恶劣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参加2013－2014赛季乌克兰足协杯1／8决赛的比赛。仲裁庭认为，第聂伯罗俱乐部在首次因为恶劣天气导致的飞行受阻后，恶劣天气已经不属于不可预见的客观障碍［3］。换言之，没有出现使第聂伯罗足球俱乐部无法到达比赛地不能预见的客观障碍。二是社会异常事件，如战争或武装冲突、社会骚乱、恐怖行为等社会异常事件。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定表明，当事人所在国爆发的突发性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不直接构成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若当事人在同等条件下已先期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则社会异常事件无法为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提供抗辩。例如，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乌克兰顿涅茨克矿工足球俱乐部诉欧足联”（FootballClubMetallurgv．UEFA）一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裁定，该俱乐部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已然支付了第一笔款项，在客观上表明其有能力遵守与债权人达成的延期付款协议，因此，在危机持续的同等条件下，该俱乐部不得主张乌克兰危机构成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4］。三是国家（政府）行为，如合同订立后，国家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职能而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国际体育仲裁中，判断国家（政府）行为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的关键在于是否完全阻碍了当事人的义务履行。如在“埃及扎马莱克足球俱乐部诉国际足联”（ZamalekSportingClubv．FIFA）一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认为，尽管埃及银行业受到严格监管限制，但这些限制并未完全禁止通过埃及银行的国际转账，通过特别申请获批准后可进行特定目的的国际转账［5］。因此，国家（政府）的管制行为并未导致履行义务成为不可能。国际体育仲裁院明确将体育运动和赛事本身所蕴含的要素风险排除在外，如在纪律处罚中明确将降级排除在免责事由之外。例如，在“土耳其卡拉比克足球俱乐部诉欧足联”（KardemirKarabüksporKulübüDernegiv．UEFA）一案中，卡拉比克俱乐部因不符合《欧足联俱乐部准入和财政公平规则》（UEFAClubLicensing＆FinancialFairPlayRegulations）被取消下赛季欧足联赛事的参赛资格。独任仲裁员裁定，财政公平规则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加强俱乐部财务纪律性和合理性，降级风险是任何俱乐部在做出财务规划决策时都应当合理考虑的因素之一，以便能根据降级导致的收入变化调整其未来支出。因此认为俱乐部降级并未构成不可抗力，同时认为俱乐部升级并不能必然保证收支平衡［6］。易言之，降级并非不可预见的客观因素，因而俱乐部降级并不构成不可抗力。

1．2履行不能

当事人得以援引不可抗力规则免责的根本判断要素在于不可抗力客观事由的发生导致事先约定的合同义务无法履行［7］。例如，2015年“摩洛哥皇家足球联合会诉非洲足联”（FédérationRoyaleMarocainedeFootballv．ConfédérationAfricainedeFootball）一案（以下简称“非洲杯筹办纠纷案”）。在该案中，2015年非洲国家杯足球赛原定于2015年1月17日至2月8日在摩洛哥举行。2014年初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地区暴发，同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14年10月8日，摩洛哥卫生部征求世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的意见，后者答复：摩洛哥应根据严格的风险分析，并结合该疾病最新的流行病学报告，决定是否延期举办2015年非洲国家杯。随后，摩洛哥青年和体育部基于“健康风险”和埃博拉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向非洲足联提出延期1年举行的请求。非足联执委会拒绝了该请求，并决定2015年非洲国家杯按原定时间举行，同时指出，摩洛哥不能在原定时间组织比赛，根据2011年版《非洲国家杯组织规则》（CANOrganizingRegulations）第90条的规定，被视为放弃承办比赛。仲裁庭支持了非足联的观点，认为赛事承办方在赛事主办方明确拒绝的情况下，不按原计划组织比赛，构成“拒绝（refusal）”或“撤回（withdrawal）”组织该项比赛。仲裁庭认为埃博拉疫情明显增加了赛事的筹办难度，但是认为博拉疫情并未导致赛事筹办成为不可能，以此否决了摩洛哥有关不可抗力的请求［8］，关于履行不能的判断标准是该案最大的争议所在。履行不能是不可抗力规则区别于正当事由（suitablejustifica－tion）等其他抗辩规则的根本所在。正如在UlkerSportsv．EuroLeague一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指出，参赛队伍收到来自赛事举办地的死亡威胁可能构成其无法按计划参加体育赛事的正当事由，但这远未达到不可抗力规则适用中导致其无法参赛的客观要求［7］。

1．3因果关系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仲裁实践中，坚持不可抗力客观事由的发生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必须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例如，在“埃及亚历山大联合足球俱乐部教练员合同纠纷”（AlexandriaUnionClubv．JuanJoséSánchezMaqueda＆AntonioCazorlaReche）（以下简称“Maqueda案”）一案中，亚历山大联合足球俱乐部与两名教练员之间产生劳动合同纠纷。国际体育仲裁院独任仲裁员裁定，埃及内乱导致埃及足球联赛取消与双方合同不能履行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理据在于：由于埃及国内持续动乱，导致2012－2013赛季埃及足球联赛于2013年4月宣布取消本赛季剩余比赛。埃及持续动乱超出双方的控制范围，在签订合同前双方无法对此进行合理约定，也无法合理避免，且不能归因于任何一方，构成不可抗力［9］。国际篮联仲裁庭也裁决过类似的不可抗力案件，在“黎巴嫩Champville俱乐部球员合同纠纷”（AnisGeorgesFe－ghaliv．Cerclesportifmaristes，Champvilleclub）（以下简称“Anis案”）一案中。国际篮联仲裁庭裁定，由于黎巴嫩篮协内部的问题以及黎巴嫩篮协与国际篮联的某些争议，导致黎巴嫩篮球甲级联赛2013－2014赛季的前半赛季延期举行，对俱乐部而言构成不可抗力［10］。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篮联仲裁庭裁决的首个涉及“不可抗力”抗辩的案件（Mr．GregSurmaczv．BMSLAMStalS．A．），俱乐部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波兰篮球联赛2019－2020赛季提前结束和波兰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事实，同时援引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和履行不能进行抗辩，请求仲裁庭重新计算2020年3月17日（波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日）之后的赔偿金额。仲裁庭经审查认为只有不可抗力可能适用于本案，但是，俱乐部必须证明异常、不能阻挡和不能预见的事件与履行不能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由于俱乐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疫情直接导致其不能履行对该球员的赔偿义务，因此，裁决俱乐部关于不可抗力的主张不能成立［11］。

1．4主观过错

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前提是以当事人不存在主观过错为先决条件。换言之，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前即已存在主观过错，则不能依据不可抗力规则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在“巴西米内罗竞技足球俱乐部诉乌克兰基辅迪纳摩足球俱乐部”（ClubAtléticoMineirov．FCDynamoKyiv）一案中，米内罗竞技足球俱乐部拖欠基辅迪纳摩球员转会费。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定，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由于俱乐部前执行董事会经营不善拖欠巴西政府税款，巴西财政部有合法的理由冻结其银行账户，不能因此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权利［12］。在“埃及扎马莱克足球俱乐部诉国际足联”（ZamalekSportingClubv．FIFA）一案中，俱乐部的银行账户同样遭到冻结，仲裁庭查明，本案中俱乐部的银行账户是根据埃及国内法院的判决遭到冻结，然而该判决涉及拖欠球员薪酬以外的其他债务［5］。又如在“希腊萨洛尼卡足球俱乐部诉欧足联”（PAOKFCv．UEFA）一案中，该案涉及萨洛尼卡俱乐部2006－2007赛季欧足联比赛参赛资格纠纷，俱乐部以银行延迟提供担保函是不可抗力事件为由诉至国际体育仲裁院，国际体育仲裁院经审理认为PAOKFC未能按时满足欧足联的参赛标准，是由于俱乐部未能按时获得银行担保函造成的，也不能确定PAOKFC根据《欧足联俱乐部许可证指南》规定的“例外情形”实施了申请延期的行为。因此，拒绝了PAOKFC关于不可抗力的请求［13］。由此可见，有主观过错的一方不能在主观过错后发生的不可抗力事件中获益。违约赔偿旨在维护并实现双方的预期利益，主观过错方不能利用不可抗力事件损害另一方的预期利益，否则将鼓励主观过错方迟延履行其义务，以期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可抗力事件继续延迟或部分减免其履行义务。换言之，如果俱乐部以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请求免责，但是其在疫情介入前具有主观过错。以欠薪为例，国际体育仲裁院通常认为如果俱乐部欠薪长达三个月，即构成实质性欠薪［14］，其不可抗力的主张将很难得到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支持。

1．5影响范围

不可抗力规则的责任免除范围不仅取决于客观事由发生及持续时间，还要结合个案中其他因素加以判定。例如，在“Maqueda”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认定埃及持续动乱导致2012－2013赛季足球联赛于2013年4月1日提前结束。仲裁庭裁定免除俱乐部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次月至2012－2013赛季结束期间应付给主教练Maqueda的薪酬［9］。换言之，因不可抗力客观事由的发生免除了俱乐部继续履行与Maqueda合同的义务。但是在该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是在综合了该案中的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免除俱乐部因不可抗力影响的全部法律责任。在该案中，仲裁庭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认为双方都具有解除合同的意图，但双方对合同解除赔偿金未达成一致，俱乐部于2012年11月拖欠Maqueda的工资，后者于2012年12月拒绝继续工作。因此，本案就涉及俱乐部和Maqueda是否有“正当理由”解除合同，仲裁庭认定双方都不具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正当理由”，裁决俱乐部应将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的全额工资支付给Maqueda。对于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应结合《瑞士债法典》第十章劳动合同中第319条（个人劳动合同的定义）、第328条（雇员人格保护的一般情形）、第334条（固定期限合同）、第337条（解除合同的正当理由）、第337c条（不合理解除的后果）、第337d条（不上任或者无理由放弃工作的后果）以及第362条（不得规避以下规定以损害受雇人的利益）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判断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范围时，不仅取决于客观事由发生及持续时间，还要结合个案中的因素加以判断，例如是否具有正当理由、涉案薪酬总额、运动员合理生活开支和运动员是否重新就业等因素。例如国际篮联仲裁庭在“Anis”案中裁定，黎巴嫩篮球甲级联赛2013－2014赛季在2013年8月至12月期间中断。俱乐部和球员合同终止后，该球员随即以低于原合同的薪酬与黎巴嫩一家乙级篮球俱乐部签约。仲裁员综合考量违约方过错、球员已重新找到工作、双方的经济条件等因素，认为应在俱乐部和球员之间公平合理地分担因不可抗力造成的经济负担，裁决俱乐部承担球员2013－2014赛季不可抗力影响期间50％的工资［15］。在上述五项构成标准中，必然会涉及举证责任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法律原则，未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不可抗力的举证责任。国际体育仲裁院根据案件类型和主体不同，对证明标准区分为或然性权衡（balanceofprobabilities）标准和放心满意（comfortablesatisfaction）标准［16］。因此，在不可抗力规则案件中，举证需要达到或然性权衡标准。即在不可抗力规则适用案件中，主张不可抗力抗辩的一方必须证明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其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和准确的事实［4］。

2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缺陷

国际体育仲裁中坚持在体育组织规则框架内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以维护仲裁规则的统一连续适用。但是，鉴于不可抗力的相关概念界定不清、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规定不明和再协商义务的定性缺位三个方面的适用缺陷，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仍存在难点和堵点。

2．1不可抗力的相关概念界定不清

国际体育仲裁院坚持不可抗力规则应在体育组织规则框架内适用，但是国际体育组织规则中不可抗力的相关概念缺乏明晰的界定，导致国际体育仲裁实践中不可抗力事件和不可抗力规则在概念上的阐述混同。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实践中借鉴了瑞士联邦法院关于不可抗力的界定，将不可抗力界定为超出当事人控制范围，不能预见、不能阻挡、导致履行义务成为不可能的客观障碍［6］。这一界定中既包含着“超出当事人控制、不能预见、不能阻挡、客观障碍”的客观要件，又涵盖“导致履行义务成为不可能”的法律后果，实际上将不可抗力事件和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融合于不可抗力规则的统一表述之中。对此，国际体育仲裁院并未加以明确区分，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认为不可抗力事件可能产生履行不能和情势变更两项不同的法律效果。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规则中仅规定了特定情形下由体育组织的理事会或执委会确定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事件，但缺乏对于不可抗力法律后果及相关概念的清晰界定，因而无法为国际体育仲裁院提供明确的规则依据。如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定》（以下简称《转会规定》）第27条仅明确不可抗力事件的概念：“本条例未规定的任何事项和不可抗力事件应由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其决定为最终决定”。国际足联常见问题解答指出，《转会规定》第27条是国际足联理事会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事件的法理依据。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宪章》第16条同样仅仅确定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有权确定不可抗力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规定在事实上区分了不可抗力事件和不可抗力规则，亦承认履行不能和情势变更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果。如国际足联常见问题解答强调，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并不直接导致球员合同、转会协议等发生解除的法律后果，而是必须加以个案判断。

2．2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规定不明

从我国和其他国家法律规定来看，不可抗力事件可能导致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两项不同的法律后果。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个案中提及不可抗力事件可能导致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在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案例数据库中，并未检索到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情势变更法律后果的案例。因此，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仍待厘清和凝练，需要明确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范畴。履行不能将导致当事人借由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免除全部或部分法律责任。而情势变更并非法律责任的免除，而是发生合同变更的法律效果。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个案中提及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但并未凝练提升为统一规则。事实上，国际体育仲裁院对于履行不能的界定受英美法系的影响。英美法系为解决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合同履行不能，发展出合同落空规则。如在Maqueda案中，由于埃及国内持续动乱，2013年4月，不得已取消了2012－2013赛季埃及足球联赛的剩余所有比赛，因而导致俱乐部与主教练M之间的合同发生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国际体育仲裁庭据此裁定俱乐部不必支付在取消赛事的次月至2012－2013赛季结束期间主教练M的薪酬。即免除了俱乐部因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对于主教练所承担的全部合同责任。但该案中，并未明确阐明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区别。例如2015年的“非洲杯筹办纠纷案”，原告主张以埃博拉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事件为由，请求延期举办非洲杯，换言之，原告主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认定疫情未构成不可抗力事件，因而并未进一步阐述不可抗力事件是否导致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而在E．v．ClubGaziantepspor一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明确认可了情势变更制度，但是该案并非基于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了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17］。由此可见，国际体育仲裁院已确认情势变更制度，但情势变更的发生并非以不可抗力事件作为前提条件，不可抗力规则与情势变更、履行不能的相互关系仍待明确厘清。

2．3再协商义务的定性缺位

再协商义务，又被称为“再交涉义务”或“继续谈判义务”。各国法律普遍认为，发生情势变更应当鼓励当事人继续谈判，变更不公平的合同条款，从而尽可能地维持合同的效力。在出现履行艰难的情形下，合同并非绝对不能履行，只不过按照原条件履行，可能导致当事人利益严重失衡。确立再协商义务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理由：一是维护合同稳定性。运动员合同一般都是固定期限的合同，履约受阻时应鼓励双方再协商，维护运动员合同稳定性，保障运动员合法权益；二是加强运动员和俱乐部的合作。通过再协商义务，增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磋商和谈判，化解分歧，强化运动员和俱乐部的合作；三是尊重私法自治。与仲裁机构依职权做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裁决相比，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磋商，达成有利于合同履行的新协议，后者更能尊重私法自治原则［18］。再协商义务究竟属于强行性规则还是任意性规则，存在一定争议。由于国际体育仲裁院尚未裁决不可抗力导致情势变更法律后果的案例，因此国际体育仲裁院缺少再协商义务的法律定性。《国际足联指南》和《国际篮联指南》强烈鼓励俱乐部与球员、教练员就疫情期间合同履行问题相互协商以促成集体协议。同时要求，双方应依据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以及比例原则，根据所在国的法律协商解决方案。例如国际篮联仲裁庭在Tina案中，将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往来邮件的内容作为双方是否履行再协商义务的考量因素。由此可见，国际体育组织将再协商义务定性为约定性义务，并基于手段正当性提出了再协商义务应遵守的原则和程序要求。再协商义务被定性为约定性义务，意味着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个案裁判时需要加以解释和判断，缺乏对运动员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作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救济程序存在严重缺陷。

3我国立法对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启示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全球疫情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由此导致的体育争端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会比以往更加复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最高院指导意见》），我国《民法典》和最高院指导意见中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规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为国际体育仲裁提供借鉴。

3．1厘清不可抗力的相关概念

不可抗力并不等同于不可抗力规则，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应明确厘清以下四个法律概念：不可抗力事件、不可抗力规则、不可抗力条款和不可抗力后果，四者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但是又存在紧密的联系。国际体育仲裁实践和我国《民法典》第180条第2款都将不可抗力事件定性为“客观事件”。针对这一客观事件所设定的、用以明确不可抗力范围等内容的法律规定，被称为不可抗力规则，我国《民法典》不可抗力规则包括第180条、第194条、第533条、第563条和第590条等规定。我国民法学界对于不可抗力规则的理解存在三种观点：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并以折中说为通说［19］。主观说认为当事人主观上虽尽最大注意仍不能发生的事件为不可抗力。依据主观说，不仅是自然灾害、社会事件、政府行为，即使是当事人自身的行为，如作为自然人的合同关系当事人突发未曾知晓的疾病，或者作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同关系当事人发生意料之外的工人罢工，只要超出当事人的预见能力和预防能力，当事人虽尽最大注意仍不能避免其发生，就属于不可抗力。客观说认为不可抗力是与当事人主观因素无关、发生在当事人外部的、非通常发生的事件，排除了当事人自身行为。折中说认为不可抗力既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因素，即当事人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又要强调客观方面，即是否属于当事人以外的原因发生的异常事故。折中说的“不可抗力”，与主观说和客观说皆有区别。当事人自身的行为，无论是否超出当事人的预见能力和预防能力，无论当事人尽最大的注意可否预防其发生，该行为都不属于不可抗力。自然灾害、社会事件、政府行为无论是否重大且显著，只要当事人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且属于异常事故，就构成不可抗力，从而区别于主观说和客观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三类典型情况，一是当事人既不能预见，又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抗力；二是当事人虽能预见，但预见不充分不全面，又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也属于不可抗力；三是当事人能够预见或者已经知晓，但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属于不可抗力。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对于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20］。对于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实践和我国司法实践持相同观点。但第二种情况存在争议，从国际体育仲裁院以往裁定来看，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认为属于不可抗力。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并呈现局部反复和不确定的特点，各国政府均根据本国疫情程度确定不同地区的疫情防控措施。对当事人属于虽能预见，但预见不充分不全面，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应属于不可抗力。与此相区别，不可抗力条款并非基于法律规定产生，而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出现，属于合同条款，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不可抗力事件的范围，一旦发生约定情形，即可作为免责事由。不可抗力条款可分为扩张型、排除型和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20］，因而个案中的不可抗力条款有效性需要单独加以判定。如《国际篮联指南》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即使约定在球员合同的免责条款中，如果该条款显失公平，仲裁庭将不予认可。换言之，球员合同中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的有效性会受到体育组织监管规则约束。不可抗力后果，是指不可抗力规则中规定的免除法律责任、诉讼时效中止、合同解除等法律后果。

3．2区分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不同的法律效果

我国《民法典》规定相对于国际体育仲裁实践更为明确地规定了不可抗力规则的法律后果，也区分了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规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33条和第563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不可抗力事件所引发不同的法律后果分别适用情势变更和履行不能。一是不可抗力事件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适用《民法典》第533条情势变更的规定；二是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则适用第563条第1款第1项中履行不能的规定。简言之，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在于当事人履行法律规定的相应义务后，可径自解除合同，而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是重新协商、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解除合同，并不直接导致合同责任的免除。由此可见，虽然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都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但是两者的法理依据不同。不可抗力导致履行不能时，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属于法定解除权。而不可抗力导致情势变更时，当事人必须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做出裁判，从而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严守（pactasuntservanda）原则是民法中的基本原则，情势变更制度是例外，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等也在本国《民法典》最近的修订中规定了情势变更制度。因此，国际体育仲裁应当明确，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时适用情势变更，而当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适用履行不能，方可有效保证个案裁判的公平正义。

3．3将再协商义务界定为法定前置程序

我国理论界对于再协商义务的法律性质同样具有争议：一方面，从义务视角审视再协商义务，认为其具有强制性前置程序效力的法定义务；另一方面，认为再协商义务应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而非法律强制性规定［21］。我国《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指出“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与对方协商，对方应当积极回应，参与协商”［22］。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民法典》立法参与者采取“有权”“应当”等表述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应将再协商义务认定为强行性规则，属于法定前置义务。再协商义务应在遵循国际体育组织提倡的公平、诚信以及比例原则基础上，借鉴我国《民法典》第590条第1款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通知要求。因不可抗力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及时与对方协商，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再协商义务作为强制性义务同样可能存在例外情况，如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明确主张再协商，但是对方拒绝协商或者受限于疫情无法联系到对方时，该方当事人提供合理的证明，应被视为履行了再协商义务。由此，国际体育仲裁院应借鉴我国《民法典》关于再协商义务法定前置性的法律定性，通过及时协商缓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维持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信心，保障体育运动持续稳定发展。

4结语

履行不能范文篇4

[关键词]合同法实际履行完善

我国《合同法》对实际履行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但是还存在某些不合理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下面拟对我国的实际履行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建议。

一、我国实际履行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合同法》有关实际履行的条文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条款：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10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110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二、我国实际履行制度的具体分析

1.请求实际履行的主体

就实际履行制度而言，首先解决的问题是请求权人是否仅限于非违约方一方。从上述三个条文来看，实际履行的请求权人似乎局限于非违约方。对于违约方是否有权主张实际履行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下列一些看法：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双方当事人都有权维护这个合意结果，因此只要是权利人都可以提出实际履行;只要非违约方没有解除合同，那么合同仍然是有效存在，这样违约方在履行自己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前提下可以请求对方实际履行;在双方违约的情况下，只要合同仍然有效存在，违约方双方在履行自己义务的前提下都有权主张实际履行;现实中出现违约方主张实际履行的案例。例如在麦克法登诉沃克一案中，美国加州最高法院确认了“即使是有意违约的买方也有权要求合同得到实际履行”。因此在符合实际履行的适用条件，当事人就有权请求实际履行。

2.请求实际履行的前提：违约

违约的存在是请求实际履行的前提。如果不存在违约行为，那么请求履行仅为债务履行问题，债权人有履行请求权，债务人有履行债务的义务。下面将结合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的情形对实际履行进行分析。

(1)预期违约与实际履行

在预期违约的情况下，非违约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既可以选择接受违约事实援用补救措施，也可以选择拒绝承认违约事实单方坚持合同效力。理论上来说，非违约方接受违约事实时是可以主张实际履行，却是不现实的，因为在默示预期违约的情况下，违约方往往缺乏履行能力，属于履行不能的情形；而在明示预期违约的情况下，非违约方必须等到履行期限届满时才能请求实际履行，这样非违约方在履行期限内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此外，预期违约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使非违约方在对方发生预期违约的情况下能尽量地减少损失，或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或停止作履约准备。假如非违约方在预期违约的情况下仍请求实际履行，这样有悖于预期违约制度设计的初衷。

(2)实际违约与实际履行

在合同实践中，实际违约包括不履行和不当履行。下面将结合实际违约的情形分析实际履行。

①不履行。不履行包括拒绝履行和履行不能两种情况。在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有权请求法院做出实际履行的判决。履行不能属于我国《合同法》第110条规定第一种例外情形：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因此当事人不得请求实际履行。

②不当履行。不当履行主要表现为迟延履行、瑕疵履行及其他不当履行。就迟延履行而言，不管是债务人的逾期履行，还是债权人的受领迟延，只要符合实际履行的条件，法院都会应当事人的请求而做出实际履行的判决。广义上的瑕疵履行不仅包括事实上的瑕疵履行，而且包括法律上的瑕疵履行。在事实上的瑕疵履行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请求实际履行；在法律上的瑕疵履行的情况下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实际履行，或采取措施取得标的物的完全所有权，或更换标的物另行给付。在这些其他不当履行的情形下，当事人是否有权请求实际履行？理论上当事人对这些情形都有权请求实际履行，关键看有没有必要实际履行。

3.请求实际履行的限制

我国《合同法》第110条规定了不适用实际履行的三种情形：

(1)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所谓法律上不能履行，是指由于法律上的原因使得合同不能履行，比如在合同履行期间，国家颁布了新的法令，禁止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致使该合同不能实际履行。所谓事实上不能履行，是指由于某些事实的存在，使得不能交付合同的标的物，例如合同标的物属于特定的无法替代的物或不能用金钱计价的物，且发生损毁灭失。值得强调的是，这里“不能”仅限于履行标的的嗣后不能、全部不能和永久不能。如果在合同成立之前已经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形，那么该合同就不能有效的成立，当然也就不存在实际履行的问题。如果存在部分不能履行的情形，那么当事人可以针对合同的其他部分主张实际履行。如果存在暂时不能履行的情形，那么当事人可以在暂时障碍消失之后主张实际履行。

(2)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履行费用过高

如果合同具有强烈的人身性质时，那么债务标的不适于实际履行。这种合同是不能强制实际履行，因为强制履行将妨碍债务人的人身自由，此外，强制履行的质量会受到影响。这种例外情形应限定为带有特定性质的履行,而不适用于公司承担的义务，也不涉及到律师、医生或工程师的一般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可以由获得同样培训和具有相同经验的其他人履行。如果合同的履行费用过高，那么合同不适于实际履行，因为履行方的履行负担过重是与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在司法实践中，判断实际履行费用是否过高，既要考虑履行本身所需成本跟履行结果的比较，又要考虑受损害人获取实际履行结果跟其对合同正常履行的预期收益的比较，以及不实际履行可能造成的损害与进行履行所挽回的损失的比较。这些种种考虑和比较就是效率违约的具体应用。

(3)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时限限制的规定旨在督促债权人及时主张权利，行使其履行请求权。如果债权人决定采取实际履行的补救措施，则必须在合理时间内提出实际履行的要求，因为履行合同义务经常需要债务人进行特定的准备和努力，如果履行期限已过，并且债权人在合理时间内没有要求履行，债务人有权推定债权人不再坚持履行。然而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间只能应具体情况而定，在某些情形下期限可能比较短，其他情形下期限可能比较长。如果违约方拒绝实际履行，那么应由他来证明延迟请求履行的时间是不合理的。

通过上述三种情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没有考虑到情事变更的例外情形。在情事变更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主张实际履行，因为这样导致显失公平，因而只能主张变更或解除合同。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合同法》应该考虑对情事变更这一情形作出相应的规定。

3.实际履行的保障措施

我国《合同法》没有对实际履行做出相应保障措施规定。通常情况下会采用下列强制措施来确保债务人实际履行。

(1)直接强制

直接强制是指不管债务人的意思如何，借助于国家公权力，直接实现合同目的的强制方法。直接强制是确保实际履行的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法律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不能无视债务人人格尊严，协调这二者的方法便是区分债务的类型以决定是否适用直接强制方法。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8、219、220、224、225和226条对执行措施作出具体规定

2)代替执行

代替执行是指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但是笔者认为代替执行不是强制债务人实际履行的方法。现实中，如果债权人能够合理地从其他渠道获得替代履行，那么他不可以，也没必要主张实际履行。如果有关这类常用的货物或标准服务的合同没有得到履行，大多数客户都不愿意浪费时间和精力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更愿意到市场上去获得替代货物或服务，并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不履行主张损害赔偿。

(3)间接强制

间接强制是指采取间接的方式迫使债务人履行合同。如果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而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即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而如果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则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造成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其中，“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造成的损失”表明，该项惩罚手段的收益人是债权人而非国家。

然而，我国《合同法》没有对强制履行作出任何规定。事实上可以作出一些类似的规定，譬如债权人有权对迟延履行金钱债务收取利息，以及对迟延履行非金钱债务收取迟延履行金，这样给债务人压力，迫使其积极地履行合同。因此，为了促使当事人积极地履行合同义务，笔者建议我国《合同法》规定对迟延履行义务收取利息或延迟履行金。

三、我国实际履行制度的完善建议

结合上述对我国实际履行制度的具体分析，笔者建议我国《合同法》的第107条、第109条和第110条应修订为：

第10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除对方当事人解除合同之外，该方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之后，有权要求对方履行合同。

第109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除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之外，还可以要求支付该笔款项到期时起至支付时止的利息，利率应为付款地短期平均贷款通行利率。

第110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除可以要求履行之外，还可以要求支付迟延履行金，迟延履行金计算应当参照利息的计算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情事变更；（三）履行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成本不合理；（四）能够合理获得替代履行；（五）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参考文献:

[1]王军:美国合同法[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游永斌:论合同的实际履行[J].湘潭大学学报，2000（06）

[3]吴峤滨:论强制实际履行制度[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10）

[4]陈伯诚王伯庭:合同法重点难点问题解析与适用[M].辽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履行不能范文篇5

摘要：研究保证保险的性质对于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具有重要意义。保证保险本质上只具有保险属性，属于保险。保险一般应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可保风险的存在是保险的前提要素；风险分摊是保险的基本要素，费率的不确定是保险的可能性要素。

关键词：保证保险；可保风险；风险分摊；费率

一、概述

保证保险究竟是保险还是保证，在国外争论不一。因此。保证保险的概念目前也未统一。在此，笔者将不讨论其概念，而是从其特征人手进行研究。英美的法学者一般认为，保证保险是保险公司开办的保证业务。按美国学者的说法是：“当一家机构经注册批准成为一家保险公司并从事以货币为对价的保证业务时，这就成为了保证保险。受各州保险法的管辖。”爱尔兰1936年保险法更直接将保证保险定义为“签发保函或保证合同”。但是，国外保险界学者多主张保证保险是一种保险，而司法界则更倾向于保证保险是担保的一种。

目前，在中国关于保证保险性质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保证说．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一种保证担保。一般的保证保险合同均约定，投保人未能按借款合同或者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欠款的，视为保险事故发生，其实这与保证合同中主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没有区别。第二，保险说，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以转嫁被保险人(即债权人)所面临的投保人(即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风险为目的的一种保险。合同的主体、责任方式、合同的性质以及保证的范围均存在很大的不同。第三，二元说，保证保险是保证与保险两种制度的结合。尽管保证与保险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并不完全排斥，尤其是双方在对特定人保障与补偿方面的一致功能，使保险与担保这两种制度就有可能相互连接与配合，从而发挥保障与补偿方面的整合功能。分别支持这三种观点的论据都非常的充分和详细，各自形成理论，由于篇幅限制，此不多述。

笔者认为，保证保险从其本质特征上只具有保险属性，属于保险。我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因此，保险一般应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即可保风险的存在是保险的前提要素；风险分摊是保险的基础要素；费率可以确定是保险的可能性要素。保证保险是否符合这几个要素直接关系到能否把保证保险定性为保险。

二、保证保险中存在可保风险

根据保险法的基本原理，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只能承保尚未发生的、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保险不予承保。因此，保险事故必须是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发生的：且在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更准确地说，保险事故发生应是一种可能性，即不确定性。因此，可保风险须具备纯粹性、偶然性和非普遍性三要件。

在保证保险中，对被保险人来说，保险风险是其自身对债务的不能履行，这一风险符合可保风险要件。

第一，风险的纯粹性指这种风险是一种只会给当事人带来灾害和损失的危险，完全无利可图，没有任何投机性。表面上看，债务人履行不能时其没有完成对债权人的给付，从利益上说不但没有损失还会因为债权人合同的履行而有所收益，不符合纯粹性的特征。其实，当债务人履行不能时将面临债权人的责任追究，这一责任风险正是保证保险被保险人所面临的风险，显然这一风险对被保险人来说是一种损失而无利可图，符合纯粹风险的特征。

第二，风险的偶然性是指该风险是一种偶发的随机现象，具有难以准确预测的偶然性。人们既不知道风险是否一定发生，也不知道一旦风险发生，它是否会造成损失以及损失到底有多大。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具体到保证保险合同．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事故，是投保人不履行债务，而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主要是由投保人主观方面决定的，不符合关于保险事故必须是客观的、不确定事故的保险法原理。其实，在保证保险中，导致债务人履行不能的原因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客观原因所致，即有投保人经济状况恶化、或遭受意外而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显然，这种原因导致的风险不管是被保险人自己还是保险公司都是无法在投保前准确预测的；第二类是主观原因所致，正如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一小部分人从借贷或投保之初，就没有打算还款或履行义务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投保人似乎在投保之时对于保险风险是否发生就早有预见，不符合风险偶然性的特征。在笔者看来，这种情况其实可以看做是被保险人主观上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况，对于保险人来说，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仍具有难以预测的偶然性特征，普通财产保险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如有些投保人为取得保险金在投保时已决定投保后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第三，风险的非普遍性主要是指所保风险不能使大多数的保险对象同时遭受损失。这一条件要求损失的发生具有分散性，从而实现集合多数人力量互助共济的保险功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履行不能责任风险的情况虽然不是个别情况，但并不表明众多被保险人的履行不能会同时发生，保证保险把履行不能风险作为其承保风险，符合保险风险的非普遍性特征。

因此，在保证保险中所存在的风险中，虽有一部分是投保人的主观风险，但并不影响其可保风险的存在。

三、保证保险体现了风险分摊的特征

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的过程，既是风险的集合过程，又是风险的分散过程。众多投保人将其所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又将少数人发生的风险损失分摊给全部投保人，也就是通过保险的补偿行为分摊损失，将结合的风险予以分散转移。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在保证保险巾，保险人对债权人赔付后，有权向投保人即债务人进行追偿。这样，投保人的投保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尽管保险人代为其履行债务，但由于保险人仍可以向投保人追偿，所以保险人的损失并没有任何减免。由此看来，保证保险如果作为一种保险产品来说，其缺乏合理性，也缺乏社会意义。

对此，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其保险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交易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信贷消费保证保险中，如果没有保险人所提供的保险，银行一般不会对贷款人发放贷款，贷款人也就无法进行消费活动，因而往往由于保险这一环节的缺失会导致整个交易过程的终止，可见保证保险的社会经济作用不可低估。

保证保险作为保险的一个险种．与其他财产保险一样，其功能在于采用大数法则及概率学说，通过收取保险费的方式。集众多投保人之力来分散风险，化解风险。保险费中包含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及合理的利润．更重要的是理论上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应能够满足保险金的支出，所以，保险人在保险活动中本身并没有承担实际的风险，只不过是把不确定的风险收集以后再分散给投保人，其实，是投保人在给自己保险。保证担保则与此不同。作为债的担保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保障主债权的顺利实现，保证人并没有把大量债务人所存在的风险进行集中和分散，而只是利用自己的实力和信誉凭一己之力为债权人提供保障。

四、保证保险的费率可以确定

保险是建立在众人协力、互助共济基础之上的，保险人之所以能够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是因为众多投保人预先缴纳保险费，集腋成裘地形成了庞大的保险基金。可见，从保险技术上来说，合理分摊风险是保险的基础要素，而保险费的合理计算又成了合理分摊风险的前提。

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保证保险中的损失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因而费率是建立在经验判断基础之上的。实践中，保证保险的保险费是通过保证人收集和研究单个被保证人的相关信息．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接受的判断。正是在此意义上，保证保险的保险费的实质，是被保证人因使用保险人的信誉而支付的一种手续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一方面，经验判断并非不可以作为拟定保险费的依据。一般来说．一项新的保险业务开展之初，往往会出现保险费拟定不合理的情况。但随着该保险业务的成熟，保险公司根据往年保险费的收支情况对保险费率作出调整，使保险费率逐步趋于合理，这一点是与保险公司的经验判断离不开的。另一方面，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承保的判断也并不违反保险的特征，相反正是保险业务具体环节的体现。就是在普通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也是对保险业务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承保的判断，而对符合条件的收取保险费，并非手续费。例如．在企业财产保险承保之前，保险公司会对该企业的财产风险状况派专业的核保人员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该宗业务是否承保和承保的具体费率。

履行不能范文篇6

关键词：根本违约,构成要件,法律效果,解除合同,免责功能

一、根本违约的法制史及比较法考察

根本违约是区分违约严重程度之做法的近现代样板，通过区分违约不同的严重程度，相应地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这是违约责任法领域中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有必要作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根本违约是发端于英国普通法的一个分析范畴，根本违约之判断最初是根本违约人所违反的合同条款的类型。在19世纪的英国，法院开始将合同条款依其重要程度之轻重区分为“条件”（condition）和“担保”（warranty），相应地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条件可定义为一种对事实的陈述，或者一个允诺，它构成了合同的基本条款（anessentialtermofthecontract）；如果此一对事实的陈述被证明为不真实，或者该允诺未经履行，则无辜方可将此种违反作为毁约，并使他从合同的继续履行中解脱出来。”〔1〕（P115-116）换言之，违反条件被作为根本违约，非违约方可以因此而解除合同。而担保作为合同中次要的和附属性的条款，当它被违反时，并不能够使无辜方以毁约待之，不能够解除合同而只能够请求损害赔偿。

不过，对于上述产生于19世纪的英国普通法上的合同条款分类方法，在近些年有了新的发展，英国的法官们通过发展出一类称为中间条款（intermediateterms，orinnominateterms）的合同条款新类型，对非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加以了限制。从此，打破了19世纪的过分强调条款之性质的“条件”和“担保”之分类，开辟出了一个更富于弹性的基于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的检验方式。如果合同不履行并非违反条件，而是违反中间条款，非违反方当事人将自己从继续履行中解脱出来的权利将取决于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2〕（P123）。英国法院近年来不断扩大中间条款的范围，除了法律或合同明文规定了为条件或担保的条款，几乎所有条款都可以被视为中间条款。

总的说来，英国普通法上在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以所违反的合同条款的性质为依据到以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为依据的过程，目前英国法已主要是根据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判断根本违约是否构成了。

英国普通法上对合同条款所作的“条件”与“担保”之分类，对美国合同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法没有使用“根本违约”之概念，通常使用的是“重大违约”（marterialbreach）或“实质不履行”（substantialnon-performance）。当一方当事人构成重大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尽管“重大违约”与“违反条件”在法律后果上相似，但实际上却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法。“条件”是对合同条款性质的表述，判断某一条款是否属于“条件”，必须考察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是否把它当作合同的要素（essence），因而是主观性的：“重大”违约则是对违约后果的描述，判断违约是否重大，必须考察违约给对方所造成的实际损害的大小，因而是客观的〔3〕（P172）。

就大陆法系的情况而言，在法国，法院在判断是否允许非违约方解除合同时，违约的严重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惟法国法就违约严重程度之判断并未形成任何统一的明确的标准和概念。德国对于违约的严重程度虽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因一方的原因致部分给付不能、给付迟延或不完全给付时，如果“合同的履行对于对方无利益”，对方得解除合同。此处所谓“无利益”，是指受害方已无法获得订立合同所期待获得的利益〔4〕（P355）。学说上认为德国法此一概念与英美法中的“根本违约”或“重大违约”颇为相似，惟其内容及适用要窄一些。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第2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从公约的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来，它已经转向了违约所致损害的程度：它是否实际上剥夺了非违约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了呢？通过公约第25条的规定，便能够对虽为对合同的稍微的偏离却致生严重结果的情形加以规制了。公约对根本违约的构成要求了两个要件：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与违约后果的可预见性。一旦构成根本违约，非违约方便可以根据第49条、72条或73条等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实即解除合同）。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也有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只不过其所使用的概念是“根本不履行”，此即第7.3.1条（终止合同的权利）：“（1）合同一方当事人可终止合同，如另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对合同的根本不履行。（2）在确定不履行义务是否构成根本不履行时，应特别考虑到以下情况：（A）不履行是否实质性地剥夺了受损害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B）对未履行义务的严格遵守是否为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C）不履行是否有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D）若合同终止，不履行方当事人是否将因已准备或已履行而蒙受不相称的损失。（3）在延迟履行的情况下，只要另一方当事人未在第7.1.5条允许的额外期限届满前履行合同，受损害方当事人亦可终止合同。”

欧洲合同法委员会1998年《欧洲合同法原则》第8：103条规定了“根本性不履行”，即“如有下列情形，不履行即为根本性的：1.严格符合债务要求是合同的核心；或2.不履行实质上剥夺了受害方依合同有权期待的东西，除非另一方当事人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能够合理地预见到该结果；或3.不履行是故意的，并且使受害方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再信赖对方当事人未来的履行。”另外，根据第9：301条第一款的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的不履行是根本性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在我国统一合同法之前，《涉外经济合同法》虽然没有使用根本违约的概念，但第29条却采纳了它的实质内容。在新《合同法》中，根本违约系作为非违约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理由之一加以规定的，第94条第2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的，对方可以不经催告解除合同。”

二、根本违约构成论

根本违约作为发生解除权的事由，在违约救济法中居于重要地位，接下来我们分析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问题。

通过前述对根本违约问题所作的法制史及比较法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问题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早期英国普通法上，是通过区分合同条款是属于条件抑或是属于担保来判别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这种做法可以称为“条款主义”。这种条款主义因合同条款既不能确切地作为条件，也不能确切地作为担保，于是发明出了所谓的“中间条款”，而对中间条款的违反，其效果的判断是无法简单地从其条款的类型上作出，而是要通过违约行为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上作出，至此，便步入了“结果主义”阶段。如果说“条款主义”之判断标准具有明确的形式主义色彩的话，那么“结果主义”之判断标准即具有显见的实质主义之性格。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结果主义”之判断标准已发展成为判断根本违约构成与否的主流标准。

在确定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时，总体上说存有条款主义与结果主义两类做法。尽管目前所见到的采纳根本违约的立法例在“结果主义”这点上基本一致，但在是否同时采取可预见性标准上却存在分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均采用了可预见性标准进一步限制根本违约或根本不履行的构成。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在此问题上没有采纳可预见性标准，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而造成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现象以及对债权人保护的不利因素。”〔5〕（P541-542）在统一合同法起草过程中也没有采纳可预见性标准限制根本违约之构成。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我们也就有必要对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问题加以探讨。另外，由于根本违约是从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方面对违约行为所作的分类，那么它是可以与依其他标准对违约行为所作的描述和分类并存的，比如根本违约可能与迟延履行并存，可能与不履行并存，与不完全履行并存等。因而，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的违约形态中根本违约之具体构成，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对根本违约之构成的类型化分析。我们国家立法上的根本违约应采取什么样的构成标准呢？本文以为原则上应采结果主义的判断标准，同时在具体的判断上可参照所违反义务的类型标准。首先，我国合同法上并不区分“条件”与“担保”两类合同条款，法律术语中虽然也有“条件”与“担保”，但其含义与英国法并不相同。这样，也就不存在英国法那样的采条款主义的基础。其次，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将合同条款区分为重要条款和一般条款来实现英国法上“条件”与“担保”条款的作用，但是，英国法相关的发展历程已显示出，这类做法最终还是通过“中间条款”及合同解释走上了结果主义的道路。再次，对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的规定的以严格遵守合同义务作为合同的实质内容，进而以之为判断根本不履行的标准，本文以为虽然有其合理性，而且符合合同自愿原则，但在处理方法上，在我国似乎可以作为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进而收到与之相同的效果，而不必强令其归入根本违约的范畴。复次，对于不履行是否有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的“过错主义”的判断标准，笔者以为有探讨的余地，一方面，这种做法只是处于辅助地位，根本上仍然要依结果主义标准，而一旦采用了结果主义标准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基本上也就没有再适用“过错主义”标准的余地了。另一方面，我国法上虽然有责任与过错成正比的思想，比如在违约金问题上就有所体现，但是尚未见到以故意违约为由允许解除合同的做法。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也只能是在一些特别的合同类型中，债务人故意违约构成了对作为合同之基础的信赖关系的破坏，则可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关系。最后，在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时，可以结合大陆法的特点，从所违反的义务的类型加以判断。现代债权法的一个重大发展是表现在债之关系上义务群的不断发展和扩张，在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时，可以与此相结合，如果违反的是主给付义务，通常可以断定构成根本违约；如果违约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等，通常并不能因此而解除合同，只有当对此类义务的违反危及作为合同基础的信赖关系时，可以此为由解除合同。

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最终是一个由法官解释合同并依其裁量权加以判定的事项，对此加以类型化，将有助于根本违约构成与否的判断。

1.迟延履行场合的根本违约迟延履行并非必然发生根本违约，但如果合同对履行期有明确的约定，而且履行期之约定在合同中显然处于重要地位时，则迟延履行通常会构成根本违约。对于并非特别强调履行期的合同，在迟延履行的情况下，只要迟延方当事人未在允许的额外期限届满前履行合同，亦可以此作为根本违约，非违约方当事人可解除合同。

2.履行不能场合的根本违约依大陆法系传统见解，履行不能得分为原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区分当事人是否有可归责性而分别可能发生合同无效或债务不履行责任。在当事人具有可归责性的场合，具有可归责性的当事人要承担履行不能之责任，又由于履行不能已使合同的整个目的落空，这种违约行为无疑应作为根本违约，非违约方当事人自得解除合同。

3.不完全履行场合的根本违约在不完全履行场合，通常债务人已履行给付义务，只不过是由于履行义务不完全，或者是由于附随义务的不履行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害，此种场合通常是通过赔偿损失的方式解决：如果因违反附随义务而造成扩大的损害，即造成了债权人人身或其他财产（固有利益）的损害，则会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问题，此时能否作为根本违约则是一个问题。笔者以为检验的标准仍然要看是否因此而使债权人的合同目的落空，无法简单地一概而论；在债权人合同目的落空场合，或者说危及作为合同关系之基础的信赖关系时，则应作为根本违约，允许债权人解除合同；否则即不能作为根本违约。

4.先期违约场合的根本违约在先期违约场合，如债务人已先期明确表示届时不履行合同，此时即可以不待履行期的到来，以其拒绝履行作为根本违约，可以因此解除合同。如果债务人没有明示拒绝履行，但由于债务人的信用状况恶化而致履行不可期待，此时的合同目的也就无法期待能够实现，自然也应作为根本违约，允许债权人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

三、根本违约效果论

一旦构成根本违约，那么在法律上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笔者以为根本违约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二是如果存有免责条款则在解释上通常阻却债务人援引该免责条款。下面分别讨论。

（一）根本违约与合同解除权：解除权的发生与限制问题在根本违约场合，可因此发生债权人的单方解除权，不过根本违约对于解除权的意义是双重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方面它是解除合同的主要理由，另一方面又是对当事人解除合同权利的重要限制。”〔6〕

1.根本违约场合解除权的发生在统一合同法颁布之前合同法尚处于三足鼎立状态时，三部合同法对于违约场合的合同解除条件均有规定。修改前的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由于一方违约，使经济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第26条的规定似乎有所退步，第一款第三项仅规定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9条规定，当事人因另一方违反合同，以致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的，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技术合同法第24条规定，（1）另一方违反合同致使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2）作为技术开发合同标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使履行成为不必要。对此类法定解除条件，学理解释上认为实际上包括两种解除的条件，一种是当事人一方违约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另一种是当事人一方违约使合同不能履行。“履行成为不必要，是指合同的履行不能达到非违约方所期望的目的，也就是不能达到合同的目的。”〔7〕（P369）实际上即是根本违约。

新《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具体情形，其中第2～4项是针对违约情形所设的规定，包括：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些允许解除合同的情形均可以归纳为违约所造成的结果严重，使合同目的落空或不可期待，实即根本违约。

2.根本违约对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当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根本违约制度的重要意义，主要不在于使债权人在另一方违约的情况下获得解除合同的机会，而在于严格限定解除权的行使，限制一方当事人在对方违约以后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5〕（P543）这一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经济合同法1993年修改后，其第26条修改了原来的第27条的规定，规定“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非违约方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此处并未言及不履行之结果的严重程度问题，对解除权的行使并未作出限制，以致在实践中带来了一些滥用解除权的事情，这种教训是应该吸取的，所以在统一合同法立法中，一再地以违约及其结果的严重程度来限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二）根本违约与免责条款：免责功能之阻却

对于免除根本违约或重大违约责任的合同条款应予以限制，这一法政策为多数国家所奉行，在我国也应如此。不过，在立法技术上却有不同的选择，一种是以德国《一般合同条款法》第9条的规定为代表，认为对依合同之本旨应发生的重要权利义务予以限制以致合同目的有不能达成之虞者，应以该条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无效。如此，免除“根本违约”责任的条款在德国定式于消费者合同中，即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无效，不妨称此种做法为无效论。另一种选择则是采取灵活的解释方法，以根本违约为由阻却免责条款效力的发挥，此种做法不妨称为效力阻却论。笔者认为无效论过于武断而不具合理性，而效力阻却论较具灵活性和合理性，并曾专门论述过相关理由〔8〕（P516）。

以根本违约作为免责条款功能的阻却事由，即谓在发生根本违约时，原则上违约方当事人不得援引该条款寻求免责，因为根本违约破坏了合同的根基，如果允许这种免责条款发挥效力，即等于允许一方当事人说：我缔结合同要做如此如此之事，但如果我没有做如此之事，我不负责任。依通常观念，甚不合于公平理念。当然，免责条款作为当事人分配合同风险的工具，也不能完全限制其功能的发挥。如果当事人使用了明白无误的语言，且系真实的意思表示之结果，欲免除一方根本违约的责任，那么也并非绝对不可以，这种情况在风险承担社会化背景下是可能发生的，这时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让免责条款发挥免责功能。

根本违约是从英国普通法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有着比较重大的影响力，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等中均有所体现。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吸收规定了这一制度，在新《合同法》中也采纳了这一制度，一方面作为一种法定的合同解除权的发生事由，另一方面实际上又对解除权的行使予以了非常有必要的限制，对于促进交易、限制解除权的滥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A.G.GuesteditedAnson‘sLawofContract.（26thed）〔J〕，ClarendonPress.Oxford（1984）。

〔2〕SeeA.G.GuesteditedAnson‘sLawofContract〔J〕，（26thed.1984）。

〔3〕冯大同主编，国际货物买卖法〔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

〔4〕G.H.Traital.RemediesforBreachofContract，（1988），（J〕ClarendenPress，Oxford。

〔5〕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焦津洪，论根本违约，中外法学，1993。

履行不能范文篇7

关键词：保证保险；可保风险；风险分摊；费率

一、概述

保证保险究竟是保险还是保证，在国外争论不一。因此。保证保险的概念目前也未统一。在此，笔者将不讨论其概念，而是从其特征人手进行研究。英美的法学者一般认为，保证保险是保险公司开办的保证业务。按美国学者的说法是：“当一家机构经注册批准成为一家保险公司并从事以货币为对价的保证业务时，这就成为了保证保险。受各州保险法的管辖。”爱尔兰1936年保险法更直接将保证保险定义为“签发保函或保证合同”。但是，国外保险界学者多主张保证保险是一种保险，而司法界则更倾向于保证保险是担保的一种。

目前，在中国关于保证保险性质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保证说．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一种保证担保。一般的保证保险合同均约定，投保人未能按借款合同或者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欠款的，视为保险事故发生，其实这与保证合同中主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没有区别。第二，保险说，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以转嫁被保险人(即债权人)所面临的投保人(即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风险为目的的一种保险。合同的主体、责任方式、合同的性质以及保证的范围均存在很大的不同。第三，二元说，保证保险是保证与保险两种制度的结合。尽管保证与保险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并不完全排斥，尤其是双方在对特定人保障与补偿方面的一致功能，使保险与担保这两种制度就有可能相互连接与配合，从而发挥保障与补偿方面的整合功能。分别支持这三种观点的论据都非常的充分和详细，各自形成理论，由于篇幅限制，此不多述。

笔者认为，保证保险从其本质特征上只具有保险属性，属于保险。我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因此，保险一般应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即可保风险的存在是保险的前提要素；风险分摊是保险的基础要素；费率可以确定是保险的可能性要素。保证保险是否符合这几个要素直接关系到能否把保证保险定性为保险。

二、保证保险中存在可保风险

根据保险法的基本原理，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只能承保尚未发生的、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保险不予承保。因此，保险事故必须是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发生的：且在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更准确地说，保险事故发生应是一种可能性，即不确定性。因此，可保风险须具备纯粹性、偶然性和非普遍性三要件。

在保证保险中，对被保险人来说，保险风险是其自身对债务的不能履行，这一风险符合可保风险要件。

第一，风险的纯粹性指这种风险是一种只会给当事人带来灾害和损失的危险，完全无利可图，没有任何投机性。表面上看，债务人履行不能时其没有完成对债权人的给付，从利益上说不但没有损失还会因为债权人合同的履行而有所收益，不符合纯粹性的特征。其实，当债务人履行不能时将面临债权人的责任追究，这一责任风险正是保证保险被保险人所面临的风险，显然这一风险对被保险人来说是一种损失而无利可图，符合纯粹风险的特征。

第二，风险的偶然性是指该风险是一种偶发的随机现象，具有难以准确预测的偶然性。人们既不知道风险是否一定发生，也不知道一旦风险发生，它是否会造成损失以及损失到底有多大。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具体到保证保险合同．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事故，是投保人不履行债务，而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主要是由投保人主观方面决定的，不符合关于保险事故必须是客观的、不确定事故的保险法原理。其实，在保证保险中，导致债务人履行不能的原因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客观原因所致，即有投保人经济状况恶化、或遭受意外而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显然，这种原因导致的风险不管是被保险人自己还是保险公司都是无法在投保前准确预测的；第二类是主观原因所致，正如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一小部分人从借贷或投保之初，就没有打算还款或履行义务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投保人似乎在投保之时对于保险风险是否发生就早有预见，不符合风险偶然性的特征。在笔者看来，这种情况其实可以看做是被保险人主观上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况，对于保险人来说，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仍具有难以预测的偶然性特征，普通财产保险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如有些投保人为取得保险金在投保时已决定投保后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第三，风险的非普遍性主要是指所保风险不能使大多数的保险对象同时遭受损失。这一条件要求损失的发生具有分散性，从而实现集合多数人力量互助共济的保险功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履行不能责任风险的情况虽然不是个别情况，但并不表明众多被保险人的履行不能会同时发生，保证保险把履行不能风险作为其承保风险，符合保险风险的非普遍性特征。

因此，在保证保险中所存在的风险中，虽有一部分是投保人的主观风险，但并不影响其可保风险的存在。

三、保证保险体现了风险分摊的特征

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的过程，既是风险的集合过程，又是风险的分散过程。众多投保人将其所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又将少数人发生的风险损失分摊给全部投保人，也就是通过保险的补偿行为分摊损失，将结合的风险予以分散转移。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在保证保险巾，保险人对债权人赔付后，有权向投保人即债务人进行追偿。这样，投保人的投保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尽管保险人代为其履行债务，但由于保险人仍可以向投保人追偿，所以保险人的损失并没有任何减免。由此看来，保证保险如果作为一种保险产品来说，其缺乏合理性，也缺乏社会意义。

对此，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其保险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交易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信贷消费保证保险中，如果没有保险人所提供的保险，银行一般不会对贷款人发放贷款，贷款人也就无法进行消费活动，因而往往由于保险这一环节的缺失会导致整个交易过程的终止，可见保证保险的社会经济作用不可低估。

保证保险作为保险的一个险种．与其他财产保险一样，其功能在于采用大数法则及概率学说，通过收取保险费的方式。集众多投保人之力来分散风险，化解风险。保险费中包含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及合理的利润．更重要的是理论上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应能够满足保险金的支出，所以，保险人在保险活动中本身并没有承担实际的风险，只不过是把不确定的风险收集以后再分散给投保人，其实，是投保人在给自己保险。保证担保则与此不同。作为债的担保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保障主债权的顺利实现，保证人并没有把大量债务人所存在的风险进行集中和分散，而只是利用自己的实力和信誉凭一己之力为债权人提供保障。

四、保证保险的费率可以确定

保险是建立在众人协力、互助共济基础之上的，保险人之所以能够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是因为众多投保人预先缴纳保险费，集腋成裘地形成了庞大的保险基金。可见，从保险技术上来说，合理分摊风险是保险的基础要素，而保险费的合理计算又成了合理分摊风险的前提。

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保证保险中的损失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因而费率是建立在经验判断基础之上的。实践中，保证保险的保险费是通过保证人收集和研究单个被保证人的相关信息．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接受的判断。正是在此意义上，保证保险的保险费的实质，是被保证人因使用保险人的信誉而支付的一种手续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一方面，经验判断并非不可以作为拟定保险费的依据。一般来说．一项新的保险业务开展之初，往往会出现保险费拟定不合理的情况。但随着该保险业务的成熟，保险公司根据往年保险费的收支情况对保险费率作出调整，使保险费率逐步趋于合理，这一点是与保险公司的经验判断离不开的。另一方面，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承保的判断也并不违反保险的特征，相反正是保险业务具体环节的体现。就是在普通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也是对保险业务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承保的判断，而对符合条件的收取保险费，并非手续费。例如．在企业财产保险承保之前，保险公司会对该企业的财产风险状况派专业的核保人员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该宗业务是否承保和承保的具体费率。

履行不能范文篇8

根据保险法的基本原理，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只能承保尚未发生的、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保险不予承保。因此，保险事故必须是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发生的：且在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更准确地说，保险事故发生应是一种可能性，即不确定性。因此，可保风险须具备纯粹性、偶然性和非普遍性三要件。

在保证保险中，对被保险人来说，保险风险是其自身对债务的不能履行，这一风险符合可保风险要件。

第一，风险的纯粹性指这种风险是一种只会给当事人带来灾害和损失的危险，完全无利可图，没有任何投机性。表面上看，债务人履行不能时其没有完成对债权人的给付，从利益上说不但没有损失还会因为债权人合同的履行而有所收益，不符合纯粹性的特征。其实，当债务人履行不能时将面临债权人的责任追究，这一责任风险正是保证保险被保险人所面临的风险，显然这一风险对被保险人来说是一种损失而无利可图，符合纯粹风险的特征。

第二，风险的偶然性是指该风险是一种偶发的随机现象，具有难以准确预测的偶然性。人们既不知道风险是否一定发生，也不知道一旦风险发生，它是否会造成损失以及损失到底有多大。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具体到保证保险合同．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事故，是投保人不履行债务，而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主要是由投保人主观方面决定的，不符合关于保险事故必须是客观的、不确定事故的保险法原理。其实，在保证保险中，导致债务人履行不能的原因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客观原因所致，即有投保人经济状况恶化、或遭受意外而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显然，这种原因导致的风险不管是被保险人自己还是保险公司都是无法在投保前准确预测的；第二类是主观原因所致，正如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一小部分人从借贷或投保之初，就没有打算还款或履行义务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投保人似乎在投保之时对于保险风险是否发生就早有预见，不符合风险偶然性的特征。在笔者看来，这种情况其实可以看做是被保险人主观上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况，对于保险人来说，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仍具有难以预测的偶然性特征，普通财产保险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如有些投保人为取得保险金在投保时已决定投保后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第三，风险的非普遍性主要是指所保风险不能使大多数的保险对象同时遭受损失。这一条件要求损失的发生具有分散性，从而实现集合多数人力量互助共济的保险功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履行不能责任风险的情况虽然不是个别情况，但并不表明众多被保险人的履行不能会同时发生，保证保险把履行不能风险作为其承保风险，符合保险风险的非普遍性特征。

因此，在保证保险中所存在的风险中，虽有一部分是投保人的主观风险，但并不影响其可保风险的存在。三、保证保险体现了风险分摊的特征

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的过程，既是风险的集合过程，又是风险的分散过程。众多投保人将其所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又将少数人发生的风险损失分摊给全部投保人，也就是通过保险的补偿行为分摊损失，将结合的风险予以分散转移。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在保证保险巾，保险人对债权人赔付后，有权向投保人即债务人进行追偿。这样，投保人的投保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尽管保险人代为其履行债务，但由于保险人仍可以向投保人追偿，所以保险人的损失并没有任何减免。由此看来，保证保险如果作为一种保险产品来说，其缺乏合理性，也缺乏社会意义。

对此，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其保险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交易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信贷消费保证保险中，如果没有保险人所提供的保险，银行一般不会对贷款人发放贷款，贷款人也就无法进行消费活动，因而往往由于保险这一环节的缺失会导致整个交易过程的终止，可见保证保险的社会经济作用不可低估。

保证保险作为保险的一个险种．与其他财产保险一样，其功能在于采用大数法则及概率学说，通过收取保险费的方式。集众多投保人之力来分散风险，化解风险。保险费中包含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及合理的利润．更重要的是理论上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应能够满足保险金的支出，所以，保险人在保险活动中本身并没有承担实际的风险，只不过是把不确定的风险收集以后再分散给投保人，其实，是投保人在给自己保险。保证担保则与此不同。作为债的担保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保障主债权的顺利实现，保证人并没有把大量债务人所存在的风险进行集中和分散，而只是利用自己的实力和信誉凭一己之力为债权人提供保障。

三、保证保险的费率可以确定

保险是建立在众人协力、互助共济基础之上的，保险人之所以能够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是因为众多投保人预先缴纳保险费，集腋成裘地形成了庞大的保险基金。可见，从保险技术上来说，合理分摊风险是保险的基础要素，而保险费的合理计算又成了合理分摊风险的前提。

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保证保险中的损失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因而费率是建立在经验判断基础之上的。实践中，保证保险的保险费是通过保证人收集和研究单个被保证人的相关信息．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接受的判断。正是在此意义上，保证保险的保险费的实质，是被保证人因使用保险人的信誉而支付的一种手续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一方面，经验判断并非不可以作为拟定保险费的依据。一般来说．一项新的保险业务开展之初，往往会出现保险费拟定不合理的情况。但随着该保险业务的成熟，保险公司根据往年保险费的收支情况对保险费率作出调整，使保险费率逐步趋于合理，这一点是与保险公司的经验判断离不开的。另一方面，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承保的判断也并不违反保险的特征，相反正是保险业务具体环节的体现。就是在普通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也是对保险业务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承保的判断，而对符合条件的收取保险费，并非手续费。例如．在企业财产保险承保之前，保险公司会对该企业的财产风险状况派专业的核保人员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该宗业务是否承保和承保的具体费率。

可以看出，虽然保证保险与普通财产保险具有较大的差异，但保证保险也具备保险所必须的三要素，保证保险的性质应当归于保险。

尽管保证保险和担保这两种制度一样，都具有保障债权的功能，都是对特定人提供保障和补偿，保险的对象与担保的对象也可能发生重合，但它们的目的不同、手段不同、本质特征也不同，是两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保证保险合同是一个独立合同，保险人承担的是保险责任，保证保险法律关系也应纳入《保险法》进行调整。

履行不能范文篇9

【关键词】风险物权转移风险负担不可抗力违约

一、风险及风险负担转移

所谓风险是指，足以致使货物毁损、灭失的意外事由。包括盗窃、火灾、破碎、渗漏、扣押、征用、船舶沉没、飞机失事以及不属于正常损耗的腐烂变质，等等。风险本身，没有什么转移的问题，风险转移，实在地说就是风险负担的转移，就是指由于发生风险而导致标的物毁损时，由哪方当事人来承担损失。尽管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损失都可以通过保险而得到经济上的补偿，但是“谁有资格向保险公司提出补偿；在不属于保险范畴之内或当事人漏保的情况下；对受损物进行保全与救助的责任问题，对买卖双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风险负担的重要是因为以下几点。

1.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标的物的转移。在标的物的转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风险而导致标的物的毁损和灭失，这往往会导致合同的履行不能。而合同的履行不能，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损失，如何公平的划分与分配风险，从而确定损失的承担者，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

二、物权的转移

一般而言，各国法律允许买卖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确定转移的时间。但是实际活动中，买卖双方很少对此做出具体规定，为了使这一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各国法律规定了一些原则，作为当事人双方没有确定所有权转移时的可选项。

1.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国家，一部分国家规定以合同成立的时间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如法国。另有一些国家规定所有权的转移不能仅以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加以实现，尚需由卖方向买方实际交付的行为加以支持，否则无效。

英国对所有权的转移又区分了特定物与非特定物两种情形。对于特定物，双方约定时，标的物所有权发生转移，无论是何种合同形式(口头合同或书面合同)。在非特定物的买卖中，将货物的特定化是实现货物所有权转移的前提。但无论是特定物还是非特定物，卖方都要以保留对货物的处分权，只有在卖方要求的条件得以满足，货物的所有权才转移给买方。

美国的《统一商法典》中规定，原则上在将货物确定于合同项下以前，货物的所有权不能转移给买方。如交易双方对此有协议，可依据协议处理，如无协议，则货物的所有权是卖方完成交货时转移给买方。

我国的《物权法》中规定，“物权因民事行为而发生变动时，除了当事人之间须有债权合意外，还须另外践行登记或者交付，即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从此可看出，我国立法基本采用了大陆法系的观点，并保留了当事人的意思自制。

三、不可抗力引起的风险负担

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不同类型的风险，做出了不同的分配策略。比如，风险发生时，对于可归责于买卖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所导致标的物的毁损，一般经由违约责任制度来进行风险分配。

1.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将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相关联。这一立法思想在大多数国家都有所休现，如法国和英国均采取了这一思想，即在货物所有权转移于买方之前，货物毁损的风险由卖方承但，在货物所有权转移到买方后，不论货物是否交付，风险即行转移，由买方承担。

将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相分离。这一立法思想美国是代表。我国《合同法》第142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即以货物的交付划分风险责任。在货物交付之前，由卖方承但，交付之后，由买方承但。买卖合同中债务履行不能时的履行利益的风险负担。

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的事由发生时，致使买卖合同债务的履行不能时，双方当事人是否还要继续履行合同中的义务。主要包括卖方陷入履行不能时的，出卖人的履行利益风险，又包括买受人履行利益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出卖人履行利益风险。

我国《合同法》只规定了“不可抗力”。即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一旦解除，则双方当事人就无继续履行合的依据，顺此，发生与前诉法系相同的结果——债务消灭。

四、一方当事人违约时，买卖合同风险的分配

在一方当事人违约的情形下的风险分配，也因物权变动的模式或货物所有权移转模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违约可分为迟延履行和不完全履行。

1.迟延履行与风险负担

一般来说，广义的履行迟延除狭义的履行迟延，即债务人迟延外，还包括债权人迟延。不论是在债务人迟延期间，还是在债权人迟延期间，标的物均可能因迟延以外的事由而毁损灭失。

对物权变动，采用物权形式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所有权的转移系于交付或登记行为。故在采交付主义作为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负担分配的一般原则时，在债务人违约，如迟延交付的，不发生风险负担的转移，若是债权人违约的，如迟延受领时，即使标的没有交付，风险负担仍发生转移。

我国《合同法》第143条规定：“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这显然是使买受人承担其受领迟延期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在大陆法系，一般认为当出卖人瑕疵给付时，物的瑕疵不阻碍风险的移转，即买受人在受领标的物后应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不过买受人得解除合同或请求减少价金。在买受人解除合同并将标的物返还给原债务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当然由该债务人承担。

对出卖人的瑕疵给付时的风险负担问题，我国《合同法》第148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据此，当出卖人交货不符，导致买方拒收时，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我国《合同法》第149条还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该条显系借鉴了《公约》第70条的规定，因此应做出与《公约》第70条相同的解释。公务员之家

五、结论

在当代社会，买卖交易的风险负担是相对公平的。法是社会利益的法，是多数人利益的法，法所谓的公平，简而言之，也就是大多数人认为的公平。总要有人为这公平付出牺牲，不管这牺牲是否是真正的公平。

参考文献：

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郭明瑞，房绍坤.新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王利民，郭明瑞.民法新论.中国政大学出版社，1988.

刘春堂.判解民法物权.三民书局，1987.

履行不能范文篇10

一是加强审判人员素质培养，切实提高审判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完善案件审判、执行的流程管理机制。要把审执兼顾工作纳入岗位目标责任制，作为年底考核法官、庭长的重要内容，逐步培养审判人员的审执兼顾意识。

二是提高法律文书质量，要求说理透彻，判决主文内容明确，杜绝使用模糊术语或抽象、模棱两可的文字，有给付内容的，要明确利息的计算依据和起止日期。调解达成协议不能当场履行的，应要求当事人提供担保，避免出现空调、假调现象，提高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庭长要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法律文书的核稿工作，不能简单地一签了事。

三是找准审判和执行工作协调配合的切入点，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审判人员必须要关注执行工作，注意审判与执行之间的内在衔接，尽量消除执行不能的隐患。具体地说，在审判、执行立案时，应当告知当事人诉讼、执行风险，树立当事人的风险意识；对很难执行或不能执行的“行为”，一般不要采取判决形式，采用和解或调解的方式予以解决，或者变通为金钱给付的形式结案；经调解能当庭履行的案件，应督促当事人当庭履行，避免当事人反悔、法院判决后再进入执行程序；审理阶段，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被告的财产应当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对符合先予执行条件的，可先予执行，确保判决的执行。采取保全措施后，要报执行机构备案，判决生效后，及时将相关材料移交执行机构处理。

四是完善审判案件和执行案件的评查、审查制度，确保案件质量，保证执行依据的正确性。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仍然负有审查职能，对经审查确有错误的案件，要及时呈报主管院长并经审委会讨论提起再审，提高执行案件的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