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规则范文10篇

履行规则范文篇1

[关键词]担保物的担保人的担保义务人的选择权

一、关于提供担保的义务：从《合同法》的一组条文谈起

在合同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组条文：

《合同法》第69条：当事人依照本法第60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第104条第1款：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

《合同法》第152条：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可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但出卖人提供适当担保的除外。

在这些条文中,都涉及了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提供担保”的义务。但是,对于应该提供的担保的类型和提供担保的方式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由此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的义务应该如何履行？应该提供物的担保（抵押或质押）还是应该提供人的担保（保证）,或者是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如果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话,这样的选择权应该由债权人行使还是由债务人行使？

以上所举出的例子其实只涉及到提供担保的义务的一种类型,即当事人这样的义务来自于法律的直接规定。①但是在实践中还经常发生当事人约定,一方有义务提供担保,但是对这样的义务的履行——比如说担保的方式和担保的类型——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是否因合同的标的无法确定而无效？如果不是无效的话,当事人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确定应该履行的具体内容,并且如何来履行这一义务？此外,在司法程序中,法官也可能根据所处理的案件的具体情况,要求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担保。比如说在判决离婚的情况下,关于生活费的支付义务等,对子女的教育费用、生活费用的支付义务,如果法官认为义务人存在着现实的可能逃避其承担义务的可能性,也可以判决要求承担该费用的一方当事人提供适当的担保,同时并不具体指明担保的方式和类型。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义务就来自法官的命令。概言之,提供担保的义务既可能来自于法定,也可能来自于约定,甚至还可能来自于法院的判定。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就该义务的履行,没有明确和具体的规定/约定/裁定,那么应该遵循哪些规则？下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二、履行规则之一：担保等效规则

所谓的担保等效规则是指,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应该提供的担保的种类和形式,那么任何一种类型的担保,包括物的担保（质押、抵押）与人的担保（保证）都被认为是合适的担保类型。这也就是说,在物的担保与人的担保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义务人提供任何一种形式的担保都将被认为是提供了合适的担保。②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担保等效规则呢？这主要来自于担保本身的辅助性功能。当事人在进行经济交往时,有的时候出于对对方现时的与未来的履行能力的怀疑,要求交易的相对方提供担保。此时,获得担保本身不是当事人所追求的目的,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经济交换。就此而言,提供担保始终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当事人所追求的是担保所带来的后果。③

就担保所带来的后果而言,无论是物的担保还是人的担保,都是相同的：获得担保的人都同样地获得了保障。换言之,在实现担保的功能上,物的担保与人的担保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它们被认为是等效的。这里所说的“等效”,正是指它们都可以实现同样的担保效果。

正是由于担保的工具性特征,我们可以说,有权要求相对人提供担保的人,所追求的就是要获得担保的“效果”（而不是担保本身）；有义务向相对方提供担保的人,其义务的实质之所在就是让相对人获得担保的“效果”（而不是担保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当某个有义务提供担保的人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担保,使得相对人“获得被担保的效果”,那么他就是合乎要求地履行了其“提供担保”的义务。至于他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样的效果,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提供了担保,而不是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担保。④

当然,在例外的情形下,担保等效规则应该受到限制。如果提供某种担保的义务成为合同的主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担保本身就成为合同的目的。比如说,当事人与银行订立一个合同,依据该合同,；当事人向银行交付一笔款项；作为其对价,银行在该当事人与他人进行的交易中提供担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提供担保的义务就不具有工具性的特征,而是合同的主义务。虽然当事人没有约定提供担保的具体类型,但是根据可以推知的当事人的意思以及交易惯例,银行必须向对方当事人提供人的担保而非物的担保。

三履行规则之二：义务人享有选择权的规则

和所谓的义务人享有选择权的规则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义务人必须提供担保的特定形式,义务人可以自行选择合适的担保方式。

关于这一规则的存在依据,传统的理论认为这体现了合同解释中的“有利于债务人”（favordebitoris）的基本原则。⑤之所以说是有利于债务人,主要是考虑到,有选择权的一方总比没有选择权的一方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上,而且选择权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利益。

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其实并没有说服力。首先,在中国的债法（特别是《合同法》）中是否存在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并不明确,⑥所以从该角度所进行的解释不能支持这一规则的存在；其次,在这里,“义务人享有选择权”是否真的就是一种利益本身就是有疑问的。上文已经分析了担保等效规则,如果义务人在“事实上”提供了某种担保（这也就必然意味着他在“事实上”没有采用其他形式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义务人是行使了某种“选择权”,那也不能说他就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利益。因为,他必然总是要选择一些并要放弃一些。所以,笔者认为,即使可以说是义务人享有选择权,也不能说,这样的安排就给予义务人以某种优惠,体现了“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

问题的关键在于：义务人享有选择权的规则其实是担保等效规则的逻辑结论。之所以赋予义务人以选择权,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义务人要履行的义务,而非权利人要履行的义务。笔者的分析过程如下：有义务提供担保的人具有选择权,属于债的履行规则。它不是关于债的客体的确定的规则。这里的债的客体体现为“提供担保”,这已经是确定了的。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一问题理解为债的客体的确定,就会产生混淆。并且,说有义务提供担保的人具有选择权,属于债的履行规则,这样的说法就已经隐含了一个作为前提的判断：虽然当事人的约定中没有明确指出应该提供的担保的类型,但是这个以“提供担保”为客体的债已经成立并且生效了,提供担保的义务不因为没有明确指出担保的类型而无效。确定提供担保的类型,属于债的履行阶段要解决的问题。在债的履行阶段,对债务人一方来说,对履行行为的要求是正确履行债务。既然已经确定了担保等效规则,那么债务人提供任何一种类型的担保的行为都必须被认为是有效的债的履行,债权人无权拒绝。⑦

因此,我们之所以说义务人享有选择权只是因为,只要他提供了担保（这必然表现为某种选择）,在合乎要求的情况下,权利人是不能拒绝的（否则就构成债权人迟延,或者说是违背诚信原则）。正因为权利人不能拒绝,所以我们说,在后果的层面上,义务人享有选择权。依据同样的逻辑,正是由于权利人不可能去拒绝义务人提供的合适的担保,所以权利人不享有选择权。

义务人享有选择权的规则其实是担保等效原则的逻辑结论,也是在事实的意义上所作的一种描述。

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这里所说的“选择权”,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意义上的选择,它不是形成权的行使,它甚至不是一种意思表示,因此,不需要通知,也不存在所谓的不得变更已经作出的选择的问题。义务人甚至可以选择部分地提供物的担保,部分地提供人的（限额）保证,只要能够达到让权利人得到“担保的效果”就可以。当然,义务人提供担保的时候导致权利人的费用支出,属于履行费用,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其负担者的情况下,应该由义务人来承担。

四、履行规则之三：充分担保规则

所谓的充分担保规则,就是指无论义务人提供什么类型的担保,它都必须达到能够充分满足权利人的“受担保”的要求。

关于充分担保规则,来自于债的履行中的正确履行和全面履行的原则。在立法中,这一规则表现为这样的表述：义务人应该提供“适当的担保”（比如说,《合同法

》第69、152条等）。这里所谓的“适当的担保”就是指担保必须是充分的。

什么样的担保才是充分的担保呢？首先,一个担保是否充分,与担保本身的类型没有关系。即使在一般的社会观念上认为物的担保,特别是不动产抵押担保相对于人的担保可能更可靠一些,其实这样的观念也不一定正确。因为在有的情况下,不动产的抵押担保,可能会由于不动产本身的价值比较低,而只能保障一个较小的债权,而一个具有很高资信的自然人和法人的担保,却更加具有保障性。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有上文所论述的担保等效规则和义务人享有选择权的规则。其次,在一般的情况下,担保是否充分,要根据担保所要服务的主债的情况来进行判断。就此而言,提供担保的义务本身并不能解决担保是否充分的问题。判断担保是否充分,主要的标准是看此担保是否足以在合理的程度上消除主债中的债权人对债务人履行能力的疑虑。⑧这是一个必然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的问题。如果主债权人认为义务人提供的担保不充分,那么他可以援用《合同法》第72条所规定的部分履行的规则,拒绝受领义务人提供的担保。不过,如果权利人主张义务人提供的担保不充分,他必须证明该事实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不是由义务人来证明他提供的担保是充分的呢,而要由权利人来主张义务人提供的担保不充分呢？这主要是因为,在多数的情况下,怀疑债务人不具有履行能力,从而要求其提供担保,这本身已经构成了法律对债权人提供的一个法律上的保障。并且,由于在一般的情况下,债权人必须自己来；承担选择交易相对人的时候的风险,所以法律也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由于这样的因素,在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下,（半途）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这来已经构成对债务人的一种限制性的附加义务。对于这样的不具有对称性的附加义务,应该行限制性的解释。由债权人来证明债务人提供的担保不充分,正是这样的解释原则的体现。

当然,如果提供担保的义务构成当事人在合同中的主义务,上述处理方式就必须调整。应由提供担保的一方证明其提供的担保在客观上符合当事人约定的要求。

五、义务人不履行提供担保义务的后果

如果有义务提供担保,但是义务人不履行该义务,那么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区分提供担保的义务的产生依据。如果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产生担义务？当法律规定了不履行该义务的后果时,自然应该产生法律规定的

后果。

因此,在《合同法》第69条的情形中,如果债务人未提供适当担保,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在《合同法》第104条的情形中,提存部门可以拒绝债权人领取提存物；

在第152条的情形中,买受人可以中止支付价款。

如果提供担保的义务来自于当事人的约定,只有在该义务构成合同的主给付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担保的义务,才导致合同的解除,否则将不导致合同的解除。

如果是判决所确定的提供担保的义务,义务人不履行该义务,那就构成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法院可以应权利人的请求,进行强制执行。

关于法院判决,存在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如果当事人就该义务是否存在产生了争议,最终诉诸于法院,这时候,严格来说,法院需要作出的是一个确认性质的判决,在该判决中确认是否存在该义务。但是,问题在于,法院是限于判决一方当事人有义务提供担保,并不具体指出担保的类型和方式呢,还是需要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担保的类型和方式呢？有一种理论认为,法院不仅要确定是否存在提供担保的义务（确认之判决）,还要具体指出该担保的类型和方式。⑨但是,笔者认为,法院并没有必要超越当事人的诉讼标的,去代替当事人作出决定。当事人,特别是义务人可以自己来决定提供担保的类型,无需法院通过判决来明确。当然,当法院判决当事人一方有提供担保的义务之后,如果义务人拒绝履行,那么就构成了拒绝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可以进行强制执行。由于在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不可能强制与判决无关的第三人来提供担保（除非第三人自愿）,所以在更多的情况下,将对义务人的财产强制设立动产质押或不动产抵押。

如果在法院判决义务人有义务提供担保之后,义务人的确提供了担保,但是被权利人认为不充分、不适当,也就是说,当事人对担保是否充分产生争议,这时候,可以通过裁定（属于判决的执行阶段的裁定）来解决,然后进行强制执行。

如果当事人仅仅就担保是否充分诉诸于法院,这时候,法院判决所针对的就不是关于提供担保的义务是否存在的确认的问题,而是要判断义务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一个有效的履行行为。如果法院认定,义务人提供的担保不充分,那么债权人可以依据法院的判决来主张法律上所规定的当义务人不履行担保义务时产生的法律后果。相反,如果法院认为担保是充分的,那么,也会产生相应的法律上的后果,比如说阻却权利人进一步的解除合同的权利。

①上文列举的《合同法》中的一些条文，不是一种完全的列举，只是作为例证。事实上，在其他的一些法律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样的义务存在。比如说《担保法》第88条的规定：“留置权因下列原因而消灭：……；（二）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并被债务人接受的。”

②Cfr.,A.DiMajo,Dell''''Adempim

entoingenerale,Bologna,1994,p.34..

③Cfr.,P.Perlingieri（acurad）,ManualediDirittoCivile,secondaedizione,Napoli,200）,p.265.

④Cfr.,A.DiMajo,Dell''''Adempimentoingenerale,op.cit.,p.35

⑤Cfr.,A.DiMajo,Ibidem.

⑥关于合同的解释,似乎在中国合同法上不存在“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毋宁说是存在着均衡（也就是说不偏不倚）原则。就合同法的整体而言,中国学界也没有讨论过“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的问题。不讨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忽略了这样的问题,而是因为“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在现代的债法理论中,其实已经是一个被超越了的原则。在现代社会中,债务人并不一定是弱者,而债权人也不一定是强者。现代中国社会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说法“不怕借钱,就怕借不到钱”可以看作是这一现象的一个注脚。

⑦Cfr.,M.Bessone（acuradi）,IstituzionidiDirittoPrivato,sestaedizione,Torino,1999,p.1194.

履行规则范文篇2

[关键词]担保物的担保人的担保义务人的选择权

一、关于提供担保的义务：从《合同法》的一组条文谈起

在合同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组条文：

《合同法》第69条：当事人依照本法第60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第104条第1款：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

《合同法》第152条：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可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但出卖人提供适当担保的除外。

在这些条文中,都涉及了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提供担保”的义务。但是,对于应该提供的担保的类型和提供担保的方式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由此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的义务应该如何履行？应该提供物的担保（抵押或质押）还是应该提供人的担保（保证）,或者是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如果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话,这样的选择权应该由债权人行使还是由债务人行使？

以上所举出的例子其实只涉及到提供担保的义务的一种类型,即当事人这样的义务来自于法律的直接规定。①但是在实践中还经常发生当事人约定,一方有义务提供担保,但是对这样的义务的履行——比如说担保的方式和担保的类型——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是否因合同的标的无法确定而无效？如果不是无效的话,当事人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确定应该履行的具体内容,并且如何来履行这一义务？此外,在司法程序中,法官也可能根据所处理的案件的具体情况,要求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担保。比如说在判决离婚的情况下,关于生活费的支付义务等,对子女的教育费用、生活费用的支付义务,如果法官认为义务人存在着现实的可能逃避其承担义务的可能性,也可以判决要求承担该费用的一方当事人提供适当的担保,同时并不具体指明担保的方式和类型。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义务就来自法官的命令。概言之,提供担保的义务既可能来自于法定,也可能来自于约定,甚至还可能来自于法院的判定。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就该义务的履行,没有明确和具体的规定/约定/裁定,那么应该遵循哪些规则？下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二、履行规则之一：担保等效规则

所谓的担保等效规则是指,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应该提供的担保的种类和形式,那么任何一种类型的担保,包括物的担保（质押、抵押）与人的担保（保证）都被认为是合适的担保类型。这也就是说,在物的担保与人的担保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义务人提供任何一种形式的担保都将被认为是提供了合适的担保。②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担保等效规则呢？这主要来自于担保本身的辅助性功能。当事人在进行经济交往时,有的时候出于对对方现时的与未来的履行能力的怀疑,要求交易的相对方提供担保。此时,获得担保本身不是当事人所追求的目的,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经济交换。就此而言,提供担保始终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当事人所追求的是担保所带来的后果。③

就担保所带来的后果而言,无论是物的担保还是人的担保,都是相同的：获得担保的人都同样地获得了保障。换言之,在实现担保的功能上,物的担保与人的担保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它们被认为是等效的。这里所说的“等效”,正是指它们都可以实现同样的担保效果。

正是由于担保的工具性特征,我们可以说,有权要求相对人提供担保的人,所追求的就是要获得担保的“效果”（而不是担保本身）；有义务向相对方提供担保的人,其义务的实质之所在就是让相对人获得担保的“效果”（而不是担保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当某个有义务提供担保的人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担保,使得相对人“获得被担保的效果”,那么他就是合乎要求地履行了其“提供担保”的义务。至于他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样的效果,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提供了担保,而不是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担保。④

当然,在例外的情形下,担保等效规则应该受到限制。如果提供某种担保的义务成为合同的主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担保本身就成为合同的目的。比如说,当事人与银行订立一个合同,依据该合同,；当事人向银行交付一笔款项；作为其对价,银行在该当事人与他人进行的交易中提供担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提供担保的义务就不具有工具性的特征,而是合同的主义务。虽然当事人没有约定提供担保的具体类型,但是根据可以推知的当事人的意思以及交易惯例,银行必须向对方当事人提供人的担保而非物的担保。

三履行规则之二：义务人享有选择权的规则

和所谓的义务人享有选择权的规则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义务人必须提供担保的特定形式,义务人可以自行选择合适的担保方式。

关于这一规则的存在依据,传统的理论认为这体现了合同解释中的“有利于债务人”（favordebitoris）的基本原则。⑤之所以说是有利于债务人,主要是考虑到,有选择权的一方总比没有选择权的一方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上,而且选择权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利益。

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其实并没有说服力。首先,在中国的债法（特别是《合同法》）中是否存在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并不明确,⑥所以从该角度所进行的解释不能支持这一规则的存在；其次,在这里,“义务人享有选择权”是否真的就是一种利益本身就是有疑问的。上文已经分析了担保等效规则,如果义务人在“事实上”提供了某种担保（这也就必然意味着他在“事实上”没有采用其他形式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义务人是行使了某种“选择权”,那也不能说他就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利益。因为,他必然总是要选择一些并要放弃一些。所以,笔者认为,即使可以说是义务人享有选择权,也不能说,这样的安排就给予义务人以某种优惠,体现了“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

问题的关键在于：义务人享有选择权的规则其实是担保等效规则的逻辑结论。之所以赋予义务人以选择权,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义务人要履行的义务,而非权利人要履行的义务。笔者的分析过程如下：有义务提供担保的人具有选择权,属于债的履行规则。它不是关于债的客体的确定的规则。这里的债的客体体现为“提供担保”,这已经是确定了的。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一问题理解为债的客体的确定,就会产生混淆。并且,说有义务提供担保的人具有选择权,属于债的履行规则,这样的说法就已经隐含了一个作为前提的判断：虽然当事人的约定中没有明确指出应该提供的担保的类型,但是这个以“提供担保”为客体的债已经成立并且生效了,提供担保的义务不因为没有明确指出担保的类型而无效。确定提供担保的类型,属于债的履行阶段要解决的问题。在债的履行阶段,对债务人一方来说,对履行行为的要求是正确履行债务。既然已经确定了担保等效规则,那么债务人提供任何一种类型的担保的行为都必须被认为是有效的债的履行,债权人无权拒绝。⑦

因此,我们之所以说义务人享有选择权只是因为,只要他提供了担保（这必然表现为某种选择）,在合乎要求的情况下,权利人是不能拒绝的（否则就构成债权人迟延,或者说是违背诚信原则）。正因为权利人不能拒绝,所以我们说,在后果的层面上,义务人享有选择权。依据同样的逻辑,正是由于权利人不可能去拒绝义务人提供的合适的担保,所以权利人不享有选择权。

义务人享有选择权的规则其实是担保等效原则的逻辑结论,也是在事实的意义上所作的一种描述。

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这里所说的“选择权”,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意义上的选择,它不是形成权的行使,它甚至不是一种意思表示,因此,不需要通知,也不存在所谓的不得变更已经作出的选择的问题。义务人甚至可以选择部分地提供物的担保,部分地提供人的（限额）保证,只要能够达到让权利人得到“担保的效果”就可以。当然,义务人提供担保的时候导致权利人的费用支出,属于履行费用,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其负担者的情况下,应该由义务人来承担。

四、履行规则之三：充分担保规则

所谓的充分担保规则,就是指无论义务人提供什么类型的担保,它都必须达到能够充分满足权利人的“受担保”的要求。

关于充分担保规则,来自于债的履行中的正确履行和全面履行的原则。在立法中,这一规则表现为这样的表述：义务人应该提供“适当的担保”（比如说,《合同法

》第69、152条等）。这里所谓的“适当的担保”就是指担保必须是充分的。

什么样的担保才是充分的担保呢？首先,一个担保是否充分,与担保本身的类型没有关系。即使在一般的社会观念上认为物的担保,特别是不动产抵押担保相对于人的担保可能更可靠一些,其实这样的观念也不一定正确。因为在有的情况下,不动产的抵押担保,可能会由于不动产本身的价值比较低,而只能保障一个较小的债权,而一个具有很高资信的自然人和法人的担保,却更加具有保障性。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才有上文所论述的担保等效规则和义务人享有选择权的规则。其次,在一般的情况下,担保是否充分,要根据担保所要服务的主债的情况来进行判断。就此而言,提供担保的义务本身并不能解决担保是否充分的问题。判断担保是否充分,主要的标准是看此担保是否足以在合理的程度上消除主债中的债权人对债务人履行能力的疑虑。⑧这是一个必然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的问题。如果主债权人认为义务人提供的担保不充分,那么他可以援用《合同法》第72条所规定的部分履行的规则,拒绝受领义务人提供的担保。不过,如果权利人主张义务人提供的担保不充分,他必须证明该事实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不是由义务人来证明他提供的担保是充分的呢,而要由权利人来主张义务人提供的担保不充分呢？这主要是因为,在多数的情况下,怀疑债务人不具有履行能力,从而要求其提供担保,这本身已经构成了法律对债权人提供的一个法律上的保障。并且,由于在一般的情况下,债权人必须自己来；承担选择交易相对人的时候的风险,所以法律也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由于这样的因素,在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下,（半途）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这来已经构成对债务人的一种限制性的附加义务。对于这样的不具有对称性的附加义务,应该行限制性的解释。由债权人来证明债务人提供的担保不充分,正是这样的解释原则的体现。

当然,如果提供担保的义务构成当事人在合同中的主义务,上述处理方式就必须调整。应由提供担保的一方证明其提供的担保在客观上符合当事人约定的要求。

五、义务人不履行提供担保义务的后果

如果有义务提供担保,但是义务人不履行该义务,那么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区分提供担保的义务的产生依据。如果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产生担义务？当法律规定了不履行该义务的后果时,自然应该产生法律规定的

后果。

因此,在《合同法》第69条的情形中,如果债务人未提供适当担保,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在《合同法》第104条的情形中,提存部门可以拒绝债权人领取提存物；

在第152条的情形中,买受人可以中止支付价款。

如果提供担保的义务来自于当事人的约定,只有在该义务构成合同的主给付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担保的义务,才导致合同的解除,否则将不导致合同的解除。

如果是判决所确定的提供担保的义务,义务人不履行该义务,那就构成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法院可以应权利人的请求,进行强制执行。

关于法院判决,存在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如果当事人就该义务是否存在产生了争议,最终诉诸于法院,这时候,严格来说,法院需要作出的是一个确认性质的判决,在该判决中确认是否存在该义务。但是,问题在于,法院是限于判决一方当事人有义务提供担保,并不具体指出担保的类型和方式呢,还是需要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担保的类型和方式呢？有一种理论认为,法院不仅要确定是否存在提供担保的义务（确认之判决）,还要具体指出该担保的类型和方式。⑨但是,笔者认为,法院并没有必要超越当事人的诉讼标的,去代替当事人作出决定。当事人,特别是义务人可以自己来决定提供担保的类型,无需法院通过判决来明确。当然,当法院判决当事人一方有提供担保的义务之后,如果义务人拒绝履行,那么就构成了拒绝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可以进行强制执行。由于在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不可能强制与判决无关的第三人来提供担保（除非第三人自愿）,所以在更多的情况下,将对义务人的财产强制设立动产质押或不动产抵押。

如果在法院判决义务人有义务提供担保之后,义务人的确提供了担保,但是被权利人认为不充分、不适当,也就是说,当事人对担保是否充分产生争议,这时候,可以通过裁定（属于判决的执行阶段的裁定）来解决,然后进行强制执行。

如果当事人仅仅就担保是否充分诉诸于法院,这时候,法院判决所针对的就不是关于提供担保的义务是否存在的确认的问题,而是要判断义务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一个有效的履行行为。如果法院认定,义务人提供的担保不充分,那么债权人可以依据法院的判决来主张法律上所规定的当义务人不履行担保义务时产生的法律后果。相反,如果法院认为担保是充分的,那么,也会产生相应的法律上的后果,比如说阻却权利人进一步的解除合同的权利。

①上文列举的《合同法》中的一些条文，不是一种完全的列举，只是作为例证。事实上，在其他的一些法律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样的义务存在。比如说《担保法》第88条的规定：“留置权因下列原因而消灭：……；（二）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并被债务人接受的。”

②Cfr.,A.DiMajo,Dell''''Adempimentoingenerale,Bologna,1994,p.34..

③Cfr.,P.Perlingieri（acurad）,ManualediDirittoCivile,secondaedizione,Napoli,200）,p.265.

④Cfr.,A.DiMajo,Dell''''Adempimentoingenerale,op.cit.,p.35

⑤Cfr.,A.DiMajo,Ibidem.

⑥关于合同的解释,似乎在中国合同法上不存在“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毋宁说是存在着均衡（也就是说不偏不倚）原则。就合同法的整体而言,中国学界也没有讨论过“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的问题。不讨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忽略了这样的问题,而是因为“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在现代的债法理论中,其实已经是一个被超越了的原则。在现代社会中,债务人并不一定是弱者,而债权人也不一定是强者。现代中国社会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说法“不怕借钱,就怕借不到钱”可以看作是这一现象的一个注脚。

⑦Cfr.,M.Bessone（acuradi）,IstituzionidiDirittoPrivato,sestaedizione,Torino,1999,p.1194.

履行规则范文篇3

一、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文件精神

要求组织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市政府印发的《关于政府及部门和单位领导成员安全生产工作“一岗双责”的暂行规定》和《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深刻理解文件的精神实质，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

二、建立责任制度，把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落到实处

根据安全生产工作“一岗双责”的规定，要求建立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责任制度、安全生产工作检查责任制度、安全生产工作汇报责任制度、安全事故应急响应责任制度和安全事故调查工作制度，通过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层层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年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实现。

三、加强安委会工作，认真履行安委会工作职责

根据《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要求，各单位要制订出本单位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职责，加强安委会各项工作职能，认真履行好安委会工作职责，全方位开展安委会工作，保障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有效开展。

履行规则范文篇4

一、最佳执行规则的理论分析

1．基本含义。

最佳执行规则(bestexecutionrule)是指证券公司在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时，必须以对顾客最有利的条件进行交易，包括考虑价格、效率、成本、执行与结算以及选择适合的交易市场等因素，应使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其具体考量因素主要包括最佳交易价格和交易成本的减少等，其目的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美国，最佳执行规则最通常的含义是:“交易时间内任何交易市场所能实现的最佳价格。”或者说，在同等条件下，投资者应能获得最好的价格。①事实上，该规则的目标是逐步扩展的，即早期主要是要求为客户实现最佳价格，到后来开始强调为客户降低交易成本。为确保最佳执行规则得以具体实施，证券公司根据规定还负有制定最佳执行方针并予以公告等方面的义务。在证券交易市场，满足最佳执行规则的要求具有合理性。这主要是因为，从客户的角度而言，证券公司在信息上处于优势地位，而且证券公司与投资者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因此，监管者需要适用最佳执行规则确保投资者的利益。但是，由于最佳执行规则主要是关注每个投资者利益的实现情况，因此该规则在满足投资者保护目标的同时，也需要确保交易市场的效率目标。最佳执行规则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法上的受托义务和信义义务(fiduciaryduty)。②经纪商和投资者的关系属于关系。美国法学会2006年颁布的《法重述》(第三版)8．01条规定:“人对被人负有信义义务。在关系的事务范围内，人应忠实地为被人的利益从事行为。”美国证券法中的最佳执行规则与受托义务和信义义务是一致的。证券商与投资者关系的基础在于双方的信赖和信任，这也被称为信赖理论，或“特别情形”理论(“SpecialCircumstances”Theory)，主要是指信任和信赖关系可以产生信义义务。③也就是说，一方因另一方的行为而存在信心、信任和信赖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信义关系。另外，证券商对于投资者的交易处于控制或影响地位，因而证券商也应对投资者负有信义义务。事实上，最佳执行规则早就隐含于美国证监会诉证券商的诉讼案件中。在该案中，证券商接受了投资者股票买卖指令，但并没有及时为投资者的利益而执行该指令。这种拖延行为明显违背了投资者的意愿。美国证监会认为，证券商对投资者具有信义义务，应为投资者的利益以最高价格出卖股票。④美国证监会于1962年对该规则作出明确规定。这是第一个作出正式规定的监管机构。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在《公平行为规则》(RulesofFairPractice)中也作出了明确规定。1971年，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tionalAssociationofSecuritiesDealersAutomatedQuotations)建立。该系统采用电子化、网络化交易，促进了交易竞争，使得交易商能够在传统的证券交易市场外获得报价。纳斯达克(NASDAQ)市场的建立对最佳执行规则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竞争机制下，证券商的最佳执行行为可以有为投资者提供最低交易成本的可能。

2．经济分析。

虽然法律上的最佳执行规则对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建立公平交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受到经济学界的批评。经济学家运用关系理论和信息费用概念分析认为，该规则不仅是法律上的虚构，而且也可能会导致交易市场低效率。⑤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理论，最佳执行规则的实施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由于证券商与投资者属于典型的关系，因此证券商缺乏追求客户最佳利益的激励因素。根据委托理论，纪经商缺乏花费成本进行研究的兴趣以及为客户争取最佳的可能价格。被人不会采用成本效益方法去监督经纪商的执行行为。由于存在自身利益的冲突和信息的不对称，经纪商也可能仅进行初步的研究来选择交易场所执行客户的交易指令，或者受到其他交易商的诱导进行交易，或者经纪商故意将流动性欠佳的交易市场定为最佳。因此，立法上要求经纪商从事市场研究工作的目的只是在于克服激励因素的失调。第二，美国证监会规定最佳执行规则的目的是执行最适宜的价格，没有考虑成本问题。这实际上忽视了最佳执行规则的实施需要消费资源、花费成本。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被人或许不会考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最佳执行规则。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散户投资者并不能监督最佳执行规则的实施，这样就会导致证券商的执行效果不佳。而且，除了价格因素外，还应考虑经纪商的服务水平和执行质量。因为不论最佳执行规则如何实施，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总的交易成本是不变的。另外，最佳执行规则的法律概念具有模糊性，由此导致难以有效的实施，特别是实施过程的巨大投入。

尽管最佳执行规则在经济分析上存在着一定不足，但其目的在于寻求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委托问题的困境。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费用越低，则完成交易的可能越大。另外，根据科斯的契约理论，契约中的信义义务能够帮助解决双方当事人协议过程中因交易信息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合作问题。最佳执行规则正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鼓励交易和市场参与，从而达到活跃交易行为、繁荣交易市场的目的。因此，该规则也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各国和各地区法律制度、规则体系和市场构成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最佳执行规则的实施要求和效果也会表现出不同。

二、美国证券交易最佳执行规则

1．基本要求。

最佳执行规则已经体现在美国证券法上的反欺诈规定、美国证监会规则以及自律规则中。例如，美国2010年颁布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第913(g)条规定，经纪商、交易商和顾问商对投资者负有信义义务。在提供投资服务时应最大化客户的利益，而不应当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应对所有的利益冲突情形进行披露，并征得客户的同意。但较为详尽的规定见于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2320规则(NASDRule2320)。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2320规则(a)项规定，协会成员必须尽“合理努力”(reasonablediligence)以确定适合客户订单的最好证券市场，并在当时的市场情况下，为客户购买或出售的证券是可能最好的价格。根据2320规则(b)项规定，禁止第三方“挤入”(interjecting)会员可能获得的最佳证券市场交易，除非这种“介入”能为客户提高收益。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2320规则(g)项规定了“三项报价规则”(ThreeQuoteRule)。根据该规则，一般要求证券公司为客户执行非交易所上市交易证券指令至少获得三个及其以上经销商的报价。如果交易商之间的报价系统显示的报价少于三个，允许实时更新报价。“三项报价规则”还豁免了部分非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发行人的证券。根据美国证监会2006年8月的修订，该规则适用于与客户的任何交易以及来自其他会员的客户的交易。也就是说，原始经纪商(originatingbroker－dealer)和收件经纪商(recipientbroker－dealer)都要受到该规则的约束。“合理努力”的确定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证券市场的特征，如价格、波动性、相对流动性、现有的通讯压力等;(2)交易的规模和类型;(3)所涉及市场的数量;(4)报价的获取;(5)客户订单的条款和条件。

2．实施措施。

美国的全国市场体系制度(NationalMarketSys-tem，简称NMS)为NMS股票提供了最佳执行规则的实施措施。美国的全国市场体系条例(RegulationNationalMarketSystem，简称RegNMS)出台于1975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证监会，根据美国证券法第11A条的规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即将全国多个单独的市场连接在一起的市场体系。美国国会要求证监会利用科技的发展创造、维护和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通过采用这些技术，美国市场体系得以高效、公平、有序运行，形成竞争的良好状态，并可以达到实现保障公众利益和投资者的目标。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连接股票市场的交易指令建立统一的系统，使投资者获得最佳报价，最终建立纳斯达克市场以外的跨市场交易系统。美国的全国市场体系可以激励市场之间的竞争以及个人订单之间的竞争。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促使交易系统更新，然后要建立有效的股票定价机制。与其他国家统一的公开市场不同，美国有各种各样的交易市场，包括自动化程度不同的全国和各地的交易所、完全的电子化交易市场(ElectronicCommunicationNetworks，简称ECNs)、造市证券交易商以及自动对盘系统等。在美国证监会看来，这种多元化的交易系统对于造就市场竞争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这种分散的交易系统影响了价格发现过程的质量以及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因此，需要加强对执行最佳执行规则的监管。美国证监会2005年8月实施的全国市场体系条例就最佳执行规则的关键实施要素作了具体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指令保护规则(OrderProtectionRule，Rule611)。该规则强调了为客户执行最佳价格的基本原则。当最佳价格能从交易市场的实时报价系统获取时，应该执行该价格。这就需要证券公司制定、维持、强化书面形式的政策和程序，以避免在全国市场体系中丧失交易机会。这种情况主要是指执行指令时没有考虑其它交易市场可以即时获得的最佳价格。这就导致市场流动性和透明度降低，并导致成本增加。该规则也有一些例外，如执行跨市场交易订单或区域性订单以及需要快速报价和受到行业规范的限制等情形下，可以不受该规则的约束。不过，这也提出了该规则实施效力的问题。第二，信息接入规则(AccessRule，Rule610)。为了保证公平、高效地连接全国股票市场的报价系统，该规则允许各种各样的连接供应商提供私人连接。该规则还对接入费用作出了相应的限制。该规则要求自律组织制定书面规则，以禁止其成员限制或阻挠与其它交易市场报价系统的连接。第三，小额交易规则(Sub－PennyRule，Rule612)。该规则禁止市场参与者显示、排序或接受增加股票价格不到0．01美元的报价，除非报价低于1．00美元。如果报价低于1．00美元，最低为0．0001美元递增。其原因在于，如果实施小额交易，那么竞争性指令的执行就会受到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市场的流动性。因此，“最低价格增量”规则作为一种手段可以促进更大的价格透明度和一致性。第四，市场数据规则和计划(MarketDataRulesandPlans，Rules601and603)。在自动报价系统交易市场，显示的报价是即时接入美国各证券交易所、另类交易系统(AlternativeTradingSystems，简称ATSs)和场外做市商等的价格。根据该规则，一旦某股票的最佳买入价或卖出价公开出来，任何指令都必须传入该交易场所，并执行交易。该规则加强了现有的市场数据系统，它为投资者提供了美国股市可以获得的最好的实时报价以及股票市场的最近交易情况。对于每支股票，报价和交易连续不断地从许多不同的交易中心搜集起来，然后以整合的数据流传播给公众。因此，美国各类投资者都可以获得全国股市有关最好价格的可靠信息。

三、美国与欧盟最佳执行规则立法之比较

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arketsinFinancialInstrumentsDirective，简称MiFID)中的第2004/39/EC号指令和第2006/73/EC号指令对最佳执行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美国与欧盟关于最佳执行规则的立法规定和实施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基本规定不同。美国最佳执行规则主要表现为自律规则，因而较为明确、具体，可操作性较强。根据欧盟2004年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第21条的规定，各成员国应要求投资公司采取合理措施获取相关信息执行客户指令。也就是说，欧盟法上的最佳执行规则需要各成员国转化为国内立法。而且投资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制定和实施执行客户指令的政策。由此，上述规定的描述性或原则性以及灵活性也招致一些学者的批评。⑥例如，由于缺乏清晰的界定和明确的测试目标，投资者对于交易结果是否符合其最佳利益难以准确评估;专业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因有可能获得最佳执行分析服务而风险较低，而散户投资者因获取的交易结果分析和市场信息非常有限而风险较高等。

2．实施对象不同。在欧盟，最佳执行规则主要适用于散户投资者。投资公司不必针对与其类似的机构实施最佳执行规则，如其它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养老金基金经理人以及其它金融机构。如果监管当局允许，投资公司也可以将主要的非金融公司视作相对应的机构。当然，适当的类似机构也可以选择实施最佳执行规则。由于投资性机构或买方公司(buy－side)通常代表了潜在的散户投资者等受益人的利益，为了履行信义义务，这些机构也有义务寻求商业行为规则的保护。然而，在美国，最佳执行规则的适用则更为宽泛，以至于根据资产分类或客户情况没有适用的例外。

3．涵盖范围不同。在欧盟，根据规定，最佳执行规则涵盖了所有的金融商品。然而，考虑到市场结构和金融商品性质的差异性，实际上很难确定广泛适用同一的标准。因此，实施最佳执行规则必须考虑与客户要求有关的不同交易环境，以及金融商品的类别。对于股票而言，由于其主要是集中竞价交易，交易前后市场透明度较高，投资者对于最佳执行结果容易判断。因此，最佳执行规则最好适用于有一定交易规模的交易环境，如中央交易市场。而最佳执行规则难以适用于固定收益证券、结构性票据、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商品。在美国，该规则适用于证券市场。

4．判断标准不同。在欧盟，适用最佳执行规则的时候，投资公司需要综合考虑投资指令的特性、金融商品的类别、交易场所的情况，以及金融商品的价格和交易成本。而且，欧洲证券监督委员会颁布的监管指南将“综合考虑”视为最佳执行规则的最相关的因素。可以说，最佳执行规则在欧盟很宽泛，可以界定为最佳的“可能结果”，其判断要素包括价格、效率、执行和结算的可能性、规模以及指令的性质等，但并不仅限于价格。⑦而在美国，所要考虑的标准包括证券市场的特征(如价格、流动性和易变性)、交易的规模和类型、市场检查的多寡、报价和术语的可得性，以及投资指令条件，等等，但价格是最重要的因素。

5．实施条件不同。对欧盟各国而言，交易市场的连接是最佳执行规则得以实施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欧盟市场包括众多的受监管市场(regulatedmarkets)和另类交易系统。由此，最佳执行规则的实施给管理、技术和竞争带来了挑战。因为各交易市场的连接需要很大的投入，除需花费巨额成本外，文件保管和监督执行也存在问题，主要是投资公司不得不分析其最佳执行政策的实施情况，以防不能达到预期结果。而美国已经建立了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最佳执行制度。

四、立法启示

履行规则范文篇5

一．全体投资人情况：

甲方：(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地址：法定授权人姓名：职务：国籍：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地址：法定授权人姓名：职务：国籍：

丙方：(以下简称丙方)

法定地址：法定授权人姓名：职务：国籍：

(注：若有两个以上合营者，依次称丙、丁……方。)

二.全体投资人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投资人

出资额

(万美元)

出资方式

出资期限

出资比例

(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三.利润分享和风险承担：

甲、乙、丙方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外承担债务。全体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

四.出资的转让：

甲、乙、丙方任何一方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需征求其他各方意见，在同等条件下,一方转让时，其他各方享有优先购买权。

五.协议的终止：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1.共同投资人增加或变更；

2.甲、乙、丙方任何一方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被依法撤销或破产；

发生投资人难以继续共同的投资的其他事由，须经全体投资人同意。

六.违约责任：

1.由于甲、乙、丙方任何一方行为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赔偿。

2.甲、乙、丙方任何一方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及方式提交完出资额时，从逾期第一个月算起，每逾期一个月，违约一方应缴付应交出资额的百分之______的违约金给守约方。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除累计缴付应交出资额的百分之______的违约金外，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3.由甲、乙、丙方任何一方的过失，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失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三方的过失，根据实际情况，由三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七.适用法律：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

八.争议的解决：

选仲裁时：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三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三方都有约束力。或者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三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______国______地______仲裁机构根据该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三方都有约束力。或者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仲裁。仲裁在被诉人所在国进行：在中国，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进行仲裁。在(被诉人国名)，由(被诉人国家的仲裁组织名称)根据该组织的仲裁程序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三方都有约束力。(注：上述三种方式仅能选一。)

选诉讼时：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三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向协议签署地的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在仲裁过程中，除三方有争议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本协议应继续履行。或者（注：如不采取仲裁解决争议的话）在诉讼过程中，除三方有争议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本协议应继续履行。

九.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丙方另行协商。

2.本协议一式份，由三方于年月日(地点)盖章及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

甲方：乙方：丙方：

履行规则范文篇6

关键词：国有企业；世界银行；融资；项目管理

一、世界银行融资的优越性和管理方式多样化

在世界银行融资过程中，保证项目执法机构与运行机构的一体化十分重要。世界银行贷款在中国投资项目历史较长的，了解项目管理情况。整体上贷款周期长、利息低，还有贷款项目涉及领域众多但持续增长的特点。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财务管理呈现多样化，有行政层面设立机构、集中化、分散化和借助国有企业等。在确定项目之后，考虑国家的基本产业政策，还要经受可行性的初步试验，保证花费的应用与预期的效益相符合，并开展全面的财务分析工作，促进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国有企业对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财务管理存在劣势

（一）项目前期审批耗时较长。世行项目与国内政府投资项目在审批程序、管理流程上不同，但世行项目必须适用世行规则，同时世行项目又必须遵循基本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如初步设计与概算、施工图设计与预算等都要经过相关审批程序，世行程序和国内程序都要走，前期审批时间相对较长；若只按世行程序走，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变更、工程审计、资金结算就无法进行。（二）项目科学论证不充分加快实施难。项目设计团队业务限制，一是项目设计团队可能擅长水利工程设计，对水厂等市政工程设计规范、设计要求、设备选型可能缺乏优势。二是经过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轮专业评审和现场复核，农村饮用水项目设计的管线走向、管沟开挖、道路修复、管材选用、制水工艺与设备选择等很多方面都需要优化深化、修改完善，设计深度不够、设计调整较多，造成设计反复修改，而且设计单位提交的概预算错漏算和暂估价太多，设计与概预算调整耗费太多时间。三是按世行规则，项目设计除按世行标准完成设计编制外，设计单位还需编制工程量清单和技术规范。设计单位要有世行项目经验。政策的变迁，导致原本通过的设计不适用现在的需要。由于前期论证不充分，水功能区、保护区等政策因素，世行规则的适用，源水水质的变化等，部分农村饮用水项目建设方案和投资计划需要调整，从设计方案重新开始设计，严重迟滞项目推进。（三）提款报账进展缓慢。项目实施以来，召集各项目实施单位专题研究、讨论、培训世行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提款报账管理流程并编印相关资料，需要各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世行规则进行提款报账和资金支付管理。提款报账审批要经实施单位、县项目办、县财政局、省项目办和省财政厅审核，流程长且审批严。提款报账经10个月补充材料才勉强通过。（四）对世行贷款项目的管理了解不深。世行贷款项目在我县尚属首次，各项目实施单位学习、熟悉、适用世行规则需要一个过程，相关职能部门按照世行规则理解、支持项目建设也需要一定时间磨合。

三、对国有企业履行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财务管理工作如何发挥优势

（一）领导重视、各部门通力合作。世界银行贷款的涉及面较广，在落实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就需要采用归口管理、统一领导的方式，并保证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能够明确自身基本职责。通过成立项目领导小组的形式，将债务管理、财务管理与资金管理作为核心的内容。审计部门、项目单位与银行也要通力合作，制定明确的财务管理原则。将降低成本支出作为核心内容，明确基础的财务管理原则，保证各个部门领导人员能在项目执行中互相监督与配合，为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二）项目前期论证考虑细心。首先，在项目前期就要做好论证的工作，将资金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源，合理利用贷款的资金，达到最佳的财务管理效果。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要执行明确的利润目标，并对资金进行合理的分配。不仅要加强固定资金的管理，还要形成两者的互相配合，达到良好的经营效果。通过对资金的回收与支付时间进行充分的预测，利用工程款支付时间、应收账款回收情况等，都要做到充分的了解，以避免出现资金失衡的问题发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要真正实现自有资金与外来资金的融合，并形成合力的资本结构，在资金的运用上，不仅要优化资本结构，还要提升付现能力，保证资金周转的灵活性。在前期的项目论证过程中，加强资金流动的管控，为后续的存货控制、付现能力提升奠定稳固基础。（三）项目实施紧贴世行规则进行，做好世行规则与国内规则融合。在开展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各项目实施单位对世界银行贷款的规则还不够了解，相关的职能部门应当按照世行规则来理解，将世界银行贷款的规章作为核心内容，真正实现世行规则与国内规则的融合。在保证各个单位概预算合理的基础上，节省项目审批消耗的时间。在前期签订合同，不管是承包合同还是借款合同，都需要将公平性与合理性作为基础内容，并且对项目协定的条款进行逐条分析，结合这种改革的重点，对财务管理机制进行不断的优化与调整。最后，在实施项目管理的同时，完善我们的项目建设制度，转变财务人员的思想与理念，增强其合同管理意识，保证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四）项目提款报帐注重平时，边实施边整理材料。在开展项目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提款保障的及时性，将社会效益作为核心内容，更加重视资金的筹集工作，保证如期归还贷款。在签订协议的同时，将责任分解到各个单位。在提款报账的过程中，应当由县项目办、省项目办与财政部门共同审核，会消耗太长时间才能通过，并且审批的流程比较复杂。所以，在适用世界银行贷款规则的基础上，加快项目的推进速度，避免出现政府贷款费用支出无法落实的情况。在实施的规程中，开展政策调研的工作，注重还贷资金、提款报账材料的整理，并将工作责任落实到实处，在贷款还没有到位之前，就要做好预防措施，并落实相关的还贷资金工作。（五）项目配套资金要同步跟进。一旦确定了融资项目，就要明确基本工作职责，并落实分工，确保有效完成。针对于世界银行贷款的方面，在实施项目之前就结合项目的计划，对配套的资金进行合理的调度，还要了解提款保障的进度，通过签订转贷协议的方式，以降低风险问题的发生。并制定权责，人员持续跟进项目进度与质量，如果发现问题需及时向领导汇报，针对问题制定应对办法。

综上，世界银行属于国际性的金融组织，在我县的贷款项目覆盖范围较广，如供水、电力、道路与水利等，要想取得世界银行的贷款，就要保证项目经过谈判流程、准备流程与提出报告等，并且整个过程都需要进行监督与管理，确保融资项目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张新存.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优化银行融资管理的思考[J].天津经济,2019(04):24-27.

[2]厉陈斌.对银行项目融资贷款风险管理的思考[J].财经界(学术版),2018(24):32.

履行规则范文篇7

【关键词】法治；民法；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在总结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显著成就基础上，从制度层面规划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举措，是适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以法治方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制度选择。我国《民法典》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中具有普遍性、综合性的重要法律制度。《民法典》通过规范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等民事制度，规定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民事制度调整各类民事关系等，与其他领域的法律规范共同调整社会关系，更好地发挥法治在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保障作用。

一、规范民事主体，平等参与社会治理

我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并规定各类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民法》平等保护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这种制度安排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层面确认各类民事主体资格，平等享有合法的身份地位，贯彻司法自治原则，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运行规则，平等参与民事活动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各类民事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进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二、完善权利保护，保障发展基础

《物权法》是确认和保护物权、促进物尽其用的基本规则，是保护财产权的基本法，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民事基本制度之一。《民法典》通过确认物权的归属和效力保障物权，鼓励人们创造财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同时物权的行使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生态环境等，权利的行使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继承法》是关于自然人死亡后财富继承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于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1985年10月1日起施行。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发生财产的转移。保护自然人等民事主体的财产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民法典》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完善了民事主体的财产性权利保护。例如，在遗嘱继承的方式和效力方面，增加了打印、录像两种方式，删除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等新的遗嘱形式以满足自然人处理遗产的现实需要；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规定了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归国家所有的无人继承遗产应当用于公益事业等规定，从而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财产性权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事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对公民的民事权利保护愈加充分。同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民财富的不断积累，促使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民事主体对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人身、财产、人格、继承等权利保护提出了更高的期望。《民法典》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健全了民事权利种类，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保护体系和救济规则，必将更好地维护民事主体权益，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社会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受法治规则调整是保护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安全运行的前提和基础。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确认和保护产权是现代社会有效运行的基石。以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为主要原则的《民法典》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完善市场运行基本法则，规范社会发展

《合同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法，《合同法》是市场交易法、市场规制法，也是经济组织法，在促进和规范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鼓励财富创造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合同法》是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合同法》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实施的，《合同法》在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解决经济纠纷、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市场主体、新的交易方式等不断涌现，需要进一步从法律层面完善各类交易规则。《民法典》在现行《合同法》的基础上，从维护交易安全、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促进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等方面，全面系统规范了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保全、转让、终止、违约责任等合同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了非合同之债、多数人之债的履行规则。为适应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时代需求，《民法典》修订完善了电子合同的订立履行规则，将预约合同的规定具体化，格式条款合同细化规定等，为及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规定民事主体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对经济活动的法律调控，增加了情势变更的制度规定；为体现对民事主体经济活动的平等保护，规定当事人违反约定义务不办理报批影响合同生效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从而完善了合同效力制度；为适应环境保护、友好发展的需要，规定了减少浪费、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绿色发展原则；为进一步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执行难问题，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修订完善了代位权、撤销权等合同保全制度，细化规定了债权转让、债务移转、债务清偿抵充规则、合同解除、终止等制度；为维护交易安全，进一步完善了定金规则、违约责任等担保相关制度；为适应经济发展新业态、新形式，优化营商环境，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增加完善了保证合同、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中介合同、合伙合同、准合同等典型合同的相关制度规定。市场秩序通过民法、合同等民事法律规范来实现。自愿、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法无禁止即自由”是私法自治的基本价值。我国《民法典》通过确认和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依法行使合同自由、公司设立自由、遗嘱自由等民事权利制度，通过私法自治，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鼓励自由转让财产，活跃市场交易，大胆创新，增加社会财富和激发创造等，促进和规范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民商事领域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的《民法典》，其制定和实施，为我国各类民事主体的民商事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和运行规则，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公平使用市场资源要素，促进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宏观调控和行业自治自律的良性互动，推进经济社会有序发展。

四、结论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们的内心拥护和真诚的信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与《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存在必然有机的联系。《民法典》的有效实施和民法精神在市场主体本身行为的内化和普遍遵守，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保障，而法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才能更好地发挥法治在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维护交易安全、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毅，等．人民美好生活的法治保障：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诞生之际［N］．人民日报，2020-05-31（001）．

［2］王利民．民法典：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保障［J］．中外法学，2020（4）：7-24．

［3］马怀德．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N］．山西政协报，2019-12-06（003）．

［4］王晨．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履行规则范文篇8

[关键词]合同；协议解除；合同解除；合同订立

我国合同法把合同解除分为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三种类型，关于协议解除是否属于狭义合同解除的范畴以及适用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规制的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对约定解除权的规定与协议解除的方式一起构成了约定解除的完整内容，缺少任何一种方式都是不妥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协议解除并非约定解除的一种形式，而是意思自治原则或合同自由原则的直接体现；第三种观点认为，不应把协议解除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容，而应通过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不利于司法实践操作，第三种观点值得肯定。

一、合同解除制度排除协议解除的事由

协议解除与约定解除虽然都在客观上达到合同解除的目的，但是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实质上的区别，因此协议解除不应属于约定解除的一种方式，应被排除在合同解除范畴之外。以合同解除制度规制协议解除引致无法克服的弊端，足以说明合同解除制度涵盖协议解除的不合理性。

1．约定解除与协议解除的本质区别

虽然约定解除与协议解除都是通过当事人的协商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但二者却有着根本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性质不同。约定解除的解除权是形成权，解除合同是单方法律行为，即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不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或协助；协议解除中的解除是双方法律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一方若想解除合同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不得解除合同。第二，前提不同。约定解除是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当事人必须事先约定，赋予一方或双方以解除权，解除合同就是行使解除权的结果；协议解除不需要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是事后协商确定解除条件。第三，功能不同。约定解除是在一方违约的情形下，非违约方采取的一种违约救济措施，及时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协议解除不以违约为前提，双方达成合意的目的是对原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设定，而不是针对违约寻求补救措施。第四，方式不同。约定解除的解除权人必须实际行使解除权，即向对方发出解除通知，方可解除合同，相对人对解除合同有异议时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确认之诉，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依职权对合同解除的效力进行滞后审查；协议解除时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即可解除合同，至于采取何种方式达成合意完全由双方协商确定。

2．合同解除制度规制协议解除的弊端

(1)在法学理论上：违背合同自由原则。协议解除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法律没有强制干预的必要。意志自由是合同主体的本质，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不能成为合同主体，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应能认识并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是法律对合同主体的理性假设。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性，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多种多样，合同法不可能穷尽各种情形预先对解除合同的后果作出规定，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局限性，应允许合同主体自行决定协议解除合同的后果。合同解除制度对协议解除的后果进行强制规定，就是违背了合同自由原则，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践踏。

(2)在立法技术上：引起解除制度内部的不协调。因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将二者强行捆绑在一起，势必造成合同解除制度的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合同解除的客体是有效成立的合同，在理论界已无争议，由于协议解除的介入将导致客体不适当地扩张，效力待定的合同也被纳入合同解除的客体范畴，因为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协议解除效力待定的合同，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另外，合同解除制度中解除权的发生、行使、消灭等规定都是用以规范解除权的运作，对于协议解除没有适用的余地。因此，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在构建合同解除制度时，不能仅因为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有着相同的解除合同后果，就简单地将二者归并为同一法律制度，应将法的内在意旨和外在后果作为统一体，共同作为体系化的整合条件予以考虑。

(3)在法的应用上：导致协议解除适用规则的多元化。由于协议解除是通过当事人的协商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关于解除合同的溯及力以及赔偿问题，按照合同订立规则的规定，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由双方协商确定，只要不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法律不予干涉；按照合同解除制度的规定，《合同法》第97条对此进行了强制规定，即“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相互矛盾的两种规定使得协议解除的适用规范呈现多元化和不确定状态，有损法律的严谨性和权威性，也使得当事人和法官在应用法律时面临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

二、合同自由原则规制协议解除的检讨

有学者认为，我国合同立法对协议解除只在某些情况下有限制的必要，因为它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当然内容。笔者认为，协议解除合同虽然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应有之义，但合同自由原则不足以完全有效地规制协议解除，仍有必要以合同订立规则作为首选规范规制协议解除。原因在于，合同自由原则和订立规则虽然同为法律规范，但它们在内容、范围和作用上存在若干区别，具体表现为：

1．规定内容的详略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比较笼统、模糊，它不预先设定明确具体的假定条件，更没有设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它只对合同法律行为或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但不直接告诉应当如何实现或满足这些要求或标准，故在适用时具有较大的余地供法官和当事人选择和灵活应用；而合同订立规则的要求是明确具体的，其明确的目的是削弱或防止法律适用上的“自由裁量”。

2．适用的覆盖面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对人的合同行为及其条件有更大的覆盖面和抽象性，与其他原则共同构成整个合同法律行为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覆盖面较合同订立规则要宽广很多，具有更大的宏观指导性，不但是合同订立规则的基础，也是其他规则如合同的履行、终止、解除等众多规则的基础；而合同订立规则由于内容具体明确，它只适用于订立合同这一类行为，不规制其他合同行为。

3．适应性的强弱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与其他原则一并构成包括订立规则在内的所有合同规则的本源和基础，它们还可以协调合同法各规则之间的矛盾，弥补各规则的不足与缺陷，甚至可以直接作为法官裁判的法律根据，因适用法律原则不可避免地引入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而使得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弹性活力和较强的适应性；而合同订立规则的显示性特征要比合同自由原则强，因而具有微观指导性，可操作性强，法官不容易偏离规则作出裁决。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知，以合同自由原则规制协议解除容易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为了解决此问题，应选择适用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但这并不意味着合同自由原则绝对不能规制协议解除，只有合同订立规则存在严重不足或缺陷影响了个案的实质公正时，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通过援引合同自由原则，引入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从而实现实质上的公正，这是法理上弥补法律规则缺陷的通常做法。因此，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对于协议解除的规制而言，合同订立规则处于首选地位，合同自由原则处于补充地位。

三、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的适当性

有学者认为，将协议解除排除于合同解除制度之外，固然在理论上有优点，但与我国多年来的实践不完全一致。因为我国自经济合同法规定合同双方可以协商解除合同以来，协议解除已在我国合同实践中形成一种习惯，现在如完全不承认协议解除，难以被普通群众所接受，因此法律有必要明确规定协议解除作为合同解除的方式之一。笔者认为，将协议解除排除于合同解除制度之外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而且是立法的基本要求，由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才是理性的适当选择。

1．改革协议解除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1)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市场经济要求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各个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固有弊端，国家必须采取法律等必要手段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因此，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改变传统的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模式，还原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健全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对于合同法而言，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市场主体干预过多的模式，实现国家依靠法治对市场主体进行必要的规范、引导和保障，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新的法律秩序。而我国在合同法中依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对协议解除的规定，不适当地限制了市场主体的合同自由，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要求。

(2)法律创制的基本要求。合同解除制度规制协议解除的弊端已呈现，若仍然固守不加以改革，则违反了法律创制中所要求的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与适时废、改、立相结合的原则。法的稳定性要求法律一经颁布实施，应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但法律创制应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势，敞开自我完善的空间，审时度势地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及时地对既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正、废止或重新创制，使法律法规保持对社会关系的相对适应性。因此，立法机关应当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及时地修改协议解除的法律规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2．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的合理性

(1)体现合同自由的原则。适用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能有效地克服适用合同解除制度时的弊端。原因在于：首先，合同当事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理性人，他们被假定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以合同解除制度对解除之后的溯及力和赔偿问题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就会使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形同虚设，这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极大贬低。其次，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有局限性。“人类的历史已经反复地告诉我们，由立法者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和民事活动的无限复杂性的矛盾所决定，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全知全能的立法。”因此，当事人完全有能力协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依靠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才能弥补立法者认识能力的欠缺。

履行规则范文篇9

中资企业境外环境行为法律规制的意义

本文所谓“中资企业”，是由中国境内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设立、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境外环境行为”，是指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所实施的负面环境行为。在传统法秩序中，此类行为主要受到行为所在地国家的法律管辖，与东道国无关。但鉴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和环境事务的特殊性，中国国内立法把此类行为纳入调整范围，加以约束与控制，仍有必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要求环境保护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工业文明模式下，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如影相随。如果说威胁全球至今的现代环境危机主要是两百多年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片面发展道路的苦果，那当前由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必须充分吸取历史教训，走经济、社会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人类社会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迈进提供参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国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格局中处于“边缘”角色，被裹挟着被动开启工业化进程，付出资源耗竭、生态退化的惨重代价，如今更遭遇污染困扰。在这些国家，不乏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心存疑虑，担心引发新一轮生态环境破坏者不在少数。如不能破解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将影响“一带一路”的被接受程度，不利于其推进实施。正因为此，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实现绿色发展，是我国推行“一带一路”过程中所始终强调的重要特征和突出特色。对此，《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等都有明确要求和系统部署。这些文件所确定的美好愿景要想真正实现，离不开良好制度的保障，各种规划、政策需要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有效指导实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法治状况的参差多元使然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工业化和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挑战，水资源紧张，生态脆弱，气候保护任务艰巨，必须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但这些国家环境法治水平差异很大，许多尚未建立完整的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对企业环境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如按主要由行为所在国法律行事的国际惯例，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的市场法则，任由中资企业通过牺牲当地环境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则与“一带一路”的根本宗旨相违背。此时，通过国内法的完善，使中资企业在境外的行为遵循起码的环境标准、履行起码的环境义务、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有其必要。中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国门，在他国领土上进行生产经营，直接开发利用他国资源创造了大量机会。但境外投资经营也面临诸多风险，尤其是社会风险与政治风险。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具有强烈的社会效应，往往直接影响民生，资源开发更容易与国家主权挂钩，挑动民族主义的敏感神经。可以说，在当今环保观念的日益普及、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正确”色彩的背景下，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具有“人人喊打”的不义色彩。如果中资企业不严格约束其环境行为，对他国生态环境产生较大损害，哪怕没有直接违法，也难免遭受攻击与反对，更遑论有违法之实或之嫌时。从中资企业境外经营的以往经历来看，因环境资源问题引发经营风险而致损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中资企业要想真正获得所在国认可，降低经营风险，需要良好的环境绩效。对此，也需要国内法的规范和指引。维护我国国际形象和领导力的需要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主导者，中资企业是这一倡议实施的重要参与者和具体实施者，也是这一倡议的直接受益者。中资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在国际上都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也都受到我国政府的服务和保护，有服从管理、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和责任。中资企业在境外的不当环境行为有损中国形象，为“中国环境威胁论”及“一带一路”的各种反对者提供攻击口实，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为中国领导地区发展、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良好机会。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国内法对本国企业的境外行为进行规制，则不仅可以以身作则，向全世界表明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也有利于打破以往行为地至上的国际惯例，引领对跨国企业实行“双重规制”新规则。这一规则，对于消除发达国家在本国实行严格环境管制却放任甚至推动本国企业到境外进行污染、掠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危机的不合理现象，维护发展中国家环境权益，确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现行法的现状与不足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事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基本建立起一套形式上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但只规制在中国境内的环境行为。《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但由于中资企业境外环境行为的重要性，国家相关部门在规范中资企业境外活动的政策文件中对此也有所涉及，主要包括：投资经营类政策文件中的环保条款如《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中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若干意见》等文件对环境保护工作做了相关规定。如《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中资企业“应当要求其投资的境外企业遵守投资目的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履行社会责任，做好环境、劳工保护、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促进与当地的融合”；并要求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环境保护等指引，督促企业在境外合法合规经营

针对中资企业境外环保相关领域或行业的政策文件

如2007年8月商务部会同国家林业局的《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森林培育指南》，是中国政府第一个针对中资企业境外林业合作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业指导文件。2009年3月，商务部与国家林业局又联合《中国企业境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利用指南》，指导和规范中资企业在海外从事林业资源开发、木材加工与利用的活动，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经营、利用和保护海外森林资源。专门的综合性环保政策文件典型文件为2013年商务部会同环保部共同制订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旨在指导企业规范环境保护行为，引导企业履行环保责任，树立环境保护理念，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合作，实现自身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为此，《指南》在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员工环保培训、环境影响评价、生物多样性、社会影响评价、达标排放、环境监测要求、环境尽职调查、危险废物管理、环境事故预防与应急、生态恢复、清洁生产、绿色采购等方面对企业环保提供指导，并鼓励企业加强信息公开与沟通交流，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加强与国际接轨。应该说，这些规定在指导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做好环保工作，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指南》，较为系统、全面，基本涵盖了中资企业对外经营的主要方面，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规则框架，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法律文件层级较低，作用范围有限现行规定多来自于“条例”“办法”“意见”“指南”等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层级较低，只能对部委职权范围内的具体事项略作规定，调整范围和规范力度有限。以倡导性规范为主，约束力不足多数规定都是以“应当”“鼓励”之类的表述，且通常既缺乏责任规定，又缺乏实质激励举措，基本上靠企业自觉、自律，缺乏强制，效果有限。一旦中资企业违反规定，产生不利的环境影响，也难以找到明确的法律责任及相应解决机制。内容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同国家国情不同，规定不一，现行规定往往针对中资企业在境外的普遍情形，故只能作笼统的原则性规定。企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当如何做，很不清楚，实践规范意义有限。涉及领域狭窄，理念有待提升在涉及领域上，当前规定主要集中在污染控制方面，在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方面尚有不足，对区域性、全球性问题的应对不足。在管理理念上，仍是浓厚的单方管制色彩，缺乏对企业需求的回应机制，互动参与不足、激励措施不足。

完善举措与建议

制定法律条款，提升渊源层级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实施的大背景下，以政策性文件为主的现行规则体系已不能满足对中资企业境外环境行为的规制需要，提升效力层级，在法律层面确立正式渊源势在必行。对此，最便捷可行的路径，是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一条特别规定，把中资企业在境外产生较大环境影响的活动纳入调整范围，既明确宣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凸显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加强环境保护、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又为相关部门针对此类活动制定有约束力的具体规则提供法律依据。确立“国内法补充适用”的基本原则环境行为情形复杂，涉及领域众多，具体制度只能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和完善，立法难免挂一漏万。对此，在法律层面制定一条体现国内法补充适用的兜底条款，确定可以适用国内法对中资企业的境外环境行为进行规制、管理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国内法补充适用，是指在中资企业的境外环境行为侵害他人或造成不利影响时，允许受害人或争议方选择适用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寻求法律救济，从而避免由于当事国对该行为缺乏法律规定或规定过于宽松而导致肇事企业逃避责任、受害人得不到救济的情况。如此规定，立法成本极低而效益多重，其在实质上把在境外活动的中资企业置于所在国和中国法的双重约束之下，使得中国的环境法律规“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国门，在他国领土上进行生产经营，直接开发利用他国资源创造了大量机会。定成为中资企业无论何时何地都应遵守的基本标准，可有力驳斥有关中资企业通过境外经营“转移污染”的污蔑；也可增加中国环境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适用几率，使之成为此地区相关争议的常用准据法，为扩展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力，主导地区规则的制定提供机会。制定综合性行政法规，完善具体制度，提高可操作性《指南》提出了很好的制度框架，但失之笼统，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资企业的火热实践不相适应，其层级、范围、理念也需要扩展、提升。有鉴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以及其涉及事务的复杂多样，应由国务院牵头，在商务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委的共同参与下，制定行政法规性质的“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条例”，把原《指南》及《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等政策文件中的制度设想具体化，制定详细规则，形成可直接适用的制度，增加强制力和约束力，普遍运用于中资企业的海外行为，使之成为中资企业的“标配”。目前应重点建设的基本制度包括：企业对外投资环境风险审查机制、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制度、重大决策内部环评制度、环境自我监测体系、环境尽职调查制度、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环境事故预防与应急预案制度、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制度、环境绩效信息公开制度、自然资源开发的公益共享制度、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等。商务部及相关部门应注意收集相关信息，把这些制度的建立、健全程度和实施、遵守情况作为对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价、政策减免优惠、金融财税支持、政府采购选择等的重要参考。因事、因地制宜，充分发挥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作用“一带一路”具有浓厚的地缘色彩，中国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合作重点，中资企业在不同国家的投资经营活动也往往有着明显的行业特征或领域倾向。譬如，根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与越南等东盟国家在建立反垃圾走私合作机制及区域性联合执法方面，与马来西亚、波兰在水资源领域方面，与巴基斯坦在水电方面，与瑞士在环境、能源方面，与柬埔寨在海洋观测方面，与尼泊尔在旅游文化方面分别有合作任务，而这些任务又“分解”到相关部委或特定地区。故充分发挥部委和地方立法权，由在某领域负有特定职责的部委和地方对该领域中资企业的境外活动做出的细致规定，可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规则。拓展法学视野，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研究与交流毋庸讳言，当前中国法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非常严重，不仅理论上唯西方马首是瞻，而且在制度认知上也严重偏向于发达国家。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法状况，国内学界及实务界几乎一无所知，这无论对于帮助中资企业预判形势、降低风险，还是对于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以完善相关制度，降低制度适应成本，都非常不利。对此，应有针对性地组织翻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法律文献，推动学术研究，并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沿线国家在环境法学领域的合作研究和交流，互通有无，增进了解。

作者:巩固 单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姜青新.加强环境管理,严格防范“走出去”战略的环境风险—解读《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J].WTO经济导刊,2013(4):70-73.

[2]让“走出去”走得更稳更远[N].中国环境报,2013-03-01.

[3]《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解读稿[N].国际商报,2013-05-03.

履行规则范文篇10

关键词:民法总则;民事责任规定;分析

随着当前社会民事案件发生率越来越高，对于民事案件处理也就越来越重要，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及意义。在民事案件处理方面，十分重要的一项法律依据就是民法总则，而民法总则中关于民事责任规定属于基础内容，同时也是处理民事案件的基础。本文就民法总则之民事责任规定进行分析，以便为更好处理民事安全提供法律依据及法律支持。

一、民法总则中民事责任规定的必要性

(一)民事责任规定属于民事法律制度的实际需求。在《民法通则》这一法律法规中，对于民事责任规定这一内容而言，其主要就是对全部民事责任进行大范围整合，然而这种做法并不一定合理。在《民法通则》完成立法之初，对于民事责任的单独规定受到广泛争论，曾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属于系统性最强的民事责任立法。然而，通过长期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发现，对于《民法通则》中的民事责任规定而言，其并未获得成功，未能够将民事立法客观规律作为出发点。在我国民事立法不断发展过程中，很多其它法律中也包含民事责任相关内容，导致《民法通则》中的民事责任规定表现出形式化及流水化发展趋势。但是，这些情况对于《民法总则》中关于民事责任规定并不会产生影响，同时还能够为民事责任与债法分离的实现提供更好基础及支持，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二)民事法律规定体现法律适用性原则。在民法分则各编中，对于民事责任均进行详细规定，因而在《民法总则》中需要对所有民事责任通用规定给出一般规定，以便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法总则中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在《民法总则》中，通过对民事责任相关一般性规则进行规定，对于民法分则各编中关于民事责任规则，可起到一定总领作用，可使民法总则对于民事责任规定所具有的适用性特点得以充分体现。同时，民法总则中相关规定应当与民法分则中每个部分相关共通事项规定保持一致，从而保证与我国立法经济有关基本原则能够相符合，使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具有科学性以及合理性［1－2］。

二、民法总则中民事责任规定调整

(一)有关民事责任方式及民事责任形态调整。第一，民事责任方式调整。在《民法总则草案》中，所规定民事责任方式有10种，在《侵权责任法》及《合同法》中均有一定应用，基本上已经定性，因而对于这一方面规定在174条中并未给出较多不同建议。在第一次审议稿中，对于所增加相关生态环境修复方面的责任方式而言，其所针对的主要就是涉及生态环境破坏而增加的新型责任方式，这种情况的改变使很多人均感觉比较突兀，然而于第二次审议稿中该内容被删除。第二，民事责任形态调整。在《民法总则草案》中，在按份责任规则及连带责任规则方面，对于很多人责任均进行详细规定，然而仍旧有一定问题存在，具体而言就是在民事责任形态方面所包含的仅有单独民事责任，只对大部分人的民事责任进行规定必然存在单一性及片面性特点，在第170条第二款中所规定的属于一般性规则，并未对单独个体民事责任进行规定，因而通过有效方案对其实行调整。在方案中对于民事责任形态规定其一般规则，民事主体若未能够积极履行民事义务，则需独立承担相关民事责任，但不包含替代责任，对两个人以上责任主体，则应当分担责任。(二)民事责任竞合规则适当调整。当前民事责任竞合范围仍不够广泛，需进一步拓展。在《民法总则草案》中，对于民事责任竞合规则进行规定，从而使民事责任规定更加具有特点，然而这一规定和《合同法》中有关违约责任及侵权责任相关竞合规定比较类似，而其它类型民事责任竞合仍未得以充分体现，从而也就很难使全面民事责任竞合法律的适用内在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在《民法总则》中对其进行相应修改，在所有民事责任竞合中应当体现出一定适用性，使新时代内涵能够得以充分体现，将原来条文中相关违约行为修改成为修改成为违约行为或其它违法行为，应当包含违约行为以及不当得利等相关违法行为［2－3］。

三、结语

《民法总则》作为民事法律法规，在现代法律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出重要价值及应用。在《民法总则》中十分必要的一项就是应当规定民事责任，从而使立法更加合理，同时还应当对以往民事责任规定进行调整，从而使民事责任规定更加科学适用。

［参考文献］

［1］杨立新．民法总则规定民事责任的必要性及内容调整［J］．法学论坛，2017，32(01):11－19．

［2］崔建远．民法总则应如何设计民事责任制度［J］．法学杂志，2016，37(11):2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