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范文10篇

目前，农村适度规模养鸡户大多数都是外购雏鸡，因此，雏鸡饲养显得尤为重要。从近几年农村养鸡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看，要想最大限度的提高雏鸡成活率并增加养鸡的经济效益，提高育雏技术水平、降低雏鸡死亡率是养鸡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对鸡苗选择、育雏室准备、育雏室环境控制、育雏期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等几个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归纳总结，供广大养殖户参考。

1育雏前的准备

1．1制定育雏计划

雏鸡数量、育雏方式、进雏时间、饲养管理操作规程、疾病防治程序等必须提前制定好，做到有备而行。

1．2育雏设施

育雏室、供温设备、照明设备、供水设备、饲养设备必须完好齐全。

摘要：本文以绍兴职业技术学院网络为平台，以建设基于VRRP的核心交换机冗余系统为目的，介绍了VRRP的原理及实施方法。

关键词：VRRP；负载均衡；容错

一、问题的提出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在2007年7月进行了网络扩容改造，大大增强了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但随着自动化办公的不断深入、应用服务的不断增加以及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多，用户对网络的稳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网络的稳定性需要日常的监管与维护，同时也与网络的架构有关。

目前学院网络结构如图1所示，为了提高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我们把不同的用户按区划到了不同的VLAN中（如A区为VLAN10，分配地址为：192.168.10.X/24;C区为VLAN20，分配地址为

192.168.20.X/24）,同时在核心交换机上为每个VLAN分别设置一个IP地址，作为相应VLAN的默认网关（VLAN10设置地址为192.168.10.254，作为VLAN10用户的网关地址；VLAN20设置地址为

这样就能够在较小污染的前提下，将煤炭资源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源进行储存或者运输。煤液化过程可以通过图1来表示:煤中所存在的能量较小的C－C、C－N、C－O和C－S等化学键，在反应的过程中发生断裂，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自由基碎片。然而大量存在的自由基碎片又可以通过化学反应，与溶剂和氢气中的活性氢相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化合物。该化合物中的H/C原子比将有0．8%上升至2．0%。在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后，之前煤中的固态大分子成为了液态小分子化合物。煤液化后就可以形成液化油、沥青烯、前沥青烯、液化残渣、少量的水和气体。煤液化可以大致分为热溶解裂解、氢转移和加氢三大步骤。

1、热溶解裂变:粉状煤炭与循环溶剂制备成的混合油煤浆在约250℃高温的环境下，煤中键能较小的化学键将会出现断裂，一旦温度超过250℃，煤的大分子将发生热裂解反应，那些不稳定的化学键也会断裂。煤中出现大量的自由基碎片。

2、氢转移:煤中一些弱碱断裂所形成的自由基碎片，在断裂处会出现未配对的自由电子，这些带有未配对电子的自由基碎片我们称之为自由基。煤基质或者溶剂中的活性氢原子将与自由基结合，达到稳定状态。稳定状态下的生成物中，分子量最大的就是前沥青烯，其次是沥青烯，分子量最小的就是液化油。大分子量前沥青烯在经过加氢反应后，可以生成较小分子量的沥青烯、油以及烃类气体。同样，沥青烯在经过加氢反应后也可以生成油或者烃类物质。

3、加氢:煤液化反应过程中，氢气分子在压力以及催化剂的作用下活化，之后这些H分子可以直接与热裂解所形成的自由基或者稳定分子进行反应。该过程主要有芳烃加氢饱和，加氢脱氧、氮、硫等杂原子以及加氢裂化等。根据加氢条件的约束程度不同，可以控制加氢催化剂活性已近加氢反应深度。接下来对煤加碱预处理过程进行研究实验:预处理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高煤的活性，本实验采用0．4%－1．6%的NaOH碱溶液对煤进行预处理，以研究碱处理后的煤经过液化其油出率的变化。表1给出了实验结果。经过实验，我们可以发现，当NaOH碱溶液的浓度达到0．8%时，轻馏分收率的值达到最大值19．1%，为不加碱时分收率(10．6%)的1．8倍;总油出率61．8%，为不加碱时(57．2%)的1．08倍。对煤进行预处理能够明显提高油出率。煤炭的液化过程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温度、压力、催化剂等等，很多环境条件都会对煤炭的液化结果产生影响。本文介绍了煤炭液化的过程，并对碱溶液在煤预处理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最终液化油出率影响进行了分析。在今后的工作中，笔者将对煤炭液化其他过程以及相应影响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进一步提高煤炭利用率。

本文作者：陈时争工作单位：宁夏工业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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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产品营销的十大策略

××吴文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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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述产品营销的种策略，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提出了产品营销过程所要避免的做法和应实施的战略措施和方法。

×关键词：产品、营销、策略

【正文】

“不管你是爱还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和被人反复研究的对象。”（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在这个被反复研究的伟大对象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研究上的盲点，的人学思想就是这样一个被忽视的领域。众多的研究者把目光主要投注在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上，或是牵情于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及求学经历，有意或无意地避而不谈他的人学、人道主义方面。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曾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则认为马克思实现了与“人道主义”的“断裂”。同样，一些学者认为思想中亦存在一个人学的空场和断裂。我们认为如果说真有这个“空场”的话，那也是我们对他的这方面思想的研究上的“空场”。或许是旁观者清，美国学者弗郎西斯在他的《的辩证法理论》一书曾深刻地指出：“毛的著作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就其是关于人以及人与他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而言），特别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社会，改变人民的生活。”我们认为“人学”是思想的内核，而“人身解放”与“人心改造”则构成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就是解放人与改造人的事业。

一、“人身解放”与理想社会

以1949年划界，的人学思想在此以前是以人身解放为中心的。早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就立定大志，要“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并视“其为大业”。（注：《新民学会资料》，92页。）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曾呼吁，要“谋求我们的共同利益”，要“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要谋取这种利益，要完成这样的大业，不是写“几篇文章所能弄好”的，而是“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因为，这不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要完成这个大业，就必须从事于根本改造的社会实践。“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重开新途，要实行一种“愿大家好的主义”。（注：《新民学会资料》，92～105页。）认识到所谓根本的改造是先确立一个基础，立定一个目标，而人身的彻底解放，社会的根本改造又要从具体的改造、解放活动做起，否则彻底解放、根本改造就是空话。在实际的革命潮流的作用下，开始从思想的王国走出来，走向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292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正是从吃饭问题，他看到了工人、农人的痛苦现实、看到了劳获的不均等。“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不平等现实使得“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45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重大发现时指出，除了剩余价值论以外，马克思揭示了人们要从事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艺术的种种活动等，必须先要解决衣、食、住等问题。亦深刻地总结出，“吃饭问题最大”，所有其他的问题都要从这个问题得到说明。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390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人身的解放，首先就是吃饭问题上的解放，亦即是经济上的解放。只有作为这个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在经济上彻底解放了，我们才能获得自由、民主和平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唯物史观在20年代的中国广泛传播，使得在思考和观察中国社会问题时更富于根本性和全局性，“共产主义”范围使得青年时代就已经有的“大同主义”理想主张更具有透明性、实在性和世界性。在此，是把“大同理想”、“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冶为一炉。在这里，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文化舶来品，而是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和历史来源。以民族自决为基础，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使极端贫困的广大的下层人民摆脱贫困，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丰衣足食，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认为这是一条真正解放人民的大道，而在他以前的空想主义者们都没能找到一条这样的大路。虽然对他自己所致力的“大同世界”极尽颂扬，但现在看来其中确有不少空想成分。“固然梦想不是现实，但是人们的梦想却是形成现实、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注：〔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13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种为解放人民，引导人们进入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一直激励着他的精神，且伴随了他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人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注：〔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奋斗了一生，的确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解放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劳苦大众。

关于人的解放的人学思想得以落实，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就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善于把传统文化遗产与当今时代相结合。这种结合始终是把此时此地的现实作为第一位的，文化与理论根本不能束缚他的手脚。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选集》，2版，第2卷，533～534，《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因如此，完成了人的解放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很多学者认为，技术先于设计，在作品或艺术品完成的过程中，技术比设计重要，技术处于主导核心地位。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复杂而富于变化的，不能简单的做出这种结论。技术与设计的关系应该是辨证的，是互为前提的，在不同的情况下技术与设计的地位是相互转化的。技术并不是天然为设计的必然前提，有时候，设计会先于技术而引导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简而言之，从宏观上看，设计给予技术以方向和目标；从微观上看，技术引领着设计，制约着设计的实现可能。比如人类对于飞天的理想和飞机的产生过程，可以很好的证明这个过程。在飞机发明之前的无数个世纪，不论中国还是外国，人类的祖先在仰望天空的时候，都会设想人类有一天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翱翔于蔚蓝的天空。这种飞翔的愿望就是设计。最早的载人飞行器是墨翟之飞鸢。在《墨子•鲁问篇》中记载，“公输子削竹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是最早的载人飞行记载。在中世纪，飞机的原创实验是阿拉伯人阿巴斯•菲玛斯（AbbasibnFimas）。公元852年，他模仿鸟的翅膀用木架钉上宽布做两翼，从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宣礼塔上滑翔而下。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制造出了第一架依靠自身动力进行载人飞行的飞机“飞行者”1号，并获得试飞成功。直至现代，飞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人类实现了老祖先千年以来的飞天梦想与设计。回顾飞机的产生，其实我们宏观的去看，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飞机，而是飞天，是人类关于飞天的设计，它直接导致了后来飞机的出现。人类关注的是飞天和怎样飞天，至于是飞机也好飞碟也好或者是其他什么，只要可以实现这一设计就可以。只不过随着演化，飞机担当了这一角色，飞机的技术实现了这一设计。从这个高度，和宏观的角度看，设计给予技术的发明和发展指引了方向，使技术的产生更加具有明确性，而不是偶然随意的产生和发展。我认为，这一观点在现在也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通过这一观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发明创造，有些技术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很难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和产品而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上述谈了设计在飞机产生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它不仅仅只是动机和目的，而是整个实现的过程。同样的，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微观的来看这一过程，把这一过程细分为不同的环节，那么每一次的进步与突破都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从最初的构想，到图纸，到羽毛和布做的翅膀，直至飞机发动机的产生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飞机的诞生，每一个环节都是技术在实现着设计的梦想，推动支持着设计的最终完成和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技术又引领着设计，制约着设计的实现可能。

从技术与设计对产品的价值影响上看，我认为两者的作用是同等的。我们有学者认为技术的突破与先进决定了产品的价值，片面强调技术的作用，而忽略了设计的作用，认为设计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还有的学者认为设计或者装饰才是决定产品价值的根本，这也是不科学和不全面的。比如我国瓷器中著名的青花釉里红，制造工艺难度极其大，古代有人为烧造青花釉里红瓷器，导致倾家荡产的下场。因为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特点是在瓷胎上同时用钴和铜两种色料彩绘，然后罩釉经高温烧造还原而成。由于钴和铜两种原素还原的温度不同，工艺掌握难度非常大，所以青花釉里红成功的瓷器很少。技术上的难以把握造成了其极高的价值。这个例子说明了技术对于产品价值的巨大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设计对产品价值的影响。例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明式家具，它所采用的榫卯技术早就有之，硬木材料也是早就有之。不论是在明式家具产生之前还是产生之后，这些技术和材料都已经有了，可就是达不到明式家具的那种高度，关键就在于设计。明式家具的风格特点可用王世襄先生品评明式家具的“十二品”概之。十二品为“简练、厚拙、圆浑、华、文绮、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明式家具所取得的登峰造极的成就和自身无与伦比的价值就来源于设计。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很具象的说明了，从技术与设计对产品的价值影响上看，两者的作用是同等的。并不能简单的得出技术决定价值还是设计决定价值的结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件价值高的作品或者产品，必有其过人的技术，也或者有其超于一般的设计，甚至二者皆有。

从技术与设计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技术与设计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把技术看作是一个点，那么设计就是将这个点无限扩大的一个面。技术使设计向纵深发展，推动设计前进；设计使技术横向发展，推动、传播、普及、转化技术的应用。比如发动机理论和技术的产生，是设计将这同一种原理和技术转化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飞机、汽车、轮船、摩托车等等无数种不同的产品，满足生活中不同的需要。离开了设计的技术，将没有任何生命力，难免最终被淘汰消失的命运。离开了技术的设计，将注定停滞不前无法进步，甚至无法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技术是躯体，设计是灵魂。设计使技术有了生命力，技术使设计有了可以附着的载体和得以实现的保证。技术的发明不是终点，恰恰相反，仅仅是起点。一项技术的诞生仅仅是第一步，它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关键是要看它可否转化为生产力，可否转变为实实在在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设计起着关键而无法替代的作用。

从技术与设计的生命周期来看也是有所不同的。现代社会高科技层出不穷，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很快。但是它的趋势呈射线状，方向性指向性很强，没有尽头。比如蒸汽机的发明，产生了蒸汽机车，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蒸汽机车基本在我国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的电力机车，磁悬浮列车等等，而且会一直朝前发展下去。设计的生命周期也很短，新的设计，新的潮流，新的时尚甚至比技术的更新还要快很多，这是与技术相同的。但与技术的区别是，设计的整体趋势应该是曲线的，循环往复的。比如艺术领域里的文艺复兴，设计领域里的工艺美术运动，以及现在设计中经常会运用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怀旧风格，复古情怀等等，都是设计中这一循环往复趋势的表现。技术过时了，就会被永久的淘汰；设计过时了，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成为新的流行。从这个角度说，具体的某项技术生命周期很短，但站在整个技术发展史角度看，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具体某种设计的生命周期也不长，但站在设计发展史角度看，设计是可以往复的，是永远不死的。这点技术是达不到的。最后，技术与设计都具有的一个最重要的共性特征，就是创新。狭义的技术创新是指从发明创造到市场实现的整个过程；广义的技术创新则是指从发明创造到市场实现、直到技术扩散的整个过程。我国现在强调自主创新，一般而言，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所谓自主创新就是能够独立控制和把握创新目标、创新方式与创新进程的技术创新，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一是以我为主；二是综合集成。在设计领域，创新依然是设计的根本和生命线。没有设计是一成不变的，无限复制的，设计只有不断创新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创新方面，技术与设计是同一的，一致的。只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设计的创新较之技术更具有灵活性，主观性一些。技术与设计的创新都应遵循可持续性和延续性。总之，技术与设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人类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大和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和设计的概念，所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的扩大，甚至出现交叉。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把握技术与设计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够科学的有效地加以利用，来造福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本文作者：凌士义杨光工作单位：中原工学院

【正文】

“不管你是爱还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和被人反复研究的对象。”（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在这个被反复研究的伟大对象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研究上的盲点，的人学思想就是这样一个被忽视的领域。众多的研究者把目光主要投注在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上，或是牵情于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及求学经历，有意或无意地避而不谈他的人学、人道主义方面。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曾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则认为马克思实现了与“人道主义”的“断裂”。同样，一些学者认为思想中亦存在一个人学的空场和断裂。我们认为如果说真有这个“空场”的话，那也是我们对他的这方面思想的研究上的“空场”。或许是旁观者清，美国学者弗郎西斯在他的《的辩证法理论》一书曾深刻地指出：“毛的著作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就其是关于人以及人与他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而言），特别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社会，改变人民的生活。”我们认为“人学”是思想的内核，而“人身解放”与“人心改造”则构成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就是解放人与改造人的事业。

一、“人身解放”与理想社会

以1949年划界，的人学思想在此以前是以人身解放为中心的。早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就立定大志，要“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并视“其为大业”。（注：《新民学会资料》，92页。）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曾呼吁，要“谋求我们的共同利益”，要“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要谋取这种利益，要完成这样的大业，不是写“几篇文章所能弄好”的，而是“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因为，这不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要完成这个大业，就必须从事于根本改造的社会实践。“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重开新途，要实行一种“愿大家好的主义”。（注：《新民学会资料》，92～105页。）认识到所谓根本的改造是先确立一个基础，立定一个目标，而人身的彻底解放，社会的根本改造又要从具体的改造、解放活动做起，否则彻底解放、根本改造就是空话。在实际的革命潮流的作用下，开始从思想的王国走出来，走向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292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正是从吃饭问题，他看到了工人、农人的痛苦现实、看到了劳获的不均等。“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不平等现实使得“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45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重大发现时指出，除了剩余价值论以外，马克思揭示了人们要从事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艺术的种种活动等，必须先要解决衣、食、住等问题。亦深刻地总结出，“吃饭问题最大”，所有其他的问题都要从这个问题得到说明。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390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人身的解放，首先就是吃饭问题上的解放，亦即是经济上的解放。只有作为这个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在经济上彻底解放了，我们才能获得自由、民主和平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唯物史观在20年代的中国广泛传播，使得在思考和观察中国社会问题时更富于根本性和全局性，“共产主义”范围使得青年时代就已经有的“大同主义”理想主张更具有透明性、实在性和世界性。在此，是把“大同理想”、“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冶为一炉。在这里，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文化舶来品，而是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和历史来源。以民族自决为基础，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使极端贫困的广大的下层人民摆脱贫困，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丰衣足食，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认为这是一条真正解放人民的大道，而在他以前的空想主义者们都没能找到一条这样的大路。虽然对他自己所致力的“大同世界”极尽颂扬，但现在看来其中确有不少空想成分。“固然梦想不是现实，但是人们的梦想却是形成现实、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注：〔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13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种为解放人民，引导人们进入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一直激励着他的精神，且伴随了他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人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注：〔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奋斗了一生，的确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解放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劳苦大众。

关于人的解放的人学思想得以落实，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就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善于把传统文化遗产与当今时代相结合。这种结合始终是把此时此地的现实作为第一位的，文化与理论根本不能束缚他的手脚。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选集》，2版，第2卷，533～534，《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因如此，完成了人的解放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西安科技大学坚持走具有“西科”特色的开放式教育路线，培养出的人才能够做到在西部和地矿行业留得住、用得上并且干得好。近几年来西科坚持的三个对接、三个走出的教育模式为西部和地矿行业培养出了大批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三个对接”主要包括：第一点，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坚持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让学生能自主的做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活跃思维能力，坚持素质、知识和能力的三位一体均衡发展的教育方式；第二点，加强教学与科研的对接，让学生不仅仅是在课堂学习课本知识，更是提倡学生积极参加老师的科研活动，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创新能力；第三点，加强学校与社会的对接，让学生不局限于学校的生活学习，鼓励学生服务社会，培养他们融入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让他们在走入工作岗位后能够快速适应社会的需求，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黑龙江科技学院在“三大”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学校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构建了独特的“思想道德素质高、工程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其内涵就是坚持教育、管理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不断的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基础文明素养，明确成人成才方向，通过在工程中适应环境体验实践过程，使学生能够懂得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解决问题方法，从而掌握遇到问题综合的分析问题、细致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研精神，在扎实地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不断强化其工程实践能力，使学生能够养成吃苦耐劳、有责任心、乐于奉献、服务社会的良好习惯，使学生能够在未来的学习和实践中投入更大的热情。通过不断的认知，不断的实践，让思想道德和工程实践互相融合，互相促进，最终使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和发展。2002年以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20多家新闻媒体和报刊对该校人才培养、办学特色等进行了200余次宣传报道。2002～2006年，学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五年保持在92%以上，居黑龙江省高校前列。该校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的优异表现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在工作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他们认为该校毕业生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够吃苦耐劳，并且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特别是在环境艰苦的煤炭行业中，不怕工作苦、不怕环境险，具有朴实无华的奋斗精神；二是专业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适应艰苦的工作环境快，刻苦专研，能够学以致用，发展后劲更强大。

回顾高等教育培养质量的演变历史，我们要肯定诸多“从无到有”的历史进步性，也要反思如何从历史的眼光看待今日的高等教育现状，高等教育是培养下一代的具体表现，体现着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蕴含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直接影响我国人才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整体结构的变化。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教育观念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变化过程是呕心沥血的，我国煤炭教育的改革和高等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变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有直接关系，与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直接相关，而创新的高等教育才是对以往高等教育的革命性变革。规划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历史总是趋于进步的，她会不断地继承传统并修正错误，相信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和煤炭行业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同样会不断获得新的提升。

本文作者：于吉红工作单位：黑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显然，讨论“中国当代舞剧创作的成就、问题与对策”，我们必须首先抓住主要的讨论对象。当前中国舞坛，谁们在“华山论剑”？

笔者以为：1949年以来，为中国当代舞蹈、舞剧创作建设作出贡献的有六代编导。以吴晓邦、戴爱莲等中国现代舞蹈的先驱编导家为第一代；以胡果刚、查列、贾作光、梁伦等中国舞蹈的奠基编导家为第二代；五十年代由新中国艺术院团培养起来的舒巧、李承祥、门文元、黄素嘉、陈翘、张毅、黄少淑，房进激等编导家为第三代；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期的先锋编导家蒋华轩、苏时进、华超、胡嘉禄等可算第四代；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声名鹊起的编导陈惠芬、王勇、赵明、杨丽萍、王玫、陈维亚、张继钢、丁伟、杨威等属第五代；此后以降的为第六代。

中国舞蹈与舞剧的艺术大厦自然依每一代编导家的贡献。第一二代编导对中国舞蹈创作思想上的影响最久；第三代编导对当代舞蹈创作的成熟最功不可没；第四代编导的探索在中国舞蹈转型之际形成的文化冲击波最大；第五代以后编导的创作最为多样且最丰产。而当今在舞剧创作领域大显身手的主力军则是第五代编导。值得指出的是，这代编导中不少人已尽显英雄本色，并且以自身的年富力强将继续主控当代中国舞坛数年，为中国当代舞剧实现历史性的飞跃搭好阶梯。因此，将他们置于我们的话语中心予以关注，分析他们艺术创作的成败与得失，是我们寻求中国当代舞剧发展对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起点。

本文不认为舞剧“是舞蹈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但它的确以更大的内涵容量与更多样的手段为我们更深广地传达思想、情感以及对世界的发现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自然，对编导家驾驭作品的内容、结构与手段的能力与要求也同步提升。如果说“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我们在第五代编导的舞剧中之遗憾正是未能更多地领略到这种“困难的克服”，甚至十分遗憾地看到编导家缺少“克服困难”的意识。所以，我以为，中国当代第五代编导如欲登上中国舞剧的历史高峰，起码要实现如下三大“困难的克服”：一是对艺术生命“速朽性”的克服；二是对“戏剧性”贫血症的克服；三是对舞剧语言平庸化的克服。

首先，艺术生命的“速朽性”是一切美的创新与延续的敌人。戏剧美学家余秋雨先生认为，这是一种经常出现、很难克服、甚至在伟大戏剧家的手下也一再显现的艺术破坏性的因素。是黑格尔在《美学》中称之为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因此：“美的延续性。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对速朽性的克服与战胜。”（余秋雨：《戏剧的美学生命》载《戏剧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第61－62页）

显然，中国当代舞剧较少涉及到现实题材，然而不少编导家试图运用历史题材、神话与民间传说或者历史文学作品的改编对现实发生影响。但这种努力的收效从总体上说却比较微弱。即便一些获较高层奖项的舞剧作品，尽管从舞蹈编排的角度，不能说不好看、不精致，但编导家的初衷往往并未实现。之所以如是说，不能不说因为作品未能给当代人对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诠释视角与思想有关。他们在神话与民间传说中依然重复着进行某种造神运动，我们看不到现代民主社会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光辉。

内容摘要：“先锋作家”北村1992年以后的写作通常被称作“神性写作”。他立足基督的信仰，力图传扬上帝的救赎和永生之道，宣扬圣经“神圣启示”的权威性和唯一性。本文通过对北村后期小说的介绍，试分析基督教文化在其小说中的体现。

关键词：北村小说基督教救赎

北村是当代文坛一位“重要的作家”（南帆语），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步入文坛，以一系列挑战传统小说创作理念和表达方式的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北村也因此与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同被称为“先锋作家”，他的初期小说，如《谐振》、《逃亡者说》、《归乡者说》、《劫持者说》、《披甲者说》、《聒噪者说》、《陈守存冗长的一天》等专注于技术形式的实验与创新，设置小说语言的迷宫，迷乱读者眼球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在一个被商品和技术置换的生存空间，文学首先面临的是来自生存领域的尖锐诘问：你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存活？[1]反映社会人生的文学作品究竟该写什么？怎样写？它们有什么意义？

1992年3月所发生的对北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他在厦门受洗归入基督。北村自述，“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主耶稣基督。”3年之后，当他谈起这段神圣而奇妙的经历时，他仍然说我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是宇宙间惟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2]可见他对基督耶稣是神的绝对地信与敬畏。

自皈入基督教，北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生命的意义，他的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作品不再沉迷于聒噪而是转向神性书写，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及生命的焦灼状态、并渴望从中解脱出来的生命诉求。

信与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