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思想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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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爱还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和被人反复研究的对象。”（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在这个被反复研究的伟大对象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研究上的盲点，的人学思想就是这样一个被忽视的领域。众多的研究者把目光主要在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上，或是牵情于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及求学经历，有意或无意地避而不谈他的人学、人道主义方面。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特曾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则认为马克思实现了与“人道主义”的“断裂”。同样，一些学者认为思想中亦存在一个人学的空场和断裂。我们认为如果说真有这个“空场”的话，那也是我们对他的这方面思想的研究上的“空场”。或许是旁观者清，美国学者弗郎西斯在他的《的辩证法理论》一书曾深刻地指出：“毛的著作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就其是关于人以及人与他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而言），特别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社会，改变人民的生活。”我们认为“人学”是思想的内核，而“人身解放”与“人心改造”则构成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一生所致力的事业就是解放人与改造人的事业。

一、“人身解放”与理想社会

以1949年划界，的人学思想在此以前是以人身解放为中心的。早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就立定大志，要“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并视“其为大业”。（注：《新民学会资料》，92页。）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曾呼吁，要“谋求我们的共同利益”，要“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要谋取这种利益，要完成这样的大业，不是写“几篇文章所能弄好”的，而是“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因为，这不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要完成这个大业，就必须从事于根本改造的社会实践。“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重开新途，要实行一种“愿大家好的主义”。（注：《新民学会资料》，92～105页。）认识到所谓根本的改造是先确立一个基础，立定一个目标，而人身的彻底解放，社会的根本改造又要从具体的改造、解放活动做起，否则彻底解放、根本改造就是空话。在实际的革命潮流的作用下，开始从思想的王国走出来，走向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292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正是从吃饭问题，他看到了工人、农人的痛苦现实、看到了劳获的不均等。“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不平等现实使得“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45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重大发现时指出，除了剩余价值论以外，马克思揭示了人们要从事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艺术的种种活动等，必须先要解决衣、食、住等问题。亦深刻地总结出，“吃饭问题最大”，所有其他的问题都要从这个问题得到说明。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390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人身的解放，首先就是吃饭问题上的解放，亦即是经济上的解放。只有作为这个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在经济上彻底解放了，我们才能获得自由、民主和平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唯物史观在20年代的中国广泛传播，使得在思考和观察中国社会问题时更富于根本性和全局性，“共产主义”范围使得青年时代就已经有的“大同主义”理想主张更具有透明性、实在性和世界性。在此，是把“大同理想”、“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冶为一炉。在这里，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文化舶来品，而是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和历史来源。以民族自决为基础，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使极端贫困的广大的下层人民摆脱贫困，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丰衣足食，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认为这是一条真正解放人民的大道，而在他以前的空想主义者们都没能找到一条这样的大路。虽然对他自己所致力的“大同世界”极尽颂扬，但现在看来其中确有不少空想成分。“固然梦想不是现实，但是人们的梦想却是形成现实、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注：〔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13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种为解放人民，引导人们进入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一直激励着他的精神，且伴随了他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人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注：〔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奋斗了一生，的确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解放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劳苦大众。

关于人的解放的人学思想得以落实，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就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善于把传统文化遗产与当今时代相结合。这种结合始终是把此时此地的现实作为第一位的，文化与理论根本不能束缚他的手脚。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选集》，2版，第2卷，533～534，《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因如此，完成了人的解放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人心改造”与“文化革命”

当“人身解放”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人心改造”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实际上“人心改造”这个问题贯穿了的一生，如早年的“改造哲学、伦理学”以“变换全国之思想”，晚年用共产主义精神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以及“灵魂革命”等，都是围绕改造人心、塑造人格这一主题。如此重视“人心改造”是与他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反复申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可以变物质”。可以说精神至上论与强调意志是人心改造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的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正是在强调意志的支使下，服从于实现人心改造的目的而展开的。的这种精神至上论也是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形成，早年他不仅把民众的力量归结为精神力量，而且把民族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也归结为精神力量。在他看来，最危险的事情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空虚，这是比贫穷更危险的事情。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再需要革命了。”“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注：〔美〕斯图尔德·施拉姆：《的思想》，157～15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这话使我们想起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Marcuse）对单面社会、单面思想及单面人的批评，但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对西方社会沉浸于物质追逐，而放弃革命要求的批判是建立在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而我们还没有跨过“卡夫丁峡谷”。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的这些议论中包含着的真理睿识：在一个没有理想追求，只有物欲横行、人们见利忘义的社会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种只讲义不讲利；只要革命，不要物质富裕，为了防止腐败而放弃钱也是行不通的。那种吃饱饭的精神至上论一旦“超脱肉体”那就“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7页。）。此种精神既不能变为物质，最终也不能改造人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解放之初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整风运动、60年代的“社教”运动以及史无前例的“”，这些都是为改造人心服务的。长抓不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成为实现人心改造目的的手段，而建树理想人格则是通过人心改造所应当达成的最终成果。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他四十年前未竟实验的继续，而“文化革命”则是他早年“改良人心”的意愿的具体伸展。早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和蔡和森组建的新民学会的宗旨就是“改良人心风俗”。“心之所善”的大同理想社会必须靠人心被改造过的人来支撑，所推出的雷锋、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就是这样的人。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出，是把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但是，这种人心改造工程并非一役或数役所能完成的。晚年的也一定体会到这种人心改造工程的艰难性，但他没有气馁，“十年”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搏，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用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人心改造运动，只不过他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文化革命不仅没有改造好人心，反而造成了合法性原则和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天下大乱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破”字当头并没有“立”在其中，带来的是对中国革命的极大伤害，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伤害。有人因此说不重视或者说无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其实并非如此，只是把自由、全面发展放在了共产主义社会里，而在前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则应当人民的利益，为公共利益而牺牲掉个人的自由与发展。

关于人心改造的人学思想所以落空，究其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晚年的的思想中，理想的声音太强烈、太激越，他不是让思想跟随历史现实，而是让现实服从理想，最终既损害了现实也损害了理想；他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他用浪漫主义取代了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主义；他把人所追求的应当逐步实现的理想价值当作了现实的行为准则来推行；他为未来的人的自由与发展而牺牲了现实的自由发展；他站在思想的云端，而忽略了脚下的大地。最终他的人心改造工程结出了人心幻灭和人心混乱的苦果。

巨人虽已西去，但为了人心改造而发动的文化革命，还需要我们站在历史和思想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它，交给我们的这笔遗产恐怕并不仅仅只是教训。汤因比曾经说比我们时代先进50年。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