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村宗教小说

内容摘要：“先锋作家”北村1992年以后的写作通常被称作“神性写作”。他立足基督的信仰，力图传扬上帝的救赎和永生之道，宣扬圣经“神圣启示”的权威性和唯一性。本文通过对北村后期小说的介绍，试分析基督教文化在其小说中的体现。

关键词：北村小说基督教救赎

北村是当代文坛一位“重要的作家”（南帆语），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步入文坛，以一系列挑战传统小说创作理念和表达方式的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北村也因此与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同被称为“先锋作家”，他的初期小说，如《谐振》、《逃亡者说》、《归乡者说》、《劫持者说》、《披甲者说》、《聒噪者说》、《陈守存冗长的一天》等专注于技术形式的实验与创新，设置小说语言的迷宫，迷乱读者眼球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在一个被商品和技术置换的生存空间，文学首先面临的是来自生存领域的尖锐诘问：你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存活？[1]反映社会人生的文学作品究竟该写什么？怎样写？它们有什么意义？

1992年3月所发生的对北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他在厦门受洗归入基督。北村自述，“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主耶稣基督。”3年之后，当他谈起这段神圣而奇妙的经历时，他仍然说我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是宇宙间惟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2]可见他对基督耶稣是神的绝对地信与敬畏。

自皈入基督教，北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生命的意义，他的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作品不再沉迷于聒噪而是转向神性书写，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及生命的焦灼状态、并渴望从中解脱出来的生命诉求。

信与写

北村深信耶稣基督是个人生命中惟一的救赎者，他认识到“人活着是有意义的，没有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3]在这样的信心里，他以“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创作了《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伤逝》等一批宗教小说。这些小说在主题上都有着相似性，那就是注视人类的精神困境和出路，追问存在的意义。北村改变以往的叙事策略，不再执着于“先锋”语言技术革命，而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把所看见的现实记录下来。[4]他的小说里容涵了许多的生活意象和片断，如逼仄的生活空间，混乱的医院，肮脏的病房，出版社给编辑分配草纸，上涨的肉价，，卡拉OK，审讯的场面等等。但北村决不停留在新写实作家的创作阶段，允许他的小说主人公在自我安慰中妥协于这些尘世意象。北村所设置的小说情节终要将主人公逼上绝境，迫使他们在精神困境中明确回答：为什么而活？

北村认为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绝不是爱情，名利、地位、财富的获得，也不能在投身于艺术中得到生命的满足。中篇《玛卓的爱情》中，美丽而多才多艺的玛卓在学校被多名男生暗恋，而平凡不起眼的刘仁却用晚上借着手电筒写出的一千多封情书打动了玛卓的心，他们由此进入婚姻。然而奇怪的是，婚后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爱。他俩的爱情只表现于那一千多封情书。刘仁可以在单相思的夜晚每日借着手电筒写情书，一次又一次将强烈的爱寄于笔端，在结婚的当晚却说不出一句“我爱你”，他们不知道如何与那个真实的妻子或丈夫相处，不知道如何面对一个逐步展开的人。玛卓在看情书中误解爱情，以为对方给自己写了那么多封情书，这就是爱了。刘仁在写情书中想象爱情，以为玛卓就是他爱情的寄托。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是不懂得爱的人。失去了本真之爱的婚姻生活如同监狱，使人时时想逃，刘仁终于找了个借口：玛卓的短裤破得像渔网一样，并逃去日本赚钱。玛卓认识到再多的金钱也挽不回爱情与婚姻，在到达日本车站时投身车轮之下，在她周围，是那一千多封情书在飘散。《伤逝》写一名渴望爱情却不断受到伤害的女主人公——超尘自杀的故事。超尘对物质没有太多的需求，她生命中只有一个愿望——得到爱情，这是她婚姻的基石，也是她赖以生存下去的理由。她读书时期喜欢的李东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却在一次莫名的跳楼自杀未果之后消失，而现在的丈夫张九模趁机苦苦追求超尘并顺利地与她结婚。婚后张九模很快露出自己的丑恶嘴脸，唯物质是上，言谈举止俗不可耐，对超尘也无应有的尊重，并怀。超尘仍将获得爱情的希望寄托在消失的李东烟身上。一旦李东烟出现，即使是对她多番利用，超尘也心甘情愿。无奈李东烟早已不是当年的才子，他是个没有目标，失去了生活方向的人，颓废，卑鄙，残忍，他活着也只是肉体活着，对超尘所做的一切利用也只是为这残存的肉体。当超尘小心翼翼地问他当年为什么自杀时，他迅速地再一次从楼上跳了下去。超尘出于困惑的提问迫使李东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就像在读书时期一样，他仍然没有想通自己为什么活着，死是必然的结果。超尘跟初恋情人有来往的事情被张九模知道后，张九模在超尘的单位当着众人的面毒打超尘，并出言侮辱她。超尘在认识到爱情的幻灭与婚姻的丑陋后割腕自杀。

超尘、张九模、李东烟、玛卓、刘仁，还有《周渔的火车》中的周渔，陈清……北村塑造的这些主人公有的爱人，有的被爱，对爱情的追求是很多现世之人所当成的人生的追求。然而从人而来的爱毕竟有限，“人只有残缺的情感，这就是离开了神之后的人性的缺陷，人既没有爱的内容，也缺乏爱的能力。文学离开揭露人性的缺陷就没什么意义。如果非但不指证罪恶甚至给它一个接受的态度，那就是背德了。至少，诗人必须有哀哭的心。”[5]北村以一颗哀哭的心，将超尘、玛卓等人的生命指向绝望。人只有获得基督之爱的能力，爱才是完全的。无罪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舍身，这是一种牺牲之爱，是在自我的意愿之下的自由付出。“爱是神的专利和基本的性情。”[6]

有的人在精神的空虚面前，以追求名利、地位、财富来肯定自己。北村同样指明这条道路的不可行。“我们这代人（60年代出生）要承受时代变迁之苦。前代人（60年代以前出生）的生存冲突主要表现在人生的境遇中，他们的疾苦就是所谓的遭遇之苦；而我们这一代人的苦不是表现于生存的遭遇，我们这代人既没有阶段斗争之苦，没有受饥饿之苦，没有劳作之苦……但我们却承受了存在之苦。前代人的痛苦可以通过改变生存境遇而解除；而我们这代人的痛苦是没有办法可以改变的，他的痛苦是存在本质的痛苦。前一代人想改变命运，而我们这代人却是充满了对生命的厌倦”。[7]人对生命的厌倦，存在本质的痛苦并不能从尘世的事业中解脱。《消失的人类》中的孔丘事业有成，妻子贤慧忠贞，外面还有女人热恋着他，在商业竞争与世俗生活中，孔丘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是一名典型的成功人士。他在令人羡慕的生活中仍然感到了莫名的空虚，不明白“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灵魂在现实的困惑中找不到归依之所，肉体的存在也就毫无价值。《施洗的河》里的刘浪也是如此。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恶人，杀人，抢女人，无恶不作。经历一番争抢打斗，刘浪继承了财富，又成为蛇帮帮主。正在这金钱和名利都收获之时，刘浪陷入了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了。他尝试以抽大烟，探访老朋友等方式打发时间，告别空虚。这些都无法驱遣他内心的孤独、绝望。刘浪曾经在樟板这个地方为所欲为，他有充分的自由选择得到什么，丢弃什么。极度的自由换来的是极度的空虚。刘浪即使是住进墓穴，人对终极意义的思考及对解救之道的渴望依然如影随行。活着即是痛苦。在揭示人生的苦痛之外是北村一颗怜悯的心，他希望世人能明白人生是痛苦的，但信仰是可以超越苦痛的。北村说，“我不过是站在良心的立场上写作，描述在路上的苦难和尴尬，但这并不是说我本绝望的。正如有光就意味着有暗一样，你若退出光明就必进入黑暗。今天站在光的地位向黑暗注视，但不意味着接受它，而是给它一个良知的态度。”[8]

罪与拯救

“对苦难的揭示是我的小说承担的责任，圣经说‘在世间有苦难’，所以我不明白小说除了发现这种人类的悲剧之外还能干什么。”[9]北村从自己的信仰出发，揭示人类的悲剧，并指出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罪。“人类在伊甸园子里起先犯了一个很清洁的罪，吃了那颗果子，神明明那么绝对和肯定地告诫人不得吃善恶树的果子……人弃绝了神的爱，起首走上了一条背逆的路。”[10]圣经对罪的定义并不单指世俗间法律意义上的杀人、放火、打劫，罪乃是人里面的自私、诡诈、骄傲、论断等等一切劣根。周渔对陈清的爱有极度自私的一面，她按自己的诉求来要求陈清，束缚陈清，使陈清在她面前活得完全不是自己，并终使陈清承受不了“我不是我”的压力发生婚外情。李东烟也十足是个社会的“零余人”，他满口所谓的个人理想，要如何如何，却终日碌碌无为，诱骗他人，欺诲爱他的超尘。刘浪就更不用说了，他做尽恶事，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在北村的小说这里，我们看到罪所带来的精神危机，罪使人与爱隔绝，罪更带来死。“我们必须正视人的罪恶及其在文化中的后果。”[11]一个有罪的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得拯救的，也不能自以为义。罪人得拯救必须得是在一位真神面前悔改，并求他来指引自己的人生道路。北村笔下的人物除了死，另有一些得蒙神的光照，信主皈入基督并由此找到了生命的方向。刘浪在痛苦绝望之中遇到了一位“圣经女孩”，受到她的言语启发之后找到了痛苦的根源，明白了人的有限，认识到以前的自己实在是个罪人。他在神面前彻底悔改，仿若重生。“因信称义”，信是前提，行为是结果。信带来行动的改变，刘浪的悔改并不只是表现在言语之上，也表现在行动之上，他爱人如己，并努力向自己的仇敌马大传福音，使他也有获得新生的机会。在看到人生有那么多的悲剧之后，罪人重生所带来的良善与爱给人多么喜悦的温暖！

除了刘浪，《张生的婚姻》中的张生在爱情的困惑之中读了福音书信主，《孙权的故事》中的孙权是个蝇营狗苟的人，从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直到住进监狱，受到一位杨兄弟的启迪，不仅开始了更积极的人生，也在狱中为自己的情敌祷告。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所期待的拯救者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我不能否认这个神圣启示。”[12]

北村的一系列宗教小说常给人宣讲福音的僵硬之感，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苦难——绝望——拯救”的主题单一模式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作为作家与基督徒双重身份的北村一直追求一种真诚与良知的写作，他的创作在1992年3月之后的转型正是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抵制这个时代的价值沦落。“重要的作家往往在他们的时代更为显目。这些作家未必拥有大师的精湛和成熟，他们的意义首先体现为——劈面与这个时代一批最为重要的问题相遇。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牵动这一批问题，使之得到一个环绕的核心，或者有机会浮出地表。换言之，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谈论一个时代。”[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