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作用范文10篇

历史作用范文篇1

一

“文艺复兴”一词，原意系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但是，当时西欧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包括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主要的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对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的否定；艺术风格的更新；方言文学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发展；印刷术的应用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等等。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与其说是“古典文化的再生”，不如说是“近代文化的开端”；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创新”。“文艺复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是新文化，是当时社会的新政治、新经济的反映，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斗争。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

如果说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向未知的物质世界进军的话，那么文艺复兴则是人类向未知的精神世界的进军，是在精神世界中进行的探索。这个探索在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及自然科学领域内创造了丰硕的成果。文艺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在于人的觉醒，在于人们把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它唤醒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是人的发现。与中世纪对比，文艺复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关于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在中世纪，理想的人应该是自卑、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义不足称道。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和人的伟大，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提出人要获得解放，个性应该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性潜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提倡积极冒险精神。重视现世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飘渺的神话，因而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在文学艺术上要求表达人的感情，反对虚伪和矫揉造作。如：彼特拉克的《歌集》，薄伽丘的《十日谈》。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强调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盲从；要求发展个性，反对禁锢人性；在道德观念上要求放纵，反对自我克制；提倡“公民道德”，认为事业成功及发家致富就是道德行为。提倡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这种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对一切事物都要研究个究竟，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精神，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精神，把人们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就是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而“地理大发现”的主角哥伦布和卡波特都是意大利人。他们都是在人文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参加地理探险事业的。哥伦布不顾艰难险阻，投身于充满危险，艰苦的探险事业，就说明他富于乐观进取和积极冒险的精神。趋使他远渡重洋，翻水越浪的动力，是寻找黄金的强烈欲望，也是为了追求现世幸福的渴望。向西寻找去东方的航路，是建立在地球是圆形的科学信念上的，也说明他坚信科学实验的精神及探求精神。可以说“地理大发现”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副产品。当然促成地理大发现还有一系列其它因素及条件，但是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相吻合，是毫无疑义的。

其次文艺复兴打破了宗教神秘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宗教改革运动，并为这个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助力。文艺复兴提倡重视现世生活，反对权威，在当代人中间唤起了对天主教会及神学的怀疑和反感。如：比克的坎特伯雷赠予的辩伪，导致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从路德的思想也可见一斑。路德认为人比君主还重要：“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君主还要高些。原因是：神未曾创造君主，神唯有创造人，使我成为一个人。”他个人从独身到结婚，都表明他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世俗的享乐。这说明他接受了文艺复兴的强烈影响。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讽刺、揭露天主教会的腐败和丑恶。如：伊拉斯谟《朱利叶斯被拒绝》、《愚颂》揭露教会的丑恶，为路德攻击天主教提供了大量有力的炮弹。文艺复兴对新教义的形成发生了影响。伊拉斯谟编辑了希腊文新《圣经》，这个工作有助于恢复被歪曲和被掩盖的基督真正教义。他这个工作为马丁路德制定新教义铺平了道路，无怪乎伊拉斯谟曾半开玩笑地说：他首先下了蛋，然后路德用这个蛋来孵鸡。以上事例都充分说明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助力。从此，世界从不可知、不可为、不可能变为可知、可为和可能。

第三、文艺复兴打破了经院哲学统一的局面，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马基雅维利以后，有格劳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米尔顿和洛克等一大批思想家，发展起“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革命权”以及“三权分立”等理论。所有这些为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四、否定了封建特权。在中世纪，封建特权是天经地义，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文艺复兴则使这些东西在衡量人的天平上丧失了过去的重量。人的高贵被赋予新的内涵。波吉奥认为，只有个人的美德才是高贵。彼得拉克说：“真正的贵族并非天生，而是自为的。”在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钱代替了出身门第，成为任何出身的人爬上社会顶端的阶梯。米兰大公斯福查原不过是个农民；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则出身商人。封建贵族被剥夺了特权，如果个人无能无为，在社会上也不再是最受尊敬的人，贵族作为一个阶层也不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阶层。

第五、否定了君权神授。在中世纪，国家和君主被说成是上帝所赐，为的是拯求堕落的人类。君主是上帝的代表，对君主的服从是一种宗教义务。但人文主义者却把国家看作世俗幸福的工具，它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安全与和平。他们相信，君主如果成为暴君，必为人民所推翻，这是历史规律。他们反对专制，提出自由和平等的口号。自由的概念不同于古代，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内容。布鲁尼把每个市民有同等机会参加政府管理和批评自由称为“真正的自由”。平等也不再是早期基督教那种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而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布鲁尼明确地提出全体市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第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文艺复兴恢复了理性、尊严和思索的价值。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创了探索人和现实世界的新风气。人们坚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头脑，相信实验和经验才是可靠的知识来源。这种求是态度、这种思维方式、这种科学方法为17、18及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大量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的瑰宝，永放光芒。中世纪，圣经传说充斥艺坛，窒息了艺术的生命。文艺复兴则不但把圣母变成人间妇女，把使徒像化为对人体的歌颂，而且开始了日常生活和现实人的直接描写。解剖了透视等科学也第一次结合于艺术。西欧近代现实主义艺术从此发端。

以上足以表明文艺复兴确实在思想界带来了一次大解放。它称得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与中世纪的一场大决裂。在思想内容上，当时那种趋向于直接现实、趋向于尘世享乐和尘世利益的倾向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个性自由是资产阶级展开活动的首要条件。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是针对建设贵族和专制统治的。而对现实人和世界的探索和科学研究，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所以恩格斯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是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0页。）。如果说文艺复兴已经建立起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未免夸大其辞，但是，文艺复兴已为这种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开辟了一个科学文化的新时代是不容否认的。从思想方式上说，文艺复兴的意义更为巨大。它首先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和其他外界权威对思想的牢牢束缚。它不但抛弃了神的眼光而改用人的眼光，而且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人、社会和自然。达·芬奇说：“谁要靠引证权威来辩论，他就是没有运用理智。”（注：《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6辑第47页。）运用自己的理智，运用自己的头脑，运用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人云亦云，不加思考，把所谓神定论视为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威。这就是文艺复兴树立的思想原则。

这样，文艺复兴就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从此，自然科学大踏步地前进。从哥白尼到牛顿，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上帝的立足之地日益缩小。“礼拜堂日趋没落，实验室欣欣向荣。”（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人类开始向自然挑战，向神学挑战，向人类本身挑战。

虽然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文人学者都大力表现和发扬人文主义精神，认识和揭露天主教会和教皇的腐朽、罪恶，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还是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人文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抛弃宗教；虽然大多数人文主义思想家提到了民主政治的思想，要求民主自由，但无论在思想解放程度、革命斗争精神和政治要求方面，都具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色。其民主政治的理论都带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点。但它冲破封建枷锁的开创性作用，是任何运动也不能替代的。

二

有的学者认为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意义重大。理由有三：第一，文艺复兴反教会的斗争，是在复兴古代文化的旗号掩蔽下进行的；第二，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都是宗教信徒；第三，启蒙运动中有伏尔泰、孟德斯鸠那样的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卢梭的民主思想，而文艺复兴时期在这方面是欠缺的，并且他们的反封建活动也仅局限在思想意识领域，没有进一步触及封建制度。因此不宜评价过高。启蒙思想家们则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他们丢弃了前人所披的种种外衣公开向宗教神学和封建君主专制开火。他们用信仰自由和宗教容忍对抗宗教迫害，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象。带有托古改制情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其思想解放的深度与广度，比启蒙学者显然要差。

在具体分析之前：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如何进行历史比较。从本质上说进行历史分析有两种不同的比较方法。一种是静态比较即从绝对的角度对事物进行比较；一种是动态比较即从运动、发展的角度对事物进行比较。前者可以帮助我们探讨不同历史事件（不一定同时发生）的共性与特性，作出定性鉴别，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包括确定性质上基本相同的历史事件或它们的某一方面在历史进步程度上的差别。例如，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单独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确定两个历史事件各处于什么水平或发展阶段。但是，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共时性、“平面式”的。我们如果要比较历史发展序列中不同的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对它们作出评价的时候，这就不够了。从形式上看历史分析也有两种不同的比较：即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横向的比较可以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同一类事件的比较。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同一类事件在不同国家发展的程度，及不同特点。比如：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比较。纵向比较是指同一类事件在不同时期的比较。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相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比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比较。动态的比较应该说是对事件进行动态的比较，对运动过程的比较，运动中的成果和作用的比较，是一事件区别于它事件的相对状态的比较。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比较也可以作动态的比较。

另外我们还必须明确比较历史作用能否用同一标准。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后人一般比前人认识得更深入，因为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是在前人认识基础上的再认识。但后人的历史贡献、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并不一定比前人更大。因此，历史事件的进步性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时期的事件。要判断这些，我们必须求助于从运动发展，即从进步的相对性上去进行比较。所谓历史进步性是相对于历史事件特定的出发点来说的；判断历史贡献的大小须以其既有的历史基础为参照。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在发展史上的功绩，也首先应该从它们各自的历史起点来评定，与它们以前的历史相比较。而不能用简单的定量分析一个标准来确定其历史的进步性。因此说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的观点显然失之偏颇。

因此，由于二次运动所处的时代不同，可以说从15世纪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二者相差三个世纪，对相差几个世纪的事件用一个标准来考察其思想深度显然是不合适的。十四、五世纪和十八、九世纪的人的思想深度，认识世界的能力肯定有所区别。理由很简单。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发生变化，近现代尤为明显。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可能与以前的思想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不但开始真正认识外部世界，更进一步真正了解人类自身。而我们必须承认，对任何一种新思想新事物的认识要经过一个过程。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经过三个世纪的艰苦斗争，最终获得完全胜利并为社会所承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相差甚远，一个要面对的是中世纪宗教禁锢的封闭的世界，另一个要面对的则是已经完成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自然科学的许多新观念已经确立，并得到普遍承认；英国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这些变革、革命无不是对旧世界一个有力的冲击。基于此基础产生的启蒙思想的确更深入。但是，启蒙学者批判基督教对人的压抑和对尘世生活的否定，要求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这与人文主义者一脉相承。当然，人文主义者的一般论点是，上帝置人于世界的中心，予人以自由意志。而启蒙学者，特别是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则否定了上帝，而从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来论证人的解放的合理性。启蒙运动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宣扬用理性去批判世界的一切，其基本精神正如狄德罗所说的那样，“是推翻偏见，传统、古法、普遍的同意和权威……除了感觉和理性所能证实者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事物”。（注：索布尔《法国革命》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页。）这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继续，是完整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的建立和对宗教从理论上的批判和否定。

启蒙运动反封建特权，要求社会地位的平等，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已经有了反封建贵族的实际斗争。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要求的“平等”往往局限在“市民”范围之内，而启蒙学者中较先进的人物如卢梭则把平等明确地扩大到一切人，而且从政治平等上升到财产平等。“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找出一个组织形式，用共同的力量来防守和保护每个成员的生命财产，组织里每个成员虽然和其余的人联合，可是只服从自己，并和从前一样自由。”（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启蒙运动反对专制，主张政治自由和共和国，其历史原形之一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政治。对平等、自由、共和国的具体理解在两个时代不尽相同，但其反专制、要民主的精神是一致的。而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革命权”等理论扩大了这些要求的内容，并从理论上给予论证，使这些口号具有了更鲜明的感召力。

无疑，启蒙运动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进步。它使新思想更趋成熟，对旧意识的清除更彻底。但是，启蒙运动本身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在思想性质上，启蒙运动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而导致一次新的质的飞跃。启蒙运动砸碎了中世纪思想锁链的最后环节，但首先冲破这一锁链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新思想大厦新添了不少砖瓦，但埋下这一大厦基石的是文艺复兴。应该说文艺复兴在思想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作用也许更大。当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用何者更先进，何者更落后来评价，只是比较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文艺复兴是早期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西欧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是启蒙运动的先驱，正如东方天际不先出现启明星不会迎来黎明的曙光一样，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家们冲破中世纪神学枷锁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这些历史成就是启蒙运动不能替代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存在着局限性。由于文艺复兴运动未曾具有启蒙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可能起到后者所起那样直接的革命作用。如果要求前者能与后者起同样作用，那是苛求于古人，是背离历史主义的。同样，对两者的作用不加区分，混同一样，那只能是主观虚构，也是违背历史主义的。因此，由于两次运动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能起同样的作用，因此说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有思想深度也是不合适的。二者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面对的对象也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面对的砍头的危险，是极其强大顽固的封闭的宗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事实上但丁被流放，客死它乡；彼特拉克虽死在祖国，却被教会暴尸示众，手段卑劣而又残忍；伽利略、布鲁诺更是为之受尽牢狱之苦。因此，向强大的教会势力开战，不仅需要理想和智慧，更需要勇气和胆量。而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就相对好多了，就连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还以和启蒙思想家通信来标榜自己，从这一点上来看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更勇敢、更富于创新精神和牺牲精神。因此二者最好不作抽象的概念比较，而作具体的历史的比较更好，看它们对当代所起的作用，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何影响。

文艺复兴就其思想深度上看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反传统的、开创性的工作都是最难的。而且思想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初级向高级，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任何一个完善的计划都是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实现的。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不可能发生了。用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在历史长河中文艺复兴是方向性的运动，而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

因此，所谓复兴古代文化，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古典文化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中世纪人们思想长期受到束缚，教会宣扬的信条与资产阶级的要求格格不入。资产阶级产生之初，不可能凭空设想出一套适合自己要求的思想理论，而古典文化在其自由和民主精神方面正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合拍，因而他们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是很自然的。这决不是去寻求什么掩蔽，因为古典文化作为异教的东西本身被中世纪教会视为敌人而在受戕伐。

人文主义者没有彻底地抛弃宗教，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之一。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徒，与中世纪那些默守教规、慑服于教皇权威、不敢作世俗斗争的宗教徒已大不相同。他们不再因宗教而束缚其自由思想。如：薄伽丘着意攻击教会的丑行；瓦拉无情地揭露教会的谎言。文艺复兴总的说来是还没有否定宗教，但是，资产阶级并不是宗教的天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者个人都必须有信仰，或宗教或其它。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认为“如果没有神应该臆造出一个神来”。卢梭也认为，宗教表现了真正的人民需要，是文明社会的必然结果。在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时期和确立统治之后，宗教也从未被抛弃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无抛弃宗教本身，而在于宗教是否还是束缚思想、言论、行动的枷锁。文艺复兴首先打烂了教会的枷锁，因此说它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历史作用范文篇2

1.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2.对人才的保护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课税使人名

燕京陈时可、赵肪

宣德刘中、刘桓

西京周立和、王贞

太原吕振、刘子振

平阳杨简、高廷英

真定王晋、贾从

东平张瑜、王锐

北京王德亨、侯显

平州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3.政治制度上的汉化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4.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时期的实现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

亲万户府六部行省殿内肃行省

军千户所路总管府中察政察廉

都百户所州府司院廉院访

使州访使

司县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小结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参考文献：

历史作用范文篇3

满族的名称是在明代末年（十七世纪初）才出现的。但是，它有着悠久的渊源。先秦古籍中所记的肃慎人，就是满族有史书记载的最早先世。汉代以降，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分别记载的挹娄（汉、三国）、勿吉（北朝）、靺鞨（隋、唐）、女真（辽、宋、元、明），皆是肃慎后裔，同时也是满族的先人。

在从肃慎到满族出现以前两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内，肃慎人的历代后裔，在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生息繁衍，开发了祖国的边疆，丰富了祖国的文化，谱写了诸多壮美的历史诗篇，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所受外来因素的影响有别，致使这一民族共同体的不同部分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处于边远地带的部族长期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过着“化外长为太古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断从这共同体中一次次分化出其他族人，形成新的共同体，建立政权。渤海和金，便是两个典型实例。在某些先进的部族进一步发展，逐渐和其他民族同化的同时，从后发的部族中又一次次分化出了新的先进者。几千年来，肃慎及其历代后裔的变化过程有力地证明：民族属于历史范畴，它将长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

追根溯源，满族先世肃慎人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部族之一，居住在“不咸山”（长白山）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早在传说中的舜、禹时代就和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周代时，肃慎人向朝廷贡献过“矢石奴”。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便声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充分说明远在春秋以前，肃慎人已臣服于中原王朝，并成为中原王朝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而有时仍称肃慎。挹娄活动的区域，大致与肃慎同，包括今辽宁东北部，吉林、黑龙江东半部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辽阔地带。挹娄人也用“矢石”猎取野兽。有农业，地产五谷，长于养猪，食猎肉、并以猪皮制作服装。能织麻布，用兽皮兽骨制成铠甲。工于造船，不时乘船向邻区进行掠夺。三国以后，挹娄人摆脱对夫余的从属关系，屡次来贡矢石，直接臣服于中原王朝。

至北朝及隋唐时，史书分别以“勿吉”和“靺鞨”称呼肃慎、挹娄的后人。靺鞨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比其先人更为密切。七世纪初，高句骊强盛起来，靺鞨白山、粟末诸部受高句骊的役属。唐太宗伐高句骊，大败之。白山部“众多入唐”，部分粟末靺鞨人迁营州，与先已移来营州的靺鞨人并居。武则天时，契丹首领叛乱，营州都督赵文被杀，徙居营州的靺鞨人在首领乞乞仲象、乞四比羽的率领下东走。后至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时，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一带，建立了政权（698年），自称振（一作震）国。振国居民以靺鞨人为主体，也有部分高句骊人。唐玄宗时，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不称靺鞨，其辖区便以“渤海”为号。渤海建国二百余年，政治和军事制度均按唐制建立使用汉文。渤海王每次更迭承继，均受唐册封。玄宗以后，渤海与唐联系更加密切，贡使几乎每年必赴唐都长安，且经常派遣学生入唐求学，故而文化发达，史称“海东盛国”。

辽太祖天赞五年（926年），渤海政权被契丹贵族颠覆，改号“东丹”。而渤海遗民活动的记载在辽、金两代史籍中仍随处可见。为反抗契丹贵族的统治，渤海遗民曾几度割据一隅，先后建立过定安、兴辽等政权，但均遭辽统治者镇压。辽代，渤海人与汉人是南枢密院统治的主要对象（契丹本族人和其他草原部落则归北枢密院统治）。金太祖阿骨打曾云：“女直（真）、渤海本同一家”，反映了当时人对女真、渤海之相互认同。在金代猛安、谋克的组织中，就包括不少渤海猛安、谋克。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这些渤海人日后逐渐与汉人或其他族人同化。

当渤海强盛时，部分黑水靺鞨人为其役属；及其衰弱时，摆脱其统治，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复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渤海亡后，辽统治者南迁渤海遗民，黑水靺鞨亦随向南伸张，并代渤海而兴。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直（真）”，此后，女真这一称呼逐渐代替了靺鞨。

辽王朝把女真人区别为“熟女真”和“生女真”。“熟女真”渐与同处的其他族人同化，而“生女真”比较落后。北宋初，生女真完颜部经过频繁的兼并战争，到北宋末年时，将女真各部落逐渐统一起来。1115年，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从首领阿骨打反抗辽王朝奴役，建立政权，取国号为“金”。

1125年，金女真贵族与北宋联合灭辽。其后，女真贵族又推翻北宋，迁都燕京（今北京）。金之统治区域南达淮河，北至外兴安岭，东临海岸，西以“界壕”与蒙古为邻，成为历史上与南宋并立的中原王朝。而大部分女真人也陆续迁入中原定居。

入主中原以后，女真人迅速接受与汉族融为一体，到金朝后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的民族特点已基本消失。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把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列为广义的“汉人”之内，即说明他们与当地汉人已无显著差别。

金统治时期，大量的汉人被徙东北地区，边远的少数民族有的移居松花江中游金上京一带。在金统一的政权管理下，中原与东北的界限被打破，两区的各方面交流大大加强。但与中原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发展仍较落后。在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中，发展水平也不致。

金亡以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转而成为元辽阳行省所属各路下的居民，受其统治。元世祖几次在对宋战争中“签女直、水达达军”，以补充其兵源。宋亡后，元世祖在对外战争中，又屡次征调女真人从征。

东北地区女真人中的先进部分，多数居住在辽阳等路的辖区内，他们与汉族等兄弟民族杂居共处，从事农业生产。后来，这部分女真人构成了明初辽东直辖卫所下女真人的重要来源。至明中叶时，当地人口中汉人占十分之七，高丽人和归服的女真人占十分之三。日另一部分散居于松花江流域和

黑龙江中、下游，东达海岸的女真人，仍“元市井城廓，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显然还处在较落后的发展水平。但已有农业生产，也能造船。后来，这部分女真人成为明奴儿干都司管辖下的主要居民。但这部分后发的女真人的后裔，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几经迁徙，逐渐发展，到明代末年（十七世纪初）以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自明初至明中叶，明廷曾先后在女真分布地区设立数以百计的羁縻卫所，以女真各部首领为卫所世袭官长，总属奴儿干都司。由于女真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各部间兼并掠夺战争频繁不断，女真人为图生存，自明初以来便逐渐南迁。建州女真各部迁至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至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南迁后，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大拐弯处。东海女真（明代亦称“野人女真”）散处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上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岸。建州、海西两部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较为先进，社会贫富贵贱的分化十分明显；东海女真发展则比较缓慢，各部间又极不平衡。建州左卫的首领努尔哈赤把握机遇，顺应潮流，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氏。其先世为明建州左卫首领。万历十一年（1583），祖父觉昌安（又译作叫场）、父亲塔克世（又译作他失）在明军讨伐王杲之子阿台之战中任向导，于战争中被误杀。努尔哈赤时年25岁，承袭父、祖为建州部首领。他认定其父、祖之死应由别部女真酋长尼堪外兰负责，遂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讨伐尼堪外兰，从此揭开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序幕。万历十七年，明廷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二十三年又晋封为龙虎将军。自万历十一年起，在以后的30年中，努尔哈赤以其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首先把东至海滨、西达开原、北抵嫩江、南至鸭绿江分散的女真各部逐步统一起来。在统一过程中，努尔哈赤把被合并的女真各部部众分别编入原有的以氏族、村寨为基础的生产和军事组织“牛录”之中，并把这种基层组织逐步扩充成为八旗制度。初只设有黄、红、蓝、白四旗，后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各旗的固山额真和贝勒既是本旗的所有者，又是本旗的最高军事统帅。八旗制度具有政治、军事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成为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皇太极时，于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十月十三日）废除女真（旧译诸申）旧称，统一称之为“满洲”，“满族”即“满洲族”之简称，至是满族共同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于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随着辖属的蒙古归附各部与汉人俘降人众日益均多，先后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和满洲八旗共同构成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进一步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进步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山海关，定鼎北京。清前期、中期，在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开拓和保卫边疆和整理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过卓越贡献。

二

回首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真可谓英勇悲壮，坚苦卓绝。五千年前，正值满目洪荒，文明初启。炎帝与黄帝分别代表着南方、北方的中心部族。炎帝神农氏无疑是上古时期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部族的首领。其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而黄帝轩辕氏为北方草原游牧渔猎部族的首领，发祥地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域。炎黄二部通过战争的方式合而一。游猎部族勇猛尚武，故而黄帝能大败炎帝于阪泉；而农耕部族文明程度相对较高，故而其文化成为主体。这种二元归一的特点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格局，规定了方向。农耕文明以其具有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和较为复杂的社会分工，担当着中华文明主流的角色；而牧猎文明对农耕文明不断予以补充，注入活力，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部族，即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其分界大约在北纬四十度一线。二者既相互依存，又辄生芥蒂。农耕部族为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绵亘万里的雄伟长城，但双方的联系万难割断。无论是汉武帝的“北击匈奴”，还是后来的“五胡乱华”；抑或是蒙元的“铁马金戈”，还是朱元璋的“驱除鞑虏”，两大部族在上下千年、方圆万里的广阔时空里一次次地重演着拉锯战。在此过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北方游牧部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不断被吸收、消长，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

经济文化层面依存源远流长，也就预示着制度层面的归一势在必然。满族先世虽长期偏成东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族人农牧双全，兼擅渔猎。当其把握契机，挥师中原，定鼎北京，君临华夏以后，以其特有的对两种文化内涵的颖悟，从全新的视角，用独创的方式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终于完成了将两大部族融为一体的历史重任，使万里长城永成陈迹。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屡蹶屡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民族认同方面不拘血统来源，而只看文化体系和地理位置。因此，商以东夷而继夏，周以西戎而承商，皆为华夏所接受。秦以西戎之部族后裔建起大一统的中原皇朝，更是中华文化本位的最生动的证明。

汉承秦祚，疆土日广，文化发达。但中国历史周期性危机的规律决定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若无游牧文化注入活力，则无一例外地呈由盛由衰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却往往能够突然崛起，迅速强大，形成对中原皇朝的严重威胁。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农耕民族节节败退。其结果是，一方面，南方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另一方面，进驻中原的原游牧民族改变生产方式，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逐渐变成农耕民族的成员。因此，从文化流向上考察就会发现，中原文化体系不但未曾跟随其载体——农耕民族退到南方，反而逆向前进，向东北、西北等几个方向延伸扩展。注入北方游牧文化新鲜血液的新的中原文化生命力更加强大，成为中华文化主流。

上述过程多次重演，主要以皇朝更迭形式表现出来。考察中国历代皇朝建立者的血统就会发现，非中原民族的后裔应占多数。五胡十六国暂且不论，就连唐高祖李渊也有一半鲜卑独孤氏血

统。而正史于此问题不予回避，娓娓道来。其后的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异常活跃，终于催生了三个由自身文化色彩相当浓厚的北方民族建立的朝代——辽、金和元。然而，岁月不居，星移斗转，不知不觉之中已经物是人非。北方民族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来则安之，全面接受中原文化；要么绝尘而去，退回遥远北方的茫茫戈壁，而无第三条路可走。而中华文化体系的传统则对留在中原的北方民族后裔以认同，《辽史》、《金史》、《元史》皆入正史即是明证。

历史作用范文篇4

1.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2.对人才的保护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课税使人名

燕京陈时可、赵肪

宣德刘中、刘桓

西京周立和、王贞

太原吕振、刘子振

平阳杨简、高廷英

真定王晋、贾从

东平张瑜、王锐

北京王德亨、侯显

平州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3.政治制度上的汉化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4.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时期的实现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

亲万户府六部行省殿内肃行省

军千户所路总管府中察政察廉

都百户所州府司院廉院访

使州访使

司县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小结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参考文献：

历史作用范文篇5

化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化学作为一种实用的技术，早在史前时期就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如用火烧制陶器等。化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等不同的时期。铜、铁等金属以及合金的冶炼、酒的酿造等都是化学的早期成就。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开采和利用、造纸术的发明和发展等，对人类社会的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药物化学的兴起和冶金化学的广泛探究，则为近代化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原子分子学说的建立，是近代化学发展的里程碑。在近代化学发展的历程中，人们相继发现了大量的元素，同时也揭示了物质世界的一项根本性的规律——元素周期律。在原子的核模型的建立、高度准确的光谱实验数据的获得、辐射实验现象，以及光电效应的发现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物质结构理论，使人们能够深入地、科学地认识物质内部的奥秘，以及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这将使对物质的研究深入到了原子、分子水平的微观领域。同时，化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化学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研制成功，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原子的图像和动态的化学变化。交叉分子束实验则可以使人们详细地研究化学反应的微观机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能通过先进的科学仪器观察一些物质的原子排列状况。1990年前后，美国等少数国家首先在-269℃的低温下移动了原子。1993年，中国科学院北京真空物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常温下以超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为手段，通过用探针拨出硅晶体表面的硅原子的方法，在硅晶体的表面形成了一定规整的图形。这种在晶体表面开展的操纵原子的研究，达到了世界水平。图中的“中国”两字就是这样形成，并经放大约180万倍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这两个字的“笔画”宽度约2nm，是目前已知的最小的汉字。

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也是高科技、新材料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学多门类、多学科，它与人类社会、人类自身与人类生活及环境息息相关。但在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对化学工业及其产品产生了许多误解，甚至在舆论宣传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关化学与人类健康的错误信息。为了使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化学与人类生存和健康的重要作用，了解化学与人类自身的相互关系，广东省化工学会组织了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学府的教授、博士编写了本书。本书特点是以人体自身的生命为本，以化学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着重介绍化学元素在组成宇宙世界、地球和人体中的作用与地位，科学地阐述了食品及其添加剂、水、日用化学品、农药、农膜、化肥、医药化学品等各个领域中的许多天然或合成化学品是人体生命要素，也是人体健康的物质基础，从理论到实践详细地叙述了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在与自然界、生产、生活和人类疾病

的斗争中，人类利用化学品为自身健康服务的知识、经验和正确的使用方法，从发展的角度描述了在知识经济和高新尖化学品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未来化学品更好服务人类健康的前景，特别是基因工程产品的研制与生产将是社会发展、人类健康的福音。全书文字畅顺、简洁、内容丰富、充实、深入浅出，体现了科普书的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有较强的前瞻性。相信《环境?化学与人类健康》一书对宣传化学科普知识、正确使用化学品，服务社会，提高人类自身生活素质，增强人类健康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北京一位中学生问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英国化学家克罗托教授：“人们都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世纪，您能否告诉我化学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化学呢?”克罗托回答说：“正是因为21世纪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世纪，所以化学才更为重要。”化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已经与各相邻学科交叉综合，出现了生命化学、农业化学、环境化学、能源化学、地球化学、材料化学、计算化学、医药化学等，化学又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已渗入到现代社会的工业、农业、国防、医药、卫生、交通、能源、环境、材料以及正在蓬勃发展的一切高科技领。

今日化学学科正积极向一些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材料、能源、环境、生命等学科渗透，使化学的作用与地位日益显著。反过来，这种学科间的渗透，对化学学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人类很早就开始使用材料，从石器时代到现代，人类所使用的材料不断地发生变化，材料的种类越来越多，用途也越来越广。我们对于材料的认识，应该包括为人类社会所需要并能用于制造有用器物的物质这两层涵义。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物质都可以称为材料。材料按其化学组成或状态、性质、效应、用途等可以分为若干类。例如，按化学组成分类，陶瓷属于非金属材料；合金属于金属材料；橡胶、化纤等属于有机高分子材料。历史的发展表明：没有新材料的出现，就没有工业的进步和大量新产品的涌现。因此，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新材料是高技术的突破口，只有更好地开发和应用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才能拥有更强大的经济优势和技术潜力。化学不仅在一般材料的研究、生产和应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研制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方面也会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总起来讲，适应科技迅猛发展所需的诸如耐腐蚀、耐高温、耐辐射、耐磨损的结构材料，以及敏感、记录、半导体、光导纤维、液晶高分子等信息材料和超导体、离子交换树脂与交换膜等高功能材料，它们的制取都是需要化学进一步参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位于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中的炭层，表明人类使用能源的历史已非常久远。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增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使用的能源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但化石燃料是一种不可再生，并且储藏量有限的能源，而且在开采和燃烧过程中还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为了更好地解决能源问题，人们一方面在研究如何提高燃料的燃烧效率，另一方面也在寻找新的能源。这些都离不开化学工作者的努力。例如，核能和太阳能的发电装置离不开特殊材料的研制；用氢作为能源需要考虑贮氢材料和如何廉价得到氢，等等。

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在世界人口不断增长、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环境与生产发展的关系认识不够，以及对废弃物处理不当，使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如土地的沙漠化、水资源危机、酸雨、臭氧层的破坏、有毒化学品造成的污染等。因此，保护环境已成为当前和未来的一项全球性的重大课题之一，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环境问题中，化学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因为污染问题的解决主要还得靠化学等方法。有的专家提出，如果对燃烧产物如CO2、H2O、N2等利用太阳能使它们重新组合，使之变成CH4、CH3OH、NH3等的构想(图5)能够成为现实，那么，不仅可以消除对大气的污染，还可以节约燃料，缓解能源危机。

历史作用范文篇6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小结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参考文献：

历史作用范文篇7

关键词:知识经济;社会主义;知产阶层;智劳阶层;劳动内部矛盾

社会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人类劳动的触角已延伸到宇宙外层空间，人类已认识到社会进步已到达一个新的境界。在当代社会进步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和新的劳动者，这将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也将作为一种现代人类劳动复杂化的结果支撑着人类和人类社会走向完善。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

在社会进步中，人与人的关系发展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决定的，并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或关系调整能够推动的。这样认识社会进步、认识人与人的关系发展，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人类自身和人类历史的创新认识。在此之前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往往被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只要下大力量推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或关系调整就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事实上，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或关系调整，即使取得了实践的胜利，也不会改变社会的原有面貌。在相当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一次次的农民起义的结果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只是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新技术革命相继产生，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发展，在此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或关系调整也一直伴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之中。说到底，从根本上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而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或关系调整。实际上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或关系调整不能实现社会进步，更不能完成人类社会走向完善的历史使命。中国农村经历的变革也说明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或关系调整不能实现社会进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运动，当时，贫下中农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经济学家董时进指出，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后来的事实证明，董时进的认识有一定道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改革四十年的实践也说明，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或关系调整不可能改变农村面貌，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依靠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必须实现农业现代化。具体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体现在劳动中的，人类劳动是人与自然的交流过程，人是劳动的主体方面，自然是劳动的客体方面。劳动的内部矛盾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间的矛盾。因而，根据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认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也就是，劳动的状态决定社会的状态，劳动的发展程度决定社会的发展程度，即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发展。在原始社会，由于劳动内部智力因素的主导作用提升，出现了以冶炼青铜和制造青铜器为标志的劳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在奴隶社会，由于劳动内部智力因素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提升，自然条件作用在劳动内部发挥主要作用，出现了以冶炼铁和制造铁器为标志的劳动，推动人类社会由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进入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在封建社会，由于劳动内部智力因素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提升，资产条件在劳动内部发挥了主要作用，出现了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以机器制造为标志的劳动，推动人类社会由封建社会发展阶段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根据劳动内部矛盾发展的决定性，始终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而时至今日，根据劳动内部矛盾发展的趋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即当代人类劳动的发展必将推动当代社会进步，工业经济的发展将引领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经济的到来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工业经济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到来

人类发展历史表明，采集与狩猎经济对应的是原始社会，游牧经济对应的是奴隶社会，农业经济对应的是封建社会，工业经济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说，在原始社会，可以出现游牧经济，但不会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经济基础，不会在原始社会建立奴隶社会制度;在奴隶社会，可以出现农业经济，但不会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经济基础，不会在奴隶社会建立封建社会制度;在封建社会，可以出现工业经济，但不会以工业经济为主要经济基础，不会在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出现知识经济，但不会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经济基础，更不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是封建社会，也不能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工业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劳动的整体发展表现为:资产条件作用在劳动内部起主要作用。正是因此，资产者可以在生产中起到支配作用，可以依据资产的所有权获得资产收益权，即凭其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获取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收益的关系。目前，工业经济已经高度发达。不用说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就是在那些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也都达到较高水平。就世界范围来讲，工业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精细化、高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强劲发展阶段，不仅可以满足人们高品质的生活需要，而且支撑着人类对于宇宙外层空间的科学探索，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神舟飞船、宇宙探测器等，无不是高端工业产品，无不代表着现代工业的发达水平。但是，工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只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经济基础。对此，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没能认识到工业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以为只要具有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了。之所以将社会主义设想得那样简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有关的。当时人们只是看到了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根本无法想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威力，也无法考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真实需要。现实说明，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基础上，只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只能进一步调整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即进一步推进人类劳动的发展，否则，无法满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即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现，需要比工业经济更进一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需要比工业经济劳动更高级的人类劳动。不论是从实际还是从逻辑上讲，工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只能引领知识经济的到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类劳动中的智力因素主导作用的进一步提升，将实现以计算机为主要劳动工具和以智能产业兴起为标志的知识经济劳动。而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同，代表了人类劳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只有第三个阶段的到来才代表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一般认为，教育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的主要部门，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的重要资源。知识经济的到来将对投资模式、产业结构和教育的职能与形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投资模式方面，信息、教育、通信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展现出的骤然增长的就业前景，将导致对无形资产的大规模投资;在产业结构方面，电子贸易、网络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型产业将大规模兴起，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将越来越需要智能化管理;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将以智能化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创新为前提，并使经济活动始终伴随着学习，使教育融入经济活动的所有环节，同时由于知识更新加快，劳动者的终身学习成为必要。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知识经济的到来还只是初露端倪，即劳动中的智力因素起主要作用还仅仅是偶然的、个别的情况，不是普遍发生的。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出现是新事物，其最初的表现是美国微软公司为代表的软件产业的兴起。微软的主要产品是软盘及软盘中包含的知识，正是这些知识的广泛应用打开了计算机应用的大门，微软公司的产值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产值的总和。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就是5000家软件公司，它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亚于名列前茅的500家世界大公司。显而易见，利用知识、信息、智力开发的知识产品所载有的知识财富已大大超过传统技术创造的物质财富。与主要依靠物资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不同，知识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于知识产权投入的增长，推进知识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更合理利用资源、更好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利于推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全人类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各国人民更坚定地走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

三、知产阶层与智能阶层的形成

知识经济的到来显示了当代人类劳动的高度发展，也显示了新时代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虽然目前知识经济还仅仅是苗头，但是，可以预见知识经济对于社会劳动分工将产生重要影响:在知识经济中将形成知产型和智能型两个新兴的劳动者群体。知产型劳动者是指拥有或运作知识产权且担负组织领导工作的劳动者群体;智能型劳动者是指以计算机为主要劳动工具的劳动者群体，最先形成或产生的是智能型劳动者。新技术革命之后，随着计算机的网络化和微型化的实现，计算机成为新的普遍使用的劳动工具。这种劳动工具与以前的劳动工具不同。以前的劳动工具，除中国的算盘之外，都是延展人的肢体作用的劳动工具，如汽车代替的是人的脚力，车床代替的是人手的操作，望远镜是延展了人的眼力，而计算机则是延展了人的脑力的劳动工具。计算机的出现是人类劳动工具的根本性变革与飞跃。这种劳动工具的使用大大提升了人类的劳动能力，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所以，最先使用计算机为主要劳动工具的劳动者逐步成为智能型劳动者。智能型劳动者与技能型劳动者是不同的概念，技能型劳动者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技能劳动，如车工有车工的技能，电工有电工的技能，司机有驾驶技能等。而智能型劳动者是在拥有一定技能的基础上主要依靠计算机进行智能化的创新劳动者。作为新兴的劳动者，智能型劳动者需要接受高等教育，需要适应知识经济对于劳动者的更高要求，并形成一个新兴的劳动者群体。目前，在发达工业经济中，机器已经普遍代替普通技能型劳动者，也即将普遍代替高级技能型劳动者。当然，现在知识经济的到来还只是苗头，工业经济还在进一步发达之中，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技能型劳动者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但是，社会劳动的发展趋势已经很明显了:未来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未来社会需要更多的智能型劳动者。关于知产型劳动者和智能型劳动者的界定，只是按照社会劳动的分工作出的阶层划分，不是阶级划分。两者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知产型劳动者的出现可以终止经济学界关于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的讨论。事实上，资本与劳动之间不是雇佣关系，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关于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的讨论应该是关于资本选择劳动还是劳动选择资本的讨论。在工业经济中，一般都是资本选择劳动，资本具有支配力量。而在知识经济中，则是劳动选择资本，即知产型劳动者选择资本，具有支配力量。哪家的资本好用，知产型劳动者就选择哪家的资本合作，这就是知识经济的规矩。毕竟，在劳动中，智力因素作用、体力因素作用、自然条件作用和资产条件作用一个都不能少。在知识经济中，知产阶层只是代表智力因素的主导作用和主要作用起支配作用，负责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组合，不可能不与代表自然条件作用和资产条件作用的资产者合作，不同的只是选择权或支配权在知产型劳动者手里，而不在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产型劳动者将取代资产者在社会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发挥主要作用。在知识经济中，知产型劳动者是领导力量。知产型劳动者的主要来源:一是智能型劳动者的优秀成员跃身进入知产型劳动者队伍;二是优秀的科技工作者进入经济领域创业成为知产型劳动者;三是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转化而来，成为新兴的知产型劳动者;四是职业经理人随着知识经济成长起来，加入知产型劳动者队伍中来;五是优秀的公务人员退出公务人员队伍，成为新兴的知产型劳动者;六是优秀的新型农民、新型牧民、新型渔民经过创业奋斗，成长为知产型劳动者;七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成为年轻的知产型劳动者中的佼佼者。知识经济时代的知产型劳动者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资产者，其主要区别在于:知产型劳动者不需要像资产者那样依靠剥削获取物质生活条件，依靠自己的知识产权就可以获取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还可以将自身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给社会，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第一，资产者都拥有一定的资产，并依靠有剥削收入的资产收益生活。而知产者一般不拥有资产，即使拥有资产也认为资产不是自己的，而是代社会管理的，并且不依赖于有剥削收入的资产收益生活。其生活来源主要是自己的知识产权收入或自己运作知识产权取得的收入。第二，资产者一般没有知识产权，也不会运作知识产权。而知产者一般都拥有一定的知识产权，即使自己不拥有知识产权也会购买知识产权并且会运作知识产权。第三，资产者创办的企业主要依靠资本生产，人本在企业里处于从属地位。而知产者创办的企业主要依靠知识产权运作，其经营以人本为主，资本在企业里处于从属地位。第四，资产者创办的企业一般实行股份制，由股东大会决定企业经营的大政方针。而知产者创办的企业一般实施分享经济机制，其经营实行风险共担、利润分享。由企业员工大会决定企业经营的方向。第五，资产者最关心的是资产的保值增值和资产的收益。而知产者最关心的是办好企业，为员工提供经济基础，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历史作用范文篇8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人资本历史作用

作为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是一个非常广袤而幽邃的历史领域。它“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从广义上说，商人资本不仅仅指商品经营资本，也包括商业利润在内。它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公式与简单商品运动公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是货币——商品——货币（货币增殖）。在这里交换价值的独立形态——货币是商人资本的出发点，交换价值的增殖即获取商业利润是它的全部活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的。这种商人资本在我国商周时代已有其端绪，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长足发展，第一次在历史长河中卷起洪波巨澜，猛烈地冲击着各个社会领域，成为推进社会急剧变革的杠杆之一。本文仅就这个时期商人资本的来源、流向及社会影响略作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典型化身的商人资本，通过在流通领域的中介作用，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家累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这些富商大贾通过中介商品流通不仅使各个生产部门互相结合起来，把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且通过攫取生产的余额，使货币发展为资本。贱买贵卖，是其商业活动的规律。这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具体说来，它一般表现为下面三种营利方式。

1.辗转异域，远程贩运

富商大贾舟车并用，辗转异域，进行远程贩卖性商业活动，可视为在当时列国并立的政治环境中从事的“国际”贸易。进行这种贸易活动的条件在当时已经基本具备了。首先，诸侯各国为着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兵戎相见之余，还得对列国间商旅贸易往来网开一面，实行开放与扶植的优惠政策。如卫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2〕。晋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3〕“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4〕，并在葵丘之会订立“无忘宾旅”、“无遏籴”〔5〕的盟辞，大力清除列国间通商的障碍。郑国还与商人立下惠互利的盟誓，楚国给个别商人以部分免税特权，即使战国中后期开始严厉互抑商的秦国，也对这种“国际”贸易持肯定态度，故秦宫可以得到不产于秦而又为秦所藏的大量珍奇玩好。正因为列国鼓励和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才为一些富商大贾进行远程贩运创造了条件。其次，比西周时期远为发达的水陆交通把列国各大经济都会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庞大的销售市场，给商贾们西行周，北至晋，南下楚，东适齐造就了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营利大舞台。再次，各国金属货币的铸行，尤其是从春秋中晚期开始黄金成为流通领域功能齐备的重要货币，为富商大贾跨越国界进行远程贸易提供了便利。这样，商贾们就可以不受地域以至国别的限制，“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①贵”〔6〕，牟取高额商业利润。

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致使远程贩运的货物通常只是体轻价昂如珠玉一类奢侈品和此有彼无的地方土特产品。如《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qū＠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中原市场集散的贸易物品来自四面八方，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春秋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从事远程贩运的大商人是郑国的弦高。前627年，弦高将西市于周，道遇秦师袭郑，当即“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7〕，表示郑国早有防备，迫使秦军回师灭滑而还。弦高犒秦之物即是皮革、牛以及璧玉等贩运商品。战国时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8〕，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的。做这种买卖的大商人名不见经传者当不在少数。如1957年在安徽寿县花园发现的两组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贵族鄂君启经商的优待通行证。节上规定：陆路运输的车数一次不得超过五十辆，如用畜力或人力运输，每十匹牲畜或二十个背子当一车；水路运输的船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条，并且不得载运马、牛、羊一类商品。在这些规定内，凭节可免税。其经营活动范围涉及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广西等省，所过城邑达二十余个〔9〕。楚国地处“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0〕，商品经济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还有鄂君启这样受到一定限制的大规模的远程贩运，其他各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进行远程贩运，尽管千里迢迢，多有艰险，但商业利润却是很高的。时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11〕。这十分之二的资本利润（毛利）率为春秋战国时代从事工商业的一般利润率，而远程贩运比这一般工商利润率要高得多。《墨子·贵义》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徙”与蓰通，是五倍的意思。这说明远程贩运的商业利润高达一倍到五倍，比从事其他工商业更赚钱。因此，不少富商大贾不远千里，周流四方，“转毂以百数”，“贳贷行贾＠③郡国”〔12〕，利用不同地区物价的差额买贱卖贵，把远程贩运作为牟取厚利的主要经营方式之一。

2.乐观时变，囤积居奇

除远程贩运外，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营利的又一主要方式是囤积居奇。这是由于“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丰，故民有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下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13〕囤积居奇，无需长途跋涉，往来奔波，只要有足够的商品经营资本，又能准确把握市场商情的变化，即可坐地生财，卒成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又《仲尼弟子列传》云：“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集解云：“废举谓停贮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价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可见子贡的“饶益”途径不过是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罢了。范蠡“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14〕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岁孰毂，予之食。”〔15〕他们都是采用的这种牟利手段。从表面上看，这种买卖赢利不过十分之一左右。比当时的一般利润率还要低，但由于经营的物品多为粮食、六畜、丝漆一类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因而具有较为广大的销售市场，只要经营得法，也是可以获取“什伯其本”的高额利润的。

当然，搞囤积居奇的买卖，没有足够数量的周转资本不行，但有了资本单凭侥幸取胜的心理，没有审时度势的营利眼光也不行。如果说远程贩运主要是利用不同空间物价的差额以牟利的。子贡“与时转货赀”，范蠡“候时转物。”白圭“乐观时变”，无不重视一个“时”字，这实际上已多少带有探索经济规律的性质了。

第一，“时”所体现的生产与交换的关系。范蠡等人强调的“时”，首先是指农业经济形势的变化。他说：“太阴（指岁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16〕白圭亦云：“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17〕他们利用岁星纪年与五行关系的学说来探索农业丰歉的规律，当然谈不上多少科学性，但他们注意到农业生产的丰歉是制约“积著”的决定因素，却反映出相当精明的经济头脑。只有把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才能在商品交换中达到“积著率岁倍”的目的。

第二，“时”所体现的市场供求关系。范蠡认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18〕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根据生产形势的变化，及时观察商业行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市场的供求规律。在预测商业行情变化的基础上，积贮物资以将来迫切需要者最为有利可图，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是也。掌握了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就敢于“人弃我取”，达到“人取我与”的营利目的。

第三，“时”所体现的物价涨落关系。在范蠡看来，物价的涨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经营者要有“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胆识和勇气，“务完物”（妥善保管货物），“无息币”（加速资金流转），把握物价涨落的趋势，及时抓住买进卖出的有利时机，此即白圭所说“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还要不贪求过分的高价，即“无敢居贵”，要从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中来增加利润，做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19〕。这就叫做“良贾不与人争买卖之贾（价）而谨司时”。〔20〕

由此看来，囤积居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商业投机活动，它需要准确把握生产与流通的连动关系，预测市场变化的客观规律，精通商品营销的微妙技巧，才能达到“乘时射利”〔21〕的目的。所以白圭曾自诩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2〕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3.亦工亦商，产销合一

商人资本一般只独立活动于流通领域，但也有可能逐渐侵蚀生产本身，是时亦工亦商的经营者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商人资本的“贱买”环节便被直接剥削劳动者以压低商品生产价格的过程所取代，而“贵卖”则是在大规模的自行运销过程中，通过剥削消费者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盐铁生产部门表现较为突出。因为盐铁产品是民众不能自给而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耗资巨大，需用人力甚多，但销售市场广阔的大手工业就成为商人资本牟取暴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投资场所。例如猗顿原为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23〕以后他又投资经营池盐之产销，成为一个兼营大手工业的大商人。又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24〕。从其后辈所承袭的经营方式来看，这些工矿企业主也应具有亦工亦商的双重身份。如蜀卓氏“致之临邛，大熹，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25〕；“程郑，山东迁虏也，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迁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26〕。可见他们生产的产品并未直接卖给别的运销商，使自己脱离流通领域，而是自产自销，其利润也主要是通过运销来获取的，甚至销售市场的状况还制约着生产的发展。如蜀卓氏迁蜀之时，不愿身处其地“狭薄”的葭萌，乃求远迁临邛，主要考虑到那里“民工于市，易贾”〔27〕，才作出远为迁徙的选择。这种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大，所役使的劳动者的社会构成也相当复杂。据《盐铁论·复古》载：“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从齐国“聚庸而煮盐”〔28〕和蜀卓氏”富至僮千人”〔29〕的情况来分析，这些“依倚大家”的“放流人民”中应是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并存的。可见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采取产销合一的经营方式，反映了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商品经济的不成熟性，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是截然有别的。

以上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三种营利方式，说明富商大贾是怎样通过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来获取高额利润的。但是，“商人资本按其使用机能来说，分成商品买卖的预付资本及商品运送与保管的预付资本，因此，产生了商人资本利润的两个组成部分：由买卖价格间的差额而形成的固有商业利润及由于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保管职务的工人而获得的利润”〔30〕。关于商人资本怎样在流通领域榨取为其役使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情况，这里也略作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富商大贾在商品的运送、保管乃至交换的过程中所役使的劳动者主要有雇工、奴隶和伙计。云梦秦简《治狱程式》中涉及到的“市庸”，应该就是为富商大贾役使的雇工。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刁闲收取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31〕，则是以剥削奴隶劳动发家的。至于伙计制度在当时也出现了。史载，“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32〕这些学事富家的洛阳街居贫民，范文澜先生认为就是大商人使用的“伙计”〔33〕。榨取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即是商人资本利润的另一大来源。

从商人资本这两方面的利润来源来看，它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这既是由当时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只要商人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34〕子贡“常相鲁卫”〔35〕，范蠡离开越国后曾为齐相，白圭也做过魏相，他们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积居奇的买卖，自然能象鄂君启那样享有减免税收等多种特权，比别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赚钱。一些与官爵无缘的大商人则通过贿赂达官贵人，以便从官府那里捞到好处。如绛之富商“能行诸侯之贿”〔36〕，刁闲也不惜“连车骑，交守相”，宛孔氏则“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赐与名。然其赢过当，愈于给＠④啬，家致富数千金。”索隐云：“谓孔氏以资给诸侯公子，既已得赐与之名，又蒙其所得之赢过于本资，故云‘过当’，乃胜于细碎俭啬之贾也”。〔37〕这种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结的做法，无疑是一种隐蔽的掠夺手段。至于商品贸易过程中的欺诈成交，更是商人资本掠夺本性的反映。《韩非子·说林下》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镒焉。”监止子利用卖璞玉者不识其真实价值这一弱点，玩弄卑鄙手段，买得璞玉，经过加工变卖赚取了高达十倍的商业利润。又如“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38〕一个“间”字正好反映出戎王与市场隔绝，不知缯物与牛马交换价值，乌氏倮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与其交易，结果也嫌得十倍其本的高额利润。由此看来，商人资本利润的来源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掠夺性的一面，而且通常是以掠夺性为其主流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暴发户。“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39〕。那么，商贾们赚取的巨额商业利润具体是如何使用的？或者说流向怎样？这个问题过去往往被忽略，以至妨碍了我们对商人资本的全面认识。在这里，我们准备对商人资本利润的流向问题分成生息性流向与消费性流向两个方面来谈。

1、生息性流向

（1）扩大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的根本目的是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因而它只有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才能实现其滚雪球般的增殖。“‘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功）也。”〔40〕这个道理商贾们是懂得的，所以他们决不会使已有的商品经营资本停止运动而肆意挥霍掉，相反，他们还会把一部分商业利润追加到商品经营资本中去，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未就此中断商品经营资本的运动，“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遂至巨万。〔41〕尤其是一些本小利微的买卖，商业利润恐怕大多投资到经营方面去了。因而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胃脯（卖羊肚），简微耳，蜀氏连骑”〔42〕。可见商人只有通过连续追加商品经营资本以不断重复为卖而买这一行为，才会加速货币财富的积累。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有无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尚无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但“以未致财，用本守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个时期不能说不会发生。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戳力”〔43〕，这用于耕种的土地很可能就是买来的。而且范蠡后来似乎还做过土地买卖的生意，他说：“阴且尽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44〕这说明当时确有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可能。只不过由于土地私有制正在形成过程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

（2）经营货币借贷

货币借贷也是一种古老的资本形式。恩格斯说：“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45〕先秦时期的借贷产生于西周，到春秋战国便盛行开来，形成了粮食借贷和货币借贷两种形式。而货币借贷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常利借贷，一是高利贷。所谓“子贷金钱千贯（百万）”，年利率为“什二”，一年便有“千户之君二十万”〔46〕的同等收入，就属于与经营工商业一般利润率相同的常利借贷。多于“什二”之利的货币借贷则是高利贷。《管子·轻重丁》说到齐国货币借贷的利息在北方是20％，在南方是50％，前者是常利借贷，后者则属于高利贷。高利贷的主要对象是小生产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而上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47〕。“倍贷”即利息率为100％，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了。曹邴氏”贳贷行贾＠③郡国”，是一个既经商又放债的人物。冯huān＠⑤在薛邑烧毁债券后对孟尝君说：“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子民，因而贾利之。”〔48〕冯huān＠⑤把孟尝君放债看作与商人一样的求利行为，足见当时富商大贾经营货币借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商人资本向高利贷资本转化，是实现其自身增殖的重要流向之一。

2、消费性流向

富商大贾拥有的财富是巨大的，其消费水平之高也是惊人的。就其家庭消费支出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必需的生活费用，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商贾们未成巨富之前，生活并不十分优裕。如范蠡言其长子“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49〕白圭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50〕，紧缩生活开支。但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商贾们的生活就愈益讲究并奢华起来。范蠡说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51〕此时商贾们“金玉其车，文错其服”〔52〕，“衣食之欲，恣所美好”〔53〕，生活是极其气派的。这种奢移生活与劳动人民的贫困形成巨大的社会反差：“富者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shù＠⑥褐不完，hán＠⑦菽饮水。”〔54〕尽管富商大贾发财致富后生活极端奢侈，消费支出增多了，但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却未增大，而是越来越小，这与劳动人民生活需用占消费结构的绝大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类是家庭经营费用。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家务劳动，养老育幼，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从《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僮）者必当名”的记载来看，他们的家务劳动大概是有一定分工的奴仆们去干的。这些奴婢的生活费用和劳务开支，即成为家庭经营费用中的一部分。养老育幼，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培养子女的谋生技能，也属于这类开支。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监狱，他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以其长子吝惜钱财未能奏效，但还是花去数百金的家产。至于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满足商贾们多种生理和心理需要，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就更为可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5〕这不可能是一笔小数目的开支。“临＠⑧甚富而贵，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56〕。富商大贾参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尚属正当的娱乐活动，而“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则在娱乐之中增加了不少挥金如土的成份。还有的商贾携娼狎妓，寻求刺激，生活相当糜烂。时有“赵女郑姬，设形容，xiē＠⑨鸣琴，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57〕这种富厚之家必有不少富商大贾在内，成为赵女郑姬出卖色相的追逐目标。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色善舞者与居”〔58〕，时称“美人之贾（价）贵，……买之三千金”〔59〕，他不花一笔大价钱是不会把赵姬占为已有的。把上面这些开支合起来，就是一笔庞大的家庭经营费用。

第三类是有关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的开支。不管富商大贾处在何种社会形态之下，都不免要受到国家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为了巩固并提高自己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地位，他们还得花钱来应付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郑国的商人能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取得同盟者的社会地位，不在财力上对国家予以支持是不行的。如弦高犒秦，竟能以国君之礼使秦师深信不疑，这应是一笔巨大的财力支出。“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而后得见”〔60〕。既曰“国法”，必是由来已久，这说明商贾与国君之间也是有经济联系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自己风光了不说，还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61〕。范蠡居齐，曾一度“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62〕，后居陶，“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63〕，这些表示也不会白费，及其次子被杀“丧归”，“邑人尽哀之”〔64〕，颇有点休戚与共的情味。可见富商大贾为维护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需要一大笔消费支出的。

作为家庭消费结构中的三类支出，第一类是基本的，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相对稳定下来，在商人资本利润的消费流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越来越小。第二类和第三类支出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变动也很大。但二者结合起来通常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绝大部分。然而，不管富商大贾以何类支出作为主要消费方式，但都表现出奢侈性的浪费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协调的。

三

前面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来源与流向，侧重于说明商人资本自身的运动过程。但商人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运转，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有什么历史作用？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

从商人资本运动的目的来看，它并不是为购买者或生产者服务，而是为了增殖货币追逐利润。它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但从客观上说来，商人资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这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从春秋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各国先后进行田制和税制的改革，作为农村公社份地制的井田制趋于瓦解，逐渐改变了先前“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公有性质，开始向小农土地所有制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个体小农为了缴纳国家沉重的赋税，并购买自己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常常把自己的耕织产品较多地投入市场，不免遭受商人的中间剥削。尤其是一遇水旱饥馑，生活难乎为继，“又称贷而益之”〔65〕，或者“倍贷以给上之征”〔66〕，忍受高利贷的重利盘剥。这样，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土地买卖也会随之发生，封建土地私有制终于最后确立下来。可见，“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67〕当时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商人资本所起的催育作用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之一。

第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广泛活动，不断扩大了商品市场，到处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发展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这对闭塞的停滞不变的自然经济体系来说，不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使手工业得以充分开发自然资源，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而且使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增强了小农经济的自我调适能力。是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⑩茜，千畦＠①①＠①②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68〕这种农副产品大规模的专门化生产，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之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

第三，加速了贵族等级制度的松解。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财力与社会上层广泛交游，不断寻求政治支持，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无秩禄之奉，爵色之入，而乐与封君比者”，并不满足这样的“素封”〔69〕地位，还要千方百计跻身于政治舞台。“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贷得”〔70〕，金钱成为打开贵族政治大门的武器。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还爬上了秦国卿相的宝座。而不少贵族、官僚也直接参与经商活动，孜孜求利，使社会再也不好继续贱视商人了。“卫国苟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71〕，工商业者已成为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依靠力量。过去“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72〕，现在士农工商皆为“国之石（柱石）民”〔73〕，贵族等级制度的堤＠①③被冲毁了。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重新整合，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当然，我们在看到商人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商人资本的积累以其巨大的诱惑力，致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4〕，到处笼罩着逐利的烟云。连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文学之士其价值观念也不免因此发生动摇。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75〕。结果“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76〕，这就严重削弱了小农经济这一封建制度的基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法律的尊严受到严峻的挑战。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者，没于赂遗也”〔77〕，使国家机器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法治和教化更趋恶化。“其在闾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也。”〔78〕礼法制度对社会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商人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无力予以解决，就只好“困末作而利本事”〔79〕，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这就使中国商人资本一开始就面临着悲剧性的命运，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3页。

〔2〕《左传》闵公二年。

〔3〕《国语·晋语四》。

〔4〕《国语·齐语》

〔5〕《孟子·告子下》。

〔6〕〔73〕《管子·小匡》。

〔7〕《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8〕〔58〕《史记·吕不韦列传》。

〔9〕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10〕〔12〕〔15〕〔17〕〔18〕〔19〕〔22〕〔24〕〔25〕〔27〕〔29〕〔31〕〔32〕〔37〕〔38〕〔41〕〔42〕〔46〕〔50〕〔53〕〔55〕〔57〕〔61〕〔63〕〔68〕〔69〕〔74〕〔75〕〔77〕〔78〕《史记·货殖列传》。

〔11〕《史记·苏秦列传》。

〔13〕《管子·七臣七主》。

〔14〕〔43〕〔49〕〔51〕〔62〕〔6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6〕〔44〕《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20〕《战国策·赵三》。

〔21〕《史记·平准书》集解。

〔23〕《孔丛子·陈士义》。

〔25〕〔54〕〔76〕《汉书·食货志》。

〔28〕〔39〕《管子·轻重甲》。

〔30〕巴克《一部关于封建农奴制俄国商人资本的研究作品》，见《史学译丛》1954年第3期。

〔33〕《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79页。

〔34〕《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9页。

〔35〕《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6〕〔52〕《国语·晋语八》。

〔40〕《韩非子·五蠹》。

〔45〕《马恩选集》第四卷，163页。

〔47〕〔66〕《管子·治国》。

〔48〕〔56〕《战国策·齐四》。

〔59〕《战国策·韩三》。

〔60〕《韩诗外传》卷八。

〔65〕《孟子·滕文公上》。

〔67〕《马恩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70〕《韩非子·亡征》。

〔71〕《左传》定公八年。

〔72〕《左传》桓公八年。

〔79〕《韩非子·奸劫杀臣》。

注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敖加隔去左边

＠②原字为红去工加去

＠③原字为遍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纤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马加鹳去鸟

＠⑥原字为衤右加豆。

＠⑦原字为口加含

＠⑧原字为艹下加甾。

＠⑨原字为扌右加契。

＠⑩原字为后的上部加巴

＠①①原字为姜的繁体字。

历史作用范文篇9

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春秋的起迄年代；“春秋五霸”；春秋时期周王室的衰微；齐桓公称霸；晋楚争霸与城濮之战；战国时期的起迄年代；“战国七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和长平之战。

通过学生对齐国强大、称霸的过程的学习，让学生思考“齐桓公为什么能首先称霸？”从而培养学生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通过对诸侯争霸战争的具体分析，使学生逐渐理解诸侯争霸的作用，认识诸侯争霸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虽然给劳动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具有加速统一步伐、促进民族融洽的积极作用；从而培养学生理解历史知识和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对齐国、晋国称霸的原因进行比较分析，使学生认识到改革是诸侯国得以强大的根本原因。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教学重点：

齐桓公称霸和诸侯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作用。齐桓公称霸：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其称霸的背景、手段和活动教材中介绍的比较详细，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其称霸过程的分析，了解到诸侯争霸的实质认识到齐桓公称霸的根本原因是改革，从而培养学生的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诸侯称霸的历史作用：这是本课的落脚点，学好它对于后面历史学习作了铺垫。引导学生分析历史作用，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教学难点：

诸侯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作用是难点。从战争的性质看，"春秋无义战"，其实质是奴隶主贵族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丁深重的灾难．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争霸战争中大国兼并小国，实现了区域性统一，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它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丁奴隶主集团的势力，便利了新兴地主势力的发展，它客观上使华夏族同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这些问题相对比较抽象，理论难度又比较大，而且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对于初一的学生第一次接触分析争霸战争的实质和结果，要明白这个问题比较困难。

教学方法：讲述法为主，兼用谈话、讨论、讲故事、图示等方法。

地位分析：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社会形成时期，本课是这段大变革时期在政治上的表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地位十分重要。学好本课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的变迁，可以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同时也为以后要知识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学生不能够比较深入地理解本课，对于以后历史上的动荡时期学习不利。

教法建议：

关于"春秋五霸"。教师应指导学生回忆上几节课所学的知识，提出夏、商、西周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并引导学生回答出三个朝代在我国历史上先后是奴隶社会的确立和繁荣时期，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771年。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西周过了是东周。东周又可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那么为什么要把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呢？从而导入新课。

关于"齐桓公称霸"。建议教师首先从诸侯争霸的背景讲起，出示有关西、东周的直接管辖的土地、人口、兵力、财力、物力等对比图。使学生通过对比明白，此时周王室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已经严重削弱，因而周王室与诸侯的关系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就是说，春秋时期的周天子丧失了"天下共主"的资格，这成为诸侯争霸的背景原因。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为了获取周天子过去享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争当霸主--诸侯首领。这是诸侯争霸的原因，也是诸侯争霸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诸侯纷起，先后出现了五位霸主，历史上称?quot;春秋五霸"。在讲到齐桓公称霸的条件和活动时，建议教师提问学生：假如你是一个诸侯国的国王，为了成为霸主，你会如何做呢？然后在学生答案中，找到相关内容，再让学生先阅读教材有关内容，使学生明白齐桓公能够首先称霸，雄厚的实力、有利的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任用人才和进行改革是根本原因。葵丘会盟是称霸的标志。

关于"诸侯争霸的历史作用"因为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初一学生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建议教师以战争的后果为基点，以教师讲授为主，以总结的方式。在讲授中，注意引导学生学会由历史现象到历史实质的提炼过程。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齐桓公称霸和诸侯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作用。

教学难点：诸侯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作用是难点。

教法设计：讲述法为主，兼用谈话、讨论、讲故事、图示等方法。

教学过程：

教师首先复习提问在前上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哪个朝代?这些朝代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怎样?在学生能回答正确的基础上，教师小结并导入新课。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西周过了是东周。东周又可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这是一个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

一、东周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特征

公元前770年，东周建立。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

二、春秋五霸

1、诸侯争霸的实质

教师首先出示有关西、东周变化的对照表。

名称

土地

兵力

财力物力人口

天子与诸侯的关系

西周

周王室直接管辖从镐京到洛邑方约千里的土地

王室直接管辖的军队多达14万人以上

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天子是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东周

东周初年王室直接近辖的土地有方约600里的土地，往后越来越少。最后只有方约百里的土地。

平王东迁后，还有3万人。后来逐渐减少到只剩下几千人了

直辖的人口所剩无几，财力、物力、兵源减少

天子在政治上成了傀儡，不得不依靠强大的诸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学生通过此表格的分析，对东周的衰落景象一清二楚，这样有利于学生对东周初年，王室力量削弱，天子和诸侯的地位变化的理解。在学生看对照表的基础上，教师提问：诸侯争霸的实质是什么？估计学生能够说出表面原因，但是对深层次的原因概括不清，教师应进一步指出：春秋时期的周天子丧失了“天下共主”的资格，反而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强大的诸侯。正是在周王室的日益衰微的背景下，诸侯争霸的热闹场面一场接一场地出现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虽然名存实亡，但是周天子过去享有的权威，却是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所朝思暮想的。于是，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贡赋，为了获取周天子过去享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争当诸侯首领—霸主。这是诸侯争霸的原因，也是诸侯争霸的实质。

2、春秋五霸

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教师应引出春秋初期，诸侯国有100多个，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就召开各诸侯国会议，迫使大家承认他的首领地位，成为“霸主”。先后起来争霸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称为“春秋五霸”。（指出“春秋五霸”的另一种说法。）同时让学生在春秋列国形势土上画出“五霸”（实际应该为7个国家）的相应位置。

3、齐桓公称霸

指导学生阅读教材，提出：齐桓公为什么能够首先称霸？

⑴齐在山东，得渔盐之利，富庶，为东方大国。

⑵齐桓公善于用人，任管仲为相。管仲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军制，齐国实现国富兵强。

⑶齐桓公依仗实力，有管仲谋略“尊王攘夷”，发展齐国势力。（东周初年，王室衰微，但天子以“天下共主”的名义，仍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强大的诸侯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

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4、晋楚争霸

在阅读教材之后，教师提出问题：晋楚争霸的关键之战是什么？晋文公称霸同齐桓公称霸相比，有什么相同之处？估计学生可以回答出城濮之战。教师先作介绍：晋国出动的兵力约2万人，楚国出动的兵力约4万人，结果却是晋胜楚败。所以，城濮之战在我国历史上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解释退避三舍这一成语的来源。）“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有什么相同之处”关键要让学生明白齐、晋之所以可以成为霸主，其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的君主都进行了改革，使国家得以强壮。（吴越争霸：建议教师指导学生自己以讲故事的方式学习）

5、争霸战争的作用

教师提问：这么多争霸战争，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什么影响？估计学生可能会回答出战争的破坏性，但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恐怕回答的不会很到位，教师可以提出一些启发性问题，如：春秋开始的时候诸侯国林立，由于争霸战争到春秋末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大国，这能说明些什么问题？（加快了统一的步伐）。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发言。

二、战国七雄

教师首先出示《战国形势土》边指图边向学生介绍战国七雄，建议教师按方位向学生介绍七个国家即齐楚秦燕赵魏韩，东西南北在中间。教师再提问：请同学对照《春秋列国形势图》后指出，在七雄中哪些国家是春秋时就存在的，而哪些国家是战国时新出现的？在学生正确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再次指出：其实除了新出现韩赵魏之外，此时的齐国也与春秋时期的齐国有所不同了，教师讲解“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事件。

历史作用范文篇10

通过学生对齐国强大、称霸的过程的学习，让学生思考“齐桓公为什么能首先称霸？”从而培养学生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通过对诸侯争霸战争的具体分析，使学生逐渐理解诸侯争霸的作用，认识诸侯争霸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虽然给劳动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但具有加速统一步伐、促进民族融洽的积极作用；从而培养学生理解历史知识和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对齐国、晋国称霸的原因进行比较分析，使学生认识到改革是诸侯国得以强大的根本原因。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教学重点：

齐桓公称霸和诸侯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作用。齐桓公称霸：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其称霸的背景、手段和活动教材中介绍的比较详细，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其称霸过程的分析，了解到诸侯争霸的实质认识到齐桓公称霸的根本原因是改革，从而培养学生的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诸侯称霸的历史作用：这是本课的落脚点，学好它对于后面历史学习作了铺垫。引导学生分析历史作用，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教学难点：

诸侯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作用是难点。从战争的性质看，"春秋无义战"，其实质是奴隶主贵族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丁深重的灾难．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争霸战争中大国兼并小国，实现了区域性统一，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它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丁奴隶主集团的势力，便利了新兴地主势力的发展，它客观上使华夏族同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这些问题相对比较抽象，理论难度又比较大，而且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对于初一的学生第一次接触分析争霸战争的实质和结果，要明白这个问题比较困难。

教学方法：讲述法为主，兼用谈话、讨论、讲故事、图示等方法。

地位分析：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社会形成时期，本课是这段大变革时期在政治上的表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地位十分重要。学好本课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的变迁，可以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同时也为以后要知识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学生不能够比较深入地理解本课，对于以后历史上的动荡时期学习不利。

教法建议：

关于"春秋五霸"。教师应指导学生回忆上几节课所学的知识，提出夏、商、西周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并引导学生回答出三个朝代在我国历史上先后是奴隶社会的确立和繁荣时期，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771年。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西周过了是东周。东周又可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那么为什么要把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呢？从而导入新课。

关于"齐桓公称霸"。建议教师首先从诸侯争霸的背景讲起，出示有关西、东周的直接管辖的土地、人口、兵力、财力、物力等对比图。使学生通过对比明白，此时周王室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已经严重削弱，因而周王室与诸侯的关系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就是说，春秋时期的周天子丧失了"天下共主"的资格，这成为诸侯争霸的背景原因。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为了获取周天子过去享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争当霸主--诸侯首领。这是诸侯争霸的原因，也是诸侯争霸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诸侯纷起，先后出现了五位霸主，历史上称?quot;春秋五霸"。在讲到齐桓公称霸的条件和活动时，建议教师提问学生：假如你是一个诸侯国的国王，为了成为霸主，你会如何做呢？然后在学生答案中，找到相关内容，再让学生先阅读教材有关内容，使学生明白齐桓公能够首先称霸，雄厚的实力、有利的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任用人才和进行改革是根本原因。葵丘会盟是称霸的标志。

关于"诸侯争霸的历史作用"因为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初一学生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建议教师以战争的后果为基点，以教师讲授为主，以总结的方式。在讲授中，注意引导学生学会由历史现象到历史实质的提炼过程。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齐桓公称霸和诸侯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作用。

教学难点：诸侯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作用是难点。

教法设计：讲述法为主，兼用谈话、讨论、讲故事、图示等方法。

教学过程：

教师首先复习提问在前上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哪个朝代?这些朝代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怎样?在学生能回答正确的基础上，教师小结并导入新课。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西周过了是东周。东周又可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这是一个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

一、东周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特征

公元前770年，东周建立。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

二、春秋五霸

1、诸侯争霸的实质

教师首先出示有关西、东周变化的对照表。

名称

土地

兵力

财力物力人口

天子与诸侯的关系

西周

周王室直接管辖从镐京到洛邑方约千里的土地

王室直接管辖的军队多达14万人以上

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天子是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东周

东周初年王室直接近辖的土地有方约600里的土地，往后越来越少。最后只有方约百里的土地。

平王东迁后，还有3万人。后来逐渐减少到只剩下几千人了

直辖的人口所剩无几，财力、物力、兵源减少

天子在政治上成了傀儡，不得不依靠强大的诸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学生通过此表格的分析，对东周的衰落景象一清二楚，这样有利于学生对东周初年，王室力量削弱，天子和诸侯的地位变化的理解。在学生看对照表的基础上，教师提问：诸侯争霸的实质是什么？估计学生能够说出表面原因，但是对深层次的原因概括不清，教师应进一步指出：春秋时期的周天子丧失了“天下共主”的资格，反而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强大的诸侯。正是在周王室的日益衰微的背景下，诸侯争霸的热闹场面一场接一场地出现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虽然名存实亡，但是周天子过去享有的权威，却是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所朝思暮想的。于是，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贡赋，为了获取周天子过去享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争当诸侯首领—霸主。这是诸侯争霸的原因，也是诸侯争霸的实质。

2、春秋五霸

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教师应引出春秋初期，诸侯国有100多个，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就召开各诸侯国会议，迫使大家承认他的首领地位，成为“霸主”。先后起来争霸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称为“春秋五霸”。（指出“春秋五霸”的另一种说法。）同时让学生在春秋列国形势土上画出“五霸”（实际应该为7个国家）的相应位置。

3、齐桓公称霸

指导学生阅读教材，提出：齐桓公为什么能够首先称霸？

⑴齐在山东，得渔盐之利，富庶，为东方大国。

⑵齐桓公善于用人，任管仲为相。管仲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军制，齐国实现国富兵强。

⑶齐桓公依仗实力，有管仲谋略“尊王攘夷”，发展齐国势力。（东周初年，王室衰微，但天子以“天下共主”的名义，仍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强大的诸侯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

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4、晋楚争霸

在阅读教材之后，教师提出问题：晋楚争霸的关键之战是什么？晋文公称霸同齐桓公称霸相比，有什么相同之处？估计学生可以回答出城濮之战。教师先作介绍：晋国出动的兵力约2万人，楚国出动的兵力约4万人，结果却是晋胜楚败。所以，城濮之战在我国历史上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解释退避三舍这一成语的来源。）“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有什么相同之处”关键要让学生明白齐、晋之所以可以成为霸主，其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的君主都进行了改革，使国家得以强壮。（吴越争霸：建议教师指导学生自己以讲故事的方式学习）

5、争霸战争的作用

教师提问：这么多争霸战争，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什么影响？估计学生可能会回答出战争的破坏性，但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恐怕回答的不会很到位，教师可以提出一些启发性问题，如：春秋开始的时候诸侯国林立，由于争霸战争到春秋末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大国，这能说明些什么问题？（加快了统一的步伐）。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发言。

二、战国七雄

教师首先出示《战国形势土》边指图边向学生介绍战国七雄，建议教师按方位向学生介绍七个国家即齐楚秦燕赵魏韩，东西南北在中间。教师再提问：请同学对照《春秋列国形势图》后指出，在七雄中哪些国家是春秋时就存在的，而哪些国家是战国时新出现的？在学生正确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再次指出：其实除了新出现韩赵魏之外，此时的齐国也与春秋时期的齐国有所不同了，教师讲解“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