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论范文10篇

历史认识论范文篇1

有关当前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任务，笔者同意赵吉惠先生的观点：反省和重建（赵吉惠先生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即考察和反省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一些主要论点，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反省是为了重建，重建必须要有认真切实的反省。否则，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招牌。

历史认识论是一门反思性的研究，而其自身也须时时反思和反省。唯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前人的失误。本着这样的认识，笔者写成此文，承接赵吉惠先生《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一文中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也对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本文所谓的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仅指兰克学派的历史认识论思想）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点作一番考察和反省。

一

与“一般的以现实存在的事物为对象的认识活动不同，历史认识的对象是既往的事物，它既不能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任何实验的方法来复制、再现。面对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认识对象，历史认识者常常会发问：历史事实在哪里?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在哪里?这是自然科学家和大多数以现存事实为对象的研究者无须关心的问题，而在历史学科中，它不仅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历史事实在哪里?或者简单地说，历史在哪里?这是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讨论较多、分歧也较大的一个问题。赵吉惠先生在《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一文(以下简称赵文)中，从另一个角度——究竟是有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讨论了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究竟在哪里呢?或者说，究竟是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呢?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它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之外并不受其影响。历史事实以直接的方式“封存”在史料之中，尤其是原始资料之中。历史认识主体只要按照——定的规则和程序(统称为史料的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就可以获得它们，将它们移入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提取历史事实后，即可‘直接’把它搬到自己的史学著作中去，既不用改变它在历史链条上的位置，也不用涉及它在这个链条上的作用和意义”（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46—l47页）。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威胁主要来自历史认识主体。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可以做到排除“自我”、消灭“自我”，他应该是一件工具、一面镜子、一架传递历史声音的机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如实地说明历史”，做到“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2页。）。他们相信事实本身就会说话，能让历史事实自己来说话的历史学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不同意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把历史事实看成是“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像砖头和木块那样具有一定形状和明显固定轮廓的东西”是荒谬可笑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学家不可能与它打交道，“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实被关于它们的暗淡的反映和模糊的印象或观念所代替，而且这些触摸不到的、暗淡模糊的反映和印象都是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所留下的全部东西”（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0页）。卡尔·贝克尔解释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两种相应尽量确切；但是事实的实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的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59—260页）。

从表面上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看法是彼此对立的，但两者的结论却有共同之处。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历史事实，就是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虽然曾讲到有两种历史事实，但是最后仍然只承认有一种历史事实，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第231页）。一个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史料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认识观念中的历史认识；一个用主体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两者殊途同归，都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都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

不管是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还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只要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即只要使用口；个“历史事实”概念范畴，就很难解释我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例如，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爱琴海地区上古国家存在约有800年之久．有关爱琴文明的历史事实，如今已经被写进我们的史学著作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爱琴文明不是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而是存在于我们今天的历史认识主体的意识中，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中；即使在我们的史学著作中，有关爱琴文明的描述非常详尽，非常真实，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爱琴文明本身，不是我们在讲爱琴文明，而是爱琴文明在借我们的口说话。把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也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学者，尤其是前苏联、波兰的一些学者，对“历史事实”范畴的涵义、层次、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详见陈启能《论历史事实》，《史学理沦》1987年第4期。）。

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当代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本质、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当代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着一种信息因素，它是世界上一切物质系统存在及其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具有确定性的表征或标志（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山版社1986年6月版，第194页，）。信息是由物质系统发出的，在物质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某一物质系统的信息可以通过一定的中介(信息通道)传递给另一些物质系统，并为后者所接收。这样，后者就保留和储存了表征或标志着前者的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信息材料。人们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一个获得和加工处理历史信息的过程。对于那些已经消灭了的历史事实，人们虽然无法直接接收它们的信息，但可以通过接收它们仍然保留和储存在现存物质系统中的某些历史信息来认识它们。当我们说我们对某一历史事实有了某种认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获得了有关这一历史事实的某些信息。客观历史的内容是以信息的形式进入并存在于我们历史认识主体的观念中的，主体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的内容，就是指认识所包含的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于沛先生在《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理论思维》(刊于(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文中，讨论了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认为“历史学的客观性不是客观实在的纯客观性，而是带有主观性质的客观性，或是在主观范围内的客观性”正确地指出了历史学中的客现性不能等同于历史实在的客．观性，但在表述上好像还欠准确。通常所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一对对应的范畴，客观性就是非主观性，主观性就是非客观性。主观性质的客观性，在逻辑上说不通。按笔者的理解，是甭可以这佯说：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就是历史认识戎果的客观性，具体地位，就足主体观念中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是否妥当，仅供参考。】。是历史事实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是主体的陈述包含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信息，而不是主体的陈述就是历史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科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进步，历史认识论领域里的种种客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观点将日益失去其存在的时代条件，日益显示出它们的不合理性。赵吉惠先生说：当代东西方的某些历史哲学家，为了准确界定“历史事实”这个概念，曾经试图把它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把‘历史事实’区分为‘科学的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事实，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是客观实际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表现形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所谓‘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不过是从‘实际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中整理、概括的结果罢了”。

笔者认为赵文的这个论点不能成立。历史文献的记载或历史著作中的陈述，都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赵文既然已经肯定它具有科学重构的性质，那么它们怎么还能“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呢?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信息的接收、加工处理后的产物。换句话说，历史认识活动也是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就是历史认识主体依照客观历史事实为原型而生产出来的一种观念性的精神产品。一个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个是生产所模仿的原型，前者怎么会是后者的部分或片断呢?

赵文认为，把“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其实，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和“科学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就是“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主观划分，而是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使用“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两个概念范畴才能说明或描述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和关系就像恩格斯在讨论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关系所说：“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加以区别，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怎能说是不科学的呢？更难以理解的是，赵文一方面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文献记载或史学家通过史料中介而陈述的‘历史事实’，这里难免渗透了历史文献记录者、整理者的意向，也必然包含了史学家的兴趣和选择。因而，这样的‘历史事实’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有一定的虚假甚至歪曲的成分”，所以，它“并非一般的自然历史过程”。那么，赵文所说的只有一种历史事实究竟是指什么呢?如上所述，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混为同一，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只是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来替代和取消客观的历史事实；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赵文的论述似乎更接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

二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历史认识领域里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问题。下面，我们来讨论“历史认识客体”的含义问题。

首先，还是先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客体”的解释。

严格地说，在客观主义历史认识中，还没有“历史认识客体”这个概念。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与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历史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认识客体就是客观历史本身。换句话说，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把历史本体等同于历史认识的客体。

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本源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本身的客观性，排斥和反对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他们在历史认识的本源上，持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肯定历史事实是先于和独立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并把它看作是历史认识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合理的一面。但是，认识的本源问题的研究，解决的是“精神源于物质，还是物质源于精神”的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认识的发生问题。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认识的本源与认识的发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简单地把对历史认识本源问题的理解用到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上，把历史认识看作是历史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给予，把历史认识主体看作是一种工具。结果，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的本体。

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不仅在量的方面扩大了“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外延，而在质的方面，也抹杀和忽视了历史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参见李振宏《论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刊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因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指向才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与之相同的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里，也没有“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我们知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发生的层面上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强调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他们认为不能离开历史认识主体来谈论历史认识客体。卡尔说：“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历史学家“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针对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他批评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一lo页。与贝克尔等人不同，卡尔的历史认识论思想还不能全归入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这一派中。在《历史是什么?》中，他提出了许多《8辟的说法，如“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的确，他是“非常审慎地航行于西勒巨岩和克利卜底斯大漩涡之间”。然而，有时又不免失足陷入克利卜底斯大漩涡，流露出相对主义的论点。》

但是，当他们在弥补和克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时，却没有能避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错误。同样也没有能注意到历史认识的发生与历史认识的本源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不恰当地将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主体的作用、主客体的关系夸大到历史认识的本源层次上，提高到本体的高度。结果，历史学家成为专横主观的主体，历史事实成了一堆任人摆布的材料。“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卡尔：《历史是什么?》第6页】。

陈启能先生在《论历史事实》一文中指出：“在西方史学界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和情绪，即至少是对是否存在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的问题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这是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老课题。”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来，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问题的探讨，“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含义的界定都是从一定的本体论出发的，以一定的本体论为基础的。抛弃了本体论的前提，或者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出发，许多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如有关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主客体的关系等论述)就变成了谬误【西方的史学思想，大致经历丁——个·之”字型的发展轨迹。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是针对和批判19世纪以前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想又是针对和批判兰克学派的f刁；知是什么原因．在每——次反对与批判的论战中，都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情况。矫枉过正的结果，常常是为泼掉洗澡水而将小孩也一同泼掉丁，许多原来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因没有恰当的限定而成脱缰之马。本文所讨论的三个问题，都有这种特征。其原因何在．有什么规律，也是吏学史和史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历史事实是没有地位的，解释就是一切。主体不仅决定了客体，而且还吞没了客体。如有的说：历史事实“本身是不存在的，它的存在只是通过意识并且为了意识”，“独立于科学之外而又能被科学真实再现的历史现实是不存在的”【雷蒙·阿隆语，转引自陈启能《论历史事实》。】。有的说：“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卡尔·贝克尔语．引自《历史是什么?》第18页。】。“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卡尔·贝克尔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1页。】。由于没有本体论的基础，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历史认识论的“历史认识客体”已不是那外在的、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即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

总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客观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的客观性，忽视了它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与主体的相关联性，否定了它的客观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主体头脑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所以，在这两种历史认识论中，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范畴。

科学的历史认识论首先肯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事实的客观存在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的认识客体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会因为它的存在而自然地或必然地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它不会向我们自然涌现。当人们的认识还没有指向它们时，它们还处在一种与我们认识主体毫不相干的自然状态。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人们尚未认识它们之前，早巳客观地发生了，“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或者说，它们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不是历史认识客体。通常，我们称之为“自然意义的历史”或“自然的历史”。

历史认识客体是一个与历史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范畴。正如历史学家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对象的认识关系中才能实现与确证其主体地位一样，客观的历史事实也只有在实际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主体的认识关系中才能获得认识客体的地位。所以，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历史，但历史并非全是历史认识的客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极为漫长的历程和无限丰富的内容，人们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仅仅是这无限多样的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有这些已经纳入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为我们认识主体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一系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过程等，才能称其为历史认识的客体。

马克思曾说过：“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之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124页．】。如果说历史本身具有不以任何认识主体的思维活动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历史认识客体则恰恰是具有同认识主体的思维相关联的意义。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有些已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有些还处于一种自然历史的状态，那是由于那些历史事实的性质和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历史事实的性质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要使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激发起主体的关注并引起主体的认识指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如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主体及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践的状况和要求等。

在史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里，人们并不是抽象地将一切历史现象全都纳入他们的认识活动，当作他们的认识客体。这样傲，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们只能在无限丰富的历史现象中选择那些与他们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相适应的、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实践状况要求相适应的，因而也就是对他们和他们的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些历史现象作为他们的认识客体。某一个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而是为我之物了【列宁说：“每个人都千万次地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页，】。它就成了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的标志，成了主体及其社会状况的表征。主客体的相关联性，反映了客体对主体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反映了客体与主体的内在需要的同—性。因此，不同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界定为客观的、外在于认识主体并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在肯定它的客观性的同时，还从主体方面、从主体的认识活动中来理解历史认识窖体的含义。同时，也不同于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在肯定客体与主体的相关联性时，严格地把它规定在认识论的层次和范围中，客体的客观性是主客体相关联性的前提和基础。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赵文的论述。赵文说：“历史事实作为史学认识论概念，即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这个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虽然它不能等同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贝克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它来源于或取材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在这段论述中，作者使用了好几个概念术语，如“陈述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客体”、“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自然历史”、“历史原型”等，这些都是历史认识论中的重要概念，有必要作一番仔细的分析。

(一)赵文泥：“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说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这实际上还是把主体观念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还是把观念对客体的反映当作客体本身。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史学家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是历史认识活动的成果。而历史认叼客体是指与主体发生实际的认识关系、并与主体—起构成历史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中的一极【夏甄陶：《认识论引论》第4、6l页。】。如，当我们去观察桌子上的一只杯子时，客体是指桌子上的那只杯子，；而不是指我们头脑中的有关杯子的印象；同样，当我们在研究爱琴文明时，客体是指那数千年前的爱琴文明本身，而不是指我们依据史料在观念中复原起来的有关爱琴文明的认识。如果把历史认识的成果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当然，在史学史等研究领域，历史认识的成果也就是我们的认识客体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陈述，就是我们研究司马迁史学或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认识客体。但赵文显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称历史认识成果为历史认识客体。】，那么，那些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并发生实际认识关系的那些外在的客观历史事实称什么呢?

(二)自然历史就是非对象的历史事实，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历史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把已经为史学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认识客体称之为现实的认识客体，那么自然历史——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可以称之为潜在的认识客体。潜在的客体是相对于现实客体而言的，自在之物是相对于为我之物而言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然历史了，不再是潜在的认识客体了。所以，赵文的“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的说法就不太妥当，把“自然历史存在”和“历史认识客体”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那么真正的“自然历史”，即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那些客观的历史事实称之什么呢?

(三)赵文说：“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称“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那是将“自然历史”和“历史原型”作为同—概念来使用的。其实这也是不妥当的。“历史原型”这一概念，有时是相对于“历史认少”或“历史知识”而言的。如我们常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比喻为“摹写”，历史认识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摹写”，客观的历史是临摹的原型，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是摹本，原型是相对于摹本而言的。有时，“历史原型”是相对于“历史遗存”而言。如，研究汉代的社会状况，汉代社会本身就是“原型客体”或“历史原型”，《史记》等史料，就是“历史遗存”，或称“遗存客体”。不管是那一种情况，“历史原型”都是指历史认识客体本身；而“自然历史”则是一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没有为人们的认识所指向，当然谈不上什么“原型”问题。

三

有关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分别代表着西方史学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两种态度。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的真实性抱着一种乐观和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通过对可靠资料的批判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可以如实地再现全部历史真相。同时，他们相信，随着文献档案资料的开放，全部的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终极的”历史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9-10页】。

与此相反，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真实性抱着一种悲观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嘲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标榜的“如实地说明历史”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学家不可能展现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即使最简单的事件也不可能”【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3页。】。克罗齐说：“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门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最小的小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第35-36页】“终极历史学”的信仰被当作空想抛弃了，“晚一代历史学家并不憧憬这样的远景。他们希望别人一次次地超过自己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关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脑子，即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才‘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不可能包含不可变更的基本元素或与人无关的原子。……探索似平是无止境的，一些缺乏耐心的学者躲避到怀疑论里去，或者至少用下列原理来作为遁辞：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它们彼此都是——样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9第14页。】。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来自一种同样的衡量尺度，即都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尺度来衡量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肯定的真实性，就是认识与对象的完全吻合，不仅可以完全、彻底地认识历史事实，而且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产生终极的历史学。而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来，既然这种真实性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那么历史认识领域就无真实性可言；他们都没有注意列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的实质并不是认识与对象能否达到完全吻合，而是主体的历史认识是否可能包含了来自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内容的问题。只要肯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历史认识中存在着真实性；只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分析，那么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就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仅如此，客观声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工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造成历史认识失真的原闲分析也是极为相似的。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沦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肯定，主要是限于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看来，唯有在事实性的历史认识范围里，历史学家才能做到排除“自我”，达到“无我”之境。“每件事实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闰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历史认识就无真实性可言。所以，他们在史学实践中，避免作任何理论上的概括、综合和评价，避免对事实作任何判断，而致力于确认可能范围内的一切事实。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到，要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排除、消灭主体是不可能的，历史认识活动必然是具有主体性的，认识的结果也必然是渗透着史家主体的因素和凝结着史家主体的属性。同时，他们看到，历史认识也不是纯粹的事实。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重演前人的思想，“它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别人心灵的魅力；它是一项积极的、因而是批判思维的工作”，“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历史的观念》第26页。】。把历史认识看作是一种价值认识；这是当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因此，他们也更多地是从这一角度来讨论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历史认识的特点。如卡尔、克罗齐、贝克尔等人的历史认识论都具有这种特点。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来说，他们必须在肯定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肯定历史认识主要是一种价值认识的基础上，来讨论历史认识的真实性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又殊途同归了。

(一)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完全消极的因素。

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反映对象而使认识对象、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渗透、凝结着主体属性的一种特征。只要是人的认识，一定具有主体性。因为认识总是在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的统摄下进行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透过自身去观察、理解和把握对象，不带主体性的认识是没有的【参见周文彰：《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刊于《求索》1989年第2期，】。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主体性的存在是否必然就消失掉历史认识的肯定性呢?对此，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都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前者希望通过消灭“自我”，净化历史认识过程，来保全“历史的贞洁”【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S?页。】；后者看到主体的“加工”是必不可少的，主体性是无法清除的?而一经主体“加工”，历史认识就不可能包含与人无关的因素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也就不存在了。【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4页。】

其实，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必然就消失掉认识的真实性，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信息，形成一定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历史客体在吏家主体的头脑中取得观念性形式、史家主体的观念从历史客体获得客观性内容的过程，即历史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庞卓恒先生称“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见杜经国、宠卓恒、陈高华著《历史学概论》第一篇第二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客体的主体化不等于客体的主观化，认识的主体性不等于认识的主观性。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先存的，但不是先验的。更主要的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认知图式并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建构，“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像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3页。】。从根本上说，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客观历史图式的内化和积淀。客观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并有自身的联系和秩序，这种规律、联系和秩序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形成为图式。在史学实践中，多种多样的历史图式转化为语言、概念等，最后又内化和沉淀为主体的认知图式。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主体一方面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的信息，描述客观历史的图式；另一方面又以客观历史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认知图式。随着历史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主体的图式就越来越逼近客观历史的图式，主体也就能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历史。《庄子·养生主》记载了一则“庖丁解牛”的寓言，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畸，砉然响然，奏刀辖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令。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里所说的从“所见无非牛者”到“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的过程．正是主体图式不断逼近客体的图式，主体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客体的过程。解牛如此，历史认识也如此。所以?经由主体“加工”而形成的历史认识是可以包含一些与人无关的客观性内容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可以达到的。

(二)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认为在历史的价值认识的范围里，认识是没有普遍性、持久性的。应该肯定，历史认识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认识，它还是一种价值性认识。历史对历史本身来说，是一系列已经发生或存在过的事和人；而对于回忆它、研究它的人来说，它是一系列发生和存在过的有意义的事和人。相比之下，在历史认识的本质特点、历史认识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当代的历史认识论要比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具有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历史认识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个层次并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事实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具有不同的特点。事实认识的真实性是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相一致的，一个事实认识只要是真实的，它总是能为大家接受和分享；而价值认识的真实性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并不一致，一个具有真实性的价值认识并不一定能为他人接受和分享。同一个历史事实，与不同的主体会构成不同的价值关系，不同的主体又会依据不同的价值尺度去评价它的意义。各个时代、各个社会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他自己的历史判断。新的时代和社会，会产生新的需要，形成新的价值关系。新的需要和新的价值关系又要求历史学家去重新认识历史。所以，历史的意义总是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评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看到历史认识的不断更新，看到它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而且前人的历史认识往往不能为后人所分享；同时，他们又看到各个时代和社会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些认识对于产生它们的时代和社会来说，又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那么，历史认识岂不是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了吗?柯林武德在1936年的一份手稿里曾这么写道：“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编者序言，第9页。】。这一段文字，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在讨论有关历史领域的事实性认识的正确性问题。历史领域中的价值性认识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呢?应该说，这才是赵文所说的有关历史认识真理性和历史认识论中的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个体的、个别的，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普遍的、持久的、能为大家共享的价值判断。有关历史意义的认识，常常是有差异的、矛盾的和对立的。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航队首次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欧洲人(其实只是部分欧洲人)称其为“发现新大陆”，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美洲印第安人称其为“入侵”，认为这一天是罪恶的殖民主义实施种族灭绝的开始，是印第安人的“忌日”和“哀悼日”【《纪念与抵制并举的—天】1992年10月16日《文汇报》。】。只要主体是个体的、个别的，那么作出的历史判断总是个别性的和特殊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整体的或人类总体的，那么，普遍性的、持久性的历史判断还是存在的。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曾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就所涉及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言，存在着一种人性的共同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只指生物层次上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共同的基础看上去最清楚、最明显)，而且还指心理层次上的基础。每—个历史学家都确信人性的某些特点和人的某些需要是永恒的，并把他的许多陈述都建立在这种确信的基础之上”【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桩：第648页。】。这种人性的共同基础和人的某些永恒的需要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

历史认识论范文篇2

有关当前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任务，笔者同意赵吉惠先生的观点：反省和重建（赵吉惠先生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即考察和反省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一些主要论点，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反省是为了重建，重建必须要有认真切实的反省。否则，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招牌。

历史认识论是一门反思性的研究，而其自身也须时时反思和反省。唯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前人的失误。本着这样的认识，笔者写成此文，承接赵吉惠先生《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一文中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也对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本文所谓的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仅指兰克学派的历史认识论思想）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点作一番考察和反省。

一

与“一般的以现实存在的事物为对象的认识活动不同，历史认识的对象是既往的事物，它既不能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任何实验的方法来复制、再现。面对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认识对象，历史认识者常常会发问：历史事实在哪里?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在哪里?这是自然科学家和大多数以现存事实为对象的研究者无须关心的问题，而在历史学科中，它不仅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历史事实在哪里?或者简单地说，历史在哪里?这是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讨论较多、分歧也较大的一个问题。赵吉惠先生在《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一文(以下简称赵文)中，从另一个角度——究竟是有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讨论了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究竟在哪里呢?或者说，究竟是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呢?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它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之外并不受其影响。历史事实以直接的方式“封存”在史料之中，尤其是原始资料之中。历史认识主体只要按照——定的规则和程序(统称为史料的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就可以获得它们，将它们移入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提取历史事实后，即可‘直接’把它搬到自己的史学著作中去，既不用改变它在历史链条上的位置，也不用涉及它在这个链条上的作用和意义”（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46—l47页）。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威胁主要来自历史认识主体。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可以做到排除“自我”、消灭“自我”，他应该是一件工具、一面镜子、一架传递历史声音的机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如实地说明历史”，做到“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2页。）。他们相信事实本身就会说话，能让历史事实自己来说话的历史学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不同意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把历史事实看成是“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像砖头和木块那样具有一定形状和明显固定轮廓的东西”是荒谬可笑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学家不可能与它打交道，“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实被关于它们的暗淡的反映和模糊的印象或观念所代替，而且这些触摸不到的、暗淡模糊的反映和印象都是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所留下的全部东西”（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0页）。卡尔·贝克尔解释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两种相应尽量确切；但是事实的实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的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59—260页）。

从表面上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看法是彼此对立的，但两者的结论却有共同之处。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历史事实，就是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虽然曾讲到有两种历史事实，但是最后仍然只承认有一种历史事实，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第231页）。一个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史料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认识观念中的历史认识；一个用主体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两者殊途同归，都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都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

不管是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还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只要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即只要使用口；个“历史事实”概念范畴，就很难解释我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例如，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爱琴海地区上古国家存在约有800年之久．有关爱琴文明的历史事实，如今已经被写进我们的史学著作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爱琴文明不是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而是存在于我们今天的历史认识主体的意识中，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中；即使在我们的史学著作中，有关爱琴文明的描述非常详尽，非常真实，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爱琴文明本身，不是我们在讲爱琴文明，而是爱琴文明在借我们的口说话。把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也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学者，尤其是前苏联、波兰的一些学者，对“历史事实”范畴的涵义、层次、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详见陈启能《论历史事实》，《史学理沦》1987年第4期。）。

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当代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本质、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当代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着一种信息因素，它是世界上一切物质系统存在及其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具有确定性的表征或标志（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山版社1986年6月版，第194页，）。信息是由物质系统发出的，在物质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某一物质系统的信息可以通过一定的中介(信息通道)传递给另一些物质系统，并为后者所接收。这样，后者就保留和储存了表征或标志着前者的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信息材料。人们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一个获得和加工处理历史信息的过程。对于那些已经消灭了的历史事实，人们虽然无法直接接收它们的信息，但可以通过接收它们仍然保留和储存在现存物质系统中的某些历史信息来认识它们。当我们说我们对某一历史事实有了某种认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获得了有关这一历史事实的某些信息。客观历史的内容是以信息的形式进入并存在于我们历史认识主体的观念中的，主体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的内容，就是指认识所包含的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于沛先生在《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理论思维》(刊于(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文中，讨论了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认为“历史学的客观性不是客观实在的纯客观性，而是带有主观性质的客观性，或是在主观范围内的客观性”正确地指出了历史学中的客现性不能等同于历史实在的客．观性，但在表述上好像还欠准确。通常所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一对对应的范畴，客观性就是非主观性，主观性就是非客观性。主观性质的客观性，在逻辑上说不通。按笔者的理解，是甭可以这佯说：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就是历史认识戎果的客观性，具体地位，就足主体观念中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是否妥当，仅供参考。】。是历史事实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是主体的陈述包含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信息，而不是主体的陈述就是历史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科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进步，历史认识论领域里的种种客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观点将日益失去其存在的时代条件，日益显示出它们的不合理性。赵吉惠先生说：当代东西方的某些历史哲学家，为了准确界定“历史事实”这个概念，曾经试图把它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把‘历史事实’区分为‘科学的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事实，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是客观实际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表现形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所谓‘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不过是从‘实际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中整理、概括的结果罢了”。

笔者认为赵文的这个论点不能成立。历史文献的记载或历史著作中的陈述，都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赵文既然已经肯定它具有科学重构的性质，那么它们怎么还能“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呢?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信息的接收、加工处理后的产物。换句话说，历史认识活动也是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就是历史认识主体依照客观历史事实为原型而生产出来的一种观念性的精神产品。一个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个是生产所模仿的原型，前者怎么会是后者的部分或片断呢?

赵文认为，把“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其实，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和“科学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就是“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主观划分，而是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使用“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两个概念范畴才能说明或描述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和关系就像恩格斯在讨论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关系所说：“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加以区别，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怎能说是不科学的呢？更难以理解的是，赵文一方面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文献记载或史学家通过史料中介而陈述的‘历史事实’，这里难免渗透了历史文献记录者、整理者的意向，也必然包含了史学家的兴趣和选择。因而，这样的‘历史事实’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有一定的虚假甚至歪曲的成分”，所以，它“并非一般的自然历史过程”。那么，赵文所说的只有一种历史事实究竟是指什么呢?如上所述，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混为同一，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只是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来替代和取消客观的历史事实；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赵文的论述似乎更接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

二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历史认识领域里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问题。下面，我们来讨论“历史认识客体”的含义问题。

首先，还是先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客体”的解释。

严格地说，在客观主义历史认识中，还没有“历史认识客体”这个概念。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与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历史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认识客体就是客观历史本身。换句话说，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把历史本体等同于历史认识的客体。

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本源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本身的客观性，排斥和反对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他们在历史认识的本源上，持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肯定历史事实是先于和独立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并把它看作是历史认识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合理的一面。但是，认识的本源问题的研究，解决的是“精神源于物质，还是物质源于精神”的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认识的发生问题。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认识的本源与认识的发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简单地把对历史认识本源问题的理解用到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上，把历史认识看作是历史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给予，把历史认识主体看作是一种工具。结果，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的本体。

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不仅在量的方面扩大了“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外延，而在质的方面，也抹杀和忽视了历史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参见李振宏《论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刊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因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指向才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与之相同的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里，也没有“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我们知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发生的层面上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强调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他们认为不能离开历史认识主体来谈论历史认识客体。卡尔说：“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历史学家“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针对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他批评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一lo页。与贝克尔等人不同，卡尔的历史认识论思想还不能全归入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这一派中。在《历史是什么?》中，他提出了许多《8辟的说法，如“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的确，他是“非常审慎地航行于西勒巨岩和克利卜底斯大漩涡之间”。然而，有时又不免失足陷入克利卜底斯大漩涡，流露出相对主义的论点。》

但是，当他们在弥补和克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时，却没有能避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错误。同样也没有能注意到历史认识的发生与历史认识的本源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不恰当地将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主体的作用、主客体的关系夸大到历史认识的本源层次上，提高到本体的高度。结果，历史学家成为专横主观的主体，历史事实成了一堆任人摆布的材料。“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卡尔：《历史是什么?》第6页】。

陈启能先生在《论历史事实》一文中指出：“在西方史学界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和情绪，即至少是对是否存在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的问题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这是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老课题。”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来，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问题的探讨，“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含义的界定都是从一定的本体论出发的，以一定的本体论为基础的。抛弃了本体论的前提，或者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出发，许多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如有关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主客体的关系等论述)就变成了谬误【西方的史学思想，大致经历丁——个·之”字型的发展轨迹。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是针对和批判19世纪以前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想又是针对和批判兰克学派的f刁；知是什么原因．在每——次反对与批判的论战中，都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情况。矫枉过正的结果，常常是为泼掉洗澡水而将小孩也一同泼掉丁，许多原来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因没有恰当的限定而成脱缰之马。本文所讨论的三个问题，都有这种特征。其原因何在．有什么规律，也是吏学史和史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历史事实是没有地位的，解释就是一切。主体不仅决定了客体，而且还吞没了客体。如有的说：历史事实“本身是不存在的，它的存在只是通过意识并且为了意识”，“独立于科学之外而又能被科学真实再现的历史现实是不存在的”【雷蒙·阿隆语，转引自陈启能《论历史事实》。】。有的说：“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卡尔·贝克尔语．引自《历史是什么?》第18页。】。“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卡尔·贝克尔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1页。】。由于没有本体论的基础，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历史认识论的“历史认识客体”已不是那外在的、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即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

总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客观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的客观性，忽视了它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与主体的相关联性，否定了它的客观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主体头脑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所以，在这两种历史认识论中，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范畴。

科学的历史认识论首先肯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事实的客观存在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的认识客体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会因为它的存在而自然地或必然地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它不会向我们自然涌现。当人们的认识还没有指向它们时，它们还处在一种与我们认识主体毫不相干的自然状态。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人们尚未认识它们之前，早巳客观地发生了，“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或者说，它们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不是历史认识客体。通常，我们称之为“自然意义的历史”或“自然的历史”。

历史认识客体是一个与历史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范畴。正如历史学家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对象的认识关系中才能实现与确证其主体地位一样，客观的历史事实也只有在实际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主体的认识关系中才能获得认识客体的地位。所以，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历史，但历史并非全是历史认识的客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极为漫长的历程和无限丰富的内容，人们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仅仅是这无限多样的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有这些已经纳入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为我们认识主体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一系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过程等，才能称其为历史认识的客体。

马克思曾说过：“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之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124页．】。如果说历史本身具有不以任何认识主体的思维活动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历史认识客体则恰恰是具有同认识主体的思维相关联的意义。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有些已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有些还处于一种自然历史的状态，那是由于那些历史事实的性质和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历史事实的性质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要使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激发起主体的关注并引起主体的认识指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如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主体及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践的状况和要求等。

在史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里，人们并不是抽象地将一切历史现象全都纳入他们的认识活动，当作他们的认识客体。这样傲，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们只能在无限丰富的历史现象中选择那些与他们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相适应的、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实践状况要求相适应的，因而也就是对他们和他们的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些历史现象作为他们的认识客体。某一个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而是为我之物了【列宁说：“每个人都千万次地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页，】。它就成了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的标志，成了主体及其社会状况的表征。主客体的相关联性，反映了客体对主体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反映了客体与主体的内在需要的同—性。因此，不同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界定为客观的、外在于认识主体并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在肯定它的客观性的同时，还从主体方面、从主体的认识活动中来理解历史认识窖体的含义。同时，也不同于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在肯定客体与主体的相关联性时，严格地把它规定在认识论的层次和范围中，客体的客观性是主客体相关联性的前提和基础。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赵文的论述。赵文说：“历史事实作为史学认识论概念，即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这个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虽然它不能等同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贝克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它来源于或取材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在这段论述中，作者使用了好几个概念术语，如“陈述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客体”、“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自然历史”、“历史原型”等，这些都是历史认识论中的重要概念，有必要作一番仔细的分析。

(一)赵文泥：“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说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这实际上还是把主体观念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还是把观念对客体的反映当作客体本身。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史学家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是历史认识活动的成果。而历史认叼客体是指与主体发生实际的认识关系、并与主体—起构成历史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中的一极【夏甄陶：《认识论引论》第4、6l页。】。如，当我们去观察桌子上的一只杯子时，客体是指桌子上的那只杯子，；而不是指我们头脑中的有关杯子的印象；同样，当我们在研究爱琴文明时，客体是指那数千年前的爱琴文明本身，而不是指我们依据史料在观念中复原起来的有关爱琴文明的认识。如果把历史认识的成果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当然，在史学史等研究领域，历史认识的成果也就是我们的认识客体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陈述，就是我们研究司马迁史学或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认识客体。但赵文显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称历史认识成果为历史认识客体。】，那么，那些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并发生实际认识关系的那些外在的客观历史事实称什么呢?

(二)自然历史就是非对象的历史事实，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历史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把已经为史学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认识客体称之为现实的认识客体，那么自然历史——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可以称之为潜在的认识客体。潜在的客体是相对于现实客体而言的，自在之物是相对于为我之物而言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然历史了，不再是潜在的认识客体了。所以，赵文的“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的说法就不太妥当，把“自然历史存在”和“历史认识客体”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那么真正的“自然历史”，即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那些客观的历史事实称之什么呢?

(三)赵文说：“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称“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那是将“自然历史”和“历史原型”作为同—概念来使用的。其实这也是不妥当的。“历史原型”这一概念，有时是相对于“历史认少”或“历史知识”而言的。如我们常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比喻为“摹写”，历史认识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摹写”，客观的历史是临摹的原型，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是摹本，原型是相对于摹本而言的。有时，“历史原型”是相对于“历史遗存”而言。如，研究汉代的社会状况，汉代社会本身就是“原型客体”或“历史原型”，《史记》等史料，就是“历史遗存”，或称“遗存客体”。不管是那一种情况，“历史原型”都是指历史认识客体本身；而“自然历史”则是一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没有为人们的认识所指向，当然谈不上什么“原型”问题。

三

有关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分别代表着西方史学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两种态度。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的真实性抱着一种乐观和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通过对可靠资料的批判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可以如实地再现全部历史真相。同时，他们相信，随着文献档案资料的开放，全部的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终极的”历史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9-10页】。

与此相反，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真实性抱着一种悲观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嘲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标榜的“如实地说明历史”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学家不可能展现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即使最简单的事件也不可能”【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3页。】。克罗齐说：“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门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最小的小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第35-36页】“终极历史学”的信仰被当作空想抛弃了，“晚一代历史学家并不憧憬这样的远景。他们希望别人一次次地超过自己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关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脑子，即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才‘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不可能包含不可变更的基本元素或与人无关的原子。……探索似平是无止境的，一些缺乏耐心的学者躲避到怀疑论里去，或者至少用下列原理来作为遁辞：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它们彼此都是——样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9第14页。】。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来自一种同样的衡量尺度，即都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尺度来衡量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肯定的真实性，就是认识与对象的完全吻合，不仅可以完全、彻底地认识历史事实，而且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产生终极的历史学。而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来，既然这种真实性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那么历史认识领域就无真实性可言；他们都没有注意列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的实质并不是认识与对象能否达到完全吻合，而是主体的历史认识是否可能包含了来自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内容的问题。只要肯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历史认识中存在着真实性；只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分析，那么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就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仅如此，客观声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工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造成历史认识失真的原闲分析也是极为相似的。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沦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肯定，主要是限于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看来，唯有在事实性的历史认识范围里，历史学家才能做到排除“自我”，达到“无我”之境。“每件事实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闰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历史认识就无真实性可言。所以，他们在史学实践中，避免作任何理论上的概括、综合和评价，避免对事实作任何判断，而致力于确认可能范围内的一切事实。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到，要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排除、消灭主体是不可能的，历史认识活动必然是具有主体性的，认识的结果也必然是渗透着史家主体的因素和凝结着史家主体的属性。同时，他们看到，历史认识也不是纯粹的事实。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重演前人的思想，“它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别人心灵的魅力；它是一项积极的、因而是批判思维的工作”，“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历史的观念》第26页。】。把历史认识看作是一种价值认识；这是当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因此，他们也更多地是从这一角度来讨论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历史认识的特点。如卡尔、克罗齐、贝克尔等人的历史认识论都具有这种特点。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来说，他们必须在肯定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肯定历史认识主要是一种价值认识的基础上，来讨论历史认识的真实性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又殊途同归了。

(一)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完全消极的因素。

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反映对象而使认识对象、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渗透、凝结着主体属性的一种特征。只要是人的认识，一定具有主体性。因为认识总是在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的统摄下进行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透过自身去观察、理解和把握对象，不带主体性的认识是没有的【参见周文彰：《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刊于《求索》1989年第2期，】。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主体性的存在是否必然就消失掉历史认识的肯定性呢?对此，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都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前者希望通过消灭“自我”，净化历史认识过程，来保全“历史的贞洁”【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S?页。】；后者看到主体的“加工”是必不可少的，主体性是无法清除的?而一经主体“加工”，历史认识就不可能包含与人无关的因素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也就不存在了。【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4页。】

其实，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必然就消失掉认识的真实性，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信息，形成一定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历史客体在吏家主体的头脑中取得观念性形式、史家主体的观念从历史客体获得客观性内容的过程，即历史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庞卓恒先生称“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见杜经国、宠卓恒、陈高华著《历史学概论》第一篇第二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客体的主体化不等于客体的主观化，认识的主体性不等于认识的主观性。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先存的，但不是先验的。更主要的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认知图式并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建构，“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像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3页。】。从根本上说，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客观历史图式的内化和积淀。客观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并有自身的联系和秩序，这种规律、联系和秩序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形成为图式。在史学实践中，多种多样的历史图式转化为语言、概念等，最后又内化和沉淀为主体的认知图式。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主体一方面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的信息，描述客观历史的图式；另一方面又以客观历史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认知图式。随着历史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主体的图式就越来越逼近客观历史的图式，主体也就能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历史。《庄子·养生主》记载了一则“庖丁解牛”的寓言，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畸，砉然响然，奏刀辖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令。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里所说的从“所见无非牛者”到“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的过程．正是主体图式不断逼近客体的图式，主体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客体的过程。解牛如此，历史认识也如此。所以?经由主体“加工”而形成的历史认识是可以包含一些与人无关的客观性内容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可以达到的。

(二)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认为在历史的价值认识的范围里，认识是没有普遍性、持久性的。应该肯定，历史认识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认识，它还是一种价值性认识。历史对历史本身来说，是一系列已经发生或存在过的事和人；而对于回忆它、研究它的人来说，它是一系列发生和存在过的有意义的事和人。相比之下，在历史认识的本质特点、历史认识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当代的历史认识论要比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具有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历史认识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个层次并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事实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具有不同的特点。事实认识的真实性是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相一致的，一个事实认识只要是真实的，它总是能为大家接受和分享；而价值认识的真实性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并不一致，一个具有真实性的价值认识并不一定能为他人接受和分享。同一个历史事实，与不同的主体会构成不同的价值关系，不同的主体又会依据不同的价值尺度去评价它的意义。各个时代、各个社会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他自己的历史判断。新的时代和社会，会产生新的需要，形成新的价值关系。新的需要和新的价值关系又要求历史学家去重新认识历史。所以，历史的意义总是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评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看到历史认识的不断更新，看到它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而且前人的历史认识往往不能为后人所分享；同时，他们又看到各个时代和社会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些认识对于产生它们的时代和社会来说，又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那么，历史认识岂不是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了吗?柯林武德在1936年的一份手稿里曾这么写道：“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编者序言，第9页。】。这一段文字，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在讨论有关历史领域的事实性认识的正确性问题。历史领域中的价值性认识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呢?应该说，这才是赵文所说的有关历史认识真理性和历史认识论中的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个体的、个别的，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普遍的、持久的、能为大家共享的价值判断。有关历史意义的认识，常常是有差异的、矛盾的和对立的。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航队首次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欧洲人(其实只是部分欧洲人)称其为“发现新大陆”，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美洲印第安人称其为“入侵”，认为这一天是罪恶的殖民主义实施种族灭绝的开始，是印第安人的“忌日”和“哀悼日”【《纪念与抵制并举的—天】1992年10月16日《文汇报》。】。只要主体是个体的、个别的，那么作出的历史判断总是个别性的和特殊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整体的或人类总体的，那么，普遍性的、持久性的历史判断还是存在的。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曾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就所涉及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言，存在着一种人性的共同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只指生物层次上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共同的基础看上去最清楚、最明显)，而且还指心理层次上的基础。每—个历史学家都确信人性的某些特点和人的某些需要是永恒的，并把他的许多陈述都建立在这种确信的基础之上”【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桩：第648页。】。这种人性的共同基础和人的某些永恒的需要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

历史认识论范文篇3

与“一般的以现实存在的事物为对象的认识活动不同，历史认识的对象是既往的事物，它既不能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任何实验的方法来复制、再现。面对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认识对象，历史认识者常常会发问：历史事实在哪里?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在哪里?这是自然科学家和大多数以现存事实为对象的研究者无须关心的问题，而在历史学科中，它不仅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历史事实在哪里?或者简单地说，历史在哪里?这是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讨论较多、分歧也较大的一个问题。赵吉惠先生在《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一文(以下简称赵文)中，从另一个角度——究竟是有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讨论了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究竟在哪里呢?或者说，究竟是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呢?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它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之外并不受其影响。历史事实以直接的方式“封存”在史料之中，尤其是原始资料之中。历史认识主体只要按照——定的规则和程序(统称为史料的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就可以获得它们，将它们移入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提取历史事实后，即可‘直接’把它搬到自己的史学著作中去，既不用改变它在历史链条上的位置，也不用涉及它在这个链条上的作用和意义”（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46—l47页）。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威胁主要来自历史认识主体。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可以做到排除“自我”、消灭“自我”，他应该是一件工具、一面镜子、一架传递历史声音的机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如实地说明历史”，做到“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2页。）。他们相信事实本身就会说话，能让历史事实自己来说话的历史学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不同意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把历史事实看成是“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像砖头和木块那样具有一定形状和明显固定轮廓的东西”是荒谬可笑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学家不可能与它打交道，“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实被关于它们的暗淡的反映和模糊的印象或观念所代替，而且这些触摸不到的、暗淡模糊的反映和印象都是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所留下的全部东西”（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0页）。卡尔·贝克尔解释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两种相应尽量确切；但是事实的实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的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59—260页）。

从表面上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看法是彼此对立的，但两者的结论却有共同之处。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历史事实，就是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虽然曾讲到有两种历史事实，但是最后仍然只承认有一种历史事实，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第231页）。一个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史料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认识观念中的历史认识；一个用主体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两者殊途同归，都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都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

不管是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还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只要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即只要使用口；个“历史事实”概念范畴，就很难解释我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例如，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爱琴海地区上古国家存在约有800年之久．有关爱琴文明的历史事实，如今已经被写进我们的史学著作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爱琴文明不是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而是存在于我们今天的历史认识主体的意识中，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中；即使在我们的史学著作中，有关爱琴文明的描述非常详尽，非常真实，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爱琴文明本身，不是我们在讲爱琴文明，而是爱琴文明在借我们的口说话。把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也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学者，尤其是前苏联、波兰的一些学者，对“历史事实”范畴的涵义、层次、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详见陈启能《论历史事实》，《史学理沦》1987年第4期。）。

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当代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本质、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当代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着一种信息因素，它是世界上一切物质系统存在及其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具有确定性的表征或标志（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山版社1986年6月版，第194页，）。信息是由物质系统发出的，在物质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某一物质系统的信息可以通过一定的中介(信息通道)传递给另一些物质系统，并为后者所接收。这样，后者就保留和储存了表征或标志着前者的形态、状况、结构、特征等等的信息材料。人们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一个获得和加工处理历史信息的过程。对于那些已经消灭了的历史事实，人们虽然无法直接接收它们的信息，但可以通过接收它们仍然保留和储存在现存物质系统中的某些历史信息来认识它们。当我们说我们对某一历史事实有了某种认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获得了有关这一历史事实的某些信息。客观历史的内容是以信息的形式进入并存在于我们历史认识主体的观念中的，主体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的内容，就是指认识所包含的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于沛先生在《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理论思维》(刊于(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文中，讨论了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认为“历史学的客观性不是客观实在的纯客观性，而是带有主观性质的客观性，或是在主观范围内的客观性”正确地指出了历史学中的客现性不能等同于历史实在的客．观性，但在表述上好像还欠准确。通常所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一对对应的范畴，客观性就是非主观性，主观性就是非客观性。主观性质的客观性，在逻辑上说不通。按笔者的理解，是甭可以这佯说：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就是历史认识戎果的客观性，具体地位，就足主体观念中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的客观性，是否妥当，仅供参考。】。是历史事实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是主体的陈述包含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信息，而不是主体的陈述就是历史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科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进步，历史认识论领域里的种种客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观点将日益失去其存在的时代条件，日益显示出它们的不合理性。赵吉惠先生说：当代东西方的某些历史哲学家，为了准确界定“历史事实”这个概念，曾经试图把它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把‘历史事实’区分为‘科学的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事实，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是客观实际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表现形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所谓‘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不过是从‘实际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中整理、概括的结果罢了”。

笔者认为赵文的这个论点不能成立。历史文献的记载或历史著作中的陈述，都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赵文既然已经肯定它具有科学重构的性质，那么它们怎么还能“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呢?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信息的接收、加工处理后的产物。换句话说，历史认识活动也是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就是历史认识主体依照客观历史事实为原型而生产出来的一种观念性的精神产品。一个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个是生产所模仿的原型，前者怎么会是后者的部分或片断呢?

赵文认为，把“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事实，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其实，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和“科学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就是“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主观划分，而是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使用“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两个概念范畴才能说明或描述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和关系就像恩格斯在讨论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关系所说：“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加以区别，将“历史事实”概念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怎能说是不科学的呢？更难以理解的是，赵文一方面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文献记载或史学家通过史料中介而陈述的‘历史事实’，这里难免渗透了历史文献记录者、整理者的意向，也必然包含了史学家的兴趣和选择。因而，这样的‘历史事实’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有一定的虚假甚至歪曲的成分”，所以，它“并非一般的自然历史过程”。那么，赵文所说的只有一种历史事实究竟是指什么呢?如上所述，将“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混为同一，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共同错误，只是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来替代和取消客观的历史事实；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用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赵文的论述似乎更接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

二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历史认识领域里的“事物的概念与它的现实”的差别问题。下面，我们来讨论“历史认识客体”的含义问题。

首先，还是先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客体”的解释。

严格地说，在客观主义历史认识中，还没有“历史认识客体”这个概念。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与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的差别。历史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认识客体就是客观历史本身。换句话说，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是把历史本体等同于历史认识的客体。

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本源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本身的客观性，排斥和反对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他们在历史认识的本源上，持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肯定历史事实是先于和独立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并把它看作是历史认识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合理的一面。但是，认识的本源问题的研究，解决的是“精神源于物质，还是物质源于精神”的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认识的发生问题。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认识的本源与认识的发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简单地把对历史认识本源问题的理解用到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上，把历史认识看作是历史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给予，把历史认识主体看作是一种工具。结果，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的本体。

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不仅在量的方面扩大了“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外延，而在质的方面，也抹杀和忽视了历史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参见李振宏《论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刊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因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指向才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与之相同的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里，也没有“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我们知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主要是从历史认识的发生的层面上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特点是强调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强调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历史认识活动。他们认为不能离开历史认识主体来谈论历史认识客体。卡尔说：“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历史学家“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发现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它们变成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不重要的事实当作非历史事实而抛弃掉”。针对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他批评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一lo页。与贝克尔等人不同，卡尔的历史认识论思想还不能全归入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这一派中。在《历史是什么?》中，他提出了许多《8辟的说法，如“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的确，他是“非常审慎地航行于西勒巨岩和克利卜底斯大漩涡之间”。然而，有时又不免失足陷入克利卜底斯大漩涡，流露出相对主义的论点。》

但是，当他们在弥补和克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缺陷和不足时，却没有能避免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错误。同样也没有能注意到历史认识的发生与历史认识的本源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不恰当地将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主体的作用、主客体的关系夸大到历史认识的本源层次上，提高到本体的高度。结果，历史学家成为专横主观的主体，历史事实成了一堆任人摆布的材料。“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卡尔：《历史是什么?》第6页】。

陈启能先生在《论历史事实》一文中指出：“在西方史学界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和情绪，即至少是对是否存在客观历史过程这样的问题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这是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老课题。”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来，历史认识发生层面上的问题的探讨，“历史认识客体”概念的含义的界定都是从一定的本体论出发的，以一定的本体论为基础的。抛弃了本体论的前提，或者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出发，许多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如有关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主客体的关系等论述)就变成了谬误【西方的史学思想，大致经历丁——个·之”字型的发展轨迹。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是针对和批判19世纪以前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想又是针对和批判兰克学派的f刁；知是什么原因．在每——次反对与批判的论战中，都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情况。矫枉过正的结果，常常是为泼掉洗澡水而将小孩也一同泼掉丁，许多原来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因没有恰当的限定而成脱缰之马。本文所讨论的三个问题，都有这种特征。其原因何在．有什么规律，也是吏学史和史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历史事实是没有地位的，解释就是一切。主体不仅决定了客体，而且还吞没了客体。如有的说：历史事实“本身是不存在的，它的存在只是通过意识并且为了意识”，“独立于科学之外而又能被科学真实再现的历史现实是不存在的”【雷蒙·阿隆语，转引自陈启能《论历史事实》。】。有的说：“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卡尔·贝克尔语．引自《历史是什么?》第18页。】。“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卡尔·贝克尔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1页。】。由于没有本体论的基础，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历史认识论的“历史认识客体”已不是那外在的、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即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

总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客观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的客观性，忽视了它与认识主体的相关联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历史本体。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理解为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头脑中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它与主体的相关联性，否定了它的客观性，实际上是把历史认识客体等同于主体头脑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所以，在这两种历史认识论中，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认识客体”的概念范畴。

科学的历史认识论首先肯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事实的客观存在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的认识客体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会因为它的存在而自然地或必然地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它不会向我们自然涌现。当人们的认识还没有指向它们时，它们还处在一种与我们认识主体毫不相干的自然状态。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人们尚未认识它们之前，早巳客观地发生了，“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或者说，它们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不是历史认识客体。通常，我们称之为“自然意义的历史”或“自然的历史”。

历史认识客体是一个与历史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范畴。正如历史学家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对象的认识关系中才能实现与确证其主体地位一样，客观的历史事实也只有在实际的历史认识活动中，在与主体的认识关系中才能获得认识客体的地位。所以，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历史，但历史并非全是历史认识的客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极为漫长的历程和无限丰富的内容，人们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仅仅是这无限多样的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有这些已经纳入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为我们认识主体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一系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过程等，才能称其为历史认识的客体。

马克思曾说过：“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之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124页．】。如果说历史本身具有不以任何认识主体的思维活动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么历史认识客体则恰恰是具有同认识主体的思维相关联的意义。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有些已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有些还处于一种自然历史的状态，那是由于那些历史事实的性质和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历史事实的性质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要使这些客观存在的东西激发起主体的关注并引起主体的认识指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性质，如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主体及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践的状况和要求等。

在史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里，人们并不是抽象地将一切历史现象全都纳入他们的认识活动，当作他们的认识客体。这样傲，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们只能在无限丰富的历史现象中选择那些与他们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相适应的、与他们生活的社会实践状况要求相适应的，因而也就是对他们和他们的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些历史现象作为他们的认识客体。某一个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而是为我之物了【列宁说：“每个人都千万次地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页，】。它就成了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的标志，成了主体及其社会状况的表征。主客体的相关联性，反映了客体对主体的有用关系和为我关系，反映了客体与主体的内在需要的同—性。因此，不同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把“历史认识客体”界定为客观的、外在于认识主体并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在肯定它的客观性的同时，还从主体方面、从主体的认识活动中来理解历史认识窖体的含义。同时，也不同于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在肯定客体与主体的相关联性时，严格地把它规定在认识论的层次和范围中，客体的客观性是主客体相关联性的前提和基础。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赵文的论述。赵文说：“历史事实作为史学认识论概念，即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这个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虽然它不能等同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贝克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它来源于或取材于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在这段论述中，作者使用了好几个概念术语，如“陈述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客体”、“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自然历史”、“历史原型”等，这些都是历史认识论中的重要概念，有必要作一番仔细的分析。

(一)赵文泥：“历史文献中记载或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它是进入史学家或历史认识者视野的历史认识客体”。说历史认识客体，“并非一般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而是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这实际上还是把主体观念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还是把观念对客体的反映当作客体本身。史学家陈述的历史事实，史学家依据史料复原起来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是历史认识活动的成果。而历史认叼客体是指与主体发生实际的认识关系、并与主体—起构成历史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中的一极【夏甄陶：《认识论引论》第4、6l页。】。如，当我们去观察桌子上的一只杯子时，客体是指桌子上的那只杯子，；而不是指我们头脑中的有关杯子的印象；同样，当我们在研究爱琴文明时，客体是指那数千年前的爱琴文明本身，而不是指我们依据史料在观念中复原起来的有关爱琴文明的认识。如果把历史认识的成果称之为历史认识客体【当然，在史学史等研究领域，历史认识的成果也就是我们的认识客体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陈述，就是我们研究司马迁史学或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认识客体。但赵文显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称历史认识成果为历史认识客体。】，那么，那些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并发生实际认识关系的那些外在的客观历史事实称什么呢?

(二)自然历史就是非对象的历史事实，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历史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把已经为史学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认识客体称之为现实的认识客体，那么自然历史——即那些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客观历史事实可以称之为潜在的认识客体。潜在的客体是相对于现实客体而言的，自在之物是相对于为我之物而言的。客观的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它就不再是自然历史了，不再是潜在的认识客体了。所以，赵文的“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由自然意义的历史存在转化而来，它是历史学家根据历史的记录对自然历史存在的描写与陈述”的说法就不太妥当，把“自然历史存在”和“历史认识客体”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那么真正的“自然历史”，即尚未被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那些客观的历史事实称之什么呢?

(三)赵文说：“这便是史学认识论中的历史事实与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之间的关联”。称“自然历史或历史原型”，那是将“自然历史”和“历史原型”作为同—概念来使用的。其实这也是不妥当的。“历史原型”这一概念，有时是相对于“历史认少”或“历史知识”而言的。如我们常把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比喻为“摹写”，历史认识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摹写”，客观的历史是临摹的原型，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是摹本，原型是相对于摹本而言的。有时，“历史原型”是相对于“历史遗存”而言。如，研究汉代的社会状况，汉代社会本身就是“原型客体”或“历史原型”，《史记》等史料，就是“历史遗存”，或称“遗存客体”。不管是那一种情况，“历史原型”都是指历史认识客体本身；而“自然历史”则是一种非对象的存在物，还没有为人们的认识所指向，当然谈不上什么“原型”问题。

三

有关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分别代表着西方史学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两种态度。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的真实性抱着一种乐观和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通过对可靠资料的批判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可以如实地再现全部历史真相。同时，他们相信，随着文献档案资料的开放，全部的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终极的”历史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9-10页】。

与此相反，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认识真实性抱着一种悲观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嘲笑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标榜的“如实地说明历史”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学家不可能展现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即使最简单的事件也不可能”【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3页。】。克罗齐说：“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前各该国的民族，尽管我们门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最小的小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第35-36页】“终极历史学”的信仰被当作空想抛弃了，“晚一代历史学家并不憧憬这样的远景。他们希望别人一次次地超过自己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关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脑子，即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才‘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不可能包含不可变更的基本元素或与人无关的原子。……探索似平是无止境的，一些缺乏耐心的学者躲避到怀疑论里去，或者至少用下列原理来作为遁辞：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它们彼此都是——样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9第14页。】。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来自一种同样的衡量尺度，即都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尺度来衡量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所肯定的真实性，就是认识与对象的完全吻合，不仅可以完全、彻底地认识历史事实，而且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产生终极的历史学。而在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来，既然这种真实性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那么历史认识领域就无真实性可言；他们都没有注意列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的实质并不是认识与对象能否达到完全吻合，而是主体的历史认识是否可能包含了来自历史认识客体的客观性内容的问题。只要肯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历史认识中存在着真实性；只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分析，那么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就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仅如此，客观声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工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造成历史认识失真的原闲分析也是极为相似的。我们知道，客观主义历史认识沦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肯定，主要是限于有关历史事实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看来，唯有在事实性的历史认识范围里，历史学家才能做到排除“自我”，达到“无我”之境。“每件事实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必须一概删除”【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闰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历史认识就无真实性可言。所以，他们在史学实践中，避免作任何理论上的概括、综合和评价，避免对事实作任何判断，而致力于确认可能范围内的一切事实。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看到，要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排除、消灭主体是不可能的，历史认识活动必然是具有主体性的，认识的结果也必然是渗透着史家主体的因素和凝结着史家主体的属性。同时，他们看到，历史认识也不是纯粹的事实。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重演前人的思想，“它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别人心灵的魅力；它是一项积极的、因而是批判思维的工作”，“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历史的观念》第26页。】。把历史认识看作是一种价值认识；这是当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因此，他们也更多地是从这一角度来讨论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历史认识的特点。如卡尔、克罗齐、贝克尔等人的历史认识论都具有这种特点。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来说，他们必须在肯定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肯定历史认识主要是一种价值认识的基础上，来讨论历史认识的真实性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又殊途同归了。

(一)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完全消极的因素。

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反映对象而使认识对象、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渗透、凝结着主体属性的一种特征。只要是人的认识，一定具有主体性。因为认识总是在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的统摄下进行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透过自身去观察、理解和把握对象，不带主体性的认识是没有的【参见周文彰：《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刊于《求索》1989年第2期，】。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主体性的存在是否必然就消失掉历史认识的肯定性呢?对此，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都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前者希望通过消灭“自我”，净化历史认识过程，来保全“历史的贞洁”【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S?页。】；后者看到主体的“加工”是必不可少的，主体性是无法清除的?而一经主体“加工”，历史认识就不可能包含与人无关的因素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也就不存在了。【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4页。】

其实，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必然就消失掉认识的真实性，主体通过自己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信息，形成一定的历史认识过程，就是历史客体在吏家主体的头脑中取得观念性形式、史家主体的观念从历史客体获得客观性内容的过程，即历史客体的主体化过程【庞卓恒先生称“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见杜经国、宠卓恒、陈高华著《历史学概论》第一篇第二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客体的主体化不等于客体的主观化，认识的主体性不等于认识的主观性。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先存的，但不是先验的。更主要的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认知图式并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建构，“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像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3页。】。从根本上说，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客观历史图式的内化和积淀。客观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并有自身的联系和秩序，这种规律、联系和秩序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形成为图式。在史学实践中，多种多样的历史图式转化为语言、概念等，最后又内化和沉淀为主体的认知图式。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主体一方面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加工处理历史的信息，描述客观历史的图式；另一方面又以客观历史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认知图式。随着历史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主体的图式就越来越逼近客观历史的图式，主体也就能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历史。《庄子·养生主》记载了一则“庖丁解牛”的寓言，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畸，砉然响然，奏刀辖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令。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里所说的从“所见无非牛者”到“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的过程．正是主体图式不断逼近客体的图式，主体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客体的过程。解牛如此，历史认识也如此。所以?经由主体“加工”而形成的历史认识是可以包含一些与人无关的客观性内容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可以达到的。

(二)与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一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也认为在历史的价值认识的范围里，认识是没有普遍性、持久性的。应该肯定，历史认识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认识，它还是一种价值性认识。历史对历史本身来说，是一系列已经发生或存在过的事和人；而对于回忆它、研究它的人来说，它是一系列发生和存在过的有意义的事和人。相比之下，在历史认识的本质特点、历史认识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当代的历史认识论要比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具有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历史认识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个层次并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事实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具有不同的特点。事实认识的真实性是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相一致的，一个事实认识只要是真实的，它总是能为大家接受和分享；而价值认识的真实性与它的普遍性、持久性并不一致，一个具有真实性的价值认识并不一定能为他人接受和分享。同一个历史事实，与不同的主体会构成不同的价值关系，不同的主体又会依据不同的价值尺度去评价它的意义。各个时代、各个社会都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他自己的历史判断。新的时代和社会，会产生新的需要，形成新的价值关系。新的需要和新的价值关系又要求历史学家去重新认识历史。所以，历史的意义总是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评价。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看到历史认识的不断更新，看到它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而且前人的历史认识往往不能为后人所分享；同时，他们又看到各个时代和社会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的意义，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些认识对于产生它们的时代和社会来说，又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那么，历史认识岂不是没有正确与否的区别了吗?柯林武德在1936年的一份手稿里曾这么写道：“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编者序言，第9页。】。这一段文字，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在讨论有关历史领域的事实性认识的正确性问题。历史领域中的价值性认识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呢?应该说，这才是赵文所说的有关历史认识真理性和历史认识论中的一个难题。

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个体的、个别的，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普遍的、持久的、能为大家共享的价值判断。有关历史意义的认识，常常是有差异的、矛盾的和对立的。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航队首次登上美洲巴哈马群岛，欧洲人(其实只是部分欧洲人)称其为“发现新大陆”，认为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美洲印第安人称其为“入侵”，认为这一天是罪恶的殖民主义实施种族灭绝的开始，是印第安人的“忌日”和“哀悼日”【《纪念与抵制并举的—天】1992年10月16日《文汇报》。】。只要主体是个体的、个别的，那么作出的历史判断总是个别性的和特殊性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如果我们对历史认识主体的理解是整体的或人类总体的，那么，普遍性的、持久性的历史判断还是存在的。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曾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就所涉及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言，存在着一种人性的共同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只指生物层次上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共同的基础看上去最清楚、最明显)，而且还指心理层次上的基础。每—个历史学家都确信人性的某些特点和人的某些需要是永恒的，并把他的许多陈述都建立在这种确信的基础之上”【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桩：第648页。】。这种人性的共同基础和人的某些永恒的需要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

历史认识论范文篇4

一

历史分为本体和认识两个方面，历史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它一经产生，就无可更改，是不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而历史的认识则是丰富多彩的，是主观的，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历史怎样，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记忆和思考，同样的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乃至不同的人对其会有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与历史的两个方面相对应，历史理论也分为两大块，即关于历史本体的理论和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而目前困扰历史教学的又主要是历史认识的理论。

所以，历史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历史认识论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方法论。具体地讲，包括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发展的动力、形式及规律的探讨，涉及到人民群众的作用、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民族的形成等一系列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另外还有历史研究所采用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从传统考据法、考古法，到现在所采用的阶级分析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分析法等等。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构成了历史理论的主干。

当然，历史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的理论，甚至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也会有不同的历史理论，归根到底，它是时代和社会现实的产物。

二

历史认识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与其他认识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它把人类过去的活动作为认识对象，却又处处着眼于当前实际和未来的发展，从而拥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功能。根据历史层次的分析，将历史认识论分为微观历史认识论、中观历史认识论、宏观历史认识论。

微观历史认识论是考察历史的个别史实、个别现象，为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事实依据的认识活动，是历史认识中最基本的层次；它的认识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认识方法相对单一，认识面也相对窄小，但它是整个历史认识论的基础。只有掌握了真实的历史情况，才能作出可信的价值判断，准确地揭示历史运行规律。相对于中学历史教学来说，微观历史认识论就是具有掌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的能力，而这是《考纲》能力要求的第一条“再认、再现历史知识”的要求；也是《教学大纲》“中学历史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的历史知识，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主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体现。高考问答题考试设计的第一问实际上就是考查的微观历史认识，强调的是“是什么”。

中观历史认识论是考察历史运动的局部过程与联系的认识过程，它是介于微观史学和宏观史学之间的历史认识层次。它反映了历史运行中较为复杂的过程、因果关系与价值判断等联系。如果说微观是解剖麻雀的话，那么中观就是对麻雀之间，它们与其他鸟类之间关系进行考察，相对于微观而言，它是整体；相对于宏观而言，它又是局部。对中学而言，中观历史认识论就是要求具有掌握归纳、比较、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探究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及过程中的因果联系。如95年高考第42题第1问“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经历了哪几个步骤？”将建国以来的、农业合作化、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归纳出来即可得分。又如94年高考第42题第3问对中国维新思想和法国启蒙思想在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上不同的原因是什么等，考察的实际上就是中观历史认识。

宏观历史认识论是考察历史的整体联系，把握历史运行的本质联系、规律和模式，为历史科学参与社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历史认识活动，是历史认识中的最高层次，对微观和中观历史起理论指导作用。用“历史不会重演”来体现微观历史，那么，宏观历史就可以概括为“历史常常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主要强调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相对于中学而言，宏观历史认识论就是要将史实在中观归纳、概括的基础上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高屋建瓴，去看待历史发展的进程，作出科学的判定。如95年高考第42题第3问“据此，你认为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遵循什么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总结出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来为社会提供科学依据，答案就必须具有宏观调控的功效：必须实事求是，合乎经济规律，把握住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考察的实际上就是宏观历史认识。

三

历史方法论是整理并分析史料、考察历史的因果联系与本质、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各类技术手段和方法，它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历史的关键环节，是到达彼岸的桥梁与渡船。随着史学的发展，方法论和认识论一样，也出现了不同的方法改革与创新，主要包括考据法、考古法、历史模拟、逆问考察、经济学分析、计量分析、人类分析、心理学分析、人口学分析、历史分析、阶级分析、逻辑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等，打破了原先只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的单一性，正逐步走向多样化、丰富性。而目前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主要采用了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三种，这三种方法又被称为历史哲学思维方法，是哲学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它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内在辩证关系和本质特点，以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实质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和运用。而《考纲》也明确规定：“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大纲》亦然，这也是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之一。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能等同于历史理论，它只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

历史分析法主要从全面、发展、变化、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历史问题所处的历史条件去研究历史，即培养学生辩证的思维能力和历史感。如评价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只有将其放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中去分析，才会发现战争的性质在过程中不断变化，由开始的正义性——打败欧洲君主的武装干涉到后来的非正义——侵略、奴役他国，这样才能较全面地看待拿破仑发动的战争。

阶级分析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去观察、分析阶级社会历史上的经济形态、上层建筑、意识领域等种种历史现象，它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但要注意，阶级分析法并不是唯一的，阶级斗争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具有不同的内容与特点，只有历史地看待它们，才能正确估价它在历史上的运用。如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具有狭隘、保守、自私和分散性，无法克服自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软弱点，故农民斗争总以英雄史诗开篇，以悲剧而终结，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李自成起义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均是最好的例证。

比较分析法是确定事物之间同异关系的一种思维过程的方法，是矛盾同一性与对立性的直观运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如比较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历史背景的不同，分析一成一败的原因，主要从封建的经济基础、封建的政治体制、封建统治的阶级力量来分析，说明失败，明治维新成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历史认识论范文篇5

本章复习的重点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假象；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统一；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实践标准；真理和价值，党的思想路线及意义。

本章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三个：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二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渗透，特别是感性认识要有理性认识的指导的原理，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切歪理邪说的一个重复特点就是夸大感性，拒绝理性。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本章与当前实际联系紧密，如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都是历年来哲学命题的重要内容。如2000年理科多项选择题第17、18题，辨析题第30题，2001年文、理科论述题第34题，2002年理科第2、16、31题，2003年选择题第3题，2004年分析题第34题，全部考的认识论的内容。从近几年试卷来看，这部分常考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辨析题和论述题。特别是关于本章的论述题，五年中，理科考过三次，即1998年第27题，1999年第33题，2001年第34题，文科考过一次，即2001年的第34题。

本章2005年大纲新增知识点：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历史认识论范文篇6

从历史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中，我们大概可以发现这个原因。因为在习惯于从整体出发的哲学家看来，作为描述经验顺序的历史学不能揭示出历史的整体格局，不能发现历史之后的“隐秘”，即历史发展的原因、目的与意义所在。在历史进入人们研究视界之初，历史总被认为是从属于经验研究的现象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并不是哲学界要讨论的问题至少在奥古斯丁以前一直如此。当历史被要求放入整体性视角下来理解的时候，作为现象描述的历史学就显得乏力了。黑格尔特别表达了对历史的哲学诉求：“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这种历史，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而思想的情形是这样，即：它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可以说，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①总而言之，历史决不仅仅是一部娓娓动听的叙事，它也应该成为思想的对象。因而，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哲学研究应运而生。就“历史”这一概念来说，在很多语言中，它都基本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历史过程本身，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其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撰述。由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历史研究者的偏好和视角也有所差异。一类历史研究者对历史故事感兴趣，他们关心历史故事里的特殊人物和活动细节，并渴望使历史人物在过去的场景中真实再现；另外一类历史研究者的兴趣则落到历史本身上，他们主张以整体的视角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认为只有在整体的视角下，历史才具有全貌，它的玄机才有可能被觉察到。这种研究路数形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这种要求从整体上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的历史哲学，声称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动力、模式以及历史的目的与意义等。如果按照卡尔?洛维特的理解方式，历史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以普遍的原则使历史事件获得可理解的一种方案。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合这种原则的历史研究方式就仅限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但随着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发展，这种思辨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超验性被遗弃。其后，“分析的时代”中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后现代语境里又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历史哲学范式转换的内在矛盾与历史思维从历史思维的跃迁过程来看，思辨的历史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通过揭示“历史理性的二律背反”等矛盾，显示其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从而使机械论的历史观念相形见绌。但遗憾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弱点而只停留在对历史的思想考察上，最终只能向我们提供一种先验形式。在思辨的历史观念中，我们甚至不用考虑历史的过去与未来，而可以从思想自身推演出历史的发展模式。在历史的思辨观念中，历史中的人仅仅是作为一种牺牲品而存在，在不见人影的历史运动中，思辨的历史哲学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本质。不过，思辨的历史哲学从诞生的那刻起就被认为是一个悖论。这是因为历史哲学本身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人类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如何得知历史，尤其是我们的未来，必定要服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声称的统一原则？因而，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种种原则对实际的历史来说就是独断的、片面的。于是，在二十世纪“分析的时代”下，历史研究就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在我们谋求认识历史本身之前，势必要弄清我们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如果缺乏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基础，缺乏对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认识能力的审查，那么历史研究就是盲目的。因此，在批判哲学的启发下，历史研究要求对历史认识进行认识论上的考察。沃尔什据此认为：“‘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

沃尔什称前者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称后者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专注于对历史的认识论考察，其关注的重心不是事件本身的实际顺序，而是以历史为对象的认识机制，也就是说，批判的历史哲学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显示了历史思维的成熟与深化，历史认识论的批判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掀起了一系列“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消解了。历史知识不单单是史料的编排技术，它也是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这种“哥白尼式”的历史批判思维以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革命口号下，传统历史思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批判哲学一样，在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哥白尼”带来的是“历史的物自体”，真实的历史隐退在一去不复返的黑暗之中，而成为一个“不可简约的和无法抹掉的剩余物”。

历史认识论范文篇7

关键词：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认识论陈词认识论

一、对科学知识的不同的解读

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分歧起源于对知识的不同解读。什么是知识?或者说在怎样使用“知识”一词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大致可以划分为二类用法：宽泛用法和严格用法。所谓的“宽泛”的用法指的是一种引申的用法，这种用法巳偏离了标准的和日常的含义。所谓的“严格”用法，指的是在日常英语中符合某种标准和术语规范的日常含义的用法。这也是在词典中常见的用法。据此，可以在文献中区分“知识”术语的3种用法：(1)知识=信念(belief)。(2)知识：制度化的信念(in—stitutionalizedeblief)。(3)知识=获得辩护的真实信念(iustifiedtrueeblief)。(1)和(2)的用法是“知识”的宽泛含义，这也是知识社会学学者和许多其他研究者(例如，认知科学研究者)所采用的用法。(3)的用法是“知识”的严格含义，也是经典哲学认识论的视角下的知识概念，同时也是“知识”一词的标准的和日常的含义。

在含义(1)下，“知识”将适用于任何种类的信念，而不去考虑其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得到辩护或未得到辩护的问题。在含义(1)下的个人知识整体就是他的信念的总体，并且，一个社会或团体的知识的整体就是该社会或团体的成员所相信的东西的总体，或他们所赞成的东西的总体。知识社会学、科学论、文化人类学、知识史和其他许多学术领域都是典型地研究这种含义的知识，这种研究通过聚焦于社会或文化过程来研究信念的产生或转换。这些领域里的研究当然地撇开或忽略所研究的信念的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的问题。

如果知识是在含义(1)下的信念，那么对知识的研究就是对信念的研究，这也意味着对信念的原因的研究。如果知识仅仅是信念，并且，如果对知识的研究是对各种信念原因的研究，那么也应当存在着一部分与社会无关的研究。例如，对大脑中生物地具有的诸如感觉机制、记忆机制、计数机制和基本的推理机制的研究。使用这些先天的能力，婴儿构成了关于非社会刺激的感觉信念，例如，关于物体的形状和位置的信念。对这些信念的解释似乎并不需要诉诸社会因素。所以，解释为对信念原因的研究不应当仅仅研究信念的社会原因，它也将会去研究信念的非社会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的宽泛用法都将知识等同于纯粹的和简单的信念。许多人对知识做出了额外的限制。这样用法(2)，即许多科学社会学家所采用的一种“知识”的含义。根据布鲁尔(D．Bloor)对“知识”的理解，如果个体信念者不属于一个将次序带给认识对象的团体，那么他就不会有知识。知识是“作为一种对世界的集体的表象而呈现出来的，而这种集体的表象又是由个体的表象所构建的。这个共享的世界的表象是群体作为一种习俗所持有的，而不是作为像一组原子那样存在的个体倾向而持有。”这样，按照布鲁尔的理解，惟有制度化的信念才有资格称作知识。谢平(S．Shapin)也有类似的倾向。虽然他谈论的是真理，但真理与知识在他那里并无区别。“对任一团体能够算作真知识的必定是集体赞赏的和集体完成的。所谓赞赏总是依别人眼光看，任何声称某事‘是怎样’的特殊主张的命运从来都不是由做出这种主张的个人所决定的。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真理是一件集体判断的事，真理是通过集体行动而维系的，集体使用它作为判断其他主张的标准。”

在知识的这种含义下，科学知识的所有的解释都被认为是社会的解释。这也是爱丁堡学派和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许多其他学者所明确主张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第一，社会对构成了具有特殊内容和方法的科学实践担承了全部的责任。第二，科学事业的参与者是由相互协调工作着或争吵着的个体的群体所构成。

正如下面将讨论的，对爱丁堡学派和其他许多派别中的成员而言，“社会因素”通常意味着更加特殊和更加限制的内容。

在含义(3)下的知识是知识的经典定义。主流哲学家(追溯到柏拉图)几乎都一致地认为，单纯的信念或意见对于知识是不充分的，真信念，如果没有得到辩护，被证明是正当的，或者不是通过适当的方式(比如，通过可靠的方法)获得的，那么它就不能作为知识。简言之，获得辩护的真信念对于知识是必要的。盖梯尔(E．Gettier)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知识所要求的甚至超过了获得辩护的真信念所要求的，尽管人们对额外的构成成份的性质是有争议的。

既然知识是获得辩护的真信念，那么社会因素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一般而言，一种可能性是，信念的辩护状态依赖于形成信念的社会因素。第二个可能性是，虽然辩护的状态完全依赖于信念者的心理过程，但是这些心理过程的挑选和选择则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换句话说，在第二种情景中，社会因素使得个体认知者去配置或不配置产生辩护的心理过程。

二、对科学的经验主义社会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

库恩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包含了一种很强的自然主义。科学的理性被理解为研究在科学史上实际的情境，而不再被理解为由知识和理性的先验概念而产生出来的形式分析。科学社会学家和具有社会学倾向的科学史学家以此作为出发点，不带任向先验的偏见，对科学家实践的全景进行考查。来自于新一代社会学学者，常通标榜为社会构建论者的怀疑是引人注目的。他们强调，对科学知识生产的理解要求从根本上考察所有与接受科学思想因果相关的因素，而不仅仅是那些研究者认为相关的因素。

在对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中，许多是聚集在“社会建构论”的旗帜下。而在社会建构论中，“社会”和“建构”这两个术语在不同的研究派别中又有不同的理解。虽然建构论者公认那些作为证据的，或作为理性地获得辩护而接受的信念不应靠牺牲其他的因果相关的信念而享有特权，但是他们在哪些信念是因果相关的或者是值得考察的观点上发生了分歧。宏观分析方法，诸如，与SSK强纲领相关的方法，将社会关系看作是一个外在的自变量，将科学判断和内容作为一种因变量。微观分析方法，或者说实验室研究，抛弃了哪种将社会情境与科学实践分离的观点，聚焦于科学研究项目和团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并将研究一生产型团体和研究一接受团体结合起来考察。

在哪些社会的和认知的维度是独立的或交互作用的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与SSK宏观分析强纲领相关联的研究者，如巴恩斯(B．Barnes)、布鲁尔、柯林斯(H．Collins)、马克肯泽(D．MacKenzie)、皮克林(A．Pickeitng)、谢平(s．Shapin)对于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在解决科学争论中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感兴趣，无论这些社会现象是普遍持有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团体的职业利益。这一流派的一些标志性的研究包括皮克林在高能粒子物理实验解释中对竞争的职业利益的研究，谢平和沙弗尔(S．Shafer)对波义尔和霍布斯关于真空泵试验的合适解释的争论的研究。

微观社会学或实验室的研究方法以对特定的研究团体的人种学的研究为特征，追踪最终发生在科学事实或数据的生产和接受中的多样性的活动和相互作用。谢蒂娜(K．K．Cetina)关于在加利福尼亚贝克莱分校一个植物学实验室的历时一年的研究报告，拉脱尔和伍尔加对盐城学院RogerGuilemin神经内分泌分学实验室的研究是这类研究中的经典范例。在随后的著作中，这些学者主张他们的研究样式表明，对理性、证据、真理和知识的哲学分析与理解科学知识是不相关的。

应该承认，新一代科学社会学的确为科学的社会研究展开了一幅崭新的画面。但是，由于他们根本地抛弃了哲学认识论方法，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值得推敲的。例如，揭露科学的认识权威的工作，至少是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学家的工作，将不得不通过经验主义的手段完成，比如，通过表明科学信念事实上是如何在这样或那样社会历史情景中产生的。对此的一个反驳是：这些历史的描述正确地表述了事实吗?而且，除非研究本身具有认识权威，否则这些研究如何能够确定揭露工作的结论?他们的研究本身采用了某些非常经验的，用于支持揭露工作的方法。但是，如果这些方法是认识上可疑的，那么研究本身的结果也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这种揭露工作也存在一个的“自反性”的问题。

那么，社会建构方法是一种怎样的方法呢?哈金(I．Hacking)、戈尔德尔(A．Goldman)将社会建构方法称作“揭露”(debunking)方法。“‘社会建构’这些词，它们所释放的能量，能够像癌细胞一样起作用。一旦种下去，它们会失去控制地复制。”]哈金对新一代科学社会学的揭露方法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作为一种对社会现状批评的揭露方法已经成为三个固定的循序渐进的论题。当在讨论某物x的社会建构时，“(1)X不必是存在的，或不必是实际上存在的。x，或目前所展现出来的x，不是由事情的本性所决定的；它不是必然的。(2)X其实是非常糟的。(3)如果废除x，或者至少改变x，那么也许我们会活得更好。”论题(1)是一个起点：X的存在或性质不是由事情的本性所决定的。x不是必然的。x是由社会事件、社会势力和历史事件，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所构造的。由此出发，通常便进展到命题(2)和(3)。哈金指出，论题(1)是有预设前提的。“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x是社会安排的偶然的结果，那么说它是社会建构的也就毫无意义。”预设的论题是论题(0)：在事态的目前状态下，x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x似乎是必然的。“只有当人们发现论题(0)的时候，人们才开始主张x是社会建构的。”论题(0)不是一个关于x的假设或前提。它恰恰是一个关于x的社会建构方法论的前提。因此，没有论题(0)，也就不存在谈论x社会建构的志趣。可见，新一代社会学表面上是一种强烈的反本质主义，但是，论题(0)在骨子里却是一种强烈本质主义。

其次，社会建构方法的应用有一套程序化的模式。首先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建构论姿态。在他们看来，X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历史事件的偶然结果。第二是讽刺的建构论姿态。在他们看来，我们认为作为世界或我们概念体系中的必不可少的x完全可以是不同的东西，它们只是社会历史和社会力量的非常偶然的结果，只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第三是改革主义建构论姿态。x其实是非常糟糕的。虽然在目前我们不知道没有x我们如何生活，但是我们却可以认识到在事情的目前这个阶段，x不是必然的。为了使x不致于太糟，至少我们可以对它的某些方面做出修正。

以这种建构方法为指导的建构活动可以呈现出两种形式：因果建构论(causalconstmctivism)和构成建构论(constitutiveconstructivism)。前者主张，人类活动导致和维系了关于世界的事实，包括科学事实；后者主张，我们所称作“关于世界的事实”实际上只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事实。虽然拉脱尔等人使用因果建构论的术语，但是他们所采用的理论似乎更像构成建构论。

三、对科学的社会认识论研究：陈词认识论

站在哲学认识论的立场上，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兴起的社会认识论(socialepistemology)是对知识的社会维度进行认识论的研究的一个多学科的交叉领域。社会认识论作为哲学认识论的当代形态，它以知识的社会维度作为研究对象。而科学知识被视作是知识的原型，因此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被视作是社会认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当前陈词认识论(epistemologyoftesitmony)公认为是社会认识论领域中少数几个最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和最为流行的视角之一。

在传统认识论中，知觉、推理、记忆和陈词(testimony)被认为是知识的四个来源。传统认识论致力于为四种来源划分等级，而陈词要么是居于次要地位，要么根本没有地位(如在柏拉图、笛卡尔那里)。知觉、推理和记忆是个人亲身占有的资源，而陈词被看作是个体间的和社会的资源。个人主义认识论的统治地位是陈词受到哲学家们的忽视的原因。个人主义认识论认为知识是自治的，认知主体是孤独的个人。它主张人们要完全通过他们自己的理智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而通过他人的话语所获得的知识不仅是不可靠的，而且也是谬误的根源。在国内的逻辑学教科书中，“以人为据”和“诉诸权威”至今仍被认为是违背论证规则的“论证错误”。

然而，科学实践的发展使得陈词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凸现出来。近代实验科学的出现使得人们不得不考虑对他人的实验报告、数据(陈词)的不持有证据的依赖，而当代科学的专业化和团队化更使得人们不得不依赖专家意见。其次，在生活世界中，我们发现我们依赖许多我们并没有持有证据的他人的陈词。传统的认识论既不能解释科学实践中的认知现象，更无法解释在生活世界中对他人话语的依赖。

在哲学史上，休谟和里德是最早赋予了陈词以较高的认识论地位的哲学家。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中的《论奇迹》一篇和里德的《关于常识的人类心灵研究》可并称为陈词理论史上的两大研究。休谟和里德都没有对陈词下过准确的定义，休漠宽泛地将Testimony理解为目击者和观众的“报告”，里德将其看作是“心灵的社会运作(socialoperationofmind)”。

1992年科迪《陈词：一种哲学研究》和1994年谢平的《真理的社会史：17世纪英格兰的文化与科学》被认为是当代陈词理论的二大研究。“近来陈词在认识论中甚至成了一个有些时髦的话题。一些哲学家，例如科迪和弗里克(E．Fricker)凭借在陈词领域的贡献而变得广为人知。然而对陈词复兴的兴趣不仅是更年青一代哲学家的特征，毕竟伯格(T．Burge)、杜米特(M．Dummett)、戈尔德曼、雷勒(K．Lehrer)、柏庭加(A．Plantinga)和斯特劳森(P．Strawson)近来也做出了贡献。简而言之，近十年来，出版了大量涉及陈词所有争论方面的著作。”美国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在2002年第二期更是以陈词为专题刊登了1l篇论文。

绝大多数哲学家都对陈词的地位与作用予以积极的评价。正如斯特劳森所言，“人们已经形成普遍的共识，我们的大部分知识，也许是绝大部分，来自于倾听别人所说的东西或阅读别人所写下来的东西。也毫无疑问的是，这样听到或阅读到的大部分东西，虽然不是全部，我们是毫无疑问地将它们作为真实的东西接受下来。简而言之，我们的信念体系的大部分是以陈词为基础的。”

承认陈词与其他三种知识来源具有并列的地位，也就意味着认识论向社会打开了大门。社会因素理所当然地步入了理性的领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奎因发起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到八十年代的社会认识论其实就是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资源不断地步人认识论视野的过程。从更加广阔的背景看，陈词认识论是作为英美哲学界回应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形式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本地抛弃了哲学认识论方法，而在陈词认识论中，尽管认识论需要进行社会化的改造，甚至是根本的改造，但是认识论方法却得到坚持。科学知识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维度能够从陈词认识论中得到很好的探索。

那么究竟什么是陈词呢?一种倾向是对陈词定义限制较多，例如，科迪“把Testimony定义为某种告知行为或用J．L奥斯汀(J．L．Austin)的话来说是一种语旨行为(anillocutionaryact)”。他不仅将陈词分成了标准陈词、自然陈词和扩展陈词三种，而且还对什么人能够提供(自然)陈词作了限制。在他看来，并非所有的话语都可以作为陈词，只有满足了特定的资质条件的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话语才能作为陈词。格拉汉姆(P．Graham)强烈地批评科迪对陈词源(testiifer，陈词的来源)的严格限制。另一个极端则是不设限，库什则认为陈词最宽的定义就是“认识的互相依赖性”，也就是对他人话语的依赖。处于两者之间的是弗里克，她在给《剑桥哲学辞典》撰写的Testimony条目中，是这样定义Testimony的：“Testimony，作为一种告知行为，包括所有传达信息的宣称，而不管其社会环境如何。在引申意义上，私人信件、消息、书和其他声称包含事实信息的公开实物也构成了陈词。陈词有真假之分，既能表达知识又能表达无依据的偏见。”

定义问题的焦点是围绕着要不要对陈词提供者的资质或权威做出限定。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如科迪)，那么陈词定义实际上就包括了陈词辩护问题了。相比之下，格拉汉姆的取消限制的做法只是把问题推到了陈词辩护部分：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接受他人告知我们的行为是能得到辩护的?这也是陈词辩护理论的核心。

休谟与里德开创了陈词的还原论辩护和反还原论辩护的历史先河。里德将陈词看作是“心灵的社会运作”，因此，在他看来，辩护的根基就是社会的。当代大多数认识论学者继承了里德的思想。休谟式的还原论的当代形态已不再要求必须将陈词还原到个人的经验上，而是将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资源纳入到个人的辩护资源中。(Testimony是如何得到辩护的?》一文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o(t4~陈词辩护理论在科学实践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应用性问题是新手与专家问题，外行或新手相信专家意见(陈词)的依据是什么?

历史认识论范文篇8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

【正文】

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它贯穿于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把自然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萌芽时期；十七——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自然主义以及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本文拟就当代的自然主义进行考查。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在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义的复归和计算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之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出现了。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1.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在科学哲学中最早明确倡导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当推奎因。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动机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不满。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认识论主要是指经验论的认识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在奎因看来，传统的经验论有两个教条：一是所谓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按照奎因的观点，如果全部科学（包括数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们只是沿着边缘与经验相接触，那么分析——综合命题便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因此，认识论问题便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这是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起点。二是所谓的还原论教条。奎因认为，休谟欲将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为感觉印象是不成功的，因为关于存在的全称陈述以及关于将来事件的陈述是不能用感觉印象来确定的。因此后来人们转向用语境定义（contextualdefinition）和集合论来使知识还原。如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等都企图将普遍科学语言翻译成逻辑的语言，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因此，传统的经验论走入了误区。

对传统的唯理论的挑战则更为严重。唯理论者追求一种内在完备的理性的逻辑建构，以作为知识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动摇了。因为，人们已认识到，用以建构的那种元逻辑和元标准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识无法建构。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1]

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一个来源是整体论（holism）；另一个来源是非再生的实在论（unregeneraterealism），这种实在论所表现的是“除了科学内部可以商量的、不确定的事物之外，毫无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学家的坚定状态”[2]。这种非再生的实在论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主义（scientism），而整体论提出的目的则是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的认识论。这两者的结合使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构，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1］，p.74）

可见，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虽然受到挑战，但在新的澄清的意义上认识论还存在，不过此时它已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了。它和传统认识论的一个明显区别便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经验心理学。这实质上就是把科学认识论降级到自然科学内部，从而取消了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因此我们称以他为代表的一派观点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奎因的观点可参见陈波的文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在八十年代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不休之时，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引发了不同的自然主义流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R.N.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

吉尔提出工具化认识论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失败了。例如，莱欣巴赫不是在逻辑中而是在实际行为规则中寻找方法论基础，哈金（Hacking）论证说，这些规则序列是随机的，从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而卡尔纳普则在方法论上采取归纳逻辑的计划，他的观点也受到严厉的批判。继卡尔纳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元方法论。吉尔认为元方法论不能为反对相对主义提供有力的辩护，因为劳丹的策略实际上是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它是以判断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直觉知识的合理性为起点的，因此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解明策略而不是辩护，合理性问题因而被抹杀了。可见，元方法论也困难重重。波普尔将其方法论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简单规则之上，而拉卡托斯（I.Lakatos）已经证明，若遵循波普尔的规则，会将一切理论证伪。如果假定应排斥被证伪的理论，那么一切理论都应被排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综上吉尔认为，想从事寻找基础的工作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方法论基础主义而选择自然主义。“对任何科学来讲，都不存在哲学的基础，也不存在探讨科学的理论深度的哲学方法，存在的仅是科学方法本身”。[3]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计算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但是在吉尔看来，这些学科尚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第三个原因是从六十年代起，认知科学开始出现并且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语言哲学、心理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影响，进而也开始影响到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吉尔正是其中的一位。为把这种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认知科学分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认知心理学，③认知神经科学。其中每一束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这样，吉尔自认为已经完成了把科学哲学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任务。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即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联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3］，p.7）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不需要定义合理性，因为“理论选择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科学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4]“对我来说，存在的唯一一种合理性便是为达到已知目的而去运用经验确认策略的工具”。[5]可见，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无需对其进行定义。因而我们称他的观点为工具的认识论。

伊弗朗（N.J.Efron）和费池（M.Fisch）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批评吉尔。他们认为，吉尔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合理性问题。吉尔在判断模型的相对优势时过分强调其自然的模型技巧，过分强调自然的直观推理（uaturalheuristics），而对刻画科学活动的模型、发现错误以及模型化的系统尝试等的反省却不够重视。因此，“科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这一方面——即创造性的、思辨性的、反应性，简言之即说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尔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这样看来，吉尔对科学的说明像其它自然主义者的观点一样，确切地讲排除了关于科学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释的方面。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吉尔放弃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论的解释性价值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合理性对科学的探究来说是基本的，因此“吉尔的众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结合并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能真正地解释科学”。[6]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一方面，科学不单单是纯形式的模型建构过程，它还有非逻辑的因素，后者恰被吉尔忽视了；另一方面，吉尔应该为自己的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然而他却放弃合理性，从而也就无法为自己辩护。

总之，吉尔的工具的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二者都使认识论问题“实证”化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认识论问题。不过，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上承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余绪，而更靠拢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他以工具为出发点，试图使自然主义有解决描述和解释两方面的认识论问题的能力。但是吉尔忽视了科学认识的文化学方面，这一点伊弗朗是对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库恩、汉森以来，对科学认识的社会研究（即科学的社会认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的非逻辑方面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这一点上说，吉尔在自然主义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似乎较深，而同人文主义和价值论最为疏远。

3.撒加德、丘奇兰德、西蒙等人的计算化认识论

如果说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科学哲学的观点仍然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的话，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则试图实际地把认识论实证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他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机程序来解释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7]可见，撒加德试图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解释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其观点如下：

a.理论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复杂资料结构；它们存在于由规则、概念以及解题所构成的高度组织的集合之中；

b.解释和解题是由规则、概念以及解答等作为中介的计算机程序；

c.理论的发现和评价是在解释和解题的语境（context）中引出的子程序；

d.理论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产生于发现程序，并且与其它概念有关联；

e.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颇；

f.科学应如何研究，关于科学如何运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贡献。（p.189）

撒加德认为这个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是较全面的。他对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他发现PI系统至少有两点不足。一是，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因为PI要求的是给出问题；另一个不足涉及到PI中观察信息的来源，因为许多科学问题产生于观察和实验，而PI对新观察和实验的来源没有发言权。（［7］，pp.175—176，）由于PI系统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来又发展了他的观点。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该模型从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artificialintellegence.DAI）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8]亦即对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因素给出一种综合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因为此前有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学说认为，所有解释社会现象和个体现象的尝试肯定只涉及有关个体的事实，据此可知，社会解释能够而且最终会被还原为心理学解释。不管这种学说是否成立，撒加德认为，把科学看作布散式计算的系统并非是以该学说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可以把他给出的理由简单地总结如下：①有的事实具有无法简化的社会性；②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相互依赖；③对个体计算心理学的解释也可能用具有社会特点的术语来表述；④社会现象太复杂难以处理。所以他说：“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的计算系统的观点并不是把社会问题还原为心理学问题，而是要共同推进对社会和心智的理解”。（［8］，p.10）可见，撒加德并不否认认知个体活动的作用，他的目标是把对个体认知活动的理解和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认识为什么科学的心理学说明和社会学说明可以结合为一体，以达到他所说的“从一种综合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目的。

总之，撒加德认为，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哲学处理的问题相对于科学来说是较一般的、思辨的和规范的。涉及到推理的哲学分支与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是连续的。他试图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式人工智能，以求用计算机网络来解决有关问题，从而把科学的心理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

特万泥对撒加德等人的计算机模型提出五点质疑。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①模型能处理高阶的直觉推理吗？

②模型能处理不确定的交互作用吗（chancyinteractions）？

③模型能处理视觉的形象化描述吗（VisualImaginery）？由于计算论者没有注意到视觉认知的动力学，因此，甚至连这一问题的范围都没认识到。

④模型能处理一个广义的知识基础吗？特万泥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知识基础中的那些条目实际上并不真正是原始资料，例如还有一些无认知的评价（如“结果不令人满意”）等等。“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计算论者能在数据库（database）中做到使这样的信息（指元认知评价之类的信息——笔者）具体化。”

⑤模型能怀疑数据吗？科学家们一般都怀疑数据。然而，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模型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它们把数据看作是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给出的模型很难把握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所面临问题的范围。由于存在上述疑问，特万泥认为，“看来，有必要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考虑计算机模型的作用，这个语境是我们关于科学思想的、发展着的理论语境。”[9]

特万泥的诘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科学理论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性质等问题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问题都是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的。撒加德等计算论者们把计算机理论泛化，以至使之成为解决所有认识论问题的万能钥匙，这里的片面性是显然的。他实质上用计算机理论取代认识论问题，这同奎因等人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上我们谈了奎因、吉尔、撒加德等人的自然主义观点。总体来说，他们都注重把科学认知的哲学反思与科学本身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应当说，吸收现代实证科学对认知的若干性质所做的具体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现代认识论如果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自然化的认识论注意到这一点，这使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们却使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问题受到了挑战，甚至把认识论消解为实证科学。而且，在自然主义的界定意义上，作为描述性事业的科学与作为规范性事业的认识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描述和规范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法解决的。许多学者也正是基于这两者才对他们进行批判。但是，规范性和描述性难道真的不可调和吗？自然化认识论不能有规范的维度吗？为了突破这一二难的困境，劳丹才将价值论引入科学认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他的规范自然主义。

二、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

劳丹提出其规范自然主义的直接动因便是奎因等人放弃了认识论的规范地位。在他看来这是自我毁灭。他主张自然化认识论可以以某种方式保持规范性，从而认识论虽然是自然化的，但却并不因此而丧失独立性以至于被彻底消解。

1987年，劳丹明确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理论。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劳丹认为科学方法论面临许多困境。在传统的科学哲学中，方法论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波普尔、特别是库恩的工作，这种情况一去不返。波普尔把方法论看作约定，因此，没有了合理性选择；库恩则认为方法论标准太模糊，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方法不能决定竞争理论的选择。拉卡托斯甚至断言我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有根据的建议以使科学家接受或放弃哪个理论。费耶阿本德的纲领是“怎么都行”，主张方法论无政府主义。至于罗蒂则认为一切都应“罗蒂化”。由此可见，在历史社会学派那里，方法论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规范力量已被完全剥夺了。

二是劳丹以前的自然主义方法论观点并不令人满意。如奎因认为，方法只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所用方法的描述，因而没有规范的力量。这样，奎因等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自然主义应该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合理性是一个非自然的概念，”[10]这样自然主义要用非自然主义为自身辩护，这是一个悖论。为避免悖论，因此劳丹认为：“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11]可见，劳丹希望在以前的自然化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规范自然主义。具体观点及评论参见孟建伟和方在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8；《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2）。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化派”的自然主义

1.瓦托夫斯基的历史化认识论

奎因和劳丹等人的自然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文化的疏离。M.W.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则注意到认识的文化性，他倡导认识论的历史化以替代上述认识论。他认为，历史的认识论开始于如下前提：知识的获得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脱离其它形式的人类实践，因此也不独立于这些其它形式实践的历史性（即其历史变化和发展）。[12]由这一前提可以引伸出三点论断：（1）人类认知实践的适当的研究域并不是抽象的“人类心灵”，而是具体的、有多种特色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域——是社会的、技术的、艺术的以及科学的。（2）认知的进展要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因为它通过把人工制品作为象征来表现。认知方式历史地随社会实践，因之也随表征的改变而改变。（3）对所有人类知识而言，不存在固定的、基本的形式或结构，人的心灵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实践的不同而改变，即心灵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地自我超越的人工制造物。

瓦托夫斯基认为，卡尔纳普的记录语句为经验的科学哲学提供归纳基础，但它并不就是感觉资料。后来卡尔纳普放弃了这些而支持他所谓的生活经验，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逻辑重构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并不简单地是经验，而是描述经验的语句在操作。但是这些语句——记录语句——必须依据某种语言，而卡尔纳普认为这种语言的选取是出于方便和实践上的约定。因此瓦托夫斯基说，卡尔纳普的这一宽容原则（principleoftolerence）实质上并没有为任何语句提供内在的或必要的归纳基础性说明，因此它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社会文化约定。

至于波普尔对理论证伪的说明，瓦托夫斯基认为也有赖于社会心理学。因为证伪的经验检验的构成也是社会文化的约定。奎因和哈贝马斯都诉诸于语言共同体的共识，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基于语言的内在规范。可见，认识论的社会化在当代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中的进展一开始本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从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到社会选择、语言约定，都明显地表现了从经验基础的相对化向合理性选择论题的过渡。由此可见，认识的根据已从传统认识论的内在的或心智的语境转移到一个语言共同体的行为的外在的社会语境。

由以上论述，瓦托夫斯基提出应以历史化的认识论来替代传统理解的认识论。亦即把认知活动看作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变动的涵义是指：认知、知觉的方式随整个人类实践（包括社会的、技术的、科学、经济、艺术的实践）的改变而改变。他把认知活动规定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包括通过实践形式表现出来的感情活动或主体能力的域；也包括在道德、艺术、科学技术语境中所涉及的判断方式。又因为人类认知活动不是独立发生的，它不能脱离各种实践形式，包括狩猎、生产、社会交往、战争、政治等；所以，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具体方式。

2.富勒的社会认识论

富勒（S·Fuller）提倡社会的认识论。他认为，“一个对知识的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运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发现”，[13]而作为一门交叉学问的社会的认识论即可满足这一要求。它本着建构一种规范的科学哲学的目的而把“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来源。它从三个方面来研究：（1）作为一种元理论；（2）作为一种经验的研究纲领；以及（3）作为知识策略。

首先，作为元理论，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功能在于做出一种设计，以重新解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到底在做什么。社会认识论者建构元理论的主要动机在于使知识“自然化”，并且确信知识是在它所涉及的世界之中的。而知识的自然化应该包括的不是认识论的消失，而是使一种界限——认识论和关于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界限——消失。近来，后现代主义者罗蒂为了追求经验的历史的研究而放弃规范的研究，这表明当代对知识所做的规范的哲学解释渐渐脱离了社会科学的解释。社会化的认识论者认为这正是对哲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一个错误理解的产物。

其次，社会的认识论也是一种经验研究纲领和一种知识策略的工具。在经验方面它是双重的：一是根据预设的科学编年史工作来分析关于知识增长的哲学陈述；二是在认识上把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分解为各个“运作部分”，这样才能决定一个认识规范的存在与否对事件的出现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策略方面，社会的认识论目的是发展一种修辞（rhetoric），以便把它的元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变为一种增加科学共识性的方法。

3.唐斯的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唐斯（S.M.Downs）在富勒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社会自然化的认识论。他认为，以前的自然化科学哲学不太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所注重的只是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解释科学，因而这种研究是有缺陷的。一个缺陷是采用了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individua-lism），另外，科学实践的社会性不可化简。

唐斯认为，R.吉尔、西蒙以及撒加德等人把认知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理论的变革、评价、本质以及科学发现等问题，用认知科学的经验成果来充实和约束哲学理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采取了认知个体主义立场，即完全根据个体的心理过程来解释认知现象，认为对科学家个人的心理机制的说明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哪些因素具有认知特点。他们认为在对成功的科学进行说明时要以认知因素为依据，而对失败的科学的说明则要应用非认知因素。这一观点在劳丹的不合理性命题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所有合理的科学实践都可以根据认知因素来解释，除此之外的部分则由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解释。可见，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成功科学的解释是不相干的，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从而被抹煞了。唐斯对认知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从科学家为什么组成共同体来开展研究这一问题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之所以必须组成研究群体，原因首先在于，检验或评价假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理能力，还要有技术分工和合作。劳动分工是按照技术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中的分布进行的。其次，单凭个人力量来评价假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能力毕竟有限。所以“科学家们应协力工作以克服个人的经验限制，从而可以对认知劳动进行分工。如果忽视这一事实，认知科学家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生产所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14]

根据以上的批评，唐斯认为应该在认识论中加入一个社会的维度。他认为科学的社会本质有三个侧面：一是理论是公有的财富，它可以跨越时间在共同体中流传；二是社会相互作用直接导致认知成果；三是应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上看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某项活动是不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十分必要。这三个侧面有助于明确科学事业的地位，澄清科学共同体与一般社会事业的关系。所有科学实践至少包含以上三个社会层次。唐斯的总结论是：（1）认知科学如果不放弃认知个体主义，它就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2）具有某一规范范围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必然会有一种描述基础，这种基础要考虑科学实践与众不同的社会本质，（3）科学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14］，p.66）

瓦托夫斯基正确地看到了认识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本身是实践的、而且不脱离其它实践的过程。他注意到宽容原则的实用性和约定性，从而提出认知活动是历史地变动的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历史化认识论的整个出发点。这种见解虽然不错，但却并不全面。首先，认知活动是变化的，但变化是一切事物的特点。另外，认识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不变，单纯谈论认识的历史变化显然有失偏颇，不可理解。应该把自然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对。富勒主张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化的认知研究。他的观点得益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派的主张。自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对知识的社会历史研究渐渐盛行起来，而这已成为社会历史学派的特征。富勒、唐斯等人进而把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认为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应该把自然和社会科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及认识论研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首先，虽然应用科学的方法于认识论的研究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认识论的研究方法是否一定是科学的方法？认识论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能否使认识论保持独立性？这些都是成问题的。第二，从奎因开始倡导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连续性，接下来又把计算机科学和其他认知科学成果运用于认识论研究，后来又在自然化科学哲学中加入社会的维度，这里似乎有一个修改传统哲学所界定的认识论研究域的问题。本来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论主要是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认识论之中，现在又加入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于是整个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认识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认识论的特殊地位何在？它还属于哲学了吗？第三，唐斯批判认知个体主义，注重认识的社会性，认为这样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尽管科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离不开社会实践，但科学本身毕竟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认知的本体论基础是自然界本身，它是独立于社会的，是价值中立的，在这一点上，科学认知活动的不同层次的主体（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共同体）具有等价性。因此，对科学认识的说明是不能完全社会化的。在这方面，外史论纲领（如爱丁堡学派的硬纲领）已经宣告失败。

总而言之，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承认认识论和科学之间存在连续性，否认这种连续性便是非自然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论述的三种自然主义流派符合这一界定。因为它们都认为认识论研究和科学密不可分。自然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科学和认识论的连续性上采取怎样的形式，能够走多远。奎因等人把认识论同心理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并认为是后者的一部分。显然这否认了认知的规范特性，使诸如辩护、推理以及证据等规范概念失去地位，而代之以一些自然科学的概念。这实质上就是取消了认识论，走向了一个极端。劳丹等人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把规范性，价值论纳入自然主义科学哲学之中，认为描述性和规范性可以调和。而文化自然主义者更有甚之，他们注重认识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主张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带有人为的、主体色彩的事物，是“想要”的事物，它需要解释学的诠释，有赖于对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比劳丹更注重认识的规范性，并有走向否认科学认识所具有的描述性，单纯强调规范性、价值性的危险，更有走向彻底相对主义的嫌疑。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与其他自然主义的上述异同点使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主义科学哲学追求的是把认识论和科学联系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研究。应该说，这种重视科学的思想对当代哲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摆脱基础主义的阴影等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它本身也是为摆脱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辩护主义而出现的，在客观上为西方科学哲学的重构提供了一条思路，但这条思路行不通。对当代自然主义来说，认识论或者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者与价值论等结合，不管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认识论的独立地位已不复存在，哲学已经降低层次、消溶在科学之中，哲学和科学的界线从此化为乌有。这实质上是认识论的取消主义。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出发，关于认识的本质、发展、评价、解释等一系列问题，都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途径都属于世界观的范畴，它超越于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之上。归根结底，认识论取消论不过是重蹈历史上经验主义的覆辙。而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蔑视辩证法，蔑视哲学的理论思维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15]自然主义作为吸收当代科学成果构建合理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尝试值得重视，但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所得到的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参考文献】

[1]参见W.V.Quine:EpistemologyNaturalized.inOntologicalRelativityandOtherEssays(1969),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2]奎因：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张金言译，哲学译丛，1992,p.54（译文略有改动）.

[3]RonaldN.Giere:ExplainingScience:ACognitiveApproach,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XVI.

[4]R.N.吉尔：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哲学译丛，程炼译，1989,1.p43.

[5]R.N.Glere:WhattheCognitiveStudyofScienceIsNot?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VolXV.UniverstyofMinnesotaPress,1992,p42.

[6]NoahJ.EfronandMenachemFisch:ScienceNaturalized,ScienceDenatured.HistoryandPhilosophyoftheLifeScience,1991,No.2,p.187—222.

[7]P.Thargard:Computa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CambridgeMass.MITPress.1988,XI,p.2—3.

[8]P.撒加德：心智社会——作为布散计算的科学，哲学译丛，1994.3.p.1

[9]RyanD.Tweney:inComputationalModelsofScientificDiscoveryandTheoryFormation—SanMaterCalif,MorganKaufmann,Pub,Inc,1990,p.481.

[10]R.N.Giere:PhilosophyofScienceNaturalized.PhilosophyofScience,52(1985),p331.

[11]L.Laudan:ProgressorRationality.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Vol.121,p.19—23.

[12]Marx·W·Wartofsky:EpistemolgyHistoricized,inAbnerShimonyandDebraNails(eds).NaturalisticEpistemlolgy.1987.D.ReidelPublshingCompany,p.358.

[13]SteveFuller:EpistemologyRadicallyNaturalized,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MinnesotaStudies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XV.1992,p.427.

历史认识论范文篇9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意义上倡言的历史性不等于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放弃康德式近代认识论的思路，打造出一种历史本体论来，方可尽显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真义。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首要可能性就是历史本体论，历史作为本体，其指示词就是历史性，并以生产方式作为其对存在的超越性解释，而生产方式作为存在则体现为历史的一种“缺席的原因”，因此是以不在场的方式现身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重新解读出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并说明其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关系，而不是直接去奢谈一般哲学本体论。

【关键词】历史/本体论/认识论/马克思/history/ontology/epistemolog/Marx

【正文】

自卢卡奇提出“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以来，历史能否作为本体而存在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悬案：“常驻不变中的连续性，作为动态复合体中的存在原则，证明了历史性的本体论趋势，是存在自身的原则”(P700)；“对马克思来说，通常对恩格斯来说也是一样，历史性是物质运动的一种不能被进一步还原的本体论性质。”(P734)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似乎已昭然若揭了。然而，由于“历史主义”(尤指自狄尔泰以降的诸历史主义尝试)与近代认识论的奇特结盟，“历史主义”一直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两难处境”(PP.148-150)，因而这一问始终没能被包括卢卡奇在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们明确问出。缘此，本文试图问出这一问，以求在当代哲学语境下，重新解读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论：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首要可能性就是历史本体论，历史作为本体，其指示词就是历史性，并以生产方式作为其对存在的超越性解释，而生产方式作为存在则体现为历史的一种“缺席的原因”(PP.148-150)，因此是以不在场的方式现身的。

一

历史作为本体，第一个问题便是“历史是什么?”这既可以用认识论的方式问出，也可以用本体论的方式问出。以认识论的方式问出，历史便是对象，但历史一旦作为对象，时间便与存在一同隐逸了。海德格尔为历史主义悲伤道：“某种被称为历史的东西根本不是历史。”(P24)原因何在呢?海德格尔的解释是：“只要哲学把历史当作方法的考察对象来分析，哲学就不能获得历史的根本。历史之谜就在于：何谓历史性的存在。”(P24)历史作为对象就有可能演变为一种“超历史的东西”，就可能使此在迷失于当前的伪历史之中。这也就是历史主义所以会陷于共同性与特殊性的两难处境中而不能自拔的原因。

海德格尔改变了问题的提法：“‘什么是时间?’这个问题变成了‘谁是时间’这样一个问题。”(P25)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时间就是此在”(P24)。通过此在接通时间(历史)与本体论的线索是海德格尔在历史本体论上的最大贡献，但也是他的最大失误。一方面，他反对把历史作为认识的对象，并通过此在的当下性把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使历史获得了某种本体论意味。另一方面，他又将时间变成了专属于此在的问题，对时间的追问也就变成了对我的追问：“于是，这种追问就是通达和对待总是属于我的时间的最适当的方式。”(P26)最终，这一问终于仍不是向着时间与历史而发的，而是朝着作为此在的我的。正因此，对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始终都存在着“社会存在论”和“唯我论”这两种路向的解释。

但是，海德格尔终归明确阐述了历史性在本体论上的重要地位，他甚至道破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优越性：“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P383)。这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存在的活动本身被证明是一种历史的活动，是历史性的基本状态”(P84)。对于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存在中有历史性；而我则要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哲学中，这个判断倒过来同样成立，历史本身即存在，历史性是存在的固有维度。——更重要的是，将历史本身直接指认为存在对于海德格尔式的此在本体论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历史本身在马克思哲学中绝对不是仅仅通过所谓此在的存在辩证法(即此在的在场与不在场)而现身的。

在我国哲学界，也曾有人提出过“历史本体论”，甚至还对作为本体的历史的存在特征作出过非在场的表述：“历史由于是非在场的存在，因此，本体历史的显现离不开语言的历史和认识与理解的历史。”(P43)这种见解的可贵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地提出了“历史本体”的说法，二是对历史的存在特征作出了非在场式的说明。但是，仍须指出，这种见解离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论在当代的真实建构的距离还是很遥远的。因为，在这里，“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或理解，最后也是历史语言”(P43)。显然，此处所说的本体历史的显现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显现，历史作为本体自身的显现方式并未被触及。这至多可算达到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理解高度，即把对存在的理解看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存在中有历史性。然而，对历史首先作事实性的理解是不可能与近代认识论彻底划清界限的。一旦历史的显现方式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被论及的，那么，历史本体就只能以传统形而上学的样式而固守于客观事实的一隅了，历史性仍未被当作本体论的固有维度。

正因为如此，德里达才说：“如果对存在的最终认识应当被称作形而上学的话，那么现象学的最终成果就是‘形而上学’。”(P302)不论对存在本身作何种理解，只要把它作为一个认识对象，它就是既定的、不变的，就是反历史的，一句话，就是形而上学的本体。所以，德里达认为：“情况恐怕看来会是这个康德意义上的大写理念就是现象学真正大写的观念或者方案……因此结构上说，这种终极目的就是作为源头和变成(devenir)的生成本身。”(P303)总之，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现象学努力如果说有一种历史本体论的话，那这种历史本体从根本上来说同样也没有逃脱康德式近代认识论的窠臼。历史本体的生成特征，即其历史性在这种本体论中仍未得到明晰的标示。

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到底又是如何现身的呢?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P44)，在此语境中，所谓“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才真正得了落实。借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历史是通过批判得到理解的；其次，一旦批判开始了，尽管过去的东西得到了理解，但它们的凝固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历史本体是通过批判而现身的，作为存在它也是建立在不在场的地基上的。这种批判既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批判，同时从本体论上来看，它又标明了社会存在的历史性。通过这种批判，我们可以切实地看到，历史性正是历史本体的指示词。这也就是说，从存在论上来解读历史，就不能把它当作凝固不变的对象，而必须看到它与批判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内在关联。

二

因此，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历史概念的误读其原因也正在于他没有领会到，在马克思哲学中，历史性从本体论上来讲不是一种实证概念，而是一种批判概念。哈贝马斯曾指责道：“马克思把社会劳动的概念同类的历史相联系”(P147)，而“迄今为止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学说，把生产方式分为五种或六种，这种学说确认了宏观主体的、单线的、必然的、连续的和上升的发展”(P149)。哈贝马斯虽然看到了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中的重要性，但他仍把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指认为一种旧式的类的历史概念，且将此概念与一种线性的历史认识论联系在一起。

但马克思在运用历史的这个概念时实际上是十分谨慎的。马克思在讲随着资本的发展劳动条件同劳动相异化这个问题时指出：“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并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9](PP.360-361)历史在此不是哈贝马斯所表述的类的历史，而是暂时性。马克思在历史的和绝对这两个词下打上了着重号，跟着还指出这一过程是内在地被扬弃了的，其用意很明显：反对这种单线性的或所谓宏观的历史；历史性作为历史本体论的一个指征，说明的是历史的内在批判功能。

可以说，哈贝马斯本人并没有迈入本体论的门槛，而停留在近代认识论的界域中。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才对认识和学习有着非比寻常的“兴趣”。然而，一旦停留在近代认识论的视域中，进步问题就成了个难以解决的悖论，不可能克服康德当年所提出的二律背反，因为这是认识论(理性)的宿命。因而，哈贝马斯说：“我们也以这两个领域中的普遍的公认的要求为标准，来衡量经验认识的进步和道德—实践洞察力的进步，即以陈述的真值和规范的正确性为标准，来衡量经验认识的进步和道德—实践洞察力的进步。”(P152)而离开了历史本体论的内在批判能力，这种认识论上的进步也就可能转变为一种辩护性的意识形态了：“我要维护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有能力为一个制度(系统)的存在作辩护。”(P152)对这种仅从主—客体式的认识论角度出发来认识历史的理论的辩护性的意识形态本质，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曾作过尖锐的剖析。

那么，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作为本体的历史到底是如何显现的呢?是否像海德格尔那样，马克思也仅仅止步于将历史指认为此在式存在本身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历史作为本体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指示词同样也是历史性，但这种历史性是不同于海德格尔的作为此在式存在的指示词的历史性的。抑或，它作为一种本体就等于德里达所说的幽灵?就像德里达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在这方面，共产主义一直是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而且像民主本身一样，它区别于被理解为一种自身在场的丰富性，理解为一种实际与自身同一的在场的总体性的所有活着的在场者。”[10](P141)如果剔除其解构意味，从本体论上来理解共产主义，并将其转换为历史，那么，这无疑是对历史的本体论状态的一种绝佳说明。历史非旦不是逝去者，而一直都是将来临的，它是丰富的，但目前并不在场；它是总体性的，但这种总体性并不是认识到了的，而是活跃着的在场者；它不是一种僵死的总体性逻辑，而是在实践着的在场者，且通过这种实践而求得与自身的同一。作为本体的历史，并不是在认识论中被识别出同一性或发展的，而是通过实践(活着)而同一、而发展的。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历史作为本体既不是主—客体式的近代认识论的对象，也不是海德格尔通过向此在作始源性回溯所获得的作为存在的存在本身。它通过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显现出来，人们的实践活动揭示了当下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这就使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论获得了一种现实的批判能力。一方面，当这种能力指向过去时，它就说明了以往的历史；另一方面，当其指向未来时，它又标明了历史的方向。因此，这种历史本体论也不仅仅是“幽灵”，它虽作为一种“缺席的原因”，但对现实却是有其实践性功能的。

在德里达这里，我们再次听到了詹姆逊所说的那个“缺席的原因”：“所有的幻影都被投射到这个鬼魂的屏幕上(亦即投射到某个缺席的东西上……)。”[10](PP.141-142)但历史之所以在本体论上表现为缺席状态，其原因并不在于海德格尔所阐述的所谓存在的辩证法。在此，德里达实际上也被海德格尔蒙蔽了，因为他跟着海德格尔说：“那幽灵并没有一个Dasein(此在)，但是没有一个此在并没有什么奇怪……那幽灵，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是具有某种频率的可见性。但又是不可见的可见性。并且可见性在其本质上是看不见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一直存在于现象或存在之外。”[10](P143)因而，采取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那幽灵”就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之所以在本体论上是缺席的，不在于它有一种关于存在的辩证法，不在于它的不在场这件事(Ereignis)本身，而在于它是一种批判与宣告。因此，正如德里达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马克思是相左的：“1847—1848年间，当马克思命名共产主义的幽灵时，他用了一种历史的观点记述它，这种观点与我提出‘马克思的幽灵们’这样一个题目时最初思考的观点正相反。”[10](P144)对于德里达来说，历史性是由幽灵的非在场引出来的；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本身就是本体，因而它是一种宣告：“就马克思而言，他则是宣告和呼吁一个在场的到来。”[10](P144)德里达意识到马克思的哲学宣告了一个在场的到来，但他不明白马克思是通过什么来作这种宣告的。他只认识到“幽灵”是不在场的，而没有理解到这个当下不在场的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还可以通过实践作为本体而现身。而有了这种历史本体论，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未来就都不再是“幽灵”了。

三

然而，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历史作为本体到底是指什么呢?或者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其本体论功能又是如何通过历史性而表现为批判与宣告的呢?我认为历史作为本体它就是生产方式(或者也可以用詹姆逊的话说是“生产模式”)!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生产方式怎么成了作为本体的历史了呢?在以往，生产方式常常是作为共时性的分析模式而加以运用的，而历史显然更多的是指认一种历时性的过程。

对此，我要强调的仍是：历史作为本体并不是作为认识对象而出现的，因而它既不是共时的结构，甚至也不是历时的过程。一旦作为本体而出现，它就既不表现为普适性的共时模式，并以此来说明所有的时代；也不是作为一个过去了的时间链，并将一个个特殊的事件纳入自身之中。用本体论的固有话语来说，它就是一种诉求：特定的当下存在必然要受到历史性的批判，它必将成为过去，将来的已经在等待着现身。而生产方式作为对人类组织自身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模态表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它之提出，目的其实很明确，即用来说明这些关系都是暂时的，都是要发生变化，要被扬弃的。因此，生产方式在哲学上同样代表着一种诉求。理想的或纯粹化的生产方式在现实中从来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它也没有必要存在。它之提出就是要指出，在历史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使现实发生变革的内在要求，正是这种内在的变革要求才是历史本体之根，而这一要求就是由生产方式之中的内在矛盾所发动的。而且，它作为一种诉求还呈现为缺席状态，即只有当现实的生产方式受到批判以后，以往的历史才能得到理解。必须注意，那种直接现身而出的生产方式是经济学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作为本体的生产方式本身是不直接现身的，因为如果一旦现身而出，它就成为认识论的对象而使其本体意味受到伤害。

近来，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与讨论非常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由卢卡奇所引发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例如有观点就认为：“马克思的本体论是一种人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或‘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论’。”[11]那么，我为什么不取“社会存在本体论”这个流行的说法，而特别提出历史本体论来呢?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我认为，“社会存在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思维方法，虽然与传统的以“实体中心主义”为其实质的“传统本体论”有了一定的区别[11]，但是，这种“社会存在本体论”“从社会存在出发解读存在的意义”[11]，仍然把社会存在视作一种可以现成地获得的批判基础，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本体论思维方法仍没有与“实体中心主义”的本体彻底划清界限，它仍是可现身的。其次，在这种本体论中，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仍处于对立状态，例如他们就提出：“马克思又从社会存在出发解读自然存在的意义”[11]，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这种对立是可以通过实践来加以消解的。在这里，社会存在一方面仍是可作为基础而现身的。另一方面，无论怎样解读，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作为对立的两极的特征仍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只有祭出(生命)实践这个法宝。这样，“实践本体论”就又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

有鉴于此，我认为要彻底体现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就必须找到一个不在现实中直接出场的动态本体。而这个动态本体，我认为就是作为本体的历史，作为存在，它就是作为“缺席的原因”的生产方式。可以说，从哲学上来说，生产方式范畴本身并不是认识的对象，它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原因，作为一种方法，在完成对现实(即当下的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的批判后，最终成为对未来的一种宣告。而且，作为这种宣告，它也不是一种现实的对象(即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现实的制度)，而是一种现实的运动。

那么，在哲学之外，生产方式还能不能用来作为说明历史上的其他时代的认识工具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当其可以时，它就是历史科学或经济学的实证概念，而不是哲学范畴)，但即使适用，也只具有局部的适用性。关于原始社会形态的一些争论至少可以说明，生产方式作为对既往的过去的一种说明方法是必须加以适当的限制的。因此，对于生产方式不应像以往那样，仅仅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相反，它的确更多地是历史的一种“缺席的原因”。

简言之，本体历史在马克思哲学中是作为生产方式而存在的。这种存在是一种非当下存在，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或者说是历史对我们的一种注视，而作为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它对于过去的现实就是一种批判，对未来就是一种宣告。这种历史本体论关注正是马克思哲学的人文精神的精髓所在，同时，这种关注放弃了近代认识论的视角。历史的本体存在即生产方式，一旦不作为认识论的范畴而现身，过去凝固的东西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它已通过历史性，表现为对过去历史的批判。

在此还必须强调一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历史本体论与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存在主义本体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差别就在于：这种历史本体论是通过马克思哲学方法论而得以建构的。虽然现象学的本体论道路也可以说是通过方法论而被打通的，但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与现象学方法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借生产方式来分析社会关系，而这种分析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勇敢地给出关于社会历史的承诺，它并没有躲到此在(我)的存在的原初之境中去求得安慰。借蒂利希的话来说，在这种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最为完满的关于存在的勇气，因为这种分析的惟一目的就是揭示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暂时性，并要求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对此加以改变。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论虽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所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认识论以及存在主义本体论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例如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中，海德格尔式的存在本体论的渗透就十分严重。这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中的地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为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重新解读出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并说明其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关系，而不是直接去奢谈一般哲学本体论。

【参考文献】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韩震、孟鸣岐：《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哲学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历史认识论范文篇10

[摘要]中国史学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的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将近30年来,在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应该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二是要大力开展历史认识机制的深入研究;三是在引进西方历史哲学方面,应该多一份辩证理性的分析态度。

Keywords:historiographyinthenewperiodofreformandopeningup;historicalepistemology;subjectofhistoricalepistemology;objectofhistoricalepistemology;historicalfacts;historicalphilosophy;postmodernhistoriography

Abstract:TheresearchinthehistoricalepistemologyinChinaisanewbranchofhistorytheorythatappearedafterreformandopeningup.Inthepast30years,progresseshavebeenmadeinthefollowingaspects;subjectofhistoricalepistemology,objectofhistoricalepistemology,therelativityofhistoricalknowledge,theideaofhistoricalfacts,thewayoftreatingwesternhistoriography,onthebasisofthoroughdiscussion.Thefutureresearchesinhistoricalepistemologyshouldconcentrateonthefollowing:1,toestablishacomprehensivesystemofhistoricalepistemologywiththesubjectofepistemologyasthecore;2,todeepenthestudyonthemechanismofhistoricalepistemology;and3,tohaveananalyticalanddialecticalattitudetowardintroducingwesternhistoricalphilosophy.

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是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最大亮点。在此之前几十年的中国史学界,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一个“认识就是反映”的概念式解读。有了这样一个普遍而强大的哲学认识论原理的理论预设,历史认识的问题就被扼杀在了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人们似乎根本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历史认识论的问题。所以,自从有了“认识就是反映”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就再也没有被人提起了。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无可避免地也吹拂到古老而沉闷的史学领域;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历史哲学转向的西方史学,也无例外地传导到神圣而略带陈腐的中国史学殿堂。于是人们惊讶地看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发展到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思想家们越来越多地把智慧和精力,从对历史本身的思考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一系列与史学研究实践中主体认识能力相关的问题,都严肃地提到了历史思想家面前。西方历史哲学话语的这一根本性转向,对历史学家的判断力、进而历史知识的可靠性,不啻是一场颠覆性的批判。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深思,一个被称作“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史学的引入和传播而蓬勃兴起。①

①本文是一种以综述为基础的评论性文章,谈到的每个问题,不可能把有关的研究全部征引或反映,仅侧重于最早提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最有深度的观点等几个方面。由于笔者也是上世纪80年代较早研究历史认识论的学人之一,本着客观性原则,也对自己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反映,而绝不敢借综述之便以自我炫耀。凡是谈到自己观点的地方,仅做客观介绍,不附加任何评论性语言。

一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揆之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史学界,当着人们都全力贯注于研究历史的客体而不去探讨主体的认识能力及其力量范围的时候,我们遵奉的“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这个正确的唯物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在发挥着一个哲学偏见的作用:它似乎在说,只要我们在主观上坚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就可以在研究实践中排除主观因素的渗透,达到完全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而认识主体的主观条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发挥,则只可能扭曲历史的原貌。所以,以往的史学界,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存在失去了合法性地位,排斥主体、淹没主体,构成了那个时代历史研究的顽固特征。可以说,这种状况,是一定时期内我国史学沉闷、迟滞、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历史认识论研究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认识主体问题。

1.关于主体意识结构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历史认识的机制问题。中国历来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历史认识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的问题,没有对自己的认识机制进行过自我追问,自我考量。而这的确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柯林伍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人希望认识一切,也希望认识他自己……没有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备的;因为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就仅仅是一半认识,而要认识自己在认识也就是要认识自己。自我认识对于人类是可愿望的而又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且是作为一种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其他的知识能批判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牢固地被建立起来。”(p233)一个清醒的历史学家,一个希望摆脱认识盲目性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反思自己认识的生成过程和生成机制问题。

主体的历史认识不是从白板开始的,而是有一个认识开始之前的大脑准备状态,有一个主体赖以展开认识活动的先验①的结构或图式,每个人的认识,都无例外地是从这个已有的结构或图式出发的。率先探讨主体认识结构的是刘泽华、张国刚先生。他们认为,史家的认知结构,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观;第二,认知环境;第三,史家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第四,史家的情感与性格等个性因素。历史观是史家从事认识的指导思想。认知环境形成历史认识的情境条件;史家个人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对历史认识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情感、性格等个性因素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更为微妙,是造成史家认识千差万别的极为微妙的原因之一。史家的认知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除了随着本身每一个构成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外,史家本人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也会产生反馈作用。史家认知结构的改善与调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

此后,笔者也撰文讨论主体意识结构问题,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结构,主要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六个基本的要素所构成。哲学观点包括认识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是认识主体对整个世界、社会、人生的全部看法的总和,是主体意识的灵魂。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历史学家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对现实政治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是其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的中介条件。知识基础是史学家以往接受全部文化教育所获得的知识的总和。它包括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两种因素,主要是规定着主体认识活动的方向;而知识基础的作用,则决定着主体的认识活动所可能达到的真理性程度。生活经验是史学家特殊的生活阅历的积淀,它使认识主体在看待、理解历史事物时,具有一种特有的体验色彩。情感,是主体意识结构中非理性因素的一个方面。性格气质是主体意识结构中最能显示主体个性差异的心理素质,因而也是造成不同主体意识结构个性特征的最顽强的因素。

①这里所谓“先验”,是指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展开之前就已经具备的大脑准备状态,而并非是说主体先天具有的意思。主体认识结构,是主体在以往长期的社会活动实践、生活阅历以及接受学校或社会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结构。它本身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而对于每一次具体的认识活动来说,它又是已经具备的,具有“先验”的性质。

其后,姜义华先生、宁可先生等,也都在他们的史学理论着作中,提出了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的基本看法。姜义华先生认为,主体意识结构大体包括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法、行为环境、工作方法等几个方面。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经常决定认识主体的认识目的要求、需求方向与强烈程度、价值评判的标准及追求科学结论的基本态度;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是人们接受前代与同时代知识成果的结晶,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参照系统、理论构架、规范程式、观念体系,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工作和认识能力;行为环境和工作方法,是历史认识者实际认识历史的操作系统,直接关系历史认识能力能否顺利得到施展和历史认识活动能否健康进行。历史认识者的所有这些主观因素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旦形成便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历史认识活动产生积极影响。(p93~94)宁可先生把主体意识结构称为历史认识的精神性中介系统,他揭示的主体意识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属于自然科学性质的部分,如某些概念、符号系统、数理逻辑结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等等;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中介系统,如语言文字系统、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系统,社会科学知识、理论等;属于个人社会存在方面的部分,如人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阶级意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政治倾向等;属于个人的个性、生理、心理范畴的中介系统,如意志、情感、直觉、潜意识等。(p79~81)

近年,青年学人王贵仁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有新的探索。他说,史家的主体心理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是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有机结合。它既包括史家的历史直觉、历史视野、历史情感、历史态度以及思维的个性品质等非理性因素,也包括史家的知识结构、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和科学观等理性因素。如果按史家历史思维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存在形态和思维功能划分,可以将其分成三大层次:内隐动力层、理性智慧层和信息概念层。王贵仁讲的史家历史心理结构,亦即前边学者所讲的史家主体意识结构。

这些关于主体意识结构的讨论,初步揭示了历史认识发生的基本机制。它说明,历史认识的发生,绝不仅仅是“认识就是反映”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历史学家,对材料反映不反映,怎么去反映,反映到什么程度,都是由他的主体意识结构来决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千篇一律的,而是主动的,因人而异的。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是由多种认识因素相互联系、相互浸透、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个史学家不同的知识基础,独特的生活经历,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方面的特殊素质,以及由这诸多特殊的个人因素所渗透其中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就使得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于是,独特的主体意识结构,就是史家个人用以衡量历史的固有尺度。尺度不同,测度历史的结果就必然不同。因此,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所呈现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眼光,特殊的角度,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判断尺度,并因而做出了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历史判断。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研究,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的主体性根源。

2.主体意识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与加强主体意识问题

既然主体意识结构是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历史认识才成为可能;那么,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并因而是正当的,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以往那种把主体意识看作是扭曲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因素,并竭力在历史研究中排斥主体性的做法,自然受到了批判性唾弃;一种以张扬主体性为特征的认识论研究,就自然得到了学理层面的合法性论证。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展开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对于主体的主体性、能动性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研究者似乎都意识到了主体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张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成为该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中心话题。

关于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能动而积极的作用,论述最多。刘泽华说,正是由于有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主体意识的增强,历史认识才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他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但文献资料只反映零散的个体和某个方面,只有经过史家主体意识的选择和架构,才能再现或接近历史的整体;其次,历史是一个有机过程,但史料多半是已凝结的遗迹或只反映过程的一个片断或侧面,只有经过史家的加工、排列、组合、活化,才能使历史过程有声有色;第三,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本质和必然等方面的内在关系,史料一般只反映现象,只有经过史家的主体意识才能发掘现象背后的本质、必然等关系;第四,历史科学具有人文性,“察古而知今”,只有经过史家的主体意识才能启迪现实人的思想。

笔者也特别强调史家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渗透的不可避免性,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主体意识结构同化外问刺激的过程,是史家主体意识重建历史过程的运动。当一个历史学家接触一段历史材料后,他就开始调动起主体意识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对它进行消化和融解。可能是他的政治态度使历史材料显现出某种突出的社会性价值,激起他进一步探讨的兴趣,并因而奠定了他理解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也可能是他的生活阅历沟通了他对历史的会意性理解,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还可能因某种情感上的体验引发了他对历史现象的崇尚与鄙视,同情或反感,并由此影响了他更深邃的理性分析的方向或深度;又可能因为性格气质方面的原因,影响他作出是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探讨的裁决。不同的历史认识成果,是不同的主体意识结构的产物。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种排斥主体意识、追求纯客观性历史认识的认识理想化倾向,是一个顽固的思想偏见,它排斥主体意识的发挥,遏制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王也扬说,人们正确地认为,历史认识是主体对客休的符合一致的反映,但却往往把这种认识的结果看作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绝对恢复,而这个“本来面目”又是客观历史所固有的、未经主体活动改变的自在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客观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历史是今天的人经过主体性活动再现的。历史的内容是主体根据自己的认识结构,从客观历史中选择、截取和加工过的。历史的规律和特点,也是主体通过实践,借助一定的手段,从大量客观历史现象中透析、提取和抽象出来的。如果忘记了这些东西只是主体一定认识阶段的产物,那么势必会被它们所捉弄。

林壁属指出,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主体对客体的重构。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把纯粹客观的历史实在转化为具有意义的历史知识,其中也包含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实在的理解与解释。历史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重构,已经脱离了“纯粹客观”的自然状态,渗入了史家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评判,成为史家笔下写出的历史。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9]

于沛先生把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的渗透特别强调为是一种创造性作用。他说,历史认识的过程,是历史认识主体依据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进行积极的“创造”的过程,其创造性表现在历史认识的全部过程中。首先,认识社会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过去”认识“现在”和“未来”,并不是自发完成的,但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这又是不可缺少的,这样,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史坛出现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即重视历史过程的理论性描述,不再仅仅是历史过程编年式的排列和史料的堆砌;此外,更重视分析历史文献资料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分析史料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的复杂的历史内容。最后,对历史研究的结论也不再是就事论事,满足于对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的孤立的结论,而是将其放在社会历史进程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中,从历史的因果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中,进行理论的概括,而要真正地做到这一点,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就没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科学。[10]

在认识主体意识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之后,人们很自然地就提出了加强或改善主体意识的问题。这就和传统史学思想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对照。笔者在前引文章中就特别呼吁要加强主体意识问题。其基本途径是:首先,我们的历史学家应该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学理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次,要提出进一步强化自觉的主体意识问题。最后,加强史学研究中的主体意识,还需要提出重视主体修养的问题,这是加强自觉的主体意识的基础。加强主体修养,首要的是加强理论修养,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我们的主观方法,从而获得真正的主体性解放。其次,要改变我们知识结构单一、贫乏,研究手段原始、落后的状况,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的知识素养和方法论手段。再次,应该从旧的史学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拓宽视野,开阔思路,培养开拓性研究的兴趣和能力。最后,要培养高度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关心当代社会的发展,增强从时代需要出发去认识历史的自觉意识。

于沛先生也强调了加强主体意识问题。他说,加强主体意识,首先应该全面、系统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次要有强烈的史学理论创新的欲望和行动。缺少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积极主动精神的发挥,是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科学的进步以史学理论的创新为前提,史学理论的创新则以主体意识的不断加强为基础。[10]

3.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性问题

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性,也是80年代以来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不研究主体的社会性,关于主体的认识就是不完整的,也无法解释史家主体意识结构如何形成的问题。

笔者曾经较早地论述过这个问题:研究主体的社会性,主要是探讨社会时代条件对主体的影响。任何历史学家,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他的知识水平是当代的水平,思维方式具有当代人共同的思维特征,研究课题出自于当代的社会需要,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打上了当代社会的特有印记。主体意识中社会性的渗透,使一定时期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上具有共同的指向,而且社会性(时代条件)又在客观上规定了史家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于是,在个体史家的认识活动中就必然有共性的东西存在,使人们的认识在客观上具有可比性、可判断性、可检验性。社会历史性是主体属性的规定,史学认识主体认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自身所处的时代的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性和主体意识的独特性,构成一个历史学家自身属性的两个并行不悖的规定性。[11](p173~180)

王贵仁曾集中论述史家历史思维的外在制约机制,其实就是谈的史家主体的社会历史性问题。他说,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生活在一个确定的时代中,受时代独特的社会需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个人的历史观念,历史思维的内容、方式等都表现出时代性、社会性。史家作为特殊的历史思维主体,其历史思维形成于史家生活的现实世界,并反映现实的要求。史家历史思维的心理结构层次、历史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是史家在社会实践(包括学习活动)、社会交往中逐渐获得和形成的。在史家历史思维背后,存在着一个左右历史思维方向的力量,即社会现实的需要。

4.关于群体史家主体的研究

以上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讨论,都是以个体史家主体为对象的研究。关于群体史家的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需要重视。李林针对西方相对主义史学过分强调史学主体认识的差异性的倾向,着重探讨了史学主体认识的一致性问题。他认为,决定史家群体认识一致性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客观历史的发展决定着历史认识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二)历史学的自律性规定着史学主体认识之间的经验认同;(三)历史美学的基本原则规定着史学主体认识的目的趋近性;(四)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成熟,以及史料信息的开发和沟通,决定着史家认识趋于一致的可能。[12]

何晓明也集中讨论过史家群体的主体意识问题。他说:主体的存在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种:1.主体的个体形态,或称个人主体;2.主体的集团形态,或称集团主体,即由一定数量个人构成的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实践目标的社会群体;3.主体的类形态,或称人类主体,即以全部自然界为认识、改造对象的人类全体。因为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史家集体的创造活动,他选择以主体的集团形态为定义域。“史家主体”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共同职业分工、知识结构、社会使命、文化功能的集团主体,其“史家主体意识”,也专指特定社会群体意义上的史家,对于自身社会角色体验的理论升华;对于自身特殊职业道德、职业素质的自我规范;对于自身群体在人类认识、改造世界总体活动中所处地位、所起作用的自我把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