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兼并范文10篇

跨区域兼并范文篇1

论文摘要：马歇尔“建设性竞争和联合形式优越论”启示了一个要素市场化方向：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兼并整合市场，区际割据向规模集中的业态演进过程，要素流动形成溢出效应同时产生累积强化机能。运用绩效模型分析与深圳水务业实证表明，跨区域兼并是激发公用事业生产力集约潜能，增进公共服务协同化合意的市场化路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引入有效竞争机制，使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溶以实现市场绩效优化。

我国公用事业运行体制变革的根本出路，应当是一种引入有效竞争机制的市场导向式改革。具体机制设计的困难在于，竞争与垄断这组对立因素如何统一在同一经济系统内，既要充分利用公用事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又要发挥竞争机制对推动企业和产业绩效改进的激励作用。这一两难选择也反映在“马歇尔冲突”上，核心是找出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之间合理均衡的适度边界，以使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最优化。

以自然垄断和经济规制理论变迁的视角审视，面对真实世界从“市场失灵”到“规制失灵”，理性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昭示，效率与福利改进单纯依靠政府管制手段，仍会带来权力寻租、规制俘获和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公用事业市场化问题本身是复杂的经济范畴，它包涵自然垄断与竞争机制、经济效率与公共福利等冲突。公用事业的发展、产业绩效的提升包括普遍服务等福利目标的实现，客观上离不开竞争的促进作用。于是，竞争治理模式就演化为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创新思路。当前我国公用事业基本现状是市场化程度低，生产经营高度行政化，缺乏制度化的激励约束，条块分割属地垄断，管辖壁垒阻隔，要素流动受限，地区发展差异大，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产品与服务水平参差，产业总体运行绩效有待优化。由此论证指出，基于要素市场化路径的竞争治理模式，分散割据的公用企业通过兼并，组建大规模集中化公用事业集团，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资本运作整合市场，形成横向一体化的空间并置结构，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跨国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对打破产业行政垄断，提升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福利目标，有持续的促进作用。

一、要素市场化与有效竞争：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理论逻辑

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主要是由规模经济性决定的，克拉克森（1982）以规模经济来描述自然垄断特征：生产函数呈规模收益递增，一家厂商大规模生产与几家较小规模的厂商同时生产相较，更能有效利用资源。新福利经济学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进一步拓展了自然垄断理论：垄断不一定破坏市场的竞争特性，潜在竞争的可能性会自动促使原有自然垄断企业消除生产和管理的低效率，从而依靠潜在竞争力量可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按照鲍莫尔（1982）进退无障碍理论的具体阐析，若市场中存在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必然迫使在位厂商努力降低成本、增加技术创新、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效率，从而在改变市场结构的同时，也影响了经济运行的绩效。一个可行和有效率的竞争思想始于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概念，继后，哈佛学派基于结构主义思想分析了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对市场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有效竞争理论。其中梅森归纳了有效竞争的“市场效果基准”：市场上存在着不断改进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压力；生产集中在最有效率的规模单位下进行；不存在资源浪费现象。总之，公用事业引入竞争机制，不宜选择产品与服务市场化模式，摧毁植根于规模效益的垄断结构基础，产品市场过度、无序的多头竞争，带来更多的是重复建设的配置低效率。合乎资源合理利用和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竞争，应当是一种保持垄断效率优势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它具有上述潜在竞争的绩效特质。

自然垄断原理揭示，公用企业在同一地区市场垄断独营有天然合理性，事实上理论的拓展，垄断集中还可以向整个行业市场辐射。以产业的现实需求来考察，我国公用事业行政割据式的运行体制，限制了要素流动，阻碍了管理与技术溢出，抑制了产业发展动力。按照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能够突破区域的静态比较优势，但客观形成的市场分割扭曲价格，排斥竞争，阻碍产业集中，抑制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于是，系统区际分割的负效应，就构成公用企业突破区域壁垒兼并市场的根本动力。产业规模集中的内在发展要求，则与公用事业垄断经营效率最优原理相吻合。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内化成公用企业自我膨胀的规模增长需求，并在受限空间约束下，诱发区域外扩张的持续动力。基于马歇尔“建设性的竞争和联合形式的优越性”的逻辑，公用事业体现激励规制的市场化路径，是一种竞争治理导向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关键要打破现有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分割运行的体制制约，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构建规模集中化的产业兼并整合格局。跨区域兼并过程，将过度分散的生产能力集中起来进行优化重组，为产业内注入普遍的竞争生机同时还有压力，形成利益约束机制，激活生产要素潜能，极大地推动我国公用事业从经济积累向经济集中快速跨越。在这一层意义上，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取得逻辑的契合。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公用事业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与价格调节机制，并不能自动引向配置效率，规制的逻辑支点在于纠正和改善“市场失灵”：调节垄断运行的适度边界、管制垄断价格、配置一个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由此，规制的内涵与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动机就关联在一起：规制的原因正是改革的目的－－如何保持和发展自然垄断的禀赋优势；规制手段与改革路径相叠合－－同时指向市场进入与价格限制。前一个问题，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因是收益递增效应，市场、技术及其他使报酬递增的因素在规模上是通过区域或地方的经济集聚过程形成的。基于效益与经营规模的正相关性，公用企业开辟新市场，扩大经营份额，驱动规模扩张战略，通过异地同业兼并的横向一体化，在不同区域之间整合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重置集中型产业结构，有助于资源优化组合与竞争力升级。后一个问题，按照德姆塞茨关于规制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可允许在“合同”期内供给商品或服务的排他性权力进行竞价，对于公用事业来说，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特许经营权竞标机制的同义语。

事实上，跨区域兼并在实现的技术手段上，总是与形式各样的资本运作（如产权并购、BOT、TOT等）密切关联，而资本运作无疑是典型的要素市场化方式。由此推演，公用事业惟有依靠要素市场化方式才能绕开辖地割据的垄断封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断，竞争的结果是引起经济集中。于是，跨区域兼并导向的规模集中，蕴涵了要素市场化对地区间进入壁垒的迂回策略，自然也是公用事业实现有效竞争的合意选择。

二、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分析

在此，运用绩效模型对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进行分析。

（一）大规模一体化兼并整合对效益的改进作用

在区际兼并一收购一运营的发展模式下，地区性企业逐渐蜕变成跨区域紧密型连锁的公用事业集团。企业集团市场控制力不断强化，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逐渐显现：随着生产的扩大，一方面大型组织对生产原料的市场议价能力增强，另一方面，物资、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更易于通过系统内部关联组织之间非交易的调配方式来合理利用，从而更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同时大型企业研发（R&D）投入更充足，有利于组织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良性循环机制下，技术、管理、服务等核心竞争力螺旋式上升，市场占有率最大化的现代企业目标实现能力日益增强，从而垄断型企业“开辟新市场”的空间扩张，形成组织管理的熊彼特式“创新生产力”。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增进效益的分析如图一所示。

公用行业（水、电、气等）强自然垄断性质决定边际成本MC曲线位于平均成本AC曲线下方，且趋势随产量Q增大渐向AC收敛，又因公用产品是生产生活消费必须品，存在一个区域市场最低刚性需求量QL，随价格P升高，Q反向变动降至某个特定QL值后维持在QL水平，需求曲线如图一中d-d-AR（平均收益）所示，边际收益MR线在其下方。社会福利极大化下由MC=MR决定最优值P1与Q1，这时市场价格P若与企业生产成本相等，即Q1对应AC曲线C1=P时，企业处于盈亏平衡临界，而P1>C1，故企业此时赢利为（P1-C1）xQ1。当公用企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扩大生产规模，随地区市场扩大新的总需求也随之同步递增，d-d-AR、MR曲线向右平移至d’-d’-AR’、MR’，QL相应扩大至QL’。同理，区域扩张后新的盈亏平衡临界点为P’=Cl’，新的赢利为（Pl’-Cl’）xQl’（见图中阴影部分）。由于（Pl’-Cl’>（P1-C1），可见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具有效益递增效应。

（二）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激励传导机制及其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生产要素区际流动的经济分析认为，区域要素流动的经济目标在于提高区域内现有资源的利用水平；更有效地在区域内各种用途间分配资源，实现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区域内最佳增长：在区域间有效地再分配生产要素。伊萨德的区位和空间经济理论指出，特定行业联合体结构的关联延伸的广泛性超越了区域边界，关键要从生产成本差异来考察空间并置的经济性。公用事业以一种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实施产业兼并，在市场整合的目标价值链终端，随资本输出，品牌优势的扩展，管理与技术的溢出，能够加速承接地企业价值增殖和观念、制度更新。在此进程中，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信息资源等在输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共享互通，有效地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等“软实力”的提升，形成一种激励传导机制，以先进带动后进，运用制度复制等运营机制一体化的技术手段缩小成本差异，促使后发地区技术、管理和服务升级。要素区际流动派生的结果，促进了公用事业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并最终催化出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机能。这种“区内垄断+区际经营权竞争”的产业组织形态其激励传导一反馈作用的运行机理如图二所示。

公用企业区际兼并的竞争力显然取决于品牌与规模优势，区际经营权竞争实质是品牌的竞争。根据图二分析，随着企业滚动式发展，品牌与规模优势在再扩张中又得以提升，并通过循环累积过程形成自我强化机制。这种市场控制力的递次增强，使企业不断获得“追加的”竞争优势，助力新一轮经营权争夺占据先机，形成“马太效应”。在品牌等核心竞争力输出的持续动机下，集团化、规模化发展的内生需求不断衍生一传导组织管理与技术升级的激励功能。

（三）跨区域兼并下产业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

跨区域兼并的要素市场化路径，为资本运动开辟了道路，公用事业以产权并购重组，或直接投资建设，收购厂、网，获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包含了资本实现转移、扩散与辐射功能的全部行程。外部新市场的开辟产生收益增长杠杆效应，使资本输出企业获得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资源和市场需求.激发自身不断提升品牌运营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动力，形成“创新增产力”。随着经营辐射范围的延伸，企业品牌影响力等无形资产获得增值，而市场控制力的提升又催生产权工具更强大的渗透功能。同业异地参股控股方式客观上放大了企业资产功能，提高了行业内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促进企业集团做大做强，推动跨越式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公用事业资本化运营的绩效源于它更能与市政基础设施产业集约化发展趋向相契合。

资本要素注入激活了承接地公用行业的沉淀资产，推动了当地厂、网设施扩容和技改等固定资产更新步伐，实际促进了当地企业资产价值增殖。产权链的延伸同时将资本输出企业的利益链接到当地关联企业中，构成利益紧密结合的“共生关系”，从而激励相容的动力传递机制，促使其自发将最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技术优势带到当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承接地公用行业服务升级，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软、硬实力差距。同时，资本输出企业在国内外业界影响力、市场投资运作经验的先发比较优势，还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渠道和业务资源，在单个地区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约束下，诱发承接地企业自我发展张力，衍生另一层级的开辟新市场的扩张需求，有助于后发地区在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层次梯度（如县、镇一级）的市场角逐中提升竞争能力，加速扩散次生同业市场控制网络。

总之，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规模集中化伴生的绩效激励在传导一反馈机制的影响作用下交替推进，最终导向一种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跨区域兼并带来资本要素流动，形成各向同性的价值增殖：一方面，规模扩张激发集约潜能，原料、设备批量采购和同业互通更有利于合理节约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素注入与技术溢出，在带给后发地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更引入了先进的管理与品牌理念等非物质生产力，构成优化要素区际配置、缩小区域级差和升级产业竞争力的推动方式。

三、深圳水务企业异地兼并的实证分析

深圳水务企业是承担深圳本地90%以上市政供排水业务的公用设施运营商，自2004年起，成立控股70%的对外水务投资专营子公司，成功投资18个异地水务项目，兼并收购的资本运作遍及7省14市。对外拓展令企业2006年全国市场占有率迅速跃升至3%以上，使其用不到2年时间市场份额增幅超过1倍，完成了单靠本地业务难以达到的跨跃式发展。截至2008年末，深圳水务企业以参股控股和特许经营权竞争的主要投资项目见表1。

深圳水务企业跨区域兼并极大地促进经营绩效提升，仅2006年总资产规模产生近30%的复合增长。异地并购项目经营状况前后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表2数据显示，跨区域兼并令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益指标快速上升。

实施跨区域兼并战略4年来，区外投资项目运营规模所占比重迅速增长，直接逼近母公司用近50年才发展起来的深圳本地业务。本、外地经营规模指标对比分析如表3所示。

表3数据表明，异地水务经营为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提升所贡献的份额日益增大。实际至2009年，继注资控股整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水务资源后，企业集团总经营规模骤然跃居全国第一位。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演进的轨迹显示，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的发展模式成为公用企业快速成长的主导力量。

借助资本输出通道，在异地投资项目推进了从“输血计划”到培植“造血功能”的发展方略，深圳母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迅速转化成异地项目自身的竞争优势，令其生产运行绩效发生显著改变：江苏常州项目被国家建设部列为全国公用事业运营体制改革示范典型，并购运营后单位水处理成本降低20%；江西九江水务并购后有效减少产销差率，2006年8月单月降低管网水量漏损248.61米3，时，较前一年同期增长51.5倍：2004年河南焦作水务产权投资项目并购后首年即实现扭亏为盈，在供水量下降142万立方米的情况下，售水量反增60万立方米，实现销售收入6097万元，利润986万元，经营效益大幅增长。

四、结论与启示

跨区域兼并范文篇2

论文摘要：马歇尔“建设性竞争和联合形式优越论”启示了一个要素市场化方向：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兼并整合市场，区际割据向规模集中的业态演进过程，要素流动形成溢出效应同时产生累积强化机能。运用绩效模型分析与深圳水务业实证表明，跨区域兼并是激发公用事业生产力集约潜能，增进公共服务协同化合意的市场化路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引入有效竞争机制，使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溶以实现市场绩效优化。

我国公用事业运行体制变革的根本出路，应当是一种引入有效竞争机制的市场导向式改革。具体机制设计的困难在于，竞争与垄断这组对立因素如何统一在同一经济系统内，既要充分利用公用事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又要发挥竞争机制对推动企业和产业绩效改进的激励作用。这一两难选择也反映在“马歇尔冲突”上，核心是找出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之间合理均衡的适度边界，以使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最优化。

以自然垄断和经济规制理论变迁的视角审视，面对真实世界从“市场失灵”到“规制失灵”，理性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昭示，效率与福利改进单纯依靠政府管制手段，仍会带来权力寻租、规制俘获和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公用事业市场化问题本身是复杂的经济范畴，它包涵自然垄断与竞争机制、经济效率与公共福利等冲突。公用事业的发展、产业绩效的提升包括普遍服务等福利目标的实现，客观上离不开竞争的促进作用。于是，竞争治理模式就演化为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创新思路。当前我国公用事业基本现状是市场化程度低，生产经营高度行政化，缺乏制度化的激励约束，条块分割属地垄断，管辖壁垒阻隔，要素流动受限，地区发展差异大，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产品与服务水平参差，产业总体运行绩效有待优化。由此论证指出，基于要素市场化路径的竞争治理模式，分散割据的公用企业通过兼并，组建大规模集中化公用事业集团，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资本运作整合市场，形成横向一体化的空间并置结构，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跨国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对打破产业行政垄断，提升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福利目标，有持续的促进作用。

一、要素市场化与有效竞争：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理论逻辑

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主要是由规模经济性决定的，克拉克森（1982）以规模经济来描述自然垄断特征：生产函数呈规模收益递增，一家厂商大规模生产与几家较小规模的厂商同时生产相较，更能有效利用资源。新福利经济学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进一步拓展了自然垄断理论：垄断不一定破坏市场的竞争特性，潜在竞争的可能性会自动促使原有自然垄断企业消除生产和管理的低效率，从而依靠潜在竞争力量可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按照鲍莫尔（1982）进退无障碍理论的具体阐析，若市场中存在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必然迫使在位厂商努力降低成本、增加技术创新、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效率，从而在改变市场结构的同时，也影响了经济运行的绩效。一个可行和有效率的竞争思想始于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概念，继后，哈佛学派基于结构主义思想分析了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对市场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有效竞争理论。其中梅森归纳了有效竞争的“市场效果基准”：市场上存在着不断改进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压力；生产集中在最有效率的规模单位下进行；不存在资源浪费现象。总之，公用事业引入竞争机制，不宜选择产品与服务市场化模式，摧毁植根于规模效益的垄断结构基础，产品市场过度、无序的多头竞争，带来更多的是重复建设的配置低效率。合乎资源合理利用和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竞争，应当是一种保持垄断效率优势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它具有上述潜在竞争的绩效特质。

自然垄断原理揭示，公用企业在同一地区市场垄断独营有天然合理性，事实上理论的拓展，垄断集中还可以向整个行业市场辐射。以产业的现实需求来考察，我国公用事业行政割据式的运行体制，限制了要素流动，阻碍了管理与技术溢出，抑制了产业发展动力。按照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能够突破区域的静态比较优势，但客观形成的市场分割扭曲价格，排斥竞争，阻碍产业集中，抑制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于是，系统区际分割的负效应，就构成公用企业突破区域壁垒兼并市场的根本动力。产业规模集中的内在发展要求，则与公用事业垄断经营效率最优原理相吻合。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内化成公用企业自我膨胀的规模增长需求，并在受限空间约束下，诱发区域外扩张的持续动力。基于马歇尔“建设性的竞争和联合形式的优越性”的逻辑，公用事业体现激励规制的市场化路径，是一种竞争治理导向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关键要打破现有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分割运行的体制制约，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构建规模集中化的产业兼并整合格局。跨区域兼并过程，将过度分散的生产能力集中起来进行优化重组，为产业内注入普遍的竞争生机同时还有压力，形成利益约束机制，激活生产要素潜能，极大地推动我国公用事业从经济积累向经济集中快速跨越。在这一层意义上，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取得逻辑的契合。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公用事业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与价格调节机制，并不能自动引向配置效率，规制的逻辑支点在于纠正和改善“市场失灵”：调节垄断运行的适度边界、管制垄断价格、配置一个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由此，规制的内涵与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动机就关联在一起：规制的原因正是改革的目的－－如何保持和发展自然垄断的禀赋优势；规制手段与改革路径相叠合－－同时指向市场进入与价格限制。前一个问题，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因是收益递增效应，市场、技术及其他使报酬递增的因素在规模上是通过区域或地方的经济集聚过程形成的。基于效益与经营规模的正相关性，公用企业开辟新市场，扩大经营份额，驱动规模扩张战略，通过异地同业兼并的横向一体化，在不同区域之间整合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重置集中型产业结构，有助于资源优化组合与竞争力升级。后一个问题，按照德姆塞茨关于规制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可允许在“合同”期内供给商品或服务的排他性权力进行竞价，对于公用事业来说，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特许经营权竞标机制的同义语。

事实上，跨区域兼并在实现的技术手段上，总是与形式各样的资本运作（如产权并购、BOT、TOT等）密切关联，而资本运作无疑是典型的要素市场化方式。由此推演，公用事业惟有依靠要素市场化方式才能绕开辖地割据的垄断封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断，竞争的结果是引起经济集中。于是，跨区域兼并导向的规模集中，蕴涵了要素市场化对地区间进入壁垒的迂回策略，自然也是公用事业实现有效竞争的合意选择。

二、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分析

在此，运用绩效模型对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进行分析。

（一）大规模一体化兼并整合对效益的改进作用

在区际兼并一收购一运营的发展模式下，地区性企业逐渐蜕变成跨区域紧密型连锁的公用事业集团。企业集团市场控制力不断强化，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逐渐显现：随着生产的扩大，一方面大型组织对生产原料的市场议价能力增强，另一方面，物资、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更易于通过系统内部关联组织之间非交易的调配方式来合理利用，从而更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同时大型企业研发（R&D）投入更充足，有利于组织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良性循环机制下，技术、管理、服务等核心竞争力螺旋式上升，市场占有率最大化的现代企业目标实现能力日益增强，从而垄断型企业“开辟新市场”的空间扩张，形成组织管理的熊彼特式“创新生产力”。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增进效益的分析如图一所示。

公用行业（水、电、气等）强自然垄断性质决定边际成本MC曲线位于平均成本AC曲线下方，且趋势随产量Q增大渐向AC收敛，又因公用产品是生产生活消费必须品，存在一个区域市场最低刚性需求量QL，随价格P升高，Q反向变动降至某个特定QL值后维持在QL水平，需求曲线如图一中d-d-AR（平均收益）所示，边际收益MR线在其下方。社会福利极大化下由MC=MR决定最优值P1与Q1，这时市场价格P若与企业生产成本相等，即Q1对应AC曲线C1=P时，企业处于盈亏平衡临界，而P1>C1，故企业此时赢利为（P1-C1）xQ1。当公用企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扩大生产规模，随地区市场扩大新的总需求也随之同步递增，d-d-AR、MR曲线向右平移至d’-d’-AR’、MR’，QL相应扩大至QL’。同理，区域扩张后新的盈亏平衡临界点为P’=Cl’，新的赢利为（Pl’-Cl’）xQl’（见图中阴影部分）。由于（Pl’-Cl’>（P1-C1），可见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具有效益递增效应。

（二）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激励传导机制及其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生产要素区际流动的经济分析认为，区域要素流动的经济目标在于提高区域内现有资源的利用水平；更有效地在区域内各种用途间分配资源，实现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区域内最佳增长：在区域间有效地再分配生产要素。伊萨德的区位和空间经济理论指出，特定行业联合体结构的关联延伸的广泛性超越了区域边界，关键要从生产成本差异来考察空间并置的经济性。公用事业以一种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实施产业兼并，在市场整合的目标价值链终端，随资本输出，品牌优势的扩展，管理与技术的溢出，能够加速承接地企业价值增殖和观念、制度更新。在此进程中，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信息资源等在输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共享互通，有效地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等“软实力”的提升，形成一种激励传导机制，以先进带动后进，运用制度复制等运营机制一体化的技术手段缩小成本差异，促使后发地区技术、管理和服务升级。要素区际流动派生的结果，促进了公用事业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并最终催化出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机能。这种“区内垄断+区际经营权竞争”的产业组织形态其激励传导一反馈作用的运行机理如图二所示。

公用企业区际兼并的竞争力显然取决于品牌与规模优势，区际经营权竞争实质是品牌的竞争。根据图二分析，随着企业滚动式发展，品牌与规模优势在再扩张中又得以提升，并通过循环累积过程形成自我强化机制。这种市场控制力的递次增强，使企业不断获得“追加的”竞争优势，助力新一轮经营权争夺占据先机，形成“马太效应”。在品牌等核心竞争力输出的持续动机下，集团化、规模化发展的内生需求不断衍生一传导组织管理与技术升级的激励功能。

（三）跨区域兼并下产业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

跨区域兼并的要素市场化路径，为资本运动开辟了道路，公用事业以产权并购重组，或直接投资建设，收购厂、网，获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包含了资本实现转移、扩散与辐射功能的全部行程。外部新市场的开辟产生收益增长杠杆效应，使资本输出企业获得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资源和市场需求.激发自身不断提升品牌运营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动力，形成“创新增产力”。随着经营辐射范围的延伸，企业品牌影响力等无形资产获得增值，而市场控制力的提升又催生产权工具更强大的渗透功能。同业异地参股控股方式客观上放大了企业资产功能，提高了行业内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促进企业集团做大做强，推动跨越式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公用事业资本化运营的绩效源于它更能与市政基础设施产业集约化发展趋向相契合。

资本要素注入激活了承接地公用行业的沉淀资产，推动了当地厂、网设施扩容和技改等固定资产更新步伐，实际促进了当地企业资产价值增殖。产权链的延伸同时将资本输出企业的利益链接到当地关联企业中，构成利益紧密结合的“共生关系”，从而激励相容的动力传递机制，促使其自发将最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技术优势带到当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承接地公用行业服务升级，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软、硬实力差距。同时，资本输出企业在国内外业界影响力、市场投资运作经验的先发比较优势，还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渠道和业务资源，在单个地区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约束下，诱发承接地企业自我发展张力，衍生另一层级的开辟新市场的扩张需求，有助于后发地区在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层次梯度（如县、镇一级）的市场角逐中提升竞争能力，加速扩散次生同业市场控制网络。

总之，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规模集中化伴生的绩效激励在传导一反馈机制的影响作用下交替推进，最终导向一种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跨区域兼并带来资本要素流动，形成各向同性的价值增殖：一方面，规模扩张激发集约潜能，原料、设备批量采购和同业互通更有利于合理节约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素注入与技术溢出，在带给后发地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更引入了先进的管理与品牌理念等非物质生产力，构成优化要素区际配置、缩小区域级差和升级产业竞争力的推动方式。

三、深圳水务企业异地兼并的实证分析

深圳水务企业是承担深圳本地90%以上市政供排水业务的公用设施运营商，自2004年起，成立控股70%的对外水务投资专营子公司，成功投资18个异地水务项目，兼并收购的资本运作遍及7省14市。对外拓展令企业2006年全国市场占有率迅速跃升至3%以上，使其用不到2年时间市场份额增幅超过1倍，完成了单靠本地业务难以达到的跨跃式发展。截至2008年末，深圳水务企业以参股控股和特许经营权竞争的主要投资项目见表1。

深圳水务企业跨区域兼并极大地促进经营绩效提升，仅2006年总资产规模产生近30%的复合增长。异地并购项目经营状况前后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表2数据显示，跨区域兼并令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益指标快速上升。

实施跨区域兼并战略4年来，区外投资项目运营规模所占比重迅速增长，直接逼近母公司用近50年才发展起来的深圳本地业务。本、外地经营规模指标对比分析如表3所示。

表3数据表明，异地水务经营为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提升所贡献的份额日益增大。实际至2009年，继注资控股整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水务资源后，企业集团总经营规模骤然跃居全国第一位。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演进的轨迹显示，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的发展模式成为公用企业快速成长的主导力量。

借助资本输出通道，在异地投资项目推进了从“输血计划”到培植“造血功能”的发展方略，深圳母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迅速转化成异地项目自身的竞争优势，令其生产运行绩效发生显著改变：江苏常州项目被国家建设部列为全国公用事业运营体制改革示范典型，并购运营后单位水处理成本降低20%；江西九江水务并购后有效减少产销差率，2006年8月单月降低管网水量漏损248.61米3，时，较前一年同期增长51.5倍：2004年河南焦作水务产权投资项目并购后首年即实现扭亏为盈，在供水量下降142万立方米的情况下，售水量反增60万立方米，实现销售收入6097万元，利润986万元，经营效益大幅增长。

四、结论与启示

跨区域兼并范文篇3

论文摘要：马歇尔“建设性竞争和联合形式优越论”启示了一个要素市场化方向：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兼并整合市场，区际割据向规模集中的业态演进过程，要素流动形成溢出效应同时产生累积强化机能。运用绩效模型分析与深圳水务业实证表明，跨区域兼并是激发公用事业生产力集约潜能，增进公共服务协同化合意的市场化路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引入有效竞争机制，使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溶以实现市场绩效优化。

我国公用事业运行体制变革的根本出路，应当是一种引入有效竞争机制的市场导向式改革。具体机制设计的困难在于，竞争与垄断这组对立因素如何统一在同一经济系统内，既要充分利用公用事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又要发挥竞争机制对推动企业和产业绩效改进的激励作用。这一两难选择也反映在“马歇尔冲突”上，核心是找出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之间合理均衡的适度边界，以使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最优化。

以自然垄断和经济规制理论变迁的视角审视，面对真实世界从“市场失灵”到“规制失灵”，理性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昭示，效率与福利改进单纯依靠政府管制手段，仍会带来权力寻租、规制俘获和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公用事业市场化问题本身是复杂的经济范畴，它包涵自然垄断与竞争机制、经济效率与公共福利等冲突。公用事业的发展、产业绩效的提升包括普遍服务等福利目标的实现，客观上离不开竞争的促进作用。于是，竞争治理模式就演化为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创新思路。当前我国公用事业基本现状是市场化程度低，生产经营高度行政化，缺乏制度化的激励约束，条块分割属地垄断，管辖壁垒阻隔，要素流动受限，地区发展差异大，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产品与服务水平参差，产业总体运行绩效有待优化。由此论证指出，基于要素市场化路径的竞争治理模式，分散割据的公用企业通过兼并，组建大规模集中化公用事业集团，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资本运作整合市场，形成横向一体化的空间并置结构，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跨国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对打破产业行政垄断，提升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福利目标，有持续的促进作用。

一、要素市场化与有效竞争：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理论逻辑

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主要是由规模经济性决定的，克拉克森（1982）以规模经济来描述自然垄断特征：生产函数呈规模收益递增，一家厂商大规模生产与几家较小规模的厂商同时生产相较，更能有效利用资源。新福利经济学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进一步拓展了自然垄断理论：垄断不一定破坏市场的竞争特性，潜在竞争的可能性会自动促使原有自然垄断企业消除生产和管理的低效率，从而依靠潜在竞争力量可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按照鲍莫尔（1982）进退无障碍理论的具体阐析，若市场中存在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必然迫使在位厂商努力降低成本、增加技术创新、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效率，从而在改变市场结构的同时，也影响了经济运行的绩效。一个可行和有效率的竞争思想始于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概念，继后，哈佛学派基于结构主义思想分析了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对市场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有效竞争理论。其中梅森归纳了有效竞争的“市场效果基准”：市场上存在着不断改进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压力；生产集中在最有效率的规模单位下进行；不存在资源浪费现象。总之，公用事业引入竞争机制，不宜选择产品与服务市场化模式，摧毁植根于规模效益的垄断结构基础，产品市场过度、无序的多头竞争，带来更多的是重复建设的配置低效率。合乎资源合理利用和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竞争，应当是一种保持垄断效率优势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它具有上述潜在竞争的绩效特质。

自然垄断原理揭示，公用企业在同一地区市场垄断独营有天然合理性，事实上理论的拓展，垄断集中还可以向整个行业市场辐射。以产业的现实需求来考察，我国公用事业行政割据式的运行体制，限制了要素流动，阻碍了管理与技术溢出，抑制了产业发展动力。按照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能够突破区域的静态比较优势，但客观形成的市场分割扭曲价格，排斥竞争，阻碍产业集中，抑制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于是，系统区际分割的负效应，就构成公用企业突破区域壁垒兼并市场的根本动力。产业规模集中的内在发展要求，则与公用事业垄断经营效率最优原理相吻合。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内化成公用企业自我膨胀的规模增长需求，并在受限空间约束下，诱发区域外扩张的持续动力。基于马歇尔“建设性的竞争和联合形式的优越性”的逻辑，公用事业体现激励规制的市场化路径，是一种竞争治理导向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关键要打破现有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分割运行的体制制约，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构建规模集中化的产业兼并整合格局。跨区域兼并过程，将过度分散的生产能力集中起来进行优化重组，为产业内注入普遍的竞争生机同时还有压力，形成利益约束机制，激活生产要素潜能，极大地推动我国公用事业从经济积累向经济集中快速跨越。在这一层意义上，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取得逻辑的契合。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公用事业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与价格调节机制，并不能自动引向配置效率，规制的逻辑支点在于纠正和改善“市场失灵”：调节垄断运行的适度边界、管制垄断价格、配置一个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由此，规制的内涵与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动机就关联在一起：规制的原因正是改革的目的－－如何保持和发展自然垄断的禀赋优势；规制手段与改革路径相叠合－－同时指向市场进入与价格限制。前一个问题，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因是收益递增效应，市场、技术及其他使报酬递增的因素在规模上是通过区域或地方的经济集聚过程形成的。基于效益与经营规模的正相关性，公用企业开辟新市场，扩大经营份额，驱动规模扩张战略，通过异地同业兼并的横向一体化，在不同区域之间整合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重置集中型产业结构，有助于资源优化组合与竞争力升级。后一个问题，按照德姆塞茨关于规制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可允许在“合同”期内供给商品或服务的排他性权力进行竞价，对于公用事业来说，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特许经营权竞标机制的同义语。

事实上，跨区域兼并在实现的技术手段上，总是与形式各样的资本运作（如产权并购、BOT、TOT等）密切关联，而资本运作无疑是典型的要素市场化方式。由此推演，公用事业惟有依靠要素市场化方式才能绕开辖地割据的垄断封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断，竞争的结果是引起经济集中。于是，跨区域兼并导向的规模集中，蕴涵了要素市场化对地区间进入壁垒的迂回策略，自然也是公用事业实现有效竞争的合意选择。

二、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分析

在此，运用绩效模型对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进行分析。

（一）大规模一体化兼并整合对效益的改进作用

在区际兼并一收购一运营的发展模式下，地区性企业逐渐蜕变成跨区域紧密型连锁的公用事业集团。企业集团市场控制力不断强化，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逐渐显现：随着生产的扩大，一方面大型组织对生产原料的市场议价能力增强，另一方面，物资、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更易于通过系统内部关联组织之间非交易的调配方式来合理利用，从而更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同时大型企业研发（R&D）投入更充足，有利于组织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良性循环机制下，技术、管理、服务等核心竞争力螺旋式上升，市场占有率最大化的现代企业目标实现能力日益增强，从而垄断型企业“开辟新市场”的空间扩张，形成组织管理的熊彼特式“创新生产力”。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增进效益的分析如图一所示。

公用行业（水、电、气等）强自然垄断性质决定边际成本MC曲线位于平均成本AC曲线下方，且趋势随产量Q增大渐向AC收敛，又因公用产品是生产生活消费必须品，存在一个区域市场最低刚性需求量QL，随价格P升高，Q反向变动降至某个特定QL值后维持在QL水平，需求曲线如图一中d-d-AR（平均收益）所示，边际收益MR线在其下方。社会福利极大化下由MC=MR决定最优值P1与Q1，这时市场价格P若与企业生产成本相等，即Q1对应AC曲线C1=P时，企业处于盈亏平衡临界，而P1>C1，故企业此时赢利为（P1-C1）xQ1。当公用企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扩大生产规模，随地区市场扩大新的总需求也随之同步递增，d-d-AR、MR曲线向右平移至d’-d’-AR’、MR’，QL相应扩大至QL’。同理，区域扩张后新的盈亏平衡临界点为P’=Cl’，新的赢利为（Pl’-Cl’）xQl’（见图中阴影部分）。由于（Pl’-Cl’>（P1-C1），可见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具有效益递增效应。

（二）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激励传导机制及其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生产要素区际流动的经济分析认为，区域要素流动的经济目标在于提高区域内现有资源的利用水平；更有效地在区域内各种用途间分配资源，实现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区域内最佳增长：在区域间有效地再分配生产要素。伊萨德的区位和空间经济理论指出，特定行业联合体结构的关联延伸的广泛性超越了区域边界，关键要从生产成本差异来考察空间并置的经济性。公用事业以一种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实施产业兼并，在市场整合的目标价值链终端，随资本输出，品牌优势的扩展，管理与技术的溢出，能够加速承接地企业价值增殖和观念、制度更新。在此进程中，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信息资源等在输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共享互通，有效地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等“软实力”的提升，形成一种激励传导机制，以先进带动后进，运用制度复制等运营机制一体化的技术手段缩小成本差异，促使后发地区技术、管理和服务升级。要素区际流动派生的结果，促进了公用事业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并最终催化出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机能。这种“区内垄断+区际经营权竞争”的产业组织形态其激励传导一反馈作用的运行机理如图二所示。

图一：公用事业大规模一体化兼并整合市场改进效益的作用机理

公用企业区际兼并的竞争力显然取决于品牌与规模优势，区际经营权竞争实质是品牌的竞争。根据图二分析，随着企业滚动式发展，品牌与规模优势在再扩张中又得以提升，并通过循环累积过程形成自我强化机制。这种市场控制力的递次增强，使企业不断获得“追加的”竞争优势，助力新一轮经营权争夺占据先机，形成“马太效应”。在品牌等核心竞争力输出的持续动机下，集团化、规模化发展的内生需求不断衍生一传导组织管理与技术升级的激励功能。

（三）跨区域兼并下产业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

跨区域兼并的要素市场化路径，为资本运动开辟了道路，公用事业以产权并购重组，或直接投资建设，收购厂、网，获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包含了资本实现转移、扩散与辐射功能的全部行程。外部新市场的开辟产生收益增长杠杆效应，使资本输出企业获得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资源和市场需求.激发自身不断提升品牌运营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动力，形成“创新增产力”。随着经营辐射范围的延伸，企业品牌影响力等无形资产获得增值，而市场控制力的提升又催生产权工具更强大的渗透功能。同业异地参股控股方式客观上放大了企业资产功能，提高了行业内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促进企业集团做大做强，推动跨越式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公用事业资本化运营的绩效源于它更能与市政基础设施产业集约化发展趋向相契合。

图二：公用事业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模式的运行机理

资本要素注入激活了承接地公用行业的沉淀资产，推动了当地厂、网设施扩容和技改等固定资产更新步伐，实际促进了当地企业资产价值增殖。产权链的延伸同时将资本输出企业的利益链接到当地关联企业中，构成利益紧密结合的“共生关系”，从而激励相容的动力传递机制，促使其自发将最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技术优势带到当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承接地公用行业服务升级，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软、硬实力差距。同时，资本输出企业在国内外业界影响力、市场投资运作经验的先发比较优势，还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渠道和业务资源，在单个地区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约束下，诱发承接地企业自我发展张力，衍生另一层级的开辟新市场的扩张需求，有助于后发地区在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层次梯度（如县、镇一级）的市场角逐中提升竞争能力，加速扩散次生同业市场控制网络。

总之，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规模集中化伴生的绩效激励在传导一反馈机制的影响作用下交替推进，最终导向一种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跨区域兼并带来资本要素流动，形成各向同性的价值增殖：一方面，规模扩张激发集约潜能，原料、设备批量采购和同业互通更有利于合理节约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素注入与技术溢出，在带给后发地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更引入了先进的管理与品牌理念等非物质生产力，构成优化要素区际配置、缩小区域级差和升级产业竞争力的推动方式。

三、深圳水务企业异地兼并的实证分析

深圳水务企业是承担深圳本地90%以上市政供排水业务的公用设施运营商，自2004年起，成立控股70%的对外水务投资专营子公司，成功投资18个异地水务项目，兼并收购的资本运作遍及7省14市。对外拓展令企业2006年全国市场占有率迅速跃升至3%以上，使其用不到2年时间市场份额增幅超过1倍，完成了单靠本地业务难以达到的跨跃式发展。截至2008年末，深圳水务企业以参股控股和特许经营权竞争的主要投资项目见表1。

深圳水务企业跨区域兼并极大地促进经营绩效提升，仅2006年总资产规模产生近30%的复合增长。异地并购项目经营状况前后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表2数据显示，跨区域兼并令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益指标快速上升。

实施跨区域兼并战略4年来，区外投资项目运营规模所占比重迅速增长，直接逼近母公司用近50年才发展起来的深圳本地业务。本、外地经营规模指标对比分析如表3所示。

表3数据表明，异地水务经营为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提升所贡献的份额日益增大。实际至2009年，继注资控股整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水务资源后，企业集团总经营规模骤然跃居全国第一位。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演进的轨迹显示，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的发展模式成为公用企业快速成长的主导力量。

借助资本输出通道，在异地投资项目推进了从“输血计划”到培植“造血功能”的发展方略，深圳母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迅速转化成异地项目自身的竞争优势，令其生产运行绩效发生显著改变：江苏常州项目被国家建设部列为全国公用事业运营体制改革示范典型，并购运营后单位水处理成本降低20%；江西九江水务并购后有效减少产销差率，2006年8月单月降低管网水量漏损248.61米3，时，较前一年同期增长51.5倍：2004年河南焦作水务产权投资项目并购后首年即实现扭亏为盈，在供水量下降142万立方米的情况下，售水量反增60万立方米，实现销售收入6097万元，利润986万元，经营效益大幅增长。

四、结论与启示

跨区域兼并范文篇4

城市商业银行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资产质量大幅提高，作为排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后的第三梯队，城商行已日益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银监会网站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147家，总资产78526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8.2%，各项贷款余额36222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32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

二、当前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外部经济形势十分复杂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后危机时代的重要转折时期，既要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又要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还要防止通货膨胀。因此，如何科学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合理处置调控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增大带来的政策风险，将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必须审慎面对的首要挑战。

（二）风险抵御和控制能力面临新的挑战

自2009年以来，尽管2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通过配售、定向增发、次级债、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手段增强了资本实力，但随着信贷规模的激增和跨区域步伐的加快，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扩张，导致资本消耗过快，加之2011年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的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系统性资本短缺问题凸显，补充资本金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三）经营区域过于集中

目前，除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等部分城商行实现跨区域经营外，其他城商行都是在单一城市经营，极大地限制了城商行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单一城市经营势必使城商行的业务集中在该区域的优势产业上，造成贷款的行业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偏高，经营风险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企业规模和市场的扩大，企业的区域扩张要求商业银行能够按照空间布局提供金融服务。显然，单一城市经营不利于城商行异地授信，不利于城商行管理在异地投资的资产，更不利于城商行开展结算、信用卡等依赖于银行网络的业务。

（四）产品创新上不足

目前，通过为广大客户提供理财咨询、投资顾问等中间服务，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呈上升趋势。有一项国外研究表明，所有银行不分规模大小，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占比都有增长趋势，尤其是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银行呈现显著增长，达到全部收入的40%。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却对中间业务认识不足，没有把中间业务产品创新和中间业务收入当作新的利润增长点，再加上客观上受经营区域单一、经营网络过小等因素的限制，不能大力拓展中间业务，只能从传统的存贷业务中求生存。

三、城商行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笔者认为，城商行要克服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就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和业务创新能力，在与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总体而言，147家城商行除少数可能被并购而退出市场外，绝大多数将通过差异化定位，找准发展方向，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城商行的未来发展路径有四个选择，即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特色银行和社区银行。当然，后三个方向将是大多数城商行的选择。具体如下：

（一）全国性银行

极少数规模较大、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率先实现跨区域发展的特大型城商行，通过机构扩张，扩大网点布局，完善服务功能，进一步做大作强，将发展成提供全面金融服务、在中小企业业务方面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经营地域覆盖全国的综合性、全国性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兴业银行，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兴业银行从一家位于福建的地方性银行成长为全国性银行。从地方性城商行发展为全国性银行的实现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跨区域发展通过跨区域发展，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延伸网络布局，逐步形成覆盖全国各省份和主要城市的经营网络。

2、收购兼并一方面通过收购兼并其他城商行或农村金融机构，快速拓展经营地域，作为加快跨区域发展的另一种途径；另一方面通过收购兼并或参股投资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打造综合化金融服务平台，完善服务功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综合性的金融服务，缩小与大型银行之间的差距。

3、建立资本补充机制致力于成为全国性城商行，应在目前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内部积累等资本补充渠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资本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尤其是要努力实现上市，建立起市场化、长期、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为未来发展提供保障。

4、完善服务功能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在提升传统业务服务能力的同时，加大对理财、投资银行等新兴业务的资源投入，提高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水平，完善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银行服务平台，拓展服务渠道，提升服务质量，努力实现产品种类和服务功能的齐全。在服务功能完备的同时，形成与大型银行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二)区域性银行

部分在某一区域内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城商行，可利用联合重组、优化网络布局、扩大市场份额等方式成为区域性银行，具体如下：

1、联合重组某一区域(如某一省份)内的城商行通过合并重组，整合为一家城商行，进而打破经营地域限制，实现在该区域内的跨区域经营，并通过进一步的机构布局，拓展服务网络，发展成为主要在该区域开展业务的区域性银行。

2、优化网络布局部分大型城商行立足某一区域，利用银监会放宽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的政策优惠，在该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优化网络布局，致力于经营网点在区域内的全覆盖，发展成为区域性经营的银行。

3、扩大区域市场份额紧紧围绕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开发出相应的金融产品，形成比较优势和自身特色，并对区域市场实施细分，推出差别化的服务方案，建立起全方位、与区域内各细分市场完全对接的营销和服务体系，逐步提高在区域市场的反应速度和服务效率，扩大区域市场份额，并在该区域内形成竞争优势。

（三）特色银行

部分中小城商行，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或特殊资源，通过特色定位，在某一产品或服务方面做出特色，发展成为专业化经营、具有很强产品或服务特色的特色银行。实现路径有以下两种：

1、找准自身定位和特色城商行定位并发展为特色银行，关键在于找到有潜力的领域，做出特色：第一，从当地经济金融发展特色或区位优势入手，开发特色产品或服务；第二，依托大股东资源，形成与其他银行的差异化竞争和特色发展，如平安银行利用平安集团的综合化经营平台，向客户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昆仑银行依托中石油资源开展相关业务等；第三，从目前相对比较薄弱的金融服务领域寻找商机，如小企业金融服务、农村信贷等；第四，开发新产品，形成先发优势，如包商银行开展的小微贷款业务等。

2、与其他银行联合合作由于基础薄弱，城商行在塑造经营特色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服务网络、技术以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约。对此，城商行可以通过联合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一是与其他城商行和银行同业进行合作或结成联盟，以拓展服务网络和结算渠道，打破经营地域限制，提升服务能力；二是与国外优秀同业进行合作，联合开发相关产品或业务系统，引入境外先进技术，并利用合作之机培养专业化的人才；三是与有关研究机构合作，提升信息处理、市场分析及产品开发等方面的能力；四是与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打破分业经营限制，提高综合化金融服务能力。

（四）社区银行

部分规模较小、定位鲜明、地区优势明显的城商行，立足当地，强化市场定位，并努力做好本地市场，发展成为规模不大、主要服务于所在区域内的小企业和居民的社区银行。实现途径有以下几种：

1、明确定位，细分市场立足于社区银行发展战略，将目标市场定位于所在区域，同时将目标客户定位于区域内的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对区域市场进行细分、客户实施分层，重点做好区内小企业和个人中端客户的金融服务；根据社区银行服务特点，优化网络布局，建立差异化、多层次的服务渠道，并实施灵活、可调整的营业时间安排。

2、开发针对性产品，提供贴身服务城商行定位于社区银行并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向客户提供贴身服务，以优质服务吸引客户、占领市场。社区银行需要针对区域内小企业和居民的需求，开发针对性的特色产品，着力解决现有产品种类少、还款方式不够灵活、差异性不够等问题，突出方便性、灵活性和及时性，建立起多样化、覆盖客户各方面需求的产品体系，进而在区域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

跨区域兼并范文篇5

第一阶段：城市商业银行建立。城市信用合作社自成立伊始存在着资本金不充足、资产质量低、不良资产比率高等问题，为克服城市信用社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经营素质参差不齐的弱点，城市信用合作社开始合并为地方商业银行。1995年6月22日，深圳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城市商业合作银行的诞生。

第二阶段：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1998年3月13日，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通知，将城市合作银行改名为“xx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市商业银行”。

第三阶段：尝试跨区域经营。上海银行2005年12月16日宣布，经中国银监会审核，宁波银监局已同意上海银行在宁波筹建分行。中国银监会表示，按照“扶优限劣”的原则，对于达到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以上水平的城市商业银行，将逐步允许其跨区域经营，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开始了跨区域经营的尝试。

二、制约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市场份额低

中商情报网研究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136家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41320亿元，2003~2008年间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3.1%，存款余额33928亿元，城商行总体和单体均实现资本达标；全年税后利润407亿元。但是城市商业银行依然不能与国有股份银行相比较，其资本在银行体系所占份额较低，所以其影响力比较低。

（二）城市商业银行历史包袱沉重

城市商业银行承接了原城市信用社大量不良资产，背负了原城市信用社留下的沉重的资金包袱，先天不足，成为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的共同特征。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均要求，本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8%的最低标准，否则，将对其经营活动进行限制。而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尚未达到8%的最低标准。

（三）市场地位不清

随着规模和业务的扩张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对市场定位和自身优势认志不清，盲目地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争夺大企业、大项目，不仅背离了“市民银行”的初衷，也使风险进一步增加。

三、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措施

（一）产权变更

1.通过增资扩股调整原有的产权结构。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抵御经营风险能力的增强，必须扩大实收资本，增大资本充足率；同时，调整资本的结构，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持股比例，逐步降低地方财政在其中的持股比例，从而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2.通过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来改善产权结构。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期是比较长的，会所持股城市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董事会的成员也不再由政府垄断，公司治理将得到改善。

（二）关注中小企业

大多的城市商业银行资本规模较小，在大项目上难以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抗衡，在中小企业融资领域中却有优势。城市商业银行对地方的企业比较了解，拥有信息的优势，贷款比较容易监管，可以迅速的为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

（三）关注市民生活

城市居民的生活体现于细小的日常各种费用的支付，要求比较基础，这与资本有限的城市商业银行所能提够的服务正好对应。根据本地区居民的生活以及消费习惯、理财习惯为本城镇居民量身定制理财产品，在便利了城镇居民的同时，提升城市商业银行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在当地的金融市场中获取客观的利润。

跨区域兼并范文篇6

随着徽商银行的破茧而出,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分行的设立以及东北银行、晋商银行等的筹建,更名之后进行跨区域经营已成为城市商业银行的一种发展趋势且正愈演愈烈。

一、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模式分析

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和监管层态度的逐渐明朗,渴望做大做强的一批城市商业银行在达到监管当局的要求之后纷纷迈开了跨区域经营的步伐。但不是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都要局限于一种单一的模式。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探索最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才是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成功的基础。

(一)并购重组

城市商业银行并购重组主要有吸收合并、新设合并和收购三种形式。

(1)吸收合并。指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的合并,其中一家银行吸收了其他银行而成为存续银行的合并形式。在这类合并中,存续银行仍保持原有的名称,而且有权获得被吸收银行的资产和债权,同时承担债务;被吸收银行不复存在。

这类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城市商业银行中合并时间最早的徽商银行。合肥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徽商银行作为存续公司,采取“6+7”的吸收合并模式,吸收合并芜湖等5家城市商业银行及六安等7家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成徽商银行(杨家才,2006)。对于徽商银行而言,因为存在着存续的部分,一些原有的资源可以继续利用,合并过程中的风险相对于新设合并而言较小一些。

(2)新设合并。新设合并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通过合并成立一家新银行,参与合并的银行全部消失,新设银行接管了参与合并银行的全部资产和业务,并承担其全部债务或其他责任。

城市商业银行新设合并的代表是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由江苏省内无锡等10家城市商业银行根据“新设合并统一法人,综合处置不良资产,募集新股充实资本,构建现代银行体制”的总体思路组建而成。

(3)收购。与参与多方地位较为平等的合并相比,收购则是一种以强食弱的模式。2006年,南京银行收购了山东日照市商业银行约1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2007年,锦州市商业银行收购抚顺市清原、新宾两县的城市信用社并设立分支机构。2009年,北京银行将出资1.275亿元持有廊坊商业银行19.9%的股份。

虽说收购对银行的经营绩效要求相对较高,且需占用大量资金,但在收购对象、收购数额以及收购方式上的选择却较为灵活,能够很好地切合收购方的战略计划并能较为方便地控制规模。对那些效益良好、目标明确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是一种快捷易行的模式。在银行发展历程中,收购往往是兼并的前奏。

(二)单个城市商业银行直接设立异地分支机构

这种模式是依靠单一银行自身的发展,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后突破地域限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对设置银行分支机构的条件有明确规定。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去设立并运营多家异地分支机构的还不多。截至2009年初,作为第一家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城市商业银行,上海银行已在宁波、南京、杭州等地设立了分行。而北京银行亦在天津、上海、西安、深圳及杭州设立了分行。

与并购重组相比,新设分支机构需要银行在资金、人员方面的大量投入,花费的时间较长,并且新设的分支机构会在起初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给总行的总盈利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新设分支机构会使总行没有接受其他银行资产以及重新配置他行人员的负担,分支行在企业文化方面也能更好地与总行相融合。

并购重组亦存在着利弊两面。并购重组能够使银行快速地扩大资本规模,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并能通过参与重组银行的原有客户及资源优势,迅速融入当地市场,占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但银行在处理并购过程中的清产核资、确定并购成本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若是处理不当,容易留下隐患,并且银行在企业文化的融合及人员的精简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的扩张模式之外,设立村镇银行也成为了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选择。自兰州银行第一个尝试之后,许多城市商业银行纷纷跟进。对于在中小企业信贷以及市民存款方面经验丰富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设立村镇银行是双赢之举:既能给银行自身增加盈利与经验,作为突破地域限制的一种方式,又能服务三农,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周雪平,2008)。

二、城市商业银行推进跨区域经营的对策

城市商业银行长久被限制在一个城市地域内经营,跨区域发展对其而言是从未接触过的方式。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对于迅速扩张的城市商业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风险管理,完善风险控制体系

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不仅仅是作为化解地域风险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对曾经局限一地的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城市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妥善解决之前就贸然跨区域发展,其结果只能是风险的扩散。因此,针对目前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应该:

(1)转变不正确的经营理念,确定合理的业绩目标,不冒进,优质、健康地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应把风险管理与业绩进步放到同等高度来对待,在银行内部进行全员风险文化教育,做到风险控制人人有责,并进行合规文化建设。此外,制度建设作为道德约束的补充也是十分重要的。

(2)构建全面风险管理架构,不仅仅要覆盖信贷风险,还要覆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对不同风险、不同业务、不同地区进行差别化管理。

(3)引进先进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技术,借鉴成功的风险量化模式,实现风险的动态监测和量化管理。进行基础性的数据收集,建立完善的数据库系统。将事前预防、事中检查、事后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4)培养或引进风险管理人才。城市商业银行应吸纳懂管理、金融、计算机等多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建立一支优秀的风险管理经理队伍。对于人才的引进,可以通过高薪揽才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进行。

此外,城市商业银行对于分行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也不应亚于总行,尤其是设立初期的分行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此时,应构建符合当地实际的分行运作架构,直接派驻风险经理部和稽核监督部,对分行进行风险与稽核的垂直管理应是较优选择(延红梅,2007;王新宇,2008)。

(二)完善公司治理

在城市商业银行组建初期,出于化解地域风险的考虑,国家曾允许地方财政以一部分预算资金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入股的最高比例为总股本的30%,同时对企业和个人入股进行了限制。因此,城市商业银行长期处于地方财政的影响之下,公司治理制度建立晚,“三会一层”曾形同虚设(朱科敏,2008)。近年来,随着城市商业银行突破地域的限制,各种治理机构相继建立,产权主体也逐渐多元化。但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依然是一项并不轻松的任务,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进行(1)优化股权结构。银行应该从自身的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更加谨慎地筛选股东,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上市的途径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在提高股东质量的同时,形成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以防止独大的股东过于关注个体的利益。此外,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上市还能增强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力。

(2)完善董事会结构,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建立健全董事的提名机制,使股东大会能够在董事的任免中起决定作用。在组建董事会、提名董事人选时,要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让中小股东也拥有话语权。不仅要增加独立董事的数量,还要提高独立董事的质量,使董事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3)健全城市商业银行内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令银行各岗位各人员权责分明。强化对经理层的制约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绩效考核标准。实行股权激励,将管理人员的利益与银行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4)及时、完整地披露银行信息,扩大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受众面,强化市场监督及约束作用。

此外,与独立董事相应,监事会也应引进外部监事,健全监事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架构,使城市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逐步达到上市银行的要求。

(三)合理定位,增强核心竞争力

市场定位是指银行在分析其所处的宏微观环境和自身的优劣势以及特色之后,找到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明确所服务的目标群体。对于处在扩张初期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由于在技术能力、产品设计、资本规模等方面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处于劣势,城市商业银行如果要在不具优势的业务领域去与强于自己的对手勉强进行竞争是不理性的,因此现有的市场定位还不应贸然做过大的改变——应该作为跨区域银行而不是全国性银行继续发挥在中小企业融资和个人金融业务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引入新业务时,城市商业银行要和自身所处的阶段及规模相适应,进行科学的市场划分,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

在增强核心竞争力方面,城市商业银行要更加重视营销战略的制定,引入CRM(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系统,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客户档案,开展数据库营销、善因营销等,并进一步加强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李富军等,2007)。树立城市商业银行本行的品牌形象,开展品牌营销。同时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银行的创新能力。建设城市商业银行的银行文化,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也是增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跨区域兼并范文篇7

(一)京津冀体育健身娱乐业一体化发展的障碍

一是存在跨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制度障碍。如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政府各自为政、职能不清、运行机制不畅给京津冀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造成困难;公共体育场馆的全民健身服务三地定价不统一，在免费服务较少的情况下，公共体育服务的公益性未能充分体现，影响了全民健身运动和体育公共事业的跨区域发展。二是合作动力不足，地方保护现象依然存在，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影响了京津冀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协同发展。如京津两地的合作热情远低于河北，制约着京津冀体育产业的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三是京津冀都市经济圈健身娱乐产业结构不均衡，缺少主导产业，无法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如高水准竞赛表演业定位不清晰，影响力小，产业主体地位不强，投入产出比低，无法带动圈内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未能拉长体育产业链。

(二)河北省体育健身娱乐业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体育健身资源不足，未能满足大众对体育健身的整体需求，表现为大型体育场馆数量偏少，建设资金匮乏。河北省的大型体育场馆基本都是省、市政府投资兴建，后期维修资金也来源于财政拨款，投资主体相当单一，对今后的经营开发缺少考虑，使得大型场馆建成后的资金供应严重不足。二是缺乏懂体育、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产业催生人才，人才带动产业发展。而目前河北省体育产业从业人员大多知识结构太过单一，主要表现为负责体育产业、体育市场规划监管职能的专家型官员不多，高素质的体育爱好者、企业家和体育经纪人偏少，体育产品研发和健身娱乐项目策划人才稀缺。三是群众性的体育健身娱乐消费支出不足，水平偏低。虽然大部分居民有体育参与意识，但基本还停留在免费或廉价的体育娱乐项目上，受经济收入、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还不能将潜在的体育健身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体验。四是体育健身娱乐市场供求错位，居民的多样化健身需求与体育健身机构单调的产品供给形成巨大反差。目前，河北省大多数体育健身场馆及机构将目标市场锁定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事业有成的“有钱有闲”一族，健身娱乐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亟待寻求特色，实施差异化的经营思路和发展策略。

二、京津冀都市圈中河北省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发展对策

(一)主动作为，驱动京津冀体育一体化发展

河北省要依据三地《体育产业合作协议》的约定，尽快促进三方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协作机构，以进行利益分配和职责划分。在大型公共体育场馆选址、共建共享、服务运营、大型群众体育活动联动等问题上，都要通过相应的京津冀都市经济圈协作机构来统筹安排，做到纵向有管理、横向有沟通。创建京津冀都市圈跨区域公益性全民健身一体化服务体系，成立跨区域公益性全民健身一体化管理委员会，对所有职能部门的权责进行界定。依据职能定位可将执行层划分为社会体育健身指导员中心、大型竞赛活动办公室、社区、乡镇和村级体育指导办公室、体育产业研究中心等综合部门，负责指导各级公益性体育俱乐部的运营与管理。

(二)建设具有辐射功能的“京津冀都市体育生活圈”

“京津冀都市体育生活圈”可分为三层:轴心层、紧密层与辐射层。轴心为北京、天津、石家庄的市区地理范围，建立最贴近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体育健身项目、体育设施和活动方式，另外大力发展体育主导产业和服务性的体育衍生品;紧密层为轴心区以外周边城市以内地理范围，建立以户外运动、休闲体育为主题的体育健身娱乐项目、体育设施和健身活动;辐射层为京津冀周边城市、乡镇为主的地理范围，建立以高端休闲或大型体育旅游为主的健身体育设施、休闲项目和活动方式。紧密层与辐射层均在河北范围，一定要与京津的体育健身项目形成互补，用特色取胜。

(三)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使京津冀的体育资源相匹配

随着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的升级换代，河北省争取发展带有高附加值、高观赏性、高技术含量的体育服务企业来取代传统粗放、高耗能的生产制造类体育企业;大力发展商业性体育健身娱乐服务业，利用市场机制提升体育产业整体竞争力。社会各界需要明确商业性体育健身娱乐服务业在体育产业中的主导地位，并出台相应优惠政策鼓励行业发展;培育扶持体育衍生产业的发展，促进体育健身娱乐经济成为都市圈新的经济增长点。高水平竞赛表演业与商业性体育健身娱乐业属于体育主导产业，而与体育密切相关的如体育用品制造与销售、体育文化传播、体育、体育经纪、体育旅游等都属于体育衍生业。体育主导产业与衍生产业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四)转变政府职能，形成管治与自治相结合的发展格局

各级政府体育管理部门需探索能激发市场活力而有序发展的体育产业治理模式，除了尚不能市场化运作的某些竞技体育项目之外，可通过分权、授权、管办分离等方式，摸索职能转变路径，合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提高体育行政效率，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比如，鼓励发展非政府体育组织、民间体育非营利组织、体育服务企业，利用政策杠杆、经济利益驱动等方式激发体育产业的生机与活力，启用政府引导、行业规范、企业自治等多维综合治理手段，加快河北省体育健身娱乐产业的发展。

(五)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缓解体育产业资金不足的困境

跨区域兼并范文篇8

关键词：日式快餐；快餐连锁企业；成长模式

从2003年至2006年，中国快餐业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高于餐饮业增长速度。目前快餐业在中国餐饮业中所占比例为20％，而处于快餐业发展成熟期的欧美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为60％，中国快餐业正处于高速成长期。在中西式快餐蓬勃发展之时，日式快餐悄然兴起。然而，对日式快餐连锁企业的研究尚处空白，本文以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对日式快餐典型企业——味千(中国)的成长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并归纳出快餐连锁企业一般成长模式及对中国快餐企业成长的启示。

一、快餐连锁企业成长模式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对连锁经营理论的研究集中于3个维度：(1)资源理论：阿克(Aaker，1989)认为组织长期竞争优势与绩效的基础是存在于组织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奥克斯菲尔德特和凯雷(Oxenfeldt，Kelly，1969)指出特许商成长受3种资源限制：管理专业性、地方市场知识和资本。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涉及：一是资金匮乏论，马丁和朱斯蒂斯(Martin，Justis，1993)认为信用市场状况对不成熟特许经营商拓展存在制约作用；考姆博斯和凯特臣(Combs，Ketchen，1999)揭示餐饮业特许商资金实力影响其特许扩展规模。二是信息匮乏论，米克勒(Minkler，1992)认为公司在地理空间拓展时，需要评估当地市场状况，识别适当位置，而获取成本昂贵。三是管理资源匮乏论，汤姆普森(Thompson，1994)和沙恩(Shane，1996)指出特许连锁能克服管理资源对连锁成长的限制。四是先行优势理论，先行优势理论认为进入市场的时间序列会影响到公司的竞争优势(Stalk，1988)，奥克斯菲尔德特和凯雷(Oxenfeldt，Kelly，1968—1969)认为先行优势是整合特许连锁系统的内在关键要素。雷伯曼和蒙特戈麦瑞(Lieberman，Montgomery，1988)指出先行优势的3个关键要素是可比优势技术、稀缺资源优先购买权和改变顾客行为能力。斯蒂文(Steven，2003)认为先行优势是企业竞争战略的一个核心概念，并实证先行优势适用于餐饮企业。五是资源理论对先行优势的整合，在先行优势的研究文献中，存在对先行者优势和劣势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在特定空间竞争框架下，首先或早期进入市场者会带来竞争优势(Prescott，Visscher，1977；Lane，1980；Chaffee，1985；Anderson，1987；Kerinetal，1992；Tabuchi，Thisee，1995)，而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先行者并不必然会带来竞争优势(Gal-or，1985；Lilien，Yoon，1990；Golder，Tellis，1993；Kalyanarametal，1995)。阿米特和斯高梅克(Amit，Schoemaker，1993)指出先行优势可以从公司资源角度解释。路易斯和埃德沃德(Luis，Edword，2002)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方法、产品特征、行业以及公司拥有资源和能力的差异。吉等人(Jietal，2003)提出基于资源和能力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先行优势理论。(2)理论：为克服资源约束，连锁企业使用特许方式扩大规模，但特许双方在效应函数上存在差异，导致委托问题。相关研究涉及：一是的道德风险及利益调节，布瑞克雷和达克(Brickley，Dark，1987)认为加盟者存在以特许品牌声誉为代价的道德风险；兰方泰尼(Lanfontaine，1992)提出通过契约调整委托双方利益分配；龙勇等人(2005)研究了特许经营体系的协调机制。二是直营与特许经营的比较，与直营相比，特许经营有更高的收入(Norton，1988)、收益(Shelton，1967)和较低的薪金支出(Krueger，1991)；特许经营可提供更好的激励(Rubin，1978)，降低监督成本(Fladmpr-Lindquist，Jacque，1995)；特许经营者向潜在加盟者传递专有知识成本高昂(Jensen，Meckling，1995)，而直营更易于专有知识传播(Darretal，1995)。三是不同经营方式的选择，卡维斯和莫菲(Caves，Murphy，1976)分析了直营或特许经营的决定因素及条件，布拉达克和艾考斯(Bradach，Eccles，1989)以及丹特等人(Dantetal，1992)认为直营和特许经营相结合的方式可获得更高收益。(3)规模经济理论：连锁经营的规模经济是指在单店规模经济基础上，通过联合或兼并等手段，跨地域增设分支机构或协作单位，以降低经营成本，增加收益。连锁经营的规模经济体现在：一是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方惠等，2005)；二是布点严谨的规划系统和布局完整的市场网络(黄丹峰，1999)；三是品牌、名店的优势(李陈华等，2004)。

通过理论梳理，可以看出，企业为克服连锁经营的资源和能力限制，而选择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组织形式——特许经营，这会产生委托问题，而无论选择何种成长方式，必然涉及成长区域规模经济的问题。因此，在一定制度背景下，成长模式受资源和能力、成本以及成长区域布局的影响。快餐连锁企业成长模式是指在一定制度背景下，快餐企业以连锁方式成长的逻辑规律。从战略层面看，快餐企业应具备成长的资源和能力，选择合适成长方式及空间维度布局，以实现时间维度的持续成长。因此，成长模式是快餐企业资源和能力、成长方式及空间布局的战略选择。以下使用基于资源和能力的先行优势理论、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分析日式快餐企业味千(中国)的先行优势、成长方式选择和区域布局。

二、昧千(中国)成长模式分析

2007年8月，笔者为青岛中通公司与日本花月日式拉面合作项目做了商业计划书，在此过程中，对日式拉面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味千(中国)是国内日式快餐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因此选择味千(中国)作为日式快餐典型企业进行研究。

(一)味千(中国)概况

1995年，味千(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成立，取得日本品牌“味千拉面”的中国总权。2004年和2005年，以收入计算，味千分别荣列“中国餐饮百强企业”第7位和第5位。2007年3月，味千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以内地为基地的快速休闲餐厅连锁经营商。截至2007年年底，味千有210家分店，是中国日式快餐的第一品牌。

(二)味千(中国)先行优势分析

1．可比优势技术

可比优势技术是指与竞争对手相比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在快餐业中，体现为前向生产工业化技术、运营技术和信息技术。中式快餐门店前向工业化水平较低，使门店不能获取工业化的延伸效应，导致门店运营效率较低。另外，中式快餐企业的信息技术不能有效整合内部资源。对味千而言，首先，公司在配送基地生产半成品拉面和调味料，工业化生产的拉面质量与手工制作没有区别，但效率更高。其次，工业化的延伸效应是门店运营技术的简化，以保证高效率和产品质量一致性。第三，信息技术将公司总部、生产基地、物流配送、门店整合为一个有机系统，保证总部控制下高效率的信息反馈和产品配送。与西式快餐相比，味千使用浓缩、油分离等工艺技术，从豚骨、肉、海鲜、蔬菜等天然原料中萃取而成天然调味料，经简单加工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更符合中国人口味。可见，味千具有中西式快餐企业所不及的可比优势技术。2．稀缺资源优先购买权

稀缺资源优先购买权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关键资源的优先获取权。巴内(Barney，1991)指出稀缺资源是一种异化资源，其有效获取可保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快餐业依靠位置传递产品，不同位置门店的商业潜力存在差异。斯蒂文(Steven，2003)认为位置是餐饮企业的稀缺资源，其供给有限。因此，位置优越的物业成为快餐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首先，味千在不同区域制定明确市场发展规划以识别有价值或有潜力的物业资源。以味千北京市场开发战略为例，第一阶段目标是在核心商圈建立样板店；第二阶段目标是结合旧城改造，发掘有潜力商圈建立品牌店；第三阶段目标是在北京周边地区的科技园区、涉外设施、交通枢纽、卫星城开发门店。其次，在规划基础上，味千与家乐福、招商地产等商业、地产巨头签订战略协议，保证优先获得稀缺物业资源。稀缺物业资源的优先购买权为味千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

3．改变顾客行为能力

改变顾客行为能力是产品对顾客购买行为的影响力。根据卡彭特和纳克马图(Carpenter，Nakemato，1989)的研究，与老产品相比，顾客更渴望认知新产品属性。因此，新产品具有满足顾客偏好，改变顾客行为的能力。对快餐企业而言，产品体现为菜品、服务、环境的组合。在菜品方面，一是味千在全国门店中有100个以上的菜品，涉及面、饭、小食、汤和饮品五大系列，给顾客很大选择空间，可满足目标市场不同顾客的偏好。二是菜品做工精细，无论蒸、煮、烤、炸、炒，都能保证菜品统一质量，降低了顾客的购买风险。三是注重菜品合理营养。味千菜品以青菜、豆制品、豚骨、肉、海产品为主要原材料，经过合理搭配和烹饪，使顾客能均衡营养。四是菜品观感特征显著。不同配料与面有机搭配，盛器、菜品、餐具颜色协调，增加了顾客消费体验。五是专业化研发团队保证菜单每半年更换一次，每年菜品更新率达40％，使顾客保持口味新鲜。

在服务方面，味千服务模式实现了休闲与快餐服务的平衡，提供迎客、引位、桌前点餐、上餐服务，以区别中西式快餐，提升了产品价值。在用餐环境方面，味千以传统日本文化和现代快餐文化相结合为主题，以红、黄、白色调，简洁的装饰风格突出快餐环境特征，以武士、相扑健将的装饰画、浅黑色家具、长圆筒灯、粗青石地面突出日本传统文化。三方面的有机协调满足了顾客对多样化选择、低风险、营养、求新、快捷与休闲体验的价值诉求，建立了转换障碍(Mascarenhas，1992)，使顾客对多样化搜寻和竞争性吸引的转变能力减弱，增强了味千产品改变顾客行为的能力。

(三)成长方式选择

在快餐业中，成长方式一般包括直营和特许经营。味千一直坚持自营方式成长，原因在于：一是日式快餐市场规模较小，直营经营成本较低(张荣齐，2007)。二是科层组织易于管控，有利于专有知识传播(Darr，etal，1995)，形成统一管理模式。三是培育品牌。直营能实现质量稳定，建立一致化品牌形象，提高顾客品牌认知度，从而为特许经营建立直接信任信号(Rajiv，Patrick，2003)，公司经营时间和规模也为特许经营建立了间接信任信号(Gallini，Lutz，1992)。四是中国特许经营制度建设相对落后，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导致委托关系冲突。

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在成长动力、品牌、配送基地、融资等特许条件已具备的前提下，公司计划在2007年下半年有选择地开展特许业务，主要目标是二、三线城市。同时，味千制定严格加盟条件，采取地区方式，不接受个人加盟，规定加盟者必须是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流动资金600万元的企业，有实力承担整个地区的经营管理。因此，味千未来选择以直营为主、特许经营为辅的成长方式是对内外条件综合权衡的结果。

(四)成长区域路径选择

成长区域路径是指起点城市选择、同区域成长和跨区域成长的有机衔接。(1)起点城市选择：味千将连锁发展起点城市选在公司总部所在地香港，以实现低成本配送和高效管控。(2)跨区域成长：在香港扩张获得成功后，味千将深圳作为实现进入内地市场、实现跨区域成长的平台。深圳作为特区区位优势明显，可辐射珠三角地区。(3)跨区域成长的对接：在以深圳为中心，初步实现珠三角地区布局的规模经济后，1999年，味千进入上海，在上海不同商圈、CBD、高档社区已拥有58家门店，初步实现同区域的规模经济。同时，以上海为轴心，向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拓展，包括北京、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省市。(4)地区对接：在东部地区有效布局后，味千实施跨区域成长的地区对接，向中西部地区拓展市场，已在武汉、重庆、四川开设门店。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味千将继续在东部地区拓展市场空间，实现区域内规模经济，并将发展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从而实现中国市场的合理空间布局。

三、启示与结论

(一)结论

通过对连锁经营理论的梳理，以及对味千(中国)的系统分析，我们归纳出快餐连锁企业的一般成长模式(见图1)。快餐企业成长模式如同稳健行驶的汽车，应具备基本要件——发动机和车轮。其中，以资源和能力为基础的先行优势如同为汽车安装发动机，是第一核心要素，它能使企业具备成长动力；成长方式选择和成长区域布局如同汽车双轮，可保证快餐企业顺利扩张。快餐连锁企业持续成长机制是建立在先行优势、经营方式选择、区域布局与外在条件战略整合的基础上，只有在战略层面形成清晰的成长机制，才能保证快餐连锁企业的持续成长。

(二)启示

1．整合先行优势

首先，可比优势技术能实现前向生产工业化，并将效率和质量优势延伸到门店运营层面，保证门店运营技术的高效率和一致性质量。另外，信息技术能将配送物流、整体运营、门店销售整合为一体化的高效运营系统。其次，战略性规划物业资源的解决路径。一是制定清晰物业资源选择规划；二是建立有价值或有潜力物业资源识别、评价系统；三是与相关商业零售商、房地产开发商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第三，培育动态满足顾客偏好能力。一是以菜品研发为基础，实现菜品种类、创新、营养、口味、观感的系统整合。二是服务模式与定位相吻合，在有限服务与自助服务之间寻找效率与效果的平衡。三是服务环境体现快餐文化与产品发源地文化的结合，同时，可注入门店所在地典型文化要素，以增加顾客的认同。

2．针对内外条件选择不同成长方式

在发展初期，快餐企业以自营方式建立品牌，形成成熟管理模式，并培育先行优势。在内在条件具备后，可有条件实施特许经营，实现自营与特许经营对接，在特许经营制度环境改善后，扩大特许经营比例，逐渐过渡到以特许经营为主的成长方式。

跨区域兼并范文篇9

对公路客运行业的需求进一步扩大，随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时城镇化发展进程加快，公路通达的深度和广度显著提高，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加快导致客流快速增加，以及旅游客运市场的持续升温，使公路客运需求快速扩大。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特别是高速公路的加快建设并逐步成网，公路旅客运输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增强。

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与规划为提高公路旅客运输能力与运输效率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也为公路客运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关于运输市场对内、对外开放，消除行政壁垒的政策也为公路客运企业营造了良性的发展环境；道路客运企业等级评定和质量信誉考核政策，也进一步促进了公路客运行业的结构调整，有力的推动了公路客运企业规模化、集约化进程，公路旅客运输行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下持续保持了较快发展。公路客运行业成为一个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的行业，行业内企业间的并购与重组将频繁发生，公路客运行业进入了集约化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对经营诸要素（营运线路、营运客车、客运站）重组，公路客运企业集约化经营是以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根本。实现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从过去一贯性以“外延扩大”和“争地盘，壮块头”为主的经营思路转向以“强化内涵”和“练内功”为主的经营思路上来，资产质量、经营质量、管理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上档次、上台阶。改变“各行其是各自为战”局面；以提高效益为最终目标，坚决杜绝“高成本、低效率”和“少、慢、差、费”状况，转向“低投入、高产出”和“多、快、好、省”经营目标。

一是全国各省会城市基本上都拥有一至两家大型公路客运企业，如XX省交通运输集团，XX市公路客运公司等；这些大型客运企业有着自身所属的车队、车站、修理厂和相当数量的挂靠营运客车，以及客车零配件供应、石油销售等三产业，属于大而全的经营模式。此类企业以国有资产为主，虽然不乏一些区域性的优势企业，但并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大公司，大多只是一方诸侯，割地称雄。

二是地方保护注意严重。根据道路客运企业等级评定为一级经营资质的客运企业，可以开展异地公路客运业务。然而到目前为止全国也仅有为数不多的具有一级经营资质的公路客运企业开展了相关联业务。2005年9月，江西长运公司与马鞍山市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马鞍山长运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马鞍山长运公司的成立，实现了同行业跨省购并的第一次有益尝试。当前我国公路客运行业经营单位众多、运输服务结构雷同，难以有效形成差异化服务。而且在行政分割的条件下，公路客运行业区域壁垒严重，难以形成全国性市场，不利于优势企业通过竞争拓展市场空间。

三是客运市场竞争过于激烈，企业盈利水平低下。公路客运作为一项特殊经济商品，其利润来源受限于运管部门线路牌（即同线路营运车辆数）多少的审批，由此引起的客车实载率的多少；以及各项相关政策出台的影响。一家公路客运企业开发培育成熟一条客运线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此条线路的经营权并不属于该企业。因此其线路上后期进入的其他客运公司就坐享其成；而且此线路经营客车多少的审批权也掌握在两地交通主管部门手中。这种情况下如果该企业坚持自己独家经营，交通主管部门会以不得垄断经营为由，同意其他营运客车进入。在同一条线路上出行旅客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营运客车越多，其实载率就越低，盈利水平也就越低下。同时普通客运业务由于进入门槛较低，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且处于无序经营状态。

四是部分公路客运企业不切合实际的扩张，盲目贪大求洋，走集约化发展之路过快过急，导致企业难以承受经营压力。据报载，某客运公司组建之初，在经营线路不多的情况下，欲走规模化经营，集约化发展之路，大量购买豪华客车发班。在同一营运线路上加大发班密度，扩大市场份额，虽然提高了该线路客运市场占有率，但是由于内耗严重；该集团一旦减少班次，其竞争对手又会乘虚而入。因此在挤垮竞争对手的同时，自身的赢利水平反而呈现下降趋势，造成两败俱伤的结局，结果班次发得越多，亏损愈厉害，最后导致大量客车闲置，占压资金，陷入亏损境地。

高效率、低成本的提供各种优质服务。如美国的UPS和灰狗客运等公司。未来我国客运市场必然将打破经营分散、条块分割的现状，发达国家公路运输已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少数大型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加快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步伐。

达到高产出的目的必须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集约化经营的优势之一是规模效益。换言之，公路客运企业集约化经营是生产经营社会化的必然要求。要实现高效率运作高品质服务。适当的规模是集约化经营的基本要求之一。

公路客运企业集约化发展，一是需要打破地区行政壁垒，破除僵化的市场运行规则，公路客运企业间有效整合客运资源，开展行业并购，通过市场化竞争优化客运站场资源，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拓展客运营运区域和营运网络，实现纵向（省会城市向省内地市州县二级、乡镇三级客运市场）发展和横向（省际与省际地域城市）联合一体化战略，提高客运市场份额，提升客运增值能力。

二是公路客运企业需要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并购同线路营运客车，减少同线路营运单位，组建联合体，形成利益同盟，提高车辆的运转效率；推进客运集约化改制，组建线路股份公司，实行统一购车、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按股分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是公路客运企业需要在选购运营客车类型时，优化车辆技术结构，集中选购适用车辆类型及档次，集中采购车辆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一类的客车，购买1台、10台和100台的价格会有相当大的价格差距，并且在维护修理方面也会减少零件库存。

跨区域兼并范文篇10

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以改善品种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以节能降耗、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为前提，培育发展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产业格局，大力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我市钢铁产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加强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一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坚持市场化运作、企业平等协商、政府推动的基本原则。

改造升级与淘汰落后并重。不淘汰落后，二改造升级与淘汰落后相结合。淘汰落后是改造升级的前提。不允许改造升级，不改造升级也必须淘汰落后，确保顺利实现优胜劣汰。

整合现有资源，三控制增量与优化存量相结合。遵循“等量置换”和“减量置换”原则。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和联合重组，严格控制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建立有助于钢铁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避免再度出现反弹。

土地、资金等政策上给予支持；对于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四政策激励与政策约束相结合。对于积极参加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钢铁企业。又不参加改造提升或兼并重组的钢铁企业，将采用政策“倒逼”机制，使其退出钢铁行业。

结合具体情况，五统筹规划与差异化发展相结合。按照总体规划。实施改造提升、兼并重组、村企共建、仓储物流、改善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条等各种形式的调整和改造，培育多元化的钢铁产业发展新格局。

三、目标任务

一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明确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2012年年底前淘汰钢铁企业50户，根据国家钢铁产业政策。淘汰落后产能600万吨，全面淘汰以下落后工艺设备：

炼铁工序：400m3及以下炼铁高炉铸造铁企业除外200m3及以下铸铁高炉属配套“短流程”铸造工艺的淘汰100m3及以下铸铁高炉200m3及以下铁合金高炉。

炼钢工序：用于地条钢、普碳钢、不锈钢冶炼的工频和中频感应炉；化铁炼钢；30吨及以下转炉不含铁合金转炉30吨及以下电炉不含机械铸造电炉

推广强度400兆帕及以上钢筋，加快淘汰强度335兆帕以下热轧带肋钢筋。促进建筑钢材升级换代。

二重点支持升级改造。

改造升级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标准要求，1.重点支持连铸连轧企业淘汰现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中频感应炉、30吨及以下电炉、30吨及以下转炉等落后装备。并符合工艺路线要求的大型炼钢转炉、电弧炉匹配LF钢包精炼炉VD真空脱碳炉VOD真空吹氧脱碳炉RH精炼等工艺装备，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国家产品标准。

调整工艺路线，2.重点支持现有100m3至200m3铸铁高炉企业按国家工信部要求。由普通号铁向锻铸件转化，并争取国家相关产业认证，引导铸造生铁冶炼企业通过改造实现“短流程”并逐步向铸造、机加一体化方向发展。

征地1500亩。淘汰现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炼铁高炉，3.重点支持辽钢公司整体搬迁改造。项目总投资15亿元。不新增产能的前提下，新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标准的大型炼铁高炉，同步配套煤粉喷吹装置、除尘装置、余压发电装置，并确保能耗、水耗达标；新上60吨以上炼钢转炉，同步配套LF精炼炉及煤气回收、除尘装置；新上200m2以上烧结机、6000m3制氧、球团等工艺装备。主导产品为高速重载铁路用钢，低铁损、高磁感硅钢，耐腐蚀、耐磨损的优质特种钢材及大型铸件和高速线材。建设一个拥有员工5000人、总产能300万吨、总产值150亿元、上缴税金20亿元的大型钢铁企业。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或核准此项目。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将全市具备冶炼能力的钢铁企业集团减少到1至2户。

构建各种类型的村企联合体或钢铁企业集团。重点鼓励市轧钢厂在现有村企共建的基础上，三积极鼓励村企共建。鼓励钢铁企业结合新农村建设。继续丰富内涵、巩固提高。积极鼓励以新澎辉公司为龙头，总投资15亿元，整合刘二堡镇西地村、喇叭屯村、河南村800至1200亩土地，由新澎辉公司为2000户村民共7300人出资6000万元入股，新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标准的大型炼铁高炉，同步配套60吨炼钢转炉及LF精炼炉，生产市场所需的优质钢材及棒材、大型铸件和高速线材。建设一个拥有员工3000人、总产能150万吨、总产值60亿元、上缴税金10亿元的村企共建钢铁企业集团。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或核准此项目。十二五”末，培育2至3个村企共建的典型范例。

优化产业布局，四务实推进兼并重组。积极推动钢铁企业通过联合重组或兼并重组。实现各种资源向优势区域、优势企业集中，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做强做大优势钢铁企业。

培育几个规模效益居钢铁行业前列的民营企业集团。1.鼓励县、灯塔市、弓长岭区等有关大型采选矿企业和大型钢铁企业通过联合、兼并、相互持股等方式对现有钢铁企业开展跨区域、跨所有制、跨行业的兼并重组。

优势互补。重点引导采选企业、冶炼企业、轧钢企业进行联合重组，2.引导上下游企业纵向联合重组。组建几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引导铸件、锻造、机加企业进行联合重组，组建几个大型铸锻一体化企业集团。

统一管理、统一标牌、统一原材料采购、统一营销网络、统一质量检测，3.鼓励同类型企业横向联合重组。以9个生产许可证、17条生产线为纽带。组建6至9户大型连铸连轧企业集团，通过企业集团化推进产业集群化。首先推进以市轧钢厂为龙头，整合宝源、新东方、县新群钢厂等3至4户钢铁企业，成立前杜钢铁联合企业集团，然后在全市钢铁企业推广。

五着重调整产品结构。

以产品生产许可证为纽带，1.打造精品建材基地。以市轧钢厂、新澎辉、新达、华信特钢等骨干企业为龙头。集聚20家轧钢企业；以通达建材、新宇钢丝绳厂为龙头，集聚10家新型建材企业。组织30家企业共同开发生产新型特种建筑钢材。

积极引导轧钢、铸钢企业转向型材加工，2.打造型材加工基地。重点支持以宏昌重工、腾龙冷轧等骨干企业为龙头。重点发展工字钢、角钢、槽钢、轻轨、履带板、翼圆板等热型材和方形管、矩形管等冷弯型材，最终集聚20家型材加工企业。

积极引导炼铁、铸钢企业进行技术改造，3.打造铸锻机加基地。依托新风精密铸造、兴宇锻造、鑫合锻造等一批骨干企业。生产为发电装备、矿山机械、汽车制造、数控机床等大型成套设备配套的零部件产品，集聚相关企业50家左右。

六强力延伸产业链条。

结合淘汰落后产能和提升工艺装备水平，1.充分利用上游丰富的铁矿资源及下游千万吨的钢材加工能力。改造、整合现有钢铁冶炼企业，形成完整的铁矿采选和冶炼产业链条。

着力打造废钢统一采购、分类、剪切、配送及物流服务产业链条，2.筹建废钢集散中心。按照专业化分工合作的要求，为轧铸钢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筹建钢材综合物流交易市场。3.借鉴外地经验并结合实际。

四、政策措施

组长由副市长吕有宏担任，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市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领导小组。副组长由县县长胡异冲、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主任杨绪彪担任，成员单位由县、灯塔市、弓长岭区、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监察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安全生产煤管局、市物价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电业局、银监局等相关部门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各有关县市区和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全市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统一思想，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扎扎实实抓好组织实施。

引导和鼓励钢铁企业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二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充分重视和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加大技术开发投入，积极开展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开展共性、关键、平台技术攻关。遵循“等量置换”或“减量置换”原则，支持钢铁骨干企业搬迁改造或工艺装备升级改造，支持实施兼并重组的钢铁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开展综合利用，推进节约生产和清洁生产等有利于节能降耗、减排治污、提高产品质量等升级改造，形成钢铁企业集团产能集约化、产品差异化。对主要设备工艺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又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钢铁企业，不允许继续生产经营，并将按照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处理，采取限制供电、吊销证照等措施，促其退出钢铁行业。

落实国家有关土地使用、差别电价、税收征管政策，三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努力营造有利于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和落后产能退出的市场环境。根据国家工信部公布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结合实际，制定我市淘汰落后企业和产能名单；按照工信部制定的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规范全市钢铁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研究提出实行差别化电价的企业名单，采取行政与市场相结合的手段，推动企业落后产能淘汰和企业技术进步；积极争取国家淘汰落后奖励资金，并与淘汰落后产能企业挂钩。

支持引进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建设钢铁深加工项目，四鼓励兼并重组和村企共建。按照市场化运作、村企自愿、政府引导的原则。鼓励钢铁企业开展联合重组、兼并重组和村企共建。

1.鼓励较大型钢铁企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开展横向联合重组或兼并重组，2.鼓励连铸连轧企业以产品生产许可证为纽带。同时进行工艺设备改造升级。

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活力。对于上述各种形式的重组或共建，3.鼓励钢铁企业与所在周边乡村实施村企共建。技术改造资金、节能减排资金、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土地供给、融资等方面给予支持。

不允许其落后产能就地改造，对于具备重组条件不积极参与重组的钢铁企业。并采取收缩信贷、限制供电等措施，促其退出钢铁行业。

五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加快企业技术创新步伐。1.支持重点骨干企业建立质量检测、技术研发中心。

为钢铁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2.钢铁产业园区加快公共研发和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建设。

创名牌商标。对于联合重组和兼并重组企业，3.鼓励钢铁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实现“五统一”基础上，重点支持公共研发和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建设。省财政按核定后项目投资总额的1/3给予资金补助，市、县两级分别配套资金1/3对于获得国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证，获得国家、省级名牌产品或驰名商标的钢铁企业，市、县两级财政将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