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范文10篇

跨区域范文篇1

论文摘要：马歇尔“建设性竞争和联合形式优越论”启示了一个要素市场化方向：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兼并整合市场，区际割据向规模集中的业态演进过程，要素流动形成溢出效应同时产生累积强化机能。运用绩效模型分析与深圳水务业实证表明，跨区域兼并是激发公用事业生产力集约潜能，增进公共服务协同化合意的市场化路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引入有效竞争机制，使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溶以实现市场绩效优化。

我国公用事业运行体制变革的根本出路，应当是一种引入有效竞争机制的市场导向式改革。具体机制设计的困难在于，竞争与垄断这组对立因素如何统一在同一经济系统内，既要充分利用公用事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又要发挥竞争机制对推动企业和产业绩效改进的激励作用。这一两难选择也反映在“马歇尔冲突”上，核心是找出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之间合理均衡的适度边界，以使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最优化。

以自然垄断和经济规制理论变迁的视角审视，面对真实世界从“市场失灵”到“规制失灵”，理性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昭示，效率与福利改进单纯依靠政府管制手段，仍会带来权力寻租、规制俘获和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公用事业市场化问题本身是复杂的经济范畴，它包涵自然垄断与竞争机制、经济效率与公共福利等冲突。公用事业的发展、产业绩效的提升包括普遍服务等福利目标的实现，客观上离不开竞争的促进作用。于是，竞争治理模式就演化为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创新思路。当前我国公用事业基本现状是市场化程度低，生产经营高度行政化，缺乏制度化的激励约束，条块分割属地垄断，管辖壁垒阻隔，要素流动受限，地区发展差异大，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产品与服务水平参差，产业总体运行绩效有待优化。由此论证指出，基于要素市场化路径的竞争治理模式，分散割据的公用企业通过兼并，组建大规模集中化公用事业集团，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资本运作整合市场，形成横向一体化的空间并置结构，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跨国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对打破产业行政垄断，提升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福利目标，有持续的促进作用。

一、要素市场化与有效竞争：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理论逻辑

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主要是由规模经济性决定的，克拉克森（1982）以规模经济来描述自然垄断特征：生产函数呈规模收益递增，一家厂商大规模生产与几家较小规模的厂商同时生产相较，更能有效利用资源。新福利经济学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进一步拓展了自然垄断理论：垄断不一定破坏市场的竞争特性，潜在竞争的可能性会自动促使原有自然垄断企业消除生产和管理的低效率，从而依靠潜在竞争力量可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按照鲍莫尔（1982）进退无障碍理论的具体阐析，若市场中存在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必然迫使在位厂商努力降低成本、增加技术创新、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效率，从而在改变市场结构的同时，也影响了经济运行的绩效。一个可行和有效率的竞争思想始于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概念，继后，哈佛学派基于结构主义思想分析了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对市场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有效竞争理论。其中梅森归纳了有效竞争的“市场效果基准”：市场上存在着不断改进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压力；生产集中在最有效率的规模单位下进行；不存在资源浪费现象。总之，公用事业引入竞争机制，不宜选择产品与服务市场化模式，摧毁植根于规模效益的垄断结构基础，产品市场过度、无序的多头竞争，带来更多的是重复建设的配置低效率。合乎资源合理利用和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竞争，应当是一种保持垄断效率优势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它具有上述潜在竞争的绩效特质。

自然垄断原理揭示，公用企业在同一地区市场垄断独营有天然合理性，事实上理论的拓展，垄断集中还可以向整个行业市场辐射。以产业的现实需求来考察，我国公用事业行政割据式的运行体制，限制了要素流动，阻碍了管理与技术溢出，抑制了产业发展动力。按照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能够突破区域的静态比较优势，但客观形成的市场分割扭曲价格，排斥竞争，阻碍产业集中，抑制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于是，系统区际分割的负效应，就构成公用企业突破区域壁垒兼并市场的根本动力。产业规模集中的内在发展要求，则与公用事业垄断经营效率最优原理相吻合。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内化成公用企业自我膨胀的规模增长需求，并在受限空间约束下，诱发区域外扩张的持续动力。基于马歇尔“建设性的竞争和联合形式的优越性”的逻辑，公用事业体现激励规制的市场化路径，是一种竞争治理导向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关键要打破现有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分割运行的体制制约，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构建规模集中化的产业兼并整合格局。跨区域兼并过程，将过度分散的生产能力集中起来进行优化重组，为产业内注入普遍的竞争生机同时还有压力，形成利益约束机制，激活生产要素潜能，极大地推动我国公用事业从经济积累向经济集中快速跨越。在这一层意义上，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取得逻辑的契合。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公用事业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与价格调节机制，并不能自动引向配置效率，规制的逻辑支点在于纠正和改善“市场失灵”：调节垄断运行的适度边界、管制垄断价格、配置一个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由此，规制的内涵与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动机就关联在一起：规制的原因正是改革的目的－－如何保持和发展自然垄断的禀赋优势；规制手段与改革路径相叠合－－同时指向市场进入与价格限制。前一个问题，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因是收益递增效应，市场、技术及其他使报酬递增的因素在规模上是通过区域或地方的经济集聚过程形成的。基于效益与经营规模的正相关性，公用企业开辟新市场，扩大经营份额，驱动规模扩张战略，通过异地同业兼并的横向一体化，在不同区域之间整合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重置集中型产业结构，有助于资源优化组合与竞争力升级。后一个问题，按照德姆塞茨关于规制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可允许在“合同”期内供给商品或服务的排他性权力进行竞价，对于公用事业来说，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特许经营权竞标机制的同义语。

事实上，跨区域兼并在实现的技术手段上，总是与形式各样的资本运作（如产权并购、BOT、TOT等）密切关联，而资本运作无疑是典型的要素市场化方式。由此推演，公用事业惟有依靠要素市场化方式才能绕开辖地割据的垄断封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断，竞争的结果是引起经济集中。于是，跨区域兼并导向的规模集中，蕴涵了要素市场化对地区间进入壁垒的迂回策略，自然也是公用事业实现有效竞争的合意选择。

二、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分析

在此，运用绩效模型对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进行分析。

（一）大规模一体化兼并整合对效益的改进作用

在区际兼并一收购一运营的发展模式下，地区性企业逐渐蜕变成跨区域紧密型连锁的公用事业集团。企业集团市场控制力不断强化，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逐渐显现：随着生产的扩大，一方面大型组织对生产原料的市场议价能力增强，另一方面，物资、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更易于通过系统内部关联组织之间非交易的调配方式来合理利用，从而更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同时大型企业研发（R&D）投入更充足，有利于组织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良性循环机制下，技术、管理、服务等核心竞争力螺旋式上升，市场占有率最大化的现代企业目标实现能力日益增强，从而垄断型企业“开辟新市场”的空间扩张，形成组织管理的熊彼特式“创新生产力”。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增进效益的分析如图一所示。

公用行业（水、电、气等）强自然垄断性质决定边际成本MC曲线位于平均成本AC曲线下方，且趋势随产量Q增大渐向AC收敛，又因公用产品是生产生活消费必须品，存在一个区域市场最低刚性需求量QL，随价格P升高，Q反向变动降至某个特定QL值后维持在QL水平，需求曲线如图一中d-d-AR（平均收益）所示，边际收益MR线在其下方。社会福利极大化下由MC=MR决定最优值P1与Q1，这时市场价格P若与企业生产成本相等，即Q1对应AC曲线C1=P时，企业处于盈亏平衡临界，而P1>C1，故企业此时赢利为（P1-C1）xQ1。当公用企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扩大生产规模，随地区市场扩大新的总需求也随之同步递增，d-d-AR、MR曲线向右平移至d’-d’-AR’、MR’，QL相应扩大至QL’。同理，区域扩张后新的盈亏平衡临界点为P’=Cl’，新的赢利为（Pl’-Cl’）xQl’（见图中阴影部分）。由于（Pl’-Cl’>（P1-C1），可见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具有效益递增效应。

（二）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激励传导机制及其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生产要素区际流动的经济分析认为，区域要素流动的经济目标在于提高区域内现有资源的利用水平；更有效地在区域内各种用途间分配资源，实现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区域内最佳增长：在区域间有效地再分配生产要素。伊萨德的区位和空间经济理论指出，特定行业联合体结构的关联延伸的广泛性超越了区域边界，关键要从生产成本差异来考察空间并置的经济性。公用事业以一种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实施产业兼并，在市场整合的目标价值链终端，随资本输出，品牌优势的扩展，管理与技术的溢出，能够加速承接地企业价值增殖和观念、制度更新。在此进程中，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信息资源等在输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共享互通，有效地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等“软实力”的提升，形成一种激励传导机制，以先进带动后进，运用制度复制等运营机制一体化的技术手段缩小成本差异，促使后发地区技术、管理和服务升级。要素区际流动派生的结果，促进了公用事业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并最终催化出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机能。这种“区内垄断+区际经营权竞争”的产业组织形态其激励传导一反馈作用的运行机理如图二所示。

公用企业区际兼并的竞争力显然取决于品牌与规模优势，区际经营权竞争实质是品牌的竞争。根据图二分析，随着企业滚动式发展，品牌与规模优势在再扩张中又得以提升，并通过循环累积过程形成自我强化机制。这种市场控制力的递次增强，使企业不断获得“追加的”竞争优势，助力新一轮经营权争夺占据先机，形成“马太效应”。在品牌等核心竞争力输出的持续动机下，集团化、规模化发展的内生需求不断衍生一传导组织管理与技术升级的激励功能。

（三）跨区域兼并下产业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

跨区域兼并的要素市场化路径，为资本运动开辟了道路，公用事业以产权并购重组，或直接投资建设，收购厂、网，获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包含了资本实现转移、扩散与辐射功能的全部行程。外部新市场的开辟产生收益增长杠杆效应，使资本输出企业获得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资源和市场需求.激发自身不断提升品牌运营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动力，形成“创新增产力”。随着经营辐射范围的延伸，企业品牌影响力等无形资产获得增值，而市场控制力的提升又催生产权工具更强大的渗透功能。同业异地参股控股方式客观上放大了企业资产功能，提高了行业内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促进企业集团做大做强，推动跨越式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公用事业资本化运营的绩效源于它更能与市政基础设施产业集约化发展趋向相契合。

资本要素注入激活了承接地公用行业的沉淀资产，推动了当地厂、网设施扩容和技改等固定资产更新步伐，实际促进了当地企业资产价值增殖。产权链的延伸同时将资本输出企业的利益链接到当地关联企业中，构成利益紧密结合的“共生关系”，从而激励相容的动力传递机制，促使其自发将最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技术优势带到当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承接地公用行业服务升级，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软、硬实力差距。同时，资本输出企业在国内外业界影响力、市场投资运作经验的先发比较优势，还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渠道和业务资源，在单个地区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约束下，诱发承接地企业自我发展张力，衍生另一层级的开辟新市场的扩张需求，有助于后发地区在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层次梯度（如县、镇一级）的市场角逐中提升竞争能力，加速扩散次生同业市场控制网络。

总之，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规模集中化伴生的绩效激励在传导一反馈机制的影响作用下交替推进，最终导向一种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跨区域兼并带来资本要素流动，形成各向同性的价值增殖：一方面，规模扩张激发集约潜能，原料、设备批量采购和同业互通更有利于合理节约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素注入与技术溢出，在带给后发地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更引入了先进的管理与品牌理念等非物质生产力，构成优化要素区际配置、缩小区域级差和升级产业竞争力的推动方式。

三、深圳水务企业异地兼并的实证分析

深圳水务企业是承担深圳本地90%以上市政供排水业务的公用设施运营商，自2004年起，成立控股70%的对外水务投资专营子公司，成功投资18个异地水务项目，兼并收购的资本运作遍及7省14市。对外拓展令企业2006年全国市场占有率迅速跃升至3%以上，使其用不到2年时间市场份额增幅超过1倍，完成了单靠本地业务难以达到的跨跃式发展。截至2008年末，深圳水务企业以参股控股和特许经营权竞争的主要投资项目见表1。

深圳水务企业跨区域兼并极大地促进经营绩效提升，仅2006年总资产规模产生近30%的复合增长。异地并购项目经营状况前后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表2数据显示，跨区域兼并令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益指标快速上升。

实施跨区域兼并战略4年来，区外投资项目运营规模所占比重迅速增长，直接逼近母公司用近50年才发展起来的深圳本地业务。本、外地经营规模指标对比分析如表3所示。

表3数据表明，异地水务经营为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提升所贡献的份额日益增大。实际至2009年，继注资控股整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水务资源后，企业集团总经营规模骤然跃居全国第一位。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演进的轨迹显示，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的发展模式成为公用企业快速成长的主导力量。

借助资本输出通道，在异地投资项目推进了从“输血计划”到培植“造血功能”的发展方略，深圳母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迅速转化成异地项目自身的竞争优势，令其生产运行绩效发生显著改变：江苏常州项目被国家建设部列为全国公用事业运营体制改革示范典型，并购运营后单位水处理成本降低20%；江西九江水务并购后有效减少产销差率，2006年8月单月降低管网水量漏损248.61米3，时，较前一年同期增长51.5倍：2004年河南焦作水务产权投资项目并购后首年即实现扭亏为盈，在供水量下降142万立方米的情况下，售水量反增60万立方米，实现销售收入6097万元，利润986万元，经营效益大幅增长。

四、结论与启示

跨区域范文篇2

论文摘要：马歇尔“建设性竞争和联合形式优越论”启示了一个要素市场化方向：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兼并整合市场，区际割据向规模集中的业态演进过程，要素流动形成溢出效应同时产生累积强化机能。运用绩效模型分析与深圳水务业实证表明，跨区域兼并是激发公用事业生产力集约潜能，增进公共服务协同化合意的市场化路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引入有效竞争机制，使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溶以实现市场绩效优化。

我国公用事业运行体制变革的根本出路，应当是一种引入有效竞争机制的市场导向式改革。具体机制设计的困难在于，竞争与垄断这组对立因素如何统一在同一经济系统内，既要充分利用公用事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又要发挥竞争机制对推动企业和产业绩效改进的激励作用。这一两难选择也反映在“马歇尔冲突”上，核心是找出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之间合理均衡的适度边界，以使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最优化。

以自然垄断和经济规制理论变迁的视角审视，面对真实世界从“市场失灵”到“规制失灵”，理性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昭示，效率与福利改进单纯依靠政府管制手段，仍会带来权力寻租、规制俘获和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公用事业市场化问题本身是复杂的经济范畴，它包涵自然垄断与竞争机制、经济效率与公共福利等冲突。公用事业的发展、产业绩效的提升包括普遍服务等福利目标的实现，客观上离不开竞争的促进作用。于是，竞争治理模式就演化为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创新思路。当前我国公用事业基本现状是市场化程度低，生产经营高度行政化，缺乏制度化的激励约束，条块分割属地垄断，管辖壁垒阻隔，要素流动受限，地区发展差异大，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产品与服务水平参差，产业总体运行绩效有待优化。由此论证指出，基于要素市场化路径的竞争治理模式，分散割据的公用企业通过兼并，组建大规模集中化公用事业集团，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资本运作整合市场，形成横向一体化的空间并置结构，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跨国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对打破产业行政垄断，提升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福利目标，有持续的促进作用。

一、要素市场化与有效竞争：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理论逻辑

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主要是由规模经济性决定的，克拉克森（1982）以规模经济来描述自然垄断特征：生产函数呈规模收益递增，一家厂商大规模生产与几家较小规模的厂商同时生产相较，更能有效利用资源。新福利经济学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进一步拓展了自然垄断理论：垄断不一定破坏市场的竞争特性，潜在竞争的可能性会自动促使原有自然垄断企业消除生产和管理的低效率，从而依靠潜在竞争力量可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按照鲍莫尔（1982）进退无障碍理论的具体阐析，若市场中存在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必然迫使在位厂商努力降低成本、增加技术创新、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效率，从而在改变市场结构的同时，也影响了经济运行的绩效。一个可行和有效率的竞争思想始于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概念，继后，哈佛学派基于结构主义思想分析了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对市场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有效竞争理论。其中梅森归纳了有效竞争的“市场效果基准”：市场上存在着不断改进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压力；生产集中在最有效率的规模单位下进行；不存在资源浪费现象。总之，公用事业引入竞争机制，不宜选择产品与服务市场化模式，摧毁植根于规模效益的垄断结构基础，产品市场过度、无序的多头竞争，带来更多的是重复建设的配置低效率。合乎资源合理利用和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竞争，应当是一种保持垄断效率优势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它具有上述潜在竞争的绩效特质。

自然垄断原理揭示，公用企业在同一地区市场垄断独营有天然合理性，事实上理论的拓展，垄断集中还可以向整个行业市场辐射。以产业的现实需求来考察，我国公用事业行政割据式的运行体制，限制了要素流动，阻碍了管理与技术溢出，抑制了产业发展动力。按照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能够突破区域的静态比较优势，但客观形成的市场分割扭曲价格，排斥竞争，阻碍产业集中，抑制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于是，系统区际分割的负效应，就构成公用企业突破区域壁垒兼并市场的根本动力。产业规模集中的内在发展要求，则与公用事业垄断经营效率最优原理相吻合。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内化成公用企业自我膨胀的规模增长需求，并在受限空间约束下，诱发区域外扩张的持续动力。基于马歇尔“建设性的竞争和联合形式的优越性”的逻辑，公用事业体现激励规制的市场化路径，是一种竞争治理导向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关键要打破现有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分割运行的体制制约，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构建规模集中化的产业兼并整合格局。跨区域兼并过程，将过度分散的生产能力集中起来进行优化重组，为产业内注入普遍的竞争生机同时还有压力，形成利益约束机制，激活生产要素潜能，极大地推动我国公用事业从经济积累向经济集中快速跨越。在这一层意义上，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取得逻辑的契合。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公用事业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与价格调节机制，并不能自动引向配置效率，规制的逻辑支点在于纠正和改善“市场失灵”：调节垄断运行的适度边界、管制垄断价格、配置一个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由此，规制的内涵与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动机就关联在一起：规制的原因正是改革的目的－－如何保持和发展自然垄断的禀赋优势；规制手段与改革路径相叠合－－同时指向市场进入与价格限制。前一个问题，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因是收益递增效应，市场、技术及其他使报酬递增的因素在规模上是通过区域或地方的经济集聚过程形成的。基于效益与经营规模的正相关性，公用企业开辟新市场，扩大经营份额，驱动规模扩张战略，通过异地同业兼并的横向一体化，在不同区域之间整合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重置集中型产业结构，有助于资源优化组合与竞争力升级。后一个问题，按照德姆塞茨关于规制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可允许在“合同”期内供给商品或服务的排他性权力进行竞价，对于公用事业来说，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特许经营权竞标机制的同义语。

事实上，跨区域兼并在实现的技术手段上，总是与形式各样的资本运作（如产权并购、BOT、TOT等）密切关联，而资本运作无疑是典型的要素市场化方式。由此推演，公用事业惟有依靠要素市场化方式才能绕开辖地割据的垄断封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断，竞争的结果是引起经济集中。于是，跨区域兼并导向的规模集中，蕴涵了要素市场化对地区间进入壁垒的迂回策略，自然也是公用事业实现有效竞争的合意选择。

二、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分析

在此，运用绩效模型对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进行分析。

（一）大规模一体化兼并整合对效益的改进作用

在区际兼并一收购一运营的发展模式下，地区性企业逐渐蜕变成跨区域紧密型连锁的公用事业集团。企业集团市场控制力不断强化，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逐渐显现：随着生产的扩大，一方面大型组织对生产原料的市场议价能力增强，另一方面，物资、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更易于通过系统内部关联组织之间非交易的调配方式来合理利用，从而更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同时大型企业研发（R&D）投入更充足，有利于组织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良性循环机制下，技术、管理、服务等核心竞争力螺旋式上升，市场占有率最大化的现代企业目标实现能力日益增强，从而垄断型企业“开辟新市场”的空间扩张，形成组织管理的熊彼特式“创新生产力”。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增进效益的分析如图一所示。

公用行业（水、电、气等）强自然垄断性质决定边际成本MC曲线位于平均成本AC曲线下方，且趋势随产量Q增大渐向AC收敛，又因公用产品是生产生活消费必须品，存在一个区域市场最低刚性需求量QL，随价格P升高，Q反向变动降至某个特定QL值后维持在QL水平，需求曲线如图一中d-d-AR（平均收益）所示，边际收益MR线在其下方。社会福利极大化下由MC=MR决定最优值P1与Q1，这时市场价格P若与企业生产成本相等，即Q1对应AC曲线C1=P时，企业处于盈亏平衡临界，而P1>C1，故企业此时赢利为（P1-C1）xQ1。当公用企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扩大生产规模，随地区市场扩大新的总需求也随之同步递增，d-d-AR、MR曲线向右平移至d’-d’-AR’、MR’，QL相应扩大至QL’。同理，区域扩张后新的盈亏平衡临界点为P’=Cl’，新的赢利为（Pl’-Cl’）xQl’（见图中阴影部分）。由于（Pl’-Cl’>（P1-C1），可见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具有效益递增效应。

（二）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激励传导机制及其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生产要素区际流动的经济分析认为，区域要素流动的经济目标在于提高区域内现有资源的利用水平；更有效地在区域内各种用途间分配资源，实现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区域内最佳增长：在区域间有效地再分配生产要素。伊萨德的区位和空间经济理论指出，特定行业联合体结构的关联延伸的广泛性超越了区域边界，关键要从生产成本差异来考察空间并置的经济性。公用事业以一种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实施产业兼并，在市场整合的目标价值链终端，随资本输出，品牌优势的扩展，管理与技术的溢出，能够加速承接地企业价值增殖和观念、制度更新。在此进程中，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信息资源等在输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共享互通，有效地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等“软实力”的提升，形成一种激励传导机制，以先进带动后进，运用制度复制等运营机制一体化的技术手段缩小成本差异，促使后发地区技术、管理和服务升级。要素区际流动派生的结果，促进了公用事业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并最终催化出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机能。这种“区内垄断+区际经营权竞争”的产业组织形态其激励传导一反馈作用的运行机理如图二所示。

公用企业区际兼并的竞争力显然取决于品牌与规模优势，区际经营权竞争实质是品牌的竞争。根据图二分析，随着企业滚动式发展，品牌与规模优势在再扩张中又得以提升，并通过循环累积过程形成自我强化机制。这种市场控制力的递次增强，使企业不断获得“追加的”竞争优势，助力新一轮经营权争夺占据先机，形成“马太效应”。在品牌等核心竞争力输出的持续动机下，集团化、规模化发展的内生需求不断衍生一传导组织管理与技术升级的激励功能。

（三）跨区域兼并下产业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

跨区域兼并的要素市场化路径，为资本运动开辟了道路，公用事业以产权并购重组，或直接投资建设，收购厂、网，获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包含了资本实现转移、扩散与辐射功能的全部行程。外部新市场的开辟产生收益增长杠杆效应，使资本输出企业获得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资源和市场需求.激发自身不断提升品牌运营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动力，形成“创新增产力”。随着经营辐射范围的延伸，企业品牌影响力等无形资产获得增值，而市场控制力的提升又催生产权工具更强大的渗透功能。同业异地参股控股方式客观上放大了企业资产功能，提高了行业内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促进企业集团做大做强，推动跨越式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公用事业资本化运营的绩效源于它更能与市政基础设施产业集约化发展趋向相契合。

资本要素注入激活了承接地公用行业的沉淀资产，推动了当地厂、网设施扩容和技改等固定资产更新步伐，实际促进了当地企业资产价值增殖。产权链的延伸同时将资本输出企业的利益链接到当地关联企业中，构成利益紧密结合的“共生关系”，从而激励相容的动力传递机制，促使其自发将最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技术优势带到当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承接地公用行业服务升级，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软、硬实力差距。同时，资本输出企业在国内外业界影响力、市场投资运作经验的先发比较优势，还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渠道和业务资源，在单个地区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约束下，诱发承接地企业自我发展张力，衍生另一层级的开辟新市场的扩张需求，有助于后发地区在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层次梯度（如县、镇一级）的市场角逐中提升竞争能力，加速扩散次生同业市场控制网络。

总之，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规模集中化伴生的绩效激励在传导一反馈机制的影响作用下交替推进，最终导向一种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跨区域兼并带来资本要素流动，形成各向同性的价值增殖：一方面，规模扩张激发集约潜能，原料、设备批量采购和同业互通更有利于合理节约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素注入与技术溢出，在带给后发地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更引入了先进的管理与品牌理念等非物质生产力，构成优化要素区际配置、缩小区域级差和升级产业竞争力的推动方式。

三、深圳水务企业异地兼并的实证分析

深圳水务企业是承担深圳本地90%以上市政供排水业务的公用设施运营商，自2004年起，成立控股70%的对外水务投资专营子公司，成功投资18个异地水务项目，兼并收购的资本运作遍及7省14市。对外拓展令企业2006年全国市场占有率迅速跃升至3%以上，使其用不到2年时间市场份额增幅超过1倍，完成了单靠本地业务难以达到的跨跃式发展。截至2008年末，深圳水务企业以参股控股和特许经营权竞争的主要投资项目见表1。

深圳水务企业跨区域兼并极大地促进经营绩效提升，仅2006年总资产规模产生近30%的复合增长。异地并购项目经营状况前后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表2数据显示，跨区域兼并令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益指标快速上升。

实施跨区域兼并战略4年来，区外投资项目运营规模所占比重迅速增长，直接逼近母公司用近50年才发展起来的深圳本地业务。本、外地经营规模指标对比分析如表3所示。

表3数据表明，异地水务经营为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提升所贡献的份额日益增大。实际至2009年，继注资控股整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水务资源后，企业集团总经营规模骤然跃居全国第一位。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演进的轨迹显示，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的发展模式成为公用企业快速成长的主导力量。

借助资本输出通道，在异地投资项目推进了从“输血计划”到培植“造血功能”的发展方略，深圳母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迅速转化成异地项目自身的竞争优势，令其生产运行绩效发生显著改变：江苏常州项目被国家建设部列为全国公用事业运营体制改革示范典型，并购运营后单位水处理成本降低20%；江西九江水务并购后有效减少产销差率，2006年8月单月降低管网水量漏损248.61米3，时，较前一年同期增长51.5倍：2004年河南焦作水务产权投资项目并购后首年即实现扭亏为盈，在供水量下降142万立方米的情况下，售水量反增60万立方米，实现销售收入6097万元，利润986万元，经营效益大幅增长。

四、结论与启示

跨区域范文篇3

关键词媒体竞争地方媒体媒体重组

由于国际新闻传播媒体事实上的介入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新闻传播界长期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传播区域划分和传播项目划分正在被突破。原来受不同级别、不同区域的严格行政保护的媒体正在逐步失去“大锅饭”的优势，原来各自拥有的大小不等而又带有垄断性质的传播市场正在被瓦解。几乎在全国所有的新闻传播市场上都或明或暗地涌动着资源重组、市场重组、媒介重粗、力量重组的浪潮。原有的单一品种、单一市场的媒体已经显得势单力薄，不足以抗击风云突变的市场经济和境内外强势媒体的冲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广州日报》率先进行的多种媒介、跨行业、跨区域经营的改革正在向全国扩展。到2001年，全国已经有正式批准挂牌的报业集团26家，广播电视集团7家，出版集团8家。还有些媒体虽然没有正式获准建立集团，但也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进行了媒体重组和资产重组。在1999年中办30号文件下发以后，一些有实力、有扩张打算的媒体借机收编、整合了媒体界一批有市场、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媒体及其优良资产，搭起了组建集团所必需的架子。有些媒体集团还采用借壳上市等合法的手段，完成了经营项目的多元化改造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扩展。如成都商报（博瑞传播），上海广电集团（东方明珠），湖南广播电视集团（电广传媒），中国计算机报（赛迪传媒），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歌华有线），甚至连一向严肃、严谨的国家权威媒体也开始染指资本市场，如人民日报（燃气股份），中央电视台（中视股份）。这大大小小的媒体集团虽然规模不同、特色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没有一家停留在原来单一媒体、单一项目、单一区域经营的阶段，都开始了向其他媒体、其他行业和其他区域的扩张与渗透。广州日报报业集团2000年的销售总收入为23亿多，而广告的实际总收入为12亿多，其余的近12亿则来自于其它经营项目的收入。由此反映了媒体经营的扩张性优势。①大家都看好我国媒体市场的良好前景，因为它被压抑的太久，存储的能量也就太大，只要发掘有方，将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和可观的财富，因而有人将媒体经营称为我国的“最后一个暴利行业”。陈力丹教授说，“在中国，传媒是比西方国家的传媒更有暴利可图的领域”。陈力丹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北京晚报的一段话说，“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每一个板块的松动和改变都将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遇。现在，这个机遇终于指向一个传统上最为敏感的行业和一个现实中最为敏感的市场的结缘，媒介产业与资本的结缘。”②因为这种结缘所表现出的有良好前景的商机，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金也对媒体的跨行业、跨区域经营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一向为国有资本和媒体自有资本（其实这种媒体自有资本仍然是国有资本的一部分）垄断的媒体业开始具有不同性质的资本背景。“早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中美合资的《计算机世界》，以后又出现了浙江《金华日报》的股份制，出现了《精品购物指南》和《购物导报》这种个人集资、集体创办子报的模式，出现了国有企业与报纸联姻的《华商报》模式，出现了采编经营分离，上市公司投资集团子报，买断9年经营权的《名牌时报》模式，出现了证券研究公司投资异地办报的《财经时报》模式，出现了民营企业介入报纸经营的《中外合作新报》模式。”③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受到投资者的关注是好事，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最紧缺的是资金，减少行政管制对市场的分割，放开之后传媒产业的竞争会加剧，竞争的结果是跨媒体、跨地域的传媒集团必然会出现。”④

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那些实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媒体集团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文化相对进步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分别集中了多家媒体集团，形成了现阶段媒体集团竞争的重点市场。在有的地方，现有媒体集团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本地传播市场的分割，几大媒体集团至少在表面上进入了各行其是、和平共处的发展阶段。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在当前各地行政保护和行政干预仍然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美国那种“一城一报”，一家媒体独占天下的局面不大可能出现，在媒体所在地的市场瓜分也就适可而止了。然而无论是媒体的所有者（在目前我国媒体的真正所有者其实是国家及其政府，媒体的直接掌握者只不过是奉命管理。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民营报纸”，也都有一个正式的挂靠单位）还是看好媒体产业的投资者都不会满足于停留在本地小市场小规模运作的水平上。加速资金的周转，扩大投资的回报是他们追求的重要目标。跨媒体经营、跨行业经营和跨区域经营就成为这些媒体集团的必然选择。众多国际性媒体集团跨国跨行业的成功运作给我国一些有实力的媒体集团带来了利好消息，同时也对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在目前我国媒体集团的资金实力、技术实力、经营管理实力和人才实力都还无法同国际性的媒体集团相抗衡，也无法很快在国际新闻传播市场上赢得自己理想的份额，自然就将目光首先投向了自己熟悉的国内新闻传播市场。尽管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细微差别，但几十年的大一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所形成的新闻传播市场却有高度的相同之处，无论在自己所处的行政区域内还是在其他的区域内进行新闻媒体的运作，对我国有实力的媒体集团而言并无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本质差异，实际上跟在自己家门口的运作基本一样。更何况这些有实力的媒体集团挟资金、技术的优势，一出手就具有压倒地方性小媒体的优势。对广大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实力都极其脆弱的地方媒体而言，目前就面临着实力雄厚的媒体集团扩张的压力。据有关的报道和消息，国内已经有一些媒体集团进行了异地经营的尝试，虽然不是个个成功，但已经摸索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为下一步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珠江三角形和其他地方开办连锁经营，电广传媒在北京投资媒体。成都商报在昆明发展。沈阳日报报业集团在大连办了《半岛都市报》，大众日报报业集团在青岛办了《半岛晨报》，人民日报创办华东版、华南版，他们的这些子报又在筹办一些区域性的地方报纸。就连一些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有一定实力的媒体，也已经开始了跨区域经营的尝试，如《兰州晨报》在河西走廊地区创办了《河西晨报》，短短时间内其发行量和影响力直逼当地传统媒体，引起了当地党政机关领导人和当地媒体的特别关注。

现代新闻传播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即品牌形象是其扩张并占领市场的基本条件。而有实力的媒体集团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具备了进入新市场的先天优势。即使品牌形象力在新区域内还不够强大，凭借已有的实力也能迅速壮大。“由于传媒业作为‘影响力经济’的自身性质，品牌建设往往容易‘速成’。据摩根斯坦利（券商）1998年报告指出，在对11种产业建立世界级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所需年限而做的统计中，大众传媒业所需年限为8年，远远快于其他行业。在传媒业还不发达的中国，大众媒体只需要2年左右就能建立起区域或行业优势。”⑤从国内近几年来获得成功的新的媒体来看，在2-3年内由白手起家一跃而成为当地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媒体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新建立的媒体只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就迅速超过甚至打垮了传统的老牌媒体。在历史上曾经赫赫有名的一些老牌媒体面对小弟弟的挑战却显得老态龙钟、不堪一击，其中的原因令人深思。在未来的跨区域竞争中，这些有实力的媒体集团所面对的主要仍然是各地的老牌媒体，已经积累了丰富扩张经验的媒体集团自然充满信心。

目前深深困扰各地方媒体发展的资金问题，是有实力媒体集团面对竞争对手时的又一大优势。许多地方性媒体现在普遍因为资金问题而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甚至连勉强维持都成问题。那些有实力的媒体集团却可以在竞争中投入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资金，并迅速得到可观的回报。喻国明教授认为，“市场份额集中于强势媒体，会加高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建立起市场进入的资金壁垒，可能将小媒体逼到绝路。换言之，由于媒体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趋势，使进入媒体产业的资金‘门槛’在迅速加高。以北京为例，1998年《北京晨报》创刊时，仅以1500万的资金就成功地占据了北京报业第三的位置，而仅仅两年后，当《京华时报》要想达成这一市场目标时的资金‘门槛’就已经升到了5000万左右。据估计，未来1－2年内，试图进入北京主流报业市场的资金门槛会进一步提升至1亿以上的水平。”⑥“目前，在广州新办一张日报，可能需要5000万投资。没有双面彩印，没有32版以上，就难以在零售市场立足。”⑦如此高额的投资所取得的收益也是令人鼓舞。《兰州晨报》1997年创刊时的投资是600万元，当年收支平衡，2001年时广告总收入已经达到4000多万元，上交纯利润800万元。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影响力都已同当地的老牌媒体不相上下。就在这前后几年的都市报热潮中其他城市所创办的一批同类报纸或电台电视台，情况也大体如此。而且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兴媒体经济收益更加显著，回收周期也更短。《北京青年报》从1990年到2001年，12年时间广告收入由20万元飙升到6.4亿元。而2000年10月创办的《北京娱乐信报》则宣称，第一年广告额达到2000元，第二年达到4000万元。⑧在我国众多经济不够发达地区的省会一级城市，如有强势媒体筹集1000-3000万元的资金进入市场创办新媒体，辅之以先进的经营手段，在短期内就有可能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甚至有可能超过当地主流媒体而成为当地受众的首选媒体。而在地区（市）一级的城市，则使用1000万元以内的资金就可以达到这一目标。根据各地的情况来看，目前地方对外来媒体的抵触还主要局限于政治上的考虑，很警惕外来媒体干涉本地区的“内政”，特别反感外地媒体对本地的“负面报道”，在许多地方先后出现了因外地报纸批评当地的人或事而报纸被没收或被人“买断”的情况，有的干脆由领导机关出面下令禁止发售。对目前尚未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或没有直接在当地办媒体的外地媒体可以用这种方法起到一时的堵截作用，而如果有一天人家在自己的家门口埋锅做饭，成了家门口不走的客人，那么就无法永远堵截了。况且，外来媒体今后是以资金作为进入地方区域传播市场的后盾的，凭借资金优势可以迅速吸纳、整合所进入地区的媒介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进而会很快地适应本地文化，并在为本地受众服务的旗号下开展传播活动，进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到本地受众的认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取本地主流媒介而代之。对国家来说，这是媒体资源、传播市场资源重新整合、重新配置的正常现象，还有利于传播资源的充分开发与利用，而对地方来说，则失去了最了解本地情况和本地群众的媒体，失去了长期占有的传播资源优势。说严重一些，还可能因此而失去了本地文化的旗帜，失去了群众对本地文化的信心和自豪。如何应对外来媒体的进入，如何扩大本地媒体在当地的实际影响力，如何保持地方媒体在本地的优势，现在是众多地方媒体的管理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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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媒体要珍惜、保护、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巩固并扩大在本地受众心目中的独特地位。地方媒体的主流是党报（台），一直是作为当地党委和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理的，不能有超出当地管理部门规定范围的“小动作”，因此并没有树立自己品牌的意识和行动。加之人员更迭的频繁，也缺乏一以贯之的品牌打造、维护、提升思路，品牌资源的优势没有被充分重视和利用。我国现存的地方新闻媒体一般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也都有过曾经的辉煌，有的媒体还曾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新闻传播市场的竞争局面形成以后，地方媒体由于受制于各方面的因素无法尽快进入全新的运行轨道和模式之中，它们中的大多数落伍了，将自己原有的宝贵市场资源让给了外来的新闻信息制品和其他非新闻类的信息制品，在许多地方的报刊零售摊点上难觅本地代表性媒体的影子，自然也就无法及时了解本地社会发展的最新信息（在许多省会城市的报摊上根本找不到本省的代表性党报，而报纸的“报摊表现”已经成为目前衡量一家报纸社会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指标）。有的地方报纸在受众心目中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在群众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有人以传统的“主流媒体”作为信息的来源。这些媒体萎缩成了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光荣榜”、“功劳簿”，或只是本地党政首长出头露面的“政治晴雨表”。对本地的社会生活缺乏实质性的监督、干预力量。一个缺乏品牌影响力的、不被人们提起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至少可以说失去了同群众之间进行劳动交换的价值。面对目前外来媒体随时可能进入的现实，如果还想在自己传统的“领地”中生存下去，应迅速改变这种现状。办法其实不复杂，关键是还新闻传播媒体的本来面目，恢复媒体在社会生活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在管理体制方面，尽量减少地方官员对媒体的无端干涉和无理要求，给媒体工作者以最大的传播自主权，严格按照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开展工作；在传播内容方面，尽量减少那些程序性的、表面化的、无实际意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常规性的会议、领导人的事务性活动等，完全可以不出现在日常的报道中，尤其是没有必要在本地的所有媒体上同时出现，令老百姓大倒胃口。认真总结、学习解放初期我国党报媒体为群众服务并赢得老百姓喜爱的经验，以加大信息量的切实行动恢复地方媒体的形象。在十多年来，有些传统地方媒体的努力是获得了极大成功的，如《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它们地方性媒体的“出身”迄今并无变化，而谁也无法否认它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形象影响力。

地方媒体要珍惜并充分利用自己在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特色文化等领域的优势，打好特色牌，以此作为同外来媒体竞争的“杀手锏”，也就是所谓的“错位竞争”、“差异竞争”。⑨不管外来媒体有多大的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在进入的初期它们同地方的受众之间总有一种天然的隔膜。特别是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领域中，外来人和外来势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优势。地方媒体在几十年的传播实践中积累了对本地文化的深刻认识成果，对本地的受众有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了解，最容易同他们达成交流的默契。像《北京晚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等在外地人看来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报纸，在当地却有着巨大而稳定的市场，与他们对当地文化的深刻了解和准确把握是分不开的。在现代新闻传播媒体已经极其发达的情况下，地方性媒体要想在国际国内重大新闻方面同全国性媒体进行全方位的抗衡困难是很大的，而在区域性新闻信息和其他内容的传播上地方媒体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当然，对地方特色的挖掘要注意出新，不能老在那些老掉牙的题材上做老掉牙的文章。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方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受众对本地的变化和虽未变化但已经赋予新意义的事物未必都清楚，对本地文化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成果未必都了解，在这些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事情上做文章，自然可以拉近同他们之间的距离，完成地方媒体创新的过程。

地方媒体要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凝聚本地的受众注意力资源和文化生产力资源，占据本地文化产品生产中心的位置。江潜认为，“报纸是社会众生相的反映，报纸需要向社会树立自己的形象，处处向公众表明它的存在，报纸不仅仅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让公众从中读到自己的生活，报纸也是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催化剂。”⑩江潜在考察日本报业成功的经验时对日本报纸在组织开展特色文化活动获取读者认同的情况深有感触。其实我国许多成功的媒体在充任当地文化旗手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媒体所拥有的资源中最有价值和特色的是文化舆论阵地资源，这种资源又是广大社会个体和非媒体的其他社会团体十分垂涎而又无法获得的，如果善于利用，将极大地提高媒体在地方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一些城市的都市类报纸都分别有一些形式、内容不同的社会性活动，形成了以本报读者为核心并辐射全社会的新的文化群体。有些媒体着力于为受众的服务，解决他们从思想到生活的各种问题，扮演了老百姓的知心朋友的角色。如《华西都市报》，“他们策划的‘四川名牌黄金之路大行动’。组织‘四川企业竞标团’和‘四川企业竞标观摩团’进京，冲刺中央电视台广告黄金段位招标，并将其作为新闻进行连续报道，结果企业与报纸双双扬名获利，企业打开了销路，报纸得到了广告。以后，他们又策划了‘四川企业借脑工程’等，都获得了巨大效益。”⑾目前在我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内地经济不够发达地区的城市中，由媒体出面组织社会性的文化活动和服务活动的还不多见，如能早下手，会在外来媒体进入之前抢占一部分传播市场。许多强势媒体采取的同企事业单位联合开展社会性服务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作法也很值得学习，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媒体为社会各类企事业单位服务的要求，也能解决媒体开展社会活动时的经费困难。

地方媒体要及早动手稳定并扩大自己的专业传播者队伍，在同外来媒体的人才竞争中占先手。外来媒体进入新的地方以后最终要完成媒体的本地化过程，成为由“外人”控制而又在本地运行，但又是“外人”获利的手段。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是完成媒体本地化的有效手段。外来媒体的品牌优势和资金、技术优势都可能对当地的优秀传播人才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在《京华时报》的业务骨干中，就有《南方都市报》等知名媒体的得力干将。⑿而各级地方新闻媒体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和沉淀，都聚集了当地最优秀的专业传播人才。特别是在党报系列的地方媒体中，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下，集中配备了最优秀的专业人才。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一部分流失了，但其中的大多数还滞留在原有媒体中，他们自然成为外来媒体猎取的重点目标。目前新创办的媒体都已经学会了外资企业的做法，即用高薪挖当地媒体最优秀的人才。表面上看他们付出了比本地媒体高得多的报酬，是人尽其才的，但他们没有承担人才培养的任何费用和风险，所以他们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获，获得了同传统媒体竞争时的先天优势。对传统媒体来说，如果优秀人才不稳定，那么在同外来媒体的竞争中地方媒体就会遭受釜底抽薪般的打击，甚至连参赛资格都没有了。在我国其他行业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人在时不重视，人走了才发现是宝贝的情况，应引起地方媒体管理者的警惕。况且，随着分配制度的改革和人事管理制度的松动，传统主流媒体原有的政治地位优势、稳定收入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以党报为核心的地方媒体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如不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地方新闻媒体的队伍将很难稳定。

地方媒体特别是传统的“主流媒体”要尽快放下架子——主流、大报大台的架子，也尽快放下包袱——体制限制、性质限制的包袱，将自己放在同其他媒体相同的起跑线上参与公平竞争。地方媒体的内容要彻底向老百姓靠拢，成为老百姓的知心朋友。如果基层的新闻媒体也对老百姓打官腔，那么我国各族人民就很难得到优质的新闻传播服务了。目前地方新闻媒体要在本地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尚要维持内容的“小而全”。同大城市的受众相比，地方媒体的受众还停留在每天买（或订）一份报纸的水平，总希望通过一张报纸了解从国际到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新闻信息，办报人就要从这种实际出发。喻国明教授认为，“多项读者调查表明，读者阅读报纸有一种强烈的复合化的阅读需求，即要求一张报纸尽可能全方位地得到信息的满足──这在自费读者那里尤其是这样。办报有多种模式，但‘一报在手，通晓天下’的办报模式是一切想成为综合性主流大报的基本办报模式。”⒀对外来媒体说，进入地方以后的优势是在全国性、世界性新闻信息方面，而对地方媒体而言，网络媒体的进步和其他通讯手段的发达同样可以及时得到基本的国内外重要新闻，在地方新闻信息方面的优势就不是外来媒体可以轻易得到的了。

政策越来越宽松、舞台越来越大，只要找准路子，致力于增强实力，地方性的媒体同样是大有可为的。

注释：

①陆小华：《整合传媒》，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73页。

②转引自：陈力丹《关于媒体资本的几个问题》，见中国新闻传播评论网站《力丹作学问》专栏。

③孙燕君：《报业中国》，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333页。

④⑤⑥喻国明：《对于我国媒体产业现实发展状况的基本判断》，见《传媒学术网-专家论坛》02/02/22。

⑦同①第77页。

⑧⑨同③第75、101、56页。

⑩江潜：《报业王国启示录》，见新传播资讯网站，2001年5月27日。

⑾同③第127页。

跨区域范文篇4

关键词:京津冀;远程教育;合作;试点;区域经济

一、京津冀远程教育基层分校跨区域合作背景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认，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1］。2016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明确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部“协奏曲”，各地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协同意识和服务意识，主动融入到区域协同发展之中，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在协同联动中确保目标实现。具体到远程教育发展领域，2016年12月2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地域文化生态的’京津冀’远程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研究”在北京开放大学开题。这也为突破行政区域限制的远程教育跨省市区域合作与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以基层分校延庆开放大学分校为试点，以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寻找区域共同社会服务导向，满足区域产业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形成适应延庆区和张家口地域经济发展需要的远程教育教学及学习支持服务体系，为区域经济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持服务。延庆区与河北省张家口市曾经所属、现为近邻;历史同一性，造就文化的高度相似;地缘相接，生态文化基点相同;人缘相亲，生态环境一致，定位相同，在京津冀经济区域发展过程中区域产业相似，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的推进，进一步印证了远程教育的区域合作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具有战略的前瞻性。北京开放大学延庆分校和张家口广播电视大学的合作办学具有区位优越、地域相近、地缘相亲，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基础优势和良好条件。

二、延庆开放大学分校、张家口广播电视大学合作的可能性

(一)成功的实践经验为跨区域合作导航。“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合作行政化、制度化，达成了高等教育专家资源共享、仪器设施共享、高校图书联盟、学分互认等七项协议，2012年苏浙沪《长三角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专业负责人交流挂职框架协议》使其职业教育合作进一步深化;“泛珠三角”2006年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区域内教研、教学工作开始交流合作，行政人员及师生互访进一步展开区域教育合作;2018年7月20日，江浙沪皖开放大学(电大)将探索建立长三角开放教育联盟，为区域远程教育合作与发展首开先河，区域远程教育的合作办学进入实质性的改革探索阶段。京津冀作为三大经济圈之一，其改革也势在必行。(二)区域发展定位相同，发展目标一致。同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水源和生态涵养区，同时又共同承办冬奥会，既有相同的经济发展定位，同时发展目标一致。同为生态涵养区，是京津冀区域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资源保障地，共同提升生态涵养功能，富民就业发展延庆区和张家口经济的一个重要渠道［2］。远程教育就是为当地提供及时、到位的人才培养，提供社会教育服务并实现远程教育的社会服务价值。以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为根本，培养专业性强的应用型人才服务于具体的社会工作岗位，从而完成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友好型产业，并积极引入总部经济推动高端产业发展，推动城市公用设施和服务向生态涵养发展区延伸，促进生态特色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发展。(三)区域合作的需求。延张两地存在区域差异，可以形成优势互补。张家口市人口众多，生源充沛。但是分校师资力量较弱，边远地区缺少师资甚至有的县没有教学点和工作站，河北广大农村地区及大量的环京津贫困带中低层次劳动人口需要有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保证，学习需求多、学历提升空间大。同时，张家口地域广阔，所辖区域的分校及教学点的设置少、人员配置相对不足;延庆开放大学分校凭借多年办学经验、积累的师资库能够满足区域内的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老年教育等多种市民需要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在持续发展中满足当地人民群众多样化学习需求，成长为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

三、京津冀远程教育基层分校跨区域合作路径

教育服务于国家经济战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远程教育为其提供必要的人才与智力支持，准确定位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建设有区域特色的专业［3］。(一)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合力打造区域性专业特色。1.合力提升农村人员素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延庆区成为国家第三批新型城镇化的试点，2016年末全区总户数141501户。其中，农业户71568户。常住人口32．7万人，城镇人口17．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54．1%。农村人口多，但是其改革力度大，新农村的建设成果显著，农村干部培训及农民培训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起步早，经验丰富，提升农村专业人员素质，积极促进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延庆开放大学分校从2004年开始十多年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对于农村干部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的成功经验，使其2009年被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授予北京市远郊区县首个“全国示范性基层电大”荣誉称号;被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评为“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试点优秀教学点、“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项目先进集体［4］。延庆开放大学分校已经为延庆培养了千名农村急需的用得上留得住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幅度提高了延庆广大农村地区干部和专业人员的素质及专业水平。张家口农村面积大，农村城镇化及产业转型升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河北省《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建设明星卫星城镇、生态标志工程、生态脱贫片区等均需延张远程教育(延庆开放大学分校和张家口广播电视大学的简称)在区域发展定位同一性的基础上，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共建共享学科专业，优势互补，谋求共同发展，做到资源互通，取长补短，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2.共建生态涵养区。延庆区和张家口市同属京津冀西北部生态涵养区，有很多共性，共同承担首都水源涵养和生态环境支撑的重要功能，承办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这是延张两地跨区全方位合作的关键时期，也是延张远程教育跨区域合作共同培养地区应用型人才关键的五年。生态涵养区对于工业产业及建筑行业等产生的污染、垃圾等有严格控制，区域缺乏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型产业，应培育支柱型第三产业，利用生态涵养区的优势，借助绿色农业、生态良好大力发展特色民俗旅游、绿色旅游等休闲农业产业，将住宿和餐饮业、休闲和娱乐业大力开发，前景广阔［5］。新兴的产业带动学习需求，培养适应产业需求、适应当地需求的人才已迫在眉睫。改变传统农业，优化现有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京津冀西北部生态涵养区是延张两地区生态资源整合发展的关键地区，需要生态产业领域的相关专业人才，从科技到产业，从技术到管理，从高端人才到普通职工都需要引进和培养，远程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应用型人才的教育，将会提供人才资源支持服务，为区域的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提升延张两地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3.共筑冰雪文化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及北京赛区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这场盛会将会带动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的建设及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借助两地优良的环境资源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也会成为跨区域发展的关键，两地的冰雪场地及蕴含的冰雪文化也将在区域经济建设中获得长足发展。冰雪体育的发展、冰雪文化的传承需要两地合力完成。4.延怀葡萄及葡萄酒文化相互渗透延庆和怀来同属延怀盆地，山水相连、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1958年之前同属一个县。2014年，延庆区举办世界葡萄大会，延庆与张家口市怀来县围绕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共同打造了“延怀河谷”产区品牌，迈出了产业协同发展的第一步，也推动了京津冀跨区域合作的步伐，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提升产业整体品牌形象，提高两地产业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区域协同化、产业一体化、效益高端化［6］。实现两地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整体品牌葡萄及葡萄酒产业的互补发展、提档升级。5.马铃薯产业有待于两地共同发展2015年7月，北京世界马铃薯大会在延庆举行。延庆、张家口达成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延庆依托北京科技和人才优势，以科研、技术及高端人才作为支持，察北地区作为马铃薯产业基地，对于新技术的掌握需要专业的培训，搭建专业构架，充分利用延庆教学资源，为延庆、张家口马铃薯产业发展，区域的合作协同发展相互借力，引领全国薯业发展，成为跨区域支柱产业合作的典范［7］。在京津冀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打破地域之间的政治壁垒，进行深度合作与融合已迫在眉睫。(二)区域人才政策的拉动，跨区域人才发展机制形成。延张两地在13个领域展开政策支持，延张两地将合力建设区域统一市场，将组织实施杰出人才、重点产业领军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及万人创新创业等。跨区域人才共享互动、完善人才公共服务、加强区域协同人才联动等机制将有效减少远程教育跨省市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政策性障碍，进一步促进协同发展的制度安排、学科规划、专业构架、资源建设、平台搭建、模式运行，为区域内各产业发展培养出应用型人才。(三)加快京津冀远程教育联盟建设，完善远程教育发展机制。加快京津冀远程教育联盟建设，加强顶层设计。跨区域的远程教育的合作首先是从某些地区、某些重点专业开始，以此为契机向其他专业辐射，由某个实施合作的试点分校向其他的分校、其他专业辐射，带动同质性高的区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从而促成京津冀远程教育跨区域合作［8］。京津冀三地远程教育发展参差不齐，探索新形势下的远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远程教育发展机制，创新学习制度，建立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与衔接机制，构建市民终身学习“立交桥”。建立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等需要顶层设计、政策支持、体制机制创新等缩小差距，积极为京津冀一体化经济建设服务。探索京津冀远程教育基层分校跨区域合作路径也是以点带面探索区域性远程教育发展的途径，因区域定位一致，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相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任务相同，构建区域性远程教育任务一致，避免同一区域教学资源重复建设，集中优势资源，互补共赢，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及时、到位的人才培养。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重大的经济发展战略，京津冀远程教育合作与发展研究也是这一历史进程中需要探讨研究的课题。京津冀三地政府共同推进的经济合作、产业合作、环境保护联动、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等将远程教育跨省市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课题的实施也提上日程，远程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探寻跨区域合作路径和创新实践模式，区域内远程教育合作以试点基层分校作为突破口，循序渐进推广成功合作经验［9］。延庆开放大学分校与张家口广播电视大学跨区域合作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下进行尝试，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同时有共同的区域特征，跨区域合作是在区域共同发展人才培养的一致性基础上合力打造区域性专业特色，跨区域人才政策的实施也为延张远程教育跨区域合作政策上的突破，为加速京津冀远程教育联盟建设，完善远程教育发展机制提供可参考的政策依据(头条百科，延庆)。基层分校的跨区域合作还有赖于北京开放大学和河北广播电视大学上级单位的进一步合作，不断完善合作制度、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提升合作效率，推进合作发展进行合理化、制度化、规范化，以延庆开放大学分校为试点进行破冰，不断发展，使京津冀远程教育合作成为跨区域合作的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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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伟哲．京津冀职业教育资源差异及合作机制研究［D］．秦皇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2016．

［4］孔永生，王满新，王艳玲．加强区域教育合作，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效益［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24(5)．

［5］郭焕成，王云才．延庆县生态旅游有效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1)．

［6］贺勇．北京延庆与河北张家口签署《马铃薯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马铃薯“种源之都”———京张携手做强薯业［N］．人民日报，2015-07-31(013)．

［7］何仁伟，李茂，景俊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市延庆县发展战略定位研究［J］．中国市场，2015(31)．

［8］长三角区域开放教育工作研讨会在上海召开［EB/OL］．中新网上海，2018-07-12．

跨区域范文篇5

关键词：普惠金融发展　；跨区域经营　；城市商业银行　；金融深化

一、引言

普惠金融作为实现金融包容性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全球特别是我国金融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热点。党的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特别强调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因此，商业银行要牢固树立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职责的普惠金融发展思想（许江，2021）。在当今金融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跨区域设立分支行实现跨区域经营，通过机构扩张带动资产和盈利扩张。根据云南省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云南省批准设立的城市商业银行共有239家，其中总行仅3家，占比1.26%，其余均为分支机构，且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的分支机构正在逐年增加，金融机构地理覆盖面的增加将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王修华等，2016）。然而，由于云南省地处偏远、地形复杂，截至2019年末，全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1.09%，而农村地区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6.1%，农村地区贫困范围大、程度深的问题一直制约着全省普惠金融发展。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的扩张加大了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的不确定性。由于云南省的城市商业银行皆为本土设立的金融机构，其主要通过设立分支机构实现省内跨区域经营。围绕云南省城市商业银行省内跨区域经营，本文将研究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之间的关系，分析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将如何影响普惠金融发展，这对云南省经济金融发展有着一定意义。

二、文献回顾

城市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从而实现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国外学者对城市商业银行等微型金融机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如Culletal（2007）认为，微型金融机构具有双重目标:自身盈利和减少贫困。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微型金融机构普惠绩效及其与传统金融部门发展之间的关系，部分学者发现微型金融机构的有效竞争可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Marquezetal（2002）认为激烈的银行业市场竞争会使借款者需求信息迅速扩散，从而使得商业银行增加对小企业的关系贷款；HartarskaandNadolnyak（2007）根据62个国家114个微型金融机构的面板数据所做的经验研究表明，竞争与扶贫绩效之间正相关。也有研究认为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微型金融机构的普惠绩效下降。如VanrooseandEspallier（2013）研究了微型金融机构社会拓展、财务绩效实现情况与传统金融部门发展的关系，认为微型金融机构在传统金融部门不发达地区发展得更好。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扩张加大了银行间的市场竞争，而竞争又加大了普惠金融发展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文通过规范的实证分析，研究云南省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普惠效应，分析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将如何影响普惠金融发展，为云南省普惠金融提供实证依据，使普惠金融更好地惠及所有人群。笔者发现，在普惠金融研究方面，目前有较多学者从理论与实践角度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及如何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但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普惠金融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有所差异。在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方面，学者们主要从金融机构的收益与风险两个角度来考虑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较少学者研究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普惠效应，特别是基于云南省这样的传统金融不发达地区的研究更是少见。本文基于云南省2009—2019年的统计数据，研究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如何影响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监管的对策建议，为城市商业银行更好地助力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在工业企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大厂商的优势在于：专门机构的使用与革新、采购与销售、专门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分化。”银行的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在适度经营规模范围内，随着商业银行业务规模扩大、支援数量增加、机构网点增加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收益上升的情况。本文将借鉴于久洪（2011）的思路，采用经典的霍特林模型（HotellingModel）分析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与普惠金融发展问题。霍特林模型是由Hotelling（1929）提出，其是寡头市场中企业选择竞争策略的经典模型。在该模型中，产品在物质性能上相同，但由于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不同，导致消费者在消费该产品时产生不同的交通成本。具体假设如下：第一，两银行寡头存在于某一长度为1的线性市场，且消费者均匀分布在该线性市场上；第二，该地区只有城市商业银行A和其他中小银行B，且A和B分别位于地区的两端，两家机构的贷款利率分别为r1和r2；第三，向两家机构寻求贷款的交通成本为距离的线性函数，即tx，其中t为单位距离的交通成本，x为消费者到金融机构A的距离；第四，机构A和B均向消费者提供贷款，贷款的边际成本分别为c1和c2，且0<c1<c2；第五，消费者均有贷款需求。假设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边际成本小于其他中小银行的理由在于，李广子（2014）指出，在中国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商业银行因更靠近中小企业而在信息获取、贷后监督方面更有优势，因此城市商业银行的单笔贷款成本较低。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扩大了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覆盖面，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中相关数据来源于2009—2019年的《云南省金融运行报告》《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金融年鉴》《云南省统计年鉴》以及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均为从官方可得的公开数据。

（二）指标选取与构建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云南省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计算得出，主要步骤如下：首先构建云南省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本文从普惠金融渗透性、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出发，共以9个指标来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分别衡量普惠金融的发展规模、普惠金融具体服务量、普惠金融自身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其中，IFI1、IFI2、IFIy分别代表各指标的实际点到最差点的距离，到最优点的反向距离，平均距离也就是普惠金融指数。2.解释变量。根据已有文献，本文将云南省各时期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数量作为重要解释变量，具体解释变量与相关指标如下表：

（三）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数据特点，本文将依据张正平、杨丹丹（2017）的研究文献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云南省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如何影响普惠金融发展。具体模型如下：其中，IFIy是被解释变量，反映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考虑到某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势必会受到前一年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前期普惠金融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βk表示第k个解释变量X的估计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云南省普惠金融指数

根据普惠金融指数计算公式，带入各指标数据，算得云南省2009—2019年普惠金融指数如下表：从上表数据可得知，从2009年起，云南省普惠金融指数持续增加，从2009年的0.0325增长到2019年的0.5991，增长了17.4倍，说明近11年来，云南省普惠金融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二）回归分析结果

对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分析显示无异常，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相关性，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样本数据是平稳的。因此可以采用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根据上表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引入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后，云南省城市商业银行个数能显著地影响云南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云南省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数量越多，其产品创新能力与风险控制水平越高，向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能力越强，因此，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扩张对普惠金融发展有积极作用。（2）的回归结果显示，交通便利程度对普惠金融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交通状况越好越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3）的回归分析加入人均生产总值作为其中一个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人均生产总值对普惠金融发展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越高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越好，普惠金融目标群体较少，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作用难以凸显。（4）以城镇化率作为解释变量说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如何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然后两者并不显著，可能与指标选取和模型设定有关。（5）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深化程度能够在5%的水平下显著影响普惠金融发展，金融深化程度每提高1%，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增加0.8。以上回归分析显示，云南省城市商业银行个数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普惠金融发展，说明增加金融机构网点数能够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于弱势群体。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剔除城市商业银行个数可能给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银行资产规模（ASC）作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变量，一般情况下，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越多，其资产规模越大，将银行资产规模作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变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将银行资产规模作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变量，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说明以上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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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这一重要方针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是未来十几年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基本目标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等原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区域间发展不协调、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据统计，从*年到*年，东部地区的江苏、山东、广东三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从*亿元、*亿元、*亿元增加到*亿元、*亿元、*9亿元；而西部的青海、宁夏两省区分别从264亿元、*亿元增加到641亿元、707亿元，虽然发展都是很快的，但差距也是明显的。应当看到，区域发展差距是自然、历史、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解决起来具有长期性。同时，区域协调发展也是相对的，不同地区发展条件的差异，有的是可以改变的，有的特别是自然条件是难以改变的，要使各区域经济发展总量大体相等是不现实的。所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能只注重经济总量，还要注重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首先注重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这不仅是应该做到的，而且从国家现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还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这是在认真分析造成区域发展差距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的。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经济总量聚集的地方，也应当是人口相应集中的地方，最终形成经济总量与人口大体协调。而我国情况却与之相反，经济总量大的地区没能吸纳相当比重的人口，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缺少资金、人才，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也相对较少，经济总量比重比较低，而人口比重却大大高于经济所占的比重。例如，2005年，东部比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36％，而人口却只占全国人口的15％；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17．1％，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28％，这就导致区域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地区，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影响了经济增长，结果人均收入的改善也不快。区域间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拉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目前我国每年有1．3亿多农村劳动力其中主要是中西部农村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其赡养的人口依然留在中西部，外出务工人员创造的税收留在东部，成为东部改善公共服务的重要财源，而吸收外来劳动力的地区却不为这些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这些流动人口及其赡养人口应享有的公共服务仍然由其户籍所在地提供，而这些地区由于能创造税收的人口已大量流出，财政状况改善慢，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有限。以上分析表明，促进人口与生产要素、经济布局的区域上的均衡，可以有效缩小不同区域民众的人均收入水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从国家现有经济实力和财力看，也具备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和能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为此，要建立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的的公共财政体系，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使不同区域民众享有比较均等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公共文化的机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良好生活环境。国际经验证明，缩小区域间、城乡间收入差距，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培育更加开放、更有利于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通过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平抑不同地区的工资差异。因此，要创造条件引导中西部劳动力向经济相对集中的地区转移，充分发挥这些地区的人口承载力；引导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通过人口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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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徽商银行的破茧而出,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分行的设立以及东北银行、晋商银行等的筹建,更名之后进行跨区域经营已成为城市商业银行的一种发展趋势且正愈演愈烈。

一、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模式分析

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和监管层态度的逐渐明朗,渴望做大做强的一批城市商业银行在达到监管当局的要求之后纷纷迈开了跨区域经营的步伐。但不是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都要局限于一种单一的模式。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探索最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才是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成功的基础。

(一)并购重组

城市商业银行并购重组主要有吸收合并、新设合并和收购三种形式。

(1)吸收合并。指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的合并,其中一家银行吸收了其他银行而成为存续银行的合并形式。在这类合并中,存续银行仍保持原有的名称,而且有权获得被吸收银行的资产和债权,同时承担债务;被吸收银行不复存在。

这类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城市商业银行中合并时间最早的徽商银行。合肥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徽商银行作为存续公司,采取“6+7”的吸收合并模式,吸收合并芜湖等5家城市商业银行及六安等7家城市信用社组建而成徽商银行(杨家才,2006)。对于徽商银行而言,因为存在着存续的部分,一些原有的资源可以继续利用,合并过程中的风险相对于新设合并而言较小一些。

(2)新设合并。新设合并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通过合并成立一家新银行,参与合并的银行全部消失,新设银行接管了参与合并银行的全部资产和业务,并承担其全部债务或其他责任。

城市商业银行新设合并的代表是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由江苏省内无锡等10家城市商业银行根据“新设合并统一法人,综合处置不良资产,募集新股充实资本,构建现代银行体制”的总体思路组建而成。

(3)收购。与参与多方地位较为平等的合并相比,收购则是一种以强食弱的模式。2006年,南京银行收购了山东日照市商业银行约1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2007年,锦州市商业银行收购抚顺市清原、新宾两县的城市信用社并设立分支机构。2009年,北京银行将出资1.275亿元持有廊坊商业银行19.9%的股份。

虽说收购对银行的经营绩效要求相对较高,且需占用大量资金,但在收购对象、收购数额以及收购方式上的选择却较为灵活,能够很好地切合收购方的战略计划并能较为方便地控制规模。对那些效益良好、目标明确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是一种快捷易行的模式。在银行发展历程中,收购往往是兼并的前奏。

(二)单个城市商业银行直接设立异地分支机构

这种模式是依靠单一银行自身的发展,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后突破地域限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对设置银行分支机构的条件有明确规定。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去设立并运营多家异地分支机构的还不多。截至2009年初,作为第一家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城市商业银行,上海银行已在宁波、南京、杭州等地设立了分行。而北京银行亦在天津、上海、西安、深圳及杭州设立了分行。

与并购重组相比,新设分支机构需要银行在资金、人员方面的大量投入,花费的时间较长,并且新设的分支机构会在起初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给总行的总盈利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新设分支机构会使总行没有接受其他银行资产以及重新配置他行人员的负担,分支行在企业文化方面也能更好地与总行相融合。

并购重组亦存在着利弊两面。并购重组能够使银行快速地扩大资本规模,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并能通过参与重组银行的原有客户及资源优势,迅速融入当地市场,占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但银行在处理并购过程中的清产核资、确定并购成本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若是处理不当,容易留下隐患,并且银行在企业文化的融合及人员的精简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的扩张模式之外,设立村镇银行也成为了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选择。自兰州银行第一个尝试之后,许多城市商业银行纷纷跟进。对于在中小企业信贷以及市民存款方面经验丰富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设立村镇银行是双赢之举:既能给银行自身增加盈利与经验,作为突破地域限制的一种方式,又能服务三农,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周雪平,2008)。

二、城市商业银行推进跨区域经营的对策

城市商业银行长久被限制在一个城市地域内经营,跨区域发展对其而言是从未接触过的方式。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对于迅速扩张的城市商业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风险管理,完善风险控制体系

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不仅仅是作为化解地域风险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对曾经局限一地的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城市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妥善解决之前就贸然跨区域发展,其结果只能是风险的扩散。因此,针对目前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应该:

(1)转变不正确的经营理念,确定合理的业绩目标,不冒进,优质、健康地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应把风险管理与业绩进步放到同等高度来对待,在银行内部进行全员风险文化教育,做到风险控制人人有责,并进行合规文化建设。此外,制度建设作为道德约束的补充也是十分重要的。

(2)构建全面风险管理架构,不仅仅要覆盖信贷风险,还要覆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对不同风险、不同业务、不同地区进行差别化管理。

(3)引进先进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技术,借鉴成功的风险量化模式,实现风险的动态监测和量化管理。进行基础性的数据收集,建立完善的数据库系统。将事前预防、事中检查、事后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4)培养或引进风险管理人才。城市商业银行应吸纳懂管理、金融、计算机等多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建立一支优秀的风险管理经理队伍。对于人才的引进,可以通过高薪揽才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进行。

此外,城市商业银行对于分行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也不应亚于总行,尤其是设立初期的分行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此时,应构建符合当地实际的分行运作架构,直接派驻风险经理部和稽核监督部,对分行进行风险与稽核的垂直管理应是较优选择(延红梅,2007;王新宇,2008)。

(二)完善公司治理

在城市商业银行组建初期,出于化解地域风险的考虑,国家曾允许地方财政以一部分预算资金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入股的最高比例为总股本的30%,同时对企业和个人入股进行了限制。因此,城市商业银行长期处于地方财政的影响之下,公司治理制度建立晚,“三会一层”曾形同虚设(朱科敏,2008)。近年来,随着城市商业银行突破地域的限制,各种治理机构相继建立,产权主体也逐渐多元化。但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依然是一项并不轻松的任务,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进行(1)优化股权结构。银行应该从自身的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更加谨慎地筛选股东,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上市的途径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在提高股东质量的同时,形成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以防止独大的股东过于关注个体的利益。此外,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上市还能增强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力。

(2)完善董事会结构,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建立健全董事的提名机制,使股东大会能够在董事的任免中起决定作用。在组建董事会、提名董事人选时,要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让中小股东也拥有话语权。不仅要增加独立董事的数量,还要提高独立董事的质量,使董事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3)健全城市商业银行内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令银行各岗位各人员权责分明。强化对经理层的制约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绩效考核标准。实行股权激励,将管理人员的利益与银行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4)及时、完整地披露银行信息,扩大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受众面,强化市场监督及约束作用。

此外,与独立董事相应,监事会也应引进外部监事,健全监事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架构,使城市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逐步达到上市银行的要求。

(三)合理定位,增强核心竞争力

市场定位是指银行在分析其所处的宏微观环境和自身的优劣势以及特色之后,找到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明确所服务的目标群体。对于处在扩张初期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由于在技术能力、产品设计、资本规模等方面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处于劣势,城市商业银行如果要在不具优势的业务领域去与强于自己的对手勉强进行竞争是不理性的,因此现有的市场定位还不应贸然做过大的改变——应该作为跨区域银行而不是全国性银行继续发挥在中小企业融资和个人金融业务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引入新业务时,城市商业银行要和自身所处的阶段及规模相适应,进行科学的市场划分,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

在增强核心竞争力方面,城市商业银行要更加重视营销战略的制定,引入CRM(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系统,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客户档案,开展数据库营销、善因营销等,并进一步加强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李富军等,2007)。树立城市商业银行本行的品牌形象,开展品牌营销。同时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银行的创新能力。建设城市商业银行的银行文化,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也是增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跨区域范文篇8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办学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新疆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其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信息化程度、科技创新能力及教育等方面较滞后，职业教育地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整体上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开展城市对农村、东部对西部职业教育对口支援工作”“进一步推进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职业院校的联合招生、合作办学。”这对新疆职教来说无疑是个良好的机遇。如何利用发达地区的优质职教资源开展跨地区职业教育联合办学，已经成为新疆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二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意义

东西部职业教育合作是一个互补双赢的选择，对中西部学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东部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素质的大课堂，也是实现就业、创业的理想之地。1有利于实现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的双向需要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确定和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急需大量高新技术人才的输入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生产效益，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职教资源有限，出现了一大批未接受职业教育而流入社会的剩余劳动力，对这样一大批潜在的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是新时期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按区域化、规模化、集团化发展需要，进行东西部跨区域职业教育资源整合与共享，是实现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双向选择的有效途径。2有利于促进经济发达地区的中职招生通过跨地区合作办学，使经济发达地区生源相对不足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生源而招生难的矛盾同时得到解决，拉动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招生数量的增加。3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毕业生实现就业跨地区合作办学，采取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负责招生和前段（1~2年）文化课培养，经济发达地区学校负责后段（1~2年)专业理论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在专业设置上与企业用工需求相对应，学生毕业后被推荐就业，从而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有效的与市场经济接轨，实现毕业生的有效就业。4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文化交流通过有效的合作办学，可以从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学校管理、办学模式、教学研究等方面全方位地相互学习和借鉴，同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学习、就业还必然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受到影响。

三新疆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办学的模式

在新疆，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存在多种不同的合作模式和渠道，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1政府主导型政府出面、穿针引线，统筹协调、效率显著。由政府出面，实行“绿灯工程”，会减少多种行政审批程序，快速有效实施。同时，出现问题还可及时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调节。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做媒，两校联姻”。2校校合作型这种模式包括强强联合型、优势互补型和对口支援型。前两种类型是以构建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和共同发展为平台，以区域教育资源的共享来促进职业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一般由合作两校协商签订合作协议，开展各方面交流活动。对口支援型一般是指发达地区院校对欠发达地区院校的对口支援教育合作。合作内容主要有：一是教师互派。发达地区院校作为欠发达地区院校的长期师资培训基地。尽可能提供便利条件，免收教师进修费用，并提供生活便利。同时选派优秀教师作为访问学者，到欠发达地区院校进行教学和指导工作。二是干部交流。双方不定期以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进行干部交流活动，如挂职、培训等，以提高欠发达地区院校的整体管理水平。三是联合办学。充分利用发达地区职业教育资源培训欠发达地区的富余劳动力，实现地区之间的双赢互补。如广东肇庆医专与新疆伊宁卫生学校结为友好学校，实施对口支援型的合作办学。它的特点是“大手牵小手，共走发展路”。3部分专业合作一些学校通过向区域外院校引进1~2个专业为突破口，探索合作方式，借鉴区外的教学经验，以促进学校办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如新疆玛纳斯成职教中心和福建集美轻工业学校联合招收机电技术应用和化工工艺两个专业学生，采取1+2模式，第一学年在新疆，后两年在福建，完成学业颁发福建集美轻工业学校毕业证，可在两地选择就业。主要特点是“好中选优。自由组合”。4校企合作这种类型是学校与企业间的区域合作。以企业为主导，学校学理论，企业练技能，实现了“政府不出一分钱，学生不交一分钱，学校收费不减一分钱，企业不额外增加开支一分钱”。但这种模式操作有一定的难度。学校和企业协调配合尤为重要。校企联合办学是以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重点，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教育的环境和资源，利用课堂教学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来培养适合不同用人单位需要的技术应用性人才。校企联合办学既是高职教育教学的需要。也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如华东石油大学与新疆油田自2003年开展了校企合作，取得一定成效。此模式特点是“双元交替，各取所需”。5职教集团联合办学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职业教育“走规模化、集团化、连锁化办学的路子”。集团化办学成为发展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成为跨区域联合办学的新模式，在合作中发挥优势资源的辐射效应、品牌学校或专业的带动功能。如江苏扬州宝应职教集团走东西合作、联合办学之路，先后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十二师职业技术学校、新疆呼图壁县职教中心签订联合办学协议，采用“1+1+1”合作形式，新疆方面负责一年基础课教学，集团负责一年实训教学、技能培养和一年实习、就业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6国际合作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是指与国外开展学生交流和培训。如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澳大利亚联合开办2+1模式的国际贸易实务专业。全部引进TAFE学院课程体系及全套教学资源，使用全英文教学模式，由经澳大利亚教育部认可、有丰富教授雅思经验的外籍教师和学院经澳大利亚TAFE学院专业培训后获得上岗证书的教师一起授课。学生毕业后持TAFE学院证书。在澳大利亚可与澳籍公民享有同等待遇的就业机会，也可回国就业或继续升读研究生。此模式的特点是“因需制宜，洋为中用”。

四新疆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所面临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新疆一些职业学校通过上述各种模式进行跨区域合作，实现了职业教育资源的共享、分享和充分利用，使一批学校更新了办学理念，提高了管理、教学、培训的水平。同时，打破了职业学校招生范围的限制，经济发达地区的职业学校可以更多地招收中西部地区的学生，经过培养后服务于当地生产第一线，对两地都有极大的好处。经济发达地区获得了急需的技能型人才，而新疆的学生得到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同时也有效地实现了富余劳动力转移，应该说取得了互惠互利的双赢，然而这其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政府对跨区域合作办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有些地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怕自己的生源外流，影响本地区的招生而不予支持，都给合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此外，国家及地方财政对西部贫困学生及学校因联合招生出现的学费差额缺乏经费补贴，使得经费困难成为影响合作办学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另外，由于中西部地域差异，学生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价值取向都有很大差异，这给学生管理及师资调配都带来很多困难，办学形式有待磨合。具体解决办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领导重视，落实政策各地教育局负责制定招生计划的部门要积极支持、重视职业学校联合招生合作办学的工作。支援与被支援双方要明确各自职责，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并保证政策落实到位。2经费统筹，多方负担解决经费问题首先应确保各项扶助措施得到落实，还要努力形成多方共同承担经费的机制。东西部合作办学需要政府的经费投入，各级政府要安排经费，对联合招生办学规模较大、对学生补贴力度较大的学校给予适当补助。东部地区相关部门应制定奖励政策，西部地区政府应制定经费保障政策，补贴学校因联合招生出现的学费差额。对学校而言，可通过贷款、借款、土地置换、合作交换及申报立项等方式筹得发展资金，赢得合作与发展的机会。3加强管理，共同负责首先，各地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学校的管理。其次，参与合作办学的双方学校应加强对教学的统筹力度。此外在生活上，学校应对合作办学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怀，应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因气候条件、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环境改变等诸多因素给他们的教育管理工作带来的困难，使他们能够很快度过环境适应期。同时，应积极做好毕业生的就业安置工作，解决学生的后顾之忧，促使东西部合作办学工作持续、健康地发展。

总之，东西部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是一个新兴事物，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问题。东西部职校合作办学是一个系统工程，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政府在宏观政策上的支持，也需要两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真诚合作。只有切实解决好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在摸索中不断进步，才能更好地促进东西部合作办学工作的健康发展，促进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作者:张秀萍 单位: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刚，陈辉，孙瑞国.搞好合作办学为三农服务[J].中国农村科技，2010（2）.

跨区域范文篇9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这一重要方针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是未来十几年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基本目标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等原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区域间发展不协调、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据统计，从*年到*年，东部地区的江苏、山东、广东三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从*亿元、*亿元、*亿元增加到*亿元、*亿元、*亿元；而西部的青海、宁夏两省区分别从*亿元、*亿元增加到*亿元、*亿元，虽然发展都是很快的，但差距也是明显的。应当看到，区域发展差距是自然、历史、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解决起来具有长期性。同时，区域协调发展也是相对的，不同地区发展条件的差异，有的是可以改变的，有的特别是自然条件是难以改变的，要使各区域经济发展总量大体相等是不现实的。所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能只注重经济总量，还要注重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首先注重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这不仅是应该做到的，而且从国家现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看也是可以做到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还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这是在认真分析造成区域发展差距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的。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经济总量聚集的地方，也应当是人口相应集中的地方，最终形成经济总量与人口大体协调。而我国情况却与之相反，经济总量大的地区没能吸纳相当比重的人口，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缺少资金、人才，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也相对较少，经济总量比重比较低，而人口比重却大大高于经济所占的比重。例如，*年，东部比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而人口却只占全国人口的*％；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这就导致区域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地区，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影响了经济增长，结果人均收入的改善也不快。区域间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拉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目前我国每年有*亿多农村劳动力其中主要是中西部农村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其赡养的人口依然留在中西部，外出务工人员创造的税收留在东部，成为东部改善公共服务的重要财源，而吸收外来劳动力的地区却不为这些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这些流动人口及其赡养人口应享有的公共服务仍然由其户籍所在地提供，而这些地区由于能创造税收的人口已大量流出，财政状况改善慢，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有限。以上分析表明，促进人口与生产要素、经济布局的区域上的均衡，可以有效缩小不同区域民众的人均收入水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从国家现有经济实力和财力看，也具备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和能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为此，要建立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的的公共财政体系，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享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使不同区域民众享有比较均等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公共文化的机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良好生活环境。国际经验证明，缩小区域间、城乡间收入差距，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培育更加开放、更有利于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通过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平抑不同地区的工资差异。因此，要创造条件引导中西部劳动力向经济相对集中的地区转移，充分发挥这些地区的人口承载力；引导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通过人口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

跨区域范文篇10

[论文摘要]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和境外媒体的强势竞争，为了生存与发展，传统媒体凭借品牌优势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本文以目前中国大陆历史最悠久的晚报《新民晚报》为例，透析中国传统媒体在传播环境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区域扩张战略及媒体竞争力的辨识与培育，探讨其对中文传媒在海外传播系统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所带来的借鉴意义。

一、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传统媒体

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造成强烈冲击。无论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交互性、信息的透明化，还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改版扩版，扩大发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传统媒体其传播方式与内容均出现了多种新的形式。传播分散化和现代媒体的全球化传播趋势给中国传统媒体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传播媒介的全球化是指本地的产品节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在传播全球化时代，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传统媒体走出国门，选择跨区域扩张的现实路径，在不同文化、国家和民族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传播渠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创刊于1946年5月的《新民晚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的面向广大市民的综合性报纸。作为中国解放后的第一张晚报，该报在中国报业具有重要的地位，既是目前中国大陆历史最悠久的晚报，也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版数最多的晚报之一。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老牌媒体，该报多年来秉持着“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文脉，力求报纸内容的可亲性、可近性、可信性和可读性。1996年11月9日，《新民晚报》美国版的创刊标志着中国大陆第一张跨出国门的地方性报纸迈入新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传统媒体应对竞争日益加剧的传播环境所做的艰巨的探索与超越。

二、《新民晚报》跨区域扩张的路径选择

1.战略动因——探索传统媒体发展的新途径

国内读者市场的日益饱和给传统媒体提出了新的挑战。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新民晚报的报业规模、办报水平及社会影响力已与初创时的小型晚报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海外华人的日益增多，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为该报的跨区域扩张提供了机遇。相应的经济的持续增长，硬国力和软国力的提升带动了“汉语热”的兴起，国家战略也在积极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这些扩大了对华文报纸的需求空间，形成了中国传统媒体国际化拓展的良好契机。

从传统媒体自身而言，经济体制改革下的报业正逐步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模式。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着眼于对著名品牌进行无形资产评估工作。著名品牌的无形资产评估不仅可以了解品牌的价值，还可运用这种无形资产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而跨区域扩张正可以借用主报的品牌效应，推动子报的成长。1994年8月29日《新民晚报》正式在美国注册成立了新民国际有限公司全权美国的发行广告及相关的经贸业务，以自负盈亏的方式探索以经营养报的新途径。

2.扩张方式——报刊系列化发展与跨区域扩张相结合

报刊系列化是报业发展走向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报业进行集团化运作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构架。《新民晚报》以一张主报为龙头，一系列子报子刊为分支的组合形式实现了报刊系列化发展的策略。目前，该报已形成四报三刊的事业规模，报刊种类涉及新闻、体育、漫画、文学、学术理论等范畴。合理的结构和优化的报刊组合，促使了该报在国内市场的品牌延伸。此外，《新民晚报》主报还同步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18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遍及全球六大洲。

跨区域扩张不仅发挥了传统媒体的优势和影响力，还是惠及并助长了各分支媒体发展的有效方式。该报一是注重对子报子刊的品质、种类及其社会影响力的考察和选择。刊发时间既有日发报纸也有半月刊和月刊，做到了在时间上全天候、全程面向读者，与读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隶属部门上，以主报的高品质确保编辑人员的素质及水平，并为进一步发展子报子刊提供了良好前提和基础。二是依托本报海外发行公司，与多家海外华文媒体联姻。作为一种适应性选择，该报依托新民国际有限公司自筹资金，拓展新的贸易关系、广告客户关系和广告网络，按照合作方的出版要求及当地华文读者的口味，选择稿件，提供信源，把“海外版”作为当地华文媒体新闻版和专副刊版的组成部分共同出版发行。同时在所有这些海外版中均设有一个“上海一周”版，多渠道地展示中国传媒形象。

三、由《新民晚报》看传统媒体竞争力的辨识与培育

1.编辑方针对媒体竞争力辨识的彰显

传统媒体的结构组合关系到媒体的规格和经营理念，影响到媒体的传播效果。编辑方针是媒体运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尺度。透过《新民晚报》可见中国传统媒体对自身竞争力辨识的嬗变轨迹。“以开展与提高人民文化生活为主，报道市政建设与进行时事教育为辅”到“短、广、软”再到“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新民晚报》对自身定位经历了“里弄里的报纸”—“飞入寻常百姓家”—“追踪时代风云，报道社会热点，传播欲知未知，提供精神佳品，深入千家万户，服务普通百姓”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做为传统媒体的竞争力和价值指标判定体系。即第一，它代表主流价值观；第二，它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应该有较大发行量；第三，它被主流读者群所接受，被有文化、有思想、代表先进文化的主流读者群所认同。

2.传统媒体竞争力培育的措施表现

长期以来，服务性、大众化、消闲性是传统晚报的符号化价值。传统媒体存在的条件、性质和任务变化，决定媒体在不同传媒生态环境下培育竞争力的方法。《新民晚报》半个多世纪办报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积淀使其形成“文化符号”、“外宣窗口”的代言性角色。面对激烈的传媒竞争，该报在国内市场以市民文化彰显传统媒体的核心价值观，巩固既有受众群。“《新民晚报》是一张办给广大老百姓看的市民报，其文化就是要体现海纳百川，雅俗共赏，既要有烟火味，又要有书卷气。”在国外市场，华人所到之处所形成的“中华文化圈”和强烈的“根”的意识以及乡缘文化的向心力，推动该报以“文化名片”、“乡缘文化”为编采理念，为实现传统媒体的跨区域扩张奠定了基础。这样一种文化积淀，构成了中国传统传媒在海外拓展的良好土壤。

四、结语

中华文明、乡缘文化的粘合力，是中国传统媒体开拓发展的根本。海外中文报刊在世界范围迅速扩大，已说明中国传统传媒在全球传播格局中，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对话语权的争取，这达成了中华文化与文明向非中文文化圈扩散的效果，并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输出、交流与反馈。

参考文献：

［1］许向东.新互联网时代下的数字化报纸——传统报业发展路径探析.国际新闻，2006，12.

［2］黄凯健，高福安.现代信息技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北京广播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