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范文10篇

科学理论范文篇1

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近年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思维方式、分析方法上对传统经济学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似乎又拉大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我国财政理论中应用理论的研究较为滞后，多限于对财政分配过程的描述及对现行制度政策的诠释上，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的应用理论体系。因此一些应用经济学理论纷纷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挂钩而与传统经济学脱钩。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只要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就行了，不需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首先，西方经济学应用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照搬显然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持上述观点的人恐怕并没有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就断言它已经不适合当代中国的需要了，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误解。为了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理论基础的完整性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有自己区别于其它科学的独特研究对象，而要正确、有效地探索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必须要坚持理论覆盖面的完整性，首先就要求理论基础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内容完整、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例，其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加以理解。哲学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财政经济理论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政府等观念，都是一定的哲学思想运用于这些领域得出的结论，它是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界定财政的概念、性质、运行体系、职能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明确财政作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与国家的本质联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利于国家职能实现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经济周期理论等，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调控理论和相应的财政政策理论的理论基础。三个组成部分有机联系，不可分割，如果只以其中的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很难全面地认识这种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社会实质，也就很难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指导实践了。

二、理论基础的政治性

关于财政同政治、国家、社会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根据对历史实践经验的科学分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如：从社会制度产生和建立的角度，作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的理论；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与职能实现的角度，作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和“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以及“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的结论；从国家改革策略任务实现的角度，作出：“如果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没有成就，我们的一切根本改革就会遭到失败”的结论；从财政与政治关系的角度，作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结论，并把财政工作看作是“最大的政治工作之一”，把政治观点确定为财政工作的首要观点，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可见，政治性是财政的本质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古往今来一切国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是利用国家、法律、民主等形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治上的统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立法机关（议会）通过民主程序实现对政府的立法监督，体现出相当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是实现财政管理法制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当前我国财政管理制度存在着相当随意的现象，制度多变，缺乏可行性和权威性，财政管理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普遍，民主法制制度不够健全，财经纪律松驰，方针政策贯彻不力，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因此，以民主法制为依据的现代财政监督机制亟待建立，确立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也决不应把国家、法律（特别是宪法）、方针政策等因素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意无意将其排除在财政范围之外。

三、理论基础实践性

财政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为财政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在揭示财政活动规律的同时，又必须研究如何使财政活动规律在我国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财政科学理论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服务，体现财政理论的真正价值。我国财政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应用理论和决策理论的系统分析，出现了财政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财政理论已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充分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才能在实践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以科研服务于实践为宗旨，将财政理论的层次扩充到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决策理论三个层次，重新界定了完整体系的财政科学研究方向，这不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科学理论抽象过程的内在要求，也符合财政理论应用于财政实践的实际需要。应用理论与财政实务密切联系并直接指导财政实践。目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财政应用理论研究面临着新旧交替特殊的理论和实践环境，选准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至关重要，它决定财政应用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而要选准实践起点，必须将现实和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新旧体制并存时期的财政活动规律、政策原则作必要的研究和总结；另一方面要循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去构建科学完整的财政应用理论体系，指导财政工作，巩固和发扬成绩，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矛盾，保证财政工作更好地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四、理论基础本土化

中国财政学必须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应当研究市场机制和公有制、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内在统一性，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理论应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第三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经济理论应研究经济改革的规律性，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服务。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巨大变化，使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当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某一特定的经济现象时，经济理论必将有所创新。而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立足于中国实际，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深刻揭示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创造性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伟大的创举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对我国财政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即我国财政学理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财政保证国家职能实现为研究主线，以财政分配、财政管理、财政调控的规律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邓小平经济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必须以邓小平思想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五、理论基础的开放性

科学理论范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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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还是从其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助性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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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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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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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科学理论范文篇3

1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哲学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分析，还是从其社会历史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助性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自然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2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科学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理论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方法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分析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现代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自然规律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理学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哲学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历史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发展、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目前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影响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3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内容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总结，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4科学理论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发展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规律。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现代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研究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内容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中国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科技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计算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哲学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科学理论范文篇4

用科学理论和创新精神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要坚持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科学理论，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要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科学理论，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是蕴藏丰富的理论宝库，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要深入学习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与马列主义是一脉相承、统一的科学体系，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深入学习研究*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用科学理论和创新精神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坚持实践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要自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切忌教条主义，切忌脱离实际。要在丰富的先进性建设的实际中，不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扎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用科学理论和创新精神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要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科学理论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指导作用。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党的先进性建设从来都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概括，党的基本理论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用科学理论和创新精神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把握时代性。时代在前进，每一时代的人都有责任解决所处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应当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做到与时俱进。纠缠于过去的失误或沉迷于以往的成就、固步自封，只能落到时代后面，犯下历史的错误。

二是把握规律性。认识规律来源于实践，创新的基点就是实践，我们应当通过实践把握客观规律，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错综复杂的问题，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在实践中求创新。要反对那种为创新而创新、扯“创新”虎皮作大旗的作法，这种所谓的创新只是“标新立异”，其内容是空洞的，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三是把握创造性。创新源于创造性，创造性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然结果。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保守状态，在实践中充分积累经验，形成一整套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体系。

应当强调的是：用创新精神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符合“*”重要思想，即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一点，一切都是空谈，甚至会走向美好愿望的反面。

用科学理论和创新精神指导党的先进性建设，应当正确认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做好各项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不在于它能为解决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可以肯定地说，学好理论不仅能解决各种认识问题，而且能够促成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要反对几种错误倾向：

一是轻视理论的倾向。现在一讲科学理论，有的人就认为是上面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或者觉得是完成任务、搞形式、走过场。殊不知，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任何事业都是无舵之舟、无源之水。一个组织如此，具体到每个人也是这样。

二是孤立理论的倾向。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与本地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与自己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自觉运用科学理论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科学理论范文篇5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理论创新对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影响从性质上来说有推动和阻碍两种不同的作用，从进程上来说有加速与延缓两种不同的类型。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创新都能推动和加速社会发展与变革的过程，只有科学的、遵循客观规律的理论创新才能够引导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种遵循客观规律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因而是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品格的、能够指导我们不断前进的理论创新。

始终坚持观察客观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理性的唯一客观基础。观察的客观性是理论变革的出发点。理论创新的关键是突破过时的、不适应当前情况的旧观念的局限性。这就要求人们破除“唯本本”、“唯古”、“唯心”等错误观念的影响，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面对客观实际，从现实出发思考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发现和把握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规律性，实现理论创新，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正确指导实践取得成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不断丰富发展，关键就在于贯彻了始终坚持观察的客观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立场，从而使自身能够不断获得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内容。

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体系，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理性的认识论根源和不竭动力。“三个代表”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一个随着实践的进步不断丰富和不断前进的思想体系。要维护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必须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上来。“三个代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脉相承的实质，就是要根据实践的变化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作为当代共产党人立足于现实实践创立的科学理论，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着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真理性，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而永葆活力。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即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三个代表”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在当代，我们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课题都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面对的问题有所不同，国际、国内和我们党内的许多新变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变得十分复杂。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还是从一般原则出发指导社会实践的进步，就成了能否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三个代表”从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出发，着眼于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方法论的科学性保证了自身真理性的现实性。

科学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公众理解科学，缺失模型，内省模型，地方性知识

Abstract:BrianWynn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studies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ntheBritainwhocriticizesthetraditionalmodel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anddefinesitas“deficitmodel”.Hisownstudy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sdefinedas“reflexivitymodel”.Wynne’sstudywas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theaffairsofsheepofCumbriaandhefoundthattheproblemwasnottheignoranceofthepublicbutofthescienceitselfandscientificinstitution.Scienceanditsinstitutionwerenotawarenessoftheirowndefect,lackingofreflexivityexpressedinthepublicevidently.

Keywords: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deficitmodel,reflexivitymodel,localknowledge

布赖恩·温（BrianWynne）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兰卡斯特大学环境变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如技术决策、风险和环境问题等公共政策领域中的科学权威的建构。1988年到1990年期间，温曾经负责领导了兰卡斯特的一个有关科学技术的公众解释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得到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

他利用对英国坎布里安羊事件的案例分析所做的研究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反复被有关学者所提起并引用。

1．坎布里亚羊事件始末

坎布里亚是英国西北部的一个山区。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事件1遗留沉积的辐射污染影响到了这里的羊群。当年6月，政府颁布禁令限制对当地的羊的销售。这个禁令对在经济上非常脆弱的牧场来说会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牧场主的生计几乎全部依赖于出卖羊羔的收入。这个禁令的颁布，不仅极大影响到他们的销售收入，而且，如果这些羊羔不能销售出去的话，他们也将因饲料缺乏而无法喂养这些羊羔。按照禁令，在规定期限内全部销售被屠杀的羊群会给牧场经济及其特有的文化带来长期性的打击。

当然，农业部宣布这个禁令有效期为三周，所以恐惧暂时得到缓解。然而这个宣布是基于对元素铯的活动性质的科学假设之上的。根据这个假设，那些沉积物在植被中被冲刷掉，然后进入土壤被吸收并被化学锁定，而不会再有移动的任何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沉积物在经过一次冲刷后，就不会继续对羊有所影响了。根据这个假设，专家们通过官方向公众下了这样一个保证。然而这次禁令实际上却被无限期延长了，因为测量水平并没有像科学家所说的那样表现出任何程度的降低！所以，禁令再次做了改动，即允许卖出生活在污染地区的羊，条件是给那些已经受到污染的羊做出颜料标记，说明这些羊不适合人吃。

然而，牧场主们认为他们完全受到了科学解释的控制。尽管他们卖出了羊，并因此避免了羊群的过度放牧和可能因饥饿而死，但他们却因羊受到了污染而丧失很大利润。这种社会现实没有被专家们认识到，直到牧场主对他们的信任打了折扣。科学家们仍然坚信：主要沉积物铯的高含量只是暂时的。但是专家们一直没有兑现的所谓禁令的解除导致了牧场主的希望成了泡沫。

禁令只有三周的科学判断完全是个错误，但是经过多年研究和争议以后这个错误才凸现出来。当时这个科学判断的做出是基于存在碱性粘土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问题是，科学家忽视了这个知识具有本土性特点――并不是所有土壤都是粘土。而正是在坎布里亚的牧场，大量存在的是酸性土壤，在这种土壤中，铯可以使其根部从土壤吸收再进入植被。所以羊可能会继续受到污染。

我们可以说，在这次事件中，科学的表现极其不佳，它频频地出现错误。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科学的错误是无意发生的呢，还是为了故意掩盖一个长期性问题，以避免公众对此做出反应？最初，禁令所涉及到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坎布里亚郡的大部分区域。而三个月之后，这个范围只剩下了一小块靠近海岸的月牙状的区域，这个区域正好从塞拉菲尔德国际核加工厂顺风而下。当这个区域继续维持高污染而与科学家的预测相抵触的时候，不少人开始怀疑，污染来自塞拉菲尔德而不是切尔诺贝利，但是或者没有被发现或者被专家权威隐瞒了！一些当地牧场主则认为，政府和核工厂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非常便利的，能够解释环境污染的托辞；切尔诺贝利充当了这次污染的替罪羊。

科学家否认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并说明他们掌握了非常可靠的科学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从环境中收集来的铯样品中的辐射“酶解图谱”。这个来自核聚变过程中发射出来的铯由Sr134和Sr137组成。根据对这两种同位素的沉积中的含量与其半衰期所做的对比分析，科学家再次毫不含糊地宣称，环境污染源是切尔诺贝利，而不是塞拉菲尔德。但这并没有说服牧场主。[1]牧场主们不会轻易相信科学家的建议了。

2．对传统公众理解科学模型缺失模型的批评

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典型模型为以杜兰特（JohnDurant）为代表的缺失模型。这个模型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合理的知识，公众应该对“科学知识”有足够的理解，因为公众理解科学总是好的。但是这个模型后来引起了众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模型的根本问题在于把科学知识神化，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与具体环境无关。[2]与缺失模型密不可分的一项工作是对公众的科学技术所掌握的知识、持有的态度等做大规模调查。在这样做的同时，这些调查本身已经给“科学”下了定义，以为公众必须掌握这种“科学”，包括它的知识、它的研究过程以及影响等。

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在专家和外行公众之间做出明显区分，因为这样会使认知知识，即所谓的“科学知识”成为评估两组人群知识、观点的唯一标准。这种单一标准往往会遮盖评估过程的其他因素――如对信息的信任程度或者对某些科学技术发展控制方式所持的看法。还有人认为，其实研究调查本身的高度概括性把公众简单化了，而公众群体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他们都具备自己的知识。所以需要有新的模型来替代缺失模型。而温即从对坎布里亚羊的案例研究中发展了他自己的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模型。

公众理解科学成为众人瞩目的研究领域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温在1995年曾经对当前这个题目的研究状况的直接批评。温对缺失模型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以及相关科学本身的问题。他认为这类模型以及依据这类模型展开的调查活动都脱离了具体语境。正是温在1988年把杜兰特提出的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明确定义为“缺失模型”[3]，认为这个模型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建构而非研究模型，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

3．布赖恩·温的内省模型

温对以上案例做了科学社会学的分析，发现科学本身是有问题的。其问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一系列不利于政府的问题上，对公众隐瞒了一些事实，这被称为“共谋理论”（conspiracytheory）；其次，与“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相比，科学理论对于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其局限性，但是科学共同体却不承认科学有这些缺点，所以又有了“自大理论”（arroganttheory）这一提法。[2(287)]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而温认为，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内省性。这里的内省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科学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极端的不具内省性，它自以为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被公众不加批判地接受；另一方面，公众对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对自己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内省性。也就是说，科学表现出内省性的缺乏，而这种内省性却在一向被认为缺少科学素养的公众中强烈表现出来了。对公众的内省做分析，发现科学本身缺少公众具备的内省，或者说，科学没有对自身内省，没有考虑公众具有自己的知识。缺乏内省的结果使科学丧失了公众的信任。

分析说明，对于科学本身责任的内省认知是科学寻求公众认同的必要条件，而这不仅需要科学本身的进步，更需要其组织模式、控制方式及社会关系的变革。坎布里亚羊的案例说明公众在表达他们对科学技能的反应时具有内省能力，他们能够内省自己知识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如友谊、社区网络等，尽管这种内省还没有得到科学共同体以及政府的承认。他们被认为对科学不理解，也不具备独立批判理性的能力。但是，实际上正是这些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的代表们恰恰表现出了他们对其社会地位的内省。[2(297)]

公众的内省性首先表现在于，公众看到了科学知识的问题。根据他们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公众有理由不相信科学家的判断。但是他们却非常理性，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是权威，所以他们在说话方式和行为上都表现出似乎很相信科学家。换句话说，看上去公众好像相信科学家，但这仅仅是因为公众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只能“相信”他们。这并不意味着公众没有自己的信念。[1（297）]

在坎布里亚羊的案例中，牧场主们相信坎布里亚地区的辐射污染来自塞拉菲尔德，而与切尔诺贝利事件无关。但是他们对是否表达其怀疑也感到模棱两可。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能轻易说出这个真相，因为他们的社区、朋友、家人中都可能有人在塞拉菲尔德工厂工作。这里表现出公众比科学专家更能内省其所处地位。[2(299)]所以温认为，人们没有经历过抽象的经验科学，但总可以以社会的形式经历这些经验科学。只要知识在信息过程或者应用背景下是需要的，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理解科学陈述的认知过程，而是相关知识被协商或被适用于具体情形的社会过程。

1991年温在其“与境中的知识”一文中，强烈批评占有支配地位的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的形成，因为这个公众理解科学框架把公众问题化却没有对科学本身的问题内省。[4]科学自身的非内省和对公众的内省的忽视阻碍了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活动。温认为，把公众以及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或无知做抽象概括是很危险的。而且当前的公众理解科学问题有可能是科学机制本身的问题，所以需要在一个广泛的概念框架下研究科学知识与科学机制。

温从科学社会学角度观察科学或科学知识，把科学及其机制放在具体与境下分析。他认为，脱离具体与境的科学不仅会误导而且会有腐蚀作用、引起争议，可能还会导致独裁主义，造成科学的自我拆台而无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在具体与境下，科学本身不是没有问题的。要使对科学的理解合理有用，还需要有其他知识来补充。

在坎布里亚羊事件中，科学家曾经设计并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调查中，他们没有考虑过牧场主会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什么作用。科学家试图检验受到污染的膨润土对植被的作用。这个实验把羊群圈定在相互毗邻的同样受到污染的牧地的栅栏里，并在每个区域中都洒上不同的膨润土，然后测量羊群的污染程度。牧场主们立刻意识到这些实验没有任何作用。专家与公众在认识上的众多冲突集中体现在科学的“预测和控制”文化与牧场主所谓的“缺少控制”文化之间的冲突。官方专家忽视了地方的包括牧场主的专长，也没有意识到有学习这些专长的必要。由此可知，一旦他们自信地认为他们的知识毫无问题，那么其他知识如“地方性知识”就都不是“科学的”了。然而这次“科学”实验最终证明，他们的“科学”在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地方性知识”来做。几个月之后，科学家的实验被取消了，尽管牧场主对这个科学实验的批评从来没有被公开承认过。一位全国牧场主联合会地方代表说：“我们也许处于启蒙新时期的前夜，当科学家说他们不知道时，未来也许还有希望。”[2(292)]

科学何以发生如此错误呢？前面已经提到，有人认为，科学体现出了它的两个特性：与政府“合谋”隐瞒事实真相；自以为本身没有问题而不把其他知识放在眼里，表现出“自大”。在这种情况下，牧场主认为他们的社会身份、技能及其社会关系受到了威胁，受到了专家的干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科学知识本身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的。它的模糊性表现在与社会发生作用的时候。所以，公众对科学是否有兴趣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与个人判断自己在其社会环境中的权力或无权力有关。所以尽管前面提到的缺失模型认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智力理解存在一些问题，但这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公众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以抽象的纯粹认知的形式体验科学。这就涉及到了前面已经提及的“地方性知识”。

4“地方性知识”与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

从温的案例分析中可以发现，牧场主们早就怀疑科学家及其机构不考虑他们的知识，把不适当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这次事件中，导致了他们的经济损失。最让他们不满的是，科学家们从来没有考虑牧场主自身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在这里，温把牧场主具有的知识称为“地方性知识”，也代表所有公众具备的“非科学”的知识。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性知识”往往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科学知识与此相反：科学家的知识是抽象的，具有极强的概括性，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不适用。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牧场主的经验知识因科学家的错误理解而无法发挥作用。科学家认为：土壤中铯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其研究是在粘土中进行的，而坎布里亚郡的土壤是酸性土壤。这种土壤是牧场主早已熟知的，科学家们却忽视了这一点。

其实不仅仅这一案例中“地方性知识”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其他具体科学中“地方性知识”同样重要。“地方性知识”表现出具体性：不同公众对于不同实践具有不同兴趣和动机。“人们经常会说，并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你所说的不符合我的具体环境。人们并不是反科学的。他们更支持科学。”[5]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共同体在把所谓科学知识强加给公众之前，最好先考虑到公众所处的具体语境。

一般来说，那些关心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的科学家认为公众对科学缺乏理解，却始终不知道或者不肯承认科学本身的问题。他们仅仅认为，如果科学有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是在于科学家还不会或者不愿意用通俗语言解释科学，却很少考虑如对科学的社会学描述，科学的控制形式以及信任所依赖的各种基础。[6]而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降低。

例如，温在对塞拉菲尔德的学徒们做采访时发现，学徒们并不能回答核电站生产的物理学问题：他们不需要，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雇主，相信他们的专家同事能给他们提供安全，有用的工作环境。[7]也就是说，学徒们是依靠信任来接受科学的。但在坎布里亚事件中，牧场主对科学家就有关科学的问题一直有怀疑，考虑到众多社会因素，他们没有表现出这种怀疑。但当看到科学家对牧场及决策是那么无知的时候，怀疑终于爆发式地产生了。更糟糕的是专家们并没有认识到牧场主自己的专长，也没有意识到信任在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起关键作用。公众根据其社会关系的了解、社会机构的认识积极给自己定位，并根据这种社会认同表示对科学的接受、拒绝或重建。可是现在，他们看到的是他们被排斥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态之外，他们失望了。他们始终没有等到科学家愿意与他们协商的机会，科学家们只是错误地运用了他们所谓的“科学知识”，错误地没有接受牧场主的后来被证明有效的建议。所以坎布里亚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降低了。

但是，温认为，能够很好解释公众对科学知识以及建议所做出反应的不是信任本身，而是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身份、社会认同。从温的分析可以看出，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源于科学家没有认同公众的“地方性知识”，反而对其进行排斥。公众的社会认同受到了破坏，当然对其信任度就会降低。例如，牧场主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毁坏了他们农场的辐射污染明显来自当地的塞拉菲尔德。但这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调查和承认，直到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科学家宣称，他们有绝对可靠的证据证明辐射污染来自切尔诺贝利。但是牧场主认为他们也能够提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怀疑。尽管当地的牧场主对他们所相信的最终表现出了模棱两可。

信任对知识的吸收、理解有影响，但信任也要依赖于这些社会关系和身份的性质。公众的“外行知识”（layknowledge，即非专家知识）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它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科学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知识可以与所谓的科学知识形成互补关系或者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不具备内省能力，然而公众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具备了内省性，却没有得到科学家、科学机构的认同。如果公众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身份（包括其知识）得不到认同的话，他们是很难相信科学家的辩解的。很明显，当科学本身缺少了公众已经具备的内省，缺少了对公众的社会认同，也就很自然地丧失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5．小结

布赖恩·温主要以坎布里亚羊事件为案例，对公众理解科学做了具体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在这里，有问题的不再是公众，而是科学本身。科学绝对不是没有问题的，而公众的“外行知识”也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科学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这些知识可以与“科学知识”互补或者相互竞争。科学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具体的语境下，并结合当地的公众的知识才能够获得公众的信任支持。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不具备内省能力，然而公众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具备了内省性，却没有得到科学家、科学机构的认同。公众的内省使得他们一方面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建议表示沉默，一方面则不再对科学保持高度的信任。这也意味着科学专家也再也不能够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向公众单向传输科学知识和科学过程了。相反，科学家应该处理具体问题并与他们的公众进行更多的协商。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必须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其前提条件就是赋予公众的社会以认可。

参考文献：

[1]WynneB.MaytheSheepSafelyGraze?AReflexiveViewoftheExpert-layKnowledgeDivide[A].LashS.SzerszynskiBandWynneB（Eds.）Risk,EnvironmentandModernity：TowardsANewEcology[C].Lond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1996.65.

[2]WynneB.MisunderstoodMisunderstanding:SocialIdentitiesandPublicUptakeofScience[J].PublicUnderstand.Sci,1992.l:283-304.

[3]MichaelM..IgnoringScience:DiscoursesofIgnorancein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A].IrwinAandWynneB.（Eds.）.MisunderstandingScience?ThePublicReconstruc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C].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109.

[4]WynneB.PublicUptakeofScience:ACaseforInstitutionalReflexivity[J].PublicUnderstand.Sci,1993.2:321-337.

[5]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Science&TechnologyJournalists（ICSTJ-TOKYO2001）.SeekingTrendsinScience&TechnologyJournalismforthe21stCentury[R]..za/scicomm/docs/icstj.pdf

科学理论范文篇7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行为科学理论引入我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多企业已经逐渐在利用这种理论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但是效果却一直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行为科学与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企业应用中需要咨询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中国，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公众普遍对心理咨询师具有一定的偏见。很多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划等号。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借助相关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直接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使用。然而，要想获得员工的性格特质、倾向等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就必须进行相关心理方面的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员工的性格、潜能等，然后企业可以实现岗位与员工能力相匹配。

3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具体途径

3.1企业要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企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洞察到企业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满足。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掘员工的潜能，进而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十分重视相关理论的应用。首先，领导层需要学习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领导可以通过咨询、自学、参加EMBA班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然后，针对企业员工，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企业需要进行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培训。企业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该种理论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然后结合本企业的现状进行讲解、分析，使得行为科学理论由抽象变为具体。例如怎样在本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本企业的各种因素与双因素理论是怎样对应的等。

3.2企业要全面认识行为科学理论

由于对行为科学理论的片面认识，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进行踏实、认真的学习。然后，企业需要克服文化的偏见，正确地认识与行为科学相关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员工性格倾向，从而更好地进行岗位的分配。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员工的心理档案。由于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员工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这样心理咨询师通过员工的心理档案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员工的心理状况，然后进行及时地疏导，使员工摆脱压力的困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全面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的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使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员工的真实诉求，主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发现某员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请假，并且闷闷不乐。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了解员工最近的生活状况。然后在企业内部尽全力帮助员工解决问题。

3.3以人为本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想尽千万百计吸引优秀的人才，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住优秀的人才。要做到这些企业需要以人为本。首先，根据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激励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和工作。然后，企业需要与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认真考虑员工提出来的工作中问题。这样长期以来员工就会与领导层建立信任。员工与领导层之间信任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这样有助于企业推行新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例如，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这一模式的推进在一开始就需要员工与企业领导之间很强的信任感。这样，员工才能将基层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给企业领导，然后通过企业整体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水平。

4结束语

科学理论范文篇8

经济跨越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五年，十一五”期间。也是青年发明青春业绩、共青团事业阔步向前的五年。五年来，市委和上级团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共青团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省第八次党代会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以“与共崛起、跨越发展献青春”为主题，紧紧掌握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青年的主旋律，积极引导青年投身经济社会建设，竭诚服务青少年生长发展，努力推进团的自身建设，开创了全市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

（一）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思想，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呈现新气象

五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顺应时展潮流，把握青少年思想脉搏，不断解放思想、创新形式，引导青少年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全市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显着提高。科学理论武装不断深化。始终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青少年，以团干部和青年骨干为重点，通过举办培训班、报告会、主题团日、网络论坛等各类有效载体，引导团员青年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团十六大精神，组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构筑当代青少年的思想基石。主题教育活动持续开展。紧紧抓住重大节日、纪念日等契机，深入推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按照分层分类引导青少年的原则，组织开展了“与祖国同行，做四好少年”、“民族精神代代传”、“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学习沈浩精神，争创青春业绩”、“我与祖国共奋进”等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五年来，团市委共牵头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余项，青少年直接参与5万多人次。青年优秀典型不断推广。坚持“典型引导、示范带动”的原则，举办了市“杰出（优秀）青年卫士”、“四好之星”、“青年文明号标兵”等评选活动，表彰了一大批先进团组织、优秀团员团干和杰出青年群体，营造了学先进、赶先进、比奉献的浓厚氛围。

（二）坚持围绕党政工作大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五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党政工作大局，积极引导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让广大团员青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的实践中展现风采。扎实推进青年就业创业行动。多人参与技能培训，发放青年创业小额贷款4781.3万元，扶持创业青年人。此外，我们还积极争取省财政青年创业小额贷款贴息资金13.4万元，惠及创业青年353人；推进项目运作，建立各类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1个，累计提供见习岗位32个，33名青年参与见习，岗位对接率达12%；组织开展“青年精英与大学生面对面”系列活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syb培训班等，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智力、经验和方向等方面的支持。大力实施青工技能振兴计划。开展青年创新创效行动和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青年岗位能手争创活动，组织青工技能培训475场次，培训青工4.2万人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青春建功新农村行动”为统揽，大力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广泛开展农村青年实用技能培训，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余期，培训农村青年1万多人次；以“城乡互联共享发展”为主题，紧紧围绕组织共建、创业共扶、文明共育、爱心共献等四个方面内容，组织各级团组织和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与三县十九个乡镇进行结对。常年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三下乡”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坚持弘扬时代新风，助推和谐建设取得新成效

五年来，我们积极引导青年参与各类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培养文明标兵，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志愿服务工作取得新突破。进一步健全志愿者组织网络体系，志愿者日趋专业化，志愿服务项目化，涵盖了扶贫帮困、绿色环保、法律援助、治安维护等多个服务领域，组建了能够满足各类社会需求的专业志愿者队伍，为市级大型活动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志愿服务，并在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和抗震救灾活动中做出了积极贡献。青年文明号创建有新进展。通过修订《市青年文明号管理办法》，健全考核制度，强化社会监督，不断拓宽创建行业范围。共创部级青年文明号1个，省级青年文明号2个。先后组织青年文明号集体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活动1余次，受益群众1万余人。增强了青年文明号的凝聚力，激发了青年对本职工作的热情，提升了社会公众对青年文明号的知晓度和认可度。带领青年参与生态环境建设。通过举办环保摄影比赛、青少年植树造林、青少年绿地认养、“保护母亲河”启动仪式、徒步淮河环保考察活动等形式，加强青少年生态环保意识教育。改水改厕工作成效显着。争取省、市帮扶资金万元，全市新增改厕示范点15个，共建成多座卫生厕所。

（四）坚持优化成长环境，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展现新作为

五年来，我们切实发挥职能优势，从解决青少年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不断拓展服务渠道，努力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大力开展青少年关爱行动。累计筹集资金458万元，救助各类贫困学生近1人；不断完善希望之家日常管理，建立规范管理制度和台帐，对名孤儿进行集中助养助学；高度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把握实际需求，创新支持方式，成立了共青团市委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项目办公室，组织全市各级团组织与农民工子女学校进行结对帮扶，共结对青少年375名。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大力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加强12355服务台建设，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咨询、心理援助、成长支持等服务；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将青少年反映的普遍性利益诉求形成多个专项议案提交两会；深化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目前已有部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2个，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1个，实现青少年维权工作社会化；加强与公安、政法等部门联系，深入街道社区、学校开展禁毒、防艾宣传以及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等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氛围。扎实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围绕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流浪儿童、辍学学生、闲散青少年四个重点群体，组织开展“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专项行动；会同各有关执法或职能部门针对校园周边的电子游艺厅、录像厅、网吧等直接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场所，进行综合整治。

（五）坚持党建带团建，团的自身建设迈出新步伐

五年来，我们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加强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上，突出基础，活跃基层，走进青年，推进了工作，扩大了影响。团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坚持党建带团建，企业、农村、学校、城市社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建团步伐不断加快，“五四红旗团组织”创建工作深入开展，3个基层团组织获得省级以上“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称号。团员和团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规范。强化团员责任意识教育，扎实开展增强共青团员意识主题教育活动，努力形成增强团员意识的长效机制；规范流动团员管理，建立团的基层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积极组织全市各乡镇、街道、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团组织认真做好团员信息的采集上报工作，目前，全市共汇总上报团员数3万余人；加大团员发展力度，目前全市有共青团员13万人；健全推优入党工作机制，共推荐近百名优秀团员加入党组织；加强团干部作风建设和教育培训，通过采取组织办班、专题讲座、参加学习等办法，使广大团干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和团内业务培训。五年来，共举办各级团干部培训班4余期，培训团干部多人次。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为科学发展创先进、为崛起争先锋”为主题，在机关党支部和全市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对照“五好四强”、“五带五争”的具体标准找到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差距，明确了争创的目标，做到了“四个结合”即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争创学习型团组织、争做学习型团干部”活动相结合，与落实全团三项重点工作相结合，与不断优化青少年发展环境相结合，与真正贴近青年、贴近基层相结合。通过开展创先争优一系列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推动团的各项事业跨越发展。青联、学联和各类青年社团发挥各自优势，有效延伸了团的工作手臂，全团带队成效明显，少先队事业蓬勃发展，市少年宫、市团校等团属阵地为发展青少年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科学理论范文篇9

一、两个评价标准——“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

晚年，爱因斯坦把自己在科学实践中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思考和提炼。在“自述”(1946年)这篇有名的回忆录中，他在开始批判那个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之前，论述了批判各种物理学理论的普遍观点。爱因斯坦明确提出，评价科学理论有两个标准。他认为：“第一个观点是很明显的：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它“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证实理论基础”。“第二个观点涉及的不是关于（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薹础的关系)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爱因斯坦分别称这两个标准为“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它们可以看作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

爱因斯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写道：“虽然概念体系本身在逻辑上完全是任意的，可是它们受到这样一个目标的限制，就是要尽可能做到同感觉经验的总和有可靠的(直觉的)和完备的对应关系；其次，它们应当使逻辑上独立的元素(基本概念和公理)，即不下定义的概念和推导不出的命题，要尽可能地少。”(pp．5～6)就这样，爱因斯坦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评价科

学理论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而且认为内部标准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在科学史上和哲学史上，像这样径直从两个方面提出评价科学理论标准的，恐怕很少有先例。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对当代科学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代科学哲学文献中所谓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后验标准和先验标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与爱因斯坦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有相通之处。

二、两个标准在评价科学理论中的地位

爱因斯坦曾多次论述过两个标准在评价科学理论中的地位。像所有的自然科学家一样，爱因斯坦也十分重视对理论的“外部的确认”。他认为，即使观念世界是不能用逻辑的工具从经验推导出来的，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思维的自由创造，但这个观念世界还是一点也离不开我们的经验本性而独立，正像衣服不能离开人体的形状而独立一样。他强烈反对那些先验论哲学家，他们把基本概念从经验领域里排除出去，而放到虚无缥缈的先验的顶峰上去。他并不认为思辨比经验高超，并明确指出：“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p.106)

在爱因斯坦看来，评价科学理论的外部标准是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他这样说过：“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地必然的，或者是先验地正确的。惟一地决定一个概念的‘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实验)是否有清晰的和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p．118)我认为，这里的“惟一”，无疑是就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而言的，它并不排斥作为评价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的地位和作用。爱因斯坦认为，经典力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绝对同时性、绝对速度、绝对加速度等等，在相对论中之所以被抛弃，正因为它们同实验之间不可能有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平面”、“直线”等概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命题：理论体系所具有的真理性取决于它同经验总和的对应可能性的可靠性和完备性(p.6)。他后来还说过：“只有考虑到理论思维同感觉经验材料全部总和的关系，才能达到理论思维的真理性。”(p．523)这说明，理论的真理性的确立必须在实验检验之后，它是一个后验问题，而不是先验问题。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一些科学理论在提出(未受实验检验)时不具有真理性。试问，难道麦克斯韦1864年提出的电磁场方程不具有真理性，而只是赫兹1887年的电磁波实验才使它具有真理性?难道狄拉克1928年预言正电子的理论不具有真理性，而只是安德森1932年通过实验在宇宙线中发现了正电子才使它具有真理性?这些科学理论在提出时本身就具有真理性，它们只是不具有所谓的“现实的真理性”。与此相对，我们不妨称科学理论在未受实验检验时本身所“固有的”真理性为“潜在的真理性”。通过实验检验，这些潜在的真理性就转化为现实的真理性，从而使科学理论焕发出它的现实性和力量。也许可以说，“内部的完美”标准，恰恰就是用来评价科学理论的“潜在的真理性”的。

外部标准固然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是了如指掌的，这也是他相当重视内部标准的原因。综观爱因斯坦的观点，内部标准在评价科学理论中之所以必不可少，概括起来，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引起的。

第一，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一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爱因斯坦敏锐地觉察到：“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p.10)爱因斯坦认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基本观念(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由此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构成的，前者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在用外部标准对理论进行评价时，常常可以引入人为的补充假设把反驳事实变成非反驳的事实甚或有利的证据，从而保持理论基础不变。这正如迪昂（P.Duhem，旧译杜恒）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的，预言出现某一现象涉及到若干个假设，即使这类情况的先行条件陈述无误，未能观察到所预见的现象，也仅仅是否证那些假设的合理。为了恢复与观察的一致，科学家可以随意改变出现在前提中的任何一个假设。拉卡托斯后来在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研究纲领有内部结构即“硬核”，它对应于爱因斯坦的基本观念；研究纲领的外部结构即“保护带”，它由各种辅助性的理论假设构成。因此、当经验事实与理论不相容时．人们可以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设来使理论适应经验事实，从而使“硬核”免遭否证。例如，斐兹杰惹和洛伦兹针对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否定结果提出的收缩假设就是这样的人为的辅助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判决实验”。我在一篇短文中通过历史事实表明，就连许多人认为是判决实验的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当时既没有驳倒一般的以太理论，也没有驳倒流行的静止以太说。奎因也认为，科学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命题和理论组成的大网络；这个网络的四周是具体科学和应用科学，它们与经验事实直接联系；而处于网络中心的是高度抽象的数学和逻辑，它们一般不受经验事实变化的影响，尽管它们并非绝对不可修改。这就给直接应用外部标准检验科学理论带来极大的困难。

第二，爱因斯坦发现：“对应于同一个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从那些由理论得出的能够加以检验的推论来看，这些理论可以是非常一致的，以致在两种理论中间难以找出彼此不同的推论来。”(p．115)例如在生物学领域，在达尔文关于物种由于生存竞争的选择而发展的理论中，以及在以后天获得性遗传这一假设为根据的物种发展理论中，就有这样的情况。以牛顿力学为一方，以广义相对论为另一方，又是两种理论的推论非常一致的实例，它们都受到同一经验材料复合的支持。尽管这两种理论的摹本假定完全不同，但是要从广义相对论中找出能加以检验而为相对论以前的物理学理论所得不到的推论，为数还是很少的。显而易见，这不仅对理论形成中的“归纳万能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为依据外部标准评价科学理论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要用外部标准评价理论，首先必须确定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即确定该理论可用实验事实证实的命题．然后才能着手进行实验，对命题进行评价。但是，这井非总是立即可以实施的，科学家当然也不能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而把理论思维停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标准就能够发挥它的特殊作用。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只要数学上暂时还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逻辑的简单性就是衡量这个理论的价值的惟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当然还不充分的准则。”

第四，当基本概念和公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部的完美”对于理论的选择和评价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p.12)。例如，牛顿力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都与日常经验相一致，它们距离那些可否证它们的直接可观察的东西相当遥远。但是，当人们用内部标准来衡量它们时，却会发现它们是不自然、不简单的。面对牛顿力学，善于深思的科学家都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绝对空间是力学过程的无所不在的积极参与者，而它自身为什么不受物体及其运动的影响呢？惯性参照系为什么比其他一切刚性坐标系优越呢？为什么速度是相对的而加速度却是绝对的呢?运动定律中出现的惯性质量也在引力定律里出现，但为什么不在其他各种力的表示式里出现呢？把能量划分为本质上不同的两部分(动能和势能)是自然的吗?爱因斯坦正是从这些问题入手批判牛顿力学的，而不是主要依据实验事实进行评价的。这是他创立相对论的思想基础。

第五，用外部标准评价理论，必须把理论同观察到的实验事实进行比较。在这里，恼人的问题出现了：观察并非是中性的，事实也不是赤裸裸的。观察者是能动的主体，他的观察不可能对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一览无余，而是有目的、有选择的；观察是受理论指导的，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观察同一现象，也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观察到的事实要用语言陈述才能与理论比较，才能进行交流，观察陈述本身就包含着理论。这就是当代科学哲学所谓的“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因此，用外部标准来评价科学理论，实际上并不是把理论同赤裸裸的实验事实进行比较，而是把理论同通过渗透理论的观察所得到的、包含着理论的观察陈述进行比较，这势必造成了运用外部标准评价科学理论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爱因斯坦也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同海森伯的一次谈话中承认：观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实际上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在我们能够宣称已经在最低程度上观察了任何东西之前，我们必定能够说出自然界是怎样起作用的，必定至少用实践的语言知道了自然规律。只有理论，即只有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才能使我们从感觉印象推论出基本现象。当我们宣称我们能够观察某种事物时，我们实际上应当是说：虽然我们就要提出同旧规律不一致的新的自然规律，可是我们仍然假定，这些现存的规律——包括从现象到我们的意识这整个途径——以这样的方式起作用，使我们可以依靠它们，从而才可以谈论“观察到的结果”(p．211)。

第六，实验的检验当然是任何理论的有效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去试一试；由于材料、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设计好的实验都能在短时间内付诸实施。这也是科学家对“自然性”、“简单性”等内部标准感兴趣的原因。

在科学实践中，爱因斯坦十分看重评价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而且也善于运用这个标准，无论对别人的理论和自己的理论都是如此。前面已谈过，他用这个标准评价和批判了牛顿力学，下面再谈谈他运用内部标准对自己的相对论的评价。

谈到广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说：“这理论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逻辑上的完备性。从它推出的许多结论中，只要有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就必须被抛弃；要对它进行修改而不摧毁其整个结构，那似乎是不可能的。”(p.113)这种说法也完全适用于狭义相对论。由于爱因斯坦深信相对论在逻辑上的完整性，即相对沦的逻辑前提的“自然性”和“简单性”，因而他在提出相对论时，就对自己的理论满怀信心。1905年，德国实验物理学家考夫曼(W.Kaufmann)完成了关于高速电子(β射线)的质量与速度相依关系的实验，他于1906年宣布，他的实验数据支持亚伯拉罕(M．Abraham)和布赫尔(A.H．Bucherer)的刚性球电子论，而同洛伦兹和爱因斯坦的基本结论(电子在运动方向的直径会随速度的增加而收缩)不相容。当时，早在1902年就明确提出了相对性原理的彭加勒马上动摇起来，认为该原理并不具有我们先前赋予它的那样重要的价值(他在1904年把相对性原理作为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之一)。洛伦兹更是十分悲观失望，他在1906年3月8日给彭加勒的信中说：“不幸，我的电子扁缩的假设同考夫曼的新结果发生了矛盾，于是我必须放弃它。因此，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看来，不可能建立起一种要求平移对电学和光学现象完全不产生影响的理论。”面对考夫曼的实验否证，爱因斯坦并不以为然。他在190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表示，考夫曼的实验数据同相对论的“这种系统的偏离，究竟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的误差，还是由于相对论的基础不符合事实，这个问题只有在有了多方面的观测资料以后，才能足够可靠地解决。”他进一步指出，亚伯拉罕和布赫尔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偶然碰巧与实验结果相符，因为他们关于运动电子质量的基本假设不是从总结丁大量现象的理论体系得出来的。”事实果然不出爱因斯坦的预料，1916年，两位法国物理学家指出考夫曼的实验装置是有毛病的。对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实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也是十分自信的。他曾这样说过：“当1919年日蚀证明了我的推测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会非常惊讶。”(p.284)转三、“内部的完美”标准的丰富内涵

作为内部标准的“内部的完美”，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外部的确认”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爱因斯坦虽然赋予内部标准以前提(爱因斯坦又称其为逻辑前提、理论框架、理论基础、公理基础等，它包括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基础的基本关系；爱因斯坦又把基本关系称为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基本定理、基本公理；他有时又把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统称为基本观念)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的含义，可是他并没有把它确切地表达出来(他认为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如果这种列举竟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话)，而是一种在不能通约的性质间作相互权衡的问题”(p.10)。爱因斯坦在“自述”中承认，我们不能立即或根本就没有能力用明确的定义来代替这些提示，但是要作比较明确的阐述还是可能的。遗憾的是，爱因斯坦在“自述”中并未对作为内部标准的前提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怍明确而详尽的阐述。因此，在下面我们拟从爱因斯坦在其他各处的言论以及他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实践出发，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探讨一下“内部的完美”的丰富内涵。

在爱因斯坦看来，前提的“自然性”即是“逻辑的简单性”，而他使用最多的字眼还是后者。所谓“逻辑的简单性”，爱因斯坦的意思是“指这样一种努力，它要把一切概念和一切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尽可能少的一些逻辑上独立的基本概念和公理。”(p.384)显而易见，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是对科学理论形式体系的基础的要求，而不是对形式体系本身的要求；它既不是指理论内容的简单性(相对论的内容是深奥的)，也不是指数学形式的简单性(广义相对论用了连爱因斯坦起初也不甚熟悉的绝对微分和张量分析)。爱因斯坦惟恐一般人误解他的意思，因而曾直率地表示：“我们所谓的简单性，并不是指学生在精通这种体系时产生的困难最小，而是指这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或公理最少。”(p．299)他在对玻恩的《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的最后一章所作的批注中写道：“惟一事关紧要的是基础的逻辑的简单性。”(p.442)爱因斯坦在“基础”和“逻辑”二词上加有着重号，其目的正是为了强调他的本意。

爱因斯坦在创立和评价新理论中，十分注意逻辑的简单性。霍耳顿(G．Holton)曾经指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代表了一种要把基本假设限制到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少数量的企图。在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论文中。除了通过被提高为公设的两个“猜想”(即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以外，只作了四个另外的假定：一个是关于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另外则是定义钟的同步的三个逻辑性质。而洛伦兹1904年的论文尽管声称是以“基本假设”，而不是以“特殊假设”为基础的，事实上却包含了十一个特殊假设。最近．霍耳顿的学生米勒(A.I.Miller)指出，爱因斯坦不需要把两个观察者A和B的公共“时间”tB-tA=t’A-t’B称为定义，因为它们是相对论两个公设的结果。同样地，对于光传播来说，惯性参照系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也是相对论两个公设的结果。假如空间对光传播来说不是各向同性的，那么某些方向就会是优越的；假如空间对光传播来说不是均匀的，那么某些点就会是优越的。从逻辑基础上看，广义相对论比狭义相对论更简单，但是它的包容量却更大。在广义相对论中，狭义相对论中的不变的平直时空度规失去了独立的逻辑元素的地位，而成为由物质分布的引力场所决定的相对论可变量；狭义相对论中的两个基本原理也不再是独立的逻辑元素了，而成为引力场效应可以忽略不计、黎曼时空过渡到欧几里得时空的特殊结果。爱因斯坦说：”一个理论的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p．15)

正由于相对论在逻辑上的简单性，从而使爱因斯坦深信它的正确性。爱因斯坦甚至把逻辑简单性看作是理论物理学和科学的目的之一。他说：“理论物理学的目的，是要以数量上尽可能少的、逻辑上互不相关的假设为基础，来建立起概念体系，如果有了这种概念体系，就有可能确立整个物理过程总体的因果关系。”(p.170)他还说：“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地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p.344)

爱因斯坦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美学的，他本人也经常谈到科学美，并把美学标准作为评价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准，我们不妨称其为准美学标准。实际上，美也是简单性，只不过美是从美学角度来讲的，简单性则是从逻辑角度而言的。罗森在谈到爱因斯坦的这一特点时说得好：“他采取的方法与艺术家所用的方法具有某种共同性；他的目的在于求得简单性和美。而对他来说，美在本质上终究是简单性。当衡量一种理论的要素时，他总要提出尖锐的问题：‘这是理智的吗?’一种理论不管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如果在他看来不是理智的(他使用德语中Vernunftig这个词)，那么他便认为这一理论不可能对自然界提出一种真正是基本的理解。”爱因斯坦是科学家，更是科学的艺术家。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对于一个独立的逻辑元素最少的理论，他从科学家的眼里看到的是简单性，而从科学艺术家的眼里看到的则是美。

有理由认为，爱因斯坦也读过彭加勒的名著《科学与方法》。在该书中，彭加勒集中论述了科学美。他认为自然美在于其“深奥的美”，即“潜藏在感性美之后的理性关”，也就是与科学有关的美。彭加勒虽未对科学美的含义做出十分明确、十分肯定的回答，但他把“统一”、“和谐”、“对称”、“简单性”等内容赋予科学美。彭加勒还认为，科学家研究自然，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科学家投身于长期艰巨的劳动，也许为此缘故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彭加勒的这些看法在爱因斯坦思想上引起了共鸣，他说：“科学家的目的是要得到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逻辑之对于他，有如比例和透视规律之对于画家一样；而且我同意昂利•彭加勒，相信科学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的美。”(p.204)爱因斯坦也同意彭加勒赋予科学美的内容，这有大量的言论和事实可以佐证。

爱因斯坦渴望看到自然的先定的和谐，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理论的统一。对于没有任何经验体系的不对称性与之对应的这样一种理论结构的不对称性，他是无法容忍的。他把逻辑简单性视为科学的目标。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科学理论的探索与评价，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意思。“和谐”、“统一”似乎是就理论的内容来说的，“对称”似乎是就形式而讲的，至于“简单性”则是针对逻辑前提而言的。例如，在1905年的相对论论文中，爱因斯坦从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应用到运动物体上就要引起并非现象所固有的不对称入手，把相对性原理从力学推广到电动力学，不仅达到了逻辑的简单性，而且也使力学和电动力学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达到了统一、和谐。在构造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主要用的还是定性概念形式的抽象对称法。此后，尤其是在闵可夫斯基的工作之后，他已逐渐从定量数学形式的协变对称法看待问题了．这就是要求普遍的自然定律对于洛伦兹变换是协变的。这是他能达到广义相对论的关键之所在。

其实，作为“内部的完美”的逻辑简单性标准或准美学标准也不是没有一点客观基础的。爱因斯坦就曾明确表示：“自然规律的简单性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且正确的概念体系必须使这种简单性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保持平衡。”(p．214)他还说过这样的原则性的看法：“逻辑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p.380)。海森伯在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他和爱因斯坦一样相信自然规律的简单性具有一种客观的特征。如果自然界把我们引向极其简单而美丽的数学形式，即假设、公理等等的贯彻一致的体系，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形式是“真”的，它们显示出自然界的真正特征(p.216)。事实上，真理是与客观逻辑体系一致的。在数学中，这是显而易见的(非欧几何和数理逻辑就是明显的例子，它们刚出现时，被许多人视为荒谬的东西，但后来却分别在广义相对论和电子计算机领域中找到了用场)。在与经验材料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也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爱因斯坦的“内部的完美”标准，实际上也是前人的以及他本人的科学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性升华。说爱因斯坦

的内部标准相当于当代科学哲学所谓的主观标准或先验标准，并不意味着它是主观主义和先验论。其实，主观标准或先验标准的意思也不是那样。例如，先验标准和后验标准之说是针对评价在实验之前和之后的时期而言的；主观标准也是就实验检验这一客观标准而言的，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客观标准也有主观因素的介入，主观标准也有一定的客观基础。爱因斯坦的评价科学理论的内部标准，正反映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真理与客观逻辑体系的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还在“自述”中把他的评价理论的内部标准(逻辑的简单性)进一步加以引申，提出了两点原则性的意见。其一是：“在几种基础同样‘简单’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的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p.10)其二是：“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的，那么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p．11)我们不妨称前者为“限制的严格性”，称后者为”构造的确定性”。

像“逻辑的简单性”一样，作为对“内部的完美”标准的补充的“限制的严格性”和“构造的确定性”，也存在着在不可通约的性质间作相互权衡的困难。因而在用内部标准评价科学理论时，难免带有较多的心理因素和人为色彩。所幸的是，“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部的完美”时，他们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至于对“外部的确认”程度的判断，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外部的确认”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但它毕竟不能代替“内部的完美”这样一个辅助标准的特殊作用，更不应排斥后者而“惟我独尊”。一个明智的科学家．应该在探索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清醒地看到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的应有地位，充分发挥二者的有效作用，使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把科学认识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10~11页。以下引用该书时，在正文中只注页码。

李醒民：关于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误传，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卷（1982），第5期，第42~44页。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501页。

A.I.Miller,AlbertEinstein’sSpecialTheoryofRelativity,ItsEmergence(1905)andEarlyInterpretations(1905~1911),Reading:Addson-Wesley,1981,p.334.

《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范岱年、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版，第182页。

同[4]，p.196.

科学理论范文篇10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科学理论品格。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强调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强调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落实“五个统筹”。总起来看，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出鲜明的科学理论品格。

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各地包括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党的建设得到继续加强，从根本上讲就是得益于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为我们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我国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须正确处理一些重大关系

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青海作为欠发达省份，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最重大的任务是发展。青海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事关青海省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关系。

发展与生态文明。生态兴，文明兴。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对推进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是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同时，青海的生态也极端脆弱，一旦受到破坏就很难恢复。保护和建设好生态，始终是事关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始终是青海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历史责任，必须摆在首要位置来抓。要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制，不断提高优势资源综合开发和循环利用水平，为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发展与改善民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近年来，青海在经济总量不大、自身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下大力气改善民生，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方面还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是，目前全省的民生水平仍然很低，近1/3的农牧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务之急，以发展促民生，以实事惠民生，以公平保民生，更加注重增加对社会公共产品、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入，更加注重公共财政向解决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等事关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的倾斜，使民生水平与经济水平同步提高。

发展与维护稳定。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青海地处西北内陆，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始终是青海的首要政治责任。要树立发展的稳定观，明确抓稳定就是抓发展的观念，为科学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树立和谐的稳定观，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树立大局的稳定观，跳出青海，立足全国、放眼世界，以全局的视野谋划、部署和推进稳定工作，把协调利益关系作为维护稳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牢牢掌握维护稳定的主动权。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和“平安寺院”创建活动，善于运用发展的办法协调处理各民族之间、宗教内部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的利益关系。

发展与党的建设。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的部署，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目前，青海特别是青海藏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党在牧区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亟待提高。要从资金、人才、技术、领导等多个方面加大对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的投入力度，力争在几年内彻底改变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滞后的现状，为建设新青海提供坚强的政治、组织和人才保障。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

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理论上的新阐述和实践上的新部署，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青海指明了方向。青海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坚定发展信心。青海虽然目前相对落后，但资源比较丰富，发展潜力巨大。面对贫穷落后的现状，不能妄自菲薄、自甘落后，而应充分认识自身潜力和优势所在，始终对前景充满希望、充满信心。要转变发展理念，把自力更生与争取外部支持有机结合起来，把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与引进发展动力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的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主攻方向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重点加快柴达木部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和西宁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切实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有效配置和循环利用水平。要大力实施科教兴青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坚持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健全发展机制。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责任、服务和效能政府。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进农村牧区综合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征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提供体制保障。加快社会事业和社会领域改革步伐，深化财政、金融、投资、公共服务领域改革，消除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实施民众创业战略，完善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