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科学传播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2 23:59:05

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范文篇1

“共同体”一词较早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科学界使用共同体一词，最早源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英国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波兰尼（M.Polanyi）较早提出并探讨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1-6]。伯纳德•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与1952年在美国出版[7-9]。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篇幅是对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团体的论述。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十分强调科学共同体的作用，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获取可靠的知识，科学共同体的任务则是建立和发展科学家之间那种为获得可靠知识而必须的最佳关系。他提出科学共同体的准则即规范是：普遍性、公有性、大公无私和有根据的怀疑态度。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深入分析的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他从科学哲学的范畴进行了深入的论述。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提供了科学共同体形成、发展和转变的认识论基础[10-11]，科学共同体更加引起科学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出现之前，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D.Bernal）就提出了科学传播（ScienceCommunication）概念[12-17]，1939年在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中ScienceCommunication的中文译法为“科学交流”或“科普”，目前更倾向于翻译为“科学传播”。中国长期使用“科学交流”或“科普”这两个术语，把科学界和大众理解科学截然分隔开来。特别是在中国，很多的科学家一度认为，科学家主要是从事科技研发工作，科学传播主要由科普工作者来完成，甚至长期以来认为科普工作是低端的工作，同时也混淆了科学传播和科学普及的概念。科学传播是个更为宽更广的概念，不是居高临下和传播基础学科知识的科学普及那么简单，科学传播不仅仅是向公众传播，更重要的是向专业人士及相关学科的学者传播最新的科技重大进展，涵盖了学术期刊、科普读物、科学报告会、学术研讨交流会、科技橱窗、科技馆、博物馆、国家地质公园、科技新闻和网络新媒体的科技报道等等。显然，科学传播对于整个社会的覆盖面要比科技创新广得多，而且科学传播的范围和维度又会影响到科技创新的发展，另外也直接影响到科学素质的教育；有必要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出发，倡导和推广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概念，让科学传播成为时尚和独有的社会生态。如前所述，科学传播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很广泛，而在科学传播领域与科技发展脉搏互动最为密切、科学传播范围最广的当属科技期刊。因此，本文重点从科技期刊作为切入点来探讨科学传播并进一步分析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构建，以增强科学界对于科技期刊乃至大传播、大科普的意识，扩大科学传播的范围和范畴，进而促进科学共同体建设，让科学传播成为助推科技创新的一股强劲的力量，并成为播撒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利器和突破口。

2科学传播的主体地位和科学传播共同体

2.1科学传播蓬勃发展，但主体地位有待树立。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研发和科学传播之间处于分离的状态。科学家大多不从事传播工作，并把科学传播工作看做是科普工作，同时很多人还认为科普工作需要行业顶尖科学家才能胜任，这无形中导致科普这种居高临下的工作只有很少数量的人才能完成。有成就的科学家没有时间，有时间的普通科学家不权威，这样的悖论潜在地制约了科普甚至是科学传播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陆续出现“科学传播”的提法，但是少有专门的研究。1995年开始，由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1995年10月9日至12日由清华大学科技传播研究中心等5所高校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届科技传播研讨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科技传播”的概念才逐渐受到重视，清华大学刘建明、孙宝寅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了“科技传播”的重要作用[18-22]。此后相关文章开始逐年增加。而“科学传播”这一概念在国内在大量使用，时间节点是2001年，此后10年相关论文由每年几十篇上升到上百篇，目前已经达到200篇以上；两个概念叠加起来每年可以达到400篇左右，且总体上处于上升势头。由此，可以看出，“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的概念和理念开始受到科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力度和群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1世纪以来，中国对于科学传播的研究，大多都是在科学共同体的构架或视域内开展的。换言之，科学传播依附于科技创新，是为科技创新服务的，科学传播一直没有取得主体地位。实际上，虽然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的概念开始为科学界和大众所接受，但是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科普理念，从骨子里仍然认为科学传播就是把科技成果为大众所知晓，对科技创新并没有太大的助推作用。正因如此，科学传播的发展路径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从业人员的地位和科普工作人员地位基本相当。2016年，科技三会上，把科普工作提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科学传播的春天也从此到来。如何顺应这一趋势，提升科学传播的主体地位仍然亟待解决，否则，从属于科技创新的属性仍然使得科学传播不能剥茧化蝶，难以实现真正的腾飞。2.2科学传播共同体是时代和科学发展新阶段的自然需求。随着科学传播逐步受到重视，经过近20年的研究、探索和实践，科学传播逐渐脱离传统科普的思路，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门类。近10年来，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成立科学传播中心，显示出业界专家学者的开阔视野，有识之士开始对科学传播进行实质性探索和强有力的推动。在2008年2月23日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在京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程东红提出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界和新闻界的互动与合作问题，打造科技传播共同体；科学时报专门发文进行了报道[23]。2008年9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上，新华社李斌再次提出了“科技传播共同体”的概念[24]。2012年，首届科学传播人颁奖盛典确定了加大科学传播共同体影响的宗旨，但是更多地倾向于使公众分享科学。2016年1月，果壳网主办的“科技点亮生活——2016科学之声”活动，进一步落到实处，致力于联合多家科学传播机构及媒体，组建科学传播共同体[25]。2018年9月20日，由科技日报社发起在珠海成立“国际科技传播联盟”（IUSTC），7家首批会员单位共同签署《IUSTC稿件互换协议》，其表述的科技传播联合体就是强调科学传播的主体性[26]，也是科学传播组织的壮大和延伸。2.3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研究，助力创新发展腾飞。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虽然近年来对于科学传播主体地位的需求已经在学术界和社会开始出现声音，科技传播共同体或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提法也在不同场合有提及。但是也应当看到，从理论学术层面还没有对此开展更多的研究，公开发表的论文还非常有限，“科学传播共同体”的理论架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学术界还有待对此给予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有助于突出科学传播的主体地位，而不是仅仅把科学传播作为科学共同体上的一个链条。科学传播实际上可以和科技创新并驾齐驱，甚或也可以说科学传播是科技创新的轴心，对于科技创新有着极强的推动力[27]。从这个角度上看，“科学传播共同体”是链接甚至是几乎是可以包含科技创新的科学联盟，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氛围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对于开启全民智慧、掀起万众创新的浪潮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尽管“科学传播共同体”“科技传播共同体”的概念已经在不同场合出现，但是相关文献很少，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程度有巨大的差距。因此，需要深入分析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的从业者、参与者、受众等方面问题，逐步完善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概念和架构，形成相应的理论知识体系。事实上，对于科学传播而言，长期以来在中国对科学界和社会产生持续和深远影响的是科技期刊，而且仍然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尽管中国的科技期刊晚于西方国家，但是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目前数量5000余种科技期刊，涵盖了各个学科和各行各业，从科技期刊入手分析“科学传播共同体”将对现有科学传播从业者和未来科学传播工作的拓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启示。

3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共同体架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3.1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共同体中的地位。科技期刊作为科技重大成果展示的载体和科技交流的平台，历来最为科学界所重视，如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Science》的主编多是由美国著名大学的校长、美国科学院重量级院士、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来担任，而且不是挂名，全都是期刊事务的实际操作者。其原因正是由于科技期刊的独特学术地位及其在科技界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所决定的。事实上，在科学共同体中，尽管也有提到科技期刊和编辑的作用，但是并未把科技期刊和编辑作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地位和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国内所理解的科学共同体，主要侧重于科学家和科学团队，局限于科技研发人员和力量，把传播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排斥在外，事实上仍然把科技期刊和编辑当作附属部分来看待。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差，除了科学精神的土壤尚不肥沃以外，还由于中国的科技期刊编辑大多都是专职，国外多数著名的学术期刊的编辑是由科学家来兼职，国外研究与编辑之间天然的不可分割性、国内事实上的研究与编辑分离，必然导致对科学共同体产生理解上的错位。正因如此，本文倡导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概念，力图推动科学界强化以科学传播为导向的科学传播共同体作用。3.2基于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共同体构成。科技期刊作为科学传播共同体的重要分支，承担着重要的科学传播重任。以科技期刊为纽带，科技论文的作者，论文的审稿人、专家学者、期刊编委、期刊编辑、读者等等，构成了这一独特的科学传播体系，他们之间彼此交流、沟通甚至讨论争论，转发分享、宣传等等，促使科学传播共同体始终处于勃勃生机的状态。如果进一步拓展，部分科技成果通过科技新闻媒体或社交媒体、自媒体等进行传播，则能实现报纸、电视、网络、移动端等全媒体科学传播，科学传播共同体的外延就大大拓展，当然这属于少数情况。科技期刊和社会科学类期刊有所不同，特别是和人文类期刊差别很大，科技期刊刊发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与本专业学科有关，专业性很强，非专业人士很难很好地理解论文的内容，纯粹的文字编辑难以驾驭和完成论文编辑工作。换句话说，专业语言甚至比外语还难懂，这就对编辑的选择和要求提出了挑战。实际上，很多科技期刊的编辑都是本专业学科的毕业生或者有从事科研或技术工作经历，科学编辑和学术编辑占据了很高的比例，科技期刊的编辑事实上在科学创新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编委、专家学者和审稿人在科技期刊的科学传播工作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在当今科技信息爆炸的时代，同行评议尽管受到质疑，但是仍然是保证科技论文科学性和严谨性的主要途径。如果科技期刊的论文出现大面积的学术不端、科学严谨性丧失、创新性不在，那就难以对科技创新产生推动，科技期刊原本是科学传播的平台就必将成为伪科学泛滥的渠道。因此，同行专家、审稿人和编委的把关对于保证科技论文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公正性有重要作用，这也对保证科学的权威性和持续性有重要意义。否则，现在很多社交媒体在没有考证和审核的情况下，随意所谓的科学知识和新闻，内容粗制滥造，漏洞百出，对科学的权威性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伪科学和假科学的泛滥是对科学的极大伤害。长期以来，科技期刊受到国内科技评价体系的影响，导致很多期刊追逐影响力和影响因子，反而会弱化或忽视对传播力的关注。对于基础学科而言，这类问题并不显著，但是，对于小众的产业部门的期刊，则影响极大，因为很多读者并不发表文章，不能给期刊影响因子做出贡献，因而其阅读感受和需求经常不能受到关注。实际上科学传播需要面向对象，科技期刊更是这样，科技期刊和科技论文如果不被读者接受，如果忽视读者的阅读感受，最终只能是鸡肋，在市场的淘洗下必然最终被淘汰[28]。因此，科技期刊需要分析研究本学科和本行业的读者群落，细分群落，以读者需求为导向[29]。特别是网络时代和移动互联网繁盛的未来，不关注读者需求和阅读视听习惯，必将会被新媒体所蚕食。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网络平台、移动端、传统发行传播平台等多种媒体渠道的发展，科技期刊的形式不再限于传统的纸质期刊。期刊的概念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电子期刊、微信公众号、百家号、企鹅号等等都可以和传统的期刊对接，更主要的是开始大规模的延伸原有传统期刊的功能，纯粹的纸质期刊作为传播媒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和读者的需要，电子期刊、HTML等多种方式多种格式的电子论文，大大方便了读者，与数据库的对接，极大地提升了学术搜索的效率。电子期刊把科技论文和实验数据、实验室及作者对接，使科研过程的追根溯源变得可信可视化，同时透明的科研过程为学术道德的评估变得容易，压缩了学术造假的空间。而且技术的更新十分快速，未来围绕科技期刊和科技论文将会有更多的传播技术面世，科技期刊的构成也将随之丰富，其读者群落也会随之技术更新和层出不穷构成全新的科学传播网。

4在科学传播共同体架构下办刊是未来发展趋势

传统上，科技期刊出版社或编辑部由于人手不足、受重视程度不够等诸多原因，办刊思路多数是坐等来稿，与科技界和学术圈的联系不够紧密，很多编委会也是走过场为多，与审稿专家多数停留在送审稿层面，与作者的联系也是发论文期间进行沟通，过后就很少联系，而对于读者群落的分析和研究则更为有限。尽管在形式上各个链条都有存在，但是由于彼此的联系非常松散，没有构成一个脉络紧密的科学传播网络系统，更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科学传播共同体。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技期刊的重视程度提高，科技期刊开始逐渐加强与学术圈的联系，应用网络新媒体等多种途径来扩大影响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些期刊的做法大多还是扩大影响力的角度出发，甚至是为了提升影响因子，而忽视了传播力。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氛围还不够浓厚、需要借助于科学传播来提升科技创新力的国家来说，传播力的意义要大于影响力。如果科技期刊和科技论文只是停留在本学科甚至本研究方向上很小众的圈子里传播，不利于学科交叉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的弘扬和推广，实际上也就减少了很多创新的产生，也弱化了科技成果的生产力转化，最终就削弱了科技对经济的引领和拉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在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架构下，进行办刊思路的调整。科学传播共同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该体系的每一个成员要素和环节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不能互相割裂，是六位一体的关系。科技期刊在办刊过程中，要始终把握科学传播共同体的理念，加强与学术圈的联系和沟通，扩大读者群落，形成各个环节的反馈机制，保持科学传播共同体的活力，才能形成持续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和科学传播力。科技期刊是科学传播共同体的纽带，把传统的以作者为中心来提高影响因子的做法，转变为以读者为出发点的面向对象的科学传播理念非常重要。期刊是为读者服务的，深入研究国家产业经济和社会的需要、读者和受众的需求，开发读者的潜在意愿，对于不同的读者群落进行细分，有意识地提升服务质量，这样就能够逐渐在选题方向、稿件选择、传播方式方面进行不断优化，传播效果就会逐渐显现。作为科学传播的纽带，当然不能忽视和科技界和学术圈的联系。期刊的编委、同行评议的审稿人、优秀作者，绝大多数都在学术圈，也就是科学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科学传播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人就是传统上的读者群，以各级学会为主办单位的期刊，充分利用学会的分支机构和学术网络非常重要，和学会联合举办学术会议，以网络新媒体手段和学会会员建立持续长久的紧密联系非常关键。此外，积极面对面，与同行业本学科的专业委员会紧密合作，积极参与学术活动，并深入研究机构，使上会、下所成为主流，这样才能真切感受到科技研发的脉络和动态，才能敏锐地抓住科技前沿的最新突破和趋势，才能更好地理解学科不同研究领域和方向新成果的意义和前景，才能够准确判断优秀稿件源泉之所在，为组稿约稿打下基础。在科学传播共同体架构下办刊，不仅仅是名词和概念的变更，更主要的是办刊理念的变化，也是迎接新时代新技术不断创新的前提。中国科技期刊有100年的历史，世界知名的《Nature》有150年的历史，传统的纸质媒体传播思维根植于人们的头脑和思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新媒体繁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但是很多科技期刊仍然被动地守护纸质媒体或纸质传媒的思路，本质上就是把科技期刊按照科学共同体的一部分来理解期刊，仍然觉得是服务角色，只是辅助作用，不能喧宾夺主等等，而不是积极迎接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的大变革进行加速转型。事实上，近年来，科学传播的技术、方式及平台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科研的方法技术的更新速度。也就是说，科学传播已经开始深刻影响甚至颠覆科学创新途径的作用。纸质期刊时代，科技论文的检索难度很大，摘要和关键词的作用很大，而且由于资金的原因，数据库收录的期刊数量受到限制，此后直接影响到创新性成果的发表速度和数量，而且很多有价值的超前性强的论文往往被淹没在库房，需要非常繁琐、费时费力的检索查阅才能找到。在当今网络发达、搜索手段日益更新、科技期刊和科技论文逐渐走向开放获取的时代，科学传播体系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科学传播作为群体性的行为，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科技创新的作用与日俱增，科学家的智慧碰撞概率已经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交叉创新的时代已经悄然兴起[30]，科学传播共同体的形成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作为最古老的科学传播载体的科技期刊，显然在这个新旧时代更迭的过程中不能缺位，哪个期刊不转换思维和传播理念，哪个期刊就会成为时代的鸡肋。

5结束语

科学传播范文篇2

一科学传播的界定

在传播学的概念中，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国内外都存在争论，一般来说，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围内[1]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团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间的传播

•在工业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科学传播还可以分为专业内容(professionalcontexts)的传播和面向公众的传播(publiccommunicationofscience)。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般是指后者，严格地讲，应当称作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从上面关于科学传播的内容可以看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有诸多形式，本文则将其限定在”科学、媒体与公众”范围。这里所说的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

关于近年来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的主编，著名科学传播学者Lewenstein曾评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如何让公众最有效地学习运用科学知识，而其他人则担心公众盲目接受科学机构的声明……一些人强调对于大群体受众行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对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现进行分析才能形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关注的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2]

这一方面表明了国外科学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学传播的研究只重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传播的内容，而不研究具体的科学传播活动过程的话，就很可能会走入困境，而具体到科学、媒体和公众的研究来说，Lewenstein认为“必须把科学传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学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媒体、科学家和公众的互动关系。”[3]

二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提出的问题

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4]当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的，科学传播把自己当作是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类型应当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Shapin提出权威解说(canonicalaccount)的科学传播模式，从科学史出发考察了这种模式的起源，认为17世纪以来的科学职业化造成了此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科学是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而通过媒体进行科学传播。[5]

在其它一些传播学文献中，与“权威解说”类似的提法还有不少，如“主流关注”（dominantconcern,Dornan,1990）、“主流观点”(dominantview,(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model,Valiverronen,1993)、“扩散模式”(diffusionistmodel,CooterandPumfrey,1994)等。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科学新闻记者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这是当时，也是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6]

现在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在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模式的。从形式上看，权威解说模式类似于中国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学者认为是60年代以前)，权威解说模式一直是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指导。

这种对于科学与媒体或者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下述观点或假设：

1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比如1919年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体：一个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传播给后者的第三者（科学新闻记者）。科学新闻记者通常是处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而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再加工就是“歪曲”。

3科学传播的媒介是通过语言翻译的隐喻进行的。所以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三者尽量用极限的语言描绘出纯粹的科学事件。[7]

Massimiano认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假设。按这种观点，科学的公众传播过程是在科学流程结束之处开始的，一旦科学知识完成，知识就会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传播给非专家。所谓的“普及”、“扩散”等即是这种科学面向公众传播的无问题的版本。

现在，这种传统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法国心理学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socialrepresentations）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8]与此类似，Farr分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社会表现理论应当引起科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的重视。[9]Gross提出与境模式（Contextualmodel），他通过辐射云对坎伯兰的牧羊人的影响的案例，提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物，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是有选择吸收的，而非被动接受[10]

其实，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认为媒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认为媒体只是科学传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为能尽量精确地传播科学信息，如果有所谓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现了意外的错误。在这种传统模式看来，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是公众，公众面对的是科学，媒体的存在只是为了科学和公众的交流。而许多学者对于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修正并没有注意到对于媒体的假设，或者说，上述修正仍旧沿用了以前的假设，科学传播成为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事情，媒体是不包括在内的。媒体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体中的科学只是简化的科学的一种扩散形式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随后的研究沿用的这一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媒体在科学传播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管道”。

三科学传播的媒介化

在科学活动中，媒体处于什么地位，现在的研究对媒体有何看法，《独立报》前科学编辑Wilkie认为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公众理解科学（PUS）研究看到了媒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但媒体并未得到集中的关注；

2有PUS背景的作者力图寻找科学杂志对于公众的效果，因此，媒体在本质上被看作一个有特定问题和兴趣的特殊领域；

3既使新闻工作者被作为是焦点注意，假定的框架也认为，只有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更像科学家时，公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要更好地理解科学[11]。

换句话说，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与公众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上面提出的诸多科学传播模式，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

科学传播对于媒体的重视，是与当代媒体重要性的凸显相联系的。因特网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对一的邮件，群发邮件、网站，在线信息和新闻服务等，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如同行评议、科学杂志等必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12]Lewenstein提出了网络模式（WebModel）,他认为科学传播变成了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多线路传播形式。而Lewenstein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他认为，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速度更快，数量更多，情绪化的内容增加，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研究者面对众多不确定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也是不一致的。科学传播以牺牲信息的稳定性的代价而获得了速度。

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科学为了传播的需要，可能迎合媒体价值观和受众需要，可能丧失科学自身及其伦理价值。

Weingart通过将科学传播中的媒体独立化，把上面的问题发展到极端，认为科学已经媒介化。媒体的发展，已经超出了Nelkin或Lewenstein,的理解，人们很难在科学传播中找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认为，媒体构造了自己的现实，媒体的重要性使科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垄断性正在减弱，科学对于真理的判断标准正面临着媒体迎合受众的标准，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正在被其他的标准所补充。[13]总之，他认为媒体而不是科学家正在成为科学是否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官。

四媒体对科学的建构

科学知识不仅要满足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等规范，而且还必须是“适合出版的”。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媒体作为载体的，但既使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我们也会发现，“自从15世纪以来，印刷技术使各种各样图片的精确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无论哲学家怎么说，科学家们都不能否认这种有效的交流模式。随便翻一翻各种学科的科学文献，也会发现里面有数不胜数的图表、图片、地图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图解’文字内容的需要。”或者说，媒体传达的信息，并不能精确地还原它所表达的科学本身[14]。大众媒体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不精确”。

1974年高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提出框架理论（frametheory）。他认为，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事件材料经过选择和凸显成为新闻[15]。所以可以理解，媒体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带有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由媒体而非事件本身决定。当科学经由大众媒体“扩散”到公众时，这种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形象实际上只是科学在媒体中的形象。

英国学者Nelkin通过对报纸、杂志的报道分析研究指出：当科学理论能强化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时，就能在媒体中畅通无阻，反之则被忽略，而丑闻也被看作是对科学的社会系统的妨碍，从本质上讲，是不想让受众失去社会的安全感。[16]媒体对于科学报道的选择和凸显更多的是迎合受众的口味、符合媒体自身的价值观。Nelkin指出，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

1想象代替科学内容，报道很少涉及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2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草率，盲目乐观或走向另一个极端；

3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研究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4科学家在媒体中不是中立者，而像是要通过媒体取得公众支持等等。[17]Nelkin认为，科学传播可以认为是几个共同体出于不同的需要、动机和约束条件而进行合作的公众传播，科学共同体和媒介都对科学在媒体中的观念有重大影响。但从上面也不难看出，前三个问题的产生，是媒体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的偏好所做的建构。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的科学，完全偏离了科学本身的形象。而正是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观念。

另一方面，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还会影响到科学共同体。Massimiano指出，科学共同体在解决科学争论时，常常需要媒体作用。“在这儿同样存在有问题的假设，其中之一就是当争论中的某方的观点在共同体内部取得了优势时，这种争论才会进入公众视野。但事情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如果两方或多方的观点都得到了权威科学家的认可时，或者两方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没有可比较性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假设是，在专业化层面取得优势的一方必然也会在公众传播中自动得到增强和重视。这儿的问题就是低估了媒体对于争论解决产生的影响。而且，在科学传播中，并未表明科学传播必须从某一阶段开始，这是不严格的。”[18]对于这些争论，媒体的态度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Massimiano的结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把科学问题放到公众那儿解决，并不代表是媒体在起作用，“应当把它描述成协商性的，并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让公众自己去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很有争议，1968年传播学者Mccombs和Shaw提出"议程设置"假说(Theagenda-settinghypothesis)，认为“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19]这一理论在很多地方证明是有效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走极端。科学传播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又与公众相关，同时包括框架内部的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利益共鸣，科学活动者及其赞助者的吸引力或特定时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等等都在起着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媒体正在成为独立的力量，并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体自身的影响，都在改变着科学传播的进程。

参考文献

1.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WellcomeTrust,Scienceandthepublic:areviewofsciencecommunicationandpublicattitudestowardscienceinBritain,PublicUnderstand.Sci.10(2001)315–330

2.同上。

3.MassimianoBucchi,scienceandthemedia---Alternativeroutesinscientificcommunication,Routledge(1998)1-2

4.StevenShapin,scienceandthepublic,Companiontothehistoryofmodernscience,editedbyR.C.Olby(1989)990-1007

5.同上。

6.同4

7.Thephenomenonofsocialrepresentations，Socialrepresentations，SergeMoscovici（1984）3-69

8RoberM.Farr,Commonsensescienceandsocialrepresentations，PublicUnderstanding.Sci.,2(1993)）189-204

9AlanG.Gross,Therolesofrhetoricin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PublicUndersund.Sci.3(1994)3-23

10B.Lewenstein,Fromfaxtofacts:communicationinthecoldfusionsaga,Socialstudyofscience,25:3(1995)403-436

11PeterWeingart，Scienceandthemedia，ResearchPolicy27(1998)869-879.

12《真科学》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p134

13DorothyNelkin,Sellingscience---howthepresscoversscienceandtechnology,W.hfreemnandcompany,NewYork(1987)71

科学传播范文篇3

关键词：伽利略传布莱希特黄佐临科学传播

贝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是德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的史诗剧流派被誉为世界第三戏剧流派，他所著《伽利略传》亦被认为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不朽剧作。《伽利略传》共有三个意义不同的版本。第一版的意义首先在于反法西斯的政治斗争，后两版则主要传达了对科学以及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布莱希特依据其对科学和科学家工作的理解，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文化状况、公众素质等等，对剧本不断做着调整、变动和修改。《伽利略传》内容和意义的变迁，反映着对科学的反思逐渐占据了布莱希特思想的核心。

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及其代表作《伽利略传》皆是中国戏剧界所熟悉的。事实上，正是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作为后上演的第一个外国戏，在观众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掀起了中国戏剧界学习布莱希特思想的热潮，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改革。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和布莱希特的原剧作有相当大的不同。黄佐临将原剧中关于科学的认识和对科学家的评判，作了省略、替代或者淡化。黄佐临如此改编该剧的目的，是要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以保证它演出的成功，进而为传播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作铺垫。黄佐临此举初步实现了他的原初意图，但也带来了许多未曾预料到的影响和后果。

一布莱希特对《伽利略传》的创作和修改

《伽利略传》第一版写作于布莱希特流亡丹麦期间。1938年10月，布莱希特写完了《伽利略传》的第一版。1943年9月9日，《伽利略传》第一版在苏黎世剧院首次公演。[PeterThomsonandGlendyrSacks,1994,pp.xxii－xxiv]布莱希特写作《伽利略传》只用了三周，但准备和构思的时间很长。事实上，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想写一个关于伽利略的剧本。不过只有到了一九三三年，当年发生的两个事件才为该剧提供了基本立意。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此前在伦敦的进步人士举行了对立审判。布莱希特积极参与筹备伦敦的对立审判，并在随后写了一份关于这场审判的提纲。他把国会纵火案的审理看作成一场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所以他在审判提纲的第三部分写道：“真理总有机会表现出来：被告，以季米特洛夫为首。”[恩斯特•舒玛赫，1974，第183页]此后在莱比锡的审判中，季米特洛夫在辩护词的结尾引证了伽利略，“伽利略被惩处时，他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具有与老伽利略同样决心的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宣布：‘地球仍然转动着!’历史的车轮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压倒的最终目标转动着……”。[武克全，1992，第279页]同年，距宗教法庭审判伽利略正有三百周年，文明世界为此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些事件中所蕴涵的真理与谬误斗争的意义，促成了布莱希特写作《伽利略传》的基本想法。

那个时代是法西斯横行肆虐的日子，许多人以为西方文明就要彻底崩溃，失去了对人类未来的信心，相信要陷入一个永恒的黑暗时代。于是，布莱希特写该剧就“是要描绘一个新时代的不加粉饰的图像”，一个“给世界带来繁荣的自然科学以及音乐、戏剧的新艺术的伟大时代”，展现向新时展的可能性和最终的胜利。[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0－345页]《伽利略传》第一版首先针对的是法西斯的统治。布莱希特在该剧中以科学类比真理，以科学的胜利象征理性的胜利，用对伽利略的纪念寓意新时代必将到来。这样就借《伽利略传》为当下的反法西斯运动叙述了一场关于真理的决定性斗争，确立真理在历史中最终会获得胜利的印象，激发观众依靠理性为重建真理而斗争。

在《伽利略传》第一版中，伽利略被塑造为一个有智慧的、懂得忍耐和等待的人。他对教廷表面上的屈从为他赢得了时间，完成了《对话》，并将其交于安德烈亚，使之公布于众，为科学做出了贡献。剧中的伽利略因其对科学的贡献而得到了颂扬，他对教廷的屈服也被认为是聪明的。此间，对伽利略的描述和评价直接地就为替德国纳粹政府服务的科学家提供了行为的借鉴模式。他们可以以伽利略为鉴，像剧本中的伽利略一般行事，弥补自己所作的罪孽，为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这样，《伽利略传》第一版有了对科学家的指导意义：科学家在背叛真理之后，仍可依靠自己在知识上的创造来弥补罪孽。

由此可知，《伽利略传》有两方面的意义：为反法西斯运动描绘一场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殊死斗争，和为替德国纳粹政府服务的科学家提供借鉴模式。但后来，布莱希特再谈起《伽利略传》创作的缘起时，说“《伽利略传》是我在流亡生活的最初几年中在丹麦写成的，当时正在研究原子分裂的尼尔斯•波尔的助手们帮助我复制了托罗密的世界模型”；[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0页]甚而还说“《伽利略传》这出戏（见《尝试》第十九卷）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之间在丹麦流亡时写的。报纸上登载了德国物理学家打开铀原子的消息。”[恩斯特•舒玛赫，1974，第184页]在布莱希特的这些说法中，他将创作《伽利略传》的缘由与原子分裂的研究直接联系起来了。可事实上，奥托•汉和弗里茨•施特拉斯曼的铀原子裂变试验成功的消息首次出现在报纸上是一九三九年的一月份。在此之前，布莱希特已写完了《伽利略传》。布莱希特后来这样做，是想强调《伽利略传》与科学及科学家之间的关联，表明他创作该剧是为了表现科学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伽利略传》第一版和第二版在思路上更加连贯，并凸显两者在现实寓意上的不同。

1944年10月到1945年10月期间，布莱希特在演员查理士•劳顿帮助下，对《伽利略传》的第一版作了较大的改动，完成了《伽利略传》的第二版。1947年7月31日，《伽利略传》第二版在美国洛杉矶的皇冠剧院首演，演出了十七场。1947年12月7日，《伽利略传》第二版改在百老汇的埃里奥特剧院演出。查理士•劳顿是在美国上演的《伽利略传》中伽利略的扮演者。[PeterThomsonandGlendyrSacks,1994,pp.xxiv－xxv]

《伽利略传》第二版的写作和上演期间，布莱希特一直流亡于美国。在对第二版的产生作历史分析之前，首先粗略的考察一下这一阶段布莱希特的思想经历是有必要的。在美国，布莱希特遇见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并与他们之间就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发生了论战。布莱希特不同意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去强调的做法，将其批判为“对真正的变革全然不关心，明显地缺少唯物主义的观点。”[维尔纳•密腾茨威.，1978，第327页]同一时期，布莱希特也和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汉斯•莱欣巴赫相互交流，在布莱希特看来，汉斯•莱欣巴赫是新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和供给者，但他并不赞同汉斯•莱欣巴赫在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这一时期，他还大量的阅读了普郎克和海森伯格的著作，并与辩证法联系起来寻求理解。

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两地投掷了原子弹。此后，反法西斯战争就迅速结束了，但人们并没有感到胜利的轻松，反而陷入对毁灭的恐惧之中。人们对该事件的发生及后果的质问，成了普遍的趋势。对科学的意义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讨论，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这对于布莱希特对于伽利略的理解有了巨大的影响，他说，“巨弹的可怕威力使我们要用一种新的、更尖锐的目光去分析伽利略同他那个时代的统治当局的冲突。”[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0页]他不再认为伽利略对当局的屈服是聪明的，值得颂扬，而认为这是对民众和社会的背叛。同时，在战后，为德国纳粹政府服务的科学家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被审判，反而被美英诸国作为高级人才争夺、保护和重用。这些科学家中有一部分人是法西斯医生，他们的实验早已超出了基本的伦理道德的范围。布莱希特认为《伽利略传》第一版指出的科学家赎罪之路，对这些法西斯医生是完全行不通的，留给他们的只能是审判。这样，《伽利略传》第一版中对科学家的借鉴意义就不仅没了类比的基础，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同时，布莱希特认为“一切艺术都汇总在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42页]新时代的核心意义应该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幸福。而自然科学以及音乐、戏剧等等，或是为人类共同生活服务，或是对其加以描述、表现。根据这一思想，布莱希特重新对现实做出判断：新时代曾经可能存在，而现在它是否能存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形成，核心在于科学已经背弃了人民大众和社会斗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5页]科学不再是为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而服务，它成了压迫体系中的一部分。那么，自然科学就很难作为新时代的标志，已不能把它和真理相互类比。在此种情况下，《伽利略传》第一版意义的基础就被彻底动摇了。

故此，布莱希特写《伽利略传》第二版，来纠正第一版在思想上的偏失。他在第二版中仅仅表现“一个新时代的破晓，并企图修正对新时代破晓认识上的一些偏见。”[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3页]这些认识上的偏见，主要指相关于科学的错误认识。由此，布莱希特在第二版中把思想的重心完全转移到科学上，重新确立了自己对科学的看法。布莱希特指出“科学的唯一目的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贝托特•布莱希特，1980，第122页]科学家必须遵循老百姓的意志，他们的知识只能被用来造福人类。科学的意义和科学家的功过都必须据此做出最终的判断。他认为：科学家如果只关注科学的发展而不考虑其他价值，就会使科学丧失意义并带来新的灾难；如此行事的科学家只是“一群富有创造才能的侏儒”[贝托特•布莱希特，1980，第122页]，是人类的敌人。

故此，布莱希特对第一版作了巨大改动，在剧本最后一场加进了伽利略承认是由于害怕而放弃学说的一场戏。并指出“背叛是罪行，而且不管著作有多么重要也抵消不了这一罪行”[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63页]，从而明确地否决了在第一版中对伽利略的评价。在第二版所描述的历史过程中，新天文学和物理学曾经具有很大一部分的社会意义，与人民大众相接近，并为一切进步的事业进行斗争。由于伽利略的背叛行为，“新天文学变成了一门界限分明的专门科学，”[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2页]并因此受到统治阶级的关注，得以顺利地发展。此后，科学就逐步丧失了价值判断，而成为了纯研究。在该历史过程中，伽利略的背叛行为是导致这一转折的关键。所以，伽利略的背叛被判决为对整个人类的罪行，并“被看作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原罪’。”[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第342页]如此，第二版就获得了不同以往的现实寓意。科学家们已经具有了对自己的发明成果不负责任的权利，得到了政府和大工业组织的全力支持。这一合流以核武器的生产为标志，并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未来。故此，布莱希特对科学家做出了判决：社会的叛徒，人类的敌人。

这样改编之后，剧本的现实寓意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剧本隐喻着对奥本海默的审判、超弹计划的实施、1947年后科学家的处境以及民众的恐惧等诸多事件。剧本所具有的多层面的丰富意义，和人物因被置于更尖锐的冲突中而获得的生动性，也提高了剧本的美学水平，使其更易于被公众所接受。1947年《伽利略传》在美国公演时，很受观众的欢迎。但由于新闻界的反对和经济上的困难，只演了很短的时间，观众仅有一万多人。对此，布莱希特说：“这种新型的剧目和演出，由于美国这些剧院的组织形式是得不到许多观众的。”“这样的演出只能在另外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沃尔夫拉姆•施莱克尔、李健鸣，1979，第40页]同时期，布莱希特受到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监视，演员查理士•劳顿亦被他的律师建议最好终止和布莱希特的合作。[PeterThomson,Brecht’slives,1994,pp.35－36]然而，所有这些事件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不过是验证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伽利略传》第三版修改于1954年至1956年期间，此时布莱希特已经回到了民主德国。他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柏林剧团，开始全面地实践他的戏剧理论和演剧方法。由于有政府的财政赞助，布莱希特可以对《伽利略传》作长期的排演，以达到满意的戏剧效果。相对于《伽利略传》第二版，第三版的主要改动是在第十四场伽利略进行自我判决的部分加入了积极的内容，即自然科学家必须做出希波克拉第式的誓言。除此之外，“只是演出前个别的、正常的调整”。[恩斯特•舒玛赫，1968，第191页]加入希波克拉第式的誓言后，对全剧的结构没有什么重大影响，仍保留了对伽利略的批判倾向。但使全剧的主题发生了变化，由判决变为了教育。确切地说，《伽利略传》的第三版意义已不再是对科学家的判决，而发挥了对科学家进行教育的功能。

对《伽利略传》主题变化的理解，需要进一步考察布莱希特的科学观。布莱希特认为，科学是生产力，它能否发挥进步的作用，取决于它是否被人民所掌握利用。也就是说，对科学的意义的判断，取决于它是否与人民休戚相关，是否服务于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据此，他对伽利略的评判是“他建立了一门新的物理学，但他又为这门物理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制造了困难；他成为新的生产力的创造者，但他又是这一生产力的社会叛徒。”[凯泰•吕莉克－魏勒，1966，第264页]布莱希特认为，科学技术一旦为人民所真正掌握，不仅会带来对自然的变革，更会带来对社会的变革。而且，科学技术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力，对于建立人类共同生活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

当布莱希特在柏林剧团排练《伽利略传》时，民主德国已是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为《伽利略传》的排演提供了经济支持和各种方便。此时，布莱希特看到了科学为人民所掌握，服务于新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机遇，并确信这是能实现的。这与《伽利略传》第二版修改和上演时的形势完全不同了。布莱希特不再迫切需要《伽利略传》第二版中对科学和科学家判决的姿态，而必须解决如何重新把科学和科学家纳入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中。这样，在《伽利略传》第三版中，通过对伽利略一生的舞台叙述，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景。伽利略曾在新时代的历史关头背叛了人民，成为了人类的敌人；在当下新的历史机遇面前，科学家们可以重新进入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者的行列。同时，布莱希特根据科学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的目的，要求科学家必须做出希波克拉第式的誓言。

《伽利略传》共有三个意义不同的版本，其写作时间前后有二十余年之久。其间，布莱希特的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他逐渐认识了科学和科学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而以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为自己的思考重心，形成了诸多有益的看法。他用戏剧的形式将它们传播开来，并不断根据自己思想发展和历史的要求做着修正。

二《伽利略传》在中国的传播

《伽利略传》在中国的传播，就话剧史上的意义而言，是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黄佐临等一批戏剧工作者意图改革中国戏剧，以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突破中国自有话剧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推动中国新时期戏剧的发展，进而建立起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所继承的现代戏剧形式。选择布莱希特有两方面的方便能取之处：第一，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他的戏剧表现形式和中国戏曲相通。作为西方戏剧的一个主流的代表者，他给了中国传统戏曲以相应的位置，并将之引入自己的戏剧思想之中。故此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下，对戏剧界而言，引入布莱希特对于改革中国戏剧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选择。

早在1951年，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作品就被引进中国，并随之有了舞台实践。当年，黄佐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座谈会上，用了六个小时介绍布莱希特，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同年，他排演了史诗剧《抗美援朝大活报》，遭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形式主义。在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上，他排演了布莱希特的《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作为中德文化交流节目，结果却很失败，它的演出没超过十一场，而观众只有四成。在1962年的广州创作座谈会上，黄佐临作了题为《漫谈“戏剧观”》的长篇发言，提出了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三结合。这篇发言随即在《人民日报》和《戏剧报》上全文发表，在戏剧界引起了极大地震动。但在1964年6月以后，早在开始以前，戏剧界实际上已提前进入了劫难期。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就此停滞了。《伽利略传》是后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演的第一个外国戏。剧本由丁扬忠1972年在下放农村改造时翻译出来。粉碎“”之后的1978年，丁扬忠将该剧本递交给陈顒，后者邀请黄佐临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共同执导该剧。从1978年11月到79年3月，经过了四个半月的排演，《伽利略传》于79年3月31日在北京公演，该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持续上演了八十场，场场爆满；并且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仅北京一地就发表了四十余篇评论、研究文章，香港的报刊对此做出报道。外国的新闻社和新华社国际组都对该剧的上演作了报道。光明日报在4月3日发表了《伽利略传》在京公演的通讯，在4月7日发表了题为“辩证的戏剧精彩的演出”的评论文章。5月下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办公室召开座谈会，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伽利略传》和布莱希特戏剧理论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于6月3日由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研究布莱希特戏剧开展艺术争鸣”的通讯。自那时起，布莱希特在中国迅速普及开来。中国话剧界通过学习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进行了话剧改革，推动了新时期戏剧的发展。“可以说，《伽》剧的演出使布莱希特体系在戏剧观、剧本创作和演剧方法上全方位地对我国当今戏剧发生着影响，自那以后，我们的剧作及舞台演出常常可以窥见布莱希特的影子。”[丁扬忠，1995，第74页]

正是《伽利略传》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和普遍的社会反响，促成了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但《伽利略传》的成功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经过精心准备和筹划的结果。为了保证《伽利略传》的成功，黄佐临在诸方面都作了细致的工作。他对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作了彻底地改动，将剧本大幅度删节，更换了剧本的基本思想。在演剧方法上，放弃了陌生化效果，代之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其中唯一被认为是忠实于布莱希特理论的薛殿杰的舞美设计，因为借鉴的是中国传统京剧的舞台布景，对于观众而言并没有起到陌生化的效果，他们身上发生的仍是与伽利略遭遇的共鸣。而且，在演出长度和时间上，黄佐临也优先考虑了普通观众的实际情况。这样做的结果，使《伽利略传》响应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状况，投合了人民大众的内心诉求和接受水平。

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将原剧本中“涉及天文学、数学、物理、神学、哲学及三百年前意大利宫廷生活、宗教生活、民间生活中，中国观众不熟悉、无兴趣之处删去，把不合我国国情部分删去。原剧十五场中被整场删去的有第五场的A和B，第八场及第十五场。”[李家耀，1981，第32页]如此删节的目的是明确《伽利略传》的主题思想，为‘通过星象学证实日心说，确立了人在地球上的地位，从而打破了固有的圣经迷信，把人从对神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并找出一个贯穿思想，为“打破神的权威，确立人的尊严。”黄佐临“本来想说贯穿思想是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是这样，戏到第四场就完了”，故此作罢。不过，他仍然确立了两场的主题思想作为全剧的支点，即“第四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第一场的时代宣言：“为科学献身，向科学进军。”[黄佐临，1990b，第179－180页]

《伽利略传》经过如此大幅度删节后，它和中国当下的现实结合很紧，演出的政治意义直接明了的传达出来。首先，它正好跟反对、“”封建残余的要求相结合，并且响应了批判两个“凡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宣传需要。《伽利略传》的政治意味很鲜明，所以“有些参与《伽》剧演出的人认为，人们会以为这个剧是专为‘’倒台后的上演而写的。”[夏瑞春，1983，第14页]同样，普通观众最初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思考该剧的。对此，黄佐临、陈颙都曾讲过一个事实：在演出后，曾有两个观众询问是否要为刘少奇翻案了，并得出结论是肯定要为刘少奇翻案了。

其次，“那时候正是‘戏剧为适应科学而战的年代’”，[黄佐临，1990a，第23页]演出的建设性意义就是“要使人思考，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向科学进军。”[黄佐临，1990b，第180页]出于这一目的，黄佐临又在《伽利略传》的舞台呈现上做了大的变革。首先，他将重点进一步放在了处理《伽利略传》的演出主题上，指出：“他们的主题就是反对科学发展，写科学家的良心。我们这次演出主题就不这样，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正好需要推动科学发展，不反对科学，我们需要反对封建统治，演出就强调这个主题，强调反对封建、宗教、教会统治。”[黄佐临，1983，第2页]随后，他又在演出的风格上作了彻底的变革。“布莱希特演出《伽》剧，都是灰暗的调子、服装、布景、灯光都是灰暗的，”而黄佐临的《伽》剧则是非常富丽堂皇的。对此，他解释道：“他有为科学，为科学家感到惭愧，感到忏悔的心理。先在美国，后来到德国演出，调子都是灰溜溜的。而我们演出的时代，科学家是最宝贵的人物。所以，我们对戏的处理，就是富丽堂皇的。”[黄佐临，1987a，第4页]

黄佐临在确立了《伽》剧主题和风格后，就着手于具体处理布莱希特在《伽》剧中第十四场所突出呈现的两个基本问题。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科学家背叛人民大众和社会斗争的问题，第二个是由如何评价伽利略的行为所引发的伦理学问题。在《伽》剧中，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于全剧基调的构成至关重要。对这两个问题如何加以舞台表现，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全剧主题的确立和现实意义的获得。布莱希特依据《伽利略传》所要传达的意义，在排演时采取了陌生化的方法，将伽利略的一生非传奇化，置观众于对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作冷静批判的位置。他在处理《伽利略传》第十四场时，首先将伽利略的自我批判表现为“像是在完成例行公事，空洞的力量，仅仅是要证明，他的大脑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就安德烈赞扬伽利略为科学而屈服于教廷，建立新伦理学那场戏，布莱希特要求演员的表现是：“对你来说观众就像民痞一样。你是随心所欲地建立你的理论的。”[凯泰•吕莉克－魏勒，1966，第291－295页]剧中对于新伦理的批判是通过伽利略的批判来完成的。布莱希特表现这一批判的方式也很不同，伽利略是对新伦理学感到无聊，先作了自嘲，并进而嘲讽安德烈和他的单纯以对科学的贡献为评价标准的新伦理。这样处理以后，就割断了观众可能发生的共鸣，让他们感到在这些地方存在着问题，促使他们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对于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的新主题和基调，这两个问题的存在是巨大的不协调。但在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剧本结构中，这两个问题又是形成戏剧冲突和哲理涵义的关键；很难在不破坏剧本结构的前提下，消除掉这两个问题。于是，黄佐临在两方面作了变革：伽利略舞台形象的塑造上和观众的接受方式上；使这两个问题被调和并发生意义上的转移。在黄佐临执导的《伽》剧中，虽没有出现伽利略在审判后说地球仍在转动的一幕，但这被作为潜台词处理。同时，删减了伽利略讨好教会的因素，而突出了他的自我批判的成分。伽利略的形象被简化为他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但能够自叹自己不是英雄。并肯定对比之下安德烈倒是英雄，因为他把《对话》带出国出版了。由于用传统的演剧方法积极地表现伽利略的自我批判，观众被有意地引导而发生共鸣。观众在将伽利略的经历与时的科学家、知识分子的苦难相类比的基础上，联系到自己个人的遭遇而对伽利略作同情式地理解。并进而很容易就肯定了安德烈的行为方式和他所建立的新伦理学。

在这样的改编后，问题一突出的意义被淡化，以观众的共鸣代替陌生化效果，基本上取消了对其作批判性思考的可能。观众对问题一社会意义的理性思考被替换了，成为在感情上对人的弱点的同情和对的痛恨。就问题二而言，则通过伽利略积极的自我批评和安德烈英雄形象的确立，是经由间接的方式肯定了安德烈的价值准则。《伽利略传》这个戏在总体上变得“非常感人”。黄佐临曾陪华罗庚一起看伽剧，看到最后一场（即伽自我忏悔一段），华罗庚哭了。黄佐临对自己这个戏达到的艺术效果非常满意，他感到“以我国最高明的知识分子还落泪，我坐在他身旁沾沾自喜！”[黄佐临，1990b，第200页]

不过黄佐临还是保留了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的基本结构和内容，所以在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中仍传达出了对伽利略的批判倾向。所以，“《伽利略传》最后一场的处理，许多科学家责问：为什么把伽利略塑造为叛徒？现在是为科学家平反的时候，应该歌颂伽利略。”[陈颙，1985，第4页]但就总体而言，第十四场的处理达到了黄佐临所要求的效果。也就是说，原剧第十四场中的两个问题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没有引起批判性思考，而是被简化为是赞美还是谴责伽利略的判断。并且，对于黄佐临所执导的《伽利略传》的基调，它已经是将伽利略及其类似的现象放在人的完整性的基础上来评价。

在经过一系列对《伽利略传》的剧本和演剧方法上的变革后，它已经适应了“大讲科学、大讲实践”的需要，并为之服务。[黄佐临，1990b，第218页]同时，黄佐临也实现了排演《伽利略传》的首要任务：让观众懂，让观众接受；并且让他北京的戏剧界同行们初步领略了布莱希特戏剧的魅力，虽然是以一种“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戏没啥区别”，充满感情的方式。然而恰恰是这种方式，让他的戏剧界同行们打消了对布莱希特的成见，觉得布莱希特的戏可以懂，是让人进戏的，既深刻又讲感情，应该好好宣传，从而为黄佐临今后在戏剧界介绍什么是真正的布莱希特，什么是真正的陌生化效果铺平了道路。

《伽利略传》不仅在观众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科学界和知识界中也反响强烈。它直接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也使它和中国的科普事业联系在了一起。1979年3月23日，郑雪莱在看了戏后很激动，打电话说：“布莱希特应该在中国介绍，要请科普方面同志来看。《知识就是力量》要复刊了，创刊号就发表这个剧本。”[黄佐临，1990b，第199页]1979年6月3日，光明日报在同一版面上发表了题为“研究布莱希特戏剧开展艺术争鸣”的通讯和《知识就是力量》复刊的消息。1979年5月1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复刊后的第一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主题思想发表了《伽利略传》的第三场。

由此，《伽利略传》在中国的传播，在话剧史上和科学传播上都有了重要的意义。但需要强调的是，其中科学传播的意义和作用只是附带的，是为前者造势和提供成功保证的；而其传播者心中的意图，还是要用《伽利略传》的上演为今后的话剧改革作铺垫。

三《伽利略传》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及后果

为了确保《伽利略传》的成功，黄佐临等一批戏剧工作者有意误读和改编了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剧本中关于科学的反思实质上被替换为科学至上的思维。而随后《伽利略传》的巨大成功，也就在戏剧界造成了某种对科学认识的定势。布莱希特所提出的“科学时代的戏剧”被从字面上理解为：“布莱希特的科学性”，“戏剧不但是艺术，也是科学”，“必须有科学的文艺学”，[黄佐临，1987a，第7页]“关于戏剧家科学化的问题”，以及“戏剧为科学而战”等等[黄佐临，1987b，第8页]。最初是为了确保《伽》剧成功的权宜之计，成为意识形态固化下来，科学主义的思维不仅出没于戏剧界，更以此为途径扩展开来。

同时，中国戏剧界在引入和学习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时，忽略了布莱希特戏剧思想中对科学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关系的反思，只着眼于现实主义戏剧观给中国戏剧所造成的束缚和限制，重点强调布莱希特戏剧思想中史诗剧和陌生化效果两方面，寄希望于通过编剧方法和表演形式来实现中国现代戏剧的变革。但传统戏曲作为源自中国人民传统生活的艺术形式，正是由于随科学而来的现代化进程对这一共同生活基础的破坏，使它近乎于无本之木，其延续生长已不太可能。而此时中国戏剧界就戏剧观所展开的讨论，并未能深入思考科学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关系，单纯就编剧方法和表演形式作变革多少会浮于表面，建立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所继承的现代戏剧形式的目标仍然难以实现，话剧民族化依旧是摆在戏剧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综上所述，《伽利略传》的中国的成功，就科学传播而言，它在当时推动了中国的科学普及，但也由于缺乏对科学的反思，随后就给进一步理解科学布置了障碍；就话剧改革而言，它初步实现了黄佐临等一批戏剧工作者的意图，却又因其在科学认识上的滞后使该意图最终未能达成。

参考文献

贝托特•布莱希特.（1980）.《伽利略传》.丁扬忠译.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

贝托特•布莱希特.（1990）.《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陈颙.（1985）.从《伽利略传》到《高加索灰阑记》.《青艺》.（4）:1－6

丁扬忠.（1995）.黄佐临与布莱希特.《戏剧艺术》.（2）:69－76

FredricJameson.(2000).BrechtandMethod.London:Verso

葛一虹主编.（1997）.《中国话剧通史》.北京:文艺出版社

胡星亮.（1995）.《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黄佐临.（1983）.黄佐临与美国留学生的谈话.《戏剧艺术》.（4）:1－6

黄佐临.（1987a）.关于第七届国际布莱希特年会的报告.《话剧》.（2）:1—8

黄佐临.（1987b）.国际布莱希特学会第七届研讨会的感受.《话剧》.（5）:1—9

黄佐临.（1990a）.布莱希特在中国接受情况的简述.《话剧》.（3／4）:22—23

黄佐临.（1990b）.《我与写意戏剧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焦尚志.（1995）.《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J.L.斯泰恩.（2002）.《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刘国彬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凯泰•吕莉克－魏勒.（1966）.《伽利略传》第十四场注释.载: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264—29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家耀.（1981）.把布莱希特戏剧带上中国舞台的人.《戏剧论丛》.（7）:31—35

恩斯特•舒玛赫.（1968）.论布莱希特戏剧情与理的辩证关系.载: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191—19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恩斯特•舒玛赫.（1974）.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是怎样通过历史化达到陌生化的.载: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181—1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eterThomson..Brecht’slives.(1994).InPeterThomsonandGlendyrSacks(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Brecht(pp.35－36).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PeterThomsonandGlendyrSacks(ed.)(1994).TheCambridgecompaniontoBrecht.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沃尔夫拉姆•施莱克尔、李健鸣（1979）.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及其戏剧观.《戏剧艺术》.（2）:29—40

维尔纳•密腾茨威.（1978）.证据的诱惑.载: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324—3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科学传播范文篇4

一、回眸当下科学小组合作学习中的实然困境

1.形似神非，合作状态百无聊赖

课堂上学生遇到小组活动，无论是讨论形式还是合作实验等，都只会聚在一起，看似是在认真进行活动，其实只是图热闹。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只要随机参与一个小组，就会发现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发挥群体合力。有的在闲聊，说着无关紧要的话，有的在看其他的内容，更有甚者还在吵闹、捣乱。

2.强人所难，合作意愿片面呆滞

教师片面强调学生的合作学习，一遇到问题就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希望集思广益。这时本来愿意深度思考的学生就会“顺坡下”，转变了学习行为，将自己的思维模式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愿深究，阻碍了这部分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

3.华而不实，合作展示孤立无援

科学课程具有开放性，表现在时间、空间、过程、内容、资源、结论等方面。上下课铃声并不是学习的起点和终点，小组合作学习也是相同的。许多课堂上需要将内容引向课外时，合作学习就成了摆设，形式化了。

二、基于信息传播学视域下的小组合作学习实践策略

1.建构优秀受传群体，发挥群体再生活力

（1）自由结合的基础上优势互补。利用招聘的方式，让学生从自身的能力和资源的应用出发，在结合学生自由应聘的形式下，组建自己的小组。教师完善小组间难以把握或无法满足自由组合的个体，尽量让小组之间的差异缩小。让小组中的弱势群体也得到引领，帮助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对小组讨论、交流时弱势群体的鼓励，积极动员这些受传者不得不参与活动，动起来，遇到问题互相帮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2）动态化调整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受传者经历一段时间的合作学习后，在个体差异和心理变化过程中，出于对受教群体的影响，在信息传播中总是会采取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观点或行为的心理。如果当个体的意见与他所属的群体意见不一致时，迫于压力，则更会倾向于群体内多数人意见保持一致，这种被迫也会造成受传者的个性心理发生抵触，容易引起脱离群体的想法。

2.捕获合作最佳时机，唤醒个体暂存潜能

（1）观察更注重信息的共享。自然状态下的观察一般指对观察对象不施加影响下的观察，学生在各自的观察区域内对个体或观察对象的感性认识。将这些认识转化为图画，文字或者标本，利用自我认识的经验判断这些信息，并获得信息的再处理，决定信息的供给能力和内容，达到合作学习的满足。《蜗牛》这节课中对“蜗牛是怎样吃食物的”“生活中蜗牛吃哪些食物”等问题，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满足观察的需要，学生必须用课外的时间进行。注重学生在课外所获取的信息，鼓励学生用画画、拍照等方式记录下来。体会在活动中的发现与大家分享的快乐，也能客观反映信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在实验中求同存异。在教学《我们的小缆车》这节课时，小缆车在重力的驱动下移动，完成实验需要合作完成。在改变重力的同时，关注小缆车的移动速度，通过计时器完成对相同距离的耗时，计算小缆车的速度。学生的操作基本都是口头约定，协调多次实验，又要严格控制实验变量，对于实验的人员要求比较高，马虎不得。每个小组成员明确实验要求，减少实验的失误次数，组长发挥出信息的控制能力，传播演示到位，实验误区才会纠正。其他学生此时就是受传者，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挂垫圈、放置小车，口令下达，计时开始，碰撞计时结束。记录数据，整理多次实验结果，并讨论实验现象得出的结论，信息的传达紧凑而不失实效。

3.拓展传播应用媒介，刺激信息加工通道

科学传播范文篇5

关键词：社科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传播力

一、引言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社科学术期刊出版形态得到重构，阅读量与影响力稳步攀升，使用环境高效便捷，纵观国内期刊产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只有认清数字化传播的本质，找准出发点和着力点，社科期刊数字化转型方能突破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社科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

（一）数字化转型缺乏动力，传播效能有待发掘。作为重要的知识载体，社科学术期刊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期刊不仅要有学术担当，更要履行好知识传播的使命。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数字出版列为新兴产业，提出加快发展的总体要求。从近几年发展情况来看，社科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水平还不高，多种管理体制并存，在传播领域缺乏内生动力。部分期刊对于数字化传播的认知尚停留在刊载内容的源数据处理和网络资源共享方面，在运营、管理和出版模式上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传播价值还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社科学术期刊的电子出版推行缓慢，电子期刊尚未普及，期刊网站、公众号虽日渐兴起，但受资金、技术、人员等因素掣肘，传播效用远不及大型期刊数据库。读者在使用数据平台过程中以分篇下载为主，期刊的品牌效应难以发挥，特色办刊理念无法有效体现，社科学术期刊在传播领域的“存在感”明显下降。（二）知识服务理念滞后，交互式传播发展缓慢。近年来，出版业知识服务体系的构建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为社科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目前，社科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体系尚处于建设初期，在传播过程中转型升级、融合发展速度较慢，知识服务理念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与知识服务对象相比，社科学术期刊更为重视期刊评价体系和转载机构的偏好，成为期刊评价标准的积极传导者，与学者关切和学界需求存在一定偏差，学术导向作用发挥不充分。交互式传播发展缓慢，与大众社交媒体缺乏联动，传播环境相对封闭，服务对象没有得到进一步扩展，信息资源浪费依然严重。（三）技术应用不充分，阅读体验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洞悉数字化传播时代受众的需求变化是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线性传播向交互式传播转变的关键环节。在社科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实践中，技术应用主要集中在提高出版效率、控制传播成本以及提供便捷的使用环境上，数字产品形式略显单一，以纸质期刊的图文转换为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信息内容与纸刊基本一致，数字化传播的技术优势还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与生活类、时尚类期刊相比，社科学术期刊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度还不高，视频、音频、数据集等媒体技术应用偏少，与大众传媒的结合还不够紧密，阅读体验提升缓慢，已不能满足广大读者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阅读需求。（四）人才结构不合理，配置短板亟待补齐。新形势下，社科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突出的社科理论水平和深厚的文字功底，还需兼备现代数字出版技术和市场营销理念，这对于期刊的人才建设是一项重大挑战。重内容轻传播是当前社科学术期刊普遍存在的问题，相应地，人才建设方面重学术轻出版现象凸显。目前，很多社科学术期刊仍作为“教辅”“科辅”机构，分属不同高校和科研机构，期刊主管单位也不会将办刊作为主职主业，同时期刊还要承受来自期刊评价体系的压力，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社科学术期刊不得不将有限的人、财、物力投入到学者型人才队伍的建设上。近年来，不少学术期刊纷纷提出打造学者型编辑队伍的建设目标，忽视技术和营销人才的培养，造成人员配置上的结构性失调。技术编辑、出版营销人才的匮乏已严重制约社科学术期刊传播力的发挥。

三、数字化传播条件下社科学术期刊传播力的塑造

（一）优化利益分配，积极向互联网运营模式转变。社科学术期刊应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注重传播价值的实现，提高期刊订阅、期刊数据库收益同期刊社之间的关联度。国家社科期刊资助体系也要兼顾传播效能的实现，向传播终端倾斜。优化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使之成为传播力快速提升的驱动力，强化社科学术期刊在产业链上的核心地位，普及电子出版和电子期刊，促进学术资源重组，实现学术生产、传播一体化，推动传统的期刊运营模式向互联网方式转变。不断激发期刊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的理念创新，探索传播模式，丰富传播技巧，围绕用户群体搞好市场运营，以多样的传播手段确保期刊品牌效应和特色化办刊理念的实现。（二）以服务促融合，打造面向全社会的数字化传播体系。社科学术期刊应建立以学术共同体为中心的知识服务体系，着力实现知识服务的价值共创。一方面要对现有期刊网站与公众号等传播资源进行整合、串联，打造属于学术圈的“社交平台”，推动期刊、作者与读者三者关系的重构。借助平台和线上线下的互动，激活学术信息的二次传播和后续传播，准确把握学界在科研生产过程中的多元信息需求，实现信息的开放共享，将知识传播推向更深层次。另一方面要加快与大众传媒的融合，加强与大众社交平台的互动是扩展服务对象、提升社会影响力最为有效的手段。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党政机关和高学历人群均是知识服务的潜在对象。学术期刊要从快速阅读、浅阅读、移动阅读入手，提升对碎片化信息的利用水平，将分散的专业知识服务产品组织起来，满足读者全新的阅读方式和个性化服务需求，打造面向全社会的数字化知识服务体系。（三）丰富产品形态，着力体现数字化传播特征。对信息资源进行立体式、深层次开发利用已成为数字出版行业的发展趋势。不断丰富期刊论文的表现形式，运用媒体技术将田野调查、调研访谈、重要文献、数据集等科研信息进行数字化编辑处理，不仅可以让理论表述更为严谨、直观，同时还能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提高阅读效率，降低认知负荷。发挥数字化传播更及时、更精准、更广泛的特点，运用期刊网站、电子邮件等传播技术，面向全社会推送知识信息和学术进展，变被动检索为主动推送，更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信息的指导作用，激发对社科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使用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技术对知识信息产生的社会效益和学术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彰显学术研究的社会性本质，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四）完善人才建设，补齐期刊数字化传播短板。新形势下，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创新与期刊出版管理能力的提升成为社科学术期刊传播力塑造的关键，同样也是人才建设的努力方向。社科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力的塑造终究要依靠专业化人才体系来实现，人才建设理念的革新同样关系到期刊出版强国的建设。在人员结构上，社科学术期刊应重点向数字传播人才倾斜，加大媒体技术和市场营销人员的比重；在人才培养上，要注重提升期刊编辑的传播素养，着力培养一批熟悉出版业务、精通数字化传播理论、具备市场营销理念的学者化编辑，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此外，对于一些技术难度高，劳动密集类的出版传播工作，期刊社还可以采取劳务外包形式对人才队伍进行合理补充，提升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水平。

四、结语

近年来，我国社科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已取得长足进步，期刊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处于“融媒体”“互联网＋”时代，社科学术期刊需要顺应潮流，在运营模式、服务理念、传播形态上深入探索，在学术信息的多维度、立体式开发上下功夫，融合新媒体，运用新技术，让学术期刊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承载更为高质量、多样化的学术信息，为多元化市场推广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龚紫钰.学术期刊共同体：内涵特征、功能定位与建设路径[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科学传播范文篇6

［关键词］科学传播;治理现代化;科学传播体系

一、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处同等重要位置

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自产生伊始，“科普”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始终休戚相关。党的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提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另一位启蒙人物严复先生，“高举科学与爱国两面大旗”，以“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为己任[1]。这里所谓的“科学”，其重点实为“科普”，将科学和科普视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独立解放的两大利器。1949年，新中国文化部科学技术普及局即告成立，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科学的普及与提高》一文写道：“人民的中国正集中大部分的力量来促进生产，我们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家，大量的近代熟练工人和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农民大众”，赋予“科普”以新中国建设的重责。之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虽然不是直接提及科普，但也包含了科普之于兴国的重要性。在2016年召开的“科技三会”上，对我国的科普工作作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较之以往，的这一段话是站在“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来论述科普工作。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学普及担负着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构建全民创新发展动力基础的伟大使命。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并列，表明科学普及之于国家、之于国家创新的这一公共责任在性质上不同于科技创新，但重要性不亚于科技创新。的这一段讲话继往开来，在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中，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全民科学素质与科普工作之于国家创新发展的基础而关键的意义，是我们党对科普事业认识的重要深化、科普理论的重要成果，也构成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一环[2]。

二、新时代科学传播能力与体系建设的战略与定位

我国科普活动从1950年开始纳入政府体制，鉴于当时公民科学素质普遍落后的情况，“普及科学”成为科普工作的主导性观念。直到今天，科普工作的中心任务主要还停留在“扫除科学文盲”或“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普及科学”意味着科普活动主要是一个科普机构和人士向科学素质相对较低的人群普及科学的过程。在这一观念下，科普工作主要呈现为一种科技的教育与学习的过程，体现为一个非课堂内的科学教育过程，而与人们的实际生活、与国家创新缺乏直接且实质的关联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科普转化为简单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限制了科普工作发挥出更大的功能。贯彻的重要指示，做好新时代科普工作，就是要走出过往相对狭窄具体的认知，从国家全局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重新定位科普工作。（一）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高度。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全民科学素质是决定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专门性工作。科普工作充分有效，创新发展动力才能全面持续。站在这一的高度，科普工作并非“副业”，更非“余业”，而是扎扎实实的“主业”。站在这一高度上做好科普工作，就必须把握“三全”：全民创新，科普要以全民为对象；全域，科普是全部领域创新的必备“营养主食”；全时段，科普工作要贯穿创新发展的各阶段，持续深入。（二）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在现代民主和科技时代，科学传播与公共治理密不可分。首先，科学传播与科技创新一样，作为社会重要的公共事务是公共治理的领域之一；其次，现代公共决策，以民主为制度架构，以科技为知识基础，寻求多元和理性的平衡。就此而言，民众之科学素质直接关乎公共决策和国家治理的品质。在当下，公众的文化和科学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在科技议题成为民主决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的情况下，要创新科学传播体制、提高科学传播的实效，应该走出为科普而科普，应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下，与公共治理过程密切结合。我们主张，要真正提升科学传播的实效，应当走出“科学传播”之“公民素质提升”的单一视野，将科学普及工作嵌入到现代公共治理过程中，进一步聚焦到“公共治理”视角上来，将“科学传播”置放在“公共治理”的过程当中。基于此，提出三点新时代科普工作的基本定位。1.功能定位。科学传播除有提升公民素质外，与公共治理密不可分，更应该具有服务全民创新和服务公共治理的功能。2.理念定位。应从“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进入到“科学传播”阶段[3]。作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基础的科普工作，其目的是在夯实公众科学素质的基础，关键是促进全民主动运用科学态度和方法判断及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促进各个领域创新工作。就此而言，科学普及并非单纯“普及科学”，而应当呈现在创新发展的各个领域，融合进生活、生产与公共决策的具体过程当中。要发挥科普对国家创新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科普工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应突破传统，特别吸收以多元合作、公众参与、理性沟通、平等信任为现代科学传播理念和方法。3.内容定位。除一般意义之科学知识和能力外，科学传播更重要的着力点应是建立健全面向一般公众的，为现代创新和现代公共治理所必需的科技的制度、设施和素质。

三、构建符合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科学传播体系和能力

科普工作的全民性和战略性使得科学普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是公共治理的重要领域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时代创新科学传播各项工作，应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根本指导，整合多方面力量，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提升科学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一）基本架构：科学传播的“三驾马车”。过往的科学传播或者科普，虽然形式多样，但犹如独立的教学过程，与公共治理有关，但保持相对分离状态。如前所论，科学传播与现代治理应密切结合，我们就此主张要完备现代社会科学传播制度体系、提升能力和实效，应建立起常态科学传播、联动科学传播和重大公共事件科学传播三驾马车。在科学传播一般体制的基础上，再根据各类传播的内在特点，构建不同的科学传播的体制、机制和具体方法。1.常态科学传播。即当下通常专门性的科学传播活动，其特点是传播方式常规、传播目的直接、传播内容较为系统。我们主张，常态科学传播除应常规传播一般科学常识外，还应侧重于公共生活和公共治理实践密切相关者。2.联动科学传播。是指科学传播融入到公共管理具体过程当中，是针对公共治理实践中的科学争议问题，借助专业人士、公务人员与社会公众进行的科学传播活动。这一模式是应对当前公共管理科技越来越突出的科技面向，通过科学传播促进公共管理，同时利用公共管理提供的具体个案和途径，使科学传播能够更具问题导向性和微观精细化。3．重大公共事件科学传播。风险社会正在形成，在当下，重大风险事件波及面广，与科技往往密切相关，必须回到民主与科技轨道妥善处理。科学传播具有无可推卸的治理责任，但重大风险事件具有的突发性、高度争议性和即时应对性等特点，要求科学传播要采取特定体制和方式，符合相应的治理要求。（二）基本体制：统分结合。1.变科普“副业”变“主业”。当前多数科普机构主业不在科普，科普仅是副业，要强化科普，必须变“副业”为“主业”，至少是重要主业之一。有两个途径：(1)成立党委领导下的“科普工作委员会”，使科学传播成为党委的一项专门性、常规性工作，承担科普政策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等职责。(2)利用激励考核机制提升现有机构科普“主业”意识。我们主张，两条途径并行推进。2.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科普的多元结构。政府推进和强化科普专业机构和队伍建设，同时应继续完善优惠政策鼓励公益科普，允许并规范科普产业化和市场化，从而形成专门专业的科普服务供给体系。另外，政府科普、公益科普与市场科普应该有所分工，政府科普提供基础层面科普服务，公益科普重在补充政府不足，市场科普应定位个性化和高端化科普。3.强化科普力量的体制性整合。对分布广泛但分散的社会科普力量，我国目前主要借助行政机制加以整合。但是，公益趋向的行政动员机制与这些单位的主业考核评价体制我们建议充分利用现有体制力量，构建三套整合体制，但应有所侧重。（1）党委全局整合。通过“科普工作委员会”，发挥党委在科学传播领域“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政府政策整合。要在人民政府这一层级，利用行政方式和行政资源，创新整合机制方式，减少行政命令色彩，借助项目制、委托外包、签约等，整合行政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力量进行科学传播活动，特别是推动科普机构与行政管理部门在领导干部科普与行政业务领域的结合。（3）科协专业整合。利用科协的组织体系和科协学会的专业权威，调动和整合专业领域的学者专家，建议设立“科学传播专家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包括科学专家、传播专家等，为科学传播的任务、方式、方法提供咨询意见。4.增设科学传播调查与舆情分析机构。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1）统一开展各个环节的科普调查与评估。建立健全对政府组织、社会、科研院校等科学传播主体能力评估、科学传播活动评估、科学传播机构评估、科学传播设施评估、科学传播计划评估、科学传播传媒评估、科学传播项目评估体系等[4]。（2）跟踪和整理社会和公共治理过程中科学争议，特别是涉及公众的，分析其中的科学问题性质、主要争议点和公众状态。（3）快速地将这些信息传递到科协、学会、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以便相关机关和人员即时展开相应科学传播活动。（三）主要机制：分类设计，突出实效。科学传播机制的设计应该基于功能相适应原则，重点是应该根据不同的科学传播的内在特点和运行过程，采取不同的机制。1.常态科学传播。常态科学传播应重点围绕科普可接近性与均衡化，提高每一位民众对科普工作的有感度。（1）基础科普纳入到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制定基础科普服务均等化标准，纳入中央政府财政范围；建立健全基础科普服务中央财政支援和跨省对口支援机制。（2）应制定科普服务的分级标准，完善科普发展规划，明确科普地方各级财政责任，持续提高财政额度，加强评估监督。（3）推动“互联网+科学传播”模式发展，构建科学传播“传者—媒介—治理者—公众”四维互动平台。利用这一平台完成诸如传播内容择选、各类科学传播评估以及信息反馈[5]。（4）创新科学传播的精准化服务模式，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采集和挖掘公众的科学传播需求数据，洞察和感知公众科学传播需求。定向、精准地将科学信息资源送达目标人群，推动科学信息在社区、学校、农村等的落地应用，加大对弱势群体及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科学信息服务定制化推送[6]。2.联动科学传播。联动科学传播的机制建设的重点是建立科学传播与公共治理联动机制。为此，我们提出：（1）根据公共治理的业务领域，分类建立专业权威的科技数据库，使得公务人员在公务履行中遇到科技争议，能够从中迅速地获得相应科技知识的支援[7]。（2）根据业务领域，为公共治理机构配备“科技顾问”，对无法通过前述科技库获得解决的科技争议，由专家面对公众进行沟通。3．重大公共事件科学传播。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科技问题的争论往往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为此，除参考联动科学传播的机制外，重大公共事件科学传播机制重点是：（1）权威专家委员会，作为公共事件处理机构的组成部分。重大公共事件通常涉及多个科技议题和领域，应当组成各方专家的委员会来统一应对。（2）权威信息机制。要由该委员会作为权威的争议科技问题相关信息的唯一来源，并由治理权威部门进行。（3）制定科普应急预案，主要是即时信息导正和反馈机制，重大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必须在专家委员会、公共事件处理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即时的信息传递、导正和反馈机制。（四）加强科学传播队伍建设。1．全面提升科学传播人员科学素质。推动科学传播专业学科建设，深入推进科学传播专门人才培养，加强科学传播人员继续教育。2．建立完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传播的激励机制。设立部级科学传播奖项，奖励在科学传播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建立完善科学传播专业人员的职称系列，在科技人员职称评定和晋升、科研成果评价等环节设立科学传播考核内容。3．实施科学传播领军人才计划。每年选拔一定数量的部级、省级科学传播拔尖人才，支持在各自科学传播领域发挥引领创新发展的作用。加强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建设，开设全国杰出科学传播人年度奖项。4．加强科学传播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科学传播志愿者社团组织，建设科学传播志愿者网络服务平台，加强科学传播志愿者培训。建立健全高校科协或学生团体开展科学传播志愿服务工作的组织机制。5．要适度提高普通公众的科学传播能力。科学传播是一个科学交流的过程，普通公众也是科学传播的主体，我们建议科学传播过程适当注重普通民众科学传播的能力，提高传播效果，避免伪科学的传播。（五）科学传播控制1．科学传播信息监督与导正。新传媒的特点是多元渠道，甚至成为自媒体，因此，难以控制信息源，错误、谣言层出不穷。为此，我国台湾地区食药行政主管部门已有“辟谣专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产品食安服务专区”。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有“每月科学流言榜”新闻等。为此，需要进一步做好：（1）舆情监测，做好未雨绸缪；（2）建立权威专家与权威媒体的互动机制[8]。2.科学传播的程序意识和规则。特别是公共治理过程中的科学传播，要从程度和规则上保证传播和程序的正常有序进行，特别是控制传播者的“傲慢”“滥权”以及受众的“无理取闹”。科学传播的程序意识和规则的设计遵循：（1）公开原则；（2）表达机会保证；（3）说明理由；（4）及时反馈。3．科学传播中的商业行为规制。允许、鼓励科学传播采取包括科普旅游、科普商业等市场化运作方式，其范围应有所限制，对其服务内容、服务价格应该有所规制。

四、新时代科学传播工作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党的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以及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价值之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全部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构成了人民美好生活的主体内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民的权利，从而构成了政府的责任。新时代的科学传播工作应当有这样的责任意识和权利观念，加快推动科学传播供给侧改革，形成符合治理现代化的科学传播体系和能力。

参考文献

[1].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王春法.科技创新思想的科学内涵与时代特征[N].学习时报，2017-01-23.

[3]江晓原.传统“科普”的困境[C]//第六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13.

[4]张志敏.中国大陆科普评估的发端与发展[C]//第七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14.

[5]石炳荣.“互联网+”时代科普信息化建设的创新与发展[C]//第九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16.

[6]居云峰.关于现代科普的几个问题[C]//第二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09.

[7]陈吉柱.新时期互联网条件下开展科普创新工作的思考[C]//第九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16.

科学传播范文篇7

【关键词】课程思政;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

近年来，以课程思政为主旨的教学改革通过挖掘其他课程教学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的教学内容，进一步彰显了思政课程的价值引领功能，更好地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立足新时代，科学传播课程不仅要使学生通晓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同时也要侧重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当前，科学传播课程在教学设计上存在与课程思政脱节的情况，在理论教学中对其蕴含的思政元素挖掘不够充分，在实践方面也缺乏将课程思政的指导原则贯穿教学过程的具体策略，课程的价值引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鉴于此，需要进一步激活科学传播类课程的思政元素，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与科学传播理论教学有机融合，进一步在科学传播课程设计中提升课程思政的建设水平。

一在科学传播理论教学中凸显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价值引领功能

随着社会对科技的依存度加深，科技成为公众与媒体关注的焦点。科学传播课程教学旨在培养学生以全面、理性的态度来认识科学，形成更加完善的科学素养。要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传播中的“为谁传播”“传播什么”等关键问题，必须引导学生思考科学传播的作用机制以及公众科学理念的形成机制背后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探索和优化科学传播策略。［1］1.引导学生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对科学传播发展进行反思在科学传播理论教学中，要让学生理解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解释力和适用性，进而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学传播有效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例如，一般认为科学传播先后经历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公众参与科学三个阶段。科学普及是科学传播的早期范式，这种观点认为，公众对科学的质疑源于科学素养缺乏，因此要给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随着公众对科学活动的参与和反思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方式，科学传播转向了科学家与公众双向互动，也从单纯的知识维度转向了多维度的文化建设，从关注科学事实转向了关注科学的价值维度，逐渐呈现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理念和反思性的特征。对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把握必须根植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科学传播所承载的有关科技伦理、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文化等维度都需要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探索来理解。2.引导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视域下理解科学传播途径科学传播相关理论是基于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与社会文化背景构建的，面对不同国情与不同发展阶段，科学传播的目标和内涵不能一概而论。在教学中应结合身边的案例，让学生理解科学技术的变革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结合中国的科学传播现状来思考如何选取适合的科学传播策略，进而在工作中扎根中国本土科学传播的具体实践，讲好中国故事。例如，基于当前中国在应急科普上的实践，可以让学生分析不同主体在科学传播方面进行的实践探索，深化对科学传播模式与机制创新的认识。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情境下，面临着时间紧、问题新并且缺少研究基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科学普及权威可靠、时效性强的优势脱颖而出。因此选择哪种具体传播形式和策略要取决于现实情境的需要，要因地制宜探究符合中国国情与发展实际的科学传播路径和策略。［2］

二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领科学传播实务课程教学

科学传播人才承担着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责任与使命，是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活动的领路人。科学传播实务课程的设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养成教育为主线，围绕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要求，引导学生将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理论原则落实到科技舆情应对的具体实际中，［3］促进专家与公众之间形成积极的互动模式。1.培育学生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站稳科学传播立场科学技术本身不涉及意识形态，但科学传播是对科学方法以及科学对社会影响的传播和诠释，是社会上对相关科学议题的各种态度、情感、观点和意见的再次加工和传递。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舆论工作最重要、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其中，党性原则是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在科技传播实务课程中，要以鲜活的实例让学生明白，科学传播创作是以对党和人民负责为前提的“负责任的创新”。新闻工作者的创作必须建立在党性原则的基础上，用作品激浊扬清，引导公众客观理性认识科学。要通过课程引导学生超越个人或者特定人群的狭隘立场、观点，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考量，站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科技热点背后的深层意义维度进行全面客观的诠释。2.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教育，引导学生更好地发挥科学传播的作用科学传播包含着拉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回应公众科技诉求的责任，其“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新闻观中“人民性”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在新媒体时代，科学传播需要在理解科学的同时更加理解公众，精准服务于公众的关注点。科学传播是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融入科学传播实务课程的教学中，可进一步激发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和职业使命感。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向，在科学传播实务课程教学中融入国情教育，指导学生主动参与社会调查，扎根中国大地，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新型科学传播人才。［4］3.引导学生客观全面地呈现科学形象，推动提升公民科学素养准确阐释科学理念应以客观全面地呈现科学形象为基础。新闻的真实性要求记者明辨真伪，提高对事件的判断力，科学新闻要求记者在报道中不能出现知识性的错误。科技传播工作者还需要挖掘科学的更多方面呈现给公众，促进全社会形成全面、理性的科学文化氛围。要培养学生深刻认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民科学素养提升的工作。在科学传播实务教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关注科学上的成功和突破，也要引导学生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把握和审视当今的科学发展，全面认识科学的价值。［5］

三总结

加强科学传播类课程思政建设，要从内容和方法上深入发掘思政的切入点。一方面，应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视域融入科学传播的理论教学，引导学生立足中国实践的本土案例，以科学传播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基础辩证地审视科技信息传播的作用机制以及公众科学理念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要将党和国家对新闻舆论工作的要求贯穿科学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理念挖掘教学中的思政内涵，实现科学素养的培育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翟杰全．科技公共传播:知识普及、科学理解、公众参与［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ZimanJ．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J］．Science，Technology＆HumanValues，1991(16)

［3］〔美〕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M］．盛晓明，孟强，胡娟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4］MertonRK．TheSociologyofScienc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3

科学传播范文篇8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1〕〔2〕〔3〕〔11〕、乔瑞金《科学进步论》，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第186页、第19页。

〔4〕〔5〕DavidG.Myers"SocialPsychology"McGraw-HillBookcompany，1993，第16页第38页。

〔6〕《马恩全集》第23卷，第664页。

〔7〕〔8〕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一关于知识报告》，三联书店第4页。

〔9〕〔10〕W.H.Lowrance"TheRel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toHumanValues".quotedHickman"Technologyasahumanaffair".McGraw-HillBookCompany，1990，第429页，第430页。

〔12〕〔U.S〕亨利·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前言。

〔13〕张斌《技术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页。

科学传播范文篇9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附图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1〕〔2〕〔3〕〔11〕、乔瑞金《科学进步论》，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第186页、第19页。

〔4〕〔5〕DavidG.Myers"SocialPsychology"McGraw-HillBookcompany，1993，第16页第38页。

〔6〕《马恩全集》第23卷，第664页。

〔7〕〔8〕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一关于知识报告》，三联书店第4页。

〔9〕〔10〕W.H.Lowrance"TheRel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toHumanValues".quotedHickman"Technologyasahumanaffair".McGraw-HillBookCompany，1990，第429页，第430页。

〔12〕〔U.S〕亨利·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前言。

〔13〕张斌《技术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页。

科学传播范文篇10

从2002年6月至今,我们先后召开了六次“科学传播宣讲活动”推动会,对我来讲,每次参加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尽管原来多年做科学技术管理工作,仍觉得到这样一个场合来讲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不容易,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太快，你稍不留神就与这个时代产生很大的差距。教育系统关工委和市关工委组织的这六次活动,将对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专家、教授,他们在一线担任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能积极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感到很受鼓舞。根据会议安排,我把开展这项活动的有关情况再介绍一下,作为个人发言。希望大家也从各自的不同角度给予补充,共同把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这个活动搞得生气勃勃。

首先我们回顾一段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他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北京听有关部门工作汇报时又一次讲到：“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我见胡萨克的时候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它是第一生产力”。在1988年9月的一周内,邓小平同志两次谈到科学和教育问题,也就是后来在全国家喻户晓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最早的出处。

我们知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小平同志对于教育和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非常关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看到当时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水平和深远的影响,深刻体会到我们不能再闭关自守,不能够放松对教育和科学技术这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小平同志之所以特别强调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科学论断提出来,是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的。在上一个世纪,特别是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赢得了一次相对和平时期，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如今,各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历史空前。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各种最新成果,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举个例子：现在如果有人问你刚才是怎么来会场的,你若说是“坐科学技术”来的，人家可能认为你有“病”；再问你一会儿去做什么?你若说可能到食堂去“吃科学技术”,人们也会认为你有“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在今天走路、吃饭乃至我们的一切生活活动,的的确确无不渗透着科学技术的因素。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如汽车、飞机,虽然只有上百年历史,但是它们的设计内容和原理,它们的技术构成已经更新了多次,所有能采用的新材料、新技术都在不断地加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卫星定位系统是现代国防军事上离不开的一项技术,如锁定攻击目标、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现在,这项技术已广泛引向民用,包括我国南方一些城市的交通工具也开始用上卫星定位系统,如果将来都普及了,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就非常大。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上就有人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十几亿人口吃饭世界承担不了。当时我们的水稻一般亩产300多公斤,而现在可以达到亩产700公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已经培养出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稻”。同样的土地,这样大幅度增产靠的还是科学技术。所以说,吃饭“吃的是科学技术”这话并不夸张,听起来好像是有“病”，气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随着科学技术在我们生活、生产当中的不断渗透,“一张磁卡走遍天下、一部手机四海为家”,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外国人到中国来不用带现金,就带一张银行磁卡,凭这张卡办很多事。现在我们知道用国内银行发放的磁卡,同样可以异地取出所需要的钱,同样可以“走遍天下”。天津的“环球磁卡公司”,它提供的产品包括从生产到生活所使用的多种磁卡,这就是我们身边的科学技术。现在的手机以每年1千万部水平增长,短短的几年时间,移动电话的户数已经赶上了传统的固定电话户数,而且手机的功能还在不断地扩展。所以说科学技术已经和我们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对人类生活、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好多遗憾。从我们身边的事情来看,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它产生的影响,我想说一个案例。《天津教育报》2月26曰“法制时空”版报导：一个“砍刀帮”犯罪集团共9个犯罪嫌疑人,除最小的一个13岁另案处理,最大的才20岁,剩下的7个全是14岁、15、16岁,都是学校的学生,其中还有两个女孩儿。他们犯的是抢劫罪,用的凶器是砍刀,利用早晚天黑的时候去劫道。破案后得知他们都来自单亲家庭,非常苦闷,想摆脱自己的忧郁情绪,找谁呢?找了网吧。我看了这个报导,有的是因为家庭原因,有的是因为功课原因,思想负担压力过重,到网吧去寻找解脱,通过网吧互相认识,开始结火作案。甚至有的案子就做到网吧里,为了想弄到钱,就在网吧里边找别的孩子,把他骗出来要钱,不给就动刀子。通过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到,这些青少年犯罪多多少少都跟当代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科学技术最实用、最普及、大发展的互联网有某种联系。还有,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通过网上做案盗取人家的钱财,结果事发成了罪犯。这两个例子说明：年轻人既可以是科学技术成就的受益者,也可以成为受害者。比如说通过网络教学,他们可以获取很多知识，也从网络上获取乐趣,如电子游戏等,但是网络也确实有可能成为他们犯罪的一个很重要渠道。目前,不论本市还是在全国,有很多家长把孩子沉溺于网吧作为最头疼的一件事,甚至成为家庭最大的痛苦。有的十天半个月找不到孩子,还有的就是在网吧里生病了、累死了,问题相当严重。从这些实例看,在互联网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怎么办?我们看到14岁也好,15岁也好,甚至是13岁也参与进去,好像是互联网惹的祸。那么能不能说,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互联网,或者是出现了我们限制它发展、不建“网吧”,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呢?大家一定很容易地回答：不可能。一方面是不现实,另一方面你想制止它发展，也是制止不了的，不能因噎废食。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成就,一旦出现就是不可能逆转的。你只有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却不能抑制它发展,特别是在今天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更是不可能的。科学技术没有国界,想人为地制止是不可能的。通过以上案例说明,简单靠行政的办法,靠执法部门在网吧门口贴一个告示:夜晚的几点以前必须关门,十几岁以下的不能进去。这种办法为什么一年又一年地从根本上禁止不了呢?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科学技术成果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单纯用行政的办法、围追堵截限制它的消极方面，短时间可能起作用,但绝对不能简单地用行政的方法把它抑制住。我们做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同志、做教育工作的同志,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是遇到了新问题。其实,网络本身没有罪，是有人在利用网络搞犯罪。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靠继续完善网络技术,用技术手段监控和消除犯罪的可乘之机,以及完善法律机制,严厉打击犯罪份子,最基本的是要加速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特别是多方面向青少年宣传科学的本质和目的,提高他们识别欺诈,抵制邪恶,自觉守法,远离犯罪。针对每个青少年不同的兴趣和爱好,因势利导,使科学教育跟上发展的形势需要,把它的消极面儿缩小到最小的程度,把它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尽量地发扬光大,因为发展科学技术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

大家知道,物质〈材料〉、能源和信息是人类文明三大要素,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三种基本自然资源。科研院所和大学里材料科学专业就是研究材料的构成、性能、功能,以及如何利用各种材料为人类服务。有人说：世界上如果没有材料,任何东西也创造不出来；如果没有能量,世界就没有动力和活力；如果没有信息,世界上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这是把人类文明的三个基本要素做了简明的概括。实际上,人们对物质（材料）和能量的认识及利用的历史很长了。物质是什么构成的,从远古时代就是人们争论的话题,构成大千世界最基本的物质是什么?中国古代说是金、木、水、火、土,西方认为是金、木、水、气等等几个很少的元素。几千年下来,人们对物质构造还在继续研究,但是人类已经从研究过程中得到好处。能也是,人们对能量的认识比对物质的认识和研究要晚,但是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唯独对信息资源,它非常重要、但认识比较晚。把信息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还是上世纪中期开始的。信息是什么?信息论的最早的创始人说: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这个信息又是以材料和能量为载体的。最早有人曾经把消息等同于信息,认为消息就是信息。其实这是两码事,消息里边有信息,但是不能说所有消息都是信息。信息有一个特点,它必须和信息接受者进行交流,人们才能感觉到它,才使信息有意义。自从信息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信息作用很快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在全世界扩散开来,信息和物质材料及能量共同相互渗透，就引出了当前我们这个世界上五彩缤纷的新事物不断地出现。今年是世界上第一台处理信息的机器——计算机发展60周年,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当时这个计算机占地面积为150平方米,30吨重,有18000个电子管。现在计算机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今年又是第一台个人诈算机作为商品出现在世界上30周年。1976年,专供个人使用的计算机最先也是在美国制造出来。相应地有关信息理论也发展起来。从此,人类对信息的认识、对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利用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但是如果这些计算机,不管是大型、巨型或者是一家一户个人用的计算机，不能互相连接起来,计算机处理信息的功能就不能够充分发挥。怎样使信息资源能够更好地被传输和利用?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已经能局部地把计算机连接起来,现在知道最早是美国国防部,在五角大楼里把各自单用的计算机连接起来，资源共享。欧洲原子能联营组织搞的科学研究基地,也把计算机的各种参数同网络连接起来组成局域网，发现可以大大扩充计算机的使用功能,因此网络化很快就从美洲、欧洲走向全世界。到90年代初,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后来又提出了“数字地球”这样的概念,把人们的思想眼界进一步扩展开来。经过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1993年美国首先把信息基础设施系统,也就是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建立起来。所以,目前全世界各国的计算机联网的总部、网址管理还都控制在美国。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今天无论你做什么,是民用还是军用,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活,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休闲,人们已经都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因为这样,全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很重要的国际组织都在关注着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进步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与提高人的素质有什么关系。其中包括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和国际教育科学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以及政府间的组织等,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文件和报告,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都在讲,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不能够回避人和科学技术的相互影响。纵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关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素质应该是什么样的研究报告，内容尽管各有侧重点,但是有些观点却有共同之处,如：第一,科学素质是一个综合概念,是反映人们面对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如何的一个指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科学技术素质水平比较高,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就比较强,就能占据有利的发展地位,反之,就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受制于人。第二,科学素质不是只限于学过书本知识而固定不变,还要看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表现。如果不善于学习,在对待和处理实际问题中缺乏科学精神和理智,跟不上知识不断创新的时代步伐,就很难说有较高的科学素质。所以科学素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几年前大家关注计算机宽带上网,但很快“三网合一”（通迅网、电视网和因特网）又上了日程。“三网合一”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新里程碑。这以后,可能对我们生活又带来了新的冲击,有人说目前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传统的；一个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世界”。原来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逐步在网上都能办到，不管是智能控制、网上教学、远程医疗等都将成为现实。这两天报道了远程医疗的实例,专家在北京通过互联网指导延安的大夫成功地给病人做了脑部手术。“虚拟世界”为人们带来了一套全新的工作、生活方法。过去说和年轻人、青少年有“代沟”,现在不只是“代沟”问题的,而是存在“两个世界”。如今青少年在网上从使用的语言到交流方式,如果我们自己不参加进去,就难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仅仅用传统的经验、办法来教育孩子,那确确实实是很难做到思想和心灵沟通。正如媒体报道的一个进城年轻的农民工说：我真正感觉自己像一个人,还是在网上玩游戏的时候。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完全融入到这个网上了。所以现代人，包括成年人，如果不深入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特点和它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今后还会有什么影响，就很难说对当代信息社会有一个全面的科学认识.如果是行政官员,决策可能就脱离实际；如果是家长，可能就达不到教育孩子预期的目的。因此,说科学素质是有时代性的、是发展的。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么快,我们不仅要关心对青少年的科学素质教育,成年人也不应仅仅满足于自己原有的经验和知识,可以说提高科学素质已成为全民的大事。在国外,考核科学素质包括多项内容和标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科学知识。比如说地球和太阳、地球和月亮的关系,什么是激光,什么是纳米等等,应当了解的最基本知识；二是,了解科学工作的方法。如科学家是怎样考虑问题、怎样进行科学实验、怎样做出科学判断,他们是怎样工作的；三是,科学对人类的关系和影响,对世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2003年，国内有关部门也参照这些内容出了一些题目进行测试,能够达到合格的不到百分之二,与西方国家水平有较大差距。在当今世界上，发展科学技术,加强科学教育,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今年一月份美国总统发表了国情咨文,报道说其中有四个问题都同中国有关系,讲中国发展这么快,对美国带来一些什么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他们有很大的危机感。为此,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为限制中国的发展,不断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加大力度、采取对策,其中最重耍的一项是增加教育投入,争分夺秒发展教育。他们看到将来真正能够跟西方较量的还是中国的人才,怕的就是中国人才。所以,他们也非常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教育状况,有专门机构分析每年高校毕业生有多少、受过基本职业培训的有多少,等等。说到底，他们要在国民科学文化素质上、人才培养上永远占上峰,务求保持住在科学技术与知识经济的竞争优势。有一位在美国当教授的华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先是把他的一些用劳动力多、用材料多、消耗能源多、甚至是有污染的项目迁出美国,如到中国和亚洲来生产。因为这些国家劳动力便宜,成本低,如电脑鼠标在中国做一个出厂价3美元,到美国超市40美元,我们没赚什么钱,利润都让别人拿去了。材料消耗、能源消耗多,污染大的产品在别国生产,他们得到了好处——廉价的消费品。这位教授分析:下一步,他们甚至连研发核心技术也往外转移,包括设计人才。而他们自己专门培养能够管理、控制高科技的那些精英,靠知识、人才战略缓解对他构成的“威胁”。所以西方国家丝毫没有怠慢，他们在积极提升本国的全民科学素质，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1985年小平同志就首先指出了提高科学素质问题。当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1985年以后,国家教委、国务院陆续出台相关规定,一直到2004年中央八号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都强调加强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今年三月召开两会期间,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第三条就是:“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把这一条作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必将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教育工作产生极大的推动力。

重视抓素质教育,特别是科学素质教育,既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也对国家长远发展与安全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开展“科学传播宣讲活动”,请出各位专家教授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角度来讲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成就与展望,不仅可以丰富广大青少年的知识,拓宽他们的视野,对引导他们健康成长为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观既是人生和做人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类探索自然、追求真理,开启科学活动的古老话题。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科学宣传,使他们在增长现实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也能受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让他们逐步知道和理解“世界是物质，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世界上一切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讲人和自然的关系,人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来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远古时期人类祖先对许多自然现象,包括对生物的生老病死现象不理解,迷信、恐惧,劳动生产率很低。经过长期的观察、探索和反复的科学实验,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不断创造和革新劳动工具,迅速提高了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这里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拥有什么样知识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第二、懂得并学会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方法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的理论。大家知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懂得并学会历史地、辨证地对待客观事物,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了解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各方面技术专家正是在正确的哲学思想方法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思维，进行具体的科学实践和理论研究而获得成功的。要学习他们一切经过调查和实践检验这样一种科学精神,而不是人云亦云,只“跟着感觉走”,或者只想一点、不顾其余,要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

第三,培养、增强年轻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目前尚在学习时期的青少年一代,基本上是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受到党和国家与家庭的多方面关怀。而当他们离开学校,又是国家按发展计划实现全面小康的时候走上工作岗位,他们能不能继承前辈的革命传统,把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与命运。要教育他们不要放松、不要懈怠、不要萎靡不振，不要只是享受前辈给他们创造的美好成果,而是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要艰苦奋斗,把我们国家真正建设成为世界上实现和平崛起、受到各国尊重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革命前辈提出来的,中国人民要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前,通过科学宣讲,特别要使青少年强化忧患意识,要知道为什么党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提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为什么强调要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要记住中国从1840年到上世纪中叶,100多年来受尽屈辱的历史,在世界上中国的发言权真正能够受到列强的重视也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现在中国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出口的产品绝大部分是“中国制造”,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所以要让他们看到肩上的历史重担,自觉地接过班,把我们的国家继续发展下去。

在关心下一代成长中,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质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怎么做人、怎么孝敬父母等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我们看到,许多在科学技术上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同时也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培养提高科学素质跟其他因素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进行素质教育除了科学家、专家和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各行各业,包括家长也应该积极投入进来,首先自己应该多学习、了解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

最后我想引用两段著名讲话结束我的发言。

第一段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讲的一段话,那个时候,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马克思针对当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形势,他说: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且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此,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他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第二段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讲的,他说:“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他作用于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