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立法范文10篇

科技立法范文篇1

本文作者：周莹工作单位：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省地方科技法规体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各省，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科技法规。以贵州省为例，目前贵州地方科技法规主要有六个：《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贵州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贵州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在相关地方科技立法与政策支持下，贵州省科技成果投入与产出处于良好的状态。2006、2007、2008年贵州省科技成果中分别有42、48、49项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科技成果数量稳中有升，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逐年增长，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仍应看到其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法律责任规定较少，法律强制性弱上述条例中规定的法律责任较少，如《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仅两条法律责任，《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仅一条法律责任。这使得条例中一些义务性法律规定和禁止性法律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予以支撑。如《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技三项费、科学事业费、科研基建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或者基建预算。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各级财政每年安排的科技三项费应当占同级年度财政预算经常性支出的比例为：省级财政2％以上，市、州、地级财政1％以上，县级财政0.5％以上”。但条例中并未明确违反本条规定的法律责任，也使得相应规定不具备强制执行力。这违反了一般立法的规律，即只有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才能使法律规范产生执行力，否则法律就会失去严肃性和权威性。（二）内容相对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地方立法应具备实效性和可执行性，但贵州省地方科技法规的部分内容规定得较原则和宽泛，且较多地使用了鼓励性的词语，实际操作性不强。如《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12条规定：“培育和发展技术评估、技术交易、技术经纪等科学技术中介服务机构，为科学技术进步活动服务”。本条无责任主体，是谁来培育和发展未明确；无具体方式，如何来培训和发展均未进行规定。如《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中第1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为了鼓励和扶持民营科技事业的发展，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民营科技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促进民营科技事业的发展，保障民营科技企业的合法权益”，但具体的鼓励与扶持措施仅六条，且该六条的实质鼓励措施较弱。其中第10条规定了依法注册登记的民营科技企业及其人员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其中除第一项“民营科技企业人员可以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出国（出境）科技考察、交流、商务等活动”具有实质意义外，其他的均与一般企业及人员的待遇相同，不具备特殊性。较多的鼓励性而非强制性词语使得法律的操作性不强。（三）未能根据国家立法及时进行修订贵州省1994年制定的《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从事技术贸易的卖方单位，可以从技术贸易所得技术性纯收入中提取15％至30％作为奖酬金”。而国家于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29条规定：“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将其职务科技成果转让给他人的，单位应当从转让该项职务科技成果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对完成该项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比例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不相符，其中15%的比例不符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不低于20%的比例的规定，且在2004年对《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对此问题也未进行相应的修改。

贵州省科技立法的完善建议

贵州省现在正值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正大力进行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研机构的发展与建设，科技创新是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地方科技立法的完善对实现贵州省“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两大战略起着立法支撑的作用。贵州省委书记在2011年召开的贵州省科学技术大会及贵州省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交易会中亦提出，“十一五以来，贵州省科技发展环境明显改善，支撑和引领发展的能力明显提升，但科技发展水平总体相对落后，存在科技投入不足、科技创新活力弱、科技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期间，贵州全力以赴加强科技工作、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这在客观上也要求贵州省应制定更具体、更完备的科技法规，以对国家的科技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和完善，来适应地方科技管理工作的需要，为贵州的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一）完善科研主体立法体系科研立法包括科技主体立法、科研行为立法、科研保障立法等。而贵州省相关立法中对科技主体的立法相对较少，应进一步完善科研主体的相关立法，明确各主体在科技活动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规范各主体间的关系。1.科研院（所）的立法根据2011年贵州统计年鉴，2010年贵州职务发明创造总数为2783件，其中科研单位为633件，占22.74%；大专院校为172件，占6.18%；工矿企业为1937件，占70.89%；机关团体为41件，占14.73%。而目前贵州省地方科研主体立法主要针对的是各级政府及民营科技企业，并无完善的科技机构（单位）的立法规定。因此，应进一步明确研究院（所）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出资主体、机构体制、内部管理机制和绩效评估等内容。2.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立法如前所述，我国各省的科技创新水平与成果转化能力有所区别，而对于贵州，其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仅排全国第30位。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与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更加强调技术的引进，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将会成为技术转让与引进的重要服务平台。因此，应制定《科技中介服务条例》及相关地方法规，规范科技市场，使技术创新服务、技术评估、技术经纪、科技咨询、创业投资等科技中介服务规范化、有序化。同时修订《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制定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管理法规，为技术交流与转让提供更多信息与便利。3.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主体立法对已制定的其他科研主体法规进行调整和完善。如在《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中增加实质性的保障性条款，明确优惠与鼓励的具体措施，促进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以推进企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保障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对科技人员的培养及奖励措施，以配合贵州工业强省战略与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人才引进，应抓紧研究制定《人才市场条例》、《引进科技专业技术人才条例》等相关法规。（二）强化鼓励措施，完善科技行为立法科技行为包括政府科技发展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确定程序与支持保障、科技成果的认定、科技成果转换、科技知识普及等方面的内容。对科技进步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即为科技投入，建议进一步完善《贵州省科学技术资金投入管理条例》，规定政府科技投入的比例与法律责任，同时加强对财政投入资金分配、使用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完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等相关制度，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及科技企业给予更多的扶持与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另外，为更好地引进对本地公共事业或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技术，可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科技引进，为此需制定《政府科技采购办法》等法规规章。（三）加强法律的强制性与可执行性，加强执法监督对现有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予以细化，使其更具可执行性。如《贵州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7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和支持的项目类型，但对某一具体项目是否属于“应优先安排和支持的项目”，认定评估部门及程序则无具体规定。对此可参考上海、北京等地的立法，设立专门机构，并建立科研投入项目的立项、评估、验收及考核体制，确保投入资金能够产生效益。另外，在各部法规中应明确责任主体与法律责任，并通过相关立法加强对政府部门执法情况的监督与检查，通过增强条文的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从而将推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真正落到实处。

科技立法范文篇2

关键词科技立法科技效益效益优先

随着近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日渐凸显，于是，科技立法的步伐逐渐加快。科技立法是以调整科技社会关系为对象的，其目的在于对科学技术工作实行法治，促进科技领域秩序的建立，最终实现科技发展的效益最大化。“效益既应是立法的出发点，也应是它的归宿。”

一、科技效益优先是科技立法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

如果说，传统的法律价值取向将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追求，那么，现代科技的立法则更加注重对科技效益的追求，这是由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从科技的性质来看，科学技术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本质属性在于其工具性，本身不具有任何阶级性，所以，它最直接反映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科技立法是通过直接调整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法律都是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科技立法也不例外。但科技立法所调整的是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并且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豎所以，科技的立法则应注重效益的立法追求。

科技立法具有促进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直接性，这是由其使命或任务决定的。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更确切地说，它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器。经济分析法理学认为，任何法律现象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有其经济根源，利益需求构成了立法的内在根据，其它立法如此，科技立法也强化这一诉求。

如果说一般的立法是通过对权利义务的设置对社会利益再调整，那么科技立法不仅具有这一功能，而且还具有通过促进效益来实现利益的直接性。这主要是因为科技立法不仅要执行确认和维护现存社会关系（科技社会关系）的职能，还要担负起促进科技发展的使命。所以说，一般立法是在“分配或调整”利益，而科技立法则更主要的是在“创造或产生”效益。这是由科技立法的使命或任务所决定的。

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是由科技立法的本质所决定的。科技立法的本质就是国家开拓社会生产力的法律工具。科技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结构和成份，它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科技本身有极大的功利价值，这是其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基于效益而产生的社会利益。科技效益是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和保证，没有效益的保证就难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反之，为了追求效益，就必须发展科技，必须发展生产力。科技效益价值取向决定了“科技立法的本质就是国家开拓社会生产力的法律工具。”所以，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科技立法就是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立法宗旨，也反映了科技效益价值的立法导向。

二、科技效益优先在我国科技立法中的表现

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在我国的科技立法中被强化到极其重要的地步。这一价值取向在法律条文中被现实地表现为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鼓励”、“支持”、“扶持”、“促进”等激励手段是促进效益产生的有效手段。

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是科技法律领域里的一部基本法，它显示出了对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情”，仅一部62条的法律，直接使用“鼓励”一词的条文多达14个，而间接带有鼓励词意的条文如“支持”、“扶持”、“促进”等就更多了，甚至在同一法条中连续或者重复使用这些词语。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拥有丰富的词源，为什么这部法律直接而又单一地频繁使用这类词语？这充分说明了该部法律的立法用意及其追求的价值取向。

根据法律规范后果的不同性质来划分，法律规范可分为鼓励性规范、保护性规范和制裁性规范。我国的《科技进步法》所采用的法律规范多为鼓励性规范和保护性规范，而极少使用制裁性规范，所以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鼓励”字样就特别多。在立法原则上，表现为鼓励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与国外科学技术界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在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表现为鼓励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技术开发机构，鼓励企业与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和协作，鼓励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高技术研究和高技术产业方面，鼓励和引导从事高技术产品开发、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管理制度，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高技术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化；在研究开发机构方面，鼓励和引导从事技术开发的研究开发机构单独或者与企业事业组织联合开发技术成果，实行技术、工业、贸易或者技术、农业、贸易一体化经营，鼓励和引导科学技术咨询、科学技术信息服务和社会公益性的研究开发机构，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或者有偿服务，鼓励社会力量自行创办研究开发机构，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科学技术工作者方面，鼓励在国外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或者以其他形式为国家建设服务；在科学技术进步的保障措施方面，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鼓励国内国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设立各类科学基金，资助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解读《科技进步法》，不难发现，该部法律以法定的激励机制为手段，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科技的发展，最终为经济建设服务。效益导向是该部法律重要的价值取向。

该部法律的激励机制及其价值取向的宪法依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它为依据和指导，《科技进步法》的制定也不例外。因此，宪法中关于科学技术规定的基本原则就成了《科技进步法》的立法向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科学的条文就多达18条，其中，第二十条明文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这就是《科技进步法》激励机制的宪法渊源；《宪法》第14条，将科学与经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支持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为经济建设服务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这就是《科技进步法》效益优先价值取向的宪法渊源。

科技进步法的激励机制及其价值取向的现实原因。当前，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它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正如李鹏同志曾经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科技的力量。”因此，发展科学技术成为解决经济建设中存在问题的迫切需要。

三、科技效益优先的必然要求

（一）最佳效益原则

确立科技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科技立法要用最佳效益原则来解决科技立法中的其他价值冲突。

社会关系既是复杂的又是简单的。说其复杂是因为多元主体对同一利益的不同需求，说其简单是无非就是为了一个利益。而作为社会关系调整器的法律，不可能完全协调好所有的关系，它只能用最佳效益原则来解决立法中的其他价值冲突。

在科技立法的价值体系中，效益价值居于优先位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价值标准。这就是，立法体系这一总制度框架须以效益为优先价值来决定权利、权力等法律资源的配置；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设定和落实，须以效益为优先价值来引导资源的个体配置；效益与公平冲突时，为了效益之价值目标，公平可以退居第二位，直至暂时作出必要的自我牺牲。科技立法，效益和公平的法律价值取向只能是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效益原则是科技法律的最高原则。“最佳效益原则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

（二）双重使命责任

确立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科技立法不仅要担负起调整社会关系的一般法律职能，还要还担负起发展科技、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效益的双重使命。

科技法律作为法律大家族中的一个部门法，固然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但也具有一般法律的共性和作用。它通过对社会行为模式公开而又明确的预先规范设置，从而对社会关系加以确认、调节、整合、制裁、制约、组织和引导，避免了社会行为的盲目性、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排除影响效益的各种干扰和阻力，保障效益的提高。

但是，科技立法不仅要执行确认和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科技社会关系）的职能，还要担负起促进科技发展的使命，更多地采取肯定、鼓励、奖励合法行为的方式来调整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所以调动各种利于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强化人们的合法行为、鼓励人们积极投身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成了科技立法的重要任务。

（三）最佳运行模式

确立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科技立法更具有灵活的调整方法，创造出一套具有效益的最佳运行模式。

科技立法范文篇3

国内外科技立法的经验借鉴

部分国家还将科技立法与科技发展战略相互配套,如日本在每成立一个国家研究机构或制定一项重要的科技计划、科技战略时,日本议会都制定一部相应的特别法。《日本科技情报中心法》、《海洋科技中心法》、《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筑波科学城建设法》等配套的法律措施,对政府的资金投人数量做出明确的规定,对重要的科技计划及科技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明确保障措施,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综合国外的科技立法,可以看出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有利于科技、经济发展的体制,并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来保障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达到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目标。目前,全国巧个副省级城市中已经有12个城市进行了“科技进步条例”或者“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的专项立法。自2007年国家修订颁布新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以来,许多城市的人大和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立法工作,认为在当前背景下加强科技创新立法不仅必要,而且非常紧迫。深圳、重庆等城市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其中深圳早在“十五”期间就启动了《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立法工作,并于2008年10月1日起正式颁布施行;重庆市于2006年启动《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立法工作,于2009年9月1日正式施行;杭州市的《杭州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于19%年开始施行,2004进行了第一次修订,目前正在第二次修订。目前,青岛市科技综合实力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还比较弱、市场开拓能力不足。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增强企业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意识,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创新模式,正确处理好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在积极学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逐步把科技进步的基点转移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上。这样才能逐步在产业链的高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促进青岛蓝色经济区和国家技术创新试点城市的建设。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把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青岛市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强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进一步通过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的导向政策,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人,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大力推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扶强扶优,为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的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现阶段,政府财政仍然是科技投人的主导,特别是对基础性、公益性和战略高技术前沿研究而言,政府应当建立稳定的财政科技投人增长机制,利用政府投人有效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向科技创新。政府在增加财政科技投人并向社会公共服务等非盈利行业倾斜的同时,要广泛拓宽科技投人渠道,鼓励发展民间的风险投资,切实解决风险投资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引导和激励社会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多元化投人。实现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就应当按照“资源共享、信息先行”的原则,定位于整合分散在政府、科研机构、教学机构、企业的各类资源,对科技资源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设“协作、共用、服务”的科技资源共享的保障体系。对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实验基地、科学数据、自然科技资源、科技文献、网络资源等科技基础条件进行战略重组与优化,构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开放高效、体系完备的物质和信息保障系统,实现科技资源共享。开展科技立法工作,保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的可操作性,应当充分研究和客观反映青岛市科技进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搞好顶层设计,做出有利于提高青岛市自主创新能力的整体制度安排,以点带面渐进式地突破现行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和束缚,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充分研究改革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既总结、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又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今后改革发展留下空间。还将对科技进步的引导和导向作用进行深人研究。

关于制定((青岛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的思考

在《青岛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制定过程中,应以修订后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为依据,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宗旨,以构建促进自主创新的制度体系为目标,紧密结合青岛实际,借鉴国外和国内有关省市科技立法的经验,以制度创新为突破,维护科技创新主体的权益为主体,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按照主体一活动-措施的逻辑结构建有青岛特色的科技创新条例。在立法过程中,应始终把“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科技工作指导方针作为主线,贯穿于《条例》的整个起草过程中,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创建创新型城市和营造良好的科技进步环境为目标,以规范宏观管理、确立创新主体、建设创新体系、整合科技资源、夯实创新基础(大院大所引进和平台建设)、培育创新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实保障措施、明确法律责任等为重点,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青岛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二是,围绕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环节,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科技进步与创新中的责任,建立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科技体制,通过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健全创新环境建设的行为规范。三是,突出《条例》的宏观性、前瞻性、战略性;注重创新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法律保障。四是,体现地方特点,将部分成功的实践经验和已出台实施并行之有效的政策上升为地方法规,加设凸显城市特色的海洋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资源共享;同时为今后完善政策体系、制定实施细则留下必要空间。五是,与《科技进步法》保持一致,现有立法已经有了明确规定的,《条例》不再赘述,有关原则性的条款,能够细化的尽可能作适当细化。科技进步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尽管青岛科技进步的环境在不断改善,但自主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相适应,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科技意识还不能适应青岛改革开放,特别是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需要。通过制定《条例》进一步增强和调动社会各阶层对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对创新活动的认可和支持,为青岛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基本保障。目前,青岛市5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真正设立研发机构的仅有300余家,针对青岛企业存在科技意识薄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少、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少等间题,从财政、税收、金融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制定具体制度措施,引导企业积极投身技术创新活动,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真正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科技投人是科技发展的基本保障,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制定《条例》,着力解决影响青岛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如科技投人水平还有待提高,科技投人的水平有待增强,科技投人结构还有待优化,多元化科技投人机制有待建立等;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企业其他相关社会主体的科技投人责任,量化科技投人规模,将科技投人的目标明确化,并列人相关政府干部任期考核指标,逐步建立多元化科技投人体系,通过制定建立科学投人考核监督机制,提高科技投人的产出效益,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增强科技发展的后劲。解决科研成果利用率低,产业化水平低,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主战场,真正成为经济社会的动力,针对当前科研成果与经济社会需求脱节的“两张皮”现象,克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生产各自脱节的问题,通过制定《条例》,对产学研合作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进行引导和扶持,重点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采取战略联盟、共建研究院、共同投资经济实体等形式,实现长期的稳态化合作。提高科技成果的利用率。通过制定《条例》,明确各级政府在推进科技资源中的职责,明确科技资源管理单位的职责及其与使用单位间的相互关系,建立青岛市科技资源信息共享机制,统一规划产业共性技术,解决科技资源配置的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利用程度不高的问题,建立科技资源整合机制,提高青岛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发挥其最大效益。根据发达国家科技创新推进的经验,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是支撑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青岛科技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科技型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少,对大规模技术创新形成了制约。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也是国家科技部正在大力推进的一项工程,青岛市通过制定条例可以构建新型科技金融、创新金融体系,改变传统经营规则,突破体制、机制、考核、产品上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限制。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虽然走在全省前列,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稳居—青岛市第十届学术年会论文集全省首位,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8个百分点,但增长后劲明显不足。通过制定《条例》可以促进政府在风险投资、金融信贷、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企业加大科研投人,增强自主创新意识,提高其持续竞争力。科技进步的关键在于科技人才。通过制定《条例》,进一步保护科技人员权益,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氛围,建立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基金,吸引国内外一流科技人才来青创业发展,推动科技事业进步和发展。建立从培养、奖励到权益保障和职业道德教育等相结合的制度,调动和保护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完善对不良行为的惩戒机制。青岛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中心城市、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重要的滨海旅游和港口贸易城市,又是全国闻名的“海洋科学城”。从区位优势、科技优势和海洋资源状况看,青岛市具有发展海洋经济诸多有利的条件。通过制定《条例》对海洋科技产业加以明确扶持,更好地促进海洋科技优势转化为海洋产业优势,优化青岛的海洋产业结构,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

本文作者：谭思明李汉清刘瑾肖强郭琳琳管泉工作单位：青岛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科技立法范文篇4

关键词：金融科技；立法；顶层设计；监管沙箱；技术驱动型监管

一、引言

2018年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在其的研究报告中将金融科技（Fintech）定义为“新技术支持的金融创新，它能够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1]。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Young）在2019年7月的《全球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EYFintechAdoptionIndex,2019）中，首次将“由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经纪公司和财富管理公司）提供的创新型技术支持服务”，纳入金融科技定义，并指出“创新型金融科技企业已经历了初步涉足金融行业的初期阶段，蜕变为成熟竞争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高度重视，影响力不断提升，金融科技赋能步伐进一步加快”。创新型金融科技企业、传统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科技与服务企业的多方互动正在形成金融科技生态圈，这一新的多边合作生态圈将取代原有的两两合作的单一模式，金融科技企业能够结合创新商业模式和技术，赋能传统的金融服务[2]。目前，金融科技已经被全球主流金融市场所认可，金融科技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但我们也必须理性地认识到，金融科技在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其“脱媒化”“去中心化”等属性使得金融系统需要面对的风险更加复杂，其“空白型金融创新”的特质，亦给金融监管当局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实现科学立法、有效监管，如何在包容创新与合法合规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成为摆在各国立法、金融监管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监管挑战尤为突出，影子银行等非正式金融机构风险频繁发生，特别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加速出清，给金融监管与社会稳定造成了严峻挑战。

二、美国金融科技监管最新立法动态：监管延伸与监管创新

（一）两部金融科技监管法案引介。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和科技强国，金融科技行业发展迅速，金融业态和应用创新迭出。而在金融科技的立法与监管方面，美国政府秉持“负责任的创新”的监管理念，对金融科技领域的新生事物高度敏锐，并适时纳入立法规范和监管范围。2019年1月和3月，美国议会代表分别提交了两项金融科技法案，意在建构针对金融科技的法律框架，在创设新的监管议事机构、厘清监管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强化对金融科技的监管。2019年1月3日，《金融科技保护法案》（H.R.56,FintechProtectionAct）正式提交美国国会。该法案由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代表TedBudd与StephenF.Lynch，MarkMeadows，DarrenSoto和WarrenDa-vidson等四名众议院议员作为共同提案人提交国会。法案旨在设立“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融资独立金融科技工作组”，对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和人员，以及使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融资活动的组织和人员进行独立调查，并为实施有效监管提供必要的建议；设立“创新和金融情报领域的金融科技领导力计划”，用以支持开发能够侦查恐怖活动和使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融资活动的工具和程序，并进行创新授权和资助。目前该法案已通过众议院审议，正在由参议院内设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审议[3]。2019年3月4日，《金融科技法案2019》（H.R.1491,FINTECHActof2019）正式提交美国国会，目前该法案正在众议院审议中。该法案全称为《促进创新和新技术，使企业家创造和雇用2019年法案》，由众议院代表DavidScott提出，旨在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创建金融创新办公室和金融科技董事顾问委员会，加强对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监管，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市场稳定等。目前该法案已经通过公示阶段，正在由众议院内设金融服务委员会以及除农业、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外的其他委员会审议[4]。（二）两部金融科技监管法案的立法背景。1.《金融科技保护法案》的立法背景根据2018年5月美国国会议员KathleenRice起草的“虚拟货币恐怖主义用途国土安全评估法案”（HomelandSecurityAssessmentofTerroristsUseofVirtualCurrenciesAct），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独立调查，美国立法当局开始注意监控由虚拟货币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国会意识到联邦政府有必要优先调查恐怖活动和非法使用虚拟货币等技术的活动，进而由美国立法机构确定将以虚拟货币为经济来源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利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用途的行为作为主要监管对象。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保护法案》正式提交美国国会审议。2.《金融科技法案2019》的立法背景针对金融科技行业，美国在联邦层面并无明确的、法定的监管主体和常设议事机构，且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导致出现“多头监管”和“监管真空”等问题，不利于保护新型的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创新，更不利于激发企业家创新，以及解决现实存在的民众就业等问题。在此背景下，2019年3月4日，《金融科技法案2019》正式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三）两部金融科技监管法案的主要内容。1.《金融科技保护法案》的主要内容。该法案的监管对象是“利用虚拟货币从事恐怖主义和非法融资活动的人及其行为”，在规制内容上更侧重“举报和惩戒”，在监管方式上以行为监管为主，同时鼓励知情人举报涉嫌支持恐怖活动和非法融资的行为，并给予专项奖励。其主要内容如下。（1）设立“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融资金融科技独立工作组”。第一，授权财政部部长（工作组负责人）、司法部部长、国家情报局局长、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主任、特勤处处长、联邦调查局局长等参与金融科技工作组的日常工作。第二，明确独立工作组的职责：a.对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和人员，以及使用虚拟货币从事非法融资活动的组织和人员进行独立调查；b.制定法律规范并提供必要的监管建议，以改善对恐怖活动和非法融资活动的监管；c.年度报告，在法案颁布之日后的一年内，以及此后每年，独立工作组都应向国会提供年度报告，载明工作组在上一年度的调查结果和决定，以及工作组从事的立法活动、提出的监管建议。（2）财政部对向政府提供关于恐怖分子使用虚拟货币且其行为可能被定罪的重要情报的举报人给予奖励。第一，设立举报人专项奖励基金。法案建议美国财政部部长经与司法部部长商议后，由财政部发起设立一项基金，该基金专项用于向政府提供关于恐怖分子使用虚拟货币且其行为可能被定罪的重要情报的举报人。为提供符合上述要求情报的举报人提供最高不超过45万美元的奖励。第二，对使用虚拟货币的恐怖分子的罚款和没收所得，财政部部长在事先获得拨款的前提下：a.使用该款项根据本规定支付与该定罪有关的报酬；b.将剩余款项纳入拟设立的“创新和金融情报领域的金融科技领导力计划”。（3）设立“创新和金融情报领域的金融科技领导力计划”，明确金融科技在创新和金融情报项目中的领导地位，以支持开发能够侦查恐怖分子和非法使用虚拟货币的工具和程序，并进行创新授权和资助。第一，财政部部长应为开发用于侦查恐怖分子和非法使用虚拟货币的工具和程序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该计划亦接收来自美国境内的学术机构、公司、非营利组织及其他实体的捐款。第二，该计划优先考虑对如下技术或活动提供资助：a.非专有技术或基于社区共享的技术；b.在开源基础上开发和的计算机代码；c.主动为满足“了解您的客户”（KnowYourCustomers,KYC）下的法律法规要求，及对必须遵守美国政府法规的任何实体的反洗钱要求而实施的技术创新；d.协助执法机构对非法活动进行调查的行为；e.在去中心化平台上进行的工具创新，以及实施配套的激励措施。（4）对开发和应用的新技术提出明确要求。第一，符合全球通用标准。新技术的开发都应基于全球通行的标准，例如，要符合互联网工程任务工作组（InternetEngineeringTaskForce,IETF）和万维网联盟（WorldWideWebConsortium,W3C）制定的各项标准。第二，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软件等新工具、新程序的开发及应用，应当符合银行保密法在内的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用户隐私保护、反洗钱方面的工作。第三，公开访问要求。要求工具和程序可供社会公众免费使用。开发者可通过公开使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或软件开发套件来满足此要求。（5）就防止外国恐怖组织逃避监管，非法使用虚拟货币及相关事件向相应的国会委员会①提交报告。自法案颁布之日起180天内，经财政部部长、总检察长、国务卿、国土安全部部长、国家情报局局长以及相应的联邦银行机构②、联邦职能监管机构③协商后，联合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该报告应当确定并描述外国恐怖组织为逃避制裁、资助恐怖主义、洗钱而使用虚拟货币和其他新技术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应对措施。2.《金融科技法案2019》的主要内容。该法案的监管对象是“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该法案侧重于“鼓励和保护创新”，在监管方式上以功能监管为主。通过设立类似于“监管沙箱④”（RegulatorySandbox）的机制，并明确监管主体、议事规则、协调机制等方式，解决“多头监管”和“监管真空”问题，从而达到保护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支持合理金融创新和稳定就业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如下。（1）在美国财政部内设“金融科技委员会”（Fin-TechCouncil）。该委员会负责指定一家或多家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监管者，作为法定的执法监督机构。除委员会指定的监管机构外，任何其他联邦金融监管机构都不得对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采取任何执法行动。（2）明确对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要求。法案明确规定，符合如下条件（或可提供相关证明）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可以单独，或者联合向金融科技委员会提交申请书。第一，正在提供或打算提供此类服务：是一项新技术或对现有技术的创新应用；是一项金融创新业务；符合公众利益；具有优化或改善金融产品服务的可能性；不会导致联邦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不会对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构成威胁；不存在不公平、欺诈或者滥用市场地位的行为。第二，其产品或者服务具有如下特征：a.为用户提供了应用程序或者其他产品，但用户总数不超过10,000个；b.员工人数不超过15名；c.已收到不超过5轮的风险投资；d.尚未与保险存款机构合作。（3）明确金融科技委员会对提交申请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进行资质审核、年度评估、撤销许可及接受再申请的条件及相关流程。（4）设立金融创新办公室（OfficeofFinancialIn-novation）。法案要求每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应设立金融创新办公室，设办公室主任一职，任期五年，办公室主任须定期向联邦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进行汇报。该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a.起草相关任务说明，其中应当明确包括“负责任的创新”；b.协调并公开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相关监管行动；c.建立并维护一个易于访问的网站，以便劳工局、监管者与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进行沟通交流；d.解答问题，并落实行动；e.对符合相应条件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进行宣传；f.为办公室主任提供支持；g.参与制定有利于减轻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监管负担的规则，更好地保护符合相关要求的金融创新。（5）设立金融科技董事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uncilofFinTechDirectors）。委员会成员由每个金融创新办公室主任，以及由财政部部长任命的具有金融监管专业知识的独立成员构成。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向联邦金融监管机构提供有价值的政策法规及监管建议。（6）明确了金融科技的监管协调机制，确立了协调一致的基本原则。法案要求每家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在采取任何执法行动时，都应与其他各家指定的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充分的沟通协调，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以及制定相互冲突或重复的法律规范，消除可能对合格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外部监管因素。

三、美国金融科技立法的特点及监管逻辑

（一）强调“建章立制、立法先行”。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秩序，具有严肃性、权威性、规范性和约束性，对于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呵护金融创新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立法是法律制度建设的第一个环节，制定系统完备的，具有前瞻性和适应性的法律规范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产业经济稳健发展。美国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重视法律的基础性作用，划出明确的法律红线，积极释放监管意图和理念，并将监管的理念和监管范式融合到法律规范的条文当中，力求将金融科技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进金融服务的作用发挥出来[5]。同时，在金融领域立法方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尽可能减少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对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科技领域造成的负面影响。上述监管理念和立法特点在这两部金融科技法案中都有所体现。（二）创新监管范式，呵护创新，倡导包容式监管。由于金融科技的边界与传统金融不断发生冲撞，由此产生了如何平衡创新与合法合规的监管难题。面对此问题，美国立法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倾向于使用“监管沙箱”机制，即允许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在享受一定豁免权的、受限但安全的环境中从事科技创新试验，并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可以被监管部门许可公开从事特定业务的一种创新监管机制。《金融科技法案2019》监管对象是“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它通过设立类似于“监管沙箱”的机制，实现保护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支持合理金融创新和稳定就业的目的。在全球金融科技的浪潮中，如何转换监管范式，实现包容式监管是各国（地区）政府审慎思考的重要命题。（三）重视金融科技监管的顶层设计，致力于消除监管套利，形成全国统一的监管体系。美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容易导致联邦层面和州层面的金融监管出现较大的差异性，甚至诱发一定的冲突，这种状态不仅不利于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可能产生一定的监管套利。另外可能产生联邦和州监管机构之间产生“监管竞次”现象，即监管机构为了“取悦”本部门（辖区）的金融机构、吸引潜在监管对象或扩展监管实力范围，竞相降低监管标准，以致降低了整体监管水平，损害了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减少监管套利、监管竞次和监管真空等问题在金融科技领域发生，美国立法机构特别注重立法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例如，《金融科技法案2019》提出在美国财政部内设“金融科技委员会”，明确每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应设立金融创新办公室，以及设立金融科技董事顾问委员会等内容，都在力求完善金融科技监管的顶层设计，形成全国统一的监管体系。（四）对金融科技领域的新生事物高度敏锐，适时纳入立法规范和监管范围。虚拟货币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同时它也被不法分子和非法组织用于洗钱、非法融资、支持恐怖主义等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作为一种新型的逃避监管的工具，对全球金融稳定与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针对这类问题，2018年和2019年，美国国会议员先后提交《虚拟货币恐怖主义用途国土安全评估法案》和《金融科技保护法案》，强调联邦政府应该优先调查恐怖分子非法使用包括虚拟货币在内的新型金融技术，进而由立法机构确定以虚拟货币为经济来源的恐怖主义，并对使用虚拟货币进行非法交易等不法行为进行规制和严厉打击。

四、金融科技给我国传统金融监管带来的新挑战

目前，金融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呈现出多业态、交叉性和爆发式的特点。多业态不但指传统的银证保的互联网化，也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技术从事资金融通、资金汇兑和借贷等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数据加工分析、投研、投顾等新型金融增值业务；既包括了金融产品的互联网创新，也包括了营销渠道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交叉性既指互联网平台直接开展金融业务，也包括金融产品和服务融入了社交以及线上和线下交互融合等元素。爆发式是指金融科技能够巧妙地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线上平台进行获客，面对庞大的市场容量，其用户数量和业务往往呈现爆发式的增长[6]。金融科技作为独立发展的金融信息技术力量，逐渐形成了脱离于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突破了既往金融业务的模式，而且具有跨界混业经营和跨区展业的特质，这就使得原有金融业务的边界模糊化，极大增加了我国金融监管的难度，给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一）金融科技的混业经营和跨区展业，对传统金融监管构成挑战。金融科技往往是跨界融合或者混业经营的产物，会使得原有金融业务的边界模糊化，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我国现有的金融业监管框架主要是依照银行、证券和基金、保险来划分的，但当前金融行业已呈现加速混业经营的趋势。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更加速了金融混业融合，金融科技依托互联网技术进行展业，突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也对现有金融监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以互联网小贷公司为例，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与监管权限在各地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而小贷公司的实际展业范围却可扩展到全国各地区，因此容易出现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问题。在缺乏必要规范和实时监控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很有可能出现“野蛮生长”，容易导致新的金融风险的发生，进而影响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二）传统金融监管在应用新技术实施监管方面还存在不足。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与金融创新融合发展，新型的金融科技商业模式大量涌现，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在对创新型金融业务品种、业务模式及底层资产进行监管时面临一定的不足，较难做到数据穿透、全量统计和实时跟踪。以间接诱发2015年“股灾”的，为场外配资的HOMS系统为例，配资机构运用HOMS的子账户管理系统，能够把一个信托账户拆分成多个独立的账户单元，各个账户的投资指令均由配资机构统一汇总发送至证券公司，在该系统下，证券监管机构只能追踪到配资机构，而无法穿透至底层实际参与交易的投资者。因此，监管部门掌握并利用新技术实施监管，加大监管科技的投入力度，进而提高监管的科学性、有效性就非常必要和紧迫。在监管实践中，监管部门也正在努力顺应监管新趋势，搭建新的监管职能部门，并积极采用新的技术强化监管。以证券业监管部门为例，2019年12月，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科技监管局，其主要职能是在加强电子化、网络化监管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对证券市场进行全面、精准和前瞻的监管。科技监管局的成立，是证监会于2018年8月《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完成监管科技建设工作的顶层设计以来又一重要的监管举措。

五、美国金融科技监管立法对我国金融科技审慎监管的启示

结合我国本土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和监管现状，并观照美国金融科技的现时状态，我们会发现，两个国家在金融科技领域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金融科技都较早起步，并且发展迅猛，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且应用潜力巨大；其次，目前为止，都没有颁行针对金融科技的专门性法律规范，已有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亦没有专门针对金融科技作出修订和增补；再次，金融监管部门都有较强的探索新的包容审慎监管的意愿，力求在鼓励适度金融创新实践与不发生金融风险之间做到动态平衡。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在较早之前试行的“监管沙箱”机制，以及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强调的建立健全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着力打造包容审慎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等，都说明了监管者的态度，释放了针对金融科技转变传统监管范式的积极信号。最后，目前都尚未形成针对金融科技的全国统一的监管协调机制及配套的监管框架。在美国，联邦层面、州层面及地方政府层面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规则不尽一致，垂直化、常态化的监管协调议事机构尚未建立；在我国，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一行两会”）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指地方金融监管局）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监管协调机制，垂直层面的监管框架也没有确立。有鉴于此，美国此次金融科技立法及拟颁行的监管规范、拟确立的常态化监管议事机构等举措对我国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借鉴价值，未来针对我国金融科技的立法、监管等问题，可合理观照和镜鉴美国的相关经验与规范体系。（一）加强金融科技立法建设，构建包容性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强调立法先行、有法可依，是实现金融科技有效、科学监管的根本出发点和制度基础。因此，对于我国而言，积极构建并持续完善金融科技法律框架就变得非常急迫和必要。针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立法，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增补和修订，将金融科技纳入现有的民商事法律和金融法律等基本法律体系中；另一种是“另起炉灶”，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创制新的专门性的法律规范。两种方式各有利弊。第一种方式，在现行基本法律框架内对相应的民商事法律法规及货币、证券等金融领域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法律位阶更高，对推进金融科技与法律规范的融合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滞后性”的固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与时俱进”。但是，此种立法方式也存在明显缺陷，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及相关法律规范规定的立法程序，立法修改从提议到审议再到审议通过，周期会相当漫长，难以满足金融科技行业即时性的立法需求，对金融科技领域发展需要明确和协调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困局，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或者给定规范性建议或指引。此外，在规范条款的内容方面，原则性内容更强，无法做到足够的细化，针对性和可行性方面存在显性不足。第二种方式，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创制新的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在时效性、规范性、指引性和可行性方面更具优势，更能适应日新月异的金融科技行业的现实需求。但这种方式，因为法律位阶较低，因此，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涉及跨部门间的沟通、协调问题，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另外，当其作为下位法与上位法出现冲突的时候，仍须遵照上位法执行，因此在不修改上位法的情况下，其实际规范和执行效果存在打折扣的可能性。从金融科技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创设单行法律规范可能更适宜，更有利于促进金融科技的稳健发展。从立法的实操层面，可考虑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会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他有关部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制定。在立法内容上，应当明确监管主体、明确监管职责和边界；创新监管理念，厘定对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原则、规则，增强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对监管的规则体系、监测分析框架以及业务评估等方面的工作进行细化和明确；重视与现有法律规范的衔接性和一致性，保证不与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等上位法相抵触；重视金融数据标准法制化建设，制定金融科技领域数据标准体系，通过各类技术标准、规范指引、工作手册的方式完善配套规范，从而构建起统一的，既有原则又有实操规范的法律规范框架；在实际执行层面，可考虑先选取若干金融科技发育良好、基础较为雄厚的地区作为试点，授权试点地区选取符合一定条件的金融科技机构作为试点单位，根据试点的情况，逐步优化和完善监管规则。此外，监管规范还应当着力提升数据共享特别是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数据共享能力，提高数据质量、强化数据标准实施、探索建立金融数据标准监管评估制度，进一步强化数据隐私保护规则、确定对隐私保护的底线等方面开展金融数据标准法治化建设工作。对待金融科技，需要制度制定者、立法者和执法者重点考虑平衡创新和合法合规之间的关系，使监管的包容性和有效性在实践中实现灵活、动态平衡。包容适度创新的制度理念，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更加科技化的制度执行，是金融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性基础和保障。（二）完善顶层设计，探索金融科技的监管协调机制及新的监管范式。金融科技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涉及货币、（类）证券发行与交易、支付清算、外汇交易等多元化应用场景，由此涉及的监管部门也较多。如何在现在分业监管格局之下，实施审慎有效监管，厘定部门监管的边界，明晰权责，建立充分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有鉴于此，需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明确针对金融科技监管的协调机制。中国人民银行于2017年5月15日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组织研究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稳定和支付清算等领域的影响；编制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及政策指引；探索建立金融科技创新管理机制，引导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正确使用；利用新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但针对跨地域、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科技业务如何加强监管协调，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落实。未来，应当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委员会作为核心机构的监管作用，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针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协调机制，细化监管协调规则，建立常态化的，多部门（包括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及中央地方监管部门之间）联动的议事形式和信息共享机制，真正解决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等问题。此外，还应当研究以行为监管为导向的新的监管范式。金融科技业态呈现出多元化、混业化、场景化、生态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很难区分传统金融模式中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业务边界，传统的分业监管、机构监管模式容易出现监管失能和监管僵局状态。因此，需要探索以行为监管为导向的新的监管范式，可考虑借鉴证券监管的思路，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7]。（三）探索完善中国式“监管沙箱”机制，建构“技术驱动型”金融监管体系。“监管科技”①（Regtech）是将信息科技在监管领域的运用，监管机构开发和采用服务于符合监管要求的新技术，从而树立技术驱动的思维，并从更有效的监控工具和模拟系统中受益，以评估未来立法改革的后果。“监管科技”的发展为监管机构进行虚拟化、封闭性、多元化的技术型监管或监管测试提供了可能性，并且能够为监管活动中的各方提供强有力的数据和隐私安全保障。“监管沙箱”是一种重要的监管科技手段和全新的监管工具。它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在于既划定了刚性的监管底线，又提供了柔性的创新空间，在试错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更好地积累监管实践经验。在“监管沙箱”的实施过程中，可考虑按照如下路径开展监管科技的试点和推进工作。首先，明确“监管沙箱”机构的权限依据与边界，这是“监管沙箱”合法性的核心，同时对监管者的“放宽要求”进行明确和限制，明确制度放宽的边界、制定更加明确的监管方式，有利于预防权力寻租和被实验机构套利。“监管沙箱”的监管规则以部门规章的形式颁行。其次，有序推进分类试点活动，不断探索创新的工具和路径，提高监管的能动性和科学性。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沙箱”先行开展分类试点具有重要意义：若试点项目成功应用，则逐步进行规模化推广；若试点项目出现不利影响，则及时暂停或中止项目，可有效减少负外部性影响，试错成本也可最小化。2019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了北京市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启动会，正式启动了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2020年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向社会公示了6个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②，这有可能是中国式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重要探索。未来金融科技试点工作应秉持“健全规则、严控风险、公开透明、及时总结”的原则有序推进，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信息公开、产品公示、公众监督”等柔性监管效能评估工作，按照规范确立的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利用“监管驾驶舱”“冒烟指数”等监管大数据，及时将“入箱”的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的最新动态进行公示公开，促进信息透明；同时要着力引导持牌金融机构和BigTech等科技公司在依法合规，充分保障金融消费者保护权益的前提下，开展科技赋能金融的产品和业务探索，不断丰富符合我国本土实际的、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和监管路径，有效提高监管能动性和科学性，为金融科技的创新监管提质增效。再次，构建以技术应用为中心的监管科技制度体系。第一，强化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规则、数字化监管库等底层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监管规则向数字化转型，这是最基础的一步。第二，建设以监管应用平台为核心的信息基础保障制度，监管应用平台是整合不同架构的业务系统、处理多源异构的监管数据、实现资源动态分配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监管科学性、先进性、有效性的重要抓手[8]。第三，实现监管数据的自动化采集。监管科技的本质是通过监测和分析金融大数据进行主动型、技术化监管。注意利用应用程序接口、系统嵌入等方式，使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实时数据交互传递，实现动态监测，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使监管实现全流程覆盖，最大程度发挥监管的能动性。第四，构建监管协调联动机制，破除监管可能涉及的金融、信息通信、征信等领域之间的数据壁垒，真正实现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第五，还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参与相关技术标准的研讨和制定，学习和借鉴国外金融科技领域较为先进的监管工具、监管技术和监管治理框架[9]。

六、结语

科技立法范文篇5

关键词:科技法学;法律认知;价值重构;法律规制

现代科技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和基因技术等正在重塑社会生活形态，也对科技治理和社会治理提出全新挑战。科技发展给法治文明带来新的活力，也带来了各种风险与治理难题，迫切需要法律予以规制和保障。

1现代科技发展导致法律规则体系解构

1．1现代科技拓展法律内容边界。科技发展拓宽法律调整范围。科技发展需要对法律的内容和范围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从人与人的关系到人与机器、人与智能造物的关系，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从属人的伦理扩展到生命伦理，从单一对象到整个系统生态等，法律内容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甚至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科技发展推动法律规则创新。科技发展带来行为规范、权利需求、责任承担等新问题，法律规则存在“真空地带”。另一方面，现有法律规则存在不适用性。如数据权利和个人隐私数据保护、虚拟现实空间身份权益认定和保护等。法律的规则体系需要在不断解决自身问题与社会问题中实现更新和迭代。1．2现代科技重塑法律规则认知。从权威性规范到技术性解构。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技术规则嵌入决策和行为系统，使一部分法律规则被代码或算法代替，“代码即法律”“代码师即立法者”［1］的景象成为未来可能的图景，法律规则体系的稳定结构受到冲击，法律规则体系更加开放。从普遍性规则到个体化契约。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法律系统，法律代码化加速法律规则的自创生系统建立，使规则日益个体化。立法者到执法者的角色被技术力量所取代，技术性预设因果关系甚至影响了法律的因果关系，法律规则的创生也可能演化为多元化、个体化的契约。1．3现代科技重新定义权利义务。新兴的权利内容不断出现。数据权利和数据财产权正成为日益关注的焦点。个人隐私和信息的“被遗忘权”“数据正义”等新权利概念被提出来。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的发展，使得“生命伦理权”“人格权”等权利概念被重新讨论。责任归结与认定发生变化。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责任主体的认定面临难题［2］。一些基因工程改造的生命体、具有自主感知与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和地位尚无法确定。此外，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认定上，“技术中立”原则被放弃，法律规制的重心发生转移。权利义务关系的重新塑造。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语境、新的空间、新的场景、新的关系和新的形态，权利和义务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科技发展加入了虚拟空间、机器、人工智能、基因改造等新的变量，使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的权责利需要再平衡，人的主体权利和公共责任需要再确认。1．4现代科技重构法律价值体系。平衡发展效率与公平正义。现代科技发展使得技术理性成为主导价值观，科技的异化使人自身的价值和发展受到忽视。此外，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失序等问题。法律更应该注重发展效率与保障公平的平衡。强化公共安全与风险防控。新技术使得全球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物联网、核武器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新时代法律和核心价值追求之一就是公共安全，并将通过各项规则和制度安排实现这一目标。聚焦数据权利与数据正义。科技发展使得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对数据的掌握成为权力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制度化和系统化的数据歧视应引起社会警惕，个人的信息知情权和“被遗忘权”，保证信息安全和数据正义。注重人类福祉与伦理协调。科技发展带来社会关系的重新反思和建构，并需要明确促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建立相应的伦理规范，以伦理规范为先导，为法律规则更新与调整提供基础。

2现代科技应用有效促进法治文明进步

2．1促进科学立法，实现公平民主。推动了立法的科学化。科技发展催生了专业性、技术性立法，明确了专属立法权事项，促使了授权立法体制的形成。强化立法规划、立法咨询、立法论证、立法评估和立法听证等的技术支撑力量，使各项法律规范的内容的制定更加科学合理。促进了立法的民主化。当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立法相关制度、程序、结果及时公开，保证公众的知情权。立法项目向社会征集制度和立法联合论证机制，通过线上线下等手段拓展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促进了立法的民主化。2．2提升执法水平，推动效率优化。提高了执法的效率。智能技术在行政部门的逐渐应用，行政效率得以迅速提高。更便捷的执法手段，提升了执法的智能化与精细化。比如，智能交通监控和预警装备的使用，有效地实现复杂条件下高速公路事故的精准研判与风险干预。增加了执法透明度。科学技术的应用增加了执法的透明度，减少了人为因素的权重。同时，新技术能够将执法行为、执法环节、执法措施等执法程序进行有效记录，信息记录和公开使民众监督力量加强。2．3加强司法公正，促进开放共享。提升司法透明度。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用于司法审判，推进了司法的公平正义，也大大提高了效率。专家证言、DNA、毒理、药学等科学证据在司法环节应用有力提升了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效能化。科学技术在科学证据的收集和采用、司法鉴定、案例和法律文件阅读和分析、电子文书的起草和审校等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建立了贯穿办案全流程、覆盖全类型案件的辅助办案系统，提升了司法效能，进一步改善司法服务水平。2．4增强守法意识，加强有效监督。加强法律有效监督。科技进步使得法律监督机关能够更加高效地完成繁重的法律监督任务，增加了其权威性和可靠性。现代传媒技术使大众对执法和司法机关的活动能够产生切实的监督，使得执法和司法活动更加公正、透明。推动普法教育宣传。现代科学技术推动普法宣传形式创新、普法教育手段优化、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深入。现代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线上线下结合的普法目标群体精准识别，实现互动式精准普法宣传与整合传播，加强法治建设舆情的有效引导。激发公民意识。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增强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途经，保障公民的平等信息权利，培育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一些智能化技术的运用能够实现违法违规行为的精准预防和控制，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自觉的守法行为。

3科技是把“双刃剑”，需要法律规制

3．1科技发展带来新风险与挑战。科技发展要防范系统风险。科技力量在以自己的逻辑和方式进行演化，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现代科技发展出复杂庞大且互联互通的各种系统，如智能系统、生态系统，这些系统极易受到安全攻击和发生技术性崩塌。小概率事件或技术问题可能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科技发展要迎接全新挑战。网络空间成为人类新的生存空间和存在形态，网络安全、网络犯罪、数据垄断等问题很可能给网络环境带来不良影响，进而对人类自身发展带来阻碍，需要加强网络空间的治理和网络生态保护。科技发展要关注衍生问题。新技术发展使新技术伦理问题得到广泛关注，需要重新确定人格权利，建立新的价值文化和伦理规范。另一方面，法律规则调节具有滞后性，科技发展带来的新问题缺失法律规制，需加强制度化建设和科学化管理。3．2科技发展迫切需要法律规制。完善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科技发展是“双刃剑”，需要法律的规制。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科技与法治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加强新科技领域制度化建设，包括预防机制、风险评估机制、听证制度、问责机制、监督机制等，通过法律规范新技术生产者、消费者、开发者和使用者的相关行为。强化源头治理和立法规划。强化新科技发展专门性立法与规划，提前进行问题研判和风险预警，尽快将科学家纳入立法程序中，使其参与到立法年度规划和计划中来。建立科学立法委员会与听证制度，使各方力量能够共同参与立法程序。从源头上进行防范和治理。建立新科技伦理组织和规范。建立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领域伦理委员会或组织，加强相关领域伦理规范的探讨和研究，并推动一些伦理规则的制定和落实。强化科学家责任意识培养，制定合理有效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和伦理规范。加强信息保护和网络空间治理。明确个人的信息权利和信息财产权利，保护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关注国家信息主权和信息安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新技术发展问题。健全风险评估和反馈机制。健全相关风险评估制度，在技术转化环节引入风险评估，将技术风险评估纳入到立法环节和工作日程中，重点加强系统性技术风险评估和生态环境评估，健全评估反馈机制。3．3促进科技与法治融合与发展。现代科技带来的问题是系统性和复合型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高、精、尖、细”等特点，科技发展未来也具有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其带来的公共安全与风险更是具有极大危险性和破坏力的，因此需要通过法律规制的手段使科技发展更有益于人类福祉。同时，科技文明与法治文明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科技与法治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回归人类自身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注重人与自然、社会乃至所有系统的和谐，兼顾公平正义与效率，处理好科技创新与法治文明建设的平衡。促进科技与法治融合发展，需要综合人类社会多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夯实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基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强化全球治理与建设广泛共识，建立相应的制度与文化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LessigL．Code，andOtherLawsofCyberspace［M］．NewYork:BasicBooks，1999．

［2］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5):128－136．

科技立法范文篇6

党在局部执政的延安时代，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限制，为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科技立法及其法制建设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紧密服从于革命斗争。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例，其在施政纲领中就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科学技术必须与抗战大业结合起来。这是党为保证抗战发展的需要，对革命根据地科技工作和科技法制建设提出的中心任务。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法制建设不是在一种和平和理性的社会生态下起步的，它生长于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自创建始就背负着革命的重任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使得其一开始便获得了一种政治的效用，以致完全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的确，法律在一定社会时期（如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时期）具有鲜明的统治阶级意志性。但这不是正常的法制时期，更不是理想的现代法制。法律一旦成为社会中某一个阶级手中工具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法制。”［2］247这种政治性法律对科技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成为此后数10年难以摆脱的阴影。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实际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启动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科技立法工作和科技法制建设。为适应建国初期政治斗争及其法制建设所承担的任务的需要，其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即新中国法制直接扮演着维护新生人民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镇压阶级敌人的工具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一规定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给予了有力的宪法保障。

同时，它也为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此时，新中国法制在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旧法统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的理论，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法制模式建立起来。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这种影响从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就已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入了全面地、教条化地模仿苏联法时期。当然，苏联法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苏联法中过分意识形态化的表述、高度集权的体制、忽视公民人权保护的机制也在我国根深蒂固。”51自此，法律长时期被简单地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被作为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被紧紧地捆绑在了阶级斗争的战车上。据统计，从1949年至1954年，新中国制定的法律、法令和法规性文件计有530多件。10其中，较多呈现出的就是阶级统治的职能，且都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急需手段出现的，即始终围绕政治斗争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来立法，以理性为基础的法理型统治并未能及时跟进。在人民政权的初创时期，因其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形势，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新中国法制建设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虽然是必要的，但是时党和“政府并没有能受到有效的制度化、法律化的制约，党政关系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法律也并没有能超越出工具主义的范畴”。事实上，“法律愈是从属于、服务于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就愈是失去其独立的品格和存在价值，就愈是把自己一步一步地引向毁灭之路”。阶级意志法律观错误的根源在于，其片面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观点。这无疑是此后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中国法制现代化遭受挫折乃至走向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中共八大以后，随着“左”的思想抬头，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都以运动的方式展开。而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秩序状态，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必然会对法制造成破坏，改变党和国家正常发展的思路和方向。在运动治国的阴影下，法律唯政治权力是从，在不断被政治权力重新改造后，法律的规范性和法定性被抛弃，逐渐走向了异化。其不仅难以驾驭运动，而且已成为权力的协助者，充当起了运动的工具，最后终究难以逃脱被政治所抛弃的命运。1958年，中央政治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就写到，“我们商定的原则是，凡是不适用的，一律不要用，可以冲破旧的，创造一些因地制宜，简便宜行的新制度，凡是还适用的，就应继续适用”，甚至荒谬地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1337即将法律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用政治概念、政治标准取代法律概念、法律标准。那时，因法律仅仅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服从于政治任务的需要，所以当某一时期政治目标已达到，其被废之不用也就在情理之中。如此，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法律仅仅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便宜性政策的需要，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法制建设便最终不可避免地淹没在了政治斗争的大海之中。爆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脆弱的科技法制，在这个时期差不多被全部摧毁。与之同时，“”一伙一方面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大行践踏法制之实，另一方面又借助法律手段来建立新秩序。以1975年宪法为例，其甚至明确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部充斥极左思想的宪法，完全是从起草者们的政治需要角度来立法的，充满了政治口号和思想意识形态的东西。因其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已远离了法律本来的意义，所以不可避免地将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走向毁灭。这是阶级斗争法理论给自己造成的悲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历史发展一个巨大转折的到来，并由此开启了对反法治进行深刻反思的新的历史航程，但那时仅有朦胧的法治理念和浅层次的法治意识是不可能将科技法制建设推向纵深发展的。事实上，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虽大大推动了法制建设的发展，但直到1988年前，法制建设依附于政治或主要服从于政治需要的特征实际并未改观。在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下，由于国家民主制度不健全，科技法制建设处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之下，其仍只能是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以实现的一种工具。其既然被当作是国家权力推进实质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视为治国安邦的方略，当然便成为政治的附属物，难以建立应有的权威。总之，在党领导科技法制建设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发展时期，因科技法制建设一度受制于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决定了它只能以权力的价值选择为选择，而权力的内在价值只是政治秩序，科技法律便只能以政治秩序为依归，并成为维护这种政治秩序的手段。直到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了议事日程，才使我国政治和科技法制建设的关系得以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泛范围内展现出来。

二、对科技立法宏观部署和顶层设计的不足阻滞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

历史告诉我们，立法者改变法律并不难，但要改变法律背后的精神、文化、习惯则绝非易事。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人类科技活动已演变成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面更广，而且复杂性更高、难度更大。因此，必须站在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以更加广阔的视野，研究科技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提升政府对科技的宏观决策层次，强化政府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的宏观部署和顶层设计。［12］388就我国科技法制发展水平而言，虽然从将科技法或科学技术法学作为一门专门概念、学科和部门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算落后，但如将科技法学看作一门开放性的学术，以及从科技法学的实质性研究和立法状况来看，国外在这方面无疑是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实行判例法传统的国家就纷纷开始制定科技基本法。

以英国为例，其于1965年便制定了《科学技术法》，规定了国家的科技发展目标、组织形式等。历史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科技法制建设仍然相当薄弱。虽然国家科委于1985年初制定了《国家科委科技立法分工和程序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科委科技法规规范化的暂行规定》，使科技立法的组织工作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但据统计，截至1985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58件法律中，科学技术方面的法律仅二、三件，国务院的近3000件行政法规中，科技法规也只有148件，占总数的1．5％。［4］36是时，我国科技立法呈现出的特征是，较为零散，还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系统的科技立法。显然，这一科技法制建设状况是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在新中国历史上，把立法工作提上科技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科技领域的法制建设，开始于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为促进科技立法跟上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1985年8月和1988年10月，国家科委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两次联合召开全国科技立法工作会议，讨论科技立法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总结交流科技立法工作的经验；科技立法作为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正式被列入国家研究发展计划，并体现在国家科委的《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第3号）》中，但那时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形势发展并不乐观。对此，1988年10月29日，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阮崇武在全国第二届科技立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76个法律，直接调整科学技术活动中社会关系的，只有《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很少几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共600多个，其中科技行政法规仅30多个。现有的这些法律、法规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客观需要相差很远。”［4］863及至1993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科技基本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科技立法才开始走主动性、预见性、系统性和着眼于科技法体系的建设阶段。

与之同时，科技法学研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多拘泥于某个单行法的研究或者某个法律问题的研究而是将其研究的对象扩展到了整个科技法体系。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虽然颁布了一系列科技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与科技活动有关的法律规范体系，探寻到了科技法制建设新的时代定位，但现有科技立法之间不仅存在衔接不紧、系统性不强、立法错位和层次较低及部分重叠等弊端，而且部分科技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操作性，约束性不强。以《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例，至今还未出台与其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为，我国对科技立法体系缺乏足够的整体设计、周密规划和严密部署，使得科技法律规范之间缺少必要的相互引证和依据，以致其法律条文本身的科学性和对社会生活调节的广泛性无从体现。在知识经济时代下，技术创新的推动力不是来自于某一个具体部门，而是涉及多部门、跨行业和多领域，这就使得来自于市场和技术本身的风险系数大大增加，对政策和法律环境的依赖性更大。由于我国在科技立法方面缺乏足够的宏观部署和顶层设计，一些重要的科技立法还不能及时启动，以致其已成为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瓶颈。如在一些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及高技术产业发展、国民科技素质提高、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等方面，还存在着无法可依的情况，亟需填补科技立法的空白。

三、未能切实构建起监督保障的机制导致科技法律法规难以实施

法律的实施需要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这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重要内容。就科技法制建设而言，科技法律、法规的制定还只能算是第一步，在加强科技立法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加强科技执法和监督工作，为科技法律的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一旦新的科技法律被理性地构建起来，就不能以非法律的方式来破坏它，否则就会自毁长城。从党领导科技法制建设的历史来看，自延安时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科技法律法规实施落实和监督保障的机制，一切都以向中央汇报为方法。以我国1954年宪法为例，其虽然赋予人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但由于后来未能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来落实这些权利，也未建立起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障这些权利，以致许多权利还一直停留在纸面上。这在政权初创的短时间内还暂时能行得通，但在嗣后科技法制建设的推进中往往会带来不便，甚至会产生扭曲科技法律、凌驾于科技法律之上行使权力的问题。究其缘由，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所限，但很大一部分原因当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仅仅制定了科技法是不够的，科技法律、法规还需要有保证其实施的措施和维护其实施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初，现实紧迫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并未给科技法制的发展留下宽松的政治环境，服务于现实的急需又占去了其构造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理论体系所需要的时间。1957年，全国掀起反右派斗争后，先是把正确的法律理论和原则作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批判，继而又在实践中对此肆意践踏，包括科技法在内的法律逐渐失去了其内在的独立性。反右斗争首先在高校、科技界及派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重点进行，采用的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革命群众斗争形式，可以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致使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在反右运动中，随意对知识分子及其理论观点搞政治打击，使得“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3］359。与之同时，在批判“法律至上”的声浪中，司法部和监察部被撤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统一领导。期间，在强大的阶级斗争浪潮推动下，要革命不要法制的局面已无法扭转和遏止。科技及其法制工作因一味强调政治挂帅，以致科技法制建设已根本无人顾及也无法顾及。那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各级科委、科协和中国科学院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冲击，一些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知识分子被诬为“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揪斗和批判，失去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科技工作因之遭受到严重破坏。造成的原因是复杂的，绝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但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人们法治观念淡漠，人治重于法治。及至时期，我国不论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还是法律层面，仍然是一个传统远甚于现代、本土性远甚于世界性的国家。加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观念的变革并非靠制度，尤其是法制载体推进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因此，观念的变化对于司法传统的革新实际并未带来根本的触动，司法仍严重受制于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指令。

这不仅使得法制的正能量难以释放出来，反而使法制的负面影响演绎到了极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伴随其理论的僵化偏激、政策的改弦易辙、法律的废置不用，科技法律法规实施落实和监督保障的失范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历史告诉我们，科技法的作用只有在执行中才能显示和发挥出来。改革开放后，我国围绕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与时俱进进行了大量的科技立法，但法的制定与实施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反差，具体而言：一方面科技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政策文件浩繁，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实施；科技活动领域的立法一方面进度快、比较容易出台；另一方面，却又出现执法难、司法难的问题。［12］257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我国虽积极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推动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但1997年的有关调查显示［14］317，我国知识产权环境的总体状况并不理想，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商标法和专利法中，对部分有关知识产权的行政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第二，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对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对受害人的补偿措施也不完善；第三，在著作权法中，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第四，还没有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第五，缺乏必要的、完善的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措施。显然，这些是与中国不断改进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以应对科技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极不相称的。究其缘由，其产生既有体制造成的惯性使然，也有改革的探索性和理论的不成熟性局限。

科技立法范文篇7

关键词：民办；高校；科技工作者；权益保障；对策

民办高校作为企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举办的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组织，校内有大量的科技工作者，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同时需要接受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利维护，需要根据不同的标准积极进行维权管理。民办高校科技工作者权利保护，是响应中国教育部门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总则号召的举措。在以法律规则和社会组织共同辅助保障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的今天，调查发现通过组织保障和法律保障的双重保险，可以促进高校科技工作者的合法维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民办高校教师与公办高校教师在法律地位和享有同样的权益，包括境内各级各类教育行为中都可以适用该法律所规定的职业权益。

一、以高科技追赶超越作为统揽高校科

技协会各项工作的纲领我国科协组织高度重视高校内的高科技工作者保障、保护工作，在省级科协联合高校进行组织性保障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做出批示，对于积极拥护和保障科技协会力量，并进行高校科技协会积极建设的行为予以肯定。同时，对于高校科技联合会的人才资源培育和储备进行指示，为了能够根据人才密集需要、智力密集需要和科技成果密集需要，进行群众性的科技社团建设，省级科技协会应以追赶超越作为中心要务，认为只有奋力谱写新篇章，才能让全国人民共享科技进步的新发展成果。在中国科协的带动和领导下，省级科协的具体指导，使得高校的科技组织建设率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围绕追赶超越的大原则，生动的科技实践借助新科技力量有意义探索的过程，通过举办部级高校科学讲坛，联合国内外的高科技学科学术交流活动，有效地促进学科交叉和融合。而面对组织实施的进程，组织建设成为对于青年人才的扶持和新科技工作者保障作用的助力，成为新时期主导产业发展的重要辅助举措。民办高校教师作为非常重要的科技工作者，在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有开展改革和实验、开展教育教学行为的权力，教育教学权利是教师最为基本和重要的权利、不容剥夺，而且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所进行的不再是基础教育工作，而是与专业学科紧密相连接的具有创造性的教学工作，高校本身是思想交汇的场所，不同的高校教师尤其是高科技工作者，各有所长、教学内容各不相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遵循高科技发展的需要，为统揽高科技协会各项工作做出非常积极的努力，按照不同的科技教学环节进行自主的备课讲授，向学生提问和批改作业，在高科技协会各项工作方面的具体指导之下，亲自指导学生利用学校的实验性设备，开展一切与教学内容有直接关系的教育科研实验。

二、从法律法规建设角度看

（一）加强科技立法和建立健全科学立法体制中的不足。在过去辉煌七十年中，中国科技力量体现出来百花齐放的局面，人们不断向科技进军。在制定了最基础的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之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针对科技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计划。围绕高科技工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包含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实行科学技术人员交流的暂行办法》《发明奖励条例》《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著作权法》《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近几年来，还鉴于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异常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涉及科学技术保护的法规，计算机软件保护的条例，以及科学技术成果的鉴定方法等。制定科技立法，并且重视现代科技立法已经成为一直以来我国科学协会组织的习惯，但是不可避免的是，目前在科技立法方面，由于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形势变化太快，因此，科技立法仍需完善。此外，民办高校教师常常感觉到不公平，缺乏职业稳定感和安全感，流动率相对较高，对于学校的归属感不足。《民办教育促进法》对于民办高校教师和公办高校教师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予以规定，但是在教育实践中，人们发现民办高校教师往往享受的是不同的社会保障机制，常常会被忽略。在工资和五险一金等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教师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不能与公立高校教师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差距暗示着民办高校教师的社会地位不如公办高校教师。（二）加强科技立法和司法工作的组合策略。民办教师不能仅仅在理论层面享受平等关系，更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也享受平等待遇，推进现代科技立法体制的逐步完善，针对当前的科技立法弊端进行持续性的改善，要求民办高校高科技专家直接参与立法，把立法工作直接交由专业的科技立法专家组，并且通过草拟和委托立法等的多种组合形式，帮助现有的高科技立法体系逐渐走向日益完善之路。与此同时，加强对于民办高校科技工作的立法和司法双轨并行机制建设，从科技立法和司法保障的两个角度，更好地进行科学技术的保障性工作。比如提升科技司法人员的科技水平，通过安排高科技技术课题培训等的方式，培养出懂得专业科技知识的司法人才。加强法律与法治建设和科技知识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各方面的社会性辅助，提升针对于高校高科技工作者权益的全面保障意识。

三、从高校高科技协会组织建设角度看

（一）高校高科技协会组织的软实力。不足从组织建设的视角来看到科技协会，需要能够有组织构建意识，通过组织自我完善途径来逐渐保障对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在面对高校科技协会强化自身能力建设的需求时，很多民办高校的科技协会归属感不足，而不能利用科技维权规则来提升科技协会的软实力，服务意识不足等体现在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1.组织的认知功能不足。从调研结果看出，目前民办高校科技组织的目标认定功能不足，由于在决策和星动的约束方向规定方面不够细致，使得每个具体的高校高科技组织的凝聚力和发展意识不够贴切。科协本身应该是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的组织载体，但是平台的服务性不够到位，可能会使得组织团体的人民团体纽带作用无法正常发挥。目前，很多民办高校的科协组织在发挥团结作用和权利保障作用时候，很多高校高科技工作者认为组织对于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难题不能起到很好的帮扶功能。在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和协同带动社会性科学素质方面存在着工作内容不够细化的问题。2.科协组织的教育性和维权能力不足。组织教育是组织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对组织存在和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广大民办高校科技协会组织对于科技工作者自我维权意识和依托组织的维权行为鼓励性效果不佳。尤其是在典型案例已经发生之后，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民办高校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压力导致其对于自身权益等的思考不多，对于国务院办公厅的优化学术环境指导意见领悟不足，从而不能形成良好的学风监督机制。（二）强化科技组织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搭建基于共同进步的高科技组织目标，全面进行科技维权服务的现代平台，在进行对于高科技工作者的保护工作时，发挥组织的培训和法律权利普及功能，使用更加具有执行力的运转机制，保障民办高校组织建设，从根本上解决组织凝聚力不足的问题。促进科技维权的制度化，实现对于民办高校高科技工作者维权工作的规范化，通过搭建组织平台和夯实制度供给，基于共同的服务目标，本着沟通、协调、咨询、服务的组织工作原则，改善组织纲领，使其逐渐适应新时期的组织建设需求。尤其是借助信息化的新发展，使得科协组织不仅仅具备总体上的统领功能，而且还能够发挥良好的分步骤组织协调治理功能。在促进协同创新和强化高校科协整体功能的同时，需要广泛地调动资源、强化整体实力。

四、结论

事实上，科技维权是一项系统性的综合工程，对于民办高校的组织建设和科技工作者的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需要各方面的综合力量参与进来，在尽力构建科协系统，并结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和保护作用的同时，可以以协同化的机制促进民办高校维权整体实力迅速提升。

【参考文献】

[1]和芫.我国科技工作者权益保护研究——首个“科技工作者日”之前的相关研究初探[J].今日科苑,2018(8):73-77.

[2]王均平,刘杰.维护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的组织保障研究[J].科协论坛,2017(3):44-47.

[3]韩淑云.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展开调研活动[J].学会,2004(1):31.

科技立法范文篇8

立法要坚持创新精神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

一是对经济方面的立法强一些、社会方面的立法相对弱一些;二是关于城市方面的立法力度强一些,对农村的立法相对弱一些。尤其是在教科文卫等方面的立法存在的难度比较大。我们认为,越是在这些方面立法困难的因素越多,就更要坚持创新精神。重要的是在认识上要有所突破。第一,教科文卫等方面的立法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依法治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基本、最重大、最长远的法治基础_L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培育民族精神,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意义。第二,立法坚持创新精神,就要突破难点,要打破固有的常规思路,开拓创新。解决立法的难点,不是畏难不动,而是要积极推动。例如,文化方面的立法滞后,原因很多。但我们不要认为举步维艰是理所当然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根基,是政治经济的综合反映。文化立法有它的特殊性和敏锐性的一面。文化立法也不能仅仅停留在难点面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新,开阔视野。文化领域很宽,体制和机制正在改革过程中,事物在不断变化。有些方面的立法是可以先易后难的。对于那些实践需要,而一时难以出台的法律,要深人地调查研究进行探讨,克服浮躁,需要不断地积累。把着眼点多放在急需要立法,而经过我们的努力又能够制定成法律的方面上来。如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努力工作,就已列人了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程。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就要加强和推进文化法治建设。第三,立法要坚持创新精神,就要不断地解决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的问题。我国有70%的人口在农村,认法的重点就要放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坚持不懈地制定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义务教育法执行得很有成效,但没有完全得到实施。有人说“义务”教育变成了收费教育。教师法规定的保障农村教师工资,至今还不能全部兑现,教育经费还没有完全落实,有实施上的问题,也有需要修改法律的问题。人大代表和社会卜对医疗体制改革等尤其对农村初级卫生医疗保健等立法呼声更迫切。对这些方面的立法或修改法的难点问题要不断进行探讨。这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推动社会发展,需要我们加紧立法。第四,立法要坚持创新精神,就要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如科技进步法实施十年了,进行修改的呼声不小。修改科技进步法,主要是在法律上重新确认、调整和修改我国发展科技的重大方针和发展战略上的一些重大政策。修改科技进步法这部重要大法,要强调三个结合问题,即强调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强调科技与国家安全相结合,强调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方针。要强调科技以人为本。发展科技还要坚持引进和白主创新相结合,尤其强调敢于走中国特色的发展科技道路。

建立立法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制度.防止立法腐败

一是调查研究制度。搞好调查研究,是提高政府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在立法项目的调研中,要下功夫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善于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要深人实践,多做调查研究,特别是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要注意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要注意把握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防止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把个别现象当作一般规律。对已出台的法规要进行实施后的追踪分析、定期评价,找出问题、不断完善。这样,立出来的法才能管用,真正解决问题。二是公开征求意见制度。在政府立法工作中,要按照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开门立法,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倾听基层组织和群众的意见。要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和立法法的要求,对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密级相关、为其设定有关义务的立法项目,通过报刊、互联网、听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行“开门立法”,让民主的阳光驱散立法腐败的阴霆/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是一项“阳光下的事业”,“开门立法”是立法民主性和立法公开性的应有之义,是立法充分吸纳民意的必由之路。开门立法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立法的过程,也是民情、民意和民智的汇聚过程,更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凝炼过程15]。实践证明,及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各界公布法律草案,举行立法听证会或专家论证会广泛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可见最大限度地吸纳民意,防止“劣法”或“恶法”的产生。三是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政府立法草案拟确定的重要制度,要经过专家的论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要进一步拓宽专家学者参与政府立法的途径和渠道,完善专家学者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四是联系协调制度。针对目前立法协调难度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要建立立法联系协调制度。要不断提高协调工作水平,把协调过程变成弄清情况、分清是非、讲清道理、统一思想、化解矛盾的过程。五是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建构遏制立法腐败的程序性屏障。为有效克服行政立法中的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倾向,有必要在行政立法中树立立法回避观念,凡直接涉及某行政部门利益的立法起草工作,该行政部门原则上应当回避,不能参与更不能主持起草工作,应由地位相对超脱的国家权力机关的专门委员会起草或委托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代为起草。

科技立法范文篇9

科技法律之所以要体现强制性的特征，不仅因为作为法律的普遍性要求应这样做，而且在于科技发展规律都表现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即具有一种由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性所决定的非遵守不可的强制性。科技法律失去了强制性的特征，也违背了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

误区之二：在借鉴外国科技立法经验的同时忽视了科技法的中国特色。中国的国情是：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具体到科技方面的国情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在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阻碍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不利因素，多数企业还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全社会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还未形成，科技投入过低的状况尚未改观，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等等。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外国不一样，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和外国不一样；干部的管理体制、机制和外国不一样；人们尤其是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和国企领导在对于科技投入、科技人才、科技政策和创新的制度环境等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待提高，观念上还有待更新；我们要实现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还必须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国家在科技进步的措施上还急需强化：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必须有科技进步的法律规范；对于地方人民政府必须有科技投入的法律规范；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必须有明确的违法后果。

误区之三：在注重科技规划的同时忽视了科技行政法建设，放弃了依法行政和科技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在1999年就撰文指出：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技术自身的演进，而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数十年来我们制定了许多科技规划，其中不少规划存在就技术谈技术的偏向，……而没有在作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才会产生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吴先生所讲的“制度”，实际上是指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他认为我国科技规划不少且存在问题，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滞后。我国现有的科技法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科学技术进步法》中的大量篇章是科技规划和布局，而科技进步的法律措施却过于笼统和简单，甚至没有地方科技执法的主体——在《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都没有明确地方人民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体现在法律条文中，更重要的是能够实施和落实，达到构建科技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之目的。因此，科技行政执法必须作为法律措施之一在科技立法中予以重视。美国奥多比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最近讲，两年前韩国签发总统令打击盗版，是亚洲国家中打得最凶的，由此净化、清理了软件环境，打出了两万家软件公司来做电子商务软件，使韩国的软件技术接近……美国。我国国务院发文鼓励发展软件，但更多的是注重降低税收，而对于光盘盗版给软件业每年造成几十亿元的损失打击不力。难怪国内软件企业的老总们说，我们宁可不要政府降低税收，而是更盼望政府创造一个保护正版软件的环境。由此可见，科技行政执法多么必要！

科技行政执法的重要性还在于：《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赋予了各级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科技行政管理必须依法行政。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法》就是科技行政法，但该法却缺乏科技行政管理的手段、方法和程序等内容，致使科技行政管理无法依据法律来操作，也使科技行政立法成为“夹生饭”。

误区之四：就科技论科技，见物不见人，未能体现“以科技人员为本”的科技立法原则。江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科技立法要体现这一思想，就应把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一方面，科技人员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传播者，科技人才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处于战略地位的最重要的资源，推进科技进步首先要抓住人才这个关键。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当然也包括科技人员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自由而又充分的发展。对于推进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来说，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状态，而且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状态。因此，满足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学习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既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又是包括在社会发展目的中的科技进步的目标。也就是说，不能把科技人员当作“工具”、资本或异己力量来利用，而要把科技人员作为资源和骨干力量来保护，从而把科技进步和科技人员的发展并列作为目标。事实上，科技人员在利用科学技术开发自然的同时也在开发自己，全面发展自己的潜能。可见，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和科技进步是互为目标和条件的。

科技法律是调整科技社会关系的，“以人为本”应是原本之意，理所当然地应把推进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目标。现有的科技法律没有体现这一要求，重视“事”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或者说没有把人的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对于诸如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和终身教育问题，科技交流和人员流动问题，价值衡量和权益保护问题都没有涉及或缺乏实质性内容。

误区之五：法律之间缺乏衔接，系统性不强。一是科技法律体系不完善。《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六十一条要求制定实施办法，可至今没有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也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至今在国务院的科技立法中没有“条例”。《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科技法律的“母法”，应该是其他科技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的立法依据，但事实上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二是其他法律和科技法律不配套。由于科技法律的立法层次低，其法律效力低于《预算法》、《工业企业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在涉及科技投入方面没有硬约束力。三是科技法律的空白点不少。比如没有科学技术普及法，信息网络法，科技投入法，科技人员权益法等等。

科技立法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定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含义，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和理解。但是，由于我们对法律体系的概念和理论的认知和探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本文试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概念作点新的思考和定说。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认识的局限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全面深入地展开和向前发展的需要，积极尽快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针对法律体系的建立，我们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难看出，这些提法它们的含义是不相同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从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上，从区别于资本主义及其他法律体系而界定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点出发，提出的法律体系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远不至于仅市场经济方面的要求，所以，这个提法有明显的局限性。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种提法显然法律体系的覆盖面太窄，而仅涉及的是有关市场经济活动相关法律构成的体系，并不是法学中一般所指的法律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提法和概念是科学的，突出的表现在：（1）反映出法学中一般所指的“法律体系”概念，或曰具有法律体系的一般性。（2）反映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要求，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法律体系。（3）反映出中国特色与传统和个性与普遍性的结合。

现在，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持有正确、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是对“法律体系”这个法学中重要概念要有一个比较统一和一致的认识和看法。

什么是法律体系？目前学界的提法和界说很多，但是较为普遍的提法是，认为法律体系即就是一国现行法律部门体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这一提法和理论，显然是不能适应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化和社会的多元化、法治化的要求。我以为它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1）它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一国的法制或法治活动。法律体系即部门法体系的理论，纯粹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式的预设，从理论上看过于刻版和机械。一国现行法律划分为多少个法律部门，恐怕只能是一个基本的、主要的而已，谁都不可能匡死它。我国法学院校的《法理学》教材中列举的部门法多少不一就是很好证明。“理论上的部门法概括与划分始终是对立法实践的一种总结，即它总是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立法实践”，部门法划分“由于是人定的尺度、标准不尽统一，使得这种部门法的划分缺乏普遍性而带有较强的任意性、随意性，从而使部门法体系即法律体系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部门法体系的理论未能照应到立法体制、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效力体系。忽视了立法体制、法律规范体系、法律效力体系和部门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系统性。这种孤立的理论，导致在实践中把立法与法律体系的建立看作不相干的东西，事实上“立法体系是整个法律体系大厦建立的前提和基础，立法体系的完善与善恶，直接影响和导致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善恶”。（2）它不能明确反映出本国法和法治的精神、原则与目的。法律体系的建立是根据法律部门，而法律部门的划分是根据“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一些弥补两个基本标准不足的原则。这都是从法律规范表面形式上所作的一种归类，并不能说明法律规范调整某一社会关系的精神和意义，以及采用某一调整方法的目的性。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调整方法划分法律部门，虽然不失为划分法律部门的重要标准，但它确实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列宁格勒大学教授Ю??K，托尔斯泰认为：“法律调整对象和方法的标准，对于划分法律部门来说是不够的。许多年来，对于解决这一非常困难的任务试图加上一些补充标准，如统治阶级对某部分社会关系独立法律调整的关注；法律调整机制、功能、目的和原则，等等，这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前苏联法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从传统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认识开始反思，意识到划分部门法标准的“多元”化。中国同属于前苏联部门法体系理论，更应认真总结经验，充分认识到将法律体系仅仅理解为部门法体系的局限性。

鉴于上述部门法体系即法律体系理论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我们完全有必要超越已往的认识，站在更为广泛的视角来思考法律体系概念。我认为对法律体系概念的认识和理解，目前我国法理学界有两种做法可供借鉴：一种是根据孙国华教授的观点和提法，采用“法的体系”称谓，不用“法律体系”称谓。这样做的好处是，使一国现行法的内容与形式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区别，逻辑关系很强。“法的体系是法的内部结构，即指一国现行法规范不管其外在形式多么零乱，都是分成部分而又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的系统或整体。”显然这里所讲的一国现行法是内容，而一国现行法规范乃至规范性法律文件及法律部门都是外在形式。但必须注意到，法的体系并不是法的内在结构体系，或法的分类而构成的体系。另一种是根据朱景文教授的观点和提法，采用“法律体系”的称谓，而又把法律体系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尽管他是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这样思考，但这样的做法有合理性，从技术上便于操作，可行性强。法律体系“在狭义上指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在广义上是指某些有共同特征的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所组成的族、群或集团”。这样就打破了把法律体系概念仅应用于一国的范围，而通用于世界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法律体系的内涵上，指出“法律体系一词的含义更为复杂，它不仅包括法，而且包括更多的东西”。“法律体系的概念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法，而且包括法在实际生活中的运作，法律实践，这个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意识，法律职业，法律角色等。它将一个国家法律现实的一切基本因素统一地相互联系地概括起来，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样的观点和提法的好处是：使法律体系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小指一国法律体系，大指世界范围法律体系。这有利于将国内法律体系与世界范畴内的法律体系一体化，但又不失为法律体系就一国现行法律具有的特性。而且有助于国际间的法律文化交流等。将法律体系概念的内涵由已往的“部门体系”单一要素加以丰富，包括法、法律实践和法律意识。从而避免了过去认识的单一化而带来的局限性。

纵观上述种种，我以为在确认法律体系概念时必须明确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原则：（1）坚持整体（系统或体系）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整体与组成整体的若干部分之间既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又各自相对独立。它不同于一事物由若干因素构成的情况，因为一事物若缺少一个因素，便不成其为该事物，如法由“概念、规则、原则”三要素构成，如果缺少三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就不叫法了。而体系则是由独立的小部分组成，如法律体系是由法的基本部门构成，即是缺少一个部门也不影响它的成立。“法律体系强调对体系化对象的整体上的逻辑相关性的要求，体系化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法律规范所赖以创制的演绎形式。”（2）坚持体系的静态和动态性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它的静态，如部门法体系等。另一方面指它的动态，如立法体制和它创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即渊源或效力体系，由同类法律规范组成的部门法体系，这样的过程就是动态的法律体系。动态法律体系的过程是有序的因果关系，保证了内在的有机统一。坚持这一原则，就避免了把法律体系仅仅理解为部门法体系的纯粹静态性，保证了它的动态性和开放性。（3）坚持体系的层次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认识和界定体系时，必须把体系看成是由不同层次的子体系组成。如，孙国华教授就把我国法律体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宪法部门，第二层次是基本法各部门，第三层次是各基本法律部门的子部门，第四层次是子部门的次子部门。（4）坚持体系与外在因素的关联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界定和认识法律体系时切忌孤立地看待它。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存在必然离不开相关的环境和条件，如，国家的权力，国体、政体、国家结构、法律文化传统（如成文法传统或判例法传统）、法律意识、法治环境等。既然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现行的法律规范的部门化的体系，这就肯定应该是具有该国家的传统和特色的、实在的法律体系。

至此，笔者认为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现行的立法体制、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和以宪法部门为核心与基本部门法构成的部门体系的总称。这是狭义上的法律体系。就立法体制、法律规范的渊源或效力体系和法律部门体系方面在世界范围进行比较分析，凡具有基本或主要的共同性，说明它们属于同一类法律体系。这是广义的法律体系。如，民法法系里一些单一制国家的法律体系就属于这样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和内涵

当我们对法律体系概念有了比较正确、合理和基本一致的看法和认识，当我们对法律体系概念的认识抛弃了过去仅仅理解它是部门法体系的片面看法，从动态视角和站在世界范围界定它，从而提升了我们的认识水平。这样对法律体系的研究就会有了新的突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就会有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不可能脱离开以上所述的法律体系范畴。它是在我们已有的认识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特别是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有创造性的法律体系理论。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它既是实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保证，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的证实。再次，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带动我国相关法学理论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做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概念的界定这一最基础的工作极为重要。

（一）其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包括三部分：第一，立法体制。立法体制是指国家关于立法主体的组织系统、立法权限的划分和行使制度。有的认为立法体制就是立法体系，有的还认为立法体制即就是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我认为立法体系这样的概念不够准确。“体系”一词与“体制”一词不同。汉语中的“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而“体制”是指国家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组织制度。所以使用立法体制概念比较适合。至于把立法体制等同于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更是不合适，应把二者区分开来使用。我国的立法体制就是“一元两级多层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62条和67条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15项，其中立法权4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21项，其中立法权8项。这就是一元的含义。两级包括中央一级立法和地方一级立法。在国家行政结构上，分中央与地方，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这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立法体制上的表现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比地方人大及其常委和政府的政治地位高，处于领导地位。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立、改、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高于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同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宪法、法律（基本法和基本法以外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立法体制的多层次表现是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主体从中央到地方宝塔式的设置，层次清楚，权限明确，相应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地位也是成为梯级的。第二，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这里讲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类规范性法律文件依其地位和效力不同而构成的体系。如，制定法中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条约等就是民法法系国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制定法的传统，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当代的形式体系是以宪法（含修正案）为根本大法，相配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军事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军事规章）、国际条约等。“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范围上应包括一切立法机关、授权立法机关或行政立法机关所制定的阶位不同、效力不同的具有法律形式渊源的一切规范性文件”。第三，部门法体系。部门法体系又称法律部门体系，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即部门法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以为不能把部门法体系等同于法律体系，这样从概念上到内涵上都会给人们造成思想混乱。因为人们对法律概念的认识不统一，多元复杂，法律的分门别类派流众多，于是把一国部门法体系等同于含义广泛复杂的法律体系，或是用难于统一的法律体系概念取代部门法体系，都是不合适的。当然部门法体系是法律体系基本的构成部分。

以上我国的立法体制、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和部门法体系的总称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什么只有这三部分的总和才能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主要理由是：立法体制是基础和前提，没有立法的主体和立法权，什么规范性法律文件也制定不成，法律没有谈何体系。规范性法律文件这是立法活动最后的成果，它反映着立法者的主观愿望，当然它归根到底是受客观经济关系所决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是法的概念、规则、原则和精神的形式或载体，又是划分法律部门的依据。而法律部门是立法活动创制的规范性文件中的规范，然后按照一定原则和标准进行部门化分类的结果。很清楚，三部分既是前后有机联系的逻辑关系，又是不可分割的首尾相连的循环关系。因而只有三部分的总和体才能称之为法律体系。

（二）其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三个部分共同表现的社会主义法的概念、规则和原则，并能从制度上保证以法制约权力，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人民真正享受民主、自由等各种权益，这就是它的内涵。具体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具有的特色如下：

1、一元性。立法体制的一元，而且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元制。在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及宪法修正案是核心和母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地位，这又是一元性的具体表现。在部门法体系中，宪法部门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主导，是其他部门法所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最高依据。“一个国家立法体制的形成，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国体、政体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我国这些一元性的表现是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的具体反映，也是自秦汉以来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国情和中华法系传统特征在现代中国的新型表现。立法体制的一元性决定和保障了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没有这样的一元性，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处于分散的部门法堆积，不可能形成有机统一体。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构建，一定是在某种理念和思想的支配和指导下实现的。没有成熟和统一的思想理论作为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这个体系就缺少根本的、内在有机统一的凝聚力，结果必然不成其为体系。法律体系构成的三部分，都是法的内容生成和存在的形式，受人们主观性影响。若没有正确、合理和科学的理论指引人们的立法行为，怎么能制定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法律。而没有好的法律又怎么能建立起完善的、系统的法律体系呢。因此，我国宪法序言里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总之，在这种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法律体系的建构，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3、重在控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元性特色和它的社会主义本质特性，虽然是它的优越性所在。它能充分地保证人民权力的集中统一，从法制上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在构建它时，也要充分地注意到，必须从法律制度上控制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滥用和腐败。不仅立法时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出台，而且在法律部门的分类时，注意这方面法律制度在相关部门法中的协调与统一，力求系统和完善。我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是“一元化”下的分工负责和制约，而不是“三权分立”。应看到这种体制自身对权力的制约是有限的。这就需要我们必须特别注重去加强和完善控权方面的法律制度，以法制去制权、控权、约权，使权力依法行使极为重要。或者说，在我国法律体系的建构中应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构建，如，立法中的民主制度的加强和完善，防止立法中的“长官意志”、主观主义和脱离人民群众。在制定组织法时尽量完善和细化权力行使界限，防止滥用。加大和加强程序法律部门的建设，确保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司法部门严格依法办案。

4、协调性。在设计部门法时，一定做到使公法与私法、国家法与社会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等协调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过去我们长时期只重视公法、国家法和实体法的部门建设，而轻视私法、社会法和程序法部门的建设，造成法律体系迟迟建立不起来。开放改革后，这种情况得到很快改变，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有了一个体系的框架。但其严密性和完备程度还很不够。内部还存在矛盾和不和谐。因为我国是处在后现展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像前现代那样完全采取自由主义政策，而采取的是由政府推进式地发展政策。因此，法律体系不仅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起来，以满足政府和社会的需要，而且更应强调它的完善、协调、系统与和谐，以保障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调整都能有法可循。比如，我们现在就有必要把社会法、农业法、教育法分别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设立，以显现我国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备，更是当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时代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在积淀了50多年的法制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基本形成、发展于20世纪80至90年代，现在又处在新的21世纪，在这期间，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冷战结束，出现新的世界格局；苏联解体，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市场经济，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美国等国企图支配世界的欲望在增强，欧盟的影响在扩大；世界范围内的竞争突出地集中在科技的竞争。因此，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在降低，而以科技为龙头，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导向的经济科技意识形态越来越重要，它的作用力在不断提升。这样情势必然影响和导致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政策的变化。这样的大形势大气候，必然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日益承担着意识形态的职能。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成为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由于没有那种虚假的迷惑人的力量，所以和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相比，意识形态性较少。而把政治问题变成技术问题，把相对于目的是合理的手段的选择作为关注的焦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化问题代替了人与人关系合理化的问题。面对这样新的严峻形势，为了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适应时代要求，我以为我们在构建和完善这个法律体系过程中当前值得着重注意以下三点：

（一）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我国的《商法》，使民法部门更加体系化，以适应微观经济关系调整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我国的《行政法》和《经济法》，使这两个部门法更加体系化，以适应宏观经济关系调整的需要。我们不要等到客观改革完成后，一切关系都理顺到位后再来立法去规范各种社会关系。而应通过立法，用法律制度作为动力和手段来推进改革，发展社会事业。因为我国是后发展的国家，在前现代时期人类已经积累下来现成的经验，现成的法律技术只需要“移植”和“中国化”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