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范文10篇

均衡范文篇1

《中庸》是儒家重要经典，是古代许多儒家的方法论，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朱熹对中庸的定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适度性。理论力学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其中静力学则是研究物体受力分析、力系的简化、平衡条件。经济系统中也提到均衡，如：均衡价格、局部均衡、一般均衡论、非均衡的经济等。博弈论有纳什均衡、完美纳什均衡等等。总之在很多领域出现类似平衡的概念，平衡的状态，非平衡的现象。儒家之所以把中庸作为方法论，就在于它能维持社会稳定，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是我们现代社会中，解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问题的方法论之一。

二、中庸的平衡或均衡思想

《中庸》中有两个基本概念“中和”和“时中”，从人的性情来说，一个人还没表现出喜怒哀乐时，心情平静，不偏不倚叫“中”，当表现出来又有节度，无过不及叫做“和”，这蕴含着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的客观规律，满足类似于静力学平衡或经济领域的均衡状态。“时中”指“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中处于变动不居之中，随时处中。揭示了任何事物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也要达到动态平衡或动态均衡状态。

三、理论力学的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

以某个体或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以地球作为参照物，进行受力分析、力系简化、得到所有各力作用下满足的静力学平衡条件，反映的是所有作用通过研究对象这个载体发生相互作用，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用这套理论来解决大量的工程设计问题。动静法是利用静力学方法解决动力学问题，满足一定条件形成动态平衡。为求解复杂系统的动力学问题提供普遍解决方法。

四、市场经济体系中均衡与非均衡

均衡是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的概念，经济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变量满足一定条件，所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既各参与方的利益在相互妥协后达到均衡，形成相互制约。微观经济分析中，市场均衡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为单个或局部市场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达到均衡状态，一般均衡为整个经济系统所有市场供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到达均衡状态。市场上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的状态称为市场出清状态，目前国家进行供给侧改革，也就是商品严重过剩情况下，调整供给的过程，使非均衡经济转化为均衡经济。

五、证券市场的均衡与非均衡问题

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里，发展理念和政策设计，更多强调企业的融资功能，忽视了投资功能。正确认识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发展证券市场的前提。不管是传统金融还是现代金融都是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同样离不开供求关系，也必须保持均衡状态。证券市场IPO首次发行股票满足融资功能，股票的分红配送和价格波动满足投资功能，融资功能更好的满足资源配置，投资功能满足投资者的收益，两者的作用缺一不可。适度发行股票和更多关注培育市场投资功能，才能保证并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过渡IPO将使市场萎靡不振，一潭死水，反作用也就降低了融资功能，这也就是证券市场发展20多年来无数次暂停IPO的原因，不能过度强调融资功能而忽视或轻视投资功能的培育。股票发行数量和市值规模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怎么才处于平衡状态，不是想发行多少股票就发行多少，能不能从概率角度得到一个量化的结论，是值得长期研究的课题。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市场活跃度也有均衡和非均衡问题，适度的监管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适度活跃使市场充满生机，使投资者理性投资不致过度投机。过度监管使投资者望而生畏，缩手缩脚，市场失去活力。过度放松使投资者失去对市场的敬畏，投机流行，过度重视短期投资，2015上半年创业板股票过度投机平均市盈率很高，甚至个别股票上千倍的市盈率。频繁炒作概念，不顾企业真实价值，股价一飞冲天。频繁换手，有些股票一周换手率达到100%，甚至个别股票一个交易日达到30%左右，明显是庄家对倒，达到出货的目的。这些现象都是监管弱化和不到位的表现，非均衡危害之大不言而喻。证券市场制度创新开放与稳步发展之间也有均衡和非均衡问题。投资群体中非理性投资者占多数情况下，2016年初匆忙推出股票熔断机制，仅存活几个交易日以失败告终。使市场连续大幅下挫，财富损失是巨大的。在基础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注册制，引起投资者的恐慌，纷纷撤离资金，证券市场还怎么发展，更可怕的是，使投资者对管理层管理市场的能力产生怀疑，对证券市场信心遭受重创，这不是危言耸听，急速缩减的成交量就是例证，非均衡的危害要警钟长鸣。上市公司融资预期与给投资者提供的回报也有均衡与非均衡的问题。证券市场为企业融资提供了资金池，为调节资源配置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上市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和分红配送时应兼顾国家利益和投资回报，如果一味到证券市场融资或者说不负责任的圈钱，丝毫不顾及投资回报率，相当于非均衡现象的出现，投资者将失去投资股票的动力，其反作用将是市场每况愈下，投资者参与意愿降低，资金池里的资金严重减少，更多需要真正融资的企业融不到资金，形成恶性循环。

六、参与证券交易的个体投资者的非均衡行为

过度看盘和不及看盘的问题，当和个人投资者交流发现很多投资者交易时间一直盯盘，甚至中午吃饭都在看K线图研究技术指标，正是这种频繁的关注，使对股市的起伏涨跌过于敏感，只顾短时间的涨跌忽略了长周期运行规律，处在频繁交易状态，不能盈利甚至小亏一直大亏也就成为必然。举个例子，骑自行车者如果只盯着轮子下面坑坑洼洼，极容易出事故，一定精疲力尽极度疲劳，也走不远。股票市场上也有相反的情况，个别投资者一月二月看不一次盘，对于我们一般投资者而言将失去对盘的感觉，从而失去很多机会，除非做长线，但就中国股票市场而言恐怕做长线很难盈利。总之，看盘也有个适度，即均衡看盘问题，否则交易就出现偏差。出现非均衡看盘。

七、结束语

均衡范文篇2

关键词：财力分配；失衡；均衡转移支付制度

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绩，突出表现为“两个比重”继续稳步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但现行财政体制侧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收入的“集中”划分，忽视省以下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加之非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政府间纵向财力失衡和区域间政府横向财力失衡问题严重，基层财政和落后地区财政困难的状况堪忧。而转移支付制度是有效平衡政府间财力差异的重要手段。因此，积极探讨我国政府间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解决我国政府间的财力失衡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政府间财力分配差异状况及转移支付的作用

(一)现行财政体制下我国财力分配差异较大。我国区域间政府财力分配明显失衡。一是区域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逐渐拉大。按总人口计算，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比为2.30：1.29：1，到2005年扩大为2.54：1.40：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财政收入7972元，是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18.36倍。二是区域间人均可支配财力的差异日趋扩大。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财力比为1.71：0.86：1，到2005年扩大为1.91：0.87：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可支配财力9106元，是最低的湖南省的9.56倍。三是区域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比为1.64：1.13：1，到2005年为1.56：0.85：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财政支出9259元，是最低的安徽省的7.94倍。不难看出，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的政府间财力分配能力差异明显。

(二)财政转移支付对缩小地区间政府财力差异的作用。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为保证地方既得利益，国家制定了税收返还政策。即以1993年为基期年，以分税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基数部分全额返还地方，以后给予一定的增长返还。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每年递增返还。关于税收返还的递增率，规定按当年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不久，为更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将税收返还的递增率改为按各地区分别缴入中央金库的“两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这种税收返还政策属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方政府的财力。同时，我国为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保留改革前结算补助等转移支付项目的同时，建立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现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两类：一类是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目标是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另一类是专项转移支付。旨在实现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标，实行专款专用，包括一般预算专项拨款、国债补助等。1994—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增量为26288亿元。其中，东部2707亿元、中部11438亿元、西部12143亿元。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断增加，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7341亿元，相当于1994年的15.9倍，年均增长28.6％。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3812亿元，专项转移支付3529亿元。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地区间政府的财力差异。若以基尼系数测算，考虑税收返还后，省、市、区间财政收入差异程度有所下降，按照“1：0.3”计算的“两税”返还对缩小省、市、区收入差距也有所贡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后，省、市、区间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程度明显下降，基尼系数已下降到0.4以下。1999年后，财力性转移支付对缩小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程度的贡献率逐步扩大，到2005年，考虑财力性转移支付后，省、市、区间财政收入基尼系数减少了0.105。可以说，一般预算收入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考虑税收返还，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则下降到0.457，说明考虑税收返还后地方收入不均衡的情况有所缓解。若再考虑财力性转移支付，基尼系数则下降为0.351，比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了0.12，省、市、区间财力性转移支付均等化相对较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可发现，我国当前政府间财力差异明显。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财力集中能力也存在显著不同。虽然中央财政部门一直关注这种地方财力差异并采取了转移支付的办法来缓解地区间财力不平衡的问题，但地区间政府财力差异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认为应建立以地区财力均衡为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从而在制度上保障政府间财力的相对均等。

二、建立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和原则

均衡的转移支付应实现以下目标：第一，解决财政纵向非均衡和横向非均衡问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纵向财政失衡实质是上下级政府间的自有财政收入与其承担的支出责任不对称出现的财政缺口。横向财政缺口是不同辖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不能达到最低标准，某些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自然资源较为贫乏、税源较少、财政能力也相对较弱，有些地区支出需求相对较大，需要支出许多额外费用。这些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会造成一些地区在同样的税制下无法提供与其他地区相同的公共服务项目，这就需要转移支付来解决。第二，解决地区间的外溢性问题。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往往存在外溢性，某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不可能被仅仅限定于地方政府的辖区内，如污染控制、跨地区的公路铁路、教育等。地方政府对这些项目的提供，往往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就需要中央的转移支付来调节。第三，促进资源合理流动。在没有矫正机制的情况下，劳动力和资源倾向于流入那些税收负担较低而公共服务较好的地区，这会造成不公平。通过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可解决这一问题。

按照上述目标，我国政府间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为：一是公平性。在制定转移支付政策时，要考虑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等化，实现公平目标。二是效率性。要体现出地区间组织收入的努力程度和支出效率，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提高我国经济运行的效率。三是客观性。在设计转移支付制度时，应尽可能使所选因素及数据具有客观性，减少人为操作，且在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中，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目标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四是稳定性。新的转移支付制度应尽可能公式化、公开化，使每个地区都可对其所得的转移支付额度有较准确的估计，以利于其制定预算，同时也可避免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随意性，杜绝“跑部钱进”现象的发生。转移支付制度必须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如三至五年，便于各级政府制定较为长期的计划。五是法制化。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总体结构、数量、规模、运行方式、计算方法、监督管理等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制定相应的转移支付法来加以规范，使其具有高度的法制约束性和法制保障性。

三、建立我国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在实行分税制的国家，并不一定要求地方政府完全用自己的收入来弥补支出，通常是中央和上一级财政的收入大于支出，地方或下级财政的支出大于收入，其差额由中央和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予以弥补。目前，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固然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关，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身的缺陷才是其重要原因。针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存在“转移支付制度总体设计存在缺陷，形式过多，结构不合理”和“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等问题，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根据我国均衡转移支付的目标，应彻底取消税收返还等不规范的形式，将转移支付制度整合为三个基本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及政策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均等化作用最为明显。在我国地区差距过大，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必须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政策性转移支付为必要补充的复合性制度。

(一)逐步将税收返还并入一般转移支付形式中。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税收返还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形式。但在财政部门所列的转移支付中，却找不到税收返还这一形式。按分税制的规定，这部分收入理应归中央所有和支配，但为了保护改革前的地方利益，才将这部分收入以税收返还形式转让给地方。很明显，其性质属于转移支付。当时采取税收返还形式，维护地方利益，是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案的顺利推行，这是必要的。但应看到，由于税收返还的数量大，又属于非均等化转移，它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悖。因此，不能将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扩大化。目前已具备了弱化税收返还的条件，为减少阻力，还可规定一个过渡期(比如3～5年)，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然后将其纳入一般转移支付形式中，这必然会使财政均等化功能大大加强。(二)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的标准。一要科学界定专项转移项目的标准。要明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列为专项转移支付。通常看，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应是具有外溢性、突发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征的项目。如，跨地区的江河治理，防护林带的建设，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县的脱贫救济，中央委托地方的项目。二要控制规模。专项转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辅助的形式。因此，规模不能过大。当然，如果把准入的条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征的项目内，其规模必然不可能过大。三要将列入专项转移的项目经过科学论证和一定的审批程序。四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率。

(三)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现阶段，我国地区间财力差距较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具备了横向转移支付的能力。我国可仿照德国的做法，建立“均等化基金”，使较落后的地区能从中获得拨款。构建我国横向平衡的基本框架，应将各地区的人均财力与全国人均财力进行比较，如果一地区的人均财力大于全国人均财力，则需向“均等化基金”中缴款，相反则得到补助。“均等化基金”的聚集应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初期可将人均财力水平以上的部分按10％的比例计提，若为全国人均财力的2倍，则按30％的比例计提。对受补助地区，人均财力低于全国人均财力的部分则按40％的比例从中提取。

(四)整合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专项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应明确定位于外溢性项目和上级政府的委托项目。我国规范性的转移支付应在整合现行的专项转移支付的基础上构造。首先，应明确政府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将专项转移支付分为三类，一是中央与地方共同拥有的，由中央按自己负担的份额拨给地方。二是由中央委托地方承办的事务，中央向地方拨付项目的全部支出。三是中央对地方兴办的事项认为有必要给予奖励和资助而拨给地方一定数目的资金。其余则不再安排专项拨款。将目前几乎覆盖所有领域预算支出项目的专项资金进行合并整合，主要集中于教育、基础设施、三农等，从而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效率。其次，在转移支付中，应采用配套拨款和不配套拨款相结合的方式。配套比率的确定或中央政府的补助，应根据溢出的规模和中央政府对受援项目的偏好强度来确定，溢出规模越大、强度越高，配套比率就越高。同时，配套比率应根据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全国采用一个配套比率就意味着对贫困地区的歧视。因此，我国应对中、东、西部地区制定不同的配套比率。对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应有较高的配套比率，即对地方的配套资金要求比例降低，尤其是对西部一些地区，配套比率应予以取消，也就是采用非配套的专项拨款形式。

(五)稳步实施政策性转移支付。政策性转移支付应明确定位于增进国家的内聚力，主要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地区的稳定性显得尤为重要。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内聚力。因此，国家必须对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进行额外的政策性转移支付，但其所占比例不应过大。由于中央政府对政策性转移支付的具体执行有极大的“相机抉择权”，因此，决策过程必须有透明度。

均衡范文篇3

关键词：研究对象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OntheStudyingObjectofInternationalFinance

一、问题的提出

界定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体系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的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观点。MauriceObstfeld&KennethRogoff，（2000）认为，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或者称之为国际金融）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发散。这表现在对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本身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和统一的分析框架，从事这方面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对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

在国内长期以来的代表性观点是：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经济的货币方面，也就是国际间的货币金融关系。如陈彪如在其所著的《国际金融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的序言中认为：“国际金融应以国际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既要说明国际金融活动的主要问题，又要阐明国际间的货币和借贷资本的运动规律”。钱荣堃在其主编的《国际金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的序言中认为：“国际金融研究的是国际间的货币关系和金融活动”。

对于这一观点，姜波克（1999）对其进行了批评，认为随着现实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形势的迅猛变化，有很多问题是在这个框架内难以解释，如国际金融学与银行学的关系问题；与现实情况的比照问题；与国际上学科发展的协调问题等[①]。基如此，姜波克提出，国际金融是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独立科学。内外均衡是经济在开放条件下面临的两个主要目标，这两者常常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因此如何确定开放经济条的内外均衡目标并进而同时实现它们，构成了国际金融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然而内部均衡的概念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诞生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之前的古典经济学世界，市场的力量将使得经济自动达到平衡状态，因而根本不存在内部均衡问题。内外均衡冲突问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由米德提出，而在此之前，国际金融理论已经得到较充分的发展。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内外均衡的冲突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因此姜波克将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内外均衡同时实现也是存在问题的。

本文认为，国际融理论是研究在内部均衡约束条件下的外部均衡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外部均衡的方案，包括政策规则、市场力量和制度安排设计。因此国际金融的研究对象是一国的外部均衡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讲到一国政府将努力实现四大政策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因而有人将前三大目标合起来成为内部平衡而将最后一个目标称为外部平衡。因此讲到外部均衡，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认为是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实际上，外部均衡概念是不断演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而作为研究外部均衡的国际金融理论随着其研究对象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变化。

二、外部均衡标准的历史逻辑

(一)古典主义时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在早期各国的经济联系是以贸易为主，因此这一时期的外部均衡体现在贸易收支平衡上。而在理论上，最早涉及外部均衡问题的是重商主义，由于重商主义者错误的将货币等同于财富，因而重商主义者认为获取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发展对外贸易，求得贸易顺差，从而增进一国的货币财富，这就是货币差额论，主张尽量将货币保留在国内而不使之外流。而晚期的重商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被称之为贸易差额论，这比早期重商主义者大大的前进了一步，认为不一定要限制货币流出，只要有出超，国家就能积累货币财富。总之，重商主义者的外部均衡就是尽量取得贸易顺差，从而不断积累货币财富。

重商主义的这一论点受到古典主义者大卫·休谟（DavidHume）的反驳。休谟以古典货币数量论为基础提出了意义深远的价格—铸币调节机制（Price—SpecieAutomaticAdjustmentMechanism），来说明一国不可能长期获得贸易顺差。休谟认为，一国贸易收支如果处于不平衡的状态，那么货币黄金将会流入或者流出这个国家，在货币数量论的假设下，货币黄金的流动，影响一国的物价水平，从而改变着一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实际汇率，最终使得该国的贸易收支不平衡自动消失。因而休谟以其优美的理论的模型，驳斥了重商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论点，主张自由贸易，而黄金货币的国际自由流动是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唯一手段。

由休谟的分析所提出的问题，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一直主导着国际金融领域的著述。实际上影响一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除了相对价格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变量—名义汇率，但在金本位制的固定汇率时期，一直没有进入理论分析，直到金本位制崩溃。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时期，各国竞相实行汇率贬值以期改善本国的贸易收支状况。而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法，从局部均衡的角度，得出了汇率贬值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即马歇尔—勒纳条件。虽然，其后一些经济学家不断的对其进行修正和扩展，结论也越来越复杂，但马歇尔—勒纳条件仍然是实际分析中的重要工具。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浮动汇率制和投资性国际资本流动的经验，使得实行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并且严格限制国际资本流动，因而这一时期的吸收分析法同样是以贸易收支作为外部均衡的标准，但它强调的从整个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去分析贸易收支问题。从凯恩斯四部门国民收入核算等式开始，吸收分析法将国内的居民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定义为吸收，因而如果一国的吸收超过本国的产出，则必须由国外部分来弥补，表现为贸易收支逆差，反之则表现为顺差。因此一国想要改善贸易收支，就必须求相对于吸收提高产出。吸收分析法对外部均衡的分析是基于19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及其经济干预哲学，因而具有相当鲜明的政策含义：即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移政策。由于在凯恩斯主义的世界中，价格是刚性的，因而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不起作用，同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是固定的，弹性分析法的结论同样不适用。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

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外部均衡的标准又回到重商主义者的老路上，那就尽量取得贸易顺差，以积累美元储备。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收支平衡标准

1950年代，随着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在二战后的逐渐崛起，其货币迈向可自由兑换，与此相伴的是国际资本流动不断的增长。历经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的稳定，人们似乎逐渐淡忘了国际资本流动这把“双刃剑”不利的一面，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它所能起到的为经常收支账户融资的作用。因此外部均衡问题表现为包含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以反映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央行的国际储备作为外部均衡，将“货币最重要”这以货币主义的核心观点贯穿到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分析上。货币分析法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实际上就是一国货币供求不平衡的结果，这种国内货币供求之间的缺口体现为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因此货币主义者主张，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的国家，必须紧缩国内信贷，减少国内货币供给。这一主张被广泛的应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国家。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及其在外部均衡调节上的思想，与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国内货币的紧缩以改善外部均衡。但是国内货币的紧缩对国内经济有紧缩作用，因而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都是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从而换取外部均衡的改善。这在古典主义的世界里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在工资价格充分弹性及货币数量论的经济学假设下，内部均衡将自动达到，政府根本就没有维持内部均衡的必要。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种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的外部均衡调节思想很难实行。这是因为19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一个民选的政府也必须维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政府在内外均衡的问题上有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这种尴尬的境地是以前的国际金融理论所无法解决的，无论是吸收分析法，还是货币分析法。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基础性的工作由荷兰的经济学家首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出丁伯根给出，其理论精髓被总结在“丁伯根法则”中。在此基础上，米德给出了丁伯根法则一个实际中的一个特例，从而将丁伯根法则运用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冲突的实际中。

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日益发展，蒙代尔在它的模型中给国际资本流动在内外部均衡调节中以重要地位。在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基础上，蒙代尔将其扩展到包括国际收支平衡的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它既是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也为解决内外均衡冲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蒙代尔认为，根据丁伯根法则要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这两个政策目标，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工具，但是必须以货币政策来调节外部均衡，而一财政政策来调节内部均衡，因为货币政策在调节内部均衡时将会恶化外部均衡，而财政政策调节外部均衡的效果是不确定的。

虽然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代表了内外均衡调节的最高理论成就，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蒙代尔关于内外均衡调节政策组合存在两个重要缺陷：首先，它遗漏了关于国际资本市场中存量均衡的讨论，因为在模型中，蒙代尔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是利率差别的唯一函数，因而只要存在利差，资本就会一贯的流动从而弥补任何水平的经常项目不平衡，而在现实中各国间的利率差别普遍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在外部均衡的标准上蒙代尔非常强调资本账户，而国际资本流动是利率差别的唯一函数，因此如果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只有通过提高国内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但是这既是一个挤出私人投资，又是依靠对外债台高筑的取得外部均衡的政策。因此无论是货币主义的以储备衡量的外部均衡标准—国际收支平衡，还是蒙代尔强调的资本账户的外均衡标准都存在缺陷。

（三）牙买加体系时期的汇率均衡标准

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处于鼎盛时期时，特里芬就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美元作为清偿力和对美元信心的“特里芬悖论”。而早在特里芬之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弗里德曼在《可变汇率论》中就主张通货汇率的自由浮动来调节国际收支，从而使得作为外部均衡标准的国际收支平衡自动实现，这样一国政府就可以致力于内部均衡，因而政府在内外均衡调节的尴尬境地将不复存在。而一些主张实行固定汇率制的经济学家如纳克斯论证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隔时期浮动汇率实践所带来的灾难。由此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劣的论战开始。

1971年5月，在一连串的投机攻击之后，美国割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并在1971年12月使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特里芬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从1973年开始，战后的浮动汇率制时代到来，这意味着在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论战中浮动汇率暂时占上风。然而19世纪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实践表明，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也并不意味着一国就不存在外部均衡问题，汇率的剧烈波动使得国际经济往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这增加了国际经济交易的成本，因此确定一个合理的均衡汇率水平成为浮动汇率制下外部均衡的应有之义。这一时期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浮动汇率时期发展的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理论的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充足发展。多恩布什的超条模型建立在价格粘性的假设前提下，这克服了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假定价格完全弹性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假定价格完全刚性的缺陷，从而开创了汇率动态学之先河。而汇率的资产组合分析法则将流量因素与存量因素结合起来并注意到不同资产间的不完全替代性。

19世纪80、90年代以来，有关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劣的争论逐渐被统一到一个新的理论中，即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表明，如果两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多个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如贸易量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自由流动程度）相当紧密，则他们之间采用固定汇率甚至使用共同货币优于实行浮动汇率，反之，浮动汇率优于固定汇率。欧元的诞生使得最优货币区理论由理论变为实践；而美元、欧元以及日元三大货币汇率的自由浮动则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反方向的证明。但是，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及1973年以来的浮动汇率实践经验表明：当各国只顾本国利益而“各自为政”时，任何汇率体系都无法良好的运行，包括欧洲货币同盟，而全球的平衡和稳定政策是任何国际货币体系成功运作的前提，因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应该成为各国直接追求的最终目标。1985年广场宣言公布以来，各国都努力在政策上采取协调合作的姿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将1985年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联合干预时期”，以区别于1973年以来的“牙买加体系”。

（四）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常账户跨时均衡标准

然而1973年以来的浮动汇率经验只对货币主义所力主的浮动汇率制提供了部分证实。首先在有限的资本流动性条件下，依靠浮动汇率使国际储备流动而自动达到平衡，基本上等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自动平衡。然而，有了储备以外的有效方法解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不平衡，理论上没有必要在短期内用浮动汇率来平衡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用不降低中央银行国外资产的国内向国外借贷的方法，完全能够填补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差额，这就是融资还是调整（FinancingorAdjusting）的问题，因为对于短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融资是较好的政策，而调整则是痛

苦的（在资源由不可贸易部门向可贸易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其次，经验表明，浮动汇率本身不能阻止既大而又持久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不平衡的出现。同时，由于国际资本流动问题日益突出，资本在国际间的自发流动中出现了导致汇率剧烈变动而引发出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等严重问题。因而，1980年代以来，外部均衡的含义又有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一国仍有必要对经常账户乃至整个国际收支的结构进行控制；另一方面，理论研究的深入使人们认识到简单要求经常账户平衡是不必要的。一国应该利用经常账户可以调节储蓄与投资差额的性质，根据经济的不同特点，不同发展阶段来确定相应的经常账户目标。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是这一时期的外部均衡标准，它表明对于短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可以通过融资的方式调节，而对于长期的经常项目不平衡则需要通过调整来解决。经常账户的跨时分析法类似于以凯恩斯主义国民收入等式为出发点的吸收分析法，但在分析时引入了时际预算约束。奥伯斯特菲尔德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经常账户跨时分析模型表明，短期内经常项目逆差并不是坏事，与封闭的经济相比，一个处于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的经济运行甚至更好，因为跨时贸易使得消费在不同时期“平滑”成为可能，这会使消费者能达到更高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在一个较粗略的定义中，奥伯斯特菲尔德认为外部均衡是维持与经济预期的时际预算约束相一致的、能稳定的最高消费水平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也就是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是外部均衡的标准。[NextPage]

三、外部均衡标准的理论逻辑

以上主要以历史逻辑为线索，概述了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外部均衡的历史演变，以及针对不同的外部均衡标准的外部均衡调节理论。为了更进一步说明各个理论的之间的逻辑关系，下面围绕国际金融学的核心问题—外部均衡问题，来论述国际金融学的理论逻辑，以期得到一个合理的、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

对于纷繁复杂的外部均衡调节理论，从经济哲学的根本上讲基本上是强调两种外部均衡调节的力量：市场力量和政策干预力量，而在这两种力量的背后，关于外部均衡调节的制度安排是保证外部均衡实现的制度保障。虽然在国际金融理论上，市场力量和政策力量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但是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上讲，古典主义是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而现代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政策无效性”命题的忠实坚持者，因而也是强调市场力量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的；而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则是典型的政策干预主义，强调政府在经济调节的重要作用；货币主义虽然以反凯恩斯主义者出现，强调市场力量的作用，但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上却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因而现代的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将货币主义整合进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有时被称之为“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综合”。因此在国际金融理论逻辑的分析上，我们将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有理论渊源的划分到强调市场力量的对外部均衡的调节，如，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汇率波动理论等；而将与凯恩斯、货币主义有理论渊源的国际金融理论划分到强调政策干预力量对外部均衡的调节中，入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关于外部均衡调节的制度安排是两种外部均衡调节力量得以发挥作用的制度保证，是影响外部均衡的重要因素，在国际金融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尽管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极力从理论和政策实践维护外部均衡，然而还是避免不了外部均衡的严重失调事件的发生，如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题的崩溃，1980年代初爆发的世界性的债务危机、1992年爆发的里拉和英镑危机、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货币与金融危机、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货币金融危机，这些都为都严重的冲击着各国外部均衡的实现，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剧烈动荡。这些事件激发着经济学家对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传播机制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即货币危机理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是克鲁格曼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

均衡范文篇4

在汇率研究范围内有不少问题可供选择，本文以汇率均衡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汇率均衡研究在西方汇率理论中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自然也就是一个很有“挖掘”潜力的理论课题。如果我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论但又高于西方理论的汇率均衡研究成果，将是有理论意义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为数不多的汇率研究中，尚没有发现对汇率均衡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可以说这还是一个“空白”领域。而现实是，经济发展中总存在着“均衡”运行的问题，西方国家如此，我国也是如此。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就强调经济总体和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现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更需要重视经济的均衡运行。而经济的均衡运行是由许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组成的，汇率便是其中之一。汇率均衡是保征我国对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条件，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将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论分析为前提，以中国现实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汇率均衡理论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我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浏览了国内外关于汇率研究的大量文献和搜集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为汇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汇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两大部分。

主要内容如下（按各章顺序）：

首先，对全文的中心议题、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及有关概念作概括说明，并对西方汇率理论中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绍，这些构成绪论的内容。

在上篇中，我们首先将汇率均衡纳人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建立了汇率这一经济变量与经济其他主要方面之间的均衡关系。这些均衡关系包括；汇率与价格水平的均衡、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货币供求的均衡、汇率与利率的均衡、汇率与国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汇率与财政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资本流动的均衡。这些内容是我们论证汇率均衡的理论基础。

在阐述了汇率与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之后．我们又将汇率均衡置于汇率政策目标下，对汇率政策进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汇率均衡既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又是一种目标体系．它应成为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辅助宏观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实现。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汇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对此，我们进行了3个层次的分析，包括：内部均衡与对外均衡、局部均衡与总体均衡、短期均衡与中长期均衡。

汇率均衡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内容既会因汇率及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而不同，也会因汇率政策的调整而不同。汇率政策调整对汇率均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于汇率政策取向上。汇率政策取向是一个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概念，它引致汇率均衡向着某一个由政策确定的方向变化，这个方向有时是根据客观经济变化而定的，更多的时候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作出的决策。无论如何，取向性的汇率调整可能会导致汇率均衡在现象上出现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确的，是符合经济发展目标的，这种“偏差”就是汇率均衡过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进行了宏观经济环境下和汇率政策条件下的汇率均衡分析之后，我们对有关的汇率指标作了系统性的分析。这些指标包括：购买力乎价、实际汇率、有效汇率（多边有效汇率和双边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等，还有可以估价汇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国际收支法。它们能够从不同方面分别测量汇率的真实水平或客观水平。作为量化的汇率指标，它们可以为汇率均衡程度检测、汇率政策调整提供明确的、可行的依据。

在上篇的一般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展开了人民币汇率的特殊均衡分析。这构成下篇的内容。

首先，对于人民币汇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简要说明。人民币汇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汇率目标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应地，人民币汇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对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分析，是从其历史回顾开始的。在第7章中，我们系统地介绍了人民币汇率的演变过程，同时对伴随人民币汇率历史变化的原因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都密切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汇率政策与我国贸易体制、价格体制、货币供求关系、财政税收等方面表现出日益密切的相关趋势。一方面，汇率政策对于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响或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对汇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标内容上、政策手段上都进行相应的变革。

在论文的第9章中，我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各种指标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之评价、人民币实际汇率分析、人民币有效汇率分析、出口换汇成本分析、以及对作为“平行汇率”的贸易内部结算价、黑市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价进行的分析。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官方名义汇率所不能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真实轨迹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为汇率政策的历史评价、汇率政策的改革调整和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检测提供现实的依据。

根据上篇理论分析的思路，我们在第10章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分析。人民币汇率均衡是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它与一般理论分析下的汇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内容，就其本身而言，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我们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步骤划分出近期的和中长期的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标适应干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是汇率政策改革的现实选择。它取决于3个大前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外向型贸易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长期的均衡目标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汇率政策目标选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较远期的目标方向。可以设想的是，中长期汇率均衡目标将是一个包含更多变量的、较宽的汇率目标区间，是由许多个近期目标区域构成的连续运行轨迹。

在论文的最后一章，即第11章，我们就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有关问题作了探索性的分析。这些问题包括：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探讨；统一汇率形式、建立健全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可兑换性的探讨。这是目前我国外汇体制与政策改革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这些方面提出的观点或建议是在本文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础上阐述的个人观点，也是作者希望将汇率理论研究运用于现实分析的具体体现。

论文在就上述各方面进行了论证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l）汇率是宏观经济体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价格形式”，汇率均衡也就应体现出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内在的、有机的“因果链”关系，而不只是一个汇率水平问题。由此决定了汇率均衡研究必须从汇率与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入手，将其纳人宏观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中进行。

（2）汇率均衡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从汇率政策角度来研究，它就是一种目标体系。汇率政策必须以汇率均衡为目标来确定其具体内容、手段和调整方向。而作为目标体系的汇率均衡应是全面的、动态的、多层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所决定，又因各种经济因素和政策取向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调整。

（3）汇率均衡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量化的汇率均衡水平。由于汇率均衡是一个全面的、动态的概念，均衡汇率作为具体化了的目标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水平点”，而只能是一个由不同时间长度等因素决定的、宽域不同的、动态的、最佳汇率区间，这个目标区间就是汇率政策的“目标靶”，而且是一个可移动的“目标靶”。

（4）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同样存在着汇率均衡问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币汇率均衡研究在内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对其评价也没有一致的标准。特殊的经济体制造就了汇率均衡以特殊的内容和含义。对人民币汇率均衡进行的特殊分析应着眼于目前和近期的发展，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汇率均衡已成为经济均衡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条件之一。汇率政策应该树立汇率均衡的目标体系，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确立其内容。为了实现人民币汇率均衡这一政策目标，改革汇率调节机制、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汇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导，但政策取向不应以主观决策为主，而应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作出有利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选择。

在整个论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作者力求对汇率均衡这一题目进行有创见性的研究。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虽借鉴它们的一些基本理论，但重在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二是将理论研究服务于现实经济生活，唯其能为我国的汇率政策和经济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试图作突破性的研究，这些方面是：

（l）将汇率纳人宏观经济体系中，确立汇率与多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由此得出了更为全面的汇率均衡概念。

（2）指出汇率均衡与均衡汇率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提出汇率均衡作为目标体系，是一个动态可调整的特定汇率区域的论点。

（3）提出汇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这一概念，对政策取向的特征、含义及其客观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4）对于西方汇率理论中出现的一些汇率指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们观念中对这些指标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

（5）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应用分析，其中有些是应用国际上已有的指标模式进行的现实分析，有些则是对我国外汇体制下的特殊汇率指标进行的分析。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币汇率存在的偏差和汇率体制存在的问题。

（6）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论述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不少属于因个人理论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导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观条件限制所致。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没有得到更理想的发挥或更深人的论证。这些地方主要包括：

对于汇率均衡的目标模式，本文只是着重了涵义和基本思路和刻划，而没能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汇率均衡理论还缺乏数量分析方法的进一步论证；

均衡范文篇5

理论中的量刑平衡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整体平衡，在量刑中首先应当遵循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原则来达到量刑公正的目标；二是个别平衡，即，在案件类似处理的原则下，让刑罚个别化找到与整体保持平衡的最佳结合点，做到个别平衡。只有整体平衡与个别平衡相结合，才能最终实现量刑的真正平衡。⑴

量刑整体平衡的实现依靠立法的技术及其合理的量刑规则；量刑个别平衡的实现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而离不开情感的因素。量刑个别平衡之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刑罚个别化，其要求我们在关注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同时也要充分关注犯罪者人身危险性。它要求我们对比法定量刑情节的同时应该关注酌定情节的适用。

许霆案件的发生，再次折射出盗窃罪法定刑设置的缺陷。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可见，现行刑法对盗窃罪的量刑档次划分为四个档次：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以及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但问题是：如果出现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的情况时，该适用哪个量刑幅度呢？由于法律没有将这种情况设定为情节加重犯，因此，我们只能将此认定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一旦达到特别巨大的情况下，按照法律的规定则应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从数额巨大到数额特别巨大，两者应该相互自然衔接。但是，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直接跳到无期徒刑和死刑，中间则是一条鸿沟，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

就本案而言，许霆连续取款171次，共取出17余万元，毫无疑问，远远超出了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⑵故，许霆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情节，依据现行刑法典，只能在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选择适用刑罚。难怪法官满怀委屈：最初判处“无期徒刑”，不仅有法律根据，而且是选择法定刑中相对轻的档次。但是，为何该判决一出，就遭到了众人的质疑？梳理质疑的头绪不外乎以下几种：有的认为是不当得利，应该按照民事纠纷解决；有的认为是侵占罪，应该从轻发落；有的认为是普通的盗窃罪，不应该与金融机构挂钩；有的认为，法官量刑不均，是自由裁量的错误。

一言以蔽之：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未必知道罪与非罪之间如何界定，也不去关心罪质的不同。他们只是一种直觉：判的太重了！而对于法官而言，他们感到迷惘：依照法律量刑，何错之有？于是，学者们站出来切中要害：我国盗窃罪法定刑设置不合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从理论上讲，同一种犯罪结果的数量与其所应受刑罚应成正比关系，数量越大，量刑就应当越重。在犯罪结果量的上、下限与量刑的上、下限之间应当存在必然的比例关系[1]。反观我国的盗窃罪立法，在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与数额特别巨大之间，呈现“数额与惩罚”比例关系的陡然倾斜，使盗窃罪在立法技术上没有形成合理的罪刑阶梯。何况，十年来，盗窃量刑标准并没有根据国民经济、人均收入的提高做相应的调整，以至于判决结果相较十年前显得越来越重。……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是背道而驰的。⑶

立法中的缺失导致实践中的迷茫，法律的严格遵循却引起社会不满的骚动。老百姓并没有把矛头指向立法的失误，而是指责银行的缺乏诚信和法院对于银行权利的倾斜。甚至，在这一个阶段，人们抒发了对许霆本人的同情和对银行的憎恨。大有是非颠倒，判断坐标迷乱之势。⑷

然而，对于本案第一次判决，该争议的应是立法技术本身，而不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不是法官的喜恶。因为，在制定法国家，法官本来就只能依据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能创设法律。本案中，没有可以减轻的法定情节，刑法赋予法官的裁量权只是在“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选择。由此，法律缺陷导致判决结果“合法但不合理”。⑸

二、量刑的失误与情感的失落

当许霆案第二次判决结果公布后，有记者提问广州市中级法院刑二庭甘正培庭长：“我国《刑法》规定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特别巨大，最低法定刑是无期徒刑，而重审判决对许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依据是什么？”

甘庭长回答：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反而在盗窃后携款逃匿，案发后又没有退赃。重审判决之所以对许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许霆的盗窃犯意和取款行为是在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发生的，与有预谋、有准备的盗窃犯罪相比，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第二，许霆是利用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使用本人银行卡指令超出余额取款的方法窃取款项，与采取破坏性手段盗取钱财相比，犯罪情节相对较轻。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如果依据法定量刑幅度就低判处其无期徒刑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考虑到许霆案的特殊情况，依照我国刑法第63条第2款关于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规定，对其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⑹

上述解释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判处有期徒刑5年。到底本案的特殊性是什么？有人概括为：“主观恶性比较轻，客观危害比较小，人身危险性比较弱”等等。笔者认为，以上都不属于案件的特殊情形。案件的特殊情形在于“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这就意味着被害人（银行）存在过错。如果把自动柜员机等同于金融机构，那么就是金融机构出现异常。即，“银行的情况类似于诱导性犯罪，使一个原本没有犯罪的人临时产生了想占便宜的想法和行为。”北京律协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肖霖说，如果这个人一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一辈子都是好公民不会是罪犯，但银行的错误使他成为罪犯。甚至，银行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使许霆能够提款171次，最终构成数额超级巨大的重罪。……银行方面一直称自己是“受害者”，但有调查显示，93.8%的受调查者认为，银行应该为ATM机出错承担法律责任。

许霆案件是否承担责任或者是否减轻责任，我们可以尝试从“期待可能性理论”中找到可以说服的理由。众所周知，期待可能性的基本含义是指基于对人性弱点的同情，法律不可能期待许霆在当时取款机出现故障，极具诱惑的前提下，做出理智的、合法的行为。“仅靠公民自律，这是个有指望而没有把握的事情。如果你的制度环境本身漏洞百出，你让一个人永远自律，是要求人做圣人，而不是做凡人，但毕竟99%的人都是普通人。”⑺基于期待可能性对有责性的阻却或者减少的意义，许霆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可以从轻责难就具有了法理的基础。

因此，第二次审判对许霆的量刑减轻的思路是合情合理的。但问题是，量刑减轻到什么程度是人们可以预测和接受的？对这个事由的承认与否，交给法官自由裁量。最终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完全靠法官对特殊情形的理解和情感寄托。我国犯罪成立的条件中没有“有责性”这一层面的判断，因此，法官没有发挥“情理”说明的空间，只好借助刑法典第63条作为解释和依据。寄希望于通过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并经过其核准来追求一个“合情合理”的判决结果。

然而，事实证明：轻判了许霆，也一样没有说服众人之心。反而增加了更为激烈的争论和质疑。因何如此？

因为民众在获得表达自己对许霆行为的理解、同情之时，也在观望法律的硬性和弹性，观望着对法律尊严挑战即将带来的后果。殊料，一审、二审所得出的天壤之别的判决结果更大程度上造成民意的失落：法律原本这样不堪一击，法律的弹性造成已然犯罪与未然犯罪者的内心骚动与不平衡。他们来不及为获得民意胜利欢呼就陷入了情感的失落。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甘法官所解释的‘所谓社会危害不大，情节较轻’，应针对许霆的行为，而不是许霆案备受舆论关注这一事实。”⑻的确，如果仅仅是因为本案引起公民极其关注和同情，法官因为备

受质疑的一审裁判而做出从轻的判决，那么，这是一次失败的判决。

事实上，法官裁量许霆案件的处刑，必然一方面要充分考虑许霆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又要考量社会各界舆论关注这一事实的程度以及对判决的期待与评价。一旦法官的自由裁量偏离客观的量刑基准或者违背公序良俗，必然导致量刑不当，甚至不公。由此可见，意图达到量刑的科学与合理，必须融合量刑的技术与情感。

三、法官的角色与量刑的情感

现代心理学通过对人类心理活动的深层机制的科学研究，证实了认识、情感和意志，作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反映的心理过程的三个不同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心理因素。情绪即情感的外在表露，⑼是指对外界刺激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心理学认为情感是非理性的，是人们对于某种事物是否符合自身需要和欲望而产生的心理体验。量刑中的情感因素就是指法官在量刑活动中对与案件相关因素做出的诸如喜怒哀乐等心理反应。法官是否因情感因素影响量刑，实务界的法官并不隐晦自己肯定的观点，但在中外思想家的争辩中却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主张。

否定说认为：法官的职业必须要求法官是理性的，毫无偏私的。要摈弃一切个人的特性，排除干扰，根据法律事实，运用逻辑，近于机械地适用法律。例如，传统解释学派代表施荣尔马赫主张：“法官作为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解释者，为达到对理解对象的一种正确的、客观的把握，法官必须放弃一切意识中的、后天习得的知识、经验、传统、理性、情感和思维方式等。也就是要求法官要一片空白状态地解释文本。”[2]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也明确指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当一部法典业已立定，就应该逐字遵守，法官惟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3]在他看来，“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承认这一公理，等于放弃了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见。”[3]总之，判决是纯粹逻辑的产物，情感无法涉入其间。法官应该也可以生活在三段论的神圣净土里，不受感情的干扰。

肯定者从法官是自然人的立场出发，论证法官的情感是其本性的表现。法官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体，法官个人对某些行为的喜好与偏见、感触与感情等等属于潜意识深层次的力量，不自觉地渗透到了法官自由裁量的过程[4]。美国法律写实主义对司法过程中情感作用的分析贡献尤巨，其中的一段比喻引人深思：“司法裁决与法律判例之间的关系还不及这些裁决与法官的早餐更密切。无数研究都表明，法律上相同的案件——关于同样的问题，拥有同样的证据支持，常常得到不同的处理”[5]。其结论为：法官的偏见与喜好等情感因素影响了法官对案件的认识和分析以，及适用法律的过程，才会出现不同法官对同样的案件做出不同的判决。

依笔者看来，在量刑中是否允许以及是否存在法官的情感因素，这是应然与实然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在是否应当允许法官感情介入的层面，刑事古典学派主张“客观行为中心论”、“客观危害为衡量罪责标准”、“罪刑相当”，自然会排斥任何情感因素介入量刑。而提倡以“行为人中心论”、“提倡刑罚个别化”、“相信刑罚具有教育与矫正”功能的近现代刑事法学派，可能会把自己的喜好与期望的感情笼罩在被告人的身上。美国的现实主义学派则从实际出发，印证情感因素在量刑中的不可避免性。依笔者之见，当今法官的复杂角色决定了法官的特殊人格，从而客观决定了法官难以摆脱情感因素的束缚和影响。

首先，法官是具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个人喜好与厌恶。我们不可能苛求他们今天是学生身份，明天当了法官就成了绝缘于世，冷酷无情的“超人”。自然人的情感因素始终会伴随在法官的司法认知活动中。被害人或者被告人的气质、修养、身份，乃至相貌都会引起法官潜在的欣赏与厌烦，对量刑有着微妙的、隐性的影响。

其次，法官是社会人，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属性。英美法系的法官一般都是从律师中选任的，这样既能够保证法官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熟悉社会阶层的实际情况，且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这也是重视法官社会属性的表现。法官是否应当依据一种客观的或者主观的标准来发现正确有用的行为规范，来发现社会福利的格局。对此提问，支持者甚至断言：“一种法学如果不是不断与一些客观的或者外在标准相联系，就会（引出）衰退为德国人称之为‘情感法学’——一种仅仅是情感或感觉的法学的危险。”[6]而在我国，司法改革的号角“强调法官职业化，但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人民，法官既是法律工作者，又是社会工作者”。⑽表达出法官社会责任的不可推卸和始终保持对社会大众疾苦的敏感以及对自己正担负着一定权利、义务的警惕和清醒。

最后，法官的第三种角色为政治人，法官判决来源于他作为政治人的情感。培根对此的注脚为；“每一名法官首先应当牢记罗马《十二铜表法》结尾的那个誓句：‘人民的安全就是最高的法律’[7]。”来自美国的学者对法官政治人这一特征的分析更直截了当：“法律机构容易直接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法律被认同于国家，并服从于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权威的维护是法律官员首先关注的问题。”[8]

上述不同国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均揭示出现代法官的政治使命：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意识的增强，社会越来越仰仗和倚重司法来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和政治争端，愈来愈多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都转化为法律问题，演变为对立的权利主张和争议，法院也因此越来越多地被置于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浪尖[9]。一种个案的解决方式满足了对个人正当权益的尊重，一份判决书的内容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无形中增加了一枚社会稳定的筹码。

最近发生在福建泉州的王小喜案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⑾该案认定的关键是“沉尸葬母”的行为是否构成侮辱行为。这是一个由社会伦理规范、道德规范评价的问题。而判定什么是侮辱，不仅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主客观方面去界定，而且还需要对是否违反善良风俗，交由当地的社会群体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做出判断。倘若当地的百姓认同这种行为，或者即使不赞成，也只是责难于“不敬、不孝”的层面，那就应该倾听民声。此时，法官的判断既受自己意识形态的影响，又不可避免地受当地百姓对此事态评价的左右，还要综合考虑政府部门对此案件关注的程度和潜在的导向。换言之，法官作为一名特殊受众，既有普通社会一员的思考，也有作为法官的特殊思维。法官无法生活于真空状态，媒体舆论的导向、社会伦理道德、社会一般人的意识形态均不可避免地对法官的认知产生影响，最后形成法官自身的心理事实，而心理事实则反过来会影响法官的审判行为[10]。从而对于被告的评价就不再是单纯的建立在法律事实的基础之上。⑿

有鉴于此，法官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人格因素的影响。而人格因素牵涉到法官的各个方面，大到法官生存的外在环境，如语言、传统、地理、文化、社会制度和思维方式，小到法官的个人心理结构、性格气质、生活阅历、情绪爱好、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等。法官的情感因素是人格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渗透于量刑过程中的隐性元素。正因为如此，如果不对法官的情感进行良性引导和技术规范，纯粹感情层面的裁判必然会带来量刑的不公与失衡。

四、量刑的基准与量刑的情节

量刑失衡现象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寻求解决的路径也基本上大同小异。其中“通过规则技术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情感因素的泛滥”可以说是探索者共同关注所在。美国传统实证主义对于量刑的法官的自由裁量很少施加其他限制，并且未对这种自由裁量的行使提供任何指南。典型的表现是：美国的法律只确定刑罚的限制，而法官能够在法定限度内（通常是上限）内选择几乎任何刑罚。但是随着实证主义的衰落，对于如此广泛的做出决定的权力的信任下降了[11]。英美国家20世纪？o年代中叶就开始了量刑改革运动，在量刑理论上主张均衡量刑论，在量刑方法上主张实施量刑统一标准，以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适度的限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一个统一的量刑基准，刑罚裁量的幅度较宽，客观上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另外，我国刑法只是列举了法定量刑情节，而没有将酌定情节法定化，愈加表明立法技术的欠缺与情感因素的放任。

如果说地区差异是导致量刑失衡不可避免的因素，那么，同一人民法院判决结果的种种偏差更需要人们反思。诚如众多学者所分析的，盗窃罪法定刑的阶梯设计缺陷，盗窃罪量刑标准滞后，盗窃罪量刑规则的粗漏均是造成许霆案件无法正确裁量的实体法因素。那么，是否通过设立具体的盗窃罪量刑细则，同案异罚问题在技术层面就有了矫正的可能性？或者说至少这是最基本的规则技术的保证？

笔者手中有一份福建晋江法院的《刑事案件的量刑规则》，其中的《盗窃案件细化量刑标准》对于量刑基准的把握和量刑情节的归纳，基本上能够对症于量刑失衡和无法可依的困惑。笔者认为这是量刑技术与情感因素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范本。⒀以下是结合量刑理论对晋江法院的《盗窃案件细化量刑标准》所做出的几个方面的点评：

（一）盗窃罪的量刑依据以犯罪数额为基准。在量刑公正的实体法技术完善争论中，难点与焦点就是寻找科学合理的量刑基准。⒁“在主要以犯罪数额体现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中，一个法定刑幅度必定对应一个犯罪数额幅度。”[12]从个别省份规定的一些量刑指导看来，盗窃罪的量刑基准的把握一般采用“以犯罪数额比对相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量刑基准”。⒂晋江法院的《刑事案件的量刑规则》（以下简称该规则）的第2条即是采用了这个标准：“盗窃犯罪的量刑依据主要以犯罪数额为基准，盗窃二万元以下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盗窃一万元的按判处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为基准线；盗窃二万元以上九万元以下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盗窃五万元的按六年有期徒刑为基准线；盗窃九万元以上的，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上确立量刑基准的规定无疑贯彻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盗窃犯罪同时也是多次犯，盗窃数额和盗窃次数都是决定盗窃案件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在盗窃数额相同的情况下，多次盗窃的社会危害性比一次盗窃的社会危害性大；同理，在盗窃次数相同的情况下，盗窃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也越大。因此，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后，以一次盗窃为本数，剩余的盗窃次数应当转化为从重量刑情节，但这一思想没有在细则中明示。而许霆案件既是数额巨大的典型也是次数众多的范例。具有从重量刑的依据。可见该规则尚有完善的空间。

（二）从估堆到精确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司法过程的不确定性会影响量刑难以达到绝对的均衡。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开宗明义：对于刑罚适用的相关问题应当用几何学的精确度来解释[3]。为实现这个伟大的构想，我国学者赵廷光教授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探索和论证，围绕“依法构建刻度分明的量刑标尺是科学实现刑罚程度的最佳途径”的思路，提出如下设计方案：“将法定刑幅度（空间）划分为200个刻度。保证每个刻度所体现的刑罚量一般不超过1个月的“虚拟徒刑”，以免引起评价误差而导致处罚偏轻偏重的现象。”[13]

然而，从“估堆”悬殊3-5年至“精确”到相差为0.17个月，是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有学者质疑：量刑规范化不等于量刑精密化。因为，精密化的量刑方法通过量刑过程操作的机械化、细则化，从而量刑精密化，最大限度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实现精确量刑的目标，然而这一初衷却违背了法律的本性。正如学者季卫东所言：“为了防止和限制恣意，我国采取了比西方更严厉的措施。其动机或可以理解，但其效果却很糟糕。因为，我国在缩减恣意的同时也压抑了选择，而选择恰恰是‘法律，程序的价值所在。”[14]

上述的担心来源于对赵教授设计量刑刻度的误解。“量刑精确化”原本针对的是“量刑估堆儿”，而并不是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从赵教授发表的《量刑精确制导》一文中可以体会出其目标所指：提倡“量刑精确制导”、“理性评价量刑情节，科学计算罪责程度”。他还反对“地方法院制定抽象的量刑规范”，即，“硬性为各种量刑情节匹配具体刑罚，要求本地法官在量刑时遵照执行。”认为这是倒退到了法国的绝对确定刑时期，是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15]。以上的主张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在规范量刑技术的同时，鼓励法官理性评价量刑情节，在一定限度内发挥自由裁量权，而不是跟着感觉走。

至于量刑精确到什么程度，笔者确有感慨：许多事情，往往是为了追求完美精确，迟迟徘徊不定，不仅耽搁很久，而且因为过于精确，缺少一些韧性和弹性，反倒成为“易碎勿摸”的花瓶。在笔者看来，只要有个相对合理、容易操作、普遍认可的标准可以参照，量刑整体平衡与个案平衡基本上就能找到结合点，就不会出现许霆案件前后量刑差距“悬殊”的状况。

（三）该规则中概括性的酌定量刑情节表达富有创意。本规则中明确列举了法定从轻、法定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以及酌定从轻、酌定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尝试着将“部分酌定情节规范化”，这是弥补立法粗漏缺陷的举措，顺应了司法实践的呼唤。更值得赞赏的是概括性的酌定量刑情节表达富有创意。譬如，该规定第5条：“盗窃犯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作用较小、追赃、退赃、退出违法所得、初犯、偶犯、预交罚金、悔罪、情有可原的、归案后即坦白交代罪行、庭审时认罪态度好及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具有以上三个情节以上的，一般可以考虑从轻处罚或较大幅度从轻处罚。”

本条中引人瞩目的是“情有可原”这个关键词。这一规定展示人性关怀的情感因素，包涵“合情合理”、“事出有因”的旨趣，是目前在其他基层法院的量刑规则中比较少见的一种酌定量刑情节。简单的四个字中隐含着“期待可能性”理论精髓。给予了法官个人情感效应发挥的空间，在遇到诸如被害人过错、被告人情急之举、激情犯罪等案件情形时，。由于行为人不具备法律或者一般人所期待的“合法”可能性，可以考虑从轻或者免除责任的自由裁量空间。联系许霆案件，“情有可原”可以用于解释本案的特殊’情形：即，“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诱发人的欲望——促使许霆犯罪，因此，银行类似被害人，推定金融机构具有一定过错。

“情有可原”的辐射范围主要是犯罪前和犯罪中的情节，是“缘由”、可以“原谅”和“宽恕”之意。关于“事后被害人真实的宽恕是否可以成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的理由”[16]？笔者认为，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态度，是愤怒还是宽恕，对量刑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应是一个可以列举方式表达的法定化酌定情节，可以称为“刑事和解”的前提要件，是事后的一种量刑情节。

联想到有的学者提出建立我国的“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其价值，除了可以满足政治、外交、国防、统战、民族、宗教等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特殊需求外[17]，主要体现在有助于在刑事审判中缓解情与法的冲突，促进刑事个案的量刑公正。而国外许多国家这方面的制度已经比较成熟。⒃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规范这一制度，诸如，“考虑特殊情况的范围，使之富有一定的弹性”；“规范减轻处罚的具体幅度，使之依托基本底线”；“特别减轻的核准权下放到什么级别”等关键问题。⒄

诚如日本学者曾根威彦教授所指出的：“量刑结果最好能够为当事人所预测。但是，准确预测法官的量刑结果在现实中是极为困难的。”[18]对照晋江法院的《盗窃案件细化量刑标准》，我们尝试着对“福建的许霆案”做出量刑的预测。

首先，《盗窃案件细化量刑标准》没有把盗窃对象（金融机构）作为量刑基准之外的排除范围。因此，盗窃金融机构也一样可以比照盗窃数额的多少确定量刑轻重；对照第2条所明确的量刑基准：“盗窃九万元以上的，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3条则明确了量刑幅度，即，“盗窃九万元以上的，每增加一万元，刑期增加一年左右。”许霆盗窃了17万元，至少要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其次，依据量刑细则的第5条“盗窃犯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的规定，并没有说明“盗窃金融机构”就不予以适用的规定，只要“情有可原”的，也一样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当然，根据第7条第2款规定，对被告人的从轻应在订立的基准线的刑期的一半范围内。）故，本案“从轻的结果”是可能判处许霆10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再次，盗窃罪的量刑受刑事政策影响突显无疑。刑罚的运用时常受到犯罪形势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形势严峻的地区或时期刑罚趋重，反之趋轻，所谓“治乱世用重典”。晋江市是经济比较发达，财产性案件多发地区，因此，在制定本细则的第1条中，开宗明义：“盗窃犯罪在本地区属多发性案件，严重危害本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量刑时在依据具体的犯罪数额的基础上，结合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等相关量刑情节从快、从重下判。”

刑事政策、媒体舆论和社会治安形势是法官在量刑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情状，不管它的合理性怎样，实际情况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量刑。随着刑事政策的起伏变化，悄然暗示着一个时期刑事审判的方向。这是具有社会和政治人角色的法官必备的敏感神经。

审时度势，如果晋江法院结合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分析，预测法官可能在“判处许霆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轻考虑。从而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宗旨：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本案社会关注程度高，舆论反响大，法官的情感因素悄然渗透其中，最终影响自由裁量权的发挥。至此，估量“福建的许霆、张霆……”判处的结果既不是无期徒刑也不会是5年有期徒刑，而有可能判处12或者13年有期徒刑。

综上，笔者的结论是：为了追求刑罚实质的公正和相对的量刑均衡，需要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基于量刑技术的要求，需要更加规范立法和程序，需要明确量刑基准，而基于量刑情感因素的要求，法官还需要关注社会伦理规范和公序良俗的基本内涵。

五、量刑的技术与情感的调和

虽然法律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不同于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道德思维，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即使是正义的情感，也不能作为法律的替代。……即使法官是自由的时候，他也仍然不是完全自由，他不得随意创新。他不是一位随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善美理想的游侠。”[6]上述美国写实主义法学家卡多佐大法官的鲜明态度无可质疑地表明：“即使在明确肯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美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受法定标准的引导。”[19]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国内学者推崇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对量刑折扣的规定限制中得到佐证：“允许如果被告人真诚地承认罪行责任，对有罪答辩进行‘量刑打折’，这个折扣能减掉相对较轻罪行67%的刑期和严重罪行14%的刑期。”[19]请注意，“量刑打折”是有严格刻度的。自由裁量权需要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行使，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情感要斟酌地涉及。

“司法过程的逻辑三段论”，意味着逻辑推理过程中需要遵循必要的法律规则和思维方式，这是一个纯粹技术含量的过程，我们通常所言的科学量刑就是量刑技术上的要求，而合理量刑即为合乎情理，具有正当性，这必然蕴涵着对情感因素的考量。由此看来，科学合理地量刑意味着在技术规则的范畴内审

慎斟酌“情感”的正确归位。

我国学者在著作中阐述，“法官在行使量刑裁量权时，应该充分结合犯罪人的主客观情况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具体情况，对犯罪人处以其‘应得’的刑罚。”[20]“应得”的刑罚如何确定？这不仅取决于法官的智慧和良心，取决于法官理性与感性，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法官的量刑技术与情感的调和，而不是技术与情感的缺失与取舍！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公式中对技术与情感的关系做出解读：科学合理的量刑＝量刑技术＋量刑情感。

为保证量刑的公正和均衡，学术界及司法界除了对实体法提出了“量刑阶梯”、“量刑标尺”等技术规范的设想以及采取量刑判例的方式指导司法实践的尝试之外，在量刑程序方面的设计仍然体现出了重视技术与情感之间调和的旨趣。譬如，定罪与量刑分开的模式；增设量刑答辩程序；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等举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英美国家的许多法院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逐步重视在量刑阶段和假释听证阶段进行“被害人影响陈述”的适用。在量刑程序中允许被害人提交影响陈述，可以有效地影响法官的量刑，尤其是允许被害人通过亲自参加量刑听证的方式，会使法官对犯罪后果产生真切的感受，从而更准确的对被告人判处刑罚[21]。而大陆法系的日本2007年6月25日对《日本刑事诉讼程序法典》做了重大修改，修改的主要目的是扩大被害人及其家属在刑事审判中的权利，例如：“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和他们的律师如果得到法官的允许能够参加庭审；被害人可以向案件的证人提问；被害人可以向被告人提问；被害人可以对案件的事实和被告人的处刑发表意见。”……⒅这既是量刑程序上保证公正的举措，也为法官提供了接受情感因素的场景，从而使法官不可避免地因听取“被害人陈述”而对量刑产生影响。这是否预示着情感因素的影响由幕后走到台前，由隐性变为显性考量的趋势？

理性的冷光需要想象和同情的温暖予以调和[22]。量刑的技术和情感并不是对立的两个因素，两者的调和才能实现软硬适度、色彩和谐的量刑合理与均衡。据此，我们已经揭开量刑困惑之面纱：在我国刑法中并非没有罪刑阶梯，而是怎样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的问题；量刑过程中并非缺少技术的成分，而是如何规范量刑趋于合理、达到相对精确的问题；法官并非一定要限制自由裁量权，而是如何把握量刑的技术与情感达到正确归位的过程。而从容驾驭这个过程的是具备精深专业和正义情感的高素质法官。

或许我们有理由展望与追问：在量刑技术与情感铺就的道路上，距离量刑公正与均衡还有多远？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参见归丽华：《论量刑均衡的司法实现》，载《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2002年电子版本，第8页。

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对盗窃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⑶黄冲、王亦君：“8名律师就恶意取款者被判无期案上书最高法院”，《中国青年报》，来源：新浪网．

⑷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关于储户和银行的顺口溜反映了这股潜流：柜员机取出假钱——银行无责；网上银行被盗——储户责任；柜员机出现故障少给钱——用户负责；柜员机出现故障多给钱——用户盗窃，被判无期；银行多给了钱——储户义务归还；银行少给了钱——离开柜台概不负责。

⑸黄冲、王亦君：“8名律师就恶意取款者被判无期案上书最高法院”，《中国青年报》，来源：新浪网．

⑹《广州中级法院关于许霆案前后量刑悬殊的释法答疑》，。

⑺黄冲、王亦君：“8名律师就恶意取款者被判无期案上书最高法院”，《中国青年报》，来源：新浪网。

⑻王琳：“许霆案轻判是司法还是民意的胜利”，《东方早报》，

⑼譬如，在丹尼尔·高曼（DanielGoleman）所著的《EQ》一书中，将情绪定义为“感觉及其特有的思想、生理与心理的状态，以及相关的行为倾向”。他研究的结果表明，情绪、行为、认知就如同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角，三者必须配合而非抗衡，才能使个人身心状态处在平衡状态。转引蔡秀玲、杨智馨著：《情绪管理》，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0月第1版，第127页。

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先生在全国大法官“大学讨论”研讨班上指出，“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要越来越近，不能越来越远。要切实纠正司法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习气和作风，真正体现司法为民。”（吴兢整理：“王胜俊：司法不要搞神秘化”，载《人民日报》2008年8月2日日）

⑾王小喜，安徽人，在泉州打工，与母亲一同生活，母亲病逝后，因为无钱埋葬或者火葬母亲，就采取了“将母亲的尸体装在麻袋里沉于水中”的葬母方式。几天后，尸体被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之后，认为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但其行为涉嫌“侮辱尸体罪”，将王小喜刑事拘留。见2008年11月29日《海峡导报》的相关报道。

⑿倘若法官深受传统观念教育，对此“违反传统美德”的行为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抑或最终的裁判结果也可能会因为同情犯罪嫌疑人的“拮据”、“无奈”的处境，以及稳定社会，平息百姓抱怨，而从轻发落，给量刑从宽处理，或者根本不以犯罪来定。针对此案，网上的舆论开始质疑民政部门的火葬费用过高，百姓葬不起的现状。政府部门承受着一定的压力。

⒀2005年9月9日晋江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刑事案件量刑规则》。这一规则包括四个主体部分和四个附件内容。主体内容分别是：一、量刑的一般规则；二、量刑情节适用规则；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规则；四、个别刑罚适用规则。在附件中分别对“本院受理的所占比例较大的几类刑事案件，包括盗窃、抢劫、抢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案件，制定具体的量刑细化标准，供本院审理具体案件时参照适用”。

⒁关于量刑基准的确定，目前学术界有五种观点：中线论；分格论；形势论；主要原因论；重心论。

⒂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规则》第9条。

⒃如日本刑法典第66条、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62条第2款、台湾地区刑法典第59条、澳门地区刑法典第66条均规定了“刑罚的特别减轻制度”，可见，作为通行的制度，其价值和必要性并不令人怀疑。转引冯卫国；《论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及其完善》，载郎胜、刘宪权、李希慧主编：《刑法实践热点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28页。

⒄学者李立众建议，将酌定减轻处罚核准权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参见：清华法学网站http：///lawtsinghua/index.asp。

⒅参见由《法制日报》及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共同主办《法制资讯》，2008年1月30日出版，第66页。

[1]张庆旭：“数量型犯罪的量刑基准计量研究——兼论贪污罪量刑基准的构建”，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2]李荣：“影响量刑的法官情绪因素研究”，载《刑法实践热点问题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4]孙炜：“论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由二审对量刑不当案件改判引发的思考”，载《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8期。

[5][美]唐·布莱克著：《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6][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陈武能：“法官的天职与良知——重读英国名哲学家培根《论法律》有感”，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9期。

[8][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庞凌：“司法如何介入政治”，载《法学》2002年第11期。

[10]黄京平、李小文、吴江：《媒体干扰审判行为的刑事抗制》，黄京平、韩大元；《宪法学与刑法学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美]安德鲁·冯·赫希，著：《已然之罪还是未然之罪——对罪犯量刑中的该当性与危险性》，邱兴隆、胡云腾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12]周美华、黄应生：“盗窃案件如何规范量刑”，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7年第8期。

[13]赵廷光：《量刑公正的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季卫东：“电脑量刑辩证观”，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

[15]赵廷光；“量刑精确制导”，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

[16]罗猛、温国帅：“被害人宽恕与量刑”，

均衡范文篇6

【关键词】均衡汇率；测定；反思

关于汇率的研究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然而我们对汇率所知仍然有限，关于汇率制度的安排，到目前为止，似乎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能找到其合理存在的理由。人们转而研究均衡汇率，希望能从均衡汇率的研究中探讨汇率误置（misalignment），以期能对各种汇率制度进行评价，对汇率的未来走势作预测。但就失衡的汇率如何走向均衡的文献不多，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看作是考察汇率如何走向其均衡状态的一种方法。本文试图对现有的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考察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多重均衡汇率的存在，可能是各种汇率制度均有其存在的某些理由，从而没有单一的的汇率适用于所有的国家。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并讨论均衡汇率；第二部分讨论均衡汇率的测定；第三部分讨论汇率的失调及可能导致的后果。

一、关于均衡汇率的文献回顾

对均衡汇率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购买力平价理论，而斯坦福大学的纳克斯首先提出了完整的均衡汇率概念：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汇率。斯旺提出，均衡汇率是与宏观经济、内外部经济均衡相一致的汇率，内部均衡是指经济实现了潜在的产出水平，外部均衡是指资本项目实现国家间可持续净要素流动。

国内学者对均衡汇率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一致。姜波克、许少强、李天栋（2004）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均衡汇率的概念：在国际收支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而且是中短期的名义汇率，这样就可以把国内外的货币市场、资产市场都纳入考虑的范围。他们还对均衡汇率进行了分类，认为均衡汇率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区间，区间内币值较低的部分对应着“投资倾向的均衡汇率”，币值较高的部分对应着“消费倾向的均衡汇率”，这样就为汇率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使均衡汇率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工具，从而可以调节总需求，也可以调节总供给。张斌（2004）认为均衡汇率是中长期内与经济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汇率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真实汇率水平调整到与均衡汇率相一致的水平是宏观经济决策的一项核心任务。

以上观点都基于一个假设：经济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均衡点，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均衡汇率存在与否，文献并未从学理的角度给出明确的表述。现有的文献都是根据自身探讨问题的需要出发，来考察均衡汇率的，难免带有主观性。这是其一。

其二，即便对均衡汇率的存在性没有疑义，均衡汇率是否是唯一的也值得探讨。事实上，汇率的动态发展变化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汇率的剧烈的不连续变化促使人们怀疑可能存在“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DANCIURIAK(2003))，单从均衡的角度来讲，可能存在一个低利率的能促使经济增长和稳健发展的“好”的均衡汇率，也可能存在一个利率高、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的“坏”的均衡汇率，它与“好”的均衡汇率可能差异很大，而外部的冲击可能就是促成均衡汇率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变化的原因。目前探讨均衡汇率的文献多数只考虑了“好”的均衡汇率的情形，这是值得商榷的。

其三，均衡汇率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量，需要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估算。一些文献直接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所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但由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存在，而且各国的这一比例差异很大，以购买力平价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是有问题的。

其四，均衡汇率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无论是内外均衡，还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均衡汇率，无疑都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果是这样，就有必要区分是均衡汇率随经济形势而动态变化还是在多重均衡的框架下，从一种均衡状态跳跃到另一种均衡。丁剑平（2002）“在实际操作中，汇率调整何时达到新的均衡点连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

而研究均衡汇率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给汇率寻找一个基准，以期对当前汇率是否失调，其严重程度如何，从而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规避汇率风险。同时，均衡汇率也给私人部门和政府预测汇率未来走势，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参考依据。因此，无论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下，寻找合适的汇率水平，都是央行官员和学界人士十分关心的问题。

正是因为汇率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搞清楚前述四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无法观测的经济变量，均衡汇率的多重性和动态变化，正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绝对优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原因，似乎各种汇率制度安排都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各种汇率制度安排又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其他经济体。

二、关于均衡汇率的测定

最早对均衡汇率进行测定的是Williamson，他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恒等式入手，将经常项目进一步表示为国内总产出、国外总产出和实际汇率的线性函数，在线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求出均衡汇率，其测算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资本项目的均衡水平。

对均衡汇率的计算目前主要有下述方法，第一种是相对购买力平价法，第二种是局部均衡和贸易方程法，其局限是仅仅考虑贸易均衡，第三种是一般均衡的均衡汇率计算方法，其中简约一般均衡计算方法分为大型（Williamson的FEER）和小型（卜永祥的DLR方法）模型。

而IMF的McDonald（1998）提出了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对美元，德国马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有很强的解释力。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利用协整分析方法，直接估计实际汇率与基本经济因素之间的长期的稳定关系，并可进一步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估计短期中汇率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方向和大小，以及调节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张志超（2001）利用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对香港的汇率进行了研究。

这一方法逐渐为国内学者所采用。张晓朴在1998年测算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及失调状况；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Edwards的ERER模型来测算人民币的均衡有效汇率，得到的结论与张晓朴的非常接近。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等经济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来估计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采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

这种方法利用协整分析技术，考虑了数据间可能存在的单位根问题，考察了数据的平稳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伪回归”的问题。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能分析短期中汇率对长期均衡汇率的偏离度，偏离方向，因而能对近期汇率的大致走向有一个了解，并能估计出汇率向其长期均衡水平回归的速度。这里，模型中的均衡汇率是通过寻找与经济的基本面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这样一种汇率来估计得到的。

笔者认为，该方法可能存在几个问题：其一，模型对异方差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如果在汇率的决定过程中，或者说汇率的生成机制发生了变化，比如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度变化，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是不能忽略的。

其二，就协整关系而言，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可能不止一个，可能存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相应的，我们可以估计得到两个或以上的均衡汇率值，那么，我们该以哪一个均衡汇率值为准呢？所幸的是，前述文献中所采用的样本数据都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协整关系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均衡汇率的存在性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得到的均衡汇率，更像是一个样本问题而非经济本身的问题。

其三，在实际汇率与经济的基本面的协整关系探讨中，各种文献所采用的描述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差异较大，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的是贸易条件、政府对非贸易品的花费、贸易限制与交易控制制度、技术进步、偿债率等；张志超（2001）采用的是贸易条件、资源差额、投资率、经济体的开放度等指标；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采用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条件、中国相对技术进步率和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等指标。张晓朴采用的是贸易条件、经济开放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等指标。其协整关系是否和指标选取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四，虽然该方法说明了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也对短期中汇率失衡提供了一个向均衡汇率调整的方向和大小的量度，但是，该方法并未告诉我们失调的汇率是怎样，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向均衡回归的，而这是至关重要的。

三、汇率的失调及其后果

关于汇率如何向均衡汇率回归，现有文献研究得不多。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迪。

事实上，汇率的生成机制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探讨汇率如何内生地走向均衡，不至长期失调。与此相应的，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对均衡汇率的追寻与调整机制的安排。浮动汇率制度认为可以通过汇率的自由浮动，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汇率的短期失衡可以自动地向其均衡水平复归。但事实表明，真正实行完全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并不占大多数，许多宣称实行自由浮动的国家或多或少的都在对汇率进行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汇率安排和汇率管制》中，将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分为八类：第一类，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第二类，货币局制度；第三类，盯住一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第四类，水平带盯住制度；第五类，爬行盯住；第六类，爬行带内浮动；第七类，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第八类，单独浮动。而Fischer(2001)将以上的汇率安排归纳为三种：“硬”盯住制；中间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上述分类方法是基于成员国自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汇率制度安排。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表现来研究其实际上实行的汇率制度，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据汇率波动率、汇率变动的标准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波动率来考察各国实际所实行的汇率制度，将汇率制度分为：浮动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和其他汇率制。他们的研究表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占1/4多。实际上，实行中间汇率制度，使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随经济的基本面的变化而变化，正是汇率向其均衡水平回归的一种制度安排。当然，这种安排并非没有弊病，当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的时候，这种制度可能会难以为继。就均衡汇率而言，外在冲击可能使其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突变，经济在低速增长的趋势中保持均衡。

而固定汇率制度则力图使汇率就稳定在其均衡水平上，或者，将汇率与某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挂钩。当然，这种汇率制度的安排自有其优越性，学术界已经讨论得比较充分（比如姜波克（2001）），这里无须赘言。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安排存在一种潜在的问题，如果所固定的汇率与经济均衡发展所要求的汇率不一致，则它是不能调整到均衡水平的，即它的调节机制僵化。如果在长期内这样的失调得不到纠正，必然会累积潜在的汇率风险，这样的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以一种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比如金融危机。或者，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将这种潜在的风险化解，采用其他的政策措施，比如资本管制等。但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导致经济偏离其最优的发展路径，换言之，经济可能以低的增长速度，高的失业率等方式将这些潜在的风险转化为这样的经济代价。而导致经济低速发展、失业率高等经济问题的原因很多，汇率失调仅仅是其中的可能原因之一，人们也许不会过多关注于汇率的失调对经济的影响，只有当汇率失调成为或者即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的时候人们才会将目光集中于汇率问题。近一段时间来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可能就是这样的例子。

关于汇率失调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比如爆发金融危机，经济严重衰退，或者以更缓和的方式，比如经济增长放慢，以及其他一些潜在损失，学术界更多的是从研究各种汇率制度的绩效来考察的（唐建华，2003），尚需实证支持。

事实上，上述关于汇率失调的潜在后果并不只是针对固定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而关键的问题是哪一种制度安排能有效地低成本地将失衡的汇率向其均衡水平回归。而多重均衡汇率的存在，可能使各种汇率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意味着，现实世界中各种汇率制度都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达到其均衡状态，表现出相对合理性。换言之，也就是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是普适的。

【参考文献】

[1]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合理性——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偏离度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7).

[2]姜波克．汇率制度的选择及政策含义[J]．世界经济文汇，2001，(5).

均衡范文篇7

关键词：纳什均衡价格联盟策略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B2B、C2C、B2C等电子商务模式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快递行业的繁荣。目前国内的快递市场有国营的、民营的还有国际大的快递物流巨头，物流快递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有数据表明，GDP每增加10%，物流就会相应增加30%。此外，随着国内速递市场的不断放开和世界流通领域的进一步活跃和繁荣，快递需求将会更加旺盛。与此同时，消费者的需求也将发生较大的市场分化，物流市场格局会随之变化。我国快递行业的格局主要是三分天下：以联邦快递和UPS为首的外资阵营，主要占据国际业务，运营比较规范但价格较高；以中国邮政EMS为主导的国企阵营，其拥有法规政策优势，邮局网点无所不及，价格也比较高；以“三通一达”为主的民企阵营，野蛮生长、低价灵活、竞争激烈。在这3种主要的格局中，民企阵营在我国的应用范围最广，2008年我国快递行业共有14亿件的业务量，而民企阵营就占据了近70%。“三通一达”是我国民企的代表，也是网购的主要物流合作商，主要包括申通、圆通、中通和韵达。

二、博弈论理论研究

博弈论亦名“对策论”、“赛局理论”，属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博弈论主要是研究人们的策略互动行为。博弈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即人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人们在交往合作中有冲突，行为互相影响，而且信息不对称。博弈论研究如何使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自愿做出大家都遵守和实施的有效制度安排，以增进社会的福利机制。

现代博弈论研究，始自大数学家冯·诺伊曼1928年和1937年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然而，博弈论这门学科的创立，则以冯?诺伊曼和美国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年）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影响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数学家纳什于1950年连续发表了两篇经典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和《讨价还价问题》。次年，又发表了著名论文《非合作博弈》。这一系列论文突破了“零和博弈”的框架，为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的讨价还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博弈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重要贡献表现在3个方面：1.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概念，建立了讨价还价模型。2.对于两人以上的非合作博弈会出现何种结果，给出了一种分析方法，首次提出纳什均衡的概念并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性。它揭示了博弈论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抓住了博弈论研究的关键，其后的理论发展大都是建立在对“纳什均衡”这一核心概念的修正和完善基础之上的。3.给出了谈判理论模型。

然而，纳什均衡的概念毕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仅适用于分析一些静态的非重复性博弈，当用它来分析动态的或重复性博弈时，所得的结果往往过于含糊和笼统。因此，在纳什的基础上，后来的泽尔滕精炼了纳什均衡概念，定义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子博弈完备纳什均衡”（1965），以及进一步刻画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完备贝叶斯纳什均衡”（1975）。而哈尔萨尼则发展了刻画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1967－1968）。他俩进一步将纳什均衡动态化加入了接近实际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为后人继续发展博弈论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模型。

三、“公地悲剧”博弈模型

“公地悲剧”已经成为博弈论中用来描述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经典案例。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常用的一个经典案例，一个村庄有n户农民和一块草地，农民可以在草地上通过养羊谋取收益。如果草地归某户所有，那么只有他才可以自由地在草地上放羊，这时他会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理，选择一个合适的饲养数量，记为q1。如果草地为公地，n户农民都可以在草地上自由地放牧，那么他们会从个人收益最大的原则出发，选择自己最优的饲养数，这时草地上羊的总数等于户农民饲养数目之和，记为q2。q2基于草地的私有性质，它既是符合个人最优，又是符合社会最优的羊的数量。q2基于草地的共有性质，经济学中已经证明不等式q1＜q2成立。从不等式可以看出，尽管q2也符合n户农民的个人最优，但它并不符合社会最优，而且它还导致了放牧的外部不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以此认为，如果草地的产权公有，那么n户农民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会不断地增加羊的饲养量，最终导致公用草地的过度放牧。这就是“公地悲剧”的由来和核心结论。

我们将n户农民养羊数目的确定过程，看作是他们之间博弈的过程，这时符合社会最优的总饲养量将是他们博弈的均衡结果，n户农民会自觉地将饲养量维持在符合社会最优的平均饲养水平，而且认为这一均衡结果会长时期地自觉维持下去，成为n户农民的共同意识，日积月累这种意识就上升为一种无形的制度。这种制度不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它是内生的博弈规则，因而能够实施。

现在将博弈模型假设为：1.有n户农民；2.每户农民养牲畜的数量分别为q1...qn；3.牲畜总数为Q=q1+......qn；4.养每头牲畜的成本是C=4;5；5、每头牲畜的产出V是Q的减函数：V=V(Q)=(q1+......qn)=100-Q。纳什均衡时每户农民尽可能多放牧，即个体利益最大化：

易知，只有当总体利益最大化，即

易知，当Q＝48时，，总体利益最大化时样牲畜的数量是48。

因此，我们得到结论：1.和全村的最优条件相比，纳什均衡时放养的羊的总数太多，全村的草地被过度的使用，即公地悲剧。2.出现这样悲剧的原因是，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相当于面临一种囚徒困境：在总体上有加大资源可能时，自己加大利用则自己得利，自己加大利用但其他人也加大利用时自己不至于吃亏，最终是所有人都加大利用资源，直至不能再加大的纳什均衡水平。3.这说明纳什均衡常常是低效率的，如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数进一步增加，纳什均衡策略的效率会更低。

四、实例研究——网购快递涨价联盟的瓦解

2009年年末，大雪突如其来地袭击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随后，多地大雾弥漫，橙色预警连响多日，油价上涨，有关汽油的税费纷纷恢复。这些导火线意外地“点燃”了一个长期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行业快递行业。11月21日快递公司韵达宣布涨价，23日圆通快递和申通快递宣布涨价，25日中通快递也宣布每票货物涨价2元，续重每公斤涨1元。4家快递公司的涨价幅度均达到20％以上。其中涨幅最大的是申通，市内1公斤以内快递价格从5-8元，跨省快递价格从10元涨到15元，涨价幅度高达50％。至此，主宰民营快递市场(宅送业务)的四大公司(俗称“三通一达”)全部参与快递涨价，形成事实上的“涨价同盟”。而此前，快递价格一直呈逐年下降趋势。1999年快递费需要30几元到20几元，而2009年，只需要几元一单，考虑到物价、人力成本等因素，价格下降幅度之大令人咋舌。表面上，快递公司涨价的理由如出一辙：北方罕见暴雪、南方大雾等天气，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大量货物积压、延误，加上油价上调，快递公司希望通过提价来弥补因此带来的损失，并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服务质量。

但专家认为，除了这些导火索之外，这次集体涨价的真正推手是长期以来的恶性价格竞争。快递业是盈利前景好、门槛不高的行业，这导致很多企业涌入。对于经营水平不高的快递企业来说，这一竞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价格。价格战近几年愈演愈烈，很多快递公司现在是零利润甚至是亏损经营。再加上快递服务同质化的特性，快递市场上的几万家物流公司提供的服务差别很小，更令价格竞争雪上加霜。据了解，在快递行业，5元同城快递已经是“保本”底线，而很多快递公司为了做“协议客户”已经把同城快递的价格压到3-5元，甚至2元，出现“接的多亏得多”的现象。

“三通一达”涨价公告一发出，就在网商中引起轩然大波。大量的网络卖家发出呼吁和号召不该忍气吞声，要团结起来抵制。除了他们(三通一达)，还有10多家快递公司可供网络卖家选择。经过卖家和快递公司的多轮交锋，最终“快递联盟”中的韵达和中通两家率先宣布，针对淘宝卖家的快递价格不会高于此前在淘宝上公布的物流定价。事实上，绝大多数民营快递针对网络卖家的价格仍维持原价，涨价联盟已接近瓦解。快递公司此次只不过是想借天气带来的快递积压问题要挟消费者，形成炒作涨价之势。这和之前的牛奶企业、方便面企业酝酿集体涨价一样，无非是找借口形成行业价格联盟，所以其因利益冲突而土崩瓦解的结果可想而知。

从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预见到这一结局，四大快递公司所形成的涨价联盟属于非合作博弈，他们之间并没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忽视了长期的利益和整个行业的整体利益，由此形成的价格联盟最终势必会因利益冲突而瓦解。

均衡范文篇8

本文以历史发展顺序为时间空间，以刑法价值为评判标准，较详细地阐述了刑事古典学派的报应论和一般预防论，刑事实证学派的个别预防论以及现代西方学者的一体论各自主张的罪刑均衡原则的基本蕴含，同时还论及了一体论在我国刑刑法理论中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罪刑均衡原则报应论一般预防论个别预防论一体论

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刑相适应原则，或称为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但在实行严刑苟罚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罪刑均衡只不过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罪刑均衡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确立的。

罪刑均衡原则之理论基础包括报应主义和功义主义两种学说，功利主义又有规范功利主义（一般预防论）和行为功利主义（个别预防论）之分。报应主义之代表人物康德、黑格尔认为刑罚是对已然之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已然之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主的尺度。其追求的刑法价值观念主要在于公正性。规范功利主义以贝卡里亚、边沁为主要代表，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主张刑罚与初犯可能相性相适应；以龙布罗梭、菲利为代表的行为功利主义摒弃了报应主义关于刑罚与已然之罪相适应和规范功利主义关于刑罚与初犯可能性相适应的罪刑均衡原则，而主张刑罚与再犯可能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生）相适应的罪刑均衡原则。但上述两种功利主义追求的刑法价值观念均主要在于谦抑性。现代出现的融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一炉的一体论，主张的是刑罚与已然之罪（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未然之罪（初犯可能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的罪刑均衡原则。此论追求的刑法价值观念在于公正性和谦抑性。

总之，罪刑均衡原则不仅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随着刑法价值观念的嬗变，其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历史发顺序为时间空间，以刑法价值为评判标准，对罪刑均衡原则的历史发展过程做些探讨，以期推动对此原则的进一步研究。

一、报应论的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均衡原则之理论源头是报应主义。“报应主义源于人类的报应观念，报应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情感，它存在于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文化形态中。”[1]回溯报应刑，作为其源头的报复刑与原始复仇的血缘关系清晰可辨，翻开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度的最早一个文本，无不可见深刻在刑罚上的同态或同害复仇的烙印。[2]因此，报应刑与复仇习惯容易被混淆。但是，报应之取代复仇标志着野蛮的私力救济向文明的国家制裁的让位，是理性正义亦即法的正义对野蛮正义的扬弃。报应是国家运用刑罚对犯进行报复一种法定权力，在有关刑罚根据的诸学说中，报应论是源头最远、路程最长且至今生命力最旺的一种。[3]它是新兴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提倡的刑罚论，由古典学派所主张，因对罪刑擅断的否定和对罪刑均衡的首倡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报应刑论者认为犯罪是刑罚的绝对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刑罚惩罚的是已然的客观的犯罪行为及其所造成的恶果，这种惩罚的过程只有使刑罚与这种已然的客观犯罪行为相均衡原则，才能使社会正义得以实现，这就是最初的罪刑一元均衡。也就是说，报应刑论立足于公平而主张罪刑均衡，认为刑罚的价值在于正义的实现。

在近代刑罚思想史上，报应由经由等害报复[4]到等价报应的裂变。报应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康德是等害报复论的首倡者，他主张刑罚以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相等同为必要。按他的廉洁，便是“如果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你就是偷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打了别人，你就是打了你自己；如果你杀了别人，你就杀了你自己。”[5]他认为，犯罪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实施的违反理性的绝对命令的行为，刑罚是针对犯罪人因犯罪而引起的道义责任所施加的惩罚和报应，是理性的当然要求。正义犹如天平，依照刑法的绝对命令，刑罚必须是对犯罪的“动的反动”。只有依照同害报复的原则，使体现正义报应的刑罚所施加予罪犯的痛苦与犯罪加予被害人的恶害保持数量的绝对等同，才能维持正义和天平的均衡。[6]康德主张报应之刑与已然之罪的绝对等同，这与不受任何限制的罪刑擅断，严刑苛罚相比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与合理性。但是其不合理也在于：首先，犯罪从表现形式到损害形态都是无限的，而刑罚的种类不是无限的，试图在有限的刑罚方式与无限的犯罪形态之间追求害害等同，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选择。其次，犯罪的严重性不仅表现为客观危害而且还表现为主观恶性，将对犯罪的严重性评价仅限于对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或损害形态的认识，而不顾其内在的主观恶性的大小，必然有失公正。例如对故意杀人与过夫致死同处死刑，这只求刑罚与犯罪在客观迫害形态上的等同，不求刑罚与犯罪的主观恶性的相对应，与基于公正而生的社会价值标准相悖。等害报复论对刑罚公正的追求的合理性决定了其精神的可取性，而其所确定的刑罚公正的标准的不合理性又决定了其标准的不可取性。这就注定了它之被扬弃的必然性。

报应刑论的另一代表人物黑格尔，正是对等害报复论的扬弃中，构建了被奉为近现代报应论之精髓的等价报应论。黑格尔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评价，刑罚对犯罪的否定评价的质与量应该与犯罪的质与量相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两者在外在形式或损害形态上的等同，而是两者内在价值的等同，即作为否定评价的栽体的刑罚在是否发动上与犯罪的有无相对应（质的等同）以及作为否定评价栽体的刑罚在所分配的轻重上与犯罪的轻重相等同（量的等同）。由此可见，黑格尔不但继承了康德的刑从罪生的因果报应思想，而且以刑罚等价的命题取代了康德的刑罚等害的命题。犯罪的形态虽然是无限的，但是它的严重性是可以衡量的，而有限的刑罚在严厉性程度上也是可以衡量的，因此，在两者之间追求轻重的对应，具有可行性。同时，由于犯罪的严重性是对犯罪的主客观因素的综合评价，而不是对客观危害形态的单一反映，因此，等价报应论也克服了等害报复论只以犯罪的客观危害形态决定刑罚的片面性。正是如此，在近现代，等价报应论始终被视为报应论之至尊，即使在当代，绝大部分报应论者对报应的理解也未能越出黑格尔式的等价报应的雷池多远。[8]但是黑格尔的等价报应论依然带有等害报复论的某种残余，他反对以犯罪之害决定刑罚的形态，而在反对废除死刑时却又以等害作为论据，即在以犯罪的严重性为内容的抽象的犯罪价值标准中，不包括杀人，而在其以刑罚的严厉性为内容的抽象的刑罚价值标准中，也不包括死刑，与此相对应，黑格尔的刑罪等价并非彻底的等价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主义刑罚学崛起，报应论逐渐失宠。自20世纪中期，人们又开始重新认识报应论的本来面目，并在继承古典报应论的精华的基础上，从新兴的哲学理论中吸取时代的营养，构建具有时代精神的报应学说，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刑罚学家赫希的该当论。[9]在1976年，他代表美国监禁研究委员会出版了《正义的实现——刑之选择》一书，对该当性理论作了深入的论述。这种理论流行于英国国家。该当代的代言人赫希认为，犯罪是一种错误行为，谴责错误行为是一种普通的道德标准，因此犯罪具有应受谴责性；刑罚作为对犯罪这样一种错误的反应，必须具有谴责性；不同的犯罪因严重性不同而在应受谴责性的程度上互不相同，而作谴责犯罪的手段的刑罚因严厉性不同而谴责性不同，按照公正的要求，对错误的谴责程度应与错误的应受谴责性程度相当，因此，作为谴责犯罪的手段的刑罚的严厉性应该与作为谴责对象的犯罪的严重性相当。

该当论在主张刑罚是对已然的犯罪的回顾，刑罚的轻重应该取限于犯罪的轻重方面，与传统报应论颇为相似，因此，它在很多情况下仍被称为报应论。但是该当论与报应论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从赫希的理论来看，该当论在以下方面发展了传统报应论：首先，该当论明确主张刑罚具有预防目的。赫希认为，犯罪具有危害性与应受谴责性，由于有害，并且是一种错误，因此是应受社会谴责的。刑罚有“硬件”与“软件”，“硬件”是“严厉的处理的适用”，亦即给犯罪人造成剥夺与痛苦，“软件”是“谴责的施加”，亦即表达对犯罪的否定。刑罚之所以有要有“硬件”，是因为只有“痛苦的威吓”才能遏制犯罪的发生。刑罚之所以要有“软件”，是因为对错误的谴责是道德的必然要求，该当论明确主张应有预防犯罪的目的，而只是强调不能以预防犯罪的需要为由，对犯罪人适用不该当的亦即超出与其犯罪行为的应受谴责性相均衡的刑罚。

其次，该当论不以害害相报为理念。传统报应论是对刑罚等价的必要性的论证在于，犯罪是一种恶害，刑罚亦给犯罪人以损害，刑罚之害与犯罪之害相当，构成一种害害相抵，正义因此而得到回复。赫希认为，许多犯罪并不给实施者带来利益。刑罚也不像补偿，它不恢复错误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利益，正因此，他才未再从害害相应、恢复利益平衡的角度而是转向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解释刑罚为何须具备给人以损害与痛苦的特性。

最后，该当论实现了罪刑评价标准的完全抽象化，按照该当代，作为刑罚之分配基准的是犯罪的严重性，而严重性以不同犯罪的危害与应受谴责性的大小为统一的抽象的评价标准，作为刑罚之分配的内容的是刑罚的严厉性，而严厉性以不同刑罚的轻重为统一的抽象的评价标准，因此，刑与罪之间的均衡纯系刑量对罪量的均衡，在这种完全抽象化了均衡中，不同犯罪所侵犯的权益的性质只因影响罪量的轻重而影响刑量的轻重，而不直接决定所分配的刑罚的种类。这样，死刑的废除并不会导致对杀人罪的无所谓等价的刑罚可分配。[10]假如杀人罪的轻重排序高于其他犯罪，即它一旦被定为最严重的犯罪，那么，只要对它所分配的是重于其他犯罪的刑罚最高的刑罚，它的刑序与罪序之间便是对应与均衡的。

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赫希，报应论之由等害到等价再到该当的嬗变历史，本身便是报应论者对刑罚的均衡性的标准的不断探求的历史，而且，作为这种不断探求的结果，均衡性的标准也渐趋合理。黑格尔的等价论相对于康德的等害论的合理性不言自明，而赫希以该当论为基础提出的刑罚相当的标准，较之黑格尔的等价标准不但更为合理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报应刑论的罪刑均衡顺应了人类自身的报应情感，满足了人们以公平与正义的渴望，报应刑论是一种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它的罪刑均衡表现的是犯罪对刑罚的本能制约，它要求刑罚应该以犯罪为限度，是一元的罪刑均衡。它的意义在于：（1）使国家刑罚权发动的根据只能依赖于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从而达到了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行使以及刑及无辜的目的；（2）由于犯罪在前，刑罚在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警告，可以加强守法观念，威慑社会上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预防作用；（3）刑罚的量被限制在已发生的犯罪行为及危害后果范围内，这是与罪刑擅断的本质区别，也是人类迈向法治的标志。

二、一般预防论的罪刑均衡原则

一般预防论是刑事古典学派的一个分支，又称为规范功利主义，它的产生晚于报应论，但自问世以来，对刑法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尽管在个别预防论盛行时期曾被冷落，但在当代，随着个别预防论的衰落，“一体论”的兴起，又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中西方刑罚思想史上，一般预防论曾经历了重刑威吓论、古典功利论、多元遏制论的发展演变，其中，重刑威吓论在中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之代表人物商鞅与韩非所力主的重刑威吓论，便是一般预防论的初始形态。商鞅认为，“去奸之本，莫深如严刑”，“禁奸止过，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显然，商鞅不但主张重刑威吓是刑罚的目的，而且希冀通过重刑消灭犯罪而达到“以刑去刑”的境界。[11]韩非也主张刑罚重在杀一儆百的威吓。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不乏类似中国的商鞅的威吓刑论者，古希腊执政宫德拉古将重刑威吓奉为其立法的掼，英国哲学家裴利认为，由是与威吓的目的相适应亦即只要是符合威吓的刑罚，都是正当的刑罚。重刑威吓论奠基于对刑罚之遏制犯罪的功能的揭示之上，标示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已为人类所认识，这是人类认识论史上的一大飞跃，同时，它又蕴含着对刑罚效果的追求，这与只求惩罚不求效果的同害报复相比，具有进步性。但是，重刑威吓论也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在观念上，刑罚越严酷，威慑力越大，这必然容易造成罪刑擅断，刑及无辜。

启蒙时代，一般预防论转向以立法威吓为核心的古典功利论，代表人物有贝卡里亚、边沁等。严格说来，贝卡里亚、边沁并非单纯的一般预防，将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的主要目的。他们认为，刑罚之所以存在，并不仅仅在于它能满足抽象的社会报应观念，刑罚的价值在于追求一定的功利效果，犯罪是恶果，刑罚亦是一种恶害，但刑罚之恶可以防止犯罪之恶，刑罚既可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又可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12]罪刑擅断是重刑威吓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古典功利论反对罪刑擅断而强调罪刑法定。贝卡里亚力主罪刑法定，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13]从此看出，古典功利论因主张立法威吓，反对罪刑擅断，而构成重刑威吓论的扬弃。与重刑威吓论的只求效果相比，古典功利论更重视效益，它认为刑罚应该以遏制犯罪为必要，也只能以遏制犯罪为限度，不能遏制犯罪以及超出遏制犯罪的需要的刑罚都是不正当的，从而将刑罚的效益作为刑罚的决定者。贝卡里亚认为，“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应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4]“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15]“与贝卡里亚相比，边沁明确地把刑罚作为一种损害或者代价，而把刑罚所能收到的效果（遏制犯罪）作为一种收益，强调刑罚的收益必须大于其代价。他认为，“所有刑罚都是损害，所有刑罚都是恶……根据功利原理，如果它终究应该得到承认，那么，便只有在它有希望排除某种更大的损害的范围内才应得到承认。”[16]贝卡里亚提倡刑罚与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均衡，此处的社会危害程度包括犯罪的外部行为及其结果的实害大小外，还包括犯罪的属性。关于罪刑等比相应性的要求，贝氏认为，犯罪因为所侵犯的社会利益不同而存在由重到轻依次排列的阶梯，因此，立法者应该将刑罚也按由重到轻的次序排列阶梯，并将重刑分配于重罪，轻刑分配于轻罪，使刑序与罪序相结合，[17]贝卡里亚主张的罪刑均衡为黑格尔提出的罪刑等价在性质上不同，前者以威慑的需要作为确定罪刑关系的尺度，后者则以报应的满足作为确定罪刑关系的指数。[18]

边沁在设计罪刑均衡时，使追求公正的需要让位于追求一般预防目的的功利需要，认为对犯罪惩罚的严厉程度应当与犯罪的诱发力成正比关系。他从功利主义发展，提出了计算罪刑均衡的主要规则：一、刑罚之苦役必须超出犯罪之利。二、刑罚的确定性越小，其严厉性就应该越大。三、当两个罪行相联系时，严重之罪应适用严厉之刑，从而使罪犯有可能在较轻阶段停止犯罪。四、罪行越重，适用严厉之刑以减少其发生的理由就越充足。五、不应该对所有犯罪的相当之罪适用相同之刑，必须对可能影响感情的某些情节给予考虑。[19]不论是边沁，还是贝卡里亚，都是着眼于功利而推崇罪刑均衡，在他们那里，罪刑均衡只不过是实现这种功利性——阻止犯罪发生的手段而已。自20世界50年代开始，对个别预防论的反思以及对其指导下的刑事实践的不满，导致了一般预防论的复苏，作为一般预防论的形态的多元遏制论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遍及欧美诸国。在美国，帕克与哈格是多元遏制论的力主者。他们在肯定一般预防作为刑罚根据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也承认报应作为刑罚的根据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在多元遏制论者看来，一般预防并非与报应互不相容的两个概念。正因此，当代一般预防论者几乎无一不是一体论者，他们的主要观点以及对罪刑均衡的主张在后面介绍一体论时述及，在此略为提及。

预防论的罪刑均衡表现的是犯罪对刑罚的能动制约，即刑罚不是消极地被犯罪所决定的。它对于犯罪又有一种积极的阻止功能，在犯罪与刑罚的对立当中求得罪刑的均衡。一般预防要求刑罚与遏制一般人犯罪的需要相适应，他们提倡的罪刑等比相应性要求的是刑罚与犯罪的严重性相适应，一般说来，重罪需要重刑，轻罪只需轻刑即遏制犯罪，但是，遏制一般人犯罪的需要与犯罪的严重性不可同日而语，一般预防需要大的犯罪未必是重罪，一般预防需要小的犯罪也未必是轻罪，因为一般预防的需要不只是受与犯罪的严重性有关的因素而且还受与犯罪无关的因素的影响，如犯罪率高低，治安形势好坏等，也是影响一般预防大小的因素。因此，一般预防论所提倡的罪刑等相比相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刑罚与犯罪的严重性相适应之名行刑罚与一般预防的需要相适应之实。

三、个别预防论的罪刑均衡原则

刑事古典学派确立的罪刑均衡原则，在19世纪末，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受到了刑事证学派有力挑战。刑事实证学派是在否定刑事古典学派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刑事古典学派是客观主义刑法理论，那么，刑事实证学派就是主观主义刑法理论，实证学派对犯罪的看法从犯罪行为转向了犯罪人，犯罪本质从社会危害性转换为人身危险性。刑事实证学派主张的个别预防论既因与一般预防论同属于刑罚功利论的范畴而与报应论分庭抗礼，又因注重的不是预防一般人的犯罪而是预防特定的个人犯罪与一般预防论相对立。[20]个别预防论包括矫正论与剥夺犯罪能力论，以及综合论，作为独树一帜的的刑罚根据论，其思想源头几乎与一般预防论同样久远。中国在周代就有了将犯罪者收押于类似于仿曰之多愁善感的场所而予以教育的思想，这与西方的改造或矫正论颇为相似。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戈拉、柏拉图都对个别预防论作过论述，柏拉图的个别预防论核心在于刑罚能够净化罪犯的心灵，康复其精神健康，从而为近、现代矫正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到了现代，矫正论被作为实证学派奠基人之一的菲利发扬光大成为了一种影响巨大的个别预防论。他认为犯罪是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产物。刑罚不应当是对犯罪的报应，而应当是社会用以防卫罪犯威胁的手段。[21]犯罪有如疾病，刑罚是治疗犯罪的药物之一，他将犯罪人分为天生犯罪人、精神病犯人、习惯性罪犯、偶犯与情感犯5类，并主张根据各类犯罪人的特点进行生理、心理与行为等方面的矫治。矫正论认为，刑罚只能适用于有人身危险性且需要运用刑罚予以矫治的犯罪人，而且，刑罚的严厉性应该与矫正的需要相适应，当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消除时，刑罚应该随之解除，而在其人身危险性持续期间，刑罚也应该持续。

个别预防论的另一分支剥夺犯罪能力论在近代早于矫正论而被理论化。贝卡里亚虽是一般预防主义者，但是，他论及了作为个别预防的重要手段的剥夺犯罪能力功能。他不但将“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作为刑罚的目的之一，[22]而且肯定了剥夺再犯能力是实现刑罚的这一个别预防目的的重要途径。实证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龙布罗梭认为，犯罪是遗传与生理因素的必然产物，刑罚应以剥夺犯罪人现犯罪的能力，使之不再犯罪为目的。从剥夺犯罪能力的刑罚目的论出发，他提出，对于未犯罪但有犯罪倾向的人实行保安处分，即预先使之与社会隔离，对于具有犯罪生理特征者予以生理矫治，即通过医疗措施来清除犯罪的动因，将危险性很大的人流放荒岛、终身监禁乃至处死。立足于剥夺犯罪能力论，刑罚的严厉性程度应该取决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即处刑与否及其轻重只能取决于犯罪人的危险性格或其人身危险性。[23]李斯特是融矫正与剥夺犯罪能力于一身的综合论者，在他看来，犯罪既是一个自然而必然的疾病过程，又是犯罪人的本性与外界环境交互影响的产物，他主张“矫治可以矫治者，不可矫治者不使为害”，这是其矫正与剥夺犯罪能力论并重的个别预防论思想的高度概括。

在个别预防论中，无论是矫正论、剥夺犯罪能力论，还是二者并重的综合论，无不是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的出发点。所不同的仅在于，矫正论人向危险性的假定中推出的是运用刑罚对特定的个人予以教育，矫正与改造的必要性；剥夺犯罪能力论则从这一假定中得出了运用刑罚阻止人身危险性外化为危害行为的必要性：综合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可以矫正的具有人身危险性者有必要予以教育、矫正与改造，而对不可矫正的具有人身危险性者有必要予以剥夺犯罪能力。[24]由此看出，人身危险性的有无决定着刑罚的发动与否，人身危险性的性质与大小应该裁量的刑罚和保安处分的性质与份量。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根据的确立，完成了刑事古典学派的刑罚一般化到刑事实证学派的刑罚个别化的转变。但是人身危险性至今没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义。龙布罗梭认为，人身危险性是指天生的犯罪倾向性；加洛法罗认为，人身危险性就是罪犯与社会的不适应性，总之，它是一个预测的，定位于未来的前瞻性的概念，如何准确测定哪些犯罪人有再犯不可能，其人身危险性有多大以及人身危险性在什么情况下才消失？也就是说，人身危险性是一个较难预测的指数，刑罚的份量以此为根据可操作性不大。

以人身危险性为重心的刑事实证学派对于罪刑均衡的认识不同于刑事古典学派。他们摒弃了刑事古典学派中报应论所主张的刑罚与已然之已然相均衡和一般预防论主张的刑罚与初犯可能相均衡的内容，而主张刑罚与再犯可能相适应的罪刑均衡。刑事古典学派确立罪刑均衡依据的是一种客观标准，即刑罚与犯罪的客观因素（行为及其结果）相适应。这种客观标准强调的是行为的危险而非行为人的危险。（行为危险是指实施之行为有发生结果之可能性；行为人危险则指行为人有实施犯罪行为之可能性）。[25]刑事实证学派确立罪刑均衡是一种主观标准，即刑罚应当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由于人身危险主要是指通过犯罪的各种人身特征表现于外的再犯可能性，而这种再犯可能性只能根据犯罪的客观情形加以推断，所以是罪刑均衡的主观标准。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的罪刑均衡，从实质上说是刑罚个别化。

四、一体论的罪刑均衡原则

报应论、一般预防论与个别预防论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刑罚之间的关系，选择各自的刑罚均衡性的标准，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具有或此或彼的局限性与片面性。有鉴于此，当代西方学者在对诸种理论的扬弃、整合中形成了融报应与预防为一炉的刑罚一体论，但是，不同的一体论者在为什么要与怎样将两者相结合问题上所持主张各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一体论或称折衷论模式。

德国学者迈耶按照刑事活动的阶段性讨论刑罚的根据。他将刑事活动分为刑的规定（立法阶段）、刑的量定（审判阶段）与行刑（执行阶段）三个阶段，并认为，在刑的规定阶段，刑罚的根据是报应，即“立法者对轻重不同的犯罪规定相应的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具有报应的意义”；在刑的量定阶段，刑罚的根据是维护法，即“法官审判时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予以确定和量定刑罚，具有维护法律的规定与尊严的意义”；在刑罚的执行阶段，刑罚的根据是个别预防，亦即“行刑机关根据法律与政策对服刑人实行教育改造，使之复归社会，具有预防意义。”因此，迈耶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立法与量刑以报应为根据，行刑以个别预防为根据的报应与个别预防结合论，他将这一理论称之为“分配理论”。

在英语国度，影响最大的一体论者是哈特，他提出了一种较为复杂的一体论模式。[27]哈特认为，讨论刑罚的根据，首先应该将刑法的一般正当目的与刑罚的分配问题区分开来。前者是指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刑罚是一种应该维护的好的制度，刑罚的分配是指个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受刑罚惩罚以及应给其多重的刑罚。刑罚的一般正当目的是功利性的。立法者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是“为了向社会宣告，不得实施这些行为，并确保少发生这样的行为。”这便是把任何行为当作刑事违法行为的一般直接目的。[28]即刑法的目的在于禁止与减少犯罪。刑法规范的适用、包括对什么人施加刑罚与施加多重的刑罚，是属于刑罚之分配的范畴。哈特虽认为刑罚的一般正当根据是功利，但主张报应对刑罚的分配的正当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刑罚的分配必须受制于因犯罪而施加与罪刑相适应的分配原则。哈特认为，只有以预防作为一般目的而又在分配上受制于报应的刑罚才是真正正当的刑罚。在刑罚的分配问题上，他不是持绝对的报应论，认为对刑罚的分配的限制应该只限于阻止无罪施罚与轻罪重罚，而不应排斥特定情况下的有罪不罚与重罪轻罚，即在刑罚是否施加的问题上，按报应要求只将刑罚施加于有罪者，避免基于功利的要求而可能出现刑及无辜，但是，当预防犯罪不需要发动刑罚时，可以不按报应的要求发动刑罚；在施加多重的刑罚问题上，要按报应的要求限制所分配的刑罚的上限亦即所分配的刑罚最重不得超过犯罪的严重性所允许的限度，但可以根据预防需要而分配轻于报应所决定的刑罚。在哈特的一体论中，决定哪些行为应作为刑罚惩罚的犯罪的根据是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决定刑罚应在什么条件下发动与所分配的刑罚的份量的主要根据是报应，但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可以作为免除刑罚发动与减轻所分配的刑罚分量的根据。[29]

美国学者帕克提出了报应限制功利模式，在他的一体论中，一般预防与报应决定着刑罚的发动与否，其相互间构成一种被限制的关系，个别预防对刑罚的发动与否不产生影响，但影响刑罚的分配量。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帕克的一体论模式不详细介绍，对于其他一些模式也不一一介绍。总之，不同的一体论者在报应与功利应该统一的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他们在报应与功利应该如何统一问题上远未完全一致。虽然如此，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一体论逐渐成为了刑事实践的指南，给予了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巨大的影响。表现在立法上的影响包括：（一）刑罚目的多元化。在个别预防论占统治地位时的刑事立法只确认了个别预防的目的，至于一般预防与报应，则没有任何地位。受一体论的影响，英国内务部1977年的工作报告《刑事司法评论》虽然仍将个别预防作为刑罚的目的之一，但不但不再将其作为刑罚的惟一目的，而是将其作为了刑罚最次要的目的。美国1972年版《示范量刑法》还明确规定，“刑罚不得以复仇与报应为根据”，而在此后不久的美国联邦刑法改革草案之一中，刑国的目的便成了“该当、遏制犯罪、剥夺犯罪能力与康复”，从而将该当（报应）列为了刑罚的第一目的，而且将遏制亦即一般预防作为了比个别预防更为优先的刑罚目的。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第43条规定，“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恢复社会公正，以及改造被判刑人与预防新的犯罪发生。”在这条规定中，报应、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均被作为刑罚的目的行为得到了认可。（二）罚刑法定化。在个别预防论指导下，罪刑法定原则被抛弃，然而，报应强调法律是正义的栽体与判断正义与否的准则，一般预防要求刑罚具有确定性与通晓性，而法律是使刑罚确定而为众人所通晓的主要途径，因此罪刑法定是报应与一般预防的共同要求。随着一体论的得势，罪刑法定原则重受青睐。（三）罪刑均衡化或罪刑均衡与个别化相折衷。个别预防强调刑罚的份量取决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刑罚个别化取代罪刑相适应原则。但是，一方面，罪刑相适应是报应论的精髓；另一方面，一般预防论也主张罪刑等比均衡是确保一般预防效果实现的前提，因此，随着以报应与一般预防为主要内容的一体论的得热，罪刑相适应原则重新得到了立法上的认可，刑罚个别化原则退居次要地位。1976年修订的芬兰刑法典第六章第一节补充规定，“刑罚应该与犯罪所涉及的损害与危险以及在犯罪中所表明的罪犯的罪过程度合理均衡地衡量。”1971年修订的瑞士刑法典第63条规定，“法官依行为人之罪责量刑。”这是报应限制功利的一体论模式立法上的反应。1976年修订的德国刑法典第46条规定，“犯罪的罪过（程度）应该是衡量判决的基础。但是，判决也应该考虑行为人将来的生活与行为的影响。

五、一体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其主张的罪刑均衡

我国刑法学者提出了刑罚目的二元论，即刑罚的目的是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犯罪具有双重的属性：作为已然之罪，它主要表现为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相统一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未然之罪，它主要表现为再犯可能与初犯可能相统一的人身危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是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这就是犯罪本质的二元论。立足于此，刑罚作为犯罪的扬弃，其功能应当是具有相应的二元性；刑罚之于已然之罪，表现为惩罚；刑罚之于未然之罪，表现为教育。从刑罚功能再推论出刑罚同化，当然也具有二元性：惩罚之功能表现为报应，教育之功能表现为预防。[30]刑罚目的中的报应与预防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的对立表现在：报应要求刑罚以已然之罪为根据，而预防要求刑罚以未然之罪为基础。但是，报应与预防又具有内在的同一性：（1）报应所体现的社会公正价值和功利所追求的社会功利目标共同服务于刑法的根本任务一一维护社会法律秩序，保障社会公共安全，以实现国家的政治统治。（2）一般情况下，报应和功利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刑罚定量标准。根据对已然之罪的报应要求，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序应当成为决定刑罚轻重的客观标准，在现代刑法学中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仅仅限于于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客观危害，而且也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刑罚轻重应与犯罪的体现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构成对等或对称的关系。根据对未然之罪的预防需要，犯罪分子的犯罪可能性是决定刑罚轻重的主要依据。犯罪可能性实际上就是实证学派津津乐道的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不是空穴来风，其栽体是行为人特定的行为，正是通过行为的中介，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才发生了联系。判断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最主要的依据就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特别是其中体现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一般情况下，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就决定了报应主义的刑罚定量标准与功利主义的刑罚定量标准同样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不一致的非常状态情况下，社会危害性是设定刑罚份量的最主要的依据。在此前提下，由于罪刑相称并不是数学化的绝对相等，而是存在一个相当的可调整区间，在此区间内，则可以根据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对刑罚份量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大限度地达到预防犯罪的功利目的。[31]（3）刑罚的报应价值和功利目标具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刑罚之功利目的的实现必须以报应作为手段。（同一刑罚可以同时包含满足罪犯的赎罪感、恢复社会公正的报应信息和威慑潜在犯罪者、矫正罪犯的功利内涵），报应刑罚在容纳功利刑罚的同时又能为功利刑罚确定公正而有效地实现刑罚功利目标的合理限度。因此，刑罚的报应价值对于实现刑罚的功利目标具有手段意义。（4）报应的效应涵盖了功利的内容，并且成为其必要前提和基础；公正报应产生的赎罪效应是刑罚特殊预防的必要前提；公正报应产生的强化道德禁忌和社会规范的效果是刑罚一般预防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报应和功利存在对立的一面，又存在统一的一面。

既然预防和报应能够兼容，又由于西方的诸种一体论各有其合理性，又有一些不足之处，对于一体论的重构就存在必要性。在八十年代末，陈兴良先生与邱兴隆先生合著的《罪刑关系论》中提出了的应与功利相结合的一体论刑罚根据论。此论主要观点为：（1）报应是刑罚的公正性所在，功利是刑罚的效益性所依，正当的刑罚应该公正地追求效益，因此，刑罚的正当根据是报应与功利的统一。（2）为了实现报应与功利的统一，施加刑罚的条件应该是“刑从罪生与刑需制罪相结合”，可施加的刑罚的份量应该受制于“刑当其罪与刑足制罪相结合”。（3）在立法上，决定什么样的行为应受刑罚惩罚与应受多重的刑罚惩罚时，应以一般预防为主要根据。（4）在审判中，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是报应，但定罪量刑是依法进行的，而以一般预防为主要根据，而是量刑应兼顾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需要，从而同时考虑了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指导意义。（5）刑罚的执行以个别预防为主要根据，但行刑又兼顾了报应与一般预防的要求。关于报应与功利如何整合，多数学者赞同报应限制功利的规则。梁根林先生认为，在以报应为基础的社会正义观念还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判断的现代社会，报应观念始终应当是确定刑罚限度的决定性的依据。国家对罪犯确定和适用刑罚，首先应当考虑报应的需要，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确定相当的刑罚，在此基础上，然后再根据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在报应刑罚所许可的刑罚区间内对刑罚量进行调整，使刑罚量尽量适应消除人身危险状态，实现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的功利目的的需要。[33]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刑罚量的设定，既要回顾已然之罪，又要前瞻未然之罪。对于已然之罪，应从惩罚、报应的立场出发，设定与社会危害性相当的刑罚；对于未然之罪，应从预防犯罪的功利立场出发，设定符合消防人身危险性需要的刑罚。但刑罚对未然之罪的预防必须通过对已然之罪的适用刑罚才能发生作用。因此，为满足预防犯罪之需要，只能在报应观念所允许的对已然之罪适用的相当刑罚区间内调整刑罚，使对已然之罪的报应性惩罚和对未然之罪的功早性预防达到和谐统一，从报应的一元均衡到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论的一元均衡，再到一体论的二元均衡的发展历史，是刑法学者们对刑罚均衡标准不断探求的历史，今天的均衡由于刑法学者的不懈努力而达到了较为合理的境界，这对于保障个人权利和保护社会秩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怎样理解罪刑均衡？通俗的解释是重罪重刑、轻罪轻刑，但是，重罪、重刑、轻罪、轻刑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而是一个抽象的标准。笔者认为，一方面，是把所有的犯罪放到一个尺度里面，这个尺度叫作犯罪的严重性。综合评价各种犯罪的严重性以后，按轻重次序排一个序列。另一方面，刑罚也一样，将所有的刑罚方法放到一个尺度里面，这一尺度叫刑罚的严厉性。将严重性与严厉性分别划分等级，使得两者在轻重次序上相对应。所谓罪刑相适应，就是二者之间的这种轻重次序的对应关系。因此罪刑相适应只提供了一个模糊的而非具体的标准，强调的只是罪与刑在轻重次序上的相对对应，亦即最重的犯罪应该受到最重的刑罚，不论最重的刑罚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只要把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严禁对轻罪适用重刑，对重罪适用轻刑，讲求次序对等，就是罪刑相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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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法律出版社，2000.11

[3]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法律出版社，2000.10

[4]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康德的报应论是等量报应。邱兴隆认为：康德的“等量”不是刑量与罪量的对等，而是刑罚所给犯罪人造成的损害与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相对应，换言之，康德并未将犯罪与刑罚量化，而是将刑罚对称止于损害形态的对称。因此，与其将康德称为“等量”报应论者，还不如将其称之为等害报复论者更贴切。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道理，因此本文也称：“等害报复”。

[5][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165

[6]梁根林.刑罚结论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6

[7]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法律出版社，2000.17

[8]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法律出版社，2000.18

[9]邱兴隆博士认为，将英语的Deservedness译为“该当”，而不是采通译“功过”，原因在于，Deservedness的本意是指让人得到其该得到的报偿。在有关伦理学著作中译本中，被译为“工过”，可能是取得善恶各得其所之意。但在刑罚学中，Deservedness强调的是作出一种恶的犯罪之所应得的报应，侧重于罪有应得，而几乎不包含善有善报之意。“该当”一词晚能突出刑罚学术语的特定含义。它与“犯罪构成的该当性”中的“该当”不同，“犯罪构成的该当性”中的“该当”是从日本文中的汉字直接借用过来，意思是“符合”，即“犯罪构成的符合性”。

[10]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法律出版社，2000.25

[11]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法律出版社，2000.77

[12]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45

[13][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1

[14][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5

[15][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7

[16]转引自邱兴隆.关于惩罚哲学——刑罚根据论[M].法律出版社，2000.84

[17][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6

[18]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57

[19]陈兴良.刑法的价值基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09

[20]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法律出版社，2000.158

[21][意]菲利著.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14

[22][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2

均衡范文篇9

【关键词】均衡汇率；测定；反思

关于汇率的研究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然而我们对汇率所知仍然有限，关于汇率制度的安排，到目前为止，似乎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能找到其合理存在的理由。人们转而研究均衡汇率，希望能从均衡汇率的研究中探讨汇率误置（misalignment），以期能对各种汇率制度进行评价，对汇率的未来走势作预测。但就失衡的汇率如何走向均衡的文献不多，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看作是考察汇率如何走向其均衡状态的一种方法。本文试图对现有的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考察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多重均衡汇率的存在，可能是各种汇率制度均有其存在的某些理由，从而没有单一的的汇率适用于所有的国家。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并讨论均衡汇率；第二部分讨论均衡汇率的测定；第三部分讨论汇率的失调及可能导致的后果。

一、关于均衡汇率的文献回顾

对均衡汇率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购买力平价理论，而斯坦福大学的纳克斯首先提出了完整的均衡汇率概念：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汇率。斯旺提出，均衡汇率是与宏观经济、内外部经济均衡相一致的汇率，内部均衡是指经济实现了潜在的产出水平，外部均衡是指资本项目实现国家间可持续净要素流动。

国内学者对均衡汇率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一致。姜波克、许少强、李天栋（2004）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均衡汇率的概念：在国际收支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而且是中短期的名义汇率，这样就可以把国内外的货币市场、资产市场都纳入考虑的范围。他们还对均衡汇率进行了分类，认为均衡汇率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区间，区间内币值较低的部分对应着“投资倾向的均衡汇率”，币值较高的部分对应着“消费倾向的均衡汇率”，这样就为汇率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使均衡汇率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工具，从而可以调节总需求，也可以调节总供给。张斌（2004）认为均衡汇率是中长期内与经济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汇率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真实汇率水平调整到与均衡汇率相一致的水平是宏观经济决策的一项核心任务。

以上观点都基于一个假设：经济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均衡点，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均衡汇率存在与否，文献并未从学理的角度给出明确的表述。现有的文献都是根据自身探讨问题的需要出发，来考察均衡汇率的，难免带有主观性。这是其一。

其二，即便对均衡汇率的存在性没有疑义，均衡汇率是否是唯一的也值得探讨。事实上，汇率的动态发展变化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汇率的剧烈的不连续变化促使人们怀疑可能存在“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DANCIURIAK(2003))，单从均衡的角度来讲，可能存在一个低利率的能促使经济增长和稳健发展的“好”的均衡汇率，也可能存在一个利率高、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的“坏”的均衡汇率，它与“好”的均衡汇率可能差异很大，而外部的冲击可能就是促成均衡汇率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变化的原因。目前探讨均衡汇率的文献多数只考虑了“好”的均衡汇率的情形，这是值得商榷的。

其三，均衡汇率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量，需要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估算。一些文献直接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所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但由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存在，而且各国的这一比例差异很大，以购买力平价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是有问题的。

其四，均衡汇率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无论是内外均衡，还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均衡汇率，无疑都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果是这样，就有必要区分是均衡汇率随经济形势而动态变化还是在多重均衡的框架下，从一种均衡状态跳跃到另一种均衡。丁剑平（2002）“在实际操作中，汇率调整何时达到新的均衡点连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

而研究均衡汇率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给汇率寻找一个基准，以期对当前汇率是否失调，其严重程度如何，从而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规避汇率风险。同时，均衡汇率也给私人部门和政府预测汇率未来走势，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参考依据。因此，无论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下，寻找合适的汇率水平，都是央行官员和学界人士十分关心的问题。

正是因为汇率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搞清楚前述四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无法观测的经济变量，均衡汇率的多重性和动态变化，正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绝对优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原因，似乎各种汇率制度安排都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各种汇率制度安排又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其他经济体。

二、关于均衡汇率的测定

最早对均衡汇率进行测定的是Williamson，他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恒等式入手，将经常项目进一步表示为国内总产出、国外总产出和实际汇率的线性函数，在线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求出均衡汇率，其测算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资本项目的均衡水平。

对均衡汇率的计算目前主要有下述方法，第一种是相对购买力平价法，第二种是局部均衡和贸易方程法，其局限是仅仅考虑贸易均衡，第三种是一般均衡的均衡汇率计算方法，其中简约一般均衡计算方法分为大型（Williamson的FEER）和小型（卜永祥的DLR方法）模型。

而IMF的McDonald（1998）提出了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对美元，德国马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有很强的解释力。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利用协整分析方法，直接估计实际汇率与基本经济因素之间的长期的稳定关系，并可进一步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估计短期中汇率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方向和大小，以及调节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张志超（2001）利用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对香港的汇率进行了研究。

这一方法逐渐为国内学者所采用。张晓朴在1998年测算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及失调状况；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Edwards的ERER模型来测算人民币的均衡有效汇率，得到的结论与张晓朴的非常接近。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等经济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来估计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采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

这种方法利用协整分析技术，考虑了数据间可能存在的单位根问题，考察了数据的平稳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伪回归”的问题。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能分析短期中汇率对长期均衡汇率的偏离度，偏离方向，因而能对近期汇率的大致走向有一个了解，并能估计出汇率向其长期均衡水平回归的速度。这里，模型中的均衡汇率是通过寻找与经济的基本面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这样一种汇率来估计得到的。

笔者认为，该方法可能存在几个问题：其一，模型对异方差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如果在汇率的决定过程中，或者说汇率的生成机制发生了变化，比如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度变化，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是不能忽略的。

其二，就协整关系而言，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可能不止一个，可能存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相应的，我们可以估计得到两个或以上的均衡汇率值，那么，我们该以哪一个均衡汇率值为准呢？所幸的是，前述文献中所采用的样本数据都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协整关系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均衡汇率的存在性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得到的均衡汇率，更像是一个样本问题而非经济本身的问题。

其三，在实际汇率与经济的基本面的协整关系探讨中，各种文献所采用的描述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差异较大，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的是贸易条件、政府对非贸易品的花费、贸易限制与交易控制制度、技术进步、偿债率等；张志超（2001）采用的是贸易条件、资源差额、投资率、经济体的开放度等指标；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采用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条件、中国相对技术进步率和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等指标。张晓朴采用的是贸易条件、经济开放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等指标。其协整关系是否和指标选取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四，虽然该方法说明了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也对短期中汇率失衡提供了一个向均衡汇率调整的方向和大小的量度，但是，该方法并未告诉我们失调的汇率是怎样，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向均衡回归的，而这是至关重要的。

三、汇率的失调及其后果

关于汇率如何向均衡汇率回归，现有文献研究得不多。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迪。

事实上，汇率的生成机制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探讨汇率如何内生地走向均衡，不至长期失调。与此相应的，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对均衡汇率的追寻与调整机制的安排。浮动汇率制度认为可以通过汇率的自由浮动，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汇率的短期失衡可以自动地向其均衡水平复归。但事实表明，真正实行完全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并不占大多数，许多宣称实行自由浮动的国家或多或少的都在对汇率进行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汇率安排和汇率管制》中，将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分为八类：第一类，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第二类，货币局制度；第三类，盯住一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第四类，水平带盯住制度；第五类，爬行盯住；第六类，爬行带内浮动；第七类，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第八类，单独浮动。而Fischer(2001)将以上的汇率安排归纳为三种：“硬”盯住制；中间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上述分类方法是基于成员国自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汇率制度安排。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表现来研究其实际上实行的汇率制度，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据汇率波动率、汇率变动的标准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波动率来考察各国实际所实行的汇率制度，将汇率制度分为：浮动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和其他汇率制。他们的研究表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占1/4多。实际上，实行中间汇率制度，使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随经济的基本面的变化而变化，正是汇率向其均衡水平回归的一种制度安排。当然，这种安排并非没有弊病，当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的时候，这种制度可能会难以为继。就均衡汇率而言，外在冲击可能使其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突变，经济在低速增长的趋势中保持均衡。

而固定汇率制度则力图使汇率就稳定在其均衡水平上，或者，将汇率与某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挂钩。当然，这种汇率制度的安排自有其优越性，学术界已经讨论得比较充分（比如姜波克（2001）），这里无须赘言。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安排存在一种潜在的问题，如果所固定的汇率与经济均衡发展所要求的汇率不一致，则它是不能调整到均衡水平的，即它的调节机制僵化。如果在长期内这样的失调得不到纠正，必然会累积潜在的汇率风险，这样的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以一种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比如金融危机。或者，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将这种潜在的风险化解，采用其他的政策措施，比如资本管制等。但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导致经济偏离其最优的发展路径，换言之，经济可能以低的增长速度，高的失业率等方式将这些潜在的风险转化为这样的经济代价。而导致经济低速发展、失业率高等经济问题的原因很多，汇率失调仅仅是其中的可能原因之一，人们也许不会过多关注于汇率的失调对经济的影响，只有当汇率失调成为或者即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的时候人们才会将目光集中于汇率问题。近一段时间来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可能就是这样的例子。

均衡范文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依法治教、优质均衡、软硬件并举”的原则，遵循“统一规划、城乡共进、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积极推进”的工作方针，以义务教育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为核心，以改善农村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为重点，以加强和改善教育教学管理为途径，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实现县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水平基本均衡，每个适龄儿童、少年都能接受基本均等的义务教育，努力使我县教育整体水平步入健康持续发展轨道。

二、发展目标

用3至5年时间，基本实现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布局合理化、办学条件标准化、师资配置均衡化、教育管理精细化、教育评价科学化、教育质量优质化，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一）学校布局合理化。在遵循教育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使永久性保留学校服务范围恰当，办学规模适当，学校布局和规模满足生源变化的需求。

（二）办学条件标准化。按照国家规定的学校建设标准，积极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区域内城乡各学校校舍、常规教学设施、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后勤保障设施等达到规定的标准。

（三）师资配置均衡化。教师编制符合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区域内城乡教师定期交流形成制度，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落实，教师学历达标、专业对口、学科配套，各学校师资水平均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四）教育管理精细化。积极构建符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际需要的教育管理制度体系，用科学、规范、人文化的管理制度，促进义务教育健康、快速发展。

（五）教育评价科学化。学校、学生、教师、教学四位一体的有利于全面素质教育的科学评价制度基本建立，评价结果得到有效应用。

（六）教育质量优质化。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三、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缩小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1、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学校布局要统筹考虑人口变化、城乡发展等因素，重点建设乡镇中心学校、乡镇小学和实验中小学，规范建好农村寄宿制完全小学，优化调整初小和教学点，确保学校布局适应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

2、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遵循“统一布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质量标准、统一装备水平”的原则和“规范、实用、安全”的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将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纳入新农村及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同步建设，重点加快薄弱学校改造，重点解决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生活设施不配套、村级小学办学条件简陋等问题。统筹整合本区域内文化体育、扶贫开发、教育等建设项目，建立学校建设项目库，实现项目资源共享共建。逐步配套小学、初中教学设备设施，加强运动娱乐场所建设，全面改善学校教育教学条件。

3、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加快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构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远程教育、终身学习的管理服务平台。在“校校通”的基础上，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到2012年基本实现“班班通”。加强薄弱学校图书室的配备和实验室、计算机室等功能性教室建设，提高实验仪器设备和图书的装备水平。建立农村中小学教师现代教育技术能力培训机制和工作常规，加大资源开发整合力度，丰富学科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校际共享。大力推动现代化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在教师培训中的作用，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水平。

（二）实施“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工程”，实现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师资水平的基本均衡

1、加强校长队伍建设，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完善中小学校长选拔任用制度和考核办法。积极推行中小学校长选任制、任期目标责任制、校长定期交流制。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5年的中小学校长原则上应在县域内交流轮换。多形式、多途径组织开展校长培训提高活动。有计划地安排薄弱学校校长到优质学校挂职、培训。定期组织评选“名校长”活动，不断提高校长管理水平。

2、健全教师补充、交流机制。加强全县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合理核定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从严控制城镇学校编制，促进教师资源向农村倾斜。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津贴制度，鼓励农村教师安心基层工作，引导城镇学校富余教师向农村缺编学校流动。每年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招聘20—30名优秀者充实到农村中小学任教，从城镇选择优秀青年教师到边远乡村学校定期讲学支教，从农村挑选部分教师到县内外其他示范学校学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晋升高级职称以及参评优秀教师、省市级名师、特级教师应有在农村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的经历。

3、加强教师培养提高工作。完善教师培养、评价体系，建立教师学习提高长效机制。设立教育教学成果奖和突出贡献奖，开展名教师评选活动，重奖教育教学优秀教师和先进单位。建立教师绩效工资考核评价办法，充分体现优绩优酬。建立教师培训提高档案和考核办法，加大教师教学能力的检测评估，使每位教师都能适应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需求。持续培训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和弱科教师，每年暑假、寒假挑选100—200名教师参加省市培训。加强校本培训，帮助农村教师提高学历水平，到年，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100%，高一层次学历比例达到50%。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建设一支师德高尚、敬业爱岗、业务精湛、治学严谨的教师队伍。

（三）实施“义务教育质量提高工程”，让每一个学生享受到公平优质教育

1、切实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创新德育工作方式，增强德育工作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吸引力。加强德育基地建设和管理，提高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健全德育工作队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正。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资源的作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紧密配合的德育工作格局。重视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健康、文明、积极向上、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品质和学习习惯。

2、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落实国家学科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大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坚持因材施教，尊重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3、突出教学工作中心。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任务，切实加强教学薄弱学校和薄弱学科建设。采取面向薄弱学校送课上门、定向培养紧缺学科教师、选派教学管理干部和学科带头人等办法，改善薄弱学科教学现状，帮助薄弱学校提高教学质量。

4、促进学校特色发展。深入开展“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保证中小学生每天1小时的体育锻炼，实施“走进艺术”教育计划，提高学生体育艺术素质，弘扬传统文化，努力创造条件让中国传统文化瑰宝进入课堂。建设一批体育、艺术、科技、书法等特色学校，培养学生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把学校建设成“书香校园、艺术校园、科技校园、快乐校园、平安校园”。

（四）实施“义务教育关爱工程”，保障弱势群体接受义务教育权利

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共同负责，依法保障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都能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

1、完善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切实做好“两免一补”工作，严格按政策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本费、杂费和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住宿费。逐步扩大困难家庭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范围，提高补助标准。认真落实贫困生资助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切实帮助特困家庭子女、残疾学生、单亲孩子、孤儿接受义务教育。

2、有效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加强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管理，完善流动人口义务教育档案和学籍管理制度。对流动人口就学对象坚持“相对就近、免试入学、一视同仁”的原则，落实就读学校，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建立政府统筹、相关部门、社区和农村基层组织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在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3、依法保障特殊教育。将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不断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就学保障，完善普通教育学校接受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办法，提高残疾儿童教育普及程度，确保残疾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

（五）实施“义务教育规范管理工程”，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管理机制

1、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完善义务教育学生就近入学、免试入学制度。县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合理确定每所学校的就近接收学生范围，并向社会公布。学校要按照规定接收学生，不得采取或变相采取考试、测试、面试等形式选拔学生，不得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的依据。进一步改革高中招生制度，逐年加大普通高中指令性计划直接分配到各初中的比例。

2、深化评价制度改革。建立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学校评价体系，不断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学生学习和成长的综合评价体系，不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建立和完善教师发展性评价体系，不断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和素质教育导向机制，不断促进素质教育全面实施。

3、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重点、等级称号评选等活动。学校应当按照随机原则合理编班，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学校和教师不得增加考试科目的课时或者减少非考试科目的课时，不得利用假期、公休日、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强制补课，不得动员、组织本校学生参加社会力量举办的文化课补习班。违反规定的，视情节分别给予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行政处分的处理。

4、强化学校安全工作。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工作的长效机制，加大学校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强化交通安全、校车安全、消防安全、寄宿安全、食品卫生安全、水上安全、大型活动安全和心理健康教育等管理，保障师生的人身安全。

5、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强宣传，提高全社会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动员社会各界关心和参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推动社会各部门密切配合，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关心支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保障机制

1、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坚持“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完善教育优先发展的机制，深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改革。落实教育投入的“三个增长”，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本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不低于中央规定的基准定额，确保教师培训专项经费按教职工年工资总额的1.5%和城市教育费附加的5%足额纳入财政预算，集中管理和使用。义务教育学校经费实行“校财局管”，加强对各项教育经费的统筹，调整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优先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所需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