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范文10篇

技术哲学范文篇1

一、1975-2000年欧美技术哲学研究概况

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大陆就成立了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学会（SocietyforPhenomenologyandExistentialPhilosophy，1962年；简称SPEP），此后不久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女性哲学学会（SocietyforWomeninPhilosophy，简称SWP），几乎同时，哲学与技术学会的雏型也已形成。1975年SPT在北美正式成立，前任副主席费雷认为，这是美国从事技术哲学研究的确切起点[1]。皮特认为SPT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对技术哲学领域做出了贡献，使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与以往大不相同”，“它为这个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讲坛”[2]。SPT几乎每年都发起两次国际会议，出版有关系列丛书，其论文是从大量的稿件中筛选出来的。SPT还创办了一个新的电子学期刊(Technē)，这使得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者会聚一堂，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加强了学术研究，并明确了此领域的研究核心及方向。因此皮特认为，“这些都是(SPT)好的方面”，“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使技术哲学的工作得以质的提高”。[3]

米切姆在回顾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时，对技术哲学的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进行了评论。他在《技术思考》（1994年）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讨论[4]，并在《超技术哲学评述》（1995年）中再一次做了分析。他指出，工程技术哲学(EPT)以技术思想和活动作为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范式，并试图以技术术语来阐释所有的非技术的思想和活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HPT)则相反，认为技术思想和活动只是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个方面和层面，应该寻求把技术限定在一个更宽泛的框架之内[5]。

的确，在一百多年前，当工程师试图对他们自身的工作进行哲学思考并赋予工程技术工作以普遍意义的时候，技术哲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活动开始出现。一些工程技术哲学专家，诸如卡普(E.Kapp)、莫泽(S.Moser)、邦奇(M.Bunge)、佩特罗斯基(H.Petroski)，不但从普遍意义上对其自身的工作进行思考，把技术看作是不同于科学的存在，从而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上的和政治上对技术进行分析，而且，他们还成功地反击了由刘易斯·芒福斯、马丁·海德格尔、雅克·埃吕尔等哲学家提出的人文主义技术批判。因此，米切姆承认，在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精神鼓舞下，工程的应用哲学，尤其是工程的应用伦理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目前，工程技术哲学的这种繁荣景象，在生物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等相关领域十分明显[6]。

费雷是较早的一位研究“技术与价值”的技术哲学家。自1975年即SPT成立时起，费雷便与技术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实际上，早在60年代他就已产生了进入技术哲学领域的动机。后来，在普度大学，他开设了“技术与价值”的课程，研究产生环境危机的根源。他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技术必定是由人类价值（喜爱、害怕、希望等等）所促进产生的”；第二，“技术依赖于人类的知识”。于是，“在人类与地球之间最为脆弱的临界点上——我发现了基本价值与基本知识之间的实际应用——宗教和科学潜在的知识领域——对环境影响产生了极大的冲击”[7]。

唐·伊戴在《1975-1995年间的技术哲学》一文中，回顾了技术哲学的进展与变迁。他认为，与欧洲大陆的SPEP及SWP相比，SPT的发展是相对较缓的。SPEP的规模在90年代已扩大了4倍，拥有1400人；这一学派的理论代表人物已完成更替，现在的领导者大都比最初的创始人年轻。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SWP之中，它声称拥有2000人，其中包括持各种观点的女权主义者。而SPT则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它不足300名人员，而大部分领导者仍是80年代初的面孔。总之，伊戴认为，SPT虽历经20余年的发展，“却仍然没有与那些资历比他老一些的组织进行接轨”；在研究领域方面，欧洲大陆的SPEP和SWP学派有着更宽泛的研究视野，而SPT所关注的范围则比SPEP和SWP要狭窄得多[8]。

弗里德里奇·拉普在分析欧洲大陆20年来技术哲学发展时，认为德国的技术哲学的讨论中心，主要集中在整体哲学上。虽然技术哲学仍然属于一个边缘领域，但人们对它的兴趣正日渐浓厚，尤其是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接受并认可了它。拉普认为，20年来，德国的技术哲学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目前它比前20年复杂多了。造成这种多样性的原因，是因为近年来这一领域的许多出版物并非是有关技术哲学的专著，这也正是德国在这一领域呈现的一种技术哲学研究多元化的倾向。与此同时，与之相关的边缘领域——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大多是倾向于实践方向的非理性的、非思辨性的领域——则是开放的。比如，罗普(G.Ropohl)曾运用理论体系方法研究技术，试图在哲学与社会学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此，他提出了能够引导技术创新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体系，以期建立一种成熟的并能加以控制的技术创新发展方法[9]。

也许是由于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技术哲学在法国沿着与德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在法国没有惟一的标准的解释，有的是一种宽泛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说，一种更为积极的对待技术的态度引导了一种更为乐观的技术哲学。西蒙顿(Simondon)赞成把现代技术与文化相结合。莫斯科维西(Moscovici)则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和思想，认为不是技术体系而是劳动发明，即一种方法论倾向的创造活动，是现代技术的本质。而埃吕尔则仍然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是技术变化中所有蕴含在其中的力量，导致了人类的异化和对自然的破坏[10]。

对于技术哲学在最近的25年中是否取得了进步这一问题，杜尔宾在《技术哲学取得的进步：相对视角的分析》一文中进行了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他认为，“技术哲学的确取得了进步，但它是有限的”[11]。在2000年发表的《世纪末25年的SPT：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一文中，他又总结到：“像科学进步一样，也存在着哲学的进步，并且这是建立在其它学科基础之上取得的哲学进步”，但同时，他也承认，“衡量这种学术进步的标准受到了质疑”[12]。

但不论怎样，有一点是明显的，即欧美技术哲学25年来的发展，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各有其不同表现及特点。当然，从不同中也可发现一些共性。比如，在研究方法上，欧美技术哲学呈现出由单一性研究向多元性研究转向的趋势；从研究的领域看，欧美技术哲学大都把视野转向了某些新兴的学科领域，也就是说，技术哲学近来形成的某些特定领域，正在向学术团体讨论的中心集中，这些新领域包括生态学、技术全球化、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多媒体、医疗技术、基因工程等。欧美技术哲学家坚信，“如果启开新视野对这些主题进行考察，就一定会产生特定的有待哲学来回答的哲学问题”[13]。

二、欧美技术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分享欧美技术哲学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发现困扰着欧美技术哲学的一些问题：

1.技术哲学需要统一标准、统一范式

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技术哲学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统一范式。与许多技术哲学家一样，皮特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感受。这里统一的标准是指从事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共同的始点，“比如科学哲学，其统一性可能始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也可能始于卡尔纳普的《科学的统一》，而就现代跨学科领域中的科学研究而言，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统一始点。而对于技术哲学来说则没有这样的始点”，皮特认为，技术哲学尚没有我们一致认为可以或能够必读的东西，“即使有一些可读，但我们却不能同意其提出的基本原则”[14]。

当然也有为满足这种统一标准的要求而试图做出尝试的，或为弥补这一空缺而去创造某一事物。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一书就被认为如此。但皮特认为这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时髦、一种崇拜物，而不是一篇重要的哲学文章。他解释说，“拒绝海德格尔作为合法的统一标准的候选人，原因就在于其不可理解的文章。但是拒绝海德格尔作为统一标准并不是拒绝现象学作为一个合法的哲学方法；如果被睿智而善于表达的实践者加以运用的话，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围绕技术而产生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就像在唐·伊戴的作品中所体现的那样。虽然如此，我仍然为哲学思考中缺乏统一的‘我的’范式而对这些讨论困惑不解”。但皮特也注意到，新近有一些作品在技术哲学领域做了严肃而认真的探讨和尝试，比如“米切姆的早期作品是一个，杜尔宾的手册是另一个。但是不得不向两位作者表示歉意的是，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他们的作品是上乘的，也是有用的，但他们却仍然没能取得作为统一标准的地位”。为此，皮特表达了他对技术哲学研究的忧虑：“如果没有一个令大家意见一致的作品，我们就难以有效地获得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15]。显然，没有统一范式，技术哲学家们彼此之间就难以避免基本概念理解的错位、基本观点的相左，也难以与其他领域的人共同研究问题、讨论问题。

2.技术哲学家的“知识完备性(intellectualintegrity)问题”

虽然SPT的研究存在着无可争辩的成功，但它存在的问题也可能会使技术哲学走向衰微。皮特在《论技术哲学的过去与未来》的文章中，表达了这种忧虑。这一忧虑渊源于他的一次学术交流的设想——他曾试图组织SPT与其他学会一起举办一次学术会议，这样可以把SPT和其他学会正在进行的讨论融合在一起。当他向技术史学会的负责人提出此项建议时，对方惊愕地说：“哦，不！那些哲学技术学会的人憎恶技术，而且他们对技术一无所知，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呢？”皮特认为，“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关于SPT成员的‘知识完备性问题’。”他发现，在SPT成功的背后，的确存在着技术哲学工作者“知觉的错误”。而事实上，这又并非仅仅是一种知觉的问题，皮特把它称作“知识完备性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SPT学者们对技术的一味批判，导致其他领域的学者认为，技术哲学家们仅仅以抱怨技术的态度研究技术，而不是通过开发各种手段，以使我们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和对技术的理解与我们对世界是如何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看法结合起来，于是，SPT的研究者们便仅仅成了一群技术的抨击者。显然，这一状况对SPT的发展来讲预示着不利和危险，这种研究继续下去的结果，“意味着我们将不再为其他的哲学学会所正式接纳，意味着我们的问题将不再被包含在合法的哲学问题范围之内，我们将不再是哲学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将滑向无足轻重的边缘”[16]。

同样地，作为技术哲学家，费雷也感受到如同皮特所提到的“知识完备性问题”那样的尴尬与惊慌。因为他在与科学哲学学会联系时，表示希望他们给予技术以充分的重视，但结果是毫无反应。于是，他“认识到自己所热衷于研究的技术，并不被认为具有哲学含义这一事实”[17]。

不过，在费雷的“技术与价值”课程教学中，他渐渐明白了其中更深层的原因，他的课程也逐渐受到了欢迎，他的听众不但包括文科和理科的学生们，而且还有各专业的工程师。在他20多年关于“技术与价值”这一课程的讲授生涯中，他最终认识到，技术哲学必须与那种纯粹的、全面概括性的、具有高度的哲学传统相结合，他认为，“这一点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18]。尤其是1975年至1985年这10年期间，他在一所文科院校、三所神学学校和一所公共技术协会把“技术与价值”作为不同背景下的技术哲学来讲授时，在每一处他都感受到了不同的反响。其中，令他感受最深刻的也是极为令他着迷的老曲新唱，就是关于技术与知识、技术与人类、技术与生活之间的评判与综论。也就是说，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发现了基本的传统哲学问题。这一点超越了听众身份的限制，无论是他们作为工程师直接参与技术的形成，还是仅仅从事一种决定他自身的渗透性的技术文化，他们都是人。而正是由于他们并非完美的人，所以才形成了哲学中所说的最广泛的传统。而在技术的哲学视野里，学者们仅仅考虑的是技术的影响和如何对技术进行批判，这可能会导致技术哲学组织最终不再被视为是一个哲学组织，不再是一个致力于探讨哲学范围内的技术问题，并把哲学所探讨的技艺问题扩展到技术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上的哲学组织，而“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组织”，从而就会使技术更难于为哲学所接受。因此，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研究者们“必须以哲学家而不是意识形态学家的身份把注意力集中于事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19]，技术哲学应正视目前出现的“知识完备性问题”，努力做到技术哲学团体与其他哲学团体的接触和讨论上的融合。

3.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的割裂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洲，一些技术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工程视野与人文视野的割裂对技术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为此，米切姆呼吁技术研究既要关注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也要关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他认为，他的注意力“既在工程技术哲学方面也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方面”。但另一方面，米切姆仍然“对现代工程技术的批判继续持有一种基本的怀疑”，在他看来，工程技术的应用伦理学并没有取得像样的成绩。他进一步指出，在工程技术哲学表面强大的背后，技术哲学已展现了一种历史的苍白无力，工程技术哲学的强大，只是在现代技术工程的边缘领域中表现出来[20]。

伊戴试图弥合工程传统的和人文传统的裂痕，他对米切姆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种传统进行了分析。伊戴认为，工程传统的哲学不仅把技术视为一种前沿问题，而且认为在技术与哲学的关系中，担当着物质的角色，比如，卡普全部把器官功能“物质化”；德韶尔则把人工制品作为实在“物质化”。可见，工程传统确实使物质性比在传统哲学中具有更大的作用，但技术也应该被认为是负载着价值的。工程的技术哲学有着对技术的偏爱，主张接受技术，认为发展技术是理所应当的，但后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考虑到需要对技术的破坏性在政治上和伦理道德上进行评论并做出响应，不过，工程传统认为人们能够通过伦理和政治对技术的消极应用进行矫正，从而使技术得以正确使用[21]。

皮特则批评工程技术学者的研究方法，说他们“忘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哲学家”[22]。费雷也主张，应把技术应用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并在这些学科中予以充分阐释[23]。

与工程传统相比，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在结构上有着更大的范围。它首先体现为技术的整体范围，即通过在文化及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变化来考察技术，这一宽泛的观点与工程传统中的专业性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这一主张也暗示着另一层含义，即技术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至少还体现一种变化，或是一种对文化形式或文化惯例的挑战。因此，这就意味着人文方法更为明确地打开了通向文化评论的通道，这一通道常常用来揭示评论家的偏见。这从芒福德独特的持否定态度的技术评估观点，奥特加提出的高层文化传统中潜藏着破坏性和公众素质的提高与欧洲技术发展过程相关的观点，海德格尔提出的关于现代技术如何才能成为后期极具形而上学的框架的观点，以及埃吕尔把技术本质归入到“技术”自身当中的观点中，可得到某些体现[24]。（待续）

三、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趋向

欧美技术哲学在过去的25年中，的确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它在21世纪的发展，也必将会有新的突破。根据欧美技术哲学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研究概况及特点，我们认为其未来发展趋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可避免的转变：由单一性向多元性方法论研究的转变

技术哲学研究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既是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已出现的迹象，也是其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无论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思路还是内容，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将是一个必然选择，否则，技术哲学的研究或许真的会像皮特所警告的那样，走向衰微甚至走向死胡同。目前技术哲学对技术的单一性研究，导致“圈外人的威胁正在到来并将取代我们的地位，这一点已成为不争的真实”。[25]技术哲学的研究，不应依赖于单一方法论，它应把技术对科学和科学对社会的考虑从总体上联系起来。皮特认为，技术本身不是单一的事物，“技术的邪恶与危险都包含在它的细节之中，做出可怕的事情的是人，而不是技术”。“赞成或反对技术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如何去谈论技术在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中的角色才是我们所应关注的问题，同样其发展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技术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我们需要以一种见多识广和有判断力的态度，去谈论技术如何使我们如此以及我们能够如何这样的问题。”[26]

林克在《技术哲学的进步：技术的新结构特征》(1998)一文中论述了技术发展所呈现的30个新结构特征。他认为，“这些新技术所具有的特征，明显地催促我们要超越任何对传统技术的描述，要对技术结构特征在更大范围及意义上进行分析……这是我们未来研究的一项任务。”“因此，这也意味着技术哲学必定是一门多元论学科，或包含多元论方法的学科。”[27]

杜尔宾和费雷也指出，“包括多种学科的及各体系间相交叉的技术问题，需要社会学家和通晓数门知识的学者进行多学科间的合作……技术哲学必须接受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挑战”；[28]“技术哲学中丰富多彩的多元性的研究方法，应该被看作合理正当的哲学研究方法”，“对技术与技术社会来说，一种综合性批判性的多元论哲学方法，在自我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社会政策的完善方面，有着确定无疑的重要性。”[29]而拉普则承认，目前德国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30]

2.确有必要的结合：技术哲学与传统哲学的结合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技术哲学常常处在游离于哲学之外而不为人们所接受的位置上。如上所述，皮特、伊戴、费雷等都强烈地感受到了技术哲学不为其他哲学团体或学者接受的危险与尴尬。他们认识到，技术哲学应该把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与西方的主要哲学传统相结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工程技术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的拉普，曾从工程技术的视角撰写了《技术哲学导论》（1978年）一书，但现在他却顶着来自各方面批判的压力，毫不掩饰地宣称，他“已转移到了一种对技术的更为传统的哲学阐释上”。他说：“我强调一种哲学上甚至理论上的思辨，而反对那种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为此，他遭到了他的同事罗普尔(G.Ropohl)的批判，罗普尔批评他背叛了实用主义，认为哲学阐释应该以技术的“实用特征”为基础，而不能以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视野来审视。因此，拉普承认，“目前我因为强调技术哲学的思辨方法而正处于一种孤立位置中”。[31]

拉普在《现代世界的动力》(DieDynamikderModernenWelt,1994)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上述观点。他认为，目前技术哲学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必须解释技术发生变化的动力，从而找到我们可能对技术决定论进行干预的方法。如果对技术发生变化的起因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们则几乎不可能期望我们的伦理主张能够有任何实际的应用。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哲学解释必须依赖并且努力达到与哲学传统相结合。这种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存的沃土，如果不以此为基础，而试图重新建构技术哲学动力的根基，则是愚蠢的。他坚持认为，传统哲学为技术在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上的阐释提供了参考指向。“所以，对于技术的哲学研究应该用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给予补充。”[32]

3.不可忽视的整合：工程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整合

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观点看，工程技术哲学的强大，一度使得技术哲学显得苍白无力——米切姆在《超技术哲学评述》中辩证地考察了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之争。他提出，我们正日益步入一个超技术时期。技术已经完全处于被后现代技术取代的过程中，这是一种极度技术，即超技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技术哲学可以被看作特定时代的产物，它即将消失或被取代。也就是说，技术哲学“正处于被取代的过程中——不是被超技术哲学取代，而是被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所取代，这是一种与后现代技术领域有关超技术的思考再次相结合的哲学。”[33]因此，米切姆认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和工程主义技术哲学的整合与超技术的出现必然相关联。

伊戴一方面不赞成工程与人文技术哲学的划分方法，但另一方面也认为，“对于技术来说，文化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十年前了”，认为人文方法似乎能够更为明确地打开通向文化评论的道路。[34]而在欧洲，工程主义代表人物拉普已公开承认，自己关注的焦点已转向了人文主义。欧美技术哲学研究视角的新变化，无疑将会对技术哲学在新世纪中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可以预见，工程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整合将成为技术哲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4.方兴未艾的热点：技术价值、技术伦理研究

在过去的20年技术哲学研究中，学者们对技术伦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价值的讨探一直没有停止过，技术伦理、技术价值问题一直是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未来技术哲学研究中，关于这方面的热点探讨将持续进行。显然，由于技术与伦理（价值）研究的各种观点、兴趣、思路从来就未曾取得过一致，有的还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在如何实施预定方案等现实问题上，观点更是相左，所以，这一领域研究热点的形成，实际上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费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较早且较深入的探讨。1985～1995年间，费雷已经使许多听众由对“技术与价值”的不解，走进了同“技术与价值”观点的融合之中。他为林业人员、心理学家、数学教育学家和从事艺术、比较文学、音乐、风景建筑、语言、法律、微生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宗教、哲学的人员——甚至更多的人，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最后，他得出结论：“技术哲学能够是并且本来也应该是使各种独立学科结合在一起的一门学科，它是不同领域专家间打破隔阂的一座桥梁，它在伦理问题上提出挑战，并且能够对社会改革和政治行为产生促动作用”。[35]

皮特也明确指出：“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研究技术的历史、技术所体现的认识论假设、技术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因素对认识论假设和我们的价值及价值结构的影响。”他认为，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必须首先研究技术自身。如果我们所支配的技术居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或我们的未来的中心地位，如果技术反映了我们的价值体系，或者即使它们仅仅影响了我们社会的经济结构，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便可以“使我们创造世界的方法和我们的美好想像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技术体现了我们的期望，也体现出了我们的成就。而无视这点就是无视我们的历史，将难以理解事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情形下，好的哲学包含价值假设，而这种价值假设允许其论证贯穿到与我们的感性发生冲突的结论之中，这种感性自身就体现了价值判断。价值是我们生活、哲学或其他方面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不能以免罪而统治我们”。[36]

米切姆也认为，未来的技术哲学研究，将更注重对技术应用过程意义与价值的考察。人们在技术应用中是基于自身的缘故去应用技术，而从不介意可能产生的最终价值。他用国际互联网为例解释说：“人们极易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网络界面上留恋——边缘效用生产并没有在这些时间内显著增加，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还减少了。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花费时间，其价值虽没有增加，但是意义却增强了，这就是未来的浪潮。”[37]因此，可以看出，人类在技术面前的价值取向选择，将是技术哲学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欧洲技术哲学对技术伦理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关注，拉普认为：“人们对技术中的伦理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但是这些伦理问题通常都是从某一特定的伦理理论及某一具体的应用领域出发的。只有少量几本书是在其整体的结构框架中明确地研究了技术的最基本伦理问题，而其中技术评估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这一领域中，无论从质量还是从数量上都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到现在为止，其中的基本概念问题或多或少已经变得较为清楚了。”[38]

除了以上讨论的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外，关于技术哲学建立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范式的努力，关于技术哲学目前出现了一种应用于实践的倾向等等，这些研究动向也值得我们关注。另外，伊戴在科学、工业、文化、政治等方面也提出了自己对技术哲学发展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技术在这些领域扮演什么角色，“技术哲学家都必须对技术‘持有’、‘技术胜利’和‘劳动异化’进行更为凝炼的特别分析，而不是过高过大的一般性的分析。”[39]（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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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范文篇2

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从整体上看，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其一，美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30年中，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l2J这一点主要表现为高水平文献的增长，而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SPT的规模始终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员不足300人。其二，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内部有杜威主义者、埃吕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其三，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处于边缘。由于许多SPT成员对技术持批判态度，SPT前会长皮特(J．Pit)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对待技术的所有方面，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特别是SPT的研究，存在着“智力诚信危机”的问题。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没有特定的强大的历史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公认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手段。从实际来看，米切姆辨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传统，一种是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自己创立的工程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技术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是人文学者创立的人文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和阐释技术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于分析的和赞成技术的，而人文技术哲学则更倾向于解释的和批判技术的。从理论上说，技术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而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进行技术创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轴心，才能向社会“敞开”，与社会现实相切近。在古代，这个社会轴心是隐含着的，这可以从史前各种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可以说，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技术哲学的发展和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技术哲学范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哲学技术决定论异化

KEYWORD：PhilosophyofTechnology，Techno-Determinism，Alienation

ABSTRACT：WhenwestudyMarxistTechniquephilosophy，weshouldstudythebackgroundwhichMarxlivedin，andsowemaybedigoutthe"REAL"MarxistTechniquephilosophy;Marxcircumscribedtechniqueasactivitymethodandproductionmodeandsoon；TechniquestandedatthebasicorkernelsituationintheMarxphilosophy：tachniquewasthedeterminantoftheevolvementoftherelationofhumanandnature，andthedeterminantofwhatisman，andthedeterminantofadvancementofproductivity，andthedeterminantoftransformtheepochofeconomyA.

一、马恩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技术哲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对他的技术哲学进行评价的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仅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十九世纪是理性和技术狂欢的世纪，而二十世纪主要是对理性和技术进行反思和批判，所以当我们对马克思技术哲学的技术哲学进行研读和评价的时候，应该回到马克思技术哲学自身。

十九世纪是近代科学的鼎盛期，近代科学革命的种子在这一世纪获得了丰收，技术取得辉煌胜利，在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胜利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莫尔斯的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啊！”1“到十九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科学逐步成为主旋律，对文化的各个层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在他的文化背景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学技术升任为主角，科学家在十九世纪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十九世纪不仅是科学知识、技术发明的鼎盛期，也是科学在文化中地位的鼎盛期，科学家在社会中地位的鼎盛期”2对技术的推崇和欢呼，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人，培根早就预言，操纵时代，改善人类生活的力量既不是宗教和政治，也不是思想，而是“机械技术上的发明”。“机械技术象被赋予生命力似的日益完善地成长。”3

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反思及批判是二十世纪“后现代”的事情。科学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后期进入一个自我反省的时代。技术产品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随着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以及技术产品神话般地涌现，其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性格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方面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的未来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操纵在神秘的自己生长的技术手中。技术是给人类带来了一切，然而在技术所带来的一切中，人失去了自己的本性。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和精心安排的对人和自然的统治。”4有人甚至提出要暂停科学研究。

马克思首先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现在科学技术受到批评，技术决定论也因此名声不好，所以有些学者就急忙否认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不是技术决定论。把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的看法并非贬义，意在突出马克思思想中技术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作用，突出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基本精神，当然也具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早在1921年，著名学者ALVIN

·HANSEN就在其撰写的《历史的技术解释》的论文中，认为“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是以技术为基础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是一种技术的历史决定论”，这一看法被西方学术界广泛接受。5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承载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并且反映出全部社会关系，体现着人对自然与社会自由的质与量。马克思曾断言，“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6技术对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能动关系的承载，体现着人类自由的历史性、阶段性与现实性。

二、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中的技术概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马克思实际上开始试图使哲学技术化，使哲学技术化必然离不开改变世界的技术，即必须把技术置于哲学的核心位置。

“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8“技术即无思。”“哲学的知识……贬低一切技术的知识的价值。”([8],p.1)，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并没有成为哲学注意的对象，但是技术的发展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一切原因之原因。马克思在他的时代里依然承继着以往的哲学传统：并没有把技术作为其直接的考察对象，而是从其他的社会现象诸如资本等入手。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科学地分析，技术问题实际上成为其哲学的中心问题。但是正如前所述马克思并没有刻意地去分析和讨论技术概念，而是不经意间完成其技术哲学体系，因此也为后人研究留下了争论的余地。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定义技术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相关的著作窥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体系中技术的蕴涵。马克思指出：自然技术是“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或“能动关系”9。是“运用于实践的科学”，是“怎样生产”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或“操作方法的知识”，10即实践性的知识体系。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方法”11

劳动资料“包括机器、器具、工具、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线等等”([10],P.636)“它们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都是物化的智力”。12

同时，马克思对机器、劳动资料、技术手段等，分别给出了明确区分。他说：“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技术手段、如机器等”。13自然技术是自然科学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中介手段。恩格斯也将技术发明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种“精神要素”，即除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第三要素”([11],P607)。

三、技术揭示人的本质并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技术揭示了人的本质。

马、恩首先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考察人类的发展，强调从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分化及其相互作用中来考察历史和人的本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直立行走一定是先成为习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成为必然。”14在这里，直立行走和打字、游泳、开车等等都是技术。正是劳动的作用使人类得以形成，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14],p.377)手变得自由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手是劳动的产物([14],p.375)。恩格斯“提出了关于工具和手的辩证理论，从而动摇了被动物体和有机物体的划分。”([8],p.3)劳动的发展就是技术的发展，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进化史，“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1],p.379)。研究劳动及劳动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根基：“事实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抱着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不放的倾向，仍然妨碍着哲学承认人是‘劳动的人’(homofaber)这个在今天相当重要的概念。”15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自始至终都在寻求最基本的生命需求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即劳动中才能实现。“生产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23],p.18)

在人的劳动中，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对现实的人的整体描述。现实的人是实践中的人，是在活动中、劳动中创造历史的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而“人们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他们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的本质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无论是制造工具或是使用工具，都无疑是技术问题，正是技术使人成为了其自身。如果“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会得出唯心主义结论。”16

技术体现为工业的本质，而工业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17“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7],p.185)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7],P58、79)正是人的满足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才使技术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才赋予技术以特别重要的人类追求自由的意义。

（二）技术的演化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

首先技术决定着并实现着人对自然占有。在人类早期，由于人的能力低下，技术水平刚刚摆脱利用自己本能，即仅仅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的时期。“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他们的身躯的肢体；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他们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这时人对自然的再创造的水平极低，与动物处于同一水平。但是“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14],p.273)“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把各大洲的种系都改变了。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了。”([14],p.382)“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8

其次技术完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在技术的武装之下，不断地向自然进军，但这种进军会遭到自然的报复。恩格斯在技术狂欢的十九世纪就已经警告人们：大自然对人们的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终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越能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4],pp.383-384)我们应该注意到恩格斯并不是主张放弃技术而是主张在“我们统治自然界”的前提下对我们盲目的行为进行控制。“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8],p.219)正是技术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从原始的天人合一，到近代的天人对立，再到未来的新的天人合一。

总之，在马克思这里，只有技术才能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并创造出新的需要；基本的技术活动本身即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最初的活动；通过创造事物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即是人作为人的活动。

四、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力的状况就是技术水平的反映。生产的进步依赖于技术的持续提高。生产力的进步其实质就是技术的进步。“随着大工业的持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0],P206)“必须改变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18],p.202)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技术不仅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是社会发生变迁和革命的直接的和最终决定性的因素：

“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的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的。”

“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的；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土坯和石头开始的。”

“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的。”

“有犁以后……生活资料在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的增加，便有可能了。……这样以来，人口也迅速地增加了。”

“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14],pp.19～24)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0],P67)

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19

在社会的发展中技术是一个永恒的动力，技术及技术的物化决定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的社会，蒸汽磨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格言已作为技术的社会作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思想。马克思在为《人民报》创刊四周年所作的演讲中，对技术的巨大历史作用和革命力量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认为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马克思把劳动资料与经济时代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了从一个经济时代过渡到另一个经济时代的历史过程的实质和内容，强调了劳动资料(技术)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前苏联学者尼·阿·洛赫马洛柯也断言:“马克思强调经济时代是以劳动的技术手段来划分的。”20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技术如何展现），用什么劳动资料（技术的展现）生产。”([9],P.168)在《资本论》第二版时，他在“怎样生产”这句话的后面特意作了一个重要的注释:“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只在“史前时期是按照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9],P.168)他还明确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即技术），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21列宁也指出:“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技术方法，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不同的阶段。”22“很多这样的工具，在很早以前，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而大工业是“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9],P386)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技术是区分经济时代的标志。生产技术即“怎样生产”，是指将知识形态的技术物化为生产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工艺流程、操作规则以及组织、管理程序与方法等。有什么样的生产技术，就要“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任何一个时代生产的技术和这个时代的生产资料密不可分的.没有脱离具体生产资料的技术也没有脱离具体技术的生产资料。只有生产技术才是使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它们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是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技术）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23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8],p.179)

技术使整个社会关系依赖于技术。事实上，技术对社会经济、对生活质量、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对社会政治和文化，都有其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阐明了技术对社会历史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技术是作为直接生产力而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它不过是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的典型的、突出的、更本质的表现。J.霍麦斯视马克思主义就是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自认为是‘技术时代’的根据。……所有社会现象的方式，包括经济关系，都被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技术生产力的作用。一切事物都依赖于技术发展。”J.霍麦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第一个商标恰恰是技术统治论”。24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创于他们对技术的根本性思考，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哲学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切姆强调技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指出“对技术的解析构成马克思思想的一项主题”，“尽管人们经常认为马克思将技术列于经济之下的次要地位，但明显的事实是，马克思所作的恰恰正相反，是将经济从属于技术。”25

马克思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等同于一定的工业阶段，而一定的工业阶段又意味着与此相关联的生产力。他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技术作为生产力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是推进人类自由的强大动力。马克思总是站在人类整体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理解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在人的自由与解放中的巨大作用，总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中去认识技术、生产力与人类劳动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既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孤立要素，而是在历史的发展着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对人的自由与解放起核心作用的变量。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并不是以单个机器所具有的能力表现出来，而是在机器的系统应用中、在规模性的生产活动中，在工厂制度中，其结果是“机器对以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建立在这种分工基础上的劳动力的各种专业化发生否定的作用”。([10],P.155)而这种否定恰好表现为它对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关系的具体承载。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通过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得到表现，因而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尤其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由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想和观念，深深地渗透着这一思想。([18],p.33)生产力作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在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东西是技术的发明、创造、改进与大规模的使用，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首要性和核心作用正是通过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凸显出来。

五、技术异化

技术异化是马克思技术哲学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社会分工的产生还是国家的出现，在本性上都是技术或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应用的结果，因而，人的异化也是技术或工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14],p.262)在他看来，人类有一个历史的本质，但在人类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人类历史的本质被客观化、异化了。人类相对于自身及其本质而言是异化的，是技术的作用，人在历史与现实的技术中推进了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但也在生存斗争中丧失了自己的真实存在，成为自己的陌路人。基于技术进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凸现出来，技术构成了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巨大的异已力量。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机器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使人得到更加合理的、自由的发展，相反，它加强了人的奴役，人越来越表现为物的奴隶，社会中到处充斥着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就人的价值被尊重的角度看，从古代世界发展到现代世界甚至是一种倒退。马克思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典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目的。”26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湮没在发财欲之中。技术的胜利是以人的物化为代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为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可能指的是技术）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27

第一，技术使人异化为片面的人

技术的发展使分工越来越细，人被迫局限于生产的某个局部领域，对局部领域以外的技术、知识则几乎一无所知。人片面地发展自己的智力和技能，成为智力上的或技能上的局部人、畸形人和“单向度”的人。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协作阶段，分工主要是一种根据生产工具不同而划分的行业分工，劳动者对生产的整个流程都是熟悉的，劳动者在他的行业内基本上是全面发展的；而工场手工业则发展了人的片面的能力。在工场手工业里，“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工具。”作为总体的工人被分成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作为一种局部的工人，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以至于工人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往往成了工人的优点。这样一来，工人就成了局部的和单向度的人，畸形的人。“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28

第二，技术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具理性的发展、技术的改进、合理的机械化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业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不但工人要适应生产的过程，生产的过程也必须适应工人。而在理性发展产物的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8],p.417)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单一性，这种连续性和单一性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的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被推动的死劳动已经具备，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29这样，机器的特征就表现为“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则是生产过程(“生产事物”中)主要的职能，机器、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总之，“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28],p.463)

第三，技术使人道德败坏、堕落。对技术理性、经济理性、金钱的狂热追求直接导致了价值、道德的失落。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不但不断提高劳动的强度，甚至不择手段，无视法律、道德，无视人的生命，不惜发动战争。而专家则仅仅追求技术的改进、发明，无视技术的后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证的一段话充分表明了工具理性的发展导致工人道德的败坏、不知礼义廉耻:“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了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28],pp.508-509)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里，人的理性一路凯歌猛进，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使它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贪欲使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变成了疯狂攫取利润的工具，使人成为物、金钱的奴隶，使人的智力被物化、道德更加败坏。“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厉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诚、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7],P274～275)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8],pp.707-708)

技术异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不发展时必然经过的一个环节，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牺牲无产阶级的全面发展的结果。“问题本身并不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8],p.P100)

六、技术是人类消除异化、彻底解放、走向自由王国的实践动力

人类是所有存在物存在的存在，是那些展示自己本质存在的主人。人的本质是普遍的，也是各种可能性的整合。因此，人既是个体的存在，更是类的存在，群体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在诸多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因子中，技术是最核心的和决定性的力量。人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异化，也正是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全面的发展。由此看来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就集中体现为追求人类自由与社会进步，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异化的超越与废除，根据仍然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一致。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从而为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性，扬弃异化，为每个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26],p.520)当然异化的完全克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中才能最终实现，它意味着人类在更高层次、更合理的社会形态中成为一个整体，人成为人自身。

技术是人类追求自由活动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它在人的存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社会存在，人的异化的产生说明人被压抑、扭曲、剥夺、制约或限制，这些都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应该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应该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为目标。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的异化。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彻底解放和对异化的克服，必然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换句话说，是以技术或工业的巨大进步作为它的杠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将使得劳动、技术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人不再是物质的奴隶，人完全成了自己的主人。到那时，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个人自由地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马克思的伟大不是仅仅认识到其中的任何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威力和科学技术的负作用（异化）而进行欢呼或哀叹，也不是仅仅认识到科学是把双刃剑从而无所适从，而是认识到科学技术不仅把人类带到异己的地步，而且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将把人类带回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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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德]F·拉普著刘武译《技术哲学导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pp.2-3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191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127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5

[19]《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8

[20]阿·洛赫马洛柯著王茂根译《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p.63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44.

[2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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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荷兰]E·舒尔曼李小兵译《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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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4.

技术哲学范文篇4

一、当前公共哲学的基本理论

1．公共哲学的提出

公共哲学是由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在他的著作《公共哲学》中明确提及的。虽然李普曼明确地提出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公共哲学，然而对于公共哲学的探讨却不是开始于他。从中国哲学角度看，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尚书》中就有公共性的意向。后来中国思想中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看来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对于公共哲学思想的研究历来就有。在西方思想中，卢梭（Rousseau，1712－1778）就渴望有一种全面性的“公民宗教”。卢梭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下，也应承担自己的义务，用“公意”来逐步代替人们心中的“私意”，从而达到一种至高的精神世界。

2．公共哲学主题探索

一个学科应有自己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空间。对于公共哲学学科的存在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目前的关键是公共哲学研究的主题是什么？李普曼认为公共哲学应与人类的文明有密切关系。康德（Immanuel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在论述“公共理性”和“公共正义”时，也是为了寻找一种公共法则。哈马贝斯（1929－）对“话语理论”的分析也是为了探寻公共性的实现方式。中国儒家主张“天下为公”，是为了找到一条治世之道。尽管对于公共哲学的探索各不相同，但其中也有一些公共性的观点存在：公共哲学的探索是有意义的，公共哲学的讨论前提应是保持各种理念、文明的多样性，公共哲学所追求的是为社会公共性服务，而不是追求一种绝对的统一。

对于公共哲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分为以下几点：①个人与家庭；②家与国；③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对于第一个方面，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密不可分的要素。同样个人也是家庭的组成单位，个人也是社会活动的单位个体。中国人历来就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小小的家庭范围之内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公私”问题。第二个方面讲到，中国是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一方面，家相对于国来说就是私，那么国相对于家来讲是公。中国社会中忠孝话题是对家国的最完美的诠释。正因为这样忠孝也成了始终难解难分的大主题。在面对忠孝（这里可说成公私）上，多数情况下，忠会被人们所选择，因为忠就是孝，尽忠就是尽孝。这样我们可以说，公私既有区别，联系也是很大的。在涉及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时，人们也会重视国家意志也包括集体意志。中国人的个人意志，始终是为大局意识服务的。我们相信，中国思想中对于公私问题的基本传统，对于当代公共哲学的时代建构必定有积极地借鉴意义和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技术哲学

1．技术及技术哲学

目前对于技术的定义可谓多种多样，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背景，我们也可以说技术没有定义。我们说没有定义是指没有统一规范的定义，吴国盛（1964－）老师认为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人为什么有存在方式呢？原因是人是一种没有本质的动物，这里说人没有本质也就是指人没有先天的规定性。也许，正是因为人没有先天的规定性，人在某种程度上才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根据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不断地利用技术、改造技术，从而不断地改造自身的生存方式。

技术哲学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技术本身的显现；二是哲学自身的转变。近代以来，技术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显现出来。随着人们大量使用技术，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必定会出现一些现象。如，技术事故和新技术需求。技术事故是指，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带来了灾难，技术让人类受到了损失。技术给人们在心灵上带来了创伤。这样，技术必定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样，技术也会给人类带来极大地便利。当人们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好处，技术的推广、使用给人类带来的是惊喜。人们必定希望技术更进一步发展，以便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人类更加得益于技术的便利。这样，技术不但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人类还会主动地研究技术、关注技术、推广技术并对技术进行思考。第二个方面是哲学本身的转变。近代现象学传统的出现，现象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本质主义的。现象学认为本质和现象没有根本区别，现象学认为本质就是现象，现象就是本质。人只能看到现象，对于本质认识是接触不到的。现象学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不一定是事物本来的现象，这种现象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今天我们面对的技术利弊也就不一定是真正的技术利弊。这样人们便在哲学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技术问题的思考也就反映在了哲学层面上，技术哲学逐步慢慢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技术哲学的出现也就变得不言而喻。

2．技术哲学的研究状况

技术哲学范文篇5

［关键词］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十年动乱，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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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范文篇6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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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范文篇7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

技术哲学范文篇8

互联网所创造的文化精神状态与形而上学传统教育我们的精神状态一点儿也不像。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像”，与这个词的“家族相似”的词语还有“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等等。这些词加起来，形象地勾画出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人为地划分出认识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我把这里所谓“形式”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表达工具”，比如说文字、说话的声音、美术作品中的色彩和线条，这些“认识的形式”与它们所要表达的对象之间，有一种反映、代替、代表、相像的关系；这里所谓“认识的内容”，就是我们常说的观念、意义，或者直接就是外部世界中我们感觉到的客观事物。我这里的说法可能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归纳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就精神实质而言，我与他的说法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我这里忽视恩格斯所重视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区别，而重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再换句话说，恩格斯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更不是网络哲学中的基本问题。

我们不知道网络技术的初衷是否要模拟蜘蛛网的功能。也可能发明轮子是为了模拟脚走路的功能，但无论怎样，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像”，它们之间一点也不相像。所谓“不像”就是发明了一个原来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发明”与“发现”的区别就在于“发明”可以无中生有，没有根据，没有原因。并不“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在它自身之外的一个东西，与世界上现存的东西保持距离，发明一个新东西，与原来的东西没有关系，它自己就是一个东西。

以上的道理在性质上完全是哲学的，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没有谈论网络技术本身，我讨论哲学，或者说与互联网有关的哲学、后现代哲学、与原来的哲学关系不大的哲学。关于这两种哲学的区别，我仍然抓住“像”与“不像”的道理不放。“像”的哲学建立在寻找因果关系这种心理习惯基础上，寻找最基本的原因、哲学的纯粹性、第一哲学、本体论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不可以怀疑的。我曾经把这形象地表达为“竖”的哲学传统（横竖的“竖”）；“不像”的哲学忽视因果关系，不承认黑格尔所谓“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把它比喻为“横”的哲学。进一步说，互联网上的信息特征是“横”的而不是“竖”的。“横”的哲学特征，通俗讲，比如把本来并没有关系的因素并列在一起，忽视主体或身份的作用、强调同时性和多角度并且变化的速度极快、忽视学科之间的界限、忽视中心的作用、忽视目的，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忽视“相像性”即“真的”与“假的”之间的区别。

毫无疑问，对“竖”的哲学传统而言，“真的语言”或者真理性质的语言与假的或虚构的语言或具有文学性质的语言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区别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生命线。尽管我下面的话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但是这里我不得不再一次加快说话的速度，“竖”的哲学传统用各种方式引诱人们相信，当我们说出一个名词或人称代词时，这个名词或人称代词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有指向关系、因果关系、通达关系，这种关系是所谓“真理语言”的理论基础。而“横”的哲学却说，这里的指向、因果、通达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人为的、任意的，可以表述的与可以看见的东西之间永远有一条鸿沟。这个立场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因为他让我们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但是“横”的哲学立场恰恰相反，认为语言的天性就在于喋喋不休地说，却从来也说不到点子上。换句话说，“说话”就是词语自我衍生和复制，与语言自认为被表达的外部对象无关。也可以说，就效果而言，说话就是说假话。当我这么说时，与鼓励人们说假话的道德判断毫不相干。

互联网就是一门与广义上的语言或者与说话有关的空间技术。一旦上了互联网，我们就成了用语言工作的人。在互联网中，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横”的精神状态，从效果而言，就是通行“说话就是说假话”的精神状态。我这里当然不是指在聊天室里网友相互不用真实姓名、可以胡说八道之类的情形，而是指我们并不在乎与我们聊天者的语言是否真实，我们的快乐体验与消息的来源者、与真实性，与事物本身无关。“竖”的哲学立场所坚持的原则在这里失去了意义。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横”的精神状态实际是一种艺术状态，人生活在艺术中，人喜欢以艺术方式生存，而计较“真假”只与功利性的商业目的有关，与人的快乐和情趣没有直接的关系。艺术性质的生存状态是我们大多数人一生的常态，既不是艺术家的专利，也与我们是否追求功利目的无关。这里我并不直接谈论在互联网上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另一种说法叫做“冲浪”，像是一些高难动作的极限。我这里转引两个经典思想家的例子，他们说明了什么是幸福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艺术生存状态。在我看来这两个古典作家的描述与我们“网上冲浪”的感觉是相似的。换句话说，远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人类就萌生了类似的精神状态。

第一个例子来自18世纪启蒙作家爱尔维修，他在《论教育》中劝告人们，幸福状态与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人人都想拥有别墅、有很多的情人，总之，是真正享有自己所欲望的物质对象，而爱尔维修给人们的劝告是，最好是没有别墅，没有情人。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享受自己欲望的对象时，将会在这种享受中感到莫名其妙的乏味。换句话说，人们在拥抱自己的目的本身时，会感到乏味无聊。但是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和事业而终生忙碌，无论是大目标小目标，大事业小事业。比如为了得到名声、财富、美丽的妻子等等。为了得到这些，人们各干各的，并且在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追求中渐渐变老。无论人们是否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一般来说，在得到自己追求的东西之前，人们已经养成了一个几乎难以改变的精神习惯，这就是各种不同的欲望本身。即使年龄已经使人们没有能力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了，这些欲望的习惯却还顽固地保持着。在这种情况下，爱尔维修的说法是，一个不幸的守财奴完全可能没有别墅而死，而另一个想得到美丽情妇的有才学的人也会最终没有情妇而死。按照习惯看法，这两个人都是不幸福的，但爱尔维修不这样看。他认为，就像一个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风骚女人一样，我们上面提到的守财奴和那个有才学的人都是幸福得不可思议：他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却以同样的方式享受着幸福。守财奴数着他的金钱，享受着自己将来拥有一切可以用金钱换来的东西，比如一座别墅；而漂亮女人照着镜子，也预先领受着美貌将给自己带来的奉承。

这些不同种类的幸福有什么共同特点呢？用爱尔维修的话说，就是“欲望状态乃是一种幸福状态”。我在这里加上一句，这种幸福状态不但与得到欲望的对象无关，而且可能以得不到欲望对象为前提。换句话说，幸福状态也是自恋状态，漂亮女人还没有被人奉承，但是她已经在提前享受奉承了。这叫做“预料的快乐”，与预料的实现没有关系的快乐。这种快乐虽然不强烈，但更为持久。人的想象力并不会随着身体的衰弱而衰退。爱尔维修的结论是“在所有的快乐中，预料的快乐也是我们的一生中给我们幸福最多的一种。”爱尔维修这句话也说明了我的立场：人的生存状态是艺术状态，即人最大的幸福来自想象中的热情，并且为此而甘愿吃苦。幸福在于追求快乐这种精神习惯本身，即使这样的习惯导致与初衷相反的结果，因为后一种情况并不能证明人没有真正享受到快乐。人享受过了，即使还没有得到欲望的对象。

无独有偶，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也描述了类似的精神状态，他从对华伦夫人的思念中得到了更多的幸福，而真正得到她时，由于紧张和恐惧，并不感到快活。当华伦夫人不在场时，卢梭感到真正的自由和畅快，并且他的爱情更加热烈，比如卢梭不由自主地抚摸华伦夫人房间的家具。他用隐晦的语言说，他爱华伦夫人的方式对华伦夫人的贞洁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卢梭说他用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想象的方式已经大大地享受过了，并且保全了自己纯洁的感情。卢梭的这种感觉和我们上网冲浪的体验是相似的。比如卢梭的方式使对方看不见他、这是一种孤独的快乐、但极为方便、保持距离又没有距离、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而且这些方式与华伦夫人本人的身体无关。卢梭把这种不可思议的幸福状态称为“增补之链”，德里达说是一种“危险的增补性”。卢梭的爱情方式与被爱的人本身无关，不必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我以上列举的例子在哲学史教科书中是从来不提的，我称它们是一种微妙精神，一种“横向”思维。它的特点是与对象无关，或者说，与源泉、原因、根据这样的问题无关。就像我前面讲的，不模仿、不表达对象，与对象一点也不像。

为什么把网络中的精神状态称作“冲浪”？冲浪是一种极限运动，或者叫高难动作，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无法实现的东西，在“冲浪”中可以体会到。比如在网络中寻找，但在通常情况下，在找到目标之前，我们早就移情别处，一路上总是遭遇意外，走岔路，就像爱尔维修说的，人们并没有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但人们已经享受过了。和享受相比，最初愿望的实现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点击鼠标本身构成一个事件，无数的点击组成无数事件之间横向的联系，或者叫做没有联系的联系，这些联系形成的图象是任意的，网络冲浪者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转移自己的兴趣方向，并使头脑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网络对人的诱惑力还在于，它几乎取消了时间性问题，因为在网络中的一切因素都是同时发生的并列关系，一种空间关系。这种关系极好地演绎了人的想象功能，是有形状或画面的想象。网络给人的快乐甚至不是爱尔维修说的“预料的快乐”，而是预料之外的快乐，因为走神或走岔路是我们在网络中最常见的精神状态。总是遭遇陌生，总是在慌乱中做随意的选择，除非你关闭网络，这个过程就没有完结。选择，就是选择一条路，无数的选择组成了无数条路，这些路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四通八达，永远不会出现无路可走的情形。

技术哲学范文篇9

关键词:技术使用者;技术消费;技术哲学

Abstract:Theexistentmodeoftechnologyistobeusedbyhumanbeings,andonlyinthepracticalactivitiesofusingcanwehighlightthemeaningoftechnology,realizethefunctionoftechnologyandcontinuethelifeoftechnology.Undoubtedly,theuserswhoarethesubjectsfortheapplicationoftechnologiesarethebasicnodesofthenetworkintherelationbetweentechnologyandsociety.However,theuseoftechnologywasdiscussedmainlybyproductivediscourseforlongandtheroleofproducerandconsumerinthediscussionwasoverestimated,thusalienatingtheconsumptionfromitstruemeaning.Nowadaysthetechnologyhasbeenemphasizingasthemostimportantthingand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hasbeenfocusingonthemoderncontextintechnologicaldiffusionphase,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hasthenecessitytoextenditsownspacewherethetechnologyuserscomeintoitsvisualfieldforinterpretingtheactivitiesofusingtechnologies.

Keywords:usersoftechnology;consumptionoftechnology;philosophyoftechnology

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曾经把传统的人类活动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认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而社会科学家则注重使用的一面［1］。拉普则认为,技术的表现形态分为四种:发明、设计、制造、使用［2］。可见,使用一词一直处于技术哲学的疆域之中,但令人诧异的是,使用问题并没有成为技术哲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明确对象。长期以来,技术哲学家们对使用的关注主要囿于技术使用社会后果的宏观话语体系,罕有对技术使用活动本身以及技术使用的主体-技术使用者-所进行的哲学反思,“或者即使是有所考虑,也要么是泛化为无主体的‘社会背景’(比如政治和经济推动力),要么被降阶为完全消极被动的‘受教化者’”［3］,但与此同时,经济学、社会学早已敞开对使用者的关注之门,在有关使用者的心理需求、行为特征、社会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技术使用者进行简单的梳理和介绍,以期唤起国内学者对技术使用问题研究的重视。

一、技术使用者的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使用者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最初的认识和阐述肇始于经济学领域,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经济学理论对使用者予以了一定关注,认识到并不是企业生产什么,使用者就接受什么,而是具有自己的选择权和能动性,各自有不同的需求、爱好和个性,并对使用者集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关注,肯定了技术只有被使用者接受并融入到社会之中才能实际发挥作用,从而确立了使用者集体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伴随着技术演化的复杂化、高级化,人们进一步觉察到了技术使用者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动性,“使用者创新”(usersinnovation,柳卸林等将其译为用户创新)的出现就是这种认识在理论上的结晶,它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冯•希普尔相对于“制造者创新”的传统概念所提出来的。该理论将使用者置于创新者的主体地位上,除了肯定传统理论中制造者的主体地位外,更加强调使用者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并以大量实例证明了使用者在多个高科技领域的创新者身份。因为只有这些“期望通过使用一种产品或服务而受益”［4］的使用者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并对技术产品的实际使用感兴趣,所以由使用者所开展的创新能精确地开发出他们所真正需要的东西。

而后,使用者这一概念在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之下得到了进一步的经验审视和理论提炼,建构论者们借用了结构主义有关文本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把技术作为一种文本来解读,致力于揭示包括技术使用者在内的“相关社会群体”对该技术文本的意义建构过程,在他们的逻辑范围内,技术使用者是作为一种结构化了的相关社会群体来发生作用的。平奇、比克详细分析了“相关社会群体”、“解释柔性”、“结束机制”和“技术框架”等概念,认为使用者在技术发展中对技术起着“非常重要的建构作用”［5］。

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说是建构论深入发展的一个成果,也就是在这个范畴内,伍尔加首次提出了“被形构的使用者”(configureduser)概念,伍尔加引入了文化研究中的“作者理论”,把机器隐喻为文本,而把使用者隐喻为读者,“形构使用者”(configuringuser)的过程就成为了机器设计和生产的过程。而阿克里奇则提出了“被计划的使用者”(projecteduser)理念,她把技术比喻为电影脚本,认为技术客体结合行动者以及未来的行动空间一起界定了一个有关行动的框架,故而她把关注点投向了技术的设计阶段,指出设计者在设计阶段把对于未来使用者的构想融入到了技术产品的制造之中,从而预先规划了使用者。可是,这毕竟是学术界对技术使用者予以关注的开端,“使用者”虽然迈出了被人关注的第一步,但并没能摆脱生产场域的背景,学者们仍然是立足于技术文本的作者身份来关注使用者,使用者还主要是一种处于技术黑箱之中的因素,远远没有对技术作者的霸权地位造成冲击。

正是认识到了建构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这些局限,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者柯文进一步提出了“消费联结”和“消费者联结”的概念,意欲扭转消费者在技术中始终处于被动的使用者的位置。消费联结是一个属于消费者自己的时空范畴,在这个空间里“消费者们在相互竞争的技术之间作出选择,并试图明确当从网络里面向外看的时候该网络所呈现的面貌,哪些因素越来越凸显出重要性、哪些路径值得理性地追求以及哪些太危险而不能加以期待”［6］,而消费者联结则着重强调在定义消费者时必须以处于确定的时间和空间场域中的消费者需要作出选择的那个人工物为依据。

稍后,女性主义研究者又从女性使用者的角度分辨了“终端使用者”、“外行的终端使用者”以及“被卷入的参与者”之间的差异,终端使用者是指那些受到技术创新影响的处于下游的个人或组织;外行的终端使用者是用来强调被排除在专家话语体系之外的那些终端使用者的亲戚;被卷入的参与者则是指那些受到了行动的影响但却沉默不语或者不在场的人,他们有两类,一类是虽不在场但受到他人的建构和锁定的人,另一类是虽然在场但常常缄默不语或被那些权利主体所忽略的人。这些使用者当然以女性居多,对此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妇女的自治权以及她们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力。

罗杰•希尔维斯则把关注点聚焦于日常生活技术的使用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者与技术的关系才是最普通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日常领域的使用者通过“驯化”把他们所知之甚少的、令人兴奋的甚至可能带有危险气息的事物嵌入到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文化中,从而使得它们成为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这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与使用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希尔维斯把驯化的过程分为了四个阶段:占有(成为一个技术产品或一项技术服务的主人)、客体化(展示的过程)、合并(使用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以及转化(对技术物品的使用塑造着使用者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米切尔进一步通过具体的案例考察强调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对技术进行修改并赋予新的意义［7］。

正是在近些年来西方理论界对技术使用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1世纪初,娜莉•奥德肖恩和平奇合编了《使用者如何重要》一书,综合分析了技术论中考察使用者的不同研究进路,概括出四种研究进路,即SCOT(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所开辟的作为技术变化人的使用者进路,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强调多样性和权力的使用者进路,符号学所青睐的作为结构和脚本的使用者进路以及文化学所推崇的消费和驯化的使用者进路。该书提倡学者们要关注技术与使用者的互相建构过程,关注“使用者对技术所做的一切事情”,从而在总体上“识别大众是如何在技术发展中消费、改进、驯化、设计、重构以及对抗技术的”［8］。

毫无疑问,学术界已经打开了对一直处于消极被动地位的、在技术发展史上基本是匿名的技术使用者们的关注之门,并试图明确技术使用者在技术实践活动中的积极建构作用,确立技术使用者的主体性身份,以期弥补以往技术研究中只重视技术供给方(发明家、设计员、生产者、工程师、企业家等等)而忽视技术需求方的缺陷,努力对技术发展的整个过程进行一个完整、客观的描述,以便能开拓出一片专属于技术使用者的权力领域和话语空间。当然,迄今为止对技术使用者的研究仍是以经验和案例分析为主。

二、技术使用及使用者的意蕴

对技术使用及使用者的理解是无法游离于技术消费这一话语框架的,而对于消费,人们并不陌生。在哲学以往的研究视野里,虽然鲜有对技术使用及使用者的探讨,却不乏对消费及消费者的关注。消费如同生产一样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它在最初的应用中却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暗含着“消耗”、“破坏”、“浪费”之意,直到18世纪中期才作为一个中性词出现在字里行间,并与“生产”相对,马克思对此有过精辟的描述,他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分为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深刻剖析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9］96,指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9］94。

我国学者王宁教授把消费定义为“人们为满足需求和需要,对终极产品(物品、设施或劳务)的选择、购买、维护修理或使用过程,该过程被赋予一定意义,并导致一定的快乐、挫折或失望等体验”［10］。吕乃基教授则强调消费的含义囊括了从消费品被制成一直到被取代的全过程,“包括获取、占有和通常意义(也就是狭义)下消费实践活动”,并借用了康德“自在之物”的概念指出,“设计生产出来的商品在被使用前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只是‘外在的、直接的、消极的存在’,是‘自在之物’。只有在消费中,也就是在商品与主体以及与其对象间充分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展示它的一切,商品才能成为‘内在的’‘为我之物’”［11］。显然,这种“消费实践活动”就是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使用实践活动,正如李伯聪教授在《技术三态论》一文中所强调的,只有在技术进入生活,成为消费者所使用的技术时,技术才成为了现实性的技术［12］。

由此看来,技术使用从属于消费环节,是对已然成形的、进入了消费领域的技术或技术产品的使用活动及过程。技术使用内含于技术消费的过程,是技术消费的一个子集,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子集,离开了技术使用,技术消费就失去了其最珍贵的情感体验,而离开了技术消费,技术使用也就无所依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是,由于以往对消费的探讨主要囿于生产语境,关注消费也是为了刺激生产,这样,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后“为了炫耀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大肆进行挥霍性的消费,消费主义盛行,进而导致消费异化”［13］。为了克服这种消费异化的弊端,我们必须打破生产霸权,从使用者的角度去解读消费。

技术使用虽然是技术发展过程中消费阶段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与技术消费却是不同的概念,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内涵上看,技术消费属于经济学范畴,除了内含技术使用这一活动和过程外,还强调技术选择、技术购买、技术消耗,特别是强调技术购买;而技术使用则属于哲学概念,可以理解为把使用这一环节从技术消费整个实践活动中抽离出来,从而专注于在使用阶段消费者对技术功能的实际发挥、运用、重塑和实现。从外延上看,技术消费意味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技术或技术产品循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终结,涉及到一种具体的技术产品的耗尽;而技术使用则强调一种技术或技术产品的消费实践活动过程中对其功能的运用和发挥,甚至从中可以挖掘出另一种技术或技术产品功能和意义的雏形,它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更倾向于是起点而非终点。此外,技术消费注重的是技术商品的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提倡时尚、前卫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滋生相互攀比的不良社会风气,形成畸形的“用过即扔”社会,而技术使用看重的则是技术产品的使用价值,关注技术使用的活动过程,主张“物尽其用”,拒绝浪费。

综上所述,本文把技术使用界定为使用主体对已经投入消费市场的技术或技术产品进行符合预定功能或不符合预定功能的操作、利用和发挥的活动。这是技术—社会系统中的一种特定技术与其使用主体相互建构的过程,既存在着技术对使用主体的“限定”和“强求”,也存在着使用主体对技术的“谋算”和“统治”,而技术使用者,就是指现实使用这些技术及技术产品的主体,他们期望通过“使用”这一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来满足自己在生产或生活方面的某种需求。广义的技术使用者几乎涵盖了整个人类,因为在现代这个技术座架无处不在的社会里,每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技术的使用者;狭义的技术使用者则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技术,比如,信息技术的使用者、基因技术的使用者、医疗技术的使用者等等。

技术使用者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形态层面上,可以分为技术器物使用者、技术制度使用者和技术观念使用者;在心理层面上,可以分为积极的技术使用者和消极的技术使用者;在现实层面上,可以分为生产型使用者、生活型使用者(包括生存型使用者、发展型使用者和娱乐型使用者)和军事型使用者;在价值层面上,则可以分为合理的技术使用者和不合理的技术使用者。其身份特征也比较复杂,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既可以是专业人士,也可以是业余人士;既可以是购买者,也可以是非购买者。

三、技术哲学应该关注技术使用者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技术哲学界的普遍认可,可是,技术的使用作为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却几乎被人们遗留在历史的角落里。虽然已有学者对消费领域的技术使用者予以了一定的关注,但都局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术语,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使用者进行专门、系统的解读暂付阙如。

本文认为,技术哲学对主体的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发明家、设计员、生产者、企业家、工程师等传统范式上,而应该把技术消费阶段的使用主体即技术使用者也作为积极、主动的因素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之内,打开技术使用的黑箱,从而让技术使用者也能名正言顺地登上社会科学的大雅之堂,拥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和权力体系,具体来说,技术哲学应该关注技术使用者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技术使用者在消费阶段的主体地位使然。技术的物质符号理论揭示,技术实际上就是一个文本,其间包含着多种复杂的异质社会因素,它只有通过使用者的“阅读”行为才能获得其稳定的意义,从而实现自己的某种功能。毫无疑问,技术使用者是技术在消费阶段的重要主体,不仅在实际上使用技术、建构技术的意义、实现技术的功能,而且已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因为人们并不是消极地接受技术,而是试图在使用过程中对其加以改变,将其定型为适合自己的目的,这种经过修改过的技术一旦得到他人的认可并能获得专利投入市场,人们也就从技术使用者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技术的发明者、设计者甚至生产者。此外,技术使用者不仅是技术消费阶段的重要主体,也是技术使用后果的责任主体,“他们有责任通过对现有技术进行有意识的消费和更为明智的应用,以减弱技术的负面影响”［14］。

其次是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要求。技术创新哲学是技术哲学的一块重要领地,技术创新涵盖了一个发明构思的孕育到产生再到创新产品投入市场实现商业价值的全过程,并且技术创新产品商业价值的实现是整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显然离不开使用者。我们可以简单设想一下使用者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如果一种技术产品被设计制造出来,却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和使用,那么科技含量再高的创新产品也只能成为一种摆设,被束之高阁,最终只能夭折于襁褓之中。在这种语境下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技术创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愿不愿意接受它”［15］,技术使用者因此就成了技术创新命运的逻辑主宰者。而自熊彼特以来的技术创新研究一直关注于技术的早期阶段,SCOT虽然把人们的关注点从技术移植到了社会因素上,但并没有脱离生产范式的窠臼。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对技术创新视域中的使用者进行深入地研究,是夯实、丰富我国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最后是时展的内在诉求。早在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就提出了一些有关消费社会的观点,把消费社会描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型结构。而直到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晚近阶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之后,人们才翻然醒悟,意识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工业经济时代截然不同的时代-消费时代,至此,“消费”成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个字眼。经济学、社会学相继打开了对消费中的重要主体-技术使用者-的关注大门,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了消费领域。作为时代反思精华的哲学更是不应回避这一趋势,张明国教授早已明确提倡要开辟技术哲学研究新领域-消费技术,认为于光远教授的著作《四种消费品理论》“为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寻找出了一个新的生长点”［16］,而消费技术的生命无非就在于使用。因此,技术哲学关注技术使用者,不仅符合了“朝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宗旨,与荷兰学者所提倡的“经验转向”相吻合,更是时展所赋予技术哲学研究者的任务之一。

总之,在当前各种高技术与文化理论激荡的情景里,在社会科学已经大张旗鼓地渗入到消费领域的前提下,展开对技术使用及技术使用者的系统研究,充分认识技术使用者对社会的现实意义,厘清技术使用者在STS这张“无缝之网”中的积极建构作用,特别是重视对技术使用者责任主体身份的塑造,是摆在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以及STS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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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健.现代技术伦理规约的特性［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22(11):54.

技术哲学范文篇10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角度；低碳经济；概念现状；发展认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迅猛发展，低碳经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实现低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充分的认识低碳经济工作，并且能够在科学技术的哲学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能源的消耗，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更加低碳环保，促进我国绿色理念的践行，实现我国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分析

低碳经济是在2003年英国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降低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强调新能源的开发、产业的转型升级、更加注重创新的力量以及创新的技术等。通过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能够保护我国的环境，最终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有其存在的大背景，主要是由于全球气候的变暖，影响到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面临这种现状，必须要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缩小二氧化碳的浓度。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全球气候，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会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后果，比如说自然灾害的出现，生态系统的进一步退化以及冰川融化。结合全球变暖所存在的一系列恶果，必须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倡导生态能源以及水资源的和谐，避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造成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

二、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分析

低碳经济的发展符合我国绿色发展的理念，也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但是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低碳经济的目标并不够明确不可否认全球经济正在稳步发展，但是很多地区对于低碳经济的概念认识依然较为模糊，不能够真正的明确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虽然低碳经济的学术概念存在着很大的研究价值，但是在长期推广的过程当中，发展低碳经济的效果并不明显，比如说对各种能源依然是过度消耗，森林资源的过度砍伐造成了植被的破坏，不能够更好地吸收二氧化碳。尤其是将低碳经济错误的与循环经济等相混淆，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自身的特点，也就不能够解决当下的存在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二）存在着舆论欺骗以及文化利己主义低碳经济由于起源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因此，其发展模式并不是可以全盘复制的，应该根据国情的差异来进行不同的考量和理解，但是当下我国推进低碳经济的过程当中，由于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不能够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一致，造成了低碳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舆论欺骗性。比如西方国家已经进一步完善了产业结构，并且将一些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西方国家的节能减排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进行了推广，那么相比较而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消耗的大部分能源都提供给了西方发达国家，这样就会造成一种不平衡性，也就是文化利己主义。（三）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低碳经济发展也应该符合时代的行情，同时与地方实际相符合，但是由于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些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而言，过度的强调低碳经济会阻碍到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会造成传统经济的增长受到影响，同时也会限制住社会的进步。（四）消费上过于奢侈。在哲学文化角度来讲，奢侈消费是指在消费时代当中存在着部分少数群体具有高档奢侈消费的习惯和行为，比如说超前消费，虽然获取了相关的情感需求，满足了自身的欲望，但是却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在中国部分消费者也追求一些奢侈品，导致了我国的消费行为正在逐年的提升，总之由于错误的消费理念以及消费习惯，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或者是低碳经济的进一步落实。

三、科学技术哲学角度下低碳经济分析

鉴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当下我国开展低碳经济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必要在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之下加强对低碳经济的分析和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充分的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人类无时无刻不与自然发生着关系，人类的一切的生产生活活动都是依靠自然的给予的。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必须要综合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一系列环境损坏现象，但是环境问题的类型相对较为复杂，因此要区别对待。比如说土地荒漠化、生物的多样化以及淡水资源相对较为缺乏等，需要针对不同的环境问题，来采取有效的发展手段和方法，才能够解决问题，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另外需要考虑的是在进行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环境造成一系列影响，为了达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和谐共处，必须要从源头上解决环境问题的出现。由于人、自然和社会本身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发展，人类在进行自然资源运用时不能够过度的进行资源的挖掘，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而是要寻找一种平衡。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保护资源，促进生态平衡，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要充分的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制约关系，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避免对自然过度的掠夺和消耗，以免引发环境问题。其次，要了解现阶段的全球环境问题。人类从产生一开始，就与自然界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客观性。因此，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是正确处理人员自然关系的前提。科技哲学中强调主观能动性，因此面临着自然的破坏，必须要发挥人类的重要作用，才能推动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就必须要了解到全球的环境问题及现状，比如说过度的进行农业的开垦，势必会造成一些灾害，比如说洪涝灾害、水土流失等，比如说英国伦敦出现了延误时间，这就是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所造成的，因此必须要充分的认识到人类在进行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必然会给环境带来一定的损害，但是一系列恶果都是由于人为原因所造成的，一定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避免对自然的恶化，避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排放过多的废弃物，造成全球的环境污染，尤其是发展国家也要避免走“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而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把握好经济发展的度，更好的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科技哲学认为：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具有普遍性。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注重保护环境，改变传统的发展错误观念，采取绿色的发展理念，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减少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最后，要充分的认识到双刃剑的问题。在科技哲学的指导下，一方面要接受哲学理念，另一方面要采取科技的手段，通过科技的力量来改变当下人类的行为，但是也要承认凡事的两面性。由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因此在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必然会对环境产生一系列影响，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进行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要充分的认识自然、改善自然，只有把握好度，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友好相处，因此要掌握住自然规律的同时也能够利用规律，去挖掘相关的资源，有效的改善环境，促进低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开发的过程当中要避免出现人类私欲的膨胀，而要通过正确的认识，合理的利用规律、把握规律，对资源进行使用。

四、总结

低碳经济的提出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能够缓解，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尤其是能够改变全球气候变暖的现状，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环境。但是当下低碳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目标不够明确，在进行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依然存在着一些舆论欺骗以及文化利己主义，同时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不够优化，依然存在着一些奢侈浪费现象，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低碳经济的科学技术哲学思考，需要结合全球问题去充分的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然后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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