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刑法范文10篇

经济刑法范文篇1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并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基本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法律只是追究那些事先加以禁止的对社会构成危害的行为。”[1](P29)“因为只有确定了什么行为应受法律谴责与遏制,我们才能确定我们要遏制人们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应把什么人视为我们使之遭到报应的罪犯,对什么人加以报复或对什么人进行改造。”[2]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实质,是为了解决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什么性质的行为不应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问题,并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它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大量的经济犯罪已经出现,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后果。“经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学术研究上的各种估计,几乎都是天文数字。……使经济犯罪对于经济社会的损害性和危险性,更形增高,而成为最严重与最危险的新兴犯罪。”[3]“经济犯罪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比治安犯罪更为直接、严重的破坏力。经济犯罪往往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导火索。”[5]通过经济刑法立法对各种经济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地控制和遏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当务之急。而要建立和完善经济刑法立法,就要准确地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及其确立基础。尽管经济刑法立法是立法机关有意识、有目的的创制经济刑法的主观创造性活动,体现了立法机关的自觉性和主观性。但是,正如人们不能脱离、超越历史与现实提出的要求、提供的条件而人为地创造历史过程一样,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也不能脱离、超越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而凭立法者主观设计拟造;它决不是立法机关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活动,它必须以、也只能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并直接受制于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产生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5]“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6]“刑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植根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存在的价值。”[7]因此,对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基础的考察、认识和确立,应着眼于社会经济生活现实需要,应以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准确、全面、及时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换言之,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础,更确切地说,就是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经济犯罪行为,以及对经济犯罪行为予以惩治和打击的调整需要,是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二)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标准

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确定某一行为是否应被规定为经济犯罪、应否被纳入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中,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由于“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确定何为犯罪”[8],因此,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也应以某一行为是否侵害了经济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¹所谓刑法法益,“即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9]相应地,经济刑法法益,就是受经济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在刑事立法上,对于某一社会生活利益应否以刑法手段加以保护,均以法益作为决策依据。”[10](P55)“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违法性的实质就是侵害或威胁法益”。[11](P3)确立了经济刑法法益,就能为经济刑法立法指明正确方向,并确立了经济刑法立法的目标。立法机关进行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就应确定经济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即经济刑法的法益及其范围大小,并把侵害经济刑法法益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经济犯罪,以此表明经济刑法立法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经济犯罪的惩治和打击,实现对经济刑法法益的保护。可以说,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都是以经济刑法的法益为核心,并紧紧围绕如何保护其法益而展开的。全部的经济刑法立法过程就是为保护法益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方向的立法活动过程。经济刑法法益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出经济犯罪的本质,即经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内容,即经济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11](P4)“正确把握法益概念的社会内涵,有助于刑事立法所保护的客体秩序(或者说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适应时代的精神。”[10](P56)经济刑法立法是通过对严重侵害法益或者侵害重要法益的经济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刑罚处罚来实现其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应以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但是,经济刑法法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发展而随之变化和发展。“对过去认为没有必要保护的法益,随着保护要求的增大,就应当进行相应的新刑事立法。相反,在认为某个法益已经不值得刑法保护的时候,以保护这种法益为己任的犯罪规定就应当从刑法中删除。无论如何,适当的实定刑法,必须适应具体社会中对法益保护的现实要求。”[12]在确立经济刑法立法时,应关注经济刑法法益的这种变化性,并相应调整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二、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确立的切入点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犯罪,它是决定所有经济刑法立法内容的基点。而经济犯罪的概念又是认识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起点。“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对象范围的思维形式。研究任何事物,首先必须弄清其概念,这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13]研究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应科学地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这对于深化经济犯罪的理论研究,促进经济刑法立法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准确地认识经济犯罪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1.既要以现行刑法典规定的一般犯罪概念为基础,又要以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规定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为补充。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一般犯罪的立法定义,揭示出犯罪的三个本质特征,即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表明某一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特性,并已达到严重程度;刑事违法性,表明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违反了刑法规范;应受惩罚性,表明违反刑法规范、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应承担刑罚处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这三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18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9卷¹刑法学理论界大多倾向于从社会危害性角度来认识犯罪的概念及其本质,这种作法尽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也有一些学者借鉴外国刑法理论中的研究成果,主张应从刑法法益角度认识犯罪的本质。本文也赞成从刑法法益角度来认识经济犯罪的本质,并以此作为确立经济刑法立法的标准。至于采用该种观点的原因,因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问题,故不详述。最基本的属性,刑事违法性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的体现,应受惩罚性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一个不法行为必须具备不法、罪责与应刑罚性等三个本质要素,始得经由刑事立法手段,加以犯罪化,赋予刑罚之法律效果,始成为犯罪。”[14]这是认识一切犯罪的基础,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也应以此为前提。尽管经济犯罪是一种新型的、复杂的、特殊的犯罪种类。但是,它的本质与其他犯罪是相同的。明确了该点,就能够为正确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指明正确的方向,把握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的共同本质。同时,除我国现行刑法典外,我国一些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为了惩罚和打击某一种类的经济犯罪,也规定了个别经济犯罪的概念。如《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具体规定了某一类经济犯罪的概念。此外,一些民事、商事、经济、行政等法律中,也规定或可能规定一些具体经济犯罪的概念。这些都从某一方面指出了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也应考虑把这些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规定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作为认识一般经济犯罪概念的补充。只有既认识刑法典中的犯罪概念,又认识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才能求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全面认识。2.既要看到经济犯罪与一般犯罪的共同属性,更要看到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一方面,如前所说,经济犯罪作为犯罪的种类之一,它具有一般犯罪的共同本质。要取得对经济犯罪的深刻认识,就不能脱离对犯罪本质的认识,而应从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入手。另一方面,经济犯罪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犯罪种类的犯罪类型,它又具有其特殊性。从表面上,经济犯罪概念是经济与犯罪的交叉和集合,经济犯罪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经济”一词可作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但一般来说,它都是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角度来说的。“经济活动首先是指生产具有使用价值(功能、效用)的各种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各种活动。”[15]由于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创造物质财富。所以,也可把经济活动解释为为了创造物质财富而进行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相应地,经济关系就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犯罪就是产生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中的犯罪行为。经济犯罪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密切联系,揭示出经济犯罪发生的特定领域。这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认识经济犯罪的概念。3.适当借鉴外国研究成果中的合理成份,积极吸收我国已有研究成果中的正确看法。外国理论界对经济犯罪概念问题的探讨时间比较早,已经奠定了研究经济犯罪概念的基础。对经济犯罪概念研究的深化,应借助外国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不借鉴和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就不能有所创新。但是,外国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研究,也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例如,德国学者林德曼从刑法角度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针对国家整体经济及其重要部门与制度而违犯的可罚性行为”。[16]美国学者苏什兰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是“白领犯罪”的一种形态,并认为“所谓‘白领犯罪’乃指受社会所尊重及具有崇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者,在其职业活动中谋取不法利益而破坏刑法的行为。”[17]日本学者藤木英雄认为,“经济犯罪即在正常的经济交易场所活动之人,在执行职务时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犯的不正行为”。[18]H.埃德赫兹认为,经济犯罪是“采用无形和稳蔽或欺诈手段来逃脱应付款项或使应受的钱财耗损减少,或获得商业或个人利益的一次或一系列非法行动。”[19]还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对经济犯罪的确立包括两个标准:一是客观标准,即经济犯罪侵害客体。狭义上的经济犯罪侵害客体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秩序;广义上的经济犯罪侵害客体既包括经济秩序,也包括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二是主观标准,即经济犯罪主体状况。经济犯罪总是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的所作所为,因而是在企业内部的犯罪。[20]对于上述这些以及其他外国学者关于研究经济犯罪概念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素材,可予以必要的借鉴,吸收其合理和科学的因素,并应克服其欠缺和不足,从而求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科学认识。

(二)经济犯罪的概念

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国内外理论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出现了许多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不同观点;其分歧之大,观点之多,在所有种类的犯罪概念中居于首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经济犯罪概念具有相对性。如何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首先要受到一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一种行为是否认为是犯罪,受着该国的国家类型、立法、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刑法时代思潮的强烈影响。”[21]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刑事政策、道德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犯罪的概念以及立法规定不尽相同。相应地,各国经济犯罪的概念及其立法规定也各不相同。因此,我国经济犯罪的定义,也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有利于打击、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行为的需要出发;而且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涉及到认识的方法、角度、立场、评价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由于认识经济犯罪的方法、角度、立场、评价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要概括出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的确是很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应以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刑事政策、道德观念、文化传统以及现行的立法规定为前提,采用适宜的方法论来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2.经济犯罪概念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综合性。为了全面、科学地概括经济犯罪的概念,既要吸收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关于一般犯罪和个别经济犯罪的立法定义,又要吸收、借鉴和肯定前述外国学者和我国学者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合理成份,以便对经济犯罪的本质作出高度概括,并突出经济犯罪的特殊性。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经济犯罪的概念可从以下方面予以揭示:首先,经济犯罪的客体为经济领域中受到侵犯的经济管理制度和经济秩序。不同种类的犯罪产生的不同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种犯罪的特征。经济犯罪是发生于经济活动或者经济关系中的犯罪,即经济犯罪只发生于经济领域。这是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之一。但是,“经济犯罪不等于经济领域中的一切犯罪。”[20](P8)为了把经济犯罪与其他发生于经济领域中的其他犯罪区别开来,对经济犯罪的界定还需考虑其他因素、与其他因素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尤其应考虑经济犯罪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特点。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一切犯罪的共同本质属性,但经济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具有其自身的特殊表现,主要表现为经济犯罪对经济秩序和经济制度的破坏。其次,经济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严重违反国家经济管理制度,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各种行为。国家经济管理制度是国家为了确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的协调、有序状态而制定的各项制度。经济犯罪是发生于经济领域之中、严重破坏经济关系或经济活动并造成经济利益重大损害而应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这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点。

三、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意义

(一)有利于准确界定经济刑法立法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首先有利于对经济刑法立法进行定性分析,即准确界定经济犯罪的内涵,它能够从质上直接表明和体现国家以经济刑法立法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刑法立法并不是泛泛地针对所有经济关系或者经济活动,它并不是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关系、经济活动都纳入其全面调整范围之中;经济刑法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只能是社会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中的特殊的越轨行为或活动,即经济犯罪行为或者经济犯罪活动。经济刑法立法的目的,也正是通过立法手段,采用刑罚方法惩治、预防、控制经济犯罪行为或者活动。因此,经济刑法立法的关键,就在于要正确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而纳入其调整范围之内。其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还有利于对经济刑法立法进行定量分析,即恰当确立经济刑法立法量的规定性。正确确定经济犯罪的种类多少和范围大小,它能够从量上直接表明和体现国家以经济刑法立法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经济犯罪是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问题研究的焦点。通过对经济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不仅能够把握经济犯罪的本质属性,揭示经济犯罪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能够对经济犯罪的外延、种类、范围做出准确的界定;准确地把握研究经济犯罪问题的界限,划分经济犯罪行为与经济违法行为、经济犯罪行为与财产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以及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而且经济犯罪有其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通过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对经济犯罪做出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能够考察经济犯罪的演变历史,从而探索和总结经济犯罪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科学地预测经济犯罪未来的变化趋势,为经济刑法立法提供科学的根据。

(二)有利于妥善解决经济刑法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建立和完善的初期,“社会还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从而对某些经济行为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问题,还处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这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P9)经济犯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只能指立法活动,无论是进行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其主体只限于立法机关。”[22]经济刑法立法的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基于惩治和打击经济犯罪的需要,把现行经济刑法立法尚未规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在立法中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过程或者活动。它是扩大经济刑法介入、干预社会经济关系范围和处罚范围的思想在经济刑法立法中的体现。经济刑法立法的非犯罪化,是指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立法机关通过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对原来立法中规定经济犯罪行为的内容予以修改或者重新做出规定,使某些原来被规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不再是经济犯罪行为的过程或者活动。它是限制、制约经济刑法立法介入、干预社会经济关系范围和处罚对象的思想在经济刑法立法上的体现。“没有一个国家只进行犯罪化或者只进行非犯罪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以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的合法权益及其程度、处罚的必要性等因素为根据的。”[1](P46)通过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能够正确认识经济犯罪侵害或者威胁着哪些合法权益,认识对经济犯罪进行处罚的必要性,解决好经济刑法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

经济刑法范文篇2

本文作者：邓蝶工作单位：广西大学法学院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经济犯罪也呈上升的趋势。经济犯罪有着特殊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侵犯着社会和公民的财产，也威胁着正常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稳定。1997年《刑法》对经济犯罪作了较大规模的补充修改，将1979年《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修改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将1979年《刑法》第五章中的“贪污罪”和第八章中的“受贿罪”以及与贪污和受贿有关的犯罪抽取出来后与其他一些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有关的经济犯罪合并起来组成新的一类犯罪———“贪污贿赂罪”，从而形成了1997年《刑法》中有关经济性犯罪规定的全部内容。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中要求把经济刑法独立出来作为一门学科的呼声很高。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在我国国民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建一个完整的经济刑法体系，既有利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又有利于打击猖狂的经济犯罪。但笔者认为，把经济刑法独立出来有着严重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有效操作运用。第一，若把经济刑法独立出来，势必会对我国刑法典的完整结构产生强烈的冲击。刑法典是系统的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它是法律对所有社会关系的最后保障。把经济刑法独立出来，缺乏实施的理论根据。我国的刑法典是由总则和分则组成，总则是分则的理论基础。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刑法典，其在内容上应该对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构成、定罪、刑事责任等等以及所有的犯罪种类做出规定，而经济犯罪只是作为犯罪的种类之一，它的内容在刑法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刑法典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把刑法典中规定的经济犯罪内容独立出来，刑法典规定的犯罪种类中就会缺少经济犯罪的种类，导致对刑法典的完整结构产生强烈的冲击。第二，经济刑法的研究对象内容不确定。没有确定的内容，则不具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经济犯罪是经济刑法的研究对象，但目前，国内外对经济犯罪的概念看法不一，主要分为以下三种观点：1.最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该说认为所谓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工农业、财政、金融、税收、价格等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非法获取财产利益，依照法律应当受刑法处罚的行为。

这一学说扩大了经济犯罪的调整范围，若把这些内容独立出来，则我国传统的刑法典的体系将会瓦解，刑法典作为一种基本法对社会的最强的保护力则体现不出来。它混淆了经济与公私财产的界限。2.中义经济犯罪概念。该说认为所谓经济犯罪是指以谋取一定的非法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为目的，在经济活动及其相关互动中，实施的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触犯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3.狭义经济犯罪概念。认为所谓经济犯罪就是以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而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就是指刑法第三章所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不是这一章所规定的犯罪，不属于经济犯罪。这些概念都不够严密和完整，学界也没有形成通说。仅仅从概念上看，不能反映出经济犯罪的范围。研究对象范围的不确定，不具备学科独立的条件。第三，经济犯罪的可变性。经济刑法随着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的不断发展而呈不断变化的形式，它的罪与非罪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相对而言，普通刑法中的大部分罪状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法律与经济是相互影响的，法律变动太大，对经济也会造成很大影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法律的适用。第四，法律体系较健全的国家也极少把经济刑法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如意大利在刑法典中设置专篇或专章，专门规定有关经济犯罪的经济刑法。意大利刑法分则将经济犯罪单独划分为一类，将所有有关的刑事处罚归为一章规定。这种立法方式便于司法实践部门进行操作，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它僵硬地将所有经济刑事处罚的规范都集中在一章，有违刑法分则体系设置的科学性，也有可能造成经济刑法规定的不全面行。目前很多国家所采用的是除了将经济犯罪规定在刑法典中之外，同时还将经济犯罪分散规定在经济、民事和行政法规之中。这种立法方式也有其缺陷，它没有区别好经济、民事、行政法规的界限，违反了法律科学分工的原则，同时也有损刑法典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第五，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必须以刑法总则为基础，它不能脱离总则而独立存在。经济犯罪是刑法分则中的一个部分，它以各个罪名表现出来。若把它独立出来，则该类犯罪的定罪量刑则变得困难，还可能出现脱离总则来适用的情况，这将有悖于刑法的基本原则。第六，经济犯罪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对它的处罚也应以最严厉的刑罚处罚。而刑法是我国最严厉的保障性法律，若把经济刑法独立出来，则经济刑法该如何定位，它的处罚不可能重于刑法，否则将会违背法的精神。但它又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则只能用刑罚处罚，只有放入刑法典中，才可解决这一问题。

总之，笔者认为，经济刑法不宜独立出来作为一门学科。立足于我国的法制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现状，经济刑法还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一个独立的学科，应该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应该有其独特的特点，然而，经济犯罪内容的不确定，决定了它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若硬是把它独立出来，则会破坏我国的法律体系，表面上看，经济有了专门的法律做保障，但实质上，它的内容还是有很多漏洞的。经济刑法立法是惩治和打击经济犯罪的专门性手段，立法内容都是通过其立法形式表达和体现出来的。经济刑法立法能否采取适宜于其立法内容的立法形式，直接影响着其立法内容是否科学、完备以及其立法效果是否良好。我国目前的经济刑法的立法方式没有太大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对它进行研究完善，足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经济刑法范文篇3

与其他犯罪相比，经济犯罪有其发生的特殊机理，有着以利益为导向的特殊发生规律。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既不是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唯一手段。“经济刑法具有补充性、二次性，经济刑法是对第一次规范(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1〕经济刑法中的术语应该严格于其他经济法规范文件中的术语。蒂德曼承认，“在法律后果上，刑法根本有别于其他法律领域，刑法制裁是可罚行为的一般法律后果，而无须考虑该行为的其他法律后果，在其他法律部门，可罚行为的恶害程度只是由其公正性要求来判定。”〔2〕“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例证，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以次充好’就不同于《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以次充好’，前者的范围应该更宽泛，包括以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失效变质的产品等冒充普通产品的行为，否则就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定罪处罚。”〔3〕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立法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纠正以往立法对其过度关注造成的不利影响。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代表着或预示着未来经济刑法的走向。研究这一立法动向有助于认清其立法发展规律，总结有益经验，发现其不足。这对完善经济犯罪立法甚至整个刑事立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表象概览: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之修正

我国刑法典将经济犯罪规定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所涉罪名达100多个，占刑法总罪名的1/4。可以说，经济刑法一直是我国刑法修改、完善中最活跃的领域。〔4〕从该章所处刑法典序列看，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在我国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修正案以其权威性与及时性应对着经济犯罪的变化。以下就历年修正案关于对经济犯罪的修正内容做一图表分解式的说明。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我国连续八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正。从修正时间上看，时间间隔较短，一般间隔两年，时间最长者间隔三年，时间短者间隔一年，甚至一年连续颁布两部修正案，修正频率较高。从修正罪名上看，经济犯罪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表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点:首先，采取两种修改方式。其一是修改罪名的方式;其二是增加罪名的方式。从涉及罪名数量上看，修改罪名数量明显多于新增罪名数量，但新增罪名呈逐次增加趋势。修正案(一)修改罪名7个，增加罪名1个;修正案(二)未增改罪名;修正案(三)修改罪名1个;修正案(四)修改罪名4个;修正案(五)修改罪名1个，新增罪名1个;修正案(六)修改罪名8个，新增罪名5个;修正案(七)修改罪名4个，新增罪名2个;修正案(八)修改罪名19个，新增罪名3个。修正案共计修改罪名次数64次，除去重复修正罪名，修改罪名61个，新增罪名12个。如果将拆解罪名加上，共有新罪名13个，涉及74个罪名，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总数的69%。修正案对本章节修正罪名之多、关注程度之高位居刑法各章之首。修正案罪名的过快增加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并且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法律干预的有限性。〔5〕因为“法律理论中的理想‘法律秩序’对于真正的经济行为世界等于零，因为两者处在不同的水准上，一个是在‘应有’的理想世界，另一个则在‘实有’的现实世界。……‘法律’只是一种具有实在效力的可能性而起到特定保障作用的‘秩序制度’。”〔6〕其次，从修正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的修正:罪名、罪状、法定刑。第一，罪名的修正。八次修正案先后增加了数个罪名，新增罪名属于重要的犯罪化方式之一。除新增罪名，对原有罪名的修正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对于能够涵盖原来行为的，不修改罪名，这类罪名一般以较为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如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等。另一类罪名相对较具体，随着罪状的扩充，原有罪名不能包含新增行为内容，需对原有罪名进行相应的扩充，如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本罪修改扩充后的罪名变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新增罪名大部分采用了具体描述模式，只有个别新增罪名采用概括模式。但对罪名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修正，都体现出犯罪化的一面，“选择犯罪化的目的，是通过严密法网来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7〕第二，罪状的修正。在修改罪名中，修正案对相关罪名的修改一般采扩充式。扩充罪状目的有二:其一是细化罪名，使得刑法更加明确，周延犯罪的各种情形，增加其可操作性。如在修正“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细化了滥用职权与过失两种犯罪形式。在修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对自买自卖及与他人串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规范，使其外延更周延。其二是扩张犯罪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具体表现为增加犯罪主体、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取消限制性条件等。如对“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修改，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张了本罪:一是废除“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目的;二是废除“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限制条件。又如，1997年刑法第161条“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源自《公司法》(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第212条的规定，〔8〕“而2005年《刑法修正案(六)》第5条修改后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使范围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定，但更有利于公平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9〕第三，法定刑的修正。法定刑修正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提高法定刑，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增加从重处罚条款，如强迫交易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种是改定罪条件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如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徇私舞弊的从重处罚。而在前罪名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徇私舞弊”之犯罪动机属于定罪要件，在此将其作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加重了对本罪的处罚。首先是取消了“动机”的限制要件，扩大了本罪成立范围;其次是规定了从重处罚条件。第三种是扩充处罚范围，如在洗钱犯罪中，增加了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其二是降低法定刑，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删除较重的刑罚，最为典型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删除。第二种是降低最低法定刑，限制基本刑罚中的最高刑罚，或者取消基本刑罚中的罚金。第三种是提高入罪门槛，间接降低刑罚。如在“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修改中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三是综合模式，包含提高与降低法定刑两种情形。此种方式集中表现为对罚金刑的修改上。以往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大多实行倍比罚金制，因倍比罚金制的固有弊端，修正案采用了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增加了司法可操作性，司法主体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所处时代及实时刑事政策、社会综合情况判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罚金。

二、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修正之两个发展趋势

(一)形式方面:修改方式的集中性到分散性之发展趋势

修改形式方面有如下两个发展趋势:一是罪名修改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二是修改内容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首先来看罪名归类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除修正案(二)外，其他7次关于经济犯罪的修正都体现出较强的集中性特点。如修正案(一)集中就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两小节犯罪进行了修正。其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3个罪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5个罪名。只有一个非法经营罪不属于上述两小节内容。修正案(三)集中就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洗钱罪进行了修正。修正案(四)则主要对走私罪中的两个罪名进行了修正。修正案(五)中的三个经济性罪名的修正都与信用卡类犯罪有关。修正案(六)则又集中对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两节的12个罪名进行修正或者增补。其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5个罪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7个罪名。从刑法修正案(七)开始，罪名的集中性修改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其中修正案(七)修正的6个罪名中，分布在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等4类犯罪中。修正案(八)的23个罪名分布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犯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等6小节犯罪中。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仍体现出对食品类犯罪、走私犯罪与金融秩序类犯罪较为集中的关注特点，但从罪名分布面上看，已体现出较强的分散性特征。其次来看内容修正的集中性向分散性发展之趋势。从罪名、罪状、法定刑修改情况来看，修正案(一)主要是通过修改原有罪名的方式完善经济立法。绝大多数的法定刑没有修改，修改点集中表现在罪状上，相应的一些罪名根据修改后的罪状做了修改。修正案(四)与修正案(五)罪名较少，其规律并不清晰。修正案(六)、(七)则集中在罪状的修改上，对于法定刑虽有涉及，但没有使用直接修改刑罚的方式，而主要是通过修改罪状间接改变刑罚。修正案(八)糅合罪状、法定刑综合修改模式，特别是对死刑极刑的直接废除，代表着经济犯罪修改刑罚的一种新趋向。在前述刑法修正案中，如果说对刑罚的修正还处于“通过修改罪状的方式间接修正刑罚”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状态下的话，修正案(八)则大张旗鼓直接对刑罚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刑法修正案采集中修正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问题的集中性、亟需性迫使立法者在短时间内做出应急性反应，而这与风险社会〔10〕的到来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现阶段的全球化、市场化是鼓励或者迫使人们进行各种有风险性的选择的。”〔11〕;第二，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将本次立法放在既有的框架内，可以突出问题，深入分析论证;第三，集中修正易使各修正案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利于问题的明确化。但毋庸质疑的是，修正案集中立法模式带有明显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罪名相对集中使每次修正的范围较小，易浪费立法资源。从修正案启动到起草、审查、通过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遵循同样程序，甚至花费同样的财力、人力下，扩大修正罪名的范围其效益明显大于小范围内的罪名修正，利于节约刑事立法资源;其二，罪名集中修正会造成立法者不能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内进行深度、全面思考，易造成片面性立法，使立法缺乏整体性;其三，修正方式的相对集中使得罪状、罪名、法定刑之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现象。如通过对罪状的修改，间接提高或者降低法定刑，让罪状承担了不应有的法定刑内容。以刑法修正案(七)、(八)为代表，倾向于采用分散、整体修改模式，既包括对罪名的分散关照，也表现为对法定刑与罪状及罪名的混合性、综合性修改，集中式的经济犯罪立法模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这有利于剔除集中立法带来的固有弊端，为未来立法指明了道路。

(二)实质方面:修改内容的重刑化向轻刑化之发展趋向

修正案对经济犯罪从重立法倾向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加罪状内容，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但不修改相应刑罚。如在刑法修正案(一)中，在7个修正罪名中无一例外地增加了行为方式或者犯罪主体，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犯罪范围，其严厉性程度明显提高。但相应刑罚大都没有做出修正，即在罪状扩张同时，没有相应降低刑罚，变相增加了刑罚的严厉性。又如，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还明确增加了“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节加重犯，并将“徇私舞弊”情形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修正案(三)对洗钱犯罪的修正，亦是通过直接提高直接责任人员刑罚方式，加重对本罪的处罚。上述两个修正案对经济犯罪重罚的修改策略在修正案(四)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如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中，修正案明确降低最低刑罚，并以结果犯代替情节犯，提高了入罪门槛，间接降低了本罪刑罚。修正案(六)则主要是通过提高入罪门槛的方式，降低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处罚。如在违法发放贷款罪中，将“造成较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正案(七)在逃税罪中明确规定减免处罚条件。修正案(八)则以大幅度削减相关经济犯罪中的死刑罪名为基础，降低经济犯罪刑罚。另外，在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中，明确限制基本刑的最高刑期为10年。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犯罪中的刑罚走向并不是一味的轻缓化，修正案对不少罪名提高了法定刑。如对一些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改倍比罚金制为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其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以往倍比罚金数额较小，不能体现出罚金刑应有的惩罚性。修正案改用非固定数额罚金制，不设置惩罚的上限，利于发挥罚金的惩罚性作用。修正案针对关系民众安全的食品类犯罪，通过修改相关罪状，加大了对其惩罚力度。如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原来的危险犯修改为行为犯，扩张了犯罪成立范围，提高了对本罪的处罚力度。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条件限制，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情形，间接提高了对本罪的处罚力度。经济犯罪有着特殊的原因，追究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经济运行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被要求不断的创新变革，而创新与变革本身就是对规范、传统、制度的一种违反，一旦触及刑法就可能构成犯罪。这意味着如果刑法触角过多地延伸至经济领域，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二是经济及相关辅助制度漏洞是经济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在相关制度存在漏洞的情况下，行为人以“侥幸”心理从“漏洞”之中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涉足于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利润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刑罚的威慑力，刑罚在利润面前永远是微不足道的成本。”〔12〕以刑法弥补经济等制度漏洞，实有“越俎代庖”之嫌，且效果不佳。三是经济犯罪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空间性特点，这是形成经济犯罪多而复杂的重要原因。由此不难看出，依靠严刑峻法构建起来的纯粹暴力机器并不能遏制经济犯罪。否则，“在这种建立法治的努力下，尽管社会可能呈现出有序，但是这种秩序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的，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性，往往无法有效调动个体运用他个人的知识采取有效行动，促成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形成、发展、选择更为人们偏好的、有效的秩序。”〔13〕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代表，我国刑法立法已经从一味的追求重罚惩治经济犯罪的传统做法向刑罚的轻缓化方向发展。特别是经济犯罪死刑罪名的适当削减是迈向经济犯罪轻缓化的重要一步，它是遵循经济犯罪发展规律的表现，更是新时代“宽严相济”〔14〕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对未来经济犯罪立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三、未来经济刑法立法之三点转变性建议(一)罪名的随意扩张向限制集中的转变罪名的扩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修改罪名的扩展;二是新增罪名绝对数量的增加。首先是修改罪名的扩张。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改，主要是通过扩张罪状中的主体与行为方式或者情节的方式，以此达到扩张本罪适用范围或提高或降低刑罚的目的。根据罪名概括方式不同，经济犯罪罪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容性较强的罪名，如非法经营罪，从罪名上看并没有增加，但实际上可以达到没有限制地扩展经济犯罪的目的，这也是一直为广大学者所诟病的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性缺陷。另一类罪名是具体或限制式罪名，此类罪名的包容性较小，与罪状具有较强的对应性，如若修改罪状内容则需要修改相应罪名。此种罪名的好处是能适度限制罪状扩展，在罪状修改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后，必须另立罪名。从新设罪名与单纯扩张罪状的难易程度看，另立罪名明显难于扩张罪状。因此从立法限制经济犯罪扩张的角度考虑，宜采限制性罪名，摒弃包容性较强的罪名。我国传统经济罪名大部分属于包容性较强的罪名，具有潜在的扩张危险。修正案新增罪名则表现出紧缩性特点，即多属于限制性罪名，但亦有诸如虚假破产罪包容性较强的罪名。这与“有市场经济就有经济犯罪这一客观现象有关。”〔15〕这要求刑法对经济犯罪扩张的同时需要有节制，必须具有谦抑的价值取向。总之，从降低经济犯罪罪名的绝对数量上看，宜采限制性罪名。其次来看新增罪名。刑法修正案中的经济犯罪新增罪名表现出向“前”延伸的特点，扩大了经济犯罪圈。如对信用卡类犯罪，修正案将犯罪的预备行为实行化，极大地扩张了犯罪的处罚范围。经济犯罪产生原因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严厉的无效性与综合手段规制的必要性。可以说“放任少量犯罪其实有利于社会状况的改善”。〔16〕刑法罪名的前延，不适当地挤占了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法律的适用空间，出现常规手段规制不足、刑法手段规制过剩的不良现象。未来立法宜适当收缩经济犯罪刑法前线，综合其他规制手段，完善并弥补经济制度漏洞。经济犯罪罪名的集中性含义是指罪名指涉应以经济犯罪实行行为为中心，不能任意扩张经济犯罪的实行行为。如就金融诈骗罪，应重点规制使用金融手段实施的诈骗行为，而对于诈骗行为的前行为尽量使用其他手段进行规制。当然，这一立法模式的转变需要借助刑法总论及整个刑法理论的转变性发展。我国刑法总论通过对犯罪停止形态的规定，极大地扩张了犯罪的处罚范围，如将危害性较小的预备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鲜有对预备行为进行处罚的判例，司法对立法的排斥或者异化归因于立法对犯罪严重性的过度估计，产生了立法过剩问题。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为我们提供了较充分的罪名集中理由，将经济犯罪罪名集中于实行行为不但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更是发挥其他综合规制手段，解决大量经济犯罪黑数的有效方式。(二)罪状描述的简约粗疏向明确具体的转变传统经济犯罪罪名内容较少，这与当时经济犯罪表现方式简单有很大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犯罪的表现形式也日益复杂。为规制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犯罪，修正案在相应的罪状中实时地增加了相关行为表现方式，对相关的概括性术语进行了细化分解。如在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中，修正案(一)细化了其他金融机构的范围，具体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罪状的简单粗疏虽具有一定的涵盖力，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解释一些复杂的犯罪行为，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之一是罪刑的明确性。罪状越明确，对行为人与司法主体的指引性就越强，其可操作性也就越强;相反，罪状越简单模糊，其解释力虽然加强，但解释的随意性会随之增加。在相似性与类似性难以判断的场合，很有可能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经济犯罪方式会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动性、快速性而表现出极强的变化性，经济犯罪立法会表现出相应的滞后性特点，但这种滞后性相对于经济发展变化的快速性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刑法的“滞后性”。因为刑法越明确具体，对其解释力就越小，就越有可能不能与现有的行为一一对应，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任意性会相对降低。罪状的明确性并不意味着限制处罚范围，可以在增加相应处罚范围的同时通过立法术语的改变，提高罪状的明确性。这在经济犯罪历次修正案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与运用。如在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中相应地增加期货交易，在洗钱罪中增加上游犯罪的种类，在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中废除了牟利目的的限制条件等。上述罪状修改模式都相应地扩张了处罚范围，且增强了罪状的明确性。也许有人认为，此种扩张罪状的模式极大地增大了对经济犯罪的处罚，与经济犯罪的从轻处罚趋向相违背。此种担心是多余的，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通过对罪状的适当扩张，可以起到严密刑事法网的目的，将所有的同类情形、主体纳入到同一的罪名规制之下，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二是担心者犯了将罪状的严与刑罚的厉等同起来的错误。刑罚的严而不厉是靠罪状与法定刑的相互配合而发挥作用的，而不是单靠其一。罪状的严是刑罚不厉的前提，如果没有罪状打击面适当宽度的保障，刑罚中的厉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刑法修正案新增罪名中的罪状体现出具体化、明确化发展特点。如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对其行为方式进行了详尽列举，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些新设的经济罪名中，仍有简单粗疏的罪状，未来立法应尽量设置明确具体的罪状，以提高司法的操作性。

经济刑法范文篇4

我国刑法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一方面执行着对敌专政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保护和促进人民民主的功能。要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将保护、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尤其在国家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的今天,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就成了刑法突出的、主要的任务。我国刑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以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体现着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因而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保护和推动作用。归纳起来看,我国刑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如下几种功能:

一、保护功能

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确保经济发展的安全、运行的正常进行,这种功能是通过刑法的具体运用,打击各种犯罪来实现的。我国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分为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直接保护是指刑法通过惩治发生于经济领域各个环节的经济犯罪,保护经济发展的安全与正常秩序.间接保护则是指刑法通过惩治其他刑事犯罪,维护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我国刑法对经济的直接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规定并制裁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保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物质基础。保护自然资撅的安全与合理开发,是我国刑法经济保护功能的重要内容。现行刑法规定的盗伐林木罪、滋伐林木罪、非法捕捞罪、非法狩猎罪等,都是保护自然资抓的有力措施。当然,刑法这方面的规定还不够全面,一些破坏自然资源,危害严重的行为还没有受到惩治,在完普刑法的过程中,应该增设一些破坏自然资派的罪名,比如增设破坏土地资源罪、破坏矿产资派罪,故愈污染环境罪等。(2)通过规定并制裁破坏生产方面的犯罪,保护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行。我国刑法对生产活动的保护,表现在它对各种严重违反生产规则、危害生产活动、破坏生产安全的行为,给予严厉的刑罚制裁。现行刑法规定的破坏集体生产罪、厂矿重大贵任事故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刑法对生产活动的直接保护。自然,刑法这方面的规定,也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破坏集体生产罪,保护对象就不能在局限于集体生产,而应包括个体生产、合资企业生产等各种合法的生产活动,其法定刑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与现代化生产条件下这种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已不相适应,应予提高。(3)规定并制裁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保护社会经济在交换、流通环节上的正常运行。我国刑法贯彻和体现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惩治各种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在经济流通环节充分发挥其经济保护功能。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走私罪、妨害货币罪、妨害有价证券罪、挪用公款罪、逃套外汇罪等,都是对经济流通环节正常运行的有力保障。由于流通环节的活跃性,各种新型犯罪不断涌现,刑法典原有的经济犯罪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新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我国在刑法典颁行后,又陆续制定了如《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等几个针对经济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同时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又规定了不少关于经济犯罪的刑法规范。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充分保护经济流通的安全与正常,刑法的这种发展也须不断进行。(4)通过规定并制裁各种侵犯合法财产的犯罪,保障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落实。我国刑法为贯彻按劳分配制度,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保护公私合法财产不受非法侵犯,在分则中又具体规定了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抢夺罪、贪污罪、破坏公私财物罪等侵犯财产罪的罪状和法定刑,严厉惩治侵犯他人合法财产的行为。(5)我国刑法还通过惩治假冒专利、假冒商标等犯罪,维护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知识产权制度,保障科学技术的正常开发与合理利用,鼓励正当的科技竟争,促进作为现代社会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将我国刑法的经济保护功能作上述分类,只是表明某些罪名在经济领域的某些环节上作用比较突出,其实际作用其实并不限于某个具体的环节。比如诈骗罪,既可能发生在分配环节,也可能发生在流通环节,刑法规定这个罪名的实际作用,不仅表现在保护按劳分配制度,也表现在保障经济流通正常运行方面,只是前者之作用更为突出而已。我国刑法对经济的保护功能,除了表现于上述经济运行的直接环节之外,还表现在通过打击其他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节方面,此即刑法对经济的间接保护。这种保护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通过规定和制裁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和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为经济发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和社会安全保障;通过规定和制裁褒读职务、妨害公务的犯罪,为经济发展提供机器正常运转的必要保障;通过规定和制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为公民参加经济建设提供基本的权利、自由保障,如此等等。

二、引导功能

任何法律规范,都具有指导、引导人的行为的作用,刑法也不例外。刑法规范多数是禁止性规范和制裁性规范,它主要告诉人们不准做什么,做什么要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制裁。而禁止性规范的实际作用效果,也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我国刑法在为经济服务中,正是通过这种禁止性规范的指导,将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秩序和范围之中,这就是我国刑法对经济的引导功能。其一,引导经济守法行为。经济犯罪,基本上属于法定犯的范畴。所谓法定犯,就是指构成这种犯罪,首先是以触犯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关于经济犯罪的规定,实际上是对有关的经济法律、法规的体现和贯彻。比如刑法关于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罪的规定,实际上具体体现和贯彻了民法的所有权制度,而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的空白罪状,则是直接参照其他法律法规犯罪来说明某一罪的犯罪构成的。比如刑法第117条的规定:“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进行投机倒把……”,即是如此。这里,投机倒把罪的特征.即是由相关的经济、行政法规来说明的。刑法这种规定的方式,更直接了当地表明它贯彻、维护其他法律、法规的目的。刑法的这些规定,明确地向人们宣示,违反经济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不仅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刑罚处罚,从而强化人的遵守经济法律、政策的观念意识,引导经济主体守法经营。其二,引导经济经营行为。刑法通过规定各种经济犯罪的罪状,明确了合法行为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这种明确确定的规范,不仅是行为人犯罪后对其行使惩罚的根据,更重要的是,它向人们预告了经济行为规则,威慑性地告诉人们,实施破坏性的经济行为,不但无利可图,而且还要承受刑罚的法律后果。要谋取经济利益,就得实施起码对社会无害的行为。刑法通过其规范的宣示,以及通过对经济犯罪适用刑罚,表现出强大的威慑力,通过这种威慑,预防经济犯罪的发生,从而将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正当的轨道上来。其三,引导经济司法行为。我国刑法既是司法机关惩治经济犯罪的根据,也是防止司法机关滥用职权的尺度。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力是有害的,但打击面过宽,甚至对正当经济行为进行刑事追究的现象也须力戒。我国刑法在总则明确规定了什么是犯罪,在分则又具体规定了各种经济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贯彻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上对法无明文规定的不予追究,这就有助于防止司法机关滥用职权、追究正当谋利行为的错误。从而避免司法机关因追究经济犯罪不当而妨碍经济的发展。

经济刑法范文篇5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分工的日益发达，社会面临的风险愈多愈大，某一事态一旦失控，带给社会的可能危害愈深愈广。为了保护社会，有效遏制行为危害的蔓延和深化，立法者将犯罪的成立条件前置，将惩罚有关犯罪行为的范围前移。刑事立法上惩罚犯罪行为环节的前移，是对风险社会的立法回应，危险犯是其中的重要立法形式。危险犯的采用及其在立法上扩展，是现代社会刑事立法的重要特征。危险犯主要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经济秩序、侵害环境资源等犯罪中。其中，由于破坏经济秩序而被惩处的危险犯是危险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趋势

我国1997年修改《刑法》，在大量增设罪名的同时，危险犯的成立范围也大大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可以构成危险犯的罪名大量增设1997年《刑法》修改时，立法者对之前颁布的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等经济刑法条文加以归纳、整理，在新《刑法》第3章单独设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该罪不但增设了不少新的犯罪行为类型，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危险犯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为例，该节共有从第140条至第150条11个条文，总计9个罪名。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该节关于危险犯的规定有第141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除此之外，1997年《刑法》还在货币犯罪等经济犯罪中设置了大量的危险犯。经济刑法中有关危险犯的条文大大扩张。

(二)单位可以成为危险犯的主体1997年《刑法》肯定了之前有关附属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同时，经济刑法条文中也设置了相当多的单位构成危险犯的条文。仍旧以《刑法》第3章第1节的规定为例，《刑法》第150条明确了单位构成该节犯罪的处罚规定。也就是说，该节中有关危险犯的规定，不但自然人可以构成，单位也可以成为该类危险犯的主体。

(三)过失危险犯的出现1997年《刑法》中不但设置危险犯，并且对于理论上素来有争议的过失危险犯，《刑法》也作出了立法规定。最为典型的是《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该罪在主观上要求是过失，在客观上只要“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就可入罪，并不要求传染病的实际传播。至于在经济刑法是否有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是否应当在经济刑法中设立过失危险犯，本文后面将加以详述。1997年《刑法》修改之后，针对经济社会、科技文化迅猛变化的现实，适应《刑法》对实践有效规制的需要，经济刑法立法上出现危险犯的立法不断扩展的趋势。以食品安全卫生的刑法立法为例。2002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四)》将第145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构成要件由“严重损害人体健康”修改为“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由此，该条由结果犯变为危险犯。修改之后，第141、第143、第145条三个的基本构成是具体危险犯，第144条规定的是抽象危险犯。立法上之所以将第145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由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其原因在于“近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地方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的情况较为严重，一些个人或单位甚至大量回收废旧的一次性注射器、输液管等医用材料重新包装后出售。这些伪劣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一旦使用，必然会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如果等到使用后，危害结果发生了才追究刑事责任，为时已晚，要求将《刑法》规定的构成这类犯罪的标准修改为，只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就构成犯罪。”①立法者关于该修正的立法说明，明确地表明了扩大危险犯的处罚范围，以有效控制社会风险的立法意图。综观之，在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上，危险犯有明显扩张的趋势。其中，既包括具体危险犯，也包括抽象危险犯。关于抽象危险犯的设置，通过抽象危险犯来保护经济刑法中的所谓“超个人法益”的法理的正当性，国内学界极少有人关注。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经济刑法中抽象危险犯的合理性

在刑法理论上，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实害犯指对法律所保护法益进行了现实侵害的犯罪。危险犯的成立则不要求行为对法益实施了已经完成的现实侵害，而只需要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发生即可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根据构成要件要求行为导致的危险程度，危险犯可以分为具体的危险犯和抽象的危险犯。具体危险犯是以行为造成的对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来加以处罚的犯罪。抽象危险犯的采用，是《刑法》上对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表现，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的深化和蔓延。在刑事立法上，抽象危险犯从以前的自然犯，如放火罪，向法定犯转移。在破坏经济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立法中，抽象危险犯有明显扩张的趋势。例如，我国台湾学者林东茂总结归纳认为，在普通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数量少于实害犯与具体危险犯;但是，附属《刑法》与特别《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则数量相当多……《证券交易法》、《银行法》、《食品卫生管理法》当中都有为数不少的抽象危险犯。观察国内近一、二十年来的附属《刑法》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抽象危险犯是立法者用来保护某种制度或机能的主要手段。②此外，德国刑法学界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导致没有实际侵害法益、甚至没有侵害法益现实危险的行为，单纯因为《刑法》的规定，而要受刑事惩处。学界对此有诸多的质疑之音。在德国，抽象危害行为在《刑法》中的引入意味着刑事责任大大扩大了，并且，这种立法方式与传统的德国刑法理论不完全一致，因此，这种行为受到了批评。③其理由是，在经济刑法中，采用抽象危险的立法例，不针对行为结果，而惩罚行为本身，是《刑法》调整范围的重大扩张，“可能会让《刑法》变成‘嫌疑刑法’。”林东茂教授总结批评的具体理由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是与除罪化趋势相冲突;其二是违反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其三是可能违反罪责原则。④笔者认为，抽象危险犯的设立，确实是现代社会中刑法手段的扩张。在刑法理论上，也是对传统的结果责任主义的突破。虽然抽象危险犯面临刑法理论上的诸多质疑，但是，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引导下的刑法进化选择，抽象危险犯的设立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理由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法益保护的早期化，预防社会风险的需要如前所述，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现代社会逐渐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风险既包括来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公共风险，如高压电缆、电子病毒、核辐射、转基因食品，也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制度性风险。在经济刑法领域中，需要面对如货币制度、金融安全、食品安全等制度性风险。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之间联系的愈加紧密，风险源越来越多，可以触发风险的契机日益增加，任何一个微小的行为说不定都会产生“蝴蝶效应”，掀起一场风暴;另一方面，一旦发生风险，可能导致的危险更加深重，带来的灾难不堪设想。在风险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后，《刑法》逐渐蜕变成一项规制管理事务。作为风险控制机制中的组成部分，《刑法》不再为报应与谴责而惩罚，主要是为控制风险进行威慑;威慑成为施加刑事制裁的首要理由。⑤由此，提前《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周期，从而预防社会风险的发生甚至蔓延，避免《刑法》对社会风险预防的不力和调整的迟缓，极其有必要。

(二)经济刑法中出现新的法益类型的恰当保护的需要在现代社会，《刑法》手段的调整，不但表现为在时间上《刑法》介入的提前。并且，由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类型的法益，需要《刑法》作出变革，提供新的保护手段。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奉行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国家担当“守夜人”的角色，基本上不干预经济运行和市场秩序。在经济领域中的《刑法》需求，基本上表现对个人法益的《刑法》保护的需要。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致、社会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单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然平衡，无法保证市场的有效和有序竞争。对市场竞争的保护以及政府对市场管理秩序的维护，逐渐成为《刑法》的重要任务。超脱于一个个单个主体的法益，从整体上以某种秩序和机制作为保护对象的所谓的“超个人法益”，逐渐成为《刑法》的主要保护对象。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政府管理手段的日臻完善、多样，对“超个人法益”的保护日渐成为经济刑法的核心。超个人法益不同于传统上的个人法益，前者关注的是整体的经济秩序。某一行为可能对具体的个人没有损害，并没有侵害单独的个人的利益，也没有造成具体的损害后果，但是妨碍了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的有序运行，就应当作为犯罪处罚。例如，在市场上提供虚假信息、文件一类的犯罪，如《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不一定要造成具体投资者的损失，就可以构成犯罪。又如，伪造货币罪、持有假币罪，之所以处罚行为人，不在于行为人侵害了个人法益，而在于其破坏了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再如，走私罪中，走私行为可能并不侵害个人法益，但是破坏了国家关税管理制度，因而入罪。对于此类相对传统的新法益类型，必须在立法通过设立抽象危险犯等新的手段予以保护。

(三)确保法益实现条件的需要我国台湾学者王皇玉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论证。王皇玉认为，因为法益保护并非对于孤立或静止状态的个人利益加以保护，还应该进而考虑到保护人们得以理性支配与运用这些个人利益的机会、条件与制度。没有实现机会与条件的利益只是虚假的利益，同样，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利益也不可能持久而真实的存在。但是，对于那些作为法益得以实现与发展的机会、条件与制度，不能认为其理所当然地存在，而应该通过一些前瞻性的法律措施，使其能够得到保护和维持。那么，抽象危险犯的存在，可以说是立法者为了避免个人利益的支配可能性得以实现发展的条件遭到攻击或陷入危险而通过法律化的方式所作出的保证。⑥也即是说，抽象危险犯的设置，对于个人法益的有效保护，提供了条件，具有积极意义。

(四)限制抽象危险犯的过度扩张是可行的抽象危险犯在经济刑法中的运用，在规制风险的同时，自身也带来了破坏《刑法》的刑事责任原则、侵害个人自由等风险。因此，设置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边界、限制其范围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对抽象危险犯进行限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从整体上把握抽象危险犯的例外地位。也就是说在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只能是作为例外的特别立法，保持实害犯相对于危险犯的主要地位、具体危险犯相对于抽象危险犯的主要地位，防止抽象危险犯的泛滥。同时，在抽象危险犯的入刑中，应当审慎立法。正如有学者所言，刑事责任基本原则对任何立法与司法决策都有直接的约束力;背离原则而将某种状态、意图、不作为、危险犯、欠缺犯意的行为等予以犯罪化的做法都需要提供特别的理由。立法机构或法院必须承担说明正当根据的责任:为什么某些特定的犯罪不应以一般方式来处理。⑦其二是在技术上设置限制抽象危险犯适用的措施。限制抽象危险犯适用的措施既包括立法上的设计，也可以是司法上的程序处理。对此，林东茂教授在其著作《危险犯与经济刑法》中有翔实、深入的阐述。所以，通过恰当手段来限制抽象危险犯的扩张，防范其风险，是可行的。

三、经济刑法中设立过失危险犯的可行性分析

所谓的过失危险犯，是过失造成一定危险状态而成立的犯罪，是过失犯与危险犯两者的结合。在传统刑法理论中，一般只惩罚故意犯罪，过失构成犯罪的例外。为了限制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一般要求过失犯罪造成危害后果，并且《刑法(分则)》有规定的，才认定为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行为;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因此，过失行为没有造成危害结果，只出现危险状态的，要作为过失危险犯惩处，面临理论上的质疑。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危险状态也是危害结果的一种，因而认为，我国现行《刑法(总则)》对过失犯的定义并不排除过失危险犯。⑧对于我国《刑法》是否应当规定过失危险犯，学界曾经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否定论者一般从过失危险犯会无限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过失危险犯不符合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规定过失危险犯，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没有积极意义等角度，反对过失危险犯的设立。⑨肯定论者则认为规定过失危险犯无论从特殊预防还是一般预防的角度，都具有积极意义;规定过失危险犯并加以严格的限制，不会无限制地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在《刑法》中设立过失危险犯是公共政策选择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瑏瑠目前，学界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已经不多见，主张应当规定过失危险犯是学界的通说。笔者认为，过失危险犯只是过失犯罪理论的转向，过失犯罪之所以承担刑事责任不在于危害结果的发生，而在于行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过失犯罪由结果责任本位转向行为责任本位。过失危险犯的采用与否更多只是刑事政策选择的问题，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并不会导致理论上的不可调和。是一个政策上的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逻辑论证问题。从刑事政策上考虑，过失危险犯确有其必要性。

经济刑法范文篇6

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世界各国加速了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的交流和合作。在一国法律发展的进程中，既要立足于本国现实，又要兼顾国际因素，符合国际标准。这是当今开放性社会背景下，世界范围内法律发展的进路。我国法律的发展也融入了这种国际化的进路，经济刑法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走向国际化。在这一发展进路中，首先需要明确国际化与我国经济刑法发展的关系，经济刑法国际化如何界定，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是怎样一个历程，有何特性才能进行深入研究。下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旨在抛砖引玉。

一、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刑法完善的发展进路

20世纪中叶以后人们才频繁提起国际化问题，但它是早已有之的现象。它以民族国家间的交往为前提，描述的是从古代社会的区域间交往到当今全球性的协作中，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等的相互关联和影响的现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制度的发展不是孤立封闭的，尤其是当国家发展到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存于世界。随着经济的发展，为各国发展服务的法律也随着国家间的频繁交往协作而相互深深影响，“法律制度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迁移是经常的”。［1］这种国家间法律制度的相互影响，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现象，通常称之为法的国际化。法的国际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范围和程度。古代社会里的法的国际化主要存于区域间，如东亚的中华法系的影响;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法律文化传播等;而近现代社会里，则逐渐发展为全球性现象，存在于世界各国间，如国际法的出现等。经济刑法是根据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加强廉政建设的需要，规定什么行为是经济犯罪和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也是人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因保障本国经济运作而突出表现为本土化特色，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越来越强化，其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为维护全球经济发展而具有的共性要素。因而各国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存在相互吸收先进经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现象，并且还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愈加强化。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背景下，任何国家的法律发展都不再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现象。世界各国的经济刑法在融入国际化发展的潮流。我国经济刑法也不例外，这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受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传播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2］。走向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刑法完善的方法选择，也是其发展进程中必经的路径。

二、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内涵界定

国际化既然是我国经济刑法完善的发展进路，那么就有必要对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对于法国际化的内涵，学者们有不同视角的理解，而对于经济刑法国际化的理解，笔者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来把握。首先，从宏观视角来看，经济刑法国际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渗透、缔结公约、遵循国际惯例，从而在法律文明上趋于接近、协调发展的共同前进。通常包括各国经济刑法的相互影响、国际经济刑法的形成(发展)、国际经济刑法与国内经济刑法的相互渗透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因发展进程的不同，世界各国的特点各有不同，在开放的世界社会背景下，每个国家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学习、借鉴、移植其他国家比本国更优秀的某些经济刑法规定，或者被其他国家所学习、借鉴、移植，这就使得各国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影响，这是经济刑法国际化最初的普遍现象。随着各国经济合作和各方面交流的深入，国际社会将有打击国际经济犯罪，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必然要求，也将形成共同遵守的国际经济刑法，并不断发展完善。目前，世界还没有正式形成独立的国际经济刑法文件，主要是蕴涵在国际刑法的实践和相关缔结公约的内容中。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公约的形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刑法(包括经济刑法)规范。其中相关经济犯罪的规范，既不是一国刑法所包含的涉外因素，也不是一国刑法的涉外适用，而是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的刑事法律规范，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普遍认同和遵守。［3］因此，国际经济刑法的形成(发展)，将是经济刑法国际化成熟的表现。世界不是一个国家，国际规范是通过各国国内法的认定而生效。国际经济刑法基本上也是是通过国内经济刑法规定国际犯罪与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以及国内经济刑法规定刑事管辖权与刑事合作的原则来实现。［4］这种国际经济刑法向国内经济刑法渗透，导致各国国内经济刑法日益同具有国际性与趋同性，国际经济刑法会转化成国内经济刑法。同时国际经济刑法通过援用国内经济刑法的一些概念、术语、规范、制度等而被国内经济刑法渗透，这就可能导致某一国内经济刑法上的制度、规范等内容被国际上广泛接受，国内经济刑法又会转化成国际经济刑法，两者相互渗透。其次，从微观层面来看，经济刑法国际化，是指某一国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外传播本国法或引进他国法，或与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协调一致，使本国经济刑法朝着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科学、民主、文明的方向前进。其主要方式通常包括经济刑法的移植(含移出和移入)、参加国际经济刑事公约、遵循国际惯例。受经济情况、法律水平、传统文化特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在相同历史时期，经济刑法国际化的程度不同，就算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经济刑法国际化的方式也各有侧重。经济刑法国际化宏观和微观视野的两种内涵是相互关联，并非孤立的，这两方面彼此依存，相互影响。世界范围内宏观经济刑法国际化，是由微观的各个国家经济刑法国际化汇总而成，而它又反过来影响一国经济刑法国际化进程。不能离开一国经济刑法国际化，单独抽象地去看世界范围内经济刑法国际化，也不能离开世界范围内经济刑法国际化背景，去片面地看一国经济刑法国际化。

经济刑法范文篇7

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创制的,一些基本原则的确立、罪名及罪刑关系的配置、刑法理论的研究.无不体现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宗旨。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刑法中立足服务计划经济的原则、罪名和理论.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基。因此,刑法学界当务之急.是要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刑法研究的根基移植于市场经济这块沃土上。近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的修改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刑法的修改只是刑法改革的表象之一这不能包括刑法改革广泛而深刻的内容。我们认为.刑法改革至少有刑法观念的更新、刑法功能转换、刑法机制的调整、刑法理论发展等内容,可以说是刑法领域的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一、刑法观念的更新

刑法观是一种高层次的刑法意识.它泛指人们关于刑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具体说来,是指人们对刑法的性质、功能的认识。刑法观念的更新.就是意味着对旧的刑法观念的改革与新刑法观念的重构。脱胎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刑法观念.已经严重滞后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节奏.更新已是历史的必然。当前.迫切需要树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五种刑法观念。

(一)树立为发展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服务观现代经济发展的态势已充分显示出经济与法律高度结合的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一切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用法律的方式来规范和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参与经济活动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则。刑法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当然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积极地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服务.把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刑法观转变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刑法观.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和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刑法的保驾护航。刑法则应以惩罚犯罪、保护和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独特魅力渗透到经济的各个层次和领域,为其健康发展服务.这里的关键是“服务”二字.如何解放思想.增强服务意识.优质、高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便成了当代刑法的根本任务。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要大胆地探索服务的新路子.努力拓展服务的新局面.一定要克服那些落后于市场经经济.有碍生产力发展的为产品经济服务的“习惯性动作”.使办理的刑事案件做到“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真正起到刑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

(二)树立以保障社会生产刀发展为标准的犯罪观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认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是,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随著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认定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考察。在力嫩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为根本标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情况极为复杂。只有坚持全面分析、综合判断的原则.进行精心界定,才能得出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中肯结论。在具体分析某个案件时,应依照经济领域中各种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不同影响及其程度,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总标准为指导,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分析判断该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然后再以犯罪构成为依据.科学地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所以.树立保障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犯罪观.必须是认定犯罪中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标准与犯罪本质特征、犯罪构成三者有机的统一。

(三)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刑法效益观市场经济是公平竟争的经济,商品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效益观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观念。树立刑法效益观,就是要把经济效益的原则引进刑法领域.在惩罚与预防犯罪工作中.要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最佳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树立刑法效益观,必须正确处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都可能形成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会从目身利益上去看效益的大小与有无,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倘如局部上看有效益的行为.在全局看来是有害的.则应该局部服从全局。一个单位的走私、偷税等行为,看来对局部是有利的但它严重地危害国计民生。我们则要从整体出发.对走私、偷税单位该判则判、该罚则罚.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间的关系.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在适用刑法中要坚决摒弃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和单位保护主义,绝不允许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法律之上。衡量刑法效益观的唯一标准.也只能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四)树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公正执法观刑法中的平等观与公正观是一致的。所谓公正.有正当、正直、公平、不偏不倚的含义。公正是法律的本性.法是公正的象征。刑法涉及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因而公正性更是它的生命.更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刑法的公正性有立法公正、审判公正与行刑公正之分。这三者中.立法公正是基础,没有立法公正就谈不上审判公正和行刑公正。立法公正.主要表现为刑事禁止性规范的合理性;审判公正,主要表现为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行刑公正,主要表现为对罪犯的行刑处遇上,要把犯人当人看。要做到适用刑罚的公正性.就要做到罪刑关系的等价性.这种等价原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犯罪处罚的行为.一定是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对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则决不能施以刑罚。这里的核心是正确界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二是在对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科处刑罚时,一定要坚持罪刑等价、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等原则。轻重倒置、以公压私、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等都是与等价观念相违背的。其结果.必然会增加群众对刑罚的不公正感.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五)树立拓宽刑法视野的开放观面对市场经济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广大刑法工作者绝不能抱残守缺、裹足不前,而应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浓厚的理论研究兴趣。在立足研究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同时.要适应我国社会全方位开放的格局.打破长期的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向国人和世界敞开大门。对国内要进一步增加刑事立法和刑法司法的透明度.吸引更多的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参与刑法理论的研究.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对外则要与“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的国策相适应.积极移植和借鉴各国、各地区优秀的法律文化.加强学术交流.让他们了解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际。这不仅能加强国际间、区际间打击国际犯罪与跨国犯罪的合作,正确地行使刑事管辖权,也能使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与世界各国刑法协调与“接轨”。

二、刑法功能的转换

刑法功能,就是指刑法对社会所发挥的效能。也就是说,实施刑法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刑法学上一般将刑法功能划分为规制功能、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由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形成的思维定势所具有的惯性作用,加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需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因而体现在刑法任务中所形成的刑法价值观.就是人们归纳的“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十二个字.亦称为惩罚功能与保护功能。这个现行刑法的价值观,虽然注意了刑法的多功能,但条文中还是明确的限定了斗争对象是“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在理论和实践上又是只强调打击与惩治犯罪的功能,而保护人民的功能仅是通过打击与惩治犯罪来实现的.似乎成了打击与惩治功能的副产品。这就鲜明地表明其立法原意是要突出“我国刑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专政锋芒指向阶级敌人的破坏.而且首先是对准反革命。”(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与诞生》.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所以现行刑法还是突出强调阶级专政的政治功能。刑法功能是刑法学上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历来受到刑法学家的高度重视。日本刑法学家把刑法功能概括为三个:一是规制功能。规制功能又可分为评价功能与意思决定功能.日本学者指出;刑法规定对一定行为科以特定刑罚.但它也能评价一定的行为是无价值的。刑法作为市民行为规范的功能.使人们不得作出那种无价值的行为。(日本福田、大琢仁:《日本刑法总则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一19页)二是保护功能。刑法是基于国家维护其所建立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专门选择了那些有必要用刑罚制裁力叫义保护的法益;侵害者威胁这种法益.便是科处刑罚的依据。所以.刑法具有保护国家所关切的重大法益的功能。三是保障功能。刑法还有保障犯罪人的权利及利益、避免因国家权力的滥用而使犯罪人的人权和其他利益受害的功能。三种功能是从不同角度来讲的.其重要程度也不能相提并论.但若与我们现行刑法的功能相比较,我国刑法的规制功能和保护功能尽管还有待完善.但却体现得鲜明而充分,而保障功能则无法从规定中得到体现和说明。积世界一些国家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和我国刑法改革的走向,我们认为.在刑法功能上必须逐步实现两大转变:即从注重刑法的政治专政功能向注重刑法的经济促进功能的转变;从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向注重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的转变。所谓注重刑法的经济促进功能.就要强化在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逐渐弱化刑法在政治专政中的作用。具体说来.要求在刑事立法上实现公私平等,对国家、集体、合营、私营、个体经济予以平等的保护.不能只强调公有经济神圣不可侵犯.而忽视对私有经济的保护;对于商品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大量失范行为.应科学分析、区别对待.严格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切实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刑事司法上,要把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而不断提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作为司法机关的中心任务。所谓注重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是指刑法保护一般公民权利的保护功能和保障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功能。在当今世界人权意识越来越向高层次发展的社会条件下.人权保障功能理应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对人权的法律保护如何,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的完备程度和社会主义的文明程度。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调整发展和公民个人生存环境的极大改善.人们必然会提出更高、更多、更完善的人权保护要求。然而,如何将人权思想贯穿于刑法改革之中.进而合理地配置刑法规范中的人权含量.这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新间题。

三、刑法机制的调整

刑法机制.是指刑法的结构、功能及其在刑事法律活动中各个阶段的协调配合的相互关系。它与刑法功能密切相关.刑法功能是从静态的角度考察刑法的效能,刑法机制则是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刑法的效能。

(一)从立法上完善刑法机制,势在必行刑法结构体系的科学化.是刑事法律成熟的标志,也是刑法理论研究的结晶与积淀。我国刑法颁布的十多年来.为了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到1993年7月止.已经颁布了二十个对刑法的补充、修改决定。这对于及时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商品经济秩序,不断完善刑事立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客观事实的本身.也就充分地说明我国刑法机制还不健全.急待从立法上加以完善.要完善刑事立法大家是有共识的.但对当前如何完善的问题.则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同志认为.在当前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情况下.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缺乏经验时,系统地修改完善刑法有困难.宜继续采用对某些突出的犯罪.作出补充、修改的办法来解决。有的同志则认为.我们虽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变型时期.但由于我们体制目标已经确立,国内刑法学界已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作了充分准备.还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刑法应该当机立断全面地废改立。任何立法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只要我们把立足现实与预见超前相结合的关系处理好.就能修改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较完善的刑法来。笔者认为.后一种意见是可取的。特别是我们既要看到当前采用大量修改、补充刑法方法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对犯罪构成理论、罪刑系列结构、刑罚轻重失衡等方面带来的冲突与混乱。为此.我们主张刑事立法应该上一个台阶,朝着罪刑关系系列化、结构体系科学化方面前进。当前.完善刑事立法中,特别需要着重思考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刑法对经济行为调整范围的界定。市场经济与刑法机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经济活动必然异常活跃.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趋向复杂化、广泛化.经济失范现象也增加.这就迫切需要法律(包括刑法)手段的介八,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又要求国家给予商品的生产、经营者以更为宽松的社会条件.这就需要法律的介入适度、调整范围合理。刑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对经济行为调整.这不仅涉及有关经济犯罪范围的立法界定和司法适用,而且关系到刑法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性质和作用。有些同志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行为干预过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行为干预必然要少。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刑法保护哪些经济行为.打击哪些经济行为,不是一个简单的多与少的问题。关健在于要根据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刑法观.对不法经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决定是否使用刑罚。一般说来.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时期参加经济活动的人数更多、情况更复杂、失范行为更多.因而,刑法调整的范围也应当较为广泛。二是刑法对道德行为调整范围的界定。刑法与道德有着紧密的联系。刑法与道德均为行为规范.道德是刑法的基础.刑法是道德的极限。对犯罪行为的禁止与惩罚就是对道德的追求与维护;反之.任何的犯罪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最大的不道德。刑法学者都清楚地知道.刑法不可能独自担负起维护全部道德准则的使命。大多数违反道德行为的非犯罪化,要求我们划清违反刑法与违反道德的界限。具体到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究竟该如何划定刑法规范与道德的规范的界限,即在完善我国刑法中,刑法应该干预到道德生活的什么层次?把哪些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纳入刑法范畴.这在我国还研究甚少。在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下.特别需要强化刑法对下列几种道德的干预。从政道德这里指的是各级国家公务员应具备的道德情操和应当遵守的职责义务。廉洁从政、秉公办事.不贪污受贿是公务员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操守。这个方面虽有刑法处罚规定.但应当坚决改变官轻民重、以官抵罪的官民异罚现象。拘私舞弊、弄权读职、铺张浪费、滥用权力、严重官僚主义等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的范畴.以有效地保障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职业道德这里指的是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员应当具备的与其职业相关的基本道德。从事各种工作、生产等职业的人员.违反职责义务,不遵守职业操守.往往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危害。严重违背职业道德的应当纳入刑法范畴调整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虚假欺诈行为.诸如.制造各种虚假的报告、文件、证明、公证书、批件、宣传广告等;第二类是滥用职业权利行为.诸如,泄露行情、行业、技术、价格等秘密,利用职业谋取私利等;第三类是违背职责行为.诸如.在生产、经营、分配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生产不合格产品、造成责任事故等。经商道德这里指的是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守诚实、公平等道德。商品经济具有激烈的竟争性及其竞争的残酷性。如果不能在竞争中维护诚实、公平等原则.就会因竞争而诱发出以下各种丑恶现象。诸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使用虚假的广告和宣传品,伪造、变造票据的欺诈活动等。如不将这些行为纳人刑法制裁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便难以维持。三是关于刑法对罪刑关系合理布局的界定。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反映在刑法中的罪刑关系上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就是说刑罚之轻重要与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相适应.此罪与彼罪适用刑罚之轻重也要与各种犯罪行为危害性大小横向均衡.使之形成一个科学的罪刑关系。我国现行刑法创制时.罪刑结构还是较为均衡完整的,但由于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动.某些犯罪增加.我国立法机关针对这些突出的犯罪.作出了一系列的补充规定.出现了不断强化某些犯罪刑罚的趋势.从而打破了罪刑结构的统一性、平衡性。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对我国刑法中罪刑关系进行调整。即:1.贯彻“少杀”政策.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从国内外司法经验看,我国目前应考虑把下放于省级审判机关的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取消对非暴力犯罪、经济犯罪、未成年犯、70岁以上的老年犯的死刑适用;对应该处死的罪犯也要慎用、少用死刑.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作用。2.调整罪刑关系.建立完整均衡的罪刑系列。全面清理现行刑法典与对刑法的修改补充决定.协调刑法中的罪与罪、刑与刑、罪与刑之间的关系.布局出一个均衡协调、统一的罪刑关系结构。3.修改反革命罪,剔除刑法政治色彩。我国刑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规范.不会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同罪异罚,可不再用“反革命罪”罪名,以免在国际社会上造成我国惩罚政治犯的误解.

(二)从司法上改善执法机制.刻不容缓“徒法不足以自行”。刑法功能的发挥.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统一的结果。固然刑事立法是刑事司法的根据和准绳,但要使刑事立法这种静态规范发挥社会调节功能.必须将静态规范转化为动态的执法活动,否则.刑事立法规范就将成为毫无实际价值的废纸空文。根据我国当前的执法情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执法的要求.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司法水平增强司法效果.必须切实贯彻以下四条原则:1.执法严肃性原则所谓执法严肃性原则,就是要严格执行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上所确立的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的原理、原则。不能为追一时的眼前功利.热衷于搞背离法律的“刮风”、“搞运动”、“只反对打击不力,不反对打击过头”等。我们应坚持执法的稳定性、长远性、平衡性,杜绝执法中的悖法悖理行为。2.执法民主性原则所谓执法民主性原则.就是要在执法中遵守民主程序办事、依法维护刑事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贯彻这一原则中.当前特别应切实抓好以下工作.即:贯彻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决反对特权凌法行为;加强对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依法惩治侵害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行为;加强同公务员的弄权读取犯罪作斗争.依法惩治读职犯罪行为等。3.执法准确性原则所谓执法准确性原则,就是要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做到不枉不纵、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执法的准确性.既包括定罪要准,严格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也包括量刑要准,力求做到科学化、精确化。定罪量刑是刑事审判工作的两个基本环节,同等重要.重视定罪,忽视量刑的倾向应当改变。重罪轻判.是对犯罪者的放纵.而轻罪重判,则是对犯罪者人身权利的侵犯。4.执法协调性原则所谓执法协调性原则.就是要在司法活动中,对行为的定罪量刑要做到公正、合理、协调、稳定和统一。执法的协调性与严肃性是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严肃性侧重解决有罪必罚问题,协调性侧重解决刑法规定与补充修改决定相协调、罪刑相应与刑罚目的相协调、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相协调、严格执法与形势政策相协调等。

四、刑法理论的发展

我国刑法理论研究.虽有较好的基础.也有大批的成果,但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刑法学理论科学体系,还有一个艰辛的过程。笔者认为.在当前应着重研究以下一些重大课题。

(一)逐步创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墓础.代替以“阶级本位”为主要特色的传统刑法理论基础.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结束的20多年间.刑法理论的基础是被诸如“刑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的主要职能是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秩序的专政工具”等内容所统治。这种“阶级本位”刑法理论的产生与确立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文化根源,对此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我们再坚持这种滞后于社会实际的陈旧理论,就会不利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制的健全与完善.就会干扰刑法价值取向民主化的过程.就会阻碍吸收与借鉴人类各种社会形态中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有益成果。因此.刑法理论研究一定要从浓厚的政治氛围中解脱出来,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

经济刑法范文篇8

一、面临的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的具体化，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从早发型国家刑法学研究的成果看，刑法变革不管有多么崇高的目标和多么完美的设想，如果不能深入到刑事法治层面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刑法变革就会带来适用中的诸多乱象，并导致刑法认同危机。从当前我国刑事法治的总体状况看，经济刑法变革越来越频繁，但总体上不仅经济犯罪控制效益不佳，人权保障程度不高，而且经济犯罪愈来愈多，“案多人少”的矛盾极为突出，这使传统的经济刑法观念与规范建构面临严峻挑战，更暴露出支撑现行经济刑法变革的刑法理论的不足与缺陷。因此，我们应尽可能真实地再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蕴意及其对经济刑法重构提出的新要求，尽可能地以翔实准确的资料去探寻我国经济刑法变革中的问题及其成因，由此建构出符合理性的经济刑法体系，以求在探寻经济刑法的理性建构及其制度绩效方面能有所突破。针对社会管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我们亟须理性思考：当代应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刑法观？刑法与其他法律的边界尤其是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势力范围”应该如何划分？这种划分的标准是什么？经济刑法的犯罪圈与刑罚结构应该作何调整？

二、对我国现行经济刑法体系的理性反思

一般来说，经济刑法可以划分为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前者是经济刑法以基本原则等所体现出来的规范目的体系，而后者则是以一定的规范语言对行为类型及其处罚要求予以表达所建构的体系。就两者关系而言，外在体系更本质地取决于其内在体系，并反映经济刑法内在论证关联的根本价值取向体系。鉴于经济刑法的立法模式、立法根据、经济刑法解释等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1并且不是从社会管理创新视角进行的分析，因此，本文仅就经济刑法不能满足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的几个相关问题，从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相结合的角度，做一概览式检讨。其一，重刑化立法政策十分明显。在刑事政策视野中，“又严又厉”意味着不仅犯罪法网严密，而且刑罚强度亦高。这一立法政策在经济刑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金融刑法为例，97年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八部刑法修正案中，共有4部刑法修正案涉及金融刑法的修正，通过这种修正，刑法不仅对既有金融犯罪扩大其犯罪外延，造成该罪犯罪圈的扩大，而且对既有金融犯罪的法定刑进行修正，加重对这类犯罪的处罚力度，同时还增设新的罪名，以打击新兴金融犯罪。以致于到现在，法益保护前置化（主要是抽象危险犯、未遂犯和预备犯）、归责关联化、责任方式与范围的扩展成为经济刑法中的常见现象。2此外，经济犯罪之刑罚结构还存在着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比如，死刑罪名过多；无期徒刑普遍存在；监禁刑大面积适用，等等。而同时，重刑化立法政策存在的另一个偏误是：由于对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关注程度不够，以致于在犯罪标准设置上存在着主观取向的弊端，即在经济刑法中出现大量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条件的诈骗型犯罪，比如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这种不是以“欺诈”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标准去建构犯罪的做法，看似保持了刑法谦抑，其实不然，这是立法者对犯罪治理认识的偏差。其二，犯罪模式有违法律经济原则。一切良性刑法皆以犯罪预防和人权保障为核心任务，而犯罪模式的选择于这一任务的实现意义重大。受这一核心任务的制约，犯罪模式在选择中必须考虑其运行的效果，失去效果或效果不佳的犯罪模式就会丧失其有效性，失去民众对其的认同。所以，我们应选择何种犯罪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于哪种犯罪模式更有效，换句话说，取决于制定和实施某种犯罪模式能否更有效地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3在经济犯罪治理活动中，正义的实现与经济的发展往往陷入悖论之中。过于追求经济发展，则意味着对社会正义的牺牲，而过于强调社会正义又会窒息企业发展的活力，带来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此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所以，如何在经济发展与惩罚犯罪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这是经济刑法的一个基本立场。以偷税罪为例，犯罪追究意味着企业高管可能身陷囹圄，亦可能意味着企业的解体和国家税收的减少，因而会对企业的发展与国家财政收入带来一些消极影响，进而会影响到企业内部其他人员的就业问题，所以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侵占行为来说，打击偷税波及的社会关系更为广泛。这就需要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犯罪模式，即既能预防犯罪，又不致于带来更大消极效应的犯罪模式。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刑法修正案（七）》将其设定为二元化犯罪模式，从而保持了刑法激励、效能与谦抑。当前经济刑法除了偷税罪之外，无一例外地采用具有违法与有责即构成犯罪的模式，而不是违法与有责但却附条件不认定犯罪的二元化犯罪模式，这就不仅增加了惩罚犯罪的难度，而且也无法体现诉讼经济原则，积弊颇多。其三，刑法的保护立场存在错位。从理论上分析，刑法平等在理论上存在着“立法拘束说”与“司法适用说”之分歧，前者主张平等权不仅表明公民在法律实施和适用上要平等，而且更表明公民在法律内容上也享有平等的权利，立法者不能制定出违反平等原理或原则的法律；而后者则认为，平等只限于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而不包含法律内容上的平等。4很显然，中国刑法第4条所规定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采用的是“司法适用说”，即不仅不同的自然人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不同的公司、企业也应该实行平等保护。遗憾的是，面对国有公司、企业与非国有公司、企业，我国刑法的保护立场明显不同。首先，刑法规定的公司人员失职罪和滥用职权罪仅仅局限于国有公司、企业，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或滥用职权造成单位破产或者严重亏损的，并不构成犯罪。其次，我国刑法第165条把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特别限定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以排除非国有公司、企业同类行为可以构成本罪。最后，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规定为刑法中的“公共财产”，而把非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定位为非公共财产，侵害上述财产的，分别对应刑法中的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两者在刑罚处罚力度上存在区别。其中，贪污罪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而职务侵占罪最高法定刑为15年有期徒刑。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国有公司、企业都是参与市场的主体，应该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其财产所有制性质的不同不应该成为刑法实行差异保护的理由。深层次分析，为何出现上述诸多问题，这乃是由于经济刑法的内在体系以及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政治等因素所决定的。首先，因法律父爱主义盛行而导致经济犯罪圈膨胀。源自西方的法律父爱主义理论主张，国家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5这就意味着，为了维护与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立法者可以不再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去化解某些经济违法行为，转而由法律予以调控，以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导致了刑法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犯罪圈膨胀。其次，因经济体制而导致经济刑法非平等保护。由于我国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在意识形态层面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社会发展目标层面予以区别对待，从而导致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平等保护。再次，国家治理能力低下而导致刑法中的重刑主义。在刑事法治意义上说，犯罪治理的关键在于国家体制与治理能力，前者是国家治理犯罪的范围与功能，后者则是国家在犯罪治理中组织与实施政策的效能与能力。当国家因治理能力差而造成诸多经济违规、违法行为之时，则往往又把这种责任归结为组织体的不负责，进而对之施以严刑峻法，这是一种双重的不人道。最后，重视行政管理而导致管理中心主义。长期以来，国家把经济犯罪控制视为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强调以行政管理手段去减少或消灭经济犯罪，因而导致经济刑法中行政犯的大量增加，也使经济犯罪的罪名结构存在着重大偏差，出现了大量违反经济行政管理（包括公司、企业、金融机构等的管理活动）的犯罪，而违反经济交易规则的犯罪则没有引起立法者的应有重视。这在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监管秩序罪、危害税收征管罪等中得以集中体现。

三、中国经济刑法体系重构的基本路向

中国经济刑法体系重构的基本路向应该围绕两个基本层面而逻辑展开。

经济刑法范文篇9

一、刑法保障是中原经济区建设法治保障的重要内容

建设中原经济区需要法治保障，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实践。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刑法保障问题，是整个法治保障中的重要内容。

（一）刑法保障在整个法治保障中居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属于根本大法——宪法之下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撑作用，在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十二五”时期，中原经济区在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乃至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都需要强有力的刑法保障。刑法之所以在整个法治保障中居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其原因在于：第一，刑法具有法益保护的广泛性，可以保护人身、经济、财产、社会经济秩序等各方面的法益，可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全方位保障，这种调整范围的广泛性是其他单纯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所不能及的。而且，其他部门法所保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大体上都同时借助于刑法的保护和调整。其二，刑法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可以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最强有力的保障。刑罚不但具有严厉的强制性功能，而且具有严厉的惩罚功能，“由于刑法以特别严厉的方式损及受法律管辖的主体利益，因此人们就很早认识到提供有效法律保护的必要性”。①三是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性对于惩治危害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各种犯罪行为而言有一种有效的保障功能。

（二）刑法为实现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条件

中原经济区是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载体和平台，有利于国家在中部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板块，建设中原经济区，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经济学分析可知，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实现产出最大化的条件是每个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而刑法能够作为最后手段，由国家强制力平衡各要素的使用效率，为实现经济增长提供必要条件。②这具体表现在：（1）通过刑法的规制，能够提高一个经济系统中某个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消除影响整个系统效率实现的瓶颈。如刑法在“渎职罪”中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进行规制，可以提高政府职能，发挥效率。（2）通过刑法规制，改善要素使用和运行的环境和外在条件，提高系统中每个要素的效率，以实现经济产出的最大化。如刑法能够协调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尽量消除生产、交易、消费、分配各个环节的障碍，使要素在流动上更加充分。（3）刑法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措施，可以促进专利发明、技术创新，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型转变，这是提高整个经济系统效率的最积极的手段。

二、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刑事司法政策应着重发挥作用的几个方面

（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为中原经济区发展营造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推进中原经济区发展，社会稳定是前提。“十二五”时期，既是中原经济区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期。要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突出打击插手、干扰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建设，非法控制客运线路、专业市场、矿产开采的黑恶势力犯罪，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犯罪，“两抢一盗”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农业是中原经济区建设发展的基础，要以促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着力点，依法打击侵害农民利益、危害农业生产、影响农村稳定的犯罪活动。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一体化，各地必须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通过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刑事司法机关应积极支持各类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建设，依法严厉打击聚众哄抢和盗窃园区财产等破坏高技术和现代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基地、产业园区和重点项目建设等妨碍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刑事犯罪。此外，发达、高效的基础设施是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保障市政建设顺利推进，刑法要注意打击破坏城乡交通、能源、信息、环保、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犯罪活动。《中原经济区规划纲要》（试行）提出，要统筹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构建五级城乡体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此过程中，由拆迁引发的刑事犯罪会比较突出。刑事司法应关注以诱骗、胁迫、殴打等手段强迫居民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等暴力拆迁，诈骗被拆迁人财物、诈骗拆迁资金以及违章扩建、抢建房屋，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

（二）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为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中原经济区规划纲要》（试行）提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六项保障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转变职能，优化环境。要实现高度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和城市化、专业化的社会管理，政府职能要由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以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和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刑事司法机关要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加大对制假售假、商业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侵犯知识产权、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损害企业利益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打击破坏市场化资源配置中的商业贿赂、虚假出资、虚假破产、串通投标、强迫交易、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破坏生产经营等犯罪行为，以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和命脉，中原经济区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撑。近年来，金融犯罪新手段追随金融市场热点，与新兴金融业务如影随形，如以新型结算工具、支付手段为载体的金融诈骗犯罪近年来在金融犯罪案件中占较高比例；金融机构的“用户至上”主义，衍生金融犯罪的空间，如在银行片面追求信用卡发行量的竞争中，申请资格审核的宽松化使得信用卡纠纷或犯罪频频发生；道德冒险日益成为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犯罪的表现和原因；我国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入罪化处理较为宽泛，由此导致草根金融的存在合理性反思和对刑法限制融资渠道的质疑。③因而，刑法应积极关注，妥善应对。

（三）依法惩治职务犯罪，为中原经济区发展营造清正廉洁的政务环境

随着中原经济区战略的不断推进，大量的资金得以投入，重大建设项目将陆续开工，先行试点的优惠政策将接连出台。在此情况下，掌握资金、项目及优惠政策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权力寻租、滥用职权的现象可能会随之发生，并影响投资者信心，降低政府公信力，妨害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刑事司法机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从严查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一是针对产业集聚区建设中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监管部门人员，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成果产业化之机，利用证照颁发审验、项目审批、土地征用、税收征管、贷款发放、政府采购、市场监管、环境监测、招标投标管理、检验检疫、报关审证、签证办照等职务之便，对各类市场主体索贿受贿，影响其正常经营活动的职务犯罪案件，要加大打击力度，以改善投资环境。二是坚决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重大工程建设和项目资金使用中，国有企业人员在企业重组改制、转型升级过程中实施的贪污、挪用、私分国有资产及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职务犯罪案件，以确保政府投资和国有资产安全。三是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中原城市群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引发的贪污、挪用土地征收补偿金、房屋拆迁补偿金等案件将会不断增加，刑法应积极介入，以促进廉洁拆迁。四是围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刑法应积极关注支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整理复垦、电网改造升级、扶贫开发、新农合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及基层政权建设中的职务犯罪，服务农村改革发展。五是围绕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推进循环经济试点省和生态省建设，司法机关要严肃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特别是生态修复工程、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背后的职务犯罪，积极参与国土资源领域腐败问题治理工作，促进河南绿色经济发展。

三、在建设中原经济区进程中值得关注的几个刑法问题

（一）加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创新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有效支撑。《中原经济区规划纲要（试行）》提出要构建要素完备、配置高效、支撑有力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推动区域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依靠和保障，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是通过知识产权的民事保护、行政保护以及刑法保护来实现的，其中，刑法保护是最强有力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来看，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越来越注重运用刑法予以保护。在建设中原经济区自主创新体系过程中，就加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而言，要注意以下三点：1.注意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要的，同时又必须是适度的。这是由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价值取向的取舍、刑法的谦抑性所决定的。④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设计，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必须对知识产权作出限制，力争在激励知识创造和保护公众对知识的需求、促进知识传播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刑法谦抑主义表现为刑法的介入要以知识产权领域已存在相应的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只有当权利人知识产权的实现和相关管理秩序的运行面临障碍而其他法律对此亦爱莫能助时，作为最后手段的刑法才应当启动。在目前的社会转轨时期，在保持均衡的状态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价值取向可以向“私有”“、刑法干预”、“国际保护”方向延伸，但是一定不能脱离适度的制约。⑤判断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否适度，可以有多个标准，其中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与其他部门法保护的协调性、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国内立法与相关国际标准的衔接程度以及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协调性。⑥2.树立正确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理念。在准确把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后，在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工作中应当遵循下列基本理念来保护知识产权⑦：（1）摒弃弱保护理念，逐步增强保护。目前，中原经济区属于后开发和欠发达区域，对知识产权采取弱保护策略，固然可以降低开发成本、节约技改资金、减少依赖、推进地方工业发展，但从长远看，实行“弱保护”的结果往往是少数犯罪人获利，而对整个社会的益处有限，对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本土企业也不公平。所以，对于国内国外、省内省外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一体保护，考虑到国情省情，至少应当确立从“弱保护”向“强保护”发展的理念。（2）多种保护结合的理念。一方面，司法保护（刑事保护、民事保护）应与行政保护相结合：司法保护主要通过被动保护的方式比较直接地保护知识产权；而行政保护则主要以主动保护的方式通过维护知识产权市场秩序和周围环境来间接地保护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需要接受司法保护的审查和监督，当务之急是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防止以罚代刑。另一方面，刑法典保护应与附属刑法保护相结合，即除在刑法典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犯罪外，还可以通过对知识产权犯罪附属刑法规范的修订，充分发挥附属刑法规范的作用，从而及时、合理地组织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反应，解决刑法典的相对稳定性与知识产权犯罪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之间的矛盾。（3）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既要考虑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各方利益平衡，又要考虑犯罪人、被害人各方责任分担，要区别对待不同人员。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调整的重点人群，应当是侵犯知识产权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而不是单纯的最终用户。3.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政策。从学理上分析，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取向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进步、国家利益以及刑法谦抑等多方面关系的协调和平衡，可以说，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多重博弈的结果。⑧首先，鉴于禁止分享知识创新成果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和刑法介入的谦抑性，应当审慎对待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入罪化。其次，鉴于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具有不同特点，刑法保护应当根据不同对象特点有所区分，强弱有别。第三，鉴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逐利性的特点，其应受社会道德谴责性和主观恶性不如自然犯罪那样强烈，应重视罚金刑的适用，并适当降低自由刑上限。同时，可以考虑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适用新的资格刑，通过对知识产权犯罪人依法剥夺或者限制其从事与知识产品的生产、流通等相关的业务资格，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有学者认为，鉴于知识产权从权利本质上看属于私权，从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经济赔偿出发，可调整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追诉政策，扩大自诉案件的范围，以充分调动权利人参与的积极性。⑨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所侵犯的并非权利人利益的单一客体，并且其犯罪手段与普通案件相比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专业性和智能性，被害人取证困难，所以扩大自诉案件范围反而不利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践中，鉴于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强大助推力量，司法机关要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延伸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服务。具体而言，一是要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积极参与对产品制造集中地、商品集散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高发地的重点整治，突出打击新闻出版、文化娱乐、高新技术和农业领域侵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的犯罪。二是要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重要性，依法打击损毁、盗窃和走私文物等刑事犯罪，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三是建立完善提前介入、行刑衔接、专家咨询机制，有效固定和完善知识产权犯罪证据；延伸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服务，加强沟通指导，积极引导企业增强维权意识、转变维权思路、提高维权能力；创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办理机制，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机构，探索打击和服务保护并重、办案效率和效果共同提高的知识产权案件全程办理机制。

（二）民生刑法之提倡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保民生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十二五”时期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它不仅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随着法治国家到福利国家、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以及国权主义到民权主义的转变，民生刑法应运而生。刑事司法要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服务。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为着力点，切实把以人为本、执法为民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刑事司法应突出打击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严重侵害群众身心健康、网络电信诈骗等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刑事犯罪。严肃查办招生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保障、征地拆迁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依法严厉打击黑心矿主和不法生产经营者，严肃查办安全生产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三）加强环境刑法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目标是探索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河南省“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人类与环境资源可谓共生共荣、息息相通，然而近年来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却日益猖獗，仅仅依靠《刑法》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已不足以威慑形形色色的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因此，应调整现有刑法对环境资源保护的格局，加强刑事立法。一是扩大立法范围，将重要的环境资源纳入刑法保护视野，在现有立法基础上适当增设新的罪名。二是完善犯罪形态，将有些犯罪从“结果犯”转向“危险犯”，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三是适度加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法定刑，增设没收财产刑和加大罚金数额，用于被破坏的环境资源的补偿或修复。四是完善被破坏环境资源的补救、补偿、修复、处置等措施，对拒不执行上述措施的单位或个人，应追究刑事责任，使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资源得到真正的治理。⑩与此同时，应当考虑：刑法是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以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用之不当则会破坏人们开发建设和生产活动的积极性，许多人将不敢从事具有一定环境风险但对社会有益的开发建设活动；环境污染的标准不易确定，环境污染与破坏致害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导致诉讼证明面临诸多困难，立法者必须考虑立法的可操作性；环境危害后果的产生往往是多因子的复合效应，导致环境刑事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单位行为导致领导与雇员之间责任区分困难，对此立法者也必须予以考虑。

经济刑法范文篇10

重视定量因素是我国刑法的一个重要特征。〔1〕在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便已有数额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刑法学界开始了对数额的讨论。但不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不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系列5补充规定6或5决定6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迄今有关于数额的确切含义尚未出现明确的概括和解释。对于犯罪数额的含义目前也仍只是刑法理论上的探讨。本文试图从数额的含义着手,进一步展开对犯罪数额在刑法领域的研究和探讨。

一、犯罪数额的含义

一般意义上,数额是指一定的数目和数量的标志。〔2〕数额本身体现了一定的物质财产的价值。刑法理论界讨论的数额,主要是针对犯罪数额进行,但是至今对其含义的表述仍未达成一致。综观而言,主要观点有:第一种,犯罪数额是现金及财物折算成现金的一定数目的标志。〔3〕第二种,犯罪数额是指以一定标准计算的财产的数目,即货币或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品的数目。〔4〕第三种,犯罪数额是指犯罪行为所指向并对之施加影响的财物数量标志。〔5〕第四种,犯罪数额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的经济利益数量。〔6〕笔者以为,判断上述表述何种较为科学,应考察其明确区别于其他相近范畴的特有属性。综观以上分类,不管标准如何,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首先,与犯罪行为相联系,离开了犯罪行为,数额便不能称为犯罪数额。犯罪数额反映了犯罪行为的负价值,一般而言,犯罪数额越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越大,其受到的刑罚就应越严厉。无论是所得数额、指向数额、又或是实行数额、结果数额等等,都是犯罪行为所指向,或是通过其实施而得到的,都与犯罪行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次,犯罪数额表现了一定经济利益,是用货币的形式来表示其价值的数量。犯罪数额与犯罪数量不同。前者表现经济利益的价值量,并以货币形式来表示社会危害性;后者则以犯罪对象的数目或重量表示社会危害性。同时,犯罪数额并不一定直接以财产数额的方式表现,在一些犯罪中,其所指向的物品的数额也是犯罪的数额。最后,犯罪数额具有定罪量刑的意义。从数额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来看,有的是某罪犯罪构成的必须要件,有的是选择要件,但都明确规定将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有的数额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时,再来考察前述四种犯罪数额的含义表述中,不难发现:第一种观点,不但未能揭示出犯罪数额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还将犯罪数额仅仅局限于财产数额;第二种观点,对数额与数量的概念未加以区分,容易使人误解;第三种观点,在对数额与数量的概念未加区分的基础上,还将犯罪数额局限于财产数额,也不足取;而第四种观点,直接侵害的含义过于狭窄,实际案件中被间接侵害的利益不在少数,亦不足取。因此,笔者认为,犯罪数额应当表述为:与犯罪行为相关联且以货币形式表示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经济利益。相应的,经济犯罪数额就是指为经济犯罪行为侵害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