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刑法改革的趋势

本文作者：赵长青

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创制的,一些基本原则的确立、罪名及罪刑关系的配置、刑法理论的研究.无不体现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宗旨。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刑法中立足服务计划经济的原则、罪名和理论.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基。因此,刑法学界当务之急.是要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刑法研究的根基移植于市场经济这块沃土上。近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的修改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刑法的修改只是刑法改革的表象之一这不能包括刑法改革广泛而深刻的内容。我们认为.刑法改革至少有刑法观念的更新、刑法功能转换、刑法机制的调整、刑法理论发展等内容,可以说是刑法领域的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一、刑法观念的更新

刑法观是一种高层次的刑法意识.它泛指人们关于刑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具体说来,是指人们对刑法的性质、功能的认识。刑法观念的更新.就是意味着对旧的刑法观念的改革与新刑法观念的重构。脱胎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刑法观念.已经严重滞后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节奏.更新已是历史的必然。当前.迫切需要树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五种刑法观念。

(一)树立为发展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服务观现代经济发展的态势已充分显示出经济与法律高度结合的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一切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用法律的方式来规范和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参与经济活动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则。刑法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当然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积极地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服务.把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刑法观转变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刑法观.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和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刑法的保驾护航。刑法则应以惩罚犯罪、保护和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独特魅力渗透到经济的各个层次和领域,为其健康发展服务.这里的关键是“服务”二字.如何解放思想.增强服务意识.优质、高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便成了当代刑法的根本任务。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要大胆地探索服务的新路子.努力拓展服务的新局面.一定要克服那些落后于市场经经济.有碍生产力发展的为产品经济服务的“习惯性动作”.使办理的刑事案件做到“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真正起到刑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

(二)树立以保障社会生产刀发展为标准的犯罪观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认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是,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随著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认定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考察。在力嫩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为根本标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情况极为复杂。只有坚持全面分析、综合判断的原则.进行精心界定,才能得出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中肯结论。在具体分析某个案件时,应依照经济领域中各种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不同影响及其程度,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总标准为指导,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分析判断该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然后再以犯罪构成为依据.科学地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所以.树立保障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犯罪观.必须是认定犯罪中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标准与犯罪本质特征、犯罪构成三者有机的统一。

(三)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刑法效益观市场经济是公平竟争的经济,商品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效益观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观念。树立刑法效益观,就是要把经济效益的原则引进刑法领域.在惩罚与预防犯罪工作中.要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最佳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树立刑法效益观,必须正确处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都可能形成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会从目身利益上去看效益的大小与有无,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倘如局部上看有效益的行为.在全局看来是有害的.则应该局部服从全局。一个单位的走私、偷税等行为,看来对局部是有利的但它严重地危害国计民生。我们则要从整体出发.对走私、偷税单位该判则判、该罚则罚.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间的关系.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在适用刑法中要坚决摒弃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和单位保护主义,绝不允许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法律之上。衡量刑法效益观的唯一标准.也只能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四)树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公正执法观刑法中的平等观与公正观是一致的。所谓公正.有正当、正直、公平、不偏不倚的含义。公正是法律的本性.法是公正的象征。刑法涉及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因而公正性更是它的生命.更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刑法的公正性有立法公正、审判公正与行刑公正之分。这三者中.立法公正是基础,没有立法公正就谈不上审判公正和行刑公正。立法公正.主要表现为刑事禁止性规范的合理性;审判公正,主要表现为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行刑公正,主要表现为对罪犯的行刑处遇上,要把犯人当人看。要做到适用刑罚的公正性.就要做到罪刑关系的等价性.这种等价原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犯罪处罚的行为.一定是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对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则决不能施以刑罚。这里的核心是正确界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二是在对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科处刑罚时,一定要坚持罪刑等价、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等原则。轻重倒置、以公压私、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等都是与等价观念相违背的。其结果.必然会增加群众对刑罚的不公正感.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五)树立拓宽刑法视野的开放观面对市场经济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广大刑法工作者绝不能抱残守缺、裹足不前,而应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浓厚的理论研究兴趣。在立足研究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同时.要适应我国社会全方位开放的格局.打破长期的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向国人和世界敞开大门。对国内要进一步增加刑事立法和刑法司法的透明度.吸引更多的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参与刑法理论的研究.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对外则要与“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的国策相适应.积极移植和借鉴各国、各地区优秀的法律文化.加强学术交流.让他们了解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际。这不仅能加强国际间、区际间打击国际犯罪与跨国犯罪的合作,正确地行使刑事管辖权,也能使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与世界各国刑法协调与“接轨”。

二、刑法功能的转换

刑法功能,就是指刑法对社会所发挥的效能。也就是说,实施刑法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刑法学上一般将刑法功能划分为规制功能、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由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形成的思维定势所具有的惯性作用,加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需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因而体现在刑法任务中所形成的刑法价值观.就是人们归纳的“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十二个字.亦称为惩罚功能与保护功能。这个现行刑法的价值观,虽然注意了刑法的多功能,但条文中还是明确的限定了斗争对象是“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在理论和实践上又是只强调打击与惩治犯罪的功能,而保护人民的功能仅是通过打击与惩治犯罪来实现的.似乎成了打击与惩治功能的副产品。这就鲜明地表明其立法原意是要突出“我国刑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专政锋芒指向阶级敌人的破坏.而且首先是对准反革命。”(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与诞生》.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所以现行刑法还是突出强调阶级专政的政治功能。刑法功能是刑法学上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历来受到刑法学家的高度重视。日本刑法学家把刑法功能概括为三个:一是规制功能。规制功能又可分为评价功能与意思决定功能.日本学者指出;刑法规定对一定行为科以特定刑罚.但它也能评价一定的行为是无价值的。刑法作为市民行为规范的功能.使人们不得作出那种无价值的行为。(日本福田、大琢仁:《日本刑法总则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一19页)二是保护功能。刑法是基于国家维护其所建立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专门选择了那些有必要用刑罚制裁力叫义保护的法益;侵害者威胁这种法益.便是科处刑罚的依据。所以.刑法具有保护国家所关切的重大法益的功能。三是保障功能。刑法还有保障犯罪人的权利及利益、避免因国家权力的滥用而使犯罪人的人权和其他利益受害的功能。三种功能是从不同角度来讲的.其重要程度也不能相提并论.但若与我们现行刑法的功能相比较,我国刑法的规制功能和保护功能尽管还有待完善.但却体现得鲜明而充分,而保障功能则无法从规定中得到体现和说明。积世界一些国家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和我国刑法改革的走向,我们认为.在刑法功能上必须逐步实现两大转变:即从注重刑法的政治专政功能向注重刑法的经济促进功能的转变;从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向注重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的转变。所谓注重刑法的经济促进功能.就要强化在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逐渐弱化刑法在政治专政中的作用。具体说来.要求在刑事立法上实现公私平等,对国家、集体、合营、私营、个体经济予以平等的保护.不能只强调公有经济神圣不可侵犯.而忽视对私有经济的保护;对于商品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大量失范行为.应科学分析、区别对待.严格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切实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刑事司法上,要把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而不断提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作为司法机关的中心任务。所谓注重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是指刑法保护一般公民权利的保护功能和保障刑事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功能。在当今世界人权意识越来越向高层次发展的社会条件下.人权保障功能理应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对人权的法律保护如何,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的完备程度和社会主义的文明程度。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调整发展和公民个人生存环境的极大改善.人们必然会提出更高、更多、更完善的人权保护要求。然而,如何将人权思想贯穿于刑法改革之中.进而合理地配置刑法规范中的人权含量.这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新间题。

三、刑法机制的调整

刑法机制.是指刑法的结构、功能及其在刑事法律活动中各个阶段的协调配合的相互关系。它与刑法功能密切相关.刑法功能是从静态的角度考察刑法的效能,刑法机制则是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刑法的效能。

(一)从立法上完善刑法机制,势在必行刑法结构体系的科学化.是刑事法律成熟的标志,也是刑法理论研究的结晶与积淀。我国刑法颁布的十多年来.为了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到1993年7月止.已经颁布了二十个对刑法的补充、修改决定。这对于及时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商品经济秩序,不断完善刑事立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客观事实的本身.也就充分地说明我国刑法机制还不健全.急待从立法上加以完善.要完善刑事立法大家是有共识的.但对当前如何完善的问题.则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同志认为.在当前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情况下.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缺乏经验时,系统地修改完善刑法有困难.宜继续采用对某些突出的犯罪.作出补充、修改的办法来解决。有的同志则认为.我们虽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变型时期.但由于我们体制目标已经确立,国内刑法学界已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作了充分准备.还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刑法应该当机立断全面地废改立。任何立法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只要我们把立足现实与预见超前相结合的关系处理好.就能修改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较完善的刑法来。笔者认为.后一种意见是可取的。特别是我们既要看到当前采用大量修改、补充刑法方法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对犯罪构成理论、罪刑系列结构、刑罚轻重失衡等方面带来的冲突与混乱。为此.我们主张刑事立法应该上一个台阶,朝着罪刑关系系列化、结构体系科学化方面前进。当前.完善刑事立法中,特别需要着重思考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刑法对经济行为调整范围的界定。市场经济与刑法机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经济活动必然异常活跃.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趋向复杂化、广泛化.经济失范现象也增加.这就迫切需要法律(包括刑法)手段的介八,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又要求国家给予商品的生产、经营者以更为宽松的社会条件.这就需要法律的介入适度、调整范围合理。刑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对经济行为调整.这不仅涉及有关经济犯罪范围的立法界定和司法适用,而且关系到刑法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性质和作用。有些同志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行为干预过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行为干预必然要少。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刑法保护哪些经济行为.打击哪些经济行为,不是一个简单的多与少的问题。关健在于要根据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刑法观.对不法经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以决定是否使用刑罚。一般说来.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时期参加经济活动的人数更多、情况更复杂、失范行为更多.因而,刑法调整的范围也应当较为广泛。二是刑法对道德行为调整范围的界定。刑法与道德有着紧密的联系。刑法与道德均为行为规范.道德是刑法的基础.刑法是道德的极限。对犯罪行为的禁止与惩罚就是对道德的追求与维护;反之.任何的犯罪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最大的不道德。刑法学者都清楚地知道.刑法不可能独自担负起维护全部道德准则的使命。大多数违反道德行为的非犯罪化,要求我们划清违反刑法与违反道德的界限。具体到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究竟该如何划定刑法规范与道德的规范的界限,即在完善我国刑法中,刑法应该干预到道德生活的什么层次?把哪些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纳入刑法范畴.这在我国还研究甚少。在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下.特别需要强化刑法对下列几种道德的干预。从政道德这里指的是各级国家公务员应具备的道德情操和应当遵守的职责义务。廉洁从政、秉公办事.不贪污受贿是公务员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操守。这个方面虽有刑法处罚规定.但应当坚决改变官轻民重、以官抵罪的官民异罚现象。拘私舞弊、弄权读职、铺张浪费、滥用权力、严重官僚主义等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的范畴.以有效地保障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职业道德这里指的是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员应当具备的与其职业相关的基本道德。从事各种工作、生产等职业的人员.违反职责义务,不遵守职业操守.往往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危害。严重违背职业道德的应当纳入刑法范畴调整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虚假欺诈行为.诸如.制造各种虚假的报告、文件、证明、公证书、批件、宣传广告等;第二类是滥用职业权利行为.诸如,泄露行情、行业、技术、价格等秘密,利用职业谋取私利等;第三类是违背职责行为.诸如.在生产、经营、分配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生产不合格产品、造成责任事故等。经商道德这里指的是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守诚实、公平等道德。商品经济具有激烈的竟争性及其竞争的残酷性。如果不能在竞争中维护诚实、公平等原则.就会因竞争而诱发出以下各种丑恶现象。诸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使用虚假的广告和宣传品,伪造、变造票据的欺诈活动等。如不将这些行为纳人刑法制裁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便难以维持。三是关于刑法对罪刑关系合理布局的界定。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反映在刑法中的罪刑关系上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就是说刑罚之轻重要与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相适应.此罪与彼罪适用刑罚之轻重也要与各种犯罪行为危害性大小横向均衡.使之形成一个科学的罪刑关系。我国现行刑法创制时.罪刑结构还是较为均衡完整的,但由于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动.某些犯罪增加.我国立法机关针对这些突出的犯罪.作出了一系列的补充规定.出现了不断强化某些犯罪刑罚的趋势.从而打破了罪刑结构的统一性、平衡性。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对我国刑法中罪刑关系进行调整。即:1.贯彻“少杀”政策.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从国内外司法经验看,我国目前应考虑把下放于省级审判机关的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取消对非暴力犯罪、经济犯罪、未成年犯、70岁以上的老年犯的死刑适用;对应该处死的罪犯也要慎用、少用死刑.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作用。2.调整罪刑关系.建立完整均衡的罪刑系列。全面清理现行刑法典与对刑法的修改补充决定.协调刑法中的罪与罪、刑与刑、罪与刑之间的关系.布局出一个均衡协调、统一的罪刑关系结构。3.修改反革命罪,剔除刑法政治色彩。我国刑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规范.不会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同罪异罚,可不再用“反革命罪”罪名,以免在国际社会上造成我国惩罚政治犯的误解.

(二)从司法上改善执法机制.刻不容缓“徒法不足以自行”。刑法功能的发挥.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统一的结果。固然刑事立法是刑事司法的根据和准绳,但要使刑事立法这种静态规范发挥社会调节功能.必须将静态规范转化为动态的执法活动,否则.刑事立法规范就将成为毫无实际价值的废纸空文。根据我国当前的执法情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执法的要求.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司法水平增强司法效果.必须切实贯彻以下四条原则:1.执法严肃性原则所谓执法严肃性原则,就是要严格执行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上所确立的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的原理、原则。不能为追一时的眼前功利.热衷于搞背离法律的“刮风”、“搞运动”、“只反对打击不力,不反对打击过头”等。我们应坚持执法的稳定性、长远性、平衡性,杜绝执法中的悖法悖理行为。2.执法民主性原则所谓执法民主性原则.就是要在执法中遵守民主程序办事、依法维护刑事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贯彻这一原则中.当前特别应切实抓好以下工作.即:贯彻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决反对特权凌法行为;加强对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依法惩治侵害人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行为;加强同公务员的弄权读取犯罪作斗争.依法惩治读职犯罪行为等。3.执法准确性原则所谓执法准确性原则,就是要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做到不枉不纵、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执法的准确性.既包括定罪要准,严格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也包括量刑要准,力求做到科学化、精确化。定罪量刑是刑事审判工作的两个基本环节,同等重要.重视定罪,忽视量刑的倾向应当改变。重罪轻判.是对犯罪者的放纵.而轻罪重判,则是对犯罪者人身权利的侵犯。4.执法协调性原则所谓执法协调性原则.就是要在司法活动中,对行为的定罪量刑要做到公正、合理、协调、稳定和统一。执法的协调性与严肃性是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严肃性侧重解决有罪必罚问题,协调性侧重解决刑法规定与补充修改决定相协调、罪刑相应与刑罚目的相协调、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相协调、严格执法与形势政策相协调等。

四、刑法理论的发展

我国刑法理论研究.虽有较好的基础.也有大批的成果,但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刑法学理论科学体系,还有一个艰辛的过程。笔者认为.在当前应着重研究以下一些重大课题。

(一)逐步创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墓础.代替以“阶级本位”为主要特色的传统刑法理论基础.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结束的20多年间.刑法理论的基础是被诸如“刑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的主要职能是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秩序的专政工具”等内容所统治。这种“阶级本位”刑法理论的产生与确立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文化根源,对此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我们再坚持这种滞后于社会实际的陈旧理论,就会不利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制的健全与完善.就会干扰刑法价值取向民主化的过程.就会阻碍吸收与借鉴人类各种社会形态中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有益成果。因此.刑法理论研究一定要从浓厚的政治氛围中解脱出来,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

(二)总结与发展刑法学研究成果.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科学体系。我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刑法理论研究活跃、硕果累累。特别是九十年代初.在中央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了一系列的重大课题。例如.对关于刑法学研究的对象作了有益探究。有的学者认为,把犯罪与刑罚作为刑法学研究对象的传统观点是不全面的。刑事责任是联结犯罪与刑罚的纽带.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因此,刑法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关于刑法学体系.有的学者主张建构罪一一责一一刑模式;有的主张责一一罪一一刑模式;有的主张打破传统的犯罪论与刑罚两大块的格局.以罪刑关系的基本理论为经线.以罪刑关系的辩证运动为纬线,建构罪刑关系中心论的刑法学体系。关于犯罪构成理论,有的学者对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诸如犯罪对象在犯罪客观方面的地位作用问题、类推的存废问题、法人犯罪与单位犯罪问题、强化定罪理论问题等。关于刑罚理论,也对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诸如轻刑化、社会化问题.刑罚效益问题,死刑的限制与废除问题,增设资格刑间题,强化行刑制度问题等。关于罪刑各论.学者们集中对罪刑各论的体系、对一系列修改补充规定的适用、强化人权保障的罪刑设置、经济犯罪的界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上述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会推动刑法理论向着更高、更深的的层次进军.刑法学科理论的科学化,是刑法学成熟的标志。诚然,建立一个成熟的、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科学体系,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无畏的探索精神。笔者相信.经过广大学者的努力.实现刑法学体系科学化的目标,九十年代是可以实现的。

(三)理论视野国际化,强化区际、国际刑法理论研究。由于我国过去长期闭关自守,刑法理论研究的对外交流很少。对外开放.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我国刑法学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禁区,大胆移植、借鉴、吸收世界刑法文化遗产.取长补短.丰富与发展自身提出了宝贵机遇.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刑法理论,一概视之为水火不容的剥削阶级观点.这严重地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实际上.犯罪是世界性问题,研究惩治与预防犯罪的理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可以洋为中用的。刑法理论视野国际化.是我国刑法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我国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走向同一化和标准化的开放时代,犯罪活动也就具备了国际化的环境和条件。因此,国际犯罪和跨国犯罪必然要进入我国刑法调整的领域。这种具有涉外因素和涉外属性的案件.较之国内犯罪更加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只有从理论上对犯罪国际化间题的特点、趋势、预防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惩罚与预防这类犯罪。我国政府关于“一国两制”国策的实施,不仅圆满地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间题,也为以后解决台湾间题树立了样板。正因为是一国两制.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差异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必须加强区际法律冲突理论研究,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