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案中经济刑法综述

本文作者：庄乾龙工作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与其他犯罪相比，经济犯罪有其发生的特殊机理，有着以利益为导向的特殊发生规律。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既不是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唯一手段。“经济刑法具有补充性、二次性，经济刑法是对第一次规范(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1〕经济刑法中的术语应该严格于其他经济法规范文件中的术语。蒂德曼承认，“在法律后果上，刑法根本有别于其他法律领域，刑法制裁是可罚行为的一般法律后果，而无须考虑该行为的其他法律后果，在其他法律部门，可罚行为的恶害程度只是由其公正性要求来判定。”〔2〕“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例证，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以次充好’就不同于《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以次充好’，前者的范围应该更宽泛，包括以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失效变质的产品等冒充普通产品的行为，否则就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定罪处罚。”〔3〕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立法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纠正以往立法对其过度关注造成的不利影响。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代表着或预示着未来经济刑法的走向。研究这一立法动向有助于认清其立法发展规律，总结有益经验，发现其不足。这对完善经济犯罪立法甚至整个刑事立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表象概览: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之修正

我国刑法典将经济犯罪规定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所涉罪名达100多个，占刑法总罪名的1/4。可以说，经济刑法一直是我国刑法修改、完善中最活跃的领域。〔4〕从该章所处刑法典序列看，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在我国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修正案以其权威性与及时性应对着经济犯罪的变化。以下就历年修正案关于对经济犯罪的修正内容做一图表分解式的说明。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我国连续八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正。从修正时间上看，时间间隔较短，一般间隔两年，时间最长者间隔三年，时间短者间隔一年，甚至一年连续颁布两部修正案，修正频率较高。从修正罪名上看，经济犯罪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表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点:首先，采取两种修改方式。其一是修改罪名的方式;其二是增加罪名的方式。从涉及罪名数量上看，修改罪名数量明显多于新增罪名数量，但新增罪名呈逐次增加趋势。修正案(一)修改罪名7个，增加罪名1个;修正案(二)未增改罪名;修正案(三)修改罪名1个;修正案(四)修改罪名4个;修正案(五)修改罪名1个，新增罪名1个;修正案(六)修改罪名8个，新增罪名5个;修正案(七)修改罪名4个，新增罪名2个;修正案(八)修改罪名19个，新增罪名3个。修正案共计修改罪名次数64次，除去重复修正罪名，修改罪名61个，新增罪名12个。如果将拆解罪名加上，共有新罪名13个，涉及74个罪名，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总数的69%。修正案对本章节修正罪名之多、关注程度之高位居刑法各章之首。修正案罪名的过快增加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并且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法律干预的有限性。〔5〕因为“法律理论中的理想‘法律秩序’对于真正的经济行为世界等于零，因为两者处在不同的水准上，一个是在‘应有’的理想世界，另一个则在‘实有’的现实世界。……‘法律’只是一种具有实在效力的可能性而起到特定保障作用的‘秩序制度’。”〔6〕其次，从修正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的修正:罪名、罪状、法定刑。第一，罪名的修正。八次修正案先后增加了数个罪名，新增罪名属于重要的犯罪化方式之一。除新增罪名，对原有罪名的修正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对于能够涵盖原来行为的，不修改罪名，这类罪名一般以较为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如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等。另一类罪名相对较具体，随着罪状的扩充，原有罪名不能包含新增行为内容，需对原有罪名进行相应的扩充，如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本罪修改扩充后的罪名变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新增罪名大部分采用了具体描述模式，只有个别新增罪名采用概括模式。但对罪名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修正，都体现出犯罪化的一面，“选择犯罪化的目的，是通过严密法网来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7〕第二，罪状的修正。在修改罪名中，修正案对相关罪名的修改一般采扩充式。扩充罪状目的有二:其一是细化罪名，使得刑法更加明确，周延犯罪的各种情形，增加其可操作性。如在修正“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细化了滥用职权与过失两种犯罪形式。在修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对自买自卖及与他人串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规范，使其外延更周延。其二是扩张犯罪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具体表现为增加犯罪主体、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取消限制性条件等。如对“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修改，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张了本罪:一是废除“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目的;二是废除“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限制条件。又如，1997年刑法第161条“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源自《公司法》(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第212条的规定，〔8〕“而2005年《刑法修正案(六)》第5条修改后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使范围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定，但更有利于公平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9〕第三，法定刑的修正。法定刑修正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提高法定刑，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增加从重处罚条款，如强迫交易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种是改定罪条件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如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徇私舞弊的从重处罚。而在前罪名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徇私舞弊”之犯罪动机属于定罪要件，在此将其作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加重了对本罪的处罚。首先是取消了“动机”的限制要件，扩大了本罪成立范围;其次是规定了从重处罚条件。第三种是扩充处罚范围，如在洗钱犯罪中，增加了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其二是降低法定刑，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删除较重的刑罚，最为典型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删除。第二种是降低最低法定刑，限制基本刑罚中的最高刑罚，或者取消基本刑罚中的罚金。第三种是提高入罪门槛，间接降低刑罚。如在“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修改中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三是综合模式，包含提高与降低法定刑两种情形。此种方式集中表现为对罚金刑的修改上。以往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大多实行倍比罚金制，因倍比罚金制的固有弊端，修正案采用了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增加了司法可操作性，司法主体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所处时代及实时刑事政策、社会综合情况判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罚金。

二、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修正之两个发展趋势

(一)形式方面:修改方式的集中性到分散性之发展趋势

修改形式方面有如下两个发展趋势:一是罪名修改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二是修改内容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首先来看罪名归类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除修正案(二)外，其他7次关于经济犯罪的修正都体现出较强的集中性特点。如修正案(一)集中就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两小节犯罪进行了修正。其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3个罪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5个罪名。只有一个非法经营罪不属于上述两小节内容。修正案(三)集中就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洗钱罪进行了修正。修正案(四)则主要对走私罪中的两个罪名进行了修正。修正案(五)中的三个经济性罪名的修正都与信用卡类犯罪有关。修正案(六)则又集中对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两节的12个罪名进行修正或者增补。其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5个罪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7个罪名。从刑法修正案(七)开始，罪名的集中性修改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其中修正案(七)修正的6个罪名中，分布在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等4类犯罪中。修正案(八)的23个罪名分布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犯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等6小节犯罪中。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仍体现出对食品类犯罪、走私犯罪与金融秩序类犯罪较为集中的关注特点，但从罪名分布面上看，已体现出较强的分散性特征。其次来看内容修正的集中性向分散性发展之趋势。从罪名、罪状、法定刑修改情况来看，修正案(一)主要是通过修改原有罪名的方式完善经济立法。绝大多数的法定刑没有修改，修改点集中表现在罪状上，相应的一些罪名根据修改后的罪状做了修改。修正案(四)与修正案(五)罪名较少，其规律并不清晰。修正案(六)、(七)则集中在罪状的修改上，对于法定刑虽有涉及，但没有使用直接修改刑罚的方式，而主要是通过修改罪状间接改变刑罚。修正案(八)糅合罪状、法定刑综合修改模式，特别是对死刑极刑的直接废除，代表着经济犯罪修改刑罚的一种新趋向。在前述刑法修正案中，如果说对刑罚的修正还处于“通过修改罪状的方式间接修正刑罚”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状态下的话，修正案(八)则大张旗鼓直接对刑罚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刑法修正案采集中修正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问题的集中性、亟需性迫使立法者在短时间内做出应急性反应，而这与风险社会〔10〕的到来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现阶段的全球化、市场化是鼓励或者迫使人们进行各种有风险性的选择的。”〔11〕;第二，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将本次立法放在既有的框架内，可以突出问题，深入分析论证;第三，集中修正易使各修正案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利于问题的明确化。但毋庸质疑的是，修正案集中立法模式带有明显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罪名相对集中使每次修正的范围较小，易浪费立法资源。从修正案启动到起草、审查、通过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遵循同样程序，甚至花费同样的财力、人力下，扩大修正罪名的范围其效益明显大于小范围内的罪名修正，利于节约刑事立法资源;其二，罪名集中修正会造成立法者不能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内进行深度、全面思考，易造成片面性立法，使立法缺乏整体性;其三，修正方式的相对集中使得罪状、罪名、法定刑之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现象。如通过对罪状的修改，间接提高或者降低法定刑，让罪状承担了不应有的法定刑内容。以刑法修正案(七)、(八)为代表，倾向于采用分散、整体修改模式，既包括对罪名的分散关照，也表现为对法定刑与罪状及罪名的混合性、综合性修改，集中式的经济犯罪立法模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这有利于剔除集中立法带来的固有弊端，为未来立法指明了道路。

(二)实质方面:修改内容的重刑化向轻刑化之发展趋向

修正案对经济犯罪从重立法倾向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加罪状内容，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但不修改相应刑罚。如在刑法修正案(一)中，在7个修正罪名中无一例外地增加了行为方式或者犯罪主体，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犯罪范围，其严厉性程度明显提高。但相应刑罚大都没有做出修正，即在罪状扩张同时，没有相应降低刑罚，变相增加了刑罚的严厉性。又如，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还明确增加了“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节加重犯，并将“徇私舞弊”情形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修正案(三)对洗钱犯罪的修正，亦是通过直接提高直接责任人员刑罚方式，加重对本罪的处罚。上述两个修正案对经济犯罪重罚的修改策略在修正案(四)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如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中，修正案明确降低最低刑罚，并以结果犯代替情节犯，提高了入罪门槛，间接降低了本罪刑罚。修正案(六)则主要是通过提高入罪门槛的方式，降低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处罚。如在违法发放贷款罪中，将“造成较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正案(七)在逃税罪中明确规定减免处罚条件。修正案(八)则以大幅度削减相关经济犯罪中的死刑罪名为基础，降低经济犯罪刑罚。另外，在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中，明确限制基本刑的最高刑期为10年。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犯罪中的刑罚走向并不是一味的轻缓化，修正案对不少罪名提高了法定刑。如对一些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改倍比罚金制为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其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以往倍比罚金数额较小，不能体现出罚金刑应有的惩罚性。修正案改用非固定数额罚金制，不设置惩罚的上限，利于发挥罚金的惩罚性作用。修正案针对关系民众安全的食品类犯罪，通过修改相关罪状，加大了对其惩罚力度。如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原来的危险犯修改为行为犯，扩张了犯罪成立范围，提高了对本罪的处罚力度。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条件限制，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情形，间接提高了对本罪的处罚力度。经济犯罪有着特殊的原因，追究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经济运行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被要求不断的创新变革，而创新与变革本身就是对规范、传统、制度的一种违反，一旦触及刑法就可能构成犯罪。这意味着如果刑法触角过多地延伸至经济领域，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二是经济及相关辅助制度漏洞是经济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在相关制度存在漏洞的情况下，行为人以“侥幸”心理从“漏洞”之中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涉足于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利润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刑罚的威慑力，刑罚在利润面前永远是微不足道的成本。”〔12〕以刑法弥补经济等制度漏洞，实有“越俎代庖”之嫌，且效果不佳。三是经济犯罪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空间性特点，这是形成经济犯罪多而复杂的重要原因。由此不难看出，依靠严刑峻法构建起来的纯粹暴力机器并不能遏制经济犯罪。否则，“在这种建立法治的努力下，尽管社会可能呈现出有序，但是这种秩序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的，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性，往往无法有效调动个体运用他个人的知识采取有效行动，促成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形成、发展、选择更为人们偏好的、有效的秩序。”〔13〕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代表，我国刑法立法已经从一味的追求重罚惩治经济犯罪的传统做法向刑罚的轻缓化方向发展。特别是经济犯罪死刑罪名的适当削减是迈向经济犯罪轻缓化的重要一步，它是遵循经济犯罪发展规律的表现，更是新时代“宽严相济”〔14〕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对未来经济犯罪立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三、未来经济刑法立法之三点转变性建议(一)罪名的随意扩张向限制集中的转变罪名的扩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修改罪名的扩展;二是新增罪名绝对数量的增加。首先是修改罪名的扩张。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改，主要是通过扩张罪状中的主体与行为方式或者情节的方式，以此达到扩张本罪适用范围或提高或降低刑罚的目的。根据罪名概括方式不同，经济犯罪罪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容性较强的罪名，如非法经营罪，从罪名上看并没有增加，但实际上可以达到没有限制地扩展经济犯罪的目的，这也是一直为广大学者所诟病的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性缺陷。另一类罪名是具体或限制式罪名，此类罪名的包容性较小，与罪状具有较强的对应性，如若修改罪状内容则需要修改相应罪名。此种罪名的好处是能适度限制罪状扩展，在罪状修改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后，必须另立罪名。从新设罪名与单纯扩张罪状的难易程度看，另立罪名明显难于扩张罪状。因此从立法限制经济犯罪扩张的角度考虑，宜采限制性罪名，摒弃包容性较强的罪名。我国传统经济罪名大部分属于包容性较强的罪名，具有潜在的扩张危险。修正案新增罪名则表现出紧缩性特点，即多属于限制性罪名，但亦有诸如虚假破产罪包容性较强的罪名。这与“有市场经济就有经济犯罪这一客观现象有关。”〔15〕这要求刑法对经济犯罪扩张的同时需要有节制，必须具有谦抑的价值取向。总之，从降低经济犯罪罪名的绝对数量上看，宜采限制性罪名。其次来看新增罪名。刑法修正案中的经济犯罪新增罪名表现出向“前”延伸的特点，扩大了经济犯罪圈。如对信用卡类犯罪，修正案将犯罪的预备行为实行化，极大地扩张了犯罪的处罚范围。经济犯罪产生原因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严厉的无效性与综合手段规制的必要性。可以说“放任少量犯罪其实有利于社会状况的改善”。〔16〕刑法罪名的前延，不适当地挤占了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法律的适用空间，出现常规手段规制不足、刑法手段规制过剩的不良现象。未来立法宜适当收缩经济犯罪刑法前线，综合其他规制手段，完善并弥补经济制度漏洞。经济犯罪罪名的集中性含义是指罪名指涉应以经济犯罪实行行为为中心，不能任意扩张经济犯罪的实行行为。如就金融诈骗罪，应重点规制使用金融手段实施的诈骗行为，而对于诈骗行为的前行为尽量使用其他手段进行规制。当然，这一立法模式的转变需要借助刑法总论及整个刑法理论的转变性发展。我国刑法总论通过对犯罪停止形态的规定，极大地扩张了犯罪的处罚范围，如将危害性较小的预备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鲜有对预备行为进行处罚的判例，司法对立法的排斥或者异化归因于立法对犯罪严重性的过度估计，产生了立法过剩问题。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为我们提供了较充分的罪名集中理由，将经济犯罪罪名集中于实行行为不但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更是发挥其他综合规制手段，解决大量经济犯罪黑数的有效方式。(二)罪状描述的简约粗疏向明确具体的转变传统经济犯罪罪名内容较少，这与当时经济犯罪表现方式简单有很大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犯罪的表现形式也日益复杂。为规制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犯罪，修正案在相应的罪状中实时地增加了相关行为表现方式，对相关的概括性术语进行了细化分解。如在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中，修正案(一)细化了其他金融机构的范围，具体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罪状的简单粗疏虽具有一定的涵盖力，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解释一些复杂的犯罪行为，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之一是罪刑的明确性。罪状越明确，对行为人与司法主体的指引性就越强，其可操作性也就越强;相反，罪状越简单模糊，其解释力虽然加强，但解释的随意性会随之增加。在相似性与类似性难以判断的场合，很有可能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经济犯罪方式会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动性、快速性而表现出极强的变化性，经济犯罪立法会表现出相应的滞后性特点，但这种滞后性相对于经济发展变化的快速性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刑法的“滞后性”。因为刑法越明确具体，对其解释力就越小，就越有可能不能与现有的行为一一对应，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任意性会相对降低。罪状的明确性并不意味着限制处罚范围，可以在增加相应处罚范围的同时通过立法术语的改变，提高罪状的明确性。这在经济犯罪历次修正案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与运用。如在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中相应地增加期货交易，在洗钱罪中增加上游犯罪的种类，在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中废除了牟利目的的限制条件等。上述罪状修改模式都相应地扩张了处罚范围，且增强了罪状的明确性。也许有人认为，此种扩张罪状的模式极大地增大了对经济犯罪的处罚，与经济犯罪的从轻处罚趋向相违背。此种担心是多余的，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通过对罪状的适当扩张，可以起到严密刑事法网的目的，将所有的同类情形、主体纳入到同一的罪名规制之下，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二是担心者犯了将罪状的严与刑罚的厉等同起来的错误。刑罚的严而不厉是靠罪状与法定刑的相互配合而发挥作用的，而不是单靠其一。罪状的严是刑罚不厉的前提，如果没有罪状打击面适当宽度的保障，刑罚中的厉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刑法修正案新增罪名中的罪状体现出具体化、明确化发展特点。如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对其行为方式进行了详尽列举，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些新设的经济罪名中，仍有简单粗疏的罪状，未来立法应尽量设置明确具体的罪状，以提高司法的操作性。

(三)刑罚结构的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的转变

经济犯罪大量罪名死刑条款的存在表明立法对经济犯罪配置的是重刑结构。而经济犯罪屡禁不止，且所涉数额越来越大的司法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刑事入罪或者重刑主义并不能有效的对付经济犯罪。刑法修正案对传统经济刑罚的适度修改亦证明立法者已不对“重刑遏制经济犯罪”寄以厚望。特别是修正案(八)对经济犯罪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削减〔17〕，已经预示着经济犯罪轻刑化的到来。传统立法中的经济犯罪核心罪名偏少，在具体罪名上其涵盖力有限，导致大量实质上属于经济犯罪的行为不能被纳入刑法范围内评价。虽然经济犯罪中有重刑的存在，但因不能对大量的“实质经济犯罪”进行处罚，加之我国独特的双轨制与经济犯罪隐性特点导致经济犯罪存在大量犯罪黑数，使得重刑罚只能适用于极少数的经济犯罪，出现厉而不严的刑罚结构现象，使刑法打击经济犯罪的功能大打折扣。刑法修正案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严而不厉”的刑罚结构转变趋向，但仍有些许遗憾。如在扩充罪状范围，增加其“严”时，没有对相应的刑罚结构进行调整，特别是减轻相应的惩罚。虽然废除了很多经济犯罪的死刑罪名，但主要限于一些司法实务中不常用的几个走私性犯罪，即立法者仍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的问题抱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对于常发的经济犯罪死刑废除还持观望态度。笔者认为，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发展往往面临选择上的两难。它需要大力(甚至是不惜矫枉过正地)鼓吹市场经济自发秩序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同时又必须承认现代经济活动中大量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它迫切需要建构一个区别于且外在于国家的自主的社会，同时又不能不接受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现实;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保证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同时又必须在许多方面对国家现有权能予以限制以完成对国家的改造。〔18〕就刑法而言，经济犯罪圈在适当的范围内扩张的同时，应控制刑罚量的投入，以利于实现刑罚从“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的结构性转变，这符合“以‘宽’字当头，重点体现‘宽’”〔19〕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要求。首先，是对由间接性的降低刑罚模式向直接性降低刑罚方式转变。修正案针对违法发放贷款罪与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中通过提高数额认定，间接地降低本行为入罪门槛，实现了广义降低刑罚的目的。但此种刑罚结构转变模式具有较大的间接性，不能起到直接转变经济犯罪重刑结构的作用。未来立法应该有针对性地通过直接降低最低刑罚或者限制最高刑罚的模式，降低经济犯罪的刑罚，以真正降低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其次，在扩张相应罪状内容，即在扩大特定罪名打击面时，应适当降低本罪法定刑，而不是如现行修正案单纯对罪状作出扩张性规定，而不对刑罚作出任何修改。结合修正案集中修正模式向分散修正模式转变的契机，在修正罪状的同时，相应地修改法定刑，以真正实现“严而不厉”的经济刑法。最后，与经济犯罪特点相适应，应设置适当的资格刑。边沁有言:“没有包治百病的灵药。必须根据患者的性质及情况同时适用不同的措施。医药的秘诀就是研究所有的治疗措施，将它们结合使用，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让它们何时生产。”〔20〕从国外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看，很多国家针对经济犯配置了诸如禁止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刑。有针对性的资格刑对经济犯罪的剥夺性与惩罚性功能不亚于对其单纯的监禁与罚金刑。与之前历次修正案相比，刑法修正案(八)的进步之处在于第一次进行宏观、综合式的刑法修正。以往修正案只是针对刑法分则中的微观罪名进行修正，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修正案(八)对刑法总则进行了大范围的有针对性的修改，起到了前后呼应、总论分论相互兼顾的作用。特别是对管制刑中资格刑的规定，弥补了我国刑法中资格刑缺乏的缺陷。经济犯罪资格刑罚的缺失完全可以借助管制刑罚中资格刑进行弥补。遗憾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适当扩张经济犯罪中的管制刑罚，使得本次资格刑的补充意义大大降低。未来立法有必要借助这一修正，在经济犯罪中适当扩充管制刑罚的适用，以发挥资格刑有针对性的剥夺、惩罚功能，为“严而不厉”的经济刑法书写浓重的一笔，亦为中国刑法的轻缓化发展趋向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单靠经济刑法的调整和完善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对经济犯罪的整体预防与惩罚，还需要加速各经济领域的转轨，增强社会整合力，健全和统一相关的经济活动制度与管理法规，严格行政管理，形成抵制经济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即所谓“严打”不如“严管”。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的改变从而改变相关的经济环境，以降低在市场活动中的经济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