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范文10篇

修正范文篇1

一、职称系统的检测原理

将待评审的职称论文进行学术不端检测是cnki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一大新应用，其检测原理是和未发系统的原理相同，只是检测手段稍有不同。

（一）检测原理———“文字比对”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内容迅速增多，复制粘贴变得越来越容易与普遍。文本复制（抄袭）是学术不端文献的重要特征。随着内容管理与版权保护的需要，文本复制的检测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陆续提出数字指纹、VSM等检测方法。[3]笔者通过对检测原理的深入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都是以“文字比对”———提供文字复制比率为基本原理，也就是说出现了初级的文本复制类型的抄袭，系统可以轻易地识别。以这种“文字比对”为识别基础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采用的是“外形”对比以及针对文字、字母与数字的排列组合进行形式上的比对，如果被比对的两段文字的句式、用词、排列顺序相同，就可以被检测出来。但如果是意义抄袭就比较隐蔽，系统基本无法检测出来。

（二）检测手段的改进将一篇待检测的职称论文放在未发系统中会发现全篇皆红，系统会提示这篇论文和该作者的已发表的论文重复率为100%，也就是说未发系统是没有办法对已经发表的论文进行检测的，主要是因为该系统缺少一个时间模块判定功能，即自动删除该文章发表时间以及以后的“相似”论文。基于此，已发系统特别设置了时间功能，并要求委托人提供论文的发表时间。据此时间，去除了发表时间在所测时间之后（含发表时间在同一天）的“相似”论文，最终获得由系统自动生成的“文字复制比”结论。这个结论虽然不包含所测时间之后（含发表时间在同一天）的抄袭结果判定报告，但是对该文章发表之前，它是否存在抄袭的现象是可以检测的，这部分的功能和未发系统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借用未发系统部分适用的研究成果来探讨对检测结果的判断。

二、抄袭判断的量化指标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检测方只负责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真正使用报告的是各校的负责职称评定的人事部门，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各人事部门有关于对检测系统结果统一、公开的量化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借用较为通行的未发论文的量的检测标准，这个毕竟是通过大量的检测最终被实践证明的较为合理的标准。通常情况下，对于待发来说，各期刊社和图书出版社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有不同的规定。有的编辑部认为，论文中超过10%的重复率即视为抄袭，而有的编辑部规定“雷同比例达20%为抄袭”，还有的放宽到了30%，对有争议的结果大部分都采取个别处理的方式，没有制定出可以适用的行业标准，基本上各编辑部根据投稿论文的平均水平制定适合本部门的比例。对于学位来说，高校将这个重合比的限度定为25%-30%。若检测发现超过这个比率，论文就会被提交至该校学术委员会来判定是否存在抄袭行为。[4]例如中南大学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公正性，会将检测结果公示，对有异议的结果和超出规定值的结果，组成相应学科的专家评议组，对检测系统所得出结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和审议。[5]总体来说，使用机构对检测结果判定方面较为通行的数字方面的标准为，“一篇论文与数据库的文字重合率大于或等于10%，属于句子抄袭；30%到50%之间属于段落抄袭；50%以上则被判断为整体抄袭。”[6]综上所述，这个可以借用的标准看似操作简单方便，标准明确，但实际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部分，如果不具体问题辩证分析，只是以最终检测数据为唯一判断文章是否抄袭的标准，恐怕是有失公允，特别对像职称评定这样对人生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还需慎重，当然人事部门还有一个专家评议环节，但是对部分可能面临在前面关卡就被枪毙的稿件存在一定的不公平。在笔者长期的检测工作中，发现即便检测者并不了解一篇检测文章是否抄袭，用笔者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仍然可以对结果进行科学修正，但首要条件是搞清楚影响已发结果存在哪些因素。

三、影响职称结果的因素

（一）提供的待检测文档的类型及出处Cnki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目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当前，可对DOC、TXT、CAJ、KDH、NH、PDF等多种格式的文件进行比对，从词、句子到段落等方面，可检测抄袭、伪造、一稿多投、篡改、不正当署名、一个成果多篇发表等多种学术不端行为。[6]同时，职称评审文件中规定：优先从图书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下载CAJ或PDF格式电子版论文（专著、译著、教材及外文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除外）。如未在该数据库中检索到提交论文，可以从图书馆其他数据库中继续查找并下载PDF格式电子版论文，如仍然没有，方可提供WORD文档。提交论文原件和完整论文的电子版（须PDF格式，著作、教材除外）。[7]经过笔者的了解，在实际操作中，也是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定做的，待检测文献的电子文档，并没有一定要求使用PDF格式，只要提供的电子文档能够正常地从中复制出文本来，PDF、DOC、CAJ（及其系列文档类型）、RTF及DOCX都可以。首先是从cnki学术网络中下载，可是受技术水平的限制，很多早期的文章是以PDF照片———图片的形式存在的，不能复制文本，还有部分编辑部提供的原稿采用了密码或版权保护也不能复制，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编辑部新发论文上网需要一定周期，新发论文也没有原始文档，只能向送检人索要编辑部的修改文档，当然，非cnki下载所得的文档，所有的文档类型要在检测汇总表中予以说明。由以上的复杂情况来看，不同类型、不同情况下提供的电子文档，在检测中会出现检测比例的不同。如一位研究者反映，他在《航空学报》个人比对库中的一篇文章（.doc格式，为作者提交的录用定稿）已经在中国期刊网上（具体采用的比对文件格式未知），新提交的一篇稿件被检测出与这2篇文章有文字重合的问题，但检测结果中该稿与个人对比库中的稿件间的文字复制比为46%，而与同一篇文章在中国期刊网中的版本的文字复制比为26%，不同的格式竟然造成检测结果间20个百分点的差别。[8]可见不同的文档形式会对检测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现象需被重视。

（二）第三方检测模式毋庸置疑，检测系统在程序上是非常容易操作的，但任何一种程序设计都会存在一些设计没有考虑周全的部分和现有的技术水平和使用条件无法达到的要求。检测方式是图书馆的第三方检测，由于学科的限制，检测者对文章水平没有直观感受只能信赖软件，以系统检测结果出一份报告。一般来说，检测者不会对检测结果的百分比多少做一个结论，只是提交结果，评价者是由职称管理部门和专家来确定的。当然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是一个初步的检测，后期还有专家评议一个环节来判断文章的优劣。但是对于一些处于临界值的稿件，如果只是看到其检测结果超标就进行清退对被检测者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已经没有资格进入下一道环节了。第三方检测者只是在出具汇总报告时添加的一个说明文字，提示一些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使用一些可以共通的原则，对检测结果要出具更具体的修正报告，包括剔除系统误判的部分和系统未发现问题的部分，为参评者提供公正的服务。

四、对职称报告的修正

要制定可以通用再研判的标准，首先要搞清楚“文字复制比”与“文字抄袭率”的关系，我们通常看到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提供的是“文字复制比”，但它绝对不等于“文字抄袭率”。“文字复制比”是系统提供的有抄袭嫌疑的地方，“文字抄袭率”是我们已经定性的抄袭的文章的比例，两者性质是截然不同的。[9]基于此，笔者认为真正的文章抄袭率应该如下修正：文章抄袭率=文字复制比—系统误判+系统漏判这里，“文字复制比”是系统提供的百分比，“系统误判”是指虽然被系统检测出来有抄袭的嫌疑，但并不能算作抄袭的部分，“系统漏判”是指虽然系统没有检测出来，但是存在隐性抄袭的部分。

（一）减掉系统误判的抄袭率

1.系统收录不全。所有的检测系统只默认首次在文献库中出现的文章为原创，在其以后提交的论文中出现了相同的文字并且没有标注出的，即被认定为抄袭，如果2位作者一先一后引用了如书籍、引用较早论文、引用未被系统收录的论文中的部位文字，后引用者一定会被系统认定抄袭，这种情况导致的抄袭率在出具的报告中建议适当减掉，否则有失公允。

2.作者误引了抄袭文字，必要时通知作者申诉。对这点，职称检测政策中规定了“论文中有明确注明为引自其他论文中的内容，不计入”。虽然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但统统减掉还会有漏网之鱼的嫌疑，在后面会具体讨论。

3.按目前政策，下列特殊情况可免于计入相似比中：[10]（1）与本人数据库中的同一文章相似的，不计入。这种情况也存在，有时系统对同一篇文章会多次录入，对这个原因导致的相似比应剔除。（2）与本人硕士、博士毕业论文中相似的，不计入。博士、硕士论文虽然被收录到了cnki文献库中，但是并不属于印刷及公开发表的文章，对这个原因导致的相似比应剔除。（3）与本人后，他人引用本人论文中的内容，不计入。（4）论文中有明确注明为引自其他论文中的内容，不计入。（5）送检论文中的同一段文字内容，和其他多篇文章相似的，则该段文字造成的相似比，按一次计入，不重复累加。以上几种条款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都应该在检测报告中适当删减，但也有一些情况虽然没有被系统检测出，但一旦被查到是要严厉指出的。

（二）增补系统漏判的抄袭率：设定各种抄袭情况的权重系数有的文章虽然检测的抄袭率很低，但是文章若存在以下一些状况，应适当建议增补权重系数一项，具体为：

1．有对句义、观点、主题抄袭现象，无个人观点，及对外文文献套改翻译抄袭等。这种抄袭手段隐蔽，比较难发现，性质也比较恶劣，对此，可以增加公示环节，以增强被检测者间互相监督，更有利于发现比较隐蔽的抄袭，一旦发现并查实，在所出具的报告中应明确指出：对检测结果乘以适度的权重系数，以增加其抄袭率。

2.有对图表、实验方法抄袭现象，情节严重的。对于这点，曾有研究者指出检测系统对于含数学公式的PDF、WORD格式的文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检测效果不理想。就目前检测的情况来看，对含公式、图表较多的论文，该系统的作用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11-12]，所出具的报告中应明确指出对这类型的文档建议另请专家评审。

修正范文篇2

关键词:TFT-LCD基板玻璃;研磨轮损耗;自动修正系统

在TFT－LCD液晶显示行业中，研磨机的作业内容是分别对玻璃的长边、短边、角部进行线性的研磨和抛光，生产能够满足客户品质需求的基板玻璃。行业内的基板玻璃边部研磨幅度一般控制在0.15～0.2mm之间，角部尺寸多控制在2～5mm之间，但随着研磨轮使用距离的增加，金刚砂颗粒不断地从研磨轮剥落，研磨轮轮槽内的直径变小，必然造成研磨尺寸的变化，行业内的一般做法是在特定的时间内持续抽检玻璃，然后根据测量的玻璃尺寸数据手动进行研磨幅度的修正，但手动修正的方法受限于人员不间断的抽检和抽检数据的精确性，被抽检的玻璃必须废弃，如果抽检不及时又会造成批量的欠磨质量事故发生，严重制约生产节拍及产品质量的提升，加大了生产成本。故设计了一种研磨轮损耗自动修正系统，并针对其应用进行了详细介绍。

1系统简介

研磨轮自动修正是一种能够自动地修正研磨轮在使用过程中的磨耗的方法，该系统包括PLC控制器、触摸显示屏、进给伺服电机和限位开关。PLC控制器用于数据信号的处理和传输；触摸显示屏用于相关参数的输入，与PLC进行信号和数据的交互使用；进给伺服电机用于控制研磨轮的进给量变化；限位开关则用于保护研磨轮进给电机的进给量在工作范围内，前进或后退超出范围都会输出一个反馈信号给PLC控制器并用于提示警告或直接断开研磨轮进给电机的电源。在与PLC控制器连接的触摸显示屏上，操作员只需要输入研磨轮修正距离和研磨轮修正因数即可，PLC控制器会根据内部运算法则自动生成研磨轮损耗量，并显示在触摸显示屏上。系统再根据生成的研磨轮损耗量自动修正数据模拟研磨轮的运行现状，从而确定研磨轮进给伺服电机的进［1］给量，进而实现研磨轮磨耗的自动修正。

2系统原理

研磨机的研磨轮自动修正系统运用一套高精度的伺服加滚珠丝杠系统驱动高速旋转的研磨轮，进给量的确定由一套完整的公式计算得出。该系统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2.1操作步骤。该系统简单明了，便于操作，能够很好地融合于现有的三菱伺服系统中，完美地解决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操作步骤如下：①根据使用经验，制定一套符合研磨轮损耗速率的研磨轮修正距离和修正因数；②操作员通过与PLC控制器连接的触摸显示屏输入研磨轮修正距离和修正因数，将其传输给PLC控制器用于计算研磨轮损耗量，并将计算数据反馈于触摸显示屏，供操作员参考；③PLC控制器根据计算出的研磨轮损耗量，得出研磨轮进给伺服电机进给量，驱动研磨轮进给伺服电机。2.2进给量的计算。PLC控制器的运算公式由下列的方式计算得［2］出：①研磨轮的半径R：研磨轮的半径＝研磨轮的直径D/2；②研磨轮的损耗量L：研磨轮的损耗量L＝研磨轮使用距离L/研磨轮修正距离L×修正因数L；123③损耗后研磨轮的半径R：磨耗后研磨轮的1半径R＝研磨轮的半径R－研磨轮的损耗量L；1④伺服电机进给量H：研磨轮中心与研磨台中心之间的距离H，基板玻璃宽度H，S为研磨12幅，即H＝H－H/2－R－S。121其中，研磨轮使用距离L表示研磨轮的实际1使用距离，研磨轮修正距离L和修正因数L作为23计算参考值表示每特定距离内研磨轮进给量增加［3］一个特定的位移量。

3系统的应用

研磨机对于基板玻璃的每个边部加工都包括两个工位：研磨和抛光。研磨工位使用的研磨轮采用金刚砂材质，其特性较硬，抛光工位使用的抛光轮则采用合成树脂材质。在相同使用距离的情况下研磨轮与抛光轮材质的不同必然造成研磨轮的损耗小于抛光轮的损耗，所以需要在触摸显示屏上编制不同的磨轮修正距离和修正因数。同样地，基板玻璃的长边、短边和角部也有所不同，为了能够很好地辨识区分，需要把长边和短边也进行不同的设计。实验证明，在使用过程中很难有一组数据能够持续精确地反馈磨轮的实际损耗量，损耗量的变化也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出一种曲率不断变化的特性。不同厂家生产的磨轮特性也不相同，以市面上常见的某企业生产的研磨轮和抛光轮为例，总结长时间的使用经验，得出的一组数据能够较精确的反映磨轮的实际损耗量变化，如表1所示。

4结语

以磨轮损耗修正系统为研究对象，对该系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原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该系统在研磨机中的实际应用。该系统还存在一些缺陷，仍需不断的优化。该系统在研磨机中的成功使用，减少了人工不断抽检的人力浪费，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良率。

参考文献

［1］李存鹏.PLC控制多功能自动研磨机研究与设计[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24（1）:22－24.

［2］宋伯生.PLC编程实用指南[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修正范文篇3

「关键词」2004年；宪法修正案；缺憾；宪政

2004年9月21日凌晨4点，一只蚊子惊醒了我的清梦。我起来摘下我的眼罩，打开所有的灯，与这只蚊子进行了一场我失鲜血它丧命的战争。这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争。

人权是神圣的、天赋的。但有时候，一个人在阴暗角落里的一句话、一个批示有可能严重侵犯你的人权。这时，你必须战斗！

所以，法律和法学的终极关怀是人权保护，是治理政府，而不是“政府治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杰弗逊才告诉我们：“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

应该说，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人权保护和治理政府等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也留下了五大缺憾：

一是修正案的个别规定含义不明。主要有：（1）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明确的。例如，“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政治文明”的法律含义就不明确。再如，补偿的依据和标准也不明确。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什么叫“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中的“法律”是什么？“补偿”的标准是什么？现在个别地方政府在其规定中已经有所发展，如《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依法及时予以补偿”。这非常好。但宪法修正案才通过就被超越，这非常不好。（2）中国人明确，外国人不明确的。例如，以宪法形式将“三个代表”确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执政地位不是靠执政者的绝对权力或权力的高度集中维持的，恰恰相反，是靠自觉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含义需要加注，老外才懂。再如，修正案规定：“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人大致能明确各个“者”的含义，但老外懂也难。（3）中国人不明确，外国人明确的。例如，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国“进行国事活动”。老外很清楚，因为此处的“主席”就是“President”。但中国人不很清楚。如改成“总统（President）制”，大家就都懂了。

二是修正案的个别规定错误。主要有：（1）关于人权的规定。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开始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二章）。但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公民权”之下“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的概念远远大于公民权，现在的规定方式是本末倒置。如果将人权放在“总纲”（第一章）中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这个国家就有正当性基础了。（2）关于“私有经济”的规定。宪法修正案第一条（1988年）、第十六条（1999年）、第二十一条（2004年）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进行了三次反复的修改，有的改好了，有的改糟了。例如，现行宪法仍然使用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不科学的概念，而且又造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因此，宪法的上述规定应该进行第四次修正，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等不规范的法律和政治概念改为“私有经济”，并应该以“有”为惟一标准将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成分划分为公有经济、私有经济、混合经济（外资经济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经济形式），实行“以私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这样，大家就有了一个进行对话的统一的工具系统了。

三是修正案内容缺省。主要有：（1）宪法序言。宪法序言要解决“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字，即要解决政权的合法性和宪法的制定者这两个问题。现行宪法序言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2）违宪审查制度。这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最大的遗憾。虽然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但严格来说，这种制度设计是初步的，是有问题的。应当设立宪法法院，赋予其违宪审查权。（3）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民权、政权与党权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过程就是宪政。其中，关键在于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应通过改革，形成以民主为根本原则、以执政为基本内容、以法治为主要形式的新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将党权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一是执政在民（民主执政）。这就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在人大制度之内活动，成为坚守民主的“议会党”（通过人大执政）。二是执政在政（科学执政）。这就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政治和政权制度之内活动，成为执掌政权的政治党。首先，应确定“政”与“非政”之间的界限。政党应更多地注重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而不是更多地注重对国家政权的控制面。其次，应确定“执政”和“参政”之间的界限。执政与参政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在权力分配中，执政党处于主动地位。如果说执政党之执政主要体现于人大的话，那么，参政党之参政应该主要体现于政协。三是执政在法（依法执政）。这就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制度和法律之内活动，成为坚持法治的宪政党。执政在法的含义是：在执政党党内的关系上，其自身的活动必须民主化、制度化；在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依法执政，执政党自身必须尊重和遵守法律，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在程序上必须严格依法办事。（4）权力制约。基本思路是：以普选（权利）制约权力；以公开（社会）制约权力；以分权（权力）制约权力。需要指出的是，分权制衡并非万能，它只是用来保护某种政治利益的手段而已。分权制衡有利于通过日常职能的分工和相互牵制，防止专横和腐败。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法律文化成果。（5）应增加规定生命权、健康权、环境权、罢工权、迁徙权、隐私权等基本人权规定。（6）将政治协商会议改成“法律监督”性质，使之发挥相当于参议院的作用，人大与政协合为最高立法机关。（7）民主反腐。将反腐败仅仅局限在“教育反腐”、“制度反腐”上是不够的，必须鲜明地提出“民主反腐”。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强调民主、不愿意真正落实民主。民主是反腐败体制中的“本”。（8）国家和平统一。和平统一就是法律统一。因此，应充分重视法律在国家和平统一中的作用，反对人治的言行。我国宪法应以修正案的形式明确规定我国的国家疆域。一是国家疆域完整性的规定。二是国家疆域不可侵犯性的规定。三是国家疆域变更程序性的规定。宪法应规定：非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其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中国的边界不能改变。四是某些国家疆域特殊性的规定。宪法应规定：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必要时得就国家领土

的变更举行全民公决。（9）中央与地方关系。应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实行多元自主治理基础上的法律分权制，使中央与地方在法治基础上形成新型的权利义务关系。（10）国家权力应该分成三个部分：设定规则的权力即决策权，执行规则的权力即执行权，监督规则的权力即监督权。国家应完整统一行使其所有的权力，宪法应对一些特殊的权力（如军事权、检察权等）予以明确的界定。

四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宪法修改方法的民主性、透明度、程序性。2004年宪法修改的方法比以前好。例如，修正案第一次对建议和草案作了改动，删掉了两个逗号，删掉了两个字。这为进一步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修宪和立宪提供了先例。但这还远远不够。应该允许公众参与讨论，而不应该预设一个不能讨论的前提，不应该动不动就采用简单、粗暴、反民主、反法制的封杀的办法。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权力如果不是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产生、运作和消灭的，那这种法律和权力就得不到大家的遵守和信仰。

五是注意宪法的落实，防止小法改大法。例如，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规定：“需要宣布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的，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与宪法的规定相比较，该法在程序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状态决定权作了限制（“由国务院提请”）。我们认为，这种限制有违宪之嫌。

指出这些缺憾，是为了追求宪政中国。

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宪政的前途，宪政的制度才是我们敬爱的制度。“有你在，灯亮着”！

我们面对的可能是蚊子，也可能是豺狼，是巨无霸，是利维坦。

修正范文篇4

一、《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规定丰富化

在全面革新的《刑九》中，就基于5个条文对当前的恐怖主义犯罪作出了相关规定，它们分别为第5、6、7、38和40条。客观讲，它实现了我国刑法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规范化，专门针对当前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犯罪活动，也迎合当前恐怖活动犯罪的多样化、频繁化、隐蔽化发展趋势。下文就对《刑九》中的相关立法规定丰富化内容进行了解读分析。（一）对财产刑的增加在修正案的第5条中专门对当前有组织、有领导的“正规化”恐怖组织犯罪活动进行了法定量刑修正，在恐怖犯罪中还增加了财产刑，它表示需要在定罪后没收犯罪当事人财产，并处以一定罚金。（二）对行为方式的扩大新修正案的第6条专门对资助恐怖活动犯罪作出了调整，改为“帮助恐怖活动罪”。它是在原有物资资助基础上进行了相应调整，增加了在本罪基础上的另外两种行为方式：它们分别为资助恐怖活动培训行为犯罪和恐怖活动组织培训招募及运送人员行为犯罪。所以说在《刑九》中对恐怖犯罪的行为定罪范围是有所扩大的。（三）对罪名的增加在《刑九》的第7条中就又新增了5条有关多个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它们分别为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宣扬恐怖极端主义、煽动情绪犯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犯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犯罪以及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犯罪。这5条都是极具煽动情绪的，具有相当的法律实施破坏作用，因此为这些行为定罪是极其必要的。（四）对关联行为的增加在《刑九》的第38条同样作出修正，对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的行为与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的行为一并作为犯罪行为处理。这条修正也说明政府对恐怖犯罪的关联行为范围有所扩大，定罪更加严格，要视情况严重行为而定，它们被定罪为恐怖主义犯罪、间谍犯罪或者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等等。而在《刑九》的第40条修正中，则明确了涉恐类偷越国家边境犯罪行为，该犯罪行为在《刑九》以后被赋予了法定刑升格条件，通常情况下可判刑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做罚金处罚。

二、《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规定特点

新的《刑九》在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力度及范围都有所扩大，比如其中所增加的第120-6条和120-4条就分别提出了危险犯定罪处罚和恐怖活动犯罪构成要件两大行为模式，它们扩大了对刑法的处罚范围。而在《刑九》中也对恐怖犯罪行为及其预备行为的正犯化作出了说明，新行为背景下的新增法条件将不再适用于刑法总则，而是专门针对预备犯和帮助犯进行适当处罚。从整体来看，《刑九》的推出对恐怖活动犯罪本身的规定修改与条件增加都非常到位，它不但加大了对恐怖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也扩大了打击范围，增加了刑法处罚情形下，对恐怖犯罪罪犯死刑的适用性。就这一点来讲它也体现出了刑法的谦抑性，这正迎合了当前我国希望学习海外国家，减少死刑罪名并严控死刑犯罪名额的基本刑法发展趋势。最后，《刑九》的推出还希望以对恐怖活动犯罪预备行为的拟制为行为范例，结合法律评价角度分析社会的危险性及预备行为过程。同时希望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与危险程度进行分析，对比恐怖犯罪与一般犯罪的预备行为法益侵害程度。结果十分明显，恐怖犯罪的可惩罚性更高，法律对它的否定性评价也更深，它体现了国家对恐怖活动犯罪的严惩力度，其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符合构成要件行为范围也是一种扩大。

三、《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趋势

《刑九》的推出也将针对恐怖犯罪规定的刑法立法趋势相关问题作出明示，这里就要谈到《刑九》的立法适度性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法治化进程正在被大力推进，这是因为传统刑法已经无法满足恐怖犯罪活动发展趋势，更难以满足社会安全维护需求，所以必须适度修正立法法案做到对社会中人权的基本保障，始终满足科学立法表现合理性，最大限度降低甚至规避恐怖犯罪活动对社会治安的威胁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革新的《刑九》中就新增了新罪名，但这些罪名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善，它需要符合适度化要求才能被定罪，而对于这一问题则需要深入探讨。从上述《刑九》固定内容来看，某些宣扬恐怖主义、穿戴极端恐怖主义穿戴这些行为并没有固定情节，如果入罪可能会导致犯罪化现象的过度化解读，因此它就引出了适度性问题。对于恐怖犯罪活动而言，针对它的刑法重刑思想固然应该存在，但也有许多法律学者认为《刑九》在法律内容中确定“适度犯罪化”策略，这一策略也是为了合理保护法益，是未来我国刑法发展人性化、智能化的必然趋势。简单来讲，如果《刑九》中过度的入罪可能会带来刑罚过程措词不清的情况，严重时还会对人权造成威胁，这种缺乏理性的严厉重刑思想对社会安全秩序维护是不利的，但如果不重刑可能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存在于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冲突，因此说当前的《刑九》就希望找到治本良方，始终对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持谨慎理性态度，因此在我国，“适度犯罪化”策略的实施还是有一定市场和空间的。

四、《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建议

在本文看来《刑九》的立法建议应该从刑法概念确立、完善恐怖活动的犯罪行为构成这两个角度着眼思考问题，给出合理的立法建议。（一）刑法概念的确立。在《刑九》出台以后，我们需要研究它的明确性原则，包括它对犯罪行为的认知程度。具体来讲，刑法明确性原则中就涵盖了人权保障、公平、正义、法治等相关内容，如果从恐怖犯罪活动角度来看，它所提出的刑法学规范内涵就希望将客观的法律条文落在主观的恐怖犯罪活动行为之上，体现恐怖活动与恐怖主义行为两大概念的交叉应用综合性。当然，在《刑九》制定刑法概念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某些极端行为，这些行为可能超出了理论层面的概念理解范畴，而是希望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恐怖犯罪者还将自己作为犯罪对象，比如叙利亚的人体炸弹、“9•11”的飞机撞楼以及天安门的自焚事件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些极端主义行为内容与思想观念、社会价值观之间都产生了严重分歧，所以犯罪者才会实施极端主义行为来伤害自己，进而达到危害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我们在确定《刑九》概念过程中，必须将其与极端主义行为联系起来，了解它的邪恶性、不择手段性以及极端暴力性。在本文看来，对《刑九》中相关概念的确立与优化应该表现出主观特定性特征，基于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内容来明确其是政治目的、宗教目的还是社会目的；然后思考概念确立过程中应该具备组织性，例如目前国内的某些地区暴力行为就是具有组织性的，所以《刑九》必须思考这一情境；再一点就是基于客观层面的恐怖性特征，因为极端的恐怖犯罪行为必然会为社会人员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让人恐慌，这也就迎合了恐怖犯罪活动的目标，那就是扰乱人民大众情绪，然后自己做到控制国家政府。就这一点，《反恐怖主义法》一书中也提到了面对这种情况的正确做法，要深度分析恐怖主义犯罪客体与国家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着手解决它所造成的社会恐慌问题，在了解犯罪者的非法目的、意图与行为之后再巩固概念内容，实现对《刑九》法律规范内容的有效完善。（二）完善恐怖犯罪活动中犯罪内容的构成。首先要明确恐怖犯罪活动的犯罪客体。实际上在传统判定过程中往往将其复杂客体理解为不同层次的客体，因而对恐怖犯罪活动本身的性质确定还值得商榷，虽说恐怖犯罪活动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也属于普通犯罪，但它与一般刑事犯罪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属于危害民族及国家公共安宁的犯罪，也就是说其恐怖主义犯罪同类课题与社会的公共秩序及其它重要社会法益息息相关。在我国，对恐怖犯罪活动的立法定罪一般会采用分散立法模式，它还没有专门的立法规定章节，所以在讨论这一部分犯罪客体过程中，需要结合现行《刑法》的立法规定内容，参考“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关规定来定性，因此恐怖犯罪活动在我国的课题存在形式是相当复杂的。从《刑九》就可以看出它的新增罪名与补充条款就都明确了一点，即恐怖犯罪活动的违法及侵害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公共安全罪范围，所以说它甚至已经达到了侵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的程度，必须加以重视。《刑九》的推出就恰好明确了这一复杂的犯罪课题，从国家公共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等等方面思考这一问题。（三）明确恐怖犯罪活动中的“其他准备”。在恐怖犯罪活动客观方面，应该理解并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内涵，深刻明确它的“其他准备”相关内容。所谓“其他准备”即实施恐怖活动策划过程中的某些准备要项，它作为恐怖犯罪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存在，也被认为是《刑法》中的兜底规定。在全新的《刑九》中，就专门提到了实施恐怖犯罪活动的“其他准备“，它是从属于预备罪的客观规定，其整个内容可单独列项，即要在刑法分则中设置单独独立的预备罪，进而实现对预备罪处罚范围的有效扩大，而在《刑九》中的第120条第1款规定中就明确了这一恐怖活动犯罪内容，它扩大了恐怖活动犯罪的处罚范围，保证恐怖犯罪活动的预备行为也会受到相应出发，这也从另一角度体现了“其他准备”确实应该成为《刑法》的兜底条款。具体到“其他准备”的犯罪行为，本文认为按照《刑九》中的新规定，它应该包括有意违反刑法、危及社会安全及身体动静的所有行为，它就包括了作为与不作为。严格来讲，在恐怖活动犯罪中，几乎80%以上的行为均为作为，而“其他行为”本身是指所列举常规情形以外的其他情形，例如恐怖犯罪活动中经常会进行的谋划行为、招募行为等等，这些行为也与犯罪活动行为相当，它们同样会危害到国家公共安全，体现了一种国家安全的抽象危险性，也应该属于恐怖犯罪活动范畴。

五、总结

修正范文篇5

与其他犯罪相比，经济犯罪有其发生的特殊机理，有着以利益为导向的特殊发生规律。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既不是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唯一手段。“经济刑法具有补充性、二次性，经济刑法是对第一次规范(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1〕经济刑法中的术语应该严格于其他经济法规范文件中的术语。蒂德曼承认，“在法律后果上，刑法根本有别于其他法律领域，刑法制裁是可罚行为的一般法律后果，而无须考虑该行为的其他法律后果，在其他法律部门，可罚行为的恶害程度只是由其公正性要求来判定。”〔2〕“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例证，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以次充好’就不同于《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以次充好’，前者的范围应该更宽泛，包括以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失效变质的产品等冒充普通产品的行为，否则就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定罪处罚。”〔3〕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立法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纠正以往立法对其过度关注造成的不利影响。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代表着或预示着未来经济刑法的走向。研究这一立法动向有助于认清其立法发展规律，总结有益经验，发现其不足。这对完善经济犯罪立法甚至整个刑事立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表象概览: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之修正

我国刑法典将经济犯罪规定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所涉罪名达100多个，占刑法总罪名的1/4。可以说，经济刑法一直是我国刑法修改、完善中最活跃的领域。〔4〕从该章所处刑法典序列看，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在我国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修正案以其权威性与及时性应对着经济犯罪的变化。以下就历年修正案关于对经济犯罪的修正内容做一图表分解式的说明。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我国连续八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正。从修正时间上看，时间间隔较短，一般间隔两年，时间最长者间隔三年，时间短者间隔一年，甚至一年连续颁布两部修正案，修正频率较高。从修正罪名上看，经济犯罪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表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点:首先，采取两种修改方式。其一是修改罪名的方式;其二是增加罪名的方式。从涉及罪名数量上看，修改罪名数量明显多于新增罪名数量，但新增罪名呈逐次增加趋势。修正案(一)修改罪名7个，增加罪名1个;修正案(二)未增改罪名;修正案(三)修改罪名1个;修正案(四)修改罪名4个;修正案(五)修改罪名1个，新增罪名1个;修正案(六)修改罪名8个，新增罪名5个;修正案(七)修改罪名4个，新增罪名2个;修正案(八)修改罪名19个，新增罪名3个。修正案共计修改罪名次数64次，除去重复修正罪名，修改罪名61个，新增罪名12个。如果将拆解罪名加上，共有新罪名13个，涉及74个罪名，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总数的69%。修正案对本章节修正罪名之多、关注程度之高位居刑法各章之首。修正案罪名的过快增加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并且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法律干预的有限性。〔5〕因为“法律理论中的理想‘法律秩序’对于真正的经济行为世界等于零，因为两者处在不同的水准上，一个是在‘应有’的理想世界，另一个则在‘实有’的现实世界。……‘法律’只是一种具有实在效力的可能性而起到特定保障作用的‘秩序制度’。”〔6〕其次，从修正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的修正:罪名、罪状、法定刑。第一，罪名的修正。八次修正案先后增加了数个罪名，新增罪名属于重要的犯罪化方式之一。除新增罪名，对原有罪名的修正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对于能够涵盖原来行为的，不修改罪名，这类罪名一般以较为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如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等。另一类罪名相对较具体，随着罪状的扩充，原有罪名不能包含新增行为内容，需对原有罪名进行相应的扩充，如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本罪修改扩充后的罪名变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新增罪名大部分采用了具体描述模式，只有个别新增罪名采用概括模式。但对罪名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修正，都体现出犯罪化的一面，“选择犯罪化的目的，是通过严密法网来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7〕第二，罪状的修正。在修改罪名中，修正案对相关罪名的修改一般采扩充式。扩充罪状目的有二:其一是细化罪名，使得刑法更加明确，周延犯罪的各种情形，增加其可操作性。如在修正“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细化了滥用职权与过失两种犯罪形式。在修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对自买自卖及与他人串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规范，使其外延更周延。其二是扩张犯罪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具体表现为增加犯罪主体、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取消限制性条件等。如对“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修改，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张了本罪:一是废除“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目的;二是废除“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限制条件。又如，1997年刑法第161条“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源自《公司法》(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第212条的规定，〔8〕“而2005年《刑法修正案(六)》第5条修改后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使范围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定，但更有利于公平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9〕第三，法定刑的修正。法定刑修正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提高法定刑，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增加从重处罚条款，如强迫交易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种是改定罪条件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如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徇私舞弊的从重处罚。而在前罪名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徇私舞弊”之犯罪动机属于定罪要件，在此将其作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加重了对本罪的处罚。首先是取消了“动机”的限制要件，扩大了本罪成立范围;其次是规定了从重处罚条件。第三种是扩充处罚范围，如在洗钱犯罪中，增加了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其二是降低法定刑，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删除较重的刑罚，最为典型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删除。第二种是降低最低法定刑，限制基本刑罚中的最高刑罚，或者取消基本刑罚中的罚金。第三种是提高入罪门槛，间接降低刑罚。如在“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修改中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三是综合模式，包含提高与降低法定刑两种情形。此种方式集中表现为对罚金刑的修改上。以往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大多实行倍比罚金制，因倍比罚金制的固有弊端，修正案采用了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增加了司法可操作性，司法主体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所处时代及实时刑事政策、社会综合情况判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罚金。

二、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修正之两个发展趋势

(一)形式方面:修改方式的集中性到分散性之发展趋势

修改形式方面有如下两个发展趋势:一是罪名修改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二是修改内容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首先来看罪名归类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除修正案(二)外，其他7次关于经济犯罪的修正都体现出较强的集中性特点。如修正案(一)集中就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两小节犯罪进行了修正。其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3个罪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5个罪名。只有一个非法经营罪不属于上述两小节内容。修正案(三)集中就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洗钱罪进行了修正。修正案(四)则主要对走私罪中的两个罪名进行了修正。修正案(五)中的三个经济性罪名的修正都与信用卡类犯罪有关。修正案(六)则又集中对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两节的12个罪名进行修正或者增补。其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5个罪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7个罪名。从刑法修正案(七)开始，罪名的集中性修改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其中修正案(七)修正的6个罪名中，分布在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等4类犯罪中。修正案(八)的23个罪名分布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犯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等6小节犯罪中。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仍体现出对食品类犯罪、走私犯罪与金融秩序类犯罪较为集中的关注特点，但从罪名分布面上看，已体现出较强的分散性特征。其次来看内容修正的集中性向分散性发展之趋势。从罪名、罪状、法定刑修改情况来看，修正案(一)主要是通过修改原有罪名的方式完善经济立法。绝大多数的法定刑没有修改，修改点集中表现在罪状上，相应的一些罪名根据修改后的罪状做了修改。修正案(四)与修正案(五)罪名较少，其规律并不清晰。修正案(六)、(七)则集中在罪状的修改上，对于法定刑虽有涉及，但没有使用直接修改刑罚的方式，而主要是通过修改罪状间接改变刑罚。修正案(八)糅合罪状、法定刑综合修改模式，特别是对死刑极刑的直接废除，代表着经济犯罪修改刑罚的一种新趋向。在前述刑法修正案中，如果说对刑罚的修正还处于“通过修改罪状的方式间接修正刑罚”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状态下的话，修正案(八)则大张旗鼓直接对刑罚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刑法修正案采集中修正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问题的集中性、亟需性迫使立法者在短时间内做出应急性反应，而这与风险社会〔10〕的到来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现阶段的全球化、市场化是鼓励或者迫使人们进行各种有风险性的选择的。”〔11〕;第二，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将本次立法放在既有的框架内，可以突出问题，深入分析论证;第三，集中修正易使各修正案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利于问题的明确化。但毋庸质疑的是，修正案集中立法模式带有明显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罪名相对集中使每次修正的范围较小，易浪费立法资源。从修正案启动到起草、审查、通过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遵循同样程序，甚至花费同样的财力、人力下，扩大修正罪名的范围其效益明显大于小范围内的罪名修正，利于节约刑事立法资源;其二，罪名集中修正会造成立法者不能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内进行深度、全面思考，易造成片面性立法，使立法缺乏整体性;其三，修正方式的相对集中使得罪状、罪名、法定刑之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现象。如通过对罪状的修改，间接提高或者降低法定刑，让罪状承担了不应有的法定刑内容。以刑法修正案(七)、(八)为代表，倾向于采用分散、整体修改模式，既包括对罪名的分散关照，也表现为对法定刑与罪状及罪名的混合性、综合性修改，集中式的经济犯罪立法模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这有利于剔除集中立法带来的固有弊端，为未来立法指明了道路。

(二)实质方面:修改内容的重刑化向轻刑化之发展趋向

修正案对经济犯罪从重立法倾向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加罪状内容，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但不修改相应刑罚。如在刑法修正案(一)中，在7个修正罪名中无一例外地增加了行为方式或者犯罪主体，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犯罪范围，其严厉性程度明显提高。但相应刑罚大都没有做出修正，即在罪状扩张同时，没有相应降低刑罚，变相增加了刑罚的严厉性。又如，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还明确增加了“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节加重犯，并将“徇私舞弊”情形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修正案(三)对洗钱犯罪的修正，亦是通过直接提高直接责任人员刑罚方式，加重对本罪的处罚。上述两个修正案对经济犯罪重罚的修改策略在修正案(四)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如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中，修正案明确降低最低刑罚，并以结果犯代替情节犯，提高了入罪门槛，间接降低了本罪刑罚。修正案(六)则主要是通过提高入罪门槛的方式，降低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处罚。如在违法发放贷款罪中，将“造成较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正案(七)在逃税罪中明确规定减免处罚条件。修正案(八)则以大幅度削减相关经济犯罪中的死刑罪名为基础，降低经济犯罪刑罚。另外，在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中，明确限制基本刑的最高刑期为10年。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犯罪中的刑罚走向并不是一味的轻缓化，修正案对不少罪名提高了法定刑。如对一些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改倍比罚金制为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其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以往倍比罚金数额较小，不能体现出罚金刑应有的惩罚性。修正案改用非固定数额罚金制，不设置惩罚的上限，利于发挥罚金的惩罚性作用。修正案针对关系民众安全的食品类犯罪，通过修改相关罪状，加大了对其惩罚力度。如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原来的危险犯修改为行为犯，扩张了犯罪成立范围，提高了对本罪的处罚力度。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条件限制，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情形，间接提高了对本罪的处罚力度。经济犯罪有着特殊的原因，追究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经济运行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被要求不断的创新变革，而创新与变革本身就是对规范、传统、制度的一种违反，一旦触及刑法就可能构成犯罪。这意味着如果刑法触角过多地延伸至经济领域，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二是经济及相关辅助制度漏洞是经济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在相关制度存在漏洞的情况下，行为人以“侥幸”心理从“漏洞”之中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涉足于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利润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刑罚的威慑力，刑罚在利润面前永远是微不足道的成本。”〔12〕以刑法弥补经济等制度漏洞，实有“越俎代庖”之嫌，且效果不佳。三是经济犯罪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空间性特点，这是形成经济犯罪多而复杂的重要原因。由此不难看出，依靠严刑峻法构建起来的纯粹暴力机器并不能遏制经济犯罪。否则，“在这种建立法治的努力下，尽管社会可能呈现出有序，但是这种秩序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的，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性，往往无法有效调动个体运用他个人的知识采取有效行动，促成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形成、发展、选择更为人们偏好的、有效的秩序。”〔13〕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代表，我国刑法立法已经从一味的追求重罚惩治经济犯罪的传统做法向刑罚的轻缓化方向发展。特别是经济犯罪死刑罪名的适当削减是迈向经济犯罪轻缓化的重要一步，它是遵循经济犯罪发展规律的表现，更是新时代“宽严相济”〔14〕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对未来经济犯罪立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三、未来经济刑法立法之三点转变性建议(一)罪名的随意扩张向限制集中的转变罪名的扩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修改罪名的扩展;二是新增罪名绝对数量的增加。首先是修改罪名的扩张。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改，主要是通过扩张罪状中的主体与行为方式或者情节的方式，以此达到扩张本罪适用范围或提高或降低刑罚的目的。根据罪名概括方式不同，经济犯罪罪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容性较强的罪名，如非法经营罪，从罪名上看并没有增加，但实际上可以达到没有限制地扩展经济犯罪的目的，这也是一直为广大学者所诟病的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性缺陷。另一类罪名是具体或限制式罪名，此类罪名的包容性较小，与罪状具有较强的对应性，如若修改罪状内容则需要修改相应罪名。此种罪名的好处是能适度限制罪状扩展，在罪状修改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后，必须另立罪名。从新设罪名与单纯扩张罪状的难易程度看，另立罪名明显难于扩张罪状。因此从立法限制经济犯罪扩张的角度考虑，宜采限制性罪名，摒弃包容性较强的罪名。我国传统经济罪名大部分属于包容性较强的罪名，具有潜在的扩张危险。修正案新增罪名则表现出紧缩性特点，即多属于限制性罪名，但亦有诸如虚假破产罪包容性较强的罪名。这与“有市场经济就有经济犯罪这一客观现象有关。”〔15〕这要求刑法对经济犯罪扩张的同时需要有节制，必须具有谦抑的价值取向。总之，从降低经济犯罪罪名的绝对数量上看，宜采限制性罪名。其次来看新增罪名。刑法修正案中的经济犯罪新增罪名表现出向“前”延伸的特点，扩大了经济犯罪圈。如对信用卡类犯罪，修正案将犯罪的预备行为实行化，极大地扩张了犯罪的处罚范围。经济犯罪产生原因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严厉的无效性与综合手段规制的必要性。可以说“放任少量犯罪其实有利于社会状况的改善”。〔16〕刑法罪名的前延，不适当地挤占了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法律的适用空间，出现常规手段规制不足、刑法手段规制过剩的不良现象。未来立法宜适当收缩经济犯罪刑法前线，综合其他规制手段，完善并弥补经济制度漏洞。经济犯罪罪名的集中性含义是指罪名指涉应以经济犯罪实行行为为中心，不能任意扩张经济犯罪的实行行为。如就金融诈骗罪，应重点规制使用金融手段实施的诈骗行为，而对于诈骗行为的前行为尽量使用其他手段进行规制。当然，这一立法模式的转变需要借助刑法总论及整个刑法理论的转变性发展。我国刑法总论通过对犯罪停止形态的规定，极大地扩张了犯罪的处罚范围，如将危害性较小的预备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鲜有对预备行为进行处罚的判例，司法对立法的排斥或者异化归因于立法对犯罪严重性的过度估计，产生了立法过剩问题。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为我们提供了较充分的罪名集中理由，将经济犯罪罪名集中于实行行为不但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更是发挥其他综合规制手段，解决大量经济犯罪黑数的有效方式。(二)罪状描述的简约粗疏向明确具体的转变传统经济犯罪罪名内容较少，这与当时经济犯罪表现方式简单有很大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犯罪的表现形式也日益复杂。为规制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犯罪，修正案在相应的罪状中实时地增加了相关行为表现方式，对相关的概括性术语进行了细化分解。如在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中，修正案(一)细化了其他金融机构的范围，具体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罪状的简单粗疏虽具有一定的涵盖力，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解释一些复杂的犯罪行为，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之一是罪刑的明确性。罪状越明确，对行为人与司法主体的指引性就越强，其可操作性也就越强;相反，罪状越简单模糊，其解释力虽然加强，但解释的随意性会随之增加。在相似性与类似性难以判断的场合，很有可能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经济犯罪方式会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动性、快速性而表现出极强的变化性，经济犯罪立法会表现出相应的滞后性特点，但这种滞后性相对于经济发展变化的快速性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刑法的“滞后性”。因为刑法越明确具体，对其解释力就越小，就越有可能不能与现有的行为一一对应，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任意性会相对降低。罪状的明确性并不意味着限制处罚范围，可以在增加相应处罚范围的同时通过立法术语的改变，提高罪状的明确性。这在经济犯罪历次修正案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与运用。如在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中相应地增加期货交易，在洗钱罪中增加上游犯罪的种类，在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中废除了牟利目的的限制条件等。上述罪状修改模式都相应地扩张了处罚范围，且增强了罪状的明确性。也许有人认为，此种扩张罪状的模式极大地增大了对经济犯罪的处罚，与经济犯罪的从轻处罚趋向相违背。此种担心是多余的，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通过对罪状的适当扩张，可以起到严密刑事法网的目的，将所有的同类情形、主体纳入到同一的罪名规制之下，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二是担心者犯了将罪状的严与刑罚的厉等同起来的错误。刑罚的严而不厉是靠罪状与法定刑的相互配合而发挥作用的，而不是单靠其一。罪状的严是刑罚不厉的前提，如果没有罪状打击面适当宽度的保障，刑罚中的厉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刑法修正案新增罪名中的罪状体现出具体化、明确化发展特点。如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对其行为方式进行了详尽列举，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些新设的经济罪名中，仍有简单粗疏的罪状，未来立法应尽量设置明确具体的罪状，以提高司法的操作性。

修正范文篇6

[关键词]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偷税罪；逃税手段；定罪标准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审议通过，并从该日起实施。其中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修改为：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一、修正案有关偷税罪的主要修改内容

修正案在以下几个方面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予以了修改：

第一，罪名的修改。根据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所规定的罪名为“偷税罪”，而修正案把该罪名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或者“逃税罪”(本文以下称逃税罪)。我们认为，这一修改更为科学、合理。首先，把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描述的犯罪行为规定为逃税罪更符合国际惯例。我们过去所称的偷税，在翻译成英语时，找到所对应的词只能是“taxevasion”。而“taxevasion”在翻译成中文时表述为“逃税”更准确，即在国际上没有偷税之说，只有逃税之说。其次，规定为逃税罪更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描述的特征和本质。税款在纳税人依法缴纳之前，原本属于纳税人的所得、收入或者财产，最初原始状态的所有权归属于纳税人。为了公共财政的需要，国家依法向纳税人强制、无偿征收。因此，依法具有纳税义务的人，必须依法无偿向国家缴纳税款以示纳税义务的履行。税款缴纳入库之后，所有权才归属于国家。而有些纳税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常常采取一定的方式或手段逃避缴纳税款的义务。如果逃避缴纳税款情节严重，我国刑法就确定为犯罪行为。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该行为只是纳税人没有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依法转移给国家所有，只是一种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规定为逃税罪更为准确。对偷税罪的理解其核心词是“偷”，而在现实生活中，“偷”一般理解为采用“别人不容易知晓”、“隐瞒”、“趁人不注意”、“秘密”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种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明知且故意的，客观行为表现是采取秘密窃取手段从他人控制的范围内，将他人所有的财物移至行为人能够控制的范围，其非法占有的标的物所有权是他人的。据此，偷税只能理解为从国库盗窃财产，这不符合我国的语言习惯。因此，把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所描述的犯罪行为规定为偷税罪，不符合“偷”的本意，修正案把偷税罪修改为逃税罪更为准确、科学、合理。人们对这一罪名的本质在认识上的变化，也将影响到对其法律责任的认知。使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倍受关注和热议的一处修改是有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而这一修正与人们认识上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立法改变，可以合乎逻辑地理解为，偷他人的财物是不可原谅的，而不愿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缴纳给国家，有时是可以谅解的，只要纳税人认识到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是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犯罪手段的修改。1997年刑法对偷税手段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采用的是列举方式。第二百零一条列举了四类偷税手段，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还规定了第五类偷税手段。这一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例如，有的偷税手段表述不明晰，有些则不应规定为偷税手段。而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列举违法手段时，一方面有重复，而另一方面无法列举周全等等。修正案却采用了概括式立法技术，表述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这与198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及同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对偷税手段的规定极为相似。这不但说明我国1986年有关法律文件对该违法手段的界定是准确而科学的，也说明这样的规定是历经考验的，不但可以避免对该犯罪手段进行列举时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且更具概括性和科学性。能够把本质上属于同类的违法行为包容于同一法律条文之中，有利于打击所有同类犯罪行为。

第三，定罪标准的修改。1997年刑法对纳税义务人和扣缴义务人偷税行为的定罪标准分别做出了规定。其一，对于纳税义务人规定了两个定罪标准，一个是“数额+比例”标准，即“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另一个是“处罚次数”标准，即“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其二，对于扣缴义务人只有一个标准，即“数额+比例”标准。修正案把1997年刑法对纳税义务人的定罪标准规定为：“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对原有的规定有两处修改。一是对纳税义务人的定罪标准只保留了一个，即“数额+比例”标准，删除了“处罚次数”标准；二是把“数额+比例”标准中的数额标准“1万元”修改为“数额较大”，即把一个确定的标准修改为一个不确定的标准。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标准取消了“数额+比例”标准，只保留了数额标准，而且把数额标准“1万元”修改为“数额较大”。

对于“处罚次数”标准的删除，其合理性体现为：一是“处罚次数”标准在税务机关移送案件时操作困难。1994年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分设国税局和地税局对税收进行征收和管理，许多纳税人同时由国税局和地税局管理。处罚次数是国税局和地税局处罚的次数分别计算还是合起来计算，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如果合起来计算，国税局或者地税局很难知道对方是否已经处罚，涉嫌犯罪案件难以移送司法机关。二是“处罚次数”标准考虑了偷税和被处罚的次数，以及当事人主观上的恶意性，但并没有考虑偷税的数额对定罪的影响，存在诸多缺陷。税收的本质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逃税行为最为直接的侵害对象是国家财政收入，因此，在确定其定罪标准时，主要考虑的应是数额标准。虽然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第三次偷税数额必须在1万元以上，但对前两次偷税行为并没有考虑数额标准。这一司法解释还有越权解释的嫌疑，因1997年《刑法》中并没有这样规定。因此，从实践操作层面、立法技术、税法的立法本意以及合理性角度分析，删除处罚次数标准更为科学。

对于数额标准的修改，其合理性体现为：一是数额标准太低，与当今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不匹配。不切合我国现实情况，导致涉嫌偷税罪的案件太多，造成税务机关移送涉嫌偷税罪的案件难、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难的情形。二是把“1万元”这一确定标准，修改为“数额较大”这一不确定标准，把具体数额标准留给了司法机关进行解释并适时调整，而且一定是提高标准，主要是为了保障刑法稳定的需要。社会经济和生活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某一个时点，确定的具体数额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需求，如果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需求而不断修改刑法，国家的基本法律就不具有稳定性。而司法解释的变动易于操作，更为灵活。所以，修正案做出这样的修改更为理性。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取消了“数额+比例”标准，只保留了数额标准，这一做法也更切实际、更合理。总体而言，对法定扣缴义务人所应扣缴的税款数额并不大，在计算逃税额占应扣缴税款数额的比例时意义不大。

第四，处罚标准的修改。1997年刑法规定对纳税义务人构成犯罪的，处罚标准分为两档。第一档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第二档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修正案规定的处罚标准虽然也保留两个档次，而且处罚的幅度也基本一致，但做了以下修改：一是在两档处罚标准中，把定罪标准中的具体数额“1万”和“10万”修改为“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如上所述，这一修改的合理性主要是为了保持刑法稳定的需要。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关于修正案的说明中指出的：有关部门提出，在经济生活中，偷逃税的情况十分复杂，同样的偷税数额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建议在刑法中对偷税罪的具体数额标准不作规定，由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司法解释并适时调整。二是在第一档处罚标准中，针对“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这一规定，删除了其中的数额标准和比例标准的最高上限10万元和30％，仅仅规定为：“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这是一处具有重要意义的修改，弥补了刑法出现“真空地带”的立法漏洞。即如果偷税数额超过10万元而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比没有超过30％的，或者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比超过30％而偷税数额没有超过10万元的，1997年刑法中就没有规定如何处罚，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应按无罪处理。而删除数额标准和比例标准的最高上限，就可以弥补刑法立法的这一缺陷。即只要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就按照第二档处罚标准处理，只要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就按照第一档处罚标准处理，不会出现无法定罪处罚的情形。这样的处理，从立法技术上来说，简洁而易操作，概括性强而巧妙。三是删除了“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的具体罚金标准，仅仅规定为“处罚金”。这样修改的主要意图，一方面是为降低对逃税罪处罚的立法提供可能性和留下空间。根据国际惯例，“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的处罚标准确实太高，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执行，仅仅只是摆设。另一方面是把罚金的具体标准留给司法机关进行解释并适时调整，有利于保障刑法的稳定性。

第五，对逃税罪明确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修正案在1997年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款，规定为：“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也就是说，只要不存在该款但书的情形，即使构成逃税罪，甚至是情节严重的逃税罪，只要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且已受行政处罚的，都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是该修正案中的最大亮点，也是引人注目、广为争议的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说明修正案修改目的时指出，考虑到打击偷税犯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证国家税收收入，对属于初犯，经税务机关指出后积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履行了纳税义务，接受行政处罚的，可不再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处理可以较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原则。这是修正案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最大改动。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的亮点，在关注“入罪”问题的同时，创新性地规定了“出罪”问题，较好地体现了中央所要求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精神。

二、修正案对刑法和税法产生的主要影响

修正案在立法技术和立法理念等方面都有巨大改进，将对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以及税法理论、税收立法、税收执法活动、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对刑法产生的主要影响

修正案对刑法产生的主要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立法技术的推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刑事立法理念的更新与推进。修正案在刑事立法技术上的改进，一是强调罪名与犯罪行为尽可能保持一致，使得概念的实质与形式相统一。修正案把1997年刑法所规定的偷税罪这一罪名修改为逃税罪，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使得立法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刑法规定的罪名是偷税罪，而所描述的犯罪行为的特征与实质却是逃税。尤其该条所规定的一种偷税手段——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更不符合偷税的本质，其实质就是一种抗税。如果说抗税是指使用了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段，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并没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段，那只能说前者是一种“硬抗”行为，而后者则是一种“软抗”行为，总之无法包容于偷税的范畴之中。修正案修改这一罪名，使得该罪的形式与内容吻合一致。二是强调科学地使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立法技术。1997年刑法对犯罪手段在立法技术上采用列举的方式存在许多弊端，而修正案对犯罪手段的规定却恢复了以前的概括式立法技术，使之更为科学、合理。这并不是说在立法时不能采用列举式，而是应当根据具体法条的要求选用立法技术。三是注意了法律条文的简洁性与操作性。修正案对定罪标准和处罚标准的修改，不但使得法律条文更为简洁，而且也更具有操作性。法律的作用只有通过法律的适用才能体现出来。而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法条的操作性至关重要，不具有操作性的法律就仅仅是摆设。

修正案对刑事立法理念的推进表现为对经济犯罪降低刑罚的轻刑化理念，体现了刑罚的谦抑性。修正案意图提高入罪的门槛，降低罚金的标准，对逃税罪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等，都是进一步落实对经济犯罪轻刑化这一理念。对犯罪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一味强调重罚，并不能达到治理犯罪的目的。在保留刑罚的基础上，对犯罪行为给予恰当的处罚，使得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能够真正产生威慑力，同时也使罪犯占不到便宜。而如果在立法上一味追求打击与重罚，以至于法律无法贯彻与实现，在实际工作中无法操作，那么法律就仅仅是一种装饰。刑法对偷税罪规定5倍的罚金，的确是一种畸重的、不科学的规定。

当然，对逃税罪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情形，会对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相适应原则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引起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的巨大变革。我国宪法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我国刑法也明确规定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同时，我国刑法还规定了罪责相适应原则，其内涵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罪刑相称，罚当其罪。而修正案第一款对逃税罪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在第四款又明确规定，只要不存在该款但书的情形，当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且已受行政处罚的，即使构成逃税罪，甚至是情节严重的逃税罪，都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本可以认定构成逃税罪的行为，只要当事人纠正了，并已受行政处理，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无能力缴纳税款、滞纳金，就将受到刑事制裁。修正案这一规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虽然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就有这样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应当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解释、阐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修正案的这一规定与其他刑法条文如何进行衔接?也就是说，其他的犯罪行为，如果当事人纠正了，并愿意接受行政处理，是否也都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不能这样一概处理，哪些犯罪行为可以这样处理?哪些不可以?理论依据又是什么?也必须在理论上予以回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鲍绍坤提出，这是以事后的客观表现来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与刑法基本原则要求的定罪必须要主客观相一致不符。按照这个规定，可能会产生事先有逃税行为，但到后来由于确实无力缴纳而治罪；或者事先逃税，但事后通过补交税款、滞纳金来逃避刑事处罚的情形。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提出，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更为合理。②当然，并不是说不能这样规定，而是应在理论上能够予以充分论述、解释与说明。因此，这一修正案必将进一步推进对刑法理论的研究，对刑事立法甚至刑事司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除逃税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外，还必将会对其他犯罪行为做出类似的立法处理。

另外，修正案对刑事司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在观念上，对逃税行为而言，情节严重不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只要当事人愿意接受税务行政处理，就不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逃税罪案件的数量将会急剧减少，将减轻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的压力；在立案程序上，逃税罪案件基本上先由税务机关立案，只有当行为人不愿接受税务行政处理的，才移送司法机关立案处理。

(二)对税法产生的主要影响

修正案对税法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我国《税收征管法》有关偷税立法产生影响。现行征管法是2001年修订的，而且有关部门正在准备对该法做进一步的修订。现行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偷税的规定，在概念、偷税主体、偷税手段的规定方面，与1997年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对偷税罪的规定基本一致。该修正案对罪名、犯罪手段都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也必将影响到征管法对这一违法行为的规定。笔者通过对建国以来关于偷税立法沿革的考量分析得出结论，行政法与刑法对偷税手段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是一致的，要么都采用列举式，要么都采用概括式，而且规定的内容也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我国的立法史上，对偷税与偷税罪的立法，及关于偷税手段的规定基本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偷税作为刑事违法行为，而偷税罪作为刑事犯罪行为，二者的本质区别仅仅是违法的情节。违法情节一般，就属于一般偷税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就属于偷税罪。其他构成要件都应是一致的。这样，修正案对偷税罪的修改，也必将引发征管法重新规范偷税行为，而且基本上与该修正案保持一致。如上所述，修正案对逃税手段的表述基本与1986年的《税收征收管理条例》一致，而该条例强调偷税的故意性，对漏税行为予以了规定。我们可以预测，即将修订的征管法关于逃税手段的规定只要与修正案的规定保持一致，就必将强调逃税的故意性，恢复1986年《税收征收管理条例》有关漏税的规定。

2对税收执法产生影响。该修正案对税收执法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第一，基本解决了涉嫌逃税罪案件移送难的问题。有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定罪标准的提高，导致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会明显减少，涉嫌逃税罪案件移送难的问题将会有根本好转。第二，理顺了移送与处罚的关系，消除了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偷税罪案件移送前是否予以行政处罚，由于各种原因，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税务机关更多倾向在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之前必须予以行政处罚，多数司法机关则认为不能予以行政处罚。而该修正案的规定，除有但书的情形之外，只要当事人已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意味着对涉嫌逃税罪的案件在移送司法机关之前必须对当事人给予税务行政处罚，如果当事人已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无须移送司法机关；如果当事人不接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意味着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税务机关也就没有必要对当事人给予税务行政处罚。第三，在立案程序上，实行行政程序优先与前置。因为如果司法机关先行立案，只要当事人愿意接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还是无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还得把案件退回给税务机关。所以，一般情形之下涉嫌逃税罪案件应由税务机关先行立案，税务机关视不同情形，决定是否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当然，这并不排除因税务机关调查手段、力度受限影响查清案件事实时，可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事实查清之后，视当事人的态度而决定案件是退回税务机关处理还是继续司法程序。在这一问题上，各级公安部门与税务部门一定要较好地沟通与协作；否则，就将影响该修正案的执行力度和对逃税行为的打击力度。第四，也是该修正案对税务行政执法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税务机关的执法程序要求更加严格；二是对税务人员的执法水平和职业道德要求更高。构成犯罪的案件能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进行审查，甚至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有时就取决于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执法的规范性。这既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责任。执法程序上的规范性主要表现为：对所有涉嫌逃税罪的案件，都要立案侦查；要依法做出处理的案件，必须一并下达追缴税款、滞纳金的通知书，严格规定缴纳税款、滞纳金的期限；还必须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严格规定缴纳罚款的期限；对纳税人是否曾经因逃税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对逃税行为应当给予处罚的，必须对其进行处罚，还要对该次逃税行为进行记录，并在媒体上予以公布。否则，将影响对当事人定罪。因修正案规定，五年内曾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如果又犯逃税罪，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税务机关在五年内对纳税人因逃税给予行政处罚的历史记录，就将可能成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前提。修正案的规定对税务人员职业道德和执法水平的要求主要体现为：在职业道德上，严格执行法律，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必须处罚；对当事人的处罚应当公平、公正、合理，不得受法律之外因素的影响。在执法水平上，对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否为逃税行为，从执法程序、证据、法律适用等方面能够做出准确判定；对当事人的逃税行为能够公正、恰当地处罚裁量；对于逃税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能够准确掌握。

三、修正案尚需进一步完善之处

总体而言，修正案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是一种完善，是一种巨大进步。但笔者认为，该修正案本身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之处。

1对逃税手段的归纳不够准确。一是对逃税手段归纳不周全，仅仅规定欺骗、隐瞒两种逃税手段，没有涵盖所有逃税手段。例如，“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逃税手段就无法涵盖于欺骗、隐瞒的手段之中；也没有把“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二是“欺骗、隐瞒”手段与“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实质都是犯罪手段，而修正案把前者规定为违法手段，而后者又是什么?二者的关系是什么?没做解释。笔者认为，对本条的犯罪手段可以直接描述为：“纳税人采取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的手段”。这样既具有高度概括性，又与逃税罪的本质吻合。因为纳税人逃税，要么进行虚假纳税申报，要么不进行纳税申报，没有第三种途径。

2依然保留“数额+比例”定罪标准，无法彻底根除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弊端。这会导致以下问题：一是在税收执法实践中操作困难。如上所述，由于税收分属于国税和地税两个税务机关管辖，因此，从操作层面而言，在计算逃税数额和比例以及移送案件时，就必然涉及两个税务机关，而二者的协作配合在税收执法实践中并非很理想。在计算逃税比例时，应纳税总额是否包括海关的关税以及减税、免税、先征收后退还税款、免抵退涉及的税款等，因规定不明确而无法操作。纳税义务存续期间不足一个纳税年度的，在计算逃税比例时，应纳税总额中是否应包括企业所得税也无法确定；如果包括，又如何计算。扣缴义务人同时又是纳税人时，如果应纳税款有逃税，而已经扣缴的税款又有逃税，如何计算逃税额与应纳税额的比例，也不是很明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数额+比例”的定罪标准难以解决的。二是“数额+比例”的立法模式使纳税人在适用法律时显失公平，因为逃税罪的构成标准必须同时具备比例和数额两个条件。而对小纳税户而言，因应纳税额较小，逃税时就很容易达到10％的比例而构成犯罪。对其而言，逃税罪的构成标准几乎就只有一个数额的规定。而对纳税大户而言，只要逃税额与应纳税额的比例达不到10％。逃多少税都不构成犯罪。因此，这种规定实质上导致在适用法律时，对纳税人使用了双重标准。而且纳税大户逃税百万元甚至上亿元都可能不构成犯罪。这种使纳税人在适用法律上明显不公平的立法，与刑法所确立的“适用法律一律平等原则”自相矛盾。立法应以“适用法律平等原则”为宗旨，逃税罪定罪标准与纳税的多少不存在合理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修正案应当取消“数额+比例”的立法模式，仅采用数额标准，同时适当提高定罪的数额标准。这样立法不但可以避免上述缺陷，还可以使得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处理逃税罪案件更加方便、简洁、易于操作。可能有人会担心这对纳税大户不公平，纳税大户已经缴纳几个亿甚至几十亿的税款，而如果逃税几万元就构成犯罪，这让人难以接受。但如上所述，修正案总体有轻刑化倾向。一是定罪标准的提高，会减少纳税人被定罪的可能性；二是修正案规定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这也是消除上述担忧最有保障的规定。如果纳税大户是首次逃税，或者在五年内因逃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一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都有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机会。实质上五年内至少三次以上逃税并且前两次因逃税受过行政处罚，而且第三次逃税数额达到定罪标准之后，才会受刑事处罚。所以，修正案的实施，使纳税人今后受刑事处罚的可能变小，尤其是纳税大户，可能性更小。因为当事人通常有能力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和接受行政处罚。所以，逃税罪的定罪标准仅仅采用数额标准所带来的上述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3对扣缴义务人是否给予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机会没有表述清楚。根据修正案第四款的规定，“有本条第一款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而第一款行为主体就是纳税人。纳税人具有“出罪”的机会，而扣缴义务人是否也具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表述清楚。本条第四款可以修订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条第一款行为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4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问题没有表述清楚。修正案第三款规定：“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款只规定了犯罪主体、手段、结果、情节以及处罚标准，并没有说清楚定什么罪。而且对于1997年刑法的规定，扣缴义务人能否当然理解为偷税罪主体，有的学者也提出了质疑。…如果把扣缴义务人规定为逃税罪主体，可以把“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句话修改为：“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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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范文篇7

经过这次修改的宪法，进一步吸收与承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即保持了稳定又与是俱进。可以肯定的是，修正后的宪法将带给中国法制积极的影响，对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具有积极的作用。第四次宪法修正标志着中国真正迈上了宪政的道路。

一.执政党对宪法最高权威的尊重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是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对宪法具有最高权威的确认性规定，是社会各界对宪法最高权威地位的认同。和前三次修宪一样，第四次宪法修正再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宪法的尊重，自觉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多年发展和未来发展的正确认识总结和主张。此次修宪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创新的最新成果上升为国家意志即用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之所以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的认识与主张上升为宪法内容，是因为她承认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国家里宪法才最有权威；是因为她明白，要想使自己的正确认识与主张对全社会产生普遍的影响力、发挥指导所有公民行为并促进国家发展的作用，就必须把它上升为宪法原则或宪法规范。

中国共产党对宪法最高权威的尊重还体现在她严格按照宪法修改程序的要求来推进宪法的修改。《宪法》第64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权提议修改宪法。因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确定修改宪法的建议案后，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尊重了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

二.宪法中宪政理念的成熟化

宪政状态下的宪法有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内容和作用：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国家权力的有限。此次修宪完善了公民权利体系，也使得国家权力受到更合理的约束或规制。使修正后的宪法容纳了现代宪政理念，能更好的满足国家宪政建设的需要。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是中国宪政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第四次宪法修正：第一，首次将人权的概念引入宪法，规定“尊重和保护人权”；第二，规定“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完善了我国公民权利体系，也反映了国家对现代宪政理念的接受与应用，以实际的行动来发展宪政建设。

国家权力的约束或规制是宪法永恒的使命。正如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所言，此次修宪的相关内容反映了我们国家“打破过去那种片面的‘国家权力统治观’或‘国家权力无限观’，树立有限与有效结合的、公正与公平结合的、诚实与为民结合的宪政国家权力观”。修正案表明了政府“对国家权力行使目的的鲜明认识”。例如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修正案还规定了国家应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体现出政府接受了现代宪政理念对其的要求。

三.宪法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的长期关注

从2003年3月27日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和部署了修改宪法的工作，确立了这次修宪的总原则，成立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为组长的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始，到2004年3月14日，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历时近一年，其间广泛征求意见，引起了全社会对宪法的普遍关注。

修正范文篇8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性精神

新的刑法修正案主要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与宽容的主旨和精神。

（一）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

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原规定只有过失犯罪一种除外情形。通过这一修订，未成年人犯罪将不再构成累犯，这意味着对于未成年犯从刑事角度给予了更多的包容。

（二）未成年人缓刑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这就意味着，18周岁以下的符合宣告缓刑条件的必须宣告缓刑。缓刑的扩大适用符合当今世界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可以避免监禁刑带来的交叉感染以及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再者由于未成年犯罪人可塑性极强，宽松的客观环境能为其积极改造、早日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创造有利条件。修正案从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利益出发，从立法上尽量扩大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可能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报告义务免除

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新的修正案在刑法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前科报告制度的新规定，意味着被判处上述刑罚的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时可以不用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受过刑罚。

二、刑法修正后未成年犯改造工作的新变化

（一）在押未成年犯结构

未成年人犯罪缓刑适用范围扩大，意味着今后押犯结构将出现下列变化：

1.刑期结构变长三年以下的轻微犯罪将不再进入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这部分人今后就淡出了关押范围。而根据近三年的押犯情况分析（表1）三年以下在押未成年犯人数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而总数增加很少，说明短刑期服刑人员释放增多，在押的减少。而从近三年新收押未成年犯的情况来看（表2）三年来新收服刑人员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罪犯比例占到一半，即使这部分人中犯盗窃、轻微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情节较轻的按对折估算，在缓刑政策适用之后，也会大大影响未来押犯构成比例。由此可以推断，今后关押的未成年犯将主要集中在三年以上和三年以下情节较为严重的人员中。

2.服刑人员恶性程度相对加大由于轻微犯罪不再进入未管所改造，那么剩余关押的就是犯罪情节严重、性质比较恶劣的未成年犯。由此可见，在押犯的群体恶性将呈上升趋势，而且将这些性质较为恶劣的犯罪人集中在一起，不仅改造难度加大，而且还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恶习的交叉感染，潜在破坏性和危险性的增加等。恶性集中和恶性加大所表现出的影响和带来的工作难度也许是难以想象的，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醒。

3.未成年服刑人员总体人数或减少由于短刑期犯的缓刑，可能造成未成年犯管教所押犯人数的再度减少。事实上，从近年来山东省新收押未成年犯情况来看，人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具体变化情况见下表（表3）五年来每年的新收押未成年犯人数下降比例均超过百分之十，而2010年的新收押人数仅为2005年的34.5%。2008-2010年服刑人员总数1726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罪犯838人，比例占到49%。结合第一条刑期结构的分析，未成年犯人数在未来的几年里将出现较大变化。如果每年的收押人数都在萎缩，且近一半短刑期人员中情节较轻的应判缓刑，而成年后的再调走，那么总体押犯规模将呈急剧下降趋势，这必将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和变化。当然，社会治安形势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还是根本决定因素，其中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因素存在。

（二）未成年犯改造策略的调整性

押犯结构的变化就是改造对象变化，新的规定也会对现行改造政策带来冲击，对在押未成年犯产生影响，对此需要未雨绸缪，进行前瞻性思考。未来改造工作至少会面临以下变化：一是安全压力更大，危险系数更高。长刑期、恶性犯罪比重多，安全方面的压力在入监初期可能会更加集中地体现出来，脱逃、行凶、袭警以及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出现的可能性都会反映出来。尤其是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犯，和数罪并罚刑期较长的，漫漫刑期带来的压力无疑是很大的，这部分罪犯历来被当做重点高危分子对待，今后恐怕更加危险，出现过激行为的可能性也更加难以预料。这点由于新规定的出台，将使原有的难点更难，由此必须高度重视，确保监管安全。从押犯总体上来看，关押主体为三年以上恶性较大的犯罪人。因此，整体的戒备程度也应随之提升，原有的安全观念应更上一层。这是关押对象情况变化带来的必然挑战。二是改造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高。关押主体的变化，要求改造工作重点要向提高质量层次转变，力避浅层次和粗略化，一人一策，加大攻势，向教育要质量、要效果、要安全。原有的教育模式应当进行调整，以便适应新的对象。教育的一切活动应当充分结合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如何能够真正减少未成年犯的恶性，这个问题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前比较宽泛的改造政策和一般性的教育活动，肯定不能适应和满足新的关押群体的特殊需要。因此，应当着眼于对“恶性较大、刑期较长”这一特殊性的研究思考，转变思路，切实提高教育改造的层次和可行性、有效性，通过可操作和管用的方式，让未成年犯接受并入脑入心，在改造恶性、纠正恶习方面迈出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同时，监狱应加强对新形势、新任务、新变化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前瞻性研究。三是监狱民警面临新任务、新要求和新转变。随着关押主体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改造工作必然发生变化，这是适应改造对象变化的必然要求，而作为改造主体的监狱警察，则毫无疑问地需要水涨船高，否则就很难真正适应工作变化的要求。今后监狱警察尤其是从事改造工作的警察必须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改造能力，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包括知识准备和职业压力、改造技术和耐心。从未管所来讲，还应当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矫治专家队伍。四是改造工作面临着诸多社会化和结合性的任务。《刑法修正案（八）》提出了社区矫正的理念“，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同时，三年以下缓刑的未成年犯也属于社区矫正的范畴。作为管理教育未成年犯的国家机关，未管所将面临社会化和结合性的任务与要求，以及为社区矫正提供咨询和帮助的责任和义务。其次，未管所也应努力与社会教育资源相结合，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和技术含量。应当加强与上级机关的沟通，争取保障安全性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政策性、技术性、物质性帮助。应与成年监狱单位互相配合，做好长刑期罪犯转狱后的持续性改造战略研究和技术性衔接等工作。

三、刑法修正后未成年犯改造的新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在对未成年犯教育改造工作带来较大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契机。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的诸多保护性规定，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加以关注，努力促进改造工作的良性运转和质量提升。

（一）加强《刑法修正案（八）》的精神性分析，大力宣讲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从宽政策《刑法修正案（八）》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贯彻人道主义、传承中国法律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也是这次刑法修订的亮点之一。我国法律自古就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秦朝法律就规定：未满六尺者不入罪。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六寸，身高不足三尺六的未成年人不受审判。汉朝的法律规定：八岁以下的人不带刑具。我国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是通过刑罚的适用来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使其最终能够复归社会,以达到既保护社会安定又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双重目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句话对未成年人犯罪特别适用。近代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说过，“刑罚愈是残酷，人们的心灵亦愈是残酷无情”。重刑本身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残酷的刑罚会通过恐惧、模仿或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残酷。所以，《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罚符合和谐社会要求，体现了法律的人道主义关怀，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和身心的健康发展。但是，在晓之以理的同时，还要让未成年犯明白国家对他们保护的根本初衷和期望，是希望他们真正改好，机会要珍惜，而不是放纵；如果抱有侥幸和投机心理，那样将会万劫不复，彻底走向毁灭。

（二）有针对性地提高教育改造的技术含量和艺术性对策《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在一些具体的工作环节上会有一定的难度。比如，有的在押短刑期罪犯感到自己犯罪犯早了，同样的罪行在现在可能不用服刑。具体工作方面，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比如加大防范措施，努力预防和消解危害安全的不利因素，采取积极措施确保监管安全。必须着眼于提高改造的技术含量，提高与未成年犯谈话的艺术性，因人制宜，一人一策，因势利导，出奇制胜。对于顽固犯可找准其短板和命脉，从其弱点切入，动之以情，突破他最弱的心理防线，从而开展适当的教育引导。而对于一些迷茫和错误的认识，则需要及时给予指导和澄清。

修正范文篇9

一、对待刑法修订要持慎重态度

由于刑法修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而不像制定或系统修改刑法典那样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因而程序相对要简单些，社会的关注度也相对要低些。但刑法修订的法律效力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刑法典是一样的，如果不特别慎重，就有可能仓促间塞进一些不是很科学或者不是非入刑不可的内容。

现在，每年的“两会”都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一些修改刑法的议案和建议，平时有关部门也会从各自的工作出发提出一些修改刑法的意见。由于刑法后果的严厉性及其固有的副作用，因此，立法机关对这些议案、建议和意见应当加以认真评估：一是看是否除了刑法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如果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就最好不要动用刑法。

二是看刑法能否有效地解决这种问题，如果某种危害社会的现象虽然严重，但其成因复杂，且主要不是因为刑法打击不力所致，就最好克制用刑，如《刑法修正案（七）》为加大反腐力度，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但这对反腐到底有多大效果？当前的腐败现象严重是因为刑罚力度不够还是有别的原因？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如监督不力，一些预防性措施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等。像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笔者认为对预防腐败可以起到比刑法更好的效果。三是要进行利弊权衡，看刑法干预后是否值得。对这些方面的评估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多方听取专家意见、参照国外和我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进行。这方面我们过去在有的地方还是做得不错的，如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刑法修正案（六）》的草案进行第三次审议时，鉴于对违规鉴定胎儿性别要否入刑争议较大，决定去掉该条款，留待继续研究论证，这就是一种慎重的态度。

二、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要依法和有度

在经历20多年的“严打”之后，国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在这项政策已经不再只是一项司法政策，而是上升为一项立法政策，这无疑是对的，因为有些问题如果立法不取得突破，则司法必受制约。

笔者曾经提出在司法领域，宽严相济的时代意义主要在于“以宽济严”，这个命题同样适用于立法领域。就刑法修订而言，我们并不反对必要的犯罪化，相反，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对那些新出现的危害社会行为，应当作适度的犯罪化处理。但问题是，我们过去存在一种单项思维，即一提刑法修订，就只想到要犯罪化、要提高刑罚处罚力度，这种情形直到《刑法修正案（七）》才稍有改变，但即便如此，《刑法修正案（七）》的基调仍然是从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注重“以宽济严”，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刑罚轻刑不足、开放性刑罚偏少，加上缺乏一种刑罚转换机制（如财产刑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为自由刑或者自由刑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为财产刑），使刑罚适用无法根据行为人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合理调节。

当然，宽或严，都要坚持依法有度。“以宽济严”在刑法修正中的另一个可能作为就是立法者要认识到我国的刑法正从国权刑法走向民权刑法，这样一种走向必将带来刑罚的进一步人道化，在减少死刑、增加社区矫正等开放刑方面取得不断进展。此外，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会促使“国家秘密”范围的压缩，这样刑法中有关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也就相应地会变窄；随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和人权保障的重视，刑法中的那种采用“其他”这类兜底条款的表述方法因无法满足刑法明确性的要求，将逐步退出，等等。

三、在修订刑法分则时对总则也应作相应的修订

以往历次刑法修正，都只有分则的内容，没有总则的内容。事实上刑法总则有关内容也需要调整和完善，因为刑法的一些基本制度都是在总则中规定下来的，只有总则的内容科学化和现代化，这个国家的刑法典才能成为一部科学的现代刑法典。如我国目前实践中试点的社区矫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亟须进一步规范，并通过立法来赋予其合法性，刑法总则可以以此为契机，将我国刑罚由封闭刑体系走向开放刑体系大大地推动一步。又如“保安处分”这种与刑罚措施相辅相成的制度，在我国刑法典中基本缺位，已有的零星内容如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也因缺乏可操作性而形同虚设。

保安处分措施的缺位，一方面使我国刑法在保护社会的安全方面不能给公众以信心，致使刑罚的严厉性降不下来，另一方面又如前所述，导致某些变相的保安处分措施游离于刑法之外，使其行使缺乏正当程序的保证。再如，我国刑法总则对量刑情节的规定过于简单，这严重妨碍了刑事法治从粗放走向精细。粗放的规定在总则中还有不少表现，如对涉案物品的没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正式的刑罚制度来加以规范，致使实践中适用起来很是随意。此外，现行刑法总则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过于概括，没有突出从刑种、刑度乃至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免除等方面的特殊从宽内容。而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则至今付之阙如，事实上，不仅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有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我国从周朝至清代刑法中也都有这方面的规定。

四、立法技术还有待改进

好的立法技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持刑法的稳定性，我国1997年的新刑法在这方面是存在一些失误的，如过分追求立法的数字化，结果矫枉过正，使法条无法适应经济发展、通货膨胀等形势的变化。

《刑法修正案（七）》之所以要去掉偷税罪中对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而改采“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规定方式，就是有鉴于此。在这方面，我国贪污、受贿等犯罪的规定同样存在这样一种尴尬，由于法律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现在社会上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而对此类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又在减少，结果贪污、受贿上百万的都可以被判处十二、三年有期徒刑，但贪污、受贿10万元的却也最低必须要判10年有期徒刑，显不合理。

五、刑法修订应一并解决罪名的确立

我国的立法习惯一直是将罪名的确立交给司法机关来处理，但国外许多国家都是在立法中直接确定罪名的。如果说当初在制定和系统修订刑法典时，要一下子将所有罪名都确立下来有难度，所以只好留待司法机关来慢慢解决，那么现在刑法修订时，由于每次修订的内容不多，确立罪名相对容易，就最好一并加以解决，这样也可避免一个新的修正案公布后，各司法机关之间在罪名问题的相互打架。公务员之家

六、刑法修正不宜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现在所有的刑法修正案（包括1998年的一个决定）在时间效力上都是采用“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笔者认为这是欠科学的。正如刑法典公布后要留出一段学习、宣传的时间，刑法修订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个时间段。虽然由于内容少些，可以缩短这个时间段，但如果公布当天就生效，则难免出现这样的情形：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知晓新的法律，甚至行为人触犯新的法虽然是在其“公布之日”，却是同一天内的公布之前，此时用新法去惩处行为人，并不公平。

修正范文篇10

（一）新AS2501的框架特征

1.为审计估计创建了更加统一的、基于风险的方法。新AS2501基于风险且可扩展的原则，既没有规定审计员执行的详细程序，也没有规定每种情况下的审计程序范围。相反，它要求审计师对评估的风险做出及时响应，并根据这些风险为测试估计提供指导。同时新AS2501强调，加强并将原有三个现有标准的要求整合到一个新的标准中，包括将当前审计公允价值计量的某些要求扩展到其他重要的会计估计并通过提供特殊情况的具体程序（例如使用定价服务的信息），将更清晰、统一要求审计工作并推动更加一致和更高质量的审计。

2.为审计专家工作创建了更加统一的、基于风险的方法。鉴于商业交易和财务报告要求的复杂性，包括会计估计，审计员和财务报表编制者往往需要具有会计和审计以外领域的特殊技能或知识的专家的协助。新AS2501反映了在监督活动中观察到的某些最佳做法。由于会计估计变得更如普遍和重要，审计师对专家工作的使用也在不断增加。审计人员倾向于寻求两类专家，而无论是审计人员、审计师聘请专家，还是公司专家——对于确保高质量的财务报告通常都是至关重要的。

3.强化了审计师在审计管理层估计时应用专业怀疑的需要。包括公允价值计量在内的会计估计通常涉及主观臆断和计量不确定性，极易受管理层偏差的影响。审计估计也可能因认知偏差而变得复杂，导致审计人员以管理层的估计为基础，不恰当地将验证性证据置于自相矛盾的证据之上。新AS2501强调了审计师在评估会计估计时应用专业怀疑的重要性，包括更多关注潜在的管理偏差，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估计需要额外审计注意和适当的专业怀疑态度。新AS2501要求审计人员识别管理层对重大账目及披露的会计估计偏颇，判断操纵财务报表的可能；识别被审计单位使用的重要假设并订立合理的审计程序；加强对被审计单位所使用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的评估等。

（二）新AS2501的评价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