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案范文10篇

修正案范文篇1

「关键词」2004年；宪法修正案；缺憾；宪政

2004年9月21日凌晨4点，一只蚊子惊醒了我的清梦。我起来摘下我的眼罩，打开所有的灯，与这只蚊子进行了一场我失鲜血它丧命的战争。这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争。

人权是神圣的、天赋的。但有时候，一个人在阴暗角落里的一句话、一个批示有可能严重侵犯你的人权。这时，你必须战斗！

所以，法律和法学的终极关怀是人权保护，是治理政府，而不是“政府治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杰弗逊才告诉我们：“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

应该说，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人权保护和治理政府等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也留下了五大缺憾：

一是修正案的个别规定含义不明。主要有：（1）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明确的。例如，“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政治文明”的法律含义就不明确。再如，补偿的依据和标准也不明确。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什么叫“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中的“法律”是什么？“补偿”的标准是什么？现在个别地方政府在其规定中已经有所发展，如《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依法及时予以补偿”。这非常好。但宪法修正案才通过就被超越，这非常不好。（2）中国人明确，外国人不明确的。例如，以宪法形式将“三个代表”确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执政地位不是靠执政者的绝对权力或权力的高度集中维持的，恰恰相反，是靠自觉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含义需要加注，老外才懂。再如，修正案规定：“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人大致能明确各个“者”的含义，但老外懂也难。（3）中国人不明确，外国人明确的。例如，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国“进行国事活动”。老外很清楚，因为此处的“主席”就是“President”。但中国人不很清楚。如改成“总统（President）制”，大家就都懂了。

二是修正案的个别规定错误。主要有：（1）关于人权的规定。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开始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二章）。但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公民权”之下“增加”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的概念远远大于公民权，现在的规定方式是本末倒置。如果将人权放在“总纲”（第一章）中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这个国家就有正当性基础了。（2）关于“私有经济”的规定。宪法修正案第一条（1988年）、第十六条（1999年）、第二十一条（2004年）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进行了三次反复的修改，有的改好了，有的改糟了。例如，现行宪法仍然使用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不科学的概念，而且又造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概念。因此，宪法的上述规定应该进行第四次修正，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等不规范的法律和政治概念改为“私有经济”，并应该以“有”为惟一标准将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成分划分为公有经济、私有经济、混合经济（外资经济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经济形式），实行“以私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这样，大家就有了一个进行对话的统一的工具系统了。

三是修正案内容缺省。主要有：（1）宪法序言。宪法序言要解决“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字，即要解决政权的合法性和宪法的制定者这两个问题。现行宪法序言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2）违宪审查制度。这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最大的遗憾。虽然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但严格来说，这种制度设计是初步的，是有问题的。应当设立宪法法院，赋予其违宪审查权。（3）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民权、政权与党权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过程就是宪政。其中，关键在于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应通过改革，形成以民主为根本原则、以执政为基本内容、以法治为主要形式的新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将党权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一是执政在民（民主执政）。这就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在人大制度之内活动，成为坚守民主的“议会党”（通过人大执政）。二是执政在政（科学执政）。这就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政治和政权制度之内活动，成为执掌政权的政治党。首先，应确定“政”与“非政”之间的界限。政党应更多地注重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而不是更多地注重对国家政权的控制面。其次，应确定“执政”和“参政”之间的界限。执政与参政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在权力分配中，执政党处于主动地位。如果说执政党之执政主要体现于人大的话，那么，参政党之参政应该主要体现于政协。三是执政在法（依法执政）。这就需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制度和法律之内活动，成为坚持法治的宪政党。执政在法的含义是：在执政党党内的关系上，其自身的活动必须民主化、制度化；在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依法执政，执政党自身必须尊重和遵守法律，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在程序上必须严格依法办事。（4）权力制约。基本思路是：以普选（权利）制约权力；以公开（社会）制约权力；以分权（权力）制约权力。需要指出的是，分权制衡并非万能，它只是用来保护某种政治利益的手段而已。分权制衡有利于通过日常职能的分工和相互牵制，防止专横和腐败。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法律文化成果。（5）应增加规定生命权、健康权、环境权、罢工权、迁徙权、隐私权等基本人权规定。（6）将政治协商会议改成“法律监督”性质，使之发挥相当于参议院的作用，人大与政协合为最高立法机关。（7）民主反腐。将反腐败仅仅局限在“教育反腐”、“制度反腐”上是不够的，必须鲜明地提出“民主反腐”。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强调民主、不愿意真正落实民主。民主是反腐败体制中的“本”。（8）国家和平统一。和平统一就是法律统一。因此，应充分重视法律在国家和平统一中的作用，反对人治的言行。我国宪法应以修正案的形式明确规定我国的国家疆域。一是国家疆域完整性的规定。二是国家疆域不可侵犯性的规定。三是国家疆域变更程序性的规定。宪法应规定：非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其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中国的边界不能改变。四是某些国家疆域特殊性的规定。宪法应规定：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必要时得就国家领土

的变更举行全民公决。（9）中央与地方关系。应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实行多元自主治理基础上的法律分权制，使中央与地方在法治基础上形成新型的权利义务关系。（10）国家权力应该分成三个部分：设定规则的权力即决策权，执行规则的权力即执行权，监督规则的权力即监督权。国家应完整统一行使其所有的权力，宪法应对一些特殊的权力（如军事权、检察权等）予以明确的界定。

四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宪法修改方法的民主性、透明度、程序性。2004年宪法修改的方法比以前好。例如，修正案第一次对建议和草案作了改动，删掉了两个逗号，删掉了两个字。这为进一步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修宪和立宪提供了先例。但这还远远不够。应该允许公众参与讨论，而不应该预设一个不能讨论的前提，不应该动不动就采用简单、粗暴、反民主、反法制的封杀的办法。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权力如果不是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产生、运作和消灭的，那这种法律和权力就得不到大家的遵守和信仰。

五是注意宪法的落实，防止小法改大法。例如，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规定：“需要宣布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的，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与宪法的规定相比较，该法在程序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状态决定权作了限制（“由国务院提请”）。我们认为，这种限制有违宪之嫌。

指出这些缺憾，是为了追求宪政中国。

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宪政的前途，宪政的制度才是我们敬爱的制度。“有你在，灯亮着”！

我们面对的可能是蚊子，也可能是豺狼，是巨无霸，是利维坦。

修正案范文篇2

一、《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规定丰富化

在全面革新的《刑九》中，就基于5个条文对当前的恐怖主义犯罪作出了相关规定，它们分别为第5、6、7、38和40条。客观讲，它实现了我国刑法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规范化，专门针对当前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犯罪活动，也迎合当前恐怖活动犯罪的多样化、频繁化、隐蔽化发展趋势。下文就对《刑九》中的相关立法规定丰富化内容进行了解读分析。（一）对财产刑的增加在修正案的第5条中专门对当前有组织、有领导的“正规化”恐怖组织犯罪活动进行了法定量刑修正，在恐怖犯罪中还增加了财产刑，它表示需要在定罪后没收犯罪当事人财产，并处以一定罚金。（二）对行为方式的扩大新修正案的第6条专门对资助恐怖活动犯罪作出了调整，改为“帮助恐怖活动罪”。它是在原有物资资助基础上进行了相应调整，增加了在本罪基础上的另外两种行为方式：它们分别为资助恐怖活动培训行为犯罪和恐怖活动组织培训招募及运送人员行为犯罪。所以说在《刑九》中对恐怖犯罪的行为定罪范围是有所扩大的。（三）对罪名的增加在《刑九》的第7条中就又新增了5条有关多个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它们分别为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宣扬恐怖极端主义、煽动情绪犯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犯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犯罪以及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犯罪。这5条都是极具煽动情绪的，具有相当的法律实施破坏作用，因此为这些行为定罪是极其必要的。（四）对关联行为的增加在《刑九》的第38条同样作出修正，对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的行为与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的行为一并作为犯罪行为处理。这条修正也说明政府对恐怖犯罪的关联行为范围有所扩大，定罪更加严格，要视情况严重行为而定，它们被定罪为恐怖主义犯罪、间谍犯罪或者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等等。而在《刑九》的第40条修正中，则明确了涉恐类偷越国家边境犯罪行为，该犯罪行为在《刑九》以后被赋予了法定刑升格条件，通常情况下可判刑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做罚金处罚。

二、《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规定特点

新的《刑九》在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力度及范围都有所扩大，比如其中所增加的第120-6条和120-4条就分别提出了危险犯定罪处罚和恐怖活动犯罪构成要件两大行为模式，它们扩大了对刑法的处罚范围。而在《刑九》中也对恐怖犯罪行为及其预备行为的正犯化作出了说明，新行为背景下的新增法条件将不再适用于刑法总则，而是专门针对预备犯和帮助犯进行适当处罚。从整体来看，《刑九》的推出对恐怖活动犯罪本身的规定修改与条件增加都非常到位，它不但加大了对恐怖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也扩大了打击范围，增加了刑法处罚情形下，对恐怖犯罪罪犯死刑的适用性。就这一点来讲它也体现出了刑法的谦抑性，这正迎合了当前我国希望学习海外国家，减少死刑罪名并严控死刑犯罪名额的基本刑法发展趋势。最后，《刑九》的推出还希望以对恐怖活动犯罪预备行为的拟制为行为范例，结合法律评价角度分析社会的危险性及预备行为过程。同时希望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与危险程度进行分析，对比恐怖犯罪与一般犯罪的预备行为法益侵害程度。结果十分明显，恐怖犯罪的可惩罚性更高，法律对它的否定性评价也更深，它体现了国家对恐怖活动犯罪的严惩力度，其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符合构成要件行为范围也是一种扩大。

三、《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趋势

《刑九》的推出也将针对恐怖犯罪规定的刑法立法趋势相关问题作出明示，这里就要谈到《刑九》的立法适度性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法治化进程正在被大力推进，这是因为传统刑法已经无法满足恐怖犯罪活动发展趋势，更难以满足社会安全维护需求，所以必须适度修正立法法案做到对社会中人权的基本保障，始终满足科学立法表现合理性，最大限度降低甚至规避恐怖犯罪活动对社会治安的威胁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革新的《刑九》中就新增了新罪名，但这些罪名的规定可能并不完善，它需要符合适度化要求才能被定罪，而对于这一问题则需要深入探讨。从上述《刑九》固定内容来看，某些宣扬恐怖主义、穿戴极端恐怖主义穿戴这些行为并没有固定情节，如果入罪可能会导致犯罪化现象的过度化解读，因此它就引出了适度性问题。对于恐怖犯罪活动而言，针对它的刑法重刑思想固然应该存在，但也有许多法律学者认为《刑九》在法律内容中确定“适度犯罪化”策略，这一策略也是为了合理保护法益，是未来我国刑法发展人性化、智能化的必然趋势。简单来讲，如果《刑九》中过度的入罪可能会带来刑罚过程措词不清的情况，严重时还会对人权造成威胁，这种缺乏理性的严厉重刑思想对社会安全秩序维护是不利的，但如果不重刑可能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存在于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冲突，因此说当前的《刑九》就希望找到治本良方，始终对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持谨慎理性态度，因此在我国，“适度犯罪化”策略的实施还是有一定市场和空间的。

四、《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建议

在本文看来《刑九》的立法建议应该从刑法概念确立、完善恐怖活动的犯罪行为构成这两个角度着眼思考问题，给出合理的立法建议。（一）刑法概念的确立。在《刑九》出台以后，我们需要研究它的明确性原则，包括它对犯罪行为的认知程度。具体来讲，刑法明确性原则中就涵盖了人权保障、公平、正义、法治等相关内容，如果从恐怖犯罪活动角度来看，它所提出的刑法学规范内涵就希望将客观的法律条文落在主观的恐怖犯罪活动行为之上，体现恐怖活动与恐怖主义行为两大概念的交叉应用综合性。当然，在《刑九》制定刑法概念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某些极端行为，这些行为可能超出了理论层面的概念理解范畴，而是希望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恐怖犯罪者还将自己作为犯罪对象，比如叙利亚的人体炸弹、“9•11”的飞机撞楼以及天安门的自焚事件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些极端主义行为内容与思想观念、社会价值观之间都产生了严重分歧，所以犯罪者才会实施极端主义行为来伤害自己，进而达到危害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我们在确定《刑九》概念过程中，必须将其与极端主义行为联系起来，了解它的邪恶性、不择手段性以及极端暴力性。在本文看来，对《刑九》中相关概念的确立与优化应该表现出主观特定性特征，基于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内容来明确其是政治目的、宗教目的还是社会目的；然后思考概念确立过程中应该具备组织性，例如目前国内的某些地区暴力行为就是具有组织性的，所以《刑九》必须思考这一情境；再一点就是基于客观层面的恐怖性特征，因为极端的恐怖犯罪行为必然会为社会人员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让人恐慌，这也就迎合了恐怖犯罪活动的目标，那就是扰乱人民大众情绪，然后自己做到控制国家政府。就这一点，《反恐怖主义法》一书中也提到了面对这种情况的正确做法，要深度分析恐怖主义犯罪客体与国家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着手解决它所造成的社会恐慌问题，在了解犯罪者的非法目的、意图与行为之后再巩固概念内容，实现对《刑九》法律规范内容的有效完善。（二）完善恐怖犯罪活动中犯罪内容的构成。首先要明确恐怖犯罪活动的犯罪客体。实际上在传统判定过程中往往将其复杂客体理解为不同层次的客体，因而对恐怖犯罪活动本身的性质确定还值得商榷，虽说恐怖犯罪活动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也属于普通犯罪，但它与一般刑事犯罪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属于危害民族及国家公共安宁的犯罪，也就是说其恐怖主义犯罪同类课题与社会的公共秩序及其它重要社会法益息息相关。在我国，对恐怖犯罪活动的立法定罪一般会采用分散立法模式，它还没有专门的立法规定章节，所以在讨论这一部分犯罪客体过程中，需要结合现行《刑法》的立法规定内容，参考“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关规定来定性，因此恐怖犯罪活动在我国的课题存在形式是相当复杂的。从《刑九》就可以看出它的新增罪名与补充条款就都明确了一点，即恐怖犯罪活动的违法及侵害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公共安全罪范围，所以说它甚至已经达到了侵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的程度，必须加以重视。《刑九》的推出就恰好明确了这一复杂的犯罪课题，从国家公共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等等方面思考这一问题。（三）明确恐怖犯罪活动中的“其他准备”。在恐怖犯罪活动客观方面，应该理解并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内涵，深刻明确它的“其他准备”相关内容。所谓“其他准备”即实施恐怖活动策划过程中的某些准备要项，它作为恐怖犯罪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存在，也被认为是《刑法》中的兜底规定。在全新的《刑九》中，就专门提到了实施恐怖犯罪活动的“其他准备“，它是从属于预备罪的客观规定，其整个内容可单独列项，即要在刑法分则中设置单独独立的预备罪，进而实现对预备罪处罚范围的有效扩大，而在《刑九》中的第120条第1款规定中就明确了这一恐怖活动犯罪内容，它扩大了恐怖活动犯罪的处罚范围，保证恐怖犯罪活动的预备行为也会受到相应出发，这也从另一角度体现了“其他准备”确实应该成为《刑法》的兜底条款。具体到“其他准备”的犯罪行为，本文认为按照《刑九》中的新规定，它应该包括有意违反刑法、危及社会安全及身体动静的所有行为，它就包括了作为与不作为。严格来讲，在恐怖活动犯罪中，几乎80%以上的行为均为作为，而“其他行为”本身是指所列举常规情形以外的其他情形，例如恐怖犯罪活动中经常会进行的谋划行为、招募行为等等，这些行为也与犯罪活动行为相当，它们同样会危害到国家公共安全，体现了一种国家安全的抽象危险性，也应该属于恐怖犯罪活动范畴。

五、总结

修正案范文篇3

与其他犯罪相比，经济犯罪有其发生的特殊机理，有着以利益为导向的特殊发生规律。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既不是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唯一手段。“经济刑法具有补充性、二次性，经济刑法是对第一次规范(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1〕经济刑法中的术语应该严格于其他经济法规范文件中的术语。蒂德曼承认，“在法律后果上，刑法根本有别于其他法律领域，刑法制裁是可罚行为的一般法律后果，而无须考虑该行为的其他法律后果，在其他法律部门，可罚行为的恶害程度只是由其公正性要求来判定。”〔2〕“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例证，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以次充好’就不同于《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以次充好’，前者的范围应该更宽泛，包括以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失效变质的产品等冒充普通产品的行为，否则就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定罪处罚。”〔3〕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立法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纠正以往立法对其过度关注造成的不利影响。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代表着或预示着未来经济刑法的走向。研究这一立法动向有助于认清其立法发展规律，总结有益经验，发现其不足。这对完善经济犯罪立法甚至整个刑事立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表象概览: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之修正

我国刑法典将经济犯罪规定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所涉罪名达100多个，占刑法总罪名的1/4。可以说，经济刑法一直是我国刑法修改、完善中最活跃的领域。〔4〕从该章所处刑法典序列看，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在我国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修正案以其权威性与及时性应对着经济犯罪的变化。以下就历年修正案关于对经济犯罪的修正内容做一图表分解式的说明。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我国连续八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正。从修正时间上看，时间间隔较短，一般间隔两年，时间最长者间隔三年，时间短者间隔一年，甚至一年连续颁布两部修正案，修正频率较高。从修正罪名上看，经济犯罪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表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点:首先，采取两种修改方式。其一是修改罪名的方式;其二是增加罪名的方式。从涉及罪名数量上看，修改罪名数量明显多于新增罪名数量，但新增罪名呈逐次增加趋势。修正案(一)修改罪名7个，增加罪名1个;修正案(二)未增改罪名;修正案(三)修改罪名1个;修正案(四)修改罪名4个;修正案(五)修改罪名1个，新增罪名1个;修正案(六)修改罪名8个，新增罪名5个;修正案(七)修改罪名4个，新增罪名2个;修正案(八)修改罪名19个，新增罪名3个。修正案共计修改罪名次数64次，除去重复修正罪名，修改罪名61个，新增罪名12个。如果将拆解罪名加上，共有新罪名13个，涉及74个罪名，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总数的69%。修正案对本章节修正罪名之多、关注程度之高位居刑法各章之首。修正案罪名的过快增加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并且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法律干预的有限性。〔5〕因为“法律理论中的理想‘法律秩序’对于真正的经济行为世界等于零，因为两者处在不同的水准上，一个是在‘应有’的理想世界，另一个则在‘实有’的现实世界。……‘法律’只是一种具有实在效力的可能性而起到特定保障作用的‘秩序制度’。”〔6〕其次，从修正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的修正:罪名、罪状、法定刑。第一，罪名的修正。八次修正案先后增加了数个罪名，新增罪名属于重要的犯罪化方式之一。除新增罪名，对原有罪名的修正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对于能够涵盖原来行为的，不修改罪名，这类罪名一般以较为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如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等。另一类罪名相对较具体，随着罪状的扩充，原有罪名不能包含新增行为内容，需对原有罪名进行相应的扩充，如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本罪修改扩充后的罪名变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新增罪名大部分采用了具体描述模式，只有个别新增罪名采用概括模式。但对罪名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修正，都体现出犯罪化的一面，“选择犯罪化的目的，是通过严密法网来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7〕第二，罪状的修正。在修改罪名中，修正案对相关罪名的修改一般采扩充式。扩充罪状目的有二:其一是细化罪名，使得刑法更加明确，周延犯罪的各种情形，增加其可操作性。如在修正“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细化了滥用职权与过失两种犯罪形式。在修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对自买自卖及与他人串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规范，使其外延更周延。其二是扩张犯罪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具体表现为增加犯罪主体、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取消限制性条件等。如对“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修改，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张了本罪:一是废除“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目的;二是废除“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限制条件。又如，1997年刑法第161条“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源自《公司法》(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第212条的规定，〔8〕“而2005年《刑法修正案(六)》第5条修改后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使范围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定，但更有利于公平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9〕第三，法定刑的修正。法定刑修正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提高法定刑，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增加从重处罚条款，如强迫交易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种是改定罪条件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如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徇私舞弊的从重处罚。而在前罪名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徇私舞弊”之犯罪动机属于定罪要件，在此将其作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加重了对本罪的处罚。首先是取消了“动机”的限制要件，扩大了本罪成立范围;其次是规定了从重处罚条件。第三种是扩充处罚范围，如在洗钱犯罪中，增加了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其二是降低法定刑，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删除较重的刑罚，最为典型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删除。第二种是降低最低法定刑，限制基本刑罚中的最高刑罚，或者取消基本刑罚中的罚金。第三种是提高入罪门槛，间接降低刑罚。如在“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修改中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三是综合模式，包含提高与降低法定刑两种情形。此种方式集中表现为对罚金刑的修改上。以往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大多实行倍比罚金制，因倍比罚金制的固有弊端，修正案采用了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增加了司法可操作性，司法主体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所处时代及实时刑事政策、社会综合情况判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罚金。

二、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修正之两个发展趋势

(一)形式方面:修改方式的集中性到分散性之发展趋势

修改形式方面有如下两个发展趋势:一是罪名修改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二是修改内容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首先来看罪名归类的集中性向扩展性之发展。除修正案(二)外，其他7次关于经济犯罪的修正都体现出较强的集中性特点。如修正案(一)集中就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两小节犯罪进行了修正。其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3个罪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5个罪名。只有一个非法经营罪不属于上述两小节内容。修正案(三)集中就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洗钱罪进行了修正。修正案(四)则主要对走私罪中的两个罪名进行了修正。修正案(五)中的三个经济性罪名的修正都与信用卡类犯罪有关。修正案(六)则又集中对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两节的12个罪名进行修正或者增补。其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5个罪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7个罪名。从刑法修正案(七)开始，罪名的集中性修改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其中修正案(七)修正的6个罪名中，分布在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等4类犯罪中。修正案(八)的23个罪名分布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犯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等6小节犯罪中。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仍体现出对食品类犯罪、走私犯罪与金融秩序类犯罪较为集中的关注特点，但从罪名分布面上看，已体现出较强的分散性特征。其次来看内容修正的集中性向分散性发展之趋势。从罪名、罪状、法定刑修改情况来看，修正案(一)主要是通过修改原有罪名的方式完善经济立法。绝大多数的法定刑没有修改，修改点集中表现在罪状上，相应的一些罪名根据修改后的罪状做了修改。修正案(四)与修正案(五)罪名较少，其规律并不清晰。修正案(六)、(七)则集中在罪状的修改上，对于法定刑虽有涉及，但没有使用直接修改刑罚的方式，而主要是通过修改罪状间接改变刑罚。修正案(八)糅合罪状、法定刑综合修改模式，特别是对死刑极刑的直接废除，代表着经济犯罪修改刑罚的一种新趋向。在前述刑法修正案中，如果说对刑罚的修正还处于“通过修改罪状的方式间接修正刑罚”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状态下的话，修正案(八)则大张旗鼓直接对刑罚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刑法修正案采集中修正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问题的集中性、亟需性迫使立法者在短时间内做出应急性反应，而这与风险社会〔10〕的到来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现阶段的全球化、市场化是鼓励或者迫使人们进行各种有风险性的选择的。”〔11〕;第二，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将本次立法放在既有的框架内，可以突出问题，深入分析论证;第三，集中修正易使各修正案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利于问题的明确化。但毋庸质疑的是，修正案集中立法模式带有明显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罪名相对集中使每次修正的范围较小，易浪费立法资源。从修正案启动到起草、审查、通过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遵循同样程序，甚至花费同样的财力、人力下，扩大修正罪名的范围其效益明显大于小范围内的罪名修正，利于节约刑事立法资源;其二，罪名集中修正会造成立法者不能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内进行深度、全面思考，易造成片面性立法，使立法缺乏整体性;其三，修正方式的相对集中使得罪状、罪名、法定刑之间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现象。如通过对罪状的修改，间接提高或者降低法定刑，让罪状承担了不应有的法定刑内容。以刑法修正案(七)、(八)为代表，倾向于采用分散、整体修改模式，既包括对罪名的分散关照，也表现为对法定刑与罪状及罪名的混合性、综合性修改，集中式的经济犯罪立法模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这有利于剔除集中立法带来的固有弊端，为未来立法指明了道路。

(二)实质方面:修改内容的重刑化向轻刑化之发展趋向

修正案对经济犯罪从重立法倾向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加罪状内容，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但不修改相应刑罚。如在刑法修正案(一)中，在7个修正罪名中无一例外地增加了行为方式或者犯罪主体，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犯罪范围，其严厉性程度明显提高。但相应刑罚大都没有做出修正，即在罪状扩张同时，没有相应降低刑罚，变相增加了刑罚的严厉性。又如，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还明确增加了“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节加重犯，并将“徇私舞弊”情形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修正案(三)对洗钱犯罪的修正，亦是通过直接提高直接责任人员刑罚方式，加重对本罪的处罚。上述两个修正案对经济犯罪重罚的修改策略在修正案(四)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如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中，修正案明确降低最低刑罚，并以结果犯代替情节犯，提高了入罪门槛，间接降低了本罪刑罚。修正案(六)则主要是通过提高入罪门槛的方式，降低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处罚。如在违法发放贷款罪中，将“造成较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正案(七)在逃税罪中明确规定减免处罚条件。修正案(八)则以大幅度削减相关经济犯罪中的死刑罪名为基础，降低经济犯罪刑罚。另外，在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中，明确限制基本刑的最高刑期为10年。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犯罪中的刑罚走向并不是一味的轻缓化，修正案对不少罪名提高了法定刑。如对一些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改倍比罚金制为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其原因主要是考虑到以往倍比罚金数额较小，不能体现出罚金刑应有的惩罚性。修正案改用非固定数额罚金制，不设置惩罚的上限，利于发挥罚金的惩罚性作用。修正案针对关系民众安全的食品类犯罪，通过修改相关罪状，加大了对其惩罚力度。如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原来的危险犯修改为行为犯，扩张了犯罪成立范围，提高了对本罪的处罚力度。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条件限制，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情形，间接提高了对本罪的处罚力度。经济犯罪有着特殊的原因，追究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经济运行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被要求不断的创新变革，而创新与变革本身就是对规范、传统、制度的一种违反，一旦触及刑法就可能构成犯罪。这意味着如果刑法触角过多地延伸至经济领域，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二是经济及相关辅助制度漏洞是经济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在相关制度存在漏洞的情况下，行为人以“侥幸”心理从“漏洞”之中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涉足于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利润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刑罚的威慑力，刑罚在利润面前永远是微不足道的成本。”〔12〕以刑法弥补经济等制度漏洞，实有“越俎代庖”之嫌，且效果不佳。三是经济犯罪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空间性特点，这是形成经济犯罪多而复杂的重要原因。由此不难看出，依靠严刑峻法构建起来的纯粹暴力机器并不能遏制经济犯罪。否则，“在这种建立法治的努力下，尽管社会可能呈现出有序，但是这种秩序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的，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性，往往无法有效调动个体运用他个人的知识采取有效行动，促成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形成、发展、选择更为人们偏好的、有效的秩序。”〔13〕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代表，我国刑法立法已经从一味的追求重罚惩治经济犯罪的传统做法向刑罚的轻缓化方向发展。特别是经济犯罪死刑罪名的适当削减是迈向经济犯罪轻缓化的重要一步，它是遵循经济犯罪发展规律的表现，更是新时代“宽严相济”〔14〕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对未来经济犯罪立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三、未来经济刑法立法之三点转变性建议(一)罪名的随意扩张向限制集中的转变罪名的扩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修改罪名的扩展;二是新增罪名绝对数量的增加。首先是修改罪名的扩张。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改，主要是通过扩张罪状中的主体与行为方式或者情节的方式，以此达到扩张本罪适用范围或提高或降低刑罚的目的。根据罪名概括方式不同，经济犯罪罪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容性较强的罪名，如非法经营罪，从罪名上看并没有增加，但实际上可以达到没有限制地扩展经济犯罪的目的，这也是一直为广大学者所诟病的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性缺陷。另一类罪名是具体或限制式罪名，此类罪名的包容性较小，与罪状具有较强的对应性，如若修改罪状内容则需要修改相应罪名。此种罪名的好处是能适度限制罪状扩展，在罪状修改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后，必须另立罪名。从新设罪名与单纯扩张罪状的难易程度看，另立罪名明显难于扩张罪状。因此从立法限制经济犯罪扩张的角度考虑，宜采限制性罪名，摒弃包容性较强的罪名。我国传统经济罪名大部分属于包容性较强的罪名，具有潜在的扩张危险。修正案新增罪名则表现出紧缩性特点，即多属于限制性罪名，但亦有诸如虚假破产罪包容性较强的罪名。这与“有市场经济就有经济犯罪这一客观现象有关。”〔15〕这要求刑法对经济犯罪扩张的同时需要有节制，必须具有谦抑的价值取向。总之，从降低经济犯罪罪名的绝对数量上看，宜采限制性罪名。其次来看新增罪名。刑法修正案中的经济犯罪新增罪名表现出向“前”延伸的特点，扩大了经济犯罪圈。如对信用卡类犯罪，修正案将犯罪的预备行为实行化，极大地扩张了犯罪的处罚范围。经济犯罪产生原因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严厉的无效性与综合手段规制的必要性。可以说“放任少量犯罪其实有利于社会状况的改善”。〔16〕刑法罪名的前延，不适当地挤占了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法律的适用空间，出现常规手段规制不足、刑法手段规制过剩的不良现象。未来立法宜适当收缩经济犯罪刑法前线，综合其他规制手段，完善并弥补经济制度漏洞。经济犯罪罪名的集中性含义是指罪名指涉应以经济犯罪实行行为为中心，不能任意扩张经济犯罪的实行行为。如就金融诈骗罪，应重点规制使用金融手段实施的诈骗行为，而对于诈骗行为的前行为尽量使用其他手段进行规制。当然，这一立法模式的转变需要借助刑法总论及整个刑法理论的转变性发展。我国刑法总论通过对犯罪停止形态的规定，极大地扩张了犯罪的处罚范围，如将危害性较小的预备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鲜有对预备行为进行处罚的判例，司法对立法的排斥或者异化归因于立法对犯罪严重性的过度估计，产生了立法过剩问题。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为我们提供了较充分的罪名集中理由，将经济犯罪罪名集中于实行行为不但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更是发挥其他综合规制手段，解决大量经济犯罪黑数的有效方式。(二)罪状描述的简约粗疏向明确具体的转变传统经济犯罪罪名内容较少，这与当时经济犯罪表现方式简单有很大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犯罪的表现形式也日益复杂。为规制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犯罪，修正案在相应的罪状中实时地增加了相关行为表现方式，对相关的概括性术语进行了细化分解。如在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中，修正案(一)细化了其他金融机构的范围，具体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罪状的简单粗疏虽具有一定的涵盖力，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解释一些复杂的犯罪行为，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之一是罪刑的明确性。罪状越明确，对行为人与司法主体的指引性就越强，其可操作性也就越强;相反，罪状越简单模糊，其解释力虽然加强，但解释的随意性会随之增加。在相似性与类似性难以判断的场合，很有可能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经济犯罪方式会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动性、快速性而表现出极强的变化性，经济犯罪立法会表现出相应的滞后性特点，但这种滞后性相对于经济发展变化的快速性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刑法的“滞后性”。因为刑法越明确具体，对其解释力就越小，就越有可能不能与现有的行为一一对应，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任意性会相对降低。罪状的明确性并不意味着限制处罚范围，可以在增加相应处罚范围的同时通过立法术语的改变，提高罪状的明确性。这在经济犯罪历次修正案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与运用。如在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中相应地增加期货交易，在洗钱罪中增加上游犯罪的种类，在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中废除了牟利目的的限制条件等。上述罪状修改模式都相应地扩张了处罚范围，且增强了罪状的明确性。也许有人认为，此种扩张罪状的模式极大地增大了对经济犯罪的处罚，与经济犯罪的从轻处罚趋向相违背。此种担心是多余的，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通过对罪状的适当扩张，可以起到严密刑事法网的目的，将所有的同类情形、主体纳入到同一的罪名规制之下，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二是担心者犯了将罪状的严与刑罚的厉等同起来的错误。刑罚的严而不厉是靠罪状与法定刑的相互配合而发挥作用的，而不是单靠其一。罪状的严是刑罚不厉的前提，如果没有罪状打击面适当宽度的保障，刑罚中的厉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刑法修正案新增罪名中的罪状体现出具体化、明确化发展特点。如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对其行为方式进行了详尽列举，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些新设的经济罪名中，仍有简单粗疏的罪状，未来立法应尽量设置明确具体的罪状，以提高司法的操作性。

修正案范文篇4

[关键词]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偷税罪；逃税手段；定罪标准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审议通过，并从该日起实施。其中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修改为：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一、修正案有关偷税罪的主要修改内容

修正案在以下几个方面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予以了修改：

第一，罪名的修改。根据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所规定的罪名为“偷税罪”，而修正案把该罪名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或者“逃税罪”(本文以下称逃税罪)。我们认为，这一修改更为科学、合理。首先，把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描述的犯罪行为规定为逃税罪更符合国际惯例。我们过去所称的偷税，在翻译成英语时，找到所对应的词只能是“taxevasion”。而“taxevasion”在翻译成中文时表述为“逃税”更准确，即在国际上没有偷税之说，只有逃税之说。其次，规定为逃税罪更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描述的特征和本质。税款在纳税人依法缴纳之前，原本属于纳税人的所得、收入或者财产，最初原始状态的所有权归属于纳税人。为了公共财政的需要，国家依法向纳税人强制、无偿征收。因此，依法具有纳税义务的人，必须依法无偿向国家缴纳税款以示纳税义务的履行。税款缴纳入库之后，所有权才归属于国家。而有些纳税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常常采取一定的方式或手段逃避缴纳税款的义务。如果逃避缴纳税款情节严重，我国刑法就确定为犯罪行为。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该行为只是纳税人没有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依法转移给国家所有，只是一种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规定为逃税罪更为准确。对偷税罪的理解其核心词是“偷”，而在现实生活中，“偷”一般理解为采用“别人不容易知晓”、“隐瞒”、“趁人不注意”、“秘密”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种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明知且故意的，客观行为表现是采取秘密窃取手段从他人控制的范围内，将他人所有的财物移至行为人能够控制的范围，其非法占有的标的物所有权是他人的。据此，偷税只能理解为从国库盗窃财产，这不符合我国的语言习惯。因此，把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所描述的犯罪行为规定为偷税罪，不符合“偷”的本意，修正案把偷税罪修改为逃税罪更为准确、科学、合理。人们对这一罪名的本质在认识上的变化，也将影响到对其法律责任的认知。使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倍受关注和热议的一处修改是有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而这一修正与人们认识上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立法改变，可以合乎逻辑地理解为，偷他人的财物是不可原谅的，而不愿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缴纳给国家，有时是可以谅解的，只要纳税人认识到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是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犯罪手段的修改。1997年刑法对偷税手段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采用的是列举方式。第二百零一条列举了四类偷税手段，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还规定了第五类偷税手段。这一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例如，有的偷税手段表述不明晰，有些则不应规定为偷税手段。而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列举违法手段时，一方面有重复，而另一方面无法列举周全等等。修正案却采用了概括式立法技术，表述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这与198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及同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对偷税手段的规定极为相似。这不但说明我国1986年有关法律文件对该违法手段的界定是准确而科学的，也说明这样的规定是历经考验的，不但可以避免对该犯罪手段进行列举时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且更具概括性和科学性。能够把本质上属于同类的违法行为包容于同一法律条文之中，有利于打击所有同类犯罪行为。

第三，定罪标准的修改。1997年刑法对纳税义务人和扣缴义务人偷税行为的定罪标准分别做出了规定。其一，对于纳税义务人规定了两个定罪标准，一个是“数额+比例”标准，即“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另一个是“处罚次数”标准，即“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其二，对于扣缴义务人只有一个标准，即“数额+比例”标准。修正案把1997年刑法对纳税义务人的定罪标准规定为：“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对原有的规定有两处修改。一是对纳税义务人的定罪标准只保留了一个，即“数额+比例”标准，删除了“处罚次数”标准；二是把“数额+比例”标准中的数额标准“1万元”修改为“数额较大”，即把一个确定的标准修改为一个不确定的标准。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标准取消了“数额+比例”标准，只保留了数额标准，而且把数额标准“1万元”修改为“数额较大”。

对于“处罚次数”标准的删除，其合理性体现为：一是“处罚次数”标准在税务机关移送案件时操作困难。1994年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分设国税局和地税局对税收进行征收和管理，许多纳税人同时由国税局和地税局管理。处罚次数是国税局和地税局处罚的次数分别计算还是合起来计算，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如果合起来计算，国税局或者地税局很难知道对方是否已经处罚，涉嫌犯罪案件难以移送司法机关。二是“处罚次数”标准考虑了偷税和被处罚的次数，以及当事人主观上的恶意性，但并没有考虑偷税的数额对定罪的影响，存在诸多缺陷。税收的本质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逃税行为最为直接的侵害对象是国家财政收入，因此，在确定其定罪标准时，主要考虑的应是数额标准。虽然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第三次偷税数额必须在1万元以上，但对前两次偷税行为并没有考虑数额标准。这一司法解释还有越权解释的嫌疑，因1997年《刑法》中并没有这样规定。因此，从实践操作层面、立法技术、税法的立法本意以及合理性角度分析，删除处罚次数标准更为科学。

对于数额标准的修改，其合理性体现为：一是数额标准太低，与当今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不匹配。不切合我国现实情况，导致涉嫌偷税罪的案件太多，造成税务机关移送涉嫌偷税罪的案件难、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难的情形。二是把“1万元”这一确定标准，修改为“数额较大”这一不确定标准，把具体数额标准留给了司法机关进行解释并适时调整，而且一定是提高标准，主要是为了保障刑法稳定的需要。社会经济和生活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某一个时点，确定的具体数额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需求，如果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需求而不断修改刑法，国家的基本法律就不具有稳定性。而司法解释的变动易于操作，更为灵活。所以，修正案做出这样的修改更为理性。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取消了“数额+比例”标准，只保留了数额标准，这一做法也更切实际、更合理。总体而言，对法定扣缴义务人所应扣缴的税款数额并不大，在计算逃税额占应扣缴税款数额的比例时意义不大。

第四，处罚标准的修改。1997年刑法规定对纳税义务人构成犯罪的，处罚标准分为两档。第一档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第二档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修正案规定的处罚标准虽然也保留两个档次，而且处罚的幅度也基本一致，但做了以下修改：一是在两档处罚标准中，把定罪标准中的具体数额“1万”和“10万”修改为“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如上所述，这一修改的合理性主要是为了保持刑法稳定的需要。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关于修正案的说明中指出的：有关部门提出，在经济生活中，偷逃税的情况十分复杂，同样的偷税数额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建议在刑法中对偷税罪的具体数额标准不作规定，由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司法解释并适时调整。二是在第一档处罚标准中，针对“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这一规定，删除了其中的数额标准和比例标准的最高上限10万元和30％，仅仅规定为：“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这是一处具有重要意义的修改，弥补了刑法出现“真空地带”的立法漏洞。即如果偷税数额超过10万元而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比没有超过30％的，或者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比超过30％而偷税数额没有超过10万元的，1997年刑法中就没有规定如何处罚，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应按无罪处理。而删除数额标准和比例标准的最高上限，就可以弥补刑法立法的这一缺陷。即只要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就按照第二档处罚标准处理，只要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就按照第一档处罚标准处理，不会出现无法定罪处罚的情形。这样的处理，从立法技术上来说，简洁而易操作，概括性强而巧妙。三是删除了“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的具体罚金标准，仅仅规定为“处罚金”。这样修改的主要意图，一方面是为降低对逃税罪处罚的立法提供可能性和留下空间。根据国际惯例，“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的处罚标准确实太高，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执行，仅仅只是摆设。另一方面是把罚金的具体标准留给司法机关进行解释并适时调整，有利于保障刑法的稳定性。

第五，对逃税罪明确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修正案在1997年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款，规定为：“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也就是说，只要不存在该款但书的情形，即使构成逃税罪，甚至是情节严重的逃税罪，只要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且已受行政处罚的，都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是该修正案中的最大亮点，也是引人注目、广为争议的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说明修正案修改目的时指出，考虑到打击偷税犯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证国家税收收入，对属于初犯，经税务机关指出后积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履行了纳税义务，接受行政处罚的，可不再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处理可以较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原则。这是修正案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最大改动。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的亮点，在关注“入罪”问题的同时，创新性地规定了“出罪”问题，较好地体现了中央所要求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精神。

二、修正案对刑法和税法产生的主要影响

修正案在立法技术和立法理念等方面都有巨大改进，将对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以及税法理论、税收立法、税收执法活动、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对刑法产生的主要影响

修正案对刑法产生的主要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立法技术的推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刑事立法理念的更新与推进。修正案在刑事立法技术上的改进，一是强调罪名与犯罪行为尽可能保持一致，使得概念的实质与形式相统一。修正案把1997年刑法所规定的偷税罪这一罪名修改为逃税罪，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使得立法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刑法规定的罪名是偷税罪，而所描述的犯罪行为的特征与实质却是逃税。尤其该条所规定的一种偷税手段——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更不符合偷税的本质，其实质就是一种抗税。如果说抗税是指使用了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段，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并没有使用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段，那只能说前者是一种“硬抗”行为，而后者则是一种“软抗”行为，总之无法包容于偷税的范畴之中。修正案修改这一罪名，使得该罪的形式与内容吻合一致。二是强调科学地使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立法技术。1997年刑法对犯罪手段在立法技术上采用列举的方式存在许多弊端，而修正案对犯罪手段的规定却恢复了以前的概括式立法技术，使之更为科学、合理。这并不是说在立法时不能采用列举式，而是应当根据具体法条的要求选用立法技术。三是注意了法律条文的简洁性与操作性。修正案对定罪标准和处罚标准的修改，不但使得法律条文更为简洁，而且也更具有操作性。法律的作用只有通过法律的适用才能体现出来。而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法条的操作性至关重要，不具有操作性的法律就仅仅是摆设。

修正案对刑事立法理念的推进表现为对经济犯罪降低刑罚的轻刑化理念，体现了刑罚的谦抑性。修正案意图提高入罪的门槛，降低罚金的标准，对逃税罪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等，都是进一步落实对经济犯罪轻刑化这一理念。对犯罪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一味强调重罚，并不能达到治理犯罪的目的。在保留刑罚的基础上，对犯罪行为给予恰当的处罚，使得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能够真正产生威慑力，同时也使罪犯占不到便宜。而如果在立法上一味追求打击与重罚，以至于法律无法贯彻与实现，在实际工作中无法操作，那么法律就仅仅是一种装饰。刑法对偷税罪规定5倍的罚金，的确是一种畸重的、不科学的规定。

当然，对逃税罪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情形，会对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相适应原则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引起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的巨大变革。我国宪法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我国刑法也明确规定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同时，我国刑法还规定了罪责相适应原则，其内涵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罪刑相称，罚当其罪。而修正案第一款对逃税罪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在第四款又明确规定，只要不存在该款但书的情形，当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且已受行政处罚的，即使构成逃税罪，甚至是情节严重的逃税罪，都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本可以认定构成逃税罪的行为，只要当事人纠正了，并已受行政处理，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无能力缴纳税款、滞纳金，就将受到刑事制裁。修正案这一规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虽然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就有这样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应当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解释、阐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修正案的这一规定与其他刑法条文如何进行衔接?也就是说，其他的犯罪行为，如果当事人纠正了，并愿意接受行政处理，是否也都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不能这样一概处理，哪些犯罪行为可以这样处理?哪些不可以?理论依据又是什么?也必须在理论上予以回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鲍绍坤提出，这是以事后的客观表现来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与刑法基本原则要求的定罪必须要主客观相一致不符。按照这个规定，可能会产生事先有逃税行为，但到后来由于确实无力缴纳而治罪；或者事先逃税，但事后通过补交税款、滞纳金来逃避刑事处罚的情形。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提出，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更为合理。②当然，并不是说不能这样规定，而是应在理论上能够予以充分论述、解释与说明。因此，这一修正案必将进一步推进对刑法理论的研究，对刑事立法甚至刑事司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除逃税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外，还必将会对其他犯罪行为做出类似的立法处理。

另外，修正案对刑事司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在观念上，对逃税行为而言，情节严重不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只要当事人愿意接受税务行政处理，就不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逃税罪案件的数量将会急剧减少，将减轻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的压力；在立案程序上，逃税罪案件基本上先由税务机关立案，只有当行为人不愿接受税务行政处理的，才移送司法机关立案处理。

(二)对税法产生的主要影响

修正案对税法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我国《税收征管法》有关偷税立法产生影响。现行征管法是2001年修订的，而且有关部门正在准备对该法做进一步的修订。现行征管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偷税的规定，在概念、偷税主体、偷税手段的规定方面，与1997年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对偷税罪的规定基本一致。该修正案对罪名、犯罪手段都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也必将影响到征管法对这一违法行为的规定。笔者通过对建国以来关于偷税立法沿革的考量分析得出结论，行政法与刑法对偷税手段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是一致的，要么都采用列举式，要么都采用概括式，而且规定的内容也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我国的立法史上，对偷税与偷税罪的立法，及关于偷税手段的规定基本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偷税作为刑事违法行为，而偷税罪作为刑事犯罪行为，二者的本质区别仅仅是违法的情节。违法情节一般，就属于一般偷税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就属于偷税罪。其他构成要件都应是一致的。这样，修正案对偷税罪的修改，也必将引发征管法重新规范偷税行为，而且基本上与该修正案保持一致。如上所述，修正案对逃税手段的表述基本与1986年的《税收征收管理条例》一致，而该条例强调偷税的故意性，对漏税行为予以了规定。我们可以预测，即将修订的征管法关于逃税手段的规定只要与修正案的规定保持一致，就必将强调逃税的故意性，恢复1986年《税收征收管理条例》有关漏税的规定。

2对税收执法产生影响。该修正案对税收执法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第一，基本解决了涉嫌逃税罪案件移送难的问题。有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定罪标准的提高，导致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会明显减少，涉嫌逃税罪案件移送难的问题将会有根本好转。第二，理顺了移送与处罚的关系，消除了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偷税罪案件移送前是否予以行政处罚，由于各种原因，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税务机关更多倾向在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之前必须予以行政处罚，多数司法机关则认为不能予以行政处罚。而该修正案的规定，除有但书的情形之外，只要当事人已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意味着对涉嫌逃税罪的案件在移送司法机关之前必须对当事人给予税务行政处罚，如果当事人已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无须移送司法机关；如果当事人不接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意味着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税务机关也就没有必要对当事人给予税务行政处罚。第三，在立案程序上，实行行政程序优先与前置。因为如果司法机关先行立案，只要当事人愿意接受税务行政处理与处罚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还是无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还得把案件退回给税务机关。所以，一般情形之下涉嫌逃税罪案件应由税务机关先行立案，税务机关视不同情形，决定是否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当然，这并不排除因税务机关调查手段、力度受限影响查清案件事实时，可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事实查清之后，视当事人的态度而决定案件是退回税务机关处理还是继续司法程序。在这一问题上，各级公安部门与税务部门一定要较好地沟通与协作；否则，就将影响该修正案的执行力度和对逃税行为的打击力度。第四，也是该修正案对税务行政执法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税务机关的执法程序要求更加严格；二是对税务人员的执法水平和职业道德要求更高。构成犯罪的案件能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进行审查，甚至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有时就取决于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执法的规范性。这既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责任。执法程序上的规范性主要表现为：对所有涉嫌逃税罪的案件，都要立案侦查；要依法做出处理的案件，必须一并下达追缴税款、滞纳金的通知书，严格规定缴纳税款、滞纳金的期限；还必须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严格规定缴纳罚款的期限；对纳税人是否曾经因逃税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对逃税行为应当给予处罚的，必须对其进行处罚，还要对该次逃税行为进行记录，并在媒体上予以公布。否则，将影响对当事人定罪。因修正案规定，五年内曾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如果又犯逃税罪，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税务机关在五年内对纳税人因逃税给予行政处罚的历史记录，就将可能成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前提。修正案的规定对税务人员职业道德和执法水平的要求主要体现为：在职业道德上，严格执行法律，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必须处罚；对当事人的处罚应当公平、公正、合理，不得受法律之外因素的影响。在执法水平上，对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否为逃税行为，从执法程序、证据、法律适用等方面能够做出准确判定；对当事人的逃税行为能够公正、恰当地处罚裁量；对于逃税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能够准确掌握。

三、修正案尚需进一步完善之处

总体而言，修正案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是一种完善，是一种巨大进步。但笔者认为，该修正案本身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之处。

1对逃税手段的归纳不够准确。一是对逃税手段归纳不周全，仅仅规定欺骗、隐瞒两种逃税手段，没有涵盖所有逃税手段。例如，“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逃税手段就无法涵盖于欺骗、隐瞒的手段之中；也没有把“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二是“欺骗、隐瞒”手段与“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实质都是犯罪手段，而修正案把前者规定为违法手段，而后者又是什么?二者的关系是什么?没做解释。笔者认为，对本条的犯罪手段可以直接描述为：“纳税人采取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的手段”。这样既具有高度概括性，又与逃税罪的本质吻合。因为纳税人逃税，要么进行虚假纳税申报，要么不进行纳税申报，没有第三种途径。

2依然保留“数额+比例”定罪标准，无法彻底根除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弊端。这会导致以下问题：一是在税收执法实践中操作困难。如上所述，由于税收分属于国税和地税两个税务机关管辖，因此，从操作层面而言，在计算逃税数额和比例以及移送案件时，就必然涉及两个税务机关，而二者的协作配合在税收执法实践中并非很理想。在计算逃税比例时，应纳税总额是否包括海关的关税以及减税、免税、先征收后退还税款、免抵退涉及的税款等，因规定不明确而无法操作。纳税义务存续期间不足一个纳税年度的，在计算逃税比例时，应纳税总额中是否应包括企业所得税也无法确定；如果包括，又如何计算。扣缴义务人同时又是纳税人时，如果应纳税款有逃税，而已经扣缴的税款又有逃税，如何计算逃税额与应纳税额的比例，也不是很明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数额+比例”的定罪标准难以解决的。二是“数额+比例”的立法模式使纳税人在适用法律时显失公平，因为逃税罪的构成标准必须同时具备比例和数额两个条件。而对小纳税户而言，因应纳税额较小，逃税时就很容易达到10％的比例而构成犯罪。对其而言，逃税罪的构成标准几乎就只有一个数额的规定。而对纳税大户而言，只要逃税额与应纳税额的比例达不到10％。逃多少税都不构成犯罪。因此，这种规定实质上导致在适用法律时，对纳税人使用了双重标准。而且纳税大户逃税百万元甚至上亿元都可能不构成犯罪。这种使纳税人在适用法律上明显不公平的立法，与刑法所确立的“适用法律一律平等原则”自相矛盾。立法应以“适用法律平等原则”为宗旨，逃税罪定罪标准与纳税的多少不存在合理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修正案应当取消“数额+比例”的立法模式，仅采用数额标准，同时适当提高定罪的数额标准。这样立法不但可以避免上述缺陷，还可以使得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处理逃税罪案件更加方便、简洁、易于操作。可能有人会担心这对纳税大户不公平，纳税大户已经缴纳几个亿甚至几十亿的税款，而如果逃税几万元就构成犯罪，这让人难以接受。但如上所述，修正案总体有轻刑化倾向。一是定罪标准的提高，会减少纳税人被定罪的可能性；二是修正案规定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这也是消除上述担忧最有保障的规定。如果纳税大户是首次逃税，或者在五年内因逃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一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都有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机会。实质上五年内至少三次以上逃税并且前两次因逃税受过行政处罚，而且第三次逃税数额达到定罪标准之后，才会受刑事处罚。所以，修正案的实施，使纳税人今后受刑事处罚的可能变小，尤其是纳税大户，可能性更小。因为当事人通常有能力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和接受行政处罚。所以，逃税罪的定罪标准仅仅采用数额标准所带来的上述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3对扣缴义务人是否给予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机会没有表述清楚。根据修正案第四款的规定，“有本条第一款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而第一款行为主体就是纳税人。纳税人具有“出罪”的机会，而扣缴义务人是否也具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表述清楚。本条第四款可以修订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条第一款行为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4对扣缴义务人的定罪问题没有表述清楚。修正案第三款规定：“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款只规定了犯罪主体、手段、结果、情节以及处罚标准，并没有说清楚定什么罪。而且对于1997年刑法的规定，扣缴义务人能否当然理解为偷税罪主体，有的学者也提出了质疑。…如果把扣缴义务人规定为逃税罪主体，可以把“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句话修改为：“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袁森庚，对偷税手段的立法分析[J]，税务研究，2007，(12)，

[2]袁森庚，偷税罪成立标准的立法缺陷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3，(1)，

[3]邬海波，吴剑峰，论偷税数额与比例的计算[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3)，

[4]袁森庚，税务行政执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73-75，

[5]袁森庚，论偷税罪的立法改进[J]，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8，(3)，

修正案范文篇5

关于第四次修改宪法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但在专业人士中似乎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归纳和概括各种说法，不外乎三类基本的主张∶（1）作为根本规范，宪法应该具备相当的稳定性和恒久性，不宜轻易变动。（2）目前已经浮出水面的某些修正案内容似乎并没有什么新意，其实仅靠法律规定甚至政策性举措就可以解决相关的事宜，不必写进宪法文本当中。何况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现有的宪法条文未能充分落实，在形式上不断修宪非但于事无补，甚至可能败坏宪法的信誉和权威。因此，与其随便改宪，不如做好宪法解释。（3）不否认宪法有修正的必要性，关键是改什么、怎么改，如果采取“抓芝麻、丢西瓜”的做法回避实质性改宪要求，或者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甚至宣传口号在修正案中的象征性意义就会偏离宪政的轨道。我认为这些主张都很可贵，是值得有关部门认真听取和考虑的。

以上意见虽然不同，却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这就是必须坚决维护宪法的威信，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底线或界限，防止立法机关的任意性。我们不妨以这个共识――至少是法学界的共识――为前提来探讨改宪的有关问题。首先分析主张（2）提出的以宪法解释来取代宪法修订的可能性。在法治发达国家，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进展的确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包括判例宗旨的阐述评论在内）的变化来实现的，只有在不得不突破条文的时候才采取制定修正案的方式。因此，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来看，宪政是生生不息的；从宪法修正的角度来看，正如主张（1）所说的那样，宪法是应该更具有稳定性、恒久性的。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根据现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均无权解释宪法，唯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享有宪法的解释权；立法机关当然只好采取补充或改变宪法文本的方式来行使宪法解释权。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现行制度下区分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很难在两者当中划出明确的界线。

既然宪法的发展实际上只剩下修改宪法这一条独木桥，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难免会在文本僵硬与修正案频仍之间进退失据，于是修宪成习而流于轻率的现象也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即使仅仅为了满足具体落实宪法内容的要求，也有必要承认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解释宪法、运用宪法的权力，进而可以推论司法审查制度的重要意义。如果缺乏某种可操作性的司法审查制度，宪法的稳定性、恒久性以及相应的权威性是根本无从保障的――这就涉及主张（3）的思路，如何适当确定这次改宪的内容。

显然，综合上述三种主张的内在涵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强调宪法稳定或者宪法解释，还是考虑宪法修正案的内容，都应该首先建立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何况在孙志刚冤案被揭露之后，已经有三位公民按照法律程序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的有关法规和规章进行违宪审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当局的举措提供了良好契机、营造了有利的氛围。通过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建立具有某种司法性的宪法委员会或者宪法法院，此其时也。

其次，让我们进一步分析这次改宪有可能包括的其他内容。

作为根本规范的宪法本身也需要修正，这个事实不断向人们提出以下问题∶宪法最高效力的基础究竟何在？改宪的根据和条件又是什么？众所周知，欧美各国的现代法治秩序均以自然法以及个人的自然权为价值根源，构成从国家之外检验国家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尺度。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传统恰恰相反。作为正当性判断标准的“道”不是国家法之外的超越性力量，而是体现为其内部的循环运动――“反者道之动”这一句话就把道与自然法之间的本质差异表述得淋漓尽致。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意味着“上德”、“无为”，往往表现为以个别承认和社会舆论的方式对国家的强制力进行限制。

然而，非典型肺炎和孙志刚冤案对现行制度和秩序所提出的追问，却鬼使神差地把东西方的正义观以及法律正当性的外部标准（例如“天堂没有暂住证”的表述）和内部标准（例如“网上登闻鼓”的隐喻）统一起来了。两大事件都涉及生存权和自由权――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知情自由、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都把人权的超验之维与舆论的共感世界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意义上，第四次改宪有机会按照人民的意志来巩固和发展宪法的价值基础，为今后的违宪审查提供更能体现政治文明的判断标准。换句话说，在经历了天灾、人祸以及民愤舆论的冲击之后，应该把承认知情权和迁徙自由作为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条款，作为落实两个人权国际公约的具体标志，否则现代宪法秩序的建构就无从谈起，改宪的成果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这是除建立违宪审查制之外的改宪内容的第一层意思。

但是，在强调自由权的同时，也应该明确拒绝以自由至上论（libertarianism）和自生秩序观作为宪法的潜在意识形态。鉴于中国社会具有显著的网络结构特征，很容易导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而现实生活中的贫富悬殊已经超过警戒线，必须坚持国家有权对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的原则，以抑制社会性权力的任意扩张和跋扈，保障十三亿人在有限的土地上都能获得公平适度的生存空间。否则，少数巨富与大多数新贫民相对峙的两极分化势必在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等基本价值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并可能诱发统治危机。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如果要在新的宪法修正案中把私有财产作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而重新定义，那就必须同时对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扶持和提供充分的基本保障，包括承认工人、农民组织利益团体进行共同交涉和采取共同行动的权利（即宪法学上的“劳动基本权”），进一步完善征收租税和审查财政预算的各种制度（即宪法学上的“税收法定原则”和“财政的议会中心原则”）。这是关于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实质性内容的第二层意思。

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倒不是国家要不要对竞争结果的过度偏颇进行干预，而是采取怎样的方式进行干预，干预的前提条件和限度是什么。为此，必须按照宪政体制的分权制衡和程序公正的原则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各种制度性限制，其中最关键的是确保司法独立，加强法院的地位和作用使之具有约束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容许法院解释宪法并引进违宪审查制度，于是我们又回到最初那个基本结论的立场上去了。这是就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政要求而考虑改宪内容的第三层意思。

修正案范文篇6

关键词:系统论;刑法修正案;入罪化;限制;合理性

一、问题的提出

刑法立法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可归属到国家重大行为范畴，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胡萨克甚至将该行为定性为与战争行为同等地位［1］5。在目前中国，刑法修正案是刑法立法的唯一方式。1997年以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预防惩治犯罪的需要，以刑法典为基础，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十个刑法修正案和十三个有关刑法的法律解释。其中最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则是有关金融犯罪、药品安全、高空抛掷物品、知识产权保护等新规定的适用［2］。通过观察刑法修正案对刑法作出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不难发现其主要呈现加大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入罪化①的趋势。中国刑法修正案的明显入罪化有一定的实践根据，即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的来临，同时还面临着技术性犯罪所带来的危害。综上所述，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修正刑法的必要性，进行刑法修正案入罪化已成必然趋势。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此存在质疑，其认为进行刑法修正案入罪化与功利主义原则相背驰，不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要求，此外也与刑法谦抑原则相冲突［3］。有关刑法规的解释在刑法学领域内有着确切的界定，依据上述理论困境可将其视作为静态存在，而在动态方面则是以人类为主体，贯彻落实人为的、任意的原则，在完善刑法规范的过程中不断融入新的要素。有关刑法系统从客观角度来分析，其又属于一种动态系统，刑法修正案入罪化与刑法动态运作密不可分。总而言之，只有将刑法本身与动态运作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最大程度摆脱理论困境的束缚，刑法系统所需的各种要素需要在外界进行获取，其可借助自身动态运作进行实现。将刑法作为一种系统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同样也是一种思想实质，是构成内部组成要素的重中之重。本论文旨在突破刑法修正案的理论困境，借助系统论为方法，摆脱刑法修正案入罪化的种种限制，进而赋予刑法更高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

二、刑法修正案入罪化既有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一)中国刑法修正案入罪化与去罪化之争

以1999年《刑法修正案(一)》为始，进而逐步蔓延至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这一过程中主要围绕犯罪之构成要素进行展开，同时也设置了新罪方式。但无论哪种方式都涉及秩序、权利以及权力之间利益关系。当前背景下，进一步使得刑法修正案入罪化处于该领域风头浪尖之上，备受外界的重视和争议，入罪化和去罪化两种立场随之而出现。该问题不仅涉及自由和秩序、权利和权力的博弈，亦体现国家的价值选择。支持入罪化学者极力倡导应扩大刑法犯罪区域，通过抵制社会变革降低对社会的危害程度［4］。著名专家陈兴良、张明楷也对该理论持认同观点。对入罪化持支持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入罪化对社会风险进行规制，有利于缓解国家权力和公民之间的矛盾关系。总之，对于刑法价值重心的转变应慎重对待，严禁操之过急使得风险加剧［5］。受西方权利逻辑思维的影响该理论受到到多数人的支持和信赖。整体而言，虽然刑法修正案入罪化和去罪化的理论存在争鸣，然而不管从实践层面而言，还是就学界来说，仍然有大部分专家站在入罪化立场上，因此这个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就本质而言，无论是去罪化还是入罪化，其归根结底上属于刑法修正案上的内容，其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应用入罪化?怎样对入罪化进行限制?倘若现代社会的法治标准与入罪化的限制一致，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抵制入罪化。

(二)系统论方法为入罪化理论提供新思路

在中国刑法修正案入罪化与去罪化之争中，入罪化理论在学界和实践中占据优势。纵观国内外相关理论，可知当前刑法立法方面的相关学说主要有功利主义(主要代表为边沁、贝卡利亚)、报应主义(主要代表为黑格尔与康德)、赫伯特·帕克的限制刑罚制裁立法原理、理查德·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原理以及帕特里克·德夫林和米歇尔·摩尔为代表的法律道德主义原理［6］。然而这些学说或理论多具备限制性。这些原则和学说或出于教义学，或出于道德哲学，或出于伦理学。然而以上原则和学说都是从静态层面上看待刑法。要想更好地进行刑法演化，打造和谐的社会秩序，就要通过意义沟通的方式来构建基于人类的价值系统。所以，在限制入罪化问题上，基于系统论的方式一方面依据外界环境和刑法系统的沟通效果，另一方面则依据环境现状与刑法系统，进而做到知行合一。

三、系统论视角下刑法系统的特征

(一)刑法修正案是刑法系统的自我创生的结果

根据系统论理论，系统具有“自我创生性”，简单地说，系统不论是生存还是发展以及演化等过程都是自身创生而来的［7］。对于刑法来说，刑法修正案借助于两种方法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调整，一是对已有的组成要素的调整，二是增加新的规范，不论采用哪种方式，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都可以将其看作是刑法系统的自我创生。好比一个生物在一个变化的环境中不断提升身体结构，继而呈现出新功能一般。刑法修正案作为对刑法典的小修小补，就是刑法这个“物种”为了适应环境的变迁而衍生出的新功能。

(二)刑法系统的自我创生具有内外的预设条件

根据系统论理论，系统的创生过程并不意味着系统与外界环境隔绝，而是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的演化和创新［8］270。因此，系统在创生过程中，不仅需要自身具备相应的条件，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以生物系统为例，该系统在自我创生过程中，首先借助于外部环境获取所需元素，然后在内部进行自我循环从而实现创生。因此，对于刑法系统而言，其创生的过程除了系统内部条件以外，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应当具有不可或缺性与稳定性。笔者认为，刑法系统的内部环境便是刑法的机能与原则，在第四部分第二小节将会详细论述。与此同时，系统的自我创生过程离不开其外部的预设条件。而刑法系统所应用的社会环境等便是其外部的预设条件，比较典型的便是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司法环境的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社会环境中以法条作为法律渊源，中国作为社会环境近似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种类型，刑法系统的演变模式则采用刑法修正案的形式;而与之不同的英美法系国家则更倾向于判例法的形式，因此英美法国家的刑法系统在变化过程中，衍生出新的判例作为其功能的发展，而不是刑法修正案。由此可见，不同的外部社会环境会为刑法系统的自我创生过程提供不同的养分，进而孕育出不同的成果。

(三)刑法系统具有认知的开放性

演化也是系统自我创生的一种形式，不论是哪一种系统，只要进行自我创生都需要和外部环境建立联系。正因为这样，部分学者提出系统在进行创生的过程中，产生了系统对环境的某种需求，称之为认知性开放需求［9］386。对于刑法系统而言也是相似的，该系统借助于认知上的开放获取外部环境的相关信息，借助于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对信息进一步消化和甄别，并将所需要的信息吸收到系统内部。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风险社会背景、犯罪新态势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2020年6月28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加大了对安全生产犯罪的预防惩治，完善惩治食品药品犯罪规定，完善破坏金融秩序犯罪规定，加强企业产权刑法保护，强化公共卫生刑事法治保障等，都是对当代司法难以应对的热点问题的回应。对于刑法修正案而言，外部环境中出现新的事实、信息以及价值等都会导致其入罪化，这不仅有效克服了刑法的弊端，而且也解决了刑法滞后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出现刑法修正案入罪化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刑法系统具有开放性。

四、刑法修正案入罪化的限制及其依据

(一)外部限制:物质能量和渗透选择

根据系统的开放性理论外部环境为刑法修正案的入罪化提供了基础，但反过来也对其产生一定的制约。起初，对于刑法修正案而言，其入罪化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能量供给［10］。从一个角度来讲，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对刑法系统产生影响，通过两者之间的联系使系统获取物质能量，这对刑法修正案的出现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变化，而是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对刑法系统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如果社会环境没有发生变化，刑法修正案就不会出现。接着，刑法修正案的入罪化还受到外部子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渗透选择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讲，刑法系统能否吸收子系统的变化，或者子系统是否影响刑法系统的吸收，这些都是未知的。例如，宗教和道德等子系统和刑法系统相互之间都具有选择权。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选择，刑法系统都不会超脱于外部环境现有的子系统之外，这就对刑法修正案入罪化构成了一定的限制。

(二)内部限制:内在理性与秩序

从本质上来说，所谓的刑法系统规范闭合具体是指法律根据自身所具有的规范、原则以及规则等发挥作用。虽然外部环境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刑法系统的边界是不会改变的，该边界对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物质以及能量交换进行调控和规范。换句话说，即使刑法修正案的犯罪圈不断扩大，都不能超过刑法系统的内在理性与秩序。何为内在理性?入罪化的德性保障，即正义性。何为秩序?即刑法的机能与原则。在机能方面，刑法具有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这两大机能对刑法的应用起到平衡作用;在原则方面，刑法具有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平等适用原则等，它们是刑法在运行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刑法系统在自我创生的过程中如何演变，都脱离不了它的机能和原则，即内部的预设条件。否则其衍生的部分将不能纳入刑法系统的一部分。举例说明，刑法修正案根据恐怖犯罪的情况合理加重相应惩罚，这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指出存在对恐怖活动提供帮助的组织等帮助犯正犯化，对打击恐怖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在俄罗斯，杜马对相关内容也进行了修订，指出了“连带责任”，简单地说，恐怖分子的亲属和朋友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11］。这一规定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应该对其进行制约。

(三)排除不合理的外在干预

刑法修正案入罪化的过程不仅需要遵守内外的限制，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刑事政策、功利及政治等外在干预。在这过程中，以刑事政策为典型的外部干扰，经常成为阻碍刑法系统正常运转的要素。刑事政策一般是指实现某种政府目的之政策，如“严打”以及“从快”等政策，这些政策是政府根据当时犯罪状况而制定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还需要满足前提条件，即刑事政策不能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严格按照法治精神，否则将在实践中造成诸多对人权侵犯的冤假错案事件。这主要是因为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只是简单地将刑法看作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一味地为刑法系统提供各种要素，而忽视其本身又独立成一个系统的事实。因此在刑法修正案入罪化的过程中，还应更加重视刑法系统的自治独立性，排除不合理的干预，这样才能保障该系统健康发展。

结语

现阶段，中国治理模式处于变革中，从原有的人治向法治转变，以落实依法治国，并借助于约束机制使人治消灭。对于刑法修正案而言，其入罪化也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但是随着近年来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不断增加新罪，并对旧罪构成要素进行改变，这就增加了入罪化的范围，这主要是刑事政策以及政治等多种因素对刑法的干预造成的。所以，加强刑法的系统性，使刑法的自治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对刑法修正案入罪化进行分析，更能凸显出刑法系统的结构和逻辑，也能很好体现出刑法系统和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总的来说，刑法系统入罪化需要符合刑法系统自身的结构和逻辑，并且还需要保持与外界环境的良好互动关系，从而提高入罪化的可行性，以更好地应对在转型社会中高发犯罪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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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陆锵鸣．论系统的开闭两重性［J］．系统工程，1995(1)．

修正案范文篇7

一、宪法修正案充分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关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大主张

此次修宪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把我们在实践中取得并证明是成熟的重要认识和基本经验写入宪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为执政党按按照自己的面貌领导国家，为人民群众监督执政党的领导提供了宪法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的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并将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既保持稳定又与时俱进，必将为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走向辉煌，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必将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书写出新的篇章。

同时，“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作出的政治承诺。只有始终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才能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一个“代表”没做到，就要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民对于执政党的要求、对于如何来判断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如何监督执政党，也就有了一个标准和依据。

新的宪法修正案的14条，除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国家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以外，其他各条实际上也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比如，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政治地位的确认，增加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和保护人权、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条款，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特别是增加“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体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可以说，从此次修宪开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并将和宪法一起，成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一个重要保障。

（二）统一战线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将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新的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部分社会人士列入作为人民民主专政阶级基础的统一战线之中，反映了由于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的地位和关系的变化：现在这个统一战线已经和过去的工农联盟、劳动人民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组成的统一战线有了根本的不同。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些社会阶层的人士，按照传统观点应属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范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些人士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标志着这些社会阶层政治地位的提高，实际上也标志着我国国体也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变化，表明了国家政权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联盟范围更加广泛和扩大。

二、宪法修正案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修宪为民”的现代法治思想

新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人权保障和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等规定，体现了“修宪为民”的理念。保障人权原则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的确立是修正案中对我国未来社会影响最大、最有价值的是两条。

（一）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人权、民主、法治构成了宪政的三个要素。其中人权保障是宪政的核心价值、终极价值，与此相对，民主和法治仅具有手段的意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保障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他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成立政府的目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此次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标志着中国也走进了“权利时代”，表明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决心和信心。

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建设，为此宪法修正案增加了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提出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落实公民生存权，必然要求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二）确立“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人权保障的进一步贯彻和具体落实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公民个体而言，对财产权的具体的、直接的保障才是最有效的保障。财产权为宪政提供了最为牢固的基础。2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

程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广大群众对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这次修宪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用“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公民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财产权，提供了宪法保障；同时，完善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以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

（三）“政治文明”目标入宪，将为政治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这次修宪建议中，首次把“政治文明”一词写入宪法，体现了执政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努力，使民主政治建设有了宪法保证，必将更有力地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从确认“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地位，“三个代表”入宪，增加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和保护人权等条款来看，“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已经具备了越来越明确而丰富的内涵，可以预期，在宪法和新的宪法修正案的指引和推动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取得更大进步。

国家主席职责的变化，也将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新的宪法修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的职责中，增加了“进行国事活动”这一条，这是国家领导体制的新变化，是执政党的行政方式的一个变革。

修正案范文篇8

党的*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明确了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确定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并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及党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党章修正案按照中央确定的修改原则和全党同志的愿望，从八个方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和党建工作的制度创新成果。

第一，把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党章修正案总纲增写的关于党的*以来的实践进程的内容之中。党章修正案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有关表述，在总纲增写了一个自然段，集中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定位及其重大指导作用，这有利于全党同志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上来，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第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了党章修正案总纲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的论述之中。党的*以来，我们党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应地，把党的基本路线关于奋斗目标的内容，由“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章修正案把这些重要内容写入了总纲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的论述之中，同时还增写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的内容，这有利于全党同志更加自觉地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奋斗。

第三，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了党章修正案总纲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之中。在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些都是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把这些写入党章，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四，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写入了党章修正案总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之中。这对于指导全党同志全面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对于指导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写入了党章修正案总纲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之中。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将其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同志把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和任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第六，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写入了党章修正案总纲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中。强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有利于全党同志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原则和工作重点，抓住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重点、分步骤地持续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修正案范文篇9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把我们在实践中取得并证明是成熟的重要认识和基本经验写入宪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经过这次修改，我国的宪法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国情、更加反映时代精神，更加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将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

如何深刻领会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实质，进一步确保宪法在本区域内的贯彻实施，我认为要抓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立即掀起全民学宪高潮，把握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提高宪法意识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一切政党和所有公民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次对宪法所作的修改，都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把组织和带领全民学宪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采取丰富多样的学习方式，重点学习好宪法修正案，把握主要内容，领会精神实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意识，促进宪法的实施。我认为在学习宪法，特别是学习宪法修正案中要把握几个重点：

一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指导地位的重要意义。必须让全民充分认识，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丰富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为推动“三个代表”思想，通过法律形式转变为全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法律基础。

二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地把“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了宪法。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完整地构建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体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将发挥指导作用。把“三个文明”及其相互关系写入宪法，是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表明了我们党执政方式和治国之道进一步走向成熟。

三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在统一战线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重要意义。这一表述，有利于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全面地凝聚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该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符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要求，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他们中的广大人员，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们手中的财富，大多是通过合法经营和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因此，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他们纳入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必将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与积极因素，使更多的社会力量，凝聚在党的周围，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四是全面准确地领会把握党和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宪法修正案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把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方针确定下来，这对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排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特别要指出的是，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4次对宪法部分内容作了修改。其中对宪法第十一条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进行了3次修改。这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愈益重要。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不断深化。

五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的科学内涵，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体现了保护、制约和补偿的三原则，用财产权代替了原有的所有权。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解决了原宪法保护范畴不明确和保护力度较弱等问题。

六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科学内涵，依法维护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建设民主政治，保障公民人权，本来就是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之义，这次将他们写入宪法，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把以人为本作为国家的价值观，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国家对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实质，我们的认识就更加深刻，就能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在前进的征途上，我们始终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我们就能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二、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推动宪法在全社会的贯彻实施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这次宪法修改为契机，迅速掀起全民的学宪高潮，这对于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们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推动宪法在我市的贯彻实施。

（一）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等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宪法的重大意义，增强宪法意识，自觉遵守和维护宪法，并同违反宪法、法律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作斗争。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在学习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进一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对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对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对推动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对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具有重大意义。只有充分认识了这些重大意义，学法才有自觉性，执法才有原则性，护法才有坚韧性，普法才有持久性。

（二）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宪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领导。首先各级党委要把学习宪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研究制定学习宪法的具体计划，并付诸实施。其次，要把市、县级领导干部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学习。把学习宪法与干部培训结合起来，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同“四五”普法结合起来，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结合起来，同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第三，加强督促检查，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三）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关措施，推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比如，可以组织选任干部进行宪法知识考试，组织公民进行宪法知识竞赛，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个案监督，对违宪行为进行纠正等等。建议全国人大以宪法修正案为基础，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出台新的子法子规；有立法权的省、市、自治区（县）也要以宪法修正案为镜子对照检查过去出台的法律是否符合修改后的宪法精神，以维护宪法作为母法的特殊和不可侵犯的地位。

（四）各级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是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主体，不折不扣地执行宪法的各项规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和任务。各级政府要把学习贯彻宪法与做好政府工作结合起来，加强实施宪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建设。如，加快改革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大力引导和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进现代产权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以及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修正案范文篇10

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运转的核心。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的要义即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违规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势必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引发金融风险。修订后的《证券法》将此部分内容作为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中之重。为了与修订后的《证券法》保持有效衔接，刑法修正案大幅度提高了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的处罚力度，有助于将打击证券犯罪“零容忍”的要求落到实处。同时，刑法修正案将保荐人等中介机构规定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责任主体，运用刑罚手段对中介组织的严重失信行为进行有力惩治，回应了注册制改革对刑事立法的现实需求。此外，在责任主体方面，为了与《证券法》保持有效衔接，刑法修正案在该罪项下同样增加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责任条款。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由于其特定地位，有着组织、指使相关人员虚报、隐瞒、违规披露信息的能力，强化对其追责，符合现实逻辑，也能形成与《证券法》相关条文的有机联动。

关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证券发行注册制是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证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注册制要求证券发行主体按照《证券法》规定的程序申请上市并规范披露信息。这就必然要求发行计划、财务会计报告、资信证明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证券发行中介机构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也是不可或缺的。压实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也是施行注册制极为关键的内容。为了与修订后的《证券法》保持有效衔接，刑法修正案扩大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在原先的基础上，新增了保荐、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使得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规制的范围更加广泛。

关于操纵证券市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