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角范文10篇

经济视角范文篇1

【正文】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189(2001)01-0031-06

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丰富的信仰思想，本文只从一个侧面初步展示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并揭示马克思考察信仰的独特视角。

一、从经济看信仰：马克思信仰思想的独特视角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经典作家从来不谈论和研究信仰问题。这种印象不正确。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就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信仰问题。比如，马克思从研究和批判宗教的角度谈论过信仰；从批判旧哲学和清算唯心主义哲学信仰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政治斗争和政治信念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人生信仰角度谈到过信仰；还从思想宣传的角度，以及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等也谈到过信仰问题。在马克思谈论信仰的各种角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至今往往受到忽视的一个视角，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信仰现象的观察和透视。这是马克思信仰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信仰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且是离经济基础比较远的意识形态现象，人们往往看不到它与社会的经济因素和经济过程之间的联系。所以，历来研究信仰现象的人，不论是一些神学家、宗教学家还是哲学家、文学家等，往往从思想人文的角度考察信仰问题，而通常并不注意进行经济分析。这就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信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独具慧眼，能够从经济角度去考察信仰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理论分工中，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因而，他在研究经济学过程中随时随地涉及到一些信仰问题，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新颖的见解。

经济学研究与信仰研究看起来天悬地隔，但并非如此。马克思不是就经济研究经济，而是从经济领域来透视整个社会。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经常地广泛地涉及到信仰问题并不奇怪。而且政治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科学性，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正是为共产主义信仰作了最有力的实证性的科学证明。而且马克思的有些经济学论述本身就是某种关于信仰的思想和论断，可以看作是从经济学侧面来阐述信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和信用制度问题的分析等等就是如此。另外，在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还时常看到一些关于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概念和提法，他引用一些宗教术语或关系来说明经济活动或经济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比如，用神学家的思维方式来比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就象神学家根据自己的信仰来把一切宗教划分为真正的宗教和臆造的宗教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信念把一切社会制度划分为天然的社会制度和人为的社会制度。他说：“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则都是神的启示。”①再如，马克思还用天主教与教皇的不可分离关系来比拟商品与货币的关系。马克思针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想废除货币而保存商品生产的天真幻想，讽刺说：“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②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信仰问题与经济问题有密切联系，他在自己的经济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信仰思想。

二、关于信仰现象的经济根源和基础

马克思注重从经济活动中考察思想信仰问题，揭示信仰现象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下面我们列举马克思的几个相关论断，并作初步分析。

1.神话：在幻想中支配自然力

神话是一个与信仰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神话作为一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是早期人类的世界观，数千年来人类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了庞大的宗教信仰体系。任何一种宗教世界观都是神话世界观，或从神话世界观发展而来。对神话进行研究，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揭示宗教信仰的秘密。马克思对神话素有兴趣，在波恩大学学习期间学习“希腊罗马神话”课程“极为勤勉和用心”。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材料中，也研究了古希腊一些哲学家尤其是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的神话观点。这些都为马克思后来对神话的论述打了基础。

马克思关于神话本质和作用的论述比较集中地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③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尤其是从人类生产活动的角度来审视神话现象，这就抓住了神话得以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人类的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逐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过程。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主动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是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人类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尽管人在与自然的力量对比上常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历史阶段，人们更多地是受着自然力的支配。但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人类在内心中也仍然希望自己支配自然力而不是受自然力支配。而当人们缺少实际上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能力时，就在想象中实现这个支配。

马克思上述神话定义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宗教下的定义，正好是相互补充。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④宗教作为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自然力和社会力）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显然就与神话相反。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自然力支配人还是人支配自然力的问题，那么宗教反映的是自然力支配人的事实，而神话则折射出人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宗教与神话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

其实，宗教世界观和神话世界观有差异，但并不完全不同。宗教世界观就是在神话基础上对神话的加工改造和利用。在人类历史上，神话的出现比系统的宗教世界观要早，因而以更为明显的形式表现出人类力图征服自然的要求和愿望，而随着从不自觉的神话创作到系统的宗教世界观形成，这种要求和愿望越来越被神学掩盖了，在宗教教义中，人们只能看到神的意志和要求，看到人对于神的皈依和崇拜，而看不到人类自身力图改造世界的要求了。因而，通过了解神话的本质作用和形成发展，也有助于揭开宗教信仰的秘密。比如，从神话中看到，宗教不过是从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分化产生出来的，这就看到了宗教的世俗起源，扫去了它的神圣光环。随着自然力（以及社会力）在实际上被人类所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宗教也会随之消亡。

2．宗教反映了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世界观是对他们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如果这种现实的关系是合理的而不是狭隘的，是明朗的而不是神秘的，那么这种世界观上的反映就是真实的反映，而如果这些现实的关系是狭隘的而不是合理的，神秘的而不是明朗的，那么对这些关系的反映就往往是幻想的，即宗教的。马克思写道：在古代，“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⑤。马克思认为，宗教正是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古代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狭隘性，现实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神秘性。随着这种神秘性的消失，宗教的反映才有可能消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基督教新教是最适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对于商品生产者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⑥恩格斯加以概括说：“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⑦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基督教是崇拜抽象人的宗教。基督教属于一神教，一神教的神是万能的，“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⑧。基督教对耶稣这样一个具有人的形象的神的崇拜更突出地体现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样一种抽象的人正是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从封建束缚中独立出来，但这些个人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社会联系，而是成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隔离。个人劳动只有作为抽象的劳动才是社会劳动，个人只有作为抽象的人才是社会的人。所以，就像抽象的人的代表（耶稣）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劳动的代表（货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是由于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原则之间有共同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货币的崇拜就像基督教中人们对基督的崇拜一样，是一种对中介者或中介物的崇拜。马克思写道：“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⑨“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货币的情况也是一样。”⑩在马克思看来，人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接近上帝，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样上帝也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和崇拜，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而且，由于基督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因而也进一步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就是说，不同的人可以由于都相信基督而成为基督教徒，从而彼此联系起来。

同样，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个万能中介，它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私有财产与社会财富之间联系的中介，它在个人劳动面前代表社会劳动，在个人面前代表社会，同时在社会面前代表个人，在社会劳动面前代表个人劳动。这样一种万能中介物，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崇拜的对象。货币作为一种万能媒介，它的作用使它引起了人们的崇拜，成为人们心中的上帝。马克思指出：“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11]

马克思在讲到基督教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的宗教时特别强调了基督教新教，认为它是基督教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更为适合。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新教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正是西方一些学者目前研究的所谓“韦伯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西欧并在那里最先得到完备的发展，是由于西欧在宗教改革中首先形成了一种新教伦理，这种伦理引发了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很多人赞成。其实，首先提出和研究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新教之间关系问题的是马克思。而且马克思与韦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正好相反：韦伯是用基督教新教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产生，而马克思是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说明新教的产生。显然马克思的思路更为清晰，也更为正确。基督教新教作为适应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宗教，当然是更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形式。

4.信仰自由是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信仰自由，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在这里，“自由竞争”不是别的竞争，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由竞争在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思想信仰领域作为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反映着社会的经济领域及其变动。统治于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原则反映到社会的思想领域中，反映到人们的信仰生活中，就形成了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因此，信仰自由的原则本质上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通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则。这说明自由竞争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在思想信仰的领域中也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一种说明，是马克思的视角创新和观点创新。在此之前，人们关于信仰自由的原则，往往是从抽象的人性和人的权利的角度来讨论的，是从思想的宽容、宗教的宽容以及个人权利等等角度谈论问题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原则。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考察社会的信仰现象和对待信仰问题的原则，得出了最深刻科学的解释。

三、商品经济中的信仰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察商品经济与信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以下几个问题中的考察，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指导。

1.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商品经济中的拜物教现象，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顾名思义，它们分别是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三者是一致的，逐步递进的。

马克思最先使用商品拜物教概念并对其作出科学分析。但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比喻性概念，马克思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把人们对于商品的态度称作拜物教的。马克思用宗教中的拜物教概念来比拟商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假象和人们对这种假象的迷惑和崇拜。他写道：“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2]意思是说，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独立存在的物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它与宗教中的拜物教相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3]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性质相同，不过在形式上更集中、更突出和更耀眼。“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4]正因为如此，“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货币的奇妙手段。”[15]

货币拜物教是一种“盲目的信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粗糙的形式即贵金属崇拜，它是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另一种是精致的形式即对钱的崇拜，它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现代经济学的货币主义观点。“人民和政府的粗糙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紧紧抓住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并因此而相信贵金属的绝对价值，把对它的占有看作唯一现实的财富”。[16]“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仅仅在于，现代国民经济学是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本质的，因此，它就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它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糙的盲目信仰。但鉴于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同一个根源，盲目信仰的文明形式不能够完全排除它的粗糙的感性形式，因为遭到攻击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某个形式。”[17]

资本拜物教是货币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它表现在资本的各种形式上，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值的价值。”[18]“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19]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拜金主义的问题有深刻启示。首先，金钱崇拜是以商品崇拜为基础的，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及其特点，就可能产生对这些特点的拜物教形式的认识。只要有商品经济就有对商品以及货币的崇拜，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更为突出了，金钱崇拜也更为耀眼。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在思想意识领域积极地反对拜金主义，把这种错误倾向削弱到最低限度。其次，金钱崇拜很容易进一步发展到资本崇拜。因为对金钱的追逐迫切希望金钱的自身繁殖，而资本崇拜则正是表现出货币自身繁殖的外观。如果说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并不直接地表现出政治倾向，并不直接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崇拜和信仰，那么人们对资本的崇拜则直接就是资本主义信仰的一部分了。所以，对于金钱拜物教向资本拜物教的进一步的演化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2.信用制度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任

马克思对信用问题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揭示了信用和信用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揭示了在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念中，在对一国货币的信任中，体现着一种对于社会的信念。这信念可以说是人们社会信仰的一部分。

信用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信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值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20]在马克思看来，从贵金属到纸币，再到信用业，也就是说从货币主义到信用主义的转变，是一个进步，支撑这个转变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们对商品内在价值和货币价值的信仰。这种信仰其实就是一种隐蔽着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信仰。

马克思认为，不论资本主义如何进步，也不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仰的形式如何变化，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仍然只能是以物的形式和异化的形式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的天然关系，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马克思写道：“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这种假象所迷惑的圣西门主义者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信贷、银行业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与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因此，他们的理想是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但是，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21]

【参考文献】

①②⑤⑥[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98页、105页、96-97页、96页、89页、88-89页、111页、17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页。

④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66-667页、66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277页。

⑨⑩[11][16][17][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9页、19页、19页、20页、21页、21-22页。

经济视角范文篇2

关键词:地理视角;经济法;法律关系;地形地貌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具有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然而，在看似枯燥乏味而又体现某种人文特性的法律关系中，却同样可以像自然地理学教科书所讲那样，划分出各种地形地貌特征。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人生乃至平时的交往，都是一种又一种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的法律关系的话，在这个世界中，不同的法律关系就是一处处不同的美景，就像名山大川、草原荒野，盆地丘陵那样，彰显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对于传统的法律关系来说，它们大多体现着所描绘的那些类型，而对于它们构成的体系来说，往往又是单一的景象:譬如民事法律关系是平原，行政法律关系是高原，而刑事法律关系是盆地。这是从各个部门法体现出的“地形地貌”特征的角度下对其所作的划分。详言之，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这个定义下，我们可以将民事法律关系近似的看成是一种“平原”关系。

在这个平原中，民事主体在不滥用权利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如果超出范围，即是出了平原，则会看到其他景象，也就未必会受到民法的保护。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所做的行政行为具有服从的义务，因而在行政相对人遵守以及行政主体作出合理的行政行为时，他们就如同在高原内部一样，虽然空气有些稀薄，但脚下的路还相对平坦一些，但行政行为的双方如果违背自己的义务，致使行政行为无效乃至违法时，他们就又处在了高原的边缘地带，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而刑事法律关系就更不用说了，它是犯罪人自己一步步坠入了深渊，致使自己被困在了“盆地”中，不仅忍受了与正常人相比失去的名誉、财产等身外之物的痛苦，还被剥夺了自由，需要通过执行刑罚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总之，在地理视角下，传统的法律关系都体现了单一性，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到了二战以后，随着经济法学的不断兴起，经济法研究不断深入以及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创新，一个新型的法律关系体系———经济法律关系体系展现在了人们面前，而此时人们又惊奇地发现，这些经济法律关系又展现出了以往的民事、行政等传统法律关系的特征，将他们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结合经济法学的主流观点，经济法律关系主要有市场规制法律关系、宏观调控法律关系以及政府商事法律关系这三种。

其实，经济法律关系包罗万象，远远不止上述三种，由于目前学说还未确定除以上三种之外其他具体的经济法律关系，故笔者主要从已被确定名称的上述法律关系进行探索。市场规制法律关系，又被称为维护公平竞争法律关系，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只包含规制市场运行这一层法律关系，实则不然。在这之中，企业与其他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平等自由竞争当然地被包含在内，在正常状态下，经济活动主体之间正常、平等、自愿地参与市场竞争，自觉维护彼此之间的交易活动。只有在市场运行、竞争遭到破坏时，相应经济管理主体才会出面对市场进行规制，发挥一种类似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从而使得市场活动有条不紊的运行。而相应的主体如果违背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就会面临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体现出的是包含了民事、行政和刑事等传统法律关系所体现出的地形地貌。宏观调控法律关系，顾名思义，是国家为贯彻其相应的经济政策以及在应对各种经济变化而在宏观层面作的一种类似于计划、指标、命令性质的指导手段，那么经济管理主作以及经济活动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则体现着一种行政法律关系。

当然，经济活动主体在具体执行相应的计划指令时，也必然会涉及到民事法律关系，而相应的违法行为也会体现出刑事法律关系。从这种关系来看，经济法也体现出了各种地形地貌的总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政府商事关系，类似于商业活动，是指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开展的正常的市场经营活动。这一关系由于是商事关系，故其必然要遵循相应的民商事法律规范，在活动中则又体现着一种民事法律关系。由于其中主要涉及行政主体，故必然有着行政法律关系，而违反商事交易规则或者是滥用行政权，也会触犯刑法，牵扯到刑事法律关系。故从这种关系来看，经济法依然构成所有地形地貌的总合。

其实，经济法律关系远不止上述三种，但就从上述三种经济法律关系来看，它们中已包含了不同的地形地貌，其中既有像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平等自由而体现出的平坦开阔之景，也有像类似于行政法律那样的高原景观以及经济法律行为触犯刑法并且应收相应的刑罚处罚时体现出的盆地景观。再加上人们现在还没明确的其他的经济法律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经济法律体系，在一个整体中体现各种美景，从而构成一个地大物博、气壮山河的雄伟画面，也正如鸡尾酒和万花筒那样，让人在领略了各种富有特色的地形地貌的同时，给人一种清新舒适之感!

［参考文献］

［1］潘静成，主编．经济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经济视角范文篇3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不过分依靠资源来寻求经济增长，而是要在资源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并且要能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综合利用资源，让经济系统能够与整个生态系统相融合，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循环经济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并且要求在经济增长中综合利用资源，让经济能够融合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从而实现物质资源的重复利用。循环经济是一种高效、无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是遵循自然规律和能量流动方式的，其目的是资源循环利用，实现低污染、零排放，以此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而言，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人们能够以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促进人类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循环经济需要遵循如下原则：首先是要有新的经济观，不能超过资源的承载力，只有在承载力范围内实现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同时，循环经济要形成新的价值观，不仅要考虑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还要考虑到自然的修复能力，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以不断促进自然的和谐全面发展。在传统的工业中，人们的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这使得自然的负荷越来越重，因此必须要形成新的生产观，遵循3R原则，即资源利用减量化原则、产品的再使用原则、废弃物的再利用原则，力争做到排放无害化，保证生态的平衡。

二、我国旅游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旅游经济在体制上是不完善的，无法做到资源的高效运用，典型特征就是低投入、高利润。旅游景点一般是以国家垄断的方式进行保护的，这就导致了旅游市场的封闭性，阻碍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再加上旅游经济管理工作涉及部门较多，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合作，由于我国的旅游经济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各个部门合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制约了旅游经济的增长，间接影响了旅游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还存在经费投入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许多地区对旅游服务设施的投入很小，导致设施配套不完善，景区主要的道路和绿化工作不到位，制约了旅游经济的高效运作。旅游开发部门也缺乏长远的目光，经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的发展，严重违背了循环经济的要求。再加上旅游相关部门缺乏创新理念，旅游产品都是以往的主题和方案，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导致游客的数量逐渐减少，使旅游行业信誉受损，与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三、创新旅游经济管理的思路

旅游行业综合性比较强，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与当地资源、环境、人文和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旅游经济要实现系统观创新，构建系统管理和控制的系统观，站在整体的角度来打造品牌景区，有效促进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融合，加强旅游行业的规划和融合，以系统为原则，促进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管理要实现经济观的创新，就要优化旅游业资源，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保证游客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体验，在不危害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实现最合理的经济利益，在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开发利用，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旅游经济管理还要实现环境伦理观的创新，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宣扬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基于循环经济的视域下要尊重生态环境，保护好生态系统。同时还要实现好生产观念的创新，节约生产，促进绿色生产，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帮助游客实现消费观念的创新，改变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减少消费上对环境的破坏，促进民众购买旅游循环经济产品。在循环经济视角下，旅游企业是产品形成和资源消耗的关键所在，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因此构建与自身企业相适应的循环经济体制是十分重要的，鼓励当地旅游产业控制好旅游设施的规模，禁止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减少旅游服务过程中的物质能源消耗，倡导展开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旅游经济管理需要重视经济产业链的循环，实现资源的可循环再利用，这也是旅游业内部分工的结果，同时旅游业还要建立起相应的废弃物再利用资源优化企业，保证旅游业的上游产业链和下游产业链能够得到相应的延伸，实现资源的充分高效利用。为了更好地实现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我们要构建完善的旅游循环经济体系，不断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出行，鼓励人们爱护环境，建立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将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变成全人类的责任。

作者:孟昱龙 霍婧媛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胡双.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管理[J].经济视角，2011（02）.

经济视角范文篇4

关键词：低碳经济；和谐会计；构建发展

一、低碳经济与和谐会计

当前，在国内，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因为低碳经济在注重发展的同时，注重考虑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进行环境保护工作，和谐会计的概念被提出。和谐会计要求与社会相协调，坚持公平、诚信等原则，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关于和谐会计概念的界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于玉林教授(2007)给出观点，“和谐会计是指对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以资金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会计行为，采用会计手段进行规范，以便促进民主、法治、公平、诚信、有序与协调的会计。”通过学者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低碳经济和和谐会计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低碳经济的出现，催生了会计研究的新领域，，而低碳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和谐会计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和谐会计顺应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对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低碳经济与和谐会计的精神实质及发展宗旨一脉相承，即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

二、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会计不和谐的表现

(一)忽视环境的成本

我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比较粗放，往往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忽视长远的发展。这是致使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也变得不可修复。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下，并没有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核算的范围里边。在多数人眼里，成本仅仅指“费用”，因而环境成本问题一直被人所忽视。

(二)对劳动者权益的看待缺乏科学性

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重视人本问题。低碳经济属于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其本质特征是创新，并且涉及到制度和技术等多个方面。在低碳经济迅速发展的趋势下，企业要做的就是加大对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在会计活动与会计工作中，也要把人本放在第一位，尊重员工自身的价值，肯定员工为企业所做的贡献。和传统的物本会计进行比较，人本会计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强调人的角色，尊重劳动者的权益。从当前来看，物本会计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很多企业并没有重视员工的合法权益，也没有制定任何措施对其进行保护。

(三)无法保障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低碳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求企业充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这对企业来讲，既是生存的基础，也是发展的根本。但是，在实际中，很多企业并没有按照低碳的要求做，反而常常给消费者带来伤害。企业都是把盈利放在第一位，甚至为达到该目标不惜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违法获利，而会计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确认。

三、低碳经济视角下构建和谐会计的建议与对策

(一)对会计假设进行挑战

当前，在会计假设中，产权一直处于主体的位置。在构建和谐会计过程中，要求人力资源作为产权的主体，在低碳经济这样一个背景下，坚持把人放在第一位是构建和谐会计的原则，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在人力资源当中，投资方并不意味着受益方，为了防止“产权错位”现象的出现，则必须严格区分出会计的主体和会计的客体，把人力资源的产权主体纳入到会计的主体里边，将投资的成本与投入的价值纳入到会计的客体里边。

(二)对会计理念进行创新

和谐会计中应该增加“绿色核算”的方式。因为“绿色核算”这一核算方式，充分考虑了环境的损失，在核算报告的信息中也增加了不畅信息，该理念的创新可以调动企业高效、合理利用、开发各种资源。要增加环境服务的概念。环境服务要求会计活动要与社会、经济、文化实现和谐统一，通过对资金加强管理、开源节流、交流沟通等方式，真正将低碳落实到实际行动上。

(三)企业勇于承担责任

当前在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仍要重视发展经济。在过去，当经济发展与环境发生冲突时，往往会选择发展经济而破坏环境。但是在低碳经济的要求下，要重视解决环境问题，特别是企业要勇于承担在保护环境中的责任，在节能减排上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自身积极推动和谐会计的构建。

作者:付媛媛 单位:菏泽医学专科学校保险营销教研室

参考文献：

[1]鞠秋云.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企业环境成本会计核算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1.

[2]陈欣.基于低碳经济视角下的环境会计研究[D].沈阳大学,2014.

[3]岳菲,孙红梅.低碳经济视角下企业低碳会计体系构建探究[A].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2013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2013:7.

经济视角范文篇5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农业；发展战略

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在以往的时间里，农业活动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造成了重大伤害，特别是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造成了高碳量的排放，致使温室效应逐步加剧，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全球变暖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发展低碳农业是当前低碳经济发展下应该坚持的战略，我们应该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上，寻求到创新的农业发展战略，为实现低碳农业和低碳经济而努力。

一、低碳经济和低碳农业的相关内容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源自于十几年前的英国，英国是最早发现能源的安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低碳经济指的是人们要在正确的理念指导下，通过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或法律法规，利用创新的技术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并要为开发出新能源而努力，尽最大程度来减少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和污染，减少高碳气体的排放，从而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低碳农业的概念虽然并没有明确的官方定义，但是它的理念源自于低碳经济，同样是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实现的绿色种植、绿色生产、绿色排放等农业活动，尽可能的使用无毒无害的产品，减少农药、化肥、机械等产品的过分依赖，杜绝大面积焚烧秸秆而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减少农业活动中高碳的排放量，实现绿色的低碳的农业发展。

二、实现低碳农业的重要意义

随着人口的增多，我国的农业发展和水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出现了非法垦荒等现象，使得生态绿地越来越少，大面积的农业开发加剧了水资源的使用和浪费，水土的流失使当前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农田开发的机械化也造成了众多废弃物的产生，再加上大量高污染的农药、化肥等产品使得土壤化学含量超标，水质和土壤及农作物、植物的质量不断下降，人们过于重视工业的开发，忽略了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使农业机械化的水平得不到提升，种种原因，给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带来了威胁，实现低碳农业发展可以将以上提出的种种障碍性因素进行针对式的处理，尽最大限度的减少在农业生产或开发过程中二氧化碳及高碳气体的排放，有助于促使低碳农业的发展，并维护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实现低碳农业的发展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更是缓和人与自然关系最为重要的必要路径。

三、低碳经济视角下的低碳农业发展战略

(一)坚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低碳农业的发展理念

想要实现低碳农业的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理念上的转变和普及，提升农民低碳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加强相关内容的宣传或讲解，借助农业生产中新型的技术或设备提高农民在农业活动和发展中的认识，做好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指导和宣传工作，尽力完善农村生态农业的设备及创新的技术，可以在当地举办技术解说交谈以及高碳农业对生态破坏的负面效应的相关会议，让当地农民都参与其中，尽量让更多的农民认识到低碳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二)完善低碳农业的发展战略

相关的地方政府要以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当地农业的发展状况来分析，并制定符合该地区低碳农业发展的战略决断，完善激励和监督制度，对违反低碳农业发展的行为进行严肃的处理或警告，杜绝一切生态污染问题的出现，提倡绿色环保的农业发展模式，针对非法垦荒的行为要进行严抓严打，加强监督部门的执行力度，不定期的走入到地方中去，寻找影响低碳农业发展的潜在因素。提升该地区农业经济在绿色发展的前提下得到稳步的提升。

(三)坚持创新科技创新应用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

在已有的低碳农业发展理念下，相关的部门要加强对农业创新技术工作的研发，鼓励技术人员投入到新型技术的研究中，适当的给予资金的支持和投入，让研究工作者积极主动的将精力投放在创新技术开发的事业中，为研制低碳环保的农业设备或技术创造良好的基础，为了让农民更好的使用新型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当地的政府要完善该项目的补贴政策，实现创新技术及设备的广泛应用，促使低碳农业和人们生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坚持农业低碳发展结构及模式的创新改变传统的单一化农业生产模式，带领农民群众寻找更广阔的农业生产空间，丰富农作物的种类，发展出属于当地的农作特色，如生态化绿色的采摘园，通过网络进行大力宣传，促使城市居民主动的来到城郊或农村游玩和观光，不但能让该地区经济得到快速提升，还能加强当地绿色务农的宣传，实现了现代低碳农业、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结束语

总之，低碳经济下的农业发展战略应该以实际出发，遵循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农业理念，转变传统的农业结构，实现农业技术、设备上的创新开发，坚持低碳农业发展战略的创新原则，坚持农业科技和农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坚持经济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农业发展战略，提高农民整体的低碳化农业发展的认识，在人们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提升的同时，又维护了低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郑远红.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创新[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3):263-267.

[2]王雪.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循环农业发展的创新[J].农业经济,2013,(12):57-58.

经济视角范文篇6

关键词：新经济；视角；财会新认识

1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系列与网络相关的经济环境和相关业务，如经济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公司也开始提出对财会管理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公司的财务和财务管理已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新经济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首先是网络和信息的快速发展，企业必须毫不拖延地加强现代化建设。目前，中国企业财务管理能力相对较低，主要是缺乏大规模应用先进技术。处理能力不断提高，科学技术问题得到充分利用，解决了存在的问题。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将面临更大的经济风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经济风险的订单。然而，在现阶段，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身的盈亏，以及市场的不断变化，会出现更大的波动和一定的风险。企业自身无法有效避免，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相关领域还不成熟。因此，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

3新经济视角的财会新认识

3.1财会从成本控制转移到成本计划

成本管理的重点逐渐从制造成本转向专职成本管理，从成本控制到成本计划。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经济运行的特点迫使企业改变传统的成本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采用高新技术实现全成本管理和全过程成本管理。换句话说，公司的所有成员都参与成本管理。随着日常产品的个性化，企业需要在产品开发和设计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成本控制应该成为成本控制的重点。成本控制应以对“运营成本”的理解为基础，着眼于成本来源，跟踪业务流程的内外动态关系，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和调查，控制基本成本。

3.2财会成本计算方法有待改进

基于活动的成本计算方法成功解决了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所导致的成本信息失真问题，并在成本计算时进行成本控制。因此，银行已成为新经济环境下成本核算和控制的首选。它基于运营的信息化，侧重于产生成本的动机，以及基于资源消耗的因果关系分配成本。这种方法克服了传统成本会计系统中间接成本责任的弊端，并控制了系统中许多不可控制的间接成本。

3.3评价企业绩效的测评指标的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公司以质量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自然演变成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世界各地的公司正在改变自己以适应信息竞争，但大多数公司的管理和管理系统是基于财务指标和目标。这些指标与公司在其长期战略中所取得的进展没有密切关系。因此，基于财务指标的绩效评价体系制约了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财务数据是公司业绩的主要指标，是不够的。产品质量、顾客满意度、市场占有率和创新能力的结合可以反映公司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前景。它比简单财务报表中的简单指标更有用。因此，为了正确评价和衡量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竞争优势，有必要建立一个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平衡计分卡法和基准指数法。

3.4价值链成本核算

价值链是由产品、服务开发、生产、销售和交付给客户的一系列商业价值，强调顾客价值。它要求运营商关注价值链中的客户并分析不同公司的性质。现代管理财会系统必须遵循分布在价值链中的各种业务信息，并制定各种财务和非财务指标来反映客户满意度。过去，许多公司通过兼并和收购形成垂直整合，并定期管理产品价值链的成本以获得竞争优势。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企业之间的共享将成为现实。在整个产品价值链中形成战略联盟的合作竞争更有可能节约成本。在新形势下，公司需要从自身运营成本转移到整个价值链的成本计算，并与其他制造商在价值链上进行合作，以控制成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3.5由传统管理财会分化出战略管理财会

战略管理财会作为一种新的财会分支，是战略管理与管理财会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公司的战略选择。它通过报告战略的成功，分析战略管理财会和与公司战略相关的信息来影响战略管理。具体地说，它是关于公司实际成本、数量、价格、市场份额、现金流和总资源需求的相对水平和趋势的信息。主要问题是：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条件，如何协调内部业务，实现更好的整体战略效果。战略管理财会的观点仍然是财会信息。它只是改变了管理财会的概念、内容和方法，并没有改变其性质和功能。因此，这是传统管理财会的发展和完善。它仍然是财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分支。它还需要为业务经理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公司的财务和财务管理已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为保证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应积极吸收新的管理理念，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科学创新。

参考文献

［1］孙旭峰.浅谈财会工作的创新性［J］.财会学习,2017（14）

［2］丁仕贤.新《事业单位财会制度》的实施对事业单位财会工作的影响［J］.全国流通经济,2017（4）.

［3］杨涛.结构性改革要避免“病急乱投医”［J］.当代贵州,2014（12）.

［4］陈博.谈流动性控制与结构性改革［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2）.

经济视角范文篇7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中特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公务员之家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Zeitlyn,David,JaneBex,MatthewDavid.(1998).“AccessDenied:ThePoliticsofNewCommunicationsMedia.”TelematicsandInformatics,15:219-230.

经济视角范文篇8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创新能力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表现形式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跨国企业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跨国企业的出现开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垄断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不能满足本国的资源和市场，开始寻求向外扩张，一些资金雄厚的资本家联合在一起开设了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等形式的垄断企业，以电力、能源、机械等的销售为主要经营形式，向其他国家扩张。二战的爆发打破了国家间的界限，使得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初现，这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趋势反映在具体经济行为上，具有以下表现：

1.贸易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是由于各国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外贸经济活动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点，世界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调节器，各种生产资料经由世界市场的调节自发的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自由流通。

2.生产国际化

由于价值规律与市场竞争逐利性的原理，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不断采取各种手段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利润，当企业竞争扩展到世界范围时，选取原材料产地或低成本劳动力地区作为生产地的策略，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必然性。

3.资本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跨国企业的快速发展，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显现，金融业务的办理可以跨国界进行，投资、融资活动将不再被限制在一国之内，各国的货币也通过汇率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汇兑关系，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起来，其变动能够对许多国家产生影响。

4.科学技术全球化

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是指科学技术资源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并且成为主导经济市场优势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就是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因此为了实现科技的快速发展，跨国联合研发模式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流，新兴科技产业也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实现标准的统一化与规则的规范化。

二、全球化视角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创新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日益增加，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培养国家的经济创新能力，并在一些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创新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1.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

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指市场中供求关系的不平衡。随着世界平均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人民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开始提高，但与此同时，社会供应的物质产品仍以低端的基础产品为主，这就出现了经济结构性问题。

2.经济转型困难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还是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存在的最重要问题在于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与产品的低产出、低价值之间的矛盾，使得我国在面对世界市场的竞争时处于劣势地位，虽然我国已经提出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创新型经济的理念，但是国家对原有的经济模式有无可保留之处、新的经济模式应当由什么作为主仍在思考过程中。

3.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大国，在一些方面已经能够与发达国家比肩，但是将经济发展成果平均到每个公民身上，这个数值仍处于全球排名的中下程度，出现这一状况的关键原因在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4.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需调整

近年来，我国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仍受到国家因素的限制，政府在寻找权利释放的界限，已达到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平衡点。

5.缺乏经济创新能力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后，我国的科技发展迎来了春天，但是由于我国科技发展时间较晚，在发展战略上选择了跟随者战略，以学习其他国家先进技术为手段进行自身的发展，这在一段时期内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随着科技在世界市场上主导地位的确立，我国经济创新能力的缺乏成为国际竞争的弱势。6.创新思维仍未形成创新思维的形成贯穿与整个教育过程，由于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的公民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创新思维，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问题将逐渐解决，但是在现今阶段，我国的创新思维仍未形成，成为制约我国向创新型经济模式转型的关键。

三、全球化视角下实现中国经济改革与创新的措施

1.经济转方式调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使得产品市场由低端向中高端发展，这就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绿色技术的开发与使用，走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释放市场的调节力量，让市场需求倒逼产品市场转型，满足中高端市场产品的供应。

2.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应当长期的持续的有计划的推进，强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坚持贯彻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以培养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为主，通过与本区域特色的结合实现长效的可持续的发展。

3.市场调节为主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对市场调节理论的有力证明，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打破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限制，放宽准入标准，向市场释放部分管理权力，使得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实现生产要素的自发流动，从而加快我国经济前进步伐，使其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

4.培养创新思维，增强创新能力

在教育改革中强调创新思维的培养与发展，同时通过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将创新能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类，使其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以体现创新能力的价值。同时，国家对创新型企业应当采取政策优惠措施，建立创新企业园区，鼓励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来自世界市场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经济要发展必须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培养经济创新能力，使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驱动，才能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经济视角范文篇9

[摘要]以股抵债作为解决中国股市治理症结的重要工具,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创新,有着丰富的法学及经济学研究价值,亟待系统化全面规制。必须从微观、中观、宏观、极观各个层面,兼顾历史实然性和改革应然性,改变传统的不可谈判型契约安排之旧局;立足于变和运动之上的增量利益观,重视科斯定理所揭示的外部性与内部化,对控股股东课以平衡性义务和惩戒性义务;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利益博弈矩阵,以权利收益为一般等价媒质,运用经济法来弥补民商法、行政法的不足,确立起纵向公平与实质正义。

[关键词]股市治理;制度创新;股权分置;契约论;博弈论

一、问题提出:中国股市治理制度创新亟待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电广传媒”的一位小股东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引起轩然大波的起诉书,该案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起诉的对象是国资委,诉由是上市公司电广传媒“以股抵债”方案违反了《公司法》和《证券法》中关于不得抽回上市公司股本、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以及禁止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法律规定,违背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而该方案是得到国资委批准同意的,所以,该起诉书认为,国资委批准电广传媒公司方案的“不当行为”侵犯了该公司广大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1]此事件应当溯源到2004年7月28日,当时,为了解决中国股市治理结构中的“股权分置”之宿疾,证监会、国资委正式启动了以股抵债的试点工作,电广传媒公司成为首家试点单位。以股抵债被称为“中国股市治理的创新性工具”,被寄予厚望,监管层期望它能为解决我国股市的股权分置问题提供一条有效、有益的路径。[2]

这样一个对于中国股市治理具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创新,笔者从法学和经济学的双视角对其进行探析,发现它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经济法的缺位问题更为迫切。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一中国股市治理创新工具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将遭到极大的阻因,从而有可能使其偏离预定的目标价值取向。这种严重的缺位,也就是上述“小股东诉国资委”一案的深层成因。

仅从下面的几点初步分析中,就足以看出“以股抵债”多么亟待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系统化全面规制——

之一,证监会、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在法律内涵上不周延。

证监会、国资委对“以股抵债”的定义是:上市公司以其控股股东“侵占”的资金作为对价,冲减控股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冲减的股份依法注销。[3]从法学的视角,这个定义是大可商榷的。因为,如果从法律术语的解释规则上讲,以股抵债就是用股权来抵偿负债,是在债务人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被动清偿债务的一种变通方式,即以部分或全部股份作价,偿还相应的债务。也就是说,从法律上看,以股抵债只需具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一条件即可,而不问这个债务人是非流通股股东还是流通股股东、是控股股东还是非控股股东。也就是说,法律意义上的以股抵债的外延,适用于所有的股东。但是,证监会和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的外延,却只适用于非流通股的控股股东,而且还要以侵占上市公司的资金为前提,使以股抵债只能发生于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并且只能发生于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这就与法律意义上的以股抵债大不相同,限制了以股抵债方式的适用,还造成了非流通股控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机会不均等、结果不公平。

之二,证监会、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混淆了下位概念与上位概念之间的法律逻辑关系。

在股东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偿债方式中,如果以股东所持的本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抵债,则方式有两种,包括:(1)以拍卖股份的方式抵债,可简称为“以拍卖股抵债”,即先把股东所持的本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拍卖,再以拍卖所得的价款抵偿其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2)以定向回购股份的方式抵债,可简称为“以定向回购股抵债”,即不对股东所持有的本上市公司的股份拍卖,而是直接在该股东与本上市公司之间达成定向回购股份的协议,以双方商定的价格对这部分股份作价,并以该作价来抵偿其欠上市公司的债务。可见,在法律逻辑上,以股抵债是一个“上位概念”,它的下面还包括两个“下位概念”,即“以拍卖股抵债”和“以定向回购股抵债”。而证监会、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实际上仅仅是指第二种,是“以定向回购股抵债”,其不足之处在于,它犯了混淆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错误。

之三,证监会、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使用的不是规范的法律术语。

在法律上,债的消灭有其特定的原因,包括清偿、抵消、提存、混同、免除等[4],根本没有“冲减”之说。但是,证监会、国资委在对以股抵债进行定义时,却使用了“冲减”一词,这是不规范的。因为,“冲减”只是一个财务术语,并不是法律术语。况且,“冲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减持”(即曾经引起股指一路下探的“国有股减持”),使本就脆弱的广大流通股股东“闻减色变”,引发新的股市疑忌和恐慌。

之四,证监会、国资委所定义的以股抵债,在立法位阶上欠缺应有的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证监会、国资委所说的以股抵债实际上应是“以定向回购股抵债”,但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不管是《公司法》还是《证券法》还是《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此的规定都不够明确具体。《公司法》第149条只是粗略地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并公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24条、25条、26条的规定与《公司法》第149条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对股份回购方式的规定。可见,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我国对股份回购的立法比较简单粗略,除对股份回购的事由、回购方式作了规定外,对回购的资金来源、价格、比例、程序、以及违法回购的法律效果等均未涉及。

由于进行以股抵债的绝大多数都是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公司,而国有股从本原上来说是属于全民的,从严格产权的法理上来说,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股要进行以股抵债这样的大操作,应当由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立法机构(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立法,在法律程序和法律效力上才算正当。退一步说,这个权力即使交由具体的其它机构来代行,也应以相当级别的法律渊源表现出来。再退一步说,如果考虑到“前期试点”等因素,至少也应当以严肃、正式的部门规章来进行规范。但是,从2004年7月28日以股抵债被证监会、国资委提出来至今,几个月过去了,相关部门还没有有关以股抵债的规范性文件。这样一个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决策,相关部门采取的却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新闻发言人谈话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欠严肃的。一旦以股抵债的过程中发生纠纷,纠纷各方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诉讼活动中连具有足够法律效力位阶的法律规范都找不到!股市会因此而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

二、理论探求:对中国股市治理制度创新的法学和经济学双视角解析

以股抵债被称为中国股市治理的“创新性工具”,并非虚有其名。下面,笔者将从法学和经济学的双视角,对其进行解析。

从经济学的视角上看,我们要先从中国股市的宿疾症结开始分析。众所周知,中国股市与发达国家的股市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发达国家的股市更多地是一个“投资场所”,而中国的股市10多年来一直象个“投机场所”,上市圈钱、控股股东挖空上市公司、提款机现象、高管腐败、内部人控制,等等。[5]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距?究其根源,在于我国股市与发达国家股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上述这些“差距”。这个“差异”,就是股权分置。所谓股权分置,就是“股权分别设置”,也就是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不象发达国家那样同股同价、同股同权、同股同法,而是人为地区分为两种类型的股权,一种是非流通股权,一种是流通股权,这两种不同股权的价格不同、权利不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一般而言,社会公众所持的是流通股,在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只占较小的比例,无法在股东大会上取得多数表决权,往往只能“用脚投票”;而国有机构以及很少一部分民有机构所持的是非流通股,在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占据较大的比例,能够控制股东大会上的多数表决权,能“用手投票”,从而成为控股股东。

从法学的视角上看,“股权分置”是我国股市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一个“契约安排”。从法理上来看,这个契约安排是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不可谈判型契约”或称“附合型契约”,通俗点说就是“霸王契约”,是契约双方由于地位不平等而致的产物。在这个契约中,非流通股股东被安排在“强势地位”上,而流通股股东被安排在“弱势地位”上,在这个契约缔结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流通股股东只能被动地接受,只能对处于强势地位的非流通股股东已经单方决定的“霸王契约”进行“附合”,要么接受,要么走开(Takeit,orleaveit),而没有进行谈判、改变契约的可能性,也就是,这种契约具有明显的“不可谈判性”。

在股权分置的契约安排下,上市公司通过高溢价发行股份(包括首发、配股、增发等),使控股股东获得巨大的收益。控股股东利用手中的非流通股,以极低的价格(常常是流通股股价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就能轻易地取得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权。不仅如此,控股股东以如此低的成本取得控股权之后,还在利益分配上享受着特权;更严重的是,控股股东还利用自己对股东大会的控制,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全套机构都变成自己的“内部人控制”,从而为这些上市公司的高管滋生“道德风险”提供了“制度温床”。在股权分置的制度背景下,中国的上市公司普遍出现了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现象,上市公司成了控股股东的“提款机”。这些被侵占的资金,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控股股东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下面是一组惊人的统计数字:近半数的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或关联方侵占现象,资金被占用总额高达约1000亿元,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不堪重负,被掏空到ST、甚至PT的困境。在ST的上市公司中,70%存在控股股东侵占行为;在已经被PT的15家中,其经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股东的侵占行为。[6]

要解决中国股市上出现的这些制度性弊病和系统性风险,必须先打破股权分置的旧局。而要打破这个旧局,从法理上来看,就是要对中国股市的契约安排进行重塑,要把旧的“霸王契约(不可谈判型契约、附合型契约)”变为新的“平等契约(可谈判型契约、合意型契约)”。而以股抵债,则是多种方案选择中最具必要性、可行性、现实性、操作性的一种。

所谓“创新性工具”,是与中国股市治理的其它“普通工具(非创新性工具)”相比较而言的。就目前解决中国股市“股权分置”宿疾的工具而言,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一是现金还债,即控股股东用现金偿还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二是以资抵债,即用控股股东的资产来抵偿其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三是国有股减持,即把本来不流通的国有股转让出去,使之流通,从而消除由国有股一股独大所导致的股权分置问题;四是以股抵债,即用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来抵偿其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下面,笔者从法学和经济学的双视角,通过与其它三种工具的比较,来诠释以股抵债为什么能作为解决中国股市治理症结的“创新性工具”。

第一,与现金还债相比:现金还债解决的只是控股股东的债务清偿问题,只是微观层面的表象问题,而不能解决中观层面、宏观层面、极观层面的深层问题。

在对中国股市治理进行剖析时,由于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同,从财会的视角与从法律的视角所看到的结果是不同的。从财会的视角,看到的无非是控股股东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并欠账、逃账、赖账不还。但从法律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层面的问题之所在:在最直观的层面(微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的资金;在稍高一级的层面(中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控股股东侵犯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权;在更高一级的层面(宏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股权分置的宿疾根源;在最高一级的层面(极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不可谈判性、缔约双方的不平等性。

与这四个层面相对应,现金还债解决的只是微观层面上的表象问题,连中观层面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能解决宏观层面、极观层面上的终极问题。因为,即使我们假设控股股东有能力、有压力、有动力用巨额的现金去还债,那么,当这次所欠的债务还完之后,虽然在财务上,上市公司的应收债款的确是收回来了,但是,在法律上,由于股权与债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权利,那么,由于控股股东所拥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一点都没减少,仍然牢牢地掌握着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权,所以,就不可能从制度上、从根本上、从源头上禁绝以后不再发生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侵犯上市公司独立法人财产权之行为。

第二,与以资抵债相比:以资抵债解决的仍然只是债务清偿问题,仍没触及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不可谈判性、缔约双方的不平等性之根源。

实际上,现实中的大多数控股股东一没能力、二没压力、三没动力去进行现金还债,这种情况下,“以资抵债”作为又一种解决工具,就被提了出来。所谓以资抵债,就是在控股股东无法以现金还债的情况下,用其资产作为对价,来抵偿所欠上市公司的债务。这种方式曾在中国股市上兴盛一时,但后来也衰落了,原因有二:

一是,它虽然在表面上解决了欠款问题,而实质上却存在极大的隐患。大股东用以抵偿债务的资产不仅会缺斤短两,还可能是毫无盈利能力的劣质资产,如此一来,以资抵债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使上市公司背上了更重的包袱。况且,以资抵债也会对重组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7]

二是,以资抵债与现金还债一样,解决的只是暂时的债务清偿问题,而没有解决最根本的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不可谈判性、缔约双方的不平等性、意思表示的单方附合性等深层问题。这一次的债务用不良资产抵消之后,控股股东所拥有的股份仍然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和限制,仍然能够凭借自己对上市公司的多数发言权,继续操纵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继续实施对上市公司新一轮的侵占行为。只要股权分置的问题没解决,控股股东就有能力源源不断地侵犯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权。如此,就会出现“侵占优质资产→以劣质资产抵债→再侵占优质资产→再以劣质资产抵债”恶性循环的怪圈。

第三,与国有股减持相比:国有股减持虽然能解决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旧局之种种弊病,但它却是一种单方强行违约行为,不尊重市场规律,是强制取代市场,而不是弥补市场。

股市本身就包含着风险,这是各国股市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但问题就在于:发达国家的股市风险是“市场性风险、技术性风险”,是一种市场规律;而中国的股市风险除此之外,还主要源于“系统性风险、体制性风险”,是一种非市场化的力量所致。中国股市的绝大多数体制性风险皆源自股权分置,而股权分置又主要源自国有股一股独大,因此,国有股减持倍受各界关注。国务院2001年6月12日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是国有股减持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这种“理论上的美好预期”却遭遇了“施行中的残酷现实”——仅仅过了3个月,这项国有股减持方案就不得不紧急喊停,因为,在这3个月里,中国股市狂跌不止,人们“谈减色变”。[8]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按法学原理,解决不可谈判型契约(附合型契约、霸王契约)的方法是,首先,法律要赋予契约当事人(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进行谈判的权利,然后,方法有四种:(1)通过当事人协商,对已经履行的部分契约,分别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未履行的部分契约则不再履行,并解除原契约;(2)通过当事人协商,达成新的合意,并据此签订新的契约;(3)协商不成且又暂时未得到相关部门依“实质公平”原则进行干预的,暂时维持原契约;(4)单方强行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等法律后果。

按上述的四种方法,国有股减持方案属于第四种,是单方强行违约行为,没有尊重市场规律。因为,在实施国有股减持之前,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中明确承诺“国有股和法人股为非流通股”。从法理的视角来分析,这实际上就是中国“股市契约”中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条款,它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投资于中国股市的一个基本前提,社会公众对于流通股的投资收益的一切预期,都是建立在这一契约基础条款之上的。这一条款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双向霸王条款”,也就是说,它既包含了限制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规定(即流通股要付出远高于非流通股的溢价,常常高达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同时也包含了限制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规定(即非流通股不得流通)。要修改这一“双向霸王条款”,应当同时征得契约当事人(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合意,由二者通过谈判解决。但是,国有股减持却仅仅从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出发,单方改变这一中国股市原来的契约基础条款,却没有同时建立起新的合理的契约基础条款,是非流通股股东的单方强行违约行为。

第四,比较结论:以股抵债既能照顾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历史实然性,又能过渡到新的契约安排的改革应然性,实现中国股市新、旧两种契约安排的兼容对接。

解决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之宿疾,其关键在于如何同时既照顾中国股市契约安排的历史实然性、又能过渡到新的契约安排的改革必然性,实现新旧两种契约安排的兼容对接。那么,以股抵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以股抵债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现行股权契约安排中的一股独大问题,从而有利于在上市公司的股权行为中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现实中,在欠债量与控股量的关系上,存在着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欠债量大于控股量,第二种是欠债量等于控股量,第三种是欠债量小于控股量。在实施以股抵债之后,上述的第一种模式(大于模式)和第二种模式(等于模式)就意味着原来的控股股东不仅不再拥有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而且连一般的股东身份都会被取消,因为它拥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已经被全部用来抵债了。在这两种模式之下,当然也就不再存在股权分置的问题。而在第三种模式(小于模式)中,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是抵债之后原控股股东所掌握的股份已经不再占据支配地位,成了非控股股东,从而也不再存在股权分置的问题;二是抵债之后原控股股东虽然仍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它的控股地位也会明显减弱,从而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股权分置的弊病。

其次,以股抵债可以为建立股权权益公平分配的新契约安排格局提供一个必要条件。实施以股抵债之后,原控股股东所拥有的相当于债务量的非流通股被定向回购并注销,导致非流通股量大大减少,从而,上市公司股票的整体流动性就会随之提高,结果就会使尽可能多的股东权益能够按照统一的规则来分配。这样,以股抵债就可以为建立股权权益的公平分配新契约格局创造条件。

第三,以股抵债可以减少控股股东占款,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降低因为应收账款过大造成的上市公司金融风险。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控股股东长期侵占其资金,而又不能以现金或其他优良资产偿还,这就导致上市公司对其控股股东所享有的债权实际上是呆债、坏债、甚至死债,根本难以收回。以股抵债之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值和每股收益都会有所提高,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有助于摆脱经营困境、增强盈利能力。

第四,以股抵债之后,原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被取消或大大弱化,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就可以得到改善,原控股股东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操纵就会消失或受到很大限制,有利于防止出现新一轮的控股股东侵犯上市公司独立法人财产权之弊病。

总之,以股抵债作为中国股市治理的创新性工具,不仅能在相当的程度上解决债务清偿的“表象问题”,而且能解决中国股市契约安排旧局的“本象问题”。

参考文献:

[1]质疑电广传媒“以股抵债”,小股东状告国资委[N].北京青年报,2004-09-16.

[2]以股抵债:次优方案最佳选择[N].中国证券报,2004-08-11.

[3]是实用还是炒作?“以股抵债”概念股横空出世[N].中国证券报,2004-07-29.

[4]彭万林、覃有土等.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P474.

[5]李华振、尚鹏飞.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路在何方[J].管理与财富,2003(11).

[6]以股抵债:上市公司逃离“提款机”命运?[N].北京青年报,2004-07-29.

[7]股份回购助推实质重组[N].证券时报,2002-10-10.

[8]吴敬琏.国有股减持要解决的主要问题[J].财经,2002(1).

[9]彭万林、覃有土等.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P478.

[10]彭万林、覃有土等.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P472.

[1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P154.

[12]甘培忠.国有股减持中的政府与市场[J].法学家,2002(4).

[13]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P3.

[14]刘大洪.法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P187.

[15]贺代贵、周卫军.突破与创新:对经济法本质的解读[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3).

[16]电广传媒“以股抵债”方案:净资产红线不能破[N].证券时报,2004-07-29.

[17]股权分置:打破国有资产流失的思想禁区[N].信息早报,2004-08-09.

[18]“以股抵债”存隐忧,五方面待完善[N].21世纪经济报道,2004-08-03.

[19]李华振、刘卫华.大股东们“真实的谎言”[J].经济导刊,2003(7).

[20]张小玲、尹建海.“以股抵债”定价新思路[N].上海证券报,2004-08-03.

[21]电广传媒“以股抵债”设计人回应质疑[J].证券市场周刊,2004-08-09.

[22]张小玲、尹建海.“以股抵债”定价新思路[N].上海证券报,2004-08-03.

[23](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P40.

[24](美)H·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97—98.

经济视角范文篇10

关键词：市场营销；经济学；企业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我国企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空间。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营销，因为任何一个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都是在不断地扩充市场。企业通过对当下市场现状的分析，对国家政策的研究，进而制定出符合企业未来发展的营销策略，因此市场营销的模式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新兴企业，在优质市场营销模式下经营，外加一些成熟的营销技巧，这样的企业就会迅速壮大。反之，如果一个老牌企业，不注重自身的市场营销，只是盲目的蛮干、瞎干，固首传统的营销模式，那么这个企业就要走下坡路，在经济快速发展、竞争尤为激烈的今天很难生存下去。由于市场营销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经济体制建立之初，企业就开始关注营销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市场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很好的服务现代化经济，我们必须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当下的经济发展状况，从而对传统市场影响做出适当的变革。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市场的参与者可以发现，在市场交易中消费者关注的是经济实用性，商家关注的是利润最大化，而政府则关注市场经济的全局发展、长远发展、健康发展。以上三者的关系在市场营销的模式中必须得到全面考虑，因为只有这样，企业在能在竞争激烈的资本市场中站稳脚跟。由此可见，将经济学知识引入市场营销技巧，并结合市场现状制定相应的营销模式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二、经济学视角下的市场营销技巧

（一）严格控制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各个行业的经营者犹如雨后春笋，市场上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经营者，商品更是琳琅满目。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企业想要在众多同行中脱颖而出，首要考虑的就是自己商品的质量，商品的质量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经过调查得知，顾客在选择一种商品时，大部分顾客宁可支付高额的资金，也要选择质量可靠的商品，对于价格低廉的商品则不关注。从经济学分析这种状况，也就是顾客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实用性，质量可靠的商品相比质量一般的更具有经济实用性。另外，优质的商品质量会打造一个企业的品牌，优质的服务则会成就一个企业品牌。目前，我国的经济消费水平快速增长，在消费市场扩大的过程中，消费者在关注商品质量的同时，也会关注企业的服务态度、服务理念，也就是消费者在企业眼中的地位。因为消费者就是企业的“衣食父母”，所以企业应该端正服务态度，在保证商品质量的前提下，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这样就会使自己更有发展。另外，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前期服务或者后期服务都会作为一种消费的附加值，会让消费者更加有兴趣。例如海底捞火锅店，该品牌自创建伊始保持了“服务至上，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并以贴心，周到，优质的服务，赢得了纷至沓来的顾客和社会的广泛赞誉。目前，大众点评海底捞连续多年保持了全国十佳火锅店的良好评价，海底捞就是结合其独特的服务理念和优质的商品质量来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并且也证明了优质服务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重要性。

（二）运用好“口碑宣传”技巧

一般意义上，企业的商品宣传主要有两种渠道，其一，广告宣传，其二，顾客口口相传。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消费者对商品的宣传效果远胜于广告的作用，所以企业应该对消费者的宣传予以高度的重视。通过对中华老字号企业的观察发现，这些企业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消费者评价很高，甚至做到了有口相传的程度，例如，乐仁堂、老干妈、狗不理包子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消费者都有一种分享心理，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时就会主动宣传，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其效果可能远胜于广告效应。通过提升企业口碑，不仅可以做到良好的企业宣传工作，还可以降低广告费用，节省企业的成本，直接提高了经营利润。口口相传的营销效果要高于广告宣传，消费者之间的宣传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这是消费者之间推荐的结果。但是，“口碑”也是一把双刃剑，这对企业自身的要求更高，企业必须真正的做到了优秀，才会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如果企业做的不好，那所谓口碑就会给企业带来致命打击。

（三）运用“薄利多销”营销技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的“价格战”已经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企业营销模式。前文说过消费者在经济活动中关注的是交易的经济实用性，在同等商品质量的前提下，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单个商品的价格来实现在价格竞争中的优势。在“薄利多销”的营销模式下，企业虽然单个商品的利润被降低，但是消费者在购买中节省了消费支出，持续购买的可能性和对企业宣传的力度就会加大，进而企业实现“多销”，这样下来，企业不仅总利润不会低于竞争者，而且还会在消费者宣传过程中收益。所谓的“薄利多销”并不是指在交易过程中所有的商品都较低出售价格，在当下的经营模式下，“薄利多销”又被赋予了新的使用方法。目前，商店在经营过程中总会退出优惠商品，或者固定每月的几天为优惠日，这样就会通过某一部分“薄利”商品来吸引一大部分顾客到店里消费，于此同时，也会对其它商品带动消费。另外，还有在商品购买时的赠送模式，某些消费者购买较多的商品会和其他商品绑定在一起，通过较低的价格将其他商品推销出去。以上都是“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现在商家给这一概念赋予更多的意义，运用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变，获得的经营回报也是非常可观的。

（四）扩展经营渠道

在企业商品交易过程中，通常是通过商家依次、逐层进行买卖，这样就出现了最终商品的使用者是经过好多个批发商才买到商品，中间商越多，商品的差价越大。在新形势下，随着交通的越来越发达，针对大型用户企业可以采用直销模式，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的中间商，也会降低商品的市场价格。直销的模式在当下已经逐渐开展，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这种经营思路很新颖、很有创造力，很符合当下的经济模式。直销模式的推出也就扩展了企业的经营渠道，不止依靠传统的单一批发式的销售模式。企业在销售过程中，针对大型客户可以直接进行上门服务，这样不仅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还可以为企业维护了一批固定客户，同时企业的商品利润并没有收到影响。但是，针对零散的消费者，企业还是要采取传统的批发模式，因为对零散客户进行直销的成本太高。经营模式的灵活运用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直接的作用，国外的很多知名品牌都采用了直销和传统销售模式的结合使用，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实现企业自身的利润最大化。

三、总结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市场营销在各行各业中的作用也变得更为重要。通过从经济学角度对市场营销技巧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认为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加强口碑宣传、采用“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扩展经营渠道这四种市场营销技巧提高自身在经济市场的竞争力。本文对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研究会对企业的营销模式技巧的运用和经营思路的启发有着积极意义。

作者:韩宝军 单位: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参考文献：

[1]雷蕾.从经济角度谈市场营销技巧[J].百花园地,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