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经济失衡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02:34:56

经济失衡

经济失衡范文篇1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经济失衡范文篇2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

经济失衡范文篇3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要素扭曲;要素集聚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系统中呈现三角式的分工关系：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靠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特征的金融产业和虚拟经济，去工业化进程加快，成为全球市场上最大的需求方；二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依靠具有劳动力密集特征的制造业出口成为全球市场上最大的供给方；三是以石油输出国为代表的中东和北非国家，依靠其资源密集特征的能源出口为美国和其他制造业国家提供能源保障。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具有内生性，是全球经济体系内要素扭曲、要素集聚的长期规律导致的一种长期状态。

1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运行体系中内在的长期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本质上具有内生性和系统性，且与各国国内根深蒂固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全球生产与金融网络体系息息相关。1.1全球经济失衡内生于当代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当代国际生产网络体系是在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加快的基础上，通过全球要素配置与各国资源禀赋互补，不同经济体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分工模式，即要素分工模式。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以及生产方式与分工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流动、积聚、分工与合作，使得一国成为了要素集聚与合作的平台或载体，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标准体系下，开放收益的衡量存在偏差。不同国家间的贸易收支不平衡正是由各国在国际生产体系和要素分工中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处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主要加工制造与资源供应环节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了全球经常账户的盈余方，而不断地进行要素转移乃至产业生产基地的大规模转移的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则主要担当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需求方角色并相应地积累经常账户的赤字。1.2全球经济失衡内生于现行国际金融网络体系。全球金融体系失衡主要包括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市场结构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等多层次失衡问题。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地位的差异，决定其在金融资本流动中扮演角色差异：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成为资本流入中心，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为其提供融资，成为金融资本输出国。随着金融规则与监管的放松、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以华尔街金融为代表的金融模式席卷全球，美国的金融集聚进程加速。金融全球化既是要素流动和要素配置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又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更广泛的、更多样性的要素合作方式，使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合作效率更高。当一国参与以要素流动为本质特征的金融全球化，为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创造条件卓越，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也成为全球经济平衡运行的最严峻挑战，虚拟经济规模过度膨胀以及虚拟经济的自我强化模式最终演化成全球金融网络体系失衡。1.3全球经济失衡内生于各主要经济体的内部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与各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与中美两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美国以债台高筑的方式来支撑国内消费，通过财政赤字大量举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低成本融资实现美元国际循环和保证经济持续运行，这种债务经济循环模式是美国储蓄率过低、过度消费、“双赤字”等失衡问题的根源所在。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形成了依赖欧美外部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国内消费普遍较低、储蓄倾向较高。各国内部失衡问题与外部失衡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演化成全球经济失衡。

2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

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即是各国以一种或几种特定要素参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化生产，从而导致生产与出口在一部分国家和地区集中这一新的要素分工格局的集中体现。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要素分工趋势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失衡规模相应的积累起来，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日趋严重并威胁到全球经济平稳持续进行。以下将从要素的视角进一步阐述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2.1要素流动的偏向性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具有内生性，其本质是伴随着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和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资本国际扩张需求而产生的。生产要素在流动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别，即优质要素包括资本、知识产权、生产技术等要素流动性较强，而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低质要素在市场分割的作用下，流动性较弱。正是这种差别性导致生产要素在地理方向上存在着流动偏好。要素在空间布局和地理方向上存在着分布不均和区域集中的特点，即资本、技术等优质要素向劳动力、资源等低质要素所在地流动，与当地的生产资源和生产网络相结合，呈现出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迁出和转移的格局。我们可以发现全球要素合作，尤其是低质要素所在地东亚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模式呈现如下步骤：要素流入→新的成长产业→主导产业→出口→开放收益。总之，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建立在要素流动与要素合作这一微观基础之上的。2.2要素扭曲放大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生产要素之间的流动性差异，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即流动性强的要素，例如资本、知识产权、生产技术等呈现出报酬均等化趋势；而流动性较弱的要素的报酬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保持着较大差异，即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要素报酬在市场分割、国家政策、生产经营体制的作用下，呈现出价格低估和要素扭曲的现象。要素扭曲产生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外部因素。资本有着扩张逐利的内在需求，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资本、技术等优质要素，必然与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很显然，当劳动力成本最低时，资本的投资报酬率最大。跨国公司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有意降低其中间环节的生产成本，培育全球范围的协同优势，增强自身资源整合能力。二是内部因素。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保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发展中国家因为国内经济发展落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和出口导向战略的需要，促使要素市场发生扭曲。总之，资本要素追求利润的本质特性，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要素扭曲，决定了当前的要素分工格局，并进而决定了全球生产与消费失衡的格局。2.3要素集聚的非均衡性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要素集聚是优势要素如资本、知识产权、技术水平、法制制度等和低质要素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相互合作，在少数国家或地区集中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在客观上呈现出要素集聚的效果。要素集聚本身具有非均衡性特征，对少数国家和地区分布具有较强的历史路径依赖，使得顺差国和逆差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集中，全球经济失衡产生。在所有的要素中，生产性要素的价格对生产成本起着决定性作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安排中间环节的生产，首先要做的是“搜寻成本”，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安排生产。生产要素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集聚时，带来生产制造能力的集中和贸易顺差的积累。但是这种顺差并非是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竞争力提高的表现，而仅仅是要素集聚的结果，是全球产业资本获取要素红利的平台。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相伴而生，当所有产业资本在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下集聚在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之时，全球金融资本则在金融制度、法律体系的作用下集聚在欧美发达国家。信息化与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资本越来越明显趋向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动，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中心城市正成为金融网络体系空间上的网络节点。金融资本本身就是是金融机构和金融专业人才等优质要素的集中，金融业的发展又依赖于金融信息流、金融信息化水平。因此，金融集聚发生在信息服务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外国银行纷纷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始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其在美扩张的高峰期，10年间机构数目翻了两翻，新增机构平均每年32.7个。到了80年代，扩张进一步加剧，在美外国银行的资产总额上升至7665亿美元，来自60个国家的460家银行在美开设了1036个分支机构。截至2011年底，来自86个国家和地区的284家外国银行在美资产总额已高达11265亿美元，设立各类金融机构总计达1246个。在金融集聚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物质产业的制造能力弱化，产业空心化特征明显，加上庞大的国内市场，从而成为制造业最大的需求方。总之，要素集聚促使了产业资本集聚在东亚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资本集聚在发达国家，演化成全球物质产业生产体系和虚拟经济金融资本体系。全球产业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交换失衡，最终导致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3结语

综上所述，要素在全球流动过程中出现的要素扭曲、要素集聚等不均衡的状况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中的长期因素，如人口、资源、技术等决定全球经济格局。除非美国出现了可以产业化的重大科技创新浪潮，或者产业转移趋势发生逆转，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才能得以根本扭转。反之，在基于要素差异的产业差异的作用下，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各国经济增长并存的动态均衡，无法逆转，也难以通过汇率等政策性因素的调节在短期内得以改变。

参考文献

[1]陈锡进,吕永刚.“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战略调整——基于国际分工体系重塑视角的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

[2]黄益平,陶坤玉.中国外部失衡的原因与对策:要素市场扭曲的角色[J].新金融,2011(6).

经济失衡范文篇4

一、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由来及决定因素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制约因素，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演变来的。

第一个阶段是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当时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是重商主义，形成的决定因素是领土争夺以及财富掠夺，而掠夺是建立在被掠夺者自愿接受掠夺者规则的基础上的，于是就形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相互制衡的均势体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由英国缔造的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指导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的理念。这时的国际经济秩序运转，是维持在强国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来自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变及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英镑体系的确立。

第三个阶段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它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论，即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的“霸权稳定论”、A.F.K.奥根斯基(anski)“权力转移理论”及乔治·莫德尔斯基(GerogeModelski)的世界政治历史的“长周期论”为依据，形成了美元霸权下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全球化、一体化、区域经济、美元霸权，而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黏合，凸显了美国的霸权效应，强化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及不公正性，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因素

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经济秩序是由主权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塑造的。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在多极化和美国主导地位这两种趋势的矛盾、摩擦和斗争中发展的。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内生变量的变动，使国际经济秩序具有偏向性特征，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在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表现出偏向性相异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因素由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所构成。

1.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

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外生变量包括:世界格局的变动；市场力量的一体化;区域化。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生产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分离，美元金融霸权，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反全球化力量以及国际生产中心的转移与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权力“固化”的矛盾，则是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它左右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快慢进程。全球经济失衡下，发展中国家行为主体的强势博弈以及能否成为强势主体，决定国际经济秩序能否向公正、合理、公平方向演变。失衡两极的中国与美国的博弈，在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偏向性相异。

2.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内生变量

“主体、位置、次序、规则”四个变量，为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内生变量。在有限博弈模型下，不同行为主体力量博弈对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国际行为主体GDP的变化；国际经济活动时处于国际经济主流之内或之外，与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是否相等，是强势主体（国际经济秩序的确定者和裁判者）或弱势主体；参与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先后；参与国际事务制定的规则的主动与被动影响主体力量的演化、相互制衡关系。上述四方面，是构成“主体、位置、次序、规则”四变量的主要内容。外生变量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进程，内生变量影响其演变的偏向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是内外生变量共同作用、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仅分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会导致研究结果的片面性。

3．影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三大主要“偏向性”力量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实施的金融霸权战略，由此导致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外汇储备过剩国与美国的对垒。“金融、粮食、能源”是掌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主要“偏向性”力量。不同国际行为主体掌控金融、粮食、能源三要素的能力的大小，以及“金融、粮食、能源”三因素的变动如何，左右它在四个内生变量的位置、秩序和制定规则权力，它们的变动是失衡两极牵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偏向性”力量。

三、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与机制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层面的系统走向不断开放，继而加深了相互联系、相互碰撞与互动，致使未来世界发展呈现多种演化的可能性。目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趋势，出现了被掠夺者开始提出改变规则，增加参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不断强化，必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从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商的民主型秩序演变。即演变为：多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社会”秩序。由于国家间是通过市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能自我调节，而需要调控。这种高度的调控表现就是各国间的协商，因此促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为全球协调与全球治理机制。在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中，中国应做好以下应对。

1.利用充裕国际储备，表达本国利益诉求。中国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力量，来自于对美元外汇储备的最佳配置。为此中国要准确把握国际经济秩序变化的有序度和临界点，利用充裕国际储备，表达本国利益诉求，限制其他对手竞争的权力，使其成为牵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力量，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事务中争得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经济失衡范文篇5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确切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种大家一致认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界定清楚其定义,才能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解决方式。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均衡的概念。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均衡至少有两点为人们所熟悉:第一个含义是指市场均衡,即在市场上供求均衡;第二个含义是指经济处在一种不再存在一种内在变化倾向的稳态。基于这两点共识,我们所定义的失衡是这样一种概念:首先,经济失衡所指的是一种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场无法出清的状态;其次,从长期来看,经济失衡又意味着动态的不平衡,即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并且是具有持久性的打破经济趋于平衡的力量。所以研究经济失衡问题,既要分析形成失衡的原因,又要分析形成这种原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即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造成失衡的原因是长期的,则失衡将是可持续的,反之如果原因是短期的,则失衡将是可以消除的。

2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造成今日世界经济失衡的短期原因,或者说触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两个左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高度相关。这两个世界大国就是连续多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且有继续增加之势的美国和既有内部经济失衡又有外部经济失衡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更为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将在所难免。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本文从中国自身入手,借以拓展到美国在这一系统中的作用,希望能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

2.1数据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与此同时,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外部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如表显示,贸易收支顺差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48.1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从2005年起贸易收支顺差出现了猛增态势,2008年高达2954.6亿美元,而2009年1—3月就已达到623.4亿美元。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贸易收支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外汇储备余额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2009年3月已高达19537.4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表中单列出我国历年的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可以看出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并且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占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总额比例很大,最低的2008年也接近50%。可见,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原因,重点分析对美贸易失衡是毋容置疑的。

2.2原因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分析中美因素。从上面得数据可以发现,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是构成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而造成贸易收支巨额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概括起来,其主要原因是:

(1)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从经济结构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着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而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年的36%。因此,发达国家的旺盛消费需求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而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进而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造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2)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向外转移,使得国内传统优势产业如钢铁、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中国拥有装备良好的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场所和世界制造中心。在2000—2006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达500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将生产加工基地转移到中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又将价廉物美的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因而将其原先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随国际产业转移而转移到中国,进而加大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

(3)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非同步性。

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是,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体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呈现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而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都有可能表现为“贸易失衡”或“经常项目的不平衡”。

(4)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加快发展制造加工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紧紧抓住了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功地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同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要素的比较优势,还创造了国际竞争性优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为了推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大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还有固化与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趋于恶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与城市居民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又不到城市居民的1/3,且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具有比城市居民更为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所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恶化将使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第二,由中国对外开放所促成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还造成了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新问题,那就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东西部二元结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是基础,但是一定时期内其必然是低效率的,从而政府对西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

(5)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亚洲国家深刻的教训,危机之后,不少亚洲国家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危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危机过后各个亚洲国家的投资需求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负面影响,出现了投资率下降的情况。当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能完全吸收国内储蓄时,就有可能出现出口增加或者资本流出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就表现为经常项目盈余。

参考文献

[1]Macfarlane.WhatAreTheGlobalImbalancesTotheEconomicSocietyofAustraliaDinner[Z].Sep28,2005.

[2]RodrigodeRato.CorrectingGlobalImbalances-AvoidingtheBlameGame[Z].IMFNews,2005.

[3]OtmarIssing.Addressingglobalimbalances:theroleofmacroeconomicpolicy[Z].ContributiontotheBanquedeFrancesymposiumon“Productivity,CompetitivenessandGlobalization”.Paris,4November,2005.

经济失衡范文篇6

一、我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我国经济出现内部失衡，突出表现在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我国日益扩大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

我国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第一，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廉价劳动力；第二，尽管我国居民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存量资本规模很小，且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地完成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落后，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二元结构；第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以人均水平计算的自然资源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第五，长期以来，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自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企业家资源特别稀缺，企业制度落后。

面对上述约束，我国正确地选择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借助于对外开放至少获得了以下好处：第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我国劳动要素丰裕的比较优势；第二，通过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缓解了我国自然资源紧缺的劣势；第三，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原始资本积累不足和企业家资源高度短缺的问题。

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仅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失衡。具体来说，包括：第一，省际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省际之间增长率的差异，已经超过了由地理位置、人力资源禀赋等不同特征所能解释的程度。第二，不同熟练程度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第三，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极大，服务业、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的比重相对较低。第四，社会保障网络遭到削弱。第五，投资的扭曲配置。过度储蓄，加上以银行信贷为中心的融资体系以及国有企业优先的融资通道，造成了投资的扭曲配置。第六，不断扩大的宏观经济失衡。

（二）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

高储蓄、高投资以及低消费（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最突出表现。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得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对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收入和储蓄一般要高于年轻人，因此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应对退休保障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储蓄率也随之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养老、医疗等），使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消费信贷机制的不完善所产生的强制储蓄，等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依靠金融体系。因此，由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而引发的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在金融总量方面，较为突出的矛盾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银行业存款增速快于贷款增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失衡即储蓄率大于投资率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比重过小、整个社会的投融资活动过于依赖银行信贷的反映。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容乐观的趋势。据估计，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仅为55%，而同为外向型经济的日本和韩国，其消费率最低时也达60%－70%。我国消费率之所以会过低，既有社会保障体系滞后、房价上涨失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投资增长太快。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平稳增长，但我国的消费增长依然远远落后于投资的扩张，2005年我国投资消费比则高达77%，且呈上升趋势。根据日韩的经验，外向型经济体的脆弱性使得这么高的比例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的投资消费失衡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投资率虽然很高，但投资的效率很低。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驱动着商业银行将大量信贷资源投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产业和政府形象工程项目，以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

在国际上，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该指标的含义是指每增加一元钱的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元钱。研究表明，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亿～2亿元，而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这～指标为5亿元。也就是说，国外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1～2，而我国的这一指标值为5。此外。如果根据国际可比数据测算，最近3～5年，我国的ICOR估计在5～7之间。

另一方面，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直接影响到生产要素的分配。如果资本要素的比重较高，而劳动要素的比重偏低，那么劳动收入部分对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就会降低。因此，过高的投资率会造成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分配结构扭曲，即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二、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这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余永定等（2006）认为，双顺差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福利损失；我国不能用自己的储蓄为国内投资融资，却在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一储蓄缺口，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这种国际收支格局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断流失。我国持续的双顺差是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的结果。

（一）外部失衡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连续双顺差的局面（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由连年的贸易顺差形成的，在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为435亿美元，其次是1997年，为404亿美元，2004年为321亿美元，2002年为304亿美元，而2005年已达到1019.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顺差的出现曾经一度缓解了我国资金短缺的局面，但现在它带来了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我国持续双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激增已成为我国政府棘手的难题，它不仅使中央银行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且造成了较大的投资效率损失。在我国持续双顺差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时，目前的外汇冲销操作也难以为继：一方面，随着央行票据累计发行额的不断提高，央行将面临票据到期以及利息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不断购入低息的央行票据，不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收益率，还损害了商业银行本来的融资机能，不利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冲销操作仅仅冲销掉了外汇储备增长的“后果”，而没有解决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

2.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因此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我国资本账户也出现顺差，则反映出外向型发展战略本身存在着缺陷。由于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因此我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资本稀缺，也不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来看，国外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这就带来了一个政策困境：我国不缺资本却引进了大量的外资：我国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却难以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

（二）外部失衡的直接原因：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行宏观调控以后，出口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片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虽然出口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也曾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及时调整，以致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同时，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出口创汇规模演变成了地方政府考核其官员业绩的一条标准，而扩大出口也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的政绩，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较为普遍，由其导致的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

（三）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低估扭曲了我国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一方面造成我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造成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不足。

我国经济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或者说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资一本存量仍然较低，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投资的效率较低，而效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决策的扭曲，其中人民币低估引起的服务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品价格的偏低便是重要的价格扭曲。多年来，人民币低估造成对出口品生产的补贴，刺激了资源过度流向了制造业，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我国，所谓的投资过热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其实都是结构性的，即都是针对制造业甚至针对制造业的某些产业而言的。

三、内外失衡下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组合的选择

在经济内外失衡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从根本上解决内外失衡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单一政策不能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

这里所说的“单一政策”是指单独依赖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特别是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建议。

一些学者强调必须扩大消费。但是，很难找到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提高消费率，因为居民的消费决策是基于持久性收入而非当期收入。

提高工资能够刺激消费吗?工资提高之后人们的消费确实会相应增加，但这并不能保证消费率－－即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会提高。实行最低工资法能刺激消费吗?对于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公民来说，他们的工资如果比以前提高，会增加消费，但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会降低，最终其实际收入反而可能下降。用消费信贷的方式能够刺激消费吗?虽然可以，但是在投资增长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消费，最终结果可能是全面过热。

由此看来，提高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降低储蓄。要降低国内储蓄，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金融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为降低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差额，还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对瓶颈产业、公共物品的投资。因为解决瓶颈产业价格飚升、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供给而非抑制供给。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尤其是对医疗健康、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城市公共设施等的投入不足。增加对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能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解决内外失衡的第一条途径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投资，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降低了储蓄。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还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增加消费，包括国内消费和进口消费，这将同时导致储蓄的减少和贸易顺差的减少。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带来储蓄下降、消费增加、投资优化，从而将我国经济带入更加均衡的发展道路。

解决内外失衡的另一条途径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能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从而减少经常账户顺差。人民币升值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扭曲的汇率会导致扭曲的资源配置。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过多的资源进入贸易品部门，导致贸易品部门竞争激烈，而国内的非贸易品部门尤其是服务业却发展不足。人民币升值将使服务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服务业。

然而，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调整内外失衡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我国的贸易品部门对汇率变化似乎并不敏感，这意味着如果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实现贸易平衡，人民币就必须大幅升值。但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冲击：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将会下降，人民币升值之后国外廉价农产品的进口会增加，这将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上述分析表明，单一政策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但如果采用一个政策组合，即同时实施财政扩张和人民币升值两项政策，它们的副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因财政扩张而带来的经济过热降温；财政扩张也可以弥补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这样的政策组合。我国经济不仅能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能步入一个更平衡的增长路径。

（二）解决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1.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在启动内需，扩大社会总需求（投资和消费）方面具有优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有目共睹。相反，国内外的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具有“启动不灵、刹车灵”的特征，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办法不多且效果有限。而且，货币政策在目前的条件下也难以有较大的作为；在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央行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冲销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如果需要采用货币政策，就必须采用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企业投资对利率并不敏感，而且我国的实际利率仍处于较低状态，没有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是释放了更多的流动性，无法引导这些资金流向更有价值的投资领域，反而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

2.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法治体系尚不完善，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力。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评价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时无能为力，因此其配置资源的效率很低。银行存款有20%～30%找不到投资出口，剩余存款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只能购买政府债券，而政府则不得不将这些资金投资在基础设施项目，以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与此同时，法治体系虽然在立法上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在保护产权和合约的实施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两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效率，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力。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制约了我国统一货币政策在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上的效力。根据斯蒂格利茨重塑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观点；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的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和数量很大程度上由银行决定，银行的贷款能力和意愿取决于经济环境；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信贷需求，而且通过信贷供给影响经济活动水平。我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决定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发展差异。在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统一货币政策经由各地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最终传导到企业和居民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异，即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着区域差异。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通过局部对总体的牵制作用，最终反作用于全国统一货币政策，降低了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

宋旺、钟正生（2006）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对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区域效应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原因。

4.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解决我国经济内部失衡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政策能以扶持落后地区和社会群体为目标。例如通过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到西部地区投资，这将有助于减少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此外，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可以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健康教育的投入，这将有效地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人民币升值或其他改革对农村地区的不利影响。第二，财政政策避开了问题较多的银行系统。我国的银行体系问题不少，国家财政状况却非常健康。2004年国债占GDP的比重仅为33%，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2%。第三，财政政策能解决我国其他发展和社会月标。如住房、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虽然在目前情况下，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可能增加我国未来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与过去依靠银行信贷隐性地为政府融资的方式相比，政府公共支出项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内容和执行程度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因此，在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解决内外失衡问题时，应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加强对公共财政的监督。

（三）一种有效的政策组合：财政扩张与货币升值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升值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机遇和外部动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适时进行经济转型。我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由于没能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战略，在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之后仍然没能摆脱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像美国那样依赖国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密切，我国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内需主导型（主要是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压力，而人民币升值由于提高了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将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激励，这些调整（加上政府扩大对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都有助于资源更多地向非贸易品部门（主要是服务业）转移，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

第二，人民币升值在促进我国经济外部失衡调整的同时，由于改善了我国的贸易条件而使我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状况。考虑到目前我国出口加工贸易比重较大的特征（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超过55%），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状况，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部门的影响可能是温和的，所以人民币升值在改善外部失衡方面将主要是通过进口更大的增加而不是出口大量减少来体现的。

应该看到，人民币升值将对一部分利润空间很小的加工贸易型企业产生压力，甚至令它们被迫关闭。我国加工贸易型生产企业中有80%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这些企业大多生产附加价值很低的产品，由于从外国直接投资中我国能够得到的只是工资而不是利润，如果那些产品附加价值低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既不能带来先进技术的外溢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不能带来合理的工资报酬，那么其因人民币升值而被迫关闭是合理的。

第三，通过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人民币升值在缩小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同时，不会造成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如果我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将能使我国经济实现外部平衡的同时也实现内部平衡。特别是如果政府扩大对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其本身不仅直接扩大了总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动国内私人部门消费，从而抵消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

2.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平衡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具体包括：

第一，扩大政府消费支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的重要举措。虽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在内需的构成中，投资是目前要特别加以控制的。因此，刺激内需的重点要有意识地转向消费方面。由于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居民对现期消费更为慎重。考虑到居民消费在短期内难以增加的现实，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居民现期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是因为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其收入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着手。中央政府必须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进行改革，即在全社会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由投资转向消费，尽快地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应重点分配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对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二是增加财政对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支出，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三是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公共财政的支持重点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期启动农村消费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第二，调整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我国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即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由沿海到内地，以及由东向西，税收优惠程度是逐渐降低的。与区域导向形成反差的是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性比较弱，即使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或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产业有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优惠也是从属于地区优惠政策的。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外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金真正匮乏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得到外资的“垂青”：外资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行业，甚至是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与股票市场，而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产业，以及能够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行业很难得到外资的青睐。另外，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仍然在所得税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目前的外资优惠政策既不利于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不利于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资过滥，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必须对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整个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以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进而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第三，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在我国诸多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对扩大我国出口规模、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随后的20多年里，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国家分别于1994年、1999年、2003年对出口退税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调整，2003年以来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一直是五档，分别是17%、13%、11%、8%、5%。如果说1999年出口退税率的调升是为了通过扩大出口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以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话，那么，2003年出口退税率的平均下调则意在减轻中央财政退税负担与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目前再提出口退税制度改革问题，则重在通过进一步调低某些产品出口退税率，以转变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在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时，除了像农业、高新技术等一些需要特别保护和鼓励的产业，其出口产品退税率保持不变外，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产品，要继续下调其出口退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对污染严重和能耗高的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

第四，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提高财政投融资效率。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政府必须转换职能，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物品直接投资的功能。

3.建立全国统一性与区域差异性相结合的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要求央行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更多地考虑不同地区对同一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完善的货币政策传导微观基础。从长期来看，全国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依赖于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消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必须完善西部地区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具体包括：构建有效的区域性政策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多层次的区域性金融市场体系（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或场外交易市场、发行西部地区建设债券、设立西部地区投资基金）。

经济失衡范文篇7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这使中国乃至世界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经济失衡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领域、各环节及国内外市场有机联系被割裂，引起资源配置失当、产业结构扭曲、经济运行效率下降、社会发展及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的现象。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失衡除了其一般性表现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呈现出内外失衡并存、总量失衡（“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与结构失衡（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兼备的特征，且失衡程度更深，失衡持续时间更长，对经济的影响更加明显。对此，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并提出针对性措施着力加以解决。治理经济内外失衡问题，首先要对失衡程度进行科学的测度，以期对经济失衡的状况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因而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活动非常复杂，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和波动性，在时空上涉及到各产业间、社会再生产各环节间以及国内与国外市场间等诸多领域。要对经济失衡程度进行精确的测度是非常困难的，使得相对于经济失衡其他方面的研究，国内外理论界对经济失衡测度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尚未形成统一的思路和方法，远不能满足宏观经济分析、决策与管理的需要。本文立足于基本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套经济失衡度衡量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内外失衡程度进行测度，以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经济状况，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依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从中汲取构建经济失衡度衡量指标体系的思路与方法；第三部分讨论经济内外失衡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及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第四部分运用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状况进行测度；第五部分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述评

经济内外失衡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也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难题。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内外失衡的形成原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内外失衡的可持续性等角度进行的，如Greenspan和Kennedy（2005）、BenBernanke(2005）、吴宏和刘威（2008）等对经济失衡形成机制的分析，以及姚枝仲（2006）和DavidDodge（2006）等对内外失衡可持续性的分析。[1-5]相对而言，基于定量方法研究内外失衡严重程度的文献较少。其中，Zarnowitz（1996）和Moore（1980）对经济失衡指标体系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包括描述功能、评价功能和预警功能等。[6-7]在经济结构失衡领域，RichardClarida等（1999）从产业变化角度，利用显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RSCA）评价产业结构。[8]从国内的研究来看，项俊波（2008）对中国1992-2007年的经济结构失衡程度进行了测度，他将经济结构区分为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五大方面，并对每种类型的结构失衡都通过构建指标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由中度失衡转向重度失衡，表明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9]程实（2007）也对衡量经济内外均衡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将内部均衡分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内部和谐四个方面，将外部均衡分为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稳定与外部和谐三个方面，并由此构建了一个包含25个具体指标的指标体系，将该指标体系运用于中国经济的测度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看长期处于次级不均衡区间。在经历了前20多年“均衡改善—均衡恶化—均衡改善”的几次起伏之后，自2000年起，内外均衡整体呈现出缓慢恶化的新趋势，这主要是由外部失衡因素引起的，而内部均衡从整体上看表现出一种渐进改善的态势。[10]55-56余霞、余玲（2011）研究了国际收支失衡的测度，选择贸易差额与综合差额作为衡量指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的贸易失衡在2004-2007年逐步加剧，从2008年起开始呈现下降趋势。[11]李石凯（2006）运用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比例以及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两个指标对1994-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相对规模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相对贸易顺差指标在较低水平运行并且呈显著下降趋势，从而对国外关于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指责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只会加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12]李宝瑜（2009）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指数，他将中国宏观经济划分为5大领域、13个类别、32个组和93个指标，提出了确定均衡值的9种方法，基于这些方法测算了每个指标的失衡度，并用组合权重和层次分析方法逐层综合，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失衡指数。运用该指数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1年以后，中国经济的5大领域中，实体经济、资源环境失衡程度有所下降，而货币金融、收入与价格、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均有上升，宏观经济总体失衡状态亦呈逐渐加剧的趋势，从而认为现阶段应在全面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别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提高经济的均衡性。[13]以上分析为经济失衡的测度提供了一些思路与方法，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如部分研究只涉及外部经济失衡，且将贸易差额占比作为测度外部均衡的唯一指标，显得说服力不够。一些研究虽涉及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但因其研究范围过于宽泛，使之在有限的篇幅里对每个领域测度方法的介绍都不尽明确，政策建议亦显得针对性不足。同时，部分研究对经济失衡的内涵与针对性把握欠佳，将内部均衡与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简单对应，显得较为牵强，忽视了经济失衡的结构性特征。因此，如何从整体和结构两个层面把握经济内外失衡问题？测度指标体系如何确定？具体测度中如何尽可能避免主观性因素的影响？中国近年来经济内外失衡状况及发展趋势究竟怎样？等等，尚需通过深入的研究来进一步厘清。

三、经济内外失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测度经济内外失衡的基础，以下从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指标权数与临界值的确定、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等方面依次展开分析，最终建立起衡量经济内外失衡度的指标体系。

（一）指标选择的依据

指标选择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的质量。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指标本身的属性及指标间的逻辑关联性。据此，所选指标应符合独立性、可比性、关联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独立性要求指标体系中每一个指标所反映的内容与其他指标具有本质区别，不能通过某种数学推导形成相互转换关系，以避免某一经济参数在经济失衡测度中的重复使用以及指标之间的共线性；可比性包括时间可比性与空间可比性，时间可比性为不同时点的指标数值可直接比较，空间可比性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指标数值可直接比较，可比性原则意味着要选择同类同属性的指标，或者对不同类型与性质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关联性要求指标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系统能涵盖内外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以保障测度的全面性；可操作性要求具体指标内涵和外延清晰明确，易于量化，并且指标数据具有采集的可靠性与获得的连续性。二是指标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对内部经济而言，首先表现为投资、消费和储蓄的总体结构状态，可以用投资率、消费率、投资储蓄比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等指标予以反映；其次是产业结构状态，可以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指标予以反映；再次是收入分配结构状态，可以用居民政府消费比率、城乡人均收入比等指标予以反映；最后是能源资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联性，可以用单位GDP能耗、能源消费弹性系数、R&D占GDP比重等指标予以反映。对外部经济而言，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差额、资本项目差额与外汇储备规模等，可用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外汇储备余额占M2比重、外贸依存度等指标予以反映。据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内外均衡2个层次、16个指标的指标体系。表1给出了这些指标及其基本属性，在后续分析中将对这些指标的经济含义、特性、权重、临界值等进行具体阐释。

（二）部分指标的解释性说明

上述指标按其属性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中指标。①在这些指标中，由于投资率、消费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外贸依存度等属于常规性经济指标，定义明确，计算公式清楚，因此不再赘述，只对部分非常规指标及自定义指标作简要阐释。1.投资储蓄比率：正向指标，反映社会储蓄资金用于投资的比例。根据“储蓄缺口=外贸缺口”的经济学原理，过剩储蓄如未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将对应为贸易顺差。投资储蓄比率数值上取社会投资率与社会储蓄率之比。2.居民政府消费比率：正向指标，反映政府与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形成的消费关系。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与政府间分配不合理，会抑制国内消费，导致经济内外失衡。居民政府消费比率数值上取居民消费支出与政府消费支出之比。3.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逆向指标，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数值上取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4.单位GDP能耗：逆向指标，指国民经济中所耗费的各种能源总量与同期GDP的比值，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5.外债债务率：逆向指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是衡量一国国际收支可维持性的重要指标。6.出口加工贸易比重：适中指标，出口加工贸易比重是衡量对外贸易结构的指标，数值上取出口加工贸易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表1所列16个二级指标的数据均可在各年度主要统计年鉴中获得。其中，能源消费总量可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获得，R&D数值可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获得，外债余额可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中获得，外汇储备、M2数值可从《中国金融年鉴》中获得，经常项目进出口总额、资本项目输出入总额、加工贸易额等指标数值可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获得，其他指标所涉数据均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②

（三）指标权重及临界值的确定

1.指标权重的确定在内外失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是一个重要环节，不同的赋权方法对测度结果有着显著性影响。指标权重赋权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可进一步细分为德尔菲法（DelphiMethod）和层次分析法（AHP）等，客观赋权法可进一步细分为主成分分析法、功效评分法等。本文在在赋权法上采用主观赋权方法中的德尔菲法。③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相关处理，除了基于简便考量外，还包括：（1）不同经济指标重要性大小很难区分，对不易辨析重要性的指标赋予相等权重属次优选择；（2）对经济社会领域的任何测度都很难做到完全精确，只要指标选择合理，权重设置基本反映经济现实，分布对称，无人为扭曲，用主观赋权法是完全可行的。具体权重值见表1。2.指标临界值的确定临界值包括反映经济极度失衡（均衡）的上下限值和反映经济完全均衡的适中值。指标临界值确定标准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基本经济理论来确定。例如，当外债债务率达到100%时，意味着当年外汇收入不足以偿付外债余额，应视为出现债务偿付危机；而小于30%时，则认为偿付外债不存在潜在风险，故可将100%和30%的外债债务率分别作为经济极度失衡与完全均衡的临界值。二是根据国际经验来确定。例如，国际上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多在70%上下，而中国仅为40%左右，可将70%与30%分别作为完全均衡与极度失衡的上下限值；又如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国际上一般认为超过10%意味着该国外贸处于极度失衡状况，因此将0作为均衡适中值，将±10%作为极度失衡临界值。三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来判断。如R&D占GDP比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该项指标数值多为4%~6%，而中国仅为1%~2%，若以4%~6%作为上限值，则指标失衡指数在不同年度间区分不大，不能很好体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故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分别确定2%和0.5%作为反映经济完全均衡与失衡的上下限值。对于适中指标，需要确定适中值作为反映经济完全均衡的标准值。适中值的确定同样应符合以上标准。特别指出的是，一旦适中值确定后，上下限值与适中值应当对称，即上下限值与适中值的差值应该相等。具体临界值如表1所示。

（四）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在性质、量纲及经济含义等方面各不相同，导致数值之间不可比，因此采集到指标原始数据后，在对经济失衡度指数进行综合前，还需对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影响。无量纲化处理方法种类较多，由于上下限值与适中值选择的对称性，此处参考程实（2007）的极值变换无量纲处理方法。[10]84处理后用[0，1]区间数值表示，其中0代表完全均衡，1代表极度失衡，数值越大，失衡程度越严重。对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中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分别如公式(1)、(2)和(3)所示。其中，y表示指标无量纲测度值，x表示指标原值，xmax表示指标处于完全均衡（失衡）时的上限值，xmin表示指标处于极度失衡（均衡）时的下限值，xm表示经济完全均衡的适中值。

四、中国经济失衡程度的测算：2001-2010

（一）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结果对表1所列经济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2001-2010年中国相关经济指标的无量纲化数据

（二）内外失衡指标体系的合成在完成指标选择、权重确定与数值无量纲化处理后，通过加权平均合成方法得到内外失衡综合指数。假定该经济失衡综合指数为E，有：E=ni=1Σwiyi其中，wi为第i个变量的权重，yi为第i个变量的无量纲化数值，n为指标个数。E∈[0，1]，数值与经济失衡程度正相关，取极值0时代表经济处于完全均衡，取极值1时代表经济处于极度失衡。

（三）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结果经过对相关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合成，我们得到中国2001-2010年经济内外失衡指数变动趋势图（见图1）。

五、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分析结论

由图1所示，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整体状况在21世纪前10年经历了一个渐进恶化的态势，内外失衡总指数从2001年的0.3856上升到2007年0.6188的峰值，之后有所下降，2010年小幅降低到0.5509。如果以0.5作为区分相对均衡与相对失衡的分界点，可知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由相对均衡区域进入到了相对失衡区域，且该失衡状况可能会在未来持续较长时期。从经济结构看，内部失衡指数在2001-2003年快速上升，之后几年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0.6左右；而外部失衡波动较强，在2001-2007年失衡指数快速上升，之后亦有较大幅度下降，从而带动了内外失衡总指数的同向变化。

1．内部经济失衡状况

从影响经济内部失衡的组成因素来看，失衡指数的变化有以下几种情况：（1）上升时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加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居民增收乏力，导致进入21世纪后的前几年，一方面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过高，另一方面城乡人均收入比上升，消费率快速下降，这些指标均对内部经济失衡的加剧起到了推动作用。（2）略有下降时期。2006至2008年，由于技术进步、节能降耗产品与工艺的广泛运用，以及国家对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力扶持，使得单位GDP能耗有所下降，R&D占GDP比重有所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亦不断提高，这些指标对内部经济均衡起到了推动作用。（3）先升后降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由于出口的扩大，社会总投资控制在一定规模，过剩储蓄资金找不到投资渠道，投资储蓄比率逐步下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缓解外部市场萎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国家实行了四万亿投资等经济刺激计划，导致投资储蓄比率快速上升，这些因素使得内部失衡指数出现先升后降现象。

2．外部经济失衡状况

相对于内部失衡指数，中国外部失衡指数在整体上震荡幅度要剧烈得多，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快速上升—快速下降—缓慢上升”的反复震荡。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为2001到2003年，外部失衡程度缓慢扩大；第二阶段为2004-2007年，外部失衡程度迅速扩大，在2007年达到0.6269的历史最大值；第三阶段为2008到2009年，外部失衡程度显著减缓，2009年外部失衡指数降为0.4552，仅相当于2004年的失衡水平；第四阶段为2009年后，外部失衡程度又有小幅扩大。表2显示了更为具体的结构信息。从影响外部经济失衡的组成因素看，失衡指数的变化有以下几种情况：（1）趋于上升。由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导致进出口总额快速增加，同时，累积“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余额快速增长，这些都引起失衡指数的上升。（2）趋于下降。由于国家外汇收入急剧增加，债务余额的增长则相对较慢，使得外债债务率趋于下降，同时，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得出口加工贸易占比不断下降，这些都引起失衡指数的下降。（3）先升后降。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在最近10年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在第一阶段经常项目顺差额度不断扩大，失衡指数由2001年反映轻微失衡的0.13急剧增加到2007年反映极度失衡的1；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外出口进入相对萎缩阶段，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使该失衡指数在2010年降为0.52；相对于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占GDP比重的波动性更强，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反复震荡，并在震荡中渐进升高。

（二）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处于较为严重的内外失衡状况，且无明显转变迹象，需要引起各界足够的重视。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等外部因素，又有国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等内部因素，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

1．关于内部经济失衡

投资率、储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主要因素，这与国家长期实行投资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必然联系，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努力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向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弹性，通过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提高消费水平，减少对出口与投资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等，对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也降低了有效需求（彭志远，2007）。[14]对此，应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手段加强对收入及财富分配的调节，不断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扩大内需奠定基础。

经济失衡范文篇8

一、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基本特征

结构失衡与结构矮化是我国经济60年的常态。当前的经济结构失衡，带有进入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在国内生产能力总量过剩的情况下，内需不足，外需下滑。既有工业内部的失衡，也有产品结构的失衡；既有存量失衡，也有区域间的失衡。

1、低水平产能过剩与高技术产品短缺并存

目前，我国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并可能导致基础设施部分能力闲置。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2009年6月，钢铁行业过剩产能达到1.6亿吨，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73.1%。但一批钢铁项目未批先建或违规建设。中央电视台2009年9月6日《经济半小时》报道，上半年全国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已逾17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倘若这些产能全部实现，相当于全球多晶硅年需求量的两倍以上。与此同时，我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特种钢材；多晶硅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国外大企业手中，在整个光伏产业链中，国内企业扮演的仅仅是赚取“加工费”的角色。

2、资源不足与廉价使用并存

人均份额少是中国资源的基本国情。截止2005年，我国人均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人均耕地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3%，淡水为27%，森林为14%，草地为32%，石油、天然气探明储量为11%、4.5%，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储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6、1/6、1/9。但在我国资源遭粗放使用很严重，长期依靠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扩张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相当部分GDP以资源过度使用为代价而取得。资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资源开发使用中造成的外部负效用不能被补偿。土地、水资源被廉价甚至无偿使用，地下水被过度开采，煤炭被滥采滥挖，稀土金属被无序肆意开采。

3、环境容量超限与“两高一资”项目增加并存

人口密度大、环境承载力弱对我国发展形成严重制约。目前，我国GDP占全世界的4%～5%左右，但原煤、钢材、水泥的消耗量分别占全世界消耗量的31％、30％和40％，石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分别达到40%、60%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超出环境容量。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环境可持续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居第133位。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05%。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水泥、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重化工项目借机出笼。

4、政府大量投资与民间资金蛰伏并存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40％，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从未超过GDP的34％。2009年上半年，为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投资增速长25%，全年将增长32%以上。同时，约46万亿民间资金处于观望状态。其中浙江民间资金仅增长8%。

5、行业垄断与过度竞争并存

电力、石化、民航、铁路等传统基础行业被国有资本垄断，近年的新兴产业如证券、通讯等产业民间资金也很难进入，国有资本利用在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取得高利润和高收入，发展活力不足，严重损害了竞争积极性，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而纺织、钢铁、奶业等又因规划偏迟偏弱难以正常引导，过度竞争，造成资源浪费，产业升级缓慢。

6、自主创新不足与科研经费低效使用并存

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巨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低下，是“制造大国”而不是“创造大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缺乏支撑能力。但在我国科研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却同时存在经费使用低效的现象。我国科研体制基本上沿用计划经济下的模式，科研主体和大部分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国立研究机构和高校等事业单位，主要由国家财政支持；而企业对技术开发的投入比例小，就职于企业从事研发工作的高级科研人员不足，导致绝大部分企业的研发能力不强。

二、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经济长期存在失衡问题，有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在于传统体制引起。短期的供给过剩是市场机制“试错”的客观要求，否则就没有优胜劣汰，就没有技术进步与发明创造，而3年以上的失衡，尤其是60年的失衡，与计划体制和经济转轨未完成密切相关。

1、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滞后，是结构失衡的首要原因

（1）长期实行赶超发展战略的负面效应

作为发展中大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历史必然性，实行赶超发展战略在干部群众中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我国建国后不久提出“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大跨越”，“跳跃式发展”等词汇经常成为地方政府文件中的高频关键词。实行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重投资、轻消费，重总量、轻结构，重规模、轻升级，实行生产要素低价格政策，低工资、低利率和低资源成本。赶超发展战略长期运行的结果，累积了产能过剩、消费需求不足等结构失衡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巨大惯性。

（2）不均衡发展战略的配套政策不完善

产业发展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曾经实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发展战略，人为造成农、轻、重之间及其内部结构的失衡。近年来，第二产业生产能力提升很快，我国成为制造大国，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在区域发展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由沿海到内地梯级递进的开放步骤，又分阶段采取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地区间你追我赶的发展竞争，加快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由于均等化公共服务的配套政策措施没跟上，在累积了巨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也扩大了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进而造成地区间的发展能力差异过大，引发国内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3）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调整滞后

我国出口导向政策实施30年来，通过压汇率、出口补贴和退税政策，刺激出口，换取急需的技术装备，提高了我国的产品竞争能力，发挥了后发优势。但在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全球化进程明显加速，顺差增长迅速，汇率调整缓慢引发升值压力，热钱大量涌入，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由于过分重视出口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出口导向政策调整比较缓慢，导致外汇储备的大量累积。大量外汇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等于大量资源供美国廉价使用，面临美元不断贬值的风险，不利于产业升级，加重了内外经济结构失衡。

2、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不充分

我国大部分产品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但一部分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还被政府控制，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如政府仍控制着利率、汇率、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一方面资本、土地、水资源等被廉价开采和使用，另一方面污染排放权等未能通过竞争方式形成价格，市场通过价格竞争配置资源的能力受到制约。从市场运行的法治环境看，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异，内外资优惠政策不一致，地方保护主义，城乡同命不同价，司法部门给予本地企业更多保护，资源在国际流动比国内流动更容易等，都不利于市场功能的发挥。

3、市场主体建设滞后

市场主体间的充分平等竞争，是实现经济均衡的基础性条件。我国政府拥有大量居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一部分国有企业虽经过股份制改造，但“一股独大”使其治理结构不完善。政府控制着国有企业领导的任命，给予特殊关照，控制着相关行业的进入门槛，客观上使其可以不注重科技进步、产品创新而求发展，甚至通过浪费资源、低水平建设挤压民营活力和空间。近年来，证券等新兴产业出现大量新的政府控股企业，一些竞争性行业“国进民退”，国资背景的企业容易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市场主体地位的差异，成为结构失衡的基础性原因。

4、现有科技体制不能充分助力产业升级

政府支持科技研发，促进产业升级，是解决结构失衡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多年来我国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进行了大量投入，但科技管理体制与市场竞争过程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在科研项目立项、评估中由少数人、少数单位说了算的情况突出，科研方向和科研成果与生产脱节。部分科研项目的审批、研究、评奖、结项在行政部门和教育、科研机构循环，脱离生产环节，耗费大量经费的科技成果市场应用价值低，专利产品转化率低。

5、经济政策碎片化

计划体制下，经济干预微观化，计划审批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在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政府对土地、资源、利率、汇率等价格的形成具有主导作用，对产业准入等有大量的管制措施。但政府规划约束力弱，我国产业结构现状与“十一五”规划的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写得科学，干得不科学”。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到主要产业规划，执行主体责任不够明确，检查督办制度约束力不强。某些经济政策执行中流于碎片化，脱离原来的政策目标，甚至受强势利益集团左右。如中央早就对地方政府建设廉租房问题提出明确要求，但地方在落实政策时进展缓慢，甚至借机发展高档房地产，或为本部门牟利。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防止结构失衡，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

防止结构失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政府效能提高、市场运行优化、科技体制改善等方面入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

1、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想

（1）变赶超战略为要素禀赋优势发展战略

在赶超战略下，容易走向不顾当地条件、不惜代价的增长方式，在实现部分发展目标的同时，带来资源的浪费，持续发展的条件遭到破坏。实行要素禀赋优势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各地发展基础和条件，充分运用市场价格竞争机制配置资源，通过主体功能区建设，发挥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实现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2）变不平衡发展战略为和谐发展战略

改变过分片面强调增加生产能力的发展方式，促进三个产业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调整中，通过政策刺激改善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1979年和1980年，国家陆续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如粮食统购价格平均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这两年分别提高了22.1%、71%。当前我国实行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政策，通过财政补贴政策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推动农村商业网络体系建设，提升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我国区域差异较大，在完善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同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机制，保持各地具有参与竞争与持续发展的基本能力，是防止结构失衡的重要基础。

（3）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国际收支平衡发展战略

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重视取得顺差，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水平一旦达到较高水平，出口导向政策将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应逐步调整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增加汇率和退税政策灵活性，减少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实行国际收支平衡发展战略，可能给部分企业增加生产经营压力，同时也促使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提高核心竞争力，延长产业链条，带动研发、设计等服务产业的发展，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促进产业升级。对农民工就业的冲击，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政策解决更为合理。

（2）深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使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逐步放松政府对金融资源、土地资源的管制和垄断，改革利率、汇率、土地、水、能源、矿产价格形成机制，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纳入资源性产品价格中，将矿业权无偿和有偿取得的“双轨制”统一改为有偿取得；深化资源税和环境税改革，将目前的矿产资源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过低的费税标准调整到合理水平。创造优良的制度环境，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加快发展，进一步深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使土地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上。建立矿业企业矿区环境治理、生态恢复责任机制和治理环境污染，补偿环境治理成本。

3、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环境

在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打破行业垄断，对民营企业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从财税政策、资本市场、法制环境等全方位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逐步壮大能够真正以市场信号为导向的市场投资、生产主体。由于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而一般不依赖直接融资。发展中小银行可以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且由于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中小企业规模不大，治理结构不规范，抵御风险能力较低，存在较大的信用风险，因此应通过政府建立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体系，给缺乏抵押品的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服务，降低金融机构搜集个人和企业信用的成本。

4、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市场效率依赖于政府有效管制下提高经济自由度。政府应通过行政管理改革，大幅度降低行政管理费用，提高行政效率。在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中，不仅应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应重视社会发展指标、绿色GDP指标、人类发展指标等的实现情况，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杜绝“造福当代，祸留子孙”的短期行为。应将政府投资重点放在战略性、先导性产业的支持当中，切实引导民间资金的活跃和投入。政府应将对竞争性项目的审批重点放在环评等具有外部性影响的领域，让市场充分发挥自组织功能，促进优胜劣汰，产业升级。政府对所有企业履行一视同仁的公共责任，加强对公共风险的监管，优化竞争环境，扩大市场准入，鼓励有序竞争。

经济失衡范文篇9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2005年10月举办的第七届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联合公报强调，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风险等问题将加剧不稳定性并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各方应承担起责任，实施必要的政策，加快结构调整，化解风险。

近期，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的责任和应对等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以专栏的形式论述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前提下，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表现

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对“全球失衡”进行了概括：失衡现象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目前，美国对外债务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6.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国家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储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7万亿美元。

每年，美国要花费1万多亿美元从其他国家进口各种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贸易失衡。

这些都是困扰经济学家以及各国金融高官们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它反映出了一个事实：美国严重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来弥补其巨额赤字。

1.全球经济失衡首先表现为全球贸易失衡。

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8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2.全球经济失衡还表现为全球金融失衡。

在这里，全球金融失衡说的是美国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以弥补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

一方面，美国国民储蓄率自2002年以来一直停留在创记录的低点，相反，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却居高不下。亚洲国家不仅国民储蓄率高，而且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今的外汇储备总额己达到2.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美国有大量的资本流出，流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拿到这些资金一般投入于美元资产，官方机构持有的长期证券不只是美国的国债，还有作为外汇储备的股票、美国的机构债券、公司债和其他的市场债。一边是美国的逆差积累，债务积累，一边是新兴市场国家债权的积累。财政赤字增加及国民储蓄下降，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不景气，巨大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使美元曾长期处于贬值态势。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纠正贸易失衡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美国的外债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美元贬值实际上意味着债务负担的减轻，并使其他国家购买的美元债券蒙受损失。

因此，综合上述两个方面，近年来工业化国家储蓄缺口越来越大。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不断增长。目前是中国、东亚在补贴美国。这是全球金融失衡的主要表现。

3.全球经济失衡也表现为各国经济结构失衡。

当前经济失衡的更深层次的表现是世界各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因此，表现在贸易项目上的失衡，事实上反映了全球各国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储蓄和投资的失衡。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发达国家投资大于储蓄，这不是因为它的投资大，而是储蓄下降了。投资大于储蓄，国内的储蓄不足以平衡国内的经济，所以，经常帐目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逆差。而另一面则是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国投资不足，储蓄大于投资，顺差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分层次的，而并非表面上的贸易失衡那么简单。对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了解得越全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也就认识得越深刻，由此制定的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措施也就越行之有效。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既然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主要涉及到美国和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那么，很自然的，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失衡也是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两方面各自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1.美国的储蓄率过低，消费过高。

美国的贸易逆差根源于国民消费过高而储蓄过低，而这与美国人的消费观念相关联。

美国是消费信贷十分发达的国家，人们的消费习惯也是使用明天的钱来进行今天的消费。这样，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其消费能力远远超出美国的生产能力，两者间的缺口是由那些生产能力超过国内需求的国家来补充，美国一年花费一万多亿美元从这些国家进口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失衡，呈现巨额的贸易逆差。

2.中国的储蓄率过高。

造成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利率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人民银行每年做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出这一结论。

其次，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的预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使得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较高，以应对这些支出的储蓄意愿很高。

再次，人口年龄结构是重要的因素。从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口的劳动力比率现在较高，劳动者时期的人总体上表现为储蓄者，因此，目前中国的高储蓄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现在是老龄化社会初期，只有到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比例下降之后，从这个侧面表现出来的社会总体上的消费需求才会增大。人口专家预言，中国的高储蓄还有十年，十年后随着老年人口开始上升，中国的储蓄率将变低。

3.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需，内需不足。

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长期以来侧重于依靠投资与出口的拉动，而内部需求则显得不足，这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因素之一。尤其中国对外贸易自2001年入世以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至2004年，对外贸易年均增幅为31.5%，其总额由6208亿美元上升为11548亿美元，外贸出口逐年增加，分别增长了20%、35%、36%。2005年外贸总额达到了14221.2亿美元，进出口增幅为23.2%，其中出口增长28.4%左右，进口增长17.6%左右，外贸顺差1018.8亿美元，远高于上年的320亿美元。在现今全球贸易中的排位，中国己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第三位，与美国贸易规模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显然，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的产品核心技术缺乏的现实、粗放型的经济特征、低劳动力成本发展战略共同形成了低附加值的出口发展战略，这是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需而内需不足的原因。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目前全球经济失衡是经济基本面的失衡，光靠汇率政策的调整是难以起到根本作用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对缩减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提高美国储蓄率的作用不会很明显，同样，降低中国的储蓄率和提高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能完全寄望于汇率调整或其他某个经济变量的调整。

三、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困难性

虽然在全球经济失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连续数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但是，在长期，全球经济失衡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现在全球经济失衡没有引发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不代表将来不出现问题。因此，治理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必须要面临的重要任务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涉及到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和多层面的相互关联，因此，调整全球经济失衡要充分考虑各方所应承担的责任。美国、日本和欧洲、中国等东亚国家这三个主要的经济体的努力缺一不可，具体的，美国应该从提高本国储蓄率方面着手，日本和欧洲应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等东亚国家要健全金融体系、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面临着困难，甚至会出现两难的境地。

首先，美国趋紧的财政政策和利率上升有可能带来全球经济的紧缩。从理论上说，美国这样做有利于矫正全球金融失衡状况，阻止和扭转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是，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方面，美国如果消费缩减，对外部产品的消费也将缩减，美国庞大贸易逆差的输出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会受到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长期债券收益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使美国房价上升较快，许多欧洲国家的房价升幅也超过了10%，这样如果美国货币紧缩导致全球货币紧缩，可能带来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及房地产市场降温，引起金融、建筑等相关企业萧条，对美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美国贸易伙伴通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增加对美国商品的需求难以实现。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方法可以在没有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消除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但是一方面，日本和欧洲的进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5%，即使经济增长提速对美国经常帐户的赤字作用也不会很明显，况且虽然欧洲和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美国，但是自身仍然面临着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的空间不大；另一方面，占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高位，继续提升的空间很小。因此，这种方法虽然在理论上代价比较小，但不具现实性。

再次，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善。中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已经是世界经济健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尽管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中存在着内需和外需失衡的问题，存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存在储蓄率过高的问题，存在汇率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但是这些都必须循序渐进的解决，任何激进的解决措施，都会带来全球经济的动荡，因此，短期内难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改善产生明显的效果。

最后，美元贬值虽然是美国非常希望的一种方式，但是阻力很大。美元贬值既不会触发美国经济衰退，又能够解决经常账户失衡问题。但是，目前亚洲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占整个外汇储备的比例太大，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净债务国，美元贬值将使其债权国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受到巨大的阻力。

综合上述，治理全球经济失衡不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而且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工作，需要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共同的努力、长期的努力。

四、我国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应对

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体，中国责无旁贷地应该肩负起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份责任。在这方面，中国也正在履行着作为经济大国应尽的义务。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当前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外贸方面争取拥有更加持久的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释放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急剧攀升的原因之一，为此，中国加工贸易背上了美国和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沉重包袱，因而引起贸易摩擦，导致出口导向政策遇到了来自这些国家的约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首先应该努力加强自主创新，使传统的制造业逐渐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把自行设计进而创造自己的名牌产品，逐渐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作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长远目标；其次，在应对贸易摩擦时，应当以多进口我国短缺的资源类产品、关键设备和技术为主要手段，这些产品的进口，一方面缓解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消耗压力，另一方面为我国产业升级创造最初的基础条件。

2.稳定投资增速。

由于提升消费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短期内稳定投资增速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从前的发展投资的思路必须改变，投资应该向更有质量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严重，投资量的扩张的矛盾已经显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应当更多地针对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向发展。治理全球经济失衡是我国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缓解产能过剩现象难得的外部机遇，应该充分加以利用。

3.扩大消费，控制储蓄率。

我国应该抓住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时机调整自身内需和外需的结构失衡，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视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经济的增长最终是要依靠国内需求去拉动，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靠投资与出口支撑经济增长无法持久，同时扩大内需还有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降低出口压力及人民币过快升值压力。

投资、出口、消费只有相互协调，才能产生经济持续发展的合力。如果消费与投资差距不断拉大，消费需求没有启动，那么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不能带来更快的增长速度，而只会进一步加剧供求矛盾。当前中国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国民储蓄率较高，国内市场潜力很大，这为内需支撑起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4.改变内资在与外资竞争中的受歧视地位。

在国内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改变长期以来内外资待遇不平等的现状，有助于缓解我国由于贸易顺差造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会为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创造有利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