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范文10篇

经济法学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学；经济体制

一、经济法在理论与现实之中的作用

经济法学其主要研究经济法在理论与实践之中的运用，在我国的法学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现今整个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愈发重视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纠纷的处理情况之下，经济法制度的建立健全将会直接影响着国家部门的威信以及我国经济能否高效的发展。经济法首先是理论上的建立，综合以往、现今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纠纷案件以此制定出相关的经济法，并且在制定时一定要根据我国现今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国外发达国家以及经济法较为建立健全的国家的法规，制定出理论上的经济法，以此保证每一位消费者和企业的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做到公平公正，同时在某一些地区或者案件上面实践。这样不仅仅可以使得我们的法律更加的建立健全，同时能够保证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并且保证企业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得到公平且高速的发展，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经济法的建立健全还可以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增加政府在社会和全球企业的认可，以此加大外企在我国的投资。

二、经济法与经济学的科学转变

（一）分析国家管理经济生活以及法律调整间的特殊关联。无论从经济学还是社会大众以及政府的角度出发，经济法的改变已经不仅仅是必然，同时更是较为紧迫的。在很多现实的纠纷以及经济类的案件之中，很多经济法律条例部分的缺失以及不符合现今的发展，很多案件的处理都是依赖于经验以及参考国外的案例，无法做到有法可依，这样很多企业与个人都会钻法律的空子，由此可见，必然会使得诸多主体误解成经济法的实施需要借助经济管理以及经济关系。事实上，该理念是不合理且不成立的。我国正积极减少直接干预的程度与范围，也就是说经济法的作用不仅仅是调整经济关系了，它还可以对有效促使国家干预手段得到合理化的规定与适当的调整。（二）及时准确地把握经济法学。纵观整个法学的发展，我国相比发达国家来说相对滞后，而经济法更加落后，这个主要是由于我国基本国情所导致，但是社会和国家近年来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法的重视，很多经济问题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其突出代表就是《劳动法》的修订与完善，充分的保证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实施运用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在不断地完善与更新，经济法的制定不仅仅是局限于专家的研究，同时也在不断地汲取社会大众的意见，先从大的方面以及社会大众所关注的出发，在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在法学发展的进程中，比较普遍性的方式就是借助法律现象得以准确把握法学内容。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地区特别明显，例如商事法的内容，然而在该地区劳动法的发展之后使得商事法得到了一定的净化，有关研究者便认识到了商事法的真正内涵，当然在日后的实践过程中也就能够全面、合理的使用商事法了。对于我国来说，现今的经济法相比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劳动法的建立健全以及不断更新，在社会之中赢得了一片喝彩，得到了大众的充分认可。面对不断健全的法律体系往往不易探索出经济法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及时净化经济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即经济法学研究者就必须认识到净化的机遇，做好深入研究的积极准备工作。（三）经济法对于经济学的作用。经济学的发展与研究其本质与经济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个企业的经济制度方面的建立必须与经济法挂钩，不能够与之有任何冲突和矛盾，否则其行为是违法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也是针对于经济法为基础，同时结合现今和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做出的一系列研究以及制定，这样才能够在不违背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使得经济得到发展。而经济法的制度又与经济学挂钩，经济法的制度不能够违背市场的现实情况，不能够闭门造车，必须结合现今经济现状以及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制定，以此保证营造整个市场竞争的公平，经济法必须做到与时俱进，针对不同的案件纠纷来制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做好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经济案件能够有法可依，违法必处。

三、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也愈发重要，无论是“一带一路”的提出还是世博会等等的发展，我国未来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颗璀璨明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必须要保证经济法的建立健全，否则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将会得不到公平，消费者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这样的情况只会带来经济的一时发展，而想要真正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做到经济法的建立健全，以此保证每一个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能够最大化的得到保护，企业能够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之下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扬.解析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J］.中外企业家,2018（34）.

［2］栾俣峰.经济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J］.法制博览,2017（36）.

经济法学范文篇2

这里的“项目”，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一项工作任务，然而在教学工作中，其实质却是学习任务，而且不是单纯的学习任务，是以工作任务为载体的学习任务[3]，是一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而在这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中承载的却是一系列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法律类高职院校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基层法律工作者，这一岗位群在日常的工作中往往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经济法律关系，或者说“经济法律项目”。而在经济法教学过程中，教学项目基本上就来源于这些“经济法律项目”，因为“职业教育项目教学中的项目往往来源于企业真实的工作任务，或者依据企业真实的工作任务需求自行设计和开发，但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项目，都脱离不了企业真实工作情境的影响”[3]。所以，经济法课程中“项目”在本质上包涵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工作任务，是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遭遇的经济法律关系所带来的具体工作任务；第二个层面是学习任务，“教学项目”中的工作任务的实施和开展不是为了产生某种实质性或者实体性的工作成果，而是为了最终实现一定的教育教学效果，如培养学生的核心职业能力等；也就是说在一个教学项目中，不是为了让学生单纯的学会解决某个法律问题，而是要注重培养学生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所需要的岗位技能。总之，经济法课程中的“项目”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学习任务，这个任务承载了相应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2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实施的基本过程

2．1“项目教学”的典型流程

对项目教学的实施过程，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统一的定论。从基尔帕特里克的“目标、计划、实施、检查”基本框架出发，在弗瑞的模型中，项目教学法由“创意、目标、计划、实施、检查、总结”几个阶段组成[4]；在维曼的模型中则包括“创意、目标、计划、决策、实施和评价”等六个阶段[5]。将以上的观点进行整合，项目教学的流程大致可分为下列阶段：2．1．1项目选择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选择教学项目。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包含教学任务中所要求掌握的技能要求，另一方面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促进教学目的的实现。而如果项目不适当，则会使项目的实施和评价，以及反思的效果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削弱教学效果。因此，在项目选择上应注意：（1）明确项目的类型。比如，“教师需要根据专业和学科的性质确定选择有结构的项目还是模板项目；然后根据实际的教学条件和教学需求选择运用模拟项目抑或真实项目；同时还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学习水平和能力确定将教学项目设计为单一性项目还是综合性项目”[6]。（2）确定项目的实施顺序。也就是要明确各个教学项目按照怎样的内在逻辑进行开展。要求教师仔细分析每个教学项目与实际工作任务的衔接点和衔接方式，然后按照实际工作任务的解决过程来进行各个教学项目的排列组合。（3）注意相关知识点的链接。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确定教学项目实施中的各个环节具体涉及到的知识点。教师对知识点进行分析时要注重将课程标准中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内化为教学项目所承载的内容，还要注意掌握好知识、能力与项目任务的对接，力求通过对实务问题的逻辑分析和有效设计最大程度地将三者糅合为有机整体。2．1．2项目规划完成项目的确立后，教师着手准备实施项目教学的前期工作，比如，依据项目的实施操作要求来制定合理的时间分配表；根据项目教学所实施的内容方式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物质方面的条件；还要将整个教学进程作为一个整体作具体的计划和详细的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将完善的教学活动规划制定出来。2．1．3项目执行在项目的执行阶段中，要对项目计划进行具体的实施操作，也就是在实践意义上对选定的教学项目进行具体执行。项目执行过程中可以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的组成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组成的小组，也可以是整个教学对象全体。在项目执行过程还要注意对实施过程进行及时检查，并依据实际情况对原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正。此阶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①选择合适的方式将项目呈现，引发教学对象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好铺垫；②对教学项目进行深入剖析，使该教学项目的设计目的能够为教学对象精准理解和把握，同时，该项目设计所要求完成的任务以及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和拟达到的目标也要使教学对象明确；③通过选择合适的教学组织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确定各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④适时转换教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引导教学对象完成教学项目的实施，最终达到教学项目的预期目标。2．1．4项目结束项目作品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项目的结束，还要求教学对象对其项目成果进行展示，教师要给他们提供展示机会。通过展示成果，教学对象能够回顾和梳理自己完成该项目的整个过程，还能够与其他教学对象进行一定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教学对象在项目活动完成过程中的表现和能力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可以引导教学对象对项目的执行情况、最终成果及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促使教学对象正确认识其参与教学项目的过程和最终达到的结果，并进一步进行反思，在有效反思的基础上予以提高。

2．2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举例———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

2．2．1项目选择首先，教师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在对各个班级以及同一班级内部不同教学对象的水平深入了解的前提下，本着尊重个性的原则进行项目选择。做出选择时应注意：①选择的项目应繁简适度、大小适当、要求具体；②项目内部的各个分解任务之间要能够形成循序渐进的阶梯型的任务链，以便教学对象遵循这样的规律去建构知识体系。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教学项目可以引导教学对象获得清晰的思维路径，寻求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构建完整的知识脉络体系。基于以上原则，本部分选择的项目是“撰写消费者维权手册”。通过对消费者维权手册的撰写，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能够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掌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能力层面上能够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解决消费纠纷。2．2．2项目规划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也都可能会受到不同形式的侵害。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是否属于消费者、享有哪些消费者权益却知之甚少，导致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能正确维权。针对这种情况，该任务要求制定一份消费者权益保护手册。要求手册内容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具有实用性。为了使手册的内容具有针对性，要求在撰写之前先设计调查问卷，对消费者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者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领域、概率、有无维权、维权的方式、消费者是否知晓自己的具体权益、是否知晓相关法律、是否知晓解决途径有哪些等”[7]。问卷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统计相关结果，然后根据掌握的相关数据来制定手册。2．2．3项目执行在各个班级内部进行分组，每组可以有四至五人，组长一人，组长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协调本组内各个成员具体分工协调，并在统筹编稿工作上整体负责。在调查问卷的制定上，由组长主持讨论，全体组员共同参与完成调查问卷的编写和修缮。然后在组长同意组织下，各组员共同进行问卷的发放、回收和统计工作。最后，组长统筹，各组员共同参与根据问卷调查编写消费者维权手册。该手册的内容主要应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及其适用范围；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消费者维权的经典案例；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主体、解决途径及部门等。2．2．4项目结束这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项目评价。由教师主持，由各组长展示自己小组编制的手册，其他小组注意观察分析展示的守则并与自己编制的手册进行对比，找出自己的不足并加以补正。同时展开答辩，即其他小组的成员对展示手册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展示小组成员则负责答辩。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并根据各个小组编制的手册的完整性、实用性和答辩情况进行打分，评选出优胜小组。

3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3．1“项目”的确定

如前所述法律类高职院校开设的经济法课程中，“项目”实际上是一种学习任务，而且这种学习任务的载体和表象是以一定的经济法律实务问题或者工作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对“项目”进行选择和确定时应将以下原则纳入考虑范围：（1）在经济法课程中，在选择教学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基层法律工作者日常工作的真实情境，以他们的日常工作过程为基础，将实践中常见的经济法律任务作为项目来源。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项目教学的作用，培养教学对象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完善与该项职业能力所匹配的经济法律知识，同时还能帮助其培养和谐的社会人格和优秀的职业素养。“项目教学法实施一种基于完整人格发展的学习方式，使学习者获得职业工作所需职业行动能力，并使其在社会生活上成为成熟的社会成员”[8]。因此，为了能够使学生培养完整的职业能力，实现项目教学的核心目标，必须以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将来的工作实践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真实的经济法律问题为出发点，以贴近并体现其工作过程中的真实情境为原则，来选择教学项目。教学对象的所需具备的核心职业能力是要有知识和技能来支撑的，所以，选择的项目要能够尽可能多的承载这些知识和技能。（2）衡量项目好坏的标准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容易与否。也就是说在选择教学项目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导向性，而这个导向就是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目标，具体包括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好的项目要求能够最大限度的承载教学目标，或者说判断一个教学项目是否为好的项目，就是看它是否承载了更多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如，处理消费者维权案件，对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来说，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很常见的一项工作任务。如果以该工作任务为例设计为教学项目，则可以承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纠纷解决方式等核心知识，并且还能够承载简易合同签订的技能。这一个项目就可以同时兼容法律职业能力形成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如法律文书写作和律师实务等。该项目并不只是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简单承载，而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教学对象要亲自参与实施一系列的活动。首先，要成为当事人的人，就要签合同；然后，要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还要撰写诉讼文书；在维权的过程中，还要与相关人员等进行沟通，与小组内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和交流等。通过参与整个的项目实施过程，教学对象的处理实务问题方面的职业能力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培养和提升，在写作、沟通和协调能力方面也会有提高，而且，通过实践和操作，专业知识不再是僵硬死板的理论和法条，而是发生了有意义的重组和建构，内化为教学对象的实际操作能力。（3）确定教学项目时还要考虑教学对象的情况和授课的条件。“采用任务驱动法教学过程中，为更好实现教学目标，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相关内容的掌握情况等学情，同时教学班级总人数，教学设施和设备等也在教学组织考虑之列”[9]。最终若能够形成项目成果并展示出来，那么对教学对象的激励效果将更加明显。

3.2项目教学法实施中教师的地位问题

项目教学法从教学组织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教师作用应该是设计、组织和引导。教学项目要得以实施，教师要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备项目，根据教学目的对教学项目进行选取，并进行适当的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根据需要的功能来确定承载它的教学项目；然后将这个项目进行分解成，产生具体任务，而且每个单独的任务都要包涵相应的知识点和技能；最后，还要对项目实施所需材料进行统计。其次，要备教学对象。也就是要全面了解教学对象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兴趣爱好等，使项目与教学对象情况相符。另外还要将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状况纳入考虑范围，引导各个项目小组互相学习、竞争和提高。如果确定的项目不合理，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教学对象作为主体的地位被弱化，小组内部或者小组之间合作学习氛围淡薄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导致整堂课失败的诱因。同时，由于项目教学法的开展是根据教学目的，以任务驱动方式进行的，而不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这样极易导致知识的系统性缺失。因此，教师一定要在每项任务完成后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通过这种方式来对理论知识进行归纳，使之系统化。因此，虽然项目教学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学对象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极大的突出，其潜能得到了有效的激发，但整个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仍然不能动摇。

4小结

经济法学范文篇3

一、参与式教学法简述

理想化的参与式教学法应该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首先是一种全员参与，班级的所有学生都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尤其是对一些“不参加讨论的学生”，其次是一种主动参与，在教学之初，如果学生还不能主动参与的话，至多在三节课之后就应当使学生形成主动参与的兴趣和习惯。再次是一种深度参与，这种参与不是通常的师生之间的问答式参与，也不是学生之间看似热烈实则肤浅的嬉笑怒骂，而是围绕争议性主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式的、有启发性的、能够挑战学生知识并促使学生有所思索的参与式活动，通过参与式学习学生可以体验到智慧提升的快感。最后是一种反馈式参与，在参与式教学活动当中，教师既要充当参与气氛的营造者，又要充当参与程序的组织者，还是争议性主题的设计者，但是最关键的是，教师要作为一个积极反馈者。在学生参与的同时，教师应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对所有参与人员进行细致深入的观察，对参与者的行为特征、知识背景、性格差异等进行总结。待参与活动结束，教师应对参与者的参与活动作出准确的、正面的、积极的、鼓励性的但是同时不失客观的评价。通过这个反馈活动，使学生感受到其参与的外在评价，意识到其参与活动尚存的提升空间，激发其参与的信心和兴趣。在流程设计上，参与式教学包括以下四个程序:评估学生、营造气氛并设计程序、选择争议性主题、及时反馈。

二、学生个体知识水平、性格差异评估

学生参与是参与式教学法成功的关键，因此必须设法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但是目前大学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不高，尤其是一些课程内容不引人兴趣的学科，学生往往采取一种被动消极的学习态度，只求考试及格。经济法学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这样的特征。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在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上认真探讨。笔者通过一个学年的实践发现，必须要对学生个体的先有学习经验、知识水平和性格特征进行把握，在此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营造参与气氛，设计参与程序，选择争议性主题，并在反馈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才能不断激发和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在了解学生知识水平方面，可以通过查阅学生以往考试成绩的方式大体获得一个学生知识水平的初步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未必是准确的，因为总有一些学生从来不把重心放在应付考试上，而是放在阅读书籍、提高操作水平上，因此考试成绩不是太好;也会有一些学生把精力和重心都放在应付考试上而获得较好的成绩，也就是说考试成绩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是能够反映其真实水平的，但是有一些学生的考试成绩是不能反映其水平的。所以，除查阅成绩之外，在第一次上课时，可以进行某种形式的专业知识水平测验，对学生水平进行一次简单评估，重点关注成绩和测验不一致的学生。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由于学校图书馆经济法学方面的藏书较少，学生受制于经济水平自己买书的也不多，因此，很多学生在学习中只是反复阅读教材，由此导致学术视野较为狭窄，在对知识的掌握上，由于缺乏不同学说的对比竞争，也只是围绕教材人云亦云，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在一开始就选择前沿性的、有重大难度的议题，必然会削弱学生的参与信心，因此应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对学生的性格特征进行评估的意义在于确定问题学生，这些学生身上所具备的一些所谓问题，有些甚至是很可爱的问题，在实践当中往往影响参与式教学的效果，因此，必须予以重点关注，努力引导、纠正或消除其不利影响。评估的办法是在预备参与式教学活动中的细致观察，通过参与当中的行为特征对学生的个性进行评估。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学生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学生(尤其是新生)往往具有纯朴、勤奋、敏于行而讷于言等特点，又因经济法学的内容距离其生活经验较远，缺乏感性体验，尤其需要教师在营造气氛、设计程序、选择主题、信息反馈方面有针对性的安排。通过这两项评估，教师可以大体掌握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性格差异，然后据此安排以下流程。

三、营造气氛和设计程序

要想使参与式教学活动顺利进行，必须根据对学生的评估，营造一种适宜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所有学生可以自如地、愉快地参与讨论。但是这样一种气氛的营造实属不易，在社会分化加剧、价值日益多元的今天，同龄的学生之间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方面也会产生极大的、不可调和的反差，因此，必须向学生传输包容、开放的心态，使学生具备“君子和而不同”的气量，进而营造一种尊重所有学生的参与气氛。要使来自不同群体的学生都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我们仅保持中立的态度是不够的。许多情况下学生感到被疏远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压根就没引起别人的注意。为了避免学生把课堂上种种不带个人感情色彩、讲求实用的行为理解为对个人的排斥，我们可以有意对学生直呼其名，注意使用正式的问候语或在离开教室之前和学生“闲聊”一番，或者允许适当地在学术范围内谈一些人事要闻。当然，在营造气氛方面，需要根据学生的差异进行。参与程序的设计关系到参与式教学的成败，因为一旦出现程序混乱，必然造成课堂秩序的混乱或失控，更严重者，甚至出现争执不下、大打出手的局面。出现这种局面之后，教师的强制性介入将会消除好不容易营造起来的和谐气氛，甚至会压抑学生参与的意图。因此，在上课之前，教师必须对参与程序进行周密设计，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作出相应预案，保证一旦进入参与式讨论之后程序运转良好。但是这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安排，有赖于教师根据每一个争议性主题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安排。

四、选择争议性主题

争议性主题应围绕重要知识点展开，而且涉及的知识面越广越好，对知识水平的要求弹性越大越好，这样既可以保证把本学科重要的知识通过若干个争议性主题予以全景展现，也可以使全体同学，不论水平高低都有参与的余地，都能从参与中有所收获，这种收获既包括新知识的收获，也包括阅读能力、沟通能力、表述能力、参与能力、交际能力的收获。相反，一旦选择的争议性主题不恰当，比如，需要较高的或较全面的专业水平，或者会引起某些群体的不快，导致消除其参与的主动性，这个主题的选择就是失败的。之所以要选择“争议性”主题，在于一方面通过争议可以发掘学生的理性思考能力、辨别学术观点优劣的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论辩能力，训练学生通过商谈达成共识的司法实务能力。以经济法学为例，在采用参与式教学之前，笔者对经济法学总论的教学反馈往往是:经济法总论内容没意义、说服力不强、与经济法学分论脱节、不好理解、实践意义不大等，通过一学年来的参与式教学，学生对经济法学总论的教学效果的反馈明显好于以往。笔者以一个学生感兴趣的争议性主题把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全部引出，这个主题是:为什么把经济法学作为一个法学二级学科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这种显而易见甚至我们忽略的现象引发学生思考，存在的就有一定合理性，其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其学科属性吗?是因为其历史吗?是因为有国外经验吗?哪种理由更充分，更有说服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使学生对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有一个总揽的掌握，再讲解具体内容时，学生接受起来非常容易。

五、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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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科在高等学校中遵循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方式，学生埋头记笔记，囫囵吞枣的记忆学科内容。近年来，随着各个高校硬件配套措施的完善，新兴的多媒体教学取代了原有的板书教学，在讲课效率上有一定的提高，学生也从繁忙的记笔记中解脱出来，可以抬头听老师讲课。但是，这种授课方式的转变依然存在着问题。教师和学生更加依赖课件，教师主要以课件为主，较少指导学生学习和回顾教材中的知识点;没有了记笔记的压力，学生听课专注程度有所下降，效果大打折扣。21世纪以来，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有关市场规制的经济法律不断推陈出新。培养新型的符合时展要求的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人才是现代高等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针对经济法学内容庞杂，知识点分散的特点，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从而培养具有良好法律素养的学生，这是所有经济法教师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拟对这一意义重大的问题作出初步的探讨。本文认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应该从教材编撰、课堂教学、课外实习、教学考核等四个方面，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法的发展。

二、经济法教学模式改革的可行性

1．健全的硬件设施为改革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国家、学校对教育、教学资源投入的增加，学校的各种教学硬件设施不断健全，添置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建立了信息量巨大的图书资源库，修建了模拟法庭等，为法学的教育、教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老师们开始熟练掌握、运用这些资源，不断摸索新的教学模式，多媒体方式能够动态地展示课程知识点，图书馆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信息，模拟法庭实现了与实践对接的可能性。

2．教师素质的提高为改革提供了前提目前，法学专业教师大多具有社会兼职资质，不少老师从事兼职律师工作，在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公务机构挂职锻炼等，具备了多元化的知识结构，较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些老师们愿意参与经济法教学模式改革，为改革出谋划策，提供各种帮助，一方面，为学生们提供法学实践基地;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实习指导。

3．学生们对教学模式改革的热情为改革提供了动力经济法教学模式改革极大地激起了学生们的积极性，全新的改革思路吸引了学生们的眼球，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对学生们来说是个新事物，非常值得尝试。学生们既可以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又能够接触实务，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因此他们对经济法教学模式改革抱有很大的希望，也愿意为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经济法教学模式改革基本思路

1．教材编撰

教材是本科生学习经济法课程的必需资料。但是，目前中国的现状却是教科书乱相百出，版本众多，良莠不齐，资料陈旧;几乎每一个学校都要编一本自己的本科生教材。这些教科书体例庞杂，内容体例相差很多，甚至观点截然不同。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存在学术争鸣原本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教科书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却需要主流的观点。在西方，教科书的编撰是一件非常严肃的科研活动，一本教科书的编撰往往需要作者多年的积累，不断地更新，并附有与本部门法相关的所有立法材料、案例资料和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样的教科书往往能体现本门法学最主流的观点、最新的发展，从而成为学生学习法律的必要资料。当然，中国教材如此混乱的现状与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但是，为了经济法学科的发展，经济法学者应该秉持出编好书、出精品的理念，集中力量编撰出高质量的本科生教材。将本门学科的理论问题、法律法规材料、有关的典型案例和学者在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编撰一本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价值的经济法学教材，并不断根据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变化，作出相应的更改，使之成为具有更强生命力的经典教材，作为学生学习法律的最主要的渠道。在编撰过程中，我们可以集思广益，探讨编撰思路、体例结构、内容安排等，集合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一线教学、科研人员共同完成。拿出初稿后，书稿必须由多方鉴定，经过实践教学检验，多次修改之后才能定稿。

2．课堂教学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经济法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案例教学早已成为经济法教师的常用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比起枯燥的理论讲解和法律条文解读，对学生更有吸引力，也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的兴趣和学习的主动性。同时，案例教学方法有助于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法学知识，有助于学生理解法律原理和法律条文。坚持案例教学方法对于实践性很强的经济法而言，无疑是正确的改革方向。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案例教学?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多种多样。有的教师从历届司法考试题目中抽取典型案例，在课堂上细细剖析。这种案例教学方法，一方面，“以案说法”讲解了法律条文;另一方面，也教会了学生如何应对国家司法考试。并且，司法考试题目中的案例设计短小，对知识点的考查准确，因此采用司法考试题目进行案例教学是一种很好的教学尝试。有的教师从教学参考资料中选取典型案例，在课堂上详细讲解。这种案例教学方法对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亦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教学参考资料的案例大多比较陈旧，且案情复杂，无法真正起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还有教师从“今日说法”或者法制频道等电视节目中选取典型案例，放到课堂上讲解。由于这些案例经过电视节目的加工，往往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并且这样的案例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因此，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在进行案例教学法的时候，首先，我们应当对收集的案例进行分门别类地编排，一种案例反映一项或多项重要理论;其次，我们向学生们展示这些案例，提出一些问题，或者要求学生们从案例中发现和总结问题;最后，我们针对典型案例加以剖析，培养学生们的学习思路和研究方法。这种案例教学方法，也是一种有效果的教学方法。仅仅将教学方法由单纯的知识点讲授扩展为结合案例讲解法条和法学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现状。本文认为，针对个别单行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等，此类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且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法律纠纷的法律，经济法教师可以采取让学生上讲台进行讲解的教学方法。主动讲与被动听，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旦要求学生能够讲解某部法律，他或她必须在课前查阅大量资料，消化吸收这些材料，并将之变成自己的语言讲解出来。这样的经历对于学生而言，既能够牢固的掌握法律知识，也能够提高他们运用法律的能力，锻炼他们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自信。此外，针对某些在学界仍然存在巨大争议的理论问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在教学中，我们应当引入课堂辩论法，鼓励学生们就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按照现在通行的辩论赛规则，公开进行辩论。辩论既是达到真理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学生的思辩能力充分发育的前提。这种教学方法的作用在于:首先，辩论将学生直接置于极具挑战性和对抗性的竞争氛围之中，类似于激烈的职场竞争，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危机意识;其次，为了取得辩论的胜利，学生们必将大量查阅和分析材料，有助于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最后，面对面的对抗式的辩论锻炼了学生们的应变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们让学生自主阅读材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充分的论证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锻炼学生思辨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

3．课外实习

进行课外实习是现代大学教育对每一个大学生提出的要求。引导学生走出校园，参加课外实践活动对于学生提高对自我的认识有很大好处。“书到用时方恨少”，是每一个曾经参与课外实践活动的学生最真实的感受。参加校外实践活动的学生，会更加珍惜校内的学习机会，尤其对于经济法这样的内容比较庞杂、枯燥的法律，校外的实践互动更能激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针对经济法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可以安排学生去公司、律所、消费者协会以及法院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者组织学生举办各类法制咨询活动。在公司的实习，能够让学生直观地观察公司运作的情况，加深对公司架构、公司经营、公司管理、公司治理等重大问题的理解。在律所和消费者协会的实习，可以让学生实际体验诉讼的魅力。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尤其近几年，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争端越来越多，此类的诉讼案件也是此起彼伏。学生亲自参与某一个案件的诉讼过程，可以让学生接触到课堂上无法学到的诉讼技巧，深刻体会诉讼中的法律知识。在法院的实习，可以让学生接触到各种类型的法律争端，尤其是平等主体间有关合同的争议，可以给予学生从法官角度观察法律，认识社会的机会。此外，本文认为，可以采取模拟法庭的形式，给予学生实际运用法律解决案件的体验。模拟教学法是指通过观摩和模拟过程，使学生通过情景学习，进行主动探索、主动发现问题，将知识有效地内化的教学方法。实施“模拟法庭法”的目的，在着重锻炼学生行为能力的同时，培育独立分析解决问题、书面和口头语言表达、辩论等综合性素质。就其本质而言，模拟法庭其实就是学生模拟法官、案件当事人的一种学习活动。在模拟法庭中，学生可以亲身体会法律的魅力。但是，笔者在观摩了几个模拟法庭以后，得到如下印象:模拟的场景主要是离我们生活非常遥远的英美法系的庭审现场。学生们穿着法官袍，带着假发，进行着背诵式的辩论。笔者认为，这样的模拟法庭华丽有余，实用不足。因为背诵式的表演，没有给学生一个思辨的过程，英美法的诉讼与我国大陆法系传统的司法实践差别过于显著。因此，本文建议，经济法教学过程中的模拟法庭可以选择中国司法中实际存在的争议，完全由学生依据程序法主导案件审理进程，并依据中国现行的法律，对争议进行辩论、审理，并由学生最终根据自己的所学作出最终的裁决。这样的模拟法庭，笔者认为会对学生学习的态度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让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更加系统和牢固。

4．教学考核

经济法学范文篇5

一、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

法律规范有着独特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作为体现了法律外在现象和内在精神的法律概念，常以逻辑严密而著称于世。但是，仅仅只注重概念而不探究概念所蕴含的深义，极有可能导致概念误用，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纠纷，此尤以经济法学研究最为典型。具体而言：（1）由于多词一义，以致不同学说的分歧仅表现为用词争议的热闹，而在含义上则多相同或近似。譬如，在表述、界定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各家各派的用词令人应接不暇，如“调节”、“调控”、“协调”、“干预”、“规制”、“管制”等，各学说都声称上述关键词之间差别表明了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程度与具体作用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到整个学说体系的构建。其实，上述概念均是字面不同，各学说所阐释的含义却大同小异，皆反映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进行某种程度控制的概念。（注：参见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2）由于一词多义，以致学者们在未界定同含义的情况下发生多余的争论。关于“经营权”属性之争就是如此。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经营权是指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这显然属于物权，民法学者多持此观点。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2章所规定的十多项经营权内容，经营权是指企业依法自主地组织和支配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事产、购、销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注：王全兴等：《企业法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这显然不能归属于物权，经济法学者多持此观点。如果对这两种观点的含义及其依据进行说明，就根本用不着就经营权是否属于物权而争论不休了。（3）经济立法中有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由于对这种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未能了解清楚，就用法学固有原理和思路来阐释，必然会给法的制定和适用带来麻烦。例如“经营权”是传统法学中不曾有而来自经济学的概念，关于经营权的上述第二种观点与经济学原理相符，它突破了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传统民法物权思路，其客体外延比第一种观点要宽，内容亦比第一种观点丰富，同企业经营的实践吻合。而立法者在未弄清经营权的经济学含义的情况下把经营权概念借入立法并按传统民法的物权定义模式来对经营权进行立法解释，但又不得不按经营权的经济学理解来规定经营权内容，以致造成立法中的明显矛盾和法适用上的模糊不清。此例给人的启示是：法律和法学如果要引进经济学的某个概念，就更要同时引进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法律和法学对该概念的释义虽然可以在对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进行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但不能背离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如果我们只重视概念引进而轻视含义引进，甚至用与经济学含义不同的传统法律或法学含义来解释从经济学中引进的概念，势必造成有害后果。又如，“产权”在被法学研究者们直接援用时，并未将其法律化，因此，它给物权法乃至经济法的研究和实践造成了新的混乱。我国现行立法中采用的产权概念来源于产权经济学理论，由科斯、阿尔钦等西方经济学家所创造，是一个既可用来泛指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无形财产权甚至债权等财产权，又可以用来特指某种财产权（如所有权）的概念，使用在不同场合则含义不尽相同。（注：常修泽等：《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经济日报出版1995年版，第1-8页。）然而，法学甚至立法对“产权”这种含义不具有确定性的概念的完全借用并滥用，难免使人对“产权”的真实含义产生疑问：产权到底是什么，是所有权，用益权，抑或使用权？是否能借助于已有的传统法律概念对其进行对应翻译？至今学理上并无明确统一的认识。但在不同学科背景下使用而法学家们没有阐释清楚的产权概念却可以直接进入立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语，那么实践中的混乱就可想而知了。

法学其他学科也有重概念轻含义的现象。例如，使用频率很高的“法制”一词，本来已有公认的两种含义：一种含义中有法制以民主为基础，强调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包括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核心是依法办事等要点；另一种含义即法律和制度。（注：《法学词典》，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455页；1984年增订版，第60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5页。）但官方和法学界的共识是，现代中国的“法制”应当在前一种含义上使用而不应当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

可是，近几年“法治”一词成为时髦，以致有人认为应当用“法治”取代“法制”。其理由是，“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而“法治”含义是“……”（即重述“法制”的前一种含义），所以更科学。如此看来，“法制”的盛行换成了“法治”的时髦，但含义依旧。如此学问，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二、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

纵观近20年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特现象：每当国家出台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经济法学界就会诞生一批“流派”繁多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往往缺乏实证分析，缺乏由论证而来的可信度与说服力。时过境迁，留待这些观点的只是为历史所湮没的命运。可以说，观点与论证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没有观点的论证只是一盘散沙，而没有论证的观点却是空中楼阁，徒有虚表。经济法学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首先必须重视、加强论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论证比观点更为重要。强调论证重要，更要强调论证方法的适当和科学。就通常为法学惯用的案件论证方法而言，某个作为论据的案件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与权威性是存在疑问的。如果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对作为论据的这种案件进行调查、统计，分析这种案件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就会有更强的说服力。如果仅仅用某一、两个特殊案件来论证似乎失之片面的观点，的确难以令人信服。我国统一《合同

法》制定历经数年，数易其稿，力图把握世界范围内合同法发展的最新趋势，如把合同书面形式扩及到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但是究竟如何运用“无纸化”的电子手段缔结合同，却缺乏论证与说明，恐怕也难以为实践所认同。

法学论证还存在一种法条论证的倾向。有些学者言必称国外，援用某国某一、两个法条来引证自己的观点，根本不去考虑制定该法条的历史背景如何以及该法条制定后的实效如何，盲目借鉴。现在还有一种重视法律比较研究的倾向，这当然是有利于法律和法学发展的。但是，只是进行不同国家的法条比较，而不比较法条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比较法条适用的效果，即只进行纯法条比较，那就意义甚微。

三、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

在法学研究中，所谓定性，即对某种现象、事实、制度、概念确定其法律或法学属性，并据此进行归类分析；所谓设计，即基于一定需要、针对一定问题，依据原理和经验，设计出作为法律对策的制度。定性和设计，既是法学研究的方法，也是法学研究的任务。就理论法学而言，更多、更重要的是定性；而就应用法学而言，而更多、更重要的应当是设计，特别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的经济法学，更要以制度设计为主要使命。可是，缘于大陆法系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法律传统，我国学者总是习惯于、热衷于定性研究。当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某种新现象或新概念时，学者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对其定性，而不是如何对其进行制度设计，这也可能是“姓资姓社”的争论遗风。例如，我国《公司法》中出现“法人财产权”后，立即在民商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引发了对“法人财产权”定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属于所有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经营权；还一种观点认为既非所有权也非经营权，而是一种独特的产权，三中观点都有许多长篇大论来表述其理由，但至今未有共识。（注：赵中孚等：《1996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刘文华等：《1996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1997年第1期。雷兴虎等：《论股东的股权与公司的法人财产权》，《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更有甚者，似乎不把法人财产权归属于所有权，企业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公司制度就不可能完善。殊不知，国外法学界并没有关于公司产权定性的大讨论，国外公司法中也未规定公司产权是否属于所有权，但国外公司法并未因此而不完善，国外公司也并未因此而影响效益。可见，与其把精力和笔墨集中用于讨论法人财产权的属性，倒不如把智慧和时间倾注于研究法人财产权的具体内容、边界和结构以及在股东和公司各机构之间的配置，研究完善和落实法人财产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运行规则。我国企业改革急需的是既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又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公司制度设计，而不是给法人财产权定性。其实，各个法律概念都是一定法律制度的概括表述，只有将各个法律概念置于一定法律制度之中才可能正确理解其内涵。例如，企业经营权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所规定的概念，法人财产权是《公司法》所规定的概念，如果将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分别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制度、公司制度联系起来理解，就用不着为法人财产权定性而多费口舌。既然法律概念以法律制度为依托，我们在研究新的法律概念时，就不应当急于定性，而应当着重制度设计。

法学界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有的定性为经济法（称“经济法说”），有的则定性为经济行政法（称“行政法说”），两种观点至今还在争论。持“经济法说”的学者早就根据这种定性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制度设计为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或者由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国有资产法所构成的制度框架。（注：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具有新意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说是经济法学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所作的一种理论贡献。而近年来，持“行政法”说的学者在批评将国家干预经济定性为经济法是如何错误的同时，却也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制度设计为由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国有资产法所构成的制度框架。（注：王克稳：《行政法视野中心的“经济法”》，《中国法学》1999年第4版。）如此这般，至少可作三点评论：（1）“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肯定是正确的，不然“行政法说”不会照般“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2）既然“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是正确的，那么作为该制度设计之依据的定性就未必错误。（3）即使“行政法说”的定性是正确的，但依据这种定性未能作出新的制度设计，就使得这种定性的价值大为降低。或者说，“行政法说”由于未就国家干预经济作出不同于“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其对“经济法说”的批评就显得多余。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定性虽然制约设计，但定性是为了设计。

四、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这也可用来描述法律体系的演进历程。在古代，诸法合体，法学内无法律部门划分之说。在近、现代，诸法分立，且独立法律部门呈增多趋势，但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进行法律部门划分。即使盛行法律部门划分的国家，立法和执法的许多实践，并未受法律部门划分之拘束，立法者主要是出于实现特定立法目的之需要制定法律条文，执法者主要是出于处理特定案件之需要适用法律条文，而不注重于该法律条文属于哪个法律部门。上述现象至少表明了下述几点：（1）法律体系的结构，只是法学的一种理论分析框架，而不是立法的实然状况。就像经济学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影子价格”、“瓦尔拉均衡”、“完全竞争”等一样，法律体系的部门法结构仅是一种理论模型，而不是理论模型所反映的实在本身。学者们之所以将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往往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对法律进行分类研究，以探求法律整体的内部分工与合作格局以及各类法律的特殊规律，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分析框架。因而，基于法学研究的不同需要，就会有不同的法律体系结构。法律部门划分虽然对立法有影响，但立法者在立法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部门划分，更不是一定要遵循某种法律体系结构，而是为了实现所立之法的任务而选择所需要的各种法律规范。所以，法律体系的不同结构（如民商法是否分立、经济法是否独立）之间，不存在谁对谁错之区分，能满足研究的特定需要即可。（2）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同是分化和综合的结果。例如，商法的独立，一方面是原民法中以市场为对象的法律规范与以家庭为对象的法律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市场中特定领域和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一般规范与特殊规范的综合。又如，劳动法的独立，一方面是劳资关系规范与其他民法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劳资关系领域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协调法规范与基准法规范、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的综合。再如，经济法的独立，一方面是民法现代化过程中意思自治限制规范与意思自治规范的分化，行政法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经济行为规范与政府非经济行为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市场主体意思自治限制规范与政府经济行为规范和非政府社会公共干预规范的综合。从这些实例可见，无论是私法公法化，还是公法私法化，都是分化和综合并存的法律体系重组过程。（3）法律部门划分的目的，不是分化而是综合。在诸法分立过程中，将有同类主题或同类职能的法律规范相对集中，形成内容一定有机结构的法律部门

，？尽管这有利于充分实现法律的特定主题或特定职能，但目的不在于构建独立法律部门本身，而在于优化法律体系的结构，重组法律部门的相互关系，综合实现法律整体的各种主题和各种职能。简言之，综合需要以分化为条件，分化是为了更好地综合；分化必要与否和适当与否，关键看分化是否更有利于综合。

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强调对综合的重视，比民法学和行政法学显得更有必要。这是因为经济法的综合性尤为浓厚，只有遵循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综合，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综合，市场主体与政府和社会中间层主体（注：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存在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为政府干预市场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商业银行、政策银行、资产评估机构、交易中介机构、质量检验机构等。）综合，经济与社会和生态综合，安全目标与发展目标综合，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综合，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综合的思路，才可能对经济法的诸多理论问题有完整和全面的认识。例如，在研究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以及经济法体系中不同经济法律制度的关系时，不能只着眼于研究它们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的联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相容、互补和配合的方式和过程。

五、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

传统民法以抽象的平等人格假设为基础，视一切民事主体为“匀质人”，淡化现实生活中主体经济地位和力量的差别，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法律调整模式与调整方法。立足于市场秩序守护者地位，民法视野中的政府（国家）与社会生活泾渭分明，强调的仅是为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民事主体提供一个完备的法律制度背景，并未突出对民事关系中某些属性的特别调节，亦没有对某类主体给予特别的关注。可以说，以总体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在传统民法学中最为突出。随着现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和多维化，传统民法亦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单纯以总体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愈来愈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现实需要。而着重于结构的研究方法已在民法学研究中初见端倪，如民法如何实现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如何保证个案公平等命题就较为典型。

但是晚近发展起来、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学，自诞生之初即以结构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为主。由于经济法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之法，要实现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考虑市场的不同时空因素和不同供需状况，分别对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不同企业予以不同力度、不同方式的干预，即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不只是总体上结合，而更是结合性结合。所以，结构性分析对于经济法学比对民法学更为重要。例如，“本位”问题。总体而论，法律本位的变迁是与经济形态发展的过程相适应的：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使人类由义务本位时代进入权利本位时代；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使人类由权利本位时代进入社会责任本位时代。但是具体到法律各部门各领域时，则不可一概而论。如民法无论是在何种社会类型中，基本上都是以权利为本位，“权利”是其底蕴所在；作为束权法的行政法是以义务为本位；而经济法则以社会责任为本位。同样的，经济法要注重总体之下各结构层面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特征，注重对于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与保护。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是权利本位，对经营者则是义务本位；《产品质量法》对消费者和用户是权利本位，对生产商和销售商则是义务本位；《劳动法》对劳动者是权利本位；对用人单位则是义务本位；同样是《公司法》的保护对象，对大股东是义务本位，对中小股东则是权利本位；同样为竞争法的有机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于保护名牌企业或大型企业的利益，而《反垄断法》则偏重保护中小企业或新入市企业的利益。又如，我国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总体上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对于不同法律部门或同一法律部门内不同制度来说，二者关系可能有所不同。民商法较之经济法，前者更倾向于效率；社会法较之民商法和经济法，前者更倾向于公平。在税法中，社会保障税、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奢侈商品消费税、居民蓄储利息税等显然是公平优先，而其他税种则多是效率优先；在劳动法中，工资分配坚持效率优先，社会保险分配则坚持公平优先；在市场规制法中，竞争法是公平和效率并重，产品质量法是效率优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是公平优先。因此，只有既注重总体又更注重总体之中的结构，注重共性同时更注重个性的把握，才能改变以往研究中静态且过于笼统的分析模式和方法，使经济法学研究不断趋于深化，不断迈向新阶段。

六、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

如果说民法以维护个体利益为要旨，经济法则是对它的反动。民法因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而以个体为单位，即以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元-个体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分别存在的个体作为支架而建立其体系。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和创造性。在民法学者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只要充分保证个人利益最大化实现就可以促成社会利益最大化。同民法着眼于保护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本位思想相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即以社会整体为法律的始点与终点，着重于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在经济法学者看来，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有机构成体，个体利益增加并不意味着整体利益也相应增加，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而个人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的均衡与和谐。因此，以整体利益至上作为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的基点，是经济法区别于传统民法的特质所在。（注：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法律各部门对于主体的认识与假设就反映了个体利益向整体利益的发展过程。立法史昭示，传统民法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以经济人为其主体假设。按照经济人假设，每一主体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依趋利避害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之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由此，经济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即民商法鼓励经济人仅为自己利益而奔忙，不需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历史进入现代，经济法作为对民法的超越和弥补而诞生，其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哲学基础的法律，亦即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法律由承认经济人转变为要求社会人，是以整体利益为基础所作出的现实选择。经济法并不是不关心个体利益，而是试图限制、禁止与整体利益冲突的个体利益，鼓励、支持与整体利益一致的个体利益，以追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

同理，经济法对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态度也是如此。为了整体和谐，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就需要限制部分市场主体的自由，而不是任意的自由。

七、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

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多维化，使得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有可能超越传统法学的平面思维，尝试从多角度立体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这方面，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生动的范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学说推陈出新，层出不穷。由最初的“板块说”-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其作用领域且互

不兼融，发展到“渗透说”-认为计划与市场能够互相包容和配合，随后又出现了“层次说”-认为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而计划调节则是高层次的调节，二者都覆盖全社会。（注：《经济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482页；厉以宁：《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0页。）可以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由平面到立体层层不断演进，认识亦不断趋于深化。相较之下，法学的研究方法却一直停留在平面分析的水平，其最集中的反映即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此问题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争议的焦点，特别是集中在经济法应否调整部分横向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以往盛行的“大经济法”观点与后来得势的“大民法”观点之间以及现今经济法学界多种观点之间，尽管观点对立，但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即在同一个平面上给经济法与民法分界，亦即归民法调整者就不能归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这与经济学界丢弃了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板块”之争如出一辙。其实，调整对象之争至今之所以未能定论，咎在平面分析法之弊。如果换用立体分析法，依据经济学界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层次说”，经济法应否调整横向经济关系之争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作用范围都覆盖全社会，横向经济关系由于受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而呈现出双重属性，民法和经济法都只是分别就横向经济关系的某种属性进行规范，民法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并不排斥经济法也调整横向经济关系。（注：王全兴、张宏森主编：《中国经济法原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第10页；王全兴：《关于制定〈经济法典〉的若干问题的探讨》，1990年中国经济法规体系研讨会交流论文。）正是由于民法遵循市场调节的要求调节横向经济关系，经济法遵循国家干预的要求调整横向经济关系，才使得横向经济关系得到全方位的法律调整。所以，运用立体思维来研究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结合、民法与经济法的结合，就用不着对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争论得你死我活。

同理，立体分析方法对于解决实践问题亦很有帮助。例如，时下我国经济运行最伤脑筋的问题为内需不足，“扩大内需”即成为各学科学者所着力解决的任务。经济法学者用立体分析的眼光来看，制约国内需求的因素是多元和多方位的，内需扩大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共同作用，至少应当从以下几种角度来思考：一是从市场主体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确立非国有市场主体的地位，进行淡化所有制的企业立法，就会促进非国有资本的投资；通过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增强企业适应市场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就会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二是从市场规制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规制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营造公平交易的环境，重构诚实信用的秩序，就可以解决当前信用不足乃至信用危机的问题；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加强产品质量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就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三是从宏观调控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完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金融、国有资产投资等经济杠杆的运用规则，实现宏观调控的规范化，就有助于解决市场供需矛盾。四是从社会保障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仅可以提高消费水平，而且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社会保障预期而调动消费欲望。总之，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应当同时从上述几个方面采取综合性、全方位的法律对策，而不应当只从宏观调控方面来思考。

八、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的经济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原理，以致经济法学界将二者关系形象地概括为“三分法律、七分经济”，这就揭示出经济学在经济法学中的本原地位。特别是当今经济立法的理由大多在于经济学，甚至经济学的概念和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当今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同时，不同学科也正在走向交叉、融合，形成了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局面，片面的知识和方法已不可能给予现实满意的解释。因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中重视经济因素，符合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的潮流。强调经济因素对经济法学的重要性，应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放在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亦缺乏自身独有的品性。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具有前瞻性，应当着意探求经济运行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的反映和注释，更不能把现实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决的现象，当作普遍规律而上升为理论，否则经济法学有沦为纯“政策注释学”的危险。正是由于上述原则，经济法学界许多理论观点、学说和主张处于短命、易变的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各学派对于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变化过程。

经济需要由法律来规范，但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一般说来，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是常态性问题而非短暂性、临时性问题，是由常见性原因、深层次原因而非偶然性原因、浅层次原因引起的问题。经济法学只应当研究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并依据以这类经济问题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则不同，无论何种经济问题，也无论其由何种原因引起的，都有必要进行研究并依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2.合理借鉴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借助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数学模型等量化分析优势，经济学日益向相关社会科学渗透、扩张，显露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法律经济学即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者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朝着实现经济效益的目标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其核心思想是：“效益”-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所有的法律活动即立法、执法、司法和全部法律制度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因此，视界的开拓、方法的创新必然促进整个法学的变革和重构。在传统法学看来，秩序、正义、公平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任务就在于创设或维护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经济学则认为，法律应该有利于经济效益最大化，所谓“正义”就是效益，效益是法学的基本原则。这样以社会财富最大化为基础，整个法学概念体系完全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也为不同的法律领域提供了一种传统法律所缺乏的一致性。诚然，法律经济学的适用有失之片面和过于强调效益的不足和瑕疵，但作为一种“范式”的革命，其对整个法学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作为与经济学更有亲缘性的经济法学，当然能更好地借鉴、使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我国现阶段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状

况而言，似乎有两点值得注意：（1）不宜过分提高效益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益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益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再者，效益目标对法律影响主要有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效益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益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效益目标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益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益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可见，效益目标对法律的影响应当以影响立法为重点。（2）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效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效益。在有的法律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是我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自己第一手取得的还是授引他人的），（注：陈正云：《刑罚效益成本资源有效配置论》，《现代法学》1998年第4期；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第237-238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03页、第441-442页。）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应当承认，在我国现阶段，学者们要想获得法律成本和效益的数据，还相当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就限制了法律经济学的作用和地位。

九、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型发展目标，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在此背景下的经济法，不仅要保障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且要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行使方式与限度，使政府行为及其所控制的市场行为对后代的负面影响得以限缩，做到当代的发展不损害后代的发展，当代的利益不损害后代的利益。这种使命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更加显现和紧迫。市场机制和与之对应的民法，一般只能作用于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这就需要由可能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干预和相应的经济法来弥补。所以，考虑、顾及和保护后代利益，对经济法来说更为重要。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全新发展模式，使人们摆脱了传统发展思想的束缚，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人类的发展史与文明史，构成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代表了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实践表明，由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引起了社会、经济生活一系列显著变化。例如，经济体制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宏观调控方式和市场规制方式的变化，等等。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内化为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取向，给整个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1）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理论的影响。经济立法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化为目标价值取向，在法律制定、实施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此价值目标。传统的经济立法、经济政策只注意到现时利益的调节与分配，只调整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深入到人类利益的基础和人类代际关系的领域，以致行为短期化倾向严重，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2）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立法、经济法实施的影响。历史经验证明，人类过去实行的许多非持续性政策，正是导致今天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律、经济政策，就是要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立法之中，改善管理体制度，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与其他鼓励措施，将经济发展导入可持续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新的角度、更大的范围、更长远的未来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的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等。

十、全球化与本土化，本土化更重要

全球化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的趋势，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强调世界大同，与国际接轨，引进国外技术、制度和观念等。本土化则强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同、接轨、引进都应当符合国情。发展中国家面对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在不回避和主动迎接挑战的同时，更应当重视从本国国情出发来作出因应的对策。知识界在努力认识、把握全球化思潮的同时，又或多或少有些丧失自我的倾向。于法学研究而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国情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如何借鉴、移植国外立法例并使之与本土法律资源、本国经济发展相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同的部门法对于全球化或本土化的需求程度是不一致的。一般说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之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与移植，而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可借鉴和移植的程度则很小。这是因为，民法与市场机制相对应，与日常交易规则密切相关，而市场机制、日常交易规则在各国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往往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共同基本准则，易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同大于异，甚至在民商法某些领域已经出现统一实体法的趋势；经济法与国家干预对应，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规范，而国家干预主要是针对市场供求状况实施的，市场供求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这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国家干预的体制、目标、方式等往往不同，所以，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往往难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异大于同。（注：王全兴：《立基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总而言之，经济法中的诸多理念与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无论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上的政府，抑或不同发育程度和供求状况的市场，还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不同方法与力度，都表明经济法的内容难以趋向统一。例如，中国经济法自身的逻辑起点和独特发展历程，政府经济行为的运作与规范，竞争立法模式的选择和对经济性垄断、行政性垄断规制等命题莫不反映出经济法的国情差异。因此，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的经济法不宜靠移植、借鉴得以创立，而应当从我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更加注重对本国国情的研究。现今灌输的全球化内容其实大量的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因为只有在同一既定模式下，发达国家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优势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获取更大化的利益。我国要赶超发达国家，只能基于本国国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归根结底，最具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特质的法律，也最具有全球性和国际化色彩。全球化研究最终是为解决本国问题服务的。现时出现的“全球本土化”一词，是耐人寻味的。经济法在全球化的趋

势中，应立足于对我国政府与市场的研究，探索政府对市场运行有效和适度的干预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和健康发展。

十一、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

作为知识的积累和传递，我们理当学习、继承传统的学说和知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考虑到前人理论的实际语境与制度背景，不能刻舟求剑。现代社会有与传统社会显著区别的特性，其本身发展也可谓是日新月异，经济法应当充分考虑现代的实情。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现，它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带来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重新整合，给法律的内容、调整方法以及整个法制的运作机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法学应当把握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知识经济的思潮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之中，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法的影响与要求，着重研究国家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法律对策。例如，竞争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农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资本，而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知识。竞争方式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变迁即昭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历史差别，这种差别则必须为法律所认识、包含。又如，劳动关系在早期被纳入到民法的调整范围之中，但实践证明，由民法调整劳动关系已不足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并且导致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萎缩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于是，就出现了突破私法自治原则、体现国家干预、以保护劳动者为主旨的劳动法，并脱离民法而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时至今日，仍有学者食古不化，意图让劳动关系回归到民法体系之中。（注：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过程中，曾出现把劳动合同纳入《合同法》体系的主张。）此种思维方法即是忽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仍停留在劳动关系属于民事关系的旧有观念上。再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以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近代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在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法学思考时，应应当着重从现代经济学中汲收理论营养，而不必崇拜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如，在设计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框架时，许多学者一直把法律体系的传统框架即“六法全书”框架（注：依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印行的《最新六法全书》，“六法”指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奉为样板。如果按此法律框架及其理论依据来思考，经济法当然无立足之地。殊不知，从古代、近代到现代，法律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法治化的程度，以及法律调整的方式和技术，都在变动，法律体系的框架当然会随之重构，并且呈现由混沌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趋势。“六法全书”框架是近代法的框架，而经济法是现代法，（注：关于近代法、现代法的界定，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的时空维度描述》，《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在“六法全书”框架中当然无法理解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然而用“六法全书”框架来概括近代法尽管是适当的，但用“六法全书”框架来硬套现代法则不合时宜，因为现代已出现了许多近代不曾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现象。现代法框架是以近代法框架为基础的法律框架重组，经济法就是这种法律框架重组的产物。所以，只有把经济法置于现代法框架中，才可以理解经济法的生成和地位。

十二、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科学意图与世界学术规范相接轨。在早期“补课”任务大体完成之后，目前似乎只有两种人还保持着较为高昂的创造力：一种是外语功底深厚的人，这些人可以越过翻译界直接追踪世界学术最新动态，有话语方面的进口权；另一种是对现实各种动向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人，他们能够直接从生存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汲取思想能量，对现实作出创造性学术回应。上述两种人似乎代表了学术研究中借鉴与原创的两个方向。两者相比，原创更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的，中国经济法学要求研究者根据内在的本土资源，以批评的态度，独到的眼光，精密的思维，提出特殊而具体的重大原创性问题，并谋求得到正确的答案。例如，中国经济法的知识内容源于两方面：高度计划体制下的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西方经济法学说。但是经济法学者在接受上述两方面知识来源的时候，未能重视结合我国实践进行原创性的开拓工作。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政府缺陷之有效克服，是现代经济法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此推论出经济法的使命在于弥补“双重缺陷”。（注：廖华、姚欣：《双重缺陷与经济法的双重使命》，《法商研究》1999年增刊。）但是，在特定的语境、制度背景下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合现实国情。借用“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分析框架来给经济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定位，这当然有意义。但不应当只转述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理论，而应当着力分析我国的“双重缺陷”有何特点，弥补“双重缺陷”的对策有何特殊性。这样的研究才有原创性。

又如，许多学者在其经济法著作中都把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都不够成功，给人的感觉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直接套用。虽然应当承认，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主体、客体、内容）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及其法律事实以及相配套的民事法律责任，是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但这只适宜于像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较为简单的法律关系，而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来说，则显得不适应，以致用这种分析框架来描述经济法律关系，往往给人以呆板和形式化的印象，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并且对经济法学分论各章不便适用，即使适用也没有多大意义。这就需要寻求经济法学的新型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经济法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在总结、抽象、归纳经济法分论各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即是说，应当原创而不是借鉴。完全可以说，经济法总论的独特分析框架形成之日，也就是经济法学走向成熟之时。

十三、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

法律作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行为规则的固定，具有稳定性，因而有必要对法律及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仅限于一定时空进行研究；但是，法律相对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总是显得僵化，甚至难免于滞后，这就需要将法律置于动态过程中进行阐释和分析，弥补静态法律条文与动态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比较而言，大陆法系由于以法典化为其重要特征，故与静态研究更吻合；而英美法系以非法典化、判例法为其重要特征，故与动态研究更适宜，曾有学者将判例比喻为珊瑚生长，由几世纪审判记录的缓慢沉积演化而成，凝聚着人类的无穷智慧。相对于具有更多立法者人为设计色彩的静态成文法，判例法具有坚韧的柔弱性，更能适应现实需要，更具有理性的力量，保证了英美法系独特的创造性与开放性。正因为如此，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交融，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得益彰。而我国法学界受大陆法影响深于受英美法影响，这在民商法领域更明显。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年来我国法学界出现了对判例法重新审视乃至肯定的

呼吁，司法界也出现了运用判例指导司法实践的迹象。这实际上反映了对动态性的追求。

不同的法律部门，由于其开放程度不同，对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需求就会不一样。例如，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部门法，我国新刑法取消旧刑法的类推制度而实行罪刑法定主义以后，封闭性更甚。一方面，按罪刑法定主义的本来要求，适宜静态研究，对动态研究多有限制；另一方面，为了克服刑法由于取消类推制度而对罪刑难免遗漏的缺陷，需要运用解释（尤其是扩张性解释）来增强刑法的适应性，这就必定强调动态研究的地位，但由于动态研究受到罪刑法定主义的桎梏而难以施展手脚。

又如，民法相对于经济法来说，亦是如此。就这两个法律部门相比较，无论是基本原理，还是基本制度和法律体系，民法都比经济法成熟，正因为成熟而强化了自身的封闭性，传统私法原则的不可逾越，传统私法体系的不可重组，就加剧了民法现代化的艰难。尽管出现了民法社会化的迹象，但无论如何社会化，其程度是极为有限的。如果社会化程度强烈，则为传统私法原则所不容忍，只得冲出民法体系而另立门户，劳动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就是如此。换言之，传统私法原则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社会化的民法规范保留在其体系之中。所以，民法学一直承受着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矛盾，动态研究需求与抑制相冲突的痛苦。

经济法学范文篇6

本文基于对周大伟先生在《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5期发表的《经济法：一道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一文的理性批判，本着学术商榷的态度，进行理论论证，以消释类似周先生之人对经济法的质疑，使其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读周先生之文后，领其要义可知如此结论：经济法之所以成为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归结起来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平处同位，也即经济法的地位问题。结合周先生之文，笔者做以下理性批判和几点说明：

一、传统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存在问题，从而引起对经济法地位独立性之争

前苏联法学界有一个经典的唯物主义法学命题，即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和性质上的差别，则是法的体系及其分门别类的客观依据。同时，无论按照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还是按其性质来划分法的部门，又都必须结合法的调整方法。于是又引出另一个经典型的命题，即：必须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调整方法结合或者统一起来，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或依据。这些都被我国法学界毫无保留的接纳了。[3]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律实践的不断发展，其理论上的缺陷性逐渐暴露出来。著名经济法学家史际春先生曾针对此有专门论述，他认为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或依据的主要缺陷在于：1、传统理论基本上把法律部门的划分归结为法对社会关系的机械映照，即虽然突出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却忽视了人类认识过程的能动性和创造性；2、传统理论把法律部门看成是不同板块之间的关系，而法律体系不过是一个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界限分明的拼盘。然而实际并非如此；3、在形式逻辑上，传统理论违背了按分类对象自身特点进行分类的逻辑要求，从而走向了自己的悖论。

正是由于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存在以上论及的理论缺陷，从而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不能够解决我国目前法律部门的现实情况，使经济法部门法的独立性屡遭质疑。因此，重新研究和确立更为合理的法律部门划分依据，对于进一步充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地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从经济法目前的发展的现实情形和将来趋势来看，其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而独具的独立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理由如下：

（一）经济法具有其独特的任务

人类近百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和发展教训，都无可争辩的确认了经济法的特殊任务。经济法具有其独特的任务，即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从公共利益出发，以社会为本位，全面宏观的调整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产生晚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因就在于产生经济法的土壤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在这样的"土壤"里，传统的私的交往和政府的经济职能都具有了全新的社会意义。突破了传统的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所不及的功能缺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经济法具有独特的理念和价值追求

经济法对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直接社会性和国家意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有其独特的理念和价值追求。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对这类关系也进行调整。但民法对此调整的理念和价值在于意思自治，私权神圣和私权利保护；行政法对此调整，着眼于公权之间及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消极的进行平衡与协调。而经济法，对此调整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以社会为本位，追求秩序（经济秩序）、正义（社会正义）、自由（自由竞争）、公平（市场主体间和机会的平等）和安全（经济安全）。正是经济法独具的视角、理念和价值，使其成为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法律部门之一，屹立于法律部门之林而不逊。

（三）经济法法律部门的形成与发展符合法律部门发展的一般趋势

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总是在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法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以后，在已有的大量的法规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即旧的法律部门无法容纳这些新的法规时，才必然出现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容纳这些新的法规。[4]经济法正合此形，作为一个新增法律部门出现是其他法律部门所不能容纳的新法规前途的福音和法律部门发展的盛事。

二、曾经否认经济法法律部门独立性的观点在学界已得到澄清

周先生之作引用的观点大多来自于经济法其法律部门独立性尚未得到学界和官方认可时期。在今天经济法独立性得到澄清的情形下，仍然便搬出过时的观点，掏过时观点的衣兜，意义何在？

对经济法地位独立性澄清的主要代表观点主要有以下出处：江平和陶和谦：《谈谈民法和经济法的划分问题》，《经济法论文选集》（北京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编），第76-78页；郑立：《试论经济法》，《经济法论文选集》（北京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编），第61-63页；杨紫煊：《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6页；李昌麒：《经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9页。等等众多，兹不赘述。

综上两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是确定的。同时其独立性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替代的。经济法对与中国法学的繁荣，功不可没，哪何谈"困扰"二字呢？

三、尊重一国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周先生在其文章中一再提到国外对经济法的研究很少，甚至于绝迹。其说法首先是有违客观事实的。其次就一些国外情况来推出我国经济法研究和法律部门存在是没有必要这样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法律文化是指每一代人从其生活环境、尤其是前人的经验中学习而来的有关涉及法律的知识。与其相联系的就是法律传统，它指的是世代相传，辗转相承的有关法的观念、制度的总和。[5]法律传统构成了法律文化的精髓。中国也有自己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同时更有自己的法律国情。我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基于最大的客观实际----法律国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利益单一到利益多元，这一切迫切召唤经济法的出现来予以调整，以保障和完善国民经济的发展，确保经济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经济法学范文篇7

虽然，“双语教学”在我国各高校目前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是，“双语教学”的科学含义是什么？包括法学教育界在内的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双语教学”可以成为提供我国新时代外语教学质量的重要策略，其本身也不是单纯的教学方法问题。[1]有学者将“双语教学”定义为：它是在学校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以及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不只使用母语，同时广泛使用外语的一种教学活动。还有学者根据外国字典中的定义将双语教学理解为：“双语教学提出的最初目的主要是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2]客观地讲，这些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忽视了“双语教学”一词在我国的演进历史和法理基础，因而缺乏建立一个准确解释“双语教学”含义的根基。

国家教育部[2001]4号文件《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第8项题目为“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该项全文如下“按照‘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暂不具备直接用英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以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这是我国高校实施“双语教学”的法理基础，脱离此基础分析我国“双语教学”的含义是错误的。按照以上规定，目前在我国高校进行的“双语教学”，是指除外语课程外，采用外文教材，并用外语授课的课时占该课程课时的50%以上（含50%）的课程。由于英语是我国所有普通高校本科生的必修外语，所以，教育部所称的“双语教学”实际就是使用英语进行专业课程教学。而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就是指在高校国际经济法学专业课程的本科教学中使用英语授课的课时占该课程总课时的50%以上（含50%）。

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之必要性

第一，我国对外经贸活动中急需大量既熟悉国际经贸法律和国际惯例、又能熟练运用外语的涉外法律人才，这是实行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出发点。外语（主要是英语）作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时代愈加重要，法律职业者要熟练地运用外语处理法律文书、用外语直接交流，而不能再借助于翻译。这样，法律实务要求法学教育必须与之相适应，其双语教学势在必行。[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对外经贸活动日益频繁，特别是在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现在每年的进出口贸易额一直在2万亿美元以上。与此同时，我国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也急剧上升。国际经济法学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必须开设的核心课程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投资、国际金融、WTO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等方面的国际法律制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密切联系的学科。

第二，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包括许多国际经济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它们几乎贯穿了国际经济法的始终，除此以外，各国的涉外立法也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渊源。这些法律的原始文本通常都采用国际通用语言—————英语，然而，由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符号性、民族性和文化性等特征，使我们在将这些法律文本翻译成中文时，译文总是难以完全表达原意，甚至难以理解或曲解原文的含义。最直接的办法是使用英文原版法律规定，按照英文原版词义和语境去理解。用英文传授该部分知识比中文教授更为准确。

第三，实践中的国际经贸纠纷往往发生在英语环境中，案情异常复杂。国际经济法学实施双语教学能使学生在双语环境的培养和熏陶下，了解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法律以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在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基础上培养了学生运用相关法律解决国际经贸纠纷的能力，为将来从事涉外法律实务工作打好基础。

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实施之困

目前，我国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的400多所大学大多开设了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但从各高校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困难：

第一，选择何种双语教学模式之困。实践中，各高校采取的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模式大致有三种：1.全外型模式，亦称浸润型模式，即所开设课程采用英语原版教材，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讨论、课程考核等环节完全用英语进行；2.混合型模式，采用英语原版教材，课堂讲授、案例分析等环节用英语与中文相结合进行；3.半外型模式，即采用英语教材，中文讲授的方法。后两种模式统称为过渡型模式。目前，多数学校采用过渡型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模式，用英语学习专业名词和进行简单解释和表达，重点的描述和解释用中文，导致了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效果反而不如中文教学的尴尬局面。[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学生们的英语水平整体教差，学生英语水平差是制约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开展和发展的瓶颈之一；二是各高校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师资力量普遍较薄弱。目前各高校承担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任务的教师主要是本国教师，其中许多教师原本是外语专业人才，他们仍然照搬外语教学方法用于国际经济法学教学中，[5]使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成了外语翻译课。

第二,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材选用之困。理论性和实践性兼具的高质量教材直接关系到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的质量。目前国内出版的能全面涵盖国际经济法领域基本知识的双语教材较少，其中出现的语法错误和中式英语表述过多，法律描述的内容和角度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6]而且，这些教材存在着涵盖内容出入较大、重理论轻实务、一般性介绍内容多而具体法律规则少等问题。

第三,实践教学环节和考核的方式之困。我国各高校的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仍以传授系统的和科学的法律知识为主，注重理论教学。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一般每周仅有2-4节，这使得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和学生深入地用外文讨论或沟通，大大影响了双语教学的课堂教学效果。在课堂之外，实践环节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涉外法律纠纷的能力。实践中，不少法学院校也开展了包括模拟法庭、专题辩论、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然而这些实践教学的内容多关注国内民商法、经济法以及刑法领域，鲜有涉及国际经济法领域，即使涉及到国际经贸案件，也多是采用中式法律思维模式分析、讨论案件，学生难以全面、正确地理解主要源于英美法系的、已判例法为主的国际经贸法律规则。

完善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的几点思考

1.我国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应采取全外型教学模式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的开设应宁缺毋滥，不要使其成为应付检查和评估的摆设。如果要开设，必须采取前述的全外型教学模式。当然，考虑到学生的英语能力问题，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应安排在高年级的大学生中讲授。将国际经济法学双语课程作为选修课，仅让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或其他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学生选修。毕竟国际经济法培养的是专门人才，而非是通才教育。在全外型教学模式下，教师用英语讲授、提问，学生也完全使用英语回答和讨论，使学生沉浸在国际经济法律的英语语言环境中。涉及少数学生难以理解的问题，课后教师可以用中文作为辅助语言进行个别解释。

2.加大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师资力量的培养由通晓外国法律的外籍教师实施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是最理想的，但由于外籍教师数量有限，费用昂贵，所以，国际经济法学双语教学任务主要还是由一些专业扎实、精通英语的本国教师来承担。因此，各高校要加大对国际经济法双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一是将英语水平强、国际经济法学基础扎实的专业教师培养成双语教师。具体可以采取为这类教师提供出国深造机会或与国内知名外国语大学联合培养等方式。二是在外语类高校、高等师范院校中开设以培养双语教学师资为目标的专业，将专业外语及有关双语教材纳入必修课程。三是引进双语教师。引进对象应为法律专业的归国留学人员，他们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有较高的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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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的安排高校法学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在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当中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和设计都是围绕这个培养目标展开的。虽然经济法学作为专业基础课，但在教学计划中,课程安排出现被忽视的现象。教学计划时数明显减少，并且受总学时的限制，这对经济法教学来说明显不如民法等其它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能够在如此短的教学时数且面对没有基础知识支撑的学生贯彻教学计划的要求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二)讲授的内容中存在跨专业现象如何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了解与本专业相近的经济法学知识尤为重要。比如，笔者所在的梧州学院经济管理系中就有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等专业，他们需要学习不少与经济法相关的实务知识，比如：国际商法、WTO法等;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要了解合同法；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要掌握票据法、会计法；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要了解公司法等。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只能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不能考虑到不同专业学生的差异化需求，面面俱到的结果最终严重的影响学生学习效果。

(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经济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课程。然而受教学课时、教学手段、教学资源等条件的限制,经济法学教学一直偏重理论教学而轻实践。即使有实践性教学也仅仅局限于课堂案例教学。而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偏重教师分析为主,学生因为缺乏相关的基础知识而无法参与互动，仅有的实践性教学课堂案例教学也变成老师的一言堂而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因而教学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实践教学方法单一,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没有被广泛采纳和运用是经济管类专业经济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二、高校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建议

(一)改革课程安排经济法学教学和其它法学教学既有共性,又有特点，因而,在教学计划制订既要考虑其共性又要兼顾其个性。采取分段式教学课程安排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也就是在教学计划中，先安排相应的教学课时用于各专业统一讲授经济法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然后充分利用选修课根据各专业不同特点安排相应的选修课时,让不同专业的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兴趣选修，同时引导学生通过自学来弥补课程安排上的不足。

(二)根据不同专业对内容进行取舍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教学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进行选择。教材的内容体系繁多，但是不必都讲，能反映经济法学这门课程的性质特点是主要方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经济法学教学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经济法学课程的教材内容取舍，能够充分体现专业特色,按专业配置不同的内容。经济法学课程涉及的法律、法规内容丰富，在教材中不可能将全部内容纳入其中，应按照专业的着重点，有针对性地选取经济法律的内容板块，即使选入教材的章节，也有重点和一般的区分，不能按部就班地平均使用力量。如对于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应重点介绍公司法等企业法律;对于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应重点介绍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方面法律及WTO等涉外经济法律；对于市场营销学生应重点介绍合同法方面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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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主三学”教学模式的内涵及具体操作

（一）“一主三学”教学模式的内涵“一主三学”的教学模式是郑州电大十年磨剑，铸就的一种跨学科、跨地域、跨教育类别的经典模式，它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并围绕此中心开展的导学、助学、促学等学习支持服务。自主学习指的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制订专业和课程学习计划，选择并利用媒体资源和交互手段，依靠自身努力完成学习过程。导学指的是教师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的指导。助学指的是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过程上的帮助。促学指的是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进行监控和评价，以维持学生的有效学习行为。在“一主三学”教学模式中，自主学习是中心，导学、助学、促学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它围绕学生自主学习而展开，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和教学的各个环节，三者相互结合，互动交融，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它具体运用到课堂中主要分为五个步骤来进行。

（二）“一主三学”教学模式在课堂中的具体操作这五个步骤分别为目标导学、主动自学、小组互学、选择助学以及评价促学。这五个环节主要让学生从准备学习状态，逐渐过渡到学习的强化状态的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这也正好符合学习的规律，以及学生接受新知识的心理规律。比如，目标导学可以将学生带入到学习的准备状态，事先能够预见到将要学习的重要知识点；主动自学可以有效地将学生置于自己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小组互学又可以将学生在自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化；选择助学可以将学生之前自学的东西系统地柔和在一起，从而使学习进入升华状态；评价促学又可以将学生学到的东西进行巩固，使学习进入强化状态。

二、经济法学“一主三学”教学模式的探索

（一）目标导学是学习经济法学的前提由于经济法学涉及的知识面和内容相当宽广，所以，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务必将即要学习的内容告诉学生，使学生做到有的放矢，掌握正确的学习方向。在这一环节中，最重要的是教师编写导学案，在导学案中，要体现本章在整本书的性质，比如：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法学（第四版）》第一章，该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是在第一遍总论的第一章，所以，其地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就此，可以将本书的性质，学习目标、方法、重点、难点以及要看的一些书目等等编进导学案中。完成后，将导学案印发给即将上本章课的学生们，使他们了解教师集中讲授的内容，以及可能遇到的难题和问题，这个环节是学习经济法学这门庞杂学科的有力途径和前提。

（二）主动自学是学习经济法学的基础主动自学是学习经济法学的基础，也是课堂教学中心环节。在目标导学的基础上，教师要通过创设情景使学生自觉进入主动自学状态。这一环节要求学生注重独立钻研，进行自主探究。通过通读教材，掌握基础知识，总结提炼问题，对教材形成自我体验。比如：在讲授公司法律制度时，可以假设学生手里面有50万资金，让其开设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该怎么设立？那么就此案例，可以引导学生探索，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组织机构、股东权限，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写等等经济法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了民法的相关知识，而且还涉及到了会计的相关知识。

（三）小组互学是学习经济法学的深化经济法学涉及的内容不仅广泛，而且知识点也比较繁杂，所以，针对其特点，可以建立学习小组进行互学互助。小组互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可以培养其合作精神，自学能力、自我约束能力，提高学习者的综合素质。通过小组互学，不仅可以将主动自学来的学习成果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可以针对共性问题或难点问题展开讨论，进行互动答疑，辩驳质疑，初步解决“主动自学”环节中学生自己解决不了或拿不准的各种疑难问题，使学生学习向纵深发展。当然，这一环节需要教师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可以是网络QQ群，可以是实地小组，教师必须及时参与到互助小组中，和同学们共同探讨，并通过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激发引导学生深入展开讨论，营造良好和谐的互动交流氛围。

（四）选择助学是学习经济法学的关键选择助学主要指学习者在自主学习过程中自由选择可提供的帮助服务形式，倾向于帮助解决学习者在小组互学环节中遇到的困难和疑问。在学习经济法学的过程中，不论是自主学习阶段或者是小组互学阶段，都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这个时候，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教师的支持服务，也可以选择利用教师提供的充足的学习资源和各种条件，进行学习和探究。这个选择的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决策能力。教师应该将在互助小组讨论中所遇到的问题归纳起来，集中进行精讲，使学生在学习中得到提高和升华，所以，选择助学是学习经济法的关键，在这里，可以将之前几个阶段遇到的问题得到集中解决，从而达到学习的应有目标。

（五）促学是学好经济法学的保证经济法之所以难，还在于他的知识点容易忘记。所以做到有效的促学环节是保证学好经济法的一环。在促学环节中，不仅要学习理论，更要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经济法学的应用性极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知识是从各部门经济法的实践运用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因此，学习经济法的理论知识一定要和我们学习经济法律、法规的实践结合起来。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比较和总结具体的经济法律、法规，在何处体现着经济法的精神和特点。这样，我们才可以学以致用，灵活掌握。同时，要有意识的运用比较分析、实例与规范相结合等方法进行巩固学习。比较分析就是通过不同部门法的比较，同一部门法内不同的法律、法规的比较，分析其异同，就能较容易地掌握各自的特点和重点；实例与规范相结合是指学会用一些典型的案例来分析、掌握经济法律、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和操作，学会了应用也就学好了经济法。另外，还要注意正确运用历史分析、阶级分析等方法，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经济法的内涵。这些都是在学习了经济法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促学的有效方法。最后，学生可以对自己学到的知识进行自我测评，教师也要适当地给以总结性评价，以此养成学生自我归纳、自我反馈、自我调控的良好习惯，逐步学会学习，使其成为“终身学习”的实践者。

三、经济法学教学中“一主三学”教学模式的角色定位

（一）学生是整个学习经济法过程中的主体上面阐述的五个步骤中，学生是所有环节中的主体，是知识的主动获取者。教师在把握住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把课堂的主动权送给学生。学生在接到了教师的导学案后，要合理安排自己的自主学习时间，按照导学案的要求来完成每一次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小组互学的环节，更要积极投入进去，克服自己知识薄弱的心理障碍，做到自信、乐观地分享，同时在合作中学习。在选择助学这一环节，学生更要体现在自觉主动地去选择，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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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法考试;经济法;教学改革

一、引言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规定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是从事相关法律工作的必备条件。办法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如何有效地处理司法考试制度与本科法学教育的关系，再一次引起了广泛关注。

二、辩证地看待司法考试制度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

司法考试制度对法学本科教育有利有弊，我们应当全面看待。具体而言：（一）积极方面。司法考试制度使得大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培养得到重视和加强。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将理论和实务有机统一起来。课堂上主要是老师向同学们讲授相关法学理论。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背景下，法学本科理论教育与司法实践的关系在逐渐加强。为了提高就业率，本科教育开始关注司法考试，司法考试主要考查案例分析。教师在课堂上不断引入典型的案例，引导学生分析相关法律关系，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部分学校建立了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安排学生参加模拟法庭活动，这些都是学生学好法律，提高实践能力的有效路径。（二）消极方面。第一，法学教育中法律涵养的缺失。如果法学教育完全被司法考试所左右，将会使大学生在欠缺法律涵养的情况下学习法律知识。这背离了大学教育目标——人的塑造和完善、使学生在精神上成人，司法考试制度通过短期的培训训练出的法律工匠，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应试教育导致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知识结构也不完整。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制定得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其次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好的法律，可见法治的前提是良法之治。但如何保证法律本身是制定得好的法律呢？只有靠学术理论的探讨研究，司法考试本身是无法解决提高立法质量的问题的，因为司法考试重视的是法律的解释和应用。在本科教学中一味强调司法考试，无法提高学生对法律进行批判的能力，不利于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第三，导致学生忽视现实的法律实践。准备司法考试占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客观上减少了学生专业课实习的时间。不利于学生熟悉真实的司法实践，毕竟司考中的案例是法学专家编写的，与司法实践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一味地钻研司考真题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真实问题，甚至可能会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

三、经济法本科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上偏重于理论研究。当前的经济法教育存在过分注重理论教学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实际上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正如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经济法也不例外。但是大多数老师强调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的教学，忽视经济法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往往导致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二）缺乏对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在课堂上大多数教师习惯于灌输法律知识，学生则忙于听课和记笔记。最终只能被动地接受现成的答案，这直接导致培养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和基本判断的能力。案例教学虽然逐步应用于经济法课堂，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案例分析预设标准答案，在分析的过程中，学生仍处于被动型听众的角色，难以有效参与个案分析。这种模式培养的学生缺乏法律职业所要求的逻辑思维能力。（三）考试方法与司法考试相脱节。我国现行的法学本科教育考试有时注重法记忆性知识的考察，忽视了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拿经济法举例，填空题，判断题和名词解释关于记忆性知识的考核占的比重比较高。然而，多项选择题、案例分析题等考查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试题所占比重过低。很多学生只要考前突击一下，死记硬背就可以取得高分，但是面对真实的案例问题往往束手无策，出现真正的高分低能的现象。

四、司法考试背景下“经济法学”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本人长期从事本科生的经济法的教学工作，结合经济法课程的特点，谈一谈对司法考试背景下“经济法学”课程教学改革路径的思考。（一）调整课程的教学阶段。在教学阶段上，每个学校可能不同，建议将经济法的教学时间尽量后移，例如从原来的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调整到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在学生完成其他14门核心课程之后开设。这样做主要考虑两点。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结合民法、合同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学科知识加深对经济法的理解与掌握。另一方面，经济法司考题几乎是纯粹的法条题，如果熟悉法条，就可以高效答题。过早地学习经济法可能导致考前法条遗忘，事倍功半。（二）课堂上强化案例分析。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由高校教师占主导地位,老师们注重课堂教学和法条注释。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种教学方法往往会造成法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为了兼顾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的提高。笔者建议课堂上采取“基本法理+法条研读+司考真题练习+司法实践真实案例讨论/+综合点评”的形式。这样一方面能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司考的应试水平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三）授课涉及司考时应遵循考试规律。任何考试都有一定的考试规律，司法考试也不例外，一般而言司考的规律包括以下几点：一方面，司法考试的命题遵循重者恒重的规律，也就是说，一些重点考点几乎每年都会涉及，只是考察的视角不同，这启示我们在上课时一定要针对重点，分清主次。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对经济法而言，产品缺陷责任、不正当竞争行为、垄断行为、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劳动合同、经营者集中等都是考试的重点。课堂上要重点讲解，反复演练真题。另一方面，司考会重点考察每年新增或者修订的法条或者司法解释。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了解经济法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情况，并向学生及时讲授，切不可一本教材沿用多年，因为里面很多法条都过时甚至废止了。（四）改革考试的考核方式。考试具有检测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为了有效地发挥考试的功能，教师需要改革经济法学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就考试内容来说，考试试题一部分来源于老师上课讲解的练习题，一部分直接来源于司法考试真题，或者做部分修改。这样一来，可以督促学生同时关注司法考试动态和课堂上老师的讲解。就考核方式来说，一方面，适当增加平时考核的比重，采用上课提问，作业等方式。另一方面有些试题可以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就考试题型来说，兼顾主观题和客观题的考查。适当增加多项选择题、案例分析题等应用型题目的考察。（五）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教育。关于理论教学和司法考试教学的关系，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将司法考试视为教学的指挥棒，一切以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目标，甚至在课程安排上也紧跟考试，使得法学教育沦为一种“应试教育”;另一种是教学与司法考试完全脱节，这必然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使得学生在面对实践中的案例时束手无策。笔者看来，正确的做法应该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尤其不能忽略基础理论的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当兼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这要求教师在进行司考教学之前，一定要做好基础理论的讲授，提升学生的法学理论素养，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否则培养出的可能都是考试机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讲解理论，这样不但枯燥无味，而且不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司法考试的案例分析，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对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