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学院学报范文10篇

警察学院学报范文篇1

关键词：警务化管理；学生；个性发展

一、重视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协调发展的必然性

1.1警务化管理的意义公安院校是为我国的人民警察培养后备人才的院校，作为武装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各个公安院校一定要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整个人民警察队伍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在各个公安院校在进行日常的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从严治警，从严治校”的方针，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建立一套系统的警务化管理制度。警务化管理对我国公安院校的长期发展，为我国培养合格的人民警察，提高我国人民警察的总体水平有重要意义。

1.2警务化管理是学生个性发展的前提警务化管理对于加强对公安院校学生警察意识的培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公安院校要培养适应时展的预备人民警察，因此他们从入校的那天起就受到警察理念，警察思想的熏陶，这样的环境下使学员更能够塑造出学员的警察意识，使他们更能够坚定自己人民警察的立场。实行警务化管理能够使学员始终保持优良的职业作风和保持严格的纪律性，经过长期的警务化管理，能够使学员在以后的工作中自主的保持自己的纪律性，形成了忠诚、坚毅、吃苦耐劳的警察品格。这是警察院校与其他普通院校在管理方面的最大的不同点。公安院校有其行业特点，所以在警察院校进行警务化管理的同时还要注重学员的个性发展，在警务化管理的前提下为学员提供足够的个性发展空间，为学员提供展示自己个性的平台。有时候，学员的个性发展违背了警务化管理的要求，这就需要学员的个性发展服从于院校的警务化管理，要让警务化管理去约束学员的个性发展，没有警务化管理的个性发展，就会使学员失去严明的纪律性，失去警务化管理的意义。

二、正确处理好学生个性发展与警务化管理的辩证关系

2.1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管理，它通过对学员进行严格的训练和管理，为学生营造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的校园环境，提高学员的警察素质的培养。这种管理模式并不等同于封闭办学。我校长期以来通过开放办学，使得院校的教学质量，教学效率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都明显提高。我校与多个单位建立实习基地，其中包括深圳。通过实行学警结合，校局互动的办学模式，让学生实践锻炼中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个性发展，发挥学生个人的潜能搭建平台。通过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学习公安人员的工作方法，有利于提高学员的警察职业技能的提升。

2.2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严明的纪律，强调集体行为的统一规范，强调制度条例的约束等，这对于学生个性的彰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现代高等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突出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因此，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需要创新机制，将纪律的规范性、行动的统一性、行为的约束性与培养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警务化管理主要通过队列操课、一日生活制度、请销假制度等载体来体现，并且通过经常性的检查来贯彻落实。在某种程度上，警务化管理容易导致学生自我管理的弱化。因此，学校在严格管理、严格训练中，十分注意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让学生在警务化管理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校团委和各大队建立了如督察队等学生自治组织，让学生参与到警务化管理中来，充分发挥学生在管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在警务化管理中体现学生主体性，使学生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加明确学习目的，自觉性更强，更能有效地自觉进行警察意识的培养和锻炼。其次，积极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生精力有宣泄之道身心有释放之所。所有这些，都使学生的个性和特长有发挥之地，同时自身的组织策划宣传发动使学生在逻辑思维言语表达文字写作特长技能等才能在活动中得到全面调动提高。

2.3社会发展、竞争激烈、学业压力、艰苦警训等带来学生一系列心理问题，在严格的警务化管理面前易感到更大压力，以至违反规章，所以我们在严格在警务化管理同时，建立关怀、人文管理意识。管理要有针对性，要深入学生内心，同时把学生看作是同学、朋友进行平等交流、对话。让学生从管理中学会服从，学会尊重人，学会处事的方法原则，这不是不讲管理原则，而是严格管理的另一面。学生从学校接受到管理严格无情的一面，又接受到管理宽怀感性的一面。公务员之家

在公安院校强调严格管理的同时，更要充分注重学生个体发展，坚持警务化管理与个性发展相统一，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体发展在公安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不是对立而是完全可以统一的。高素质创新性人才是一种综合性人才，他不仅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科技智能素质、社科人文素质、个性心理素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创新和完善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机制，在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和谐统一中培养创新能力，适应培养公安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是公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陈卓.从几件小事看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教育研究，2007，（10）.

[2]裴仁昌.也谈警务化管理与学生发展.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5）.

[3]韦志兆.论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发展.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

[4]胡宇南.浅论公安院校学生警察意识的培养.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8，（4）.

[5]陈小冰.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体发展.江苏警官学院学报，第21卷第6期.

警察学院学报范文篇2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公安院校；法学教育

人民警察作为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力量，其执法质量和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作为公安后备人才的培养阵地，公安院校以高水平的法学教育为法治公安建设提供战斗力。

一、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教育是一种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的是对人的意识的引导，而法学教育所侧重的是对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的塑造。从作用的效果上来看，法学教育更能深化公民法治意识，约束公民的行为，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2］。从作用机制方面来分析，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得到良好实现后才能保障法学教育顺利进行。但是，法学教育并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简单延续，实际上当一种行为方式仅仅靠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实现时，人们就会考虑采用法治的方式加以弥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二、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现状

（一）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明确

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人才培养方案中培养目标的研究与定位，如果不能准确定位，找准位置，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就会失去方向，误入歧途［4］。过去一段时间，公安院校在公安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中过多地强调警察职能的专政性和命令的服从性，往往弱化了警察执法理念，导致学生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手足无措。在教育训练中更多注重操作技能的实用性，忽略了法律职业素养和应用能力的培养，渐渐形成了执法能力不足的短板。

（二）现有的法学教育未充分体现警察职业特点

公安教育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应与警察职业要求紧密联系，但现有的法学教育未能充分体现警察职业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培养要求未完全与警察职业要求接轨，对法治理念和人权观念的培养重视不够；二是课程内容没有从警察职业需要出发进行设置，基本只开设了16门法学核心课程中的4—5门课程，针对性不强［5］；三是公安院校的法学教材也缺乏特点，未能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大多数选用的是其他政法院校的系列教材，缺乏公安特点，不能完全满足公安需求，很难胜任培养公安法律专门人才的重担。

（三）法学课程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

法学课程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公安院校法学课程的安排有很强的随意性，缺乏法学教学课程体系设计［6］。二是所开设的法学课程存在重刑轻民、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例如法理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教学，基本都被作为选修课，甚至很多专业学生都不开设此类课程。三是现有法学课程普遍存在课时量较少的问题。

（四）教学内容与公安执法实践脱节

当前，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存在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重理论、轻实践。法学课程讲授基本上是围绕阐述基本理论、解读法律条文展开，或缺少实践教学环节，或实践教学环节流于形式。二是教学内容简单重复、没有与时俱进，与公安执法实践严重脱节。

（五）教学方法相对单一落后

此前的教学方法以灌输式、讲授式教学方法为主，师生之间缺乏互动和交流。近年来，法学课程的教学逐步采用了案例教学法、分组辩论法、实践教学法等，有的公安院校会组织去法院观摩庭审、与公安法制部门交流，但这些由于经费开支、审判内容与教学内容的不相符或不公开审理等原因，经常被取消；去公安机关的实践教学课程，往往由于涉密性、阶段性的特点，导致学生参与深度不够，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单一落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

三、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完善路径

（一）明确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当在实践需求的基础上设定，聚焦忠诚干净担当为民，突出德才兼备要求，培养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和理念，着力锤炼“四个铁一般”，充分发挥公安院校预备警察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生力军作用。公安院校可以通过搭建系列法治文化育人载体平台，如建设理论研究平台，成立公安法治文化研究中心等进行理论研究与创新；建设特色校园法治文化育人平台，形成蕴含法治文化的校园标识，打造特色法治文化节和法治类学生社团等；建设警务化管理平台，通过严格教育、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严格纪律，培养学生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建设新媒体传播平台，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传播校园法治文化精神，来培养崇尚法治、信仰法治，具有法律原则、理性精神、诚信守法精神的德法兼修的时代新人［7］。

（二）科学设置法学课程体系，调整完善法学教学内容

加大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既要体现公安特色，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均衡发展。确保核心课程的学时，应加大核心课程师资力量建设，为了课程特色化建设，还应进一步开设司法鉴定学、证据法学等有利于开展公安执法活动的法学或法学交叉学科作为选修课，针对用人单位的需求开设相关法学课程。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应与时俱进，以公安实战发展为导向，时刻关注公安实践对公安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不断更新课程内容，注重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组织专业教师集中力量撰写彰显公安特色的法学精品教材，从公安工作实际出发，为公安法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以学生为主体，推动法学实践教学

为全面适应公安工作的复杂性、多变性、危险性，公安法学课程应将教学与实战相结合，增加模拟教学训练和实践环节的教学课时。第一，通过实习提前了解公安工作。组织学生统一到派出所实践锻炼，了解公安工作，以及公安工作经常运用的法律法规等。第二，模拟情景教学，提高学生实战操作能力。通过选取典型案例，让学生模拟案件环节，培养学生将来从事公安实战工作应具有的操作能力，该过程可以邀请实战部门人员到场指导。第三，打造校外法治文化育人平台。组织学生到廉政教育馆、法院等教育基地，接受法治文化的洗礼。打造品牌校外法治文化基地，进一步丰富软硬件资源，形成良好培育环境。

（四）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优化教师多元知识结构体系

公安法学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公安院校一是引进法学专业全日制毕业生，在公安机关中选聘业务骨干到校兼职教学，建立一支知识扎实、业务过硬的法学教育师资队伍。二是优化原有教师的知识结构，促进公安法学教学工作由理论向实战倾斜。可以倡导将法学教师轮流教授本科各专业基础课程，形成多元知识结构体系，储备更多的法律知识。三是鼓励任课教师到公安机关业务实践，掌握一线情况，增长业务技能。

（五）多种途径结合，扩展课堂教学模式

公安院校法学教育要紧跟时代有所创新，根据不同对象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一是侧重启发式教学，改变传统纯讲授教学模式，可以采取案例教学、正反双方辩论教学等。二是采用多媒体设备与软件设计等现代化教学方式。多媒体的应用可以使教学内容更新颖、更生动，深化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三是在线教育实现法学教学资源共享。充分利用线上课程，采用网络教育模式，打破时空限制。

参考文献：

［1］吴星儒.当代中国公安院校法治观教育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7.

［2］刘文华.公安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价值、困境与路径［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04）：118-122.

［3］袁周斌.公安院校警察法学教育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反思［J］.教育观察，2017（19）：56-62.

［4］彭玉伟.加强和改进公安法学教育的理性思考［J］.科教文汇，2015（07）：55-56.

［5］曹晖.警察院校法学教育模式的反思与重建［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4（03）：98-100.

［6］化国宇，管清亮.公安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03）：104-109.

警察学院学报范文篇3

关键词：互联网+；电信网络诈骗；困境；治理

1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的电信诈骗越来越职业化、高科技化，甚至形成了相互合作的若干产业链，增加了打击的难度[1]。互联网1.0/2.0时期，依附于互联网的诈骗犯罪还具有较为明显的物理性，但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不限于物理条件，呈现涉案人数众多、被害人众多、技术智能化、地域跨度较大等负面特点，治理效果差强人意。当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仿佛成为了一百三十多年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所论述的那种“几乎没有危险，工作量最少，经济报酬优厚”的犯罪勾当。根据“互联网+”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特点，也困于现实治理的窘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必须转变治理思路，将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预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第一、完善立法解决电诈争议；第二、将以往的“打击为主”转变为“预防为主”，多个部门协调联动，实现电诈预防共建共治制度；第三、打击电诈亚文化，重点预防，三管齐下，从而达到全民反诈的高潮态势来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2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中国电信网络诈骗分析报告》中的得出：仅在2015年此一年，电信网络诈骗涉案人员将近60万，经济损失高达222亿元。2017年之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率有所缓和，同比下降了6.1%，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也有所下降，群众财产损失为120.1亿元，同比下降29.1%。虽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生率较于2015年的峰值点有所下降，但涉案财产金额仍然触目惊心，多发态势依然严峻。2015年6月，我国建立了以公安部为主的，包括23个部门及单位参与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诚然，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因电诈犯罪不再局限于物理条件，具有高度的智能化、技术化、隐蔽化、多样化等特性，当下的治理措施要想根治电诈犯罪却有些捉襟见肘。应对新型网络犯罪常态化，最合理的措施必然是要将网络犯罪治理前置到犯罪前端，减少犯罪的发生[3]。通过转变电诈犯罪治理思路，将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预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将以往的“打击为主”转变为“预防为主”，且针对我国实际国情及电诈犯罪特点“扬长避短”，由“一元打击”转变为“多元共治”，从犯罪根源着手，打烂电诈犯罪滋生温床。

3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困境

3.1立法设宽泛化导致电诈犯罪立案、管辖难

（1）电诈犯罪立案金额下限高，“微骗”不立案2016年我国出台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公私财务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则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根据《意见》关于诈骗金额的规定，可以清晰得知我国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立案金额下限为三千元，如涉案金额未达到三千元，则导致公安机关对于“微骗”不予立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人们总认为该罪一定属于涉案金额巨大的犯罪类型，动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但根据实际数据分析，在一起电诈活动中，多数被害人损失财产不到三千元，小额电诈在整体电诈犯罪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些被害人寻求公安机关帮助，想追回其被骗财产，但事与愿违，根据法律规定，涉案金额不到三千元，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导致了“微骗”行为频发。虽然电诈犯罪金额可以累计，但因电诈犯罪的高度隐蔽性以及证据难收集性，警方无法将许多“微骗”行为联系到一起，甚至因缺乏证据对那些多次实施“微骗”已然构成量刑标准的犯罪嫌疑人束手无策。小额的电诈行为，容易躲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也让被害人觉得金额较少无法立案，疏于向公安机关提供有益线索，从而导致电诈犯罪行为愈发猖獗。（2）管辖权分配不明，侦查效果不佳《意见》明确规定：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犯罪结果发生地及行为发生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均可以行驶管辖权。此外，若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均不同，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所在公安机关也有权力实施管辖。根据《意见》所得，对于电诈犯罪，实际拥有管辖的公安机关包括三类：处于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事实上，“互联网+”背景下的电诈犯罪已然突破了物理时空界限，跨区域特征越发明显，多数电诈犯罪都是跨地域发生——其犯罪行为发生地、结果发生地、嫌疑人居住地均不相同。法律规定的初衷本意是好的，为了更方便打击犯罪，但事与愿违，当多方拥有管辖权，要么争夺管辖权，导致管辖过剩，要么都不管辖，导致管辖真空。法律虽然对多方管辖进行了规定：可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但指定管辖因程序烦琐、耗时繁多、过程复杂等原因也成了影响打击电诈犯罪的重要因素。实践中也缺乏指定管辖的指导性意见和正式标准[4]。无论是管辖过剩抑或是管辖真空，管辖权的分配不明将影响权力的运用，不利于打击电诈犯罪。

3.2警力资源有限办案难

近些年来，一些不法分子纷纷转移地点，将遥控指挥犯罪的中心转移到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端技术，使得犯罪行为愈发隐蔽，犯罪活动愈发猖獗。例如不法分子身处境外，在境外租赁网络服务器，搭建网络诈骗平台，使用VOIP、GOIP等多种网络技术手段，任意修改网络IP定位，任意修改来电显示，导致公安机关通过现有手段对其很难定位，极大增加了抓捕难度。此外，诈骗人员在骗得赃款后，赴境内外各城市、地区将赃款转移至多个不同账户，通过ATM机或地下钱庄提现，从而使得境外电信诈骗犯罪行为地与结果地分离、犯罪人员与被害人分离、犯罪所得能够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迅速提现，欺骗性和隐蔽性显著增强[5]。这种犯罪行为发生地和操纵犯罪行为地分离，并且是跨越了国家，给公安机关侦破此类案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目前，我国警察人数约为170万，占总人口的0.125%，相比之下，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警察和人口的比例为：美国1:460，日本为1:500，英国1:414，法国1:630，就连一些不发达国家的警民比例也大都在1:1000以下[6]。我国警察总体人数不少，但是相对于整个国家庞大的人口则显得捉襟见肘。目前对于大规模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因犯罪行为发生所在地警力不够，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此案件的模式是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指挥下，抽调异地公安协同调查，合力侦查。但是抽调人员并非是长久之计，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其手段繁多，技术智能化，涉及环节多，要想侦破此类案件必定耗费大量精力，无论是警力抑或是物力，都将会给公安机关造成极大的负担。即使对于数量众多的电诈犯罪，公安机关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经费与编织去解决此类案件，所以完全依靠警力去打击此类案件无疑是杯水车薪。

3.3电诈犯罪涉案财产损失挽回难

截止到2020年，所有电信诈骗案件中，电信网络诈骗已占据全部案件的85%，上升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依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断迭代升级，杀猪盘、淘宝刷单、直播诈骗、虚假二维码、木马链接等。目前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流行的手段为GOIP，GOIP可以同时操作上百部乃至上千部智能手机，实现移动信号和网络信号的无缝转换，不法分子利用GOIP同时操作上百部智能手机，甚至身处境外远程操纵。相关的黑色产业链的合作大都在网络平台上运行[7]，这种非接触式的、犯罪手段层出不穷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论是调查取证抑或是抓捕，都需要警方相较于传统犯罪耗费更多的时间。对于电诈涉案财产的挽回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抢先在犯罪分子转移涉案财产之前将其止付，否则就如同大海捞针，茫茫无际了。比如2016年发生的“徐某玉被骗案”，此案经最高检公安部挂牌督办，仅耗时七天便告破此案，但此案主犯陈某辉却将诈骗所得财产挥霍一空（打赏给网络女主播）。虽是个案却可见一斑，电诈犯罪分子普遍认为“来钱容易”、“来钱快”，便导致其肆意挥霍被害人财产。每当公安机关抓捕到电诈犯罪嫌疑人，往往也只是“人在财空”，诸多因素导致电诈涉案财产挽回难，无法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而对于电诈犯罪的被害人，其往往更重视被骗财产的止损，涉案财产挽回难不仅影响被害人的正常生活，也降低了被害人对公职机关的合理期待。

4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机制

（1）完善立法，解决电诈争议问题从刑事领域来看，应当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将电信诈骗网络犯罪单独入刑[8]。对于电诈犯罪没有单独罪名予以规制，不仅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难以对电诈犯罪进行有效打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法分子借助互联网漏洞实施犯罪的行为将会持续增加，以往的诈骗犯罪对于物理性诈骗的打击效果较好，但因电信网络诈骗因借助互联网技术的独特性，其犯罪智能化、专业化、隐蔽化。通过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专门规定电信网络诈骗罪，对其单独量刑，彰显了国家层面对此类犯罪打击对决心，震慑不法分子。对于《意见》中规定的电诈犯罪最低金额立案标准应当下调，对于立案金额调整之后还不符合标准的“微骗”行为，警方也应当予以记录。通过对最低立案金额的调整可以扩大电诈犯罪的线索来源，将多个案件线索集合化，有助于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此外，警方对“微骗”行为如实记录，也可以增加被害人对公安机关的信任感，提升公民的安全感。公民相信公安机关，也会主动将所知案件线索告知公安机关，有助于公安机关开展行动。最后，通过“微骗”立案也对电诈犯罪分子起到了威慑作用，保障公民不受电诈犯罪的侵害。对于电诈犯罪管辖权的争议也应当予以明确。《意见》中规定了多地警方都有权对电诈犯罪予以管辖，但事实却容易出现要么抢着管，要么都不管的窘境。为了避免部分公安机关人员推诿扯皮，也为了避免部门公安机关人员以权谋私，应该明确“被害人报案管辖”机制——电诈犯罪的被害人向那个公安机关报案，就由该公安机关予以管辖，以达到对被害人财产快速止损的目的。此外，“被害人报案管辖”也同样符合《人民警察法》的立法精神，《人民警察法》规定了人民警察具有“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的职责，公安机关有责任也有义务对被害人受损财产予以及时止付，减少被害人财产损失。当下电诈犯罪呈现产业化、链条化趋势，需要犯罪分子多方合作，涉及多个环节，包括但不限于：“水房”、“话房”、“菜商”、“卡农”等。电诈犯罪诸多环节的顺利运转正是由于电信、金融机构、个人信息处理业者等的纰漏，由于上述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的过失或故意助长了电诈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导致了被害人财产的损失。如果能够责令电信诈骗实施客观上所借助的电信、金融机构、个人信息处理业者，为其在电信诈骗实施中存在的过失或故意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既能实现对受害人的损害救济，也能倒逼上述主体积极地履行相应防范与管理义务，从而有效预防电诈犯罪的发生[9]。通过完善立法对电诈犯罪相关行业责任主体确定赔偿机制，一方面有助于责任主体提升自身监管能力，自发地进行监管更有助于弥补行业电诈漏洞；另一方面，因大多数涉案金额难以追回，通过赔偿机制弥补电诈被害人损失，维护被害人正常生活质量，遏制电诈猖獗趋势。（2）转变电诈犯罪治理观念，多元共建有效治理“互联网+”背景下电诈犯罪相较于传统诈骗犯罪具有多种新生特点——如涉案人数众多、被害人众多、技术智能化、地域跨度较大等。传统的“单一打击”治理犯罪模式对于该种新型网络犯罪已然捉襟见肘，转变“多元治理”治理模式势在必行。过往电诈犯罪治理工作主要由公安机关进行，虽然政府可以增加公安机关电诈治理资金，扩充反诈公安人员编织是打击电诈犯罪活动的一个方法，但该方法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且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对于当下高发的电诈犯罪活动，不能仅仅依靠公安机关打击治理，应当实现公安机关、金融机构、电信机构等多部门协调联动，实现电诈预防共建共治制度。根据“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每个公权力部门都有责任去预防治理电诈犯罪，有义务去抵御电诈犯罪对于普通民众带来的风险，减少电诈犯罪活动的发生。在我国，公安部门既是治安行政机关和刑事执法机关，依法承担社会治安责任。《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责任。基于法律规定及公安机关的特殊性质，其在多部门协调联动中应起到主导作用，积极协调其余部门，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整合多方资源治理电诈犯罪。地点导向警务（Place-basedPolicing）实证研究表明，在小范围地点内投入警力打击犯罪，不仅比散布警力打击高效，还更可能促成犯罪控制效益的扩散，而不是犯罪的移转[10]。运用公安刑侦技术，联合金融部门监管职能，电信部门大数据技术支持，以挽回被害人损失财产为导向，对重点地区持续开展重点整治，多方合作深度打击电诈犯罪，适用全封闭打击体系，让电诈犯罪分子无处可逃。金融机构作为被害人损失财产和电诈犯罪分子“中转站”，决定了电诈犯罪分子能否将被害人财产成功转移。金融机构作为被害人财产止付的最后一道屏障，其作用不言而喻。对此，金融机构应该优化网络交易机制，采用“延期转款”服务遏制诈骗财产转移。在通常情况下，被害人被骗之后通过金融机构将钱款转移到不法分子指定账户上，不法分子随即将钱款提现，金融机构支付系统可以通过延长转款时间从而有效遏制诈骗结果的发生。当被害人将钱款转移至金融机构，被害人当对本次转款存疑时可以主动选择延期转款服务，自主选择延期时长。如果被害人在延期时长内发现自己被骗，可以主动向金融机构申请撤销此次转款。此外，金融机构亦可根据大数据技术排查支付风险，当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排查后发现某笔转款异常，则也可主动适用延期转款服务，在延期转款期间，由金融机构联系转款人和公安部门予以沟通排查。金融机构在保障用户个人隐私的基础之上，配合公安部门工作，对频繁转款账户予以监管，采取延期转款服务，积极主动联系公安部门核查情况，保障公民财产安全。电信网络是电诈犯罪实施的必备工具，对电信网络设备予以严密监管，犯罪分子即使手段在高明，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1年我国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运营商和电信部门要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对移动电话号落实一号一实名制度，对于不符合相关资质的电话卡零售网店一律取缔，对申请移动终端设备的个人或单位予以详细记录并建立全国联网档案制度，做到一件一录，件件可查。电信机构还应加强移动终端市场监督管理，加强对伪基站等电信设备的监管力度，对不符合规定的相关部门严厉管控，建立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库，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金融行业相关工作。此外，电信部门还拥有先进的网络技术，可以抽调部分网络技术人才到公安部门和金融机构予以借调交流，提升电诈犯罪治理质量，降低治理成本，建立信息网络技术支持常态化机制，协同打击电诈犯罪。形成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信息共享、合成作战、快速反应、整体联动”的整体架构[11]。转变电诈犯罪治理观念，通过公安部门主导，金融机构，电信部门协调联动，三管齐下，进而实现电诈预防共建共治制度，深度治理电诈犯罪。（3）打击电诈亚文化，源头治理重点预防源头治理电诈需加强受骗群体预防观念。无论是传统诈骗还是新兴的电信网络诈骗，其行为方式不外乎不法分子采取欺骗的手段诱使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被害人在错误的认识下错误的处分了财产。要想从根源处预防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是关键的一环。电信网络诈骗技术虽然会随着互联网的更新而翻新，但在某一地区，某一时间段内，其犯罪手段还是受制约的，不可能一种方法使用完毕之后就放弃，对于一些使用过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依然要加强宣传防范力度，不仅仅是对新型的诈骗手段进行宣传防范，对过往诈骗手段也需要大力宣传防范。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宣传单等等，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采取其最适宜接受的宣传方式，对各个阶层的人士实施全方位式、全覆盖式的宣传。比如对于在校大学校可以在朋友圈采用转发防诈骗知识集赞换取礼品；对于社区人群，在社区明显位置公布诈骗套路解析等等。新闻媒体在宣传防诈骗知识的同时，人民群众也应予以配合，积极提高自身的防诈骗意识，做到“三不”（即“不听、不信、不转账”），在提高自身防诈骗意识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和新闻媒体参与社区防诈骗知识的宣传，使防诈骗知识走“群众路线”[12]。此外，人民群众不仅是反诈知识的接收者，更是反诈知识最好的传播者，要充分借助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于电诈针对的四种高发人群（在校大学生、农民工、居家人群、农村群众），其亲朋好友甚至是小区业主、村里民众都可以成为反诈知识传播者，呼吁人民群众随时随地普及反诈知识，建立反诈知识普及奖励机制，对于取得一定影响的群众要及时奖励。通过全方位的防诈骗措施，让不法分子无处下手，从源头解决此类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杨郁娟.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中的国际警务合作[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1）：24.

[2]王晓伟.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问题与对策[J].社会治理，2017（1）：40-47.

[3]刘为军.论侦查、预防、服务三元一体的侦查理念[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9-39.

[4]郭丰.论我国电信诈骗立案管辖的困境及应对策略[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19（2）：33-38.

[5]韦尧瀚.电信诈骗犯罪防控举措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98-104.

[6]武胜伟.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治理问题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96.

[7]赵军，张建肖.网络黑灰产治理须多管齐下[J].中国信息安全，2017（12）：73-74．

[8]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12（2）：107-112.

[9]张新宝，葛鑫.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电信诈骗综合治理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5）：42-49.

[10]大卫·威斯勃德，科迪·W．特勒普.地点导向警务模式的效率性[M].金诚，陈韵汝译，人民出版社，2012：96-129.

[11]吕绍忠.警务视阈中网络社会治安防控的体制机制创新[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7（6）：42-45.

警察学院学报范文篇4

关键词:微信;思政

一、微信对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

之前，传统的书本、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为组织掌握，医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绝对主体。而微信等自媒体快速直接的传播优势，分散了员工对传统媒体的关注，在自媒体改变主要传播形式、打破原有话语权格局后，医院的舆论引导力下降，甚至有信息传播脱离组织控制的危险。思想政治工作者为受教育者提供的，不再是“灌输”和“说教”，而是“选择”和“影响”。网络传播环境相对自由，微信等自媒体接收的信息量非常之大，所接收的信息也良莠不齐。一部分动机不纯的网络推手，不顾国家利益，不顾人民利益，为了个人利益，片面、虚假、暴力、迷信等不良信息。海量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员工的辨别力，造成思想情绪的不稳定，进而有认知上偏差和价值观扭曲的可能。

二、充分利用微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微信的便捷性、及时性、广泛性、互动性，给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挑战，同时也给提升医院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带来机遇。建好医院“微信公众号”。医院微信公众号就是一个微网站，可医院概况、就医导航、门诊安排、健康资讯等信息，其后台为医院管理者掌握因此拥有信息的主动权，其信息亦可通过平台广泛传播。医院管理者欲充分利用此工具，一要转变工作方式，注重互动性，既要弘扬主旋律，又要考虑员工的兴趣点，要更加关注员工的诉求，更贴近员工的所思、所想、所盼;二要注重形式新颖，最好是文字与图像、声音、视频相结合，以抓住读者眼球;三要保证更新及时，选择社会热点话题、医改热点话题，使医院微信公众号成为获取资讯的第一平台、陶冶情操的最佳平台。要积极引导员工主动利用微信公众号，在使用过程中学到知识又获得快乐。建好医院“职工微信群”。“微信群”是绝对透明、平等的虚拟空间，大家同为信息的传递者和接收者。政治思想工作者要主动转变观念，打破思维惯性，完成角色的重新定位;政治思想工作者要提高综合素质，改进工作方法，在网络宣传中更具时代性和灵活性。政治思想工作者，要密切关注“舆情”，对员工的思想动态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估，对消极错误的信息给予快速和有力的回应，防止微信群成为部分人宣泄情绪、妖言惑众的空间。政治思想工作者，要抢占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及时准确地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有关医疗改革和发展的新方案和新举措到员工微信群里。医院要利用“职工微信群”开展法制和心理教育，防止“网络言论煽动性犯罪”和“网络综合症”的发生。微信是目前国内第一大移动社交工具，也必然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守的阵地，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不断积累新经验、新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趣味性，努力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贺平 单位: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1］邓锦鸿．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探索［J］．东方企业文化，2014(08)．

［2］邓志光．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性［J］．科技创新导报，2014(10)．

［3］丁竹．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服务大学生就业的思考［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6(02)．

［4］林远萍．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的新思考［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5］杨斌，杨康贤．高职院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6］喻志刚．后工业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最终目标的思想及其评价［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7］梁静．以科学方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8］卢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针、原则与方法研究综述［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9］熊晓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化的若干思考［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0］赵晖．论理国主义及其内在要求———从灾难中的爱国行为谈起［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1］马荣豫．新形势下创新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1(05)．

［12］谢红力．浅谈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与创新［J］．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2009(05)．

［13］孙东升．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探索［J］．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3)．

［14］卢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针、原则与方法研究综述［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5］熊晓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化的若干思考［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6］赵晖．论理国主义及其内在要求———从灾难中的爱国行为谈起［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7］迟浩，张晓莉．新时期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现状探研［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警察学院学报范文篇5

关键词：公安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监控

一、引言

本科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也是审定学生毕业与学士学位资格的重要依据，更是学生本科四年学习能力升华的重要体现。2018年10月，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参与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毕业论文质量作为一个重点考查要素直接关系到公安院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成为教学管理工作的新思路。现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在此次审核评估工作中的改革和实践，分析当前公安毕业论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提出改进措施，切实提高毕业论文写作质量。

二、公安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

（一）学生重视程度不足，写作态度不认真

公安院校学生受行业院校特性影响，本科第四年均需参加公务员考试和招警考试，考试通过后方可顺利入警。学生高度重视公务员考试和招警考试成绩，考研、司法考试、其他行业等职业选择占比较少，就业范围较为固定。此外，公安院校的警务化管理使学生严格按照学校的规定执行每日生活，个人时间碎片化。这些就业因素均使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安机关招警考试等就业资格考试成为毕业年级学生时间和精力的主线。此外，就业单位往往只需要调取毕业生的综合成绩单，而不是看重每一门课程的成绩高低。以我院学生为例，在毕业论文二次答辩的最高成绩为及格，但及格成绩并不影响其就业，用人单位更看重学生体能测试、招警考试成绩等方面。这些因素也促使学生顺应就业形势，忽视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大多数学生敷衍了事，认为只要完成毕业论文即可顺利毕业，质量好坏不重要，对个人就业也没有影响，写作态度不认真。

（二）写作综合能力薄弱，缺乏日常写作指导和训练

部属公安院校的招生范围是全国招生，生源来自全国各地，还设有新疆、西藏等地区的专列招生计划，生源文化水平差异较大。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为例，来自新疆、西藏、青海、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等生源地的学生汉语言写作基本功底基础较弱，习惯使用本民族或本地区语言交流，致使汉语基础较差。从往届毕业生的写作质量来看，这些地区的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与指导教师沟通效果不佳。经常是老师费力指导却收效甚微；虽然学生很努力在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但是语法错误、语句不通、标点符号使用错误、方言、白话用语等问题频繁出现。指导教师深感力不从心，很难指导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毕业论文。

（三）师生相对比不均衡，指导责任较重

公安院校晋升为本科院校以来，招生规模逐年递增，毕业生的人数也呈现递增趋势。以我院实际情况为例：按照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暂行规定》中关于指导人数的规定，高级职称的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一般不得超过8人（侦查类专业10人）。中级职称的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一般不得超过5人（侦查类专业7人），助教职称的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一般不得超过2人（侦查类专业4人）。然而，在毕业生人数较多的侦查学、刑事科学技术痕迹检验专业，由于有指导资格的教师人数有限，在实际指导中，高级职称的教师指导学生最多达到了15人。此外，毕业论文在教学检查、质量抽查、审核评估中出现问题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责任较大，激励政策不足，导致有高级职称的指导教师不愿意指导毕业论文的现象出现。这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毕业论文的指导质量。

（四）教学管理不够精细化、质量监控稍显滞后

目前，公安院校的教学管理部门大都具备一套自己的毕业论文工作管理规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存在工作标准不明确、实施细则不完善、评价标准难衡量和管理方法难执行等诸多问题。还有的规章制度落后于学校的发展，未能及时预见和解决实际工作中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为例，学生的开题报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信息化，不能通过毕业论文操作系统严格控制提交时间，存在开题报告后补的现象，更有甚者，到了中期检查结束之后，才发现论文选题过大，提出改题申请。在质量监控方面，缺乏及时的检查、指导、监督。

三、提高公安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一）培育积极写作态度、提高重视程度

如果说一篇文章的创新点和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水平，那么文章的语言是否流畅、标点符号使用是否正确、格式的规范性和定稿论文的整洁程度则反映了作者的写作态度。培育学校拥有良好的学风、学生具备积极认真的态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第一步。以我院为例，在毕业论文管理过程中，创新地提出“三个培训”模式，帮助学生、指导教师提高重视程度。“三个培训”即为毕业论文选题培训、撰写及常见问题规范培训及存档材料培训。一是在学生毕业实习返校后进行选题培训，通过聘请校内外优秀专业指导教师进行选题指导，预防选题范围不恰当、题目难以驾驭、实验或调研时间过长等原因导致题目变更，减少改题现象。二是在毕业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结束后，对毕业年级学生进行撰写培训，通过总结往届毕业论文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对学生进行辅导。同时，详细介绍相似性检测的相关规定，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三是在毕业论文答辩结束之后，对毕业年级学生、教学单位秘书、教研室主任及指导教师进行存档材料规范化的培训，通过规范毕业论文格式、装订、过程材料封装、电子档文稿提交等文件，提高学生成稿论文的质量。

（二）夯实学生写作基础和素养

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是对学生掌握论文撰写方法和学术规范性的综合考查和训练。因此，应重视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一是学校层面。学校教务处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计划在大学期间开设能够提供学生写作能力的基本课程，如在大学前两年期间，学院可以开设论文、公文写作基础平台课、开设公文基本知识与写作技巧通识选修课。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举办与毕业论文撰写相关的专题讲座等形式丰富学生日常文化生活，开展图书、知网信息检索技能大赛等途径提高学生写作基础能力。二是教师层面。授课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渗透写作方法、培养写作习惯，将课堂小论文写作纳入期末考试成绩的一部分，加强日常写作训练，扎实写作基本功底、逐步养成良好写作能力。

（三）完善顶层设计，健全体制流程

明确的规章制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基础，要使毕业论文管理有序进行，应着重在建章建制上下功夫。以审核评估工作为契机，我院通过调研公安同行院校、国内知名高校以及省内地方院校关于毕业论文的管理制度文件，修订并出台了《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暂行规定》《关于加强本科毕业论文相似性检测管理的规定（试行）》《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及本科毕业论文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办法（试行）》等制度性文件。此外，教务处还组织修订了本科毕业论文撰写和工作流程图、相似性检测流程图等毕业论文相关工作流程，并在新手入学手册中印制，达到让学生和教师明确工作程序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教务处建立了毕业年级学生微信群，及时毕业论文相关通知、写作格式规范、评优评先标准等文件，让学生及时了解学校相关规定，并做好答疑解惑工作，力争做到信息共享。

（四）切实加强质量监控

毕业论文质量监控环节是各个高校需要常抓不懈的工作。只有完善的质量监控，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毕业论文工作闭环。如果没有严格的过程管理和监控机制，毕业论文将流于形式，质量令人堪忧。因此，我院以此次审核评估为契机，不断完善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强化过程管理，做到事前规范、事中控制、事后评估。同时，及时修正事前规范和事后控制中的不足，不断完善论文写作管理制度。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在审核评估过程中规章制度层面的有效做法为例，学院对毕业论文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管理规定中专门设有质量监控章节，明确在毕业论文管理过程中每个阶段的质量监控方法和措施。监控体系如图：1.选题阶段学院规定学生选题确定后一般不能更改，因特殊原因更换题目的，需提出申请，并填写相关表格，由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备案。此外，在毕业论文整体工作进程期限过半后，学院不允许更改题目。2.开题阶段学生在选定题目后，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毕业论文的前期资料准备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开题报告，并且要求学生一人一题。3.撰写阶段及中期检查撰写阶段的质量监控主体主要为教学单位和指导教师，负责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体现在过程指导手册上，需要由指导教师对每次指导过程进行详细的记录。4.相似性检测全部毕业年级的学生均需参加学院于答辩开始前组织的毕业论文相似性检测，并按相关标准对检测结果进行处理。不参加检测或者是检测不合格的学生不允许参加答辩环节。5.答辩阶段学院对毕业论文实行指导教师与评阅人双审制及匿名评阅制。评阅人给出的分数在学生的最终成绩中占有权重。此外，答辩时间不少于15分钟。每个学生均需单独进行论文答辩，并实行指导教师回避制度以及在相同或相近学科实行交叉答辩制度。6.存档阶段毕业论文工作结束后，各相关教学单位须进行书面总结，对工作进行梳理和总结，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和反馈，以求改进和提高。7.教学督导抽查在毕业论文工作结束后，学院组织教学督导专家对毕业论文进行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向学院总结反馈。从实践来看，自2015年以来我院教学督导专家抽查本科毕业论文的比例由10%提高到2018年不少于毕业论文总数的30%，毕业生人数较多的教学单位抽取达到40%。抽检范围逐年增加，抽检结果及时反馈，充分发挥了教学督导的质量监控作用。

四、探研适合公安院校毕业论文质量提升的新路径

公安院校毕业论文质量体系监控的改革需要不断创新，提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通过研究公安同行高校、国内知名高校等院校在毕业论文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制定适合公安院校毕业论文的管理制度的新路径并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新，推进毕业论文管理改革工作模式的五化一体新路径。

（一）选题类型多元化

在学生选题阶段，鼓励指导教师开放多种题目类型，选题多样化。以理论研究、案例分析、实验数据分析、实习调研报告、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等多种形式丰富选题类型，促进学生选题多元化，选择适合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的研究领域，从而提高毕业论文写作质量。

（二）培养方案人性化

将学年论文融入学生四年专业培养计划，施行学年论文导师制，给予导师教学工作量，使学年论文制度学分化，将毕业论文的大学分均匀分配到培养方案中，注重日常写作习惯养成，培养学生写作基本功，使写作练习常态化、常态练习学分化、学分分布科学化。

（三）写作练习常态化

将课堂写作训练、课后论文、学术汇报、调研报告、总结讨论等小论文计入学期期末考试总评成绩的一部分，以分数带动学生写作练习的开展。同时，增加公文写作、信息检索、大学语文、诗词鉴赏等通识选修课程的开放，促进写作练习常态化。

（四）学科竞赛促优化

如果说专业培养计划和课题考核方式的改革是学生写作水平的基本功训练，那么学科竞赛就是对这个过程的检验和拔高。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写作基本功大赛、主题征文比赛等形式对学生日常训练成果进行检验，提升整体写作水平，激发学生写作积极性，从而提升毕业论文写作质量。

（五）质量监控动态化

充分发挥教学督导在毕业论文管理体系中的质量监控常态化作用，完善校级督导与系部督导互补的二级督导模式，及时将督导质量反馈意见送到系部，改进毕业论文管理工作，形成督导—纠偏—反馈—调整—运行的质量监控动态化机制。

参考文献：

[1]蔺婉轩，刘翔.公安院校本科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研究及对策探析[N].山西青年报，2015-08-09.

[2]蔺婉轩.加强公安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毕业论文管理的思考[J].林区教学，2016，（12）.

[3]乔军，孟庆玲.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思考[J].教育探索，2011，（9）.

[4]童绍玉，李秀寨，刘荣.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升途径研究：基于大学研究性学习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10，（3）.

警察学院学报范文篇6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历史轨迹;基本逻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全球联系和区域联系日益密切，作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大战略和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有力举措，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引起了各界关注。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推动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合作发展，同时，还指出要深化湾区社会治理合作，加强粤港澳司法协助，建立社会治安治理联动机制[1]。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务交流合作与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兼具警务交流与教育培训交流的双重属性，深入探究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历史轨迹、基本逻辑，并提出针对性发展策略，不但可以有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警务交流合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警务执法合作与警务协同治理能力，服务大湾区社会治理工作，而且还可以为大湾区的教育交流合作的进一步拓展提供有益启示。

一、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历史轨迹

（一）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概况粤港澳三地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在广东省公安厅、香港警务处、澳门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的大力支持下，广东警官学院、香港警察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和澳门司法警察学校紧密配合，相互协作，在粤港澳三地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广东省公安民警教育训练的主阵地，广东警官学院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主动加强与港澳警察的教育培训合作，至今已累计承办港澳警察培训班57期，共计1381人，其中，香港警察培训班27期，共计675人；澳门警察培训班30期，共计706人。除“引进来”外，广东警务人员还积极“走出去”，自2005年以来，广东警务人员多次受邀到香港警察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和澳门司法警察学校参加业务培训与交流，广东警官学院与香港警察学院、广东警官学院与澳门保安高校的领导也实现了多次互访，积累了良好的教育培训合作关系。总体而言，粤港澳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从低级到高级、从普通到专业、从相对粗放到不断精细的发展过程[2]。

（二）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特点1..专业性。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始终坚持以警察业务培训为主线，旨在提升粤港澳三地警察的专业性，增强粤港澳大湾区警务协同治理能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重要参与单位，广东警官学院已相继围绕刑事犯罪侦查、交通事故处理、反恐、毒品犯罪侦查、治安等警务专题为港澳警务人员提供教育培训，香港和澳门的警察训练基地也为广东警务人员提供了武力使用训练、侦缉训练等专业性教育培训。2..互动性。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执法环境具有“一国两制三法系”的显著特点，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互动性，以增进粤港、粤澳之间的了解与互信，这不仅体现在粤港、粤澳互派警务人员分赴彼此警务训练基地开展教育培训，也体现在培训内容与培训形式的设置上。随着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和广东省高铁网络的不断优化，粤港澳三地的交通更加便捷，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之间的互动愈发频繁，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3..持续性。粤港澳三地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具备天然的区位优势，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纵深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愈发紧密。自2005年广东警官学院开始承办港澳警察培训以来，每年基本都保持着上、下半年各举办一期香港港和澳门警察培训班的做法，近年来的澳门警察培训班的期数有所增长，同时，广东警务人员也会定期到香港和澳门两地的警察训练基地进行学习交流，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具备良好的持续性。

（三）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内容作为广东省警察教育培训基地，广东警官学院主要以业务培训交流为主，同时辅以国情教育，为来粤港澳警务人员设定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兼具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特点，其中，课堂教学主要由广东警官学院的专业名师和不同警察业务单位的骨干教官讲授，内容设置详见表1。就实践教学而言，根据不同的警务培训专题，安排港澳警察分赴不同的警察业务单位开展现场学习、业务座谈，赴基层派出所见习交流等。通过不同形式的警察教育培训，有效加深了港澳警务人员对内地司法架构、法律制度、警务制度与运行机制、执法理念等的了解。相应地，作为港澳警察的主要训练基地，香港警察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和澳门司法警察学校也会定期为广东警务人员提供各类警察业务培训，这都为加强粤港澳三地的警务交流与执法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基本逻辑

（一）以业务培训为基础的交流合作逻辑。一方面，受“一国两制三法系”的现实因素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内尚未建立起体系化、程序化的立法合作机制[3]，立法合作机制的缺失又限制了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深度执法合作的开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只能以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业务层面的教育培训为基础开展；另一方面，警察的职业属性和工作性质也要求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要紧紧围绕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业务层面的需求开展。

（二）以犯罪治理为导向的实践开展逻辑。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人口数量多、人员结构杂、人员流动性高等显著特点，近年来，随着湾区建设的不断深化，各类犯罪高发、新型犯罪先发等社会治理问题愈发凸显，这对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的执法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执法合作的重要支撑，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开展始终围绕现实治理问题展开、广东警官学院已累计针对刑事犯罪、跨域涉恐犯罪、跨域毒品犯罪等的湾区治理问题开展了多期港澳警察培训，着力解决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在执法合作过程中的难点、痛点，提升合作实效。

（三）以警务协同为中心的目标追求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域概念，加强区域间、部门间以及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协同治理，实现协同发展成为我国公共治理模式的新思路[4]。伴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纵深发展，粤港、粤澳、港澳之间的相互联系都愈发紧密，跨域犯罪问题也愈发突出，湾区警务协同的紧迫性愈发凸显，作为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的执法合作提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重视双向交流，以增进粤港、粤澳警务人员之间的了解和互信，强化粤港澳三地的警务协同能力。

三、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发展策略

（一）宏观上，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国家认同。虽然粤港澳三地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已有多年历史，但以往的教育培训合作理念主要以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的区际合作为主，并未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概念，因此，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也要转变思维，强化整体概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我国在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我国“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在我国的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托，“一国两制”赋予了香港和澳门高度自治权，但“一国”始终是“两制”的前提，2019年的“香港修例风波”使我国“一国两制”政策遭遇重大挫折，个别香港警务人员亦站在了反华一线，所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也应逐步提升政治站位，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际，将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发展理念和家安全等纳入教育培训合作体系，强化港澳警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

（二）中观上，着眼湾区治理，注重警务协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治安治理联动机制，加强粤港澳警务合作交流，强化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案件应急处置合作，联合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要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应急协调平台，联合制定事故灾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不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合作能力。然而，当前无论是在法律方面还是实践方面，粤港澳三地的警务协同都面临着请求协助取证、进行技术侦查、缉捕移交逃犯等侦查活动难以协调的现实困境[5]。该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警务协同治理的紧迫性，并且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发展，这种紧迫性愈加明显，虽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实困境，仍有赖于粤港澳三地政府在国家统一部署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执法合作的重要支撑，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也应逐渐转变思维、扩大格局，在增进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业务交流和互信的同时，着眼湾区治理的实际问题，从服务湾区社会治理的思想高度，培养和提升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的协同理念。

（三）微观上，优化培训设计，提升培训实效。培训时间上，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多以短期为主，作为广东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主阵地，广东警官学院承办的港澳警察培训班时长多为一周，广东警务人员赴港澳警察训练基地的培训交流时间也相对较短，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发展，为更好增进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的交流，未来的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可适当延长时间，逐步尝试开展中长期培训；培训形式上，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多以理论教学为主，为进一步增进培训实效，未来的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可强化实践教学的比重，甚至可尝试将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联合巡逻等环节纳入培训体系；培训主体上，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多以一线警务人员为主，较少涉及警务教官的培训，为进一步增进粤港澳三地警务人员对彼此警务概况、训练体系、指挥架构、执法规范化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全方位崔小雨...庄华：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历史轨迹与发展策略了解，从而更好地增强粤港澳三地一线警务人员的警务协同治理能力，未来的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可尝试拓展培训主体，将警务教官培训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范畴。除此之外，还可借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与香港警训处互派驻校教官的做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警察教育培训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EB/OL]..(2019-02-18).[2021-11-20].

[2]任克勤,易劲鸿.粤港澳警察教育培训合作的探讨[J].公安教育,2012(5):71-76.

[3]郭天武,吕嘉淇.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合作的立法路径[J].地方立法研究,2020,5(4):83-96.

[4]万亮亮.我国警务协同治理研究述评及展望[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7(6):52-57.

警察学院学报范文篇7

关键词：公安院校；民法；教学

民法是至为基本的法律，其核心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过往已经明证，唯有建立健全的民事法律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民法建设历经波折，终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为形成民法典树立起统领性的原则和理念。民法建设极大地影响着我国法治社会的进程，亦势在必然地推动民法教育的进步发展。面对民法制典的重大时刻，公安院校应当藉此反思自身民法教学的得失，重构符合公安实践需要的民法教学，培养警校学生成为具有民法精神、能够严格依法行政和热情服务民众的人民警察。

一、公安院校民法教学的现状反思

公安院校以培养符合公安工作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根本目标。公安机关基本的工作内容是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因此，公安院校的学科建设总是围绕着培养侦查破案的刑警、管理治安秩序的治安警、管理交通秩序的交通警等的职业能力，法律教学亦是着力于相应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作为直接执法依据的刑事或行政法律。由于公安执法并不直接适用民法，民法往往被许多公安院校视为法律教学可有可无的部分。这样的观念导致公安院校多以简单的实用主义角度选择法律教学内容，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为必修课，在法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民法被边缘化，在教学安排上表现为民法设定为选修课，课时量少、内容浅易和资源匮乏。以几所公安本科院校为例，江西警院侦查学专业不开设民法课，治安学专业开设48个学时的民法；吉林警院仅开设20个学时的民法；辽宁警院和铁道警院开设32个学时的民法；河南警院认为民法是政法干警招录体制改革的考试科目，课程的开设应从有利于学生就业的角度考虑，而加大民法的课时比例，开设102个学时的民法。[1]与此相应，公安院校学生难免不受此影响，由于课程的单薄而不重视民法，缺乏民法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民法长期以来被相当一部分公安院校忽视的教学现状必须予以改变。公安院校以培养警务人才为己任，当然不能以工具运用的角度定位教学，而必须围绕公正执法的警魂塑造。如果公安教育过于强调公安机关的管理职能，其结果可能导致观念上忽视公民权利对警察权力的约束。如果公安院校的法律教学完全拘泥于现实考虑，势必无益于培养具有法治信仰的执法者。法律教育决不能走急功近利的老路，应脚踏实地地将法治理念、法律思想贯穿到法律教育的始终。[2]作为执法者，人民警察当然需要掌握作为执法依据的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更应当理解此类执法依据背后的法治精神。民法之所以被称为“万法之母”，是因为现代法律根植于民法深厚的土壤，民法理念深刻地影响着诸多法律并确立私权边界而阻却公权侵扰。民法在深层价值上决定着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与公安机关法定职责在根本上紧密关联。公安执法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代表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权利，其职责是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3]公安机关履行其职责直接或间接涉及广泛的民法领域，掌握民法的规范内容和精神实质，有助于人民警察以法治思维实施执法活动，更准确地运用刑法、行政法的具体规定，实现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定使命。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亟待加强，但自身的不足亦要正视并改观。当前民法教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受传统教育“学科本位，知识本位，课堂本位”观念的影响，存在着重学科完整轻现实需求、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课堂教学轻现场实践的弊端。公安教育由于其行业特性，必须始终保持与公安实务的密切联系，注重公安工作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警察职业能力进行培养。然而，当前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式注重的依然是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侧重于民法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以课堂讲授为根本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公安院校会尽量开展案例讨论、直至辅以模拟法庭，相关案例情节往往选用社会事件，虽然对加深学生的知识理解起到一定作用，但由其缺乏公安行业的针对性而使学生无法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形成民法理论知识与公安实战工作的关联，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与所要从事的公安工作脱节。因此，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从理念到手段都应当深刻反思，以脱胎换骨的方式迎接民法典新时期的到来。

二、公安院校民法教学的观念重塑

（一）确立保障人权的理念。人权保障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最新的进展和成就无疑是被称为“当代中国新的人权保障书”的民法总则的制定。[4]人民警察要贯彻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就必须明确现行法律对人身权利和财产制度的具体规定，增强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贯彻依法治国的国策于教育，公安院校就应当注重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增强学生保障人权的法律意识。公安教育的对象亦即未来的执法者只有深刻领会民法本质，才有可能真正接纳民法精神、信仰依法治国。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不仅要讲解民法条文、传授民法知识，还应当阐述民法的精神实质、确立保障人权的理念。公安院校应当通过民法教学培养学生自觉尊重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公平、公正、公开、合理地履行人民警察的应尽职责，使学生首先明确自己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并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进而领悟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应该如何在执法时尊重和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确立保障人权的理念不仅对于公安执法中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民事法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且对于人民警察端正执法思想、审慎行使权力、规范执法行为，对于公安执法体现以人为本理念、构建和谐警民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二）厘清警察权力的界限。公安院校的教学对象具有特殊性，培养的是承担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并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人民警察。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应当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符，但是在执法过程中侵犯民众权益的现象却长期并顽固地存在。近年来连续出现警察执法中的典型案例都暴露出警察在执法中无视民法的存在，无限膨胀公权力，跨入不该涉足的公民权利范畴。[5]这主要是因为警察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会有牵涉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情形，如果在执法过程中没有深刻领悟和贯彻民法基本理念而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作出合理界定，就容易演化为超越法律框架的执法违法行为。警察只有知晓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自己的职权范围，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履行自己的法定职权。公安执法工作要维护和谐社会、避免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私权利是警察公权力行使的边界，自始至终贯彻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公安院校通过民法教学向未来的执法者强化民法理念、强调保护公民权益，使学生了解公民依法享有哪些民事权利，知道公权力的界限在哪里，才能够达到在执法过程中坚守警察权力界限、理性实施执法行为的效果。（三）提供依法行政的支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实现依法行政。公安行政执法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代表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其职责即是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警察执法只有深入了解民法的性质、本质，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6]民法知识储备的缺乏会影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正确认知，从而可能引发警察介入公民私权领域的执法不当。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不仅要注重对于民法知识的把握，更要与公安实践相结合，与公安日常执法工作中经常遇见的社会问题相结合，为正确运用法律、合理规范执法打好基础。公安院校的学生是否养成规范的法律思维模式，是否能够准确运用民法知识解决社会纠纷，对于将来能否胜任执法工作岗位、高质量完成职责任务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公安院校加强民法教学，培养学生牢固树立权利意识、平等意识、人权观念、诚信原则等民法理念，就能够为日后职业生涯提供知识储备和法律支撑，有效规范公安执法行为、防止警务侵权的发生。

三、构建与时俱进的公安院校民法教学

（一）确立课程地位，培养民事法律素养。公安院校教育是培养普通学生成为合格人民警察的关键时期，能否帮助学生树立起法治理念和行为准则，将影响公安队伍的职业素质。公安院校的法律教育是一种整体性的教育，各门法律课程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民法课程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基础性地位。重视和加强民法课程，有利于学生全面掌握法律知识、正确把握刑事案件涉及的民事赔偿、治安案件涉及的民事调解等执法内容。无论从培养民警正确执法观念的角度，还是从全面提高人民警察的法学素养从而指导具体工作的角度看，民法课都应在公安院校课程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7]公安院校民法教学的既定目标未必需要设立得高大遥远，只要落实于掌握民法的基本知识，了解现行民法的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培养初步的运用能力以及法律思维习惯。民法教学的核心在于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培养学生对民事法律规定的透彻理解，提升学生在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妥当运用民事法律的能力，为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支撑。因此，公安院校应当高度重视民法教学，确立民法课程的重要地位，从培养法律素养的视角入手，使学员在最初阶段就形成较为明晰的法治理念和法律意识，为以后的警务实践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基本民法知识保障，使其后的职业生涯能够体现出应有的社会效益。（二）梳理课程体系，对标公安实战能力。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应当体现警察职业的角度与立场。公安院校所培养的是服务于公安事业的人才，由此决定其民法课程不同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公安院校民法教学要与学生培养目标结合，体现出与公安工作相融合的行业特点，达到民法理论知识与警察职业要求相统一的目标。因此，在课程内容安排上，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要改变传统民法全面展开的教学形式，而根据公安执法实践需要来设置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注重运用的课程体系。警察职业教育的本质决定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没有必要在内容上面面俱到，无需过多注重学科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完全可以忽略有关法系背景、学理渊源、历史沿革、学派分歧之类的理论教学。课程宜定位民法而非民法学，从传统的重视传授民法理论知识，转向以公安实践中的民法知识需求为导向，注重掌握基本民法知识下警察职业能力的实践和应用。在搭建民法基本知识体系及脉络结构的前提下，教学内容结合具体工作要求和实践中的疑难问题，选取基层警务与市民生活紧密联接的法律内容，对公安工作所常见的民事纠纷作针对性或代表性重点陈述。总之，民法教学在整体上要体现人民警察的职业特色、突出公安机关的实务重点，结合公安一线工作实践的需要来安排设计具体的教学内容，对传统的学科体系内容进行相应的选取和剪裁，重视将民法知识运用于公安实践的专业能力训练，形成符合公安职业需求的科学可行的课程体系。（三）创新教学方法，力求理论与实践结合。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应当紧密联系公安实践，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将多种教学方法兼容优化综合运用，实现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理论教学与业务实践相结合。首先，在课堂教学环节，讲授法依然是明确概念与阐述法条的法律课程所倚重的基本教学方法，但单纯运用课堂讲授法难以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转化。相对教师单向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法是行之有效的法学教学方法。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采用案例教学法，在教师引导下，学员自主学习，通过对民法案例特别是公安机关日常面临的民事纠纷实例进行思考、分析和讨论，就呈现的法律问题作出判断，理解和掌握民法精神和规范，并提高实际处理社会问题能力，从而突破传统教法的局限，实现警察教育所期待的民法知识、执法能力与法律素质的协调发展。其次，在校内实训层面可以采用情境教学法，亦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形象的场景来确定问题、设置任务，帮助学生选择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真实性事件或问题为中心内容，让学生通过主动参与、自主协作、探索创新，解决现实问题。[8]公安院校通过在校内专门设置仿真的执法环境，创设民事纠纷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再由教师明确模拟事例的重点、难点问题及其法律依据并作出相应的综合评价。情境教学法贴近现实，营造出良好的互动氛围，能够使学生更容易掌握模拟事例所涉及的民法知识并提高实际应用能力。最后，公安院校的基层实践是让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直接形式，也是富有公安职业特色的教学环节。学生在公安基层的具体岗位上实习见习，通过接触民事纠纷、参与调解处置，在真实锤炼中学以致用，能够有效地提高民法知识的运用能力。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可以拓宽思路，通过校局合作，设置实习基地成为法律诊所，尝试在基层所队开展诊所式教学，让学生面对真实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运用民事法律知识解决具体个案的实践能力。（四）改革教学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随着互联网与传统教育的融合发展，互联网对教学的优化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互联网+”时代，公安院校民法教学要顺应新形势，借助互联网平台拓展教学空间、提升教学质量，弥补相较于名校名家在师资与智识上的差距。现实中的民法教学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在大学院校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公安院校如果能充分利用互联网就可以便捷获取名校名师的教学资源，从而改善自身的民法教学。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发展所催生的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突破了学习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为公安院校的民法教学创新提供非常有利的条件。在传统的民法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教师成为教学的当然主体，往往忽略学生主动学习成长的心理动能，加之民法理论相对抽象、艰深，很容易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产生畏难情绪。公安院校在民法教学中引进并加强互联网教学模式，可以摆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与研讨，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学生探究的需求，增加自主学习的时间，拓宽自主学习的空间，学生学习可由被动变为主动，把课堂教学向课外延伸，使教与学发生本质性的变革。[9]新型网络学习模式逐步融入公安院校民法教学，将推动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能根据反馈信息不断完善习得知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不影响公安实务课程的同时拓展出民法学习的空间，进而更好实现民法有效教学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贾建平..公安专业法学课程改革与体系构建——基于对六所警察院校的考察[J].云梦学刊，2015，（5）.

[2]刘佳.法律教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6.

[3]陈永峰.公安执法工作中的民法精神适用[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6）:59.

[4]李步云.当代中国新的人权保障书[N].人民日报，2017-06-19，（7）.

[5]吴道霞.警察执法与公民民事权利保护[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1.

[6]吴道霞.警察执法与公民民事权利保护[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36.

[7]李梅.试论民法在公安院校课程结构中的地位[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3，（4）：60.

[8]李语湘.公安院校民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建设[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5，（5）：108.

警察学院学报范文篇8

关键字：非法物证；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第四修正案

一、“证据排除规则”词义探索

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rule），又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从字面意义及汉语用语习惯理解，应指一切不合法的证据都不能用作法庭裁判的依据。中国学者在“非法”与“证据”的含义上有不同的见解。对于“非法”，一种观点认为包括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形式不合法、取证手段或程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不合法四个方面。[1]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仅指特定人员（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或方法而获取证据。[2]联系证据排除规则理解，它是一种法定证据规则，规定的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侦查人员取证手段违法最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而获得的证据法律应明确规定予以排除。至于形式不合法和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并未直接侵犯公民权利，可由法官自由心证，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在谈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都将“非法”视为取证手段违法。[3]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含义的最大分歧在“证据”方面。其所指的究竟是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内的一切证据，还是仅指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产生于美国，考察其产生的历史对于准确把握其含义至关重要，“一页历史就抵得上一卷逻辑”。[4]在北美13州处于英国殖民地时代，英国议会为了减少在美国殖民地的走私活动，了司法人员召集令，其没有受到司法审查，也没有正当性的声明，允许搜查的范围是无限的。拥有这项令状的官员可以完全不受限制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搜查，引起了当地人民极大憎恨。[5]这是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的一个原因。1812年后，美国完全摆脱了英国的统治，美国建国初期一些捍卫自由和针对外来压迫的规定，如《权利法案》第4条，从针对英国人的非法搜查的规定，转变为限制美国政府尤其是警察的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法律依据。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对第四修正案的理解，是为了实现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法搜查与扣押而设计，是通过一系列判例逐渐确立的。1914年威克斯诉美国一案确立了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联邦法院的规则，但各州有权拒绝适用该规则。1961年联邦法院通过马普太太一案，将该规则统一适用于各州，最终在美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该规则确立和发展的一系列判决看，该规则主要针对非法搜查和扣押问题，排除的是因此而获取的实物证据。在美国理论界，部分学者据此将“证据”仅理解为物证，[6]我国也有大量学者持相同见解。[7]对于“证据”包括的范围，仅仅将其限定为实物证据是不科学的。单从语义上看就有概念不周延的缺陷，而且也不符合一般的思维习惯。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之后，随着进一步发展它的范围也扩大了。有美国学者认为该规则不仅适用于第四修正案，还适用于第五、第六修正案，即排除范围还包括言词证据。[8]从我国现行的刑事法规来看，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刑讯逼供一直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因此导致我国理论界在提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都把非法言词证据当作重点排除对象。[9]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和美国学者都赋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广、狭两种含义，但美国学者侧重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探讨。可以说，早期的证据排除规则就是针对非法搜查和扣押的实物证据。后来法院将通过第四修正案发展而来的证据排除规则也适用于其他修正案（notonlytoviolationsoftheFourthAmendment,buttoevidenceobtainedincontraventionoftheFifth,Sixth,andFourteenthAmendmentaswell）。有美国学者区分为第四修正案排除规则（theFourthAmendmentexclusionaryrule）和第五、第六修正案排除规则。[10]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非法物证的排除是非常关注的，以至部分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指向非法物证的排除。

二、美国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精典片段选译及简析

对于以强制手段等非法行为获取的言词证据，各国理论界及立法、司法实务界均持否定态度。但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各国的处理方式各有差异。从联合国的有关规定来看，《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限于言词证据，并未包括违法搜查和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11]在英国，19世纪的一位法官曾说过：“不管你如何得到证据，即使是偷来的，也可以作为证据采纳。”[12]法官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拥有自由裁量权。加拿大法院在适用非法物证排除方面也有自由裁量权，并非所有的非法证据都予以排除。在德国，同样并非所有非法证据都加以排除，而是采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相应性原则。在日本，关于非法物证的排除并未形成一种严格的制度，从日本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反映的态度总是有些摇摆不定，实际上倾向于不排除。从上述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看，其重视和完备程度似乎都不如美国。美国的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发展上百年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其对非法物证的排除非常严格，法官没有自由裁量权。

美国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内容庞大精细，大量文章都有详细介绍。本部分根据Bloom和Brodin所著的哈福大学教科书CriminalProcedure第三版第四、第五章翻译整理而成，主要讲述适用证据排除规则的入门性基础性问题，我们可以从中体味排除规则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对私人生活秘密权的保护之周全细密，可谓一叶知秋。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又称第四修正案排除规则，是与第四修正案紧密联系的。只有在违反第四修正案的情况下才导致该规则的适用，这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何时适用第四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否被违反。首先，第四修正案适用之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所涉及的行为必须是政府的行为，对私人行为不适用。联邦法院在1921年指出：“修正案的起源和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它意图仅仅对统治政府施加限制。”[13]如果私人以自己的行为获得证据，政府将其运用于以后的刑事案件中，那么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但一个非政府工作人员在政府官员的指导下或按官方政策进行搜查的话，它将被视为公共搜查。私人行为如果得到政府的鼓励、承认或默许，或私人行为的目的是追求政府利益（如发现犯罪活动及相关证据），也将被视为公共搜查。政府官员对私人搜查获得的物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时，一个纯粹的私人搜查可能转变为一个受宪法约束的公共搜查。第二，搜查侵犯了隐私，该隐私要被行为人合理地期望不被他人知悉。美国法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十分细致的阐述。法院判决推导只在下列情形适用第四修正案：（1）市民表达了一个主观的对隐私的期望；（2）对隐私的期望被社会认为是“客观上合理的”。一个人向第三者传递信息、甚至在一项明显秘密的谈话中，都不能合理的指望该信息在第四修正案的条文中被认为是隐私。因为他承担着交谈者背叛和泄密的风险。如果某人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把信息告知了银行，或者打电话时主动将号码透露给电话公司，对这些信息没有合理的隐私期待，他要承担的风险是信息可能被透露给政府。被告将垃圾置于公共场所，足以驳斥其要求第四修正案保护的主张。其抛弃的证明有罪的物品没有合理的隐私期待，该证据不得被排除。暴露于公众的一个人的外部身体特征，被认为不在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一个人没有理由指望别人不会知道他的声音，他也不能期望他的脸对全世界都是秘密”。[14]没有暴露于公众的身体特征，以及要求侵犯身体的检查，比如血型，适用第四修正案。法院还讨论了再空中飞行的飞机上对庭院进行的裸眼视察没有侵犯隐私，但如果在地面上进入庭院进行观察，那么搜查就发生了，违反了第四修正案保护条款。警察使用温度计来确定从种植嫌疑者家中释放出来的热量的温度（使用镁光灯种植大麻会释放热量），被认为是侵犯隐私的搜查行为。因为温度计能够揭露在房中两个人亲密活动的有关细节。警察进行观察的地点，尤其是优势地点（任何人都可合法观察的地点）是十分重要的。法院还对隐私期望的不同区域进行了阐述。[15]

其次，一项搜查已经发生的事实仅仅意味着第四修正案的适用，其是否被违反则是另一问题。第四修正案的要求是警察在搜查或扣押之前必须有合理根据（probablecause）。他们发现违禁品或犯罪证据的事实不能证明事后的搜查是合理的。合理根据被定义为根据警察所了解的个案的具体情况会使一个理智的人认为某个特定的主体实施了某项犯罪或与犯罪相关的特定物品将在特定场所被发现。下列情形被认为有合理根据：（1）警察自己对事实和案情的了解，即警察通过自身的感觉器官亲身感受到案情；（2）可靠的第三人（线人）的报告，包括线人可靠和线人提供的信息可靠。如果警察公开线人的身份，则通常认为是可靠的，如果不公开，则警察必须说明该线人是可靠的；（3）信息加上其他左证。如果警察不能肯定线人所提供信息的可信度，则警察可能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去查找。在线人提供的信息和调查的结果中任何一个单独都不能确立合理根据的情况下，两者结合起来则可能使之成立。如果在搜查和扣押时没有合理根据，则所获取的证据不能在审理时被采纳。

第四修正案确立的排除规则严格限制了警察的行为，重重束缚了警察的手脚。只有在垃圾堆里他们才能放开手脚寻找证据，稍有疏忽就会眼睁睁地看着嫌疑人大摇大摆走出法庭。与此相对的是人们的权利得到了相当完备的保护，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法律划定了每个人的安全地带，即使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地带政府官员也不能随意闯入。判例所体现的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甚至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温度计都可能侵犯隐私）。它反映了法院把法律对公民的保护具体化到人们生活的非常细微的方面，也说明法院对公民权利的重视，法律规定的一丝一毫的权利，法院都让其成为现实而非仅停留在纸上。随着大量的批评和警察违法行为的减少，法院对该规则进行了一系列限制。美国非法物证排除规则之所以得以确立是因为以下条件的具备：非法言词证据的坚决排除使得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发展成为可能；物证的重要性得到确认；美国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重视；法制因素的影响。我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低下，法制意识不高，我们目前还不能建立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当务之急是解决刑讯逼供和沉默权、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更为重大的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正在提高，立法司法方面也逐渐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价值和尊严必将为法律所承认。非法物证排除规则是证据制度发展的必然，是民主法制的必然，当条件成熟时，适当借鉴美国的经验也未尝不可。

参考文献：

[1]李学宽等。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J].政法论坛,2000,（1）：72.刘三广,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明力辨析[J]烟台大学学报,1998,（4）：21.何家弘,刘品新。证据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1.

[2]章礼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1）：75.

[3]龙宗智,李玉花。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秋）：169.刘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诉讼价值的冲突与抉择[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5）：75.陈一云主编。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2.

[4]Holmes.J.,见于N.Y.TrustCo.V.Eisner[M],256U.S.345,349.

[5]RobertM.BloomandMarkS.Brodin：CriminalProcedure（ThirdEdition）[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11.

[6]RolandodelCarmen,CriminalProcedureandEvidence,HbjCriminalJusticeSeries[M].page52；[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编。美国法律辞典[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63.

[7]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0.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448.何家弘主编。外国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17.

[8]JeroldH.IsraelandWayneR.Lafave,Criminalprocedure[M],北京：法律出版社英文影印本,1999.257.StevenL.Emanuel,CriminalProcedure[M],北京：中信出版社英文影印本,2003.273.

[9]陈卫东,李奋飞。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J].政法论坛,2000,（6）：115.谭永多。论建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A].主编。诉讼证据制度研究[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46.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1.

[10]IsraelandLafave,Criminalprocedure[M],北京：法律出版社英文影印本,1999.264.

[11]陈光中,丹尼尔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法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2]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13]Burdeauv.McDowell,256US465,475（1921）。

警察学院学报范文篇9

关键字：非法物证；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第四修正案

一、“证据排除规则”词义探索

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rule），又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从字面意义及汉语用语习惯理解，应指一切不合法的证据都不能用作法庭裁判的依据。中国学者在“非法”与“证据”的含义上有不同的见解。对于“非法”，一种观点认为包括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形式不合法、取证手段或程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不合法四个方面。[1]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仅指特定人员（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或方法而获取证据。[2]联系证据排除规则理解，它是一种法定证据规则，规定的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侦查人员取证手段违法最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而获得的证据法律应明确规定予以排除。至于形式不合法和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并未直接侵犯公民权利，可由法官自由心证，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在谈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都将“非法”视为取证手段违法。[3]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含义的最大分歧在“证据”方面。其所指的究竟是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内的一切证据，还是仅指实物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产生于美国，考察其产生的历史对于准确把握其含义至关重要，“一页历史就抵得上一卷逻辑”。[4]在北美13州处于英国殖民地时代，英国议会为了减少在美国殖民地的走私活动，了司法人员召集令，其没有受到司法审查，也没有正当性的声明，允许搜查的范围是无限的。拥有这项令状的官员可以完全不受限制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搜查，引起了当地人民极大憎恨。[5]这是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的一个原因。1812年后，美国完全摆脱了英国的统治，美国建国初期一些捍卫自由和针对外来压迫的规定，如《权利法案》第4条，从针对英国人的非法搜查的规定，转变为限制美国政府尤其是警察的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法律依据。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对第四修正案的理解，是为了实现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法搜查与扣押而设计，是通过一系列判例逐渐确立的。1914年威克斯诉美国一案确立了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联邦法院的规则，但各州有权拒绝适用该规则。1961年联邦法院通过马普太太一案，将该规则统一适用于各州，最终在美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该规则确立和发展的一系列判决看，该规则主要针对非法搜查和扣押问题，排除的是因此而获取的实物证据。在美国理论界，部分学者据此将“证据”仅理解为物证，[6]我国也有大量学者持相同见解。[7]对于“证据”包括的范围，仅仅将其限定为实物证据是不科学的。单从语义上看就有概念不周延的缺陷，而且也不符合一般的思维习惯。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之后，随着进一步发展它的范围也扩大了。有美国学者认为该规则不仅适用于第四修正案，还适用于第五、第六修正案，即排除范围还包括言词证据。[8]从我国现行的刑事法规来看，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刑讯逼供一直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因此导致我国理论界在提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都把非法言词证据当作重点排除对象。[9]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和美国学者都赋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广、狭两种含义，但美国学者侧重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探讨。可以说，早期的证据排除规则就是针对非法搜查和扣押的实物证据。后来法院将通过第四修正案发展而来的证据排除规则也适用于其他修正案（notonlytoviolationsoftheFourthAmendment,buttoevidenceobtainedincontraventionoftheFifth,Sixth,andFourteenthAmendmentaswell）。有美国学者区分为第四修正案排除规则（theFourthAmendmentexclusionaryrule）和第五、第六修正案排除规则。[10]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非法物证的排除是非常关注的，以至部分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指向非法物证的排除。

二、美国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精典片段选译及简析

对于以强制手段等非法行为获取的言词证据，各国理论界及立法、司法实务界均持否定态度。但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各国的处理方式各有差异。从联合国的有关规定来看，《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限于言词证据，并未包括违法搜查和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11]在英国，19世纪的一位法官曾说过：“不管你如何得到证据，即使是偷来的，也可以作为证据采纳。”[12]法官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拥有自由裁量权。加拿大法院在适用非法物证排除方面也有自由裁量权，并非所有的非法证据都予以排除。在德国，同样并非所有非法证据都加以排除，而是采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相应性原则。在日本，关于非法物证的排除并未形成一种严格的制度，从日本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反映的态度总是有些摇摆不定，实际上倾向于不排除。从上述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看，其重视和完备程度似乎都不如美国。美国的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发展上百年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其对非法物证的排除非常严格，法官没有自由裁量权。

美国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内容庞大精细，大量文章都有详细介绍。本部分根据Bloom和Brodin所著的哈福大学教科书CriminalProcedure第三版第四、第五章翻译整理而成，主要讲述适用证据排除规则的入门性基础性问题，我们可以从中体味排除规则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对私人生活秘密权的保护之周全细密，可谓一叶知秋。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又称第四修正案排除规则，是与第四修正案紧密联系的。只有在违反第四修正案的情况下才导致该规则的适用，这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何时适用第四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否被违反。首先，第四修正案适用之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所涉及的行为必须是政府的行为，对私人行为不适用。联邦法院在1921年指出：“修正案的起源和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它意图仅仅对统治政府施加限制。”[13]如果私人以自己的行为获得证据，政府将其运用于以后的刑事案件中，那么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但一个非政府工作人员在政府官员的指导下或按官方政策进行搜查的话，它将被视为公共搜查。私人行为如果得到政府的鼓励、承认或默许，或私人行为的目的是追求政府利益（如发现犯罪活动及相关证据），也将被视为公共搜查。政府官员对私人搜查获得的物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时，一个纯粹的私人搜查可能转变为一个受宪法约束的公共搜查。第二，搜查侵犯了隐私，该隐私要被行为人合理地期望不被他人知悉。美国法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十分细致的阐述。法院判决推导只在下列情形适用第四修正案：（1）市民表达了一个主观的对隐私的期望；（2）对隐私的期望被社会认为是“客观上合理的”。一个人向第三者传递信息、甚至在一项明显秘密的谈话中，都不能合理的指望该信息在第四修正案的条文中被认为是隐私。因为他承担着交谈者背叛和泄密的风险。如果某人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把信息告知了银行，或者打电话时主动将号码透露给电话公司，对这些信息没有合理的隐私期待，他要承担的风险是信息可能被透露给政府。被告将垃圾置于公共场所，足以驳斥其要求第四修正案保护的主张。其抛弃的证明有罪的物品没有合理的隐私期待，该证据不得被排除。暴露于公众的一个人的外部身体特征，被认为不在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一个人没有理由指望别人不会知道他的声音，他也不能期望他的脸对全世界都是秘密”。[14]没有暴露于公众的身体特征，以及要求侵犯身体的检查，比如血型，适用第四修正案。法院还讨论了再空中飞行的飞机上对庭院进行的裸眼视察没有侵犯隐私，但如果在地面上进入庭院进行观察，那么搜查就发生了，违反了第四修正案保护条款。警察使用温度计来确定从种植嫌疑者家中释放出来的热量的温度（使用镁光灯种植大麻会释放热量），被认为是侵犯隐私的搜查行为。因为温度计能够揭露在房中两个人亲密活动的有关细节。警察进行观察的地点，尤其是优势地点（任何人都可合法观察的地点）是十分重要的。法院还对隐私期望的不同区域进行了阐述。[15]

其次，一项搜查已经发生的事实仅仅意味着第四修正案的适用，其是否被违反则是另一问题。第四修正案的要求是警察在搜查或扣押之前必须有合理根据（probablecause）。他们发现违禁品或犯罪证据的事实不能证明事后的搜查是合理的。合理根据被定义为根据警察所了解的个案的具体情况会使一个理智的人认为某个特定的主体实施了某项犯罪或与犯罪相关的特定物品将在特定场所被发现。下列情形被认为有合理根据：（1）警察自己对事实和案情的了解，即警察通过自身的感觉器官亲身感受到案情；（2）可靠的第三人（线人）的报告，包括线人可靠和线人提供的信息可靠。如果警察公开线人的身份，则通常认为是可靠的，如果不公开，则警察必须说明该线人是可靠的；（3）信息加上其他左证。如果警察不能肯定线人所提供信息的可信度，则警察可能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去查找。在线人提供的信息和调查的结果中任何一个单独都不能确立合理根据的情况下，两者结合起来则可能使之成立。如果在搜查和扣押时没有合理根据，则所获取的证据不能在审理时被采纳。

第四修正案确立的排除规则严格限制了警察的行为，重重束缚了警察的手脚。只有在垃圾堆里他们才能放开手脚寻找证据，稍有疏忽就会眼睁睁地看着嫌疑人大摇大摆走出法庭。与此相对的是人们的权利得到了相当完备的保护，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法律划定了每个人的安全地带，即使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地带政府官员也不能随意闯入。判例所体现的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甚至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温度计都可能侵犯隐私）。它反映了法院把法律对公民的保护具体化到人们生活的非常细微的方面，也说明法院对公民权利的重视，法律规定的一丝一毫的权利，法院都让其成为现实而非仅停留在纸上。随着大量的批评和警察违法行为的减少，法院对该规则进行了一系列限制。美国非法物证排除规则之所以得以确立是因为以下条件的具备：非法言词证据的坚决排除使得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发展成为可能；物证的重要性得到确认；美国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重视；法制因素的影响。我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低下，法制意识不高，我们目前还不能建立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当务之急是解决刑讯逼供和沉默权、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更为重大的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正在提高，立法司法方面也逐渐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价值和尊严必将为法律所承认。非法物证排除规则是证据制度发展的必然，是民主法制的必然，当条件成熟时，适当借鉴美国的经验也未尝不可。

参考文献：

[1]李学宽等。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J].政法论坛,2000,（1）：72.刘三广,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明力辨析[J]烟台大学学报,1998,（4）：21.何家弘,刘品新。证据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1.

[2]章礼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1）：75.

[3]龙宗智,李玉花。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秋）：169.刘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诉讼价值的冲突与抉择[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5）：75.陈一云主编。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2.

[4]Holmes.J.,见于N.Y.TrustCo.V.Eisner[M],256U.S.345,349.

[5]RobertM.BloomandMarkS.Brodin：CriminalProcedure（ThirdEdition）[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11.

[6]RolandodelCarmen,CriminalProcedureandEvidence,HbjCriminalJusticeSeries[M].page52；[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编。美国法律辞典[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63.

[7]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0.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448.何家弘主编。外国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17.

[8]JeroldH.IsraelandWayneR.Lafave,Criminalprocedure[M],北京：法律出版社英文影印本,1999.257.StevenL.Emanuel,CriminalProcedure[M],北京：中信出版社英文影印本,2003.273.

[9]陈卫东,李奋飞。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J].政法论坛,2000,（6）：115.谭永多。论建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A].主编。诉讼证据制度研究[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46.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1.

[10]IsraelandLafave,Criminalprocedure[M],北京：法律出版社英文影印本,1999.264.

[11]陈光中,丹尼尔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法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2]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13]Burdeauv.McDowell,256US465,475（1921）。

警察学院学报范文篇10

关键词:职业化;人民警察;道德素养;路径选择

1警察职业化要求不断提高警察的职业道德素养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自媒体成为人们交流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娱乐至上的时代，充分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同时随着自媒体功能的越来越多元化，也成为部分别有用心之人进行网络攻击、网络炒作的渠道。当前镜头下的警察执法已经成为新常态，一旦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过激行为或被断章取义，容易引起负面的涉警网络舆情，影响警察形象和声誉，损害警察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在执法过程中一旦某些偏差或失误被放大，容易在社会上造成舆论波动，这也加大了警察办案的压力，相应的执法环境也越来越复杂。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传播的多极化对警察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执法过程中要求广大人民警察要看到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对警察执法造成的深刻影响，看到维稳压力和潜藏的风险隐患。新形势下广大人民警察必须转变传统的执法思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加大对自身的要求力度，才能更好地完成人民警察的职业工作，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提升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2警察职业道德素养建设的路径选择

2．1以警察职业化建设促进警察道德素养提升

警察职业化建设意味着要提高警察的职业意识，严格警察队伍的筛选和培育工作。把好“入口关”是提升人民警察职业道德素养的重要前提，为此，建议严格人民警察职业准入制度，同时在日常培训与管理过程中不断强化人民警察的职业意识，提升人民警察的职业自觉。第一，严格人民警察职业准入。人民警察队伍职业化建设必须实施更为严格的职业准入机制，通过统一考录制度的落实，确保所录取的人民警察具备必要的执法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国人民警察职业准入制度机制已经相对完善，广大人民警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主体，其价值和作用是其他主体所不能替代的。这就对广大人民警察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广大人民警察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警务技能，同时还需要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只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对人民警察进行考录，才能从源头上保证人民警察的整体素质。同时要将人民警察职业道德作为人民警察考核的重要标准，实现警察职业道德与警察职业相匹配。将警察职业道德作为人民警察考录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加以有效落实。第二，强化人民警察职业意识。人民警察职业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通过不断的教育培训和自我学习，才能在行动中加以体现，可以说警察职业意识是人民警察队伍职业化建设的灵魂。因此在人民警察队伍建设过程中首先就要增强人民警察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要着力培养人民警察忠诚于党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筑牢人民警察思想根基，引导人民警察树立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始终坚持党的正确方向，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始终在思想行动上属于党中央保持一致，永葆人民警察的忠诚本色。

2．2以公共关系建设促进警察道德素养提升

公安机关要将推进警察公共关系建设作为提升警察道德素养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人民警察所处的工作环境更加复杂，尤其是自媒体等的蓬勃发展，人民警察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尤其是在突发应急状态下，考验着人民警察的专业能力和应变能力。而人民警察与群众之间进行有效的互动和沟通，有助于避免群众的误解，拉近警群关系。第一，重点培养人民警察的群众意识、使命意识和服务意识。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培训，引导人民警察树立为民务实清正廉洁的职业精神，并将职业精神主动地融入履职尽责和依法行政之中。人民警察要时刻以人民为中心，将服务人民作为工作的准绳。当前人民警察执法工作的环境发生了一些改变，执法过程也更加透明，这实际上也为人民警察服务人民，拉近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创造了契机。为此，人民警察应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水平，在执法过程中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营造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尤其要强化人民警察在保障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方面的安全感和信念感。第二，全面提升人民警察的综合素养。充分发挥警察公共关系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的功能，将提升人民警察综合素质作为根本任务加以落实，进一步提升人民警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同时随着人民警察工作能力的不断提升，也有助于塑造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增强人民警察的职业自豪感。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通过教育和引导帮助人民警察更好的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真正从人民需求角度出发，加大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和互动。经常深入到群众之间，通过走访调查等方式了解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通过人民警察工作的落实，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建立人民警察公共关系危机处置机制，各地要加大对涉警舆情的网络监管力度，提升公安机关对涉警负面舆情的掌控能力，要对涉警舆情进行全面研判、快速处置，尽量减少负面舆情对人民警察形象的影响，减轻人民警察工作压力，为人民警察道德素养提升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职业化建设背景下，人民警察作为社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注重自身的职业化建设，也要提升人民警察的道德素养建设，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履职尽责，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要从人民警察自身入手，既要加强专业素养培养，也要通过理论学习和系统教育，进一步提升人民警察的道德素质，确保人民警察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初心。

参考文献

［1］周忠伟，周煜川．中国警察职业化的概念生成，理论意蕴与建设要点［J］．江西社会科学，2020，(10):46-49．

［2］单卫华．当前公安民警职业荣誉感自我认同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0，(3):7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