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个人述职报告十篇

警察个人述职报告篇1

一、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修养和思想素质

良好的政治理论修养和思想素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我作为基层大队的一名交通警察，作为公安窗口单位的一员，每天面对广大人民群众，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切实增强宗旨观念和人权意识，不断开阔视野，着重要认清工作中发展的方向与思路，认真解决好权为谁用，为谁执法，为谁服务问题，勇于深入到一线，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听一听人民群众的反映和要求，怎样才能使人民群众满意，加强警民之情，最大限度地便民、利民。不断夯实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植执法为民观念于脑，要充分发挥好自身的本职作用，开拓工作中的新局面，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工作，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及水平。要强化学习，深刻领会上级的各项指示及精神，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问题，在工作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才能适应于基层工作，才能适应于人民群众的呼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做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二、分工细致，职责明确，以三基工程建设为指导，强化事故处理工作

按照大队的分工，我分管事故处理工作，分管以来，我摆正自身位置，积极开展事故处理工作，同大队事故处理民警一同尽心尽职，团结协作，以身作则，勇于承担责任，能案时、按质、按量完成支队和大队领导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并配合好大队领导开展大队的其他事务工作。

(一)围绕公安机关开展岗位大练兵活动，三基工程建设，立足本职，并结合实际，认真开展好各项工作，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提高事故处理水平。在事故处理工作中，对典型案例组织民警进行深入剖析，认真查摆，总结经验，向先进典型学习，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办案质量。在全体民积极开展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活动，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升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法服务水平。

(二)完善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一是组织制定事故接警、出警、勘查、取证等操作规程，明确各类交通事故的具体程序和步骤。二是完善交通事故认定审核制度。对交通死亡事故的责任认定，要通过事故办案民警向大队领导汇报，集体讨论，经大队法制部门审核，分管领导审批的原则。三是完善事故公开处理制度。向当事人公开交通事故的事实、证据材料、当事人责任认定依据等。四完善执法质量考核工作制度。对调查取证疏漏、处理程序违法、事故认定错误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民警年度考核为不合格。五是完善并落实执法责任制、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对办案民警存在违纪、违规和不负责任、不作为等问题，导致事故处理错案的，将严肃追究办案民警和分管领导的责任。

(三)完善并落实制度，加强监督与考核。一是坚持在队伍基础建设上把建章立制与对民警队伍经常性的管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执法办案上把执法如山与关怀似水紧密结合起来，在日常考核中把民警的执法数量与执法质量紧密结合起来的做法，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指导实践，使群众对民警执法的满意度明显提高，上访、投诉案件明显减少。二是加强对民警落实制度的日常检查，及时发现办案中存在的问题，使民警在办案中坚持做到以人为本、依法办案、公平办案、悉心关怀，及时化解事故处理中的各种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三是加强考核。采取定期与日常相结合的方式，对民警的办案质量、制度落实情况等内容进行考核，按照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推行错案和责任信访追究制度，不断提高事故处理水平。(四)建立完善交通事故预防预警提供依据。采取逐月分析通报、季度总结、定性定量、典型剖析等多种方法，充分发挥事故处理岗位的预警职能，深入研究掌握道路交通事故的特点和规律，向上级和大队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警察个人述职报告篇2

述职报告是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有利于自己的职业发展和规划，也有利于领导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掌握。下面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警察的个人述职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警察述职报告1

一年又过去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一直恪守人民警察的职业纪律，严格按照《人民警察法》要求自己，认真履行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

在去年的实际工作当中，我严格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服从领导的指挥，听从命令，保守秘密。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认真履行，不敷衍塞责。思想上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决听党指挥，自觉维护宪法，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认真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理论修养。树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尊重人民群众，强化服务意识，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认真实践三个代表。认真学习三项教育，即全心劝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线路教育，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在实际工作中，我都要将这些要求放到实际中，把工作做好。另外我还认真的学习了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通过这一系列学习，使我在政治思想上又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今年下半年我由于工作调动，我被调到了__交警大队，在这半年中我勤勤肯肯，兢兢业业，立足岗位，做到不迟到不早退，并能按时完成大队交给我的工本文来自作任务，在工作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待违章司机均一视同仁，详细并耐心的指出他们的违章行为和危害之处，让他们在接受处罚的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使之心服口服。坚决拒收当事人的任何财物。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团结其他同志，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在工作上遇到不懂的地方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及时的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并在工作之余学习钻研业务上的知识充实自己。以避免造成工作上的失误。

由于我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经验有所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也不免出现了一些错误，这一年即将结束，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在将来的一年里，我除了继续保持今年好的成绩并努力克服不足之处以外，还要更好地完善自己，充实自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做一名合格且优秀的人民警察。

警察述职报告2

今年以来，在县局和刑警大队的领导下，我紧紧围绕全局的中心工作，立足在刑警岗位上，充分履行一名刑警的职能作用，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夯实刑侦基础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有力的维护了一方平安，现将全年的思想工作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充分履行职能，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作为一名刑警，侦查破案，打击犯罪，保护群众是我的泰天职。今年以来，按照大队的总体安排部署，我积极参加了全局组织的春、夏季破案大会战、秋季严打攻势、冬季严打严防白日大会战和“侦破命案”、“反盗打抢铲恶”、“禁赌专项斗争”，破获涉及8个省市的盗窃案件100多起，遏制了城区盗案告发的势头。今年以来，我与其他民警一道克难攻坚，先后破获了伤害致死。。。案、团伙系列抢劫杀人案件，突破了”强_人案、绑架案件等一批大要案件，抓获逃犯/人，有力的打击了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确保了全县社会治安大局的储持续平稳。

二、加强自身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破案水平

随着犯罪手段的多样化、智能化，我深感自己的知识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打击犯罪的需要。今年以来，我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学习，除认真学习一些政治理论知识没，提高自己的执政理论水平以外，我非常重视对刑侦业务和技术的学习，积极参加到大练兵活动当中，认真学习《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知识，不断为自己充电加油，我还积极学习一些基本的刑事技术知识，使自己在业务上不外行。同时，我注重对全县的刑事发案规律特点进行研究，注意从破案中积累知识，使自己侦查破案的水平和能力有了不断的提高。今年以来，我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并被评为严打整治先进个人，受到了表彰奖励。

三、大力强化刑侦基础建设，不断夯实刑侦工作阵地

积极参与刑侦技术三级点建设，大力加强阵地控制工作力度。在刑侦基础建设中，我非常重视“特请耳目”建设，对我物建的特情耳目加强领导，合理使用，今年以来，我物建的特情共提供各类案件线索/条，从中破案/起，特别是在侦破”案件中没，我管理的特情及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使得案件得到了顺利的破获。平时，我注意对各类案件的特点进行研究，积累资料，积累经验，在侦破案件中，这些资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严格要求自己，全力指导基层派出所的侦查破案工作

作为一名刑警，必须要有严谨的作风，严明的纪律，超人的毅力，满腔的正义，在这一点上，我始终告诫自己要做一个合格的刑警。积极投入到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行教育活动当中，在工作中，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随叫随到，正确摆正个人利益同组织利益、群之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注意与同志们特别是派出所民警搞好关系，对于派出所承办的刑事案件，我经常性的主动予以指导，使派出所办理的案件质量有了不断提高。同时，我严格的遵守公安机关“五条禁令”等禁令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全年没有违法违。

警察述职报告3

20__年，在分局党委的领导下，自己结合单位的具体实际情况，认真分析思考研判，扎实勤奋工作，在各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现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进行述职：

一、德

一方面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认真落实保持_先进性教育为主线，扎实地开展了保持_的先进性教育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公安业务技能，深刻领会保持_先进性的内涵和精髓，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立警为公的思想，坚持贯彻执行“五条禁令”，始终坚持“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和气，办事公道”的原则，

派出所民警个人述职报告。另一方面：自己始终坚持尊重家人、尊重师长、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在工作中始终坚持维护班子的团结，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在工作中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对民警在工作、生活、思想上出现的情绪波动，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掌握、及时协调、及时谈心、及时鼓励，坚持职业道德养成教育，消除民警的心理障碍，使民警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进行工作。

二、能

在工作中，自己虽然当过户籍、治安民警，兼任过内勤，当了基层领导后，负责过治安管理、安全防范，案件侦查等工作，但自己仍然坚持各方面的业务学习，注重全方位的提高自己，工作做到有分析研判、有计划、有步骤、合理地组织实施。在治安管理、安全防范、案侦工作中，根据不同的发案，采取不同的、灵活的手法加以控制;根据不同的发案时间、作案手法等，采取不同的方式，全面认真的研究，确定准确的侦查方向;针对不同的工作情况，不同业务能力的民警，采取科学灵活的工作措施。自己认为业务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研判能力是比较强的.

三、勤

在工作中，自己始终起好模范带头作用，甘为马前卒、甘为人梯，在中队自己既是业务领导，又是政工领导，既是中队长又是侦查员，既是内勤民警又是驾驶员;在给民警分配破案打击任务的同时，也给自己分配同等数额的破案打击任务，既要完成中队分配给自己的各项业务指标，还要带领全中队民警完成分配给中队的各项业务指标;不论是大小案件，自己都要亲自去摸线索，亲自开车去捉嫌疑人，问材料、批材料、组卷、预审等。民警加班时我必须加班，需要少部份人加班时，我加班民警不一定加班，自己一年来加班加点地工作，从不迟到早退。在评功评奖等利益问题上，都是积极主动让给其他人，自己从不索取。个人认为工作态度是端正的，敬业精神是强的。

四、绩

1、20__年全所共立刑案170件，派出所破案50件，打击17人，中队破案136件，打击39人，中队办案批捕率为100%，破案率为109.45%，顺利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发、破案及打击任务。今年1—7月中队完成打击(逮捕)21人，另刑拘(后全部逮捕)5人，完成全年任务(39人)的66.7%，破案86件，完成全年任务(136件)的63.98%，打击抢劫、盗窃犯罪团伙6个。1—7月本人应完成打击人头4.5人，实际完成打击人头6.5人，破案应完成15件，实际完成28件，超额完成了中队下达的任务。

2、抓好所队配合，正确处理好了所队关系。自己始终以大局为重，注重协调，双方有什么困难，做到有求必应;案侦中队工作任务重，办案成本高，只有一辆长安车，中队急需用车时，派出所就给予协助，派出所在刑侦业务和重大治安疑难案件问题上，案侦中队也全力以赴，给予指导帮助;特别是今年__村发生一起重伤害案，由于嫌疑人未抓获，后发展成为信访督办案件，自己看到这种情况后主动与_所长联系，带领中队民警通过几天的侦查，终于在__镇将犯罪嫌疑人抓获，顺利地破了此案，事主和群众都非常满意。

3、今年7月底，分局决定自己到__县互派锻炼，虽然因家庭原因有所顾虑，但仍然克服了长年卧床不起的82岁高龄的父亲和有高血压的母亲，76岁高龄的岳父无人照顾，加之妻子3、4、5节腰椎骨质增生经常发病及小孩子马上中考的困难，义无所顾到__县互派锻炼。在今年11月份，自己82岁高龄的父亲从病重到病危，76岁高龄的岳父病重，妻子骨质增生发病路都走不得的情况下，自己只是回家安排好亲友照顾后又回到__县工作岗位，忠孝不能两全，自己选择了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在__县工作期间，自己牢记分局领导在互派干部动员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将__区分局先进的建警思想带到__县，将__派出所的优秀素质带到__县的原则，分不同时间，在一定场合进行业务指导，同时，也坚持学习他们在艰苦环境下，努力拼搏，敢于奉献的作风。

五、廉

自己在工作中，遵守国家公务员和公安民警廉洁从政的各项纪律规定，在执法办案中，从未接受过涉案双方人员的请吃请喝，收受财物的情况，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始终保持廉洁自律，秉公办事、依法办案，坚持请示报告制度，一年来中队没有发生一起违规办案的事。

警察述职报告4

本人于20__年__月通过公务员社会招考进入公安队伍，经过四个月新警初任培训后于20__年2月进入__交警大队文教中队参加交通管理工作。20__年来，我一直恪守人民警察的职业纪律，严格按照《人民警察法》来要求自己，在各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思想上、业务工作水平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现汇报如下：

思想上：我认真学习了全国“__”会议精神和公安部的五条禁令，牢固树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树立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在工作中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尊重人民群众，强化服务意识，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通过市局的各种警示教育活动，也使我明白公安队伍作为一支纪律部队，坚持依法从严治警方针，本人作为公安队伍中的一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铭记人民警察的身份和责任，以健康良好的状态投身于本职工作。

工作上：我严格遵守队里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不论天气如何恶劣我都能按时上班，认真站好每一班岗，保质保量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努力维护好自己辖区内的交通秩序。来到中队后我被分配到文三路警组，主要对学院路口进行管理。通过虚心地向中队领导和师傅前辈们学习，向他们请教业务知识和工作技能，从一开始的绑手绑脚到现在的独当一面，我很快度过了适应期，针对路口流量非常大的特点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七月以来中队辖区道路开始改造，压力倍增，作为中队的年青力量，我积极参与交通管理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与同志们一起确保道路畅通。

学习上：我认真学习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专业知识，坚持参加每周的中队学习会，对照自我，检查不足，及时加以纠正，加上平时的自学，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同时，在平时的生活中，我尊重领导，团结同事，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项活动，把中队当作自己的家。

回顾20__年来的工作，我在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取得了很多的进步，但我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理论水平还不够高，遇到疑难杂症还缺乏实际处理经验等，今后，我一定认真克服缺点，自觉把自己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再接再厉，做一名合格的交通警察，认真做好交通管理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警察述职报告5

现对我一年来的学习和履行职责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一年来，在所领导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认真履行职责，团结开拓进取，真抓实干，使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进展，素质取得了明显提高，较好地完成了以双百会战中心的各项工作任务。

一、加强学习，不断增强自身政治理论素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是提高业务水平、管理能力的保证是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的保证。

今年，理论学习我主要坚持做到两点：一是内容全。我严格按照局党委和要求，进行理论学习。从党的决定、指示到16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外，在学习中，我坚持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提高工作水平，增强了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内容新。为了让自己能不断适应新要求，我在安排理论学习内容时，对刑偵业务、党建理论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新观点进行了认真学习。

二、努力发挥带动和表率作用

1、坚持政治原则，始终与上级党委保持高度一致。工作中，坚持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带领中队民警，在坚持和维护领导决策上，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自觉。对大队支委的决议、指示和工作部署都坚决做到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在保持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上，帮助中队民警通过学习教育，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努力方向，进行自我改进自我提高，努力做到与上级党委保持一致，确保了政令警令畅通。

2、强化大局意识，自觉维护团结。团结与否，是检验中队民警政治上思想上成熟与否，有没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但讲团结既要讲原则，又要讲感情。不讲原则就没有战斗力，不讲感情就没有凝聚力。

3、积极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质量。工作中，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坚持早计划、早部署、早安排，增强主动性和前瞻性。截止　月　日辖区共发刑事案案件　起，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起，比去年同期提高　%，打击处理人犯　人，其中逮捕　人、教养　人、直诉　人;抓获网上逃犯人。较圆满完成各级领导年初制定的和年中交办的各项任务，确保了一方平安的总任务地完成。

4、从严要求自己，带头廉洁自律。严格执行上级各项廉政规定，用党员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切实按照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切实加强对民警的宗旨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打牢民警思想基础，促进民警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三、抓业务，促进中心工作上台阶。

第一、在树立端正思想上下功夫。结合“大练兵”活动进一步深入开展，组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对公安执法工作的重要批示、周部长重要讲话，使民警深刻领会到了其精神实质，切实解决了“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打牢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

第二、在制度落实上下功夫。一年来严格落实了各项工作制度，不断强化依法办事观念，切实掌握有关法规制度和各项工作程序，明确执法责任，增强严格执法的高度自觉性和守法意识。进一步落实警务公开制度。

四、下一步的打算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深切的感受到：工作的开展离不开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每一点成绩的取得都是在大队领导下和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来年我们要以全国公安民警“大练兵”活动契机，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全面促进警风建设的明显进步。并围绕认真实践“三个代表”，以创建“平安社区”为切入点，结合实际工作，强化服务意识，以提高民警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为重点，全面贯彻落实“二十公”、“十九公”会议精神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规范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加强领导，加强管理，加强教育，加强监督，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力弘扬“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执法观念，坚决执行公安部五条禁令和市局的多项禁令，确保政令、警令畅通。巩固队伍教育成果。以上是我的述职，请考核组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对考核意见我一定认真对待，虚心接受，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今年以来，本人在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按照分局党委的要求，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认真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现将一年来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作简要小结：

一、加强政治学习，坚定理想信念。一年来，本人按照所里的安排，认真学习十六大报告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和“二十公”精神，努力把“三个代表”的思想落实到工作实践中去，主动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正确认识、理解并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言行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能自觉对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党性修养。通过学习，进一步端正了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到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全心投入工作，不计个人得失。

二、坚持业务学习，自觉遵纪守法。本人能自觉根据工作需要，学习相关的业务理论和法律知识，工作中充分树立“联系基层、执法为民”的意识，进一步转变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实践指导日常工作,积极开拓进取，加强锻炼，努力提高自己办案的本领,同时讲究方法，注重实际，加强自己工作能力和修养，把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平时，能密切联系周围群众，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改正缺点。尊重同志，发挥团队精神，与同事合作融洽。自觉遵守党章党纪，坚决执行组织决议，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安纪律。

三、努力开展工作，认真完成任务。

(一)是在所领导的指导下认真做好情况信息调研工作，今年，结合警务机制改革、严打整治斗争、重点地区整治等活动，我与治安组其他同志对辖区内发廊业、废品收购业、室及旅馆、浴室等场所进行了基础排摸工作，建立了一系列的有效管理机制，并写了一些关于发廊业存在的问题、治安组工作制度等材料，及时收集总结工作中的做法。同时作为国保兼职民警，积极建立政保特情，努力收集整理信息情报，特别是对辖区内台资外资企业的重大事件能够及时了解动态并上报.

(二)是在做好治安管理的同时积极配合刑队提线破案，今年共协破刑案90余起，打击对象(包括起诉、劳教)40余人，收教16人等。

(三)是保证办案质量，执法质量是我们公安办案的生命线。在所领导的指导下，自己和组内其他同志一起，对每份案卷中的疑点共同探讨商量，以达到合理的共识。由于全所认识一致，高度重视，正确决策，上下共同努力，我们所里的办案质量管理制度不断得以完善，其中三峡移民寻衅滋事案被分局评为上半年度十大精品案之一，今年我所办理的治安案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与去年相比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也得到了上级业务部门的认可。综上所述，我要在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里，进一步增强纪律观念，增强纪律意识，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加强党性煅炼，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以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作风，以百折不饶、知难而进的勇气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警察个人述职报告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警察；出庭做证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98-02

刑事诉讼中警察出庭做证制度，是指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负责案件侦查工作的警察就其实施讯问、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侦查行为的过程进行陈述或者接受询问的一项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第187条第1、2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做证的，证人应当出庭做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做证，适用前款规定。”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法律规定警察出庭做证是为了证明有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及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进行说明。

一、新《刑事诉讼法》中警察出庭做证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警察出庭做证的身份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仅在第187条第2款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做证”，而其他情况下警察是否为证人并未明确指出。第57条“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使得警察出庭做证的身份更加不明确。如果警察此时没有证人的特定身份，那么就可能造成只能由检察官和法官对其侦查事项进行询问的局面，从而使得被告方和辩护方的反询问权和辩论权被剥夺。

（二）警察出庭做证的范围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仅在第187条第2款规定人民警察是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出庭做证的，以及第57条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时才需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没有具体指明哪些情形。由于警察承担着繁重的侦查任务，而且我国目前警力有限，如果要其对所了解的所有情况都做证是不现实的。因此，警察出庭做证的范围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制。

（三）缺少警察出庭做证的例外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缺少对于警察出庭做证例外的规定。与一般证人不同，警察作为证人，对个案事实的介入是基于刑事侦查人员的身份，其在侦查过程中，特别是重大案件的侦查中难免会获悉一些国家秘密、侦查秘密，如果就此出庭做证，可能导致公务秘密的外泄，有损国家利益。参与办案的侦查人员即警察作为证人出庭做证，特别是揭露被告人的罪行，通常会给警察以后的职务活动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都会遭到威胁，特别是在采用诱惑侦查等秘密侦查手段的案件中，参与案件办理的警察出庭做证，会遭遇更大的压力与危险[1]。因此，警察出庭应当有一定的限制，应当规定一些警察出庭做证的例外情况。

（四）违反做证义务以及做出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警察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出庭做证，但是如果警察不出庭，或者出庭后如果做出虚假陈述，法律并没有规定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发生下面两种情况：第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警察出庭对于其自身或者其他侦查人员收集证据合法性做证时，通常不会做出不利于其本人或者其他侦查人员的陈述。第二，出于被告人的威胁或者其他原因，警察出庭做证时，往往会做出帮助被告人隐瞒其犯罪事实的陈述，意图使被告人开脱罪责。

（五）对于应当出庭而未出庭警察所做审前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未做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3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做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通过否定拒不出庭的鉴定人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促使鉴定人出庭做证，以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但是对其他证人，尤其是警察证人应出庭而没有出庭的，却并没有规定相应的后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这种前后矛盾的规定，使警察出庭做证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用。

二、完善我国警察出庭做证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规定警察的证人身份

从第187条的规定来看，警察是以证人的身份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出庭做证的。警察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做证并无不妥，因为侦查人员在侦查工作中了解案件情况，成为案情的目击证人，在法庭审理阶段，他以案件证人的身份，向法庭讲述他所了解的情况，这种做证同普通证人做证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目击了案件情况而已[2]。

此外，从第57条的规定看，对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出庭做证时，警察的身份尚未明确。笔者以为，此时警察应当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做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同时，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到庭审阶段，侦查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这时法庭审查的是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警察对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陈述会决定某个证据是否被排除，此时，警察的身份已经从侦查人员转变为证人。

（二）明确界定警察出庭做证的范围

1.实体法事实。实体法事实是指警察在侦查过程中亲自感知的有关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以及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影响的犯罪情节。

（1）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有时会目击到犯罪行为，或者亲自实施抓捕，警察应当对此出庭进行说明。例如警察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接受犯罪嫌疑分子投案自首，如果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对该问题出现争议且证据不足时，警察应当出庭就抓捕经过或者破案情况进行说明，以核实被告人是否存在自首等量刑情节。

（2）警察使用秘密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庭审中法官有权要求警察出庭说明情况。秘密侦查行为具有封闭性和秘密性，其手段缺乏必要的监督。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防止警察滥用秘密侦查权，在对此类案件进行审理时，法官有权要求警察出庭说明情况。

2.程序法事实。程序法事实指警察在侦查过程中采取专门调查手段与强制性措施以收集、固定、保全证据等活动过程的事实。

（1）警察通过现场勘验、搜查、扣押、辨认、侦查实验等行为收集证据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的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笔录制作的主体就是警察，同时，在记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记、漏记、误记等情形，一旦对此发生争议，警察应当出庭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予以说明，以便当庭核实这些笔录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2）控辩双方利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口供、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存在异议时，法庭可以要求警察出庭说明。例如辩方声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如果辩方提出合理依据，法官应当通知警察出庭与被告人进行对质，以判断口供的真实性。从各国的司法实践看，警察出庭做证的目的主要在于证明有关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从而证明通过这些侦查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具有证明力[3]。

（三）明确警察出庭做证的例外情况

1.因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特定利益的例外。当案件侦查的情况涉及国家秘密和公共安全的事项时，而这些情况可能并不被被告人所知，为了保护国家秘密和公共安全，警察对此类事项可以免除做证义务，可以就其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的证据材料，经法官同意后拒绝向辩方公开，直接作为证据采用。

2.因保护警察及其家庭成员的例外。在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犯罪等恶性案件中，往往采用秘密侦查手段，这对于侦破这些案件的作用很大。但这些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报复性强，往往会对参与侦查的警察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严重威胁。如果警察做证的内容涉及其自身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时，警察有权拒绝出庭做证。

（四）明确规定警察违反做证义务的法律后果

没有惩戒措施做后盾，法律便如同一纸空文。因此，为确保警察出庭做证，法律应当规定警察在应当出庭做证而未出庭做证以及做出虚假陈述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具体来讲：

1.对于应当出庭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警察，法官可以对警察无故不出庭的事实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安机关的纪律部门。相应地，在公安机关内部建立侦查人员出庭做证的保障机制，对于在接到法庭传票后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做证的警察证人，纪律部门应当给予警告、记过、降职、撤职、留用察看、开除等行政处分。

2.如果警察在法庭上故意隐瞒案件事实真相，捏造事实做虚假证明，或者帮助隐瞒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故意为被告开脱责任，或者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拒不承认，证据确凿的，应当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这种制裁可以是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应当视同一般证人做伪证一样，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明确规定应出庭而未出庭警察所做审前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对于应出庭做证而不出庭的警察所做审前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可以区分警察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做证和对办案中获知的案件情况做证两种情况，对其证据能力分别进行规定。

1.警察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做证的，如果经法庭通知其拒不出庭，则不能认定相应收集证据的侦查行为合法，相应的证据丧失证据能力。

2.警察对办案中获知的案件情况出庭做证的，如果经法庭通知后该警察拒不出庭做证，一般不导致相关证据失去证据能力。但在法庭对相应的证据进行质证时，被告人一方可能对该证据的某些方面或某些环节进行质疑，这时公诉人很可能不能做出合理的说明，这就会影响该证据的可信度和证明力。此时，法庭对此类证据必须严格审查，证据疑点不能合理说明或排除的，该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参考文献：

[1]汪建成.理想与现实——刑事证据理论的新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2.

警察个人述职报告篇4

    关 键 词：警察证人；比较；必要性；范围；障碍；路径

    警察能否出庭作证？如果能，他是以什么身份出庭作证？对此，在国外或许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检察机关有权要求甚至命令了解案件的侦查员（实践中主要是警察机关的刑事警察）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1]。然而，在我国刑事庭审中，警察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十分罕见[2]，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刑侦队或某某派出所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某报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3]即便偶尔有辩护律师坚持要求法院通知警察出庭的，法官要么以“没有先例”搪塞，要么不习惯甚至不太敢“通知”警察出庭作证，难怪龙宗智教授将警察不作证列入中国作证制度三大怪现状“黑名单”之中[4]。因此，警察能否出庭作证就成了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警察出庭作证——两大法系之比较

    尽管警察出庭作证在许多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文化背景、法律传统、价值取向、诉讼观念、证据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两大法系对这个问题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警察能否出庭作证仍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因此，很有必要就两大法系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作一梳理，以期发现可借鉴之处。

    （一）、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的证据法上，证人是指一切用自己的言词、语言、思想意识等形式对案件事实做出证明的人，不管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都可称之为证人。这表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了所有在诉讼过程中向司法机关提供口头证词的人。[5]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警察经常作为控方的证人出庭作证，辩方也可以依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传唤某个警察出庭作证。如在美国，警察出庭作证非常普遍，只要案情需要，警察就必须出庭作证，且要像普通证人一样宣誓，然后接受辩护方的讯问和质证。如果宣誓后说谎，将构成伪证罪；而如果置法院的通知于不顾，则可能构成妨害司法罪。[6]在著名的o.j.辛普森刑事诉讼案件中，辩方律师正是抓住了警察出庭作证时的漏洞[7]，才使辛普森免去了牢狱之灾。

    在英国，如果被告人向法庭声称其供述是或者可能是基于逼供或者基于非法手段（如逼供）或其他不适当手段（如可能影响供述的可靠性时）做出的，法庭应当将不利于被告的供述予以排除，除非控诉方能够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并非是上述情况下获得的。[8]只要控诉方在向法庭证明被告人供述并非“非法”时，就要提供一定的证据来证明口供系通过合法程序以及合法手段获取的。而控诉方即检察官不是直接收集证据的人，再加上英国刑事审判实行传闻证据规则，所以这在客观上要求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以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在赴英考察报告中指出：“英国司法界有句著名的箴言：‘警察是法庭的公仆’（policeman is the public service of the court），讲的是警察有义务为法庭审判的顺利进行、为保证司法公正提供服务的意思。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是警察服务于法庭审判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警察经常是作为控方的证人，接受控诉一方的传唤而出庭作证的。但是辩护一方根据辩护的需要也可以自行传唤某一警察出庭作证。在出庭作证问题上，警察与其他普通证人负有同样的义务和责任。控辩双方传唤警察出庭作证的目的在于，了解警察实施某一侦查行为的情况，如逮捕、搜查、扣押、讯问、现场勘验等，使法庭明确警察对某一事物证据的保全情况，等等。由于英国法律强调警察为支持公诉服务的观念，加上有健全的法律保证，因此实践中很少发生警察在接受法庭传唤后拒不出庭作证的情况。”[9]

    在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第12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a）任何人皆有作证之资格；以及（b）有资格就某一事实作证的人有义务作证。”[10]而从该证据法第13条、第16条等规定的排除情况来看，“另有规定”并不包括警察在内。所以在澳大利亚，警察也具有证人资格，可以出庭作证。而且该法第33条还对警察如何出庭作证做出了进一步规定：“警察提供的证据：（1）尽管第32条有规定，但在刑事诉讼中，警察可通过宣读证词或者根据其先前撰写的证词引导作证，为控方提供直接证据（evidence in chief）。（2）除以下情形之外，警察不得以上述形式作证：（a）在有关事件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警察提供的证词；以及（b）警察签署了所提交的证词。（c）在为确定是否起诉而对证据进行听审前的合理期间内，以向所指控的嫌疑人或者嫌疑人的律师开示警察证词之副本。（3）本条对警察作证之规定，亦适用于作证时曾任警察的人。”[11]

    （二）、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国家，警察出庭作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在法律上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所以这个问题似乎仍悬而未决。

    根据大陆法系传统理论，一般认为证人是专指向司法机关陈述所知案件情况且又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人员，从而把当事人、犯罪被害人及鉴定人均排除在证人的范畴之外，而是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的陈述以及鉴定结论从证人证言中划分出来，另作三种独立的证据种类。[12]因此，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的传统理论主张主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及协助其侦查犯罪的警察不得同时为证人。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5条就明确规定：“司法警官和警员不得就从证人那得知的陈述内容作证。”第197条规定：“不得兼任证人的情况：……4）在同一诉讼中担任法官或公诉人职务的人以及他们的助理人员。”[13]也有学者认为，“警察与检察官是以同一立场、处理同一事物，如果允许警察在法庭上作证，会对保障被告人的权益不利。”[14]。不过，具体到不同的国家，警察能否出庭作证也不能一概而论。

    在德国和法国的司法实践中，警察是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德国学者claus roxin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一书中指出，如果警察人员以证人身份被讯问时陈述，其虽然无法对该案有所记忆，但其所制作之所有的检举告发书状已尽力符合真实了，此时依联邦最高法院之见解，则审判的刑事法官得依据该书面的及该制作检举告发书状的警察所为之空白保证（blankoversicherung），就被告之罪责以自由心证之方式来形成确信（bghst23,213; bgh njw70,1558）。[15]这段话无疑暗示警察是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在法国的轻罪审判程序中，法官讯问被告人之后，就是询问证人，而询问证人通常是先询问检察官的证人，警察最先，专家证人最后，然后询问被告人、民事当事人的证人。[16]这说明法国的警察同英美法系国家一样都可以作为控方的证人出席法庭作证。

    在前苏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2条的规定，如果担任侦查员或调查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人了解案件的某些极其重要的情况，那么他就应当自行回避对案件的侦查，因为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传唤当证人。[17]这表明承担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或调查人员不能同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但也有学者认为：“尽管调查人员、控诉人员、审判人员……执行的职务同证人的义务被认为是不相容的，但法律并没有禁止在必要时把上述人员作为证人进行询问。”[18]所谓“必要时”，按照前苏联ρ•д•拉洪诺夫博士的说法是指：侦查员进行侦查，或法院进行审理的时候，由所获得的犯罪材料来看，侦查员需要查明进行调查的条件，或法院需要查明进行侦查或调查的条件时，也只有为此目的，才可以把执行调查职务的人作为证人传唤到侦查员那里进行讯问，或者把侦查员或执行调查职务的人作为证人传唤到法院。[19]

    在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检察官处于原告地位，固不得为证人，然而处于协助地位之人（即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既与被协助者有利害关系一致，则是否应具有证人能力，不无研究余地。[20]言外之意，警察出庭作证并非没有可能。有的台湾学者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警察不但可以就其侦查过程中亲身观察到的事实作证，甚至可以就间接体验的事实亦能作证，即：“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员虽从事于该案件之侦查业务，但于该案件之审判程序中，即非当事人，又不参与审理。固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就其因职务上观察事实，法院仍得以之为证人加以传讯。唯证人之性质，限于陈述自己所体验之事实，具有不可替代性，如许其因实施侦查阶段所体验之事实加以陈述，与以检察官，为证人无异。至其所体验之事实，系因其执行职务时所直接体验者固勿论，即其间接体验者，既非居于诉讼当事人地位，仍得以之为证人；但其供述仅具有传闻供述之性质。”[21]日本学者田口守一也认为：“司法警察职员不是当事人，可以作为证人。”[22]因此，在日本，司法警察可以就勘验结果在公审日期作为证人而受到讯问。[23]台湾著名法学家蔡墩铭则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角度主张：“司法警察官员负有调查犯罪之义务，亦因如此，必须对其调查之犯罪负有作证之义务。在调查犯罪时取得被告自白之司法警察官员，应对其取得被告自白之经过及自白任意性分别予以作证，以证明其取得自白之合法性，俾法院得采用被告之自白证据。”[24]

    （三）、比较

    通过对两大法系在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上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1、共同点

    首先，警察出庭作证具有法律许容性。考察两大法系证据立法我们可以得知，西方国家虽然普遍规定“除有特别规定之外，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或者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证人”，但“特别规定”排除的大多限于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员、生理心理上有缺陷不能辨别是非或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以及因职务上的原因掌握国家或他人秘密的人员（如医生、律师、宗教职业者、情报人员等）[25]，而没有明确将警察排除在证人之外[26]。因此，除了极少数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担负侦查职责的警察不能同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之外，两大法系在法律基本上都许可警察出庭作证。

    其次，刑事诉讼规律使然。众所周知，在现代刑事诉中，无论是在侧重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还是在侧重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刑事诉讼都是以控诉、辩护和审判三种基本职能为框架而构建的，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其区别只是在于程度不同而已，这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大趋势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刑事诉讼的这个基本规律表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在两大法系尽管在具体分工和相互关系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侦查权和公诉权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和目标上的一致性，侦查人员和公诉人员都可以视为承担控诉职能的主体，二者均以如何使控诉获得成功为己任，所以警察出庭作证以支持检察官的控诉实属天经地义。

    最后，落实刑事诉讼基本规则的需要。其一，现代刑事诉讼要求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大陆法系）或传闻证据规则（英美法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所有证据材料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接受控辩双方的公开举证、质证或交叉询问，以甄别证据的真伪，从而促进法官公正断案，如果警察不出庭作证，将使这一原则落空。其二，现代刑事诉讼要求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果警察不出庭就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接受辩方的询问与质证，那么非法证据难以得到真正揭露，在这种情况下，排除非法证据就成为“无源之水”。

    2、不同点

    两大法系尽管在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上有诸多共性，但是它们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二者对证人界定上的巨大分野。如前所述，根据英美法系证据理论，证人是指一切用自己的言词、语言、思想意识等形式对案件事实做出证明的人，不管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都可称之为证人。因此，警察出庭作证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证据理论中，证人是专指向司法机关陈述所知案件情况且又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第三人，但警察在诉讼中承担侦查职能，所以协助检察官侦查犯罪的警察不能同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否则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观点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挑战。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基本依据与价值基础

    在我国，不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并对证人的范围做出了限制性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据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27]。证人具有三个基本特征[28]。首先，在诉讼之前了解案件情况，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证人与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证”。最后，证人是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机关团体、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再加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因此，在我国的诉讼中，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因为那样与其诉讼职责不相符合，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29]正因为如此，警察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十分少见。那么，警察到底该不该出庭作证？我们认为，不管是从借鉴国外经验出发，还是从诉讼法理分析，抑或从司法实践予以考量，警察都应当出庭作证，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看，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已经建立了符合现代诉讼法理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30]，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固步自封，盲目遵从传统。具体说来，警察出庭作证具有以下三个理论基础。

    1、检警一体理论。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保障控诉获得成功，基于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共同的追诉职能，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都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监督权等权力，即实行所谓“检警一体化”。[31]在检警一体化模式下，警察是检察官的当然助手和控诉支持者。一方面，在侦查阶段，警察要在检察官的领导、指挥下展开侦查工作，根据检察官的要求收集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或采取强制措施，直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足以保证控诉的成功为止。另一方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警察必须根据检察官的要求补充侦查以提出新的证据材料，或者必要时检察官要求负责讯问、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的警察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以言词的方式向法院说明自己收集的证据系合法所得，以便有效地反驳辩护方提出的证据与主张。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随着现代社会民主与政治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权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受到一定限制。这反映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就是越来越强调程序公正与保护人权，国家决不能因为控制犯罪的需要而过分追求实体真实或者不择手段，惩罚犯罪也决不能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而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恰恰与上述理念相违背。有鉴于此，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无不通过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予以规制。但是，如何确认非法证据的存在进而对其予以排除在客观上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对其取证行为加以说明。这是因为，一方面，公诉人对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过程缺乏详细地了解，如果他仅凭侦查笔录或者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负责侦查案件的警察对收集证据的全过程了如指掌，所以对证据是否合法心知肚明，此时由警察出庭就证据的合法性予以阐述最合适不过，因此，从客观上讲，公诉人员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对其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予以阐述以反驳辩方就某个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被告人对其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最为清楚，再加上其本身就是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对象，因而它对于警察是否非法收集证据也知根知底，当然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并渴望非法证据能够得到排除，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可以说警察出庭作证是控辩双方“双赢”的要求。

    3、直接言词原则或者排除传闻规则。为了确保程序公与审判公开，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审判中非常强调直接言词原则的运用。该项原则其中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在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诉讼各方对证据的调查应以口头方式进行，如以口头方式询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等，以口头方式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等，任何未经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法庭裁判的根据。[32]英美法系国家中尽管没有确立直接和言词原则，却设有与之相关的“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rule; rule against hearsay）。[33]根据这一规则，提供证言或者证据材料的原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出庭，当面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而禁止法庭采用“传闻证据”（hearsay evidence）。上述情况表明警察应当出庭就有关的取证行为向法庭陈述，而不能以侦查笔录代替之。[34]

    其次，如果说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立法上还不甚明了或者存在某些缺陷的话，那么刑事司法实践的状况迫切需要警察出庭作证。其主要表现有：

    1、警察有义务向法庭说明其收集的证据的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50条[35]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0条的规定[36]，公诉人应当就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让辩方辨认并发表意见。而控辩双方难免发生争议，一旦发生争议，根据《规则》第341条的规定[37]，公诉人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如果控辩双方对上述笔录仍存在争议，公诉人根据需要，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负责侦查的人员出庭陈述有关情况。[38]另外，《解释》第138条也规定：“对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实，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可以提请审判长传唤……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员出庭作证……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分别提请传唤尚未出庭作证的……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显然，这里的勘验、检查笔录的制作人包括警察。

    2、非法证据能否得到排除需要警察出庭作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为使上述内容得到贯彻实行，《解释》第61条以及《规则》第265条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定。但是在庭审之中如何判断证据是否非法？我们认为，让警察出庭作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理由如前所述，此处不再重复。其实，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的非法证据得不到合理排除恐怕与警察不出庭作证不无关系。

  3、是否存在无罪、罪轻的证据需要警察出庭作证予以说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98条、第110条、第114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应当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或者无罪、罪轻的各种证据材料。不仅如此，根据《规则》332条的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应当客观、全面、公正地向法院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或者罪轻的证据。如果辩方认为公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未向法庭提交有关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时，那么辩方可以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2款、第41条以及《规则》第344条的规定，通过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如果检察机关对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予以否认，那么让警察出庭就此加以说明必不可少。

    最后，笔者认为，之所以强调警察应当出庭作证，还在于其体现了下列价值。

    1、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厘清一系列司法实践中的错误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诉讼理念。这主要表现为：（1）纠正证据的概念。在我国刑事庭审中，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关于某某报案情况的记录”等材料被大量地采用。然而，这些材料是证据材料还是证据？如果它是证据材料，那为什么在判决书中又被采用？如果它是证据，那么它属于什么哪一类证据？这恐怕是难以回答的。[39]而如果允许警察出庭作证，这些可以视为证人证言。（2）纠正证人的概念。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与实践界一直坚持证人优先原则、证人不可替代原则，从而反对在同一案件中将担任侦查职责的警察同时作为证人。而警察恰恰能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对这个问题，下文再作阐述，此处从略。（3）纠正警察特权思想。警察承担维护社会安全与侦查犯罪的重任，在侦查过程中从来都是讯问或讯问的主角，让其屈尊下驾出庭作证接受曾经被其拘留、逮捕和讯问的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质询，恐怕使警察在这一角色转换过程中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究其原因就是警察特权思想作怪。

    2、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这主要表现为：（1）抑制警察非法取证行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警察非法取证行为在很多地方还相当普遍。而这同警察不出庭作证恐怕不无关系。因为在警察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辩护方由于得不到同证据提供者即警察当庭质证的机会，所以有时很难揭露并证实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即便检察官、法官对此有所警觉，往往由于他们对警察不出庭作证采取容忍态度而使其非法取证行为不了了之。（2）提高证人出庭率。长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率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贯彻落实新的庭审方式。但如果警察能够出庭作证，无疑会对证人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带动证人出庭作证。（3）解决恶意翻证、翻供问题。在刑事庭审中，当被告人翻供或者证人翻证时，如果警察能够出庭作证同他们进行对质，无疑能够有效地戳穿他们的谎言。（4）保障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一方面，警察由于出庭作证，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得到实现，从而彰现程序公；另一方面，这有助于被告人通过揭示非法取证行为，使法庭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从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提高其防御能力。

    3、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理顺公检法之间的关系，构筑科学的司法体系。这主要表现为：（1）它有助于改变目前我国侦检机关互相独立、检警分离的状况，使控诉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确立核心地位。（2）它有助于改变检察官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促进检察官当事人化。（3）它有助于法院确立“最终裁判者”的地位和保障法官在庭审中居于核心地位，从而将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纳入司法审查的控制之中。(4)它有助于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从而真正构筑对抗制的审判方式。

    4、警察出庭作证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我国刑事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常常辩称警察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而要求排除非法证据。面对这种辩护理由，检察机关一方面因为证据并非自己收集，加上警察又不出庭与其当庭对质，所以公诉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无法对此予以回应。但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公诉人又不能不对此一概不予理睬。这往往迫使法官宣布延期审理，以查清侦查人员是否有非法取证行为。但检察机关对警察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往往由于碰到各种阻力或者取证困难而无功而返。而辩方有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却不依不饶，这就常常导致案件久拖不判，既有违司法公正也不利于司法效率。而一旦侦办案件的警察出庭作证，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当庭解决上述问题而不必延期审理，从而减少波斯纳所说的“错误消耗”，提高司法效率。

    三、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界定与作证范围

    （一）、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界定

    从前面两个部分的论述来看，警察应当出庭作证，但警察应以什么身份出庭作证呢？这恐怕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我们认为，警察应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警察可以称之为警察证人。[40]

    目前，在学术界和实践界反对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1）证人必须是在诉讼之前了解案件情况，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而警察只是在侦查机关立案之后即在参与侦查过程中才了解到有关案件情况，而且警察是可以替换的，所以警察不能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2）证人必须是当事人以外的诉讼参与人，且与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证”。而警察是行使侦查职能的工作人员，如果允许警察出庭作证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曾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适用回避。据此，我们不难看出警察能否出庭作证的症结就在于如何对证人进行界定。据笔者考察，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对证人这一貌似简单而实则复杂的概念普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并未真正掌握证人的科学含义，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是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我们认为，如何科学界定证人的含义以及正确理解警察与证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弄清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证人所知道的案件情况是否包括程序性事实？

    一般认为，作为证人的重要前提是其必须知道案件情况。显然，这里的案件情况应当包括实体性事实，但是否包括程序性事实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其理由主要有：（1）刑事诉讼过程既是一个适用实体法的过程，也是一个适用程序法的过程，而适用程序法的过程必然产生程序性事实。（2）就案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程序法上的概念，如果没有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那么，犯罪分子实施的犯罪行为由于没有受到国家机关的追诉而只能作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存在而不具有任何诉讼意义。如已过诉讼时效的犯罪行为。（3）程序性事实有时可能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议事实，法官应对此予以查清而不能置之不理。否则，会对是否正确定罪量刑产生一定影响。如不对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予以澄清，就难以判断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进而对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也无从谈起。案件情况包括程序性事实这一命题对警察作证有何关联呢？笔者认为，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警察出庭就某些程序性事实作证找到了理论依据，实际上警察出庭作证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予以说明，以防止侦查人员所取得的证据因为是非法手段获得的而遭到排除。试想，如果只允许证人就实体性事实进行证明，那么，一些影响定罪量刑的程序性事实根本无法查清，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某些侦查行为只有其实施者本人知道。而对这些必须查清的程序性事实若不查清，就可能导致司法不公。例如，实践中的许多冤假错案之所以会发生很多就是因为没有查清非法取证行为这一程序性事实。

    2、警察作证是否违反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

    根据学术界的通说，证人是以本人所知道的情况对案件事实作证的人，所以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以此为由推导出“证人优先原则”进而反对警察作为证人并不能成立。因为，警察作证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是不矛盾的。不可否认，就执行某项侦查任务而言警察的确具有可替代性，因此，若允许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看上去似乎同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相矛盾。笔者认为，这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警察一旦执行某项侦查任务，他就成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的特定人，如侦查人员接受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情况，侦查人员在跟踪、盯梢、诱惑侦查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等等，此时他又成为不可代替和不可选择的人。

    3、警察作证是否属于“自我证明”？

    我国证据理论一般认为，与本案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不应该成为证人，由此，推导出诉讼当事人不能作为证人对待，以免其有偏见性的证言导致错判。否则，就是违反“不能自我证明”这一法理。如果警察能够出庭作证岂不是造成侦查人员既侦又证？这会不会导致错案？客观上讲，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若转换一下思路，这种担心就大可不必了。（1）不可否认，侦查人员作为证据的提供者，他既是取证行为的实施者又是取证行为的见证者。所以，从警察作证的内容上看，他的确是在就自己的取证行为作证。但是，侦查人员不是诉讼当事人，他在法庭上作证本质上是为了支持公诉人的控诉，或者是为了满足辩方质证权的需要。虽然警察作证有时会导致对己不利的后果，如因非法取证而受到的行政处分等，但他对控诉本身能否获得成功并不承担责任。（2）就算警察作证是“自我证明”，但它提供的证言像其它证据一样也要受到法庭的审查判断之后才能采信。因此，冤假错案的产生并不在于谁作证人而是在于证明内容的谬误。难道“不自我证明”就能避免错案？

    4、警察作证是否违反回避这一诉讼法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适用回避。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侦查人员如果在本案中曾担任过证人，为本案提供过证言，就有可能对案件事实或案件的实体结果产生先入为主的预断，无法再客观、冷静地收集证据，从而导致不公正。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主要理由如下：（1）从诉讼发展过程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要经过法庭审理之后才能最后确定，而等案件移送到法庭审判时，侦查人员实际上早已完成本案的侦查任务，不可能发生身份竞合情形。也就是说，在法庭审理阶段，警察的侦查人员身份与证人身份处于分离状态，或者说是，警察的身份已由侦查阶段的侦查人员转换为审判阶段的证人。因此，以侦查人员不能身兼二任为由反对警察出庭作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看到警察的身份可以发生分离或者转换这一规律。（2）侦查人员的职责就是收集证据，至于是否客观公正要到审判阶段受到法官的司法审查之后才能予以评判。如果因为侦查人员可能无法客观地收集证据而使其回避，那么侦查人员适用回避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照此推理下去，侦查人员是不是都要适用回避？正如有人指出，刑事司法公正从侦诉人员回避做起，实际上是把侦诉人员均视为案件的处理者，混淆了作为刑事诉讼一方的侦诉人员与刑事诉讼裁决者之间的界线。[41]（3）在特殊情况下，如在侦查人员跟踪、盯梢、诱惑侦查过程中，往往只有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供罪又让侦查人员回避而不出庭作证，那么势必会放纵犯罪。

   

 5、证人了解的案件情况应当以什么时间为标准？     学术界普遍认为，证人是在诉讼活动开始前就知道案件情况的人，警察是在参与侦查活动之后才知道案件情况的，因此警察不能作为证人。如果警察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前已经知道案件情况，他应当作为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而不能再兼任侦查人员。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1）如前所述，证人作证的内容不单单是犯罪事实，而且包括程序性的事实，如作为特殊证人的见证人实际上就是对程序性事实进行作证，而程序性事实不可能发生在诉讼活动以前。（2）案件情况在诉讼中经常会发生变化，而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后发生变化的案件情况[42]往往也对刑事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这些情况也应当查清楚，否则，对案件的处理就有可能不全面，从而导致不公正。但是，若对这些发生变化的案件情况予以查清，就离不开证人的作证。问题是，有些时候这些情况只有侦查人员才能知道，如侦查人员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所知道的犯罪嫌疑人同其他人订立攻守同盟情况，因此，在此时，应当允许侦查人员作证。

   综上所述，从本质上讲，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具有合理性，但应当对我国诉讼中的证人概念予以重新认识和界定。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

    尽管警察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但警察客观上又在行使侦查权，所以警察毕竟不同于其他证人，这就决定了警察作证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能让警察就其了解的所有情况都向法庭作证。否则，它是不利于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认为，只有在下列几种情况下，控辩双方或法官才可以要求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庭提供证言：

    1、警察如果在犯罪现场目击犯罪事实发生，或者当场抓获犯罪行为人，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进行投案时，或者犯罪行为人投案自首时，那么以后法院在对这起案件进行审判的过程中，该警察应当就他所目睹的犯罪过程或者抓捕经过或者盘问、受案情况出庭加以证明。例如，警察在巡逻时发现某人盗窃仓库内的货物时，他应当出庭就盗窃的时间、地点、手段、物品等情况出庭作证。

    2、警察实施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等活动时，即使是当场制作的笔录，也不能完全保证其内容就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如果控辩双方对此有疑问，警察应当出庭就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等活动的进行过程提供证词，以便当庭核实这些笔录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例如，对于警察在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活动中获取的某种实物证据的提取过程、保管过程，如果辩方对该实物证据是否是原物存在异议，或者提出该实物遭到人为地破坏，或者要求控方提供其在犯罪现场遗留下来的对己有利的实物证据时，警察应当出庭证明整个实物证据的提取过程和保管过程是否合法。又如，当辩方对证据及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警察应当出庭陈述，以证实没有实施刑讯逼供、没有非法搜查、扣押等。

    3、警察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秘密侦查手段通常是在犯罪嫌疑人未察觉的条件下进行的，且往往没有第三者在场见证，警察的大多数侦查行为都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缺乏必要的制约，其中难免会发生偏差。为了防止警察有意或无意地歪曲犯罪嫌疑人的意愿，让警察出庭接受审查以证明秘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庭审阶段，警察的秘密侦查行为业已完成，没有必要对此继续保密。

    4、在必要的时候，如辩方确有异议，或者侦查行为本身有瑕疵，刑侦技术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对侦查活动中的有关专门性问题予以说明，如涉及现场勘查的摄影技术、痕迹的固定、判断以及物证的提取、处理技术等。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侦查机关自侦自鉴的状况下更应如此。

    5、如果辩方声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或律师取得的证人证言同警察获取的证人证言有较大出于且难以判断孰是孰非，而且上述情况能够引起法官合理怀疑时，警察应当出庭与被告人以及相关证人进行对质，以判断口供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6、使用“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诱惑侦查，又称侦查陷阱或者“警察圈套”（police entrapment），是指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人（如“卧底”、“眼线”、“特情”等）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其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43]诱惑侦查手段的运用是现代社会同犯罪作斗争的客观需要。实践证明，诱惑侦查在某些无特定受害人的对偶性违法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智能性犯罪案件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据广西桂林某城区检察院统计，该院在1998年6月受理毒品犯罪和假币犯罪案件94件130人，其中就有80.85%的案件运用了诱惑侦查手段。[44]然而诱惑侦查好似一柄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就会伤及无辜。而且我国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在理论界，有人分析后指出，如果警察的侦查陷阱是“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即该行为本身具有引诱或鼓励犯罪的性质，那么这样获得的证据就不能采纳；如果警察的侦查陷阱是“被动行为”或“消极行为”，即该行为本身仅仅提供了一种犯罪的机会，这样的侦查陷阱获得的证据就应当可以采纳。[45]但是究竟如何判断侦查陷阱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需要警察出庭进行作证。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警察不仅应就程序性事实出庭作证，而且应就实体性事实出庭作证。

    四、创设警察证人的可能障碍与基本路径

    （一）、创设警察证人的可能障碍

    尽管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警察出庭作证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在现实语境下让警察出庭作证必将困难重重。我们认为，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主要存在以下障碍。

    1、立法缺陷。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不甚明确，导致理论和实践上对警察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偏差。特别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兼任证人的规定直接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少之又少。其次，虽然能从我国有关司法解释中找到警察出庭作证的些许依据，尤其是《规则》第343条和《解释》第138条的规定是我国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最直接依据，但是这些司法解释往往只对本部门有效，加之公安部门又缺乏相应的配套解释，所以上述两条规定对侦查机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约束力。难怪有的法官无奈的说：“通知归通知，（警察）来不来我们就管不着了。”[46]因此，实践中，法官、检察官对警察出庭作证要么“遮遮掩掩”，要么持“暧昧”态度。最后，虽然从《刑事诉讼法》第43条以及《解释》第61条规定的内容来看，我国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这两条规定还相当笼统从而操作性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警察出庭作证的难度。

    2、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模式。长期以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进行刑事诉讼一直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它通过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界定，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在这一构造之中，侦查、起诉和审判成为三个完全独立而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犹如工厂生产车间的三道工序，即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被看作刑事诉讼这一流水线上的三个主要“操作员”，他们通过前后接力的诉讼活动分别代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上分别进行流水作业式的操作，以此共同致力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任务。不可否认，这一诉讼构造对于惩罚犯罪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弊端亦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在三个阶段各自独立地实施诉讼行为，使法院难以对检警机构的追诉活动实施真正有效的司法控制，司法裁判活动与侦查、起诉相互平衡而无法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中心地位，从而导致警察是否出庭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公安机关手里。另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的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之间前后递进和接力互补的关系，使得检警机构的案卷材料对法院的裁判结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法院的审判只不过是对侦查结论的正确认定而已，造成警察的诉讼活动随着侦查终结而终结，警察是否出庭作证已无关紧要，因为法院在检警机构的追诉活动完成之后，实际发挥着继续追诉的作用，即充当“第三追诉机构”的角色。

 3、检警分离。如前文所述，在世界许多国家，大都实行“检警合一”，通过赋予检察机关对警察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监督权，使警察成为检察官的助手和控诉支持者，因此，警察必要时可以出庭作证以保证检察官的控诉获得成功。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导致检警在实质上处于分离状态，检察官仅仅对侦查活动有事后的监督权而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与权威指挥警察的侦查行为，更没有直接命令警方出庭协助公诉的权力。这导致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正如有人指出：“在实践中，侦查机关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搜查、扣押、窃听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越来越多地辩称其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等方法获得。面对这种辩护理由，检察机关一方面因为证据并非自己收集，也不需要自己负责而漠然置之，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没能查明证据系非法证据而处于被动境地。但当检察机关准备防止或消除这些非法证据的产生时，又感到无能为力。”[47]

    4、思想观念。警察出庭作证在理论上似乎并不难阐明，但实践中为何步履维艰？我们认为，这固然事关技术因素，但思想观念的障碍有时更具隐蔽性、破坏性。当前，警察难以出庭作证与下列思想观念有关。首先是怕麻烦的思想。由于我国立法对直接、言词原则或排除传闻证据规则缺乏完整的规定，导致卷宗、书面证明材料的使用未受到应有的限制，因此，一些法官和检察官可能认为侦查机关的案卷已经很完备了，干吗要耗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来要求证人（包括警察）出庭作证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这样，当辩方要求警察出庭作证时，法官和公诉人常常会以各种理由驳回其请求，或者干脆宣读侦查机关制作的笔录、证明材料了事。其次是警察的特权观念。警察承担维护社会安全与侦查犯罪的重任，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从来都是讯问或询问的主角与发动者，那时成为被质问的对象？加之“官本位”思想作怪，在某些地方“警察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因而某些警察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让其屈尊下驾出庭作证接受曾经被其拘留、逮捕和讯问的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质询，不仅对他们来说是感情上的极大“伤害”，而且他们往往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乃至产生抵触情绪，认为这样会有损警察的形象和不利于以后的侦查工作的开展。最后是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实行的是“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模式，公检法三机关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对公安机关来说，警察既不是“法庭的仆人”，也不是检察机关的“助手”，难以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服务观念，而常常是案件一侦结，只要将侦查卷宗一移交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背景下，警察对“出庭通知”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只能令法官无可奈何。

    5、警察出庭作证难免对警察自身以及侦查工作产生一定影响。（1）警察出庭作证无疑会加大警察自身的职业风险，这可能使警察不愿意出庭作证。因为，一旦警察出庭作证，很可能使自己的非法取证行为当庭或当众暴露，从而使自己感到很难堪，甚至事后还遭受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制裁。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创设警察证人制度的目标之一，牺牲少数害群之马的所谓利益对改善整个执法环境有利。警察证人制度正是通过这种警醒作用培养警察依法侦查的意识，从而减少非法侦查行为。（2）警察出庭作证无疑会加大警察的负担，这在我国犯罪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应当说，这个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会影响公安工作的稳定。我们认为，一方面，这可以通过加大投入和限制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加以缓解，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这点牺牲是值得的。

    （二）、创设警察证人的基本路径

    创设警察证人制度可以说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动一发而牵全身，所以在法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司法体制尚未理顺以及诉讼理念与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的背景之下，再加上传统习惯的固有惰性，如何确保警察出庭作证并非一蹴而就，恐怕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笔者在此不敢揣想实际上也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完美的答案，我所能做的是试图从理论上提供一些基本思路或途径，至于是否可行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进行论证以及实践的检验。

    1、转变思想观念。警察出庭作证虽然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但这是技术层面，实际上技术层面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不是来源于理论本身，而是来自于观念的革新。对警察出庭作证的正确态度有待于司法实践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对此问题的重新定位与认识。当前所要解决的是：（1）警察应破除特权思想，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接受“警察是法庭的仆人”、“警察是控诉的助手”等现代刑事诉讼理念。（2）法官、检察官应改变对警察过分信任的态度，改变传统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不分家”的专政观念。

    2、完善有关法律。（1）修改《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在坚持检察官、法官不能同时担任证人的同时，去掉该条关于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兼任证人的规定。（2）修改我国证据立法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即扩大可以作为证人的人的范围，明确规定必要时警察应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就有关问题作证。（3）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包括警察在内的证人拒证制裁条款等来构建保障警察出庭作证机制。（4）明确规定检察官在必要时可以命令警察出庭作证，或者由法官传唤警察出庭作证。（5）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护，确保其对非法证据的质证权，赋予他们申请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利。（6）规定一些警察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例如，控方若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警察的侦查行为合法的，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警察若能提供关于侦查过程的录音录像资料，且该录音录像资料未经任何破坏、编辑、剪切、删除的，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辩方申请警察出庭作证的理由应当是引起法官的合理怀疑，否则，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动乱、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等），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证义务。（7）修改我国证据立法，规定侦查机关制作的笔录和出具的各种书面证明材料除了特殊情况[48]可以在法庭上宣读之外，其它的必须由警察出庭加以说明。

    3、理顺公检法之间的关系。首先，取消《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地位，赋予法院“最终裁判者”的地位，设立司法审查体系，将审前程序纳入司法裁判的控制之中。其次，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监督权，实行检警“紧密化”或“一体化”，使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居于核心地位，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定位在辅助检察机关履行控诉职能上。最后，理顺公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确保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功能，避免刑事庭审形式化倾向；确立审判机关的权威地位，避免将审判机关沦为第二控诉人的不良倾向。 

 【注释】

    [1] 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8页。

    [2] 据2001年8月23日的《南方周末》报道，1999年年初，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过程中，控方就指派了11名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最近，《检察日报》也连续报道了三起警察作证的案例：2002年3月31日报道的《民警出庭作证，毒贩低头认罪》；2002年4月17日报道的《为恶势力头目作伪证》；2002年4月19日报道的《证人席上出现新身影》。另外据悉，请办案民警出庭作证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改革出庭公诉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3]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6页。

    [4] 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5-77页。

    [5]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6] 刘仁文：《警察要不要作证》，载《南方周末》，2000年2月11日。

    [7] 在该案中，控辩双方最大争议在于洛杉矶警方提供的证据的可信度。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方律师主张控方主要证人即参与侦破此案的福尔曼警探有种族主义倾向。他们在法庭上出示的录音磁带中多次出现福尔曼警探把黑人叫做“黑鬼”的例子，而福尔曼本人早些时候在法庭上对此却矢口否认。这使陪审团对福尔曼的可信度产生怀疑。最后，辩护律师打出的“种族牌”使辛普森免去了牢狱之灾。参见蔡彦敏：《从o.j.辛普森刑、民事案件评析美国诉讼制度》，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9年第8期，第84-88页。

    [8] 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在任何公诉方提请以被告人所作供述作为证据的诉讼中，如果被告人向法庭声称其供述是或者可能是在下列情形下获得的——（一）逼供；或者（二）基于他人的言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影响供述的可靠性，由此可能作出的任何供述，法庭不应允许将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除非公诉方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尽管供述可能是真实的）并非是上述情形下获得的。……本案中，‘逼供’包括刑讯、非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不论是否达到刑讯）。”参见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88-89页。

    [9]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刑事制度的新发展》，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10] 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211-212页。

    [11] 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12] 左卫民、周长军等：《证人证言的比较研究》，载《外国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32-33页。

    [13] 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14] [台]刁荣华主编：《比较刑事证据法各论》，台湾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2页。

    [15] claus roxin著：《德国刑事诉讼法》，台湾吴丽琪译，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495页。

    [16] 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7页。

    [17] [前苏联]ρ．д．拉洪诺夫：《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证言》，董镜苹、俞康勤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

    [18] [前苏联]и．в．蒂里切夫等编著：《苏维埃刑事诉讼》，张仲麟等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159页。

    [19] [前苏联]ρ．д．拉洪诺夫：《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证言》，董镜苹、俞康勤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

    [20] [台]刁荣华主编：《比较刑事证据法各论》，台湾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32页。

    [21] [台]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93页。

    [22]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23] 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24] [台]蔡墩铭：《刑事证据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92页。

    [25] 可参见何家弘、张卫平主编的《外国证据法选译》（上下卷）中有关证人部分。《外国证据法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26] 不过意大利或许例外。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5条规定：“司法警官和警员不得就从证人那得知的陈述内容作证。”第197条规定：“不得兼任证人的情况：……4）在同一诉讼中担任法官或公诉人职务的人以及他们的助理人员。”

  [27]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从近几十年来各种刑事诉讼法学以及证据学教材来看，该观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28] 这些基本特征亦可以看作是证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29] 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30] 如有学者称警察出庭作证在大陆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刑事审判遵循的“直接言词原则”，而英美法系国家直接来源于“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参见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8页。

    [31] 详细论述可参考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58-64页；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第162-169页；马贵翔：《侦检关系的本质及其改革》，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第7-10页。

    [32]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184页。

    [33]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185页。

    [34] 值得说明的是，这只是一般规则，并非绝对。如西方国家，在普遍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规则的情况下，同时亦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允许采用书面证言、侦查笔录等，而不要求证人出庭。参见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89页。

    [35] 该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有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

    [36] 该条规定：“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物证，应当对该物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得情况作概要的说明，并向当事人、证人等问明物证的主要特征，让其辨认。宣读书证应当对书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取情况作概括的说明，向当事人、证人问明书证的主要特征，并让其辨认。对该书证进行技术鉴定的，应当宣读鉴定书。”

    [37] 该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对案件的程序事实存在争议的，应当出示、宣读有关诉讼文书、侦查或者审查起诉活动笔录。”

    [38] 《规则》第343条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

    [39] 正如龙宗智教授介绍，一位法院分管刑事的副院长曾对他说，我们在判决书中对这类证据不好表述，它既不是证人证言，又不是书证，只好称：“以上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某某派出所关于被告人投案的证明等证据证实。”参见龙宗智：《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5期，第76页。

    [40] 警察证人一词取自于《刑事证据法论》（蔡墩铭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他在该书中论述：“被告即使先后向司法警察官员或检察官为自白，但此为审判外之自由，从事侦查之机关如何取得被告之自白，在别无录音带或录音带附在讯问笔录可供调查时，对于取得被告自白之经过，法院实有了解之必要，作为采用自白证据之依据，为此必须传唤取得被告自白之司法警察官员，以警察证人之身份出庭说明取得被告自白之经过，此为警察证人出庭作证之主要原因。”

    [41] 莫丹谊：《关于回避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现代法学》1995年第4期，第32页。

    [42] 如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制裁，进行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威胁收买证人等。

    [43] 储怀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44] 马滔：《诱惑侦查之合法性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底5期，第69页。

    [45]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17页。

    [46] 刘仁文：《警察要不要作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1日。

警察个人述职报告篇5

***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

各位领导、同志们：

下面我就2005年以来的工作情况作述职报告如下，请评议。

我是泗阳检察院检察长，负责院里的全面工作并分管纪检和政治处等工作。在上级检察院党组和泗阳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的有力监督下，在县政府、县政协、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检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全省检察机关第四次“双先”会上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人事厅联合表彰为“先进集体”、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表彰为先进检察院，连续两年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表彰为“集中处理涉法上访工作”先进单位，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表彰为“严格规范执法，确保司法公正”先进单位；连续三年在全市检察系统综合考评中名列第一，并被表彰为先进检察院；连续二年在全县目标管理考核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全面先进单位。

一、四项主要工作实绩

（一）以服务中心为重点，认真履行检察职能

近几年来，紧紧围绕县委中心工作，服务大局，认真履行职责，公正司法，规范执法,加强监督,促进公正。今年6月“创建法治江苏合格县”工作受到了省委领导、省检察院领导和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

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突出打击重点，加大对侵财型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三年来共批准逮捕、提起公诉1000余人。同时，紧密结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互补，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社会对立面，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维护了泗阳平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严肃查办职务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坚持“办案与服务并行、惩治与保护并重、打击与防范并举”的原则。着力查办发生在城市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贪污、商业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渎职犯罪案件、群众反映强烈的渎职、失职和不作为、乱作为而影响当地社会发展并造成恶劣影响的案件。近几年来，共查办职务犯罪案件7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坚持“立得住、诉得出、判得下、无事故”的办案原则。为促进政府机关廉洁从政、依法行政、规范城乡建设市场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以案件质量为核心，狠抓检察业务规范化建设

检察业务工作是检察机关全面工作中最具有根本性的工作。在思想认识上，强化“三种意识”，夯实了规范化执法思想基础。强化紧迫意识，正确分析检察工作面临的形势，正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自觉地把执法规范化当作检察事业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强化目标意识，确立了“规范执法行为，提升办案质量”的总体目标；强化责任意识，建立起一级抓一级、一级查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工作责任体系。在抓检察业务规范化建设工作中，突出“三个重点”，即以流程管理为重点，以办案质量为重点，以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重点，建立健全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116项7万多字的规章制度，确保案件质量和文明规范执法。所办案件实现了“四无”和三个百分之百：一无错立、错捕、错诉、漏诉案件；二无撤销案件；三无无罪判决案件；四无超期羁押案件。案件处理决定正确率、法定结结率、有罪判决率均达100%。树立了良好的公正执法形象，社会的公信度明显提升。

（三）以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为己任，狠抓检察“窗口”建设

充分发挥文明接待室的窗口作用，坚持做到对来访群众控告申诉做到百分之百接待，对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百分之百受理，对署名举报的百分之百答复。认真落实工作的“检调对接”机制，认真履行检察长职责，采取预约接访、巡回接访，组织干警将检察服务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将涉检工作融入到社会大格局中，及时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几年来，无一件涉检上访案件、无集访案件、无缠访案件的发生。

（四）以科技强检为目标，狠抓检察队伍、信息化建设

检察队伍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检察工作质量，近几年来，坚持从夯实人才基础入手，以素质教育为导向，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为重点，把提高干警整体素质作为检察工作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严格管理、严格教育、严格监督。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富有智慧、充满生机的检察队伍。坚持以人为本，从严治检、从优待检、文化育检、廉洁从检的原则，提高干警工作积极性。近几年来，先后有10多名干警受到高检院、省检察院的表彰，30多人次立功受奖。无一名干警有违法、违纪的现象，目前干警队伍呈现出政通人和、奋发向上的良好局面。

努力改善办公办案条件，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物质保证。这些年来，把检察信息化建设、摆上优先发展的位置。提出了“立足自身，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工作思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在县领导关心支持下，建成了计算机局域网、三级专线网，审讯监控指挥系统等办公办案设施，使我院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促进了检察业务、队伍建设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2005年我院率先在全市检察系统完成了 “两房”建设任务，并被省院评为“两房”建设达标单位。

二、理论学习和廉政建设两项表现

（一）强化学习，深入实践，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坚持把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常抓不懈。坚持认真学习政治理论，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积极参加县委中心组学习和组织的各类考试。在工作实践中，始终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搞好检察工作的行动指南，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议、决定。坚持参加本单位党组中心组学习，组织并参加本院开展的各类教育活动，努力在检察工作中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二）以身作则，从严要求，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自我约束能力。

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方面常抓不懈。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注重加强自己的党性和人格修养，要求干警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身体力行，做好表率，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检察职业道德和纪律以及本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勤政廉政公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到重要位置，认真抓好本单位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不断提高检察干警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

三、自己最不满意的一项工作

警察个人述职报告篇6

20xx年党内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章 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依据党章和宪法、法律，结合党的建设的实践制定。

第二条 本条例的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教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

第三条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应当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对于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处理。

第四条 坚持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凡是违犯党纪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追究;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必须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五条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准确地认定违纪性质，区别不同情况，恰当地予以处理。

第六条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和批准。上级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执行。

第七条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

第八条 本条例适用于违犯党纪应当受到党纪追究的党组织和党员。

第二章 违纪与纪律处分

第九条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社会主义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

第十条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撤销党内职务;

(四)留党察看;

(五)开除党籍。

第十一条 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的纪律处理措施：

(一)改组;

(二)解散。

第十二条 党员受到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第十三条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是指撤销受处分党员由党内选举或者组织任命的党内各种职务。对于在党内担任两个以上职务的，党组织在作处分决定时，应当明确是撤销其一切职务还是某个职务。如果决定撤销其某个职务，则必须从其担任的最高职务开始依次撤销。对于在党外组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依照规定作相应处理。

对于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是本人没有担任党内职务的，应当给予其严重警告处分。其中，在党外组织担任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

党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第十四条 留党察看处分，分为留党察看一年、留党察看二年。对于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一年的党员，期满后仍不符合恢复党员权利条件的，再延长一年留党察看期限。留党察看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留党察看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期满后恢复其党员权利;坚持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受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

党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其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对于担任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第十五条 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另有规定不准重新入党的，依照规定。

第十六条 对于严重违犯党纪、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领导机构，应当予以改组。受到改组处理的党组织领导机构成员，除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外，均自然免职。

第十七条 对于全体或者多数党员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应当予以解散。对于受到解散处理的党组织中的党员，应当逐个审查。其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应当重新登记，并参加新的组织过党的生活;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宣布除名;有违纪行为的，依照规定予以追究。

第三章 纪律处分运用规则

第十八条 故意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应当从重处分。

第十九条 从轻、从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分则中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轻或者较重的处分。

第二十条 减轻、加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分则中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或者加重一档给予处分。

本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党籍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行为，不适用前款减轻处分的规则。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

(二)主动检举同案人或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三)主动挽回损失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四)主动退出违纪违法所得的;

(五)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六)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二条 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由中央纪委决定或者经省(部)级纪委(不含副省级市纪委)决定并呈报中央纪委批准，对违纪党员也可以在本条例规定的量纪幅度以外减轻处分。

第二十三条 对于党员违犯党纪应当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可以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组织处理，免予党纪处分。对违纪党员免予处分，应当作出书面结论。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一)强迫、唆使他人违纪违法的;

(二)串供或者伪造、销毁、隐匿证据的;

(三)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四)包庇同案人员或者打击报复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的;

(五)有其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

(六)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五条 一人有本条例分则中规定的两种以上(含两种)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应当合并处理，按其数种违纪行为中应当受到的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处分;如果其中一种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即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六条 基于一个违纪故意或者过失，其行为触犯本条例分则中两个以上(含两个)条款，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全部包含在另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中，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

第二十七条 二人以上(含二人)共同故意违纪的，对为首者，除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外，从重处分;对其他成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党纪处分。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所起作用，分别处分。对违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违纪的总数额处分;对其他共同违纪的为首者，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处分。

教唆他人违纪违法的，应当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追究党纪责任。

第二十八条 党组织领导机构集体作出违犯党纪的决定或者实施其他违犯党纪的行为，对具有共同故意的成员，按共同违纪处理;对过失违纪的成员，按照各自在集体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处分。

第二十九条 对于本条例没有规定但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确需追究党纪责任的违纪行为，比照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款处理。需要比照处理的案件，按照处分党员批准权限的规定，应当由省(部)级党委、纪委批准处理的案件，报请中央纪委批准;应当由省(部)级以下党委、纪委批准处理的案件，由省(部)级纪委(不含副省级市纪委)批准并报中央纪委备案。

第四章 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

(二)单处或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三)因过失犯罪，被依法判处三年以上(不含三年)有期徒刑的。

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以下(含三年)有期徒刑或者被判处管制、拘役的，一般应当开除党籍。对于个别可以不开除党籍的，应当对照处分党员批准权限的规定，报请再上一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一条 依法被劳动教养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党员受到党纪追究，需要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纪律处分的，作出或者批准作出处理决定的党组织应当向有关机关或者组织提出建议;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

第三十三条 党员依法受到刑事追究的，党组织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和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依法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纪律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在对有关方面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进行核实后，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党的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党的工作人员，是指党的各级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和党的基层组织中专职、兼职从事党内事务的党员。

对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的认定，依照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以及司法解释执行。

本条例所称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企业(公司)或者其他单位中除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之外的人员。

第三十五条 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轻，尚可保留预备党员资格的，应当对其批评教育或者延长预备期;情节较重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第三十六条 对违纪后下落不明的党员，应当区别情况作出处理：

(一)对有严重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党组织应当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

(二)除前项规定的情况外，下落不明时间超过六个月的，党组织应当按照党章规定对其予以除名。

第三十七条 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曾有严重违纪行为，对于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开除其党籍;对于应当给予留党察看以下(含留党察看)处分的，作出书面结论，不再给予党纪处分。

第三十八条 失职、渎职行为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

(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主动交代，是指涉嫌违纪的党员在组织初核前向有关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或者在初核和立案调查其问题期间交代组织未掌握的问题。

在案件的初核、立案调查过程中，涉嫌违纪的党员能够配合调查工作，如实坦白组织已掌握的其本人主要违纪事实的，可以从轻处分。

第四十条 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违纪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财产损毁的实际价值。计算经济损失主要计算直接经济损失。

第四十一条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务、职称、学历、学位、奖励、资格等其他利益，应当由承办案件的纪检机关或者由其上级纪检机关建议有关组织、部门、单位按规定予以纠正。

对于依照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处理的党员，经调查确属其实施违纪行为获得的利益，依照本条规定处理。

第四十二条 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应当在一个月内向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的全体党员及其本人宣布，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关系将处分决定材料归入受处分者档案;对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还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职务、工资等相应变更手续;涉及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及时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特殊情况下，经作出或者批准作出处分决定的组织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

第四十三条 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机关或者受处分党员所在单位，应当在六个月内将处分决定的执行情况向作出或者批准处分决定的机关报告。

不按照规定落实党纪处分决定和其他相关处理手续的，应当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其中情节较重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总则适用于有党纪处分规定的其他党内法规，但是中共中央或者批准的其他党内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编 分 则

第六章 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供信息、资料、财物、场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四十六条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改革开放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违反党和国家有关规定，播出、刊登、出版第一款、第二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七条 从国(境)外携带反动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入境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八条 组织、领导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敌视政府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九条 组织、领导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五十条 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或者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相违背决定的，对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一条 在党内以组织秘密集团等方式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参加秘密集团或者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二条 参加国(境)外情报组织或者向国(境)外机构、组织、人员非法提供情报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三条 投敌叛变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向敌人自首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四条 在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违法后逃往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国(境)外公开发表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故意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五条 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六条 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煽动骚乱闹事，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七条 组织、利用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妨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或者制造宗族矛盾破坏社会稳定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情节较重的，给予开除党籍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较轻，能够认真检讨并有悔改表现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第五十八条 编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传播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五十九条 在涉外活动中，其行为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章 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

第六十条 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采取弄虚作假或者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员，或者为非党员出具党员身份证明的，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对主要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六十一条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或者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二条 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的，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三条 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四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选举中，进行违反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有关章程活动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六十五条 拒不执行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决定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六十六条 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和征兵、安置复转军人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六十七条 在考试、录取工作中，有泄露试题、考场舞弊、涂改考卷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六十八条 以不正当方式谋求本人或者其他人用公款出国(境)，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六十九条 临时出国(境)团(组)或者人员中的党员，擅自延长在国(境)外期限，或者擅自变更路线，造成不良影响或者经济损失的，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七十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擅自脱离组织，或者从事外事、机要、军事等工作的党员违反有关规定同国(境)外机构、人员联系和交往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七十一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脱离组织出走时间不满六个月又自动回归的，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脱离组织出走时间超过六个月的，按照自行脱党处理，党内予以除名。

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较轻并认真检讨的，可以免予处分。

第八章 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

第七十二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非本人经管的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或者以购买物品时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非法占有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人或者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支付、报销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应当由个人支付的出国(境)留学费用，由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三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时间超过六个月，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占用公物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七十四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不登记交公，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接受其他礼品，按照规定应当登记交公而不登记交公，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品，按照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处理。

第七十五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收受对方财物的，应当追究该人员的责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其他第三人从中收受财物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有第一款规定情形，查实本人知道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七十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或者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的，该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其本人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经商办企业的;

(二)个人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三)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四)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五)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行为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亲友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违反有关规定兼职或者兼职取酬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七十八条 挥霍浪费公共财产，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用公款旅游或者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

(二)违反规定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的;

(三)购买、更换超过规定标准的小轿车或者对所乘坐的小轿车进行豪华装修的;

(四)有其他挥霍浪费公共财产行为的。

第七十九条 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公款购买住房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处理。

第八十条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八十一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八十二条 有其他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章 贪污贿赂行为

第八十三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贪污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八十四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有关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执纪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违反有关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五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因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八十六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受财物或者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八十七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其他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变相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八十八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退(离)休后，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在职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八十九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因索取财物未遂而对下属单位、客户刁难报复，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将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的财物合伙私分的，以受贿论，根据个人所得数额和所起作用，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九十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或者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因行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依照本条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九十一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二条 向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介绍贿赂，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十三条 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有关规定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或者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行贿取得的违纪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条例第九十条规定处理。

第九十四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挪用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时间不足三个月，但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条规定处理。

第九十五条 农村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中的党员从事下列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分别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一)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管理;

(五)、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八)依照党内法规从事党的纪检、组织(人事)、宣传等工作。

第九十六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较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隐瞒境外存款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章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

第九十七条 进行走私，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走私的，从重处分。

单位走私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八条 企业(公司)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十九条 企业(公司)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挪用本单位资金不退还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时间不足三个月，但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条规定处理。

第一百条 国家机关、国家拨给经费的团体和事业单位，挪用财政资金或者科研、教育、卫生、军工等专项资金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挪用党费、社保基金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款物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企业(公司)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二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企业(公司)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三条 国有企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企业(公司)同类的业务，谋取非法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以他人名义登记注册企业(公司)，实则本人经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四条 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公司)中的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下列行为之一，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其亲友经营的;

(二)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其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其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的;

(三)向其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的。

第一百零五条 党和国家机关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零六条 金融从业人员违反金融法律、法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强迫金融企业或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违纪违法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由于党和国家机关非法干预致使金融从业人员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对金融从业人员可以依照第一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其中，金融从业人员进行了抵制的，不予处分。

第一百零七条 不履行法定纳税义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不履行法定纳税义务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八条 虚开、伪造、非法出售、非法购买、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用于骗税、抵扣税款的其他票据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九条 非法占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一十条 从事资产评估、验资(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工作的社会中介组织，出具虚假评估、虚假资信证明、虚假鉴证等文件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一条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

(二)知悉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进行证券、期货交易的;

(三)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或者对商品和服务作虚假宣传的;

(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者商业秘密的;

(五)利用行政垄断或者行业垄断地位，实施或者变相实施妨碍公平竞争行为的;

(六)限制外地商品和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限制本地商品和服务流向外地市场的。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有其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一章 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一百一十三条 隐瞒、截留、坐支应当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将隐瞒、截留款合伙私分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国家财政拨款、退税款或者补贴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将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的钱款合伙私分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一十五条 不按照预算或者用款计划核拨国家财政经费、资金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擅自动用国库款项或者财政专户资金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一十六条 个人借用公款超过六个月不还的，追还所欠公款，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确因生活困难到期无力归还的除外。

个人借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个人借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将公款借给他人，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一十七条 以个人名义存储公款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一十八条 党和国家机关违反有关规定，在对内对外活动中接受礼品应当上交而不上交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将接受的礼品集体私分的，以私分国有资产论，根据个人所得数额和所起作用，依照本条例第八十四条规定处理。

第一百一十九条 违反有关规定擅自开设银行账户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条 擅自使用、调换、变卖或者损毁被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收缴的财物，或者擅自处理应当委托拍卖的物品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一条 违反有关规定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二条 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三条 违反收支两条线规定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将应当纳入法定账簿的资产未纳入法定账簿或者转为账外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法律、法规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二十五条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财务管理活动中违反会计法律、法规的，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财经方面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十二章 失职、渎职行为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前款所列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在工作中徇私舞弊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一百二十八条 党组织负责人在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不传达贯彻、不检查督促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者作出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错误决策的;

(二)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公开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或者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行为的;

(三)不制止、不查处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

(四)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以及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行为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二十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三十条 国有企业(公司)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公司)工作人员，在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的;

(二)对本单位、下属单位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其他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发现后不采取措施处理或者措施不力，或者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购进假冒伪劣商品的;

(三)对本单位、下属单位发生的破坏国家自然资源的行为，发现后不采取措施处理或者措施不力的;

(四)对本单位、下属单位违反财政、金融、工商管理、海关、会计、统计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长期失察或者发现后不予纠正的;

(五)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物被贪污、挪用、盗窃、诈骗或者物资丢失、损坏、变质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一条 在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在决定基本建设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投产等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二)在文教卫生、邮电通信、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发生严重事故的;

(三)在灾害、事故面前未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贻误时机，使本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损失未能避免或者减少的;

(四)对突发事件、重大事故和其他重要情况瞒报、谎报、缓报、漏报的;

(五)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能解决而不解决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二条 在管辖范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一)对发生的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集会、游行等活动放任不管，致使本单位多数党员、群众参加集会、游行等活动的;

(二)对存在的问题不认真解决，致使矛盾激化，造成闹事、罢工、罢课或者其他重大事件，严重影响生产、工作、教学和社会正常秩序的;

(三)对发生的明令禁止的不正之风不制止、不查处的;

(四)对发生的重大事件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三条 在安全工作方面，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不认真执行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和消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发生爆炸、火灾、交通安全、建筑质量安全、矿山安全以及其他事故的;

(二)在组织群众性活动时，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未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发生责任事故的;

(三)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学校、幼儿园或者公共场所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的;

(四)生产、销售假劣药品、有害食品，发生危害人身健康的事故的。

有上述情形之一，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有关责任者，依照前款规定加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四条 在执纪、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一)在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中，瞒案不报、压案不办的;

(二)对他人要求保护合法权益的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答复和办理的;

(三)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者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的;

(四)对依照规定应当移交其他机关或者组织的案件不移交的;

(五)在办案工作中因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导致有关人员伤亡等事件的。

在行政裁决或者案件侦查、起诉、审理、审判活动中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的，或者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或者经查证确属冤假错案而不予纠正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三十五条 违反有关规定，强令他人履行非法定义务，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以各种方式乱收费、乱摊派的;

(二)擅自向他人征收、征用财物的;

(三)有其他强令他人履行非法定义务情形的。

第一百三十六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强令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违反有关规定行使职权，情节较重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强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违反法律规定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三十七条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属人员叛逃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属人员出走，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三十八条 丢失秘密文件资料或者泄露党和国家秘密，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警察个人述职报告篇7

一、警力设置与安全效益之间的关系

通常而言，一个地区的安全状况如何，与该地区的警力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警力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中，警力指警察队伍的综合战斗力与完成任务的能力。它包括编制、装备、训练、战术、策略与社会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狭义概念中，警力指警察队伍中的编制人数。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来论述警力配置的相关理论。对一个地区的安全工作来讲，警力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才比较合理呢？学术界认为，警察比例是衡量警力配置的标准之一①。评估警察比例，一般采用两种衡量指标：一是警察人数与人口比指标，可表述为每名警察比居民人口；二是警察人数与辖区面积比指标。笔者主要从第一个指标来分析理论上社会对警力的需求量。据萧伯符、张建良等老师调研，“我国警察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是很低的，还不到万分之十，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②可以看出，相对于警务法治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来讲，我国警力仍有很大空缺，远未达到社会治安需求警力饱和值。

实际生活中，我国高校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并非直接由警察来承担。阐明警察比例理论，主要是借以探究校园安全工作所需求的保卫人员数量。目前，国家尚未明文规定高校内部保卫人员人数必须与在校师生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各地自行规定的设定比例基本上在2‰以上③。倘若加上物业保安这一安保力量（下文将高校内设保卫机构人员和物业保安统称高校安保人员），高校安保人数实际设定比例已远远高于我国的警察比例。然而，近年来，在校园内发生的自杀、火灾、校园暴力等各类事件屡见不鲜，高校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如“马加爵故意杀人”、“我爸是李刚”等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发生学生极端问题63起，凸显了高校脆弱的安全管理体系。其实，教育部收集到的数据仅仅是直属高校无法隐瞒的重大安全案（事）件。由于国内各高校并未如英美国家一样建立年终数据公示制度，高校为凸显发展之成绩，总会隐报一些情节稍显轻微的案（事）件，这可称为高校安全黑数。我们可参照美国犯罪统计理论来思考我国校园安全黑数的具体情况。

美国对犯罪的统计有三种方式：统一犯罪报告、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自我报告调查。统一犯罪报告由各地警察机构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发生在自己辖区内的犯罪，类似我国官方公布的犯罪统计表。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由联邦司法部的司法统计局以抽样询问方式对参加此项活动的家庭进行调查，进行犯罪受害人调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意识到犯罪受害人在很多情况下都未将被害情况报告给警察，开展犯罪受害人调查可以弥补统一犯罪报告在犯罪调查方面的不足。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得出的数据基本上要超出统一犯罪报告的一倍多。自我调查报告时研究人员让受调查人报告自己是否有过犯罪行为的调查。自我调查报告显示，美国高中生中至少有1/3的人有盗窃行为，有20%的人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

通过对美国犯罪调查统计情况可以看出，现实中的犯罪形势要比官方统计所显示的更加严峻。同样道理，相对于显型安全形势而言，我国高校隐型安全形势要更为严峻。笔者认为，除却高校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化程度提升、刑事政策保护、相关案（事）件被内部消化等因素外，内设机构安保人员安全管理权力缺失是导致高校安全形势严峻的比较重要的成因。

二、零和博弈呼吁高校安全管理权限和能力的明确

目前，我国高校安全工作仅依据一些政策和规定运行。比如，2002年12月，教育部、公安部出台《关于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2006年9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的决定》等等。至今，我国仍未颁布《校园安全法》。各地虽根据地方法规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的模式。相比较而言，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校园安全法，对校园安全工作统一了模式和方法。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由各州立法建立了校园警察，并且于1990年公布了《校园安全法》，西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同样也建立了一套以保护校园安全为内容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其校园安全管理提供了执法依据。正因为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性的《校园安全法》，高校保卫人员性质定位、职能范围、安全管理权限、危机评估、应急预控、正当程序、责任追究等内容便无法可依，在严峻的安全形势下，高校保卫人员的安全管理权限和能力范围就会陷入单位内部行政自由规范的窠臼。

笔者从警察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强化高校安全保卫人员安全管理职权和能力的必要性。警察行为科学理论认为，警察与犯罪有密切关系。警察执法方式和效果会间接影响犯罪率的高低和犯罪行为的区域分布。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警察与违法犯罪分子实际上处于博弈状态。博弈是指在多决策主体之间行为具有相互作用时，各主体根据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决策的一种行为。根据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博弈双方的利益收获及受损情况来分，博弈分为正和博弈和零和博弈。警察与违法犯罪分子双方关系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即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为“零”。而警察与群众之间则是正和博弈，即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警察与犯罪分子之间的零和博弈要求警察执法尽量科学合理，以预防犯罪发生或最大化减少犯罪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而要提高警察执法效果，改良警务模式是可选择的模式之一。上世纪80年代，面对被动型警务无法解决的严峻犯罪形势，西方推生了第四次警务革命④。第四次警务革命以社区警务为标志，通过强化警察社区服务功能，引导群众共同做好警务工作，这与我国公安群众工作路线有异曲同工之趣。

我国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在性质、内容、对权能的变革需求等方面非常类似警务工作。警务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先进成果可借鉴引入到高校安全保卫中来。首先，高校安保人员与学校师生是一种正和博弈，而与违法犯罪分子则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两种博弈均要求明确高校安保人员的安全管理权限，以预防并控制违法犯罪案（事）件的发生。自从1994年4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机构体制改革的意见》，取消了高校安全执法权限后，高校保卫机构至今仍无任何执法权。也正因如此，国外正在进行的第五次警务改革暨警务私有化并未影响到我国高校安保工作。高校保卫机构安全管理权限和能力的缺失导致无法有效处置违法犯罪案（事）件，模糊处置成为常态。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前情况下，即便物业保安因警务私有化改革而拥有了部分执法权，但由于我国高校保安学历低、能力不高、服务水平欠缺也是一大软肋。据中国保安协会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在保安队伍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0.8%，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89%⑤。目前，这些保安从业人员只有单位内部的简单培训，有的根本就没有培训。与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相比，我国物业保安的工作能力有待提高，服务意识也有待提升。

三、校园安全工作机制改革刍议

美国是校园警察改革的发起者和奠基者。1903年耶鲁大学娼妓成灾，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学校从地方警察局借用了两名警察协助工作，这是美国校园警察的雏形。70年代，经过校长和学者的呼吁，校园警察逐步在各高校推广实施，并在90年代得以完善。美国校园警察有以下特点，一是管理体制上要接受校长领导；二是校园警察为专职警察，享有维护秩序、打击犯罪和校园服务的职能；三是校园警察一般由退役警察、退役军官、高校毕业生担任，素质相对较高；四是校园警察定期要接受培训。美国校园警务工作可形象描述为主动式警务⑥。美国高校安全保卫人员除校园警察外，也包括高校内部保卫人员和物业保安人员。不过，校园警察是高校安全保卫的主体力量，而内部保卫人员和物业保安人员只是辅助力量。因校园警察在高校安全保卫工作中作用突出，奥地利、日本等国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组织体制。校园警察体制为我国高校安全管理创新提供了模板。

随着我国高校安全问题的日益加剧，我国在高校安全管理体制上也有所创新。《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教社政[2002]11号）指出“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明确要在重点院校派驻公安机构”。各地公安机关也非常重视高校安全工作，根据实情建立了校园警务室。我国高校校园警务室与西方校园警察有很大不同。一是管理体制上受公安派出所领导，业务上对高校安全工作进行指导；二是主要负责户口管理、案（事）件处置和案发后现场保护，享有一定的强制权力，但实际操作中运用较少；三是不参加校园巡逻，不负责校园安全预防；四是不负责校园师生服务；五是常住民警较少，各地因警力紧张，每个校园警务室民警一般还承担着其他警务工作，民警到校园警务室率比较低。校园警务室在高校中的工作可形象描述为被动式警务。目前，我国高校安全预防、日常巡逻、危机演练、纠纷调解等主要工作基本上仍由内部机构保卫人员及物业保安来实施，实际效果不明显，改革的空间仍很大。中央及各地应尽快深化校园安全勤务机制改革，整合安全保卫力量，推动高校安全建设取得更大成绩。

注释：

①警察比例并非是衡量警务工作效能的唯一标准，而且可能也不是最有效的衡量标准。每个地区的治安状况复杂程度不同，同等条件下的警力并不能保证取得相同的效果。不过，犯罪社会学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每个地区的犯罪数是饱和的，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用警力衡量警务工作效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②《法治之下警察行政权的合理构建》出版日期为2008年，因此这一数据最多是2008年萧伯符、张建良等老师调查所得。至于最新比较数据，笔者尚未收集到。但基于第四次警务革命的影响，世界各国的警务改革显示出无增长改善的特点。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警力比较应该不会有太大改变。

③高校内部安全保卫工作运行的主要依据有：国务院下发的《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条例》、中央综治办、中央维稳办、中共教育部党组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维护高校稳定工作的通知》（教党[2007]9号）、《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试行）》（教政[1997]3号）等法规文件。但是这些法规文件并未对高校内部的保卫人员与在校师生在人数上进行规定。各地则在根据实情的基础上，对这方面进行了明确。如《重庆市高等院校内部安全稳定工作暂行规定》第四章第十一条指出：“学校教职工、全日制在校学生总数在5000人以下的，按不低于千分之三的比例配置；学校教职工、全日制在校学生总数在5000―10000人的，按不低于千分之二点五的比例配置；学校教职工、全日制在校学生总数在10000人以上的，按不低于千分之二的比例配置。”山东等省也有类似规定。

④从现代警察建立以来，学者们认为共发生了四次警务革命。第一次是新警察的产生，以伦敦大都市警察建立为标志，警务理念强调预防；第二次是警察专业化运动，以美国警察专业化运动为标志，警务理念强调预防和打击并重；第三次是警察现代化，以欧美各国的警察现代化运动为标志，警务理念强调打击。第四次是社区警务，以欧美各国的新警察模式改革为标志，警务理念强调回归预防。也有学者认为现在正在发生第五次警务革命，即警务私有化运动或第三方警务活动，即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警务活动。

警察个人述职报告篇8

一、入党介绍人责任制

（一）具体责任

1、认真做好对被介绍人的培养、教育工作。定期与被介绍人谈话，及时准确地填写培养意见。

2、如实向党组织汇报被介绍人的全面情况，准确提出能否发展的意见。

3、指导被介绍人正确填写《入党志愿书》，并认真负责地填写自己的意见。

4、被介绍人被接收为预备党员后，入党介绍人继续对其实施培养和教育。具体包括：定期听取思想工作汇报；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综合考核其各方面现实表现情况；向党支部汇报；指导其写好转正申请。

（二）责任追究

1、被介绍人在被列为重点积极分子、拟发展对象和被接收为预备党员期间，在教育培养等方面出现问题并影响到新党员质量的，要严格追究介绍人的责任，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要给予党纪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要进行直接责任追究：

（1）不如实、不认真或找他人以及突击填写入党积极分子考察意见的；

（2）《入党志愿书》中不认真填写或找他人填写介绍人意见的；

（3）对预备党员继续实施培养、教育时，其中的环节有遗漏或不认真，出现差错的；

（4）介绍人经手的各项材料时间不符的；

（5）违章规定，弄虚作假或者采取其它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拉入党内的。

（三）处罚标准

1、违反上述第（1）、（2）、（3）、（4）条中1条的，基层党委提出批评；

2、违反上述第（1）、（2）、（3）、（4）条中2条的，基层党委给予通报批评；

3、违反上述第（1）、（2）、（3）、（4）条中3条或3条以上的，除基层党委通报批评外，实行诫勉谈话；

4、违反上述第（5）条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四十五条规定，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处分。

二、党支部书记责任制

（一）具体责任

1、制定发展党员工作计划上报党委；及时召开支委会或党员大会研究确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在确定发展对象前，认真搞好民主测评，并严肃认真地搞好发展新党员公示，公示期满后，及时反馈公示结果。

2、搞好对积极分子的系统性培养教育，建立规范的积极分子档案。

3、确定好培养联系人、入党介绍人，并对组织的培养教育工作实施有效监督、检查，及时检查指导积极分子考察簿的填写记录情况。

4、有计划地选送积极分子参加基层党委和组织部门举办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5、做好发展党员对象的政审工作，不能出现遗漏、应付或个人行为。

6、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认真考察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和现实表现。

7、认真指导发展对象填写《入党志愿书》，并按和细则要求履行入党手续和健全各种材料，最后组卷，做到材料齐全，组卷合格。

8、及时组织召开接收新党员的支部党员大会，保证党员出席人数，并充分听取党员意见，认真负责、如实准确地填写支部大会决议，十天内将卷上报党委。

9、党委审批预备党员后，要将审批结果通知新党员，并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活动，同时要及时组织新党员进行入党宣誓。

10、对预备党员继续加强培养、教育、考察和管理，到期转正时及时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并认真履行手续，如实填写支部意见，并组织好有关材料上报党委。

（二）责任追究

1、被发展对象在入党全过程中，出现问题并影响到新党员质量的，要严格追究党支部书记的责任。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要给予党纪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要进行直接责任追究：

（1）没有通过支委会或党员大会研究批准就列为积极分子的；

（2）没有建立积极分子档案或档案不健全的；发展前突击建档的；

（3）不认真填写或找人填写《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簿》中党支部意见的；

（4）不认真填写或找人填写《入党志愿书》中支部大会决议的；

（5）不经公示就确定为预备党员或转为正式党员的；

（6）不经支委会或党员大会研究通过就确定为拟发展对象或上报发展计划的；

（7）该由支部履行的入党材料不健全、有差错，时间不符，造假的；

（8）不组织预备党员进行入党宣誓的；

（9）不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或召开支部党员大会，但不符合法定人数或伪造支部大会决议，接收新党员的；

（10）政审不真实，失察或隐瞒事实的；对公示中反映出的问题不认真核实、隐瞒事实的；

（11）违章规定，弄虚作假或采取其它手段，把不符合条件的人拉入党内的。

（三）处罚标准

1、违反上述第（1）、（2）、（3）条中1条的，基层党委提出批评；违反2条或2条以上的，基层党委通报批评；

2、违反上述第（4）、（5）、（6）、（8）条中1条的，基层党委通报批评；违反2条或2条以上的，除基层党委通报批评外，实行诫勉谈话，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处分；

3、违反上述第（7）、（9）、（10）、（11）条中任何一条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四十五条规定，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处分。

三、党委组织委员责任制

（一）具体责任

1、指导党支部做好对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搞好培训提高。

2、指导党支部建立积极分子名册,健全档案，掌握积极分子队伍的整体情况。

3、认真审查支部上报的发展对象的基础材料，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

4、认真审核支部发展计划，对支部上报的发展对象进行严格的超前考察，考察要认真、严肃、细致，考察后要认真负责地写出超前考察报告，提出意见。

5、做好发展新党员公示和预备党员转正公示，并将公示结果及时向党委汇报。

6、制定党委发展党员工作年度计划，党委审批后上报市委（县委）组织员办公室。

7、及时将拟发展对象的材料卷上报市委（县委）组织员办公室。

8、认真负责地审查发展党员材料卷中的各种材料和需存档的有关材料是否齐全、合格。党委讨论确定后，在接收新党员支部党员大会后1个月内上报市委（县委）组织员办公室。

9、搞好对预备党员的接收及转正考察，做好向接收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两个党委会议的汇报工作。

10、年末实事求是地写出本党委年度发展党员工作质量检查报告，上报组织部门。

（二）责任追究

1、在发展党员工作过程中，对基层指导、监督不到位，考察不实不严，入党手续出现严重问题，影响到新党员质量的，要严格追究党委组织委员的责任，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要给予党纪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要进行直接责任追究：

（1）对基层党支部积极分子队伍建设基础工作指导、检查不力的；

（2）对基层支部上报的发展对象的基础材料审查不严不细的，发展党员材料卷中各种材料不全，有差错的；

（3）发展党员材料卷上报不及时的；

（4）党委履行的材料不真不实，时间不符的；

（5）发展计划没通过党委讨论审批的；

（6）在考察中不细、不严、失真、失察，降低标准，影响党员质量的；

（7）违章规定，弄虚作假或采取其它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拉入党内的。

（三）处罚标准

1、违反上述第（1）、（2）、（3）条中1条的，组织部门提出批评；

2、违反上述第（1）、（2）、（3）条中2条或2条以上的，组织部门提出通报批评；

3、违反上述第（4）、（5）、（6）条中1条的，除组织部门提出通报批评外，实行诫勉谈话，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给予党纪处分；

4、违反上述第（7）条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四十五条规定，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处分。

（各级党委的党办主任参照组织委员的责任制开展工作）

四、党委副书记责任制

（一）具体责任

1、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和年度发展党员工作进行全面的安排部署，侧重抓好基础工作和培养教育工作。

2、按照组织部门要求，指导基层党组织建立健全入党积极分子信息库，并依据库内信息制定并落实好本党委的发展党员工作计划。

3、严格检查、精心指导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的程序、手续，确保程序规范，手续健全。

4、逐一严格审查发展对象的政治背景、家庭情况、入党条件等材料；逐一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及现实表现，督促检查支部公示情况，确保发展党员工作质量。

5、总结发展党员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典型，采取培训等积极措施，不断提高支部书记和各级组织委员的业务能力。

6、协助党委书记及时召开党委会，严格审批接收预备党员及其转正。

（二）责任追究

1、对发展党员工作部署、指导、检查不力，把关不严、工作失控，影响了新党员质量，发展党员工作长期滞后的，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要给予党纪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要进行直接责任追究：

（1）对积极分子队伍建设的基础工作和培养教育工作指导不到位的；

（2）年度发展党员工作计划制定不严密、随意更改、执行不力的；

（3）对基层支部发展党员程序、手续没有履行把关职责，出现问题，造成不可挽回影响的；

（4）因下属人员素质、业务能力问题而使发展党员工作被动，屡屡出现问题，给全局带来不良影响的；

（5）在考察中不细、不严、失真、失察，或不亲自参加考察，降低标准，影响党员质量的；

（6）没有履行该由党委会讨论决定或审批有关发展党员工作事宜的；

（7）违章规定，弄虚作假或采取其它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拉入党内的；

（8）未经上级党委聘为兼职组织员或未经委托的党委副书记，擅自以组织员身份进行发展党员谈话的；或者被上级党委聘为兼职组织员却擅自委托非组织员进行发展党员谈话的。

（三）处罚标准

1、违反上述第（1）、（2）、（4）条中1条的，组织部门提出批评；

2、违反上述第（1）、（2）、（4）条中2条的，组织部门提出通报批评；

3、违反上述第（3）、（5）、（6）条中1条的，组织部门除通报批评外，要实行诫勉谈话，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给予党纪处分；

4、违反上述第（7）、（8）条中任何1条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四十五条规定，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处分。同时，还要取消被发展对象的预备党员资格。

五、党委书记责任制

（一）具体责任

1、认真贯彻发展党员工作的指导方针，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发展党员工作提出新要求，保证发展党员工作的政治方向。

2、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工作汇报，及时发现问题，有效指导工作，稳妥解决问题。

3、对下属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经常督促检查发展党员工作情况和下属人员履职尽责情况，不定期抽查发展党员工作手续和卷宗，严肃处理违规违纪人员。

4、严把年度发展计划关和党委审批关。发展计划和审批党员必须坚持集体讨论的原则，必须召开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必须亲自在《入党志愿书》上党委审批栏中如实准确地填写党委审批意见。

（二）责任追究

1、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没有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工作不重视、不到位，发展党员工作出现严重问题，给全局带来不良影响的，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要给予党纪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要进行直接责任追究：

（1）不深入、不过问、不调查了解发展党员工作情况；工作作风不实，解决问题不力，严重，给工作造成损失的；

（2）对下属人员出现的问题和错误纠正不到位，处理不严、姑息迁就的；

（3）不经党委会研究讨论，擅自上报年度发展党员工作计划的；

（4）党委会讨论审批党员不严肃、不认真、不民主、一言堂、走过场或不亲自在《入党志愿书》中签署党委审批意见的；

（5）不经党委会讨论，擅自审批党员的；

（6）违章规定，弄虚作假，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拉入党内，出现假党员等严重问题的。

（三）处罚标准

1、违反上述第（1）、（2）、（3）条中1条的，组织部门提出批评；

2、违反上述第（1）、（2）、（3）条中2条或2条以上的，组织部门通报批评；

3、违反上述第（4）条的，组织部门除通报批评外，要实行诫勉谈话；

警察个人述职报告篇9

一、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一是协助院党组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组织领导机构，构建“一把手”负总责，各级齐抓共管，纪检监察组织协调的网络机制。

二是拟定《巫溪县人民检察院领导成员和内设部门20__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分工责任制》，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工作。

三是拟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明确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报告，考核、奖惩、监督及鉴定责任书。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抽查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谁出问题，追究谁。

二、积极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筑牢干警廉洁从检的思想道德基础

一是组织层层传达学习中纪委七次全会、市纪委八次全会以及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提高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斗争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是组织干警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突出加强队伍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的教育，协助落实好市委部署的作风建设年各项活动，积极倡导调查研究之风，真抓实干之风，雷厉风行之风，廉洁从检之风，修德养廉，树立新风正气。

三是以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契机，创新廉政文化载体，丰富网上廉政建设栏目，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党纪法规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廉洁从检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增强干警廉洁从检的自律意识。

四是进一步加大警示教育的力度。采取观看警示片，通报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开展廉政谈话活动，组织干警听在押人员现身说法等形式，警钟长鸣，防微杜渐。

要继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法纪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廉洁自律教育，筑牢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要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大宣教”工作格局，表彰先进典型，坚持正确导向，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广泛开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廉洁意识。

三、强化监督制约，从源头上治理为检不廉

一是加[，！]强对领导班子的监督，着力抓好“三谈两述一会”、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等有关制度的督促落实，防止领导干部决策失误，管理失控，行为失范。加强对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函询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严格教育和严格要求。对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的，以和变相等形式收钱敛财的，借委托他人投资和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为本人谋取预期的不正当利益或以各种方式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坚决清理纠正。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借节假日、婚丧嫁娶、过生日、生病住院、乔迁新居等收钱敛财。

二是加强执法监督。协调政治处、办公室等部门建立检务督查制度，着力对职侦、公诉、侦监、民行、控申、监所等6个重点业务部门承办个案的案前、案中监督。严格执行“一案三卡“制度，对撤案、不捕、不诉案件、判无罪等案件进行监督，确保检察权正确行使。

三是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等人事工作的监督。着力对干警提职晋级，进人等重大人事任免、人员进出的 监督，切实防止用人选人上的不正之风。

四是适时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活动。开展对自侦案件全程录音录像情况，扣押冻结款物情况，控告申诉刑事赔偿情况，财务收支情况，车辆管理使用情况的抽查检查，纠防执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

五是努力拓宽外部监督渠道。通过报刊、电视媒介，法制宣传、举报宣传等，完善检务公开的内容，丰富公开的形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方便群众监督。加强与人民监督员的协调、沟通，掌握情况，听取意见。采取定期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案单位，听取意见和建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活动，认真加以解决。

四、加强举报工作，依法依纪查处举报案件

坚持有反映必查、有案必办、违纪必究，惩处与保护并重的原则，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坚持把查处干警违法违纪案件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检的重要措施，当作纪检监察部门的首要任务来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过查处案件，惩治腐败，纯洁队伍，维护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定期对举报和查处的案件进行分析，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建议意见，为党组决策提供参考。坚决查办损害群众利益、损害检察机关形象的违纪违规案件，针对群众举报的突出问题，建制堵漏，从源头上预防违纪违规案件的发生。

警察个人述职报告篇10

建院27年无违法违纪干警

黑龙江省伊春市上甘岭区院位于小兴安岭北麓，仅有干警21人，是一个偏远的林区院。尽管干警少，干警工资仅在千元左右，但每届院党组对全院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一直没有放松过，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实现了1983年建院以来无一违法、违纪干警。

为什么建院二十几年，无一违法违纪干警呢？据该院介绍，主要是每届院党组都能把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传承下来，并且得到落实。

特别是近些年，上甘岭区院党组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同布置、同检查、同总结。定期深入相关单位部门了解本院干警遵守相关纪律情况，根据掌握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并且检察长经常与纪检组的同志一起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好方法、好措施。该院党组制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十不准》、《干警八小时以外十不准》等四项制度，规范了干警的行为，使干警知道怎么做是允许的，哪些事、哪些行为做了要受到怎么样的处分和批评。并严格规定了出现违法、违纪的干警在干部任用、评先选优等方面应该受到的影响。

与此同时，该院纪检组划分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网，落实了检察长、主管副检察长以及中层干部、一般干警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检察长能够定期或不定期地根据掌握、了解的一些情况，找个别干警谈心，及时解决干警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对于没有什么问题的，也敲了警钟。院党组明确要求全院干警每年对照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写出自查报告，报告由主管检察长签字后，在全院干警大会上进行述职。述职后由纪检组负责对每名干警在一段时间的廉政情况进行测评，测评结果装入个人档案。

（文/韩兵 郑宏）

实务

以案析理提升执法水平

近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检察院召开“以案析理”研讨会，旨在提高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处理实际案件的能力，通过以案释法，以法明理，进一步端正执法思想、规范执法行为、培育优良作风，推动了“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和“两反”专项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研讨会上，反贪局、反渎局、侦查监督科、公诉科等七个业务科室的办案人，结合案件质量评查，精心选取典型案例，围绕完善侦查策略、重视证据收集、提高侦查水平、提出检察建议等各抒己见，对案件的基本事实、侦查过程和处理结果等进行深入剖析，突出查找了在执法理念、执法方式、执法行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分析不足，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对策， 交流了自己在执法办案中的心得体会。

参与研讨的检察官认为，这种形式灵活新颖，有事例、有分析、有点评，既富于理论深度，又彰显了务实特色。全员参与，共受教育，一人讲大家学，承办人以案析理，运用法言法语，不仅体现了较强的专业素质，而且办案效果好、案件质量高，是各部门精品案件、亮点工作和执法水平的集中体现和展示。（文/王甜）

预防

加强林区职务犯罪预防

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检察院将林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综治工作范畴，多措并举全面开展该项工作。

一是对全市林业行政案件进行专项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执法不规范、行政处罚随意性较大等问题，建议林业主管部门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协助市林业局从19部法律、法规、规章中梳理出林业行政处罚65项、林业行政许可13项，建议市林业局将13项行政许可及27项自由裁量幅度较大的行政处罚权进行细化，以控制和减少自由裁量的弹性空间，预防腐败行为发生。市林业局全面采纳检察机关建议，率先在全市开展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工作，成为莆田市该项工作的先进典型。

二是规范林业部门的行政许可行为，在检察机关的监督建议下，2007年起林业主管部门将林木采伐等13项林业行政许可事项全部归入市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受理，并在市政府网上公布相应行政执法主体、岗位责任人等，接受社会监督，促进行政行为公开、透明，防止公共权力“寻租”。

三是开展木材产销专项预防，针对该市四个国有林场普遍采取的议标型林木产销模式，督促林业局出台《莆田市国有林场木材采伐与销售招投标管理暂行规定》，在国有林场木材产销实行公开招投标后，通过强化伐区调查设计、信息公布、标底价测算、采伐生产四个环节的监督，促进木材产销活动规范化、高效化。

四是发挥诉讼监督职能，拓宽监督渠道，从日常办案、定期或不定期的执法检查、群众控告举报、新闻媒体报道中发现和挖掘涉林职务犯罪线索，加强与反渎局在查办涉林职务犯罪工作中的协作配合，健全涉林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审查、移送、查处的衔接配合机制，有效提升查办涉林职务犯罪的整体合力，2009年以来共查办涉林职务犯罪案件6件6人，其中科级干部3人。（文/林欣欣 方冰）

基层

检察建议助推三项重点工作

2010年以来，河北省昌黎县检察院紧紧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以检察建议为载体，立足检察职能，结合执法办案，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助推器作用，实现了检察建议宽领域延伸，多层面覆盖，使检察职能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效能得到显现。

去年该院共制发检察建议68份，其中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及乡村基层组织、公司企业整章建制、强化管理19份，包括国土局动态巡查制度落实不到位，县建设局、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组织、县宏兴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对职工疏于教育管理、内部安全防范有漏洞，县农合医疗管理中心人员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监督缺失等内容；规范执法办案22份，包括法律文书规范、案件材料管理、加强物证管理、细致现场勘查等方面；纠正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10份；对轻微刑事案件，在检察环节双方当事人有调节意向，建议公安机关调解撤案，化解社会矛盾5份；预防国家和社会重大投资领域职务犯罪12份，包括农村合作医疗、新民居建设等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等。（文/李祥瑞 刘焕江）

案件

熟门熟路劫匪原是“家贼”

“这场面我只在电影里面看到过，四个人蒙面，就露眼睛，还拿着刀和电棍，太吓人了……”值班门卫于师傅战战兢兢地描述。

日前，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将犯罪嫌疑人衣扬扬、魏越、孟凡军、孙海涛依法批准逮捕。

2010年10月3日0时23分，大庆市宏大电器有限公司门卫报警称：2010年10月2日23时40分左右，有4名蒙面男子持刀闯入宏大电器有限公司门卫值班室，抢走公司楼门钥匙后，用钥匙打开公司办公楼大门，将在二楼住宿的员工王某砍伤，在破坏经理、副经理办公室门后，将室内存放的两个保险柜抢走，两保险柜内共有人民币现金17万余元以及价值7万余元的各类金银首饰，并在离开犯罪现场时将放在院内的宏大公司的一辆白色奇瑞车抢走。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2010年10月7日12时许，办案人员在齐齐哈尔市铁峰区炮台镇将犯罪嫌疑人衣扬扬秘捕，经突审，衣扬扬对伙同他人蒙面持械入室抢劫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衣扬扬的交代，公安机关于当日14时许，在齐齐哈尔市和平机械厂将魏越抓获，18时许在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新民公寓14号楼将孟凡军抓获，2010年10月8日清晨，在泰来县大兴镇托里河乡青冈屯将孙海涛抓获，至此，此案告破。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审查案件过程中了解到，犯罪嫌疑人衣扬扬曾在大庆市宏大电器公司打工，而后处于长期无业状态，在一次闲聊中，犯罪人魏越、孙海涛看到衣扬扬拥有私家车和金项链并且出手阔绰，随即大加吹捧，很是羡慕。衣扬扬表示自己曾经打工的大庆市宏大电器公司老板非常有钱，抢一下这家公司就能搞到很多钱。不久，三人又联系到犯罪嫌疑人孟凡军，并且根据衣扬扬对大庆市宏大电器公司的了解，准备了作案工具和车辆，着手实施犯罪。（文/陈杨 刘志伟）

故事

六旬老翁充“高官”

河南省新密市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利用一些人相信“当官好办事”的心理，虚构自己在郑州市车管所工作、女儿在检察院、女婿在法院、河南省公安厅工作的事实，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以能为他人安排工作、购买到便宜的新农村房子、无需培训和参加考试就能办理来驾驶照为名，多次进行诈骗，并骗得他人现金4.8万元。2010年12月8日，经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周大寿被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现年66岁的被告人周大寿系河南省新密市大隗镇河屯村农民，小学文化。2005年10月份，被告人周大寿在新密市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新密市做生意的周某。在闲谈中，周大寿吹嘘自己在郑州市车管所工作，和一些领导关系很好，可以帮人安排工作。周某一听，非常高兴，立即请周大寿帮忙安排自己儿子到郑州市某公安局工作。周大寿表示同意。以此手段，周大寿先后两次在新密市开阳路伊甸园回民饭店门口及自己家中，诈骗周某现金15000元。

此后，他陆续利用编造的身份，以能为他人安排工作、购买到便宜的新农村房子、无需培训和参加考试就能办理来驾驶照为名，多次进行诈骗，并骗得他人现金4.8万元。

据新密市检察院统计，2009年1月至今，该院办理的近100起诈骗案件中，近40%的案件系犯罪分子冒充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或高级领导干部亲属进行诈骗。这类案件的频繁发生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给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1月至今，这类诈骗案件的涉案金额就高达100多万元；更为恶劣的是，犯罪分子冒充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或高级领导干部亲属进行诈骗犯罪行为，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呈扩散效应，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公正廉洁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文/张胜利 禹淑芬 冯佳佳）

做法

南京市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团民企开讲

日前，江苏省南京市预防宣讲团在福中集团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讲活动，拉开了南京市预防宣讲向民营企业延伸的帷幕。福中集团是一家以IT产业为主，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连续多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100强。福中集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毫不放松自身企业的廉政文化建设，并主动与检察机关联系，共同为民企党员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进行警示教育，帮助他们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自觉远离职务犯罪，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廉洁向上的企业发展环境。

宣讲活动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从医疗卫生系统和民企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易发多发的部位、环节入手，深刻揭示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同时以医疗卫生系统发生的典型案例，以及职务犯罪分子失去自由后的真心忏悔，真实、形象、直观地告诫医疗卫生的党员干部工作者廉洁是金、自重是宝！（文/似玉 兰克）

实务

驻所检察室与看守所开展社会开放日活动

2010年12月4日，山西省平遥县院驻所检察室与看守所经过多方协调，精心筹备，成功举办了首次社会开放日活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杨登文、政府副县长雷新平及平遥县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计40多人参加了活动。

上午9时30分，在平遥县看守所A门外举行了首次对社会开放启动仪式。驻所检察官介绍了检察院的职能、性质、作用。县公安局纪检书记任志强进一步阐述了监管场所举办社会开放日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希望各位代表和委员多支持看守所的工作。所长任克栋向代表和委员们简要介绍了看守所的性质和任务，看守所的工作方针和理念，汇报了平遥县看守所在队伍管理、监管设施、打击牢头狱霸、后勤保障、人性化管理、执法规范化等方面的做法以及看守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启动仪式后，代表和委员们先后参观了看守所AB门、医务室、巡视通道、一监区9号监室、监控室和在押人员食堂以及接待大厅、会议室等场所。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看守所工作提出了诸多意见和合理化建议。

12月6日，驻所检察室与平遥看守所再次组织开展对社会开放活动，并且希望以后定期开展。（文／廉永进 王东魁）

人物

民生重于泰山

在郑州市政法系统，吴景禹是一名老将。在郑州检察系统，吴景禹却自称是新兵。他自2010年初到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就任以来，讲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民生。

他要求通过办案解决好民生问题。某小区居民反映所在小区容积率高，未按开发商最初的承诺履行协议。问题反映到检察机关，他指出，背后定有渎职问题，并要求渎检部门层层剥笋，严查！经渎检局干警深挖细查，某规划局工作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擅自变更项目容积率，致使国家损失近1540万元土地出让金的渎职犯罪案件浮出水面。谈起这起震动省会地产界的渎职案件，吴景禹只有一句话：“是群众养育了我们，对于涉及民生的案件，打任何折扣都是忘本！”

为宣传检察工作，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群众诉求，他号召检察院全体干警开展“下基层、察民情、促和谐”活动。他告诫“解决不好民生问题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检察工作就失去了根本”。他要求干警们学会做群众工作，分清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主要服务基层群众，尤其是解决好困难群众的诉求。

在吴景禹的要求和带动下，管城检察院每名干警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相继到辖区开展走访活动，了解群众诉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自10月份至今，该院全体干警人均帮扶3名困难群众，先后出资十万余元为350名困难群众购置了慰问品，将日常生活必需的米、面、油等生活用品亲自送到群众手中。秦大妈的外孙的户口问题得不到解决而生活困难，该院副检察长韩建国在走访中了解到情况后，多方奔走协调，终于使这一长达18年的问题得以解决。老人激动地拉着韩建国的手说：“孩子从出生到现在，18年了，今天总算有了个‘名分’。检察院真是人民的检察院啊。”

军人出身的吴景禹自称是个“粗人”，但对于涉及民生的问题，他却细如毛发，毫不含糊。他在走访中了解到群众对检察官发放宣传单的形式“不感冒”，就发动干警，自行设计了检察业务知识宣传扑克牌，图文并茂，使案件举报电话、监督电话及一些常见的法律知识一目了然。居民刘大娘拿着扑克脸上笑开了花：“检察院真能！打扑克还能学法律，这法儿真中！”

有人问吴景禹咋会有这么多“法儿”？吴景禹说：“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重于泰山啊！”（文/邢宏伟）

成效

“平衡计分卡”提升精细化管理层次

2009年4月，河南省孟津县检察院自主创新绩效考核体系，成功开发了“平衡计分卡”考核系统，提升了精细化管理层次。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平衡计分卡”系统成效显著，2010年以来，该院先后被有关部门评为全国文明接待室、省级文明单位、全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全省人民满意政法单位、全市检察文化建设示范院、市五好基层党组织、市政法系统队伍建设先进单位、市政法系统公开承诺为民办实事先进集体、县绩效考核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崭新的工作思路搭建起工作平台

为了创新工作思路，孟津县检察院党组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讨，决定成立由检察长任组长、15名中青年干警为成员的创新工作研讨小组，同参考研讨小组的研讨结果，最终实现对每位检察干警定岗、定责、定目标管理。

与此同时，为使新的考核体系能够贴近检察工作需要，该院结合上级院和当地党委的考核标准，把上级决策转变为具体目标和测评指标，建立起“平衡计分卡”岗位和个人绩效考核体系。

所谓平衡计分卡，是由孟津县检察院自主开发的网上绩效考核系统。该系统以个人网页为载体，具有干警自我管理、职能部门监督和考核信息查询等功能。这一考核体系作为检察工作的展示平台，设置了涵盖四个考核维度在内的全部内容，要求干警和科室随时在个人网页上记录工作目标及进度、有无违章违纪行为、获得荣誉、参加教育培训和工作创新等情况，科室负责人和主管领导每周对干警和科室上述工作进行点评，院每月组织一次网上投票测评。

“平衡计分卡”考核系统，主要是围绕三项管理，实施动态考核。一是坚持“四化”标准，实施流程化管理。把上级院、当地党委对检察机关的考核标准，及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期望值和满意度，作为外部评价维度；量化规范各项工作的质量、时限、满意度和成本，作为内部评价维度；把加强和规范制度建设，达到追求最大司法效益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人财物等司法成本的消耗，作为内部流程规范度维度；注重加强教育培训，用机制、方法创新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学习创新维度。

二是建立网上绩效考核信息平台，进行动态管理。

三是强化催查督办，落实跟踪管理。成立了由检察长任组长的督查队，制定检务督查条例，以《督查提示函》、《督查警示函》、《督查处罚决定书》的形式给予提醒或处罚，并记录在案，在局域网和手机网上一天一通报，一周一汇总。每月召开一次院务会，由部门负责人汇报科室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改进措施和整改期限。

坚持激励导向实现自主管理

这种考核方式，是对检察干警工作成绩进行一把尺子衡量，从而充分调动了干警的工作积极性。为了保证考核工作落到实处，“平衡计分卡”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该院细化责任分工。成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的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将年度各项工作目标细化、量化和分解，逐一落实到分管领导、科室、个人，做到绩效考核任务、目标、期限、措施、责任“五到位”。

在整个考核过程中，为防止僵化考核，孟津检察院坚持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在考核指标设置上，尽量实现量化考核，难以量化的坚持定性定量综合考核，做到对每月工作完成量进行量化考核，根据工作进展情况结合实绩分析、民意调查和考核评价的相关结果进行定性考核，最后做出综合总评。通过有效实施绩效考核，使干警对院内每项重点工作、中心服务都能做到提前介入、积极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