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方式范文10篇

计量方式范文篇1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亲自观察收集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说或检验理论假说而展开的研究，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等方法。从国外经验看，民法学也可以采用这些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在各种实证方法中，我国民法学界应当重视计量方法的应用。除个案研究外，实证研究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会产生大量数据，必须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寻各个影响变量之间复杂的因果联系。此即所谓的计量法学方法。实际上，法律现象的量化和数学在法学领域的运用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一些学者不惜以各种理由来捍卫法学的模糊性，甚至只要一提到“量化”、“科学性”，就认为已经牺牲了法的价值。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些学者往往从法是价值、规范或者事实的某一个方面来认识法律现象，没有从价值、规范和事实的统一体的角度去认识法，特别是将法仅仅视为主观的价值或者人定的规范，必然得出不可量化的结论。其次是夸大了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别，未能认识到它们的一致性。虽然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可重复性不强，因果关系过于复杂，但不能因此放弃对法律现象的量化研究。法律现象同时具有“质”和“量”的属性。法律现象虽然主要以“质”的规定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因而定性分析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可是法律现象同样具有“量”的规定性，并且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签约率、股权交易量、交通事故发生率及其原因等。所以，法律现象的可度量性是不能否认的，法学不能放弃对法律现象中“量”的规律的探求而将此领域让给其他学科。研究法律现象的“量”的规律必须使用定量方法。民法研究中计量方法的运用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民事法律实施效果评价、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民法学的知识图谱分析。

从法律的制定来看，科学制定法律规则不仅需要借鉴、比较他国的立法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扎根于实际国情。这里的国情既包括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包括当前的意识形态，甚至还要预测下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规则的科学合理性和相对稳定性，而科学的预测需要引入计量方法才能实现。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就是在民事立法阶段对法学现象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整理分析，弄清影响民事法律变迁的各个因素，进而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尤其是民事法律中直接体现数量关系的法规则，需要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法律规则制定的基础、具体数量的确定等。又如，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权衡取舍，立法机关往往不能给出明确的说明。一个可能的路径是选用公平和效率为变量，运用统计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找出与变量相关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选用合理的效用函数，进而极大化效用函数转化为一般的数理问题。这样才能使解决方案既在理论上科学合理又在实际中切实可行。

法律包括民事法律的效力包括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形式效力固然可以采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判断，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则不然。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就是对实际运行中的法律的实际效果进行科学评价。法律承担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因而需要研究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评价法律制度的优劣，考察客观效果与立法意图之间的吻合程度，立法以及司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否符合“应然”状态的价值要求以及民事法律的社会反响和民众的认可接受程度如何等等。民事法律在影响社会的过程中充满着双向互动，有效的民事法律需要根据其运作的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可能会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必须放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下来加以考察，必须放在社会现实中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对法律效果有正确的评价。单纯地依靠传统的法学方法（包括规范分析、逻辑分析、价值分析等方法）只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只有应用计量方法，结合具体数据，给出科学的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才能令人信服。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运用计量法学的研究方法，以民事法律为变量，定量分析民事法律对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影响，揭示民事法律和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近年来法金融学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证。Djankov等人用司法质量和合同执行效率、市场进入管制等来研究法律规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Micco和Pages等人发现法律对雇佣的保护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特别是以LLSV组合为代表的法金融学者利用各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法律对投资者保护、所有权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民法学的知识图谱分析亦非常必要。可以对民事法律的变迁进行计量史学分析，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对比研究，分析中国民事法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因素，甚至分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比如，分析中国婚姻法30年来的变迁路径，分析影响婚姻法学者进行法学研究的主客观因素，甚至从宏观维度分析经济、社会进步与现代婚姻立法的互动等等；或者通过词频定量分析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甚至对中国民事法律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目前计量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大体分为假设检验、回归分析和干预分析三大类，研究者常常根据其所掌握的数据情况结合运用这些具体方法，如R．Grosse、M．M．Frank和UNCTAD等同时使用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C．J．Hardlock等不仅利用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而且在回归分析中还同时借助线性模型和非线性的Logit模型，J．W．Salacuse和N．P．Sullivan横截面数据分析和综列数据分析两者并举，P．S．McCarthy和S．Sridharan等人将ARIMA过程引入回归模型之中，分别用移动平均（MA）过程和自回归移动平均（ARMA）过程表示回归残差，S．Sridharan等人更是回归分析、干预分析和结构时间序列分析三者兼用（参见张晓斌：《法律实施效果的定量评价方法》，《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运用计量方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界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前，囿于我国法学界知识结构的集体单一，法学学者缺乏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基本没有掌握数学研究工具，导致深入的、专业性较强的法学实证研究无法展开，既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深度不够、观察比较简单，让法学学者觉得不是法学研究，而经济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觉得肤浅。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民法学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够成熟就加以全盘否认，应该看到民法实证研究特别是计量研究对中国民法学研究的深远意义。每一次方法上的转变都会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计量方法也将给我国传统民法学带来新的冲击。

计量方式范文篇2

商誉计量是商誉会计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影响着商誉的确认、摊销和其他处理程序。传统上，仅对合并商誉（或称外购商誉）计量入账，对自创商誉则不予确认。即便同样是对合并商誉的计量，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做法：

1、间接计量法

间接计量法也称割差法，是以购买成本大于购买方在交易日对所购买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中的权益部分的差额来衡量商誉的价值。用公式表示为：商誉价值＝购买总成本－（取得的有形资产及可辨认无形资产公允价值总和-承受之负债公允价值总额）＝购买总成本-购买的净资产公允价值

[例1]A公司决定收购B公司，经评估，收购日B公司全部资产的公允价值为28700万元，其中，流动资产9500万元，固定资产18000万元，专利权1200万元；B公司负债的公允价值为650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5000万元，长期负债1500万元；则B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为22200万元(28700--6500)。假设经过产权交易谈判，双方确定的收购价格为25000万元，则可确认B公司商誉价值为2800万元(25000-22200)。

2、直接计量法

直接计量法也叫超额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由于存在商誉而给企业带来的预期超额收益，并按一定方法推算出商誉价值的一种方法。直接计量法根据被评估企业预期超额收益的稳定性，又分为超额收益资本化法和超额收益折现法。

(1)超额收益资本化法

超额收益资本化法是根据“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理，认为既然企业存在超额利润，就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资本（资产）在起着一种积极作用，只是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罢了，因此将企业的超额收益还原，就是商誉的价值。采用这种方法的基本步骤是：

①计算企业的超额收益

超额收益＝实际收益－正常收益＝可辨认的净资产公允价值×预期投资报酬率－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同行业平均投资报酬率

②将超额收益按选定的投资报酬率予以资本化

商誉价值＝超额收益÷选定的投资报酬率

这里，选定的投资报酬率可以是正常的投资报酬率，也可以是较高的预期投资报酬率（采用较高的预期投资报酬率的理由是，企业在获取超额收益的同时必须承担着较大的风险，因而应按高于正常水平的投资报酬率作为测算商誉的基础）。

[例2]如上例中，假设B公司所在行业的平均投资报酬率为15%，根据近三年的经营实绩及对未来的盈利预测，该公司投资报酬率为20%，则B公司商誉价值的计算过程为：

①计算超额收益

超额收益＝22200×20%-22200×15%=4440-3330=1110（万元）

②计算商誉价值，假设按同行业平均收益率资本化

商誉价值＝1110÷15%=7400（万元）

不难看出，按此法测算的商誉价值偏高，因为此法是以假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将永远持续为基础的（计算过程②即为永续年金现值的计算公式，在这里，超额收益被看成了永续年金），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商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价值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采用超额收益折现法或许更好一些。

(2)超额收益折现法

超额收益折现法是指把企业可预测的若干年预期超额收益依次进行折现，并将折现值汇总以确定企业商誉价值的一种方法。如果预计企业的超额收益只能维持有限的若干年，且不稳定时，一般适用于此种方法。用公式表示为：商誉价值＝∑各年预期超额收益×各年的折现系数

在各年预期超额收益相等的情况下，上式可简化为：商誉价值＝年预期超额收益×年金现值系数

[例3]仍用B公司的资料，假设经分析评估B公司的超额盈水平将持续5年，其他条件与例2相同，则B公司商誉价值＝年超额收益×利率为15%，期限为5年的年金现值系数：1110×3.3521=3720（万元）

二、对两种传统商誉计量方法的评价与选择

（一）一般评价

一般认为，人们对商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决定了对商誉计量方法的选择。间接计量法是“总计价账户论”即视商誉为净资产的“收买价与公允价值之差”的产物；直接计量法是“超额收益论”即视商誉为“超额获利能力”的产物。

间接计量法一个最大的优点是简便易行。另外，间接计量法是通过可辨认净资产收买价减去公允市价求得商誉价值，其收买价是实际发生的产权交易价格，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收买价又是经过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最终确定的，体现了不同当事人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因而还具有公允性。正因如此，间接计量法几乎成为目前各国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计量商誉的唯一方法。比如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1AS22)、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第16号意见书(APBOpinionNo.16)等均是以间接计量法来计量商誉的价值。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第X号--企业合并（征求意见稿）》中也规定：“购买成本超过被购买企业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中的股权份额时，其超过数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但是，间接计量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商誉的价值是通过差额倒算出来的，企业收购时对单个可辨认资产价值估算的误差（高估或低估）、双方谈判技巧对商誉价格的影响等非商誉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商誉的计价。间接计量法的另一个缺点是，其仅局限在企业合并时才可运用，因为只有企业合并时才会有“收买价”。这样，即使一家公司长期经营形成了可观的商誉，如不发生合并，间接计量法也无法计算其商誉价值。

直接计量法建立在商誉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观念之上的，此方法运用广泛，不管企业是否发生合并都可以运用。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只要证明其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就可确认其具有商誉，就可运用直接计量法计量其商誉价值的大小。再者，直接计量法计算依据的行业投资报酬率是客观的，经营业绩也可以从财务报表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直接计量法数据的取得是建立在行业认同与客观可验证性的基础之上，因此计算出来的商誉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其他非量化因素的影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当然，直接计量法在操作上也存在一定难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能够取得超超收益的持续时间较难测定。另外，直接计量法计算比较繁琐，因为采用这种方法首先要依靠企业财务报告、同行业财务报告等资料确认企业是否存在超额收益，如果存在，每年的超额收益是多少，在此之后，还需确定适当的资本化率或折现年数等。

（二）深层分析与选择

对商誉的两种计量方法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笔者得出了如下结论：计量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它是建立在直接计量法的基础之上的，其本质与直接计量法同出一辙。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重新来分析一下间接计量法下商誉的计算公式：商誉价值＝购买总成本－购买的净资产公允市价

上式中，购买的净资产公允市价是一定的，因此商誉价值的大小就取决于购买企业的总成本，也就是收买价。而收买价又是如何确定的呢？表面上看，是由买卖双方通过谈判，讨价还价确定的。收买价中包含两部分资产的价值，一是有形资产和可辨认无形资产，一是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即商誉。而前者，即有形资产和可辨认无形资产的价值，可通过资产评估的方法进行测算，是可以确定的，所以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内容，实质上是在对商誉的价值进行协商。在谈判中双方的报价，必然要有一定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他们各自评估的商誉价值，而这个商誉价值是怎样得出的呢？无疑是双方运用直接计量去测算的。比如，假设在前述A公司收购B公司的案例中，A公司报出的收购价为24000万元，而B公司报价26000万元，在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22200万元已定的情况下，A公司之所以报价24000万元收购，是因为A公司事先对B公司的超额盈利能力用直接计量法进行了估价，估价为1800万元，而B公司之所以报价为26000万元，也是因为B公司事先用直接计量法对自身的商誉资产进行估价，估价为3800万元。当然，由于商誉资产的不确定性较强，两家公司选用的评估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双方评估的商誉价值出入较大。于是，双方进行协商、谈判，最后双方认为将收买价定为25000万元，亦即商誉价值为2800万元较为合理，于是以25000万元成交。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追根溯源，不是先有收买价，再有商誉，而是先有了对商誉的估价，才有了收买价。收买价加包含的商誉，本质上是先用直接计量法进行评估再协商确定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间接计量法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商誉的计量实际上一直采用的都是直接计量法。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总计价账户论”根本没有与“超额收益论”相抗衡的资格，对商誉价值的计量，必须牢牢把握住宿誉的本质是“超额获利能力”这一核心。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一无形资产（征求意见稿）》将商誉定义为企业的超额收益能力，是很有道理的。

计量方式范文篇3

商誉计量是商誉会计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影响着商誉的确认、摊销和其他处理程序。传统上，仅对合并商誉（或称外购商誉）计量入账，对自创商誉则不予确认。即便同样是对合并商誉的计量，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做法：

1、间接计量法

间接计量法也称割差法，是以购买成本大于购买方在交易日对所购买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中的权益部分的差额来衡量商誉的价值。用公式表示为：

商誉价值＝购买总成本－（取得的有形资产及可辨认无形资产公允价值总和—承受之负债公允价值总额）＝购买总成本—购买的净资产公允价值

［例1］A公司决定收购B公司，经评估，收购日B公司全部资产的公允价值为28700万元，其中，流动资产9500万元，固定资产18000万元，专利权1200万元；B公司负债的公允价值为650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5000万元，长期负债1500万元；则B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为22200万元(28700——6500)。

假设经过产权交易谈判，双方确定的收购价格为25000万元，则可确认B公司商誉价值为2800万元(25000-22200)。

2、直接计量法

直接计量法也叫超额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由于存在商誉而给企业带来的预期超额收益，并按一定方法推算出商誉价值的一种方法。直接计量法根据被评估企业预期超额收益的稳定性，又分为超额收益资本化法和超额收益折现法。

(1)超额收益资本化法

超额收益资本化法是根据“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理，认为既然企业存在超额利润，就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资本（资产）在起着一种积极作用，只是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罢了，因此将企业的超额收益还原，就是商誉的价值。采用这种方法的基本步骤是：

①计算企业的超额收益

超额收益＝实际收益－正常收益＝可辨认的净资产公允价值×预期投资报酬率－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同行业平均投资报酬率

②将超额收益按选定的投资报酬率予以资本化

商誉价值＝超额收益÷选定的投资报酬率

这里，选定的投资报酬率可以是正常的投资报酬率，也可以是较高的预期投资报酬率（采用较高的预期投资报酬率的理由是，企业在获取超额收益的同时必须承担着较大的风险，因而应按高于正常水平的投资报酬率作为测算商誉的基础）。

［例2］如上例中，假设B公司所在行业的平均投资报酬率为15%，根据近三年的经营实绩及对未来的盈利预测，该公司投资报酬率为20%，则B公司商誉价值的计算过程为：

①计算超额收益

超额收益＝22200×20%-22200×15%=4440-3330=1110（万元）

②计算商誉价值，假设按同行业平均收益率资本化

商誉价值＝1110÷15%=7400（万元）

不难看出，按此法测算的商誉价值偏高，因为此法是以假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将永远持续为基础的（计算过程②即为永续年金现值的计算公式，在这里，超额收益被看成了永续年金），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商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价值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采用超额收益折现法或许更好一些。

(2)超额收益折现法

超额收益折现法是指把企业可预测的若干年预期超额收益依次进行折现，并将折现值汇总以确定企业商誉价值的一种方法。如果预计企业的超额收益只能维持有限的若干年，且不稳定时，一般适用于此种方法。用公式表示为：

商誉价值＝∑各年预期超额收益×各年的折现系数

在各年预期超额收益相等的情况下，上式可简化为：

商誉价值＝年预期超额收益×年金现值系数

［例3］仍用B公司的资料，假设经分析评估B公司的超额盈水平将持续5年，其他条件与例2相同，则

B公司商誉价值＝年超额收益×利率为15%，期限为5年的年金现值系数：1110×3.3521=3720（万元）

二、对两种传统商誉计量方法的评价与选择

（一）一般评价

一般认为，人们对商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决定了对商誉计量方法的选择。间接计量法是“总计价账户论”即视商誉为净资产的“收买价与公允价值之差”的产物；直接计量法是“超额收益论”即视商誉为“超额获利能力”的产物。

间接计量法一个最大的优点是简便易行。另外，间接计量法是通过可辨认净资产收买价减去公允市价求得商誉价值，其收买价是实际发生的产权交易价格，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收买价又是经过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最终确定的，体现了不同当事人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因而还具有公允性。正因如此，间接计量法几乎成为目前各国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计量商誉的唯一方法。比如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1AS22)、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第16号意见书(APBOpinionNo.16)等均是以间接计量法来计量商誉的价值。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第X号——企业合并（征求意见稿）》中也规定：“购买成本超过被购买企业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中的股权份额时，其超过数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但是，间接计量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商誉的价值是通过差额倒算出来的，企业收购时对单个可辨认资产价值估算的误差（高估或低估）、双方谈判技巧对商誉价格的影响等非商誉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商誉的计价。间接计量法的另一个缺点是，其仅局限在企业合并时才可运用，因为只有企业合并时才会有“收买价”。这样，即使一家公司长期经营形成了可观的商誉，如不发生合并，间接计量法也无法计算其商誉价值。

直接计量法建立在商誉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观念之上的，此方法运用广泛，不管企业是否发生合并都可以运用。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只要证明其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就可确认其具有商誉，就可运用直接计量法计量其商誉价值的大小。再者，直接计量法计算依据的行业投资报酬率是客观的，经营业绩也可以从财务报表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直接计量法数据的取得是建立在行业认同与客观可验证性的基础之上，因此计算出来的商誉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其他非量化因素的影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当然，直接计量法在操作上也存在一定难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能够取得超超收益的持续时间较难测定。另外，直接计量法计算比较繁琐，因为采用这种方法首先要依靠企业财务报告、同行业财务报告等资料确认企业是否存在超额收益，如果存在，每年的超额收益是多少，在此之后，还需确定适当的资本化率或折现年数等。

（二）深层分析与选择

对商誉的两种计量方法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笔者得出了如下结论：计量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它是建立在直接计量法的基础之上的，其本质与直接计量法同出一辙。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重新来分析一下间接计量法下商誉的计算公式：

商誉价值＝购买总成本－购买的净资产公允市价

上式中，购买的净资产公允市价是一定的，因此商誉价值的大小就取决于购买企业的总成本，也就是收买价。而收买价又是如何确定的呢？表面上看，是由买卖双方通过谈判，讨价还价确定的。收买价中包含两部分资产的价值，一是有形资产和可辨认无形资产，一是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即商誉。而前者，即有形资产和可辨认无形资产的价值，可通过资产评估的方法进行测算，是可以确定的，所以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内容，实质上是在对商誉的价值进行协商。在谈判中双方的报价，必然要有一定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他们各自评估的商誉价值，而这个商誉价值是怎样得出的呢？无疑是双方运用直接计量去测算的。比如，假设在前述A公司收购B公司的案例中，A公司报出的收购价为24000万元，而B公司报价26000万元，在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22200万元已定的情况下，A公司之所以报价24000万元收购，是因为A公司事先对B公司的超额盈利能力用直接计量法进行了估价，估价为1800万元，而B公司之所以报价为26000万元，也是因为B公司事先用直接计量法对自身的商誉资产进行估价，估价为3800万元。当然，由于商誉资产的不确定性较强，两家公司选用的评估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双方评估的商誉价值出入较大。于是，双方进行协商、谈判，最后双方认为将收买价定为25000万元，亦即商誉价值为2800万元较为合理，于是以25000万元成交。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追根溯源，不是先有收买价，再有商誉，而是先有了对商誉的估价，才有了收买价。收买价加包含的商誉，本质上是先用直接计量法进行评估再协商确定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间接计量法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商誉的计量实际上一直采用的都是直接计量法。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总计价账户论”根本没有与“超额收益论”相抗衡的资格，对商誉价值的计量，必须牢牢把握住宿誉的本质是“超额获利能力”这一核心。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一无形资产（征求意见稿）》将商誉定义为企业的超额收益能力，是很有道理的。

计量方式范文篇4

【关键词】智能化计量；电力工程；映射插件

近几年，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BIM技术均被用于工程建设领域，所取得效果也较为突出。对电力工程而言，掌握对工程量进行智能计算的方法，可使自身获得前进所需的强大动力。现阶段，符合电力工程特点的计量软件已被研发并投入运用，但是，基于二维图纸所研发的软件，在对三维模型进行建立时，通常要进行二次建模，大量重复的工作，不仅会给计量效率带来影响，还会导致计量准确率降低，这并不符合BIM针对信息所提出及时传递和共享的理念。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智能计量的重要性，围绕其所展开的研究也变得更加深入。

1电力计量概述

以盈利为目标的电力企业，通常将电力计量视为对收益进行获取的主要途径，具体来说，就是以电子设备为依托，如图1所示，统计电能数量，再以所统计数量为依据，完成对费用进行收取的工作。现阶段，导致电力计量被赋予效能无法获得充分发挥的原因，主要是计量质效和预期存在差距，因此对智能计量模式进行研发很有必要。作为获得广泛运用的设计软件，Revit的优势，主要是以设计要求为依据，对参数模型进行创建。在电力行业拥有较高“出镜率”的BSL，也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作为算量软件的代表，BSL肩负着对基础设施进行算量的职责，另外，BSL具备向Revit进行导入的条件，这点应引起重视。由BSL所衍生出BIM技术，通常被用来对模型进行传递，这样做可减少二次翻模的次数。由此可见，在开展智能计量工作时，有关人员应以BIM为依托，向Revit导入BIM所提供计量信息，在此基础上，对计量样板进行创建，充分利用二者的接口，对映射方法加以明确，使智能计量的目标成为现实。

2计量方式研究

2.1项目介绍。本文所研究变电站的框架结构为2层，高度约为8m，面积约为1100m2。有关人员以Revit为主要工具，以现有样板为依托，对三维模型进行创建，再借助现有插件，对构件名称、几何信息进行映射，待上述环节告一段落，方可对其他计量信息进行提取，利用BSL完成算量模型的建立工作，通过计算得出最终结论。事实证明，对Revit和BSL进行综合运用，以映射插件为依托，完成导入信息的工作，对计量质量的提高，具有较为积极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有关人员应对以下内容引起重视：将统计所得构件数量及名称作为基础，为转换率的分析提供方便，结合分析所得结论，完成模型转换工作，通过对BIM加以运用的方式，将二次建模的可能性降至最低[1]。2.2计量研究。2.2.1信息要想以BIM为依托，对电力工程进行智能计量与信息管理，对导入模型加以应用是关键。由工程计量所表现出特点可知，以构件计量所提出信息需求为依据，完成将基础数据加入模型的工作，再通过映射的方式，对计量模型进行生成，可使智能计算目标得到实现。不同构件、模块所对应数据，通常有一定差异存在，这就要求有关人员以工程定额为依据，结合计算工程量所遵循规则，明确图元对信息所提出需求，由此可见，对模型所依托计量信息加以完善，被视为实现智能计量的先决条件。结合电力工程所表现出特点可知，智能计量应由四个模块组成，分别是图形抽筋、土建算量、装修算量、钢结构算量，以电力工程所遵循清单规则为依据，可将计量信息分为以下几类：①材料种类；②几何特征；③施工工艺；④作用功能；⑤施工方法。对计量样板进行设计时，有关人员应对样板文件的内容加以明确，除特殊情况外，样板文件均以初始参数为主要内容，而初始参数可被细分为线型设置、度量单位等，事实证明，科学、可靠的样板，可避免后期出现反复调整的情况，建模效率自然会得到提高。出于使计量信息得到准确输入的考虑，有关人员对计量样板进行了定制。在开展日常工作时，工程师往往会选择利用BIM对钢筋搭接、节点设置等问题加以处理，但是，该方法较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给工程量计算及后续环节带来影响，在此前提下，有部分工程师选择将钢筋信息直接向模型进行输入，旨在对钢筋计算所存在问题加以解决。研究表明，以图形抽筋算量为核心的模块，主要由以下构件组成：墙、柱、梁、基础和楼梯。不同构件通常对应不同计量参数，例如，材质信息、构件类型等。对格式不同的钢筋信息而言，要想使建模效率得到提高，关键是以现行规则为依据，在样板中对钢筋格式进行嵌入处理，以此为基础，对算量材质库进行设立，确保工程师可快速完成材质类型的选择工作。2.2.2信息流本文所研究模型以图元为基本单元，例如，视图图元、模型图元，其中，最应当引起重视的为模型图元，这是因为模型图元有大量信息存在，若以性质为依据，可将信息分为以下类别：①由功能、几何及物理数据组成的基本数据；②由管理、技术与经济数据组成的扩展数据。对内置计价规则的BSL而言，要想实现信息的转换与流通，关键是对Revit进行嵌入。若以电力工程为切入点，对数据信息流进行计量，再以所得出结论为依据，完成智能系统的设计工作，所设计系统应由四个模块组成，不同模块往往对应不同功能，例如，输入、提取、映射及应用信息。在对系统进行设计时，有关人员应将中间数据作为参考，将现有规则作为依据，为所建立模型的有效性提供保证。另外，负责汇总、计算工程量并生成报表的应用模块，通常以映射模块所提供数据为基础，以提取模块所依托规则库为核心，目的是确保计算工作的高效完成。目前，输入、提取和应用模块所适用计算规则已趋于完善，实现智能计量的关键在于分析计量数据，在此基础上，完成对共享插件进行设计的工作[2]。2.2.3共享插件。BSL及Revit均有数据共享插件存在，该插件主要由以下模块组成，即导入并转换模型、输出算量，任意模块均被赋予了数个子功能，目前，BSL已具备了完善的计算模块，因此，对共享插件进行设计的关键，在于提取模型信息，将信息向软件进行映射。下文以此为切入点，围绕智能计量展开分析，供有关人员参考。（1）信息提取。对模型信息进行提取的目的，主要是确保所获得计量信息符合软件需求。在开展相关工作时，有关人员应将构件信息、层次信息作为提取重点。先说构件信息，将模型构件作为主体，出于使构件信息得到高效转换的考量，对参数、图元信息进行提取，为构件属性的分析工作提供参考，确保所抽象出数据，具备应有价值。再说层次信息，要想使三维模型转化为算量模型的质效得到显著提高，关键是将结构化数据向模型数据进行转化，使关键层信息拥有良好的转化基础。（2）模型构成。对模型进行构建的依据，主要是所提取数据、现行规则与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模型完整性获得有力保障。但是，所提取文件并未将全部信息涵盖在内，对由此而产生负面影响进行消解的关键，在于对流程图进行生成。（3）数据映射。待数据提取环节告一段落，可通过对关键字进行识别的方式，确保信息被准确映射至相应软件。在对相关工作进行开展时，以下内容需要尤为注意：一方面，对几何信息进行映射所遵循的规则。研究表明，计量电力工程所依托基础信息即为几何信息，例如，构件高度、长度，对其进行映射所依托基础，主要是关键字。另一方面，对构件名称进行映射所遵循的规则。要想使映射准确性达到预期，关键是对规则表进行设计，例如，构件的命名方式为“尺寸-编号-类型”[3]。（4）开发插件。共享插件由两大模块组成，不同模块对应不同开发语言及工具。Revit所对应提取模块，主要以二次开发所提出要求为依据，确定开发语言及工具。BSL模块的任务，则是将所生成数据向软件进行导入，具体来说，就是以建模技术、算量业务为依托，对工程数据进行生成，为后续计算环节的顺利开展提供支持。

3结语

通过对上文所叙述内容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快速发展的经济，导致各行各业对电能所提出需求不断增加，电力企业所面临机遇和挑战均不同于往日，电力计量的重要性开始为人们所熟知，出于使电力计量及相关工作拥有良好质效的考虑，有关人员以现有技术为依托，围绕智能计量展开了研究。事实证明，基于BSL与Revit所衍生出的计量模式，拥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对其进行优化并推广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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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纲，郭莉，杨剑，等.基于BIM的智能化算量：以输变电土建工程为例[J].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2019，36（4）：140-147.

计量方式范文篇5

一、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相关理论

(一)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石,确立成本会计目标是建立和发展成本会计理论结构的首要问题。人力资源会计的基本目的在于用人力资源的创造能力来反映组织现有人力资源的质量状况,提供详实的人力资源数据,为企业管理当局和外部利害关系者提供完整的决策信息。而传统会计提供的只是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状况和变动情况,核算目标是为企业管理当局和外部利害关系者提供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由此可见,人力资源会计目的突破了传统会计目的的限定,构成了其独特的目的。

(二)会计假设

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在接受传统会计假设的同时,又兼具了一些特殊的前提假设。会计假设是指会计人员面对着变化不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做出的一些合乎推论的,收集、加工处理会计信息所依据的基本观念,对会计核算内容和会计数据的取舍起决定作用,会计假设是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因此,传统会计假设应当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以便推进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创新。

(三)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是为实现会计目标,根据会计假设对会计对象进行的基本分类,是会计核算对象的具体化,是会计用于反映会计主体财务状况,确定经营成果的基本单位,同时又是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核算程序的基础,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要素。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其会计要素主要包括成本和价值。

(四)会计原则

会计原则是指为实现会计目标,在会计假设的基础上确定的基本规范和规则。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同传统会计一样,把会计原则切实引入到人力资源会计的核算中,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导,以此逐步深化对人力资源这项企业特殊的经济资源的认识。

二、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模式分析

(一)人力资源成本的确认

所谓人力资源成本项目的确认,就是确定有关人力资源投资成本各项目的范围。按照人们赋于人力资源会计的任务,凡是涉及人力资源的取得、开发、使用、保障和离职等投入成本的都应加以反映,人力资源的投资作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反映对象,具体依据人力资源进入企业到最终退出企业的时间顺序,及企业对人力资源投资的不同目的,可将这项投资确认为以下五个项目:人力资源取得成本;人力资源开发成本;人力资源维持成本;人力资源保障成本;人力资源损失。

(二)人力资源成本的计量

人力资源成本项目的内涵确认之后,就要选择一定的计量基础和计量方法,将人力资源成本加以量化,应根据人力资源成本项目各自不同的特点,把各个项目所涉及的费用直接或经计算相加。由于人力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在投资形式上有很大的区别,基于人力资源成本自有的特点,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历史成本法;应付成本法;重置成本法。

三、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一)员工流动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适当的人员流动可促进员工之间的竞争,能够增强企业活力。但流动率过高对企业也存在消极影响,在目前的人事管理方式和会计核算模式下,高流动率仅是反映员工对企业的低满意度和员工的低士气,而不能使人事主管们看到频繁的人员流动的经济性质和结果,加上目前劳动力总量供给大于需求,企业较易得到替代者,所以很多企业员工的高流动率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可以从两个方面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帮助:1)人员流动的经济损失披露;2)说明索取多大数额的经济赔偿才能避免或减少人员变动所带来的损失。

(二)工资

目前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一般可分为货币计量方法和非货币计量方法。由于传统会计货币计量基本假设的限制,人力资源的货币计量方法一直占主流,但在实践中却存在很多局限性。应将人力资源价值历史计量模型由产出法改为投入法,并理顺价值和工资的关系,建立起由价值决定工资的新机制。即一个人的经济价值由形成其目前的身体状态和知识技能水平所投入的各种生活资料价格、健康保健投资、教育培训投资及所放弃的收入等决定。其工资收入特别是基本的工资收入应构成人力资源价值的不同项目分别采用不同时限折算之后的总和来决定的。

四、推广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意义和前景

(一)现实意义

从宏观角度看,建立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是我国宏观管理的需要,通过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核算、报告,国家可以掌握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维护的现状,促进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本的协调,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发展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也是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

从微观来看,推行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是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具体表现为:1)防止人才高消费;2)有利于健全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3)促进人事管理的科学化。

计量方式范文篇6

关键词：计量、人力资源、会计、价值

序言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地位在今天显得日益重要。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人才更是一种难得的资源，但是我们知道，要获得任何一种资源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从会计的角度来考虑，我们更多的要考虑获得这种资源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然而传统的会计习惯于运用货币对资产进行计量，只针对实有资产，而对人力成本只计入期间费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也较少涉及人力资本的计量，大多只注重人才的招聘、培训以及激励等方面的内容。由于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加强，传统会计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理论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等等原因，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会计理论界产生了人力资源会计这一新的分支学科。

企业人力资源及其管理对于企业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为了适应管理和投资的需要，有必要对其成本和价值进行核算、计量，对其需求量进行预测，以及对其投资收益进行分析、评价、决策等等，这些活动即构成人力资源会计。

二、人力资源会计的定义、内容和作用

（一）人力资源会计的概念

对于人力资源会计(HumanResourcesAccouting)，较权威的定义是美国会计学会人力资源会计委员会作出的，即：“人力资源会计是鉴别和计量人力资源数据的一种会计程序和方法，其目标是将企业人力资源变化的信息，提供给企业和外界有关人士使用。”

从通常意义上讲，人力资源会计从宏微观讲可以分为社会人力资源会计和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社会人力资源会计是把人力资源作为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和管理。它是从社会的角度对人力资源进行会计处理，进而核算人力资源成本，计量人力投资形成的价值；评价管理方案，预测投资效果，进行投资决策等。企业人力资源会计则是把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人力资产进行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和管理。企业人力资源会计是从企业的角度利用人力资源成本和人力资源价值信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并根据企业生产经营规划进行企业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人力资源投资效益分析、投资决策分析。

因此，人力资源会计可以定义如下：人力资源会计是把人力资源作为社会或企业的人力资产，对其成本和价值进行确认、计量和记录，对其供给与需求进行预测，对其投资效益进行分析，作出人力资源投资决策分析，并将其结果报告给各有关方面的会计管理方法。本文主要讨论企业人力资源会计。

（二）人力资源会计的内容

人力资源会计从不同方面可以分为不同种类。会计目标不同，会计信息的收集、分类、报告的程序和方法也不同。从不同会计目标的角度划分，人力资源会计可分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

1.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是以财务会计核算方法为主要手段，以向企业外部提供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信息为主要目的，主要是进行人力资源成本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是通过设置账户、编制凭证、复式记账、成本计算、登记账簿，最终编制财务报表，进行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信息的收集、分类、汇总等工作。人力资源财务会计可以说是由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会计两部分组成的。

（1）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是对企业取得、开发、保全人力资产使用价值并以投入价值对人力资源价值产出进行会计核算，是研究为取得、开发、使用、保障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离职损失等方面所引起的成本的计量和报告，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有关人力资源成本的价值信息。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会计。是核算企业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死、伤、残、丧失劳动能力、失业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的物质保障，以及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对人力资源的保障投资的会计核算采用财务会计方法。

2.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是以管理会计方法为主要手段，以对企业内部提供人力资源会计信息为主要目的，主要是进行人力资源价值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进行人力资源需求预测，以及人力资源投资效益分析、人力资源投资决策分析等。

（1）人力资源价值会计，是指以产出价值对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所进行的会计核算。它所研究的是：当人作为企业的经济资源时，如何计量和报告其对企业所具有的价值。计量人力资源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满足人力资源价值管理的需要，二是满足投资者对企业总资产包括人力资产情况的了解的需要，三是满足计算生产者或劳动者对企业投资的需要。

（2）人力资源供求预测，是根据国家或企业发展规划、生产规模、工艺变动、经济形势的变动以及经济管理的要求，对人力资源市场供给以及企业人力资源的需求进行预测的一种方法。进行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预测，有利于企业预测人力资源成本，确定人力资源投资规模。人力资源供求预测的主要方法包括：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法、人力资源替代需求预测、生产函数法、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定性分析法。

（3）人力资源效益分析，是根据人力资源成本记录，人力资源价值、需求量的预测，对国家或企业人力资源投资进行分析，确定人力资源投资效益，以便进行投资决策，加强对人力资源投资管理的方法。

（4）人力资源投资决策分析，是在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人力资源投资效益分析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源投资所进行的最终决策。人力资源投资决策分析是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价值会计、供求预测、投资效益分析方法的综合利用。

（三）人力资源会计的作用

人力资源会计兼有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特点，因此人力资源会计的作用也兼有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作用，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主要有核算（反映）与监督的作用，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主要有预测、分析与决策作用。

1.核算（反映）与监督

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的核算（反映）作用，主要表现在用货币尺度对人力资源进

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利用财务会计方法反映国家或企业人力资源的财务状况，并且向国家或企业外部报告人力资源的使用情况。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一旦建立起来，其会计核算反映的是连续的、全面的、事后的某一国家或企业人力资源的总体情况。人力资源会计的核算主要涉及人力投资的核算，人力资源成本汇集的分配、人力资产的摊销、人力资产损失的确认等几部分。

（2）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的监督作用，主要表现在监督人力资源投资的安全和完善，对人力资源投资进行事前、事中、事后控制，使其按照预定的投资方向使用，并监督其使用效果。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的监督作用是对人力资源投资的全过程的监督。

2.预测、分析与决策作用

主要表现在预测人力资源价值，预测人力资源的需求量，分析人力资源投资收益，进行人力资源的投资决策。

（1）预测作用是在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或投资决策之前，通过预测人力资源市场供给和需求、预测人力资源价值等，确定国家或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确定国家或企业人力资源价值，为制定经营管理决策服务。预测人力资源价值目的是为了确定人力资源投资方案及评价效益。

（2）分析作用是根据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预测、生产发展规划等信息，对人力资源投资进行效益分析，确定投资方案，并对人力资源投资结果和利用效益进行评价。通过分析确定人力资源投资效益，进行投资决策；分析以前人力资源投资效益，总结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发现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改进人力资源的管理方法，提高企业人力资源投资效益等。

（3）决策作用是在人力资源投资预测和人力资源投资效益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企业人力资源状况，制定人力资源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决策。通过决策确定人力资源投资规模，决定人力资源需求策略和投资方向，使人力资产得以保值和增值。

三、人力资源价值计量

人力资源会计是以“人”作为对象，人力资源具有一般资源的特征，同时还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它的价值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既有确定性的，如年龄、学历、性别等，也有不确定性的，如性格、心理、能力等。所以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不仅要用精确的货币计量，而且还要用模糊的非货币计量，两者结合使用，以达到对人力资源价值全面计量的目的。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方法一般可以分为货币计量方法和非货币计量方法。货币作为统一的价值尺度在信息的提供上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是重要的计量手段。人力资源的货币计量方法是用货币单位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非货币计量方法主张采用非货币单位计量人力资源，认为人力资源无法用货币来计量，只能采用非货币形式对其进行计量和说明。在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中，货币计量仍是最为重要的计量形式。采用货币的计量方法时，还要采用非货币的计量方法，以全面地测算出人力资源的价值。

（一）货币性计量方法：

人力资源像所有其他资源一样，它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能够提供未来的用途和服务，具有创造经济收益的潜在能力。因此可以用“人力资源预计未来服务量的现值”确定人力资源的价值量。确定人力资源预计未来服务量的基础有多种选择，根据上述对工资本质的分析，首先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基础应该是工资。下面就讨论以工资为基础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

以工资为基础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很早就有人进行过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应该是“未来收益或工资报酬折现模式”，有人也把它译为“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模式”。因为该模式主要是以职工工资为依据，预测人力资源从最初为企业提供劳务起至退休或死亡时止的总使用价值折现价值。

1.未来收益或工资报酬折现模型。1971年，巴克鲁列夫（Bamckkv）和阿巴施瓦茨（AbaSchwariz）在《会计评论》上发表题为《论人力资源的经济概念在财务报告中的应用》一文，正式提出职工未来收益或工资报酬折现模型。该模型直接根据经济学概念来计量人力资源价值，认为某一职工的人力资源价值等于该职工在剩余受雇佣期内未来工资报酬的现值。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表示年龄为n的职工的人力资源价值；It表示该职工第t年的预计工薪收入；t表示该职工未来工作年限；r表示适用于该职工的收益贴现率；T表示职工退休年龄。

这种计量方法的前提条件是某人在其余全部服务生涯中肯定不会离开他所服务的企业，且此人在该组织中会终身从事一个职业。事实上，人的工作岗位是有变动的，职工也有各种理由离开企业：进入大学深造，找到更好的待遇更高的工作等原因。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过高估计个人的预期服务年限，从而高估人力资源价值。其次，这种计量方法仅以职工工资作为计量人力资源价值的基础，但实际上人力资源创造的价值可能高于或低于其工资，工资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职工的人力资源价值。因此，运用这种方法会高估或低估人力资源价值，影响其准确性。

2.人力资源价值计量常用的几个公式

在实际应用未来收益或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人力资源价值时，由于人们对人力资源价值的定义不同，使用该方法计算出的人力资源价值与人力资源实际价值差异较大根据人力资源价值的不同定义，对上述公式进行修正时，会产生不同的修正系数。以下讨论几种人力资源价值的定义公式。

（1）工资与职工实际收入。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表现为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但是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与职工从企业得到的实际收入是不一致的。但是企业职工的实际收入除工资外，还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由企业支付的其他收入。企业在支付这些资金时，往往以企业的工资总额或以职工个人工资的比例计算提取，这个比例可以称为工资收入修正系数。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应该定义为企业职工实际收入，其定义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人力资源交换价值=企业职工实际收入=企业职工工资收入（1+工资收入修正系数）或=I(t)(1+)

式中：I(t)为工资收入，K为工资收入修正系数。

因此，在计算人力资源交换价值时，应该把工资以外的企业职工实际收到的其他收入包括在内，即以职工实际收入为基础计算人力资源价值。

（2）工资与企业利润。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应包括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和人力资源所创造的利润部分，或人力资源的剩余劳动价值。对于人力资源所创造的利润部分应该有多大比例记入本企业的人力资源价值之中，还存在争议。由于不同的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有不同看法，产生了不同的人力资源价值的定义，因此需要引入人力资源所创造价值占企业利润的比例系数，将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的不同定义统一表示如下：

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企业工资总额+利润（≤1）当系数小于1时，表示在利润中只有一部分是人力资源所创造的，只有该部分才应该记入人力资源使用价值；当系数等于1时，表示企业全部利润都是人力资源创造的，都应该记入人力资源使用价值；该系数不可能大于1。这样，无论对于人力资源所创造的利润部分应该有多大比例记入本企业的人力资源价值之中，其价值计算都可以统一在上述定义公式中。

（3）浮动工资与企业核定工资。在计算人力资源价值时，还应该考虑企业职工工资的实际计量方法。例如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许多企业将其效益与职工的工资收入挂钩，则工资还会随企业效益浮动。如果考虑这个因素，该类企业人力资源价值应以职工的浮动工资为基础进行计算。因此，利用浮动工资为基础计量人力资源价值需要引入浮动工资系数。则人力资源价值可以用以下公式定义。

人力资源价值=企业核定工资总额（1+）（<1）

企业工资浮动系数=（<1）

上述讨论虽然只列举了一些情况，但是可以发现，尽管对人力资源价值定义不同，各种人力资源的价值定义公式都与企业工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以工资为基础计算人力资源价值时，可以将人力资源价值抽象地定义为工资与修正系数的乘积。在此基础上可以推出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通用公式。

（4）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通用公式。在一般情况下，人力资源价值可以表示为以工资为基础的修正值。用数学公式可以将工资表示为一个工资收入函数S(t)，将修正值表示为一个价值调整函数K(t)。则人力资源价值计量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人力资源价值=工资收入函数价值调整函数④

=S(t)K(t)

式中：S(t)和K(t)都是时间的函数，K(t)根据不同情况、不同的信息需求选择不同的值。该公式可以称为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通用公式。将K(t)定义为人力资源的价值调整函数，将S(t)定义为工资收入函数。该通用公式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S(t)和K(t)的值。S(t)和K(t)的取值不同，所得到的人力资源价值不同。

3.两个函数S(t)和K(t)的取值原则

使用上述通用公式时，每个函数的量都是可变的，都需要根据不同情况、不同的信息

需求作出选择。工资函数S(t)和价值函数K(t)的取值是随不同条件变化的，以下分别讨论函数S(t)和K(t)的取值原则。

（1）函数S(t)的取值原则

①函数S(t)的取值范围应该符合会计数据的相关性、可靠性原则。工资函数S(t)的取值应该选择实际工资，该数据最符合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原则。从会计数据的相关性方面考虑，若计算群体人力资源价值，则工资函数S(t)可以采用群体的年薪总额；若计算个别人力资源价值，则工资函数S(t)可采用个人年薪。

②函数S(t)的取值范围应该符合会计数据的可比性原则。计算人力资源价值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充分利用企业人力资源。因此计算数据就应该可以在企业之间进行比较。若要考虑人力资源价值的社会可比性，工资函数S(t)应该选择行业实际平均工资，即以市场平均工资作为计量标准。

③函数S(t)的取值应该符合会计数据上的一贯性原则。为便于分析各期人力资源价值的计算结果，不论选择哪种工资作为计量基础，一般情况下所选定工资函数S(t)的计算基础不应该改变。

（2）价值函数K(t)的取值原则。以工资计算出来的人力资源价值往往会高估人力资源价值，价值函数K(t)就是是用于调整它的。从不同的人力资源价值理论角度考虑，人力资源的价值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因此，价值函数K(t)的取值原则是相关性、必要性，即K(t)的取值应与人力资源价值理论相关，是某种人力资源价值理论所必需的。若要选择人力资源交换价值理论，则价值函数K(t)的取值应该与实际工资相关；若选择人力资源使用价值理论，则价值函数K(t)的取值应该与工资和企业增值相关；若选择浮动工资理论，则价值函数K(t)的取值应该与企业的核定工资有关。不同的人力资源价值理论，会导致选择不同的价值函数K(t)的值

①以企业人力资源交换价值为基础选择函数K(t)的值，其隐含的条件是职工将为企业终生服务直到死亡，即它所计量的人力资源价值是一个职工从开始参加工作直到死亡都在为这一家企业工作。若认为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应为他所提供的未来服务应得工资总和，其目前的价值就是该人力资源所提供的未来服务应得工资总和的现值。而工资通常不能反映人力资源的真实价值。为使其更加准确，需要对用工资计算出来的人力资源价值进行调整，即用价值函数K(t)进行调整。

K(t)的取值是一个比例数，可根据计量的目的不同选择相应的企业、行业、群体、个人实际工资总额为基础计算，也可以根据企业、行业、群体、个人实际平均工资为基础计算，但是在选择数据时要注意一致性，即要计算平均收入时则分子分母都选择平均收入，同时还要注意时间也要一致，即实际发生额即平均工资或实际工资总额的选择，可以是过去若干年的实际发生额或过去若干月的发生额，但是要注意一致性。其计算结果是一个系数。因此，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各种方法计算的K(t)值应该大致相似。其K(t)计算公式如下：

K(t)=或K(t)=

②以企业人力资源使用价值为基础选择价值函数K(t)的值，它所计量的人力资源价值函数关系是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企业增值之间的关系。若认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应该等于他所提供的未来服务总额，包括人力资源创造的交换价值和生产者所得到的剩余价值，则其目前的价值就是该人力资源所提供的未来服务应得工资总额加上生产者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现值。因此价值函数K(t)应以企业新增全部产值和资本使用价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由此，以企业人力资源使用价值理论为基础选择价值函数K(t)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K(t)=

资产使用价值=工资总额+固定资产折旧+流动资金及其他资金利息+资源使用费

在选择数据时应该注意选择同一会计期间的数据。

③以企业人力资源累积价值理论为基础选择价值函数K(t)的值。

以企业人力资源累积价值理论为基础选择价值函数K(t)的值，所计量的人力资源的价值应该是职工工资与企业人力资产累积价值的函数。所谓人力资产积累价值是指生产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在西方经济学中衡量的是生产者所获得的额外利润。企业的生产者剩余是人力资源创造的可供企业积累的价值。因此，在计算人力资源积累价值时，价值调整函数K(t)的取值，应以企业可提供的全部积累价值与资产使用价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其中，企业可提供的全部积累价值等于企业新增产值减去资产使用价格所得到的结果。企业新增产值等于企业全部产值减掉生产中消耗的购入材料。资产使用价格是企业使用其全部资产的价格，等于企业工资总额、固定资产折旧、流动资金极其他资金利息、资源使用费的总和。以企业人力资源积累价值理论为基础选择价值调整函数K(t)的计算公式如下：

K(t)=

资产使用价格=工资总额+固定资产折旧+流动资金及其他资金利息+资源使用费

上述各种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方法各有优缺点，且随着人力资源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出现更科学、更合理的价值计量方法。企业对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和管理的时候，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对合理的计量方法，对人力资源价值进行正确计量，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有用信息。

（二）人力资源价值核算举例

下面，以广西某建筑工程公司为例说明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

公司情况简介：该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约150万元，实行董事会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设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2名，下设5个部门，正式员工102名，该公司的产品是为工程投资方提供工程项目管理、咨询、工程设计、造价咨询、招投标等方面的服务。是一个人力资本高含量型企业，公司除了对办公设施、设备和相应的检测设备投资外，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人力资源的依赖很大。所以，我选定它来进行人力资源价值的核算研究。

下表是该公司近两年来经营情况和人员结构：

年份销售收入（监理费）（万元）员工人数利润（万元）员工薪金福利总和（万元）

2007190403580

200832060100140

用公式①计算

人力资源交换价值=企业职工实际收入=企业职工工资收入（1+工资收入修正系数）

2007年该公司人力资源交换价值=80（万元）

2008年该公司人力资源交换价值=140（万元）

上式中，由于员工薪金福利总和即为企业职工实际收入，故可以直接得出人力资源交换价值。由此公式计算出的结果主要反映了人力资源价值与职工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主要由工资决定，而不同的公司，其薪酬制度不同，工资发放的标准也不同，且决定因素单一，因此，我个人认为，运用此公式计算出的人力资源价值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用公式②计算，由于公司是一个人力资本高含量型企业，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人力资源的依赖极大，所以我们假设企业全部利润都是人力资源创造的，即=1

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企业工资总额+利润

2007年该公司人力资源使用价值=80+401=120（万元）

2008年该公司人力资源使用价值=140+1001=240（万元）

用公式②计算出的结果主要反映人力资源价值与工资、企业利润两方面的关系，与①式不同，它将企业利润与人力资源价值挂钩，根据企业利润中由人力资源价值创造的比例表现出来，从而计算出人力资源价值，更显其合理性。

用公式③计算，假设企业核定工资总额为70万元，则有：

企业工资浮动系数=（<1）

人力资源价值=企业核定工资总额（1+）（<1）

2007年企业工资浮动系数==60%

2008年人力资源价值=70（1+60%）=116.39（万元）

③式与②式相似，都反映了人力资源价值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但是③式更强调企业利润对人力资源价值的影响，使人力资源价值的计算受利润的影响更加突出，与②式不同，③式还需要引入上一年度的利润作为对比，两年的利润相比较得出工资的浮动系数，由此算出的人力资源价值，可见，③式参考的数据比较多，也能比较综合的反映人力资源的价值，其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由上述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各种人力资源的价值定义公式都与企业工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但选择不同的公式计算出来的人力资源价值是不相同的，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公式，公式④即为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通用公式，即人力资源价值=工资收入函数价值调整函数，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工资收入函数和价格调整函数。

（三）非货币性计量方法

以上是以工资为基础的人力资源价值的货币计量方法，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方法除了货币性计量方法外，还应有非货币性的计量方法。因为，一些决定人力资源价值的特殊因素不能完全用货币量表现出来，此时使用非货币计量方法计算、分析和说明人力资源价值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人力资源价值的非货币计量方法的逻辑思路应该是从人力资源技能信息库存资料分析开始，然后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人力资源价值的技术指标统计分析和评价，再对人力资源价值的主观自我评价进行分析，同时结合人力资源价值的客观评价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利用这些综合信息，得出某个人价值或某一群体价值的非货币性数据的综合结论。根据以上推论，人力资源价值非货币性计量方法可以分为人力资源价值技能信息库法、人力资源价值技术指标统计分析法、人力资源价值主观期望效用评议法和人力资源价值客观实际效用评议法。

1.人力资源价值信息库法。它是指将人力资源技能信息、人才资源特殊信息等记录存储在信息库中，通过电脑程序整理汇总出各种人力资源价值管理和评价所需的资料，为人力资源价值管理决策提供信息的方法。企业的人力资源价值信息可分为企业人力资源技能信息和企业人力资源特殊信息。对于这两类信息可以分别采用企业人力资源技能信息库法和企业人才资源特殊信息库法，分别编制信息汇总表进行人力资源技能与特殊人才资源信息管理与分析。

2.人力资源价值技术指标统计法。它是利用统计方法，计算一些有利于人力资源价值计算和分析的人力资源价值技术指标的方法。所得到的数据，有些可以用于人力资源价值的货币性计算之中，有些可以作为人力资源价值的非货币性计量的指标，对货币性计算的数据辅以说明。非货币性的人力资源技术指标有很多种，只要有利于人力资源价值分析都可以加以利用，如职工离职率、职工平均年龄变动、职工工时利用率、职工岗位变动率等。除此之外，管理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其他有利于人力资源价值分析的必要指标。

3.人力资源价值主观自我评议法。它是通过企业职工自我评价，掌握职工对企业安排的工作满意程度、个人工作能力发挥情况、个人对自己工作业绩评价等资料，分析企业人力资源价值情况。利用人力资源价值主观自我评议的资料与人力资源客观评议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分析企业人力资源价值的发挥情况。进行人力资源价值主观自我评议可分别采用个人工作绩效等级自我评价、内部招聘、个人工作满意程度测定等方法。

4.人力资源价值客观评议法。它是请管理人员、专家或群众等对其他人的工作成绩、工作态度、工作潜力等作出他们自己评价的方法。由于人力资源价值主观评价带有个人对自己的偏向，而且他们可能不知道其他人的各方面价值，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其评价结果难免与其实际价值有一定的差距。因此，需要结合人力资源价值客观评议法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以上简单介绍了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非货币性方法。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地运用上述方法，并与货币性方法相结合使用，以达到客观、准确、合理地计量出人力资源价值的目的。

各个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所具备的条件，综合货币性和非货币性计量方法，制定一套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使企业的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达到更加准确和合理的目的，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制定一套科学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系统，这样，既可以使计量结果更加准确，又可以避免以后由于人员流动造成工作量的增加，一举两得。

计量方式范文篇7

我国第一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增加，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又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因此，我国现在处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急速转移的特殊时期，引发了大量问题。为了及时并且深入的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原因分析，以便促进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科学推进城镇化进程，从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变得活跃起来。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人多地少，使农村积压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对于这一现象，大量的国内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仅从定性上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缺少数据的证明，将会使得结论缺少信服力，有可能与实际情况产生背离。因此，本文以中国1979到2010年为例，进行定量分析，结合具体数据找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二、变量选择及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2010年统计年鉴。年鉴中没有直接的劳动力转移数据，综合相关文献，利用陆学艺（2004）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计算公式如下：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Y＝城镇年末从业人员数－年末在岗职工人数结合相关的研究理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率比值1X。以往的研究认为第一产业生产率，及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影响，不难理解一产业生产率越高劳动力从农村输出越多，而二三产业占比越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大。本文考虑实际数据的合理性，将这两个因素合理地用二三产业生产率比值代替。计算公式如下：生产率比值X1＝二三产业生产率第一产业生产率。

2）城乡收入差距2X。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每个人都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虽然这一理论有其片面性，但可以想见，城乡收入差距显然会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计算公式如下：

3）城市劳动力缺口3X。计算公式如下：城市劳动力缺口X3＝二三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年末在岗职工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故，设定模型为。

三、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的引入

中国经济在1992年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大陆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劳动力需求开始大幅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这里应有一个转折点。再者，从9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大陆的明显经济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前来投资办厂，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从1998年开始，中国大陆开始取消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有条件实现。为此，结合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散点图，通过实际的试验，在模型中加入了1D、2D两个虚拟变量，形式如下：111992019791991ttDt，21199801997ttDt，，加入虚拟变量后得到模型：$=+++++===1221313227173.1905316.1691585.7292.6721257.7330.2790.302(1060.67)(1128.91)(672.028)(0.641)(233.164)(0.047)(0.302)(6.763)(4.709)(2.36)(4.172)(5.64)(5.903)(3.75)0.9963590ttttttttYDDXXXDXtRR.995486F=1140.327DW=1.416771经过ADF单位根检验、残差序列的协整检验，模型不存在伪回归。

四、模型检验

从经济意义上看，城乡收入差距2X、生产率比值1X以及城市劳动力缺口3X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向影响；虚拟变量1D、2D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与现实相符合。由回归结果，模型整体的拟合程度很好，各变量的系数由t检验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用ARCH方法检验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再使用滞后2阶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检，模型也不存在自相关，通过了计量经济学检验。模型是有效的。至此，将最终模型写成分段形式：$≤≤≤≤≥2t1t3tt2t1t3t2t1t3t-7173.190+2.672X+1257.733X+0.279X1979t1991Y=-12489.359+2.672X+1257.733X+0.581X1992t1997-10903.630+2.672X+1257.733X+0.581Xt1998。

五、模型解释

由最终模型，城乡收入差距每增加1千元，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2672万人，生产率比值提高一个单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1257.773万人。而城市劳动力缺口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从1978年至1991年，城市劳动力缺口增加1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0.279万人。从1992年至1997年，城市劳动力缺口增加1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0.581万人。从1998年至今，城市劳动力缺口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0.581万人。不难看出，政策的改革减小了转移成本，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弥补城市劳动力缺口更为容易。

计量方式范文篇8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复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计量方式范文篇9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计量方式范文篇10

在电力计量中，造成电力计量不平衡的因素有计量装置的设计和自动化水平低、计量回路整的电压和电流的丢失等，其后者更是造成电力计量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对计量装置进行自动化改造时，为防计量回路中的不平衡现象造成的影响，必须着力解决。

1.1母线切换导致计量电压丢失

由于没有可以设定自动的计量装置的切换装置，所以在切换供电母线运行方式时，切换电压装置以手动的操作方式进行，而导致不能动态地切换使计量电压，致使出现差异在计量电压的获取时间上，而造成计量电压的丢失，电能无法准确的计量。改造措施：在计量装置中的切换装置加装上辅助继电器，辅助继电器就能够在切换母线的运行时发挥自动切换的作用，从而可以动态地得到计量电压，有效地防止电压丢失。

1.2老式的变电站存在引入计量电压不合规范

在一些老式的变电站中，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或者还不能进行升级改造，而这些老式的变电站的计量电压回路通常是从保护屏中获取的，而且其回路是运用同一个电压同系统的保护回路引入，这样的运行方式缺乏独立性，往往会导致系统的计量电压的丢失，致使计量装置的计量不能准确进行。改造措施：在对老式的变电站的电压和其他的保护用电时，我们可以采用分开计量的方式，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在其保护和计量上使用不同等级的多绕组电压互感器，计量电压一般的引入点是选择绕组侧为0.2级的，而保护电压的引入点一般要选择绕组侧为0.5级的。分开通过引导计量电压到电度表屏，这样就可以分开形成独立的回路而互不影响，并且还可以预防保护屏出现故障。

1.3老式的计量装置存在自动化低

在老式的计量装置使用中，通常因其自动化低，无法实现自动切换，使用计量电压而需手动切换，并且需要配备专门的运行人员。同时，在反馈屏中没有设定计量电压的丢失的报警系数。有时工作人员会不注意，在切换I母和Ⅱ母之后，大意而忘了将计量装置投入到Ⅱ上，从而造成计量电压计量回路的丢失，并导致电能计量的丢失。改造措施：将自动切换装置加入老式的计量装中位于计量屏中，同时通过引入切换继电器的辅助接点连接到监控中心。经过这样的改造后，在母线切换时，系统就可以检测到自动切换装置是否自动计量，如果无法实现自动计量系统就会发出警报通知工作人员进行维护检修。

2关于计量系统的防窃电性能的改造

多年来，大部分的窃电行为都是发生在老式的计量装置中，因为其装置大多是敞开式的，这诱发了很多非法的用户进行窃电。因此，在对电力计量系统改造时，须根据具体情况，对不同类型的用户实现不同的计量方式和合理的装置，让其难以进行窃电，并通过对用户大力宣传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以降低窃电行为发生的几率。

2.1加入封闭式的专门计量屏柜

针对供配电所的变压器计量装置，在其上加入专门设计封闭式的计量屏柜，将计量表和二次信号全部引入回路并装入其中，这样既可以减少由于操作人员的失误而造成的电力计量丢电的发生，又可以防范外部窃电人员窃电。在对变电所互感器的二次接线端子箱如何能实现更好的封闭时，可以使用电池密码锁。这样对保证二次回路安全更有效。绝缘封闭裸露在外电度表的部分，既可以确保电路运行的安全，也可以避免给窃电人员留下下手点。对电度表的表盖和试验端子盒进行双铅封，同时也可以使用防盗电度表，确保电度表的有效安全运行。

2.2计量点的设置

针对一些大用电用户将以专线专柜计量，并且将计量系统设置的计量地点改变，以往都是设定在用户处，现在移到变电站内部，这样不但可以确保变电侧计量系统的可靠和精确，更可以有效地防范窃电行为的发生。

2.3使用杆上计量方式

针对一些距离较远的大电能用户和中小型的电能用户，以将计量装置安装在高压杆上的方式即杆上计量。并且在计量箱内部把进出线用绝缘材料来实行密封处理，同时装上带密码锁的计量箱，使窃电人员难以打开进行窃电。通过以上方式进行改造，不但提升了计量箱的安全性，还能有效地防止窃电行为的发生。

2.4针对旧的计量方式的改造针对以前高供低计的计量方式要改造为高供高计的计量方式，并且将以往一些安装在用户处室内的计量的装置转移到户外高杆上。同时在对接线方式的改造，则由表后接线方式替换为表前接线方式。对于低压混乱的现象，就需要通过做好清理整治、分类标识的工作，引导治理乱拉乱接的行为，提升计量装置的准确度。

2.5电表箱的更换

对于那些集中供电的用户，则可以采取更换电表箱的方式，更换电表箱不但在整体上变得美观了，还可以在电表箱外面上锁，这样更能增加窃电的难度，防范窃电行为的发生。在对用户更换了电表箱时，对原来的明接线方式改变为腔内安装敷设方式，不但可以让用户不能触到二次控制接线和电度表，还可以有效地防范窃电行为的发生，同时保证更安全，也能增强电能计量和供电的可靠性。

3关于确保计量装置计量的准确性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是可以直接影响计量装置计量的灵敏度和准确性。所以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改进计量系统电能计量。

3.1提高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精度等级

随着各种智能化电力营销计量系统在电力计量领域中广泛的应用，对于智能数字化多功能动态计量表的使用也得到了显著效果，因为这种智能数字化多功能动态计量表具有不能倒装、不能更改常数、逆相序记录等防止窃电的特性，可以有效地降低窃电行为发生的几率。

3.2良好的外部运行环境可以确保电能计量的准确度

根据研究显示，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可以更好地保障计量系统的综合绝缘特性，并能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所以要保持计量设备外部的清洁干净，要经常地清洁打扫，定期维护检修，避免由于温度过高或过低以及灰尘过多等环境因素对计量系统产生的影响，并建立健全维护及检修制度，建立一个良好的外部运行环境以确保电能计量的准确度。

3.3增设密码控制程序

在电度表中安装计数编程的密码控制程序，可以方便有效地对电度表进行加密设定，而其他非密码进行的操作会被禁止，这样可以预防电度表数字被人私自篡改，而达到防止窃电行为。

3.4提高计量装置的使用寿命

针对户外电表箱的设计，应依据规范并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在户外可能出现的各种天气及自然现象，因此，户外电表箱必须兼具可遮蔽太阳的直射、可躲避雨水的侵袭和冰霜的拷打等功能，从而使计量装置的使用寿命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