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绩效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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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绩效

基金绩效范文篇1

关键词:开放式基金;风格调整绩效;Lobosco方法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249-01

对于开放式基金,识别投资风格后,就可以计算出投资风格对基金总体业绩的贡献,从而可以准确的将基金总体业绩分为投资风格的贡献和基金经理的贡献。如果投资风格基准指数收益率高,则相应的投资风格对组合投资总体业绩贡献大。对于风格调整绩效的计算方法有很多,鉴于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选用夏普模型对基金的风格进行的识别,因此本文选用Lobosco方法对基金的风格调整绩效进行计算分析。

1Lobosco方法

Lobosco方法是基于Sharpe风格识别方法和Modiligliani的风险调整绩效指标RAP而产生的。

如果已知组合投资i的投资风格,并且市场上存在个投资风格基准指数,采用Sharpe的带约束条件的回归模型为

Ri=bi1F1+bi2F2+…+binFn+ei,∑nj=1bij=1,bij≥0

所以在因子敏感度bij中,最大值bis所对应的因子就是该组合投资的投资风格。将Sharpe风格识别法与风险调整绩效指标RAP相结合就可以得到风格调整绩效,即用风格基准的RAP值作为投资风格对总体业绩的贡献。设组合投资i、对应的投资风格基准组合以及市场组合的收益风险情况如表1所示,则组合投资i的风险调整绩效和风格基准的风险调整绩效值为:

RAP(i)=(σm/σi)(Ri-Rf)+Rf

RAP(s)=(σm/σs)(Rs-Rf)+Rf

投资组合i的风格调整绩效就是RAP(i)-RAP(s)。

其中:Ri、Rm、Rs、分别表示组合投资i、市场基准组合、组合投资i对应的风格基准组合平均收益,σi、σm、σs分别组合投资i、市场基准组合、组合投资i对应的风格基准组合风险。

无风险利率(Rf)采取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按照算数平均值,从2005年1月至2007年8月一年定期利率平均值为0.0245。

市场基准指数采取复合指数,复合指数收益率按照如下公式获得:市场指数收益率=80%×中信A股综合指数收益率+20%×中信国债指数收益率。

其他收益的均值都是其算数平均值。

2实证分析

2.1样本选取

鉴于本文以开放式基金为研究对象,由于开放式基金2001年才得以发行,总共才经历了7年时间。本文选择2004年12月31日之前成立的开放式基金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在78只中随机抽取5只样本基金:华夏成长、长盛成长、大成价值、博时裕富、德盛稳健。契约约定风格包括1只成长型、2只平衡型、1只收益型(价值型)和1只被动指数型,发行份额均超过20亿,比较具有代表性。

由于子样本区间时间跨度不长,为了获得更多的数据,而且基准指数也是计算周收益率,所以在计算样本基金是一律使用周数据。

基金周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

2.2风格调整绩效的计算

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选取中信风格和中信国债作为基准指数,运用夏普模型分析所选样本的投资风格,结果如表1:

在该模型中,市场指数的风格调整绩效为0,如果基金的风格调整绩效大于零,则说明基金的投资能力超于市场;如果小于零,则说明基金的投资能力低于市场;如果等于零,则说明基金的投资能力一般,只能取得市场平均组合的收益率。

从表2可以看出,在该模型分析结果中,有4只基金的风格调整绩效小于零,说明这些基金经过风格调整后的业绩不如基准风格指数,没有战胜基准风格指数获得超额收益;有1只基金的风格调整收益大于零,说明这些基金经过风格调整后能够战胜市场,为投资者获得更多的收益。

本文还统计了目前最为流行的衡量基金风险调整收益指标——Jensen风险调整后指标。经过比较发现这两种模型的统计结果基本相同,都没有表明基金能够显著的战胜市场获得超额收益。

3结论

配合Sharpe模型,我们采取Lobosco方法对模型进行风格调整绩效的分析,并且与Jensen指标进行对比,得出如下结论:两个指标都证明基金经理有可能优于基准风格指数取得超额收益,但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还是无法战胜市场。分析原因:

(1)主观因素可以大致归结为四点:较多的管理费用、较高的交易成本、较大的现金储备、较重的税务负担。

其次是基金经理们往往会频繁地进行证券交易,以显示出其决策能力、管理水平及敬业精神,这就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增加。

另外是管理型基金通常会保持5%左右的现金储备,以供基金购回时用,而指数基金中基本不含现金。由于美国股市主要为牛市所主导,所以较大的现金储备就成为基金的包袱和累赘。这使得基金的长期表现大打折扣。

最后是管理型基金会使投资者的税务负担较重。

(2)客观原因:大型股票导向,外国股票拖累,指数进出效应。

大型股票与小型股票的长期表现谁优谁劣一直在学术界中纷争不休,使用不同数据、或在不同时段便会得出不同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大型股票和美国股票傲视群雄之时(如十二世纪九十年代),持有小型股票或外国股票的基金都将会望尘莫及。

此外,指数基金的风行造就了市场上的指数进出效应从两方面强化了指数基金的表现。一是没有投资“入指股票”的管理型基金无法分享股价飙涨的喜悦;二是含有“离指股票”的管理型基金却会因此而招致飞来横祸。

参考文献

[1]Lobosco.AngeloStyle/Risk-AdjustedPerformance[J].JournalofPorfolioManagement,1999:65-68.

[2]ModiglianiF,ModiglianiL.Risk-adjustedperformance[J].JournalofportfolioManagement,1997:45-54.

[3]戴方.中国开放式基金业绩的实证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2):58-62.

基金绩效范文篇2

关键词:大数据审计;绩效审计;社会保障基金;实现路径

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保值和增值,直接关系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乃至国家与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是破解社会保障基金征收和管理现实困境的关键,对助力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效能具有深远意义。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可持续性有待增强,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的制度保证缺失、审计方式落后、人才力量不足、监督效率较低。伴随着数字中国建设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大数据审计以其新思维、新技术和新方法为新时代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带来新思路。现有关于社会保障基金审计研究,多数集中于单一的大数据审计或绩效审计视角,关注其制度困境、路径优化及指标体系构建,但在大数据技术和绩效审计方式的结合运用上,有待进一步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大数据审计理念引入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并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切实提高社会保障审计能力、质量和效率。

一、大数据与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的基本内涵和时代要求

(一)基本内涵

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既是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审计的重要目标,也是针对社会保障基金的一种审计方式,借助绩效方法和评价标准,重点评估社会保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对社会保障项目执行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主要内容涉及社会保障基金征收、内部控制制度及使用管理的绩效审计。大数据审计,是将数据化理念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等用于国家审计的一种实践,通过数据还原现象、行为和规律,描述问题、分析原因进而开展审计工作,实现审计目标。大数据审计具有速度更快、结果准确、覆盖范围广、及时反馈等特点。大数据审计以其规范化的数据统计方式和专业化的数据挖掘、存储、处理和分析技术等优势,为社会保障基金绩效的审计工作,提供质量和效率支撑。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的迅速发展也亟需大数据审计模式的助力,二者的有效结合,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共同促进社会保障审计全覆盖。

(二)时代要求

新发展阶段的治理需求为大数据审计发展提供新机遇,随着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治理方式变革”“优化做强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确立了建设数字中国的总目标,明确了“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数字化发展治理体系”等,均为大数据审计的迅速发展提供机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新时代审计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要求赋予大数据审计新使命。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要坚持科技强审,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要求,“不断提升审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审计署关于提升社会保障审计监督效能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出,“系统构建社会保障大数据审计工作模式”的目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强调,“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探索开展智慧监督,提升风险识别、监测、防控能力”。新时代审计和社会保障的一系列新要求,为社保保障绩效审计工作向大数据审计模式的转变指明方向。“十四五”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成为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挑战。加之,全民参保计划的深入实施和人员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使得社会保障审计的范围扩大、审计难度增加,改革社会保障审计方式尤为重要,推动社会保障基金审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在“金审工程”的不断深化下,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在社会保障基金审计领域的深度应用,使得社会保障审计的监督效能不断提升,因此,社会保障基金审计亟需向绩效审计与大数据审计转变。

二、大数据视角下社会保障基金审计存在问题

(一)顶层制度缺位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发生根本性转变,人口老龄化带来审计需求压力,城镇化进程增加社保审计需求,加之,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复杂混乱等,为基金审计带来极大挑战。当前的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工作开展,一是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与行动指南。社会保障的社会服务本身难以通过成本效益的简单分析予以评判,不同的审计人员可能对绩效衡量给出不同的判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流程方法是基础。二是监督体系、审计程序等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处于摸索阶段,被审计单位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等增加审计取证过程中的风险,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是最有力的保障。

(二)信息沟通不畅

当前我国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尚待提高,统收统支的社保资金制度尚待完善,多数地方政府对资金收支过程完全把控,信息较为封闭,部分地区信息化建设滞后,未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存在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现象,且不同管理部门的数据口径不一,审计部门与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部门也未能实现有效的信息沟通,进而增加数据对比分析难度。

(三)审计方式滞后

基金绩效范文篇3

社保基金预算管理的内在绩效要求

国家构建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公民在失业、工伤、疾病、生育以及年老的情况下合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提供保障。因此要想达到该保障目的,就需要社保基金能够按时足额支付社保待遇,通过预算绩效管理合理规划社保待遇支付时间,有效地分担社保基金筹集任务,确保社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一)按时足额支付社保待遇。社保待遇作为公民的养老、医疗保障,必须要确保按时足额支付,不出现拖欠发放的情况,同时为了让参保人员充分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成果,应逐渐提升待遇水平。此外还需要结合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适当调整社保基金服务项目,逐渐完善我国社保体系。(二)科学分摊,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工作。社保基金通常是由单位缴费、个人缴费、财政补助、基金投资运营收益以及国有资本划拨收入等渠道构成。因此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工作要科学地进行分配。首先,科学配置社保基金筹集渠道,多举并措,通过合理的配置,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其次,要将个人当期缴费负担与未来保险待遇水平进行平衡,均衡各地区的负担,提供健康的营商环境。最后,推动代际公平,实现为老年人养老提供保障,同时也要促进年轻人就业创业。(三)科学规划,保证社会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化发展,需要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入手。第一,收入管理上,开展全面参保计划扩面专项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比对,精准识别未参保人员,建立动态数据库,深入分析未参保原因,精准动员参保缴费。同时对于结余资金,通过市场化、多元化的方式进行保值增值服务。第二,支出管理上,健全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强化社保基金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冒领社保待遇的行为,避免不合理费用的发生。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特殊性

不同于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绩效管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根据其特殊性,需要综合考虑收支政策效果、基金管理、精算平衡、地区结构以及运营风险等多项因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具有以下特殊性:(一)统筹兼顾基金长期可持续发展与深化改革要求。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全覆盖,但由于人口众多以及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涌现,尚未实现参保人员全参保,需要继续开展全面参保扩面工作和根据社会发展完善社保制度的“加法”改革,例如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制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制度,以进一步提升参保覆盖率。另外,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增加,给社会保险基金带来不小的压力。由于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不足、制度精算不平衡等因素,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矛盾已经凸显,绝大多数地区的养老保险基金均已出现当年缺口,部门地区的历史结余已经触底。因此,利用“减法”改革事项来减少社会保险基金出现的矛盾,促进社保基金发展平衡显得势在必行,例如提升退休年龄、提高个人账户计发月数等等。(二)兼顾部门协同合作与各级政府分工协作关系。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涵盖收、支、余管理三个方面,通常由人社、医保、税务、财政等部门落实。同时,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根据统筹层次进行编制,然后将各个层级的收支预算进行汇总分析。社保基金预算收支管理牵涉到各级政府,不同层级政府具有不同的责任,而且不同层级政府及其部门对社保基金的预算绩效管理有不同要求,在管理形式上存在差异。通常基层政府更重视当年的预算完成情况以及基金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而且从预算绩效管理权限分析,各地均没有权限根据绩效评估结果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政策进行调整,只能够在中央的指导下,对收支政策进行贯彻落实。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优化建议

基金绩效范文篇4

关键词:基金绩效评价方法发展

至2004年6月底,国内基金业的规模已达到3000亿元左右,证券投资基金已成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选择并持有基金从而参与证券市场成为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选择。由于目前基金销售的激烈竞争,各家基金公司在宣传自己业绩时往往片面地引用各种统计数据,同时由于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使投资人无法客观、专业地评价基金的运作水平。

基金绩效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衡量绩效的客观有效的度量方法,也关系到基金绩效的持续性和业绩归因分析等多方面的因素。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在基金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依然非常薄弱,不仅在理论研究上还基本停留在国外90年代的理论水平,在实证研究上也比较缺乏。

国外近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数量分析的方法被大量地引入基金绩效评价。随着现代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基金绩效评价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进行了许多实证分析,而实证分析的结果又反过来对相关的金融理论和假设进行了验证。事实上,许多在金融投资理论界存在争议的假设依然能够在基金绩效评价的领域发现其踪迹。

国外对基金绩效评价研究有着长期的历史、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大量的实证研究,而我国目前还基本处在开始的阶段。这是因为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的时间较短,即使以90年代初期各地不规范设立的基金(如蓝天基金、天骥基金和广发基金等)算起,也不过10余年的时间。若以1998年3月第一只封闭式基金(基金金泰、基金开元)成立算起也仅几年的时间。由于封闭式基金的基金规模(份额)并不随基金绩效发生变动,封闭式基金的发行长期处于超额认购的局面,加之持有人主要是通过封闭式基金的交易获取价差收益而不是通过净值增长获得资本利得,因此无论是管理公司、持有人、监管层和独立第三方对基金绩效评价的研究并不系统和深入。从2001年华安基金公司在中国市场发行了第一只开放式基金起,截至2005年12月28日,共有217只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运作,其中开放式基金163只,封闭式基金54只。按照证监会11月底的统计数据,目前证券投资基金的净值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元;共有52家基金管理公司,其中正式管理基金的是49家;与迅猛增长的基金市场相比,我国在基金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面还远远落在后面。

国外的绩效评价具有较长的历史。60年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股票价格行为理论,奠定了现代基金评价理论的基石。特别是Sharpe/Lintner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PAM),更是基金绩效评价的基础。Treynor、Sharpe和Jensen几乎同时分别提出了经过风险调整后的基金绩效评价方法,这才使绩效评价能够在同样的风险水平上进行比较。尽管他们在衡量风险的指标选取上有所不同(Sharpe指数采用的是全部风险)。CPAM模型历史久远而且目前仍被广泛应用(例如Malkiel,1995和Ferson、Schadt,1996)。不过这个理论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RichardRoll1977,1978,AdmatiandRoss,1985,和DybvigandRoss,1985a,b)。例如,使用证券市场线来进行绩效评价是“不确定的”。使用这种方法来判断绩效有时会被视为“无望的”(AdmatiandRoss,1985,p.16)和“总体而言任何事情皆有可能。”(DybvigandRoss,1985a,p.383)

针对上述的批评,又有一些改进的指标被提出。例如信息率,即是改进的詹森指数,通过单位非系统风险的超常收益率对基金投资业绩进行评价。1997年诺奖得主FrancoModigliani和其孙女LeahModigliani把国债引入证券投资的实际资产组合,构建一个虚拟的资产组合,使其总风险等于市场组合的风险,通过比较虚拟资产组合与市场组合的平均收益率来评价基金业绩,该种方法被命名为M2.

2000年Muralidhar认为Sharp值、信息率、M2法不足以有效地进行组合构建和基金业绩排序,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组合和基准之间标准差的差异调整不够,并且忽略了“组合和基准的相关性”常导致错误排序和评价。鉴于此,Muralidhar提出了M3测度方法。Stutzer(2000)在损失厌恶理论基础上,假定投资者选择最大可能地回避风险,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评价指标,即衰减度(ProbabilityofDecayRate),该指标最大的特点在于允许收益率收敛于各种分布。当收益率收敛于非正态分布式衰减度对于偏度和峰度敏感性较高,正偏度的基金风险趋小。

此外,证券选择和时机选择、业绩归因、绩效的持续性、基金风格、绩效评估的一致性、基准组合的有效性和资产配置分析等方面,也是国外近期基金绩效评价研究的热点。

Treynor&Mazuy(1966)首次提出的二次方程模型(T-M模型)可以用来检验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择时能力是指基金经理预测风险资产的收益高于或低于无风险利率的能力。Heriksson&Merton(1981)则提出在CPAM模型中增加一个二项式随机变量,称之为双β模型(H-M模型)。Bhattacharya&Pfleiderer(1983)对H-M模型的研究表明,经过他们改进后的模型可以判断基金经理是否正确地利用了正确的信息。Connor&Korajczyk(1991)的研究表明在基金组合与市场收益率之间有协偏度(Co-skewness)时,T-M和H-M模型会得到错误的结论。Grinblatt&Titman(1989,1994)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PositivePeriodWeightingMeasure(PPW)的模型,此模型通过计算期内各时期的超额收益率的加权收益率,给出了择股和择时能力的综合检验结果。此外,Chang&Lewellen(1984)基于APT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检验方法。引入变量β1和β2,通过计算它们的差来判断资产管理人的择时能力。

Fama(1972)最早对基金绩效进行了归因分析,并提出了著名的Fama模型。Fama的模型建立在CAPM模型有效的前提上,他将资产组合的超额收益率分为“选择回报”(由分散回报和净选择回报组成)和“风险回报”(由投资者风险回报和经理人风险回报组成)两部分。Brinson,Hood&Beebower(1986)提出的BHB模型则将资产组合与基准组合的差异归因于择时、择股和交互作用三类。但他们的研究结果也遭到了许多批评,如Hensel,Ezra&Ilkiw(1991),JohnNuttall(1998)等

绩效的持续性是绩效评价的又一个主要研究方面。如果基金绩效是持续的,则绩效评价的结果对投资者而言是具有实际应用意义的。尽管关于绩效持续性的研究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不过近来众多的研究比较倾向于认为基金的绩效具有较为显著的持续性。如Brown&Goetzmann(1995)认为基金“短期内”具有持续性。比较常用的检验方式有半期平均秩差检验法和交叉积比率(CPRCrossProductRadio)法。半期平均秩差检验法是通过将基金按时间分为前后时间相等的两部份,并分别计算其秩。如果这两段的秩相等,则表明该基金的业绩在全部基金的排名保持稳定状态,其业绩具有长期的稳定性。CPR法是将一定时期内的基金绩效与所有基金的中位值相比较,将比较结果高者标为W(win),低于中位值者标为L(lost)。定义CPR=WWLL/(WLLW)。CPR的取值范围为(0,+∞),如果绩效的持续性越差,CPR值越接近0,反之若持续性越强,CPR值越接近正无穷。据Carhart(1997)的观点,短期的基金绩效的持续性应归咎于持有的好或差的股票,长期的持续性则是由于费率结构的设计不同。

基金的风格研究是对基金的投资和收益特点进行的研究。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和产品设计竞争的加剧,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许多类型和风格差异的基金。因此基金的风格研究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基金风格研究的方法可以分为因素分析法和特征分析法。最早的风格研究方法是所谓的HBS(HoldingsBasedStyleAnalysis)法。这种方法通过对基金披露的全部持股信息进行分析而进行。缺点是无法有效地剔除“披露日修饰”行为。1992年夏普(Sharpe)采用12因素模型(这12个因素是短期票据、中期政府债、长期政府债、公司债、抵押证券、大盘价值股票、大盘成长股票、中盘股票、小盘股票、非美国债券、日本股票和欧洲股票)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被称为RBS(ReturnBasedStyleAnalysis)。RBS方法将基金收益分解为风格收益和选择收益。模型中因素的选取遵循排他、无遗漏和易于获得等原则。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各种因素模型出现。而特征分析法有MSB(MorningstarStyleBox)方法等。晨星风格箱法(MSB)由著名的晨星公司于1992年提出并于2002年进行了改进。它首先根据资产组合中各股票市值规模的大小将其分为大盘、中盘和小盘,再在划分的每个市值区间根据定义的算法计算其价值和成长得分,最后将其定位到基金风格箱里的不同位置。

GolloandLockwood(1999)对1983-1991期间更换了经理人的共同基金的业绩、风险及投资风格的改变进行了研究。当用公司规模、价值/成长重新对基金进行分类时,发现有多于65%的基金在改变管理之后投资风格也发生了改变。

绩效评估的一致性是研究和比较基金绩效评价的诸方法结果差异性的。不过该方面的研究一直比较少,国内目前还只有王聪(2001)对多重比较法等概念进行了一些介绍。评估一致性的检验方法主要有Spearman秩相关检验、Kendall协同检验和多重比较法等。Spearman秩相关检验方法是通过对两种绩效评估方法所形成秩序列的相关性,判断两方法是否一致。如果该两种方法的秩(排序的差的平方)较小,则表明该两种方法对基金的评估具备一致性。Kendall协同检验是在相关系数检验法上发展的。其中Kendall协同系数定义为12S/m2n(n2-1)。W的取值范围在0和1之间。W的值越大,诸绩效评估方法具备越强的一致性。极端地,W取值1时说明所有的绩效评估方法结果完全相同。经过Kendall协同检验,具有一致性的基金可以通过多重比较法来进行总体业绩评估。

国内关于基金绩效评价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从已发表的文章和收集的资料来看,国内的研究还局限于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和实证研究,更多地是对某种单独的理论或角度进行研究,缺乏整体和系统的研究和缺少理论上的创新。

陈学荣(2000年)通过Sharpe、Treynor和Jensen值进行了国内基金初步的绩效的实证研究。王志诚(2000)对中国证券市场特有的针对基金的新股配售政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王聪(2001年)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国外的基金绩效评估方法。王霞(2003年)在介绍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基金绩效评估体系。刘红忠等(2001年)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及其持续性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李博和吴世农(2001年)研究了多因素模型在国内的应用。王庆仁等(2001年)应用T-M模型和H-M模型进行了择时能力的实证研究。沈维涛等(2001)则应用风险调整指数法、T-M模型和H-M模型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进行了实证研究。赵凯和巢洋(2002年)研究了基金绩效的基准组合方面的问题。丁文恒、冯英浚和康宇虹(2002年)将数据包络分析法引入了绩效评估领域。陈信元、张田余、陈冬华(2002年)进行了预期股票收益的横截面多因素分析法的实证研究。江赛春(2002年)研究了业绩指数法。薛继锐(2003年)研究了效用函数法。何荣天(2003年)较全面地介绍了基于风险和收益动态时变性的实证研究。程伟庆(2003年)研究了MorningStar基金评级体系的缺陷。张戡、陈亮(2003年)运用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基金综合评价模型,对基金进行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1.陈学荣。投资基金业绩综合评估的指数法及其应用。财贸经济,2000(5)

2.王聪。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估模型。经济研究,2001(9)

3.刘红忠等。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估与风险度量的实证分析。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第二期课题,2001

4.李博,吴世农。基金业绩评价的实证研究。资本市场导报,20008

5.王庆仁。基金投资策略、绩效与市场有效。财经科学,2004(1)

基金绩效范文篇5

【关键词】社保基金;绩效审计;相关问题

国家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指出,继续深化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五项保险基金审计,促进扩大社会保障规模和覆盖范围,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推进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审计主要以财政、财务审计为主,还未能全面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绩效审计。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较少,缺乏一套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影响和制约了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为此,各级审计机关和广大审计人员要转变社会保险基金审计工作思路,在加强真实性、合法性审计的基础上,审计的重点要向效益性转变,更多地关注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管理、使用过程中的机制性、体制性缺陷,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的探索与实践,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

一、开展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的现实需求

1.传统的真实性、合法性审计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绩效审计势在必行。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健全完善,社会保险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保险基金出借、挤占、挪用、管理不善等违法违规现象日趋减少,因此应把社会保险基金的绩效审计作为重点。以绩效审计为主要方式,促进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完整与规范管理,掌握社会保险基金总体状况,从制度和管理上揭露分析问题,促进建立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实现社会保障目标,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2.社会保险基金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实施绩效审计。目前,全国较高的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增加了管理成本和运营风险,较低的社会保险基金年平均收益率又加大了基金的安全与贬值风险。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工作进展缓慢,地方财政解决未来负债的压力较大。因此,各级审计机关在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审计监督的基础上,作出独立客观评价,提出可具操作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二、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

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主要通过对基金的筹建、管理和使用等环节的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果性(Effectiveness)(通常所说的“3E”)的审计,客观反映和分析评价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在保护民生、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等方面所发挥的保障功能。

1.经济性:指基金管理成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最少的投入实现目标。通过分析社会保险机构规模是否适当,人员数量、结构是否能够满足正常业务工作需要。对社会保险机构使用的日常经费和专项经费进行绩效评估,减少管理成本。

2.效率性:指基金管理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益,实现最优的投入产出比。运用工商、税务的登记信息与社会保险的登记信息进行对比,确认单位是否应保尽保。通过将个人缴费信息与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情况进行比较,确认单位申报的个人缴费基数是否真实可信。比较基金支出类型与方式,查处违规支出,堵塞漏洞。分析基金平衡运行情况,研究缴费比例和支出范围的合理调节给基金收支平衡带来的影响。

3.效果性:指计划目标完成情况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关注社会保险是否起到基本的保障功能,是否承担过多责任而造成社会保险不堪重负。关注社会保险对群众的整体保障力度,通过对各类人群享受的社会保障的分析,分析社会保险的整体保障能力。关注覆盖面,在制度设计上有无盲区。关注基金使用的公平性,查找社会保险制度在不同的社会保险项目、保障人群和保障层次之间是否存在制度差异。

三、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主要评价指标

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来反映绩效评价标准。定量指标是可以量化的、客观的指标,具有评价的客观性。定性指标是难以具体量化的、主观的指标,得出的结论常带有主观色彩。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通常需要结合起来使用,以达到客观公正的评价目的。

(一)主要定量指标

1.“经济性”标准的评价指标

(1)基金支出财政负担率指标:反映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反映财力支出结构和保障水平情况。计算公式为:基金支出财政负担率=基金支出总额/财政支出总额×100%。

(2)基金管理费用率指标:通过基金管理费用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额的比例来衡量基金管理成本高低情况。基金管理费用包括日常行政管理费用、基金的投资运营和监管费用等。计算公式为:基金管理费用率=基金管理费用/基金收入总额×100%。

(3)实征率指标:衡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税务机构基金征收工作实际业绩情况最主要的考核指标,反映了基金征收任务完成情况。计算公式为:实征率=基金实际征收额/基金计划征收额×100%。

2.“效率性”标准的评价指标

(1)基金结余率指标:通过社会保险基金历年滚存结余额占当年基金支出的比重,反映支付风险状况。理论情况是一般至少需要三至六个月滚存结余才能保证正常支付运转。计算公式为:基金结余率=基金历年滚存结余额/当年基金支出额×100%。

(2)基金收益率指标:衡量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到资本市场所获得的收益额与社会保险基金投资额的比率,反映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盈利能力水平的高低。计算公式为:基金收益率=基金收益额/基金投资额×100%。

3.“效果性”标准的评价指标

(1)社会保险基金生活保障系数指标:反映参保对象领取的社会保险金是否能满足基本的生活开支,是否与平均生活水平相匹配,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我国连续调高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保障了退休职工生活保障水平。计算公式为:社会保险基金生活保障系数=参保对象领取的社会保险金/社会人均生活费用×100%。

(2)单位(个人)参保率指标:通过实际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个人)数与应当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个人)数之比,反映应参保对象是否都已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说明社会保险覆盖面情况。计算公式为:单位(个人)参保率=实际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个人)数/应该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个人)数×100%。

(3)实支率指标:通过实际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总额与计划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总额之比,反映支付水平的高低情况。计算公式为:社会保险费用实支率=社会保险费用实际支付额/社会保险费用计划支付额×100%。

(二)主要定性指标

1.给付对象的真实性情况,反映领取社会保险金的单位人员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并符合领取条件,有无虚报、冒领行为。

2.给付水平情况,反映支付社会保险基金是否按照统一的标准,有无任意扩大或缩小支付范围。

3.信息获取情况,反映参保单位和个人是否能够随时获得有关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管理制度、基金管理成果等方面的信息。

4.参保对象满意度情况,反映参保对象对社会保险机构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是否满意、满意的程度如何,以及满意群体在参保总群体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

5.社会保险金发放及时情况,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是否及时准确足额发放社会保险金,有无拖欠、截留现象。

(三)进行总体绩效评价

首先,选取参照值,可采用同等社会经济水平其他地区社会保险金管理部门的绩效标准、本地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绩效的历史水平或预算计划的理想水平等作为参照。其次给各绩效评价指标打分,根据各绩效评价指标的重要性设置权重比,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最终绩效得分。最后,汇总计算总体绩效得分,评价总体绩效水平。

四、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面临的难题

1.社会效益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难以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运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社会保险基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所以评价不能停留在经济效益指标,应注重社会效益方面。而社会效益是很难用简单的数据来直观表示,许多通过民意调查、走访座谈等方式进行评价,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偶然性。这就造成评价指标很难量化,指标体系难以建立,很难对社会保险基金绩效情况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2.受制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特点。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范围和管理有着严格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法定性,基金本身可以调控的余地不大。如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按规定只能存定期或购买国债,使得基金增值的空间非常有限,审计进行绩效评价失去了目标和抓手,提出审计建议具有一定难度。

3.审计获取和分析数据口径不统一。绩效审计需要大量的内部和外部数据进行分析,但目前与社会保险基金相关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相互之间信息沟通不够顺畅,各自的统计口径不统一,审计很难对此加以判断并予以取舍。审计对此同类数据无法进行准确对比,削弱了绩效审计分析的力度。

4.审计人员能力水平还未完全适应。绩效审计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具有各种知识结构的审计人员参与,如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法律专业和计算机专业等方面的人才,而现今的审计人员大部分是以财会专业为主,对公共资源使用的审计显得力不从心,站在较高层次上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一些宏观性较强的审计建议显得勉为其难。

五、破解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难题的对策

社会保险基金与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各级审计机关要继续开展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加强绩效分析,推进社会保险基金的平稳运行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健康高效向前发展。

1.收集、研究、分析绩效审计涉及的资料。包括国家社会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基金的收支范围和管理流程,管理部门内部控制制度、部门之间的协调制度、基金征缴和发放的计算机联网制度等。研究分析基金管理运营中的薄弱环节,判断制度不健全可能产生的漏洞。对基金的会计报表、统计报表上涉及的一些指标数据进行分析评价,注重社会效益指标的分析与评价,特别是民意调查、走访座谈对象的选取要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与覆盖面,问题的提出要切合实际。政府要从政策层面上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相关管理部门的业务数据提出总体规划要求,以便于分析对比。

2.做好两个结合,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的质量和效率。一是事后审计与事前、事中审计相结合。前移审计关口,通过计算机联网系统,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事前、事中、事后的连续跟踪监控。二是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和其他审计相结合。深入基层进行延伸,采取座谈、调查表等方式,发现面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利用财政同级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项目成果,多角度观察审视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运营状况。

3.严格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的不断变革,国家审计必须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社会保险基金审计要在深度和广度上提高质量,必须严格执行审计准则和审计署6号令的要求,依靠审计规范化和审计质量控制,保证每一项审计都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步骤、程序、质量去实施,规范审计行为,严格依法审计,减少审计风险,切实提高审计监督力度。

4.提高审计人员综合业务能力。通过组织培训、开展自学等办法,使审计人员不仅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具备各种现代经济知识,提高计算机应用能力,了解和掌握社会保险的最新发展态势,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必要时,可以聘请外部专家参与。真正使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能够站在较高层次从管理、制度和体制等方面发现和揭露问题,查找深层次的原因和根源,向政府和有关决策部门提出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为宏观决策提供服务,发挥审计监督职能。

【参考文献】

[1]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S].

基金绩效范文篇6

关键词:基金绩效评价方法发展

至2004年6月底,国内基金业的规模已达到3000亿元左右,证券投资基金已成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选择并持有基金从而参与证券市场成为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选择。由于目前基金销售的激烈竞争,各家基金公司在宣传自己业绩时往往片面地引用各种统计数据,同时由于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使投资人无法客观、专业地评价基金的运作水平。

基金绩效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衡量绩效的客观有效的度量方法,也关系到基金绩效的持续性和业绩归因分析等多方面的因素。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在基金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依然非常薄弱,不仅在理论研究上还基本停留在国外90年代的理论水平,在实证研究上也比较缺乏。

国外近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数量分析的方法被大量地引入基金绩效评价。随着现代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基金绩效评价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进行了许多实证分析,而实证分析的结果又反过来对相关的金融理论和假设进行了验证。事实上,许多在金融投资理论界存在争议的假设依然能够在基金绩效评价的领域发现其踪迹。

国外对基金绩效评价研究有着长期的历史、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大量的实证研究,而我国目前还基本处在开始的阶段。这是因为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的时间较短,即使以90年代初期各地不规范设立的基金(如蓝天基金、天骥基金和广发基金等)算起,也不过10余年的时间。若以1998年3月第一只封闭式基金(基金金泰、基金开元)成立算起也仅几年的时间。由于封闭式基金的基金规模(份额)并不随基金绩效发生变动,封闭式基金的发行长期处于超额认购的局面,加之持有人主要是通过封闭式基金的交易获取价差收益而不是通过净值增长获得资本利得,因此无论是管理公司、持有人、监管层和独立第三方对基金绩效评价的研究并不系统和深入。从2001年华安基金公司在中国市场发行了第一只开放式基金起,截至2005年12月28日,共有217只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运作,其中开放式基金163只,封闭式基金54只。按照证监会11月底的统计数据,目前证券投资基金的净值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元;共有52家基金管理公司,其中正式管理基金的是49家;与迅猛增长的基金市场相比,我国在基金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面还远远落在后面。

国外的绩效评价具有较长的历史。60年代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股票价格行为理论,奠定了现代基金评价理论的基石。特别是Sharpe/Lintner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PAM),更是基金绩效评价的基础。Treynor、Sharpe和Jensen几乎同时分别提出了经过风险调整后的基金绩效评价方法,这才使绩效评价能够在同样的风险水平上进行比较。尽管他们在衡量风险的指标选取上有所不同(Sharpe指数采用的是全部风险)。CPAM模型历史久远而且目前仍被广泛应用(例如Malkiel,1995和Ferson、Schadt,1996)。不过这个理论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RichardRoll1977,1978,AdmatiandRoss,1985,和DybvigandRoss,1985a,b)。例如,使用证券市场线来进行绩效评价是“不确定的”。使用这种方法来判断绩效有时会被视为“无望的”(AdmatiandRoss,1985,p.16)和“总体而言任何事情皆有可能。”(DybvigandRoss,1985a,p.383)

针对上述的批评,又有一些改进的指标被提出。例如信息率,即是改进的詹森指数,通过单位非系统风险的超常收益率对基金投资业绩进行评价。1997年诺奖得主FrancoModigliani和其孙女LeahModigliani把国债引入证券投资的实际资产组合,构建一个虚拟的资产组合,使其总风险等于市场组合的风险,通过比较虚拟资产组合与市场组合的平均收益率来评价基金业绩,该种方法被命名为M2.

2000年Muralidhar认为Sharp值、信息率、M2法不足以有效地进行组合构建和基金业绩排序,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组合和基准之间标准差的差异调整不够,并且忽略了“组合和基准的相关性”常导致错误排序和评价。鉴于此,Muralidhar提出了M3测度方法。Stutzer(2000)在损失厌恶理论基础上,假定投资者选择最大可能地回避风险,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评价指标,即衰减度(ProbabilityofDecayRate),该指标最大的特点在于允许收益率收敛于各种分布。当收益率收敛于非正态分布式衰减度对于偏度和峰度敏感性较高,正偏度的基金风险趋小。

此外,证券选择和时机选择、业绩归因、绩效的持续性、基金风格、绩效评估的一致性、基准组合的有效性和资产配置分析等方面,也是国外近期基金绩效评价研究的热点。

Treynor&Mazuy(1966)首次提出的二次方程模型(T-M模型)可以用来检验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择时能力是指基金经理预测风险资产的收益高于或低于无风险利率的能力。Heriksson&Merton(1981)则提出在CPAM模型中增加一个二项式随机变量,称之为双β模型(H-M模型)。Bhattacharya&Pfleiderer(1983)对H-M模型的研究表明,经过他们改进后的模型可以判断基金经理是否正确地利用了正确的信息。Connor&Korajczyk(1991)的研究表明在基金组合与市场收益率之间有协偏度(Co-skewness)时,T-M和H-M模型会得到错误的结论。Grinblatt&Titman(1989,1994)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PositivePeriodWeightingMeasure(PPW)的模型,此模型通过计算期内各时期的超额收益率的加权收益率,给出了择股和择时能力的综合检验结果。此外,Chang&Lewellen(1984)基于APT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检验方法。引入变量β1和β2,通过计算它们的差来判断资产管理人的择时能力。

Fama(1972)最早对基金绩效进行了归因分析,并提出了著名的Fama模型。Fama的模型建立在CAPM模型有效的前提上,他将资产组合的超额收益率分为“选择回报”(由分散回报和净选择回报组成)和“风险回报”(由投资者风险回报和经理人风险回报组成)两部分。Brinson,Hood&Beebower(1986)提出的BHB模型则将资产组合与基准组合的差异归因于择时、择股和交互作用三类。但他们的研究结果也遭到了许多批评,如Hensel,Ezra&Ilkiw(1991),JohnNuttall(1998)等。

绩效的持续性是绩效评价的又一个主要研究方面。如果基金绩效是持续的,则绩效评价的结果对投资者而言是具有实际应用意义的。尽管关于绩效持续性的研究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不过近来众多的研究比较倾向于认为基金的绩效具有较为显著的持续性。如Brown&Goetzmann(1995)认为基金“短期内”具有持续性。比较常用的检验方式有半期平均秩差检验法和交叉积比率(CPRCrossProductRadio)法。半期平均秩差检验法是通过将基金按时间分为前后时间相等的两部份,并分别计算其秩。如果这两段的秩相等,则表明该基金的业绩在全部基金的排名保持稳定状态,其业绩具有长期的稳定性。CPR法是将一定时期内的基金绩效与所有基金的中位值相比较,将比较结果高者标为W(win),低于中位值者标为L(lost)。定义CPR=WWLL/(WLLW)。CPR的取值范围为(0,+∞),如果绩效的持续性越差,CPR值越接近0,反之若持续性越强,CPR值越接近正无穷。据Carhart(1997)的观点,短期的基金绩效的持续性应归咎于持有的好或差的股票,长期的持续性则是由于费率结构的设计不同。

基金的风格研究是对基金的投资和收益特点进行的研究。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和产品设计竞争的加剧,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许多类型和风格差异的基金。因此基金的风格研究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基金风格研究的方法可以分为因素分析法和特征分析法。最早的风格研究方法是所谓的HBS(HoldingsBasedStyleAnalysis)法。这种方法通过对基金披露的全部持股信息进行分析而进行。缺点是无法有效地剔除“披露日修饰”行为。1992年夏普(Sharpe)采用12因素模型(这12个因素是短期票据、中期政府债、长期政府债、公司债、抵押证券、大盘价值股票、大盘成长股票、中盘股票、小盘股票、非美国债券、日本股票和欧洲股票)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被称为RBS(ReturnBasedStyleAnalysis)。RBS方法将基金收益分解为风格收益和选择收益。模型中因素的选取遵循排他、无遗漏和易于获得等原则。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各种因素模型出现。而特征分析法有MSB(MorningstarStyleBox)方法等。晨星风格箱法(MSB)由著名的晨星公司于1992年提出并于2002年进行了改进。它首先根据资产组合中各股票市值规模的大小将其分为大盘、中盘和小盘,再在划分的每个市值区间根据定义的算法计算其价值和成长得分,最后将其定位到基金风格箱里的不同位置。

GolloandLockwood(1999)对1983-1991期间更换了经理人的共同基金的业绩、风险及投资风格的改变进行了研究。当用公司规模、价值/成长重新对基金进行分类时,发现有多于65%的基金在改变管理之后投资风格也发生了改变。

绩效评估的一致性是研究和比较基金绩效评价的诸方法结果差异性的。不过该方面的研究一直比较少,国内目前还只有王聪(2001)对多重比较法等概念进行了一些介绍。评估一致性的检验方法主要有Spearman秩相关检验、Kendall协同检验和多重比较法等。Spearman秩相关检验方法是通过对两种绩效评估方法所形成秩序列的相关性,判断两方法是否一致。如果该两种方法的秩(排序的差的平方)较小,则表明该两种方法对基金的评估具备一致性。Kendall协同检验是在相关系数检验法上发展的。其中Kendall协同系数定义为12S/m2n(n2-1)。W的取值范围在0和1之间。W的值越大,诸绩效评估方法具备越强的一致性。极端地,W取值1时说明所有的绩效评估方法结果完全相同。经过Kendall协同检验,具有一致性的基金可以通过多重比较法来进行总体业绩评估。

国内关于基金绩效评价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从已发表的文章和收集的资料来看,国内的研究还局限于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和实证研究,更多地是对某种单独的理论或角度进行研究,缺乏整体和系统的研究和缺少理论上的创新。

陈学荣(2000年)通过Sharpe、Treynor和Jensen值进行了国内基金初步的绩效的实证研究。王志诚(2000)对中国证券市场特有的针对基金的新股配售政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王聪(2001年)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国外的基金绩效评估方法。王霞(2003年)在介绍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基金绩效评估体系。刘红忠等(2001年)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及其持续性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李博和吴世农(2001年)研究了多因素模型在国内的应用。王庆仁等(2001年)应用T-M模型和H-M模型进行了择时能力的实证研究。沈维涛等(2001)则应用风险调整指数法、T-M模型和H-M模型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进行了实证研究。赵凯和巢洋(2002年)研究了基金绩效的基准组合方面的问题。丁文恒、冯英浚和康宇虹(2002年)将数据包络分析法引入了绩效评估领域。陈信元、张田余、陈冬华(2002年)进行了预期股票收益的横截面多因素分析法的实证研究。江赛春(2002年)研究了业绩指数法。薛继锐(2003年)研究了效用函数法。何荣天(2003年)较全面地介绍了基于风险和收益动态时变性的实证研究。程伟庆(2003年)研究了MorningStar基金评级体系的缺陷。张戡、陈亮(2003年)运用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基金综合评价模型,对基金进行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1.陈学荣。投资基金业绩综合评估的指数法及其应用。财贸经济,2000(5)

2.王聪。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估模型。经济研究,2001(9)

3.刘红忠等。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估与风险度量的实证分析。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第二期课题,2001

4.李博,吴世农。基金业绩评价的实证研究。资本市场导报,20008

5.王庆仁。基金投资策略、绩效与市场有效。财经科学,2004(1)

基金绩效范文篇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基金;养老保险基金;社会保险制度;社保基金投资;投资绩效;多元化投资;投资渠道;投资结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保资金监管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现阶段我国亟待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一般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占比不断上涨,人口结构开始突显出老年化的状态。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标准规定,倘若在总人口中某一地区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0%,或者在总人口中超过65岁的老年人口占比达到7%,就意味着这一地区开始向人口老龄化转变。结合以往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起,我国人口结构开始自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0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超过8000万,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足7%,而到2017年,老龄人口超过1.5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10%。截至2018年12月末,我国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口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8%,数量超过2亿,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1.9%,数量约为1.66亿。由此可见,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后发现,我国老龄人口的占比自5%增长到7%只用了18年;然而在瑞典,老龄人口的占比自5%增长到8%用了300多年的时间;在法国,老龄人口的占比自7%增长到14%用了100多年的时间,美国则用了60多年的时间。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是极其罕见的。据我国人口老龄化报告显示,到2033年,我国老年人口会达到4亿人,到2050年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30%。就人口老龄化而言,其不断增长意味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增加,老年赡养系数也不断增加。从资金筹集来看,我国以往的养老保险制度以现收现付制为主,也就是当年支付的养老金额对当年所需筹集的资金直接产生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倘若养老基金收支达到平衡,那么个人账户就不会有结余。然而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积累难以满足养老保险的支付需求,这就使得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开始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积累的方向转变。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增长,加之人口老龄化的上升,使医疗保障体系压力巨大,同时,老年医疗服务需求也日益增长。由于老年人口就医次数上升,加之治疗成本不断上涨,使得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连续增长,医疗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也显著增加。由于现阶段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老龄化问题和空巢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老年人对医疗费用及养老金的需求与日俱增,引发的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复杂。在党的报告中,提出,一定要与兜底线等原则有机结合不断构建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拓展其覆盖面,使城乡统筹得以推进可以看出,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地位举足轻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以社会保障基金为支撑。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发严峻,养老保险支出不断攀升。假设每位退休人员每月领取2000元养老金,则到2050年,我国需每月支付6万亿元的养老金供新增的3亿老年人使用。在不增加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前提下,若想获取更多的养老保险基金,唯有通过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来实现。所谓社会保险基金,就是社保经办机构结合国家的相关要求,利用缴费单位、参保用户、财政支出等渠道筹集的基金。社会保险基金是专项基金的一种,将养老、失业等五个方面包涵在内。对于社会保险基金来说,其质量和效率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密切相关,与被保险人的利益紧密相联(林义,2001)。就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而言,是将社会保险基金施以相应的投资组合,以安全和流动性为依托,促进基金运营的盈利最大化。然而,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过于注重安全性,投资工具和方向单一,统筹层次较低,未形成系统化管理(魏志华、林亚清,2014)。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一定要将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妥善处理,适度放宽投资渠道,理性看待安全与效益的关系(张丽云,2011);建立社会保险基金专业投资机构,创建基金投资监管框架(王延中,2001),构建统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监督体系。

一、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状况分析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不断发生变革。1986年4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并且提出要按步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1993年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社会保障制度列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迈向新时期。此后,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配套措施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制度逐步建立起来。自2000年起,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充实资金,个人账户逐步开始做实,但由于资金有限,社会保险“空账”规模依然巨大。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已达到47000亿元。2016年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①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各类基金每年总体处于盈余状态,1990年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为117.3亿元,2016年为66349.7亿元。随着社会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参保人数和参保率不断提升,尤其是现行制度下人口结构变化总体还处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收大于支的阶段,每年的基金累计结余不断增长。从不同类型的基金结余可以看出,养老保险基金给付具有长期性,是各类基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比最大。2016年结余资金43965.2亿元,约占社会保险基金结余的66.26%。除此之外,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占比也较大,约占22.55%,其余分别为失业保险占8.04%,工伤保险占2.16%,生育保险为1.02%。而2000年养老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基金的占比分别为71.34%和8.27%。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注重医疗保险制度及其他各类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使社会保险基金结余的结构逐步调整,有效发挥了各险种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功能。从省际角度来看,各地区各类基金结余差异较大。2016年社会保险基金结余总额最高的广东省为11194.59亿元,排名靠前的为江苏、浙江、北京、山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基金结余都超过4000亿元。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结余额较小,除此之外是东北三省。就养老保险基金而言,区域间的差异较为显著。2016年黑龙江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入不敷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为327亿元,累计结余为-196.09亿元,成为全国首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为负值的省份。除黑龙江外,辽宁、河北、吉林、湖北、内蒙古、青海这6个省份2016年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当年结余均为负值。除此之外,天津、广西当年结余都低于5亿元,也将逐步踏入缺口省份。东北三省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社保支付压力越来越大,这与区域劳动人口流动结构有一定的相关性,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人口流入较大,相比较基金结余也较大。

二、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绩效及问题:以重庆为例

(一)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资产比重随着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制的演变逐渐变化。在投资初期,比重最大的是银行存款与国债渠道,主要是为了保证安全第一。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市场风险日益剧增,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初期较好的投资效果每况愈下,再加上投资运营不善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经营效益逐年亏损。而在近几年的不断发展中,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机制不断完善,投资范围不断扩大,再加上各种投资政策的促进作用,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资产比重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重庆市按照党的十八大“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全面建设“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继续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统筹层次,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经办服务,以建立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制度为突破口,形成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②。2017年,重庆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1621.96亿元,基金支出合计1508.78亿元。重庆市通过组建社会保险基金运营中心,调整基金运营管理结构和封闭运行,在安全性、流动性得以保证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结合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相关要求,投资银行存款与国债的占比要在50%以下,企业债与金融债的占比不能超过10%,并且证券投资基金与股票投资的占比不能超过40%,具体如下:1.银行活期存款。银行活期存款利息较低,过高的投资比例不利于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其金额与比例至少满足当月支付。重庆市社会保险基金活期存款可保持占全年需求的9%左右。2.货币市场基金份额。货币市场基金是一种投资于短期有价证券的投资基金。2017年大部分货币市场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保持在3.8%~5%之间。货币市场基金类似于银行活期存款,其总额保证养老保险3个月的短期支付。重庆市社会保险基金持有比例可保持在18%左右。3.国债。由于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投资比例不低于50%,故重庆市社会保险基金的购买比例保持在33%左右即可。2017年1年期续发国债中标收益率为3.6975%,通过逐月有计划购买一年期国债和错配,能够满足下一年度的当月支出,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4.股权(PE投资)。参与重庆市内国企转制重组、增资扩股以及IPO。从兼顾效益的角度出发,可尝试参与国内优质民营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IPO或者转让股权,获得较高的回报。为分散风险,通过投资多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重庆市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比例可达到10%左右。5.高现金流量的市政建设项目。一方面,在建设轻轨、地铁等重大项目时,社会保险基金可以BT模式或者PPP模式参与。另一方面,参与公租房建设,按现行9~11元/平方米的标准,整个投资的年收益率约为5%,剔除管理成本,也远高于现行社会保险基金以及三年期国债(3.9%)、五年期存款(2.75%)的收益水平。在资金封闭运行的前提下,参与高现金流的市政建设,可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重庆市社会保险基金在该方向的投资比例可达20%左右。6.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鉴于我国证券市场的非稳定性,以及重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的非匹配性,前期可以不参与股票投资,以投资多家证券投资基金为主(比如沪深300指数基金和50ETF基金等)。重庆市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比例不宜超过5%。7.资产证券化产品。现阶段,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共有10家将超过800亿元的资产支持计划业务发行,基本的投资时间在五年半左右,投资收益率最低是5.8%,最高为8.3%。保监会2015年8月印发了《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支持相关业务。重庆市社会保险基金可匹配5%左右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总体收益。

(二)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绩效

2018年上半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基金总收入为2.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总支出为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8%。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稳步推进。截至2018年6月,我国已有14个省份与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达成合作,签署了数额高达5850亿元的委托投资合同。除了按合同约定要分年分批到位的部分资金,其余的3716.5亿元资金已经顺利到账并且逐渐用于投资③。截至2018年底,广西、北京、山西、河南、云南、湖北、上海、安徽、浙江、江苏等17个省份委托投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580亿元,已经到账的资金达到6050亿元④。由此可见,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保费率逐步降低的潜在压力下,我国有望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长期化和多元化投资。就重庆市市情而言,截至2016年底,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为1327.73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为1218.86亿元,与2010年相比,分别上涨了933.19亿元和880.86亿元。2016年重庆市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935.87亿元,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余291.08亿元,失业保险累计结余112.20亿元,工伤保险累计结余2.75亿元,生育保险累计结余年之后逐渐纳入试点范围。在实现城乡全覆盖的同时,重庆市还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养老保险专项基金的市级统一管理,制定了全市统一的政策规定、操作流程和业务标准,并使用全市统一的管理软件。各区县征收的基金全部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划入市级财政专户,市财政统一调配发放养老金。这样的制度设计使社会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得到了提升,保障了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同时也使得跨区县转移流动的参保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能够更加顺畅地转移接续。然而,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信息披露不足。由于社会保险基金关乎我国民生,因此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及时向公众披露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使社会保险基金置于监管机构和基金持有人的双重监督之下,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目前,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来行使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职能,并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但较多浮于表面,未落到实处。

2.投资渠道过窄。目前,我国对于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法律限制过于严格,导致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狭窄、投资组合难以构建、投资收益率较低。在银行存款利率与CPI倒挂的情况下,社会保险基金结余与其贬值风险成正向关系。高通胀率、人口老龄化使社会保险的支付压力剧增,故应放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及比例。

3.统筹层次过低。统筹层次过低是制约我国社会保险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实行不同险种和省、市、县三级统筹模式。然而,在统筹层次提升方面的问题还很多。如: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以及缴费水平等不同,在发达地区,居民对统筹后居民社保待遇的下降存在担忧。如果未能对社保基金进行有效的管理,那么就会对社保基金的规模效率产生影响。统筹层次过高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统筹层次过低则会增加企业的潜在风险。

4.监督管理不力。通常,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处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根据国家所赋予的职能管理、发放相关保险待遇,以确保相应政策以及标准能够彻底落实。隶属于各地劳动社会保障局的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处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职责不明确和管理软化的现象。我国目前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主要采取的是行政监督方式,社会监督与内部监督都是名存实亡。虽然各地的社保局均有设立内部基金管理机构,但是监督人员与经办人员没有形成制衡约束,监督约束作用微乎其微。此外,各级社保机构不能支配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的资产,同级的财政部门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监督管理体制,无法达到监督管理的效果。更甚者,社保基金的运用情况不透明,缴存者无法得知具体细节,其监督管理权难以体现。

三、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国际经验借鉴

目前,世界各国均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各国政府仍在努力探索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起步较晚,而国外社会保险基金在投资运营方面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需要广泛借鉴国际经验,进而联系我国的具体情况,形成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机制。

(一)国外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模式介绍

1.美国模式。为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美国由社会保险基金信托理事会负责管理社会保险基金,且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用于购买政府发行的定向国债。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可根据每天估测的税收和利息收入自动购买同等数量的短期国债,并在短期国债到期后将兑取的现金全部用于购买中长期国债(岳公正、陆云燕,2017)。为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美国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就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及投资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2.日本模式。在日本,大藏省统一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并将一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公共项目建设。日本国会决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结构和投资比例。通常采取风险和收益较为平衡的投资比例,其中投资于发达国家政府债券及高评级公司债券的比例为60%,投资于高收益公司债以及权益类资产方面的占比为40%。3.智利模式。智利的社会保险的征缴及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由社会保险基金公司负责,且赋予参保人员自由选择基金公司的权利。基金公司结合股票、债券的占比,提供五种不同的投资组合,分别是A到E,这些投资组合的不同之处就是股票投资的占比。在这之中,股票投资占比最大的就是组合A,其风险也是最大的;股票投资占比最小的是组合E,同样其风险也最小。参保时可结合自身收益需求,选择相应的投资组合,针对无自主选择的参保人,养老金管理部门结合其年龄,对基金风险系数给予考虑,同时明确基金类型。4.新加坡模式。新加坡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集中管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国债和银行存款由新加坡货币管理局进行管理。而新加坡政府投资管理公司则负责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内的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及海外市场,从而获取较高的收益。新加坡政府还通过以实际持有的资产储备作担保的方式维护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安全。5.瑞典模式。瑞典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禁止投资直接贷款;投资非上市证券的比例应低于组合资产净值的5%;投资固定收益资产的比例应超过组合资产净值的30%;暴露于外汇风险中的投资比例应低于组合资产净值的40%;单只证券的投资比例应低于组合资产净值的10%;所有组合持有的单只证券比例应低于该证券国内流通市值的2%。

(二)国外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借鉴与启示

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审慎管理养老基金,主要运用安全性高、风险小、信誉高的金融工具进行投资。然而,在2000~2004年间,美国私有退休基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损失了3000亿美元。对此,美国州政府鼓励养老投资机构参股上市公司,并参与治理、监督和管理。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养老投资机构对上市公司的运营关注度,还能避免舞弊情况的发生。此外,美国要求社会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中不能盲目追逐高收益而进行短线投资,且对投资比例也有明确限定。我国可吸收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智利为提升广大劳动者的待遇,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增强养老体系的构建,同时建立了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养老金个人积累账户,极大提升了其养老金体系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智利的养老基金投资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尝试,其投资的种类和范围限制逐渐放开,投资决策权也逐渐增多,投资手段愈发成熟,在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的过程中,还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化运作经验。同时,智利将机构管理私营化与机构运作市场化相结合,促进了其投资收益率的提升。对此,我国可以效仿智利的做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升我国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瑞典政府认为福利与改革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这种理念对我国实施市场化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瑞典的“名义账户”制的自动调节功能可以应对工资水平变化,防止收不抵支,使社会保险基金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变现资产,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及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新加坡运用集中、强制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在保障、激励和储蓄积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央公积金制度要求会员缴纳的储蓄资金应达到一定比例,从而确保基金的正常运作。这极大促进了资本的积累,推动了经济良性循环发展。诚然,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有诸多优点,但我国不能完全照搬新加坡的做法,应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吸收借鉴。对此,我国可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以建立职工个人账户的方式扩充基本养老保险,应对财政压力,缓解老龄化危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综观上述几个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社会保险基金规模越小的国家,投资品种越分散,国外投资占比越高;二是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较少的国家通常只投资国债和银行存款来保证其流动性需求,而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国家对股票投资持谨慎态度;三是社会保险基金在证券市场的投资通常会选择或设立专业化、市场化程度高的机构来运作;四是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受多个因素影响,而不仅仅是投资品种越多,投资收益率就越高;五是养老保险基金和市场化基金的运作均采用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缺乏专业化投资机构,参保人承受能力有限、高风险与高流动性支付压力并存等因素,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可采取委托代管方式,由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进行管理。

四、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机制:路径优化与结构调整

(一)完善投资运营机制,拓宽资金运用渠道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固定收益资产有两种:一是银行存款,二是国债。目前,还较难实现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目标。因此,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应不断拓展实业投资渠道,加大对不动产建设和私募股权的投资力度,构建股权投资基金,将社会保险基金投向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而扩大国内需求,有效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同时,与国企开展战略合作,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社会效益。此外,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可甄选出投资经验丰富且业绩突出的投资公司管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海外市场,将投资品种由传统的银行存款和国债转变为外国政府债券、国际金融组织债券、银行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及远期、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

(二)优化投资结构,建立多层次风险预警机制严格比例限制是优化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结构的有效途径。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既要规定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的投资比例不低于40%,以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又要严格控制投资于高风险资产项目的最高限额(如:股票投资比例不高于40%),将社会保险基金合理有效地分配到各个资产项目,进行多元化投资,从而达到分散风险、增加收益的目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因此,我国可参照国际惯例,采取由少到多、逐步推进的战略,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债券的范围扩展到地方政府债券,将社会保险基金直接投资央企、核心竞争力强的龙头行业及优质民营企业,大力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根据中外社保基金运营的经验和教训,整合现有资源,建议我国社会保险基金风险管理机制采用巴塞尔协议II所推荐使用的在险价值(VaR)模型。主要思路是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研究,计算出投资产品价格波动的概率分布函数和不同投资产品之间的价格波动之间的相关性。

(三)提高统筹层次,拓展社保基金收入新来源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应由县市统筹向省级统筹过渡,并最终实现全国联网运营,以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的跨区域调节功能,解决参保职工跨地区流动的困难。在统筹管理过程中,需建立中央与地方的风险分担、责任分担及权利制约机制,充分发挥市、县两级政府的积极作用,实现削减中央财政支出,降低基金管理风险的目标(郑秉文等,2014)。此外,建议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划拨,拓展社保基金收入来源。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利于降低社保费率,弥补养老金缺口,促进代际公平,减轻企业负担,并促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深化国企改革。我国政府于2017年11月出台了社会保险基金实施的相关方案,能够有效弥补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险资金缺口。此外,省级政府可以通过划拨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股权,使社会保险基金得以扩充。我国应根据社会保险的特点和要求,实行现收现付、完全积累和部分积累相结合的筹资模式。部分积累制主要用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主要用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而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则采用完全积累制。总之,我国须不断扩大社会保险基金的覆盖面,通过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来增加社会保险基金总额。

(四)健全法律法规,保障社保基金安全性现阶段,我国与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未形成。因此,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单独的机构设置得以建立,使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得以强化。在立法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升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立法层次。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障系统的核心,在立法层面也属重点领域。充分认识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方面进行专项立法的重要性,有利于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将社会保险基金相关立法定位于较高层次,不应仅限于规章、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从而加大基金的法律支持力度。基于此,社会保险基金可以更好地进行投资运营,以实现其保值增值的目标。二是适时调整社会保险基金发展的有关立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保险基金所具备的功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而本身具有一定滞后性的法律也需要及时改进,以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顺利发展。通常,一国的金融市场越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对其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限制越少,该国也更易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三是细化有关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法律法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在有相关法律支撑的大环境下,由行政法规、规章等对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中的各个环节、托管方的资质与职责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主体、投资金额及渠道进行规范,将有利于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

(五)强化监督管理,接受社会公开监督发挥社会力量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进行监督,全面施行政务公开,切实提升经办能力,有效披露社会保险基金的使用情况。同时,社会公众也要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有效的监督(岳公正,2016)。各地区通过信息查询系统、官方网站举报、电话投诉等渠道开展监督工作,确保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作合法合规。此外,政府还要对社会保险基金受托单位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对于违规行为必须严格惩处,使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得以保证。同时,对于实名举报违规使用社会保险基金的社会公众,一经查明事情属实,社保部门应给予相应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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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郑秉文,赵宏,单秀红.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改革[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

基金绩效范文篇8

1.绩效评价数据的选择。投资基金数据处于长期变化的过程中,所以,在选择基金绩效评价的数据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大范围的时间跨度来作为分析、研究的样本,再实施具体的评价与分析。无论投资基金是否取得收益,还是存在风险,不管是在风险条件下进行的收益调整,还是持续基金绩效,都和投资基金综合绩效息息相关,此外,基金经纪人的控股、投资时间等选择也是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基金绩效评价过程中,需要选择一定的市场投资组合,通常情况下是以某一标准来衡量基金绩效,并以此作为衡量基准然后再进行数据的分析。基金绩效数据变化不存在相似性,因而缺乏综合性较强的一个衡量基准来衡量基金绩效标准。按照绩效评价的综合数据,在评价的具体工作中对现有的部分数据进行选取,然后利用评价公式运算得出基金绩效的基准收益。

2.分析基金收益及风险指标。第一,基金收益和基金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基金的累计单位净值和设立的顺序有着直接关系,基金风险指标主要受到标准差和半标准差的影响,另外,β系数和风险价值对基金绩效评价造成的影响亦不容忽视。通过基金风险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计算基金净值的增长率和单位净值、累计净值等相关数据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客观反映基金收益的情况,但是,这种分析方式在反映基金的绩效变化方面依旧存在不足。第二,基金绩效评价风险指标产生变化下的基金收益分析。风险调整期的收益分析属于基金绩效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相关数据调查,国内的一些基金收益率比大盘的收益还要高,这就意味着基金风险收益的水平较高。

3.基金经纪人和基金收益的分析。基金经纪人的选股能力及对基金收益的分析对基金绩效评价有极大的影响,基金收益的相关指标是根据不同的基金经纪人选股能力来进行数据选择的,一般来说,选股水平比市场基准组合水平要高,而选股能力越高的经纪人越能获取较高的基金收益,有利于基金收益的绩效评价。

4.基金的持续绩效分析。对基金的持续性收益绩效分析是以基金收益盈利来作为分析指标,对基金的持续性绩效水平进行分析。从我国2005至2011年这一时间段期间,证券投资的样本基金都表现出了持续性的盈利,其表现和证券市场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同时,样本基金和股票市场变化也存在相应的关系。所以,证券基金的绩效评价分析不仅和证券市场变化有关,而且还受到股票市场的影响。不同市场影响下,证券的样本基金就会体现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市场上涨,证券基金就会表现出持续性的收益增长;而市场出现下跌,那么持续性的收益将会降低。

二、影响基金绩效评价的因素

1.基金的规模变化。证券投资的基金本质就是集合众多分散资金,使这些分散资金能够有效融合起来成为大额资金,属于投资理财的一种融资工具。其规模较大,具有诸多优势,例如:降低成本、分散风险、专业理财特点。若基金的规模变大时,极有可能因为交易量变大而获取较高的经济费用,且资金充裕使得投资公司资金配置的空间变大,同时,其他固定费用也会因为基金的规模变大而降低了平均成本。所以,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越大其收益风险就越小,取得的利益回报就会越高、收益率越好,可见,基金规模对基金绩效会产生正面影响,基金规模越大绩效越好。

2.基金资产配置集中度。基金资产配置的集中度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于某时间点,对某支股票或在某个行业中持有的比例,这也体现了投资基金经纪个人的投资风格与风险控制的能力,更是体现基金经纪人对证券投资市场的有效把控。如果基金资产大多数集中在某支股票或某行业中,那么,这个行业或股票之间的波动也会对基金收益产生巨大的影响,简单说来就是风险与利益成正比,两者属于同时增大的关系;相反,如果基金资产分散在多个股票与其他行业中,就分散了基金风险,同时也降低了基金收益。可见,基金资产的配置集中度通过对证券投资基金收益风险的影响来影响基金绩效。

3.基金经纪人的能力。基金经纪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投资资金,这项工作对基金业绩的影响作用极大。一般来说,基金经纪人对基金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基金经纪人的特性会对基金投资风格造成影响;其二,基金经纪人的基金管理能力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基金经纪人个人特性包括了经纪人的性格、实际管理经验和能力以及学历等,简单说来,经纪人的个人能力越强、经验越足,其管理能力越高。

4.基金的流动性。基金规模的大小能够对绩效造成多方面影响。不同的基金管理会根据不同规模的基金实施不同的策略,而规模不同的基金在流动性与管理成本上不相同。比如:中小型的基金操作较为灵活、策略较多,能够迅速对股票的仓位、行业结构等进行调整,有利于降低基金损失,但是,正由于基金规模小,反而提高了基金管理的成本,从而影响总体收益。反之,对于一些国模较大的基金管理,其流动性良好,自然降低了基金管理成本。但是,正因为基金的规模大,所以遇到基金市场骤变时无法及时进行调整,此时就与基金经纪人的择时能力相关。

5.基金经纪人的变动。专业能力过硬的基金经纪人对基金业绩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基金经纪人如果转投到其他基金单位或者有升职、人事调动等情况发生,那么,就会形成变动。然而由于基金经纪人直接管理基金,所以经纪人的人事变动会对基金投资造成影响。

三、结语

基金绩效范文篇9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

一、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现状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近几年,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绩效审计进行了有益尝试,形成了目前暂时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现状,主要包括:一是政策制度方面。具体包括基金管理、机构建立、实物管理、经费管理、会计核算等,这些政策与制度的执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益;二是制度运行效益方面。具体包括与制度相关的资金运行效益和受益人群的受益效益两个方面。前者可分为资金有无沉淀和收支能否相适应两个方面,后者可分为资金支付的金额效益和资金支付的及时性效益两个方面;三是违法违纪方面。据审计署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4年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涉及违规违纪资金352亿元,一些单位将社保基金用于基层经办机构等单位工作经费5.95亿元;用于购买汽车等295.74万元;用于平衡市级、县级财政预算1.14亿元;乱报销费用或发放待遇共18.52亿元等问题;四是道德标准方面。有些行为不能看作是违纪违法行为,但是从道德上来看是不可行的,道德标准特别适合于对效益审计中的经济事项的评价,它可以用来从道德层面帮助人们看待不按客观规律、忽视人类生存问题的后果。对于某些事项不能用法律法规限制时,用道德标准加以限制无疑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重要性认识不够

政府部门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不够重视,这里的政府部门主要指的是审计机关,审计机关的不重视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难以建立和健全。作为一项公共的专项资金,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向政府相关部门上缴的社保费用,政府相关部门利用这些社保费用筹集资金,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如果不足够注重这些社保基金的使用和管理,而审计部门又对此基金的绩效审计也不重视,这将必然导致社保基金的管理混乱,其管理绩效也就无从谈起。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的角色把通过劳动获取的资金投资于社会保障,以保障其日后生活所需,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者则不够重视,没有使社会基金进行安全、完整地运行,没有使社保基金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得到有效提高。我国审计部门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基金缴上来之后被乱占用、乱截留的现象,信息披露制度严重缺失。

(二)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

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经济性和效果性要求其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该评价标准也是作为评价审计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为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意见提供既定的标准。但是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的审计评价中,还没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而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绩效的审计中建立了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如美国审计总署早在1981年就制定了严谨和详实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澳大利亚在绩效审计评价方面也对审计相关人员制定了细致的评价标准。我国财政部在1995年出台的绩效指标体系仅对企业绩效审计评价有用。而从1999年开始出台的《业绩效评价标准》、《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等文件只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效果性进行评估,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毫无作用。

(三)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

目前,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评价的经验严重不足,因此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评价缺乏严重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于现实,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目前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开展的真实合法性审计主要采用的是财务审计,而绩效审计被引进我国的时间比较短,绩效审计评价没有足够的实践工作检验。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及其政府部门项目繁多的情况下,仍用财务审计的方法对其审计,势必造成对社保基金管理的不准确和不真实。而且,我国政府部门的绩效审计仅针对大型政府投资项目和财政专项资金审计,在社保基金管理绩效中的审计经验不足,将影响我国社保基金管理合理有效应用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

(四)绩效审计手段落后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工作非常复杂,主要表现在社保设计的人数众多、基金金额庞大、管理周期较长等,这就要求对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评价所采用的技术高,所应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健全和完善。绩效审计没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很难应对当前我国社保基金信息量的逐渐增加。虽然我国社保基金信息量的增加,需要更快、更精准的技术手段给予支持。但是我国目前计算机相关软件的会计信息处理能力还比较低,很难有效审计我国的社保基金管理信息。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仍然采用的是手工查账的方法进行绩效审计。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发出适用性的绩效审计软件,对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另外,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审计的相关计算机软件也存在很大问题,譬如软件中个个流程相互独立,设计缺陷导致附表与主表之间相互脱节,信息严重失真。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

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审计人员要有正确的认识,把社保基金审计看作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定、关乎社会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针对目前社保基金范围小、负担失衡、覆盖面小等问题,必须转变观念,树立主人翁意识和高度责任感,建立有效科学的统一管理体制,规范社保基金的管理模式,从宏观层面统一支付方法和征收比例,通过综合分析,认真调研,有问题及时反馈于领导。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切合实际地、有理有据地做出汇报,逐步推进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建立。同时尽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法》,使之与《审计法》和《会计法》有效结合,把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工作推向法制化。

(二)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

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公示制度。该制度可以有效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监督社保相关管理部门收缴和发放社保基金的各项工作,并且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其收缴和发放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二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最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向社会公众详细解析最新的政策法规条文,使广大社会公众第一时间了解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收缴金额、收缴比例的变动,可以利用新闻媒体及时公布新的政策法规;三是建立参与审理案件及检举揭发制度。吸引广大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参与,让他们关心和了解社保基本状况,强烈要求社保相关管理部门定期向企事业单位及公众公布社保基金的各项收支状况及其管理情况,使整个社会营造舆论监督的良好气氛。

(三)提高审计人员素质

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培训机制。把培训当做对审计人员的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引导审计人员参与高效培训,甚至出国培训;二是鼓励审计人员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制定还很不完善,其政策制度的变动较为频繁,因此审计人员应当时刻关注社会保障相关的最新法律法规,及时将最新法律法规应用于社保审计的实际工作中,必要时可以组建培训班;三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工作激励机制。对工作能力突出,工作态度认真的审计人员给予奖励,这种奖励可以使口头表达,也可以是实物或现金奖励。只有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绩效的审计人员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保障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

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应当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对其进行现代化管理,加强信息化、网络化,实现专业化。建设一个健全完善的绩效审计信息处理系统,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充分开发和利用社会保障基金的电算化审计,利用先进的科技管理手段,组建一套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注重信息的分工协作,建立完善的数据库系统。同时要完善我国社保基金审计的技术流程:一是控制社保基金账户的收入与支出关;二是重视社保基金征集环节的严格审计;三是重视对基金拨付环节的审计;四是重视对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审计。严格清点涉及的定期存单和相应国债,仔细检查存单的登记建账情况。

作者:张显忠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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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绩效范文篇10

关键词:管理模式;基金风险;基金业绩;开放式基金

一、引言

基金管理可分为“团队管理”和“个人管理”两种模式,前者指多个基金经理管理一只基金,后者指单一经理管理一只基金。随着基金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基金采用团队管理的模式,这一趋势在国内外都是如此。美国股票型基金的团队管理比例在1994年时只有5%,2003年已增加至46%[1]。我国团队管理基金的现象逐渐增多,团队管理的开放式基金数量由2002年一季度的1只增加到2008年一季度的65只。尽管团队管理的基金数量占开放式基金总数的比例维持在20%左右,但其管理的资产规模比例已从43%增加到65%。团队管理的基金是开放式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影响基金管理模式选择的因素有哪些?团队管理相较于个人管理,对基金的风险特征和投资业绩的影响有何不同?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在完全竞争的证券市场中,决策主体具有相同信息,则团队管理和个人管理的基金投资决策应该没有差别。但行为因素会影响到实际决策过程并通过成员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团队管理与个人管理有不同的决策和绩效表现。“群体漂移理论”(groupshifttheory)认为,集体决策有可能会强化团队中强势成员的看法,增加过度自信的情绪,从而加大决策结果的极端性[2]。“意见折衷理论”(diversificationofopiniontheory)认为,团队成员为达成一致结论会权衡自身观点,决策结果会反映大部分成员的意见,是成员意见的折衷[3]。从团队决策的绩效来看,一方面,团队成员可以相互纠正决策中的错误使决策更加理性,团队管理的基金应有更好的投资业绩;另一方面,团队决策也可能出现低效率,或源于团队工作中的道德风险(即部分团队成员消极怠工),或源于信息交流上的低效率,抑或是较高的协调成本导致团队管理绩效欠佳。

本文首次采用国内大样本数据,从基金风险特征和投资业绩方面对业界真实的团队决策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基金管理模式的选择主要受基金公司偏好的影响。在控制基金特征后,团队管理可显著降低基金的总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说明团队决策结果较为“温和”,支持“意见折衷假说”,同时,团队管理也显著提高了基金投资业绩,说明团队管理可以发挥多人决策优势,做出较好的投资决策。

二、文献回顾

关于基金管理模式的影响因素,Sharp认为,任命多个基金经理管理的动因是专业化和多元化,专业化是为了发挥不同基金经理对不同投资领域了解程度的优势,多元化是为了防止单个基金经理决策产生偏差[4]。Barry和Starks从委托关系的角度证明了风险共担也会影响基金管理模式的选择,采用团队管理模式能产生更好的激励[5]。Bar等的实证结果显示,选择团队管理模式的概率与基金公司层面的政策和资产规模正相关,与基金年龄负相关,管理模式受基金公司层面因素的影响较大[1]。

关于不同管理模式的风险程度,学术界仍未达成共识。Moscovici和Zavalloni等学者认为团队决策代表了一种折衷,为了达成最终意见,团队成员必须权衡个人观点,团队决策会更温和,在时间上表现得更平稳[6-3-7]。Adams和Ferrerira的研究显示,团队决策由于多样化的作用会更保守,从而风险程度更低[8]。但也有理论认为团队决策的风险程度会更高,团队成员在得到其它成员支持后更敢于冒险[9]。实证研究方面,Golec使用36个月的数据发现,团队规模对风险调整业绩的影响不确定[10]。Bar等的实证结果显示,团队管理可显著降低基金的总风险、系统性风险以及非系统性风险,并在后续的研究中,Bar等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果,说明团队管理决策符合“意见折衷理论”[11]。

关于团队决策和个人决策的绩效,理论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部分研究发现,团队决策更加理性,团队管理业绩会更好[6-12-13],团队决策至少有两个优势:一是团队成员会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能相互纠正错误;二是当团队成员拥有互补技能时,团队能从更多知识和能力中获益[14]。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团队决策常存在低效率和偏差现象。小组成员会比单独工作时的积极性降低[15-16],这种低效率的现象即团队的道德困境[17],而偏差现象是指集体决策为追求达成完全一致的结论,而使决策偏离最优结果[18]。Prather和Middleton使用162只开放式基金13年的数据发现,不同管理模式基金的业绩没有显著差异,择时能力没有明显区别[19]。Chen等在基金规模和基金业绩的研究中发现,团队管理会显著降低基金投资收益,主要是由于团队管理在处理非定量信息(softinformation)方面效率较低[20]。Bar等在关于基金管理模式的研究中发现,团队管理基金的投资业绩稍有逊色,但业绩持续性较高[1-11]。目前,国内尚未出现系统研究基金管理模式的文章,李豫湘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基金经理人数对业绩没有显著影响,但该研究仅使用了2003—2004年的小样本数据[21]。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说明

本研究的基金样本均为半年度数据,全部来自WIND数据库,时间区间为2004年下半年到2007年底,截至2004年上半年,市场上开放式基金数量较少,且基金特征数据不全。类型包括股票型、混合型和债券型。第一,剔除由封闭式转为开放式的基金;第二,鉴于债券型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以及分析方法都与股票资产占多数的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差异较大,故也从样本中剔除,只保留股票型和混合型的开放式基金,如此选定了163只基金;第三,若基金管理模式在半年报告期内发生更替或基金特征变量不全,则将此半年度数据从样本中剔除。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为涵盖163只基金的437个半年度数据。计算定价因子的股票价格数据及公司财务数据取自色诺芬数据库(Sinofin),样本时间为2004—2007年。

本文对基金绩效的考察从两个维度进行:基金的风险特性和基金的投资业绩。基金的风险特性依据CAPM理论分为基金的总风险、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基金的投资业绩采用基金Jensen-α衡量。在计算风险和Jensen-α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基金的收益率指标,基金第t期收益率Rt为第t期复权单位净值UNAt的变化率:

Rt=UNAt/UNAt-1-1(1)

本文将下列关于基金特征的控制变量用于横截面回归。

①基金规模变量:基金规模会侵蚀基金业绩[20],规模指标Sizet由基金的总净值TNAt(基金第t期的资产净值,即基金不复权的单位净值乘以基金总份额,以亿元为单位)计算得出:

Sizet=log(1+TNAt)(2)

②基金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单只基金所在基金公司的基金总净值(除去该基金本身)之和再加1取对数,用logfam表示,衡量基金公司管理资产规模的大小,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通常有较低的借贷成本、交易成本和更丰富的信息等,会影响单只基金的表现。

③基金换手率指标:反映的是基金交易的活跃程度,这与基金的风险特性和投资业绩也密切相关。该指标由期间内(以半年为单位)基金买入总额(buyt)和卖出总额(sellt)的最小值除以期间内的平均资产净值averageTNAt得到,即

Turnovert=min(buyt,sellt)averageTNAt(3)

④基金年龄:用Age表示,以年度为单位,从基金成立日开始计算到2007年底为止,结果向前取到0.5年。

样本基金的类型和投资风格分布如表1所示。表2则报告了相关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famTNA表示基金公司相应基金之外的所有基金资产净值之和,其余变量定义如前文所述,其中子表A、子表B分别对应混合型与股票型基金。

四、影响基金管理模式选择的因素分析

基金公司出于多种目的选择基金管理模式:如基金规模较大需要多人进行管理,基金调整仓位频繁需要多人进行决策,基金投资多元,需要发挥不同经理的专长等。本部分利用基金相关特征数据分析管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使用如下Logit模型进行回归:

P(Team=1)i,t=F(k0+k1LastSizei,t+k2Agei,t+k3LastPcomi,t+k4LastTori,t+k5LastFami,t+k6MIXi+∑Tj=200402kjYj)(4)

若基金i在第t期采用团队管理模式,则P(Team=1)i,t=1,否则P(Team=1)i,t=0。Agei,t表示基金i的年龄,LastSizei,t表示基金i上期资产净值,LastTori,t表示基金i上期换手率,LastFami,t表示基金公司除去基金i之外的基金净值总和,MIXi为混合型基金的虚拟变量,如果基金类型为混合型,则该变量取1。Yj是表示不同时期的虚拟变量,分别从2004—2006年定义了3个虚拟变量。所有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都不显著,未在表中列示,结果如表3所示。

由Logit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基金公司选择团队管理模式的概率与该公司上期团队管理基金的比例以及公司资产规模显著相关。LasPcom回归系数为正,显示若基金所属公司上期团队管理基金数量的比例越大,则该基金采用团队管理的概率越大,表明公司对基金管理模式的选择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好或惯性。LastFam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公司旗下基金前期总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团队管理模式;但LastSize回归系数不显著,即基金本身的净值规模与基金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此外,基金类型与管理模式的选择之间无显著关系,即混合型与股票型基金的管理模式似乎并无差异,这不支持基金使用团队管理模式以满足管理专业化要求的说法。综上所述,公司层面的因素是影响管理模式选择的主要原因。

五、管理模式与基金风险分析

如前文所述,团队管理的决策结果或是对团队成员意见的折衷,或是团队成员极端意见的强化。这一假说可由基金风险的实证分析得以检验:如果团队管理模式对基金风险有降低作用,说明团队在配置资产时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策略,可以看成是团队成员意见折衷的结果;如果团队管理基金的风险较大,则表明团队管理的资产配置较为极端。

依据CAPM理论,风险可分为三个层次:总风险、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分别定义为基金收益率的标准差、市场模型中市场溢价的估计系数以及市场模型估计残差的标准差。市场模型的回归方程为(回归中使用的样本数据为周数据):

Rp-Rf=αp+βp(RM-Rf)+εp(5)

风险指标表示为:

总风险=Var(Rp-Rf)(6)

系统性风险=βp(7)

非系统性风险=Var(εp)(8)

模型中无风险利率Rf=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52,市场收益率RM为相应时期沪深所有A股股票以市值为权重的加权平均收益率。为统一期起见,将各风险指标再进行半年化处理,分别乘以26,用于下文的横截面回归中。

按照管理模式分类的基金风险程度差异如表4所示。鉴于混合型和股票型的基金资产组合有差异,表4将这两种类型的基金分开进行描述,每组风险指标的前两行数据是该风险指标的均值,差异一行表示个人管理基金与团队管理基金的风险差值。

总体看来,个人管理基金的风险水平要大于团队管理的水平,但差异的显著性在不同类型基金中有区别。本文通过控制基金的其它特征,采用如下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管理模式和基金风险的关系:

Riski,t=k0+k1Teami,t+k2Agei,t+k3LastSizei,t+k4LastTori,t+k5LastFami,t+k6MIXi+∑Tj=200402kjYj+εi,t(9)

模型(9)的因变量分别对应总风险、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Teami,t为团队管理模式的虚拟变量,如果该基金为团队管理取1,否则取0;其余变量含义与模型(4)相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0%、5%、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小括号报告回归系数的p值。表格的最后一行为回归模型调整后拟合优度。

在控制基金类型及基金特征后,团队管理的虚拟变量对基金总风险、系统性风险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团队管理模式可以有效降低基金投资组合的波动性和β值。波动性的降低可推断团队决策结果较为温和,较低的β值表明团队经理选择了相对于市场组合较为“保守”的资产,支持团队管理决策的“意见折衷理论”。非系统性风险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很低,说明管理模式与非系统性风险之间的线性关系很弱,这源于混合型基金的非系统性风险分布很集中,均值及方差都非常小,显示混合型基金分散非系统性风险能力较强。

六、管理模式与基金投资业绩分析

基金投资业绩通常是基金经理激励机制中一项重要指标,基金经理的决策都是在给定风险水平下最大化基金业绩。本文采用基于多因子模型计算的Jensen-α衡量基金投资业绩:

(1)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

Ri,t=αi,t+b1MKTt+b2SMBt+b3HMLt+εi,t(10)

其中,Ri,t代表基金i第t期收益率,由复权单位净值计算出。αi,t对应基金的Jensen-α。MKTt为t期市场投资组合的收益率。HMLt为账面/市值比因子,SMBt为规模因子。回归中使用的因子及收益率均为周数据。

(2)四因子模型:

Ri,t=αi,t+b1MKTt+b2SMBt+b3HMLt+b4MOMt+εi,t(11)

其中,MOMt为惯性因子,采用的排序期分别为3个月、6个月以及1年。其余各变量含义与(10)中一致,回归中使用的因子及收益率均为周数据。

表6按基金类型报告了相关收益指标的均值以及不同管理模式的差异检验结果。每组收益指标的前两行数据是该类基金收益的均值,差异一行表示个人管理基金与团队管理基金收益之差。

结果显示:(1)不同管理模式下的基金收益和投资业绩指标均没有明显差异。(2)基金半年期的总收益率较高,平均在30%以上。这主要源于样本期(2004—2007年)处于市场上升阶段,多数基金的净值在2007年上半年之内就实现了翻番。

为了进一步验证管理模式对基金收益的影响,我们控制了基金特征变量并对Jensen-α进行如下回归:

αi,t=k0+k1Teami,t+k2Agei,t+k3LastSizei,t+k4LastTori,t+k5LastFami,t+k6LastsFlowi,t+k7MIXi+∑2006j=2005kjYj+εi,t(12)

回归因变量分别对应不同多因子模型计算的Jensen-α。LastFlowi,t表示基金上一期的净流入比率,其计算方法为基金净值的对数增长率减去基金收益率,即log(TNAt-1/TNAt-2)-Rt-1,其余变量含义与模型(9)一致。表7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a)栏为对三因子模型对应Jensen-α的回归结果。(b)(c)(d)栏分别是对四因子模型依惯性因子不同排序期所得Jensen-α的回归结果。最后一行为回归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基金特征后团队管理模式对基金业绩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多因子模型,但团队管理均可将投资业绩提高3%以上,是总投资业绩水平(15%左右)的1/5。

团队决策在股票投资中确实可以发挥多人决策优势,提高基金投资业绩。此外,基金的投资业绩与基金公司上期规模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基金公司层面存在某种规模不经济现象。如果考察净投资业绩与管理模式的关系,可将Jensen-α减去基金的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进行同样的回归,所得结果与上文类似,不再赘述。四因子模型在不同排序期惯性因子下得到的Jensen-α差异不大,故仅列示了按3月期排序的结果。

七、结论

本文利用2004—2007年的大样本数据对基金管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基金管理模式的选择与基金自身特征、基金类型无显著相关性,但与基金所属公司的管理资产规模以及前期采用团队管理基金的比例显著相关,说明基金管理模式的选择主要受基金公司对管理模式偏好的影响。这与国外的实证结果类似[1]。控制了基金类型和特征,团队管理模式能够显著降低基金总风险、系统性风险,说明团队管理选择资产较为“保守”、“温和”,这支持了“意见折衷理论”;但在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上,团队与个人管理并无明显差异。团队管理模式可显著提高基金投资业绩,说明团队能做出较好的决策,体现了较高的资产选择能力和较强的管理优势。采用不同多因子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相类似,说明上述结果是稳健的。这与李豫湘等[21]的结果不同,与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结果[1-11-20]也有差异。本文结果丰富了现有文献,可为基金投资者选择投资产品提供一定的参考。基金公司应深入考察其团队管理的投资决策程序,发挥团队管理的优势,控制团队管理不经济性。

实际基金管理中,存在着单一基金经理管理单只或多只基金,抑或多个基金经理管理单一基金或交叉管理多只基金的现象。本文仅是基于单只基金的表现分析管理模式的选择及其对单一基金的影响,这不等于考察了基金经理或经理团队所管基金的总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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