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特征范文10篇

结构特征范文篇1

关键词：公路货物运输；运输结构特征；运输结构调整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行业，货物运输与国民经济关系密切，各种货物运输方式为各行业生产经营提供必需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社会货物运输周转量增长近16倍，其中公路货物周转量增长接近200倍，尤其是2000年后发展迅速，呈现一枝独秀的特点。本文基于交通运输部2013年开展的交通运输业经济统计调查，也是最近一次全国公路货物运输专项调查的数据成果，从货物种类、运输距离、区域联系等角度分析公路货物运输结构特征，以期为运输结构调整和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定和政府决策提供数据基础。

1运输基本情况分析

从完成的货物运输重量来看，公路运输已成为各种运输方式中的绝对主力，呈现运量高、运距短、占比稳定的特点。2017年营业性货运量为472.43亿吨，其中铁路、公路、水路分别完成36.89亿吨、368.69亿吨和66.78亿吨，占比分别为8%、78%和14%；营业性货物周转量为192588.50亿吨，其中铁路、公路、水路分别完成26962.20亿吨公里、66771.52亿吨公里和98611.25亿吨公里，占比分别为14%、35%和51%；三种方式的平均运距分别为731公里、181公里和1477公里[1]。2013—2017年，公路运输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基本稳定，货运量在77%左右，货物周转量在34%左右。

2货物种类结构特征

货类全覆盖，结构较分散。17大货类公路运输均有覆盖，货运量比重从0至25%不等。相比铁路、水路、民航等方式，公路运输具有门到门的优势。无论是从生产者到使用者的完整链条，还是一次货物中转，通常在运输的两端都需要公路运输来实现，即为其他运输方式实现“门到门”运输提供补充和辅助。从表1可看出，建筑材料货运量最大，能源货运量也不少。我国目前仍处于基础设施建设期，钢铁、矿物性建筑材料、水泥等建筑材料为公路运输贡献了37%的运量，据此测算2017年其运量约为136亿吨。煤炭和石油占公路运输比重达10%，据此测算2017年其运量约为37亿吨。不同货类运输距离差异显著，详见表2。矿物性建筑材料和水泥以短途运输为主，平均运距均仅有75公里；机械设备电器、农林牧渔业产品运输距离最长，平均运距超过300公里。

3运输距离结构特征

公路货物运输以短途为主，中途次之。61%的货物运输都在100公里以下，相当于一个地市的区域范围，运输一次时间约在2小时以内；26%的货物运输在100~400公里之间，基本在一个省的区域范围内，或者相邻两省间，可在一个白天的时间内完成一次运输。分运距公路货物运输量结构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各货类的运输距离均较大。运输距离与货类紧密相关。各个货类最长运距均超过3000公里，从发生地来看，48%的起点或终点在新疆，其他省份相对较少。从货类来看，运距超过800公里的货物中，最多的是农产品、机械设备和电器、轻工医药产品，这些商品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某些地区具备明显生产优势，可通过运输满足全国各地生产消费需求。大车跑长途、小车跑短途的特征明显。400公里是明显的分界线，2吨及以下的货车在400公里以下的运输中占主要地位，而其在400公里以上的运输中这一比例迅速下降到10%。20吨及以上的车辆则在长途运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20吨车辆在各种距离的运输中占比均很高，短途主要运输矿建材料、水泥等，长途主要运输农产品、轻工医药产品和机械设备电器等。公路货运量分运距分吨位结构如表4所示。

4区域联系结构特征

公路货物运输以省内为主，省间为辅。83%的货物运输都发生在省内，相比铁路、水路和民航，公路货物运输明显以承担省内运输为主。2013年9月公路省间货运量为4.89亿吨，约为水路跨省货运量的1.91倍，铁路货运量为3.34亿吨，即从绝对量上来看，公路运输在省间货物交流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边陲省份出入省比重较低，直辖市入省比重较高。对于每个省份来讲，货物运输都可分为省内、出省和入省三类。全国来看，2013年9月省内货运量占70%，出省和入省分别占15%。分省来看，新疆、云南、贵州、四川、海南的省内货运量占比最高，均超过85%，与其边陲省份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相吻合；河北、上海、天津有港口疏运功能，山西为能源输出省份，出省货运量占比超过25%；北京、天津、上海为直辖市，输入型城市特征明显[3]，入省货运量占比超过25%。分省货运量出入省结构如表5所示。省内运输以地市内为主（比重为79%），地市内运输以区县内为主（比重为68%），就近满足需求和多次中转均存在可能。商品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有可能要经过多次运输，基于车辆的调查只能了解货物一次运输的信息，无法将多次运输进行拼接，因此以区域内部运输为主的公路货运特点反映出运输区域划分很大程度上与行政区域相一致，但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商品就近满足需求，人们不会刻意地舍近求远；二是商品运输需要经过多次中转，而中转往往以行政区域为界限。

5结语

现阶段公路运输已成为各种运输方式中的绝对主力，为城市和农村建设、工业生产、商贸活动、居民生活等提供了重要支撑。基于车辆抽样调查的推算成果，可以分析得出我国公路货物运输结构呈现以下特征：①运力结构上，小型车数量占比高、重型车吨位大，运力增长两头快、大型化趋势明显；②货类结构上，公路运输货类全覆盖、结构较分散，不同货类运输距离差异显著；③运距结构上，短途为主、中途次之，大车跑长途、小车跑短途特征明显；④区域结构上，省内为主、省间为辅，出入省结构差异显著。

参考文献：

[1]交通运输部.2017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DB/OL].(2018-03-30)[2018-04-01].zizhan.mot.gov.cn/zfxxgk/bnsssj/zhghs/201803/t20180329_3005.2018-03-29

[2]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运输业经济统计暨城市客运交通线路及站点专项调查报告[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

结构特征范文篇2

一、曲牌联套体

曲牌联套体是将若干支曲牌按一定章法组合成套，以构成一折（出）戏的音乐。一本若干折（出）戏，即由若干成套曲构成。这种戏曲音乐结构方法开始于南、北曲，至昆山腔逐渐成熟，而戈阳腔则作了不同发展。在梆子、皮黄出现之前，曲牌联套体曾是中国戏曲音乐唯一的结构形式，昆曲、高腔至今仍在沿用。曲牌联套体由诸宫调发展而成，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衍变过程。从南、北曲到昆曲、高腔所用套曲，其曲体大致分为：1、单曲体，同一曲反复使用，除引子与尾声外，全为同一曲牌的反复，此种曲体在南曲（特别是在戈阳腔与高腔）运用较多。2、循环体，两种循环交替，除引子尾声外，完全或部分采用两曲循环交替如北曲的（滚绣球）与（倘秀才）二曲，南曲的（山坡羊）与（水红花）二曲。3、多曲体全套均由不同的曲牌组成，虽然其中个别曲牌可以连用，如北曲称（幺篇），南曲称（前腔）的都是。

套曲在形式上又有长套与短套之分，长套所用的曲牌可以多达二十余支，短套也可以仅由二、三支曲构成。

套曲的构成因素，首先在于宫调的选择运用，组成套的多个乐章，必须是宫调相同，或虽不同但可以是相同的曲调。因此，在一套之中，通常只限用同一宫调的曲牌，或音虽不限于同一个宫调，有时也可以用上二至三个，但应是近关系调。宫调的选择运用，即是为了求得全套的协调统一，这也是作为一种戏剧性的表现手段而用，因为每一宫调都有它不同的调性色彩与表现功能。而戏剧的情节则有喜有悲，是悲、欢、离、合，它需要通过音乐来体现。这些情节均须选用不同宫调的套曲。宫调对一折（出）戏的情感表现起着奠定基调的作用。就全局范围来讲，各种宫调的变化对置，无不体现着情调色彩的变化对比。

构成套曲的另一要素，在于一套之中的板式变化。南曲每支曲牌都有一定的板式，或为三眼板，或为一眼板或为散板。引子与尾声通常为散板，说明套曲在节奏上以散板起，以散板终。过曲的部分，因为包含的曲牌较多，这些曲牌基本原则是慢曲在前，中曲次之，急曲之后。这种散起散收，由慢渐快的变化，体现了音乐情绪的发展，也是与戏剧情节、矛盾的变化起伏过程相适应的。

套曲又可以依据曲调风格的差异，分为南套、北套、南北套等形式。南套是全由南曲组成的套曲，北套则纯用北曲，南北合套则是由南曲与北曲交替运用组成的。

套曲通常分为引子、过曲、尾声三部分，当若干曲牌联成一套时，其中必有一曲处于主导地位，称为“主曲”。主曲是全套曲中调性最强、最能发挥演唱技巧的曲牌，通常为过曲的第一曲。为了保持全套风格的统一，除有赖于宫调的规范外，还需要在唱腔中运用有特点的腔型，以之贯连全套，这种曲调的处理方法，传统称为通套相协。

这种特点的腔型，一般取自主曲。它往往在全套的第一曲中展示，再在主曲中作充分的发挥。并以之贯穿于全套各曲中。

曲牌连套的结构在中国戏曲形成之时就已出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曾积累了丰实的艺术技巧，对戏曲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板腔变化体

板腔变化体是以节拍的整散及板眼的变化为主要特征，即在一种具有若干特点的基本曲调的基础上，进行多种多样的变化。由于划分了若干不同表现功能的板奏、板别，在塑造艺术形象，表达人物感情及剧情的展开等方面表现出音乐材料组合的灵活性、多样性。

它的结构基础是一对相对相称的上、下乐句。这一对上下乐句可以用多项变化重复的方式构成大小不一的唱段，而这些唱段又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板式（如三眼板、一眼板、流水板、散板等）出现，通过这些板式变化的结构变化，变现不同的戏剧情绪，以构成一出戏或一场戏的音乐。

板式变化的结构方法，一是基于音乐创作中的节奏原则。即统一腔系既有变化，又有统一。它既有统一的词格、腔格、引奏、过门、宫调旋律趋向，又有多种变化节奏、速度的句式和板式。二是结构幅度有较大的伸缩性，节奏多变，可整可散，可紧可松。板式布局逻辑性强。根据剧情的变化，选择不同的板式。可叙事亦可抒情，具有多种戏曲表现功能。三是同一腔系音乐风格比较统一，但色调的对比变化不及曲牌体丰富多样。

梆子系统与皮黄系统各剧所用的板式是在一对上下乐句的基础上变化发展而来的，通过扩展加花的手法予以变奏，并在速度上亦相应的减慢，节拍予以扩展，则一眼板的曲调可以演变为三眼板。如在这些基础上采取抽眼减音，使其速度加快，则又可演变为有板无眼的流水板。如再采取将固定节奏扩散的方法，使其在速度快慢、节奏缓急等方面均可自由发挥，则变为节拍自由的散板。

就京剧而论，多种不同的板式变化之所以能表现多种不同的戏剧情绪，是由于人们多种不同的内心情绪、不同的语气体现了不同的节奏形式和速度。因而多种不同的板式在情绪的表现上具有不同的功能。一般说来，在抒发情感的时候，其内心节奏总是舒慢悠长的，因而慢板长于抒情。情绪激烈争执或控诉，其语气的节奏也总是急促的，这就是流水板或快板所具有的功能。当强烈、激动的感情需要冲破一切束缚而尽情宣泄的时候，固定的节拍形式已不能适应，这就需要以节拍自由的散板来表现。这种版式变化的运用原则通常是由慢及快。一般由导板（散板的一种）起唱，转入慢板或原板、二六、流水，最后以散板结束，仍然体现着散、慢、中、快、散的节奏变化程序。凡此种种，都说明每一种板式的产生及运用，都有其内在的情感依据。不同节拍与节奏的运用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的外在形式。加上旋法、调性、唱法、伴奏等因素，便形成板式变化体这种戏曲音乐特有的结构方法。

上述多类板式的衍变，多剧种虽因音乐特色不同而旋律各异，在板式分类上也有多或少、粗与细的差别，但这种以节奏变化原则衍变派生多种板式的方法却相同。当多种不同的板式的曲调由于节奏缓急、速度快慢、旋律繁简等差异，在性能上具有不同的表现能力，或长于抒情，或善于叙事，或宜于表现强烈激动的戏剧情绪。由此戏剧音乐就能利用多种板式的不同性能表现出多种不同的戏剧情绪，并能利用多种板式之间变化对比表现戏剧矛盾的发展变化。

在板式变化的音乐里，民间变奏方法还有着更加广泛的运用，从而派生出多样的艺术表现方法。如各种行当唱腔的形成，也是在此基础上衍变的。行当唱腔的发展基础在生、旦两行角色上分腔。如以旦腔的旋律做素材，以作五度或四度自由移位后的形式再现，便形成生腔。男女分腔一经形成，便又成为各种行当唱腔衍变的基础。以京剧为例，净、丑、老旦、武小生的唱腔系从生腔派生；文小生的唱腔则从旦腔派生。多种行当唱腔除在音色上加以区别外，行腔上的性格特色亦较为鲜明，老生苍劲、旦角婉转、净角豪放、丑角诙谐、老旦温朴、文小生潇洒、武小生刚健，板式变化体的音乐便是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唱腔的再处理而塑造人物形象的。

再如转调的运用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改变乐器的定弦法，使原有的上下乐句在五度关系调上变化再现。皮黄系统中二黄变为反而黄。二是并不改变乐器定弦，却突出音阶中两个偏音的作用，皮黄系统中的反西皮虽名为反西皮，却是把西皮上下句唱腔的落音做了些变动，以改变调式结构。

在板式变化体剧种中，对多种声腔剧种来说，声腔的变化也是一种戏剧性表现手法，例如西皮与二黄两种声腔的互相转换。每种声腔均具有不同的风格色彩，西皮高亢、潇洒，二黄委婉、低回，无论在乐器定弦、曲调风格、旋律特征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这在音乐上就有可能利用这种差异，来造成不同的情调，以表现不同的戏剧气氛。有的剧目全用二黄，有的全用西皮，有的则皮黄兼用。倘一出戏兼用两种以上的声腔，则声腔的变换亦意味着戏剧的情调、气氛的改变。

结构特征范文篇3

农产品是一大宗产品，其种类丰富，产品差异较大，明确农产品的分类是农业贸易统计数据研究以及经济研究的前提，只有清晰明确地划分，才能使每一种产品代码所对应的农产品与其相似或者相同的农产品在一个类别之中。统计口径的不同将会使贸易统计出现诸多问题，细致的划分产品种类，对于农产品贸易数据统计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基础工作。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农产品体系为：SITC和HS，两种统计方法对产品分类不一致。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五种统计口径有：(1)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议的农产品口径。该种统计口径排除了水产品，要求相关研究者对贸易统计非常熟悉，该口径下的数据范围较为复杂，并有一定局限性（2）HS的前24章。该种统计口径对农产品范围的划定清楚，通过对HS前24章贸易数据汇总统计，较为简单方便。（3）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议的农产品口径，加上HS前24章中的水产品。该种贸易统计具有第一种口径的优点，此外还加入了水产品，使统计更加完整。（4）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议的农产品口径加上全部水产品。该种统计口径具有第一种口径的优点，水产品种类齐全，产品范围较为复杂（5）其他口径。包括SITC农产品口径和UNCTAD和ITS口径。这些统计口径与农产品对应关系密切，但是统计很难精确，数据过大或较为粗糙。本论文采用HS前24章的统计口径，考虑数据的来源，本文是基于HS2位水平的贸易统计分析，其范围划定清晰，数据较为明确，因此，采用该种贸易统计口径。

二、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总量的特征分析

（一）中印两国进出口贸易额历经大幅度增长，10年增长最高近10倍，2003-2013年中国与印度的进出口贸易额历经了大幅度的增长，2003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为759461万美元，2013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增长到6540266万美元，10年内，中印双边贸易额增长了近8.61倍.特别在2005年后增长加剧，到2008年中印贸易总额达5184427万美元，相比2005年翻了近3倍。2009年中印贸易额有所下降，过后两年持续增长，在2011年达到7390824万美元，达到最高，相比2003年增长近10倍，过后两年，中印贸易额有所下降。

（二）2005年是中印贸易平衡的分水岭，2005年后中美贸易出现顺差，并且逐年递增，2005年以前，中国对印度的进口大于出口，中印贸易额呈逆差，2005年以后，中印贸易额有逆差转为顺差，并且逐年递增，在2013年达到3146216万美元，从中印进出口结构来看，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初级产品，其中矿产品和农产品占其出口额较高。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是机械设备及化学制品等。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为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产品额比额较小，主要是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由于长期的贸易不均衡，使得2006年中国对印度贸易出现顺差，并且逐年递增。

（三）2003年以来中印农产品贸易额呈增长状态，中国对印度农产品贸易呈逆差状态，中国对印度的进口是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主旋律。两国的农产品贸易中，中印农产品贸易呈逆差状态，并且逐年增加，2003年为—5718万美元，2008年，中印贸易逆差达—44021万美元，2009年，中美贸易逆差有大幅度的减少，2010年—2011年大幅度的上涨，2011年达到最高为—70066万美元，此后两年中，中印农产品贸易逆差逐渐下降。

（四）农产品进口贸易占总体出口贸易比重上升，农产品贸易总额占总体贸易比重总体下降，中印两国的贸易中农产品并不占主导地位，随着中印双方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双方对农产品的初级原料展开了竞争，以及印度本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使得印度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采取了一定限制，农产品在两国贸易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03年为2.3%，到2007年下降到1.4%，2007年后有所回升，2013年达到2.0%。而中国对印度农产品进口贸易占总体进口贸易的比重逐年上升，2003年为2.7%，到2013年增长到5.2%。

三、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产品特征分析

（一）中国对印度的农产品进出口类别较为集中

中国对印度的农产品出口主要是第HS07，HS08，HS09，HS13，HS20，HS23比例最大，这些产品为（食用蔬菜，根及茎块），（食用水果及坚果），（咖啡，茶及调味香料），（虫胶，树胶，树脂），（蔬菜，水果，坚果），（食品工业的残渣：配置的动物饲料），其中以上产品在2003年-2013年间出口额占总产品出口额的80%左右，其他章节的出口额占总额较少。

（二）部分产品在不同年份间两国间没有贸易

结构特征范文篇4

1工程概况

某建筑原为单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造型平屋面，后拟在建筑东侧扩建一建筑，用作餐厅。餐厅面积为4．800×35．000--518．000m。，单层，平屋面，屋顶标高4．600m，地基承载力标准值180kPa，场地类别Ⅱ类，抗震烈度7度，抗震等级3级，丙类建筑，安全等级为2级，设计使用年限50年。

2结构选型

该扩建工程作餐厅使用，故而主体部分跨度较大，空间结构较为宽阔。综合考虑，设计决定该扩建部分仍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3结构设计的主要措施

扩建工程中的特殊结构设计主要是如何处理好新旧房屋的沉降差、新旧结构如何连接可靠等问题，为此设计时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3．1地基基础设计

原建筑采用柱下独立基础，基础底标高为一1．500m，下设CIO素混凝土垫层。为了使新建部分不影响原建筑的基础，避免不均匀沉降，该例采用新建独立基础，将新建基础与原基础拉开一定距离，然后设置悬挑梁与原建筑相接，原建筑与扩建部分梁板设100mm缝断开。地基基础示意图，如图l所示。

3．2基础拉梁设置

因该扩建工程跨度较大，为降低扩建部分不均匀沉降，宜设计基础拉梁。基础拉梁是调节基础的不均匀沉降及承受一层隔墙的荷载，其尺寸一般按跨度的1／15确定。在计算模式中，拉梁可以考虑为仅承受自重和底层墙体总量并且将之传给两边基础的两边铰支的单跨梁，它的计算同一般的上部结构两边铰支梁。该例独立基础埋置不深，本可以沿两个主轴方向设置构造基础拉梁，即其配筋可以是上下各2414(-"级钢)纵筋，8@200箍筋。但是，由于该例工程还需要承受上部隔墙传来的荷载，计算后得出的结果显示构造基础拉梁无法满足要求，因此我们按照其计算的最小配筋率来配筋。然而，拉梁在实际施工及使用中，由于其基底下层土为老土或者施工中形成的压实土层，而且在协调变形的过程中会承受一定的两边基础的变形差异带来的影响，所以完全没有土反力是不可能的。严格来说，拉梁计算应考虑上下部均配置受力钢筋以应付两种可能性的发生。

3．3新旧建筑连接

由于原有建筑沉降较慢或已中止沉降，而新建筑初始沉降较大，为减少新旧建筑沉降差，设计上宜在新旧建筑相连处设置沉降缝。

3．3．1新旧墙体连接

建设方从使用功能与美观上考虑，希望在墙体位置不设沉降缝，将新旧墙体直接连接，故而为了使新墙体的墙端构造柱与旧墙有可靠连接，可选择以下几种方法处理。

1)钢筋混凝土键销法新旧墙体问采用钢筋混凝土键销相连接，混凝土键销需作抗剪验算和对砌体进行局部承压验算。键销尺寸一般为240mmX240mmX480mm，配纵筋448，箍筋6@150，键销间距约1000mm。该方法需在旧墙上打凿出键销槽，对墙体的破坏较大，施工质量难以保证。

2)钢筋拉结法钢筋穿过墙上的钻孔，将旧墙体与新墙端构造柱拉结。该法由于在墙角处钻孔不方便，施工中不容易把钢筋拉紧焊牢，且易将钢筋拉脱，室内作业较多，常为以下两种方法所代替。

3)压浆锚杆法先在墙上钻孔，孔径为23mm、长度大于100mm，用净水清洗钻孑L后放入412螺杆，再以水玻璃砂浆压力灌浆，经养护后，拉紧螺杆，焊在构造柱的钢筋上，与构造柱连为整体。该法连接可靠，但湿作业较多，施工进度较慢。

4)膨胀螺栓连接法因膨胀螺栓与砌体间有较好的锚固能力，本法以膨胀螺栓直接锚固于钻孔内，外面螺帽焊上钢筋伸入构造柱。该法使用电锤打孔，干法作业，施工方便，对建筑物损坏少，施工速度较快。结合实际情况，该例设计时采用膨胀螺栓连接法来进行新旧墙体连接。

3．3．2新旧屋面连接

在框架结构中，挑梁宜做成等截面(大挑梁外露者除外)。与挑板不同，挑梁的自重占总荷载的比例很小，做成变截面不能有效减轻自重。变截面挑梁的箍筋，每个都不一样，难以施工。变截面梁的挠度也大于等截面梁。若挑梁端部有次梁时，注意要附加箍筋或吊筋。一般挑梁根部不必附加斜筋，除非受剪承载力不足。对于大挑梁，梁的下部宜配置受压钢筋以减小挠度。同时挑梁配筋还应留有余地。为避免不均匀沉降和方便施工，该工程⑤～⑥轴间采用了等截面挑梁的设计，因此在处理新旧屋面连接时也相对较为容易。该工程原建筑为平屋面结构，⑥轴后新建建筑亦为平屋面结构。⑤～⑥轴间采用的是平板连接，屋顶标高与原建筑相同，屋面板为钢筋混凝土现浇板，⑥轴后的屋面板也均采用现浇形式。

3．4屋面设计处理

按照原建筑屋面形式，新建筑同原有作法。将屋面板向周边外伸900mm，女儿墙900mm高。屋面周边按原建筑屋面样式作造型。我们知道，实际工作中，在新旧建筑连接的接缝处，女儿墙的竖直面、压顶及梁板接缝都在同一位置，必须做好防水工作。该处很容易形成复杂构造，出现问题也较多，故而从选定连接缝位置开始，就需要特别注意选择尽可能简单的结构形式，以便根据建筑物的情况，处理好防水问题。该工程屋面主要问题在于新旧屋面板连接处的防水处理。针对该例情况，设计时新旧屋面连接缝当作建筑变形缝来处理，变形缝的连接与防水参照标准图集作法进行设计。

4结构特点分析

因为框架结构的各节点均为刚节点，所以其整体性、刚度良好，设计处理得好还能达到较好的抗震效果，而且可以把梁或柱浇筑成各种需要的截面形状。但是在不同的地质情况下将新旧建筑刚性连接后，容易造成建筑倾斜与结构开裂。由于框架结构空间和高度范围大，并且整体结构稳定可靠，在建筑扩建时可较灵活进行平面布置，也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对原建筑的破坏，使其能更好的保持原有外观和功能，还可使施工变得更为简便。比如餐厅这类多数人活动的公共场所，采用框架结构能更好的利用空间与合理的布局。尽管在扩建工程中框架结构有这些优势，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框架结构在应用时还有其局限性，它还存在这些缺点：

1)框架结构的侧向刚度小，在强烈地震作用下，结构所产生水平位移较大，易造成严重的非结构性破性；

2)框架结构总体水平位移上大下小，在侧向刚度不够的情况下易产生过大位移，因此，框架结构一般适用于建造不超过15层的房屋；

3)框架结构钢材和水泥用量较大，工序多，浪费人力，施工受季节、环境影响较大。

5结语

房屋改扩建设计不同于新建筑，更多的是要考虑到新旧建筑的连接，尽量减小新旧建筑间的沉降差，这是建筑后期安全使用的关键。在结构设计中，我们在精于结构电算分析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房屋结构处理上碰到的各种问题，使施工图的设计更完善，保证结构的安全。工程设计是一项复杂而负有责任的工作，作为结构设计人员要做到：

1)对待工作要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结构特征范文篇5

本文从改变机构结构参量入手,研究一般平面弹性机构本征特性的变化规律。首先以4R机构为例,根据其结构参量的不同改变情况,分杆了此弹性机构的前三阶固有频率以及机构各杆中最大动应力值等特性指标的动态响应,然后从理论上对此变化规律进行了解释,给出了机构固有频率与结构参量之间的内在关系,从面揭示了结构参变弹性机构的本征特性,为高性能弹性机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动态响应

首先对一机构实例进行分析,观察弹性机构动态特性指标,如固有频率和动应力等,因机构结构参量改变而引起的动态响应。根据有限元方法可能将此机构分为5个单元,每个单元有8个结点弹性位移变量,整个机构共有18个广义弹性位移变量u1～u18。根据本文前述宗旨,此机构的杆件材料及截面参量都不作为设计变量,因而在下面的弹动力分析中均视为常数。机构中各杆均为铝材,其密变为2710kg/m3,弹性模量为71GN/m2,阻尼系数为0.03。各杆截面均为圆形,直径分别为:d1=1.9mm,d2=1.1mm,d3=1.0mm。机构结构参数为参变量,其初始值选为:l10=108mm,l20=279.4mm,l30=270.5mm,l40=254.0mm。表1所列为这个参量的各种变化形式。在机构曲柄(杆1)以500r/min等速运转条件下,运用弹性机构动力学分析方法[9],可以得出在一个运动循环内此机构前三阶固有频率fi(i=1,2,3)的变化曲线,和相应的各杆的最大动应力σj(j=1,2,3)及其中的最大值σmax的响应曲线。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给出了几种典型情况如图2～图5所示。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把各种情况下的重要特性评价指标,如机构各价固有频率的平均值fai(i=1,2,3)和最小值fmin。各杆及机构中的最大应力值σjmax(j=1,2,3)和其中最大值σmax等一并列于表2中。从表2中的数据及图中曲线变化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机构各阶固有频率随着机构结构参数的增加而降低,而机构中最大动应力的响应则正好相反,即随着结构参数的增加而增加。改变机构中不同杆件的结构参量所得到的机构动态响应在固有频率和动应力上的表现有所不同,而以第5种状态下的响应最强烈,图2～图5正好说明了这点。另外,机构各阶固有频率在机构弹性动力特性上所起的作用也有较大差别。所有这些现象被揭示出来,无疑对在进行弹性机构设计时优选结构参量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但要解释这些现象并总结出其规律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定深入分析。

2本征特性分析

现在从频率分析角度研究弹性机构结构参量与其特性之间的关系。根据机构弹性动力学分析可知[9],机构中某一单元或杆件的动力学方程可表示为[m]{ü}+(k){u}={p}(1)式中,[m]、[k]分别为此单元的质量和刚度矩阵,{u}为弹性位移向量;{ü}是其加速度向量;{p}为单元所受外载,其中包括惯性力作用。此单元的固有频率ωe可由方程(1)的特征根求得为det(λe[I]-[k]-1[m])=0λe=1/ω2e(2)这说明单元固有频率是由其质量和刚度矩阵决定的。当杆件轴向弹性位移很小时有[9][m]=ρAl(la)[k]E•J(1/l3)[lb](3)式中,ρ和E分别为杆件材料的密度和弹性模量,A和J分别为单元的截面面积和惯性矩;(la)和(lb)是两个仅与单元长度l有关的相似矩阵,两者中各对应项l的次数完全相同。因此,由式(2)、(3)不难推出下面关系式[10]。ωe∝J/A×E/ρ×(1/l2)(4)式(4)明确表示了机构某单元固有频率与其各种参量之间的定性关系,其中,前两部分J/A和E/ρ分别表示单元的截面参数和材料参数,在本文中这两种参数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式(4)可进一定简化为ωe∝1/l2(5)这说明,单元固有频率变化与其结构长度的平方成反比关系。

对于整个机构来说,其弹性动力学方程为(M){U}+(K){U}={P}(6)它与式(1)形式相同,只是用大写字母表示式(1)相应的整个机构系统的参量。所以,机构固有频率ω由式(6)的特征根确定为det(λ[I]-[K]-1[M])=0λ=1/ω2(7)显然,机构固有频率是由其系统质量和刚度矩阵[M]和[K]决定的。而此[M]、[K]又是由各单元矩阵[M]、[K]通过装配组成的,因此,机构的固有频率特性是由各单元固有频率所决定的。所以,可以推断,机构固有频率与其截面、材料和结构参量之间存在着与式(4)、(5)相似的内在定性关系。对于本文研究的情况,就是机构固有频率的变化与其结构参数的平方成反比关系。这种内在关系揭示了弹性机构的本征特性。

下面通过对数值结果的再分析进一步阐明结构参变弹性机构的本征特性。首先,在前三种结构参量改变状态中,虽然在总体上都表现为固有频率随结构参数反变而动应力随结构参数正变的总规律,但各种状态下的响应程度却各不相同,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各杆结构参数或固有频率在整个机构系统的固有频率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因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在仅某一单元结构参数变化时,机构频率响应的总效应不能像单元本身那样符合式(5)的规律,而直接反应在整个机构上。尽管如此,在这几种状态下,机构动态响应总趋势还是符合理论分析规律的。其中,在与之相对应的第5种状态下,机构中各单元结构参量同时增加或减小,使得机构固有频率各组成部分同时改变,因而整个机构的频率响应最为强烈,如图2～图5所示。下面讨论一种特殊情况,即将机构中各杆按同一比例增加,使显然,由式(8)可知:l/l0=1.1,所以,(l/l0)2=1.21。这结果正好与前面的频率比值ω0/ω相同,即式(9)成立。因此,这就从数值上检验了理论分析结论式(5)的正确性。

另外,在第4种状态下,仅仅改变机构机架参数。但由机构动力方程式(6)和式(7)的组成中可知,机架参数并不直接影响机构的质量和刚度矩阵,因此,对机构固有频率也没有直接作用,它的改变仅仅是稍微改变一下机构的位形。因此,机架参量的改变不会对机构特征产生什么作用。从表2中的数值可以直接看出,这是5种状态下响应最弱的情况。这一结果说明,在弹性机构设计中,根据需要可适当改变机架参数,而不会对机构固有频率等特征有大的影响。下面再从应力指标角度进一步分析。表2中的数据及图5都表明弹性机构的动应力随着结构参量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机构固有频率随结构参量的增加而降低。这时,从方程(6)可知,机构刚度下降,质量略增,其总效应是机构变软。因此弹性变形和应力必然增高。这种结果正好与前面的频率分析结论相符,也进一步说明了弹性机构结构参量与其动力特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有关频率响应结果与应力结果相比可以发现,机构第一阶固有频率(基频)的变化规律与机构应力的变化情况是基本对应的(图2与图5),而第二、第三阶频率的响应则与应力变化相差较远(图3、图4、与图5)。基频的增减变化带来了应力上的响应,这说明基频在弹性机构固有频率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机构的动力性能,而高阶频率的作用是很小的。也正因为如此,机构固有频率的最低值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而需要特别注意(见表2中fmin)。在此值附近,机构特性处在一种临界状态,此时有可能发生象弹性共振等现象,在机构设计中应尽量避免。

结构特征范文篇6

1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现状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中国省区间能源消费强度表现出较明显的东中西差异，东部省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费较低，西部省区较高，中部省区与东北省区居中(图1)。以2005年不变价计算，2010年东部地区除河北、山东外，其余省区万元GDP能耗均在1t标准煤以下。东北部与中部省区中，除山西万元GDP能耗达到2.235t标准煤以外，其他省区都在1.5t标准煤以下，最低的江西只有0.845t标准煤。西部省区万元GDP能耗普遍偏高，只有广西、重庆、陕西、四川、西藏的万元GDP能耗较低，内蒙古、贵州、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均高达2t标准煤左右，其中最高的宁夏每万元GDP能耗高达3.308t标准煤。中国东中西部省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相对应，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同时能耗水平较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为落后，能耗水平也最高；中部与东北地区经济水平属于中等，能耗水平也介于东部与西部之间(图1)。

2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变化趋势

为了考察国内各省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趋势，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1985-1995年)与近期(2004-2008年)2个时期。这样的时期划分法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两次工业普查(1985年、1995年)与两次经济普查(2004年、2008年)的时点相契合，与下文的进一步分析形成呼应。总体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表现出较为持续的下降趋势，而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的趋势不明显(图2、图3)。1985-1995年，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基本上都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并没有一致性的表现，特别是贵州、青海等个别省份还表现出万元GDP能耗上升，其余省区虽然万元GDP能耗趋于下降，但是降低幅度基本上小于东部地区。从2004-2008年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变化来看，由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已经较低，降低的幅度日益减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逐渐趋于一致，但是整体而言，西部地区的降低幅度仍然小于东中部地区，而且重庆、青海等省(市、区)的能源消费强度甚至升高了。

中国地区工业结构能耗特征演变及差异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技术进步的加快，不同门类产业的单位产出能耗都在下降，为什么地区间的能源消费强度依然表现出不一样的发展趋势呢？本文将从工业结构演变的角度分析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重点考察近几年中国地区工业结构能源消耗特征演变对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影响。

1研究方法及数据

本文主要采用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研究时段为1980-2008年，基本上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而且普查数据的质量相对较高。重点选取《1985年全国第二次工业普查》、《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和《2008年全国经济普查》中的制造业数据；其中1985年工业普查包括1980年数据，因此文中个别之处也计算了1980年的指标。为了考察工业的结构变化，需要分析地区工业结构能耗水平偏向时去除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各行业单位产值能耗都采用2004年数据(表1)，通过两年的工业结构能耗水平偏向指数相减，即得到了结构变化对于能耗水平的影响。

2研究结果

地区工业结构能耗水平的不同是决定能源消费强度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地区工业结构能耗水平的高低取决于高耗能行业所占比重的大小。采用中国2008年各地区29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计算得出中国各地区工业特征偏向指数ICBi，其与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关系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和该地区工业结构的能耗特征具有密切关系，工业组成部门越是以高耗能为主，则该地区能源消费强度越强。工业部门各行业间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显著。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一次能源或二次能源比重较高、能源成本在产值中占成分比较高的产业为高耗能行业，也可称为消耗能源密集型产业。可以看到，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是中国最主要的几大高耗能行业，而纺织服装业、家具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轻工业或电子信息产业是最典型的低耗能行业，单位产值能耗仅为高耗能行业的1/10左右。中国地区工业内部各行业的变化及工业结构能耗特征总体变化如表2、表3所示。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工业结构逐渐高耗能化，东部地区相对向低耗能产业发展；由此导致区域分工变化，西部地区逐渐专业化于高耗能产业，东部地区则专业化于低耗能产业。从各地区内部工业结构变化来看，1980-2008年东部地区发展缓慢的行业虽然没有表现出高耗能行业特征，但增长快速的行业主要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低耗能产业；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结构变动类似，份额增长的产业主要为有色与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高耗能产业，而份额减少的行业主要为纺织业、机械工业等低耗能产业；东北地区份额增长的行业主要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医药工业等，较少的行业为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橡胶制品业等，工业结构变化的能耗特征不明显。

工业结构能耗特征演变对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

以上分析粗略地描述了中国地区工业结构能耗特征演变及其对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这一关系，建立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模型，引入工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3个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用于捕捉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能耗强度特征的差异，工业化水平用于衡量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差异，工业结构作为本文考察的重点，用于确定地区专业化对于能源消费强度的作用，即反映区域分工对能源消费强度影响。相邻地区间存在客观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区域分工演变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必然伴随着难以忽视的联系与影响，实证研究不能忽视地理空间效应的影响与作用，因此，模型中有必要引入空间自相关变量。空间自相关是检验某一要素的属性值是否与其相邻空间点上的属性值相关联的重要指标，可以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2类，正相关表明某单元的属性值变化与其相邻空间单元具有相同变化趋势，负相关则相反。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征的描述，全局Moran''''sI就是一个检验这种事物空间自相关的统计量，是用于衡量空间要素的相互关系，其值在正负1之间(Anselin,1988;陈彦光,2009;葛莹等,2005)。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自回归模型中体现在误差项和因变量的滞后项，因此，空间经济计量的两种基本模型分别是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空间计量的分析过程一般通过Moran''''sI等检验来验证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LM-lag和LM-err检验分别对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适用性进行相应的检验。如果LM-lag(或LM-err)比LM-err(或LM-lag)统计量更显著，那么恰当的模型是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通过对1985、1995、2004和2008年4年的变量数据进行检验，Moran''''sI值为0.32~0.39(表4)，统计结果显著，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表明中国各省区间能源消费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进一步通过LM-lag和LM-err统计量来检验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适用性，结果显示LM-lag值为13.6156(p值为0.0002)，LM-err值为0.5656(p值为0.4520)；前者统计结果更为显著，表明空间滞后模型更适用于对中国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分析。

2实证结果

为了增强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对4个年份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区域分工对于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利用1985、1995、2004与2008年数据的估计结果，区域专业化系数(ln(ICB))的回归系数为0.0389~0.0977，而且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地区工业结构的能耗强度每提高1%，就会导致地区能源消费强度提高3.89%~9.77%，有力地证明了区域分工的变化对地区间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具有重要影响。区域分工格局随着地区发展优势的转变而调整，中西部地区凭借资源和成本优势承接东部地区高能耗产业转移，因而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发展趋势。此外，估计结果表明，区域专业化指数的回归系数有逐渐变小的趋势。1985年与1995年的估计结果为0.0977与0.0671，而2004年与2008年的估计结果仅为0.0361与0.0389。这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区域分工格局在经过初期的大变化后已基本奠定，因此近几年区域分工变化对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已不如初期明显。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工业特征偏向指数，定量分析了地区能源消费强度与该地区工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建立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模型，重点考察了区域分工演变对于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从总体上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相对应。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能源消费强度较低，且呈现出比较持续的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能源消费强度较低且下降趋势不明显。(2)区域分工演变通过改变地区工业结构能耗特征，进而对地区间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产生重要影响。地区工业结构越是以高耗能为主，则该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越强。近几年来，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能源生产大省发挥区域资源优势，承接东部地区高耗能产业的转移，这种区域分工格局的演变带来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高耗能化，造成了东部与中西部省区间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趋势差异。上述结论表明，区域分工演变带来的地区工业结构能耗特征的变化，是造成中国区域间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为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提高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平衡区域能源配置，提出以下

结构特征范文篇7

［关键词］职业教育;结构特征;优化;北京;首都核心功能

北京是我国首都，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创新重地。近年来，随着首都四个核心功能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北京的城市职能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和变化［1］。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职能在未来会不断加强，而其他非核心职能及其相关的产业会被逐步疏解至其他地区［2］。职业教育是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门类，肩负着直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应用型人才新的重任。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协调与否对二者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3］。新的发展形势对北京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北京的职业教育也只有通过积极的结构调整，主动适应新趋势和新需求，才能实现更好发展。2018年，北京市启动“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及第一批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群)”建设项目的申报工作，旨在为北京职业院校的发展寻找新的定位和坐标，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以应对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此，在首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研究北京职业教育的现状结构特征，探寻其优化调整的对策，对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北京职业教育发展概况

(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概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先后建立过130多所中职院校。以改革开放为界，北京市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见图1)。改革开放前，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学校少、发展慢和行业门类有限的特点。从1949至1978的30年间，一共成立了31所中职学校，大致平均每10年成立10所。其中1950至1959年成立了10所，1960至1969年有9所，1970至1978有12所。这些职业学校覆盖的行业门类相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工、农业技术培训方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首都经济的加速发展，北京的中等职业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中等职业院校数量快速增加。从1978至今的40多年间，设立了近100所中等职业学校，数量是此前30年的3倍多。这些中等职业学校覆盖的行业门类比较多样化，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建立的中职学校主要集中在经贸、商务、艺术、电子信息、文教卫生、体育和旅游等领域，与此前主要集中在工农业技术培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高职教育发展概况。北京高等职业院校数量上少于中等职业院校，目前全市共有26所高职院校，绝大多数成立于新中国时期，至今北京高职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从1949至1960年，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技能人才需要，先后成立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和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9所高职院校。随后，受等政治运动的影响，从1961至1978年间，没有新设立高等职业院校，北京的高职教育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北京的高职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驱动下和政府的重视下，从1979至2018年，先后新增了17所高职院校。

二、北京职业教育的结构特征

(一)空间布局结构特征。截至2018年，纳入北京市教委统计的中职学校共有121所，受生源因素的影响，实际招生的学校92所。它们在空间分布上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分布在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而在城市发展新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昌平区和房山区)和生态涵养发展新区(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较少。以区为单位来看(见表1)，中职学校数量最多的是丰台区和朝阳区，各有13所。其次是海淀区，共有11所。后面依次是大兴区(9所)、西城和房山(8所)、东城区(7所)、昌平区(6所)和顺义区(5所)。延庆、密云、怀柔、平谷和门头沟等远郊区县则只有1到2所。北京市各区县中职学校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地理位置、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首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也是交通核心枢纽区，空间上布局了更多的职业学校。远郊的区县人口相对稀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中职学校数量相对较少。与中职院校相似，北京的高职院校在空间分布上也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见图2)。各区县中，高职院校最多的是朝阳区，共有6所。其次是海淀、房山和昌平等三个区，各有3所。再次是丰台、通州和大兴等三区，各有2所。西城区、石景山和怀柔等三区各仅有1所。东城、门头沟、顺义、密云、延庆、平谷等区一所都没有。整体而言，这种分布格局大致与北京市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一致，即中心城区高职院校数量多，分布也很集中，是北京市经济社会多年发展的结果。然而，随着近年来北京市非常强调各区县职业院校的属地服务功能，这种空间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有其不合理之处。这种状况对于那些没有或很少有高职院校的区县的高职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图2各区县高职院校数量(单位:所)(二)办学主体结构特征。目前，北京有独立设置高等职业院校26所，其中公办高职院校17所，民办高职院校9所。目前招生的92所中等职业学校中，中央部门所属中等职业学校7所、地方教育部门所属中等职业学校39所、其他部门所属中等职业学校19所、地方企业所属中等职业学校5所、技工学校29所、民办独立设置中等职业学校22所。另有各校附设中职班(不计校数)27个，具体见表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后，北京市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公办学校尤其是地方政府办学为主体，民办学校为补充的有益态势，办学主体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元化发展。这也顺应了《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所提的:“做优中等职业教育，做强高等职业教育”、“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要求。然而，数据显示，尽管北京市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公办职业教育的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禁锢，民办职业教育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具体表现为:1．公办职业院校在层次上缺乏高度，虽然地方办学有利于灵活调整专业布局，提高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但中央部委办学缺位使得职业教育院校的办学力量与层次不足;2．民办职业学校尚未成为公办职业学校的有力补充，这主要是由于有限的办学经费制约了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办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未能实现与公办学校错位发展;3．职业教育还处于学校本位，行业企业参与不够，行业协会未能充分发挥沟通学校和企业的桥梁作用。(三)办学层次结构特征。截至2018年，北京市共有独立设置高等职业院校26所，本科院校办专科层次职业(专科)教育20所，各类招生中职院校92所。在职业院校中，共有国家和北京市两级示范性高职院校12所，其中国家重点建设示范性高职院校4所、国家重点建设骨干高职院校2所，有国家中职示范校21所。根据统计数据，目前，北京市已经没有初等职业教育，从表3可以看出，北京职业教育目前形成了以高职院校为龙头，以中职院校为主体的分布态势。而从招生数来看，中职招收职业教育学生的比例在不断递减。可以看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教育中心，教育层次不断趋于高端化，这也与北京的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生占比则呈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这说明北京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存在明显不足，会随着入学人口数量的下降而下降。(四)专业门类结构特征。经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发展，北京市的中职教育在专业门类上已经十分多样而全面，覆盖了区域发展所需的约19个专业门类。以中职院校为例，排名靠前的是文化艺术类、交通运输类、教育类、信息技术类和财经商贸类，三项指标的比例都在10%左右(图3)。与一产二产相关的农林牧渔类、加工制造类、土木水利类、轻纺食品类、能源与新能源类、资源环境类、石油化工类等门类的专业无论是招生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占比都比较小，低于5%。高职教育层面，目前26所高职院校设置的专业门类有19个，其中，财经商贸类人数最多，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及毕业生人数三项指标，其占比都在20%上下，远高于其它专业门类。其次是电子信息、医药卫生、教育与体育等三个门类，占比10%左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公共管理与服务的占比在5%至10%之间，占比最少的是水利、轻工纺织、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见图4)。图32018－2019年北京各中职学校学生比例情况(单位:%)图42018年北京普通专科学校学生比例情况(单位:%)

三、北京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与产业结构调整

“非首都功能”是指那些与首都功能发展不相符的城市功能。在2015年2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提出了“非首都功能”这一概念，他指出: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首都，不应承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过多的功能。”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不但能凸显北京的四大核心首都功能，同时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先导作用。2016年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进一步将北京的首都核心功能聚焦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为了实现北京作为首都的上述核心功能，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北京市委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对北京承担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至周边的河北和天津等地。今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等首都核心功能的建设将成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伴随着首都核心功能的强化和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逐步疏解，北京的职业教育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4］

四、北京职业教育结构优化建议

结构特征范文篇8

一、私营企业是一个异质的企业群体

按照规模不同，我们将私营企业分为“普通企业”和“典型企业”。从本次调查所得的3837个样本数据中，选取“2005年所有者权益”、“2005企业销售额”、“2005年企业税后净利润”、“2005年企业雇工”等四项基本指标，通过聚类，将样本企业分为“普通企业”(2131户，总样本55.5%)和“典型企业”(15户，总样本0.4%)两大类。所有者权益中位数在1亿元以下的“普通企业”在户数上占主体，具体为所有者权益中位数210万元，销售额中位数765万元，雇工中位数53人。表明私营企业主体是中小企业。

所有者权益中位数在1亿元以上的“典型企业”户数虽然不多，但属于大型私营企业。这类企业销售额中位数14亿元，雇工中位数2560人。“典型企业”呈现数量少、规模巨大的特征。分析表明，“典型企业”与“普通企业”规模差异很大。“典型企业”中有50%是从国有企业改制、收购过来的，他们中2户已上市、1户已进入上市辅导期、5户有上市打算。

与“普通企业”相比，“典型企业”还具有超强的银行融资能力。从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金额的平均数显示，“典型企业”分别为12667万元、4238万元、5956万元；而“普通企业”三项依次是353万元、34万元、117万元，可见差异十分显著。

二、私营企业的治理结构分析

私营企业还处于成长时期，本次抽样调查的私营企业，平均登记时间是1998年，距今不到10年时间。通过分析，私营企业治理结构主要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私营企业所有者权益结构中主的所有者权益占主体地位，而且这种主体地位并未随企业成长而出现明显的改变。

将2005年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和资本结构同开办私营企业时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从投资者人数看，私营企业自然人投资者无明显变化企业(中位数为2)，法人投资者开始有增多的趋势(但显示的中位数都为1)：从资本结构看，企业主所有者权益仍是主体(中位数为70%)，企业主所有者权益比例、其他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比例、其他私营企业所有者权益比例、外资所有者权益比例、各级政府所有者权益比例等五项指标无明显变化，而其它个人所有者权益比例和其他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比例两项指标有差异。可见，企业自身的成长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

将“典型企业”与“普通企业”、“改制企业”与“非改制企业”两两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典型企业”和“改制企业”企业主所有者权益比例小、而其它个人所有者权益比例较大，交叉分析结果都是显著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私营企业资本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的基本判断。

2.私营企业组织机构不断发育，但私营企业上市并没有达到优化治理结构的目的。

在私营企业成长过程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党组织、工会、职代会等内部组织机构不断发育，并开始发挥作用，这对于规范企业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保障各自的权益，形成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进一步分析发现，已经公开上市的私营企业治理结构并不乐观。数据显示，超过50%上市企业没有股东大会，1／3的上市企业没有董事会，近90%上市企业没有监事会。看来，一些私营企业公开上市多半是为了融资，规范企业治理并没有真正成为上市的目标。因此，私营企业规范管理，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还有较长的道路要走。

3.私营企业的决策机制是以“企业主”为中心，且出现了大小企业“两头抓”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私营企业之所以迅速增长，并能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与私营企业相对灵活的决策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灵活机制的核心是企业主的决定性作用。

调查显示，90%私营企业主兼任企业总裁、(总)经理。上市私营企业的比例也超过80%。企业重大决策主要由企业主负责(36.9%)，其中50%上市私营企业由“董事长说了算”。企业日常管理也主要由企业主和主要管理人员(53.1%)、企业主(39.1%)负责。为了促进企业规范经营和持续发展，按重要程度，“由主要投资者亲自抓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仍然排在第一位。可以说，私营企业的发展丝毫离不开企业主的作用。无论是“已经上市”的还是“暂时不想上市”的企业都说明了这一点，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作大小企业“两头抓”。这种“两头抓”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主多年形成的集权式管理风格，二是公司上市后，经营风险扩大，“亲自挂帅”成为企业主的自然反应，三是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放权”的委托风险很高。

结构特征范文篇9

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城乡关系一直是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基础方面之一，而城乡金融的研究又存在着同质性，因为它们经营的是相同的货币和资金，并且这些货币和资金在宏观层面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视角下，合理的金融模式选择可以成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农村金融的发展一直制约着整个中国金融的发展，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殊二元经济结构，城市与农村市场一度割裂，导致了农村金融和城市金融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而在目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下，农村金融和城市金融要融合、要对接、要发展，首先应该研究的就是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不同之处。众所周知，我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经济差异显著，分割严重。根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从城乡经济协调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的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是专门服务于“三农”的金融；另一方面，作为全国经济的一部分，它又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担负着连接城乡经济发展的功能。这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金融的本质属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主要特征有三个方面：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农村金融市场分割程度高和农村金融“边缘化”。

二、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特征分析

（一）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在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是其一大特色，农村的民间金融至今仍然盛行。而正是因为农村民间金融的盛行，使得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城市以现代商业金融为主、农村以民间金融为主，或者说是以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为特点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盛行，关键在于农业的基本性质，因为农业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了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相适应，政府会以政策金融的形式介入，这样，政策金融和初始存在的民间金融就形成了最初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此外，小农经济的专业化程度低，且收益水平相对于工业来说也处于极低的水平，在这种条件下，大型的商业银行就不具备生存的条件与空间，相反，小规模的金融机构则存在着一定的活动空间，因为它与大型的商业银行相比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简便的手续、信息和农村中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水平的非农业经济和经济型农业的金融需求。在这个土壤中，民间的互助性金融就会得到一定的发展，同时，也不排除其中一些具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机构。但是仅凭借民间金融，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力还不够，而且发展水平也会相对较低，所以，为了保障农业与农村的快速发展，政府还会以政策性金融的形式介入，农村的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就逐渐并存与发展起来。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作为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的重要特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最初的存在形式是政策金融和以高利贷为主的民间金融与并存，后来发展为正式的商业金融、政策金融与民间的商业性和互助性的金融并存，将来，随着合作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二元格局必将被一元格局所替代，所谓的一元格局是指以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金融为后盾、商业金融为补充的城乡金融体系。但即使在一元格局的阶段，城乡金融间仍将存在着差异：城市以商业金融为体，农村以合作金融为主体。（二）农村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高。相对于城市金融市场来说，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市场分割的高程度。这种分割不仅是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市场分割，正规金融之间、民间金融本身也存在着高度的分割性，主要表现有市场不完善、主体残缺不全和缺乏竞争机制等。农村金融市场的这一特性主要原因在于农业与农村经济的高度分割性。而造成农业与农村经济的高度分割性原因一部分在于农村经济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导致农村经济主体之间内在的依赖度太低，而使其呈现出较高的无规则状态。但是，农业与农村经济的高度分割性的主要原因是农业与农村经济的空间分布的分散性。经济空间分布的分散性必然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同时制约着经济活动发生的范围、规模和频率，把经济活动分割为分散的小规模状态，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这种空间的经济特性会影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会影响金融活动。大型的正规商业银行之所以不适合农村金融市场，原因就在于这种空间的经济特性：农村融资需求不仅额度小，而且空间分布很分散，这不仅导致了较高的交易成本，而且使得形成一定区域内商业银行经营所需最小规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三）农村金融的“边缘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农村金融的边缘化现象已经十分明显，表现在：四大国有银行从农村市场中撤出，农村资金严重外流或非农化，农村金融功能萎缩、缺乏竞争、效率低下等。造成农村金融边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农业和农村经济被弱势化。城乡产业比较利益差异、产业经营模式差异、经济结构产业和空间经济特性差异这四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被弱势化，而农村金融边缘化就是这种弱势化的一种表现。同时，农村金融边缘化的原因还在于金融制度方面的转换、调整和缺失。例如，四大国有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以前作为政策金融银行进入农村市场，支持农村经济，甚至抢占地盘，而在商业化改革之后，因为没有生存与盈利的空间，它们又陆续从农村市场中撤出。

三、小结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在城乡经济因城乡产业比较利益差异、产业经营模式差异经济结构产业和空间经济特性差异这四个基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城市以商业银行为主，农村以民间金融、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组成的多元化体系为主的二元结构，城市的金融需求是规模经济和高度集中的，农村的金融需求则是非规模经济和高度分散的；农村的金融不仅存在着市场分割程度高的问题，还存在着被孤立、被“边缘化”的趋势。因此，要完善农村金融的发展模式，仅依靠金融方面的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依靠城市与农村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安排。在目前所大力倡导的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概念下，其重点服务对象就是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这对于推动破解城乡二元化的金融结构难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如何加快科技与农村金融的融合、推动农民金融理念的转变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在未来的农村金融发展中，应该坚持市场化发展和政策支持有机结合的基本取向，创建新型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1]韩艳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J].财经界(学术版)融,2018(05).

[2]李春.城乡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资源配置差异解构[J].时代金融,2015(06).

[3]蔺鹏,孟娜娜,路振家.农村金融结构失衡的现状、成因及改进策略———基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17(12).

[4]杨英.农村金融生态的经济基础与优化策略[J].农业经济,2017(12).

结构特征范文篇10

关键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投资决策债务管理

截止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实际上我国已经以94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榜首。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地不断扩大,对其适度规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相比较而言对我国外汇储备结构是否合理的研究则乏善可陈。

外汇储备的结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外汇储备在全部储备中所占比例的控制;外汇储备的结构安排;储备资产的投资决策;债务管理。本文拟从这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结构特征。

外汇储备在全部储备中所占的比例

国际储备由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四个部分构成。国际储备这四个组成部分各自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都是不同的,它们各自在国际储备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同,会导致整个国际储备总体呈现出不同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我国国际储备四个组成部分各自所占的比重是很不平衡的,大部分是外汇储备。我国的黄金储备占国际储备的百分比是1.6%,2001年,我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配额为63.69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3亿美元),只占当年国际储备的3.9%。储备头寸占国际储备的比例也很低。

我国的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偏低受到了整个国际储备体系的影响。1976年“黄金非货币化”后,黄金的储备货币职能在继续退化,只是作为一种最后支付手段保留在国家中央银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IMF有关的储备资产即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所占的比重在最高时也不过5%左右,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按市场价格计算,黄金储备所占的比重虽然稍高,但也呈下跌走势。至于外汇储备则不仅所占比重一直最高,且表现为不可逆转的上升势头。在国际储备体系中外汇储备成为了最主要的储备资产。

我国的国际储备格局与世界的国际储备格局变换是相一致的。这种相一致性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国际储备格局就是合理的,它恰恰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强大,我国的人民币还不是世界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我国的金融地位在世界金融领域中还处于劣势。

外汇储备的结构安排

外汇储备的结构安排主要是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选择。在我国的外汇储备中以美元居多,这种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币种格局主要受到了国际储备体系、我国的贸易结构、资本流动等因素的影响。

(一)国际储备体系的影响

目前,国际储备体系中外汇储备是最主要的储备资产,而在外汇储备的结构中美元在所有的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一半以上,在近些年来又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98年以来一直保持在60%以上。国际储备体系的这种格局说明了:尽管世界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有十几种,特别是欧元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货币的格局。但是,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所使用的结算货币来看,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支付和计价货币。这样就使得一国(除美国外)的外汇储备中持有一定数量的美元可以减少因为要把其他货币转换成美元时发生的汇兑损失和手续费用的支出。

(二)对外贸易结构的影响

贸易结构大体上确定了在对外贸易中所使用的币种及其比例。因此,通过考察进出口的来源、去向、数量及交易双方的支付惯例等可以获得贸易结构对币种组合影响的初步结论。

我国尚未实行意愿结售汇,国际收支顺差是外汇储备可靠而直接的来源。其中,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对于整个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尤为显著。我国的贸易支付主要是哪一种或者几种货币也就决定了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在进出口贸易中某种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会发生对冲,这样,实际对外汇储备构成产生直接影响的是贸易逆差来源地和贸易顺差来源地所使用的货币。

以2005年我国与排序前十位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和贸易逆差来源地国家(或地区)为例(见表1)。假定:如果贸易伙伴国的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与我国的交易中使用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从表1中可见,出现贸易逆差产生对外汇储备的需求所需要的货币可能是新台币、韩元、日元、马元、沙特里亚尔、菲律宾比索、安哥拉宽扎、泰铢、巴西雷亚尔、澳元。其中,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交易货币可能需要转换为其他货币比如,美元。这样,所需要的外汇储备的币种是美元、日元、澳元等。贸易顺差带来外汇收入,这部分外汇收入可能是美元、港币、欧元、英镑、阿联酋迪尔汗、加元等。同理外汇储备币种的来源结构是美元、欧元、英镑、加元等。

以上只是分析了2005年一年的情况,还不能完全说明外汇储备的币种的具体构成。但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看,美国、欧元区、日本、韩国等目前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相应地,美元、欧元、日元等也自然会在我国外汇储备币种构成中占重要的地位。此外,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加拿大等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比重也较大,这些国家的货币也会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构成。从支付结算的角度看,尽管目前仍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与我国的贸易中较多、较习惯采用美元结算,但这种情况正逐渐发生变化,选用其本币进行结算的会渐渐多起来,所以,我国外汇储备币种构成中虽然以“美元独大”,但是这种局面也正在发生改变。

(三)直接投资的影响

资本与金融帐户的顺差也是我国外汇储备重要的来源渠道。由于我国对外投资仍然属于起步阶段,目前在金融帐户中影响较大的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有相当规模,目前,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5600多亿美元。2005年1-11月,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39679家,同比增长1.17%;合同外资金额167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3.9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1.27亿美元,同比下降1.90%。这些投资中有很多是采用投资来源国自身的货币,而且将来通过分红取得投资收益时也要兑换为相应的外币汇出。因此,直接投资的来源国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也会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

2005年1-11月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开曼群岛、德国、萨摩亚,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4.37%。在这些直接投资的计价货币的选择中美元依然占有一定优势。

储备资产的投资决策

截至2006年9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达9879亿美元,距1万亿美元呎尺之遥,业内人士称,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我国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三都投资在美元和美元所表示的资产上,如美国债券和不动产。

对于我国来说,盈利性应是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中要引起充分考虑的目标,如何实现盈利性,就要考虑各种储备货币的风险收益组合问题。我国学者易江、李楚霖(1997)将资产组合风险最小化的理论应用于外汇储备安全增值问题的研究,在允许卖空和不允许卖空两种情景下导出实现外汇储备最优组合的方法,并利用实际数据计算出了不允许卖空条件下储备的最优投资组合,分别是日本(57.7%)、瑞典(19.7%)、比利时(15.63%)、丹麦(4.02%)、中国香港(2.88%)。朱淑珍(2002)利用马克维茨的组合投资理论,以美元为基准,考察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货币的风险收益情况,分析了我国的外汇储备的风险有效边界曲线,同时给出了理论上最优的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建议。宋铁波、陈建国(2001)结合我国贸易结构、外债结构、储备货币的风险收益和我国的汇率制度得出如下外汇储备的币种组合:美元(58%～63%)、日元(13%～18%)、欧元(13%～18%)、英镑等其他货币(5%～10%)。

由于美元实行的是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美元币值因为其国内存在巨大的“双赤字”等不稳定因素近一段时期以来表现疲软,这无疑增大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外汇储备资产属于风险资产,针对各种储备资产的不同收益情况和风险程度,进行多样化的组合搭配,得到一个风险程度低、收益率高的投资组合对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是很必要的。自2003年起,我国政府就开始了外汇储备政策的调整与创新。从外汇储备稳定的储备政策,向稳健与充分利用并重的储备政策调整。

债务管理

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外债需用人民币兑换为具体的计价货币进行还本付息,具体的计价货币会在外汇市场上产生明显的需求,因而成为影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一个因素。从表面经济利益看,外债和外汇储备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一方面是以较高的成本借入外债,另一方面又以收益较低的外汇储备形式占用了庞大的外汇资源。但是因为两者各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及作用,因而两者可以共存,当然这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研究外债结构对外汇储备币种组合的影响就是要使得这种代价尽可能地降低,这对提高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都是有帮助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集聚起巨额的外汇储备的同时也积累了较大规模外债。因此,从确保外债的及时还本付息及尽量降低因币种转换带来的交易成本考虑,外债的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会影响到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

目前,我国外债币种构成中以美元债务为主。2005年6月末,美元债务占登记外债余额的66.8%,比2004年末上升1.8个百分点;其次是日元债务和欧元债务,分别占14.1%和8.1%。这样,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美元居多也就可以满足我国到期对外支付的需求。

从外汇储备的职能出发,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充当一国对外举借外债的保证,在外债到期时不会发生债务危机。这一因素的影响还反映在外债的期限结构上,如果持有外汇储备主要是满足短期外债的偿付需要,那么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就需要最大限度地与短期外债的货币结构保持一致,避免货币错配可能造成的损失。而我国的外债期限结构中以中长期外债居多,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中长期外债所占比例分别为:67.4%、60.2%和54.37%。所以,在选择我国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应把中长期外债的币种结构考虑在内。

参考文献:

1.易江,李楚霖.外汇储备最优组合的方法.预测,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