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范文10篇

借贷范文篇1

农户的资金借贷渠道可以分为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正规金融渠道主要包括“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此外还有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等其他商业银行，不过在所调研的农村地区，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对农户的贷款支持依然很弱，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对农户的借贷业务有所发展。非正规金融渠道主要包括民间私人借贷、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合会、及银背机构。民间私人借贷在河南农村地区依旧活跃，而农村合作基金会于1997年被政府取缔后基本上从农村地区消失。虽然合会及银背机构在东部地区较为广泛地存在，但在所调研的13个河南农村地区却均未发现，只有2个调研地区发现私人钱庄，不过很少有农户从那里取得贷款。所以，这里民间借贷数据统计的是河南农村地区的民间私人之间的借贷情况。表1给出了704户农户2011年度四类借贷资金来源的统计结果，农户来自农村信用社累计借贷资金总额为5939000元，农户借贷发生比率，也就是指发生过资金借贷的农户数量占总调查户数的比率。2011年度从农村信用社借贷的农户有296户，在总调查户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即农户借贷发生比率为41．8%，是正规金融渠道中借贷比率最高的，这说明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可获得性要远比商业银行强，其信贷资金发放的覆盖面比较广。不过借贷平均金额却是正规金融渠道中最低的，只有20064元，说明农村信用社更多的是发放小额贷款。农户来自其他商业银行的累计借贷资金总额为4735000元，这略低于农村信用社的累计借贷金额，有69户农户取得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借贷发生比率最低，仅为9．8%，借贷户均额度却是最高的，为68623元，这说明其他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主要是服务于农村少数的高端群体的客户。农户来自农业银行的累计借贷资金总额最小，只有1772000元，借贷户数为71户，借贷发生比率较低，为10．1%，累计平均借贷金额略高于农村信用社，却只有24957元，这说明农业银行已淡出农村地区，支农覆盖面窄，支农融资服务力度较小［2］。农户来自民间私人处的累计借贷总额为5219600元，借贷户数为391户，借贷发生比率最高，为55．3%，这说明民间私人借贷的资金总量较大，而且贷款的可获得性最强。不过，民间私人处的累计平均借贷金额最低，只有13349元，较能满足农户的小额支出项目的融资需求，但却缺乏对农户大项支出的融资支持。如表2所示，2011年度，农户来自农村信用社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笔数，共有37笔，占农村信用社借贷总笔数比例的12．5%，而农户来自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笔数，仅有10笔，占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借贷总笔数比例的7．2%，可见，极小额度的贷款还得主要依赖农村信用社来发放。况且，农户来自农村信用社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5000～10000元之间的，共有75笔，占农村信用社借贷总笔数比例的25．4%，而农户来自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5000～10000元之间的共有34笔，占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借贷总笔数比例的24．3%，两者的比例大致相当且都较低，这说明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额度较小的贷款仍是不足的，正规金融机构要想提高借贷发生比率，就应该多发放额度较小的贷款。农户来自农村信用社的每笔借贷金额在10000元以上的，共有184笔，占农村信用社借贷总笔数比例的62．1%，而农户来自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10000元以上的，却有96笔，占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借贷总笔数比例的68．5%，两者比例都很高，这说明三年来，随着我国货币量72．6%的增长率，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把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大额度贷款上，且在它们之间出现过度竞争。2011年度，农户来自民间私人处的借贷，每笔借贷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笔数，共有116笔，占民间私人借贷总笔数比例的28．5%;5000～10000元之间的笔数，有122笔，占民间私人借贷总笔数比例的30．0%;10000元以上笔数，有169笔，占民间私人借贷总笔数比例的41．5%。可见民间私人借贷的额度分布较均匀，其提供的5000元以下的小额借贷要比农村信用社强得多。民间私人借贷额度有增大的趋势，不过受农户储蓄能力的限制，民间金融要想更多的发放大额度贷款，就必须要有组织化形式并且合法化，还要改善民间借贷的信用环境。析2011年度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436户农户中，有337户认为自己取得贷款需要担保抵押，另有99户农户认为不需要担保抵押，至于托关系送礼，有223户农户认为贷款需要托关系送礼，另213户农户认为贷款不需要托关系送礼。当年没有申请上贷款的农户有187户，没申请上贷款的原因主要有担保抵押不足，怕自己还不起和可供信贷的资金紧张等。这说明农户基本上不能取得纯信用贷款，农户要想取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要符合多项苛刻的条件，如担保抵押等，还要受信贷政策和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制约。尽管过半的农户表示愿意以房屋，动产或田地作为抵押来贷款，但由于农村地区的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这些都限制了抵押物的品种选择及其合理估价，结果就使得农户因缺少承贷载体而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3］，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是比较困难的。而对于民间私人借贷，作出回答的504户农户中有88户认为借钱需要担保抵押，而416户农户则认为完全不需要担保抵押，在借贷手续上，作出回答的501户农户中有349户表示借钱至多需要口头承诺，152户则认为需要签订借款字据。由此可见，河南农村的民间私人借贷的手续比较简单且借贷形式灵活，能够方便快捷地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但却不够规范，缺乏有效的还款保障，这也就决定了民间私人借贷多局限于亲朋和邻里之间，借贷的范围比较狭窄，缺乏人脉的农户较难获取民间私人贷款，且考虑到民间的大笔借贷会成倍放大信用风险程度，放贷的农户较为担心自己大额借贷资金的安全，不肯轻易放贷，所以农户的大笔借贷难以有效从民间私人处得到满足。在借贷期限上，有147户农户愿意选择的期限不超过半年，255户农户希望贷款期限在6个月到不超过1年，另有282户农户要求贷款期限在1年以上到3年之间。在农村信用社贷款安排上，474户农户认为其贷款期限为1年，196户农户认为其贷款期限能达到2年，只有15户农户认为其贷款期限能超过2年。可见，农村信用社贷款在期限上还是低于农户所要求的理想贷款期限，这就抑制了农户出于现代农业和非农生产投资目的的融资需求。至于农户从民间私人处的借贷期限，作出回答的农户有302户表示根据自己需要来定还款期限，191户表示还款不约定期限，仅11户表示民间私人借贷期限与农村信用社期限一致，可见民间私人借贷的还款期限安排得比较灵活，更符合农户的实际需要。在借贷利率上，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多数集中在6．5%左右，也有一部分贷款利率在8．5%～12%之间，对于这样的利率水平，作出回答的686户农户中有463户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利率水平，另223户则表示利率有些偏高，希望利率降低些，可见，河南不同的农村地区，利率有较大差异，尽管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有一定的市场浮动空间，但是对于风险大小程度相同的贷款种类，利率差距不宜过大，中等风险程度的农户借贷利率还是以不高于9%为宜，而风险大的贷款种类如信用贷款和消费贷款等，可出于补偿风险溢价的目的，制定相对高的利率。同时农户对利率高低的敏感度较低，较多的农户满足于自身的借贷利率状况，这说明农户关心的是能够取得贷款，贷款的缺失成本远比借贷利率成本高，所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即使多发放贷款，还是能够从较高的借贷利率上得到风险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补偿。至于民间私人借贷，作出回答的农户有357户认为它是无息的，117户认为它是低息的，还有28户认为它是高息的，具体到2011年度发生民间私人借贷，若是有利率的话，利率大多为6%，10%和12%。从中可见，民间私人借贷主要出于亲情友情的互助目的，大都不需要支付利息，所以借贷的范围必将受限，但也有一些放贷户，有了初步的放贷获息的观念，如果这种意识能被合理引导并被认同，将会使民间私人借贷突破“人情圈”的限制，得到市场化的飞跃发展。如表3所示，农户借贷资金的投向可分为生产性用途和生活性用途。生产性用途包括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两个方面，2011年度，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的累计资金总额过少，只有2381300元，其中1719000元借贷资金来自于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主要用于购买农机、特色种植(如食用菌等)和养殖上。同时投入到非农生产领域的累计资金总额达9791000元，其中来自正规金融渠道的借贷资金占72．1%的比重，主要用于做生意、开商店、买车搞运输、农产品加工、农村建筑等非农产业领域。而投入到生活领域的累计资金总额为5493300元，其中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资金有3675000元，占66．9%的比重，来自民间私人借贷资金有1818300元，占33．1%的比重，主要用于建房、子女上学、婚嫁、买家具和看病，以解决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见河南省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投向已严重偏离农业生产，为非农生产和生活性支出提供过多借贷资金，由于农户的非农生产项目风险大且竞争日趋激烈，而农户的生活性支出本身却不能带来收益，所以正规金融机构的这些贷款暗含着巨大的信贷风险。而民间私人借贷由于其市场化程度低和农户储蓄意愿低，河南的民间私人借贷远不如东西部地区活跃［4］，对农户的融资需求满足程度低，并且民间私人借贷用于满足农户生活性支出的累计金额是1818300元，远低于其满足农户非农生产支出的累计金额2739000元，这说明民间私人借贷的扶贫救济功能大为弱化，贫困农户的资金扶持问题凸显。

产生农户借贷问题的供给方面的原因分析

河南农户节余的闲置资金用于放贷的比例远不如东部和西部地区，也就是说河南农村民间私人借贷不够活跃，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河南农户整体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生活性支出有很大一部分不需要民间借贷，当然部分贫困农户由于缺少还款能力和人脉关系，其生活性支出往往难于取得民间借贷。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河南民间私人放贷过于局限于亲朋和邻里之间的“人情圈”，可供放贷范围狭窄，此外，不少放贷农户对非农生产的融资有了获利取息的意愿，但出于农村旧有的传统观念，不能付诸实施，也就削弱了民间私人放贷的积极性，同时，河南缺少东部地区所广泛存在的民间金融机构如私人钱庄、标会和银背等等，民间私人之间的资金余缺就不能通过民间金融机构这个平台来进行调剂，所以河南民间金融发展比较迟滞。河南农户的闲置资金只能是大多数存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但是其对农户发放贷款的占存款的比例也即是存贷比过低，原因是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等商业银行机构大都淡出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很少发放农户小额贷款，而农村信用社出于信贷风险和交易成本的考虑，只愿意发放信用风险小和交易成本低的贷款，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只是处于推广阶段，在河南所调研的地区均不存在，所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缺位或弱化了其支农服务功能。当然对于河南农村的高端客户，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等出现越位争贷的局面，且发放的都是大额度的贷款。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其现有的农户信贷产品所要求的信贷条件较高，一方面是贷款手续复杂、审批贷款时间长，甚至贷到款还需要托关系，远不如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贷款方便快捷，其对于所申请的贷款，从申请—审核—批准—发放的速度为1～2周，平均周期为10天左右。具体到实际当中，老客户1～2天，新客户7～10天，最慢的2周时间能拿到贷款［5］。另一方面贷款需要担保和抵押，都增加了农户贷款的难度，所以农户如果是额度不大的贷款，往往不愿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因为贷款的隐性成本过大。此外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也不愿意发放信用贷款，这对于缺少承贷载体但有还款能力，且守信誉的农户来说是很不利的，造成其融资需求必然会有一部分被抑制。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不同用途种类的贷款产品而言，非农生产贷款过多，而河南农村地区的这些非农生产项目已暴露出投资风险，非农生产性贷款不宜过多。当然对于农业生产性项目，特别是农产品深加工、特色效益农业和现代高产化农业等，其投资的泡沫成分小，对其投资的风险小，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却对农业生产性项目的贷款过少。同时，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产品在利率和期限上也不够合理，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上搞“一刀切”，没有区分不同种类贷款的风险大小，致使不同种类贷款的利率差异不大，致使风险大的贷款发放过度并且风险损失在利率上得不到足额补偿。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期限多为一年，而不顾农户贷款期限的实际需要，这样的融资产品不利于农户的生产和投资。至于民间借贷无论是在贷款用途、贷款期限、贷款信用形式、贷款额度和贷款利率等上，大都是出于人情上的考虑，所以安排得比较随意而无固定的规定。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农村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纷纷减少农村的金融业务或者淡出农村地区，如农业银行最为明显，农业银行在机构设置上，大量地撤并县以下机构，努力在大城市增设网点;在业务发展上，不再直接面向一般农户和乡镇企业开展业务，重点开发城市大客户、行业垄断性客户和城镇高收入群体等;在信贷管理上，采取信贷资金管理权限上收，县域、乡镇营业所主要任务是组织存款、清收贷款本息［6］。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农户的借贷资金回报率低，借贷利率自然不能定得太高，而且借贷利率也要受人民银行的限制，但是对农户信贷的成本过高，所以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出现了困难局面，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了削弱。农户信贷成本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发放小额贷款和大额贷款的签约成本是相差无几的，而小额贷款本身利息收入少，扣除签约成本后，银行在小额贷款上的赢利微小，自然影响到小额贷款的发放量。然后农村金融机构缺少社会资本，不具备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难以筛选农户的类型，事后也不能对农户贷款的使用实施有效监督。所以其贷款的风险比较大，带来的坏账损失也大，所以农村金融机构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很少愿意发放信用贷款。最后农村金融机构为克服信息不对称、不足值抵押以及法律约束不力的问题就越需要复杂规范的风险控制和评估技术，其管理成本也会相应急剧上升，而组织规模越大，更易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解决内部利益冲突的成本也相应较高。

政策建议

借贷范文篇2

一、农村金融改革的背景和环境

回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20年来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每一次大的飞跃，农村改革每一项大的突破，必然带来农村金融业务上和体制上的大改变。80年代初期，农户重新成为农村经济主体，农村金融市场一下子出现了2亿多个信贷交易对象，原有的计划信贷方式和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恢复后的农业银行，农业贷款对象从以集体为主变为以农户为主，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从政社合一的体制下解放出来，通过恢复“三性”，业务规模和内容有了快速发展，对农民个人贷款也由过去主要用于治病和解决生活困难变为既用于承包土地，也用于发展各种经营，贷款数额也成倍增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农产品商品供给大大超过了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特别是1985年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后，农产品收购资金短缺，“打白条”、压级压价和限收拒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不断加大各级财政的负担。为使农村政策性金融活动规范化和制度化，1994年我国成立了专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统一管理农产品收购资金、农村扶贫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专项贷款业务。

80年代末期，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非农产业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长点，农村金融市场的重点也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要比农业生产规模大、周期长，已有的贷款规模和管理方式也不适应新业务的需求，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式的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基金会、乡镇企业基金会、农民储金会等。民间借贷市场也日益活跃，高利贷款非常普及。农村金融市场一度非常混乱。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全国各地兴起“开发热”和“达标热”，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造成巨大的资金缺口。地方政府纷纷介入农村金融市场，集资、摊派、高息吸储、行政性贷款等，进一步加重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混乱。为了治理和理顺农村金融市场的秩序，1996年，中央推动了新一轮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贸、工、农综合经营，促进城市一体化发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恢复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进一步增强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导作用。”随后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民间自由借贷市场的管理和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意见和法规制度。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普及和深入，我国已初步形成由农村合作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民间自由借贷市场构成的农村金融体制格局。根据正式公布的资料，1998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12192亿元，占整个金融机构的12.74%，比年初增加146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340亿元，占整个金融机构的9.6%，比年初增加922亿元，其中农业贷款2659亿元，占整个金融机构的59.83%，比年初增加393亿元，乡镇企业贷款3761亿元，占整个金融机构的67.04%。1998年末，中国农业银行各项存款余额13349亿元，占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22.1%，比年初增加198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3666亿元，比年初增加2492亿元，增加22.3%。1998年4—12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发放粮棉油收购贷款1509.9亿元，支持收购粮食1435.98亿斤，油料11.9亿斤，棉花6360万担，没有发生因收购资金不到位而给农民打“白条”的情况[2]。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民间借贷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占48.77%。如果按全国2亿农户计算，1999年全国农户民间金融市场贷款量高达2000多亿元，其中有息贷款近1000亿元。

我们还应看到，现阶段农村金融活动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许多方面不能满足农户企业、乡村集体的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在我国，70—80%的货币流通量发生在农村。1998年，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为10441亿元，人均1201.5元；分别比上年增加1308.8亿元和147.4元[3]。随着农业银行逐渐退出乡村，农户现金管理和结算主要依靠农村信用社。如果农村信用社仅停留在目前这种管理手段和工作方式上，是很难做好这项工作的，结果会是农户储蓄存款更大规模地流向城市。更为重要的是，从上到下，从国内到国外，大家一致认为缺少基本的资金投入是目前制约中国农村经济摆脱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通过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逐步理顺农村金融市场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整顿、改造，使之真正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骨干；利用法律来治理和规范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使之走到台前，真正为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提供及时和充足的金融服务。

二、农村金融改革主体研究

1996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农村合作金融体制。现阶段，构成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制的主体是农村合作信用社。今年秋天，朱容基总理在农村考察时明确指出，农村信用社要发挥农村金融市场主力军的作用，要发挥连接农民的纽带作用。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不适宜采用城市金融的经营管理模式。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制都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在我国，本世纪20年代就有了比较规范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新中国成立之初，由政府出面组织农民创办信用社，到1954年底，全国共有各种形式的信用合作社12.4万个，多数地区做到了一乡一社。在以后的近30年里，虽然历经农业合作化、和的多次冲击，波动很大，但是，农村信用社始终作为农村最基层的金融服务机构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但是，由于受国民经济计划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农村信用社从当初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逐步演变成国家机构在农村基层的派出机构。同时，体制决定了单一的农村金融格局。因此，当农村改革出现了经济主体多元化、经济结构多样化的格局后，要求农村金融市场也要与之相适应。而农村信用社在多年“官办”下形成的僵硬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发展迅速的农户、村集体和乡镇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从1982年开始，推行了以恢复“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为主要内容的信用社改革。通过改革，农村信用社清理了股金，补发了拖欠多年的股息；改革了每个社员只能入一股的规定，积极吸收农民入社；恢复和健全了社员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了理事会和监事会，改干部委任制为选举制。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农村信用社实行经营责任制，一方面理顺信用社与国家银行的关系，逐步取消农业银行对信用社的亏损补贴，信用社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利润与其所得挂钩；另一方面调整信用社内部的关系，实行岗位责任制，按劳、按责分配。中国农业银行不再给信用社下达指令性业务指标，经营上进一步灵活。除按规定缴存准备金外，不规定转存任务，多吸收存款可以多放贷款，利率可接近市场利率，实行浮动利率。通过改革，农村信用社的实力不断增强。1989年与1979年相比，全国农村信用社自有资金增长8倍，其中股金增长12倍；各项存款增长近7倍，各项贷款增长22倍[4]。农村信用社为80年代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取得飞速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

进入九十年代，农村信用社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多数乡镇企业发展艰难，破产企业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增长缓慢，农民生产投入积极性降低、农村中非正规金融机构大量出现，争夺了大量的存款贷款业务。外在环境的改变使得农村信用社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弊病暴露得更为突出，集中表现为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1996年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亏损总额高达146.1亿元，1997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达110.1亿元，亏损面达42%，信用社历年挂账亏损达433亿元，全国有1.3万个信用社资不抵债，占总数的26%，资不抵债额超过300亿元[5]。近几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并没有改善农村信用社经营亏损的局面。1999年，全国亏损的农村信用社增加了315个，亏损面扩大了3.27个百分点，亏损金额上升了32.95亿元。信用社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在下降，1999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比上年末降低3.14个百分点，资金充足率不到8%的信用社占信用社总数的比重高达80%多[6]。

造成农村信用社如此困境的原因，除了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经营费用刚性上涨、非盈利性资产膨胀等所有金融机构共有的问题外，农村信用社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已经威胁到农村信用社的生存和发展。

首先，从体制政策方面看。农村信用社以成立之初就一直向集体所有、向国有靠拢，“官办”的意识和表现非常强烈，为股东负责，为农民服务和合作金融宗旨和原则体现得很不充分。合作社社员不仅享受不到贷款的优先权和优惠权、以及股金分红权，反而还要接受比基准利率高得多的贷款；社员大会、董事会、鉴事会等民主管理制度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干部是任命制而非选举制。因此失去了农村的信任和支持。虽然自1996年起，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了行政隶属关系，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但实际上，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信用社的合作金融性质，结果是对中国人民银行的依赖越来越强，人民银行对信用社的管理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年都要出台一个文件，使信用社的“官办”色彩越来越浓。县联社在业务管理中也没有尊重基层信用社的合作金融性质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力，采取行政命令、强制平衡基层信用社的盈亏状况，挫伤了资金盈余社的积极性，使风险不断积累和扩大。

与此不同的是，国家在资金政策上并没有将信用社视为商业银行的同类。例如，不允许建立独立的清算系统，使农村信用社资金结算增加了许多环节，导致汇路不畅，直接造成部分资金的闲置。根据山东省某地级市的调查，1999年头8个月，该市农村信用社系统在银行和其它同业的各项存款平均余额达1.2亿元，如按上半年贷款平均利率计算，减少收入550万元。而且，准备金和备付金的利率低于各项存款平均付息率5.21个百分点。仅利息倒挂又使该市农村信用社上半年减收3400万元。〖ZW(〗刘仲生等：《农村信用社经营亏损原因及对策研究》，《金融参考》，2000年第一期。〖ZW)〗有关部门的一些规定也限制了信用社的经营，如规定财政性存款、建筑业存款等不允许存于信用社系统，使信用社难以吸收低成本存款，增加了经营上的困难。

另外，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大量撤并代办点。从实践的结果看，虽然机构数量减少，清退了农民代办员，减少了相应支出。但是，对信用社的社会信用造成极大冲击，直接反映到农村信用社存款份额的下降和贷款回收困难。因为农村信用社约70%的社会存款和50%农业贷款的考察、回收要依靠代办点来完成。

其次，从经营管理方面看。由于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的特征并不明显，因而其业务工作一直盲目模仿国有商业银行，不愿意从事面对农户的农业贷款和小额信贷，把资金的投放重点放在工商企业，而本身又不具备健全的风险防范措施和手段，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另外，农村信用社的特殊性决定其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严重不匹配，筹资成本高，生息能力弱，受利率政策的影响大。信用社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居民储蓄存款，储蓄存款中的绝大部分又是定期存款，这种存款结构必然要比其它银行支付更多的利息。在资金运用上，由于过分追求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在贷款结构中，对利率敏感的短期贷款占了绝大比重，在近几年利率不断下调下，其收益也必然降低。同时，短期内利率多次下调又额外多支付了长期存款的刚性利息。还有，农村信用社管理机制并不灵活，干部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升不能降。由此造成农村信用社经营方法僵硬，服务恶劣，大多数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很差，缺乏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自律制度，出现大量的违规违法事件，给农村信用社的现象和经营造成极大的损害。

最后，在历史遗留问题上。农村信用社直到现在，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始终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过去农村信用社在农业银行的领导下，农业银行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占用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和财产，至今仍有大量资金没有划归信用社。同时将高风险贷款强制转给农村信用社，强迫农村信用社发放高风险贷款。因此，当“行社脱钩”后，被隐藏的风险和亏损挂账充分暴露出来，形成数额巨大的待处理亏损。另外，90年代初期，各地大兴开发热，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农村信用社将大量资金投向开发区和乡镇企业。到现在，开发区大量荒置，乡镇企业经营状况恶化，许多企业停产、倒闭，为农村信用社系统带来巨额的不良资产，收息率持续走低。同时，在1994—1997年，农村信用社也开办了保值储蓄、保值贴息累积至今已达150亿元而没有能力消化，形成挂账亏损。还有，农村合作社不仅没有享受合作经济组织的优惠，与国有商业银行交纳同等的税费，而且还要额外摊上许多的集资和捐助。清理合作基金会民也给农村合作社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三、农村民间金融个案分析

民间资金融通是最原始的金融活动。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间有息借贷基本消失，但亲友之间互济帮困的资金融通一直没有间断。改革后，随着农村多种经济成份的崛起，民间金融活动逐渐活跃，民间融资的形式也多样化，融资范围和内容也不断扩大，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1992年以后，由于国家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加大国有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严格控制民间金融活动，多数民间金融活动转入了地下，只有合作基金会等少数由地方政府扶持的非正规金融机构由于填补空缺得到了短时期的快速发展。

1996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从政策上取缔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农村中的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活动。但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逐渐退出农村，行社脱钩后的农村信用社整体还没有走出亏损，发挥的作用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因而近几年农村中民间金融活动又趋于活跃。除此之外，农村民间金融市场趋于活跃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经过长年积累手中掌握了一定规模的资金，一时没有合适的生产项目去投资，银行利率又经过8次下降，加之征收利息税，储蓄存款几乎成了现金保管，收入极低，而股票、期货等新型的投资形式又不能为大多数农民的素质所接受，只能选择比正式利率高一些的民间借贷市场；(2)农村发展带来了更多样的开支活动，有些活动根本不在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安排内，只能到民间金融市场去寻求资金。(3)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硬性任务，不得不借高息贷款是近几年民间金融交易量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4)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和农户生产规模小，经营兼业多也与农村民间金融市场借贷手续简便、现金供应及时等特点相适应；(5)迅速膨胀的地下经济和其它的非法活动大量涌入农村民间金融市场，既增加了资金供给，也增加了资金需求；(6)城镇居民和机构参与农村金融市场交易也不断增多。

由于我国还没有对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做过系统的调查统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多，所以很难从整体上描述和概括农村民间借贷的情况。我们利用今年暑假期间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在15个省区20个县市做的个案调查资料对目前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做初步分析。调查的15个省区中，东部有3个：山东、福建、广西，中部有6个：内蒙古、山西、湖南、河北、安徽、江西，西部有6个：陕西、青海、甘肃、四川、贵州、云南。访谈对象44人，其中借款人25人，放款人19人。借款案例50起，放款案例22起。我们从中选择了8份个案附在报告后。

对个案情况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农村民间金融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无息借款比重低，高利贷比重高。从历史上看，虽然农村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是不鲜见的，但由于借贷多数还是发生在地缘和血缘关系圈内，碍于情面或有其它方式补偿，大多数的借款多是无息或低息。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意识在农村的普及和深入，农民对资金的理解和使用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有息或高息借款为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这次调查案例并不是以抽样方法获得，但由于区域分布广泛，特别是样本超过30个，还可以做统计分析。)在这次调查的50起借款案例中，无息借款只有8起，占16%；贷款案例22起中，无息放贷只有3起，占13.6%。在有息借贷中，低于银行15%贷款利率的，借款案例中有6起，占14.3%，贷款案例中有4起，占21%；高过银行贷款利率的分别占85.7%和79%，其中超过40%利率的超高利借贷分别为9起和7起，分别占21.4%和36.8%，这还没有包括说不清楚具体数的案例。

第二，大额借款占了一定的份额。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逐渐变得多样，以往小额应急的借款变得越来越少，而大额借款不断增多。在借款案例中，最小的一笔是300元，最大的一笔是5万元。在贷款案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放贷数额超过1万元的有7起，而1000元以下的仅有5起(详情可见表3-1)。值得注意的并不仅是大额借贷增多，严重的是所有的大额借贷都是高利借贷，并引起诉讼纠纷，甚至有的酿成流血事件。

表3-1个案借贷数额分布

借贷数额(元)0-10001000-30003000-50005000-10000>10000

借贷案例(起)17104118

贷款案例(起)54247

第三，借贷方式不规范。由于民间借贷多是发生在熟人之间，大多知晓对方的根底，既使是通过中介人，双方也都不陌生。因此，借贷方式非常简单，特别是小额借贷，有时仅凭口头约定即可完成，即使有借据，写的也非常简单。在这次调查中还没有见到内容齐全、行文规范的借贷双方共有的借据。在借款案例中，口头约定有9起，占18%；有借据的41起中，有担保人的11起，担保人多为亲戚或村干部，有低押的2起，抵押品是房产或存折，有质押的1起，质押品为身份证，无人担保的11起；还有16起没有写明是否有担保、抵押或质押。在贷款案例中，无担保的有11起，有担保的7起，有抵押的4起。不规范的贷款占了很大的比重。

第四，逾期贷款多，由此引起的纠纷影响大。由于借贷方式的不规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因此，借款逾期不归已成为民间借贷活动中的普遍现象，由此也引发出严重的暴力流血事件。在这次调查中，50起借款个案中有11起按期归还，22起贷款个案中有7起按期归还。在逾期归还的贷款中有的只还了本金，有的还了利息还被加倍付息，有的则由担保人代为归还了利息，还有的是通过法院判决要回了贷款，其它方式还有转让债权或用无偿帮工来还贷(详情可见表3-2)。逾期贷款已经成了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中除高利贷外又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表3-2还款情况分布

还款情况借款个案(起)贷款个案(起)

按期归还117

延期归还不加息97

延期归还无偿帮工90

延期归还加息21

延期归还并有纠纷95

转让债权11

请人催收11

拖欠一直不还20

不清楚60

第五，资金使用多样化。在过去，农民通过亲友借钱大多用于青黄不接时购买粮食或播种前购买种子肥料等。现阶段，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和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对资金的需要，不得不到民间金融市场去获取。在调查的50起借款个案中，用于建房或买房的有3起，用于升学的3起，用于嫁娶的4起，用于农业生产的4起，用于非农生产的9起，用于日常生活的15起，用途不明的12起。其中，用于生产的有13起，绝大多数是用于生活消费，而用于生产的又多是用于非农生产。

第六，放贷人成分复杂。在我们调查的22个放贷人中，职业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普通农民，也有村干部；既有退休干部，也有城里职工；甚至还有正规金融机构的内部人，以及赌徒。放贷人的收入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详情可见表3-3)。

表3-3放贷人收入来源分布

收入来源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工业商业打工村干部其他

调查个案(起)11136226

四、农户借贷行为的实证研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取缔了私有金融活动，所有金融机构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贷款对象不涉及个人或家庭；另一方面，农民参加集体生产，分配、交换甚至消费都是在生产队的指令下进行，农户发生的只是最简单的现金储蓄行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参与信贷活动。改革后，农户成为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和生产经营者。农民收入增长很快，资金需求也更为强烈。农村中不仅有正规的金融机构，还有非正规的金融机构，民间借贷市场也不断活跃起来。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户提供了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供给，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①我国区域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②2亿多农户，数量庞大，但单位规模很小，信贷成本高，风险大；③民间借贷市场处于地下状态，缺乏法律规范和保护；④正规金融机构（除农村信用社外）与农户之间仅有储蓄业务，极少发生信贷往来。因此，当前农村中最大的资金使用者和受益者——农户的信贷

行为还处于最原始的状态，现代的金融服务还没有惠及到农民。

(一)农户现金收支的现状和特点

农户的现金收支状况是决定农户借贷行为的基本因素。改革以前，农户收入中约2/3是实物性收入，现金收入很少。经过20年的改革后，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现金收入的增长幅度更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农户的跟踪调查，1999年，农户家庭全年总收入为16548元，其中现金收入为12866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为78%；家庭全年总支出为14401元，其中现金支出为12743元，占总支出的比重为88.5%。现金支出的比重高出现金收入的比重10.5个百分点的原因是近三年农产品市场低迷所致。

1999年，农户年末存款余额户均为4956元，年末手存现金户均为2102元，年末借出款余额为464元，年末借入款余额平均每户为1726元。从变动情况看，年末存款余额比1995年增加了80.6%，年末现金增加了38.4%，借出款余额增加了42.8%，借入款余额增加了69.2%。由此可见，现阶段农户的现金收支是净流出的。流出主要表现在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不仅大大高于借入款余额，而且其增长速度也快于借入款余额的增长速度。

(二)农户借贷的供给约束与需求约束

目前，农村中的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特别是高息借贷是明令禁止的。另外，其它的金融工具受条件和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在农村还很稀少。因此，虽然农民手中有一些现金结余，但绝大多数都以储蓄形态存在。而借出款的大部分也是亲友间互助性的调济，没有利息。

对于缺少资金的农户来说，供给约束突出表现在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农业银行与信用社脱钩，并逐步从乡镇撤离，农村信用社成为唯一与农户打交道的正规的金融机构。由于农村信用社改革遇到许多问题，自身机制很不健全，很难满足农户在资金上的需求，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情况更严重。在改革初期，农户信贷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农用生产资料供应上，当时的化肥、农药、柴油等不仅缺少，而且流通渠道单一，市场环境恶劣。农民即使有钱也难买到合适的投入品。近几年，农户信贷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市场低迷上。1996年以来，主要农产品的市场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价格持续走低。在这种市场环境中，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当然不愿意去借钱做不赢利甚至赔钱的经营。如1998年，样本农户平均每户家庭经营收入比1997年减少226.15元，种植业收入减少77.21元，相应的，生产性借款也减少了44.96元。在非农生产领域，农户借贷的供给约束还体现在风险性上；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自身技能上。

在生活消费领域，由于农村目前还没有开展消费信贷，不到迫不得己，农民是不会向市场借高息贷款的。

(三)农户借贷资金的来源

农村借贷市场中的绝大部分资金来自民间，除一部分来自农民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城镇居民。正规的金融机构也占相当的份额，主要是农村合作信用社。非金融机构的贷款份额非常小（详见表1）。

表11995—1999年农户借贷资金来源构成单位：%

19951996199719981999

银行、信用社贷款24.2325.4223.9420.6524.43

合作基金会借款5.522.452.913.423.47

私人借款67.7569.2770.3874.2969.41

其他2.501.862.781.642.68

与80年代相比，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的贷款比重下降了许多。1985年以前农户贷款中绝大部分来自农业银行和信用社，以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了40%左右。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自1996年起，明确规定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属于金融机构，不得办理存、贷款业务。但是，从调查情况看，直到1999年农户借款中还有3.47%来自农村合作基金会。这其中有部分或许是待回收的逾期贷款。

(四)农户借贷资金的使用

农户借贷资金的使用可分为生产性借款、生活性借款和非正常借款非正常借款是指既不用于生产经营，又不直接用于生活消费的借款。改革以后，农户借贷资金中大部分使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然而，自1996年后，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并出现下降，贫困农户不得己，要靠借钱度日。1997年以来，占20%的低收入农户平均消费倾向都在1.3以上。表现在借贷资金使用构成上，即生活性借款比重超过了生产性借款比重（详见表2）。

表21995—1999年农户借贷资金使用构成单位：%

19951996199719981999

生活性借款35.7342.3448.3041.3245.93

生产性借款54.3446.6040.3845.7444.25

非正常借款9.9311.0611.3212.949.82

农户的非正常性借款也不容忽视，近几年有扩大的趋向。我们还须弄清楚其真正的用途。生产性借款又可分为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二大块。目前，农业生产中种植业投入由耕地规模决定，绝大多数农户的自有资金就可以满足。缺口主要是畜牧水产业。非农生产贷款是近几年农户贷款的主要部分。生活性贷款主要用于建房、婚嫁和看病上。

对生产性借款的使用效益，目前还没有令人很满意的指标可做依据。我们引入边际概念来分析。1996年，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值和种植业收入的增加值与生产性借款的增加值的比值分别为4.83和1.05。或者可以说每增加1元生产性借款会带来4.83元的家庭经营收入和1.05元的种植业收入，效益还是很可观的。但是，到1999年，由于家庭经营收入和种植业收入分别比上年减少64元和552元，生产性借款的效益出现了负值。

五、思考与建议

在《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要形成以工商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户服务的合作金融机构以及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三部分构成的格局。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外部关系已基本理顺，内部关系将随外部关系的理顺将逐步调整。而面向广大农户的合作性金融机构虽然经过整顿和规范，仍然没能改变长期亏损的局面和尴尬的社会地位。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对改变农村信用社状况非常重视，制定了详细的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199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整顿规范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措施：(1)清产核资；(2)规范改造；(3)化解风险；(4)加强监管；(5)强化内部经营管理；(6)组建行业自律组织；(7)改善外部经营环境。之后，又在江苏省进行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今年试点已在全省推开。今年9月，又将邮政储蓄今年在县和县以下吸收并存入中国人民银行的333亿元储蓄存款以再贷款方式借给农村信用社，以提高信用社的经济实力，改善其经营环境[7]。然而，为什么至今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呢?除了积重难返外，有政策贯彻不彻底，措施落实不到位等。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从根本上转变目前农村信用社“不民不官”的特征，不能真正确立农村合作社的合作金融本质。

因此，首先，要真正成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必须转变经营观念，把重点放在为农户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上，增加农业贷款和农户小款信贷业务，取得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扩大股金来源，增加单位股金数量，建立适当的股权流动机制，用法律保护社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分红权、继承权、退股权、抵押权等多种权利。

第三，真正发挥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作用，实行“一人一票”制，逐步取消干部任命，由社员推举基层信用社的领导，实行全员合同制。

第四，对农村信用社的旧帐和新帐区别对待、剥离政策性亏损由各级财政核销。

第五，建立农户小额贷款风险担保基金和农村信用社自律监督机构。

第六，引入破产机制和竞争机制，允许长期亏损、扭亏无型的信用社破产，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和负责人的责任，并允许同一行政范围内建立新的信用社。

第七，组建各级行业管理协会。

借贷范文篇3

关键词：信任影响因素贷方农户借方农户

一、理论及相关假设

(一)影响农户间借贷信任的因素

农户间的借贷行为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起作用的一个动态过程，而信任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信任是建立在声誉的基础之上，并随着时间流逝通过在相互了解的环境里的各种行为所获得的。张维迎、柯荣住对各省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信任与交通便利程度、财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子婧、曾翼也发现，信任与人均财富水平、教育程度、产权、市场化水平以及交通便利程度密切相关，并认为信任水平与人均财富水平、教育程度、产权、交通便利程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与市场化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周文根认为，影响信任水平的因素包括三大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与信任水平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阅读与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影响因素众说纷纭，但有五个因素被大多数的研究者所提及，分别为：社会关系，财富水平，声誉水平，受社会尊重的程度及受教育水平。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我们将声誉水平解释为名声情况，而农户间借贷信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亲疏关系、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及历史借贷情况。

(二)农户间借贷信任影响因素的假设

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与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贷方农户对借方农户信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贷方农户与借方农户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收入状况、历史借贷情况及声誉水平。本文进一步提出相关性和影响性两类假设，根据山东省泰安市农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对该假设进行验证和分析。

1.相关性假设

假设1a：贷方农户与借方农户的亲疏关系与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假设2a：借方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假设3a：借方农户名声情况与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假设4a：借方农户历史借贷情况与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2.影响性假设

假设lb：贷方农户与借方农户的亲疏关系对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2b：借方农户收入状况对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3b：借方农户对农户名声情况间借贷中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4b：借方农户历史借贷情况对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本项研究问卷调查方法为简单随机抽样法。样本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数据获取时间为2010年7月1日至7日。根据课题需要，本研究选取了山东省泰安市4个村庄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94份，有效问卷373份，有效问卷率94.67%。样本基本数据详见表1。

(二)效度和信度分析

对样本的效度检验如下：

1.KMO和巴特勒检验

KMO是Kiser—Meyer—Olkin的抽样适当性量数，表示变量间共同因素数。KMO用来检验样本是否充足。KMO值越接近1，越适合做因素分析；KMO值过小的话，不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认为，KMO在0.9以上，非常适合做因素分析；KMO值在0.8-0.9之间，很适合；在0.7-0.8，适合；在0.6-0.7之间，不太适合；在0.5-0.6之间，勉强适合；在0.5以下，不适合。巴特勒检验用来检验相关矩阵是否为单位矩阵。检验结果见表2。

样本检验结果显示，KMO=0.722＞0.5，说明数据共同因素较多，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并且，巴特勒检验中Approx.Chi-Square的值为9325.977，大于自由度80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相关矩阵中存在共同因子，样本基本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2.因子载荷及累计方差

量表的有效性通过因子之间因子载荷系数来检验。根据因素分析的理论，项目的因子载荷值越大，说明该项目与公因子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在社会科学中，因子载荷系数大于0.4就被认为是有效。分析结果见表3。

样本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因子载荷系数皆大于0.4，并且累积解释量达69.05%，说明该量表设计是有效的。

3.样本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主要用于检验量表相关变量是否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即检验量表内部各个题项之间相符合的程度以及两次度量的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常用Cronbach’sa系数来估计。Cronbach’sa系数值界于O-1之间，系数越大，表示该变两个各题项之间的相关性越大，也就是说其内部一致性越高。本研究运用SPSSl7.O对调研数据进行了信度分析，总量表及4个因子的信度指标如表4所示。

表4显示，四个分量表的Cronbach’sa系数分别为

0.823、0.801、0.782和0.746，均大于0.7这一最低可接受水平，且分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最低为0.521，大于0.4最低接受标准，删除任何题项后的a系数也无显著提高。

（三）相关性分析

对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历史借贷四个因素与贷方农户对借方农户的信任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分析，如表5所示。

表5显示了对样本进行相关分析的数据分析结果，据此对本文提出的相关性假设进行检验。根据统计的Sig．值显示，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历史借贷四个因素，与贷方农户对借方农户信任水平都是显著正相关的。

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两个因素与信任水平的相关系数较高，分别达到了O.712、0.705；借方农户的名声情况、历史借贷两个因素与信任水平的相关系数略低于另外两个因素，但同样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分别为0.685和0.674。至此，本文的相关性假设全部得到验证。

(四)回归分析

为了解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历史借贷四个因素对于贷方农户对借方农户信任水平的影响，本研究对此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显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F=60.582；相伴概率值P<0.001，回归效果非常显著。从调整系数分析，回归方程的解释程度达到了61.7％，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其中，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的亲疏关系对于信任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P<0.001)，其回归系数为0.284；农户的收入水平对于信任水平的影响也非常显著(P因此，本文的影响性假设：假设lb、假设2b、假设3b、假设4b全部得到验证，说明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历史借贷四个因素对于农户间借贷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根据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名声情况、历史借贷情况是农户间借贷信任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对农户间借贷信任有着显著的效果。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展开以下讨论：

第一，借方农户与贷方农户之间的亲疏关系对农户间借贷的信任有着最为显著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形成了以血缘及地缘为基础的亲近远疏关系图，农户根据亲近远疏关系，选择不同的信任水平，他们更愿意信任关系亲近的农户。

第二，借方农户的收入水平是仅次于亲疏关系的显著影响因素。近年来虽然农户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其收入大部分用于家庭支出，所剩无几，为不影响日常生活，他们在借贷时不得不考虑借方能否归还这一问题。因此，收入水平越高就可能越有保障，其还款能力就越强。

第三，借方农户的名声情况也是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农户的名声是由农户过去的行为和结果形成，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能力及品格。农户根据名声来评价借款农户的还款能力及意愿，而良好的名声表明了具有还款的能力及强烈的还款意愿，因此农户名声对农户间借贷信任具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农户的历史借贷情况也会对信任水平产生影响。农户的历史借贷情况反映了农户现有借款额及以往的借款归还情况，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还款的能力及还款的意愿。较好的历史借贷情况可能使贷方农户相信借方农户具有还款能力及较强的还款意愿，而更愿意信任那些历史借贷情况好的农户。

借贷范文篇4

关键词:民间借贷;小企业贷款;社会信用建设

为了解民间借贷现状以及对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的影响,笔者对珠海市207家小型企业的民间借贷情况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抽样结果显示珠海市小企业民间借贷余额大约在50亿元左右,接近银行小企业贷款余额的42%,巨额民间借贷已严重挤占银行小企业信贷空间。[1]

一、民间借贷的现状及特点

1.数量多,额度大。在抽样调查的207家小型企业中,共有115家企业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占抽样企业的55.6%,其中:借贷余额在10万元以下企业为38户,余额10万元到100万元企业为62户,100万元以上企业为15户。按2006年第6月末约22000家小企业测算,珠海市大约有12000户小企业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借贷余额估计在50亿元左右,大约比2003年初(测算余额为20亿元)上升150%。

2.效率高,期限短。在上述有民间借贷行为的115家小企业中,有81户企业反映能在3至5天内通过民间借贷形式完成融资行为,占比70%;21户表示能在5至15天内完成融资行为,占比18.3%;13户需要15天以上才能完成融资行为,占比11.7%。一般来说,民间借贷融资额越大,涉及对象越多,所需时间相对越长。但从效率上看,民间借贷确实体现了“随需随借”的特点。

从借贷资金的使用期限来看,期限在3个月以内的有58户企业,占比50.4%;3至6个月的有31户企业,占比27%;6个月以上的仅26户企业,占比22.6%,基本上为借贷余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

3.利率偏高,但需求旺盛。在115宗民间借贷中,合同年利率在10%以下的共70宗,占比60.9%;利率在10-15%共42宗,占比36.5%;利率在15-30%的共2宗,占比1.7%;利率在30%以上的1宗,占比0.9%。加权平均利率约10%左右,为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左右。由于难以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利率相对偏高对小企业借贷的意愿影响不大,特别受近年来大量新设立小企业的影响,民间借贷一直处于需求旺盛状态。据调查显示,在207家小企业,共有178家小企业希望得到银行或民间资金的支持,占调查企业的86%。据此测算,除银行信贷、民间融资外,珠海市小企业目前的资金缺口在50亿元以上。

4.抵押担保率低,但信用状况良好。115宗民间借贷中,103宗为信用借款,占比为89.56%,有抵押物或担保人的民间借贷仅12宗,占比10.44%。调查结果同时显示,114户能按时还本付息,仅有1户不能按时偿还本息。

5.运作欠规范,但违约率较低。在上述民间借贷中,有74宗借贷行为采取书面合同形式,占比64.3%,但存在部分要素不齐备,如缺少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41宗采取口头协议形式运作,占比达35.7%,超过70%的口头协议没有第三方见证。民间借贷运作虽然不够规范,但违约率相对较低,在115宗民间借贷行为中,仅有10宗民间借贷因违约而产生过纠纷,占比8.7%。

二、民间借贷与银行小企业信贷呈现此消彼长态势的原因

尽管2006年国家出台了《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金融服务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力促银行小企业贷款,但受民间借贷、银行经营思路以及小企业自身特点的影响,珠海市银行小企业贷款不升反降,特别是民间借贷规模的迅速扩大并形成对银行小企业信贷空间的挤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银行“主动”放弃了一块阵地。当然,银行小企业信贷与民间借贷表现出的此消彼长,原因是多方面的。

1.经营理念的转变使银行小企业信贷急剧收缩。近年来,随着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策略的调整,小企业信贷市场的开拓能力有所下降。珠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纷纷大量裁减网点和员工,仅2003年至2006年6月末,珠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从417个减至392个,从业人员从6628人减少至6523人。在经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主要商业银行纷纷退出经营成本和风险较高而利润较低的小企业信贷市场,以集中资源争夺效益较好的大企业。此外,基层网点贷款权限的上收进一步限制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拓展。而且日渐严格的授信问责制在一定程度影响了银行发放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2.小企业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民间借贷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珠海市小企业目前已进入“多、特、大”的发展期。“多”即小企业数量急剧增多。从2004年到2006年6月末,珠海市小企业法人由16707家增加到22000多家,月均增加300多家;“特”即形成了以家电、纺织、食品加工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性产业,部分名优品牌在广东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大”即小企业迅速成长,行业规模日益壮大。“多、特、大”的特点决定了小企业对资金需求量不断增加,但由于自身规模小、抗风险能力较差、财务管理不规范和有效担保不足等弱点,决定了相当部分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难以从银行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无疑成为小企业解决资金困难的强心针,并且以其特有的优势伴随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而日益红火。

3.形式灵活的民间借贷更能适应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特点。小企业对资金需求普遍具有“小、急、频”的特点,民间借贷简易的手续、较高的效率正好适应了小企业的这种资金需求。与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的主要特点有:一是资金随需随借。按银行的正常贷款程序,小企业从向银行申请贷款到获得贷款,期间大约需要半个月,即使是长期合作客户,最快也需要5至7天,而民间借贷一般仅需要3至5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即可获得所需资金,受到大部分的周转型小企业的欢迎。二是获取资金条件相对较低。小企业贷款风险大、需求额度小、管理成本高,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普遍要求小企业提供足够的抵押担保物,而民间借贷普遍以信用形式存在,90%以上的民间借贷不需要抵押物,显然更加适合于小企业。三是资金使用效率较高。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而民间借贷可以即借即还,适合小企业多次使用、使用频率高的特点。民间借贷自身固有的特点使其不断释放出的挤出效应,使部分本应属于银行的小企业信贷市场被民间借贷所占据。

4.相对充裕的民间资金及狭窄的投资渠道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可能。珠海市近年来居民收入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从2003年到2005年,居民储蓄余额分别为357.39亿元、408.57亿元和480.87亿元,截至2006年6月末,储蓄存款已达510.71亿元。大量富余的民间资本成为推动民间借贷迅猛发展的原动力,特别是在银行存款利率较低、股市低迷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居民出于获利或帮助亲友目的而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

三、进一步完善民间借贷的对策建议

从珠三角地区到长三角地区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企业资金供需矛盾,但同时也挤占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大量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缺乏金融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容易滋生高利贷、“地下钱庄”及诈骗等非法金融行为。因此,在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小企业信贷的同时,有必要对民间借贷予以政策引导和疏导,将民间借贷纳入有效监管范围。

1.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努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民间借贷挤占银行小企业信贷空间,缘于银行慎贷,根源在于小企业贷款风险高,风险来自于银企信息不对称、社会整体信用环境欠佳。因此,要解决民间借贷挤占银行小企业信贷空间问题,必须从解决总体信用环境着手:一是由工商、政法、税务及金融部门联合建立企业、个人信用资料库及其变动情况,为银行提供小企业贷款审查和决策的信息平台。二是建立和完善失信惩戒机制,通过司法、舆论等多种力量加大对逃废债及违约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制定《个人破产法》,加大企业及失信人的失信社会成本。三是逐步建立小企业信贷推荐和风险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熟悉当地企业的实际,发展“政府推荐—银行筛选—风险补偿”的小企业信贷模式,降低银行信贷风险。[2]

2.切实转变银行经营理念,树立小企业大效益观念。银行“主动”让出小企业信贷阵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小企业小效益”,认为对小企业的投入与收益不对称,“80%的收益来自于20%的大企业”。银行业必须从转变经营理念着手,充分认识小企业涵盖社会面广,小企业信贷成效直接关系银行自身的形象,树立小企业大效益观念:一是要以贯彻落实《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金融服务指导意见》为契机,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服务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简化贷款手续,优化抵押评估程序,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来提高效益,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二是完善利率定价机制。结合小企业信用状况、抵押担保情况及经营状况,合理确定小企业贷款利率,建立风险与收益对称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提高银行开展小企业信贷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三是落实责任,稳健推进小企业信贷业务。设立相对独立的小企业信贷部门和落实专门的工作人员,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在努力开拓小企业贷款市场的同时积极防范小企业贷款风险。

借贷范文篇5

企业间借贷是指没有金融业务经营权的企业之间互相拆解资金的民事行为。其判定主要依据：

1该借贷事项发生在两个企业法人之间，且两个企业法人均无金融经营权；

2拆借物是资金而非其他;

3借贷是企业法人的真实意思。

根据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最高院《关于企业互相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规定：对企业之间互相借贷的出借方或者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出借方尚未取得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依法向借款方收缴；另《非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等都明确了企业间借贷合同违反我国金融法规，属于无效合同，对其产生的后果，由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显然，上述引例中的A,B公司之间的借贷活动是违法的。

但我们又从相关的法律中发现：税法并未对企业间借贷予以全面否定。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中规定：纳税人向非金融结构贷款的利息支出，纳税人经批准的集资利息支出，按不超过金融结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水平范围内的部分在当期税前扣除。

由上可以看出：税法是在承认既定的企业间借贷的基础上，允许其借款利息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在税前扣除，并没有彻底否定企业间借贷。还有合同法也没有明确禁止。

法律风险与后果：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当前法律的有关规定，尤其是最高院的批复：保护出借人的本金，向借款人收缴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利息。这样，对出借方其实根本没有处罚，对借款方也只是正常的利息成本支出，也不算是罚款。但若涉及借款方无力偿还本息的时候，出借方的风险将会加大，情况也会变得复杂。

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借贷，特别是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难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这将会损失国家利益，对社会经济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据相关报道，高法院曾就企业间借贷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相信随着立法进程的加快，新的规定会出台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二、财务分析

企业借入资金（账面反映：借：银行存款贷：借款），同时期末预提利息，进而减少了企业所得额（税法规定在一定范围内，企业可以扣除相应的利息）。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企业间借贷，无疑是企业筹资的一个渠道。特别是在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大背景下，甚至有时它将是企业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若将企业借贷合法化，更能体现国家对广大中小企业的扶持。

从企业资本结构的角度：因为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假设总的借贷利息支出为A，可扣除的利息支出为B，则企业的净现金流计算如下：

B×33％－（A－B）×33％＝（2B－A）×33％

所以，若B>0.5A，就会产生正的现金流入。故从税收和资本成本来看，企业间借贷可以导致资本弱化。企业权益资本向债务资本倾斜。如果两个企业签订的投资合同向债务合同转化，同时附加赋予投资方相应的管理权限和承担必要的风险，对债权人而言，享有经营权和债权利益；而债务人则可以享受税收和资金的利益。这样的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资本的作用。但由此产生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毕竟，财务杠杆的运用和相关的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关联方借贷：

从现实情况来看，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经常发生融资关系，而其中不乏关联企业之间以债权性投资之名，行权益性投资之实，利用借款利息收支来规避企业所得税。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36条规定：“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实际上，如果分别从关联方企业各自的税收负担看，的确存在贷款让一方税负降低，同时另一方面税负增加的情况，但从综合影响来看，只有当借款方企业执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贷款方企业时，才会使税收总额减少，而当借款方企业执行企业所得税税率等于或低于贷款方企业时，双方转移支付借款利息反而会导致税收总额的增加。

例如：借款方企业执行27%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贷款方企业执行标准税率33％，则借款人每向贷款人支付1000元的借款利息时，借款方企业所得税减少额为：1000×27％＝270元。贷款方企业应计缴的营业税及附加为：1000×5％×（1＋7％＋3％）＝55元。企业所得税为（1000－55）×33％＝311.85则综合影响税收净增加额为：（55＋311.85）－270＝96.85。所以，对于关联方借款，《扣除办法》应合理分析，分情况处理，通过选择合适的借贷安排，来达到企业集团整体的效益最大化。

此外，对于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它们多数由实力雄厚、成熟稳定的企业集团或个人投资创办，与投资人关联性较强。所以，该《扣除办法》无疑成为一道它们的融资门槛。我国应适当放松对中小企业间借贷的限制，鼓励他们采用更多的途径进行融资，而对于大的集团公司，则要防范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破产前，为自身利益需要，故意通过借贷将子公司资产掏空的行为，减少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由此看出，企业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聚集资金以获得进一步发展，否则就成为公司财务舞弊的工具。

三、建议

以上从法律和财务的角度分析了企业间借贷会产生的影响。正如复旦大学谢百三教授所言：“一直以来企业间的借贷现象就没有停止过”。它是否违法，该不该取缔，困扰着企业和有关的中介机构（CPA）。其实，我们可以本着“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理念，采用合理的程序与相应的措施使企业间借贷合法化。

在我们取消对企业间借贷法律限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开展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有关委托贷款的业务，同时引入担保，抵押等手段加以规范。例如：引例中的A通过银行指定B为其借款人，A,B签订法定的借款合同，视情况采用担保措施。此过程中银行起到了监督和公证的作用，并以收取手续费的方式经营此业务。另外，CPA审计应该充分估计和披露由借贷产生的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企业需合理运用法律和财务等方面的政策来安排借贷，而立法也应根据现实，适时进行改革，从而不断完善规范我国的金融市场。放开企业间借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信在放开法律约束，企业间借贷，可以不再让大家都感到尴尬，也可以让它踏上规范的发展道路。

借贷范文篇6

关键词:民间借贷;刑法;融资

我国对民间借贷的管制一向严格，导致人们在提起民间借贷的时候，都会说成是非法的洗钱活动，甚至是联想成为刑法中规定的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行为。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民间借贷由于融资便捷、参与人数比较多等优点，很容易会成为不法分子用来违法犯罪的工具，但是从实际来说，民间借贷和洗钱还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的，更不能把民间借贷说成是非法活动，造成人们对民间借贷的错误看法，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造成的，从而导致人们对民间借贷的看法十分混乱。本文通过研究民间借贷与刑罚的相关问题，为刑法中对民间借贷的判定提出改善建议。

一、民间借贷的特征

（一）参与主体众多，资金来源广泛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广泛，基本上拥有闲散资金的企业和个人都可以提供民间借贷服务，如个人、企业、个体户等。资金的来源也各不相同，不仅包括居民的私人储蓄、企业的资金积累，还包括那些来历不明的资金和银行借贷的资金等。在所有的资金来源之中，更多的是巨门和企业的私有财产。此外，还能体现出出借方在金融市场找到不到合适的投资产品，所以就会将大量资金投入民间借贷志宏，进行资金调剂。

（二）隐蔽性和地域性

隐蔽性主要指的是民间借贷在当前还不属于合法的融资手段，因此并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只能私下进行，并且不受金融当局的监管，所以具有隐蔽性特点。此外，通过对我国民间借贷的地域分布的分析，由于民间借贷主要依靠道德约束，所以分布情况主要受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和居民投资意识的影响，呈现块状分布。浙江温州历史以来，民间借贷就一直存在，因此，在当地，民间借贷流传比较广泛，广东地区，由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盛行，所以民间借贷也普遍流行。相对来说，我国的中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在起步阶段，人们对于投资理财还不是很理解，所以少数地区存在民间借贷现象，但并不是家家户户都会出现这种行为。

（三）信用基础的特殊性

中小企业存在着贷款难的问题，这是由于在银行他们的信用度为零，民间借贷则完全不用担忧这些问题，通常来说，它只是存在与特定的区域内部，借款双方由于血缘、地缘和商缘等关系，都建立起了绝对的信任，借款人和出借人对彼此都很了解，在信息了解程度上都是相等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关系，才形成了借贷双方。如果其中一人违约，那么在这个地区的信息网中，违约人会失去信用，并且从此以后，会永远失去向人借贷的机会。这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力，促使借贷双方不会轻易违约，充分保障了民间借贷的信用度。

二、民间借贷的刑法问题

（一）对直接融资的规制过于狭窄

在当前的刑罚制裁体系之中，对于非法融资行为成为打击不目标，主要是由于其不具备直接融资可以直接接待资金的特点。相对来说，比起间接融资方式，直接融资可以跳过金融中介，直接进行交易，而且交易过程中的融资规模、途径和资金走向都会避过国家的监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带来极大的阻碍。国家还没有明确承认民间融资的合法地位，在法律体系中也没有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说明，因此国家的公权力就无法保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投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会选择采取一些过激的、非法的手段追回资金，甚至有时候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也是民间融资的一大弊端。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合法经营行为的性质模糊

《刑法》并没有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即吸收存款后资金的走向无论用于何地都属于犯罪行为。具体来说，当中小企业的发展遭遇瓶颈期，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通过聚集社会资金来维持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当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支持和鼓励的，尤其是当前社会对与民间融资行为也比较支持，那么对于那些企业私自吸收公众款项，用于自身合法经营的行为，如何判定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不能纵容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又不能完全否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更多地考虑刑法的判定准则。

（三）未能建立均衡有序的刑罚梯度

刑法有三个基本原则，其中一个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主要用于判断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罚必须是在罪责刑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也是社会正义性和公平性的体现。反之，罪行相同的时候，但是判定的罪名不一样，处罚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吗？这样一来，人们势必会对法律的公平性产生怀疑。要想体现罪责刑的统一，就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合理的刑罚制裁体系。对于不同的犯罪行为，处罚方式也要量刑而定，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犯罪群，来统一犯罪性质。根据罪责刑适应原则，要求在同一群众刑罚的程度要保持一致，并且量刑要合理和公平。但是在实际判定中很难保持遵循这一原则，比如说非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在判决上三种罪名就有不同的处罚方式。我们都知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两个量刑范围，一个是3年，另一个是3年到10年；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和企业债券罪只有一个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集资诈骗罪的量刑幅度是4个。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吸收公众存款达到20万以上的情况判定为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发行债券的话，达到犯罪标准是50万元。这样一来，在20万元-50万元之间就出现了空白地带，特别是在当前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在处理民间借贷的案件中，总会引起广大人民权重的广泛关注，人们会对案情积极讨论核对法律空白地带的该度恐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吴英案。既要遵循法律，又不能罔顾民意，给我国的法制建设敲响了警钟。

三、完善民间借贷行为刑事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以刑法的谦抑性为指导思想

刑法的谦抑性指的是在利用刑法处理案件时要注意考虑到按照规定来处理案件范围和判刑程度，也就是说，判定行为是否违法，尽量用法律来衡量，能判定是违法行为，就尽量不要攀成犯罪；特别是对那些可以利用制裁来处罚的犯罪行为，尽量避免量刑过重的现象。从宏观上来说，刑法的谦抑性指导者犯罪和惩罚手段的进行。首先，建设刑法时要首先考虑到经济目标。在利用刑法处理案件时，要尽量投入最小的成本和经济来达到最佳的管治效果，也就是说在刑法的设定缺乏效率和效益的情况下，可以撤销处罚。其次，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处罚措施最严重的法律，因此在其他法律手段无效的时候，才能投入使用，具有明显的限制性和最后性特点。即在制裁违法行为的时候，优先选择制裁力弱的法律手段，在最后实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刑法。刑法具有优先的功能，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要注意充分结合其他法律手段双管齐下。

（二）明确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融资活动的界限

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也不到位，所以，在民间借贷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属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因此出现了许多非法融资打着民间借贷的旗号从事违法行为。此外，由于民间借贷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非法融资行为，所以司法机关在定罪的时候要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判决，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同案不同罪的现象，严重削弱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平性。所以，为了严厉打击民间借贷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就要将民间借贷和非法融资划清界限。合理定位民间借贷，划清民间借贷和非法融资行为之间的界限。让民间借贷行为可以得到金融机关的认可，并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承认。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尝试对金融领域作出改革，希望让民间借贷走向光明，纳入监管体系，《贷款通则》在2010年2月修订出台之后，对信贷市场列举了明确的规定，要求信贷市场划清层次，引导民间借贷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并为其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从国家角度来说，正式承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并利用宏观调控，正确引导民间借贷的发展方向。在这个前提下，尽快出台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改善当前法律法规在民间借贷上的不足之处，并能够在以后对于民间借贷的判断做到合理有效。

（三）合理设置民间借贷涉罪后的量刑梯度

民间借贷包含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以及集资诈骗罪。除了集资诈骗罪，其他四项罪在量刑上都有差异。通过实际研究显示，没有出现非法占有目的的融资行为有擅自发行股票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经营这三种，但是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就是融资手段的差异。根据罪责刑适应原则的规定，可以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经营罪的刑法适当降低，最好是接近于擅自发行股票和债券罪的量刑范围，或者适当降低量刑跨度，将5年到10年的刑期改为3年之内。

（四）保持高压态势，遏制犯罪势头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以及国家对民间借贷领域逐步放开的态势，民间借贷的发展会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呈现井喷的情况，随之而来的集资诈骗犯罪也会出现更新更隐蔽的犯罪手段。可以预测得到，假借投资各类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资诈骗犯罪将会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侦部门所要直面的工作重点。因此，侦查部门应认真梳理，组织专门力量，实施“专案侦查”为主的工作模式，把打击重点放在案值巨大、损失严重、影响恶劣的集资诈骗大案要案上，特别是对上级交办的重特大案件要坚决排除干扰，全力侦破，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对具有重大犯罪嫌疑、涉及人数众多、有经营价值的案件要强化专案经营意识，主动打击、精确打击。对集资诈骗案件多发区域，要适时开展专项打击和重点整治活动，努力遏制犯罪势头，给犯罪分子以震慑、给社会以展示、给百姓以答案，最大限度的追缴赃款赃物，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这样做也可以给那些想尝试民间借贷的企业更多的顾虑，并在试水民间借贷后能够自觉规范自身的行动。

民间借贷虽然是来自与民间的自发形成的融资方式，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之处，为很多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在实际上，民间借贷在我国并没有合法的地位，处于犯罪和无罪的中间地带。我国对民间借贷的管制一向严格，导致人们在提起民间借贷的时候，都会说成是非法的洗钱活动，甚至是联想成为刑法中规定的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行为。本文通过研究民间借贷与刑罚的相关问题，为刑法中对民间借贷的判定提出改善建议。

作者:沈蓓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辜胜祖．对民间借贷应该“招安”．中国商人．2011(11)．

借贷范文篇7

近年来，农村民间借贷呈快速发展之势，且较之以往出现了新变化。农村民间借贷不再局限于本乡本土的亲朋好友，只要可靠，即可发生借贷关系。借款用途多由过去的婚丧嫁娶､购买生产资料，发展到现在的弥补经营资金不足，受贷主体逐步向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种养殖专业户集中。借贷期限有长有短，利率主要参考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根据农业生产周期､资金供求状况等来确定的。与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具有“不交税､成本低､手续简､包袱轻”等先天优势。

当前农村民间借贷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地域差异性。民间借贷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诚信程度影响较大，因地区不同而不同。经济发展较慢的乡村，民间借贷金额小､利率高。经济发展较快且诚信程度较高的乡村，则金额大､利率低。二是期限趋长性。随着借贷用途的变化，民间借贷的期限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两三个月的临时借用，发展到现在的一､两年，长者三､五年的项目投资。三是金额趋大性。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借贷项目的变化，民间借贷金额也成倍扩大，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五万､十万元。如某县一农药经销商，在行情好､销路广､银行贷款却不能满足的情况下，通过民间借贷，筹集资金30多万元，其中单笔最大金额达5万元。四是利率走低性。现行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要真实，借贷行为要合法，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贷款的4倍。据对许昌农村调查，民间借贷利率并没有人们传言的那么高，一年期借贷利率由1999年前的4分之高，一路走低，直至目前的1分左右。个别乡村只有5厘，低于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

二､农村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根据借贷双方当事人积极程度，民间借贷可以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属于被动型，一般为生活所困，贷款无门；主动型民间借贷一般出于投资目的，获取较高利息收入。在当今农村，由于多种因素，被动型民间借贷仍有一定市场，但主动型民间借贷更呈高速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

(一)农村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没有证券营业机构，国债下不到乡镇，加之受思想观念､思维习惯､信息渠道等因素影响，银行存款仍是目前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投资方式。而存款利率则一降再降，加之开征利息税，使存款收益大大降低，成为广大农民较关注的焦点之一。以整存整取､定期一年存款为例，扣除利息税后，实际利率为1.584%，是连续8次降息前的1/7。由于银行存款收益过低，部分存款就寻找其他出路，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这是主动型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改革导致涉农机构锐减。国有商业银行在从原国家专业银行“商业化”转化过程中，更加注重集约化经营，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大量撤并，纷纷撤出农村市场，另外由于乡镇实施撤并，设在这些乡镇的信用社及农业银行营业所也发生同方向变动。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尚靠体制不健全，目标定位不明确，功能不完全的农村信用社支撑。有限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村多元化､分散性的金融需求。这无疑会短期地､局部地助长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农村信用社管理方式滞后。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得到了较快发展，成为支农主力军，但由于内部机构设置，管理体制､方式落后，不能适应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如许昌一基层信用社，现有职工19人，5个专职信贷员。该社所在乡镇辖27个行政村，6万余人，万人农民拥有不足1名信贷员。各村虽然都有代办员，但代办员不能发放贷款。信贷力量不足，信贷员与农民沟通不畅，甚至与部分农户素不相识。在普遍实行“第一责任人追究制”的情况下，这部分农户就很难得到信用社的贷款支持，因而被迫向民间借贷转移。与此同时，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淡出，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资金供给方面基本上形成一支独大的局面，造成了信用社贷款营销观念不强，缺乏危机感，坐等上门。为寻求较高收益，一些社会闲散资金，凭借其先天竞争优势，迅速与信誉高､还款有保证的原信用社的优质客户相结合，促成了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

(四)农民生活模式发生转变。从民间借贷的形成来看，多元化经济发展形成的资金供求不平衡，如个人兴办的一些工厂､商贸企业､各种经营专业户等，在正常情况下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又急需发展资金，不得已向民间进行借贷。在农村，一些农户一时急需资金又筹措无着是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随着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那种传统而单一生活模式已彻底改变，大多数农民已不再仅仅依靠土地为生，而是在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生产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民间借贷的政策取向

2005年末，央行允许个别地区试点，有意把民间借贷变成“只贷银行”，这使多年的地下民间借贷浮出了水面。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说明民间借贷还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从当前民间借贷日益庞大的市场，可以看出它正以客观的､难以阻挡之势向前发展，几乎没有禁止的理由。从“农业的经营规模超小型化和农户经营的兼业化”这个民间借贷普遍发生的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已经被大量研究证明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长期问题，那么政府针对民间借贷问题所能够采取的措施就只能是积极的“扬弃”，而不能是消极的“禁止”。

(一)从政策扶持､法律保护等方面，把民间借贷扶上马，送一程。一方面民间借贷渴望政策扶持，通过政策对其加以引导和监控，既要让这部分资金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利用，又要防止产生相关风险，保持社会经济､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加以保护与规范，从法律的角度给民间借贷正确定位，给其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让其在尽可能的领域内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二)成立相关的自律组织，发展社区合作，促其健康发展。在传统农区，农村经济和农业的投资主体已经从政府和银行转化为农户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这就客观上要求农业走出一条相对独立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以“市场内部化”的办法改造已经普遍化的民间金融，使之规范成为社区合作金融。对此，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强调这种经过规范改造的合作金融是社区合作组织内部的､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可以引导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承接政府支农资金，也可以作为农业开发银行政策资金在乡村基层的承接载体或二次转贷单位。这样既能够保证国家农业资金至少能够直接投入到基层村社，又能够加快对民间金融向社区合作金融的改制。

(三)增强利率市场化适应能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正在加快，民间借贷利率一路走低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按央行规定，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信用社不分客户优劣､金额大小，一律一浮到顶。“一刀切”的做法使信用社失去了一批优质客户，人为地把他们赶到民间借贷领域，对这些被迫进入民间借贷的“黄金客户”，民间借贷要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的灵活调剂作用，给予其优惠待遇，增强民间借贷的融资能力，提高融资成功率，充分体现民间借贷的优势。

(四)适当调整土地政策，形成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建议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由一个家庭或若干个家庭组合担当主体；将市场机制引入土地承包制，推行社会化竞争承包制，加速农业规模化进程，提高土地利用率；探索以土地作为资本入股，取得其应有的股权和红利收入。

论文关键词:农村民间借贷投资渠道农村信用社

借贷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借贷;风险规制;诉讼策略

1前言

1.1金融借贷的时展背景。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诚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发展，金融借贷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一部分，企业、机构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如今金融借贷已经全面、深刻地渗透并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同时当前我国已处于金融犯罪行为不断升级及国家金融监管措施不断加强的局面，从近些年的金融贷款纠纷案件来看每年呈递增趋势，而且2017年出现了井喷式爆发，金融借贷合同的纠纷案件金额主要集中在2000万至1亿元，而大量的金融借贷纠纷还处于诉讼阶段，可以预见到未来各级人民法院将会面临较大的金融借款纠纷的执行压力。1.2金融借贷的概念。金融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机构、企业向金融机构借款，由贷方与借方成立一项“借贷契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对于金融借贷合同纠纷做了相关说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是指因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借款，双方就金融借款合同的签订或履行产生的纠纷，即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本金或支付利息而导致的纠纷。在金融借贷合同纠纷中，最为基础的法律关系包括以银行作为债权人与其他主体作为债务人的借款合同关系以及以银行作为担保人与其他主体作为担保人的担保合同关系。

2金融借贷的风险来源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借贷的风险防范除了制定更为完善的格式文本外，还需要不断加强资质审查、合同签订、抵押登记办理、贷款发放、定期评估等多方面的合规性管理；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法律角度防范金融借贷风险。金融借贷风险主要包含诉讼主体方面的风险、诉讼时效的风险、诉讼送达的风险、诉讼证据方面的风险、申请财产保全方面的风险。2.1金融借贷的诉讼主体。在借贷合同签订后合同的主体常常发生变化，而《民事诉讼法》规定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首要问题是明确变化的主体为被告或是其他主体为被告，若未先明确诉讼主体，错列或漏列被告，都有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若难以确定的可以咨询律师或者直接委托律师诉讼，若因主体不明确则有可能造成诉讼驳回、原判被撤销、发回重审、再审等。2.2诉讼时效风险。诉讼时效制度是为督促债权人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而设定的一种制度。一旦债权人主张债权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债权人再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主张权利，就面临极大的败诉风险。在具体的纠纷案件中，会有以下情况产生讼诉时效方面的风险：一是债务人被撤销、兼并、改制会增加行使债权的难度；二是信贷管理人员的执行较慢；三是主张债权难度较大以致有关工作人员疏忽大意；四是担保人不遵守信用。2.3金融借贷诉讼送达风险。因当前信贷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和规范，在金融机构决定诉诸法律收回贷款时常碰到借款人下落不明的情况，这就给人民法院正常的文书送达工作造成了障碍，下落不明的情况下通常会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2.4金融借贷中的诉讼证据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针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作出了相应规定，法院在送达有关文书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指定举证期限，如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2.5金融机构申请财产保全方面的风险在实际中可能会出现申请保全主体错误和措施不当的风险，纠纷案件中借款人、保证人或抵押人会存在损毁、转移、隐匿、变卖财产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在借贷纠纷诉讼中，贷款人在诉讼前或诉讼中，可向法院申请对借款人、保证人或抵押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以保证今后判决得以执行，金融机构要对借贷合同纠纷法律性质、违约责任或过错责任、判决结果等预先进行充分研究，正确预估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

3金融借贷的风险防范

金融借贷本身是一种授信行为，在风险防范上金融机构首先需要对还款意愿和能力做充分地了解评估，另外需要借贷流程和借贷文件进一步的规范完善，以控制并防范好借贷的风险，我们认为可从以下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1)对于不具备主体资格或者主体资格有瑕疵的借款人在发放贷款时需要严格按照规定对借款人主体资格进行调查，在贷款过程中必须到工商部门调查工商注册情况，同时对企业法人需要调查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核对及确认好法人代表或借款人的身份证明。当借款合同无效后按照《合同法》及相关规则进行追责，从而弥补损失。(2)在具体实践中，应该及时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发展状况尤其是限控行业更是要紧密了解，严格限制国家限控行业进入贷款流程。同时也需要注意不能对一些高消耗以及高耗能，环保方面存在问题的企业发放项目贷款。(3)金融机构需要加强贷款的风险管理，这是因为在实践中，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在贷款审查时提交的材料表明确实符合贷款条件，但取得贷款后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需要金融机构在贷后对贷款企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实地检查，核实提供资料和生产经营情况的真伪，及时查看企业的财务状况以便更好地获得贷款用途的真实信息，若是出现了违规违法的状况，也便于金融机构对于证据的取证以及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4)对于借款人的借款需求及借款用途，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需要加强贷款人的资质审查，对于信用良好的客户可以考虑相对放宽审核的条件及标准，依据行业平均的资产负债率等偿债能力指标或营运能力指标对比客户的财务指标，实行全流程监控，因此需要与风险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5)实践中对于金融借贷来说，综合借款人各种因素确定合理的借贷期限是十分重要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金融机构也需要综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好实际成本核算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风险，这样可以使资金可以更好地流通，及时把控自身的资金流，做好风险防控，做好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的统计以核算标准贷款违约风险补偿率。(6)合同的签订必须核对本人和委托人的身份，确认签署权限和签字的真实性，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合同效力，合同签订的双方若是意思表示不真实会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为了规避这种风险，确保合同效力，内容不能具有涂改，如有涂改需要按手印或加盖印章确认，避免借款人否认其涂改效力。

4金融借贷的诉讼应对

(1)对于诉讼主体方面的诉讼应对。金融机构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时应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认真地分析主体变化，确定被告，相关法律依据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文件规定的条款。(2)在诉讼时效方面需要把好诉讼时效关。可以通过加强诉讼时效管理建立资产诉讼时效风险预防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贷款人员权利意识、采取多样化和有针对性的手段主张债权、积极采取有效补救措施使诉讼时效得以恢复或更新债权关系等方法加以防范控制。(3)在金融借贷诉讼中诉讼送达应对，针对此风险需要金融机构在贷款时保证好贷款人及担保人的有效联系方式，包括姓名、住所、身份证号码、财产、护照号码等，同时需要收集好法定代表人、股东的基本情况；另外，金融机构需要做好贷后监督检查工作，及时获取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以及有损贷款人权益的行为，做好风险防范，针对违约行为及时起诉。(4)诉讼证据方面，需要金融机构把好诉讼证据的效力关，首先需要强化信贷管理人员的举证意识和诉讼风险意识，在信贷管理全过程要注意证据的收集和保存；其次需要确保提交证据的有效性，我国民诉法明确了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规定举证期限，因此对于借贷过程中的证据、材料、物件尽可能地保全原件或原物。最后对于需要金融机构的法务部门加强诉讼案件的管理，对于案情复杂、取证难度较大的案件可考虑选择律师。(5)金融机构申请财产保全方面时，针对实际中可能会出现申请保全主体错误和措施不当的风险，金融机构要对借贷合同纠纷法律性质、违约责任或过错责任、判决结果等预先进行充分研究，正确预计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以确定对谁采取保全措施，对谁不采取保全措施，避免发生申请对象主体上的错误。同时在此过程中还应使用正确的保全手段，金融机构需要充分考虑借款方的经营方式及财产特点，在接受人民法院委托保管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时，应注意清点财产，做好交接手续完整交接记录，采取正确的财产保管方式。

5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借贷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需要充分了解掌握借贷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并采取应对措施，加强业务人员职业素养，同时从法律的角度采取相应的措施去预防和处理金融借贷纠纷，以此促进金融借贷的良性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易燕,徐会志.网络借贷法律监管比较研究[J].河北法学,2015(03).

[2]刘晶明.网络借贷平台视角下我国网络金融的法律风险与规制[J].法学杂志,2015(09).

借贷范文篇9

农户需求问题的研究

1、农户的借贷需求的特征从农户的视角（自下而上）关注需求现状，研究农户的借贷需求的特征，讨论农户借贷特征与正规金融信贷配给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颜志杰等根据全国范围内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和计量方法分析了影响农户获得借贷资金的因素，发现户主年龄、家庭的财产状况、非农就业人数，正规借款用途以及地区经济条件等因素对农户的影响较大（颜志杰，2005）。Udry（1994）在对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进行研究后发现，关联市场借贷契约的接受和参与情况决定着借款者被借贷配给的可能性。这类研究在农户信贷需求方面有较为系统的阐述。2、农户的借贷需求的实证分析Duong和Izumida（2002）通过对越南农户资金借贷的实证研究，指出正规金融部门信贷主要提供给生产性为目的的贷款需求，因此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如种植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而非正规金融部门提供的信贷其用途呈现多样性，涵盖了农户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认为信贷契约的形成受许多因素同时决定，如借贷资金数目、借贷利率水平、借款目的、抵押担保以及还款期限，而最终契约的成立是由借款方和贷款方之间的谈判决定。这也意味着如果借款人的某个因素影响到一个契约条款的达成，也会影响到其他契约条款的达成。比如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的增加，会带来对整个信贷需求的增加，也会影响到借款利率。同时，随着借款方抵押物品价值的增加，贷款方信贷的供给也会增加。也就是说，信贷的供给和需求曲线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单独决定的。他们对农户借入资金与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指出耕地面积、牲畜价值对农户借入资金数目具有正向影响，户主年龄、文化、家庭人口数对农户借入资金数目的影响不确定，成人数对农户从正规部门借入资金数目有正向影响，而家庭未成年人数对农户从民间借入资金数目有正向影响。

实证结论及政策建议

首先，在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采取措施，建立有效的征信体系，努力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信贷风险和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在这方面，民间借贷的长盛不衰是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与民间借贷性质相符或相似的金融产品或金融组织形式大多能在农村找到出路，如农村信用社的农户信用贷款项目，虽然利率不断上调，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而与民间借贷运作方式和核心理念相去甚远的各大商业银行与农村金融渐行渐远，也是一个明证。其次，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型金融机构应以“农”为中心，采取专一化战略，即把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农户和微小型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在此基础上开发差异化的产品，形成竞争隔离层，减轻金融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造成的冲击。降低农村金融的准入门槛后，新成立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社区基金以及小额信贷机构在农业信贷策略的选择上也应该遵循此规律，借鉴国内民间金融和国际商业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发展自己的特色项目。

本文作者：叶盛沈志远工作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借贷范文篇10

（一）机构多、数量大

融资服务功能是典当公司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是典当行的社会交易功能，在鄂尔多斯民间融资中，“典当行”和“投资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0年对典当行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向经贸委移交后，鄂尔多斯典当行发展迅速，至2008年6月末，全市典当行由2000年的1家发展到15家及27家分支机构，注册资金1.79亿元。此外，专事民间融资活动的类似融资机构还有很多，据调查，到2008年6月末，经鄂尔多斯市工商部门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注册资金82.47亿元，担保公司159家，注册资金7.8亿元，委托寄卖商行46家，注册资金499.46万元，小额贷款公司1家，注册资金1亿元，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公司总计635家，注册资金93.1亿元。

（二）业务发展迅速，规模大

由于民间融资形式多样且大多无法通过正规统计渠道进行统计测算，因此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的规模一直没有准确权威的数据统计，目前根据注册机构的注册资金发放情况调查测算，2008年末鄂尔多斯市的民间借贷机构借贷资金总额达到220亿元左右，约占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的28%和34.4％；然而另外根据一份对企业、家庭及个人的问卷调查测算，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规模达到410亿元，约占同期全市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的66.72%和71.65%。

（三）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总体较高

民间融资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基本趋势是随行就市，并参照银行贷款利率的变动随时变化，集资集股的利率还要考虑资金使用的回报率。据调查，企业和家庭的民间融资利率主要集中在月利率为10‰-20‰和20‰-30‰这两个区间，并且民间融资利率与企业规模、融资规模没有显著相关性，只是与行业有一定的关联。从总体利率执行结果来看，家庭民间利率大约在20‰-30‰，其中农户借款利率一般在20‰-30‰之间，个体工商户融资利率相对较高，在20‰-30‰，中小企业集资的利率一般在20‰左右，以典当和投资公司为媒介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一般在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50%。据调查，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一般维持在20%左右，最高的达到25%。

二、鄂尔多斯民间借贷情况有如下特点

（一）民间融资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旗区和经济水平中等的传统农牧区，民间融资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自由借贷和民间集资的形式，而在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由于煤炭以及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表现的非常高而且极为普遍，其融资的形式更趋向于组织化、规模化的各类融资机构以及类似私人钱庄这种融资形式。据调查，鄂尔多斯民间融资较为集中，其中60%以上集中在东胜，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其融资需求主要体现在解决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以及房地产、采掘业的投资需求方面。

（二）借款期限灵活、用途广、手续简便

一是期限灵活。民间融资的期限由于用途的广泛及利率水平档次多而灵活多用，但总体来看期限集中于短期，最短有几天，最长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二是用途广。民间融资的资金用途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以及解决购房建房的资金需要。从企业融资用途看，主要用于解决流动资金不足、更新固定资产以及投资开发房地产。从家庭融资用途来看，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经商和进行农业生产及购房建房。总体来看，民间融资的资金用途已从消费型向消费型与投资型并重转变。资金主要投向房地产开发、煤炭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经营；三是手续简便。从民间交易的方式来看，民间融资的形式主要以信用借贷为主导，操作手段比较规范，手续简便。据调查，民间融资的协议方式以选择签订正式合同的形式居多，其次为打借条和口头约定，且借款方式中大部分需要保证人或者财产抵押。

（三）民间借款利差较大，趋利性强，融资方向转变

过去民间借贷关系主要维系在亲朋好友之间，多数出于互助和支持，一般是向家境好的借用，也有大家之间相互帮助而发生的借贷关系。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期融资趋利性逐渐增强，融入方愿意承受一定的费用支出，融出方希望获得一定利益收入。融资方向也发生重大变化，以前，民间融资主要是“富帮穷”，资金从富裕户向经济困难户移动，现在资金是由一般居民个人向会经营、懂管理、有效益的经济主体方向移动，呈现“民助富”特点。如前所述，民间融资机构吸收资金利率在20%左右，最高的达到25%，然而发放资金的利率却在30%以上，甚至达到50%，利润空间可观。

（四）非公有制经济是民间融资的主体

民间融资的规模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主要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居民个人，在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占据了中小企业的绝大多数。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决定了缺少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服务的制度安排，中小企业大多数缺乏贷款所必需的抵押品和信用担保，而且对资金的需求呈现规模小，时间紧等特点，正规金融机构出于对其信贷风险和信贷成本的考虑，很难把面辐射到中小企业，因此，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不得已只能依赖民间融资，在民营企业发展越快越好的地方、民间融资的成长也非常迅速。

（五）外来资金占有相当比重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鄂尔多斯市本市内居民的闲散资金，市外资金通过本市内的融资关系成为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的一个部分。通过个案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家庭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小型地下钱庄的角色，在那里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社会关系的闲置资金。

三、鄂尔多斯市民间信贷的发展原因分析

（一）从民间融资的需求层面看，主要由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及其金融支持相对缺失几个因素

第一、从整体经济发展的历程来分析，民间融资的扩张主要依赖于地区经济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体系中各个经济体的资金需求量激增导致民间融资的繁荣。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催生了民间金融。

第三、广泛的金融需求与信贷支持的有限为民间融资扩张提供了金融环境。正规信贷支持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GDP增长率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总量小，存贷比例远远高于国家水平。2）而正规金融机构数量小、种类少、结构不完善、布局不合理，无法满足市场对于资金的需求。3）银行业与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匹配。

（二）从供给层面看，民间资本的聚集和强烈的投资意识造就了民间融资的繁荣

随着鄂尔多斯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个人收入有了显著提高。2007年全市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超过北京（7200美元）、上海（8500美元），排名全国第四，2008年已达到1.5万美元，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2008年，鄂尔多斯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19435元，较上年增长14.3%，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也已达6500元，较上年增长8.5%。

四、民间信贷对鄂尔多斯经济的影响

（一）促进作用

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紧张的矛盾，在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满足弱势群体对资金的需求，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从经济学角度讲，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调节的产物。由于市场需求与银行供给之间存在严重缺口使得民间资金走上舞台，鄂尔多斯经济的高速发展恰恰又成为民间融资渠道的催化剂。根据保守估计，鄂尔多斯的民间融资总量占鄂尔多斯市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民间融资资金获得的快速性成为高利率的补偿，很好的适应了中小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公司和能源开发公司。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繁琐手续和高标准不同，民间融资的手续往往只需签个合约，甚至熟人圈内的口头协议，这对于刚起步不符合银行标准的小企业或者资金周转速度要求高的新兴企业来说无疑是唯一的解决途径。以房地产行业来看，2008年，鄂尔多斯二级以下的房地产公司86家，占全部房地产公司的91%，这也就意味着91%的房地产公司或多或少需要依靠民间信贷来维持产业的高速运转，满足大量资金和快速的资金流动。

第三，民间融资能有效缓解央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制约。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但由于民间信贷的存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民间融资可以说是国家贷款政策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的一个缓冲剂。

第四，民间借贷市场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经营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民间融资繁荣对正规金融体系形成了压力，为争取社会资金融入正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必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负面影响

民间借贷对经济也可能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尤其在金融机构发展比较完善的地区。在鄂尔多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金融机构发展现状下，目前可能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第一，民间融资对制定和执行货币信贷政策产生较大的抵消作用。民间融资使得部分社会资金需求由显性化转为隐性化，不能准确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货币管理监管部门依据的市场信息不全面，其所做出的宏观决策必然不够准确。在鄂尔多斯，资金的供求缺口十分显著，但银行爱莫能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准确与否无法改变资金短缺的现状，因此，这种“自救”式的民间融资成为一种必要。

第二，是民间融资对储蓄存款市场造成一定干扰，给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影响。民间信贷高利率的特点吸引了部分资金，与正规金融机构争夺资金来源和市场份额，分流了金融机构的存款。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只是有限的影响。由于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也必然考虑到收益风险，最终的决策结果受到个体对于风险偏好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民间借贷与购买股票债券相同是人们的一种投资选择。

第三，民间融资带来一定得市场风险

上述两个问题在我看来都不是民间信贷带来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在鄂尔多斯还不是主要问题，我认为，民间信贷造成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给市场带来了一定得风险。的资金供应者以获取高利为主要目的，而资金需求者则以高利率为诱饵，一拍即合，但高利率使经济行为中蕴含高风险因素，助长投机现象，而非理性的长期投资。

第四、民间融资加重了维护稳定的压力。民间融资大多具有自发性和不规范性，缺乏合法的组织管理机构，因而很容易引发债务纠纷，也极易形成非法集资，扰乱当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在鄂尔多斯，文化因素使鄂尔多斯民间信贷享有“信誉度高，资金安全性高，坏账率较低”的美名。当然，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扩大，仅仅依靠文化约束是不够的，事实上，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五、相关结论

第一、民间融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合理化运行，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肯定性作用强于消极影响。民间借贷的发展方向是经济繁荣的一个侧面，而且相互依存。首先，推动多元化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其次，促进行业群体的发展，市场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融资存在于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依赖于庞大的市场主体，从其存在的各种形式来分析，足以证明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民间融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极大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缓解其融资难的问题。

第二、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的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其运作基本规范，民间借贷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

第三、合理的政策结论不在于打击取缔民间借贷，而是应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比如说自律机制使民间借贷的社会成本得以有效控制，与此同时，不断完善金融机构，使金融机构种类多样化、结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