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涵范文10篇

基本内涵范文篇1

中国人讲吃，不仅仅是一日三餐，解渴充饥，它往往蕴含着中国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折理，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亲友要吃红蛋表示喜庆。“蛋”表示着生命的延续，“吃蛋”寄寓着中国人传宗接代的厚望。孩子周岁时要“吃”，十八岁时要“吃”，结婚时要“吃”，到了六十大寿，更要觥筹交错地庆贺一番。这种“吃”，表面上看是一种生理满足，但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借吃这种形式表达了一种丰富的心理内涵。吃的文化已经超越了“吃”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通过中西交流，我们的饮食文化又出现了新的时代特色。如于色、香、味、型外又讲究营养，就是一种时代进步。十大碗八大盘的做法得到了改革，这也是十分可喜的。但是，中华饮食文化在与世界各国文化碰撞中，应该有一个坚固的支点，这样它才能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保持不衰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个支点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特质，也就是中华饮食文化需要探索的基本内涵。因此，对于中华饮食文化基本内涵的考察，不仅有助于饮食文化理论的深化，而且对于中华饮食文化占据世界市场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我认为，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来廛，可以概括成四个字：精、美、情、礼。这四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精。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的内在品质的概括。孔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反映了先民对于饮食的精品意识。当然，这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些贵族阶层。但是，这种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一个“精”字。

美，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这种美，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晏氏春秋》中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美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美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

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

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

“礼”，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饮食讲究“礼，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三礼”中几科没有一页不曾提到祭祀中的酒和食物。礼指一种秩序和规范。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都体现着“礼”。

基本内涵范文篇2

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发展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要求，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面系统的科学理论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贯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一是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解决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我们党一条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运用。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基本力量，同时又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推动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共同进步；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特别是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体现并丰富发展了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了科学的自然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运用，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二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它着重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不是细枝末节的、无关紧要的，而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新的理论成果正是应该围绕这样的基本问题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内在规律；阐明了科学发展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党的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概念的科学内涵；阐明了科学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转变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进一步开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阐明了科学发展与吸收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联系，揭示了世界各国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些理论阐述，在进一步回答“为什么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极为重要的内容。

三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集中表述，其中每一点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同志深刻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可以说，这些方面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断，比如关于高举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关于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关于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关于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关于国际形势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等，进一步拓展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这些方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体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协调，体现了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密切联系，归根到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统揽全局的根本指针

基本内涵范文篇3

[关键词]基本内涵；哲学精神；中国哲学

中国素有“哲学”之实但无“哲学”之名，“哲学”是日本学者西周1873年由希腊文“爱智”(Phi—losophia)翻译而来。哲学起源于文化没落，有志之士指点迷津，提出化解之道，哲学是文化的医生。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再加一句，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准确表述“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中国哲学精神是先哲们留下的精神基因、文化遗产；是我们对于先哲思想所做的一种领悟、对话、心灵的交契；是一个体悟性的话题。“中国哲学精神”有诸多答案，无论是冯友兰的“内圣外王之道”说、牟宗三的“生命哲学”说，还是张岱年的“六大特点”说、李泽厚的“实用理性”说，这些哲学大家都是用专业性很强的哲学语言进行概括与诠释的，对于哲学素质本来就不是很高的广大群众来说是晦涩难懂的，难于理解其真谛，导致不少人以为：哲学知识的普及都是哲学家的事情。这与党关于理论的“普及活动”、“大众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要求是有出入的。本文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在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的比较中论述中国哲学独特的内涵。

一、人生观：以人为本

中国哲学首先是一种人生哲学。哲学的理论形态可以概括为：自然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关怀人生实际、怎样做人，是中国哲学的独到韵味、独到精神。中国哲学就是教你“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学问，它的理论关注点不是自然与彼岸，而是现实的人生，怎么样把人生过得更好、更有意义，无愧于祖宗、无愧于天地。“以人为本”的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这个“人”，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能动的主体，不能把人民群众仅仅看作是被同情、关爱和扶助救济的对象，更不能仅仅看作是需要别人从上面赐予雨水、甘露和阳光的被动客体，而应看作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创造性主体，看作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个“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被发展的客体，当今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是主张一种具体性、有条件性和有限意义上的“人类相对中心论”。“以人为本”的这个“本”不是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而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力量的来源，以人为本就是把重视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把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作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长远奋斗的目标；这个“本”既是指人的理性世界也是指人的非理性世界，是坚持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坚持二者的内在和谐统一，要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在人的现代性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尤其要重视人的欲望、情绪、情感、意志、激情、知觉、灵感、集体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人生哲学具有积极性的功能，对社会群体来说也提供了渐进的原则。那就是：修身——个人独立性的完成；齐家——群体意识的温床；治国——群体生活实习之所；平天下——群体性最终目标的形成。中国哲学也谈天，是为了说明做人的道理，不是单纯地谈论天，也不是单纯谈论人，谈的是交天人之际，把天作为人生存的一个环境。中国哲学不关心纯粹的自然问题，也不关心纯粹的彼岸问题，而是非常重视人在现实人生中的意义、价值与地位。

二、价值观：内在超越

中国哲学有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是指一个人能够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及时空的限制，与时俱进地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掌握规律，并在正确判断事物发展趋势后做出科学决策的一种思维方式。只有能实现自我超越的人才能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才能在为社会造福的同时实现自我的价值。通俗地说，超越就是一种把现实提升到理想的层面，理想对于现实来说是超越。超越是对现状的否定，对于现状的不安是人的普遍特性，如果人总是满足现状就不求上进，求上进就是不满足现状，就要超越，所以超越就是对现状的提升。无论哪个民族的人都是有超越的追求，但中国哲学的超越跟别的民族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内在超越”，是人对人自己的一种超越，是一种价值观的提升，就是超凡圣人，要把一个普通的人、凡夫俗子提升到圣人的层面，做一个兼善天下的圣人，圣人对于凡人来说就是超越。希腊人、印度人也讲超越，但不是人自己对自己的超越，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对于现实等待超越的人给予拯救、提升。西方的基督教、印度的佛教使人变成比人高一点的佛、天使，它是靠外力提升拯救，是一种“外在超越”，这种价值取向是自己没有信心、没有勇气，好像只能轮回、堕落，佛一提升就进入了极乐世界，那就是超越。它把超越的动力寄托于人性之外，一种神的力量。无论这个神是主，是安拉，还是什么释迦牟尼，反正有一个神来帮忙的“外在超越”。

按照中国哲学的理解，人的善根变成实际的善心还要不断修行。这种善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今生今世可以实现的目标，肯定了人生是可以自我完善的。孔子说，如果你不想学好，神圣也拿你没有办法，所以将超越的根据放在人性之内，所以人性善理论是中国哲学对于人是什么的一种独到判断。按照西方人的说法，人性是罪恶，人是天使的堕落，亚当与夏娃本来在天上活得好好的，干嘛偷那个禁果?印度佛教说人是苦的，所以没有一个孩子是笑着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都是啼哭，所以超越寄托于人死之后。中国哲学使人更像人，最像人的那种人就是圣人。圣人思想境界比一般人更高，这是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与西方、印度不同的一种“内在超越”。三、世界观：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国哲学关于世界观的基本态度，出自于《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人所说的天包括了地、包括了人，相当于世界总体概念。世界总体是什么呢?用一个字表述：“健”，意思是宇宙是不断运行、发展、产生、消灭、生生不息的一个流变的过程，所以叫“天行健”，“健”就是“动”的意思，天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变动。中国哲学所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与西方哲学的提法是不一样的。西方哲学的第一个问题是“世界是什么?”把世界看作一个判断的对象，好像世界是某种东西一样，这就是所说的第一原理，所以有它的本体。中国哲学家提出第一问题是“世界怎么样?”世界到底怎么样?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流变的过程，这是我们对世界总体的一种理解。西方哲学对“世界是什么”是采用分析的方法，世界肯定首先得由什么组成，要有一个形式，质料和形式结合在一起，接下来分析就是原子，完全是分析的路径。中国哲学提出的问题是“世界怎么样”是一种描述性的语言，是采用综合的路径。

中国哲学说的“天行健”属于世界观，对世界总体的理解，但接着一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做人的准则了。天和人奉行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自强不息，就将宇宙观发展成人生价值，告诉你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做君子，独善其身的君子，最像人的人，而不是做“小人”。中国哲学将世界观与人生观紧密结合在一起，宇宙人生，就是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就是“自强不息”，这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必然，这种对世界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对于我们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自强不息就是要提升你的责任感、参与意识。“不息”两字包含着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用的话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就是自强不息的现代表达。“自强不息”支撑起我们民族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鼓励中国人自强、自立、好学、上进，所以，“天行健，自强不息”是我们民族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一再崛起的一种精神支撑。自强不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华民族的领袖级人物从这里面吸取了精神理念，如，孙中山“越挫越奋”是对自强不息哲学精神的近解，从1895年开始先后发动了十次起义，十次失败，但是第十一次成功了，就是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也是从自强不息里获得精神动力，大家熟知的“与时俱进”哪里来的?就是自强不息这种古老的中国哲学精神的现代版，它不是一个过去时，而是现代时、未来时，是激励着我们民族乐观向上的动力支撑，是我们人生责任感、上进心的一种理论指导，对于打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无尽的启迪。尤其是在倒霉的时候，想想中国哲学精神，恐怕会找到精神领袖、精神导师，精神的鼓舞、精神的力量。四、知行观：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就有，它既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又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它表明了中国哲人如何看待知识的一种基本态度。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的核心就是“是”，包含着智慧、知识、真理，“求是”就是最接近西方哲学的爱智慧。“求是”就是不断地“求”，中国哲学也求智慧、求知识、求真理，怎么求?前提是“实事”，通过实践活动来获取真知探求这个“是”，这个“是”是我们中国哲学的独到提法。讲实话、想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对待任何工作都要以科学态度来谋划，以务实的精神来对待，以实干的作风来落实，这也正是当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西方人讲世界观、宇宙观，接下来要进入知识论的层面，知识是哪里来的?西方人认为知识是人们起于一种好奇心，为什么要“求”知识，因为好奇，没有实事的前提，所以西方人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中国的知行观就是：知识一定要跟行为相联系，知来自于行，反过来要指导行。中国哲学相当于西方的知识论，它的准确称谓就叫“知行观”。知行观是中国哲学精神的一个内涵。实事求是作为一种知行观，跟自强不息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人生观是紧密相连的，表现出我们中国哲学重视实践、关怀现实问题的品格。在中国对于一个学人的要求就是德才兼备，光有德没有才不行，光有才没有德也不行。

基本内涵范文篇4

行政伦理范畴是行政伦理规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良心和行政义务作为行政伦理范畴的基本内涵，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

行政伦理范畴，从广义上说，就是反应行政伦理现象的一些基本概念：凡是反映和概括行政伦理现象的特性、方面和关系的基本概念，都可以看做行政伦理范畴。但是，严格地讲，反映行政伦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仅仅只是行政伦理范畴的一部分。只有那些反映国家公务员与社会和公众之间的最本质、最重要、最普遍的行政伦理关系的概念，才具有行政伦理学基本范畴的意义，如行政良心和行政义务。①

因此，行政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就是反映行政关系的最本质、最重要、最普遍的行政伦理关系的基本概念，或者说是最基本、最一般的行政伦理范畴。

二

行政伦理具有自律性的作用，而这一作用正是通过行政良心发挥出来的。行政良心是行政伦理范畴非常重要的内涵。

良心在《辞海》中的解释是：“良心古谓本然之善心、仁义之心，今谓存在于内心的是非、善恶之认识”。由于良心表现形式的复杂性和主观性，行政良心也往往被人认为是不可捉摸、甚至是虚无飘渺的。事实上，虽然行政良心具有主观心理上的表现形式，但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行政良心有强烈的阶级性。

行政良心是对一定社会和国家的行政伦理关系和行政伦理要求的反应，是对特定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要求的主观心理反应和主观心理的升华。行政良心实际上就是行政主体对其所代表和服务的阶级的良心。

第二,行政良心有相对独立性。

行政良心一旦形成,就是相对独立的，以国家公务员的内含信念的形式而存在。它能成为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共同意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②

第三,行政良心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行政良心是政府及其公务员意识的一种内在的形式,其作用的发挥是出自于政府及其公务员内心的、自觉自愿的要求，而并不是外力强加给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因此，行政良心作用的发挥并不需要外在的监督，它具有高度的自觉性。③

按照行政良心在行政行为中发生的时间顺序，费尔巴哈曾经把良心区分为“行为之前的良心、伴随行为的良心和行为之后的良心”。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行政良心的作用。

第一,在行政行为发生前，行政良心影响行为动机的形成并评估可能出现的后果。

在某一行政行为发生之前，行政良心以行政道德义务为标准，对行政行为动机的善恶性质进行检查，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从道德角度进行估计，对符合行政伦理规范要求的动机予以肯定和鼓励，对不符合行政伦理规范要求的动机进行否定和抵制。此外，还预测和评估行政行为的结果，对可能带来好结果的行为给予鼓励，对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行政行为进行阻止，把恶行消除在萌芽状态。④

第二,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行为之中,行政良心对其行政行为趋向的变化起监督和控制作用。

当行为保持正确的方向时，行政良心会给以内在的激励和支持，当行为的方向发生偏离行政道德的要求时，它会以心理方式加以制止和克服。⑤

第三,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行为之后,行政良心对其行政行为后果起反思和评价的作用。

当行为后果符合行政道德的要求时，行政良心就给予肯定，从而在内心产生一种道德上的满足感，由此也可进一步增强政府及其公务员践履行政道德的自觉性，巩固符合良心要求的行政行为动机和行政行为方式。当国家公务员从行政良心的角度，通过反思，感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行政道德要求，他就会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负罪感，受到良心的责备，这时，这种良心的责备还会转为一股动力，促使他设法纠正其行政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⑥

三

行政义务是以伦理的形式所确定的行政使命、职责和任务。

义务是法律对公民或法人必须作出或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作为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行为的一种要求,义务在一般意义上,就是规定政府要对他人和社会做与自己的职责、任务和使命相宜的事情。各级政府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担负与其社会角色相应的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一定职责、任务和使命。这种职责、任务和使命一旦被社会集团以规范的形式明确肯定下来,就成为政府必须或应当履行的义务。而行政义务,就是以行政道德的原则、规范的形式所明确肯定下来的政府的职业责任、职业任务和职业使命,即政府在其职业活动中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⑦

行政义务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无偿利他性。

义务是一种道德上应尽的责任，行政义务虽然是与职权”相联系的具体义务，但它作为道德上的职业义务，具有无偿利他性。所谓无偿利他性，就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履行道德上的行政义务，不以获得相应的利益为前提，有时还要做出一定的牺牲。

第二，高度的自觉性。

对政府及其公务员来说，行政义务是一种客观外在的要求，具有外在约束性。行政道德义务一旦升华为行政主体道德责任感，就摆脱了一般义务的那种他律性，而成为行政主体的道德意识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种高度自觉自愿的行为，正是通过义务的自律，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行政道德义务才内化为行政道德良心。⑧

公共行政既讲行政义务更讲行政良心。行政义务是他律，行政良心是自律，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即达到主体自律和他律的统一，道德义务与道德良心的统一，才能使行政伦理达到成熟的程度，有效地发挥着行政伦理的强大功能。

【参考文献】

[1][2]王伟，鄯爱红.行政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基本内涵范文篇5

发展指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中共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继承和发展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其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是：（1）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3）统筹兼顾，总揽全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注重实现良性互动，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4）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发展理论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世界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它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相互联系的整体，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把科学发展的理论境界提到一个新高度。

基本内涵范文篇6

"三个代表”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整体。先进社会生产力，即是发展先进文化的物质条件，又是实现人民利益的物质基础。同时，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思想道德建设和人民崇高精神的培育。建设先进文化，既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又能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致力于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个根本目的，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就会失去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因而就无法推动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持续发展。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解它的精神实质，应该从三者的内在联系上准确把握，自觉将三者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去。为了进一步加深理解"三个代表"的基本精神，还应完整准确把握每一个"代表"的深刻内涵。

第一，要完整准确理解"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明确我们党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而不是中国落后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为此就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先进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学说告诉我们，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具有先进觉悟和先进技能的人，运用先进管理和先进技术能有效地改造与保护自然界，从而达到持续快速的创造社会财富；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同步发展、协调进行，从而达到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次，要明确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含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就要及时变革或调整生产关系，使之能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二是要求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就要及时变革或者调整上层建筑，使之能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三是要求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为此就要不断纠?quot;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使之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健康发展。

第二，要完整准确理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明确我们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为此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先进文化。先进文化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很显然，这里讲的文化，不是狭义的文化，而是广义的文化。它包括先进的思想道德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两个部分。其中思想道德规定着整个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是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它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即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二是它以先进的思想道德为核心，即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为核心；三是它既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传统，又积极吸收和借鉴了当代一切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四是它既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的决定性作用，又重视科学文化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五是它既强调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又强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基本内涵范文篇7

关键词：财政自治民族教育转移支付财政投入体制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涵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就是指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在“自治”一词的前面加上特定词汇如“民族”、“少数民族”、“民族区域”等，就会产生与有关处理民族问题的不同理念。例如我国关于解决平等问题的理论，是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理念为基石的，在逻辑上以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展开，“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在该理论体系中是最基本的概念。而应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要求，由18位欧洲不同专业背景和国籍的独立专家组成的小组完成的《隆德建议书》却始终以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事务为起点，一切设计都以此为检验标准。这种理念产生的前提是，他们有这样一种假设，即少数民族因为人数少而在参与国家管理时受阻。根据这种假设，专家们认为有必要推行善政，多数民族应当理智地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使少数民族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国内多样性的融合”。为使少数人能够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专家们也提出了实行自治的设想。而对“自治”的概念，《隆德建议书》是这样解释的：自治“是指某个社区对涉及它的事务具有一定程度的掌管权。选用‘治’这个词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拥有绝对的管辖权。此外，它可包含行政权、管理权和具体规定的立法和司法管辖权。”为使少数群体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隆德建议书》还把“自治”划分为非地域性和地域性二种，非地域性自治形式的作用在于保持和发展少数民族的特征和文化；而地域性自治形式主要指包括自治的具体职能在内的中央政府的某些立法和行政职能转交给区域一级。欧洲专家们煞费苦心的研究成果，虽然与我国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隆德建议书》对少数民族自治中操作性问题的重视态度，以及不拘泥于自治概念，在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安排中全面关注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的理念，对于我们研究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同时，由于《隆德建议书》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影响以至使其可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因此，我们在处理我国的民族关系时，一方面应当适用国内法、另一方面也应关注国际法的规定和变化，这也是全球化的要求。此外，在研究《隆德建议书》有关民族自治理念中，我们还注意到，他们在理念上对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保障人权问题展开的。如《隆德建议书》认为，提出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是基于“国家有责任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和法治”，因为有了人权和法治才能在容忍、和平和繁荣的条件下充分发展公民社会。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民族自治理念与他们是有一定差别的，即不是完全以保障人权为核心设计民族自治理念的。我国在民族自治地方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权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按照法律自行管理地方各项事务的主权，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的核心内容。

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的基本内涵

（一）财政自治的基本内涵

财政自治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代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行使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地方事务的民主权利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是一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对于“财政自治（FinancialAutonomy）”的认识，目前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在实行财政自治的国家中，目前对“财政自治”也有二种不同的解释，而且在实践中也有二种不同类型的作法。第一种是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而言的财政自治。这种财政自治的类型，被解释为是在一国宪法和财政法所确定的框架内，地方政府依法自主决定和管理本地区财政事务的制度。这种由地方政府享有的财政自治的权限和自治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宪法和财政法的规定。而且在实行宪法审判制度的国家中，财政自治权是宪法审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有很多国家都保持着这样一种地方政府的财政自治体制。并且为了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几乎都采用了分税制。从分税制的类型上看，有地方分权型和中央集权型两种。

（1）地方分权型。它的特点是地方政府自主权较大，有较大的独立性，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划分比较明确，各自自求平衡，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很低。在财力分配上中央财政的收入不占绝对优势，有的甚至少于地方财政的收入。实行地方分权制的国家主要是一些联邦制和分权制国家。

（2）中央集权型。它的特点是国家中央政府的权限较大，在财力分配上，中央财政的集中程度也较高。一般情况下，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可达到70—80%，甚至可高达到90%.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虽然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其财政收入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补助或拨款。而且这种拨款或补助在地方财政支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央政府通过这种方法来保证它的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集权型的国家主要是那些实行单一制的国家。

第二种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而言的财政自治。这种财政自治的类型，可以解释为在一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定的框架内，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的特点，制定财政自治条例，或有关法律的变通及补充规定，并依法组织财政收支，统筹分配财政资金，自主决定和管理本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事务的制度。

从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否属于上述第一种类型，即地方自治类型的问题，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在理论上也没有很明确的说法。以至有专家提出了在我国不可能实行普遍的地方财政自治的观点。而从我国1978年至2003年的统计资料上看，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仅为15.5%，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则高达84.5%.到1995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这一比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提高到了55.2%，而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7.8%.到2003年则下降到45.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306页）。

从1995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基本已形成中央集权型财政体制。因此，在全国普遍实行地方自治的可能性极小。

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来看，应当属于上述第二种类型，即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对中央财政的自治。而且我们认为，“财政自治”一词并非民族自治地方的专用词，只有“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才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专用词。因为，香港、澳门回归后，我国对其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澳门依据基本法的规定享有高度自治权，这种高度自治权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行政区所不具有的，而且比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要大许多，如他们的货币发行权、财政独立和税收独立权、司法终审权等不仅比民族自治地方要大的多，甚至已超过了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州或邦。因此，香港、澳门的“财政自治”是不同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另一种类型的“高度的财政自治”。（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基本内容

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是我国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专有自治权利。如《宪法》第11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根据这一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做出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并扩大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范围。据此，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

（1）财政自治的权限和程度由国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财政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必须是在国家财政体制下的地方财政自治。体现了“自治权”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管辖权。

（2）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依法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

（3）在财政预算方面有权享受国家的特殊照顾，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第四、五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高于一般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4）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享受上级财政的援助与照顾。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上级财政的照顾。”《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第三款规定：“国家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差异，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种专项资金的分配，应当向民族自治地方倾斜。”“国家规范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转移支付、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落实到自治县。”

（5）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税收，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实行减税或免税。由于上级税收政策造成自治地方财政减收时，可获得一定的照顾。

（6）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本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国家权力机关或省级国家权力机关批准、备案；制定执行有关财税法规的变通或补充规定。

从上述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的基本内容上看，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财政自治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也建立了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制度。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财政自治主要是为了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减轻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负担能力。特别是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普遍较低，而且中央对地方的拨款也很少，因此，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的依赖程度很低。相对而言，我国在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财政自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负担。相反，在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财政自治，更多应体现的是中央财政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援助。而不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财政自行治理”。从近几年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实施的诸多政策，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落实的情况看，中央财政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及其他方面的倾斜与照顾逐渐增多，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绝非辞义学意义上的“自行治理”之义。而且，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财政“自行治理”，至少在目前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以及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三、教育财政自治的基本内涵及与财政自治的关系

“教育财政自治”是指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法代表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行使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地方事务中，在财政自治的前提下，体现教育自治的一种民族自治权利。“教育财政自治”的提法在我国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中很少见。专家学者们在涉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民族教育问题研究时，或用“教育自治”的概念，或直接研究“民族教育”。在我们与欧洲的一些专家共同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也仅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理念上，在提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范围时，才会研究到教育自治权的问题，而且主要针对的是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权利。但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的保障问题，特别是通过财政自治，加大财政对民族教育的投入比例，逐步实现民族教育的公共财政化的研究甚少。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的基础上，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与教育自治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民族区域自治和财政学的理论为依据，为综合研究财政自治与教育自治问题而使用了上述有关“教育财政自治”概念的。其核心是通过行使财政自治权，加大财政对民族教育的投入，实现民族教育的公共财政化。

财政自治与教育自治同属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的民族自治权利。有关教育自治的问题，《宪法》第119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6条规定：“民族自己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第37条第4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6条规定：“；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教育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19—22条则进一步细化了上述各项规定。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明显在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教育的扶持力度。

在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教育自治，我国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很多自治区、自治州及自治旗县已根据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制定实施了适合本地区的民族教育自治地方立法。如云南省于199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我区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的《呼和浩特市民族教育条例》等，这些地方立法，在贯彻落实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自治权方面和促进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落实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和教育自治权方面，民族自治地方深深地感受到，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在对民族教育经费的投入上是严重不足的。由于众所周知的诸多因素造成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基础薄弱，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财政不丰裕，不能保证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优先扶持民族教育投入，在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家庭诸多的情况下，家庭教育支出占消费的比重始终未因贫困难以负担而减少或免除，甚至有些刚刚脱贫的家庭因负担不起过高的家庭教育支出而出现了返贫的现象。这些已成为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存在的问题。

民族自治地方教育自治的程度应首先取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状况。从民族经济发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民族教育三者的关系上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决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而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和财政决定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及教育自治的程度。因此，可以这样说，经济决定财政，没有经济和财政不发达而教育支出可以丰裕的。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自治的实践证明，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自治状况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的状况及现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教育自治的程度，而教育自治的程度则取决于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多少。在民族自治地方教育投入的多少则取决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大小。

注释：

①《隆德建议书》是由欧洲18位独立专家组成的小组，于1999年9月在瑞典完成的一部专门研究少数民族自治形式和制度设计等方面的论著。由于其在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方面的建议中，大量的引用了《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第二条所列国际标准，使其在国际上产生了普遍的意义和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隆德建议书》很可能因《国际法院法》第38条之规定，成为国际法的渊源。

②《隆德建议书》的“解释性说明”（1）

③《隆德建议书》总原则（2）

④戴小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简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戴小明：《财政自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

2、张红梅：《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基本方针与政策》，《民族问题研究》2004年第10期。

基本内涵范文篇8

论文摘要：近年来无论是法律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在积极的探索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基层法院或者法官，要探讨刑事和解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有个界定，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所以笔者提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该定义具有的基本内涵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并明确了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民事调解、私了、刑事谅解、辩诉交易等概念的区别。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和解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的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甚至形成了一些指导性的文件，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果。例如，无锡市的公检法司《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理论界也对刑事和解作了探讨，主要集中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刑事和解的程序设计，而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探讨比较少。

二、和解的释义

所谓“和解”从字面含义来看，“和”的含义是“平和、和缓、和谐、和睦”，而“和解”的含义则是“不再争执，归于和好”。可见，日常用语意义上的“和解”实际上就是以平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中“和”是手段，“解”是目的。[3]在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就存在着以赎金代替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解的思想渊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倡导的人和、兼爱、不争、至善，是我国文化的精髓。正如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要轻易做出判决，要采取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以“无讼”作为审判的最终价值追求，在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一直以“贱讼”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明清时期江南等地区才出现“健讼”的现象，但是被誉为“东方一枝花”的调解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马锡五审判模式”到近几年最高法对各级法院的调解工作要求，都把调解或和解作为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法院应有的作用。

三、刑事和解的释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诸种观点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刘凌梅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者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5]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对西方VOR的翻译。

（二）宋英辉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的刑事和解，实际上并不是刑事案件刑事部分的和解，而是在刑事案件的民事部分和解后，被害人对加害人刑事处罚有一个宽容的态度，有关机关通过审查，对加害人作出比较宽缓的处理。因此，刑事和解并不是当事人对刑事部分的处分，这一点与辩诉交易有本质的区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并不违反法律的基本规定。当然，有学者主张刑事部分也可以和解，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做不到，刑事部分的和解是将来立法解决的问题。[6]

（三）陈光中、葛琳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7]

从以上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可以看出都是将刑事和解的概念尽量细化，我们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毕竟现代意义的刑事和解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个新生事物，实践初步展开，理论正在探讨，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形成统一的共识。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情况下应当把刑事和解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不能将范围定义的过于狭窄。例如，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指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8]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

笔者认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定义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按照传统刑罚观，刑罚的根据主要有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报应刑论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刑罚就是对犯罪分子做坏事的一种报应，目的刑论强调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即使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防止其以后重新犯罪和防止那些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的道路。不管是报应刑论还是目的刑论都可归纳为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这两个方面。

（二）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既然案件移送到了法院，大部分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基本上确定了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可以更容易的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笔者认为，在审判阶段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理由是不管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它们都是站在被告人的对立面，尽量最大可能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官不偏不倚的地位决定了能够中立的对待被告人和检察机关，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心中树立了公正的信念。

（三）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刑事和解是具有特殊活动内容的犯罪处置方式。在这种活动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对话、协商构成刑事和解活动的主要内容。对话侧重的是双方认识、情感的沟通交流；协商侧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商量协议。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被害补偿，包括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而被害补偿又是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确定的。”[11]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所谓轻缓化，是指法官对犯罪人的判处比一般情况轻的刑罚，主要表现在“轻”和“缓”上，“轻”强调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缓”强调积极使用缓刑。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提出，对于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另外还提出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五、审判阶段刑事和解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

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居间调处，促使民事纠纷主体相互谅解、妥协，达成纠纷解决的合意。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是私法自治和权利处分原则的表现，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审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事人在法官的斡旋下可以适当的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纠纷得到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

（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私了

私了是指纠纷主体在没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的情形下，依靠自身或者他人私人力量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其基本特征就是没有中立的第三者并且没有程序性。与调解相比，私了更强调的纠纷主体的自由处分权，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也就是说私了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是在还没有进出诉讼程序，公权力介入之前才能行使的，并且私了没有法官作为中间人，这是两者的明显区别。

（三）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

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诉讼理论中没有“刑事和解”这一概念，应当将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取而代之。“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在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与发生在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应当严格地予以区分。‘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一直存在的概念，甚至已经在刑事自诉理论中使用。

（四）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以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13]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辩诉交易主要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个方面，它与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主要有以下区别：

1、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检察机关与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后者的主体是被告人与被害人。

2、产生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在检察机关掌控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后者是在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进行的。

3、内容不同，前者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后者仅仅是刑罚交易。

参考文献：

[1]陈瑞华教授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和解研讨会”的发言，见《主题研讨——刑事和解：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载《国家检察官学报》2007年第4期；

[2]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P710；

[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4；

[4][日]青山善允、伊藤真著：《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有斐阁1998年版P260，转引自熊跃敏：《诉讼上和解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

[5]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6]宋英辉、袁金彪主编：《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31；

[7]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8]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7；

[9]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103；

[10]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104；

[11]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106；

基本内涵范文篇9

20多年改革开放启示我们：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鲜明提出了“五个统筹”的重要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统筹城乡发展，是从全局出发看“三农”，抓住了要害和关键，必将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统筹区域发展，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关注和解决诸如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时代课题。“五个统筹”的思想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丰富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总结起来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正如曾培炎同志所概括的，它包含以下五个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重要体现；实行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详见2003年12月15日《学习时报》第1版）。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实践

科学发展观虽然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正式提出的，但其精神内核却早已贯穿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行动中。一年多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统筹安排国内外各项工作，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表现出亲民务实的良好作风，赢得了国际国内的普遍认同。

（1）2003年初，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障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文件，针对部分单位和一部分雇主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在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的歧视性做法，作出了明确要改正的指示。是年底，又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清欠行动。此举得到了数千万农民工的普遍欢迎。

（2）2003年4月，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国务院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废止收容遣送条例，对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服务，社会各界反应热烈。

（3）“非典”疫情，是2003年发生的一次特殊而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痛定思痛，其中的教训也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其中之一是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党的“十六大”指出的，经过20多年的奋斗，我们实现的总体小康目标，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很不平衡的。尤其是在社会事务领域，管理意识落后、管理水平不高已经是多年的事实。因此，抗击“非典”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中央就提出要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

（4）2003年10月，中共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总起来说，就是要树立新的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5）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制度。今后各省、区、市要统一使用人口统计中的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并对历史数据做同口径调整。过去采用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的地区，作为过渡性措施，可在两年内同时计算两种口径的人均gdp，两年后取消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

（6）2003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必须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前提，才能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7）2004年1月，国务院了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九条意见，首次明确指出，要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重视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要采取切实措施，改变部分上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的状况，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增加财富的机会。

（8）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首次有关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和总体要求，即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一号文件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从上面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一年多来取得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和实践新的发展观。2004年必须在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五个统筹工作做好，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开好局。

背景

发展观的变迁

发展的涵义及其演变

所谓发展，其目标是使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的需要与欲望方面得到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所强调的主要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是从更大的视野角度研究人类的社会、经济、科技、环境的变迁、进化（或进步）状况。发展所要求的是“康乐，是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发展的涵义不仅在于“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幸福，更在于给人提供选择的自由”，即人的个性的创造性的公平、全面发展的自由。

发展是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进程而变化的，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对发展的理解是走向工业化社会或技术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一时期从工业革命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第二阶段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工业化进程，人们将发展看作是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变革的统一，即伴随着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法律变革的经济增长过程。第三阶段，在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以来，人们将发展看作是追求和社会要素（政治、经济、文化、人）和谐平衡的过程，注重人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第四阶段，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将发展看作是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发展和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可持续发展观念形成和在全球取得共识为标志。

发展与增长的关系

经济学有时把“发展”和“增长”作为同义词使用。现展理论认为，发展是社会、经济、政治三者相互联系的进步过程。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对发展的定义是：“发展就是经济和社会循序前进的变革。”狭义理解，“发展”与“进化”又是同义词。“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以产出的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和衡量尺度的。发展比之增长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的扩大和增加，同时也包括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发展的自由选择和机会公平，等等。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政治的“质”的变迁或进化。增长要求回答“有多少”，发展则既要回答“有多少”，还要回答“有多好”。发展与增长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与统一。没有“质”的“进化”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同样，没有量的增长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对发展说，增长是最基本的，但是过份重视增长或过份强调发展都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妨碍未来进步。

新旧发展观

传统的关于发展的观点是线性的。它假设只有一条单一的轨道供所有的国家循其发展。那些在这一轨道上落后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赶上其它国家，于是最便利的发展方法就是仿效那些走在前面的国家。资金和技术的转化就是达到这一目的手段。传统的发展观鼓励发展中国家摒弃他们的传统。新的发展观注重多样性：即有可能存在许多并行的发展轨道。在很多层次上，即使有共同的长期的发展目标，不同的国家很可能会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同路线。这就促使对创新能力而非效仿能力加以鼓励。传统并不是一种依靠而是一种财富。新的发展观还将人的能动作用放在中心位置，重视人类的自身发展、教育以及建立使协同工作更加有效的体制。发展所依赖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资本，而非物质资本。

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与提出

（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科学发展观，就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它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情况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实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来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20多年改革开放启示我们：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鲜明提出了“五个统筹”的重要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统筹城乡发展，是从全局出发看“三农”，抓住了要害和关键，必将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统筹区域发展，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关注和解决诸如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时代课题。“五个统筹”的思想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丰富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总结起来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正如曾培炎同志所概括的，它包含以下五个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重要体现；实行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详见2003年12月15日《学习时报》第1版）。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实践

科学发展观虽然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正式提出的，但其精神内核却早已贯穿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行动中。一年多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统筹安排国内外各项工作，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表现出亲民务实的良好作风，赢得了国际国内的普遍认同。

（1）2003年初，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障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文件，针对部分单位和一部分雇主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在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的歧视性做法，作出了明确要改正的指示。是年底，又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清欠行动。此举得到了数千万农民工的普遍欢迎。

（2）2003年4月，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国务院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废止收容遣送条例，对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服务，社会各界反应热烈。

（3）“非典”疫情，是2003年发生的一次特殊而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痛定思痛，其中的教训也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其中之一是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党的“十六大”指出的，经过20多年的奋斗，我们实现的总体小康目标，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很不平衡的。尤其是在社会事务领域，管理意识落后、管理水平不高已经是多年的事实。因此，抗击“非典”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中央就提出要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

（4）2003年10月，中共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总起来说，就是要树立新的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5）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制度。今后各省、区、市要统一使用人口统计中的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并对历史数据做同口径调整。过去采用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的地区，作为过渡性措施，可在两年内同时计算两种口径的人均gdp，两年后取消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

（6）2003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必须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前提，才能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7）2004年1月，国务院了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九条意见，首次明确指出，要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重视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要采取切实措施，改变部分上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的状况，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增加财富的机会。

（8）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首次有关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和总体要求，即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一号文件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从上面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一年多来取得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和实践新的发展观。2004年必须在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五个统筹工作做好，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开好局。

（三）背景

发展观的变迁

发展的涵义及其演变

所谓发展，其目标是使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的需要与欲望方面得到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所强调的主要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是从更大的视野角度研究人类的社会、经济、科技、环境的变迁、进化（或进步）状况。发展所要求的是“康乐，是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发展的涵义不仅在于“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幸福，更在于给人提供选择的自由”，即人的个性的创造性的公平、全面发展的自由。

发展是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进程而变化的，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对发展的理解是走向工业化社会或技术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一时期从工业革命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第二阶段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工业化进程，人们将发展看作是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变革的统一，即伴随着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法律变革的经济增长过程。第三阶段，在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以来，人们将发展看作是追求和社会要素（政治、经济、文化、人）和谐平衡的过程，注重人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第四阶段，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将发展看作是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发展和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可持续发展观念形成和在全球取得共识为标志。

发展与增长的关系

经济学有时把“发展”和“增长”作为同义词使用。现展理论认为，发展是社会、经济、政治三者相互联系的进步过程。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对发展的定义是：“发展就是经济和社会循序前进的变革。”狭义理解，“发展”与“进化”又是同义词。“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以产出的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和衡量尺度的。发展比之增长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的扩大和增加，同时也包括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发展的自由选择和机会公平，等等。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政治的“质”的变迁或进化。增长要求回答“有多少”，发展则既要回答“有多少”，还要回答“有多好”。发展与增长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与统一。没有“质”的“进化”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同样，没有量的增长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对发展说，增长是最基本的，但是过份重视增长或过份强调发展都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妨碍未来进步。

新旧发展观

传统的关于发展的观点是线性的。它假设只有一条单一的轨道供所有的国家循其发展。那些在这一轨道上落后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赶上其它国家，于是最便利的发展方法就是仿效那些走在前面的国家。资金和技术的转化就是达到这一目的手段。传统的发展观鼓励发展中国家摒弃他们的传统。新的发展观注重多样性：即有可能存在许多并行的发展轨道。在很多层次上，即使有共同的长期的发展目标，不同的国家很可能会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同路线。这就促使对创新能力而非效仿能力加以鼓励。传统并不是一种依靠而是一种财富。新的发展观还将人的能动作用放在中心位置，重视人类的自身发展、教育以及建立使协同工作更加有效的体制。发展所依赖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资本，而非物质资本.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从“科学发展观”概念正式确立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一直清楚地定位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

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协调，就是要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可持续，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的热烈反响，成了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充分认识它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同时，也必须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本质和要求。

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既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包含着三大文明、六个“更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已经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十六大之后，特别是经过抗击非典的斗争，我们党对社会全面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2003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对于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这既是我国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今年2月，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曾庆红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总理结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等七个方面详细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和要求。近日，在人口、资源和环境座谈会上，总书记又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界定，使我们对科学发展观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从“科学发展观”概念正式确立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一直清楚地定位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就是要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其他各个领域共同发展的关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中心，这个指导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变，同时，又要把其他方面的事业抓好，保持平衡、协调的良性互动关系。要正确处理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在优化结构、保证质量、提高效益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要正确处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既遵守社会规律，又遵守自然规律，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平衡，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三大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断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时又要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实现三个文明的统一。

无论全面、协调还是可持续，都要落脚到发展上。没有发展，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道理没有丢，也不能丢。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讲发展观，不是为了影响发展，而是为了更好更健康地发展。没有发展，也就没有了发展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总理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曾庆红同志也指出：“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比我们党以往的任何文件都更为突出、更为鲜明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人的全面发展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之中。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同时，鲜明地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此，以人为本成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不仅要满足生存的需要，还要满足安全、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不仅要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还要满足精神文化需要；就要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在教育、就业、收入、财产和发明创造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就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有利于人们平等竞争、全面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建设学习型社会，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以人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体现了我们党一贯的宗旨和最新的执政理念。我们党80多年的一切奋斗，我们执掌政权所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自觉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经验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一个紧要课题，也是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必然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我们党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体现。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表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在坚持党的宗旨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

以人为本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和各项有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至于人民利益和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达到的水平，取决于通过经济建设创造了多少财富。因此，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而且是一个漫长和不断进步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

三、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执政理念和指导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在领导和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时，在制定发展战略、实行发展政策、采取发展措施时，做到总揽全局，全面规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简言之，就是要“统筹兼顾”。公务员之家:

统筹兼顾，就是我们这个在近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群众的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节并处理好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促进整个社会比较协调地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进一步坚持的战略方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构成我们在发展中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大的关系，是对统筹兼顾方针的发展和深化。统筹就是为了兼顾，统筹就是为了整合，统筹就是为了协调。统筹兼顾就是为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毫不动摇地做到“五个统筹”，最大限度地兼顾到各个方面，其结果就必然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所以，“五个统筹”的重要方针，使科学发展观有了明确的切入点和现实途径。

基本内涵范文篇10

[关键词]：法官职业道德社会主义荣辱观司法和谐社会

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作为行使审判职权的人民法官，只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涵，充分认识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对树立和践行“八荣八耻”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才能更好地树立新理念、采取新措施，不断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积极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及其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关系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为，都各有各的道德。”职业道德是指“在职业范围内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习俗的总和。它是调节职业集体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职业集团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行为准则，是评价从业人员职业行为的善恶、荣辱的标准，对该行业的从业人员有特殊的约束力。”[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指出：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的、阶级的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反映行为的道德调解的特殊方向，又带有具体职业或行业活动的特点，是一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重要补充。

（一）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

法官职业道德，是关于法官作为行使审判权的专门人员所应当具备的人格魅力，以及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1、保障司法公正。要求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审理案件保持中立，自觉遵守回避制度，谨言慎行，避免因个人言行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怀疑。

2、提高司法效率。要求法官勤勉敬业，全身心地致力于履行职责，在保证审判质量的前提下，尽力缩短办案周期，节省当事人及其人、辩护人诉讼成本。

3、保持清正廉洁。法官在履行职责时，不得谋取任何不当利益，不得参与可能导致公众对其廉洁形象产生不信任感的商业活动或者其他经济活动。法官不得兼任律师、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的法律顾问等职务；不得就未决案件给当事人及其人、辩护人提供咨询意见和法律意见。

4、遵守司法礼仪。法官应当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的举止，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自觉维护人民法院的尊严和法官的良好形象。

5、加强自身修养。法官应当加强品德和业务修养，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念，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娴熟的司法技能，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

6、约束业外活动。法官必须杜绝与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良好习惯相违背的，可能法官形象和公正履行职责的不良嗜好和行为。如：法官应当谨慎出入社交场合，谨慎交友，慎重对待与当事人、律师以及可能影响法官形象的人员的接触和交往，以免给公众造成不公正或者不廉洁的印象；法官不得参加营利性社团组织或者可能借法官影响力营利的社团组织等。

（二）法官职业道德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相互关系

法官职业道德来源于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但又融入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一般社会道德规范的提升。因此，法官职业道德规范既具有司法职业的特殊性，又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同质性和关联性。

1、法官职业道德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同质性。

荣辱观是一种道德价值判断。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3]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抽象的荣辱观念，其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4]社会主义法官职业道德与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决定的，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主要表现为：一是人民性，即反映广大人民所需求，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育，社会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一些人在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上出现了混乱，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社会主义荣辱观则集中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司法公正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和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基本的价值追求。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官过硬的业务素质是基础，法官高尚的职业道德是保障。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亦是广大人民的一致愿望和要求。二是统一性。凡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反对的，通常就是法官职业道德所反对的；凡是社会主义荣辱观鼓励的，通常就是法官道德所支持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法官职业道德具有合理性、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内在依据，社会主义法官职业道德的价值、精神、原则、规范等，大多建立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础上。

2、法官职业道德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基本内容的关联性。

有学者将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核概括为四个方面：忠诚、公正、廉洁、文明。[5]忠诚是指法官要忠实于祖国和人民利益、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忠实于案件客观事实、忠实于职守。这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所应有的含义。作为“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的法官，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不折不扣执行法律是其必然的职业要求。公正是指法官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要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这是法官特有的职业道德内容。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二荣二耻”在法官职业道德中对应的重要内容就是廉洁，它指法官要甘于清贫，耐得住寂寞，从思想深处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文明是指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做到衣着规范、语言文明、举止端庄、热情礼貌。这是建立在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遵循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基础上的。法官在生活过程中，如果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就不可能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官只有在社会生活、工作中首先养成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为的习惯才能立身于世，才能培育更高的职业情操。

另外，法官职业道德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功能上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能为法官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实践中，存在着知荣明辱的社会环境，法官就乐于接受职业道德，也能从我做起，从点滴不经意的小事做起，在大环境的熏陶下，通过自我反省、自我说服、自我强制的方式，更加自觉接受慎独的考验，使法官良好的职业道德日臻完善。另一方面，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有利于通过审判、执行、调解工作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公民道德教育。

二、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统一性

同志指出和谐社会应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即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和谐相处。作为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形态，和谐社会并非自发生成，也不会自然实现，只有当人类社会步入法治，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全面、有效地调整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良好状态。就此而言，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6]和谐社会是社会各个元素，包括个体和整体良好组合，有条不紊地顺利运行，良性互补与彼此互动的最佳状态。而法律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是追求社会和谐的产物。在法治社会中，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可以积极追求个人合法的利益预期，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具有可预测性。同时，通过司法引导个体合法、公平、有序竞争，保障不同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消除社会运行中的弊垢，确保社会的各个元素、方面、环节都能无阻碍地有规则地运行，从而建立起尊重个体、彼此互动、相互协调的和谐社会。

（二）法院工作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

司法是以国家权力调整各类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之一。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平衡和协调不同的利益矛盾，司法作为法治国家中实现权利的最终和最重要救济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法院是国家的主要司法机关。法院通过法律的适用对各种矛盾和冲突加以判断，从而输出司法产品——裁判，用一种微观整合的方式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化解纠纷，缓和矛盾，维护权益，维系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在终极意义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其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7]对个人而言，人民法院通过裁判活动协调、保护公民在、经济、文化以及人身家庭关系中享有的合法权益，并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对群体而言，人民法院为一定社会群体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场合，满足他们的需要和利益；对社会而言，法院的意义则在于发挥社会利益调节器的作用，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由此构建一个安定有序、稳定发展的和谐社会。

（三）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这说明思想道德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社会和谐需要道德规范加以保障。

“徒法不足以自行”，由人来制定，也由人来适用、遵守。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关系到国家能否有效地惩治犯罪，关系到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关系到、生活秩序的安定。因此，法官不仅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同时肩负着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各方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职能。如此重要的职业决定了法官比普通人、比普通职业具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法官良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外化为实际的职业道德行为的过程，也就是其所认同和内化的相应法律规范物化为实际的自觉的公正司法行为的过程”[8].所以，法官的职业道德如何，不仅仅关系到其个人的形象和品格，而且还着公众对社会正义的认知和评价；不仅仅关系到司法公正，而且影响着司法公信力和法院在和谐社会的功能发挥。

1、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其包括政务作风、市场秩序、法律权威、旅居安全、社会稳定等要素。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手段依法规范各类社会关系，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如通过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及时惩处各类犯罪，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障公民旅居安全，促进公民安居乐业；通过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倡导公平竞争和诚信经营，引导当事人相互谅解宽容，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依法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协调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冲突，引导人民群众与国家机关理性解决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法官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能公正、高效、文明、审慎地处理每一件案件，审判职能作用得到高效发挥，其带来的正面效应必然是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得到更好的树立，机关作风得到不断改进，社会矛盾利益得到依法协调，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社会安定团结得到维护。

2、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有利于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法官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司法过程中具体表现。法官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引导和规范社会道德生活，使“八荣八耻”的基本要求通过审判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为全社会实践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推力。其一，法官是法律运行的重要主导者和社会道德的维护者。道德确立的行为准则，主要是社会舆论和社会规范保障基础上的一种以内在自律、自我约束为特征的自制力。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它提供的行为规范，主要是在道德支持基础上的一种以外在强制和他律为特征的约束力。如果连法律规定的由国家强制作为后盾的低度行为标准都不能自觉遵守，更遑论去实现道德要求的以自觉为基础的高度行为标准。因此，法律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最行之有效的之一。而马克思指出，“要适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也曾言：“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人世”，法律要发挥作用，使错位的道德恢复原位，必须依靠法官的司法行为。进入司法领域的矛盾纠纷，往往是那些发生错位、扭曲的道德所引发的利益关系。法官通过其司法行为，把这些利益关系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用裁判的方式加以矫正，一方面使法律得以正常发挥社会规范功能，使利益关系恢复正常，真善美得以彰显，假恶丑受到谴责；另一方面，具备高尚情操的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往往产生道德示范效应。

其二，法官是公平正义的传播者。[9]公平正义是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永恒的价值取向，也是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密不可分的内涵之一。法官的司法活动，从微观上看，通过对每一个具体的矛盾纠纷的解决，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支持符合社会的品行；从宏观上看，每一个正确的裁判，就是一个公平正义的连接，亦是一次道德品行的评价，其确立了整个社会的基本法律秩序，促进了整个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的风气。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传递着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宣扬着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等道德观念，是真善美的保护者，是假恶丑头上的一把利剑。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展现法官人格的高尚性，保持其裁判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人们对于法官具有信任感和依赖感，法官“德化于社会”的作用就真正发挥出来。

三、加强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的主要措施

从我国法官队伍建设的情况看，受、现实、客观、主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法官队伍的职业道德状态与社会的期盼还有差距，甚至个别法官践踏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损害了整个法官队伍的声誉。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不断增强法官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纠纷、保障公平正义、促进改革发展的能力，大力推进构建和谐社会进程有积极的意义。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不是孤立的，它必须纳入法院审批工作和队伍建设、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大局中来考虑。笔者认为，加强法官队伍职业道德建设应建立四个机制，做到三个结合。

（一）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要建立健全四个机制

1、机制。法官的职业道德，是法官的一种自觉的理智活动，如果离开了正确的指导，仅凭对工作的朴素感情和良心支配，职业道德的根基就不牢固。事实证明，良好的法官职业道德是靠理论逐步养成的，学习理论是基础。有的法官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在职业道德上出现偏差，都与不注重理论学习有关。所以，法院部门应建立健全法官的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制度，对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考核等方面做出设计和规划，建立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对法官队伍的教育，重点要抓好三方面：一是完善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加强法官队伍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不断提高法官的思想政治觉悟；二是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教育培训，引导法官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并结合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六个方面制定更加具体的实施细则，提高法官遵守法官职业道德的自觉性；三是要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在司法工作中全面落实司法为民的各项要求。

2、诱导机制。，法官队伍，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官经济福利待遇还相当低，而工作压力大，法官职业缺乏应有的尊荣，法官辞职或调出法院并非鲜见，而较高素质的法律专门人才却不愿进法院工作。法官职业待遇偏低，一方面难以提升法官职业的神圣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官面对各种利益诱惑的自律能力。[10]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诱导机制显得更为重要。所谓诱导机制，就是以外在的利益展示来引导个体内在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中的诱导机制可以有多种措施，最为主要的是正面诱导，提高法官的经济政治待遇。我们曾经不齿于谈经济利益，但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适当的经济利益诱导运用更容易提高管理效率。“法官对自己能严格要求，不受各种利益的诱惑，自觉抵制各种腐败行为。这种自律来自于法官的职业道德感和法官对自己职业的尊重，这种认识的产生，与法官的社会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而高薪制从经济上确定了法官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赋予了法官应有的社会尊严，法官职业道德的形成也有了经济基础。”[11]因此应尽快落实《法官法》第34条和36条的规定，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法官工资制度和法官审判津贴制度，提高法官的职业待遇水平。

3、监督机制。监督在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中至关重要，只有坚持教育、管理、监督相结合，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才能保障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完善监督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把对法官职业道德纳入岗位目标考评体系，制定法官职业道德考核办法，建立法官职业道德考核档案。第二，建立法官业外活动指引规范，法官定期将自己的业外社会活动向考核组织书面报告，加强对法官“八小时以外”和参与社会活动的约束，避免法官业外活动对法官的公正司法、清正廉洁和人民法院的公信力产生不良影响。

4、惩戒机制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官职业道德惩戒制度，法官只有违法违纪才受到处分。道德虽主要靠自觉遵守，但一些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行为，严重损害法官职业群体的形象，损害司法权威。对法官队伍违反职业道德，损害法官形象的的行为，应加以惩戒。法院系统以及有关机关应从惩戒机构、惩戒程序、惩戒方式、救济程序等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法官职业道德惩戒机制，切实推进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二）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要做到三个结合

1、要与审判执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审判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中心工作，也是人民法院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载体。所以，审判执行工作是推动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主要动力，是检验法官职业道德水平的根本标准。要将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与审判、执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紧紧围绕党的工作大局，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公正司法、热情服务，认真审理和执行好每一起案件，解决好每一起纠纷，努力实现审判、执行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法官职业道德的要求，深入查找在审判工执行和业务活动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从完善制度和机制入手，建立健全科学、公正、高效、廉洁的审判制度和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和效率，更加有效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2、要与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一名称职的法官，除了需要具备法律基本素质，还要有高度的司法职业道德。无知者不能当法官，无能者不能当法官，无德者同样也不能当法官。”[12]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法官应该是德才兼备之人。所以，司法能力是法官保障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提高司法能力，总体要求是提高法官通过司法活动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预防犯罪、化解矛盾、保障公平正义、促进改革发展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要重点提高四个方面的能力：一是提高驾驭庭审能力。要提高法官的程序公正意识，按法律规定的步骤指挥控制各项庭审活动，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使法庭真正成为辨明是非、弘扬正义的神圣殿堂。二是提高适用法律能力。适用法律是每一个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是法官素质的重要内容。正确适用法律，不仅要求法官正确理解法律条文的内涵，还要准确把握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立法原意。同一案件事实，不同的法律适用选择，将直接影响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是提高裁判文书制作能力。裁判文书是展示法官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窗口。法官应提高文字表达能力、逻辑推理和说理论证能力，制作的裁判文书能使当事人对审判过程、事实理由、法律规定清楚明白，使赢者赢德堂堂正正，输者输得明明白白，减少不必要的申诉上访。四是提高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能力。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应注重综合运作判决、调解、教育、司法建议等手段，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审理民商事案件过程中，着眼于服判息诉，注重引导当事人相互谅解宽容，做到案结事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

3、要与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密结合起来

法治理念是指导司法活动以及与司法相关活动的高尚的法治信仰和精神追求，是法官的“职业灵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是“依法治国，司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13]这是法院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和各项改革的理念先导和依据，其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要将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作为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途径之一，全面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使法官在司法工作中坚定社会主义司法的价值目标，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公正高效的司法保障。

注释：

[1]见《百科全书-卷》“职业道德”条

[2]樊崇义张品泽：“论法官的职业道德—法官的道德约束”，载苏泽林主编《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2003年第1辑第52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3]张文显主编：《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5]尹忠显主编：《法院工作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6]肖扬在中美法学院院长会议上的致辞：“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载2005年4月2日《人民法院报》第一版。

[7]参见王旭光、毕惠岩：《和谐社会理想下现代司法之价值取向》济南市法学会会刊2006年第1期。

[8]邓云：“论法官的道德素质与司法公正”，载陈卫东主编：《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414页

[9]吕伯涛：“论人民法官的社会职责”，载《人民司法》第2005年第6期第18页。

[10]钱锋：“法官职业保障与独立审判”，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1期，第50页。

[11]潘剑峰：“高薪制：审判公正、廉洁和法官高素质的基本保障”，载《北大法学文存》（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221-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