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监督范文10篇

检察监督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实践

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为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实现行政目标，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法律、法规等法律规范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执法机关是保障国家经济秩序正常运行，保障社会良性循环的重要力量，它既是国家法律、法规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又是国家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连的桥梁。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严格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目前，我国的行政执法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一定程度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之所以出现目前这种现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对行政执法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完备的法律监督和制约机制。尽管各级政党部门、权力机关、政府内部、新闻部门及社会公众等力量对行政行为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监督，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监督局限性也较为明显。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承担起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作用，这既是对中国当前宪政体制的实际落实，也是法律监督本意的回归。

一、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正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轨道，因而各方面矛盾大量涌现和相互交织，这对公共行政管理特别是行政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实际情况看，当前行政执法存在许多簿弱环节，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违法行政增多，正常执法秩序遭到破坏；二是无人主张诉权，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遭受损失；三是引发社会矛盾，影响和谐社会建设。

二、开展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的法理依据

（一）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作出这一规定，一方面阐明了法律监督制度是中国国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的特殊地位，即检察机关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意味着检察机关承担国家的法律监督职能，对国家法律实施的各个领域实施监督，既要监督司法机关的执法行为，也要监督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这既符合立法本意，也为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提供了根本法上的依据。

（二）单行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查处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而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当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人民检察院就会依照刑事法律去追究其渎职、侵权犯罪责任，在追究渎职、侵权犯罪的过程中，行政执法活动自然会同时就受到强有力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间接监督行政执法活动方式。以上这些规定均表明，检察机关具有监督行政执法行为的职责。

（三）法规依据

2001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均明确指出，发现行政机关对构成犯罪的案件不移送时，检察机关有权监督；《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八章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和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说明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情况的，可以通过发检察建议的形式提出意见，促使行政机关自行纠正，这本身就是在履行监督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处罚，劳动教养机关在隶属关系上也属于行政机关，上述规定充分说明现行法授权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直接进行监督方面迈出了现实中重要一步，也为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权提供了有力的法规基础。

以上几点，为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行为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充分说明检察机关享有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的独特权力，同时，也说明开展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

三、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司法实践

2004年，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对行政执法行为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2006年4月，又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索对行政执法行为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意见》，宜阳县院在深刻理解法律监督内涵和市院精神的基础上，针对行政机关不当行使行政权利的手段不同、程度不同、损害的对象不同、致害程度以及社会影响的不同等，积极尝试运用检察建议、监督起诉、直接起诉、抗诉、查处职务犯罪等五种不同的方式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高检院2005年第18期《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转发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做法是：

（一）运用检察建议监督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责

针对违法行政行为损害明确具体的行政相对人，或者损害了公共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受损后果较轻，或可以弥补的行为，运用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行政责任主体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停止侵权，消除侵害。如：物价部门违背价格鉴定程序对一起盗窃案件涉案赃物（系两辆摩托车）进行价格鉴定一案。今年4月份，物价部门在未对涉案赃车有关资料进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仅凭办案部门对赃物的描述，就轻率地出具了一份价格鉴定报告，认定涉案宗申摩托车价值1000元、“建设100型”摩托车价值970元，并将此鉴定报告交付公安机关，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了解情况后，我们向物价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纠正了该部门违法行为，建议其完善了鉴定工作制度。2004年以来，运用检察建议手段，我们还监督纠正了环保部门行政不作为，致使华龙助剂厂（该厂系以生产五氧化钒化工原料为主要产品的重度污染企业）将生产后的废渣、废水排入洛河河床，造成洛河河体环境严重污染案以及矿管部门为企业办理耐火粘土采矿许可证，却允许企业开采铝石，致使国家矿产资源流失等违法行政案件5起。

（二）督促、帮助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能，以监诉人支持帮助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职权或由于其不作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我们不仅运用检察建议手段，敦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权，保护国有资产，而且对通过实施行政权不能有效保护国家财产的情况，根据实际需要，对行政机关提供法律支持或帮助，必要时，以监诉人的身份支持参加诉讼。1993年以来，部分企业和个人违反合同，长期使用借贷的财政支农周转金不予归还，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针对这一现状，我们一方面建议财政部门积极行使债权，追讨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对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的企业和个人，支持财政局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债权。如：洛阳亚东淀粉开发有限公司违反合同拒不归还县财政支农周转金一案。1998年该公司在当地财政部门借支农周转金130万元，合同期三个月，但合同到期该一直占用至今不还。2004年，检察机关督促财政部门追缴未果，遂以监诉人的身份支持财政部门向人民法院起诉，后经过法院判决确认，该资金被依法追缴。（三）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

对违法行政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用检察建议和其它方法不足以制止其侵权的，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如工商局在1998年1月至2004年3月期间，利用行政职权，向300余家企业及工商户违法收取未鉴证合同鉴证费56万元，对此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较大。但是，各工商户和企业作为被管理单位，不愿、不敢诉诸法律，我们以原告人的身份代表国家对县工商局依法提起诉讼。县法院开庭审理后，依法支持了我们的诉求主张。

（四）依法抗诉

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而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又作出错误裁判，支持行政机关的错误决定的，依法进行抗诉。如：寻村镇某村第二村民组不服县法院行政判决一案。该村第二和第三村民组因2.8亩土地归属发生争议。1993年至1994年，二、三组土地分别承包他人建砖厂使用，致地界标志灭失，两组通过协商达成口头界址协议。后三组反悔，向县政府提出申诉。县政府以三组单方提供证据为准将争议的2.8亩土地确权为三组所有。二组不服政府处理决定，提出行政诉讼。县法院作出判决，支持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二组不服县法院的判决，多次组织集体上访，后经人大指定，检察机关对该案进行审查，并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向法院提出抗诉。县法院经再审后，撤销了原审判决和错误的行政决定，使一起长期上访案件得以平息。

（五）查处职务犯罪

针对在办案中发现的裁判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我们积极进行初查，对构成刑事案件的，移交自侦部门进行查处。

实践证明，运用以上五种监督手段对行政执法行为加以监督，不仅弥补了现行法律对行政执法行为制约机制的疏漏，而且具有较为明显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可以有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

对违法行政行为，单靠主管部门或其他平行的监督机关，不能达到应有的监督效果。而被侵害群体迫于行政权的强制力，多数不愿、不敢或不便寻求司法救助，尤其当违法行政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公共利益时，更是无人主张诉权。检察机关以公权力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有效地弥补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滞后性和受侵害主体的被动性，从而有效地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

（二）避免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遭受损失

对于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由于受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制约，公民无法起诉。尤其是对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无人监督就会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有效地避免了因法律规定的制约机制的疏漏、而造成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损失。

（三）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群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利用司法权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在出现诉讼时，介入诉讼，并以监诉人参加诉讼，切实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及公共利益，化解了社会矛盾。

事实证明，我们开展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成功的，具有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党委、人大和社会各界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宜阳县委一主要领导说：“检察院通过开展行政执法行为监督，优化了宜阳县的执法环境”。县人大2005年还专门就此项工作听取了汇报。尤其是对一些个案进行监督，在群众中树立了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如：物价部门违背程序对涉案赃物进行价格鉴定一案，嫌疑人妻子曾对其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欲申请重新鉴定，我们以检察建议手段督促物价部门纠正不当行为后，嫌疑人妻子非常满意，她感激地说：“你们“民行”可真行！为老百姓主持公道，连公家部门都敢得罪！”。

四、对行政部门执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立法建议

（一）增加检察建议执行效力的刚性条款

尽管检察机关有提出检察建议的权利，但因现行法律未对检察建议的执行效力作出刚性规定。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个别单位不积极采纳、落实，虚于应付，检察机关虽几经催促，其结果也很不理想。因此，建议明确规定检察建议的执行效力刚性条款，比如行政执法部门不落实检察建议时，应当主动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说明理由。

（二）增加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权

由于行政诉讼在原告资格上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即只有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合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有私人(包括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起诉讼。显而易见，这就排除了行政行为侵犯国家或社会公利益时提起诉讼的可能性。从现实情况看，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未得到有效监督、纠正的情况大量存在。按照法院“不告不理”原则，无起诉人的案件是不会自动进入诉讼程序，获得司法审查的，也就是说违法行政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后，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因此，建议赋予检察机关的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即对于因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检察机关有提起诉讼的权力。

检察监督范文篇2

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导源、基本法律为骨架、司法解释为基础的整体格局：（1）宪法第129条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法定机关的性质及职能；（2）《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第3款、《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均规定检察院对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3）民事诉讼法对民商检察监督制度作了具体的规定：第14条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7条第1款规定了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基本手段及具体事由，第2款确立了同级检察院提请抗诉及上级检察院承担具体抗诉的原则；第188条规定了抗诉的双层再审制度及法院在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的时限；第189条规定提出抗诉的形式即检察院须制作抗诉书；第190条规定对抗诉再审案件检察院派员出庭制度；（4）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范围的规定》以及2001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就民商检察监督权的行使的范围、受理、立案、审查、提请抗诉、抗诉、出庭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具有以下特点：（1）极高的法律位阶。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权力来源乃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予以明确，其具体的监督手段亦由规定基本司法制度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此两法是具有宪法性质的规范化法律文件，其法律地位显然高于普通法律；（2）跨领域法的性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横跨法院审判及检察工作两大坂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调整民商事基本制度及诉讼的法律规制，另一方面也由规范检察工作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可成为具体的应用法律解释的制订主体；（3）不具备独立性。作为民商检察监督主要正式法源的民事诉讼法长期以来将检察监督作为再审程序启动机制来定位，民商检察监督成为法院审判监督程序的配角，民商检察监督法始终没有脱离民事诉讼的藩篱而独立成长；（4）不具有专门性。我国缺乏专门的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即便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也是将其与行政检察监督作捆绑式规定，对其专业性照顾不足；（5）体系不健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单薄，法律条文寥寥无几，存在众多的法律空白，未有形成内容丰满、结构明晰的规范群；（6）存在法律冲突。比如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保全程序、诉讼费用负担等方面的抗诉，以及人民检察院在庭审中的地位、阅卷或是审查阅卷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2]（7）不反映理论研究最新成果。自2003年第7届全国民事诉讼学术研讨会以来，我国民商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总言之，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不能满足规范检察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实践需要，应推动法典化运动进行专门、统一、完备的法律编纂。此种趋势已在司法实践中显现，《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标志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的统一化业具雏形。但该规则将民商及行政的检察监督作统一规制在专门性的深入程度还不足够，尚没有改变检察监督作为民商再审程序启动机制的狭隘定位，民商检察监督还没有赢得应有的独立地位并脱离民诉法的框架遵循自身体系及结构逻辑作充分而健全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该规则仅是检察系统的单方造法没有体现其跨领域法的性质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法院与检察院之间诸多

的紧张关系，而且其作为检察院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远远没有满足民商检察监督具有宪政制度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的要求，因此，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虽已迈出统一化的一小步，但“雄关漫道真如铁”，其法典化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理论逻辑——从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关系证成法典化

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作为跨领域法，其涉及的不单纯是检察监督权的职权范围与运作问题，仅靠检察监督经验的总结及单边的努力，法典化则有失全面性成为缺乏科学性的理论乌托邦，将其画定为对审判独立的外来干预致使其成为法院展开民商再审诉讼的配角，法典化则因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主体性的掩埋及自主发育的桎梏而不过是当今民诉法粗描淡写、廖廖无几的立法境况下的迷人的幻想。民商检察监督法律是以审判独立与民商检察监督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这意味着其涉及的不是普通性的民商社会关系，而是以法院及检察院两大司法机关职权行使及其协调的权力性质问题，因为无论是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还是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均属于国家权力范畴，此两种司法权力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及协调问题显然也归类为权力治理层面的问题。“宪法恰是驯服公权力的工具，也正因为如此，宪政才获得了强大的号召力。质言之，宪法问题就是关于权力的问题”，[3]因此，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关系是宪政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诚如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在《肯塔基州会议》中所言：“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4]民商检察监督法律就其效力位阶应该是宪法类型的法律。当今仅由《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简单规定赋权条款，主要由《民诉法》作草草规定，以司法解释做具体补充的立法体系显然与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的宪法位阶的地位及层次极不相称，这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对民商审判监督的乏力、疲软甚至走过场。因此，民商检察监督的各式法律渊源应从《民诉法》中审判监督启动程序的角色定位中解脱出来以获取独立的主体性地位，并脱掉普通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平民外衣”推动宪法性质规范化文件意义的升级编纂及法典化。民商检察监督法律关系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及逻辑的体系性，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分析政府权力两面性：“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5]法院审判独立与检察院法律监督权同样也具有权力构造与权力制约这“一个铜板的两面”的内容，法院在维护审判独立的同时也得为司法监督开辟顺畅的渠道，检察院对民商审判依法进行法律监督的同时也须根据尊重审判独立的尺度保持相应的谦抑，而其中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冲突及协调作为二者的平衡互动也需要形构某种稳态的制度化标准以消弭权力的角逐与倾扎。故而，因循自身的逻辑性及体系性，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为避免分散立法必然带来的法律空白、法律冲突推动统一立法运动将是其脱离民诉法轨道自主迅猛发展的必然要求。正如行政诉讼从混同民事诉讼到《行政诉讼法》单独成文的发展轨迹一样，鉴于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性质的差异，行政检察监督与民商检察监督也因在规制对象、基本理念及制度选择等方面的不同而逐步分离，且《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对检察监督权力来源的分离规定模式已为行政检察监督独立于民商检察监督打下了制度基础，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应明了此种趋势而往专业性及纯粹性大步深入发展，推动民商领域的专门立法。我国《宪法》基本体系及结构已定且要保持长久的稳定性，因此期望修改宪法将民商检察监督制度补充其中实在不太现实，因此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独立于《宪法》之外谋取单行宪法性文件的法典化形式将是唯一可取且可行的选择。但我国《宪法》重在权力分配，在权力治理上忽略了权力冲突及协调的体制性安排，故应出台相应修正案对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冲突及协调作原则性规定，以明确制订民商检察监督单行宪法的宪政基础。

三、社会需求——从处理涉诉信访的“申诉难”现象把脉法典化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迈进，我国法院迎来了涉诉信访案件的巨大的历史洪峰：最高人民法院从1993年至1997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540000件次，2001年则处理152557件次，2003年处理120000余件次，2004年处理147665件次，2005年处理147449件次；全国各级法院1996年接待公民来信来访520万余件次，1998年接待935万余件次，1999年接待1069万余件次，2000年接待939万余件次，2003年处理397万余件次，2004年办理422万余件次，2005年办理3995244件次。[6]然而由于法律机制的不健全，“特别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对申请再审事由、审查程序等规定得不够具体明确，影响和制约了审判监督职能的发挥。一些申诉得不到及时处理，有的被长期搁置，形成了‘申诉难’的局面”。[7]“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8]大量经济社会矛盾因“申诉难”长期积压得不到化解，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作相应的调整及完善。这主要体现在1995《信访条例》的废止以及2005年新《信访条例》的施行，以及保险监督委员会、公安部、建设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卫生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新的信访工作办法或规定的颁布，还有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央高度重视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申诉难’问题，并将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十届人大每次会议期间，均有不少代表提出修改现行民事诉讼法议案。其中针对当事人‘申诉难’、‘执行难’，要求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的议案57件，占总数的2/3。因此，十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也将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其中”，[9]并最终于2007年通过修正案。可见，涉诉信访及其“申诉难”问题已促成行政法律完成法典化的形式演进，然而民诉法2007年修正案仅在抗诉事由、“上级抗”原则及进入再审期限等三个狭窄范围所作的轻微反应则显属“小巫见大巫”，其内容极不完备存在诸多法律空白根本不能满足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有法可依”的需求，其形式分散、法律互为抵触也不能满足当事人选择申诉处理机制及预测最终结果的需要，其主要作为非正式法律的司法解释地位也不能满足重振法律监督权威的需要造成实践中检察监督软弱无力、效果式微，功能发挥不全，不能充分实现作为替涉诉信访及“申诉难”分担解优的“社会安全阀”之功效。比如，佛山市中级法院的调研就表明：“从佛山中院2005年统计的情况看，由当事人申诉再审的案件有640件，占申诉总数的94.8%；检察院抗诉再审的案件32件，占4.7%；上级法院指令再审和本院自行再审的案件3件，只占0.44%。”[10]“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任何的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当从政治上来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11]涉诉信访及其“申诉难”问题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且就性质而言，公民信访权是《宪法》第41条规定的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及检举权的上位概括，属于一种宪法权利，法院、检察院等有关国家机关处理群众信访是宪法课以的义务，因此强化检察监督以化解“申诉难”问题就属于宪政建设命题中的宪法问题。“人类以国家为单位的各个历史阶段，每走过一个艰难困苦的里程，都要通过宪法来制定克服困难所需要的新规则，以此来继续人类的发展；每经过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2]超越司法解释及普通法律的位阶上升到宪法层面推动民商检察监督法律形式的法典化，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新时期树立法律监督权威、分泄涉诉信访洪峰、走出化解“申诉难”困境的必然的客观要求。此部法典之社会意义在于，以内容完备、体系健全的单行宪法性文件作为当事人寻求检察公权力救济民商合法权利的行为指南，有利于社会民众消弭“法上有权”的人治思想和根深蒂固的“包清天”情结，在法律充足的框架内理智地思考信访及申诉的必要性、可行性，并审慎地选择检察监督的救济途径，减少缠诉缠访、闹访、京控等危害社会稳定的现象，并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强化民商检察监督的实际功能与作用，杜绝各种现象违法审判，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终实现。

四、历史启示——从中国监督法制建设的得失成败评点法典化

希梅尔法伯称赞阿克顿勋爵给政治和宗教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13]这从人性论的角度夯实了权力制约的理论基础。适应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需要，自秦汉以来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监督法制的建设，尤其被认为具备现代检察功能的监察制度在古代中国非常发达，对当今法律监督法制建设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及深刻的启示：一是法典化是监督制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封建社会负责纠察百官、追究官吏犯罪的御史具有多项职能，拥有侦查、逮捕、审判等广泛的权力，具体如驱磨点检、微行暗察、风闻奏事、越级弹奏、大事奏裁、小事立决、特事先斩后奏等，随着其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及发展、职权运作日益成熟规范，从发端时期开始就产生了具有法典性质的专门规范——秦朝的《语书》。之后各朝代均承袭秦制保持专门法典的形式，如西汉惠帝时规定了监察纠举包括断狱审案不直、官吏贪污受贿及严苛不法等现象的“九条规则”，唐代监察官吏善恶行为的“六察法”，元朝的《宪台格例》、《察司体察条例》、《察司合察事理》等、明朝的《纠劾官邪规定》、《巡抚六察》、《巡按六察》等，清朝的《巡方事宜十款》、《台规》及《都察院规则》等。由是观之，随着现代民商关系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较低的门槛洞开了各类民商纠纷蜂涌至法院的大门，民商检察监督关系及相关制度也会因循内在规律迅猛发展进而形成一个颇具规模、条理明晰的制度体系，专门的法典化立法也就瓜落蒂熟；二是法典化是法律监督权力构造及权力制约两大主题语话的立法统一。权力构造是基础，是法典化内容的正面，否定法律监督权力构造的社会需求则法典化无从谈起。我国从1957年至1978年的长达二十多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影响下砸烂公检法，废除法律监督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五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证明，我国什么时候重视法律监督，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法制就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以至取消法律监督，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法制就受到损害以至破坏；反之亦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影响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因素严重存在的国家，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就难免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违反法制原则的现象，社会主义民主也就失去了法制的保障。”[14]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权即抗诉权除权力来源、抗诉事由等几个方面取得法律形式外，诸如行使的范围、程序设计等或存在构造不足或仅停留在检察系统单方制定的司法解释的层次，远远未能满足促进民商检察监督权合法运作的“有法可依”的需要。权力制约是法典化内容的背面，也是宪政的核心，“‘如何规制公权力’，是一个众人关注的焦点，也是宪法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人们对此的关注限度远远超过其他的事项，以至于几乎人人都接受了宪法是限权之法，宪政即限政的论调。”[15]对法律监督权制约的缺失或不足，法制建设及民主政治同样会受到损害。例如，宋朝设立御史台及谏院掌管检察大权，但台谏官吏由皇帝亲自任命，允许风闻弹奏，不受任何限制，成为皇帝牵制宰相等政府官员的一种力量，以及权臣专权和排斥异己的工具。这也恰正是我国检察监督权缺乏制约机制现实的真实写照，“三大诉讼法皆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再审抗诉权，……，由于法律在赋予检察院再审抗诉权绝对权威的基础上，并未就再审抗诉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加以规范，以至于在检察院看来，它们不仅拥有对法院所有生效裁判的抗诉权，而且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进行调查取证、调阅案卷、出席庭审、参与质证、发表辩论意见等各项活动，致使法、检两家冲突愈演愈烈”，[16]其直接后果就是构成对审判独立的严重干预及危害；三是法典化是民商检察监督独立性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审检合署制”，在审判机关内附设检察机构，检察监督不具备应有的独立性，要形成体系独立的专门法典在当时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直到今天，检察监督还定位为三大诉讼再审程序的启动机制，长期在诉讼法的制度体系内充当再审程序的配角，民商检察监督也一直与行政检察监督“拉郎配”，其独立自主发展的模式还没有建立。只有将争脱民诉法体制的束缚的“独立自主运动”进行到底，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典化才能在自在的空间里看到那一缕黎明的曙光。

结语

法典化正是奏响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和繁荣的时代法治主旋律的那串最响亮、最动听的音符。“天刚刚破晓，明天还会远么？”或者远古秦王朝《语书》那些光辉而灿烂的篇章可告诉我们那是在重现法治国的时代语境中可以拷贝的法制辉煌而不仅仅是法史学家们梦呓般的追思，或者《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的既在及新《信访条例》的施行已让我们在惊喜的欢呼声中确信“事实真的就是那样”，又或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已令我们感受到理论与历史逻辑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并能聆听到司法监督规范化列队行进的驼铃声，但或许仅有“回归宪政基础”的睿智尚不足够，民商检察监督摆脱民诉法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宪政空间更会遭遇残酷的思想挣扎，我们还是宁愿选择相信法典化——一部气度恢宏的《法律监督法》或至少作为其阶段性成果的《民商检察监督法》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可期盼的辉煌，而不忍看到2007年民诉法的修订及其小修小补的分散立法模式将梦想就此冰封。如此而已。要是庆幸能有智者最终辨清这并非是虚假的幻象，天，或许，才刚刚开始破晓。

摘要：出于回应商事审判蓬勃发展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求，传统民事检察监督要在与行政检察监督分离的基础上作“民商检察监督”的大体系构造。“民商检察监督”是横跨民诉法及宪法的交叉学科话题，为适应司法监督工作规范化的需要，极有必要改变现行分散立法模式进行法源重整以推动独立的、专门的、统一的、单行的且具有宪政意义的法典化编纂运动。

关键词：民商检察监督审判独立法典化申诉难2007年民诉法修正案

注释:

[1]张智辉、谢鹏程：《现代检察制度的法理基础——关于当前检察理论研究学术动态的对话》，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2期。

[2]常怡：《民事检察监督三个原则性的想法》，载《诉讼法学、司法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5期。

[3]秦前红、叶海波著：《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检察监督范文篇3

当前看守所对在押人员在人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对在押人员的诉讼权利保护不够，隐形、变相超期羁押现象仍然存在。高检院、高法院、公安部多次联合下文严禁超期羁押，将杜绝超期羁押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明目张胆的超期羁押是很少有了，不少地方甚至连续多年保持了无超期羁押的辉煌记录，但表面合乎法定期限，实质超期羁押的隐形、变相超期羁押现象仍然存在，这无疑是对在押人员人权的严重侵犯。2、一些看守所还存在牢头狱霸殴打、体罚在押人员等监管不到位、管理混乱的问题。如躲猫猫事件等。3、一些看守所监管场所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被监管对象的“居住权”得不到有效保障。4、在押人员其他权利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如在押人员的消费义务，在一些看守所，在押人员只要一进看守所，不管条件如何，就要购买由看守所统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还有的以较高的价格向在押人员出售商品，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也未能随着社会上物价的上涨而有所提高等。

看守所等监管场所人权保护不足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看守所执法人员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一）认为被监管对象在监管场所只有接受教育和改造的权利，没有必要过多地强调其他权利；（二）认为被监管对象是坏人，有些甚至是社会渣子，监管条件差一点对他们也是一种惩罚；（三）认为被监管对象虽然是公民，但他们是违法和涉嫌犯罪的公民，不可能和其他公民享受同等待遇；（四）认为被监管对象的合法权益是应该保障，但当地条件有限，无法保障；（五）认为保障被监管对象合法权益不仅需要物质准备，而且需要思想准备，而思想准备需要一个过程。因而在权益保障方面，主观上持观望态度，行动上表现为“不作为”。另外就是立法滞后，我国现行的看守所条例是1990年制定的，其中一些内容已明显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造成了对在押人员人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不足。

在崇尚“法治”、保障人权呼声高涨的今天，严防“躲猫猫”事件再次发生，人民检察院应充分发挥驻所检察监督职能，强化看守所被羁押人员的人权保障机制，树立维权意识，转变执法观念，突出人权观念，增强服务意识，提高依法监督的水平，使驻所检察工作更具人性化，实施全方位、多角度的人权保障。

一、加强收押、出所活动检察监督，保护公民不受非法羁押

1、把好“收押出所检察关”。在收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时，现场检察《拘留证》、《逮捕证》、寄押凭证、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收监执行决定书等法律文书、手续是否齐全，检查收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对收押、出监凭证进行审查，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及时提出纠正意见，纠正非法收押现象。

2、把好“羁押期限检察关”。超期羁押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基层检察院应力争使所有驻所检察室与其看守所信息联网，以便驻所检察室对羁押期限实行动态监督，检察人员认真执行羁押期限预警机制，建立监督管理制度，包括在押人员入监权利和义务告知制度、在押人员控告申诉材料递转制度、约见检察官制度、羁押期限届满前预警、催办制度，跟踪监督制度以及信息通报等制度，促进驻所检察室在督促、监督方面的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杜绝超期羁押，有效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二、加强监管活动检察监督，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1、检察监督看守所对男犯和女犯是否实行分押；检察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的监舍和活动场所，特别是重特大案犯的监管警戒是否安全，提审、押解是否符合规定；检察看守所是否用在押人员代行干警职务管理在押人员；检察看守所干警、其他办案人员、武警对在押人员使用戒具、武器是否符合规定，对在押人员有无体罚、虐待、侮辱人格的行为等，维护在押人员人格权和人身安全。2、检察新入所收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其随身所带的衣物、现金，由看守所代为保管并逐一登记、开列的清单和在押人员离开看守所时一并结算或退还的凭据，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财产权。3.检察监督看守所对在押人员劳动保护权。保护在押人员参加劳动时间及身体健康，避免其出现超体力劳动或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现象。4、定期检察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环境卫生、病伤医治等是否符合规定和有无虚报、冒领、克扣囚粮囚款等问题。注意对看守所生活环境、饮食卫生、药品管理进行经常性检察，以确保在押人员的生活安全，维护在押人员的生存权等。

三、加强刑罚执行活动监督，强化执行中的人权保障

加强刑罚执行活动监督，依法保障留所服刑罪犯以下权利：（1）罪犯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2）罪犯有在任何情况下人格不受侮辱、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3）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有依法行使选举的权利；（4）罪犯有对看守所的管理、教育、生产劳动、文化娱乐、生活卫生等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利；（5）罪犯有在法定节假日休息的权利；（6）罪犯有维持身体健康，生病得到及时诊治的权利；（7）罪犯有与亲友通信，定期会见亲属的权利；（8）罪犯有受教育的权利；（9）信教的罪犯有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的权利；（10）罪犯享有私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继承权；（11）在服刑期间表现好的罪犯有获得依法减刑、假释的权利；（12）老弱病残罪犯以及少数民族罪犯、外籍罪犯，在生活、管理、劳动等方面享有适宜于他们的生理、心理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特点，不同于其他罪犯的相关待遇等。

检察监督范文篇4

【关键词】网上追逃侦查行为检察监督

网上追逃是近年来追逃工作发展的新形式，在追查犯罪嫌疑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措施中并没有网上追逃这种形式。因此，对网上追逃的适用条件、程序、交接手续等规定得不够完善，致使有的公安机关滥用网上追逃措施，甚至弄虚作假，容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一、网上追逃的涵义及其法律属性

关于网上追逃的涵义及其法律属性，一般社会公众、甚至不少法律工作者都缺乏正确的认识。

（一）网上追逃的涵义

网上追逃是指公安机关将应当拘留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资料利用网络，全国所有的公安部门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比对，一旦发现嫌疑人，任何公安机关都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将其拘留或者依法逮捕的侦查行为。⑴根据1999年《公安部关于实行“破案追逃”新机制的通知》及2002年《公安部关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以下三种在逃人员必须上网：（1）1999年7月1日以后，已经办理了刑事拘留、逮捕法律手续的在逃人员要在一个月以内上网；（2）看守所、劳改、劳教场所脱逃的在逃人员要在三日内上网；（3）案情重大、紧急、情况特殊的在逃人员，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先上网，然后补办刑事拘留、逮捕法律手续。对于网上追逃的程序，上述通知明确指出，逃犯信息上网要经县、区以上（含）公安机关侦查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批，并通过同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上网。同时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要随时掌握网上在逃人员信息，省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负责对上网在逃人员情况变化时的删改和抓获核实后的撤销工作。

（二）网上追逃行为的法律属性

网上追逃的形式类似于通缉，但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其一，程序不同。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以内，可以直接通缉令；如果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公安机关，它的效力只是在的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内。而网上追逃则无此限制，任何县（区）级以上公安机关均有权，它的效力与公安部的通缉令是等同的，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追查犯罪嫌疑人。其二，适用对象不同。通缉的对象是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所谓“应当逮捕”是指要符合逮捕条件，至于是否已经办理逮捕法律手续，则没有要求。网上追逃的对象是前述三类人员，即使不符合逮捕条件，只要办理了刑事拘留手续即可上网追逃。其三，签批要求不同。通缉令由相应的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而网上追逃则只需经过公安机关内设的侦查部门负责人审批即可。其四，受众范围不同。通缉令是一种面向社会的、公开的追捕手段；而网上追逃则只在公安机关内部网上显示，并不向社会公开。其五，法律依据不同。通缉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明确规定，而网上追逃的依据则是公安机关的规范性文件。

因此，就法律属性来讲，网上追逃也属于侦查行为的一种。它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侦查手段。⑵作为一种新型的侦查措施，与传统抓捕手段相比，网上追逃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全国警力资源，通过网上作战，让民警能身处本地抓捕全国逃犯”，⑶从而让隐匿或潜逃的犯罪嫌疑人身陷无处躲避的法网。

二、网上追逃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由于具有强大的搜捕功能，网上追逃在当前的刑事侦查活动中被广泛运用。然而；这种类似“全国通缉”的侦查措施，只需一个县级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的负责人批准即可。针对这种强大的公权力行为，承担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应依法对其加强法律监督。

（一）网上追逃检察监督的必要性

网上追逃运用以来，公安机关不断地对网上追逃工作的管理进行探索，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不规范之处，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追逃条件和程序把关不严，导致错抓错捕。由于目前网上追进的条件和程序还不够严格，导致实践中出现错抓错捕事件。如2010年七八月份接连发生的三起网上追逃导致的严重侵权事件：先是广东陆丰籍女孩林贝欣被浙江义乌警方作为“匪首”错抓，关进看守所12天；后是在珠海的打工妹王成娇仅仅因为身份证被人冒用，就被警察抓进看守所关押6天；另一个是《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该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追逃，迫使仇记者东躲西藏，有家不敢回，直到被上级有关部门责令纠正。因网上追逃的条件和程序不严，导致无辜公民被错抓错捕的案件并非近期才有。早在2000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安分局侦查人员误将张俊的个人信息录入到在逃人员通缉网，导致张俊在全国各地多次被公安机关错捕，其名誉受到极大损害。⑷

2．网上追逃成为变相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网上追逃虽然只适用于公安系统内部网，但它却具有极其强大的威力，公民一旦被网上追逃，其人身安全和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小到一个人买机票住宾馆旅店，大到开公司以及参与各类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都会因为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身份信息而随时被警方监控或抓捕。实践中，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在实施网上追逃措施时，其目的不是为了追捕逃犯，打击犯罪，而是将其当作一种变相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来使用。明明要追逃的对象就在本地区，却故意不实行抓捕，而是对其上网追逃。致使当事人哪儿也不去了，一出去就被抓回来。抓回来送回本地之后，本地公安机关既不关押，也不撤销网上追逃，变相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当事人要求公安机关撤销网上追逃，却得不到答复，想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因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不被受理。当事人只能眼看自己的权利被侵害而得不到救济。

3．有的地方为应付考核而弄虚作假。公安部《关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第四条指出，对各省级公安机关的“网上追逃”工作，公安部将每月进行考核，年终进行综合评比。在此基础上，各省级、市级公安机关也都制定了有关网上追逃的考评办法，有的甚至规定了具体的指标和任务。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追逃任务，有的公安机关不惜造假，网上追逃往往演变成“自己上网、自己抓逃、自己撤销”。例如，2006年10月15日，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公安分局抓获了一名外逃多年的市级督捕逃犯李应照。后经调查核实，该案是一起“自导自演”的弄虚作假事件。逃犯李应照并没有被抓获，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追逃任务。⑸再如，2000年7月，辽宁省灯塔市公安局为完成上级下达的追逃任务而弄虚作假，将11名属治安案件且已处理完毕的无辜群众上网追逃，导致其中一人被非法羁押20天并造成腿部受伤，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给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⑹

4．撤销追逃不及时，导致重复被抓。公安部《关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立案地公安机关去抓获地公安机关接收被缉捕人前，应向立案地的省级公安机关领取“在逃人员撤销授权密码”，并在接收被缉捕人时，将该密码连同移交、接收证明交给抓获地公安机关。抓获地公安机关依此密码上网确认，并将抓获单位、日期、地点等相关信息填入《在逃人员撤销表》后，存录入“全国在逃人员数据”备案。立案地公安机关应在被缉捕人被押解回立案地之日起四十八小时内办理撤销手续。然而实践中，各地公安系统时常会遇到“逃犯信息长时间撤不掉，重复被抓”的情况。比如，2003年6月19日，因涉嫌敲诈勒索当地政府，罗宏权被河南省新密市警方上网追逃。同年6月27日，罗宏权在北京落网，并被新密市警方从北京带回，6月28日，因不符合逮捕条件，罗宏权被依法释放。然而，新密市警方在抓获罗宏权后，并没有及时将罗的追逃信息撤销，以致罗宏权在2004年6月8日在北京南站再次被“抓获”，并被羁押二十三个小时。据河南省公安厅统计，2004年河南有712名逃犯被抓获后，追逃信息一直还留在网上。⑺

5．被抓获逃犯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由于法律对“网上追逃”缺乏具体明确的规范，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移交程序随意、混乱，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比如，李某涉嫌寻衅滋事案。李某于2009年5月18日被上网追逃，同年8月9日在外省被抓获，并被临时羁押于抓获地看守所。8月14日，李某被接回立案地被宣布刑事拘留，李某在拘留证上签字的日期也是；8月14日。而李某在外省被临时羁押韵五天则因缺乏法律手续而难以折抵判决刑期。⑻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执行拘留，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把拘留原因和羁押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其家属或者单位。实践中，抓获地公安机关往往以“不明确是否有碍侦查，立案地未要求代为通知”为由不予通知。

（二）网上追逃检察监督的正当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为有效履行侦查监督职责，200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批捕部门变更为“侦查监督”部门后，全国各地检察机关批捕部门陆续进行了从批捕到“侦查监督”的名称变更。这样的改革，目的是使机构名称更好地体现其所担负的职责，而并非单纯的名称变更。随后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更名后的侦查监督部门有三项职责八大任务。三项职责是指：审查逮捕、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八大任务是三项职责的具体化，其中第七项即为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可以说，“侦查监督部门的职责和任务，贯穿了从刑事立案到侦查终结的全过程”。⑼

网上追逃作为一种侦查措施，属于刑事立案之后的侦查活动。那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网上追逃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就是在履行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的对侦查活动监督的职责，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公安机关滥用职权，保证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和准确性。

三、网上追逃检察监督的手段与方式

对网上追逃这种新型侦查措施而言，必须选择适当的监督手段和方式，否则监督的效果将难以保证。

（一）网上追逃检察监督的手段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实施法律监督过程中采取的监督手段主要有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抗诉、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等。⑽由于网上追逃是一种侦查活动，而抗诉的监督手段只适用于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因此，网上追逃检察监督的手段主要有三种。

纠正违法。纠正违法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过程中，发现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刑事执行机关的侦查、审判和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后，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要求其予以纠正的法律监督手段。

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一条指出，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第五条第（五）项规定，对于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需要改进的，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

职务犯罪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是追诉犯罪的一种形式，也是监督权力运行的一种最严厉的手段。对因网上追逃而出现公安民警涉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受贿等职务犯罪的，可通过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方式予以监督。

（二）网上追逃检察监督的方式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探索对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及强制措施的监督机制”，对于网上追逃这种新型的强制性侦查措施而言，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进行监督。

1．通过办理逮捕和：审查起诉案件对网上追逃进行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应当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违法情况，应当提出意见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具体办案过程中，可通过审查犯罪嫌疑人的到案经过、强制措施情况等，掌握犯罪嫌疑人是否被网上追逃，相关程序是否合法等，以实现对网上追逃的监督。

2。通过查办相关职务犯罪案件对网上追逃进行监督。如在辽宁省灯塔市公安局弄虚作假致11名无辜群众被网上追逃案例中，灯塔市人民检察院根据群众举报，对涉案民警张某等人涉嫌犯罪案件进行了初查，认为张某的行为涉嫌渎职犯罪，因案情复杂，建议由上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辽阳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侦查，对涉案民警张某以涉嫌滥用职权罪予以追诉。⑾

3．开展专项监督活动。前两种监督方式都属于事后监督，是在检察机关通过办理刑事案件发现违法行为基础上进行的法律监督。对于那些弄虚作假、随意上网追逃的侵权行为，因案件本身不会进入逮捕、起诉环节，因此，事后监督的方式就难以奏效。对此，检察机关可采取开展专项监督活动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公安机关的网上追逃行为进行事中、事前的监督。

4．建立追逃人员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日常监督。实践中，公安机关实施网上追逃，要先经过法制部门审核并提出意见，再由刑侦部门。而公安机关法制部门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有直接、频繁的业务往来。因此，可以在公安机关法制部门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之间建立追逃人员信息共享机制。这样，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审核网上追逃的情况即可纳入检察机关的同步监督之下。实践中，有的地方检察机关已经开始探索这种监督方式。如江西省鄱阳县检察院与该县公安局建立的网上追逃人员信息共享机制，要求公安机关每季度末将新增上网追逃人员通报县检察院。⑿至于信息共享的平台，可借助当前各地都在探索建立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或在侦查监督部门配设公安机关专网，或采用由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进行纸质材料备案的方式等。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参见许治宏：《“网上追逃”亟待规范》，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22期。

⑵参见李英、王利平：《“网上追逃”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完善建议》，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

⑶参见康文杰：《对网上追逃法律问题的探讨》，载《公安学刊》2008年第4期。

⑷参见张名实：《状告“网上追逃”》，载《人民公安》2000年第5期。

⑸参见孟登科：《“抓获”的逃犯为何不见了》，载2007年1月18日《南方周末》。

⑹参见程刚：《公安局弄虚作假，11名无辜群众被上网通缉》，载2001年4月9日《中国青年报》。

⑺参见魏铭言、王卡拉、朱丹：《河南新密警方为何拒收“网上逃犯”》，．

⑻引注同⑵。

⑼参见李晓玮：《河南省审查批捕部门更名为侦查监督部门》，载2001年2月23日《河南日报》。

⑽参见尚爱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纠正违法制度的立法完善》，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23期。

检察监督范文篇5

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2这给中国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任务。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将其放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之中，以司法改革的总体思路作指导，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一）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

要弄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首先是要弄清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之中的地位，弄清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检察改革中的地位。

第一，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的司法改革，应当包括审判改革、检察改革、侦查改革、监狱制度改革，以及律师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审判改革和检察改革。从总体上说，国家的司法机关，就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改革，只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现司法改革的要求，国家的司法制度才能发生真正的变革，其他的司法制度才能够跟随其后实现改革，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因此，检察改革是国家司法改革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国家司法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检察改革，就谈不上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没有检察改革的成功，就没有国家司法制度改革的成功。

第二，民事行政检察改革是检察改革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宪法给检察机关规定的基本性质。尽管在具体的业务上，检察机关的工作分为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的侦查，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诉，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能，是法律监督。没有法律监督职能的存在，就没有检察机关的存在。而且从广义上说，自侦、批捕和起诉也都属于法律监督的范围。因此，检察改革，从实质的意义上说，就是法律监督制度的改革。

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要深化改革，完善法制监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1检察改革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一方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整个诉讼法律监督一样，都需要进行改革，以期建立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诉讼法律监督制度；另一方面，在整个诉讼法律监督中，目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最薄弱的一环，虽然在十多年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重新起步，特别是在最近的几年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其薄弱状态并没有根本转变，是急需进行改革的一项检察制度。对于这项工作，广大人民群众寄予极大的期望，希望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监督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保障民事行政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司法公正。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在检察改革中，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改革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同时，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应当抓住机遇，在检察改革中，对自己的工作制度和程序等一系列内容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实现业务建设规范化、队伍建设正规化、装备建设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对于民事行政检察以及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民事行政检察改革既从属于检察改革，也从属于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范畴。因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研究，对于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和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都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在民事行政检察的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改革。众所周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监督方式上，立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抗诉的监督方式，而且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缺少必要的规范，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行使监督的权力上，受到很多的阻碍，实施监督步履维艰，监督的效果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期望值，也没有完全实现法律规定这项制度的预期目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检察改革中，落实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上，急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体系，使法律设计这一制度的立法意图真正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对国家法律负责。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在整个的国家司法改革体系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关系到国家的整个诉讼制度的改革问题。同时，也应当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现存的不足和问题，也必须进行改革，没有改革，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没有出路，就会影响司法改革的全局。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来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就有了一个很高的立足点，就有了统揽全局的视野和胸怀。

（三）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几种设想模式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具体操作

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内容和体系。因此，在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问题之前，必须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1．关于审级制度的改革设想

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与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相一致，与经过司法改革所要建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相一致，特别是要与新建立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相一致。脱离上述基本制度的研究，单纯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是没有出路的。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司法审级制度。现行的四级法院两审终审制，是建国以来就一直坚持的审级制度。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司法实践，从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但是确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方面，从审判程序的设计上，比多数国家一般的审级制度减少一级，确有精简之处；但是另一方面，却在程序上设置了极其复杂的监督程序。这样就在一个案件的正常的两级审理之后，尽管判决发生了法律效力，具有了执行效力，但是，复杂的监督（救济）程序，不能消灭既存的法律关系，使判决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实际上并没有简化程序，而是使程序更加复杂化。同时，也应当看到，就我国现在法官群体的总体政治、业务水平而言，就我国法院总体的执法水平而言，还远远没有达到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就能够保证一个案件完全准确地执行法律，换言之，就是还不能达到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就能够实现办案质量的高水平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总体要求。

在审级制度问题上，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应当实行三审终审制，将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改成三审为终审，不过，只有一审为事实审，二审和三审均为法律审。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借鉴国外的基本审级制度。增加一级审级，就在于保证审判的高质量。

二是多数学者认为，将现在普通程序的两审终审制，增加一级法律审，变成三审终审制，一、二审为事实审，三审为法律审；在简易程序中，仍然坚持二审终审制。这样，就在审级上保证案件的审理高水平，尽量不受某些法官水平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确保案件的高质量。

三是继续坚持两审终审制，认为中国的现实适合于这样的审级制度，不必再做改变。

我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合适。在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应当简化审判监督程序，实行诉讼监督的单一化。这是因为，在增加一级审级以后，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终审是在省一级法院进行；中级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终审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经过这样的审理，原则上可以保证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正确性。因此，审判监督程序就可以大大简化，重新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有了确实的必要性。

2．关于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设想

如何设计审判监督程序，按照现在的讨论，有以下几种意见：

（1）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在法院

有些人主张，设计单一的审判监督程序，由法院行使这一权力。其他机关不再享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职能。至于究竟怎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则由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院长监督，决定是否进入再审程序。检察机关不再享有审判监督的权力，无权进行审判监督，无权对法院的判决、裁定抗诉。坚持这样主张的，大多数是法院的同志。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就是审判监督是法院的权力，是审判权的表现，其他机关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力，尤其是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虑，不应当重复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使当事人增加讼累。

（2）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在检察院

学者主张，审判监督程序应当归一化，是现代诉讼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一个国家的诉讼制度上，设计两种审判监督程序，是没有必要的。对终审判决，法院有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别的原因发动再审程序，违背既判力原则。在法院专门设立监督自己审判的部门（有人认为是法院中的"小法院"），是很不科学的，况且由法院自己对自己的判决、裁定进行审判监督，发动再审程序，其可能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就是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的职能就是进行法律监督。因此，将单一的审判监督权力赋予检察机关，规定只有检察院才可以发动再审程序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现实的。这是因为，法院应当只有审判权，不应当享有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应当由当事人或者检察院行使。按照这样的设想，法院不再设置审判监督机构，不再决定自己的判决、裁定是否应当再审，而是完全交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代表，行使审判监督权力，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法院依照检察机关的抗诉，进行再审。1

这样设计审判监督程序，具有独特的魅力。这就是：其一，符合宪

法规定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审判机关专司审判权，负责案件的实体审判，包括一审、二审、三审和再审；检察机关专司法律监督权，负责对法院判决、裁定的审查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发动再审程序。其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职责界限清楚，便于操作，没有复杂的交叉和混淆，不容易发生纠缠不清的争执。其三，清除了法院自己监督自己不容易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认识，避免了法院自己包庇自己错误的嫌疑。1

（3）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双轨体制，即现行模式

第三种主张，则是坚持现在这样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格局，实行审判监督的双轨制，无论是实行三审终审制还是两审终审制，都由法院和检察院进行双重监督，增大纠正错判的概率，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办案质量。这种主张，应当说是脱离了改革的现实，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在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上，无论是在将来实施三审终审制，还是继续执行两审终审制，审判监督都是必须强化的；单独由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监督，无论是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上，还是公众接受的程度以及客观的监督效果上，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按照多数学者、专家的设想，单独由检察机关实行审判监督，发动再审，是十分现实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即使是在双轨监督体制的情况下），研究、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就将其纳入了司法改革的体系之中，而不是单纯地研究检察监督方式。这是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

二、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

在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否则就没有明确的方向。

在十余年的实践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近两年的教育整顿2和"三讲"教育3中，检察机关进行执法思想大讨论，端正了民事行政检察的工作原则和方针，进一步确立了"公开、公正、合法，敢抗、会抗、抗准"的办案原则，以及"以办理抗诉案件为重心，抓好办案效率、办案质量、办案效果三个基本环节"的办案指导思想。但是，在实践中，关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还没有确立。因此，在"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检察工作方针指导下，确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当务之急。

确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应当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1．首先要着重考虑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出发点。

检察机关进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没有自己的利益。它所代表的完全是国家的利益、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执法，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执法为公，检察机关的一切执行法律的活动，都必须从执法为公的原则出发，代表国家，代表公众，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决不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执法活动上谋求自己的利益。坚持这样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出发点，就能够实现党的"立党为公"原则。

2．其次要着重考虑的，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途径，这就是强化监督。

检察机关的全部工作，就是实行法律监督。实现法律监督的基本途径，就是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和手段，强化对工作的要求，强化对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建设的要求，强化对监督效果的检查。检察机关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不是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个特定的机关，而是针对法律，是对法律执行的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如果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当作"挑刺儿"的工作，就会误认为强化监督就是强行"找茬"。这不符合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执法为公的基本出发点的要求。

3．还要特别着重考虑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它不是别的，就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这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监督目的。对此，要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1）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对国家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在现代社会的法治国家中，法律的地位至高无上。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其使命就是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执行，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之为司法机关。

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真正做到司法公正，都决非易事。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都大量存在。例如，法官、检察官的业务素质不符合要求，对法律的不正确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执法活动的干扰，执法者借用职权谋私、徇情，等等。在这些因素中，可以概括地分为社会的干扰因素和执法者的素质因素。这些是影响公正司法的外因和内因。按照马克思的哲学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1因此，净化执法环境，减少和消除影响司法公正的外因，是重要的，这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但是，它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自身的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维护司法公正，首先是检察机关自己必须做到司法公正。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法律监督，其工作的意义主要是程序上的意义。例如，批捕、起诉、抗诉等，都是在执行程序法；就是办理自侦案件，也实质性侦查的程序。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是实体公正在形式上的必然要求。这就是"规则比游戏本身更重要"的基本原因。检察机关在执行程序法中，自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做到严格执法，保证自己在执行程序法上司法公正。"己不正焉能正人"？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维护者，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当然，检察机关的工作也包括实体法上的内容，例如批不批捕，起不起诉，抗不抗诉，都必须依照实体法的规定衡量，同样有在实体法上的确保实体公正的问题。

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如果检察机关仅仅要求自己做到司法公正，这就失去了国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意义。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职能活动，监督所有的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这才是法律规定的实质所在。对此，检察机关必须铁面无私，严格执法，秉公监督，通过自己严格的法律监督活动，实现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的要求。（2）维护司法权威

国家司法权威在法制权威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没有国家的法制权威，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法制权威。试想，如果国家的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国家的立法权威怎么可能不受到损害呢？国家的司法权威丧失，国家的立法权威还会存在吗？显而易见，如果这样，由国家立法权威和国家司法权威共同构成的国家法制权威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国家司法机关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样两个权威，紧密相关，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有健全的国家司法权威，同样也就不会有健全的国家法制权威。只有审判权威和法律监督权威共同得到维护和保障，国家的司法权威才能够得到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与法律监督权威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个相辅相成的矛盾体。正像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有条件的相对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1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这就是，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某些司法不公的问题，将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予以纠正或者改进，恢复或者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不是通过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的办法，提高、增强自己的法律监督权威，而是通过自己的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提高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法律监督权威，最终提高和保障国家的司法权威。任何想通过削弱乃至损害人民法院审判权威的方法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的意图和做法，都会最终损害国家司法权威。

（3）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法制统一，既是对立法的要求，也是对司法的要求，而且后者是更重要的方面。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维护的是民事法律、行政法律、诉讼法律在诉讼中的统一正确实施。对此，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目的是一致的。对于有损于国家法制统一的诉讼活动，以及有损于国家法制统一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进行法律监督，并且加以纠正，就在这些方面保证了法制的统一。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执法为公，强化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能够保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研究创造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体系，也必须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才能够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符合国家法治建设的要求。

（二）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

创建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还必须符合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凡是违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原则的监督方式，都不是正确的监督方式。我们认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有以下几个：

1．监督立场公正原则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机关的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其立场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只能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上，秉公监督。就是在具体的办案中，检察官也不是当事人的人，不能站在申诉人的立场上，为一方当事人"伸冤"。这就是检察监督立场公正原则的基本内涵。在实际操作上，检察机关通过监督，纠正了错误判决、裁定，维护了某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这是监督的客观结果，并不是检察机关直接的主观目的。检察机关实施检察监督的直接主观目的，就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只有明确这样的立场，检察监督才能够做到公正，创建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才能够确有实效。

2．审查公开原则

公开，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一种司法活动，同样必须实现审查的公开，增加审查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开化，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保证自己的司法活动公正、合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其基本精神，就是在程序上确保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审查中的公开化。没有公开化，就没有现代司法活动的公正性。把审查公开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完全有道理的。创建、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也必须遵照这样的原则进行。

3．讲究监督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在设计诉讼程序上，在执行诉讼程序上，都必须以提高诉讼效率为出发点，提高办案的速度，节省诉讼成本，减少社会负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同样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在目前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程序设计上，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上，都有不符合效率原则的问题，都应当进行改进。无论在哪一方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都必须贯彻讲究监督效率的原则，实现这一原则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方式和做法，都在改革之列。

4．减少当事人讼累原则

与讲究监督效率原则相适应，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应当贯彻减少当事人讼累的原则。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即使对案件的申诉是由当事人提出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应当事人的申诉进行的，检察监督也不是为当事人服务的行为，更不是当事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在具体工作中，不能任意增加当事人的负担，不能随意要求当事人增加法律规定以外的诉讼活动，不能随意拖延审查的时间和程序。

三、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法律依据及其体系构建

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应当依照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一方面，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依据本身就极为简略；另一方面，既然是司法改革，在有些问题上，当然就不能完全按照现有的法律进行，必须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一）对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法律依据的评价

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从广义的法律依据上讲，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在《民事诉讼法》中，首先在第14条规定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总的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然后在第185条至第188条，分别规定了抗诉的条件，抗诉的后果，抗诉书的制作，以及抗诉的再审。在《行政诉讼法》中，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监督。"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此外，还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权力的一般性的规定。

在这些规定中，有一个较为严重的缺陷，就是总则规定的监督权力的广泛性和具体监督方式的狭窄性。1在总则方面，这两部法律都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有权进行监督，但是在分则中，却只规定一种抗诉的权力，或者称为抗诉的一种监督方式，再没有规定其他监督方式。这种立法上的矛盾现象，是进一步发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障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在立法上的单一性，导致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不全面性，其后果，一是检察监督只能进行抗诉，无法实行其他方面的监督，在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由被监督机关决定监督机关能否进行监督和怎样进行监督的问题，检察机关运用抗诉以外的其他监督方式提出监督意见，甚至就是按照抗诉的方式提出监督意见，有时也会被以"没有法律依据"为借口，予以拒绝；二是抗诉权力规定的仅是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检察机关只能由做出终审判决、裁定法院的上级检察院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这样，就将大量的不服法院终审判决、裁定的案件推到了上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矛盾集中在省一级和中央的司法机关，违背了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矛盾不上缴"的司法原则。

（二）现行立法为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完善监督方式提供了广阔空间

前述这些问题都是在现行立法中客观存在的。立法的过于概括，是我国立法的通常习惯。实事求是地分析，分则规定得过于概括，是一个严重的弊病，是创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障碍；但是，总则规定得过于

概括，则为进一步创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规定，既然是检察机关有权监督，检察机关就可以按照总则的这些规定，弥补立法的不足，创造新的检察监督方式，形成完善的监督方式体系。

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的指导下，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应当通过两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坚持分则规定的抗诉方式，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它；第二种形式是总结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监督方式，使之与抗诉的方式相互配合，完成检察监督方式体系的构造，更有力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作用。

在这方面，应当更多地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及其监督方式上，很多人一言以蔽之，"国外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这样的言论是不实事求是、不负责任的。在国外的民事、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原苏联的模式，一种是法国的模式。虽然原苏联的检察监督模式现在在其本土上有所改变，但是我国的检察监督就是借鉴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在越南，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及其方式是非常完整并且确有实效的。越南检察机关设有民事监督局，负责对民事审判、行政审判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民事、行政原告起诉；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后，法院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院决定是否参加诉讼进行监督，参加诉讼的，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即可提起上诉程序的抗诉；对于没有参加诉讼的判决，或者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再审后的判决，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在法国，共和国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既可以作为主当事人参加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在法院审理重要的民事案件时，判决做出之前，应当征求共和国检察官的意见。1在我国澳门，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了类似的、完善的检察机关参加、监督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这些，都是研究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重要依据。

（三）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的构建

1．坚持分则规定的监督方式

两部诉讼法规定的抗诉的监督方式，是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从审判监督程序的角度上观察，这样的规定是较为成功的。在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中，对于这种抗诉程序是应当坚持的，应当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它。

2．创建新的检察监督方式

在近几年的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检察监督方式，这就是：（1）检察意见。在检察机关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通过协商的方式，提出检察意见，建议人民法院再审纠正错误。这种做法，有利于将矛盾消灭在基层，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合作，同时也实现了检察监督的效果，是一个较为成功的监督方式。（2）检察建议。对于审判机关在审判中有需要改进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纠正或者改进。（3）纠正违法通知。对于审判机关正在进行中的程序问题，或者审判虽然已经终结，但在程序上确实存在问题又不影响实体判决的，检察机关可以通知审判机关予以纠正。（4）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在抗诉案件的审查中，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可以主持当事人进行执行和解，通过执行和解，纠正法院判决、裁定存在的错误，实现监督的目的。（5）起诉。对于侵害国有资产合法权益的案件，对于影响社会公益的案件，以及对于侵害不特定的公众利益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6）参与诉讼。对于重要的民事行政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在诉讼开始后的阶段中，参加进来，进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权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7）对司法人员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进行查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应当包括的内容是8种监督方式：抗诉，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和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起诉；参与诉讼；追究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司法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监督方式相互配合，构成完整、严密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

在这8种监督方式中，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作以下的分类：

一是按照检察机关参加诉讼进行监督的时间不同，分为审判程序之中的监督、审判终结后的监督（事后监督）和通用的监督。第一种监督，是在诉讼进行之中，检察机关就参加诉讼，进行监督。如起诉、参与诉讼、上诉程序的抗诉。第二种监督，是在诉讼终结之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检察机关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监督意见，这种监督方式如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提出检察意见，执行和解等；追究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刑事责任，虽然在诉讼之中和诉讼终结之后都可以进行，但原则上是一种事后监督。第三种监督方式，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用的监督方式，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等，就是这样监督方式。

检察监督范文篇6

【关键词】民事诉讼；裁判检察监督；综合运用

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一些案件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利用诉讼规则，采取所谓的“诉讼技巧”进行非诚信诉讼，骗取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判文书，不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影响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冲击了司法权威。如何更好的应用民事裁判检察监督方式，解决有关对非诚信诉讼行为进行否定性裁判很有必要。

一、民事诉讼当事人不诚信行为的表现形式

（一）滥用诉权。1．虚假诉讼。虚假诉讼指的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与被告二者之间并非真实存在纠纷问题，但二者联合起来虚构案件事实以及证据，向有关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是被告跟原告二者串通起来，被告故意向原告出具虚假的借条等不真实材料，构成虚假的债务关系，利用法院的调解或者是审判的合法形式，将自身的财产进行转移，或者是逃避自身的债务，损害他人合法权益。2．重复起诉。重复起诉指的是案件当事人在案件系属诉讼之后，到法院作出裁判之前，针对同一案件又向其他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是表现为当事人对于所发起诉讼案件的法院未生效或者生效后对裁判不服的情况下，没有按照提出上诉或者没有通过相应的法定途径再一次启动再审程序，而是针对此案件再次提出诉讼。（二）滥用诉讼权利、不履行以及不当履行的诉讼义务。实践生活中常见的不诚信诉讼行为：（1）恶意向法官提出管辖权的异议；（2）被告方故意在相应法定规定的时间内不提交答辩状或者是不进行实质性的答辩，在庭审过程中突然提出令对方当事人始料未及的抗辩主张；（3）没有提供任何正当理由，故意拖延举证，造成举证突袭；（4）恶意提出一些没有理论依据的回避申请，或者是不合适的时刻上提出回避申请，以此来拖延案件诉讼的时间；（5）伪造、提供虚假案件证据与资料；（6）诉讼过程中做出反悔以及一些不实事求是的诉讼行为；（7）举证妨碍，指的是不负有证明责任的案件当事人一方通过作为或者是不作为的方式，妨碍有证明责任的案件当事人一方通过作为或者是不作为对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其案件事实主张的证明。

二、检察审判监督的主要方式

（一）抗诉。抗诉是我国检察院常见、常用的方式之一，在对其他国家不同地区的立法考查中不难发现，但凡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进行明确规定的，几乎无一列外的都规定了抗诉这种监督方式，比如：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当中有关320条就有指出。针对民事诉讼案件中不诚信诉讼行为，当检察机关发现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作出的终局性裁判以及决定确实存在错误的时候，检察机关可以参照审判监督程度再次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进一步通过抗诉程序推进执行程序的办事效率，进一步实现执行效果的公正性，最终保护当事人的最终合法权益［1］。（二）再审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是我国针对我国民事诉讼实际情况以及司法实践进行创立的，是司法修订后新增加的一种监督方式，除了司法监督对象没有发生变化之外，再审检察建议针对抗诉制度订立的基础上做出了合理的调整，监督主体变更为原生效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相关的同级别检察院，监督效力并未对其进行明确规定。面对民事诉讼中不诚信诉讼案件，此种方式的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人民法院自行启动相应的再审程序，纠正初审由于没有准确核实民事诉讼案件的真实性而造成的违法行为，同时也很好的弥补了基层检察机构中没有抗诉监督权以及检察机关没有办法实现的同级监督中存在的不足，建立监督的范围更加广泛，监督主体更加平衡的相关检察审判监督管理制度，对不诚信民事诉讼行为进一步严厉打击与防范，节约一定的司法资源，有效提高不诚信民事诉讼案件的监督效率。（三）程序监督检察建议。程序监督检察建议是我国检察机关各个检察业务中非常普遍的应用方式之一，但在民事诉讼法最终确立的程序检察监督不管是针对监督检察的对象，还是采用的监督方式都是全新的。民事诉讼当中的程序检察建议更适合的对象不是裁判文书，而是裁判人员在裁判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同时不管该违法行为是不是造成最终错判的原因。审判人员在整体审判过程中一样要参照相关法律处理案件［2］。因为审判具有一定时间期限，审判的程序较多、层次复杂，审判人员在做出审判的时候，假设不严格参照相应的程序进行，不严格依据法律行事，错判的情况非常容易发生，特别是在不诚信民事诉讼行为的诉讼过程中，一旦没有对不诚信诉讼行为案件严格依据相应的程序进行，在审查过程中省略审判程序，造成资料真实性审核不到位，非常容易造成错判、误判的情况发生。因此对于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同时更加注重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的基本要素，进而从源头上保证案件裁判的公平与公正，尽可能的预防或者减少人为案件裁判错误情况的出现。

三、综合应用多种方式

（一）勇于应用多种监督方式。对民事案件裁判的监督是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当中的首要职责，民事纠纷的原因众多所以综合应用多种方式可以更好的实现监督多元化、层次更加立体，一方面可以更好的纠正法院的错误裁决，另一方面可以有效促进人民法院审判程序自身监督的效果。需要监督者将自己心中畏难的心理克服掉，调节审查过程中的消极心理，忠实履行每一项检察职责。针对不诚信诉讼行为，在应用抗诉方式的时候，要重点解决借卷难以及改判难的问题，还包括一些投诉质量不高以及后期跟踪不到位的民事诉讼案件［3］。在应用检察建议方式的时候，在效力不足的情况下要多加沟通来协调解决问题，实践经验欠缺要善于勤加学习与积累进行弥补，始终保持严谨的监督方式，对不诚信诉讼行为给与否定性裁判，对案件虚假双方的虚假违法行为给与相应的法律制裁。（二）善于使用多种不同的监督方式。根据监督对象与条件的不同，可以有选择的应用合理的监督方式，是获得有效监督效果的基本前提。首先，抗诉跟再检查建议方面的选择跟配合。抗诉跟再审查建议的适用条件是一样的，但是两种监督方式的适用主体以及效力是不一样的，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的同级的检察院在决定上是需要提请上级检察院进行抗诉，还是向同级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时候，应该区分不一样的民事诉讼案件采取不同的监督方式。

四、不诚信民事诉讼案例分析

本院受理的张某某诉康某某、林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承办人通过对案件的分析研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终于锁定了张某某涉嫌虚假诉讼的证据，依法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完全采信了本院的检察建议，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最终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民事诉讼首要要遵守诚信诉讼的基本原则，只有当事人在实施民事诉讼活动的时候，始终坚持诚信参与、文明诉讼的基本态度，积极配合相关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的处理，最终才能真正实现公平与正义。不诚信诉讼案件在法律上存在很大的风险，我国于2013年1月1日针对民事诉讼法中，第一次将诚实守信的诉讼基本原则规范到民事程序法当中，规范并限制当事人的不诚信诉讼行为，预防诉讼权利的滥用，同时增加对恶意诉讼的处罚条例。其中112条就明确规定了。诉讼案件当事人之间不诚信串通，企图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的，相关人民法院应该依法驳回，不能够根据不诚信的严重程度给与一定程度的罚款、拘留。严重的情况，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依法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五、结束语

针对非诚信诉讼行为进行否定性裁判这类民事案件的处理，在检察监督中不能单纯的采用一种处理方式，要根据民事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案件的性质采取不同的案件处理方式，通过抗诉、再审查建议以及程序监督检察建议的灵活运用，将民事裁判检察监督方式的综合运用到民事监督案件处理中，是我国检察机关解决民事监督案件的重要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李敏．民事检察类案监督的界定及其实施路径［J］．中州学刊，2017（07）：52-56．

［2］宁瑞．论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27-30．

检察监督范文篇7

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行政诉讼法已经生效实施五年多时间了,五年的实践表明,正确处理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是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目前,在行政诉讼中实行检察监督仍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理论上不够成熟,实践中仍在试点摸索,因此,有必要重视和加强对行政诉讼检察监督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拟就检察监督的地位、方式、范围及抗诉等问题略陈管见。

一、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关于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法学界和实际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1)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参加行政诉讼处于原告地位;(2)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3)还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从提起诉讼的角度来看，它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同时,它又行使法律监督者的职能。国外立法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英国,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基本方式是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法律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情形并规定应有检察长参加的案件，检察长应该参加。英国总检察长提起诉讼或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起诉讼,都以总检察长作为诉讼形式上的原告人。在英王诉讼中,由有关的部充当原告人或被告人,如果没有这样的部,总检察长充当诉讼中的原告人或被告人〔1〕.在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就是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州高等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分别作为州和地方公共利益的代表人,他们分别是行政诉讼的参加人。〔2〕可见,在德国,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有自己的特点,它既不代表原告,也不代表政府,而是依法代表公共利益。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始终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而不等同于一般诉讼当事人,无论是提起诉讼还是参加诉讼,其法律地位只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的检察机关的任务是“通过行使检察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这是国家干预原则所决定的。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实行干预的目的是保证行政审判机关正确行使审判权,确保行政裁判的公正、合法,保证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实现。检察机关依法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那些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确保行政诉讼法的顺利实施,这是行政检察监督的重要任务。

第三,这是由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参加诉讼时是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在提起诉讼时则处于原告的地位。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时,仍然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因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与当事人提起诉讼不同。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来源于其法律监督的职能,是由其法律监督权派生出来的,因而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既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又是对行政相对人放弃诉权的行为的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不是处于一般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而是处于法律监督者的诉讼地位。

检察机关的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体现在它既享有行政诉讼活动程序意义上的监督权,监督行政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又享有实体意义上的监督权,监督行政裁判是否合法、正确。因此,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应该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诉讼权利主要包括:(1)有权提起诉讼;(2)有权在行政诉讼的任何阶段参加诉讼;(3)有权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4)有权查阅案卷、审查证据;(5)有权参加法庭审理并对案件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下发表意见;(6)有权对行政诉讼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及时制止并提出修改意见;(7)有权对法院违法的一审裁判提出上诉;(8)有权对法院违法的二审裁判提出抗诉。诉讼义务主要包括:(1)严格按照行政诉讼程序办案;(2)不影响行政审判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3)保持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不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之争。〔3〕

二、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由此可见,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提出抗诉这种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抗诉方式之外,是否还可以采取其他的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如提起诉讼、参加诉讼等,对此,法学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有的肯定,有的否定,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和根据。我们认为,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出发,根据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和目的任务,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当既包括提起诉讼,又包括参加诉讼,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在总则中用专门的条文规定,其目的就在于行政检察监督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是实施全面的、完整的法律监督,而不是局部的、有限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不仅要监督审判结果——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而且还要监督诉前的起诉行为和诉讼的全过程。如果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仅限于事后的抗诉监督则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立法精神,在实践中不利于行政检察监督活动的全面开展。

第二,由于行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在行政相对人不敢或无力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就会被迫放弃诉权或改变自己的诉讼请求,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责任就难以追究。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行政诉权的行使,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实行全面的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不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而出现无人就全部损害提起诉讼的情况。此外,行政机关为了逃避当被告,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降格执法,这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使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在上述这两种情况下,必须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的行政检察监督。

第四,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的监督,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需要,由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是基于法律监督权,而不是基于行政诉讼当事人的行政诉权,因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实施所必需。从起诉这一环节开始对行政诉讼实行检察监督,对于保证行政相对人诉权的实现,协助行政审判机关做好审查受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对行政案件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是否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直接关系到该违法行为是否接受司法审查,因此,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不应该采取消极的态度,在案件受理后再进行监督,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利,对行政诉讼实行事前的监督,以切实保障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实现。

第五,检察机关采取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的方式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是国外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监督方式。在英国,英国的总检察长对公共机构的越权行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阻止令或作出确认判决;对于公民的告发，总检察长也可在审查后由公民以总检察长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这方面的诉讼。如前所述,在德国,检察机关有权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等等。1985年9月公布的波兰检察院法第45条规定,检察官要监督行政法律的实施,并要求提起这类案件的诉讼。检察官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参加进去。匈牙利民事诉讼法典第337条第4款规定,如行政机关不同意检察长的抗议,检察长有权从这一决定通知在30天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可参加诉讼。〔4〕

除了上述三种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之外,有的同志还提出,检察机关应采取支持起诉方式。我们认为,支持起诉不应成为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支持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的,要支持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采取支持起诉的方式。由检察院支持当事人起诉,实际上是把民事诉讼法第15条确定的支持起诉的原则应用到行政诉讼法中来,支持起诉的实质是一种社会监督的方式,而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既然有权实行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的方式,其效力和作用远远超过了社会监督的方式,因而没有必要采取这种监督方式。〔5〕

三、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问题,我国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法学界和实际部门对此认识也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检察机关有权对所有的行政案件实行全面的监督,有的同志则认为只能对一部分行政案件实行重点的监督,但对应当实行检察监督的一部分行政案件如何界定,又存在不同的观点:(1)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是“公益性的行政案件”,以及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参与的“重大个人权益的行政案件”;(2)另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应根据诉讼请求来确定,只有在行政相对人不便或不敢起诉并且案情基本清楚的情况下才属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3)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包括三大类案件:一是行政机关的违法侵权行为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后果比较严重并且受害人又放弃诉权的行政案件;二是检察机关自己发现并认为应当监督的重大行政案件;三是涉外的行政诉讼案件。〔6〕

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我们认为应当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权限问题。我们认为,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职务行为,体现了国家意志,具有国家强制性。因此,它的监督权限是不受限制的,对行政诉讼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有权进行监督。不论行政案件的性质如何,也不论是什么种类的行政案件,检察机关都有权依法自行决定是否实行法律监督,在监督的范围上不受任何限制。

第二,在行政检察监督实践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问题。行政检察监督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目前实践中仍在试点摸索,人员缺乏,经验不足,又缺少成熟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应当分阶段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没有必要也没可能将全部的行政案件纳入监督的范围,这是因为:(1)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的范围较为广泛,种类复杂,检察机关如果要对全部的行政案件进行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2)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并没有出现诉讼障碍,诉讼活动进行得较为顺利,没有发生违法行为,因此,检察机关没有实行法律监督的必要。(3)行政诉权是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权利,是否行使或怎样行使应由行政相对人自行选择,检察机关在进行检察监督时应当尊重行政相对人的选择权和处分权,正确处理国家干预与行政相对人自由选择和处分的关系。

第三,借鉴国外确定行政检察监督范围的立法规定。在英国,法律规定了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检察长在下述情况下参与行政诉讼:(1)凡涉及公共权利和利益的诉讼,并要颁布训戒令或宣言加以保护的,必须有检察长参加;(2)为防止损害公共利益或约束公共机关不致发生违法行为,经检察长许可后,私人和地方机关可以假借检察长的名义提起诉讼;(3)选举法院审理有关选举的案件时,需有公共控诉局长的代表参加,选举法院关于选举中有无不法行为向高级法院的报告,须抄送检察长,以便研究决定是否实行控诉。〔7〕

在现阶段,我们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既要注意检察机关有权实行全面的监督,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不受任何限制,同时又要从目前行政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出发,只能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监督,监督范围又是有限制的。我们必须把行政检察监督范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结合起来,把应有状态和现有状态结合起来,实行全面监督和重点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以此来确定我国目前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目前,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实情况出发,考虑到作为监督对象的行政案件的客观情况,如案件的性质、影响、复杂程度等等,将行政检察监督限定在以下范围之内:

(1)涉及到社会公益的行政案件。(2)行政违法后果严重,案情重大,而无人提起的行政案件。这里的案情重大,包括损害严重的案件和情节恶劣的案件。(3)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行政案件。(4)具有涉外因素的行政案件。因为这类案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5)行政审判机关或行政诉讼当事人要求检察机关参加,检察机关也认为有必要参加的行政案件。(6)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监督的其他重大的行政案件。主要是检察机关自己发现并认为应当监督的行政案件。

四、行政检察监督中的抗诉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有权提出抗诉,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从立法上予以确认的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为了具体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途径和方式。关于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虽然在立法上有明确规定,是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但是,由于立法规定过于简略,很不完善,致使检察机关在行使抗诉权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我们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4条以及司法解释的精神,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实出发,应当全面理解和把握抗诉权的立法规定,抗诉权应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抗诉权;二是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权;三是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即包括抗诉案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三种监督权，是三种监督权力的统一体。

(一)提出抗诉权提出抗诉权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应拓宽提出抗诉权的主体范围;二是应确定能够提出抗诉的裁决的种类。

1.关于提出抗诉权的主体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建议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一规定具体设定了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但是,对抗诉主体的规定有一定的缺陷。《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只有上级检察机关才能成为抗诉主体,而同级检察机关不能行使抗诉权,只享有提出抗诉的建议权,不能直接成为抗诉的主体。这一规定给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其一,抗诉权过于集中,容易造成抗而不决的现象。由于大量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生在基层人民法院,抗诉权就会集中在分检、市检以上的检察机关,由于这些机关没有直接参加行政诉讼活动,对案情不熟悉,再加上交通、办案时间和数量条件的限制,因而难以及时发挥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

其二,在监督实践中,抗诉任务将主要集中在省一级检察机关,而省一级检察机关在对全省检察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的同时,还得应付大量的抗诉案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难以及时和有效地行使抗诉权。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为了确保行政检察监督的顺利进行,应当拓宽行使抗诉权的主体范围,赋予同级检察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使其成为真正的抗诉主体而不是抗诉的建议主体,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切实可行的。在理论上,同级检察院和上级检察院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赋予同级检察院享有抗诉权只是检察机关内部的职权划分问题。在实践上,同级检察院监督同级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案情熟悉并且交通等条件便利,有利于迅速及时地纠正错误的行政裁判。

2关于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决的种类问题。在行使行政检察监督的抗诉权时,应确定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决的种类。

行政审判机关作出的行政判决如果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无论是哪一种类的行政判决,都可以成为行政检察监督的对象。而行政裁定的种类较多,情况比较复杂,按照是否涉及行政案件的结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行政案件进行根本性的处理,对行政诉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直接涉及到案件的结论问题,如终止诉讼裁定、起诉不予受理的裁定、准许原告撤诉的裁定等,这三种行政裁定虽然没有直接作出审判结论,但间接确认了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二类只是涉及诉讼程序或与诉讼有关的具体问题,对案件的结论不发生影响。如中止诉讼裁定、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裁定等。我们认为,在行政裁定的众多种类中,检察机关只能针对第一类行政裁定提起抗诉,不能针对第二类行政裁定提出抗诉。因此,在行使法定的抗诉权时,应当确定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定种类,这样在实践中才有利于我们有效地行使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8〕

(二)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权，抗诉权的行使不仅包括对确有错误的违法的行政裁决有权提出抗诉,而且还包括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权。关于在抗诉案件审理中实行法律监督的形式问题,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暂行规定》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对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一规定只是明确了在抗诉案件的审理中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种监督形式,对于其他监督形式未作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在抗诉案件审理实行法律监督的形式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1)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派出人员的称谓问题,以及在法庭上的席位设置问题,在开庭时享有哪些具体权利等等。(2)抗诉案件的具体审理方式应如何确定。(3)抗诉案件审理中的一些具体的程序问题,如案卷移送问题、抗诉书的送达及期限问题、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三)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行使的抗诉权应当延续到抗诉案件审结之后,检察机关应依法享有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在实践中,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抗诉案件审结之后,抗诉案件的再审判决、裁定仍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能否进行监督,我国现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必须赋予检察机关对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主要理由有:

第一,应当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规定,行政检察监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简单地、孤立和静止地看待某一种监督权力,目前立法所确认的抗诉权应当包括提出抗诉——事前的监督权、在抗诉案件审理中实行法律监督——事中的监督权和在抗诉案件审结后实行法律监督——事后的监督权,我们不能将抗诉权这三方面的内容分割开来。

第二,在审判实践中,对抗诉案件审结之后,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通过行使申诉权要求再一次再审。而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发现抗诉案件的裁决违法而无权实行监督的话,检察机关在这方面的监督权还不如当事人的申诉权,这样背离了行政检察监督的宗旨和目的,不利于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9〕

注:

〔1〕〔2〕〔4〕〔7〕参见柯汉民主编:《民事行政检察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7～27页。

〔3〕参见王德意等主编:《行政诉讼实务导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207～241页。

检察监督范文篇8

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行政诉讼法已经生效实施五年多时间了,五年的实践表明,正确处理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是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目前,在行政诉讼中实行检察监督仍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上不够成熟,实践中仍在试点摸索,因此,有必要重视和加强对行政诉讼检察监督问题进行深入的和探讨。本文拟就检察监督的地位、方式、范围及抗诉等问题略陈管见。

一、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关于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法学界和实际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1)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参加行政诉讼处于原告地位;(2)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3)还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从提起诉讼的角度来看，它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同时,它又行使法律监督者的职能。国外立法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英国,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基本方式是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法律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情形并规定应有检察长参加的案件，检察长应该参加。英国总检察长提起诉讼或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起诉讼,都以总检察长作为诉讼形式上的原告人。在英王诉讼中,由有关的部充当原告人或被告人,如果没有这样的部,总检察长充当诉讼中的原告人或被告人〔1〕.在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就是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州高等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分别作为州和地方公共利益的代表人,他们分别是行政诉讼的参加人。〔2〕可见,在德国,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有自己的特点,它既不代表原告,也不代表政府,而是依法代表公共利益。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始终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而不等同于一般诉讼当事人,无论是提起诉讼还是参加诉讼,其法律地位只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的检察机关的任务是“通过行使检察权,……维护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这是国家干预原则所决定的。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实行干预的目的是保证行政审判机关正确行使审判权,确保行政裁判的公正、合法,保证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实现。检察机关依法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那些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确保行政诉讼法的顺利实施,这是行政检察监督的重要任务。

第三,这是由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参加诉讼时是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在提起诉讼时则处于原告的地位。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时,仍然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因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与当事人提起诉讼不同。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来源于其法律监督的职能,是由其法律监督权派生出来的,因而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既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又是对行政相对人放弃诉权的行为的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不是处于一般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而是处于法律监督者的诉讼地位。

检察机关的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体现在它既享有行政诉讼活动程序意义上的监督权,监督行政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又享有实体意义上的监督权,监督行政裁判是否合法、正确。因此,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应该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诉讼权利主要包括:(1)有权提起诉讼;(2)有权在行政诉讼的任何阶段参加诉讼;(3)有权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4)有权查阅案卷、审查证据;(5)有权参加法庭审理并对案件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下发表意见;(6)有权对行政诉讼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及时制止并提出修改意见;(7)有权对法院违法的一审裁判提出上诉;(8)有权对法院违法的二审裁判提出抗诉。诉讼义务主要包括:(1)严格按照行政诉讼程序办案;(2)不行政审判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3)保持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不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之争。〔3〕

二、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行监督的具体途径和。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由此可见,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提出抗诉这种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抗诉方式之外,是否还可以采取其他的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如提起诉讼、参加诉讼等,对此,法学界和实际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有的肯定,有的否定,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和根据。我们认为,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出发,根据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和目的任务,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当既包括提起诉讼,又包括参加诉讼,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在总则中用专门的条文规定,其目的就在于行政检察监督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是实施全面的、完整的法律监督,而不是局部的、有限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不仅要监督审判结果——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而且还要监督诉前的起诉行为和诉讼的全过程。如果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仅限于事后的抗诉监督则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立法精神,在实践中不利于行政检察监督活动的全面开展。

第二,由于行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在行政相对人不敢或无力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就会被迫放弃诉权或改变自己的诉讼请求,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责任就难以追究。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行政诉权的行使,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为了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必须实行全面的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不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而出现无人就全部损害提起诉讼的情况。此外,行政机关为了逃避当被告,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降格执法,这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使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在上述这两种情况下,必须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的行政检察监督。

第四,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的监督,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需要,由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是基于法律监督权,而不是基于行政诉讼当事人的行政诉权,因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实施所必需。从起诉这一环节开始对行政诉讼实行检察监督,对于保证行政相对人诉权的实现,协助行政审判机关做好审查受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对行政案件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是否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直接关系到该违法行为是否接受司法审查,因此,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不应该采取消极的态度,在案件受理后再进行监督,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利,对行政诉讼实行事前的监督,以切实保障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实现。

第五,检察机关采取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的方式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是国外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监督方式。在英国,英国的总检察长对公共机构的越权行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阻止令或作出确认判决;对于公民的告发，总检察长也可在审查后由公民以总检察长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这方面的诉讼。如前所述,在德国,检察机关有权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等等。1985年9月公布的波兰检察院法第45条规定,检察官要监督行政法律的实施,并要求提起这类案件的诉讼。检察官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参加进去。匈牙利民事诉讼法典第337条第4款规定,如行政机关不同意检察长的抗议,检察长有权从这一决定通知在30天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可参加诉讼。〔4〕

除了上述三种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之外,有的同志还提出,检察机关应采取支持起诉方式。我们认为,支持起诉不应成为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支持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的,要支持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诉讼。采取支持起诉的方式。由检察院支持当事人起诉,实际上是把民事诉讼法第15条确定的支持起诉的原则到行政诉讼法中来,支持起诉的实质是一种社会监督的方式,而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既然有权实行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的方式,其效力和作用远远超过了社会监督的方式,因而没有必要采取这种监督方式。〔5〕

三、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我国未作明确的规定。法学界和实际部门对此认识也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检察机关有权对所有的行政案件实行全面的监督,有的同志则认为只能对一部分行政案件实行重点的监督,但对应当实行检察监督的一部分行政案件如何界定,又存在不同的观点:(1)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是“公益性的行政案件”,以及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参与的“重大个人权益的行政案件”;(2)另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应根据诉讼请求来确定,只有在行政相对人不便或不敢起诉并且案情基本清楚的情况下才属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3)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包括三大类案件:一是行政机关的违法侵权行为涉及到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后果比较严重并且受害人又放弃诉权的行政案件;二是检察机关自己发现并认为应当监督的重大行政案件;三是涉外的行政诉讼案件。〔6〕

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我们认为应当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权限问题。我们认为,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职务行为,体现了国家意志,具有国家强制性。因此,它的监督权限是不受限制的,对行政诉讼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有权进行监督。不论行政案件的性质如何,也不论是什么种类的行政案件,检察机关都有权依法自行决定是否实行法律监督,在监督的范围上不受任何限制。

第二,在行政检察监督实践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问题。行政检察监督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实践中仍在试点摸索,人员缺乏,经验不足,又缺少成熟的指导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应当分阶段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没有必要也没可能将全部的行政案件纳入监督的范围,这是因为:(1)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的范围较为广泛,种类复杂,检察机关如果要对全部的行政案件进行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2)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并没有出现诉讼障碍,诉讼活动进行得较为顺利,没有发生违法行为,因此,检察机关没有实行法律监督的必要。(3)行政诉权是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权利,是否行使或怎样行使应由行政相对人自行选择,检察机关在进行检察监督时应当尊重行政相对人的选择权和处分权,正确处理国家干预与行政相对人自由选择和处分的关系。

第三,借鉴国外确定行政检察监督范围的立法规定。在英国,法律规定了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检察长在下述情况下参与行政诉讼:(1)凡涉及公共权利和利益的诉讼,并要颁布训戒令或宣言加以保护的,必须有检察长参加;(2)为防止损害公共利益或约束公共机关不致发生违法行为,经检察长许可后,私人和地方机关可以假借检察长的名义提起诉讼;(3)选举法院审理有关选举的案件时,需有公共控诉局长的代表参加,选举法院关于选举中有无不法行为向高级法院的报告,须抄送检察长,以便决定是否实行控诉。〔7〕

在现阶段,我们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既要注意检察机关有权实行全面的监督,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不受任何限制,同时又要从目前行政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出发,只能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监督,监督范围又是有限制的。我们必须把行政检察监督范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结合起来,把应有状态和现有状态结合起来,实行全面监督和重点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以此来确定我国目前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目前,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实情况出发,考虑到作为监督对象的行政案件的客观情况,如案件的性质、、复杂程度等等,将行政检察监督限定在以下范围之内:

(1)涉及到社会公益的行政案件。(2)行政违法后果严重,案情重大,而无人提起的行政案件。这里的案情重大,包括损害严重的案件和情节恶劣的案件。(3)具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件。(4)具有涉外因素的行政案件。因为这类案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5)行政审判机关或行政诉讼当事人要求检察机关参加,检察机关也认为有必要参加的行政案件。(6)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监督的其他重大的行政案件。主要是检察机关自己发现并认为应当监督的行政案件。

四、行政检察监督中的抗诉

行政诉讼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有权提出抗诉,这是我国唯一从立法上予以确认的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为了具体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途径和方式。关于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虽然在立法上有明确规定,是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但是,由于立法规定过于简略,很不完善,致使检察机关在行使抗诉权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我们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4条以及司法解释的精神,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实出发,应当全面理解和把握抗诉权的立法规定,抗诉权应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一是提出抗诉权;二是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监督权;三是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即包括抗诉案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三种监督权，是三种监督权力的统一体。

(一)提出抗诉权提出抗诉权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应拓宽提出抗诉权的主体范围;二是应确定能够提出抗诉的裁决的种类。

1.关于提出抗诉权的主体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建议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一规定具体设定了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但是,对抗诉主体的规定有一定的缺陷。《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只有上级检察机关才能成为抗诉主体,而同级检察机关不能行使抗诉权,只享有提出抗诉的建议权,不能直接成为抗诉的主体。这一规定给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其一,抗诉权过于集中,容易造成抗而不决的现象。由于大量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生在基层人民法院,抗诉权就会集中在分检、市检以上的检察机关,由于这些机关没有直接参加行政诉讼活动,对案情不熟悉,再加上、办案时间和数量条件的限制,因而难以及时发挥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

其二,在监督实践中,抗诉任务将主要集中在省一级检察机关,而省一级检察机关在对全省检察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的同时,还得应付大量的抗诉案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难以及时和有效地行使抗诉权。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为了确保行政检察监督的顺利进行,应当拓宽行使抗诉权的主体范围,赋予同级检察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使其成为真正的抗诉主体而不是抗诉的建议主体,这在上和实践中都是切实可行的。在理论上,同级检察院和上级检察院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赋予同级检察院享有抗诉权只是检察机关内部的职权划分问题。在实践上,同级检察院监督同级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案情熟悉并且交通等条件便利,有利于迅速及时地纠正错误的行政裁判。

2关于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决的种类问题。在行使行政检察监督的抗诉权时,应确定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决的种类。

行政审判机关作出的行政判决如果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无论是哪一种类的行政判决,都可以成为行政检察监督的对象。而行政裁定的种类较多,情况比较复杂,按照是否涉及行政案件的结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行政案件进行根本性的处理,对行政诉权产生实质性的,直接涉及到案件的结论问题,如终止诉讼裁定、起诉不予受理的裁定、准许原告撤诉的裁定等,这三种行政裁定虽然没有直接作出审判结论,但间接确认了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二类只是涉及诉讼程序或与诉讼有关的具体问题,对案件的结论不发生影响。如中止诉讼裁定、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裁定等。我们认为,在行政裁定的众多种类中,检察机关只能针对第一类行政裁定提起抗诉,不能针对第二类行政裁定提出抗诉。因此,在行使法定的抗诉权时,应当确定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定种类,这样在实践中才有利于我们有效地行使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8〕

(二)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监督权，抗诉权的行使不仅包括对确有错误的违法的行政裁决有权提出抗诉,而且还包括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权。关于在抗诉案件审理中实行法律监督的形式,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暂行规定》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对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一规定只是明确了在抗诉案件的审理中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种监督形式,对于其他监督形式未作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在抗诉案件审理实行法律监督的形式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1)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派出人员的称谓问题,以及在法庭上的席位设置问题,在开庭时享有哪些具体权利等等。(2)抗诉案件的具体审理方式应如何确定。(3)抗诉案件审理中的一些具体的程序问题,如案卷移送问题、抗诉书的送达及期限问题、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三)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行使的抗诉权应当延续到抗诉案件审结之后,检察机关应依法享有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在实践中,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抗诉案件审结之后,抗诉案件的再审判决、裁定仍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能否进行监督,我国现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必须赋予检察机关对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主要理由有:

第一,应当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规定,行政检察监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简单地、孤立和静止地看待某一种监督权力,立法所确认的抗诉权应当包括提出抗诉——事前的监督权、在抗诉案件审理中实行法律监督——事中的监督权和在抗诉案件审结后实行法律监督——事后的监督权,我们不能将抗诉权这三方面的分割开来。

第二,在审判实践中,对抗诉案件审结之后,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通过行使申诉权要求再一次再审。而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发现抗诉案件的裁决违法而无权实行监督的话,检察机关在这方面的监督权还不如当事人的申诉权,这样背离了行政检察监督的宗旨和目的,不利于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9〕

注:

〔1〕〔2〕〔4〕〔7〕参见柯汉民主编:《民事行政检察概论》,检察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7～27页。

〔3〕参见王德意等主编:《行政诉讼实务导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207～241页。

检察监督范文篇9

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2这给中国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任务。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将其放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之中，以司法改革的总体思路作指导，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一）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

要弄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首先是要弄清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之中的地位，弄清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检察改革中的地位。

第一，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的司法改革，应当包括审判改革、检察改革、侦查改革、监狱制度改革，以及律师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审判改革和检察改革。从总体上说，国家的司法机关，就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改革，只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现司法改革的要求，国家的司法制度才能发生真正的变革，其他的司法制度才能够跟随其后实现改革，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因此，检察改革是国家司法改革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国家司法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检察改革，就谈不上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没有检察改革的成功，就没有国家司法制度改革的成功。

第二，民事行政检察改革是检察改革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宪法给检察机关规定的基本性质。尽管在具体的业务上，检察机关的工作分为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的侦查，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诉，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能，是法律监督。没有法律监督职能的存在，就没有检察机关的存在。而且从广义上说，自侦、批捕和起诉也都属于法律监督的范围。因此，检察改革，从实质的意义上说，就是法律监督制度的改革。

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要深化改革，完善法制监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1检察改革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一方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整个诉讼法律监督一样，都需要进行改革，以期建立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诉讼法律监督制度；另一方面，在整个诉讼法律监督中，目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最薄弱的一环，虽然在十多年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重新起步，特别是在最近的几年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其薄弱状态并没有根本转变，是急需进行改革的一项检察制度。对于这项工作，广大人民群众寄予极大的期望，希望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监督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保障民事行政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司法公正。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在检察改革中，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改革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同时，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应当抓住机遇，在检察改革中，对自己的工作制度和程序等一系列内容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实现业务建设规范化、队伍建设正规化、装备建设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对于民事行政检察以及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民事行政检察改革既从属于检察改革，也从属于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范畴。因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研究，对于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和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都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在民事行政检察的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改革。众所周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监督方式上，立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抗诉的监督方式，而且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缺少必要的规范，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行使监督的权力上，受到很多的阻碍，实施监督步履维艰，监督的效果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期望值，也没有完全实现法律规定这项制度的预期目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检察改革中，落实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上，急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体系，使法律设计这一制度的立法意图真正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对国家法律负责。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在整个的国家司法改革体系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关系到国家的整个诉讼制度的改革问题。同时，也应当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现存的不足和问题，也必须进行改革，没有改革，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没有出路，就会影响司法改革的全局。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来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就有了一个很高的立足点，就有了统揽全局的视野和胸怀。

（三）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几种设想模式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具体操作

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内容和体系。因此，在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问题之前，必须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1.关于审级制度的改革设想

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与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相一致，与经过司法改革所要建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相一致，特别是要与新建立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相一致。脱离上述基本制度的研究，单纯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是没有出路的。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司法审级制度。现行的四级法院两审终审制，是建国以来就一直坚持的审级制度。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司法实践，从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但是确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方面，从审判程序的设计上，比多数国家一般的审级制度减少一级，确有精简之处；但是另一方面，却在程序上设置了极其复杂的监督程序。这样就在一个案件的正常的两级审理之后，尽管判决发生了法律效力，具有了执行效力，但是，复杂的监督（救济）程序，不能消灭既存的法律关系，使判决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实际上并没有简化程序，而是使程序更加复杂化。同时，也应当看到，就我国现在法官群体的总体政治、业务水平而言，就我国法院总体的执法水平而言，还远远没有达到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就能够保证一个案件完全准确地执行法律，换言之，就是还不能达到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就能够实现办案质量的高水平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总体要求。

在审级制度问题上，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应当实行三审终审制，将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改成三审为终审，不过，只有一审为事实审，二审和三审均为法律审。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借鉴国外的基本审级制度。增加一级审级，就在于保证审判的高质量。

二是多数学者认为，将现在普通程序的两审终审制，增加一级法律审，变成三审终审制，一、二审为事实审，三审为法律审；在简易程序中，仍然坚持二审终审制。这样，就在审级上保证案件的审理高水平，尽量不受某些法官水平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确保案件的高质量。

三是继续坚持两审终审制，认为中国的现实适合于这样的审级制度，不必再做改变。

我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合适。在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应当简化审判监督程序，实行诉讼监督的单一化。这是因为，在增加一级审级以后，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终审是在省一级法院进行；中级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终审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经过这样的审理，原则上可以保证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正确性。因此，审判监督程序就可以大大简化，重新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有了确实的必要性。

2.关于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设想

如何设计审判监督程序，按照现在的讨论，有以下几种意见：

（1）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在法院

有些人主张，设计单一的审判监督程序，由法院行使这一权力。其他机关不再享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职能。至于究竟怎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则由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院长监督，决定是否进入再审程序。检察机关不再享有审判监督的权力，无权进行审判监督，无权对法院的判决、裁定抗诉。坚持这样主张的，大多数是法院的同志。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就是审判监督是法院的权力，是审判权的表现，其他机关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力，尤其是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虑，不应当重复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使当事人增加讼累。

（2）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在检察院

学者主张，审判监督程序应当归一化，是现代诉讼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一个国家的诉讼制度上，设计两种审判监督程序，是没有必要的。对终审判决，法院有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别的原因发动再审程序，违背既判力原则。在法院专门设立监督自己审判的部门（有人认为是法院中的“小法院”），是很不科学的，况且由法院自己对自己的判决、裁定进行审判监督，发动再审程序，其可能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就是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的职能就是进行法律监督。因此，将单一的审判监督权力赋予检察机关，规定只有检察院才可以发动再审程序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现实的。这是因为，法院应当只有审判权，不应当享有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应当由当事人或者检察院行使。按照这样的设想，法院不再设置审判监督机构，不再决定自己的判决、裁定是否应当再审，而是完全交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代表，行使审判监督权力，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法院依照检察机关的抗诉，进行再审。1

这样设计审判监督程序，具有独特的魅力。这就是：其一，符合宪法规定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审判机关专司审判权，负责案件的实体审判，包括一审、二审、三审和再审；检察机关专司法律监督权，负责对法院判决、裁定的审查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发动再审程序。其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职责界限清楚，便于操作，没有复杂的交叉和混淆，不容易发生纠缠不清的争执。其三，清除了法院自己监督自己不容易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认识，避免了法院自己包庇自己错误的嫌疑。1

（3）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双轨体制，即现行模式

第三种主张，则是坚持现在这样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格局，实行审判监督的双轨制，无论是实行三审终审制还是两审终审制，都由法院和检察院进行双重监督，增大纠正错判的概率，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办案质量。这种主张，应当说是脱离了改革的现实，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在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上，无论是在将来实施三审终审制，还是继续执行两审终审制，审判监督都是必须强化的；单独由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监督，无论是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上，还是公众接受的程度以及客观的监督效果上，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按照多数学者、专家的设想，单独由检察机关实行审判监督，发动再审，是十分现实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即使是在双轨监督体制的情况下），研究、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就将其纳入了司法改革的体系之中，而不是单纯地研究检察监督方式。这是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

二、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

在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否则就没有明确的方向。

在十余年的实践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近两年的教育整顿2和“三讲”教育3中，检察机关进行执法思想大讨论，端正了民事行政检察的工作原则和方针，进一步确立了“公开、公正、合法，敢抗、会抗、抗准”的办案原则，以及“以办理抗诉案件为重心，抓好办案效率、办案质量、办案效果三个基本环节”的办案指导思想。但是，在实践中，关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还没有确立。因此，在“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检察工作方针指导下，确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当务之急。

确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应当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1.首先要着重考虑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出发点。

检察机关进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没有自己的利益。它所代表的完全是国家的利益、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执法，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执法为公，检察机关的一切执行法律的活动，都必须从执法为公的原则出发，代表国家，代表公众，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决不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执法活动上谋求自己的利益。坚持这样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出发点，就能够实现党的“立党为公”原则。

2.其次要着重考虑的，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途径，这就是强化监督。

检察机关的全部工作，就是实行法律监督。实现法律监督的基本途径，就是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和手段，强化对工作的要求，强化对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建设的要求，强化对监督效果的检查。检察机关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不是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个特定的机关，而是针对法律，是对法律执行的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如果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当作“挑刺儿”的工作，就会误认为强化监督就是强行“找茬”。这不符合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执法为公的基本出发点的要求。

3.还要特别着重考虑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它不是别的，就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这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监督目的。对此，要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1）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对国家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在现代社会的法治国家中，法律的地位至高无上。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其使命就是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执行，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之为司法机关。

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真正做到司法公正，都决非易事。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都大量存在。例如，法官、检察官的业务素质不符合要求，对法律的不正确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执法活动的干扰，执法者借用职权谋私、徇情，等等。在这些因素中，可以概括地分为社会的干扰因素和执法者的素质因素。这些是影响公正司法的外因和内因。按照马克思的哲学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1因此，净化执法环境，减少和消除影响司法公正的外因，是重要的，这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但是，它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自身的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维护司法公正，首先是检察机关自己必须做到司法公正。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法律监督，其工作的意义主要是程序上的意义。例如，批捕、起诉、抗诉等，都是在执行程序法；就是办理自侦案件，也实质性侦查的程序。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是实体公正在形式上的必然要求。这就是“规则比游戏本身更重要”的基本原因。检察机关在执行程序法中，自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做到严格执法，保证自己在执行程序法上司法公正。“己不正焉能正人”？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维护者，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当然，检察机关的工作也包括实体法上的内容，例如批不批捕，起不起诉，抗不抗诉，都必须依照实体法的规定衡量，同样有在实体法上的确保实体公正的问题。

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如果检察机关仅仅要求自己做到司法公正，这就失去了国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意义。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职能活动，监督所有的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这才是法律规定的实质所在。对此，检察机关必须铁面无私，严格执法，秉公监督，通过自己严格的法律监督活动，实现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的要求。

（2）维护司法权威

国家司法权威在法制权威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没有国家的法制权威，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法制权威。试想，如果国家的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国家的立法权威怎么可能不受到损害呢？国家的司法权威丧失，国家的立法权威还会存在吗？显而易见，如果这样，由国家立法权威和国家司法权威共同构成的国家法制权威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国家司法机关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样两个权威，紧密相关，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有健全的国家司法权威，同样也就不会有健全的国家法制权威。只有审判权威和法律监督权威共同得到维护和保障，国家的司法权威才能够得到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与法律监督权威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个相辅相成的矛盾体。正像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有条件的相对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1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这就是，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某些司法不公的问题，将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予以纠正或者改进，恢复或者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不是通过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的办法，提高、增强自己的法律监督权威，而是通过自己的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提高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法律监督权威，最终提高和保障国家的司法权威。任何想通过削弱乃至损害人民法院审判权威的方法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的意图和做法，都会最终损害国家司法权威。

（3）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法制统一，既是对立法的要求，也是对司法的要求，而且后者是更重要的方面。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维护的是民事法律、行政法律、诉讼法律在诉讼中的统一正确实施。对此，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目的是一致的。对于有损于国家法制统一的诉讼活动，以及有损于国家法制统一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进行法律监督，并且加以纠正，就在这些方面保证了法制的统一。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执法为公，强化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能够保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研究创造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体系，也必须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才能够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符合国家法治建设的要求。

（二）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

创建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还必须符合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凡是违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原则的监督方式，都不是正确的监督方式。我们认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有以下几个：

1.监督立场公正原则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机关的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其立场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只能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上，秉公监督。就是在具体的办案中，检察官也不是当事人的人，不能站在申诉人的立场上，为一方当事人“伸冤”。这就是检察监督立场公正原则的基本内涵。在实际操作上，检察机关通过监督，纠正了错误判决、裁定，维护了某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这是监督的客观结果，并不是检察机关直接的主观目的。检察机关实施检察监督的直接主观目的，就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只有明确这样的立场，检察监督才能够做到公正，创建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才能够确有实效。

2.审查公开原则

公开，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一种司法活动，同样必须实现审查的公开，增加审查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开化，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保证自己的司法活动公正、合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其基本精神，就是在程序上确保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审查中的公开化。没有公开化，就没有现代司法活动的公正性。把审查公开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完全有道理的。创建、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也必须遵照这样的原则进行。

3.讲究监督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在设计诉讼程序上，在执行诉讼程序上，都必须以提高诉讼效率为出发点，提高办案的速度，节省诉讼成本，减少社会负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同样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在目前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程序设计上，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上，都有不符合效率原则的问题，都应当进行改进。无论在哪一方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都必须贯彻讲究监督效率的原则，实现这一原则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方式和做法，都在改革之列。

4.减少当事人讼累原则

与讲究监督效率原则相适应，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应当贯彻减少当事人讼累的原则。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即使对案件的申诉是由当事人提出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应当事人的申诉进行的，检察监督也不是为当事人服务的行为，更不是当事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在具体工作中，不能任意增加当事人的负担，不能随意要求当事人增加法律规定以外的诉讼活动，不能随意拖延审查的时间和程序。

三、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法律依据及其体系构建

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应当依照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一方面，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依据本身就极为简略；另一方面，既然是司法改革，在有些问题上，当然就不能完全按照现有的法律进行，必须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一）对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法律依据的评价

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从广义的法律依据上讲，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在《民事诉讼法》中，首先在第14条规定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总的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然后在第185条至第188条，分别规定了抗诉的条件，抗诉的后果，抗诉书的制作，以及抗诉的再审。在《行政诉讼法》中，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监督。”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此外，还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权力的一般性的规定。

在这些规定中，有一个较为严重的缺陷，就是总则规定的监督权力的广泛性和具体监督方式的狭窄性。1在总则方面，这两部法律都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有权进行监督，但是在分则中，却只规定一种抗诉的权力，或者称为抗诉的一种监督方式，再没有规定其他监督方式。这种立法上的矛盾现象，是进一步发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障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在立法上的单一性，导致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不全面性，其后果，一是检察监督只能进行抗诉，无法实行其他方面的监督，在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由被监督机关决定监督机关能否进行监督和怎样进行监督的问题，检察机关运用抗诉以外的其他监督方式提出监督意见，甚至就是按照抗诉的方式提出监督意见，有时也会被以“没有法律依据”为借口，予以拒绝；二是抗诉权力规定的仅是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检察机关只能由做出终审判决、裁定法院的上级检察院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这样，就将大量的不服法院终审判决、裁定的案件推到了上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矛盾集中在省一级和中央的司法机关，违背了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矛盾不上缴”的司法原则。

（二）现行立法为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完善监督方式提供了广阔空间

前述这些问题都是在现行立法中客观存在的。立法的过于概括，是我国立法的通常习惯。实事求是地分析，分则规定得过于概括，是一个严重的弊病，是创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障碍；但是，总则规定得过于概括，则为进一步创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规定，既然是检察机关有权监督，检察机关就可以按照总则的这些规定，弥补立法的不足，创造新的检察监督方式，形成完善的监督方式体系。

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的指导下，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应当通过两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坚持分则规定的抗诉方式，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它；第二种形式是总结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监督方式，使之与抗诉的方式相互配合，完成检察监督方式体系的构造，更有力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作用。

在这方面，应当更多地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及其监督方式上，很多人一言以蔽之，“国外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这样的言论是不实事求是、不负责任的。在国外的民事、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原苏联的模式，一种是法国的模式。虽然原苏联的检察监督模式现在在其本土上有所改变，但是我国的检察监督就是借鉴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在越南，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及其方式是非常完整并且确有实效的。越南检察机关设有民事监督局，负责对民事审判、行政审判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民事、行政原告起诉；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后，法院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院决定是否参加诉讼进行监督，参加诉讼的，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即可提起上诉程序的抗诉；对于没有参加诉讼的判决，或者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再审后的判决，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在法国，共和国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既可以作为主当事人参加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在法院审理重要的民事案件时，判决做出之前，应当征求共和国检察官的意见。1在我国澳门，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了类似的、完善的检察机关参加、监督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这些，都是研究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重要依据。

（三）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的构建

1.坚持分则规定的监督方式

两部诉讼法规定的抗诉的监督方式，是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从审判监督程序的角度上观察，这样的规定是较为成功的。在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中，对于这种抗诉程序是应当坚持的，应当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它。

2.创建新的检察监督方式

在近几年的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检察监督方式，这就是：（1）检察意见。在检察机关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通过协商的方式，提出检察意见，建议人民法院再审纠正错误。这种做法，有利于将矛盾消灭在基层，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合作，同时也实现了检察监督的效果，是一个较为成功的监督方式。（2）检察建议。对于审判机关在审判中有需要改进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纠正或者改进。（3）纠正违法通知。对于审判机关正在进行中的程序问题，或者审判虽然已经终结，但在程序上确实存在问题又不影响实体判决的，检察机关可以通知审判机关予以纠正。（4）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在抗诉案件的审查中，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可以主持当事人进行执行和解，通过执行和解，纠正法院判决、裁定存在的错误，实现监督的目的。（5）起诉。对于侵害国有资产合法权益的案件，对于影响社会公益的案件，以及对于侵害不特定的公众利益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6）参与诉讼。对于重要的民事行政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在诉讼开始后的阶段中，参加进来，进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权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7）对司法人员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进行查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应当包括的内容是8种监督方式：抗诉，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和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起诉；参与诉讼；追究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司法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监督方式相互配合，构成完整、严密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

>在这8种监督方式中，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作以下的分类：

一是按照检察机关参加诉讼进行监督的时间不同，分为审判程序之中的监督、审判终结后的监督（事后监督）和通用的监督。第一种监督，是在诉讼进行之中，检察机关就参加诉讼，进行监督。如起诉、参与诉讼、上诉程序的抗诉。第二种监督，是在诉讼终结之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检察机关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监督意见，这种监督方式如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提出检察意见，执行和解等；追究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刑事责任，虽然在诉讼之中和诉讼终结之后都可以进行，但原则上是一种事后监督。第三种监督方式，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用的监督方式，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等，就是这样监督方式。

检察监督范文篇10

关键词：虚假公证；检察监督；检察建议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申请，依法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及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机构在预防纠纷、维护法律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由公证程序作出的公证文书数量增加的同时，虚假公证频发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应引起重视。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当依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强化对虚假公证的监督，遏制虚假公证的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一、虚假公证检察监督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一）虚假公证有待加强监督制约

公证机构的证明活动通过对所证明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可以不经诉讼直接成为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从而达到减少诉讼、化解矛盾的效果。虚假公证往往源于公证当事人对非法利益的追逐，公证当事人为实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非法目的，单方或者双方串通，采取虚构事实、提交虚假证据、进行虚假陈述，从而骗取公证文书。虚假公证必然存在其他合法权益被侵害，由此引发后续纠纷的产生，占用更多的司法资源，冲击正常的司法秩序，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监督制约。

（二）现有公证审查程序及纠错程序难以排除虚假公证

虚假公证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现有的公证审查程序及现有纠错程序难以排除。其一，在实际公证过程中，公证员更多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很少进行实质审查、实地核实，在公证事项的申请、受理、出证过程中的程序要求也不够严格，且无司法调查权，难以排除虚假公证。其二，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裁定不予执行。但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数量庞大，法官人数有限，其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执行到位上。在当事人不能提供充足证据的情况下，难以寻求法院救济。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对公证书中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若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虚假公证文书难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撤销。其四，根据《公证法》的规定，公证机构可依公证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公证文书可能存在错误的情形进行复查。但实际上，能够通过复查程序推翻原公证书的少之又少。其五，在对公证机构的违法行为调查中，公证协会可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委托，调查、核实公证机构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同时，公证协会是公证业的自律性组织，依据章程开展活动，对公证机构、公证员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1］但公证协会作为行业组织，其内部的自我约束一般相对宽松，难以发挥长期、稳定的监督作用。

（三）检察机关对虚假公证监督具有正当性

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作为正式的、规范化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实现法治统一、推进法治的重要保障。［2］针对公证审查程序及现有纠错程序难以排除虚假公证的情况，检察机关合理运用调查核实权，对虚假公证予以监督，一则可以纠正已经发生的虚假公证，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秩序，维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二则可以规范公证行业的行为，避免因为缺乏监督或监督乏力导致虚假公证的发生，起到预防违法的作用。近年来，检察机关立足职能定位，不断强化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已经开始对虚假公证案件进行检察监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中的“陕西甲实业公司等公证执行虚假诉讼监督案”。［3］

二、虚假公证检察监督的实践困境

（一）对虚假公证的监督缺乏具体法律规定

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公证事项的机构，但公证机构并非国家司法机关，不具有司法权。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权主要是针对法院的审判、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对虚假公证监督缺乏具体法律规定和操作规范。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办理虚假公证案件，难免存在沟通协调难、调查核实不顺畅的情况，检察人员探索办案中的监督质效难以保障。

（二）虚假公证发现难、核实难

公证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办理，在办理时一般不为利害关系人所知晓，当事人自身向检察机关反映存在虚假公证的情况也很少。进入法院执行程序后，利害关系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因为当事人为了获取公证文书，掩盖其非法目的，往往会精心伪造证据、编造更加合理的案件事实，检察机关仅通过审查法院的执行卷宗很难发现问题。对于案外人而言，对案件情况不了解，举证难、取证难，甚至连相关线索都难以提供，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难度较大。即便当事人后续反悔，因其曾主动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并对公证事项予以认可，在原有证据及陈述意见的基础上，推翻已有公证文书的难度很大，检察机关需要调取更多、更扎实的证据来印证。

（三）公证机构对检察监督的接受度不高

实践中，公证机构对检察监督的接受度不高，也成为检察机关开展虚假公证监督工作的一种阻力。公证机构一般认为，公证机构并非国家机关，现已有内部监督制度和行业监督规则，法院也有权对虚假公证裁定不予执行，检察机关对公证的监督缺乏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无权对其进行监督，且检察监督会导致公证机构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风险加大，因此对检察监督存在一定的抵触、不配合。

三、虚假公证检察监督的路径

公证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机构依法设立，依法出具的公证文书，理应纳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范围。在法律规定不明确及缺乏具体操作规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主动参与社会治理，能动履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据典型案例等检察实践经验，积极探索对虚假公证进行检察监督的路径。

（一）前移监督关口，探索推进虚假公证的源头治理

现阶段，检察机关对虚假公证的监督多数停留在被动接受移送线索或依申请监督方面。此时的检察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主要作用在于救济权利、纠错程序，而预防违法行为的效果难以彰显。检察机关可探索将监督工作贯穿于公证全过程，使预防与救济效果并重。一是加强对民事非诉执行案件的检察监督，坚持重点监督和谦抑监督的原则，在保持民事执行权独立行使的前提下，以监督公证债权文书为重点，着重审查公证文书内容是否合法、是否具备法定强制执行条件等；二是与司法行政机关建立常态化联络工作机制，专门就公证文书开展专项检察监督活动，重点对公证程序是否合法、公证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等进行监督；三是推进虚假公证检察一体化办案，针对民事检察人员办案能力不均衡、调查能力弱等短板弱项，整合上下级办案力量，办理专案或开展专项检察监督活动；四是主动将虚假公证检察监督工作向地方党委、人大报告，获得有效支持，促使法检两院、司法行政机关共同优化司法环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法律权威。

（二）拓宽线索来源，推进虚假公证的综合治理

当前检察机关办理虚假公证的案件来源主要是利益受损的当事人或案外人申请监督，但依申请的案件体量小。因此，检察机关对虚假公证的监督要在线索来源上拓宽渠道。一是加强民事检察部门与刑事检察部门的内部沟通。检察机关内部民、刑部门形成有效内部衔接，着重注意从刑检部门办理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案件以及涉黑案件中获取案件线索。二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司法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一方面能够及时获知虚假公证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规制虚假公证方面形成打击合力，借助外力弥补自身调查取证能力不足的缺陷。另外，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公证人员违法、违背职业操守等行为，应深挖虚假公证违法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等作出处理。三是提升运用科技手段办理虚假公证案件的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为拓宽案源和案件研判提供有力保障。四是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群众对检察机关查办虚假公证的知晓度和信任度。畅通当事人申请监督渠道，全面开通线上线下受理平台，如创建民事检察“微平台”，实现远程申请、网上受理，积极引导当事人依法寻求救济途径。

（三）区分不同情形，探索选用合理的检察监督手段

在开展虚假公证检察监督过程中，要根据虚假公证不同违法情形，合理选用不同的检察监督手段。一是对于不影响最终公证证明结果，但存在轻微程序瑕疵的，一般不宜书面监督，可给予公证机构口头监督、提示，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二是对于因存在管理、操作漏洞，已经发现多个类案问题，有可能引发深层次违法问题的，可向公证机构、司法行政机关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或者向人民法院制发类案监督检察建议；三是对于侵害当事人、第三人合法权益，或是利用虚假公证文书扰乱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的，检察机关应当根据公证文书效力所处环节，选择向公证机构、司法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予以监督。

（四）强化精准监督，提升虚假公证的监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