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十篇

时间:2023-04-05 18:42:12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篇1

通过学习,全院干警一致认为,__检察长的报告,客观真实地总结了20__年全市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深刻分析了20__年检察机关面临的形势,符合我市检察工作实际,特别是对20__年的工作思路有了清晰明确的安排,坚持三个“至上”,五个“更加”,三个“加强”,两个“推进”,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思路。报告高屋建瓴,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思想性和针对性都很强,对做好全年的检察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全市检察机关20__年检察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__检察长的报告,对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市、全市政法工作会,全国、全省检察长会议精神和市委书记熊清华同志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我院全体干警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__检察长在报告中对20__年检察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措施要求都有明确要求,并进行了深刻阐述。我院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贯彻落实全市检察长会议精神和__检察长的报告,认真部署,精心谋划好下一步工作,抓住重点,狠抓落实,务求实效,切实履职,确保认识上有提高,措施上有保障,让检察工作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全县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大局。

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中,我院全体干警对市委政法委书记葛平的重要讲话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葛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全市检察机关紧紧围绕__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各项工作所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如何抓好今年的检察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必须充分认识当前检察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正确把握做好检察工作的新要求。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科学发展观引领检察工作,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自觉服从、服务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二是必须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总体要求,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全市检察机关要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第一责任,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透明度,使公平正义以群众看得见、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得以实现,进一步提升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

三是必须狠抓检察队伍建设,切实打牢推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思想政治基础。不断加强检察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提高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关系,加强请示报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

在传达贯彻学习中,杨幸勇检察长还介绍了全市表彰会的情况。我院被评为20__年全市先进检察院,这是市院党组对我院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院今后工作的彭励和鞭策。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工作中的不足。对今后的工作杨幸勇检察长提出了具体要求:

首先,一定要结合__实际,认真深入地把全市检察长会议精神和__检察长的报告及要求贯穿落实到检察工作中来。20__年__检察院将紧紧依靠上级检察机关、党委的正确领导,以班子团结、队伍和谐、干警进取为保障,求真务实,奋力拼搏,努力实现各项工作稳步、健康发展,努力在20__年基础上再上新台阶。

其次,是要进一步加大各项业务工作力度,切实履行宪法、法律所赋予的监督职能。要按照《__市基层检察院规范化建设年度工作考核标准》认真落实各项工作,各科、局、室、队必须全面完成考核标准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并在工作中有所创新和发展,不断向“全国模范检察院”迈进。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篇2

关键词:人大工作;制度建设;工作体系;工作程序;工作机制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为了推进人大制度建设,湖南省汝城县人大常委会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简称《监督法》)为契机,修订和完善了《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等十九项规章制度,基本实现了依法依规履职,促使人大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

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优化人大工作体系

(一)突出工作重点,构筑科学的决策体系。为保障和规范县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的职权,《监督法》出台不久,县人大常委会及时修订通过了《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明确“县人民政府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部分变更方案”等七个方面事项应当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由人大常委会做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情况”等十五个方面事项应当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大常委会可以提出意见、建议,必要时可以依法做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同时就议案或报告的提出、提请、时间要求等做了规定,使列入县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界定更明确、更科学,审议更规范、更具体,程序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强。本届人大常委会就生态林业、文化生态旅游、文物保护、财政预决算、城市建设和管理、县城规划、镇村体系规划、工业园区规划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大事项进行了审议,形成决议、决定84个。

(二)严格工作程序,构筑规范的任免体系。为规范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对由人大常委会任免人员的任命提请、撤销、辞职程序、审议程序等做了规定。严格任免审查,注重人事任命前的考察、调查、公示等程序,严把考察考核关、民主测评关、法律考试关、社会公示关和审议任命关。本届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提请审议任命人员中未到人大常委会会场作供职发言的1人未予任命,不属人大常委会任命范围的2人不作任命,超过规定任命职数的2人延期任命,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人大常委会任免工作的严肃性。

(三)务求工作实效,构筑完整的监督体系。近几年来,县人大常委会不断完善监督办法、拓宽监督渠道、规范监督程序,监督工作取得了新的实效。

一是对全面工作的监督。坚持半年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制度:每年年中,“一府两院”向县人大代表分组通报工作情况,听取代表意见和建议;同时,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县政府上半年国民经济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坚持议案、建议意见交办制度:人大常委会对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意见进行跟踪督办,确保落实到位,并向代表报告。坚持调研、视察制度:每年10月组织部分代表分组视察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大大改变了“代表代表,开会就了”、“会上做决定,会后难落实”的现象,促使“一府两院”工作在监督中落实。

二是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认真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本届人大常委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21部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促进了各项法律法规在我县的正确施行。

三是对专项工作的监督。结合汝城县实际,制定了《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专项工作报告办法》,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推动了相关工作的开展。本届人大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44个。如2009年听取和审议政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项工作报告,促进政府在调整筹资标准和住院补偿规定上更便民利民,顺应民意,惠及民生。

四是对文件审查的监督。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是《监督法》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为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出台了《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办法》,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了应列入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内容,规范了操作程序,切实提高了备案审查工作水平和监督工作实效。本届人大常委会共审查县政府报备的规范性文件186件,乡镇人大主席团报送的规范性文件7件。

五是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通过出台《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司法监督办法》,明确了对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司法单位的司法工作以及审判员、检察员、人民陪审员的监督办法。还规定县公安局每年报告对人民警察履职监督情况,县司法局每年报告对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人员从业监督情况,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司法工作监督体系。同时,完善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制订了人大代表参加庭审旁听和抽选案件目录送交代表走访当事人的制度。由于开展了县人大代表轮流参加案件庭审旁听和抽选部分案件送交代表走访当事人、征求意见等活动,促进了县法院司法公开。2010年,汝城县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六是对任后履职的监督。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每年按规定向常委会书面报告履职情况,并确定3至5人向常委会作履职报告。汝城县人大常委会适时召开所任县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人履职座谈会。同时,每年组织一次对县人大常委会所任命“一府两院”工作人员进行计划制定及执行情况抽查,委托县审计局对县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人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或离任审计,进一步增强了人大常委会所任人员依法履职、依法行政、勤政廉政和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

二、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完善人大工作程序

(一)明确规定强履职,工作职责进一步明确。为保证和规范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人大常委会制订了《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就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具备的知识、遵守的规定、参加的活动、履行的职责等做了规定。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汝城县人大常委会工作规定》,明确规定了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人大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和各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人大常委会同县人大代表和乡镇人大主席团的联系等内容,使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的职责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二)制定规则强规范,议事程序进一步细化。为保障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提高议事效率,县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对人大常委会议案的提出和审议、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交办和督办等事项从时间要求、参与人员、工作程序、督促落实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如从议案提出到交办督办,每个环节之间紧紧相扣,什么时候启动何种程序、决议决定如何贯彻执行以及未执行到位如何处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该《规则》,人大常委会按程序对财政预算执行等进行了专题询问。为扩大议事的民主与公开,制订了《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证办法》,对“涉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等五种情形举行听证,公开听取、收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为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参考依据。如在制定县城管理和城镇供水管理等两个办法时就分别举行了听证活动。

(三)落实责任强服务,会议程序进一步严密。为规范人大会议的服务工作,保证会议高效、有序召开,制定通过了《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程序》和《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工作程序》,在“会议筹备、会前准备、会议举行、会后工作”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时间要求上,规定县人民代表大会原则上每年一次,春节前后举行;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一般安排在双月下旬召开;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一般半月一次;如遇特殊情况,临时举行的会议临时通知。会议审批上,规定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日期及主要议程确定,须经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主任)会议研究后,以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名义上报中共汝城县委,县委批准后由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县人大常委会的召开由主任会议研究确定。协调服务上,对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筹备工作、开幕前的准备工作、会议的安排、各项组织与协调工作、决议、决定、选举公告公布”以及人大常委会会议包括“落实与会人员、会议材料、会场布置、会议宣传报道、后勤保障”等一系列事项作了具体的规定,为人大会议有序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审议决议上,规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须将6个法定工作报告分别寄送代表讨论修改,大会期间,代表们认真对6个法定工作报告进行审议,并按代表团讨论和形成审议意见。人大、政府等6个法定工作报告审议情况连同建议意见编写成《大会简报》,分送代表和在人大网站上公布。大会报告根据代表审议意见修改后再表决通过。同时,“一府两院”对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意见和简报中的建议意见进行整改落实,半年后向代表报告工作时一并报告代表议案、建议意见及简报中建议意见办理情况。为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推行了部门预算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制度,并逐年增加审查单位数量。2012年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查的部门预算单位由2011年的10个增加到30个。

三、依规理顺各方关系,健全人大工作机制

(一)着眼拓宽渠道,落实联系代表长效机制。为加强对代表的联系,改进和强化代表工作,提请中共汝城县委批转了《中共汝城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县人大代表工作的意见》,出台了《汝城县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委员、县人代会选举产生的“一府两院”领导联系人大代表制度》。一是明确县委正副书记、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县人民政府正副县长、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人重点联系县人大代表4名以上,县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人重点联系人大代表3名以上,县人大“一办五委”对口联系县人大代表不少于8名。二是规定积极为代表提供履职活动平台,促使每个代表每年至少参加一至两次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执法检查或者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的调查视察,每届内至少列席一次县人大常委会、参加一次法院庭审旁听活动,并参加代表走访司法案件当事人活动,了解司法公正情况。三是对为代表履职提供条件及保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这些规定作用下,“一府两院”自觉接受代表监督,加强了同代表的联系;政府常务会、政府全会等重大会议和调查研究、检查视察等也主动邀请县人大代表参加。

(二)着眼工作协调,形成机关联系互通机制。为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责,提高工作效能,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关间的相互联系、工作协调,提请中共汝城县委批转了《汝城县人大常委会、汝城县人民政府、汝城县人民法院、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制度》,形成了“对口联系制度、工作报告制度、议案建议意见办理制度、会议联系制度、议案提请制度、文书处理制度、来信来访处理制度和重大活动开展制度”等八项工作联系制度。并于每年年底召开联席会议,回顾总结过去一年工作,听取县人大常委会下年度工作要点方案的意见,研究讨论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事项。从而使得人大常委会工作与“一府两院”的工作有机衔接,人大工作更为有序和顺利开展。

(三)着眼代表履职,健全代表联系选民机制。为促进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履行职责,深系选区选民和群众,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服务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制订了《汝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县人大代表活动的若干意见》,提请县委批转了《中共汝城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县人大代表工作的意见》,就县人大代表职责、人大代表会议期间及闭会期间的主要工作、闭会期间的活动等内容做了规定。县人大常委会按照意见要求,认真组织代表开展了代表联系选区选民和群众、代表向选民述职、代表“建言献策、建功立业”等活动。县人大代表通过深入选民、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和收集情况,作用发挥明显。本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提出并由大会列入的议案10件,建议、批评、意见696条,极大地促进了“一府两院”工作的开展。

(四)着眼整体连动,完善机关组织管理机制。为确保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正常有序运转,充分发挥人大机关各办(委)及县乡两级人大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大工作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县人大常委会每年年初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制定全年工作要点,并修订当年机关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通过制度和办法的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各办(委)工作职责,使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人大常委会的履职行为、人大常委会机关委办工作有机衔接。同时,及时修订县人大代表小组活动目标管理考核评比办法和全县乡镇人大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评比办法,不断完善县人大代表活动小组的管理,切实指导乡镇人大主席团的工作,推进了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县人大代表小组、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促使全县人大工作在创新中有序发展、前进。

参考文献: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篇3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检察院检察长进行述职评议,衷心地感谢人大给予我汇报履职情况和听取评议意见的机会。

20*年4月,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任命我担任一分院检察长。检察工作的实践使我认识到:中国的检察制度由我国的政体、国体所决定,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深厚的实践基础。我国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反映了党和人民对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的期望和要求。检察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下,通过履行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和诉讼监督等职能,与侦查、审判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

根据法律规定,国家设置直辖市检察分院主要是因为案件的审级关系,由检察分院办理危害国家安全、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和外国人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提起公诉;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国家,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一分院成立于1995年7月,根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对分院地域管辖的分工,我院案件管辖的区域为浦东新区、卢湾、徐汇、长宁、闵行、金山、松江、南汇、奉贤等9个区。我院与辖区检察院的联系主要通过办理第二审案件,开展个案指导。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分院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领导全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国家法律,在市检察院的领导下,组织指挥检察官依法履行各项检察职责,通过教育管理提高检察队伍素质。我认为,作为一名分院检察长,要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带领全体检察人员,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护司法公正。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海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奋斗目标。今年,同志到市检察院视察工作时,对检察工作提出了融入大局、服务大局的新要求。新形势、新任务,激发了我更强烈的责任感;在市委领导下,上海政法各家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创造了良好的执法环境;一分院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全体干警勤奋敬业,为我履行职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我继往开来、再创新业绩的信心。我和班子成员提出了“以强化法律监督为主线,加强规范化建设,全面履行检察职能;以检察改革为动力,推进机制创新,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以提高检察官综合素质为目标,加强教育培训,努力塑造检察官良好形象,为上海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法治保障”的总体工作思路。下面,我将履行职责的情况汇报如下,请予评议。

一、加大执法力度,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市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后,我和班子成员认真分析了做好各项检察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今年是新一届班子工作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工作至关重要。我们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检察工作,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各项工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是检察机关的首要任务。经过“严打”整治斗争,上海的刑事案件多发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社会治安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态势,但仍存在着严峻的一面,维护稳定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在刑事检察工作中,我提出对严重刑事犯罪要继续坚持“严打”方针,建立经常性“严打”工作机制,做到思想不松,力度不减。一是加强与公安、法院等有关部门的配合。通过派员适时介入侦查,参与公安机关讨论疑难案件,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组织集中公诉,参与专项整治工作等,把“严打”方针落实到批捕、等各个检察环节,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二是加强办案指导。我经常到办案第一线听取汇报,及时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讨论研究疑难案件,加强对重大复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指导,确保办案质量。三是把握好刑事政策,注意区别对待,体现“宽严相济”。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的作案人员,特别是初犯、偶犯、过失犯,加大教育挽救力度,依法从轻处理。四是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安、经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运用《检察建议书》等方式,督促、帮助有关部门堵漏建制,预防犯罪。

(二)依法查办职务犯罪,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正确履行职务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社会变革时期,客观上存在诱发职务犯罪的多方面因素,贪污贿赂等腐败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比较严重,大案要案时有发生,查办职务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我组织侦查部门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市委、高检院有关反腐败斗争的新要求,强调要提高对查处职务犯罪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今年,我院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加大查案力度,依法立案查处了中国中福实业总公司原总裁白晓江等人贪污、挪用公款及市看守所公安民警舒伟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等案件。为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我带领侦查部门总结出“举报线索初查”、“立案传唤”等工作经验,并加强对职务犯罪新情况的研究,从而扩大了侦查视野,提高了发现犯罪、侦破案件的能力。为加强查处职务犯罪工作,我经常深入侦查部门,参与制定和研究侦查方案,确定侦查方向,靠前指挥。在查案中,我十分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集中力量查办职务犯罪大案要案。这是检察机关加大办案力度的重要表现,体现了党和人民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与此同时,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认真查办群众反映强烈的“小案”,不因“官微”而不查,不因“案小”而不办。二是严格依法办案。坚持依法立案,依法传唤,依法获取证据,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以程序规范保证案件质量,使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近年来我院所办理的每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法院都作出了有罪判决。三是依法文明办案。我要求检察官必须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司法理念,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还将廉洁办案作为公正执法的重要内容,所有办案费用和办案用车全部由院里提供保障。办案中对发案单位,做到不借一辆车,不吃一餐饭,不花一分钱,不收一份礼。四是认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方针,我提出,查处职务犯罪必须坚持打防并举,按照“一案一预防”的要求,通过办理案件开展预防工作,努力减少犯罪。如结合查办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张士翔等人贪污、挪用公款案所开展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被市纪委选作今年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警示教育材料。

(三)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开展法律监督会不会影响与其他执法机关的合作关系和人际关系,是检察长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我认为:诉讼监督是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根本职责。只要我们依法正确运用法律监督手段,提高办案质量,既讲监督也讲配合,就能取得其他执法机关的理解与支持。因此,我十分注意把法律标准作为诉讼监督的准绳,对侦查机关提请复议、复核的意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不为保“面子”而不纠正;对审判机关确有错误的裁判坚决依法提出抗诉;加强对刑事二审案件的审查,依法支持区检察院抗诉,切实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在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和刑事审判监督中,我强调要把监督重点放在群众反映强烈的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上,重视对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的监督。在刑罚执行监督中,重点开展刑事诉讼超期羁押的检察。在民事行政审判监督中,则一手抓维权,一手抓息诉,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上海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日益增强,对司法文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要求全院干警在办案中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而且从有利于教育感化的角度给予人文关怀。如在侦查白晓江等人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期间,一名犯罪嫌疑人的父亲病逝,我们利用休息天主动安排其与父亲遗体告别,使当事人及其亲属感动不已。在搜查时回避未成年人,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对身患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与有关单位联系提供医疗条件,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使其能够及时得到治疗。在书等法律文书中,尽可能隐去或简化被害人、证人的姓名、地址,以保护他们的隐私和人身安全,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二、积极推进检察改革,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推进检察改革,是检察工作与时俱进,强化法律监督的内在要求。检察改革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注重实效,不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我注意从一分院实际出发,把检察改革与年度工作同步规划,针对影响法律监督职能发挥的制度性、机制,突出重点,明确目标,稳步推进,形成了“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通过制度改革,机制创新,优化检察工作管理机制,提高质量和效率,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改革思路。

(一)继续深化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我院较早地在公诉、二审部门实行了“在检察长授权范围内,独立承担审查、出庭公诉和审判监督任务,向检察长负责”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并率先推出预备主诉检察官制度,加快主诉检察官后备队伍的培养。又针对我院侦查部门以办理大案要案为主的特点,推出了以办案责任和侦查指挥责任相统一的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今年在全院各业务部门继续完善、全面推行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如在侦查监督部门试行集审查逮捕、刑事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监督于一体的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在控告申诉部门建立以“首办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减少了办案工作的行政色彩,强化了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地推动了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开展。

(二)逐步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在实行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过程中,我认真思考,在放权的同时,如何对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权进行监督制约,以保证案件质量和公正执法。对此,我提出应重点建立两项机制。一是在全市检察机关率先推行以“三书”对照复核为主要内容的案件质量保障机制。通过对公诉等部门主诉检察官所办案件中的意见书、书、判决书进行对照复核,对主诉检察官是否依法办案及办案质量等情况进行跟踪检查。二是建立以目标管理考核为主要内容的绩效管理机制,将检察官和各业务部门办案数量、工作质量以及文明办案、廉洁办案等纳入考核范围,促进检察官依法正确履行职责。

(三)不断优化检察工作管理机制

我还积极探索建立体现司法属性、符合检察工作规律的管理机制,优化检察业务管理,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对建院以来的办案工作制度进行了修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检察办案的操作程序、工作要求等进行细化,制定了《制度汇编与工作流程》,把法定诉讼程序和内部工作程序有机结合起来,使执法办案更具操作性和规范性,并通过局域网,实行检察业务动态管理。我注重发挥检察委员会的业务领导决策作用。在检察委员会讨论问题时,注意听取其他委员的意见,不先发言,不定“调子”,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定,慎重行使检察长的最终决定权。今年又陆续推出了检察委员会委员听庭评议制度,以了解主诉检察官的公诉水平和办案质量;实行了业务处室主要负责人列席检察委员会会议制度,使各业务处室全面了解和执行检察委员会的决定,统一执法思想,提高执法水平。

三、主动接受监督,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如何加强自身监督,做到公正执法,是社会关注的问题。我把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拓宽监督渠道,作为任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着重抓了以下三项工作。

(一)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检察机关正确履行职责的关键。每年“两会”期间,我都指派各部门负责人认真旁听分组讨论,主动听取代表们对一分院检察工作的意见,并限期处理,及时答复。我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两会”文件,贯彻“两会”精神。高度重视人大常委会批示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函所反映案件问题的督办工作,对上述信函,都仔细阅看并指定专人办理。通过建立督办制度,严格督办程序,保证督办案件质量,及时答复和反馈,把督办工作落到实处,增强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的自觉性。

(二)全面落实检务公开

我组织控告申诉部门开展争创文明“窗口”活动,落实高检院关于检务公开的要求,在举报中心、律师、证人接待室发放《检务公开手册》,并将有关内容制成挂图,公开检察机关的受理案件的范围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公布接待来访、受理案件和举报的工作程序,充分发挥控告申诉、举报中心联系群众的“窗口”作用。坚持检察长接待制度,对有些重要的举报、申诉,我都自己接待。我还要求检察官在办案中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时,做到热情接待、认真办理,并及时将办理情况告知当事人。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要积极帮助当事人联系具体承办单位。对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也要努力配合其他职能部门做好疏导工作,共同化解社会矛盾。

(三)积极发挥廉政监督员的作用

我院实行了廉政监督员制度,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有关人士担任廉政监督员,借助他们社会联系面广的优势,对我院工作进行监督。今年又新聘请了12名廉政监督员,邀请他们参加有关会议,由院领导通报检察工作情况,请他们旁听出庭公诉、案件听证会,走访发案单位等,进行明察暗访,了解检察官依法办案、文明办案、廉洁办案的情况,并请他们评议我院工作。通过积极发挥廉政监督员的作用,促进了全院干部廉洁办案、公正执法。

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

上海检察官的思想道德素养、科学文化素质及法律专业水平必须适应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法治需要。我始终将队伍建设作为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保障,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目标,坚持从严治检,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官队伍。

(一)坚持从严治检,促进廉政建设

依法建院,从严治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提高检察官素质的有效手段。我着重抓好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认真组织全院干部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使检察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牢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把公正执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根据高检院的部署,今年认真组织开展了“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通过学习教育,切实解决执法观念、执法作风和执法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我注重把好干部选拔任用关,按照检察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把德才兼备、业绩突出的优秀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我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队伍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小事抓起,严肃查处违纪苗子,抓倾向性问题,防患于未然,做到常抓不懈,不断提高干警拒腐防变的能力。

(二)强化教育培训,提高专业化水平

检察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法律监督和公正执法的能力。检察官的知识面和专业水平,必须适应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适应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我把提高检察官专业化水平作为队伍建设的着力点,严格检察官准入条件,加大职业培训投入,制定了各项培训办法和激励措施,引导大家自觉学习,提高了检察官的文化层次。每年选派检察官出国培训、考察,学习借鉴先进的司法理念、管理经验和工作方法。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技能培训,选拔主诉、主办检察官,评选检察专门人才,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通过教育培训和引进高学历的法律、计算机、外语、财会等专业人才,不断改善队伍结构,提高专业水平。努力学习,钻研业务,提升自我,与时俱进,已成为全体检察干警的共同追求。

(三)深化创建活动,塑造良好形象

创建文明单位是检察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载体。我院已连续4次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我要求大家成绩面前不自满,提高标准找差距,不断深化创建内涵,积极开展新一轮创建活动。通过学习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提高检察官“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道德修养。通过开展检察文化建设,陶冶检察人员情操,培育学法守法、执法护法的尚法精神,提高了尊重和保护人权、弘扬现代司法文明的自觉性。开展创建文明处室活动,倡导“团结、务实、廉洁、高效”的院风和刚正不阿、护法为民的检察官职业操守,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检察官的良好形象。“公正执法为人民,廉洁从检树形象”已成为一分院全体同志的共同目标。建院以来,我院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检察官,队伍中至今未发现一起违法违纪事件。

担任检察长以来,我时常告诫自己:检察长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我注意加强自身修养,努力学习政治、法律和科学文化,更新知识结构,把先进的司法理念与我国检察工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探索检察工作规律,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公生明,廉生威”,领导者必须自觉接受组织的监督、制度的制约和群众的监督,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深切地体会到,一分院各项成绩的取得,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人大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靠的是全院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用自己的表率作用团结带动一班人,凝聚集体智慧,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推进各项工作。

一分院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差距。主要表现在:在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检察人员履行法律监督的能力与担负的职责还不完全适应,法律监督存在薄弱环节,个案指导还不够积极主动;检察官的政治素养、知识结构和法律专业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司法工作的需要,专家型检察官群体尚未形成;市民对一分院检察工作还了解不多,检察宣传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就我个人而言:对一分院检察工作如何更好地融入大局服务大局探索还不够;对法律监督中的难点问题,及时研究解决不够;在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加快检察专门人才的培养方面,措施和力度还不够。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学习,提高水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进。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篇4

为深入贯彻“”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坚定不移推进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按照《中共台前县纪委2020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清单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结合医院工作实际,制定2020年度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清单如下:

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纪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的部署要求,督促医院党组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医院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并结合医院监督执纪工作实际,向党总支提出合理的工作建议。

二、协助医院党总支落实主体责任

积极协助医院党总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及时提醒领导班子成员、各科室负责人履行好责任区域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好“一岗双责”。根据县纪委的决策部署,加强调查研究,向医院党组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建议。根据医院2020年的工作任务安排,医院监察室将全面从严治党目标责任书、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目标责任书合并制定,并组织医院领导班子和各科室层层签订。加强对医院各科室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监督检查,加强全院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章党规党纪及国家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定期向党总支汇报监督责任履行情况。

三、维护党的各项纪律

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加强对医院党组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和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坚决纠正和严肃查处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医院党组作出的决定、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等问题,坚决克服医院各级党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严肃医院工作纪律,坚决查处侵害患者和职工利益等突出问题。

四、加强对医院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监督检查

加强对医院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年中督导和年底考核工作,对各科室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任务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检查考核结果作为对党员干部民主评价、评优评先、职称晋升、选拔任用等的重要依据。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并对未完成工作任务的科室和主要负责人严肃问责。

五、深化医院行业作风建设

持之以恒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省政府若干意见和市、县委市、县政府若干意见的贯彻落实,围绕医院的重点岗位、重点环节,重点人员开展监督检查,从严查处违纪违规行为,通报曝光典型事件。针对“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突出问题系列专项治理。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完善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机制,重点查找风险点,制订防控措施,筑牢制度防线。

六、加大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置力度

进一步加大问题线索的处置力度。坚持依纪、依法、依规处理。严格按照监督执纪规则的要求处置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的线索,及时向医院党组和县纪委报告问题线索的查办情况。健全投诉举报件调查处理机制,认真调查处理举报和投诉的问题。严格落实“一案双查”和“一案双究”机制,既严肃查处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有关科室相关领导的责任。

七、加强党内监督,严格履行监督职责

协助医院党组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分解,督促医院党组落实好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责述廉报告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督促医院院长、党委书记落实“五个不直接分管”、“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等制度,并实行向同级党委成员提醒告知制度,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共同营造良好的医院发展环境。医院纪委严格履行监督责任,及时了解全院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切实提升履行监督责任的工作成效。

八、聚集主责主业,严肃执纪问责

切实落实“三转”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纪检监察干部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作为监督的重点,主动履职尽责不懈怠,把监督责任落实、落小、落细,推动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杜绝侵害人民群众的医疗不正之风。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用严肃问责警示教育全院党员干部。

九、综合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

把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第一种形态作为常态性工作,加强对医院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对发现的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对苗头性问题及时约谈,加强诫勉谈话工作,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十、突出监督重点,持续纠正“四风”

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省、市、县委实施意见的监督检查。为把八项规定精神落细、落小、落实在服务患者的实践中,医院党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加强领导班子作风建设的八条意见》,医院纪委将严格督促该意见的落实情况。围绕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突出元旦、春节、五一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廉政提醒和监督检查,加大惩戒问责和通报曝光力度,形成有力震慑。坚持廉政谈话。对医院开展的重大活动、个人职务升迁、岗位变动等情况要对分管的科室负责人、工作人员、党员干部进行廉政谈话,并做好记录。

十一、开展专项治理,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积极配合县纪委和县卫健委开展的各种专项治理活动,针对医疗服务行业中存在的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开展专题督导检查,对问题反映比较集中、比较典型的重点开展调查,进行集中治理,对存在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严肃问责。

十二、加强医院的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

加强对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反腐倡廉决策部署和实践成果的宣传,加强对党章党规党纪的宣传教育,用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医院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落实。大力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警示、提醒、教育党员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篇5

去年8月份,光山县检察院开展了两服务一配合活动。为了取得实效,该院抽出精干力量组成3个调查小组,对全县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进行调查,着重分析该县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优势、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提出推进对策和建议。

为了写好这份报告,光山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付大银亲自查阅相关资料,拟定调查提纲,指导确定选题和调查思路,多次面对面指导调查,力求向县委、县人大、县政府提交一份高质量的调查报告。

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开展问卷调查、深入实地走访等形式,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出《关于服务全县生态文明建设的调查报告》。万余字的报告从三个方面分析资源开发对该县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该院提出了推进该县生态文明建设的五项对策建议: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篇6

现在,我代表市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同志提出意见。

*年,市检察院在市委和上级检察院的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市政府支持和市政协民主监督下,带领全市检察机关,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关于*年工作(一)依法履行检察职责,努力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依法打击刑事犯罪。全年共受理提请批捕案件4684件7072人,同比上升3.7%和2.0%,批准逮捕4258件6364人,同比上升4.5%和3.0%;受理移送审查案件5647件8724人,同比上升9.9%和9.2%,提起公诉5391件8357人,同比上升10.8%和11.2%。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犯罪,批捕杀人、、爆炸和抢劫、抢夺、盗窃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嫌疑人4339人,5077人。积极投入“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从快批捕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嫌疑人14人,涉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恶势力犯罪嫌疑人638人。积极参与整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批捕涉嫌走私、骗汇逃汇、偷税骗税、制假售假、金融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嫌疑人137人。

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查处贪污贿赂罪案129件133人,大要案比例为100%,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5839万余元。积极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依法查处商业贿赂职务犯罪案件88件91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部署,依法查处涉嫌、、刑讯逼供、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不征少征税款等渎职侵权罪案10件13人。

依法开展诉讼监督。纠正该立未立和不该立而立刑事案件68件,追捕91人,追诉122人;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707人、不符合条件的56人分别作出不批准逮捕、不决定。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并支持抗诉4件。对监管改造场所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4846人进行监督,对其中不符合条件的112人提出否定或调整减刑幅度意见,对4361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专项检察,监督纠正328名脱管漏管的监外执行罪犯。立案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件294件,提出抗诉16件,提请抗诉44件,提出检察建议42件,法院采纳检察建议34件,改变原审结果11件。

(二)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努力深化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工作效果。

积极投入“法治*”建设。认真落实检察机关投入“法治*”建设的“八项承诺”,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所有案件开展“结案释法”活动。提出检察建议407份,协助发案单位堵漏建制。深化“检察工作进社区”,送法上山、下乡、进企、到园区。

保障服务治理太湖。领导指导基层院主动参与“铁腕治污、科学治太”,严肃查处两件影响水环境治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加强对水污染防治中所涉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举办以“服务环保优先、促进和谐发展”为主题的环太湖检察论坛。

努力化解矛盾纠纷。认真落实执法为民要求,及时办理举报和控告申诉2089件,疏导处理群体访、告急访297件。集中开展处理涉检工作,实行领导包案处理,认真做好288件案件的息诉服判工作,确保了检察环节未发生赴省去京上访。

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根据高检院试点工作安排,对84件未成年人犯罪、因邻里纠纷等引发的轻微案件开展刑事和解工作。认真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通过推行分案办理、开展检校共建、审慎适用逮捕措施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有罪必究、无罪保护”,对22名受到错告诬告的被举报人澄清事实,还以清白,对16名偶然失足、情节轻微、真心悔过的被举报人,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移送有关部门作党纪政纪处理。

深入推进预防职务犯罪。组织开展警示教育、廉政法制教育152场次,15000人参加听讲;充分发挥预防网站宣传平台作用,点击率已达27万次。积极参与105个总标的53.5亿余元的重大工程项目专项预防。严格执行建筑、交通、医疗器械采购等市场廉政准入规定,并拓展到国土资源市场。进一步规范预防工作示范点、联系点建设。

(三)不断提高工作质效,努力确保严格、公正和文明执法。

继续加强规范化建设。推进办案规范化,对涉案人员实行讯问、询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对身体有疾患的涉案人员及时诊疗275人次。去年,高检院在锡召开全国检察技术工作会议,推广这一做法。推进监督规范化,完善案件督导机制,通过编印优秀案例、组织检查点评等方式,对2231件案件进行督查。省检察院已推广这一机制。试行贪污贿赂案件质量督查员制度,继续开展检务效能监察,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推进管理规范化,全面实行案件流程管理和网上办公办案。

积极推动机制创新。全面推行不捕案件说理制度,以书面形式对不捕和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分析论证;积极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法律文书说理改革,迄今已在208件案件中适用,这一做法已被高检院推广;对993件、1781件、1862件符合条件的刑事案件分别实行普通程序简化审、轻罪案件分类办理、简单案件流程提速;全面推行对另案处理人员的建档跟踪监督制度;在检察环节探索开展刑事案件特困被害人救助工作,与市中级法院联合出台加强司法协作、构建和谐司法的工作意见。

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依法接受人大监督,认真办理人大常委会交办的案件、事项,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认真落实整改措施。深化人民监督员工作,对9件“三类”案件启动监督程序,对11件普通刑事不案件试行人民监督员评议,邀请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对有关刑事申诉案件联合接访。

(四)加强检察队伍和基层基础建设,努力推动检察工作持续发展。

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认真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决策力、执行力的培养提高,首度举办两级院中层以上干部230多人参加的素能集训。注重磨炼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平衡矛盾、驾驭局面的能力,有效及时妥处了一系列突发事件、敏感案件。在上半年省检察院巡视中,市检察院领导班子的工作业绩和自身建设得到省院党组充分肯定。在下半年的换届考察中,基层院领导班子及成员优秀、称职率较高。

扎实开展作风效能建设。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教育、规范执法检查和“执法守法”大讨论等活动,组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专题培训。严格抓好队伍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鼓励试行执法档案制度,反映干警违纪违法的投诉继续下降。

着力提高全员素质。通过组织集中收看实况转播、举办讲座辅导、邀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楷模丁晓兵作事迹报告等多种形式,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大精神、学习英模热潮。积极开展业务练兵活动,不断增强教育培训实效性,全市司法考试通过率同比提高26.3%。积极推进以“和谐检察”为主题的文化育检活动,深化文明机关创建。

有力推动基层基础建设。加强两级检察院上下联动,完善工作目标双向量化考核,坚持和落实市院党组成员挂钩联系等工作制度,推动基层院创建再创佳绩。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两院”工作的文件精神,基层院经费保障进一步改善,“两房建设”达标问题加快解决,“从优待检”进一步落实。

二、五年来的工作体会各位代表,通过五年来的实践,我们加深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认识,增强了对检察工作规律的把握。主要是:

(一)始终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工作,努力促进检察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合拍同步。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探寻检察工作的结合点、切入点。无论是争创全省“两个率先”先导区示范区、“一当好、三争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平安创建、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都及时推出举措,做实服务工作。我们体会到,检察工作只有紧紧围绕中心,主动服务大局,才能大有作为。

(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依法、自觉接受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主动汇报检察工作的重大部署、重要决策、重要活动,听取指示,争取支持。市委对检察工作高度重视,两度召开加强“两院”工作会议,专门出台《意见》。认真贯彻执行《监督法》,依法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协、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我们体会到,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自觉接受各方监督,才能确保检察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

(三)始终坚持突出“质、效”要求,依法、全面、正确地履行检察职能。积极履行职能,共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28088人,34657人,立案查处贪污贿赂罪案664件,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4亿多元。坚持把“优质、高效”的要求贯穿到履行职能的全过程,四分之三的条线工作进入全省前三,各项案件质量指标位居全省前列,两级检察机关全部建成省级文明接待室,其中6个跨入“全国文明接待室”,一个荣膺“全国文明接待室示范窗口”。我们体会到,只有不断强化法律监督,努力维护公平正义,检察工作才能赢得党和人民的信赖与支持。

(四)始终坚持狠抓规范化建设,努力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大力推进以办案、监督和管理为重点的规范化建设。率先建设职务犯罪侦查指挥工作基地,全面推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率先建立案件督导机制,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全面开展检务效能监察,推动“检务公开”;全面实施检察工作流程管理和绩效考核,加快信息化步伐。我们体会到,只有主动规范检察权的行使,法律监督工作的公信力才能得到不断增强。

(五)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努力促进理念、方式、效果的有机统一。坚持以“效果”作为落脚点,以理念更新引领工作创新,不断改进执法方式,构建钝化矛盾机制、建立刑事和解机制、推动办案流程提速、法律监督文书说理改革,深化预防职务犯罪、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检察工作进社区等。我们体会到,只有把握发展脉博,勇于开拓创新,检察工作才能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篇7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检察工作 法律监督职能 论文内容论文摘要:当前,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作为基层检察院,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真正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能力。着力解决检察发展难题,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是其新的历史使命。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大好形势下,作为基层人民检察院,将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实际能力,着力解决检察发展难题,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是其新的历史使命。 一、业务立检,彰显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主要成效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实践。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必须通过检察实践,开展业务工作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突出重点,坚持以办案工作为中心,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水平。 作为广州市新城市中心区的检察院,我院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刑检工作方面,2005年至2008年9月份共受理公安移送批捕案件6386件8995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6119件8550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6835件9733人。提起公诉案件6079件8407人。办理了全省首宗盗窃网络虚拟财产案,首宗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全省首宗以国家名义对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民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刘大力等7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2亿元案等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批捕、起诉案件全部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办结,人均办案数和办案质量位居全市前列。 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2005年至2008年9月共依法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案件89件89人(贪污贿赂案件87件87人,渎职侵权案件9件9人),保持了一定的办案规模与力度,所办案件大案率100%,侦查终结率100%,起诉率100%,有罪判决率100%,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办案工作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对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等重点工程开展同步预防,在天河地区高校中开展系统预防等,形成独具天河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新机制,效果良好。 在诉讼监督方面,2005年至2008年9月,监督立案48件,决定不批准逮捕342人,不起诉35人,提请抗诉14件;加大预防超期羁押工作力度。使刑事诉讼各办案环节实现零超期羁押;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中,突出监督重点,增强监督实效。共受理、立案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162件,建议提请抗诉26件,提请抗诉7件,息诉处理114件,民事、行政检察办案数和办案质量居全市前列。同时,注意抓好控告申诉工作,化解矛盾、促进和谐,2005年至2008年9月份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566件次,其中举报线索528件次,来信来访、线索处理率达到100%。 二、人才兴检,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检察人才是检察事业的第一资源,检察工作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施人才兴检战略,致力于打造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一)厘清思路,明确目标,建设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早在2000年,我们就根据天河区检察院的实际。提出了检察工作“一个同步发展、两个适应、三个有所作为、五个满意”(即天河检察事业的发展要与社会发展同步;与天河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天河大都市中心区的地位相适应;查办职务犯罪有所作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所作为、诉讼监督工作有所作为;检察工作让上级满意、党委满意、人大满意、群众满意、自己满意)工作思路。2011年根据新形势要求,又适时提出“树高标杆,创新佳绩,争创一流检察院”新的工作思路与目标,在全院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目标与党的中心工作相适应,符合天河实际,具有天河特色,为天河区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群 雁高飞头雁领”,班子成员政治立场坚定,熟悉法律业务,年富力强,年龄、知识结构合理,创新意识、大局意识、廉洁意识,团结意识强,是一个具有较强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班子。 (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加强监督 切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学习、大讨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荣辱观教育和排头兵实践活动、“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等活动,率先在全市基层检察院开展中层干部“三述”(述职、述廉、述学)活动,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确保检察队伍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更好地履行职责。对干警严格要求、严格监督,引导干警树立“不想”不廉不勤的意识,构筑有效监督机制,形成干警“不能”不廉不勤的环境;狠抓制度落实和违法违纪,营造干警“不敢”不廉不勤的氛围。同时,坚持“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为干警做好事、办实事,给予组织上的关心、工作上的支持、生活上的照顾。几年来队伍没有出现违法违纪现象。 (三)加强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干警素质 鼓励干警参加各种学历教育,目前有9名同志已获得硕士学位,其中1名同志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全院本科以上学历占干警人数的88.2%。干警平均年龄为35岁,30岁以下青年干警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有28人,占总数的58.3%;还认真实施全员培训计划,针对各部门的不同业务特点,采用集中培训、到高校学习、到其他检察院观摩以及开展岗位竞赛等方式提高干警的业务水平,几年来。我院涌现出了“省十佳公诉人”、“市十佳侦查员”、“市十佳检察官”等一批优秀人才。 (四)构筑文化建设平台,坚持“文化育检” 近年来,我院率先在全市基层检察院创办了“三报一刊”,即《天河检察官报》、《天河检察简报》、《天河检察年报》、《天河检察论坛》,由法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天河公诉实录》一书,还编印了《履行检察职能,预防职务犯罪》、《天河检察十五载录》等书籍,这些平台成为了全院干警理论学习的阵地和展现自我的舞台,不但提高了干警的理论水平,而且还扩大了我院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坚持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以积极健康的文体活动陶冶人。组建篮球、足球、舞蹈等团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高检察干警文化修养,培育检察文化。去年6月,我院被评为广东省检察文化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三、科技强检,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有效的检务保障 向科技要战斗力,依靠检察科技进步促进检察工作全面发展,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我院坚持检务保障、信息化建设为办公办案服务,以建设为基础。 以应用为目的。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办案、办公各环节。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支持,检务保障得到落实,检察经费逐年增长。办公环境、交通工具都有了很大改变,新增了1500平米的办公场地,为全院干警配备了台式电脑、电话,为中层干部和主诉、主办检察官等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平均每5人拥有汽车1辆。建立局域网。与省、市检察院实行三级联网,实现与区信息中心专线联网。驻看守所检察室与看守所微机联网,监所检察科通过计算机自动进行办案期限预警提示,公诉部门进行多媒体示证,反贪、渎检部门调查审讯使用网络监控视听技术,实行了检察业务管理系统网络化、电子化。现代科技手段在检察业务建设和队伍管理中得到有效运用,法律监督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四、机制促检,建立完善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长效管理机制 构建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长效管理机制是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强劲动力。一直以来。我院致力于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为检察工作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对各科室相关制度进行整理、归类、修改定稿,并编印成册,保障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初步建立了以规则为核心。写其该做,做其所写,记其所做,查其所记,改其所错,验其所改的业务建设、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三位一体的长效管理机制。2007年初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为“三位一体”规范化管理体系试点单位,为此,我院成立了专门办事机构,邀请专家对干警进行质量管理理论基础知识培训和体系策划培训,充分利用现有的规范化管理文本和检察业务工作标准。对有助于规范执法行 为的措施和手段予以转化使用,使管理体系既能体现我院的管理和业务特色,又符合质量管理理论和指导标准的要求。 五、形象塑检,把执法为民作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执法形象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和在人民群众中的位置,加强执法形象建设,事关检察事业的长远发展。也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各项工作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要求。 (一)自觉接受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主动接受人大和政协监督 认真落实上级检察机关对检察工作的部署,积极主动向区委汇报工作,自觉接受区人大监督、区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争取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坚持报告和通报工作情况。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院视察工作,不断加强与他们的沟通联系。高度重视人大代表的建议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及其他交办事项。积极做好特约检察员工作,深入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 (二)落实各项便民维权措施,树立执法为民好形象 控告申诉部门加强窗口建设,及时化解矛盾在基层:认真落实各项便民维权措施。进一步完善权利义务告知、答复、接待、提供帮助等维权措施;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推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继续保持“全国文明接待室”荣誉:在全区21个街道司法所设立控申信访工作联系点。聘任21名司法所所长作为首批信访联络员,构建了覆盖全区的控申信访工作网络。公诉部门设立青年维权岗,成立未成年人案件专办小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实行有利于不起诉未成年人成长的帮教制度,落实好帮教措施,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积极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 (三)深化检务公开,推行“阳光检务” 依法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职权相关的活动和事项,健全案件办理情况查询机制,公开办案流程和办案纪律。办好“三报一刊”,完成出版《天河检察志》工作,编辑《天河区检察院精品案例集》。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开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及检察机关重建30周年纪念活动。通过推行“阳光检务”。增强工作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让群众了解、关心、支持和监督检察工作,不断推动我院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总之,就是要通过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本院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锐意进取,务求实效,在2007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的基础上,向更高目标迈进,推动本院检察工作全面科学发展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篇8

摘 要:检察信息公开对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具有重要意义。近十几年来,检察机关不断深化检务公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为全面推进检察信息公开,检察机关应当采用和界定检察信息公开的概念,制定检察信息公开的制度规范,明确检察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例外,健全检察信息公开的工作机制,并加强与媒体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检察信息公开 知情权 实践 问题 对策

* 本文系中国法学会部级研究课题“司法信息公开问题研究”(CLS2013C85)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谭世贵,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建波,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助理。

一、检察信息公开的概念界定

研究检察信息公开问题,首先要弄清何谓检察信息。对于检察信息的概念,甚至司法信息的概念,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也鲜见司法理论界对其作出界定。笔者认为,可以比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的概念界定,对检察信息的概念进行阐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定义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①据此,可将检察信息的概念界定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对检察信息的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检察信息的掌握主体是检察机关,它是与检察机关履行职责密切相关的信息。而检察机关掌握的那些与检察职责的履行和检察活动的开展无关的,譬如检察机关后勤服务方面的信息,因不具备检察属性和特点,则不属于检察信息范畴。

第二,检察信息包括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的信息,也包括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从其他机关、组织、个人那里获取的信息。通常认为,检察信息的产生方式主要包括内部制作、外部获取和调查统计。内部制作的检察信息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职权过程中制作的信息,如各类检察法律文书和有关笔录。外部获取的检察信息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从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那里获取的信息,如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从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那里调取的各类证据材料、文书资料等。调查统计的检察信息本质上是内部制作的检察信息,主要是指各级检察机关按照法律规定或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检察机关的要求经调查统计所获得的与检察职权行使有关的信息,如各类刑事案件的案件数、犯罪嫌疑人人数、提起公诉人数、决定不批捕人数、决定不起诉人数等等,以及相应的同比、环比数。第三,检察信息以一定的载体形式存在,它应当是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检察信息的载体可以是纸质文件,也可以是胶卷、磁带、磁盘以及其他储存介质。而那些没有载体的口头消息或社会传闻,则不属于检察信息,检察机关也无法提供。第四,检察信息来源于检察实践,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必不可少的要件,其又能促进检察机关更为科学合理地行使检察权。诸如各类检察法律文书就是产生于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过程中,体现着检察领域的特色和属性,且为检察机关履行职责不可或缺。而检察机关通过调查统计制作的各类数据信息则反映着检察机关职权行使的基本状况,甚至反映着社会治安状况和国家工作人员廉政的水准,开展此类检察信息的统计分析、研判运用,可以推进检察工作,促进检察实践水平和层次的提高。

顾名思义,检察信息公开,是对检察信息的公开,即检察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公开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或者依法允许社会成员通过查询、调阅、摘抄、复制等方式获取利用。检察信息公开,本质上是一种司法服务活动,主要有如下特征:(1)从主体上而言,检察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各级检察机关。(2)从方式上而言,检察信息公开的方式包括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上的内容就属于依职权主动公开的情形,而在办案过程中制作的检察信息或从其他单位、组织、个人那里获取的检察信息往往属于依申请公开范畴。(3)从内容上而言,检察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通常也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当然,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检察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检察信息,可以予以公开。(4)从时序上而言,检察信息公开的时序通常具有事后性。这是因为它是检察机关对其制作或者获取的检察信息的公开,公开是在制作或者获取之后。这也是检察信息公开区别于检察行为公开的关键所在,检察行为公开强调的是检察行为的公开进行,是过程的同步公开。(5)从程序上而言,检察信息公开应当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检察机关检察信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未经批准不得。检察机关应建立健全检察信息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

二、检察信息公开的初步实践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②公开是正义实现的重要方式,也是让人们对公权力行使满意的前提条件。在检察工作领域,没有信息公开,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无从知晓、无从了解、无从监督,更无从理解和认同,也就谈不上满意。因此说,检察信息公开是检察工作实现人民群众满意的基本前提。近十几年来,检察机关不断深化检务公开,积极探索检察信息公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所谓“检务公开”,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权行使相关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有关事项。从应然角度上说,检务公开可包括检察信息公开和检察行为公开等内容,但目前检察文件和检察实践中使用的“检务公开”概念内容局限于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检察工作资料,即书面材料,故其应当属于检察信息的范畴。③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以“检务公开”一词代替检察信息公开。

为推行检务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8 年10 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普遍实行“检务公开”,切实公开检察活动,破除检察工作中的神秘主义,以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保证检察机关公正司法、文明办案。“检务公开”主要有10 项内容,即: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和职能部门主要职责;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标准;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期限;检察人员办案纪律;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义务;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的权利、义务;证人的权利、义务;举报须知;申诉须知。

1999 年1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具体实施办法》,规定检察人员要履行告知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和义务,这标示着诉讼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的全面建立。同年4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下发《关于建立检察工作情况通报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建立检察工作情况通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向新闻界通报检察工作开展情况,各省级检察院还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检察工作情况通报的内容有6项,即: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取得的阶段性工作成果;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有关工作部署;有关检察工作的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检察机关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处理情况;检察队伍建设情况;各级检察机关的其它重大活动。同时,各级检察机关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公众关注的普通重大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情况,在逮捕或提起公诉后,可适时予以通报。对于新闻报道所涉及的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违法违纪问题,在认真查处的基础上,也要及时向有关新闻单位通报结果。

2006 年6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对“检务公开”进行充实、完善,增加了13 项内容,包括:检察官的任职资格和管理;检察人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规则;普通程序简化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程序;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国家刑事赔偿的规定;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规定;检察工作纪律和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其他依法应当予以公开的内容。同时,该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重视和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鼓励通过建立门户网站,推动电子检务建设,不断拓宽公开渠道;建立健全“检务公开”的相关工作制度,主要包括严格执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健全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制度,完善定期通报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和专家咨询委员的作用,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监督保障机制,妥善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

2010 年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机关新闻制度》,明确检察机关实行定期和日常性相结合的新闻制度,注意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的问题,及时公布司法解释、通报重大案件办理情况。2014 年7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会实施办法》,以推动新闻会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十多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实践,采取多种形式扎实、有效地开展“检务公开”工作,同时将公开的内容从检察信息、工作制度延伸到执法办案,如推行“案件信息查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服务,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开通微博、公众微信号服务,探索实行检察法律文书网上公开等等,有效推进检察信息公开,促使其不断向纵深发展。2014 年2 月2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检务透明度指数报告(2013)》,报告显示:(1)省级检察院建网率较高。截至2013 年11 月30 日,已有26 家省级人民检察院建有可以打开的官方网站,建网率达到83.88% ;有38 家较大的市的人民检察院建有可以打开的官方网站,建网率达到77.55%。(2)公开公诉文书呈现增加趋势。2012 年度被测评对象中仅有郑州市一家人民检察院公开起诉书,而到2013 年,公开起诉书的已有1 家省级人民检察院和3 家较大的市的人民检察院。(3)预算决算、“三公”经费的公开,在检察机关中蔚然成风。提供本年度预算、上年度决算其中至少一项的,有17 家省级人民检察院和12家较大的市的人民检察院;提供2013 年度“三公”经费的,有14 家省级人民检察院和5 家较大的市的人民检察院。(4)在案件信息公开探索方面,一些地方的检务公开,从条文公开走向检察工作活动及其结果的公开,呈现三种模式:给案件当事人及其人提供用户名、密码,可在官方网站登录,查询案件进度信息;通过输入当事人姓名或其中部分文字,提供一般性的案件查询系统;将人民检察院案件直接上网主动公开,当事人可查阅案件受理情况。④

三、检察信息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多年的实践,检察机关在推进检察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检察信息公开的进度与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检务透明度指数报告(2013)》指出,从宏观层面看,检务公开的进度与政府信息公开、法院司法公开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一些领域表现出“原地踏步”;检务公开的专业性水平较低;工作信息公开滞后;公开的时效性欠缺,使得公开效果大打折扣;检察院网站的信息化保障水平不够,限制了检务公开的成效。以文书公开为例,作为司法信息公开的核心内容,法院系统已经从各自为战转向集中公开,“中国裁判文书网”为落实《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中“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的条款搭建统一平台;但检务公开的实践并不重视文书公开,据统计,截至2014 年1 月1日,全国仅有不到20 家检察院在官方网站上公开了少量文书,这与法院的文书公开程度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因此说,尽管检察系统已经意识到信息公开的紧迫性,但实践中法院系统的透明化程度远领先于检察系统。⑤

第二,检察信息公开的概念尚未得到检察机关的认同和应用。包括法院司法信息公开和检察院检察信息公开在内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在我国却存在诸多误读与曲解,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却很少被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提及,而更多的注意力被集中于司法公开(透明),司法公开与司法信息公开两个法学概念的关系未能得到厘清。⑥长期以来,检察信息公开一词并未在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和有关规范性文件中使用,而是一直使用着“检务公开”一词,这说明在“政府信息公开”概念已法定化多年的今天,“检察信息公开”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同时也表明,在我国要树立检察信息意识,明确检察信息概念,重视检察信息的公开透明,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检察信息公开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开的形式也不够健全。检察信息公开的方式应当包括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但在检察实践中,往往是检察机关主动公开,鲜见依申请公开的情形。而政府信息公开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案件常见诸报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检察信息申请公开的渠道不够通畅,或者说依申请公开的工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检察领域应当享有的知情权还得不到切实保障。此外,检察信息公开在形式上也存在随意性,缺乏刚性约束力。尽管公开的形式多元化,包括通过报刊、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介,公布和宣传检察信息;采用设置专栏、制作牌匾和印发小册子等形式公布检察信息;鼓励通过建立门户网站,推动电子检务建设,不断拓宽公开渠道,以及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公开检察信息,但运用效果不尽人意。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检察工作的群众知晓率较低,普通老百姓对检察机关、检察职能的认识还处于比较陌生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检察信息公开的实践效果。此外,检察院网站的建设状况也反映出检察信息公开的形式不够健全。有报道指出,纵观目前的检察院网站,不难发现多数网站信息更新滞后,第一手信息少、转载新闻多;网站栏目设置不科学,寻找有价值的内容很困难;网站功能单一,只被视为检察宣传或检察信息工作的补充,公众参与互动交流频率低,网上办公办案性能不高;在整体运行上,检察院网站与政府、公安机关、法院的网站相比仍处在基础阶段,尚待解决的难题不少。

第四,检察信息公开的范围较窄,公开程序规定过于笼统。例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检务公开所涉及的23 项事项,均局限于规定、规则性内容;检察工作通报所涉及的6 项内容,也属于宏观层面的工作情况。这显然难以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求,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及透明度也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检察实践中,“多公开多错、少公开少错、不公开不错”的思想在相当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在对待“检务公开”的问题上,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建设宏伟的检务大厅,编写繁冗的“检务公开”手册,设置豪华的检务公开栏,仅选择一些诸如相关部门的性质和任务、权利和义务、职责范围等一般程序性事项加以公开,而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检察人员的投诉情况,对群众关心的案件进展状况等,则秘而不宣。⑧更为突出的是,检察人员的情况信息鲜有公开,这不利于当事人申请回避,也阻隔了社会公众对检察人员的监督。此外,在检察信息公开的程序设置上,包括程序和救济监督程序,1999 年公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具体实施办法》虽然作了规定,但显得过于笼统,用词多是“在……时,告知……权利义务”,而2006 年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则缺乏相应规定,检察工作情况通报制度也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定。这不仅导致检察信息公开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而且使得各地检察机关检务公开工作的发展也不平衡。

第五,检察信息公开的责任追究制度、监督保障机制不够细化,且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中关于责任追究的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也未见到进行责任追究的相关案例。《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还指出,要健全“检务公开”的监督、检查机制,同时提供必要的组织、物质条件,保障“检务公开”持续、有序、深入地开展。然而,在实践中,检务公开的责任部门、牵头部门亦未明确,各类保障措施缺乏刚性约束力,这也成为检察信息公开的机制性障碍。

四、全面推进检察信息公开的具体对策

检察信息公开是检察工作实现人民群众满意的基本前提,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防治司法腐败的有效举措。因此,必须全面推进检察信息公开工作。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具体对策:

(一)采用和界定“检察信息公开”的概念

笔者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应当尽早采用和界定“检察信息公开”的概念。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检察信息公开的概念所指是十分明确的,很容易让人理解,它与检察行为公开都属于检务公开(检察公开)的组成部分,而且检察信息以一定的载体形式存在,其公开更具实践操作性、可行性和可救济性。因此说,推出“检察信息公开”概念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第二,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以“检务公开”一词代替检察信息公开,并沿用至今,这存在混淆概念之嫌。“检务公开”(检察公开)概念应包含着检察信息公开与检察行为公开两个概念,但长期以来,检察文件和检察实践中使用的“检务公开”概念仅指代“检察信息公开”,没有检察行为公开的内容。推出“检察信息公开”的概念,应属正本清源之举。第三,2007年4 月国务院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使用了“政府信息公开”而非“政务公开”的概念,毋庸置疑,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严密论证的。而今“政府信息公开”概念已法定化多年,其制度建设已比较成熟,这也为“检察信息公开”概念的推出提供了积极参考价值。第四,如前文所述,包括法院司法信息公开和检察院检察信息公开在内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已经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并广泛运用,但是在我国却很少被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提及,从借鉴国际先进有益经验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亦有必要采用“检察信息公开”的概念。

在明确界定和采用“检察信息公开”概念的同时,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当树立和增强检察信息公开的意识,切实提高对检察信息公开重要性的认识,更加重视检察信息的公开透明,更加有力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充分了解检察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以及公众知情权和检察机关信息公开义务的关系;应当熟悉国际公认的信息公开的理念和原则,包括:“承认公民普遍享有知情权,公权力机构必须为该权利的行使提供机制”,“信息公开应成为准则,保密应被视为例外”;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检察信息公开意识教育,如广泛宣传、会议部署、培训学习、职业伦理教育等,增强信息公开意识,把检察信息公开的要求内化于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并定期进行督促、检查和考核,使检察信息公开工作形成长效机制,切实增强检察人员的检察信息公开意识。

(二)制定检察信息公开的制度规范

检察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是一项基础工程,只有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从制度上加以规范,才能有效地保障检察信息公开的落实和推进。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有关检务公开的一系列文件,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推进检务公开的积极作用,但其多为指导性、原则性意见,不够具体明确,亦未形成制度体系。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借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外先进经验,适时制定和颁布《关于检察信息公开的若干规定》,对检察信息的定义、检察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检察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及其职责、检察信息公开应当遵循的原则、检察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例外、检察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检察信息公开的监督和保障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考虑推行上海市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做法,将检察信息公开进行项目化设计,明确各个项目的责任部门、具体内容和工作程序,上述内容应作为《关于检察信息公开的若干规定》的附件。

(三)明确检察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例外

应当说,检察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例外是一个非常重要且颇具争论性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在确定检察信息公开的范围这一问题上,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充分认识到检察信息公开既是检察机关的一项义务,也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这与当前一些检察机关所开展的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的工作有着本质的区别。换言之,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是检察机关主动开展的一项工作,并不构成公民的权利。而实行检察信息公开制度,则公开是必须的、应然的,公开的范围也应当进一步扩大。笔者认为,检察信息公开的范围除了检务公开已涉及的23 项内容以及《检察机关新闻制度》涉及的6 项工作情况以外,还应当包括如下内容:(1)检察机关基本信息,如检察机关的名称、内设机构和职能、办案程序、办公地点、联系方式等;(2)检察人员信息,如各类检察办案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务、职级、职责,以及学历、工作履历等。值得注意的是,从保障检察人员及其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工作、生活不受干扰等方面考虑,有关其家庭住址、家用电话(包括手机号码)、电子邮箱、车牌号码等信息不应当公开;⑨(3)检察财务信息,如检察机关的年度财务预算、决算、人员工资以及“三公经费”使用情况等;(4)检察统计信息,如各类刑事案件的案件数、犯罪嫌疑人人数、提起公诉人数、决定不批捕人数、决定不起诉人数等等,以及相应的同比、环比数;(5)具有终局性检察环节的法律文书,如不起诉决定书、立案监督中维持公安机关意见的决定书,以及社会影响较大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决定书和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的撤案决定书等;(6)检察新闻性信息,如各类检察工作会议、领导调研、检察官论案说法活动等。

基于保障国家和社会利益、公民隐私权的需要,检察信息公开的例外也应当加以明确。检察信息公开例外的情形设置,应参照三大诉讼法、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关于公民信息的条款、《保守国家秘密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即通常情况下,在检察工作中,有关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委员会讨论的内部情况等,不得予以公开。

(四)健全检察信息公开的工作机制

推进检察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建设是关键。为此,应当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健全检察信息公开的工作机制。

1. 健全检察信息公开的工作机构与运作机制。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检察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的检察信息公开工作;各级检察机关应当确定检察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这里说的“确定”而非“建立”,是基于精简机构的总体要求考虑,单独设置或新建检察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显然不合适。纵观检察机关各内设机构的职能设置,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外宣部门或者案件管理部门作为检察信息公开的工作机构比较合适。检察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责应当包括:具体承办检察信息公开事宜,维护和更新公开的检察信息,组织编制检察信息公开指南、检察信息公开目录和检察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对拟公开的检察信息进行保密审查;等等。

检察机关应当健全检察信息公开工作制度,由检察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检察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对于制作的检察信息,应当由制作该信息的检察机关负责公开;对于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检察信息,应当由保存该信息的检察机关负责公开。同时,应当健全检察信息的协调机制。检察机关对于的检察信息涉及其他检察机关的,应当与其进行沟通、确认,以保证的检察信息准确一致。此外,检察机关还应当加强检察信息公开的保障,设置检察信息公开的专项经费。

2. 健全检察信息公开的与获取机制。检察机关应当拓宽检察信息公开的途径与渠道,健全检察信息公开的与获取机制。除采取原有传统形式外,还应当按照及时便民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利用新闻媒介和现代信息手段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布应予公开的检察信息:一是要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检察机关门户网站建设。通过网站检察信息,应当成为检察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二是要加大案件信息和检察法律文书公开的力度,为其搭建公布的平台(如可以创设“中国检察文书网”或在检察机关的网站开设“检察信息公开”专栏)。三是要在县级以上档案馆、公共图书馆等场所设置检察信息查阅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检察信息提供便利。四是在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申请窗口或者在其网站开设申请系统,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检察机关公开检察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3. 健全检察信息公开的救济与监督机制。针对检察信息公开的责任追究制度、监督保障机制未细化未落实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以建立健全检察信息公开的救济与监督机制:第一,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检察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检察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第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公开检察信息而未公开的,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请复议。第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检察机关不依法履行检察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举报。第四,检察机关未建立健全检察信息保密审查机制的,由上一级检察机关责令改正或处分。第五,依法惩处检察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篇9

今天根据《**县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来到我的联系点检察院开展讲学活动,感到非常高兴,下面我结合自己的理解就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讲以下三点,与在座的检察院的全体干警共同学习。

一、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目的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当前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检察院提出紧紧围绕县委“科学发展、创业振兴”主题和高检院“坚持科学发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实践载体,以“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加强监督、服务大局”为检察院学习实践活动的主体和载体,确保党员干部受教育、法律监督上水平、执法为民显成效。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必须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工作中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纪方面和执法行为、执法作风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益于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我认为体察院提出的主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比较结合实际。

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是检察院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客观需要,是加强检察院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选择。所以检察院要以深化理论认识为基础,不断推动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要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不断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要以确保实效为根本,积极破解制约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难题;妥善处理好开展活动与业务工作的关系,找准活动着力点,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检察工作的方方面面,及时将活动中激发出来的热情和干劲引导到干好检察工作上来,推动各项工作上水平,努力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二、人大对检察院的监督与检察院接受人大监督的关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归根到底要受人民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虽然职责分工不同,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负责地履行职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法院、检察院进行监督,包括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目的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一府两院”必须自觉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认真做好各项具体工作。《监督法》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内容、程序和要求作了全面规定,同时对“一府两院”如何接受监督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因此,“一府两院”一定要严格按照《监督法》的相关规定,做好与人大常委会监督的有关工作。比如,要按照监督法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及时提交各项工作报告;要积极配合执法检查、认真回答询问等;对于在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形式,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监督制度,重点解决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带有共性的问题,促进公正司法。

近几年来检察院坚持向人大报告工作,在报告中,既报告工作成绩,又报告检察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及存在的问题,客观真实地反映检察工作情况。检察院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都会邀请人大相关领导参加,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大主动接受监督的力度。在这我建议检察院加大对《监督法》的学习宣传,使广大干警对接受人大监督的重要意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认识到检察院主动把自己置于人大的监督之下,有利于检察人员牢固树立为民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意识;有利于保证和促进检察院严格依法办案,提高执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促进检察院的廉政建设,改进工作,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增进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了解、理解和支持,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三、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努力实现既保障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又推动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

检察院个人履职报告篇10

[关键词]举证责任 证明责任 等级性 责任主体 责任分配

同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概念-样,就两者的分配也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其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证明主体和举证主体界定的问题。为了给举证主体和证明主体作一个合理的定位,划清我国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分配情况,笔者主张用证明责任的分配等级性理论和举证责任的移转性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分析界定该问题。

所谓“证明责任的分配等级性(或层次性)理论”,是指根据证明责任的阶段独立性和证明主体行使证明责任的权限(也可以是行使证明的程度)不同,将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中的证明责任的分配界定为三个层次:初级证明责任、中级证明责任(或二级证明责任)和终级证明责任。由于证明责任具有等级性,所以将负担证明责任的证明主体也有相应的等级即为初级证明主体、中级证明主体和终级证明主体,各等级的证明主体负各级的证明责任。所谓“举证责任移转性理论”,是指在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中随着等级证明责任的逐级推进、证明主体的不断变化而举证主体随即在不同等级的证明责任中不断移转以予与证明主体相结应。也即证明主体与举证主体在不同等级的证明责任中两者之间存在移转性关系,也就是证明主体可能变为举证主体,比如在中级证明责任中举证主体是侦查机关而证明主体是检察机关,但在终级证明责任中举证主体变为检察机关而证明主体则变为人民法院。以上两种理论成因的依据是:由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是刑事诉讼中相对独立的三个阶段,而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和审判权又是专属的,分别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执行行使,所以,刑事诉讼中各个阶段的证明责任又具有独立性。所以证明责任的分配等级性理论和举证责任的移转性理论根据公、检、法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分别代表国家行使各自的职权,独立履行举证责任和行使证明责任前提下提出的。以下就两者学说进行理论和实践分析。

所谓“初级证明责任”,是指在公诉案件的立案、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作为证明主体就控告方(实际上的报案方、控告方或举报方、报案人)向其提出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发生的证据或证据线索加以判定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该等级的证明责任发生在立案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对其所接受的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进行审查判定案件事实是否发生、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责任。可见,负该等级证明责任的证明主体是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安全机关及自侦案件的检察机关等;与其相对应的举证责任则由报案人、举报人、控告人和自首案件中的自首人等举证主体负担;辩护人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通常不负举证责任,因为他不负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在侦查过程中或侦查终结后,如果侦查机关查明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系届自诉案件,应当撤销案件,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就完成子。如果侦查机关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需要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这就将证明责任推进至二级证明责任(或中级证明责任)。

所谓“中级证明责任”,是指在公诉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机关作为证明主体负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依法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该等级的证明责任发生审查起诉阶段,这阶段引起了举证责任的移转即由负初级证明责任的证明主体移转成为中级证明责任的举证主体履行举证责任。也即侦查机关成为控方,负有举证责任,向审查起诉的检察机关提出证明犯罪事实的确实、充分的语气。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须的证据材料。”如果侦查机关不举证或举证不充分,人民检察院就可能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处于控方地位,对其主张也负举证责任成为举证主体。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为辩护方,通常不负举证责任,但有举旺的权利,这—权利源于其辩护权。通过对侦查机关移送案件的审查,如果检察机关(中级证明主体)依法就该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包括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则人民检察院的证明责任就完成了。若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出公诉的。这就将证明继续向前推进至终级证明责任。

所谓“终级证明责任”,是指在公诉案件的审判阶段,由人民法院作为证明主体就控诉机关提出公诉的案件进行认定,作出最后裁判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终级证明责任发生在案件的审判阶段,这阶段同样也存在举证责任移转性承担即该等级的举证主体由中级证明主体承担,履行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充当终级证明主体行使终级证明责任。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在审判中也属于控方,对其诉讼主张负举证责任成为举证主体。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控诉权,作为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是主要的控方,应当对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主张负举证责任而当然成为举证主体;具体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156、157条规定的公诉人在法庭上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应当宣读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如果公诉人不举证,或者举证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法庭就可能对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中不负举证责任,但有举证权利,这一权利仍是源于辩护权的。审理案件的合议庭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及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尤罪判决;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不论哪种判决的作出,都标志着人民法院证明责任的完成。若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被上诉或者被要求重审,则法院所履行的证明责任被称之为“假象终级证明责任”;而由上诉或重审法庭作出的不再被重审的判决为终级判决,法院的证明责任达到终级,则该证明责任被称之为“真正终级证明责任”。

上述是用证明责任的分配等级性理论和举证责任的移转性理论论述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中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承担问题。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责任分配问题还需要注意的是侦查机关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时,负有向检察机关举证的责任,应提出有逮捕必要的证据,所以此分配中侦查机关充当举证主体,检察机关充当证明主体。

自诉案件中的责任分配问题与公诉案件有所不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0、17l条的规定,在自诉案件中,证明责任由人民法院承担,而自诉人则承担举证责任。在自诉人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时,应当提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控诉。人民法院经过对自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后认为证据不足,而自诉人又提不出补充证据,则人民法院可以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人民法院认为自诉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自诉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则应当开庭审理。立:案开庭后人民法院应当认真查实自诉人提出的各种证据,判定证实被告人有罪或无罪而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在自诉案件中,无论是说服自诉人撤诉还是裁定驳回自诉,也无论是作出有罪判决或无罪判决,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均告完成。此外,在自诉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如果被告人提㈩反诉的,则会发生举证责任的移转即有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提供说服反诉主张和事实的证据。

通过上述对自诉案件责任分配以及运用两个理论对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承担的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证明主体与举证主体是很明确的。如下论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公诉案件中的证明主体和举证主体的界定情况:

(一)司法机关即公、检、法机关是证明主体

笔者之所以认为,公检法机关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主体,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检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里的“必须”是要求公检法机关强制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证实犯罪。第二,这是公检法机关的性质及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职能所决定的。公检法机关分别是我国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行使国家赋予各自的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收集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证实案件事实,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确定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第三,公检法机关承担证明责任是由案件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首先,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决定了证明责任只能由公检法机关承担。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分子为了隐匿自己的罪证,所以在作案后往往会伪造现场、毁灭证据、故意造成侦查破案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公检法机关能够证明犯罪事实是否确已存在,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公民个人无力承担这种证明责任。因为公检法机关不仅具有法律赋予的一系列职权,而且是侦查、破案的专职性机关,拥有同犯罪作斗争的专门手段。其次,刑事诉讼的严肃性,权威性要求证明责任只能由公检法机关来承担。刑事案件涉及公民的生命财产问题,因此只有代表国家执行刑罚权的公检法机关,才能做到案件公正、合法的处理、维护国家的司法尊严。

以上是论述我国应当由公检法机关充当证明主体的理由。其实,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就证明主体界定争议最大的是人民法院和被告人是否为证明主体负担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问题:

1、人民法院是否应该承担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争议。首先,看人民法院是否承担证明责任。目前大多数学者对该问题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少数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如吴光升认为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其主要理由:一是刑事证明结构之要求;二是控审分离原则之要求;三是证明责任之性质所决定的;四是诉讼实践之要求。[1]也有的理由是认为:一是从证明责任的内容来看,人民法院不具备承担证明责任的基础和条件;二是就人民法院的任务和法律依据而言不能成立;三是认为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需要。[2]笔者的态度是很显然的,依前面论述人民法院应当负证明责任的。其理由在公检法机关充当证明责任部分已经分析这里不在详细论述,但需要补充的是:根据笔者对证明责任要领的定位和对证明责任性质的界定以及证明责任的等级性理论(证明责任的层次性理论)也可以说明公检法机关中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是一定要负证明责任的。其次,看人民法院是否负举证责任。多数学者认为,人民法院要负举证责任。其理由: —是这是由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二是认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要求。人民法院有责任查明案件事实,不受控诉方和诉讼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约束,而证实案件事实、核实证据,自行调查收集和各种证据。三是我国诉讼结构的要求。我国是采用特殊的诉讼模式即实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相结合的诉讼制度。这说明人民法院有职权主动收集、调查证据,以保证案件的客观真实性。台湾学者刁荣华提出,在大陆法系,“实质的举证责任,仍须由法院以职权为之,即法院因发现真实之必要,应依职权调查证据。”?[3]笔者认为,人民法院不应负举证责任。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这是司法公正的要求。如果人民法院负举证可以自行主动的调查收集证据,则法官在庭审中审查、核实证据时极容易受到自己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影响,会作出自我倾向的判定,不利于保持法官审判的中立地位,做到兼听则明,公正裁决达到审判公正的目的。第二,控诉分离原则的要求。根据控审分离原则,“控诉和审判职能应分别由两个专门国家机构的代表独立承担,而不能集中于同一机构或个人手中;裁判应尽力避免实施任何带有追诉性质和后果的诉讼行为,也不得产生不利于被告人的追诉心理和趋向,从而保持基本的中立地位;控诉一方不得越权实施带有裁判性质的诉讼行为,从而维护其追诉的效力和责任。”[4]简言之,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只审不控,人民检察院只控不审也即要求人民法院只负责履行其审判职能不界人追诉性质的诉讼职能。人民检察院茌审判阶段其控不审,也即只负责履行向审判机关提供公诉案件全部证据材料等控诉行为。第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要求。举证责任适用的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谁提出诉讼主张,谁就负有承担提供证据并说服其主张成立的责任。显然,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是证明主体负终级证明责任,当然也只是负担审证和证实举证主体的诉讼主张是否成立的职责,无须也不应履行属于举证主体的义务,否则会致使不同责任主体的职能和角色错位,造成诉讼混乱和无序状态。若人民法院负担举证责任,则可能会使审判机关的权力的恶性膨胀,违背公检法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立法精神。第四,这也是追求诉讼效益的要求。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如果举证责任完全由控诉方承担,排除人民法院的举证责任即调查取证工作,使其只负责审查核实证据,认定事实,则就节省了调查取证的这部分的诉讼成本的投入,减少国库开支。从诉讼效率角度来说,首先,如果法院负担举证责任,要求其依职权调查工作,则必定会拖延对案件的审理,致使个案处理时间过长。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法制的提高,受理的案件也逐年增加,所以应该排除人民法院的举证责任,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使其专职于审判工作,这样可以提高法院总体的办案效率,提高诉讼效率。可见,人民法院不应负举证责任为宜。

2、被告人是否负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争议。对于该问题法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尚存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依立法规定被告人对司法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就是被告人的证明责任(或称举证责任)。根据笔者前面对证明和举证概念和性质的界定可知,被告人是绝对不负证明责任的,这不能与被告人是否负担举证责任混同并用,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问题。那么被告人是否负举证责任呢?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不论公诉案件或自诉案件,被告人均无举证义务即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更不能因被告人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以有罪论处。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不是法律义务,而是法律规定的辩护权利。因此在证明无罪上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其主要的理由还有:第一,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可能导致“有罪推定”。“有罪推定”论,主张,只要被告人受到控告,就是有罪的人,被告人如要否定自己有罪,则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无罪,否则就被推定为有罪,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必须否定被告人负举证责任以摧毁有罪推定野蛮残酷的封建司法制度。第二,被告人负举证责任会导致“刑讯逼供被告人口供”。如果将举证责任推给被告人,就会强制被告人履行这一法定义务,让被告人自己去证明自己有罪,把口供作为最好的证据,就势必使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刑讯逼供等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被告人口供。这与我国刑事诉讼反对刑讯逼供和不轻信口供的立法精神严惩相违背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和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轻信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以上说明我国刑事诉讼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不主张被告人负举证责任。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是我们同犯罪作有效斗争所必须坚持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不能理解为被告人就此负有举证责任。

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的例外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件,刑法第2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人,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这一条文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财产或支出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时的举证责任。此对举证责任之例外的对于我国目前打击贪污、受贿之严重现象,进行廉政建设有其重大的意义。

(二)控诉方是举证主体

根据前面对证明责任等级性理论和举证责任移转性理论的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的举证主体的构成情况如下:其一,公诉案件中:在立案侦查阶段,由报案人、控告人或举报人负担举证责任,即由他们在报案、举报时负担向立案侦查机关提供反映犯罪事实发生或有关犯罪嫌疑人情况的证据材料,而充当举证主体。犯罪人自首的案件,则自首人必须向立案侦查机关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提交有关的证据材料而成为举证主体。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侦查机关包括公安、安全机关及自侦案的检察机关等负担举证责任,即侦查机关负担提交侦查终结的,并认定应被提起公诉的,而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证据材料的责任,而充当举证主体。在审判阶段,由控诉机关(检察机关)充当举证主体向终级证明主体负举证责任,即检察机关就提起公诉案件承担随案提供案卷材料的责任,成为终级举证责任主体。上述仅就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中由谁充当举证责任主体作丁简单分析,因为在理沦和实践中这些举证主体的组成人员,都没有什么争议。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就负担举证责任的举证主体的构成人员争议的焦点是人民法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否应当负举证责任而成为举证主体的问题;就此问题,前面(在人民法院、被告人是否负担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部分)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人民法院和被告人均不负举证责任不是举证主体(“非法所得”案件被告人负举证责任为例外),在此不再分析。那么辩护人是否负担举证责任成为举证主体呢?笔者认为,辩护人和其所的被告人同属辩护方,其举证行为源于辩护权,故不应负担举证的法定义务,不是举证主体。其二,自诉案件中的举证主体只能是自诉人,其在提出控诉主张时必须向审判机关负担提供证据说服主张成立的责任;即提供被告入侵犯其合法权利,并且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材料。还需要注意的是,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人作为控方也是要负担举证责任充当举证主体的。综上所述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主体和举证主体都是特定的。

注释:

①吴光升:《人民法院也负证明责任之商榷》载于樊祟义主编《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12月版、②李菁菁:《试论人民法院不应负证明责任》载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