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改革范文10篇

检察改革范文篇1

[关键词]检察改革宪政体制隐形程序客观义务检察一体化

我国的检察改革是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而且暗合了世界法律演进的潮流。上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进行了检察制度改革，英国80年代初进行了刑事司法改革无不是在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法律制度，通过改革之路来完善本国的法律制度是各国在不断探求后得到的共同的经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就被司法改革的浪潮所席卷，检察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学界和实务部门普遍关注的话题。改革目标之一在于促进法律自身完备和发展，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法律能量的最大释放，使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中具有极大的权威。然而如何以中国法治化进程为背景，从整个司法系统的角度深入研究和推进检察改革，还面临很多课题。近几年来检察机关加大了改革的步子，力图把检察改革向纵深发展。其中有的改革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结果，有的改革则是从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的启发，部分改革项目在试点运作中更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革的思路和路径的选择是值得称道的，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关注道理宏大的价值的实现，更注意把它与不弃微末的制度与程序结合起来。笔者欲通过我国检察改革中应当处理好的四大关系来透视我国检察改革的问题和方向。

一、检察体制与宪政体制的关系

英美法系以权利为主线的检察制度模式，英美国家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其宪政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检察制度也渗透着以公民权利制约司法权力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检察官当事人化，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的法律地位与公民对等；第二，检察机关的职能和职权受到较大的限制，主要职能是进行公诉；第三，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较为松散，检察官制度的职业化建设有限。在大陆法系国家，其检察制度是以权力为主线的。国家主义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至上的理念成了国家积极全面的介入刑事诉讼的理论根据。检察制度也体现出了突出国家权力的特点：第一，检察机关的地位高于当事人；第二，检察机关的职能、职权广泛，拥有对罪案的侦查职能，也有权指挥司法警察的具体侦查活动。检察官永拥有对侦查、审判行为的监督职能；第三，检察机关的住址体制事实上形成了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前苏联社会主义法系以监督权为主线的检察制度模式。这种检察制度的特征是：第一，检察机关在国家宪政中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其根本职责是为了维护法制统一而进行法律监督；第二，检察机关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不仅享有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在民事诉讼中也享有监督权；第三，检察机关建立独立的组织系统并实行上下垂直的体制。[①]

由上述分析可见，不同的宪政制度下检察制度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我国的检察制度改革必须站在本土化的基点，借鉴国外的检察制度亦必须考虑与本土宪政结构和法律文化的兼容与整合，寻求普遍性真理和我国本土资源的最佳结合点。我国检察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人民检察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视我国宪政体制于不顾，而奉西方“三权分立”为圭臬，必将使我国检察制度背离其设立的初衷，而使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产生冲突，甚至淹没于西风东渐的狂潮，而且这样的改革本身必然会夭折。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制度只有具有合宪性才具有合法性。要想正确把握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必须从宪法的高度探求。当然有人从诉讼构造的角度还有诉讼职能的角度认为应当取消检察机关监督的职能，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该项职能是宪法明确规定的，要想发生变化仅从下位法规定是不合适的，应从宪法的角度来认识。在宪法没有做出修订之前，检察改革应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之下进行，擅自超越宪法的做法是不值得称道的。

检察机关和检察权的性质问题是检察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决定着检察改革的方向。对检察机关的正确定位关乎整个检察改革的方向，因此必须厘清。学术界对检察机关的性质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②]。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③]。第三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检察机关具有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双重属性[④]。第四种观点认为检察权是一种法律监督权[⑤]。

上述四种观点都对检察权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制下的实际状态做了各自的分析，虽然看起来大家对检察权的性质是莫衷一是，但实际上从上述各种观点的依据的标准来分析，不难看出虽然对检察权有着行政或者司法的争论，但它们都是以“分权学说”为其理论逻辑的起点，在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这个问题上大都着眼于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具体而言，有“大制衡”和“小制衡”理论之分，“大制衡”理论认为检察制度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制衡产物，“小制衡”理论认为检察制度是司法权内部分权制衡的结果。也正因为对制衡的角度理解不同，对检察权性质的定位也是迥异的。由此可见，在“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前两种观点的对立。上述两种观点难以厘清检察权的性质是因为这三种学说均违背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哥德尔第二定理认为：“一个包含数论的形式系统的一致性，在系统内部是不可证明的。”企图在三权分立的系统内来证明检察权性质这一系统的核心命题之一，而这在逻辑上是注定必然是艰难的。而第三种观点更多的是对前两种看法的归纳和综合。

第四种观点是在我国现有的宪政体制下提出的，侧重对现有制度的论证，更多笔墨着眼实然的分析而非应然的探究。从宪法规定来论证一项宪法性权力的合理性，显然逻辑上是难以完成的，正确的方法是在宪法规定之外找到理由。也有学者从法律本土资源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检察制度与古代监察制度的相似，认为把监察权定义为一种监督权很有道理。近而将分权制衡理解为实际上是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四权分立”实现的，这四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督权。[⑥]这样的论证方式确有一定道理，但是笔者以为应当古代监察制度不具有现代意义检察制度的特点，检察制度是我们从西方泊来的，两者的内在机理是不同的，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做狭义的理解：第一，从宪法确立的法院和检察院的法律地位看，二者是平等的，检察机关并没有凌驾于法院之上的地位和权力，在诉讼中也不存在检察机关最终否定法院裁判的权力，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属于平行机构之间的防错机制，比如检察院抗诉后最终裁决权仍然由法院行使。第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一种有限的监督。其监督效力仅限于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之中，而重点是对刑事违法和刑事诉讼程序的监督。第三，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一种程序性监督，主要是提起、启动法律程序，是一种建议和启动程序权，以纠正违法行为，而不是直接纠正违法行为或作出最终裁决，不具有终局性或实体处理的效力。第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具有事后性，只有当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出现以后，检察机关才能启动监督程序，这种监督既不是超前的，也不是同步的。笔者以为虽然关于检察监督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其共同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都是以现行的宪法为基点进行研究的。一方面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专门地位，具有对法院、公安机关、监所的刑事司法监督权，即对侦查、审判、执行行为是否合法具有监视、监督、评判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把检察机关主要行使典型的公诉权即传统的检察权的主要权能。这样对检察监督制度和检察权制度的模糊化的认识，导致了对检察制度的妨碍。现行的检察监督制度与刑事公诉制度存在着理论上与制度上的必然冲突。[⑦]正确行使刑事公诉权就是把检察机关作为控方来定位，而行使检察监督权则要求检察机关高于公安、审判机关。这两者是难以协调的。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模式中引进了控辩式的诉讼机制，这一机制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方独立地承担控诉责任，审判方独立行使审判权，当公诉人兼有法律监督者身份时很容易使审判权的行使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所以，笔者以为把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尚值得商榷。

笔者以为从政治科学和法律科学对国家权力的一般分类来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种“三分法”是比较科学的，这种划分方式有助于我们冲破表面的幻象，准确理解检察权的性质和其行使规律。把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与行政双重属性比较符合检察权特点，但在法制上将其定位为司法机关，把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比较好。至于这样亦此亦彼的理解能否揭示事物本质，笔者以为真理并不具有唯一性，我们应从角度主义的立场出发看待检察权。在肯定检察权双重属性的同时，把其主要定位为司法权，把检察官主要定位为司法官的理由如下：第一，检察官与法官的近似性和接近度第很大，正如德国教授洛克信所言：“证诸检察官之法律守护人的地位，对检察官及对法官而言，事实之究明与法律之判断，应依同一目标行事，因此，此乃两者得相提并论的强烈论证。”[⑧]检察官除了负责启动法官的审判权之外，还要负责监督或指挥这之前的侦查程序，这之间的出庭公诉程序，这之后的上诉和申请再审程序。因此，即使检察权本身不是第三权，但至少可以认定检察权是第三权不可缺少的“附件”。[⑨]基于此，就刑事诉讼程序而言，独立的司法只有在检察官也得到相应保障的前提下才可能达到。第二，从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殊法律地位看，“一则在法律上尚担当法律监督职能，二则在体制上脱离行政系统，成为相对独立的另一类司法权”。[⑩]这样的定位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具有较好的容纳性。第三，可以防范行政不当干预司法。如果检察官在职务活动中一味屈从于行政指令的话，那么，可罚性与刑事追诉将不再取决于法官的裁判，而取决于行政权的操纵。第四，从世界范围看，强调检察权的司法性并由此而强化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应当说具有普遍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注意检察机关的行政性，在重新构建检察制度时从检察权本身的规律和本性出发来完善检察制度。

二、隐形程序与法律规则的关系

所谓隐形程序是指在司法机关内部通行或者认可的但未向外界公布的办案规则与程序。之所以称之为“隐形”，是因为这些办案规则与程序未经有权机关正式予以颁布，外界既无法查阅也无从知晓；之所以称其为“程序”，是因为其在诉讼中几乎与国家颁布的诉讼规程有着同等的效力和功能，甚至有时成为办案的首选规则。这些“隐形程序”在静态上主要是以内部红头文件、请示、批示、指示、通知、讲话、经验总结、惯例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动态上，主要表现为“暗箱操作”。隐形程序实际存在于司法运行程序中，因此，尽管在明文的法律中没有规定，在检察改革的过程中也应把这些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也唯有如此，检察改革才具有实际意义，而不仅是空泛的构想。

隐形程序除了具有不言自明的秘密性、非法性之外，还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隐性程序具有单方性。在隐形程序中，“单方面接触问题”比较严重。第二，隐性程序具有多样性。由于隐形程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缺乏监督与制约的“地下活动”，因此，何人在何时何地出于何种目的采用何种方式开启该程序都存在极大变数，因而具有多样性。第三，隐性程序具有随意性。规范性是诉讼活动的基本特征，它要求诉讼的进行应严格依照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而不能由司法机关、诉讼参与人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由于隐形程序的多样性、非法性的特点，使得办案人员、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不受程序的多样性、非法性的特点，使得办案人员、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不受程序法的调整和约束，常常游离于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之外，没有统一的行为模式，至于是否启动、如何启动该程序完全取决于实施者，因而隐形程序具有较强的随意性。[11]在当今中国的刑事诉讼中，隐形程序与正当程序结伴而行、相伴而生，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它作为一种异化的诉讼程序所展现出来的负面效应十分明显。隐形程序不仅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还是降低司法效率的诱因，隐形程序的出现大大增加资源消耗，从而降低司法的效率。

从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隐形程序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确保司法改革的顺序进行，必须找到渠道通畅的路径。笔者认为，当前的司法改革，除了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大环境以外，还应当明确从隐形程序走向公开的改革思路，具体说来应当做到以下两点：第一，改革司法管理体制、领导体制、人事制度、财政制度，理顺司法权与党的领导、行政权、司法权之内在关系，确保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重塑程序自治性。如果不解决权力配置的问题，检察机关人微言轻，即使检察改革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再怎么精致也难免会在隐形程序的影响下夭折。第二，加大检察人员的培训力度，把好检察队伍“入口关”，提高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只有加强检察队伍的建设才会业务过关、政治过硬，抵制各种腐败现象，公正执法。

现行法律的规制所形成的约束使检察改革处于这样一种窘境：要么系统地修改法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变法”；要么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局部性的调整。近年来，司法机构在倡导改革的同时，又不得不谨慎地把“在现行法律范围内进行改革”、或“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进行改革”作为改革的一项原则。对这一原则的遵从，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司法机构的一种政治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改革过程中无序、失控局面的出现。但是，完全以现行法律为基础，检察改革的全面、深层次推进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司法机构目前所提出的一些改革设想和方案，已属“红杏出墙”，溢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制范围。比如2000年抚顺市顺城区推出的“零口供规则”包括两方面主要内容：其一是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即口供呈至检察机关提请批捕时，检察机关将视其有罪供述不存在，即为零，应通过在案的有关证据进行推论，证明其有罪。其二是在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对检察官的讯问应允许其做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这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46条的规定。2001年3月27日，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对《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进行了第5次修改，“零口供”也被重新定义为：认定犯罪事实可不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独立存在，使有罪供述对犯罪事实认定的影响降低到零。修改后的《规则》与原来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再把口供视为零，而是把对口供的依赖降到最低点。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讯时不再允许其保持沉默，原来的绝对“零口供”演变成现在的相对“零口供”，修改后的规则仍然与刑诉法规定有冲突。再比如对于当前各地检察机关对轻罪实行的暂缓起诉，就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实验”。理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后作出的决定只规定了提起公诉、不起诉等处理方式，并没有规定可以暂缓起诉。许多检察机关推行的普通程序简易审与刑诉法第154条、第159条、第160条等条文的规定直接相违背；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推行的“辩诉交易”与宪法和刑诉法许多规定相冲突。

虽然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擅自突破现有法律体系带来如下问题：首先，它违背了法制的统一性和司法的统一性原则。各地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依据只能是宪法、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而不是地方各搞一套，把国家制定的宪法、法律置之一旁。其次，如果任凭所谓“良性违法”发展下去，就会给长期阵痛刚刚步入正轨的法治建设添加绊脚石。擅自突破法律的规定往往会抑制人们法律信仰的生成。地方司法机关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严格实施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司法机关越权改革将会对一个正在培养公民法治信仰的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司法机关自身的行为会对民众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其结果往往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法治之路更加举步维艰。当然我们不能绝对排除局部先期实验。通过试点降低改革的风险，节约改革的成本；为进行系统的改革提供一种范例，积累经验，但是先期的实验应当受到规范，而不是盲目的改革。当改革设想和方案比较可行时，无疑必须修改法律使其合法化，然后在全国范围推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定突破现有的法律体系，在改革时应伴随修改相应法律，将改革的成果通过正当渠道合法化、制度化。因此，检察改革不应采取由上而下的局部扩展方式，而应当采取由上而下的整体推进模式，避免各地方自行其是，破坏法制统一性，走合法改革的道路。

三、打击犯罪与维护公正的关系

为了在检察改革中避免陷入盲目而保持清醒理智的认识，我们在进行检察改革之前就必须回溯到检察制度的产生源头来认识检察制度的独特性。一方面可以把握检察制度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检察改革不仅仅限于对个别改革措施的研究和论证，而可以在一个较为宏观的高度来认识检察制度，便于整体性的思考和整体改革方案的设计。

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较短，其雏形是14世纪法国的国王制度，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才产生了现代检察制度。检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一系列社会发展的现象：第一，检察制度的产生与法院的职能由“全能法院”向“裁判法院”的转变有关。裁判法院要求诉审分离，法院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专门的起诉职能以及行使这种职能的官员即检察官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第二，追诉制度向强化公诉制度的发展。追诉制度由私诉向公诉的转化体现了国家对犯罪的控制和打击力度的加强。起诉的专业化呼唤着检察制度的发展。第三，司法由“任意司法”向“程序司法”的转变。程序司法要求司法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的程序制约，检察制度因其限制和制约警察的权力警察的权力，制约法官的权力而成为保障司法的“程序性”的最有利的制度设计。第四，检察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分散法制”向“统一法制”的转变。检察官主要通过刑事追诉的手段，维护国家的法制。

设置检察制度目的是监督警察滥用警察权侵犯人民合法权益，防止法官法自由擅断。检察制度的产生是和诉审分离的原则的确立、摒除纠问制弊端紧密联系的。在纠问制中法官集追诉权、审判权与一身，往往会进行擅断，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分权思想的指引下，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不同机关分别负责侦查和审判工作，但是这种做法又产生了警察权膨胀可能危及公民权利的顾虑。为了达到更为理想的效果，同时制衡警察权和审判权，在欧陆史上便出现了追求“一石两鸟”之计，即以新创的法律官（检察官）监督法官裁判，控制警察活动，以法治国改造纠问国、防范警察国。[12]虽然侦、诉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追诉犯罪这一点上警察与检察官的具有同质同向性，有的国家还实行警检一体，但一般来说是业务上一体，而非组织上一体。通过受过严格法律训练和法律拘束的公正客观的官署赖控制并引导警察的活动。所以，从检察官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出，检察官从产生的时刻起就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制度构建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由此可见，检察官不仅是与警察分工不同，各管一段的，是负有监督警察活动合法性的义务；基于不告不理、诉审分离、诉审一致等原则，检察官对审判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检察官不仅是为了片面追求打击犯罪而产生，更是法律的守护者，检察官也负有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正如台湾林钰雄先生说：欧洲自创立检察机关以来，一直处在法官与警察两座高峰之间的谷间带。检察官既不愿做侏儒的法官，也不愿做高级的警察。由此可见从产生之初，检察机关虽然地位尴尬，但是作为“革命之子”，检察官就具有客观公正义务。所谓客观公正义务，指的是检察院负有义务，应当不偏袒、公正地采取行动，特别是要全面地侦查事实真相，检察院不得单纯谋求证明被告人有罪。检察官所承担的客观公正义务使得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不仅是原告当事人，而且具有司法官或准司法官的属性，从而区别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在法国，检察官和审判官都是司法官，检察官俗称“站着的法官”或“立席司法官”，因为他们在法院开庭发言立而不坐，而审判官俗称“坐着的法官”或“坐席法官”。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3]：第一，在证据收集方面，客观公正义务要求检察官在进行证据收集时，不仅应当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有罪证据，也应当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无罪证据。第二，在证据开示方面，客观公正义务还要求检察院在进行证据开示时，不仅应当开示有罪证据，而且应当开示无罪证据。第三，在诉权行使方面，检察机关是社会的代表，是以社会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由于检察机关不是这种诉权的所有人，因此不能像民事诉讼中的原告那样有权任意处分公诉权，而必须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行使公诉权。检察官发现被告人不应当起诉的，就不应提起控诉；已经提起的控诉有错漏的，检察官应当及时通过撤回起诉、追加起诉或变更起诉的方式予以矫正。

四、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作用的关系

检察机关在其内部关系上实行“检察一体制”。所谓检察一体制是指，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每一个检察官通过上级对下级的指挥监督权，形成的全国统一、等级有序的组织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处理检察事务。检察一体制的基础是每个检察官的独立。检察一体制是保障恰当地行使检察权，而不是为了限制检察官固有的独立性。而另一方面，根据检察一体制，上级检察官对下级检察官享有指挥监督权、事务调取权和移转权、权等，以防止个体检察官恣意或错误地行使职权。每个检察官都是检察组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公诉的提起实质上是检察厅这一组织整体的决定。

检察一体制体现了检察权行使方式的行政性，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优势，组织协调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检察权，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但同时，检察官执行任务时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各国对检察权的配置方式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将检察权完全赋予检察官，并根据检察官的不同级别赋予其不同的职权；有的国家将检察权直接赋予检察长，检察长再将部分检察权委托给检察官行使；有的国家将检察权直接配置给检察机关，检察长可以将部分检察权委托给检察官行使。不管配置方式如何，其共同点是，检察官是行使检察权的主体，具有相对独立性。

关于检察官相对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理论基础，有三种观点：一是授权论。检察官的权力产生于检察长的授权。二是独立主体论。一般检察官与检察长同为检察权行使的主体。三是

论。检察官对外行使权力时检察院的首长。

我们认为，论主要是就外部关系而言的，并未解决内部权力和权力来源问题，因此不能作为检察官权力来源的理论依据。而授权论和独立主体论都可以作为检察官权力来源的依据。我们主张授权与独立主体的结合论。[14]过去检察官公诉部门一直遵循的“个人承办、集体讨论、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办案制度。在过去的这种办案机制中，普通检察官只是案件的承办人。检察官承办案件，部门负责人有审核权，决定权则由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集中行使。这一机制具有极为典型的上命下从的行政性特点，便于强化对承办人员的监督，有利于保障刑事追诉的统一性，但在实践中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弊端：第一，审而不定、定而不审，违背司法活动的规律。第二，造成承办人员对领导的依赖，不利于发挥检察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利于培养专家型检察官。第三，审批环节过多，程序繁琐，造成办案效率低下，浪费司法资源。第四，权责分离、责任不明，在发生错案时容易造成推诿责任，错案责任难以落实到个人。第五，影响了公诉效果。针对以上问题，应当建立、健全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健全、落实检察业务工作中的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依法明确主诉、主办检察官承办案件的程序和职权。从2000年起，在起诉部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主诉检察官的条件、选任、职责、管理、考核、奖惩、监督及工作机制作出统一规定。其他各业务部门也要结合本部门的职责和具体情况，逐步实行符合本部门业务工作特点的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推行和坚持检察长、副检察长、各业务部门负责人亲自办案制度。担任领导职务的检察官要定期承办具体案件，包括主持侦查工作、出庭支持公诉等，加强对业务工作的指导。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作为实践中创立的一项具有法制意义的办案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不仅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也需要进行法理上的分析。这主要是指，分析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检察制度、司法制度的一般原理（公理），是否符合检察活动的特性和基本要求，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活动的内在规律。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在法理上是合理性的，这种办案制度符合检察活动的特征与要求，符合司法的规律。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是司法的特征和规律。

国家机关的活动大致可分为行政、司法和立法三种方式。行政权以命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权以协调、中立和判断为特征；立法权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这里着重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比较中具体分析司法的特性。

司法的第一个特性，也是司法的内在的本质特性，即判断性。司法之司乃动词，有掌管、操纵之意。而掌管或操作法律者当然是对事实和法律进行判断者。英语中称法官为judge，就是判断人，即判断是非功过之人。司法活动，是根据证据判断个案实情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法律适用的活动，司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对个案争讼中的是非曲直进行判断，作出结论。而行政权是一种具有管理性质的权力，判断是一种“认识”，而管理是一种“行动”。

司法的第二个特性，即司法的判断性的外部表现和保障条件，是独立性，是司法官与司法行为的独立。法官除了法律没有上司，他只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对事实的把握作出判断。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关于这一点有一个解说：“司法的任务是通过判决确定是非曲直。判决为一种‘认识’，不容许在是否真假问题上用命令插手干预。”而行政的特征是命令和执行，即上命下从，纵向关系。

司法的第三个特性，与司法的判断性直接相关并作为判断基础的，是亲历性。即亲身经历程序，直接审查证据和事实。诉讼法中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审理不间断和法官不可更换原则，就是保证司法亲历性的程序原则。而亲历性所贯彻的直接审查原则，是建立正确的内心确信，作出合理判断的基础，同时也是正确及时地处理程序推进中的法律事项的基本条件。而行政行为并不具有亲历性这一特征，将军可以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之外，总统统领一国行政，总理日理万机，难以亲历实际过程，体验具体运作。

司法的第四个特性，是其法律适用的目的性。司法活动本身是为了适用法律规范，具有法适用的目的性。行政的特征是追求特定的社会目的，如调节经济、抗洪救灾。查出犯罪人等，具有行为本身的目的性，而法律只是为其提供一个行为的框架。

此外，有的学者还从法律适用性与判断性出发，概括了司法的另一些特点，如终局性、被动性、中立性、公平优先性等等。

检察官具有司法与行政双重属性，而建立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这种办案制度符合检察官活动的双重属性，而检察官的公诉活动正集中反映了检察官的司法属性。其一，这种活动是为了适用法律维护法制，即具有以法律适用为目的这一特征。其二，公诉活动以直接性和亲历性为基础，即要求公诉官员亲身经历程序，直接审查事实，从而建立内心确信。这一活动必然是个体化的，这种个体操作特征突出体现于法庭诉讼活动。公诉检察官在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包括在庭上采取公诉权范围内的各种诉讼行为，都只能是一种个体性操作，其他人想帮忙也帮不上。其三，由于直接性和亲历性以及个体操作特性，公诉检察官行使其职权应当相对独立，有权抵制不法干涉。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对检察权的重新配置，其实施关键是“放权检察官”，或者说是“还权检察官”。过去我们办理案件，长期实行的制度是“检察人员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这一办案责任制的有利之处在于有利于强化对办案人员的监督并保证刑事诉讼的统一性。但由于它具有“审而不定，定而不审”的特点，因而与司法的一般规律不合，同时也难以充分调动检察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在目前迫切要求加强检察机关公诉职能的形势下，这种办案制度已显得不适应。对此进行改革，就要求使检察官从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案件承办人员成为有职有权的检察权行使主体。我们承认，为了有效地打击犯罪，并保证追诉权行使的统一性，检察官有必要服从上级的指令，也就是说检察权及其行使还具有一定的行政性特征，这一点与“除了法律没有上司”的法官是有所区别的，但我们决不能以检察官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政性而抹煞其司法独立性，如使检察官完全成为听命于上司指令而没有独立权限因而在业务活动中谨小慎微的公务员，就违背了检察活动的规律。

五、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所谓检警合一，并不是强调检察院和警察机关在组织上的合二为一，而是意味着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是法定的侦查权主体、形式上的侦查机关，而警察机关作为实质上的侦查机关，仅是为帮助检察院行使侦查权而设的“辅助机关”，警察机关的任务就是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或受检察院的指挥、命令侦查犯罪。在侦查程序中，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院是主导和中心，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

对于“检警一体”机制的运行状况，许多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意见。陈光中教授指出：“就外国立法例考察，也很少有国家真正实行警检一体。英美国家侦检在侦查阶段基本分离，检察机关一般只在审查起诉时审查侦查机关提交的证据是否达到对被告人有定罪希望的程度；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律虽然规定在侦查过程中检察官领导和指挥警察的侦查，警察只是检察官侦查的辅助机关，但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很少实施具体的侦查行为，因为现实中他们并没有足够的人员。侦查机关的独立性倾向在逐渐加强。在日本，检察官只是在认为必要的时候侦查犯罪案件。因此，警检一体并不是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也不符合警检关系发展的大趋势。”[15]谢鹏程博士也指出：“检警分离”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检警各司其职，也是一个必要的分工。现在在大陆法系国家，在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在探索有关方面的改革。这方面改革的趋向，他们基本的取向并不是要“检警一体化”，而是要把原来的诉讼法中规定的“检察机关拥有全部的侦查权而由警察部门来具体执行侦查权”这种法律和实践不符合的现象改变过来，也就是还是由司法警察来进行侦查，由检察机关来进行监督和起诉，并且把这种关系法律化。[16]而龙宗智教授则对检警分离的趋势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一、检警一体在现行刑事司法体系中基本不存在。第一，警察是大部分侦查活动的实际主导者，警察机关是各国刑事侦查的主导力量。由警察负责一般刑事案件的侦查，本来是一个法律的常识问题。但有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了。例如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具有大陆法传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侦查机关，而警察机关只是辅助机关。然而，这里存在一种法律与实际脱节的现象：检察机关是法律上的侦查机关，而警察机关才是实际的侦查机关。刑事案件大部分是由警察机关独立侦查完成的。检察官的基本作用是在法律上作“过滤”和监督，如决定法定搜查扣押手段的使用，提请逮捕，尤其是决定起诉或不起诉。第二，检察与警察具有不同的隶属关系，并未形成“一体化”。……检察官和警察在组织和体制上互不隶属，但在刑事司法业务上则可能相互协作，而且由于侦查服从起诉需要，通常检察官对侦查官员有一定的监督和指导乃至指挥的权力。但这只是一种工作关系而不是检、警一体化要求的组织关系。二、检警一体化将损害刑事司法的合理性与效率。第一，从现代检察制度设立的意义看，需要保持检警的适当分离以形成必要“张力”，从而维持对侦查进行“过滤”以及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控制的机制。第二，将刑事警察从警察机关剥离，将大大损害刑事警察的侦查能力。第三，由检察官全面负责侦查在一定程度上是强人所难，不利于保证侦查的专业化和实现侦查的效能。这是由检察官的学养、思维方式、心理障碍造成的。[17]

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在观念上并不将检察机关视为国家或政府的代表，而是将其视为民众的诉讼人。[18]因此，在观念上认为检察机关与作为政府代表的警察机关具有不同的性质，两者不存在合一的基础。据此，在英美国家，侦查犯罪被认为是警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一般不直接行使侦查权，侦查权和控诉权相对独立，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也相对独立，由此形成了一种检警独立的关系模式。

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检警分立模式，我们不能作肤浅表面的认识，认为这种模式绝对没有侦控职能合一的基础。实际上从英国公诉制度产生的历史考察，它原本并没有公诉制度，而是在美国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在英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警察追诉为主的私诉制度。警察不但负责侦察犯罪，而且负责在侦查终结后的起诉工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警察机关集侦查和控诉职能于一身，同样实现了侦控职能的合一。只不过在大陆法系国家是侦控职能合于检察院，而在英国是合于警察机关而已。可见，在英国，同样存在于侦控职能合一的基础，英国式的检警分立模式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侦控合一的关系模式，这与我国的检警分立模式是存在根本区别的。[19]

从警察、检察官之间的关系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检警关系模式折衷化。因为实践证明，完全的检警分立或完全的检警合一都不是一种好的体制。虽然从立法上来看，大陆法系国家希望通过检警合一体制的运作使警察、检察和预审法官之间互相结合，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侦控主体，但司法实务中的情况却是：警检两家常常因分工不明而互相推诿责任，以致严重地影响到犯罪的侦控效率。如意大利在198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加强了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的侦查的控制，规定侦查活动由检察机关负责，结果导致警察在实践中认为，在接受检察机关的批示以前不需要做任何调查工作，以致警察失去了许多本应在案发后即刻收集的重要的案件信息。并且由于检察官通常缺乏在犯罪侦查方面的专业训练，其的侦查指令通常发生错误，这使警察和检察官之间经常发生冲突。[20]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对与中等以下的刑事案件，均由警察独立进行侦查，案情基本确定以后，才交给检察官，亦即在实际操作中，传统上实行检警合一体制的国家有由合一式向分立式发展的趋势。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务同时证明，警检完全分立，也不是一种理想的体制。因为检察机关进行的侦查活动最终是为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服务的，警检完全分立，缺乏配合和制约，不利于警察机关在侦查时就按检察机关控诉犯罪的需要来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因而传统上许多实行检警分立的英美法系国家也出现了要求给予检察机关以一定的侦查建议和监督权的呼声。

在检警关系上越来越趋接近，走向折衷化的典型代表是美国。[21]美国虽为英美法系国家，在检察制度的设置上却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荷兰的影响。因此，在检察官的权利配置上与英国不同，而介于大陆法国家的检警合一模式和英美法国家的侦控分离模式之间。在美国，为准备起诉，检察官有时需要先为侦查工作。因此，尽管警察机关是独立的侦查机关，有权独立行使侦查权，[22]但检察官也享有侦查权，有权自行侦查，而且根据美国学术界的通说，侦查权是检察官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检察官是否亲自进行侦查，由检察官自行决定。一旦检察官决定亲自进行侦查，其侦查工作并不因此而受到其他侦查机关如警察机关的任何限制和拘束。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在乡村地区，全部侦查工作之进行，通常都是由检察官亲自进行。但在都市地区，除了特殊案件以外，检察官为了避免麻烦，一般不愿意于案件发生之初，就介入麻烦且费时的侦查工作，而只是在警察的初期侦查工作有不充分的地方时，进行补充侦查。但在特定案件中，如在有暴力团体或地痞流氓牵涉在内的案件，或者警察人员因受不正当的利害关系所牵制，而不能进行公正的侦查时，如果公众希望检察官积极承担侦查工作，那么检察官就会亲自承担起侦查工作，自行侦查。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检察官被视为是民众人，应为民众谋福利；另一方面，更为现实的原因是，美国的检察官是由选举产生，如果无视民众的呼声，将导致检察官在竞选中失利。为履行侦查职能，有的检察机构有自己的专门侦查人员，还有些机构从当地的警察机构抽调侦探组成侦查队伍。从检察官有权进行侦查的角度说，美国区别于英国。但是，由于美国的警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对独立，因此从法律上来说，检察官虽可以指导警察机关进行侦查或提出建议，但却不能指挥、命令警察。对此，警察没有服从的义务。这又是美国区别于大陆法系国家检警合一模式的地方。

如前所述，现在世界各国检警关系模式上已经越来越趋向于接近，走向折衷。在我国的体制背景和历史传统之下，“检警一体”的可行性甚低。[23]有些学者提议改变现阶段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实行以审判为中心、检警一体化的诉讼模式是最根本、最彻底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我们先不说此方案本身的合理性，单说这是一种涉及到一系列司法制度甚至是宪政体制的重大变革，在中国现在这种体制和环境之下，要进行这样大的变革也没有现实性。

所以，笔者认为，检警关系的重新建构，只能从我国的现有国情出发，在现有检警关系框架内，推行“检察引导侦查”这种循序渐进式的改革方法，这是目前一种相对合理、现实可行的做法。这是由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的：它不但是公诉机关，它同时也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它通过运用自身职权来追诉犯罪、纠正法律适用中的违法行为，来保障国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正确实施。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既要承担国家公诉人的角色，追诉犯罪，又要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防止和纠正刑事诉讼活动中可能发生的违法情况，维护国家、刑事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使刑事诉讼活动按法定的程序进行。这是我国检察制度的特色，与其他国家检察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只在追诉犯罪这一点上与公安机关的目标是一致的，除此之外，检察机关还要承担对整个诉讼活动进行全面监督的职责。那些特别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指挥关系或者使检警合一的做法，显然与法律监督者所应有的相对中立的角色特征是不相符合的，法律监督的内在要求决定检察机关只能引导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而不能对其指挥。因此，在目前的诉讼模式和立法框架下，我国不可能建立像德国、日本那样的检察官拥有绝对权力，检察机关指挥侦查的一体化体制，但可以从那些检察官对侦查控制力较弱的国家，如英国的做法中吸收一些成功的经验，在不违背现行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协调与合作，探索并建立一种检察对侦查有适当影响的引导侦查机制。检察引导侦查是我国现阶段一种相对合理的检警模式。

检察引导侦查是检察机关近年来开展机制创新、推进检察改革的一项检察实践。从实践上看，它密切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追诉犯罪活动中的配合与联系，有利于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提高了侦查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它促使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到侦查活动中去，改变了侦控分离的状况，实现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过程的动态监督，便于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为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一机制在缓解现有检警关系的矛盾中，已发挥了殊途同归的促进作用，推动了检察改革的向前发展，为重塑我国检警关系迈出了令人欣喜的一步。

虽然检察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检察改革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积跬步才可以行千里，毕竟我们已经开始迈出了坚实的脚步，但愿检察制度迈出的一小步能够带动中国司法改革的一大步。检察改革不能脱离国情，尤其是议行合一、一府两院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制度运行的文化根基。只有把影响我国检察改革的特殊因素搞清楚了，才能克服“言必称英美，谈必话接轨”的毛病，不脱离国情，不割裂历史，考虑中国特色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理性地搞检察改革。

[①]参见孙谦：《检察理念、制度与改革》，载孙谦主编：《检察论丛》第8卷，第69－74页。

[②]倪培兴：《论司法权的概念与检察机关的定位》，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3期。

[③]夏邦：《中国检察院体制应予取消》，载《法学》，1999年第7期。

[④]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载《法学》，1999年第10期。

[⑤]张智辉：《法律监督辨析》，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5期。

[⑥]参见曹呈宏：《分权制衡中的检察权定位——以本土资源为中心》law-/detail.asp?id=1160。

[⑦]洪浩：《检察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⑧]参见林钰雄：《检察官论》，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6页。

[⑨]参见孙谦：《检察理念、制度与改革》，载孙谦主编：《检察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⑩]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载《法学》1999年第10期。

[11]参见王超：《试论隐形程序》，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1期。

[12]参见林钰雄：《检察官论》，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73－74页。

[13]谢佑平、万毅：《检察官当事人化与客观公正义务》，载《人民检察》2002年第5期。

[14]夏风：《主诉检察官问题研究》，宝安检察网。

[15]陈光中汪海燕：《论刑事诉讼的"中立"理念——兼谈若干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第34—35页。

[16]谢鹏程：检察引导侦查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main/mainxueshuhuiyi715

[17]龙宗智：《评“检警一体化”兼论我国的检警关系》，《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8]陈朴生著：《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第129页。

[19]毛建平、万毅：《我国检警关系的反思与定位》，《检察论丛》第？卷，第？页。

[20][意]马可·法布里著：《意大利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悖反》，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21]毛建平、万毅：《我国检警关系的反思与定位》，《检察论丛》第？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页。

检察改革范文篇2

关键词：检察制度检察机关检察权检察官

检察制度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较短，在制度构建上现仍不够成熟。检察制度的雏形是14世纪左右法国出现的“国王制度”，然直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才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其初衷是监督警察滥用警察权，防止法官自由擅断。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也有自己的检察制度渊源，即古代御使制度，这个说法是讲不过去的，中国传统的司法体制是一种绝对行政化，父母官式的管理而远非现代竞技性的、权力制衡意义上的检察制度。我国现行模式的检察制度是源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模式，今天的俄罗斯以及东欧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剧烈转轨，我们目前这种体制的运行亦积弊颇深。1999年的宪法修正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政治的民主化、科学化，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经济的市场化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我国检察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配合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理应在制度构建上进行相应的变革。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检察机关的地位独立以及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等已成为当前检察制度改革重点。本文拟从这几个部分对当前我国检察制度改革作一初步的剖析。

一、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是理顺所有检察工作的出发点

检察权之定位，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有无独立性、独立程度之高低以及检察权如何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是理顺所有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关于检察权如何定位？现在，在我国学术界有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

2、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

3、双重属性，即具有行政权的成份，又具有司法权的属性；

4、是一种独立的权力，即法律监督权。

目前，我们的检察机关既要适用法律去办理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也要主动去监督、追究犯罪；上下级之间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同时又具有较强的独立判断性。然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别主要体现在：1、司法权具有很强的法律性，主要是适用法律处理案件，而行政权具有特定的目的，法律只是为其提供一个框架；2、司法主要是一种判断性行为，而行政权主要体现为一种行动；3、司法官员有一个明显外部特征，即只服从自己内心独立的决定，而行政官员只是服从于行政指令；4、行政活动极具主动性，司法活动主要体现被动性（不告不理）。①从前述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行政权说指出了检察权的某些行政特性，却完全忽视了检察权的司法特性；司法权说是从检察权与审判权的比较着手，揭示出两者“近似”与“接近”，以检察权的主要特征来证实检察权的司法性，毕竟“相似”、“接近”并非“等同”。第三种观点，即双重属性说，该说尽管做到了对检察权的全面的概括，但结论却是双重性，事实上仍使检察权徘徊于司法与行政两权之间，并没有真正解决检察权的定位问题。

笔者认为将检察权的性质界定为行政权、司法权或者兼具行政与司法双重属性之权力的观点,首先在思路上就发生了偏颇。所谓性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故无论将检察权界定为行政权、司法权还是两种属性兼而有之的权力,实际上都只是在某种既定的国家权力格局中给检察权寻找归宿,因而在使检察权与某一种权力区别开来的同时却又在客观上将其归类到另一种权力之下。这与检察权在我国实然地存在着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的现实状况是不对等的，所以笔者赞成第四种观点。其实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是由我国国体所决定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功能是将全民的意志以立法的手段转变为国家的意志，再通过不同的国家机关来实施这些权力，由于各种国家权力的属性不一样、行使方式各异等所限，故而实施这些权力的各个国家机关的性质亦因而不同。在我们这样的国体下，要保证各种权力的正确、高效的行使，就势必需要也应当需要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以取得“三权分立”之国家权力相互制衡之效。检察机关自身先天具有的监督属性，正好适合担当这个监督者的角色，故“人大”委托检察机关司职法律监督，并以国家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综上，便不难得出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法律监督权的性质。

二、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是整个检察制度改革的基石

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也就是司法机关的一部分，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亦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掌握压迫者的力量。”

孟氏精辟的论点阐述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当然这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的司法独立；尽管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实现司法独立也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然前提。国家的检察权只能由国家的检察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检察机关独立受理案件、独立提起公诉、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实质独立。诚然，要在现实的国情下保证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绝非易事，必须要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机制，比如检察人事管理机制，检察经费保障机制等。只有建立起了相应的机制才能保障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性；只有确保了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才能保证整个检察制度改革不至于迷失方向；只有保障了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才能保障整个司法体制改革最终目标的实现。

三、检察权的科学分配，确保检察官的廉洁及其工作的高效

在改革现行检察内部体制时，必须尊重检察权本身运行规律的客观性，合理分配权力并以权力制约权力，实现权力之间的平衡运转，同时也要坚持权责利一致的原则，以确保检察官的廉洁及其工作的高效。具体应明确以下几点：

(一)对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强化检察权的科学配置

当前，检察人员依照政府公务员干部人事制度管理，且属于公务员的范畴。高级别、高待遇的检察官基本上都是配在内部的行政领导职位上，即在行政“官”的位置上，实然上这样势必在检察机关内部导致官本位主义，同时严重制约了司法效率的提高，一部分高水平的检察官既要办理案件更要管理行政事务，也就缺乏完全意义上的检察官，不利于检察业务专业化、检察官精英化的发展。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有特定的含义。检察官之外的人员如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勤人员等显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检察官，检察人员应按其工作性质、难易程度、责任大小等予以细分，使其责、权、利明确，走专业化、精英化之路，实现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是检察机关管理改革的内在要求。

（二）提升检察官的权力，建构相应制度予以保证

长期以来，我国检察体制中一直存在着检察官独立地位不够明确的问题，要在检察机关内部重新分配检察权，使检察官成为办理案件并具有相当决定权的司法主体。这种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让检察官真正独立行驶有关案件办理的权力，即将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的一部分权力划归检察官，如检察长，科、处长只在行政事务上领导检察官，而在业务上无权改变检察官的决定等等。另一方面，强化对检察官的职务保障，以便让检察官们能够放心地按照法律和自己内心的确信办理案件；这可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赋予检察官在受到一定限制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以合法对抗行政事务领导的指令，此时检察官的诉讼行为具有程序上的效力，检察长无权决定或终止检察官的诉讼行为。在检察官及其家属的安全同履行其检察职能而受到威胁时，有关机关应向他们提供人身安全保护。检察官的服务条件、充足的报酬以及其任期，退休金、退休年龄均应以法律或者法规予以明定，不宜轻易改变。

（三）制度上进一步明确细分检委会与检察长的权力

检察职能对应的客体是检察业务，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对应的客体是行政事务，两者在性质上根本不同。重大检察业务问题的处理实行检委会负责制，对重大行政事务的研讨实行检察长负责制。因为检察业务法律专业性很强，需要由法学专业知识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检委会，由检委会集体讨论决定，专职检委会委员同时负责处理检委会的日常事务。而行政事务处理的政策性较强，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负责人，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一般都很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验丰富，应由其直接决定处理行政事务。

四、检察官需进一步当事人化，同时履行客观公正义务

尽管我国“97刑诉法”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变革，其出发点在于着力塑造一个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新型诉讼结构，但还相当不够。只有在控辩双方平等地位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抗辩，也就是说检察官在诉讼中的地位需进一步当事人化，才能造就更为有效的抗辩。同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追诉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这一特殊身份必然又有别于代表个人提起诉讼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原告。主要区别在于代表国家追诉的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除承担控诉义务外，还担当着另外一项重要的义务：保障整个诉讼的客观、公正。前一项义务要求检察官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着后一项义务则是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当事人和司法官的双重身份，这就不仅要求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平等对抗，同时也要求其保障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客观公正，诚然，这也就对我们检察官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这也正是我们要求检察官专业化，精英化的原因之一。

当前，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都负有客观公正义务。如在德国，检察官不仅要侦查证明有罪的情况，还要侦查证明无罪的情况；在英国，则要求所有证据不管是不利于被告人还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都应当出示给被告人看②；由此可见，当前客观公正义务具有较强的普遍性。

五、扩大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强化社会化职能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和公众利益的维护者，理应更为广泛地干预涉及国家利益或公共整体利益的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澳门检察官的职责扩大到为劳工及其家属行使依职权之，用以维护他们的法定的合理的权利；③在美国检察官也有广泛的社会事务干预权，如职权涉及处理交通、消费或环境保护等问题。④西班牙检察机关负责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诉讼人，或提供保护，并促进建立民法规定的保护性机构及其它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和无人保护者的机构等等。⑤

扩大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强化其干预社会生活的职能，这不仅有助于将社会生活纳入法制轨道，最终也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早日实现。相比之下，我国的检察制度在对社会事务的其他方面干预力度不够。检察机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力度和检察机关在诉讼领域的职权是紧密相联的，一般来说，检察机关只有在诉讼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才有可能将职权范围从诉讼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因此要扩大检察机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职能，一定要确保检察机关在刑事以及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的相应职权，当然还应当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规定，使检察机关干预一般社会事务的职能有法可依，依法办理。

检察制度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向纵深发展，笔者深信只要我们朝着“司法公正、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通过公正司法，不远的将来就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与正义，这不仅仅是我们进行检察制度改革的初衷，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注：

①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

《谈检察改革》；

②卡斯东.斯特法尼主编：《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

③④⑤肖扬主编：《当代司法体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P8、P61；

参考书目及文献：

[1]贺卫方:关于检察制度改革（为深圳检察系统优秀论文集写的序言）；

[2]张智辉:再论检察权的性质；

[3]赵钢:也谈检察权的性质；

检察改革范文篇3

在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和市检察院建院30周年之际，市检察院召开纪念改革开放暨建院30周年座谈会，畅谈历史、回顾工作、谋划发展，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在此，我代表市委向为我市检察机关建立和人民检察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全市广大检察干警和检察系统的老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恢复重建人民检察机关，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30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在市委的直接领导和省检察院的指导下，在市人大的依法监督下，紧紧围绕全市改革发展大局，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认真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不断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市委对检察机关工作是满意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也是信赖的。

下面，我就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认真做好新形势下检察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准确把握宪法定位，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国家法律监督职能。检察制度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法律监督属性的有机统一。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断强化政治意识、法律意识。自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思想，武装头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宪法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在工作实践中，既要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又要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既要严格公正执法，又要服务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既要保证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又要确保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

二、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检察机关要牢记党的宗旨，把执政为民、执法为民的思想贯穿到法律监督的方方面面，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进一步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严厉查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渎职和涉及民生的犯罪案件，下大力气监督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放纵犯罪、侵犯人权的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要进一步深化和落实检务公开，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确保权力始终在人民监督之下运行，确保始终在人大的依法监督下开展检察工作。

三、着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检察干警的能力素质

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者，责任重大，社会关注。检察机关自身的思想品德、工作作风、能力素质，对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影响。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人员要不断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敬畏历史，敬畏法律，敬畏群众。要努力做政治坚定的模范、勤奋学习的模范、秉公执法的模范、严于律己的模范。要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要求，切实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要大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以班子建设促进队伍建设，做到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犯罪分子坚决斗争、对人民群众关心爱护、对自己和亲属从严要求；突出抓好专业化建设，坚持人才强检，大力开展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业务能力；突出抓好以忠诚、公正、清廉、严明为核心的职业道德建设，真正成为公平正又的守护者。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使法律监督工作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置于人大的监督之下。

检察改革范文篇4

一、检察改革应达到的最佳效果

检察改革应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要保证检察改革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检察改革总的目的，就在于确保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从制度上保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逐步减少业务管理工作中的行政色彩，增强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从而充分发挥其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围绕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服务的作用。

上述检察改革的总的目标即最佳效果的实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效率得到提高。机关以效能为本，效能以人为本。要强化领导班子建设，通过领导班子建设带动和促进各级检察队伍建设。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表率作用影响和感染广大干警，敢于让干警“向我看齐”，做到正人先正己；要强化队伍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增强检察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在整个检察队伍素质得到有效保证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提高机关工作效能的问题。效能建设是把管理的诸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管理活动，它是管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层次的管理形式和载体，加强检察机关效能建设，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关健。笔者认为，效能建设的基础便是规范化建设。近几年来，全省各级检察机关都在搞规范化建设，特别是从今年开始，省院把规范化建设摆上了重要日程，旨在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全省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基本到位。相信随着规范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各项规章制度的全面落实，检察工作一定会走向制度化、科学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检察队伍的素质和形象一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工作效率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各项工作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成绩、开创新的局面。

（二）检察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能够有利于充分调动干警的工作积极性。现行的检察体制中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设机构形式与检察法律监督内容不相适应的地方。譬如，在全国许多检察机关，由于强调上下对口，普遍存在着分工过细、忙而不均的问题，一些干警在此情况下，热衷于到待遇比较高或工作量比较少的部门工作。而对待遇较低或工作量比较大的部门不感兴趣。由于这样，有的同志产生了疲劳厌战情绪，有些同志的业务能力则得不到全面的提高。因此，要从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入手，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检察改革，保持内在动力，增强检察机关的生机和活力。要进一步深化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要以保证案件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效果、增强责任为目的，切实赋予相应的权力，落实岗位津贴，实现责、权、利的有机统一；要积极推行机构改革，有效配置人才资源；要大力推进岗位目标责任制，严格考核和奖惩，建立起注重实绩、公开公正的评价机制，使干警的职级、法律职务晋升和表彰奖励，都有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激励竞争机制，从而进一步激发队伍的活力，使工作积极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三）通过检察体制改革，进一步协调好与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确保检察机关有一个公正执法的良好环境。从检察机关来说，要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干警的素质、班子的建设是内因，但是良好的执法环境是必需的外因，否则，检察工作只能面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的局面了。良好的执法环境必须要理顺以下关系：

首先，加强党的领导对促进检察机关执法工作的关系。笔者认为，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方式，不应是插手具体办案事务，而是对检察机关在政治方向、大政方针上的领导以及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另外，党通过组织纪律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监督，通过对检察机关违纪案件的查处、党内生活制度的检查督促及通过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来保证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各级检察机关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人大的监督，主动向同级党委、人大、政法委汇报报告工作。在遇到办案阻力大的案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同党的纪检部门联合起来，增大反腐查案力度。

其次，党委、政府的人事政策与检察机关推行人事制度改革的关系。目前，检察机关是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而实行的管理模式，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以上法律职务的人员，都要由当地党委、政府的组织部门予以考核、考察、批准，而后才由本级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根据组织部门的意见任命，这使人大的任免权流于形式，不利于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另一方面，地方党委忽视了检察人员同行政人员的区别，对检察人员的考察、任用以行政模式同等对待，违反检察官法，违反程序选拔了一些不适应检察工作的干部。这样不利于适合检察工作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不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队伍。因此，在国家没有从整体上对司法机关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以前，要借助检察改革的东风，由上级检察机关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检察机关在与党委、政府某些人事政策发生冲突时，由上级检察机关与上级党委、政府人事部门统一协调。

第三，党委政府的财政政策与保障检察工作正常进行的关系。不言而喻，目前检察机关普遍面临着“皇粮”吃不饱，需靠“收支两条线”制度弥补经费不足的情况。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忽视了检察机关保一方平安、为当地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在经费的拔付上大打折扣，有的地方不能保障检察机关正常办案经费和人员工资，更别说保障装备费用。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人员工资待遇根本不能同行政执法机关相比，主要原因就在于行政执法机关能为财政提供经济效益，而检察机关不能。因此，经费问题已成了制约检察机关发展的“瓶颈”。这一问题不是单靠某一个基层检察院的力量能够根本解决的。可由各级检察机关会同一级财政部门编制出检察机关经费预算，然后逐级上报高检院及国家财政部，再由高检院和财政部共同制定办法，办法应具体规定检察经费的来源、用途、管理等方面，才能较彻底地解决。

二、检察改革的整体思路

如上所述，能否实现检察制度改革的最佳效果，是我们判断具体进行的检察体制改革行为或方案是否合理性的标准，正因为如此，检察改革应遵循实现最佳效果所必备的条件切实进行。

（一）提高认识，掌握原则。检察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推进司法改革的具体行动，这不仅关系到检察事业跨世纪发展，也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要使检察工作有新的发展，就不能固步自封，必须深入实际研究检察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深化各项改革措施，适应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新动向。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破除旧模式、旧思想，建立起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新机制，在改革中挖掘和调动自身最大的潜能。改革势在必行，每一名干警都是改革的参与者，改革就是给大家创造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要将这一思想灌输到每名干警头脑中，变为自觉行动而积极投入参与改革当中，向改革要警力、要素质、要战斗力，用改革来破旧立新，建立新的管理机制，要工作效率，这应当是目前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作为基层检察机关的决策者，应当树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要明确在基层院检察改革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哪些是应当积极推进落实的，哪些是属于全局性的基层院力所不能及的，譬如组织体系、人员分类管理等。唯有此才能保证改革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唯有此才能使改革成为形成动力、创造活力的源泉。与此同时，检察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从社会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实际出发，来构划检察改革的总体蓝图。

（二）融入整体改革。改革是一场革命，涉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检察制度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置身于当代中国改革大潮中，必须效力于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秩序，切实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实施，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要有效地推进检察改革，必须涉及检察制度内在要素改革，包括检察官队伍管理的改革、检察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和综合后勤保障部门的设置、分工、制约机制的改革和实施法律监督过程的公开化、科学化、效率化以及监督手段的有效性、合理性等方面的改革，这是检察改革的基础，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实施检察改革，还必须考虑改革的整体性即整体的结构改革。在司法体制内部，涉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乃至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分工和协作的结构问题。在司法体制外部，检察机关与政党组织、立法机关、政府机关的结构问题，以及检察制度与人事、干部、财政等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整体结构得不到改革，某些内在要素的改革是无法实现整体结构改革目标的，因此，检察制度的内在要素改革和整体结构改革，两者必须予以综合考虑，要注重检察改革的内外结合。既要注意内部机构的有机运作，又要注意与外部环境包括加入WTO后的世界环境有机协调。因此，当前的检察改革必须把内在要素改革和整体性改革结合起来，把检察机关内在状况改革和外在环境改革结合起来，在变革要素的同时，打破结构现状，实行要素重组，促进检察改革的真正成功。

检察改革范文篇5

一、检委会运作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

1980年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规范检察委员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检察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检察改革的不断深化，《条例》仅有8个条文已经不能适应工作和形势发展的要求，一些规定过于原则而导致实践中理解不一致、执行不统一；一些开展检察委员会工作必需的制度和机制缺失，在机构设置、成员结构、议事范围、议事程序等方面不明确、不规范，工作难以规范化、制度化。这突出反映了检察委员会目前在体制上存在缺陷，运作上存在不足，需要进行改革、完善，使检委会议事决策高质、高效、民主、科学。

当前，在我国检察实践中，对检委会的改革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取消说”。理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没有检委会制度，我国的检委会制度在检察实践中存在诸多弊端，影响了司法独立和公正执法。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和我国司法体制与世界司法体制的接轨，检委会制度应当取消。第二种是“独立说”，理由是检委会制度出现的诸多弊端，其根本原因在于外界的干扰，而这种干扰检察机关无法抗拒的根本所在，是“人、财、物”的管理权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支配，所以作为检察机关重大事项决策机构的检委会能否敢于公正执法，关键在于检察机关能否“独立”。第三种是“完善说”，理由是检委会作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制度，只有遵循的义务，没有取消的权力，该制度在运行中的不足无须“大刀阔斧”，只要个别改善即可。应该说，三种改革之说各有合理内核，但脱离我国的国情实际和缺少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的思维观。为此，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检察官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的改革，检委会制度及其功能将会发生变化，或有被新的机制整合的可能。但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检委会改革的方向不是“制度的废弃”，也不是“个体制度”的独立，而应是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对原有制度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完善应立足于使检委会的功能得到符合时事的转变，这种创新应立足于发展的和可能变化的新情况，在创上敢“废”，在新上敢立，直以至达到改革之目的。

二、对检委会工作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组织建设，改善委员结构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1980年的《条例》均未规定检察委员会的组成和委员员额标准。近年来，检察机关领导职数有所增加，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两院”工作的决定又提出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设置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2名左右。但在实践中，多数检察院的检委会委员一般都由正副检察长，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组成，检委会存在着行政化、待遇化和固定化的倾向。这些委员一般只对自己从事的本职业务相对精通，对其他业务部门的检察业务不太熟悉，却又要对各个业务领域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这样的格局存在弊端，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利之处：1、难以充分保证案件质量。检委会成员不可能对案件进行具体的侦查和调查研究，只能在短时间内听承办人汇报而了解案情。加之检委会成员绝大多数不是这方面专家，从而难以保证案件的办案质量。2、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功利主义作风。检委会的组成人员中，行政领导工作繁忙，事务繁杂，再加上检委会的工作重担，则可能影响到全院的综合管理工作；同时，进入检委会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从而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功利主义作风。3、不利于调动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以来，普遍存在主诉检察官对案件因为惧怕办错案被追责而将大量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情况，办案人员没有真正负责，全部发挥自己的能力，易使主诉检察官滋生依赖性，消极办案、随意办案等情况也就不可避免。

鉴于目前存在的这种现状，建议应该增加专职委员员额，适当减少职务委员。在专职委员的选任上，突出专业标准，打破论资排辈，摒弃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做法，做到唯才是举，唯才是用，选贤任能。注重从不担任领导职务、具有良好政治素质、法律政策水平高、业务熟悉、经验丰富、议事能力强的资深检察官、优秀检察官和主诉、主办检察官中选任委员，改变检委会委员“行政化”色彩较浓的格局；建立委员资格准入制，引进竞争机制，采取考试选拔、考核淘汰等措施，疏通进出口，打破检委会委员“终身制”，解决以往检委会组成年龄老化以及长期超编的问题，进一步优化人员结构，提高整体素质，为检委会注入新的活力。还可探索试行在检察院中设置检委会编外委员、列席委员制度。从特约检察员或人民监督员中遴选编外委员。选任那些有扎实理论基础、获得检察官资格的年轻业务骨干担任检委会列席委员。由汇报的主诉或主办检察官作为列席委员，通过列席检委会议事活动，为检委会提供咨询、建议，对讨论的事项或案件发表意见；使他们在听取汇报讨论案件时享有参与表决的权利。这样，使检委会成员结构更加合理，议事更加民主、科学，切实发挥检委会集体决策的功能，防止委员人数过少而损害民主集中制原则。

（二）充分发扬民主，规范议事程序

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置检察委员会，以合议制的形式对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并决定重大案件的处理，是民主集中制在检察机关的组织与活动中的主要实现方式。1979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委会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确立了检察委员会合议制与检察长负责制相结合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1980年高检院颁布了《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之后相继出台了《检察委员会议议事规则》等，为各级检察院制定议事规则奠定了基础，但内容重复，程序重叠，政出多门，规定不一，议事程序和决策机制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检委会的决策机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然而实践中往往是检察长说了算。这样的决策机制难以发挥集体决策的优越性，无法调动检委会一般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旦出了问题又找不到人负责，集体负责制成了无人负责。

总的来讲，民主集中制是检察委员会制度的灵魂，构建、实施检委会制度要充分贯彻这一原则，改革、完善检察委员会制度的首要目标也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坚持这一原则。检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能够有力地保证检察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在重大问题决策和重大案件处理上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通过加强集体监督，有效地防止处理案件中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行为，确保法律的正确执行。为此，建议检委会必须有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才能开会，必须有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同意才能作出决定。如果有过半数的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但同意的委员人数未过全体组成人员的半数的，也不能作出决定。如果委员意见分歧较大的，不应急于作结论，可另行审议。此外，还要明确规定检察长不同意多数委员意见时的处理方式，以及复议制、列席制等等。实际执行中，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操作，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三）健全工作制度，保证决策质量

当前检委会决策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多五少”即：讨论案件多，研究重大问题少；领导成员多，专职人员少；会议决定多，督查落实少；临时开会多，精心准备少；忙于事务多，调查研究少。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检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不明确。检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规定得过于原则、模糊，导致了在行使检察权时无法可依。尤其是检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几乎达到了事必亲躬的程度，特别是在进行严打和年终结案的时候，检委会连续开会，大量案件等待讨论。加重了检委会负担。二是检委会讨论案件存在“暗箱操作”，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在检委会讨论案件的极短时间内，检委会成员了解案情的唯一途径就是承办人的汇报材料。该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辩护人、人等对案件定性极其重要的人员都不能到场参加，无法依法行使申请回避、发表意见等基本权利。检委会成员仅凭承办人的一面之辞就对案件结果作决定，一言概之，一言以避之，偏听偏信，失之左右的情况就难以避免。这种“暗箱操作”的工作方式，剥夺了当事人的正当诉讼权利，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要注重制度建设，健全工作机制。从检委会议案的提起、汇报、审议、表决、执行到反馈、督办、向上级院请示等均要做到有章可循。要明确检委会议事的范围，规范议案提出的程序、研究决定的程序、执行督办的程序、资料收集归档及责任追究机制等等。同时，还应制定议案受理制度、审查制度、检委会议事制度（含例会制、列席制、回避制等）、检委会决定督办制度，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检委会议事范围应包括重大事项和重大案件两个方面。重大事项：(1)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政策等重大事项的决定，意见及办法。(2)贯彻执行上级检察机关工作要求和部署，总结检察业务工作经验，研究检察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3)执行法律、法规和检察工作中遇到的需要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的重大问题。重大案件：(1)检察机管辖范围以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并需层报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的案件；(2)侦查部门移送重大逮捕及本院自侦部门立案需要作出不予逮捕、不起诉、撤销案件和主要犯罪事实不予认定的案件；（3）证据不足、情节轻微需要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4）在本区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自侦案件、民事、行政案件、申诉案件和监所案件；（5）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需要提出抗诉的案件等；(6)错案和超期办案的追究和重大案件的变更、追加或者撤回起诉，及检察长认为需提交的案件。

通过以上改进，检委会工作一是由单一研究案件转变为研究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如研究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政策等重大事项，检察业务方面的规章制度及检察工作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二是改变党组会、检察长办公会、检委会三会职能不清的现象，使检委会职责进一步明确，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四）设置办事机构，加强日常管理

关于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目前各地不尽统一，有的单独设置机构，有的在研究室、办公室或者案件管理中心等部门内设置机构或者配备专人负责。基层院可设置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确定专职人员，负责检察委员会日常工作，为检察委员会服务，承担对提交检委会讨论的事项和案件进行实体性把关、程序性过滤、决定事项督办等职能，提出法律适用意见，供委员讨论时参考；通过对检委会决定的督办落实，定期向检委会报告决定的执行情况，追踪了解和动态把握重特大案件办理和业务工作总体情况，及时提出工作建议，充分发挥办事机构的参谋助手作用。

在理顺职能上，建议地州分院将检委会办事机构设在研究室，基层县市区院将检委办事机构设在院办公室，既改善了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矛盾，同时也使研究室、办公室具有更多的接触检察业务的时间和条件，及时掌握检察机关办案中遇到的问题和疑难问题，为研究室和办公室进行专题调研提供依据和方向，推动检察调研工作的深入开展。

（五）提高委员素质，增强议事能力

检察改革范文篇6

〔关键词〕检察权;改革;合理配置

一、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定位与性质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原来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转变为“一府两院一委”制度。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无疑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监察委员会所行使的“监察权”中，反贪、反渎以及预防职务犯罪本身占据了之前检察院整体业务内容的三分之一，致使检察院职能中的侦查权基本被架空，导致一些学者对检察院是否还具备“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检察权的性质产生了质疑。(一)检察权的定位。检察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但是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在面对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权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不少学者就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有学者认为，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了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两种监督主体，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较为罕见，这种权力架构的定位是暂时的，会在以后的宪法修正中作出修改。有的学者则认为，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应当对检察权的内涵重新作出界定，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和诉讼监督机关［1］。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地位只能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的定位并不会因“监察权”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一方面，从新修改的《宪法》第3条可以看出，我国“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配置格局已经正式形成。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横向结构上来看，监察委员会只是作为与“一府两院”地位相对等的新增设的第四个国家机关，改制后仍然由政府掌握行政权，法院和检察院掌握审判权和检察权。另一方面，检察院作为独立的国家机关，其地位和职权主要体现于《宪法》第134条和第136条之中。《宪法》第134条是规范检察院地位的首要条款，是对检察院的宪法定性，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第136条则主要规范检察院行使职权的统称，即检察权［2］。因此，只要宪法没有作出修改，检察院仍然是法律监督机关，而检察权也仍然是并列于行政权、审判权和“监察权”之外的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不因机构的调整和职能的削减而发生改变。(二)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权的性质历来是学者和司法部门争议的焦点，主要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3］。笔者认为，检察权应当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其原因有以下三点。1.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首先，我国检察权的职能主要包括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尽管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引发检察权的属性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争议，但是从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检察官是由早期法国和英国“国王人”演化而来，目的是确立公诉制度，保证追诉犯罪活动的顺利进行，代表国王监督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实施，维护法律统一和法律权威。可以看出，检察权在诞生之日起就与法律监督相伴而生，检察机关的首要职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追诉犯罪，国家检察权的核心在于公诉权而非职务犯罪侦查权。其次，虽然出现了监察委员会职能交叉和分权，但是检察机关“职务监督”职责的转移并不代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完全转移，其中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职责并未发生变化，监察机关的监察职能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2.从检察院的公诉权来看。公诉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并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公诉人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全过程实施法律监督的阶段性监督的外在表现。公诉是对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外在形式的表述，而法律监督是对其本质属性的表述［4］。一方面，检察院通过审查起诉活动，确定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收集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对犯罪性质与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以及有无遗漏其他犯罪行为，从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由此起到对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进行法律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只有检察院对案件提起公诉，才能进入法院的审判程序。法院不能对未受公诉机关(自诉人)指控的被告人或犯罪事实进行审判，以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把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作用落到实处。由此可见，我国检察院的公诉权本身就具有法律监督权的性质。3.从我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来看。首先，我国的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国家权力统一归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委托具体的国家机关行使。根据《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监督权只是人大主要职能之一，因此单靠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还远远达不到目的，为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保障国家权力的正确实施，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来行使职责。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架构中，监察委员会只是负责监督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廉洁性和勤勉性，而检察院仍然要承担法律监督职能［5］。因此，检察机关行使权力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其次，虽然我国的检察制度受到前苏联影响、借鉴了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是确立我国检察权性质的唯一依据。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设立监督职能机构的传统，战国时期初步建立的御史制度，其职责是“纠察百官、监督地方”，与我国现代检察制度在地位和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作为我国检察权的历史渊源，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将检察权定性为法律监督权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二、司法体制改革对检察权造成的影响

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表面上看只是削减了检察权诸项职能中的一项职能，实则给检察权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一)检察权的职能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使原本检察权中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三分天下”的权力结构基本不复存在。一方面，查处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犯罪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原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监督”职责转移到由监察委员会实施监察，人民检察院不再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权职能的削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检察权的弱化，但是由此也会让检察权的职能更趋向于精细化，有利于改变检察机关以往“一职多能”的混乱状态，促使检察机关完善自身机构设置，更好地行使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真正回归检察权法律监督的本质。随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公益监督将成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公益诉讼监督权也将成为新的检察权职能结构中的一项重要权能。人民检察院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种途径。对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扩展和延伸。转隶后检察权的“一减一增”意味着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会把工作的重心向行政执法领域倾斜［6］。(二)诉讼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诉讼监督作为检察权的“半壁江山”，从诉讼阶段上看主要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包括提起抗诉(上诉)、批准逮捕、提出检察建议和进行检察纠正等多项权能。虽然以往检察机关这些权能都有明确的分工且内容不同，从表面上看都属于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实践中诉讼监督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职务犯罪侦查权才能得以发挥。除通过抗诉或上诉启动诉讼监督程序以外，检察机关主要是针对诉讼中的相关部门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或建议来行使法律监督权。由于之前检察机关具有职务犯罪侦查权，因此在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后，有关部门通常会充分采纳并进行纠正改错。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这种监督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力度有所降低，使检察机关职能虚化的“软骨病”变得更加严重。正如学者所说，司法体制改革虽然对检察权的运行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是重构检察职能的过程，或许正是诊治“软骨病”的最佳时机［7］。(三)检察权与监察权的衔接问题。由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剥离”，导致对与此权利相关联的一系列业务工作均产生了“附带性”影响，诸如控告、举报、司法警察职能、技术部门同步录音录像业务以及办案工作区的使用等，都需要依据职能变化作出进一步的调整。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在查办案件方面建立职能衔接机制，将原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等部门的职能，包括机构和人员一并转隶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依法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虽然这种职能转移使得公诉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的制约，在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只能通过检察机关自身予以监督，但是对于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仍需要认真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对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认定，从而作出依法起诉、不予起诉退回补充调查或自行补充侦查的决定。这其中尤其需要做好办案程序的衔接工作，在审查起诉中形成良好的官方沟通协调机制，以达到检察权和监察权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作用。

三、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在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检察权功能架构重新布局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对于如何科学合理地构造检察权职能充分发挥其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作用，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以法律监督为基点，充分考虑调整后检察职能的适宜性以及各项权利的契合度，坚持检察一体化原则和协调性原则，对检察权进行合理的配置。(一)公诉权的调整与完善。作为检察权的主要内容，公诉权能否有效运行直接影响着检察权的实现程度。因此，公诉权的调整与完善是合理配置检察权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在当前司法体制和监察体制双重改革的新形势下，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检察机关的公诉职权。1.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检察机关对依法审查起诉的案件提起公诉或决定不起诉有一定的裁量权。我国采用“法定起诉主义”，只要案件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检察机关应当提起公诉，没有选择性起诉的余地［8］。因此，起诉裁量权主要体现于不起诉制度上。我国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主要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类型。表面上看检察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事实上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于法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检察机关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严格要求下所做出的决定，仅有的裁量权只能在酌定不起诉中行使，并限制在“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应免除刑罚”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的范围和权限相比其他国家而言过于狭窄。尽管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与“刑事和解不起诉”两种情形，但是在整个诉讼体系运行中其效能仍显不足，检察机关对于不起诉的适用率并没有多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应当对起诉裁量权的范围进行适度扩大，完善立法方面的不足，并加强司法上运用，从而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同时，可以通过公开听证、媒体监督等方式对检察机关行使职能进行监督，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2.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根据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以遏制和制裁违法行为。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虽然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对破坏公益行为无法进行处罚的弊端，但由于该项制度刚刚起步，仍然存在一定弊端，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方面，建议扩展公益诉讼的范围。除新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对于侵害烈士荣誉名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诉讼以外，还可以将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安全生产、规划许可、文物保护等领域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纳入到公益诉讼的范围中。另一方面，需要对检察机关的调查权加以完善。在明确调查取证方式和内容的基础上，制定保障措施，即明确行为人存在抵制调查、不如实提供证据材料等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以确保检察机关调查职责的顺利履行。3.建立检察机关对诉讼中重大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程序的启动权。鉴于司法体制改革中职能分工的变化导致的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弱化，仅凭检察建议和纠正意见这种“柔性监督”难以对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活动起到有效监督作用，建立重大程序违法行为责任追究机制有利于弥补诉讼监督权刚性不足的缺点，克服检察机关“软骨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应当加强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执行力，使有关部门及时纠正改错。如果该部门拒绝改正，检察机关可以对相关主管机关予以处罚并对违法责任人员追究问责，以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二)诉讼监督职权的优化。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内容宽泛，几乎贯穿了从立案到执行整个诉讼活动的始终。笔者认为，应当对诉讼监督权进一步强化，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1.强化审判监督职能。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救济程序，目的在于纠正一审和二审诉讼终结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却仍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少之又少。其原因在于需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确有事实证据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才能达到再审的条件，导致许多案件被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驳回而无法进行再审，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对于裁判不公或程序错误的案件，由于其原因不仅限于案件事实不清、法律法规不完善、法官判案有误或者业务能力不足，还可能缘于法官自身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而故意造成的冤假错案，这部分案件因其隐性原因，很难做到及时纠正。因此，有必要调整和完善审判监督职能，将审判监督的对象由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扩展至审判人员的审判活动，以防止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发生，避免司法腐败，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落到实处。2.调整检察机关的自行侦查权。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目前检察机关只有针对诉讼活动中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才能享有立案侦查权，检察机关的自行侦查权依然存在。这意味着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权的运用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有效查明案件事实，而且对监察委员会的侦查行为也会产生有效监督作用，符合检察权与监察权相互制约的权力配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一般很少自行补充侦查，大都依赖于侦查机关补充证据，导致检察机关不仅无法真正履行对侦查行为的监督职责，而且相关案件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及侦查意愿。针对自行侦查权虚化的现状，笔者认为在立法上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明确自行侦查的内容，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实现方式作出具体性规定，增强可操作性，使其对司法实践产生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将自行侦查的时间不列入审查起诉的期限之内，为防止诉讼拖延问题的出现，可以对相应的报批程序和期限作进一步细化规定，使检察机关行使自行侦查权更加科学化、务实化。3.加强检察机关对其他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除逮捕需要检察院批准外，其他强制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并执行。即便侦查期间采取的查封、扣押或限制人身自由等其他强制措施发生错误，检察机关也只能以纠正违法的方式进行监督。由于这种监督途径过于单一，仅通过书面形式要求侦查机关自行改正，难以达到法律监督的效果，事后审查起诉时又不容易发现适用强制措施中所存在的违法情形。因此，有必要扩展检察机关对其他侦查行为的监督范围，规定涉及人身自由、财产的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检察机关的事前审查批准后方可适用;对于紧迫性强制措施如拘留以及轻微型强制措施如拘传，则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同时，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遏制强制措施中非法侦查行为的蔓延，从而为检察机关构建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弥补以往监督方式的不足，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胡勇．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再定位与职能调整［J］．法治研究，2017(03)．

［2］姚岳绒．监察体制改革中检察院宪法地位之审视［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01)．

［3］邓思清．检察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

［4］田凯，单民．论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一致［J］．法学评论，2006(04)．

［5］朱孝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制度的巩固与发展［J］．法学研究，2018(04)．

［6］杨克勤．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检察工作发展新路径［J］．当代法学，2018(06)．

［7］李奋飞．检察再造论———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为基点［J］．政法论坛，2018(01)．

检察改革范文篇7

一、技术人才培养情况

改革、转隶前，A院设一级科室技术科，有副科长一名，已在检察机关工作7年，一直负责全院的技术工作，主要完成文证、电子证据鉴定、同步录音录像、检察专网维护、办公设备维护、会议系统管理等工作，同时还要负责A院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另有一名司法会计已于多年前转任侦监科科长，较少的参与司法鉴定工作。培训方面，按照省院的要求参加省院组织的各类技术、信息化知识学习。改革、转隶后，原技术科负责人转隶到监察委，院党组安排案管办主任兼任技术科副科长，负责技术科工作，又配置了一名2017年才从大学毕业的事业人员作为助手，两人都是技术新手，缺乏必要的技术培训，工作上手慢，同时两人还要完成A院案管办所有工作。A院原有的司法会计已经转为检察官，不再负责司法会计工作。技术人才青黄不接、储备严重不足。技术人员少，任务繁重是基层检察院技术部门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技术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检察机关对技术人才培养重视程度不够。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核心部门是公诉、侦监、反贪这一类科室，技术工作往往被单位视为后勤、辅助类工作，甚至一些院将技术人员视为“网管”，认为技术部门只需要做好网络通畅、应用系统能使用就可以了。长期的忽视，导致技术部门存在感严重不足。至于人才培养就更缺乏。依此发展，在司法改革和两反转隶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司法改革后，将检察人员进行分类，检察技术人员被列为检察辅助人员中的一类，底层设计很明确的将检察技术人员和检察官进行了划分，断绝了检察技术人员向检察官晋升的通道，在直到目前有关部门还未出台检察技术人员职业保障相关的配套政策情况下，这种人为的制造“专业化”分类的后果就是让检察技术人员越来越边缘化。所以当两反转隶时，一些检察技术人员毫不犹豫的放弃检察机关待遇而选择转隶到监察委谋求自身发展时，这种选择其实就是更加理性的无奈之举。人才的流失，让检察机关在改革中更加举步维艰。(二)现有检察技术人员培养方式单一，缺乏深度。以A院为例，市、县级院基本上不会专门对检察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以往检察技术人员参加的培训主要省院组织的技术、信息化培训。司法改革、两反转隶后，基层院技术人员变动较大，接受的培训就更少了。从培训的内容上看，主要是系统应用操作上的培训，缺乏深层次的知识教授与培养。(三)改革后新的变化对检察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技术人员素质难以适应要求。司法改革、两反转隶后，检察机关的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按照检察机关智慧检务的要求，各业务条线的智能系统都将按照计划上线运行，检察大数据、智慧应用支撑等功能对检察人员提出的新的技术要求，检察技术人员要掌握新技术、新方法，仅靠技术人员自身学习是难以适应要求的。

三、探索人才培养方面问题解决之法

张军检察长在2018年6月5日的检察机关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智慧检务建设离不开队伍、人才、机制的保障”，目前提升检察机关信息化水平势在必行、提升检察技术人员素质也极为重要。检察技术人才培养需要一个长期、漫长、艰难的过程。我们应当深刻的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旧有的机关管理模式已经过时，科学技术对于基层检察工作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司法改革和两反转隶的影响我们要认真直视面对。从检察技术自身发展规律入手，以转变观念、加强重视、强化培养为手段，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检察技术人才为要求，扭转检察技术人才匮乏的困境。因此建议:(一)检察机关应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把科技融合检察机关办案作为当前工作的一个重头戏。明确责任，狠抓落实，单位一把手要抓好检察技术人才培养，提升检察技术人才素质提升。检察技术人员不仅要懂技术、要懂信息化，还要懂法律、懂办案。高质量、复合型技术人才的培养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建立完善检察技术人员职业保障。建议将检察技术人员从检察辅助人员中单列出来，职业保障与辅助、行政人员进行区分，按照检察技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建立单独的职业晋升机制，可以借鉴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的职称待遇晋升机制，职称与待遇挂钩，充分调动技术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三)加大技术服务外包力度，给检察技术人员减负。将一部分对人员要求高、重复繁琐的信息化建设和维护工作外包出去，交由有经验、有资质的专业服务商进行。减轻技术人员不必要的工作负担，让检察技术人员专心于检察技术的学习、应用和研究，更加投入地提升自身的技术、法律水平。(四)以市级院为单位，整合技术人才，统一培训、统一协调使用技术人才。统筹安排，可以最大程度利用好当地的技术人才资源，减少浪费。市级院可以定期组织技术人员培训、交流，邀请其他地方的检察技术专家到当地授课、指导。市级院技术部门制定本辖区技术人员管理制度，办案时，可抽调本辖区内技术骨干组成办案组对疑难案件办理进行技术攻关。(五)打通人才流动壁垒。探索实行主辅岗制度，挑选有意愿从事检察技术工作的检察干警在技术部门辅助工作，缓解检察技术人才不足的压力。引进专门技术人才，培养技术骨干，让技术人才能够留得住。上级院技术部门与下级院技术部门加强沟通交流，双方建立人才流动机制。在检察机关招录、选调中增加专业技术岗位，选拔有理想、有抱负、有经验的技术人才进入检察队伍。在提升检察技术工作质量的基础上，开创检察技术工作新局面。

［参考文献］

［1］王芳芳．浅谈基层检察院如何做好检察技术工作．楚天法治，2014．9．

检察改革范文篇8

一、现行刑检工作机制的不足之处

1、捕诉分设办案效率低下

目前刑检部门普遍分设为批捕和起诉二个业务职能机构，实践证明这种设置加大了司法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则。（1）、工作重复，人力资源浪费，司法成本增大。刑检部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提请逮捕时，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基本证据都已到位，到提请起诉时只不过将这些证据材料整理有序、装订成册。由起诉阶段的承办人重复批捕时的阅卷审查、提审复核等工作，延长了办案时间，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显而易见。（2）、捕后侦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脱节。捕诉分设后，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到审查起诉之间形成一个空档，无人对这一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证据的变化负责督察。（3）、捕诉分设后，在批捕部门和起诉部门之间为“捕后不能诉”产生矛盾。因批捕、起诉对证据的要求不同，有些符合批捕要求的案件，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导致“捕后不能诉”时，起诉部门往往责怪批捕部门对案件证据不够充分就批捕，而批捕部门则埋怨起诉部门过于谨小慎微，不会运用证据大胆起诉。

2、检警关系模糊法律监督不能落到实处

我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将检警两家关系定位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种没有具体制度保障的设计导致现实中检警两家关系常处于尴尬境地，随着刑事政策的变化在配合与监督之间摇摆不定。（1）、在“强调打击、轻视人权”司法理念指导下，惩治犯罪，保护社会是首要任务，公安机关往往把惩治犯罪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手段，并把批捕人头数作为考核斗争成效的首要标准。检察机关承受着惩治犯罪专政职能的巨大压力，在办案中片面追求高批捕率，放松了对批捕标准的把握，结果许多轻微触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社会治安则未见好转。（2）、法律监督阻碍重重。随着批捕部门向侦查监督部门职能的转变，法律监督工作成为考核刑检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而办案中法律监督则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渠道不畅，案件来源受到局限；程序不明，实际操作举步维艰；追责乏力，案件监督难以落实；关系不顺，掣肘行为时有发生等。刑检部门投入大量的精力四处挖掘线索，多方调查取证，上下协调关系，公安机关则指责检察机关抓着小错上纲上线，两家陷入监督越多，检警关系越紧张，监督越难开展的怪圈之中。（3）、各自为政，刑事案件诉讼质量下降。公安机关办案中注意力主要放在查清案件事实、捕获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刑检部门则要求充分、全面和固定的证据。移送刑检部门的案件出现证据收集不够全面、充分甚至存在矛盾时，因检警两家互不隶属没有制度规范，刑检部门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不配合导致诉讼效益低下。案件勉强移送法院后，律师抓住这些证据上的问题展开辩护，案件质量无法提高。

3、公正、高效的主诉检察官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确立是刑检部门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刑检部门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刑检部门无疑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但现行制度与以公正、高效为标志的主诉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需要进一步完善。（1）、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与以往差距不大。主诉检察官以独立的办案权为基本标志，而现阶段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仅限于事实清楚的一般案件的起诉权，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增减罪名罪行的案件、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仍需向行政领导层层请示汇报，占用了大量办案时间，行政干预独立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2）、对主诉检察官的工作评估不科学。近年来对主诉检察官都是采用岗位目标管理考核法进行工作考评，它将主诉检察官的各项工作划分为办案数量、办案质量、法律监督、调研信息、综合治理等子项确定分值综合打分，作为年终评先的依据。这种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确定的打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办案实际，办案质量、难易程度等主要指标没有优劣区分标准，调研信息、综合治理反有明确的加减分项目。这一模式诱使主诉检察官对所办案件得过且过，出庭公诉成为走过场，主要精力则放在了写调研文章、上法制课、编工作经验上，一年到头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本末倒置。（3）、主诉检察官管理机制严重滞后。主诉检察官属于高度专业化的司法官员，现行的检察官管理仍沿用行政人事管理制度，其弊端日益明显。刑检工作要求主诉检察官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实践性和专业性，一个公诉人没有长达十年的出庭实践是无法成为专家型称职的主诉检察官的。现行体制根本没有为检察官提供一个终身从事刑检工作的激励机制，检察官的进步只有行政职务晋升一条路，行政职务晋升成为衡量检察官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优秀的检察官被提拔后都离开了主诉检察官的行列，专业化的主诉检察官队伍无从建立。

二、刑检部门转变执法理念的理论思考

现阶段刑检部门工作机制上产生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刑检改革中种种理论困惑的反映。要找出解决办法，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改革的方向。

1、刑检部门的准确定位

刑事诉讼法赋予刑检部门法律监督职责，同时刑诉法确立了以法官为主导，控辩对抗的刑事诉讼模式，这一模式要求刑检部门的全部工作应围绕出庭公诉展开，一些人据此质疑刑检部门的法律监督权，认为监督权妨害了公诉权的独立行使。理论上的争论导致刑检部门的法律监督权缺乏制度保障，监督工作难以展开，因此刑检部门的深化改革，首先需要解决刑检部门的定位问题。（1）、公诉职能是刑检部门最基本的职能。公诉权作为一种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国家权力，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专门性，只能通过享有国家追诉权的刑检部门行使。刑检部门代表国家对特定嫌疑人触犯刑律的行为进行控告，要求法院通过审判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罚处罚，是刑事诉讼中上承侦查、下启审判的重要环节。（2）、公诉职能与监督职能是一致的。公诉与监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并不对立。刑检部门在尽最大力量实现公诉目标的同时负有监督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的责任，监督责任保证了刑事诉讼活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对侦查权和审判权产生制约，从而在权力制衡的基础上形成公正的司法体系，防止权力滥用。（3）、监督职能只能在公诉活动中行使。刑检部门的监督权并不能单独存在，它贯穿于公诉活动的始终。批捕权和起诉权是为了监督侦查活动与审判活动的合法性、适当性而设立的，具有程序性、参与性、及时性的特点，刑检部门的整个办案程序就是履行监督权的过程，不需要再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单独行使监督权。综上所述，可将刑检部门定位为执行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的检察院内部职能机构，法律监督职能体现在公诉职能的良性运行上。

2、刑检部门的活动原则

在解决了刑检部门的定位后，其次应明确其活动原则，保证公诉与监督职能的依法履行。在法律规定的共性原则下，应特别强调下列原则。（1）、独立行使公诉权的原则。这是确保刑检部门不受干扰地顺利完成公诉任务的重要保证。在法官主导的庭审模式下，要求刑检部门承担指控犯罪责任的同时，也应给予其独立调查取证、决定起诉与否的全部权力，不受案外因素的干扰，以保证全面履行职责。（2）、引导侦查的原则。刑检部门在法庭审判中处于控方地位，负有对犯罪的证明责任，要保证职能的发挥，前提条件就是公安机关取得符合公诉要求的全面的证据，因此应当确立刑检部门在侦诉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刑检部门与公安机关对案件中的犯罪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等方面的认识不一致时，刑检部门的决定应具有优于公安机关决定的法律效力。规定侦查工作必须对刑检部门开放，刑检部门可以视情况对侦查工作提前介入以审查证据，提出对证据的意见和取证方向的建议，公安机关必须予以配合、支持，并采纳刑检部门的意见。（3）、依法监督的原则。由于刑检部门和公安机关工作重心不同，因此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引导并不是将刑事警察部门划归刑检部门管理，警检一体化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刑检部门在对公安机关引导侦查时，对其违法侦查行为不仅有权事后监督，而且有权进行事前指导。在庭审活动中，刑检部门通过对违反诉讼程序的审理行为提出意见，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保障了庭审活动的合法性，刑事审判监督不会动摇法官的中立地位。

3、刑检部门检察官的性质

解决刑检部门检察官的定位是深化刑检部门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检察官的定位从属于刑检职能的定位，应当属于司法官员。（1）、检察官的公诉活动集中反映了检察官的司法属性。其一，这种活动是为了维护法制，具有维护法制的目的这一特征。其二，公诉活动以直接性和亲历性为基础，要求检察官亲身经历程序，直接审查事实，从而建立内心确信。这一活动必然是个体化的，这种个体操作特征突出体现于法庭诉讼活动。检察官在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包括在庭上采取公诉权范围内的各种诉讼行为，都只能是一种个体性操作，其他人想帮忙也帮不上。其三，由于直接性和亲历性以及个体操作特性，检察官行使其职权应当独立，有权抵制不法干涉。（2）、应围绕公诉活动设立职能机构。捕诉分立的机构设置根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检察院组织法》，在当时权力缺乏外部制约的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但权力是不可能通过内部监督实现公正运行的，在控辩对等的诉讼模式下，继续保留这种设置弊大于利，理应遵循公诉活动规律，在现阶段批捕权归于检察院的前提下，用主诉检察官制度加以替代。（3）、主诉检察官制度，是对检察权的重新配置，实施关键是“还权于检察官”。由于捕诉分设、三级办案的司法体制具有“审而不定，定而不审”的特点，因而与司法的一般规律不符，同时也难以充分调动检察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在目前迫切要求加强公诉职能的形势下，这种办案制度已显得不适应。对此进行改革，就要求使检察官从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案件承办人员成为有职有权的检察权行使主体。如果使检察官完全成为听命于上司指令而没有独立权限因而在业务活动中谨小慎微的公务员，就违背了司法活动的规律。

三、刑检部门转变执法理念的具体措施

通过对刑检部门转变执法理念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刑检部门的改革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走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必由之路。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应围绕深化主诉检察官制度这一主题展开。

1、确立主诉检察官的基本办案模式是转变执法理念的出发点

按照刑检部门的职责要求，应建立主诉检察官办案小组，分为主诉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和检察书记官，由此建立刑事检控制度，设置一种以庭审公诉为中心，以起诉制约侦查的合理系统，从而理顺侦诉关系，使之在庭审中与辩护对等。主诉检察官与检察事务官具有不同的分工：主诉检察官主要面对法庭，在庭审中形成与辩方的强有力对抗，检察事务官主要面对侦查，对侦查起到强有力的制约。近期，主诉检察官在程序方面享有下列权力：调查取证权、追回补充侦查权、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材料权、建议延期审理权、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权、起诉权、追加起诉权、追诉漏犯权等，远期应当拥有：采取、变更强制措施权、补充侦查中的搜查、财产查封、扣押权、终止审查案件权、不起诉权、撤回起诉权、变更起诉权等。在实体方面的权力近期主要为：增加认定罪名、犯罪事实权、对公安机关或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口头纠正权、对庭审中影响实体的违法现象口头纠正权。远期上应有：减少认定罪名、犯罪事实权、撤回起诉权、向有关单位依法发出书面纠正违法权等。检察事务官接受主诉检察官的领导，在刑事诉讼中担负着以下职责：1、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审查批捕权。2、动态地监督批捕后的侦查取证工作，掌握捕后侦查案件的诉讼证据材料。3、接受主诉检察官的指派具体处理办案过程中的有关事项，负责提讯犯罪嫌疑人，阅读预审卷宗并制作阅卷笔录、案件审结报告以及处理其它与审查起诉有关的辅助性工作。检察书记官在主诉检察官与检察事务官的具体要求下，做好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全部记录工作和有关事务性工作。包括做好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笔录和出庭笔录及各种工作记录，制作阅卷笔录、案件卷宗及时整理归档，做好介入侦查工作的各种文字记录等。

2、理顺检警关系是转变执法理念的重要环节

为保证主诉检察官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在对抗制的庭审中取得成功，必须赋予主诉检察官和检察事务官引导、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权力。我国现行检警关系应予改进：一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的知悉权，要规定公安机关一经受理案件就须向刑检部门报送材料备案，无论是立案与否、提请逮捕与否、移送起诉与否、都应书面通知；二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的参与权，即规定刑检部门认为有必要，随时可以参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三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证据的审查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对公安机关收集证据的过程和方法进行审查，可以制止公安机关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可以拒用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四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调卷、阅卷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随时调阅公安机关的侦查案卷，以审查侦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五是明确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建议意见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侦查手段、收集和固定证据方式提出建议和意见，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六是明确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处于刑检部门的辅助地位，规定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是为刑检部门公诉做准备，刑检部门可以随时要求公安机关收集或固定新的证据，必要时，还可要求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接受询问和控辩双方的质证；七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处分权，即对执法犯法，采用非法手段、途径收集证据的刑事警察，可以提出批评、警告、停止侦查、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的权力。同时，要赋予人民检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的法律强制力。规定公安机关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后，必须限期做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形成一种公安机关、刑检部门联合、协作，以刑检部门为主导地位的办案机制和检警关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规范主诉检察官选任考评制度是转变执法理念的保障

检察改革范文篇9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检察机关经费保障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缺乏稳定、有效的检察经费保障体制，检察经费保障不足仍是制约司法工作发展进步的突出问题之一，基层检察院特别是贫困地区基层院尤为突出。加快建立体制更加合理、机制更加有效、管理更加科学、保障更加有力的检察体制，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笔者结全我院的实际经费保障情况，就基层检察院司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问题作些粗浅探讨。

一、检察机关经费保障的现状及弊端

我国现行的检察机关管理体制是以地方党委为主、上级检察机关为辅的双重领导体制，即“分级财政、分灶吃饭”的检察经费管理体制。依靠当地财政部门供给，是基层检察院业务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但检察院经费的分配和划拨权由地方财政独揽，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划拨的随意性很大，何时划拨、划拨多少，完全受制于财政部门，而且审批程序也繁锁，造成经费核拨不及时，经费保障率极不稳定。而财政拨款主要是人员经费，每月除去正常人员工资、社会保障费后所剩无几，根本无法满足正常的办案、学习、培训、车辆使用以及办公用品等各方面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费保障问题已成为制约检察事业发展的瓶颈，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阻碍了持续发展。

由于体制的制约，检察机关的人、财、物都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管理，随意性大，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基层院更是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装备经费无法保障。现行体制下检察机关经费由当地财政拨付，许多基层院债务缠身、装备落后、各项检察业务举步维艰；二是检察队伍素质无法保障：由于物质待遇捉襟见肘，检察干警生活质量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经济负担沉重，心理压力加剧，没有财力和精力继续学习，业务水平不能得到提高。部分干警工作热情低落，宗旨意识淡漠，理想信念动摇。

（二）制约了职权行使。

现行体制增加了地方检察机关对同级财政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工作的力度。如有的地方政府通过控制检察机关的经费来控制检察机关的业务工作，检察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中不得不看当地政府的脸色行事。有些地方政府因检察机关秉公办案影响了地方的利益，就以经费紧张等为名拖欠检察机关的业务经费，对检察机关实行的有关改善检察机关工作条件和检察人员生活待遇的措施不予支持。还有些地方政府财政部门无视检察机关的特点，将其与行政机关一样采用地方经费包干，甚至给司法机关下创收指标。

（三）滋生了利益驱动。

由于现行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存在先天性缺陷，使得中央三令五申的“收支两条线”的规定缺乏保障机制，多年来难以真正落实，收支挂钩、以收定支现象在许多地方屡禁不止，难免导致一些检察机关受利益驱动，为钱办案、越权办案，滋生司法腐败，损害公正执法。

二、解决经费保障的对策

当前，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的精神，以促进检察机关独立公正执法为目标，积极探索改革和完善检察经费保障体制，建立与检察机关行政、人事和业务管理体制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制，减少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对同级财政的依赖，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从制度上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

（一）建立司法经费保障领导责任制。一是各级党政一把手要站在维护稳定、巩固政权建设的高度，牢固树立“经济发展是政绩，社会稳定也是政绩”的观念，把对各级司法机关经费落实情况纳入考核各级主要领导工作业绩的体系之中。对未按标准实施保障的，上级可采用扣减其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央政法专项补助等方法，由上级财政直接拨付司法机关使用。二是各级检察机关的一把手对于落实经费保障标准责无旁贷，在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领导关心与支持上多做工作，有所作为，进一步增强党政领导和财政部门对检察工作的了解，主动地支持公用经费标准贯彻落实。同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部门的监督作用，上级财政部门和检察机关也要加大对下级财政部门和检察机关的检查监督工作，把保障标准真正贯彻落实。

（二）改善司法经费保障体制。改变小预算—大决算的保障形式，实行以财政预算拨款为主体，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以及财政返还罚没款为补充的检察机关公用经费供给办法，建立稳定的检察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划清“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范围，对于检察机关的人员工资和公用经费等由同级财政负担；对一次性大型装备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则应纳入同级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由上级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以地方解决为主，中央和上级财政补助为辅。

检察改革范文篇10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中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种政治制度表明，我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而是实行议行合一的体制原则。“一府两院”的国家机关，其权力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以及专门检察院组成。各级人民检察院由同级的权力机关产生，并向它负责，受它监督。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虽然我国检察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但是由于地方检察院完全按行政区划设置，却与行政机关相对应。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条第三款之规定，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所以，国有林区检察机关是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由国家在国有林区设置的人民检察院，行使国家检察权，而不是林区自己建立的检察机关，行使林业所赋予的权力。因此，它既不是专门检察院，也不是与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相对应的地方检察院。就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来说，是由省一级地方检察院在国有林区设置的派出机构，是由法律规定的地方检察院这类检察机关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白龙江林区属全国九大林区之一，地跨甘南、陇南、临夏三市州。就洮河国有林区来讲，地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横跨卓尼、临潭、康乐、合作三县一市，东西长约公里，南北宽约公里，总面积公顷，林地公顷，森林覆盖率为，其森林资源还包括珍贵野生动物梅花鹿、雪豹、细嘴松鸡、岩羊、金钱豹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数十种，洮河林区也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洮河的水源涵养林，洮河林区生态保护的成败也是关系到投资一百多个亿的甘肃引洮工程的成败，所以洮河林区在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珍贵野生动物，维系和保护生态平衡，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洮河林区的重要性决定了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保障体制，包括必须设置国有林区检察机关。

现有的白龙江林区两级检察机关是依法设立的省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虽不直接受某一级地方权力机关的监督，但它接受林区各级党委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和监督，并通过省检察院向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和报告工作，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其林区两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检察员，由省检察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受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而检察长和检察员的任免考核，也由林区各级党委和上级检察院考核，最后由省检察院考核把关，并统一向省人大常委会负责。所以对白龙江林区两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关系完全是符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白龙江林区这种相对独立的检察体制，是由国有林区相对独立的领导体制及其国有的性质决定的。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和下属的各林业局，由省政府所属的林业厅垂直管理，尤其如今“天保工程”的实施，洮河、阿夏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其经费来源于国家林业局和省政府，所以说白龙江林区是由国家所有并直接管理的，不属地方所有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与依法设置的林区检察体系是相吻合的。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的设置还克服了地方检察机关管辖的局限性，因为就洮河林区来讲，地跨甘南州的卓尼、临潭、合作两县一市，临夏州的康乐县，由地方检察机关管辖，势必形成“条块分割”的局面，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管辖主要由案件发生地管辖，所以洮河林区由各地方检察机关管辖，不但不利于国有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而且加剧林区和地方矛盾的升级，因为林区依国家政策实行“封山育林”，以保护和发展国有资源；而地方实行“打开山门”、“靠山吃山”的政策，以发展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种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必将导致林地纠纷、林木纠纷，大量盗伐林木，大面积蚕食国有林地的案件上升，最后以牺牲国有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发展地方经济，也可能导致年洪水再渡重演的历史悲剧、还可能出现森林资源破坏、珍贵野生动物濒临死亡、洮河断流、引洮工程废弃的残局。所以设置相对独立的林区检察机关将克服了地方检察机关管辖的局限性。

根据白龙江林区两级检察机关设置的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优越性，笔者认为林区检察机关应继续加强，而且要健全完善司法保障体制，所以必须进行体制改革，改革在保持省人大监督的前提之下，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一、林区检察机关经费保障问题。

白龙江林区两级检察机关，其分院的人头经费由省政府财政拨付，而办案经费却由林业管理局拨付，基层院人头经费和办案经费均由各林业局拨付。形成白龙江林区分院经费和基层院人头及办案经费来源依赖林业管理局和林业局的状况，导致“有粥喝粥，有饭吃饭”的局面。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经费的不足，不仅严重地制约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能，也影响了检察队伍的稳定，还影响着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有的自尊和自信，更影响着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公正是司法活动第一位的价值追求，但是公正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以一定的物质保障为基础，以一定的物质付出为代价的。尽管如此，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还是克服经费严重不足的状况，严格执法，秉公办案，严格按照党中央的规定，遵守“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林区检察机关经费的困难。因此，既然林区检察机关依法作为省检察院的派出机构，应依法由省政府财政通过省检察院来保障林区检察机关的人头和办案经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器，其经费保障理应由国家来保障，理应由政府拨付。

第二、进行林区检察官身份的置换。

白龙江林区检察人员其中分院的人员属事业编制，基层院的人员属企业编制，应该调整、理顺这种体制，由国家列入统一的检察序列。检察官应依《检察官法》来规范，而林区基层院检察官同时还要用企业制度规范。这种混乱状态有悖于“一府两院”制的规定，难免会给人形成企业办的检法，所以应即时理顺关系。既然作为省检察院派出机构的检察机关，理应编入省检察院的检察序列之中。

在解决以上司法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即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党对国家的领导，不言而喻也包括对检察机关的领导，因此，检察机关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依据白龙江林区检察机关通过省检察院由省人大监督的体制，其省委的领导是不言而喻的，基于林区的垂直领导体制和省委对白龙江林管局领导的这种关系，省委对林区检察机关的领导，应委托白龙江林管局党委领导，形成了由省委间接领导，白龙江林管局直接领导的林区检察体系。

这样林区两级检察机关就形成了在业务上由上级检察机关领导，其它林业政策方面由同级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人事和经费由省政府通过省检察院来保障，省人大通过省检察院和林区党委来监督的司法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