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制度范文10篇

检察制度范文篇1

1．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接受案件当事人请吃和喝、送钱物；

2．绝对禁止对告诉求助群众采取冷漠、生硬、蛮横、推诿等官老爷态度；

3．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打人、骂人、刑讯逼供等违法乱纪行为；

4．绝对禁止政法干警参与经营娱乐场所或为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二）最高人民检察院九条硬性规定

1．严禁超越管辖范围办案；

2．严禁对证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3．立案前不得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

4．严禁超期羁押；

5．不得把检察院的讯问室当成羁押室；

6．讯问一般应在看守所进行，必须在检察院讯问室进行的，要严格进行还押制度；

7．凡在办案中搞刑讯逼供的，先下岗，再处理；

检察制度范文篇2

一、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必要性

与会者认为,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就是要解决中国检察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在民事、行政、刑事等部门法律中,都明文规定了检察机关依法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内容。也就是说,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层面上,完全能够找到我国检察制度和检察权的充足的法律依据。但是,中国的检察制度既不能效仿大陆法系国家的模式,也不能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合理性在哪里?由此,需要通过探寻潜藏在法律规定背后的法理,论证中国检察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与会学者专家力图从国家权力模式、国家权力制衡、公共利益、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统一法制和正当程序等多个角度,对中国检察制度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积极全面的探寻。

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指出,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是解决检察制度的本源问题,即中国检察制度的法理基础问题。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民主法制的转型时期,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促使法学理论界对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刻不容缓。民主法制的转型主要表现:一是理论上对民主法制转入哲理性探讨,即理性化思考;二是法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也在逐渐转变。以往,主要是拿来主义,注重对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进行移植;现在,法学理论界的主要任务是立足国情,在借鉴的前提下,解决“洋为中用”的问题。检察制度研究就是要解决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体系的问题。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关乎中国检察制度建设和检察事业发展的大局。因此,法学理论工作者要肩负起这一重大历史使命。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种松志认为,对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是完善检察制度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对检察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不仅要加强对检察制度合法性的理论研究,更要拓展对基础理论研究。消除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检察制度的种种质疑,也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解答和回应。原理研究的目的就是为构筑中国检察制度寻求理论支撑和依据,其中,正当性是根本问题。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理论。法学研究也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法学方法是研究法学理论和技术的方法,而后者通常又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所运用的方法。研讨会期间,与会者就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吉林大学法学院闵春雷教授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应该从整个诉讼理论和立法完善上着眼,应当拓展视野,不仅要对现行检察制度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检察制度和相关诉讼制度的完善,因此,研究的视野必须科学全面,不能仅仅局限于检察机关的部门利益。研究的内容应该进一步拓展,检察制度原理研究应包括最基本的理论,是带有基础性的原点性问题,是相关问题研究的出发点。综观目前的检察制度研究,主要内容仅仅涉及到检察机关的活动原则,如“公共利益”与“人权保障”,等等。建议将检察制度的基本范畴纳入原理研究的范围,对检察权的理论基础,检察制度的价值、功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岱认为,法律应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体。就我国而言,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检察制度。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二是具有司法职能的国家机关。检察原理研究应该解决的是正当性问题,即为何会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骏如认为,原理研究要贯穿一条主线,破解两个难题。一条主线是,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以现状分析为基础,以中国检察制度的性质、职能、机制等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破解两大难题:一是检察制度理论研究的难题。之所以开展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主要是因为过去对检察制度基础理论研究较差,理论界意见分歧较大。因此,需要从理论上证明中国检察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二是检察制度的实践难题。必须承认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尚存诸多弊端,而检察机关现行的运作模式很难消除这些弊端,原理研究就是要针对制度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不断总结和完善检察制度,更好地指导检察工作。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性质

我国宪法和基本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但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怎样?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如何?它是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吗?这些问题都是与会者争论的焦点,也是检察制度原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惊天认为,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四种权力,他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置于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平行的第四种权力,即国家权力的“四权说”。而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左德起认为,应该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我国的权力模式,比如我国的检察监督权是否具有服务性,即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性质。

种松志检察长从权力制衡原理论述检察权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他认为,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国家权力,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国家权力划分标准。诉讼历史是权力不断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检察制度和权力制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一定意义上说,检察权是权力制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权力制衡思想的发展而发展。从检察权产生的历史来看,控诉权首先是私权利,然后转化为公权力。检察权除了对审判权、侦查权进行制衡外,还对其他国家权力发挥制衡作用。在我国,主要通过职务犯罪侦查、检察建议等方式实现。从世界范围来看,检察权对其他国家行政处分权的制衡主要通过参与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在美国,检察官可以对涉及政府利益的案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提出诉讼。在英国检察总长代表国王、代表公共利益,可以主动对行政行为实施司法审查,还可以在私人没有起诉资格时帮助私人申请司法审查。在日本,检察长可以作为公益代表人提起行政诉讼。从总体上看,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检察权对行政权制衡的机制。由于没有行政公诉权,检察机关不能够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一方面客观上滋生了行政权的滥用,另一方面使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不能全面彰显。为了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必须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从而强化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世界各国的权力模式是多元的,应该在对各种权力模式比较研究的前提下,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寻找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合理性。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戬认为,必须在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的框架内,才能正确理解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检察权的内在属性、检察人员的职责和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内涵。权力分立是权力协调的一种精神,而不是作为一种模式。我国的“一府两院”权力构造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在一元化权力结构下,检察人员的根本职责应该是对法律的一种强势监督,其他职责只是根本职责的派生和具体实施途径。在我国,因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涉及的国家权力较多,争议的内容也最庞杂。同时,我国检察机关的公诉权、抗诉权和法院审判权之间,不因法律监督关系而存在实质的冲突,监督过程就是各种国家权力之间的协调过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宏耀认为,法律监督权应该在我国现行宪法的政治框架内进行设计,没必要提出“四权”的问题。我国的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各有分工,这种分工实际上表现为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法律监督权是诸多国家权力中的重要权力,应该强化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和具体监督。(1)在我国宪政体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法律监督的最高机关,但是,其工作方式决定了它自身无法开展经常性的具体的监督。虽然,我国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监督制度和手段,但是,内部监督无法克服其自身必然带来的妥协性。(2)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制度的统一性。(3)在宜粗不宜细立法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立法过于粗疏,为执法裁量留下了非常大的空间,这种立法现状和执法环境,需要强大的外在法律监督。从权力性质上,检察监督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力,它只是负责指出问题、提出问题,而最终的实体性判断仍需其他机关作出。我国现行的检察监督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通过追诉犯罪进行刑事法律监督、通过民行抗诉进行民行审判监督,以及通过纠正违法通知提出检察建议。

三、中国检察制度的监督性

在长期的检察实践工作中,检察机关一直在发挥着法律监督者的作用。但是,监督性能否成为我国检察制度的特点呢?对此问题与会者意见分歧很大。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守安对我国检察制度的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我国检察制度具有“以法律监督为中心,多种功能”的特性。辽宁省辽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文生认为,应将监督性作为中国检察制度的特征之一。种松志检察长总结我国检察制度有三大特点,即监督性、司法性和独立性。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认为,监督权不是一级国家权力,监督权是权力之间的国家权力。监督权不需要再监督,否则循环监督不能成为监督。同时,监督不能等同于制约,监督必须具有强制性,并且只能自上而下。目前检察制度原理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包括哪些内容,批捕权、起诉权、不诉权是否是监督权的表现形式等。

吴宏耀副教授认为,我国的检察制度深受苏俄检察制度,尤其是列宁检察监督理论的影响,通过列宁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诞生,自始与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使命联系在一起。列宁曾经指出,检察机关只能是独立于地方政权并以苏维埃国家名义行使监督权的国家检察机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检察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仍然表现出中国特点。(1)我国的检察机关只负责法律监督,尤其是对违法犯罪的追究;(2)在宪法定位上,我国的检察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监督之下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更不是唯一的监督机关;(3)在监督方式上,检察监督并非绝对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性监督”,而是有限的、平行的“制约性监督”。

检察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检察制度检察机关检察权检察官

检察制度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较短，在制度构建上现仍不够成熟。检察制度的雏形是14世纪左右法国出现的“国王制度”，然直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才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其初衷是监督警察滥用警察权，防止法官自由擅断。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也有自己的检察制度渊源，即古代御使制度，这个说法是讲不过去的，中国传统的司法体制是一种绝对行政化，父母官式的管理而远非现代竞技性的、权力制衡意义上的检察制度。我国现行模式的检察制度是源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模式，今天的俄罗斯以及东欧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剧烈转轨，我们目前这种体制的运行亦积弊颇深。1999年的宪法修正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政治的民主化、科学化，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经济的市场化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我国检察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配合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理应在制度构建上进行相应的变革。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检察机关的地位独立以及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等已成为当前检察制度改革重点。本文拟从这几个部分对当前我国检察制度改革作一初步的剖析。

一、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是理顺所有检察工作的出发点

检察权之定位，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有无独立性、独立程度之高低以及检察权如何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检察权的正确定位，是理顺所有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关于检察权如何定位？现在，在我国学术界有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

2、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

3、双重属性，即具有行政权的成份，又具有司法权的属性；

4、是一种独立的权力，即法律监督权。

目前，我们的检察机关既要适用法律去办理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也要主动去监督、追究犯罪；上下级之间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同时又具有较强的独立判断性。然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别主要体现在：1、司法权具有很强的法律性，主要是适用法律处理案件，而行政权具有特定的目的，法律只是为其提供一个框架；2、司法主要是一种判断性行为，而行政权主要体现为一种行动；3、司法官员有一个明显外部特征，即只服从自己内心独立的决定，而行政官员只是服从于行政指令；4、行政活动极具主动性，司法活动主要体现被动性（不告不理）。①从前述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行政权说指出了检察权的某些行政特性，却完全忽视了检察权的司法特性；司法权说是从检察权与审判权的比较着手，揭示出两者“近似”与“接近”，以检察权的主要特征来证实检察权的司法性，毕竟“相似”、“接近”并非“等同”。第三种观点，即双重属性说，该说尽管做到了对检察权的全面的概括，但结论却是双重性，事实上仍使检察权徘徊于司法与行政两权之间，并没有真正解决检察权的定位问题。

笔者认为将检察权的性质界定为行政权、司法权或者兼具行政与司法双重属性之权力的观点,首先在思路上就发生了偏颇。所谓性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故无论将检察权界定为行政权、司法权还是两种属性兼而有之的权力,实际上都只是在某种既定的国家权力格局中给检察权寻找归宿,因而在使检察权与某一种权力区别开来的同时却又在客观上将其归类到另一种权力之下。这与检察权在我国实然地存在着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的现实状况是不对等的，所以笔者赞成第四种观点。其实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是由我国国体所决定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功能是将全民的意志以立法的手段转变为国家的意志，再通过不同的国家机关来实施这些权力，由于各种国家权力的属性不一样、行使方式各异等所限，故而实施这些权力的各个国家机关的性质亦因而不同。在我们这样的国体下，要保证各种权力的正确、高效的行使，就势必需要也应当需要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以取得“三权分立”之国家权力相互制衡之效。检察机关自身先天具有的监督属性，正好适合担当这个监督者的角色，故“人大”委托检察机关司职法律监督，并以国家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综上，便不难得出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法律监督权的性质。

二、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是整个检察制度改革的基石

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也就是司法机关的一部分，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亦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掌握压迫者的力量。”

孟氏精辟的论点阐述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当然这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的司法独立；尽管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实现司法独立也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然前提。国家的检察权只能由国家的检察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检察机关独立受理案件、独立提起公诉、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实质独立。诚然，要在现实的国情下保证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绝非易事，必须要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机制，比如检察人事管理机制，检察经费保障机制等。只有建立起了相应的机制才能保障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性；只有确保了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才能保证整个检察制度改革不至于迷失方向；只有保障了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才能保障整个司法体制改革最终目标的实现。

三、检察权的科学分配，确保检察官的廉洁及其工作的高效

在改革现行检察内部体制时，必须尊重检察权本身运行规律的客观性，合理分配权力并以权力制约权力，实现权力之间的平衡运转，同时也要坚持权责利一致的原则，以确保检察官的廉洁及其工作的高效。具体应明确以下几点：

(一)对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强化检察权的科学配置

当前，检察人员依照政府公务员干部人事制度管理，且属于公务员的范畴。高级别、高待遇的检察官基本上都是配在内部的行政领导职位上，即在行政“官”的位置上，实然上这样势必在检察机关内部导致官本位主义，同时严重制约了司法效率的提高，一部分高水平的检察官既要办理案件更要管理行政事务，也就缺乏完全意义上的检察官，不利于检察业务专业化、检察官精英化的发展。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有特定的含义。检察官之外的人员如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勤人员等显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检察官，检察人员应按其工作性质、难易程度、责任大小等予以细分，使其责、权、利明确，走专业化、精英化之路，实现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是检察机关管理改革的内在要求。

（二）提升检察官的权力，建构相应制度予以保证

长期以来，我国检察体制中一直存在着检察官独立地位不够明确的问题，要在检察机关内部重新分配检察权，使检察官成为办理案件并具有相当决定权的司法主体。这种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让检察官真正独立行驶有关案件办理的权力，即将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的一部分权力划归检察官，如检察长，科、处长只在行政事务上领导检察官，而在业务上无权改变检察官的决定等等。另一方面，强化对检察官的职务保障，以便让检察官们能够放心地按照法律和自己内心的确信办理案件；这可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赋予检察官在受到一定限制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以合法对抗行政事务领导的指令，此时检察官的诉讼行为具有程序上的效力，检察长无权决定或终止检察官的诉讼行为。在检察官及其家属的安全同履行其检察职能而受到威胁时，有关机关应向他们提供人身安全保护。检察官的服务条件、充足的报酬以及其任期，退休金、退休年龄均应以法律或者法规予以明定，不宜轻易改变。

（三）制度上进一步明确细分检委会与检察长的权力

检察职能对应的客体是检察业务，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对应的客体是行政事务，两者在性质上根本不同。重大检察业务问题的处理实行检委会负责制，对重大行政事务的研讨实行检察长负责制。因为检察业务法律专业性很强，需要由法学专业知识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检委会，由检委会集体讨论决定，专职检委会委员同时负责处理检委会的日常事务。而行政事务处理的政策性较强，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负责人，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一般都很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验丰富，应由其直接决定处理行政事务。

四、检察官需进一步当事人化，同时履行客观公正义务

尽管我国“97刑诉法”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变革，其出发点在于着力塑造一个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新型诉讼结构，但还相当不够。只有在控辩双方平等地位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抗辩，也就是说检察官在诉讼中的地位需进一步当事人化，才能造就更为有效的抗辩。同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追诉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这一特殊身份必然又有别于代表个人提起诉讼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原告。主要区别在于代表国家追诉的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除承担控诉义务外，还担当着另外一项重要的义务：保障整个诉讼的客观、公正。前一项义务要求检察官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着后一项义务则是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当事人和司法官的双重身份，这就不仅要求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平等对抗，同时也要求其保障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客观公正，诚然，这也就对我们检察官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这也正是我们要求检察官专业化，精英化的原因之一。

当前，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都负有客观公正义务。如在德国，检察官不仅要侦查证明有罪的情况，还要侦查证明无罪的情况；在英国，则要求所有证据不管是不利于被告人还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都应当出示给被告人看②；由此可见，当前客观公正义务具有较强的普遍性。

五、扩大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强化社会化职能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和公众利益的维护者，理应更为广泛地干预涉及国家利益或公共整体利益的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澳门检察官的职责扩大到为劳工及其家属行使依职权之，用以维护他们的法定的合理的权利；③在美国检察官也有广泛的社会事务干预权，如职权涉及处理交通、消费或环境保护等问题。④西班牙检察机关负责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诉讼人，或提供保护，并促进建立民法规定的保护性机构及其它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和无人保护者的机构等等。⑤

扩大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强化其干预社会生活的职能，这不仅有助于将社会生活纳入法制轨道，最终也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早日实现。相比之下，我国的检察制度在对社会事务的其他方面干预力度不够。检察机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力度和检察机关在诉讼领域的职权是紧密相联的，一般来说，检察机关只有在诉讼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才有可能将职权范围从诉讼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因此要扩大检察机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职能，一定要确保检察机关在刑事以及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的相应职权，当然还应当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规定，使检察机关干预一般社会事务的职能有法可依，依法办理。

检察制度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向纵深发展，笔者深信只要我们朝着“司法公正、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通过公正司法，不远的将来就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与正义，这不仅仅是我们进行检察制度改革的初衷，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注：

①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

《谈检察改革》；

②卡斯东.斯特法尼主编：《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

③④⑤肖扬主编：《当代司法体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P8、P61；

参考书目及文献：

[1]贺卫方:关于检察制度改革（为深圳检察系统优秀论文集写的序言）；

[2]张智辉:再论检察权的性质；

[3]赵钢:也谈检察权的性质；

检察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争议；缺陷；完善

一、前言

近几年来，理论界和司法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探讨已成为热点问题，各方面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立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本文结合大量材料，吸取多位法学人士的观点并将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浅薄的意见，恳请得到读者的指导和批评！

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应存在还是废除的争议

我国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一出台就掀起了一阵争论高潮，有关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文章层出不穷，各界人士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最大的焦点当属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应存在还是废除的争议。本人将此现象比作成一场精彩绝伦的辩论赛，主张废除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一方定为反方，主张应该设立并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一方定为正方，这场辩论鹿死谁手尚未定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人站在正方的立场并作为主辩与反方进行辩论。

〈一〉先谈谈反方的论点。综合概括一下，反方主张废除的理由有以下五种：

1、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违反诉讼的基本原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是违反了民事诉讼不适用“有错必纠”的原则。

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有在判决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法院对后者的判决必须证据确凿，适用法律绝对不容出错。而民事诉讼由于它本身性质的特殊性、复杂多变性，法官在判案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也就导致了同一案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所以在民事诉讼上有“有错不纠”的原则。检察院的工作毕竟不同于法院的工作，所以检察院对法院作出的判决只是从主观上进行判断是否公正，这样就导致了检察院抗诉的随意性，主观性，很多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结果还是维持原判，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2、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有损司法审判独立，会造成检法之争的局面。

司法独立是实现法治的必经阶段，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无不将司法独立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设立严重影响了司法独立，这与法治的目标相违背。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应排斥外在监督和干预，而检察监督恰恰与之相反，这样就会造成检法之争，所以理应废除检察监督制度。

3、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会动摇民事诉讼的平等对抗性，打破了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结果，破坏了当事人的平等原则和处分原则。

有的学者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作成等边三角形，最理想的状态是当事人地位平等，攻守平衡，法院居中判决。当事人可以自由地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即“积极的当事人，消极的法官”。当事人如果对法院的判决不满，可以上诉以求纠正；如果当事人就此作罢，不再上诉，而检察监督制度此时提起抗诉就侵犯了当事人的诉权。抗诉在我国的实行无疑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不尊重。

4、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重点在于公法范围，而民事诉讼属于私法范围，故不应使用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民事审判体现的精神是私法精神，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重点在于公法范围，按照公权力不应介入私人事务的精神，对民事诉讼不应监督，所以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5、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大大影响了诉讼程序的效率和司法审判的权威，还会严重损害诉讼经济原则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已经规定了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如果再增加抗诉，势必会影响诉讼程序的效率，不断地更正判决结果也会影响司法审判的权威性。还有学者认为，抗诉提高了诉讼成本，特别是在抗诉成为普遍现象时，便会严重损害诉讼经济原则。

所以反方建议，取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对人民法院裁判内容的监督只能通过上诉审程序、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中进行。

〈二〉面对反方诸多颇有法律依据的理由，正方以进攻为最好的防御手段，采取了将对方论据逐个击破的方法。现在由我将摧毁反方的根据进行详述。

（一）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违反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违反了民事诉讼不适用有错必纠的原则”的辨析。

我们承认民事诉讼本身的特性不同于刑事诉讼，但是如果照反方的观点引申开来，只要法院的判决就不能更改，那么这严重违反了法律“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错不纠”已经成了物极必反的极端，它不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大大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虽然有些案件没有惟一的正确答案，不等于案件没有错误答案。

但考虑到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范畴，不应作为主要的监督对象，且监督的意义在于监督法官的行为是否合法，而不在于发现“错案”，特别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不能准确提出意见时，不仅会有“越俎代疱”之嫌，而且动摇和影响的是社会或当事人对合法尺度的认知，对现代法治无积极意义可言，这也是反方主张废除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根据。所以综合起来我们就不难会得出这样的解决方法：错大必纠，错小则放。既然有必要对较大的错误进行纠正，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对法官依正常审判程序作出的裁判应尽可能不进行抗诉。

反方列举的一些检察院抗诉不成立的案件，我觉得这更不能成为废除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理由。根据哲学的观点，每个事物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一面，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也不例外，部分发生错误的抗诉不能否认检察监督的整体性质和效应。我们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稍微进行一番比较就不难意识到此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了。

（二）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有损司法独立，会造成检法之争的局面”的辨析。

司法独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想反方根本没有将其吃透。审判权由法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由检察院独立行使，这违反司法独立了吗？没有！相反，如果说检察院对法院的判决没有了监督权，这是不是法院剥夺了检察院的监督权了呢？这也违反了我国设立检察机关的本意。有学者对审判监督和审判独立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审判监督是审判公正的保证。审判独立原则的确立是以理性的法院，即理性的法官这一假设为前提的，这一假设能否在现实中完全实现不无疑问，因为法官毕竟是“凡人”，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受各种因素的利诱与干扰，难免会出现个别法官或个别情况下徇私枉法、专横擅断的情形。而且法官自身专业知识，应用能力的局限也会导致他在办案中出现考虑欠周、有失公平的情况，因此就需要设立一种监督与制约机制保证审判权的合理运行，监督机制就应运而生。可见，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既是一种矛盾，但又相互依存，审判独立是审判监督存在的前提，审判监督是审判独立目标实现的保障。

检法之争在民事检察监督运用过程中的确存在，但这个“存在”决不使由于检察监督制度本身带来的，而是产生于法律本身规定的欠缺，检、法两家自身的一些原因等。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法律必将会日趋健全，检察机关在抗诉方面更加严谨，法院摆正自己的态度，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检察院的监督，检法之争必将消除。

（三）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会动摇民事诉讼的平等对抗性”的辨析。

反方已经给我们勾画了一个形象的等边三角性，但并非所有的民事诉讼结构模式都是等腰三角形。在只有原、被告双方参加的民事诉讼中，诉讼结构可以是等腰三角形。如果除了有原、被告双方参加外，还有第三人参加的情况下，那么，诉讼结构就无法以等腰三角形来形容。我想请问在三角形居中的法官如果偏离了中心，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我国法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是无须争议的事实，所以法官有失偏颇甚至严重违法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法律的公正性从何谈起？人们对法律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还谈什么“诉权”呢？固然当事人对不公正的判决可以提起上诉，而且反方也提出取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对人民法院裁判内容的监督只能通过上诉审程序、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中进行，但如果两审终结后当事人仍然认为判决严重显失公平，凭他自己的力量很难发起再审程序，而法律内部监督有难逃“自家人难揭自家短”的规律，这时候赋予检察机关监督的权力，正是为了弥补私权力量的不足和法院内部监督的缺陷。因为检察院既不以原告身份也不以被告身份参与诉讼，而是以国家法律监督者身份参与诉讼，以保证司法公正为己任，所以我们说检察监督制度是合理的。

我们还可以改善以下目前的抗诉制度，就是检察院的抗诉最好是结合当事人的申诉和反映，在当事人可以申诉和反映的情况下（排除当事人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阻力而不敢申诉和反映的情况，这种情况另当别论），检察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和反映进行抗诉，这样就更好地将当事人的诉权和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权结合在一起了，检察院尽量减少站在当事人以外的抗诉，力争做到审判监督活动不与当事人意志相违背。

（四）对“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重点在于公法范围，而民事诉讼属于私法范围，故不应使用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辨析。

不可否认，民事诉讼的标的确实是属于私人事务，但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还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代表的是国家，故国家也参加到了民事诉讼活动中，因此民事诉讼在本质上属于公权力的活动。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实际上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而不是公权力对私权力的监督。

（五）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大大影响了诉讼程序的效率和司法审判的权威，还会严重损害诉讼经济原则”的辨析。

法学所谓“效率”不能单纯追求程序成本的最低化，效益的最大化，相反，程序的“效率”是在公正前提下要求提高解决纠纷的实效，程序的效率首先要服从公正性。如果为追求诉讼经济原则而轻视诉讼公正，那么，这不但是在舍本逐末，而且会造成更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只要判决存在错误，当事人不服，检察院不受理，当事人就会到处申诉，有关部门就要给予接待和处理，这样势必浪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更加损害了诉讼经济原则。因此，如果判决存在大的错误，检察机关就应当提出抗诉，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以诉讼经济原则为理由而排拒检察院监督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追求客观公正的结果是法律反对终极目标，如果为了维护反方所说的所谓“法律的权威”而放任错案的发生，那么我们的法律还能有什么权威可言？

〈三〉这场辩论至今没有结束，上文也只是辩论的一个片段而已，反方还没有对正方的攻击进行反驳。究竟这场辩论还会持续多久，究竟哪方可以获胜，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您支持反方，希望您能提出更多的、更充分有力的反对理由让我们共同探讨；如果您支持正方，那么请看下文。

三、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有关立法缺陷及完善的一些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这个规定的内容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缺乏一致性和全面性，在很多内容上没有进行详细的阐明，模糊性很大。

（一）检察院监督的方式“事后监督”手段单一、作用有限，检察监督还存在着空白区域。

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进行监督，即事后监督，这是一种消极的抗诉手段，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

特别程序、执行程序、破产程序均不发生检察监督的问题。这一规定不符合检察监督原则的立法本意，不利于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不利于保障诉讼主体的权利。

另外，民事审判活动存在一定的检察监督的空白区域和监督缺位，影响了检察监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全面发挥。这些空白区域表现为对强制执行的适用缺乏检察监督，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强制措施的适用，财产保全、先予执行措施的适用等。

建议：检察机关不但要对生效的民事裁定、判决实行监督，而且也要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回避申请等民事决定实行法律监督，这样才能使民事个案审判活动的监督全面化。

另外，人民检察院除了要监督一、二审及再审程序中普通民事案件的民事诉讼活动，也要对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及破产程序中的特殊案件的审理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对民事执行这一重要的司法活动要实行检察监督，这样才能保证民事检察监督功能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实现民事检察监督活动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

也有的学者认为检察院应该对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实行监督，检察机关必要时可以参加诉讼的全过程，包括审判过程，判决结果，强制措施，回避申请等，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考虑，并可能会成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以后发展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要建立在不会导致检察机关抗诉走向歧路，使检察机关的抗诉有人为膨胀的可能的基础上。

（二）民诉法规定的检察机关的抗诉事由不尽合理。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抗诉的理由，这五种理由在适用中的问题是，它们多是粗线条，不具体明确，实践中很难把握。当事人以此申请再审时，举证困难或根本不能举证。

建议：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应以审判人员的违法或严重不当行为为范围确定，而一般情况下不要指向案件的证据或实施本身。即使是审判人员在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上确有严重错误而有监督之必要时，也应该换个角度规定抗诉理由。

在发起抗诉时，可抗可不抗的不抗，维护抗诉的严肃性。进一步完善抗前听审程序，严格维护程序均衡和公正，防止一方当事人缠讼，浪费司法资源。规定检察机关一般不受理一审后直接待裁决发生效力而要求检察机关抗诉的申请。

（三）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诉，到底是向同级法院作出还是向下级法院作出？抗诉主体是否过于局限？

一般认为，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不能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而应向案件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由其再审。这样就导致了检察院抗诉无门的现象。

有关法律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才能成为抗诉主体，尽管同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向上级检察院建议等方法去促使上级检察院对与其同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行抗诉，但这样仍然对检察监督权的行使产生障碍和消极意义。一方面人为地增加了行使监督权的环节，有悖诉讼经济价值。杨兆龙先生说过：“吾国幅员广大，而交通不便。各省之高等法院与分院为数颇少。凡向该项法院进行诉讼之当事人，往往须跋涉数百里而对簿公庭，诉累之重，莫以为甚。”检察机关之分布又何尝不是。若依现行之规定即上一级或最高检察院方能实行监督，则当事人同样须受奔波之苦。另外我们都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会是多么的有限，即使下级检察院向其提出了抗诉建议，由于它对整个诉讼活动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所以必须还要从头来对案件进行认识，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诉讼效率；另一方面削弱了同级检察院的监督功能。如果下级法院成了上级法院在行政机关意义上的下属，如同我们这里经常发生的那样，下级经常就案件的判决要请示上级，或者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所谓‘提前介入’），就判决结果作出指示，甚至下级在某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直接请示最高法院，后者直接作出有拘束力的答复，这样的做法必然导致法院上下级的设置变得毫无意义。

建议：应以立法解释的形式作出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经过审查认为需要进行抗诉的：a、报上级检察院决定并由上级检察院抗诉至同级人民法院，该人民法院必须重审，不能驳回；b、根据“信息对称”原理，也可以采取同级检察机关监督方式，既免当事人劳累，又利于信息之反馈，更能及时有效发挥监督之功效，所以检察机关可以可以直接向原审法院抗诉，并由其重审。

（四）我国法律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具体行使缺少应有的规范。

孟德斯鸠说过：“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事物都容易产生腐败，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而我国法律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具体行使缺少应有的规范，其负面效应是导致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时带有浓厚的主动色彩，易造成恣意监督现象的发生。

建议：应作相应的立法对检察院在行使检察权时的行为进行规范，在倡导民事监察监督的同时，也要维护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和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合理尊重。

（五）检察监督程序规定不完善，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在抗诉工作中的必要权限。

《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方式是提交抗诉书和出席再审法庭，但对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案件及出庭抗诉的具体工作未作任何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缺乏授权，使检察机关在具体工作中无法可依。

建议：规定抗诉书的送大和期限，抗诉案件的审理方式，当事人是权利义务等，规定检察机关在受理、审查案件的过程中享有调卷权，调查权，法院必须对检察院的工作提供协助和便利。

规定检察机关出席民事抗诉案件再审庭的称谓和职能。出席再审法庭的检察人员，其在法庭上的职责是支持抗诉并对庭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其在法庭上的活动主要是：宣读抗诉书，参加法庭调查，说明抗诉的根据和理由，监督庭审活动，对审判人员的违法活动进行监督。

（六）我国民诉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期限。

我国民诉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是判决、裁定生效后两年，超过两年将不能提起再审。但是没有对检察机关的抗诉限定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对生效的民事判决和裁定何时提起抗诉都可以。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当事人在判决、裁定生效的两年内没有向法院申请再审，通过检察机关抗诉而获得再审。所以检察机关的抗诉没有时间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民诉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所设置的期限形同虚设。

建议：有必要在立法上确立检察机关抗诉的期限，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完整性、严肃性，建议将期限定为两年。

（七）检察监督权仅靠行使抗诉权来体现，在方法上和手段上显得单一化和贫乏化

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提起抗诉，是人民检察院进行民事审判监督的唯一手段，在具体的检察监督的手段和权力上显得单一和贫乏。这种单一的监督手段只能对生效裁判实施，而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过程中的违法审理行为及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无法直接进行监督、纠正和制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审判活动的失控。

建议:要想使人民检察院更好地以检察监督权维护民事司法公正，就必须在不影响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前提下，赋予人民检察院较为灵活多样的实在的监督权力和手段，如赋予检察机关发现错误权（包括调卷权，旁听权，调查权），纠正错误权，提请惩戒权，立案侦察权，抗诉权等。

（八）完善法官惩戒制度是切实发挥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坚强后盾。

在我国，法律并没有建立起一套齐全详尽的法官惩戒制度，所以即使出现法官违法的情况,法官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逃避制裁，这就使一些法官更加胆大妄为。

建议：要真正发挥民事检察监督的作用，必然要将监督和司法惩戒制度的落实结合起来，否则其作用就可能大打折扣。

四、结束语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监督职能，这无疑是民事诉讼立法上的重大发展。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往仅是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中发挥其监督制约作用，现在检察院也可以在民事审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无疑使审判监督机制趋于完善。所以，对检察监督制度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本文博采众长，将有关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讨论和总结，希望能够为这一制度的完善尽一点绵薄之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的批评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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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制度范文篇5

依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与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并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作用是：通过行使检察权，保障审判权和行政权的依法行使，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然而，由于对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迷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依然锁定于“诉讼监督”的范围，形成对行政权网开一面的状态，导致行政权力滥用、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政行为的严重存在，既有违国家的宪政架构，也必然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法学界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论战此起彼伏，而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却如火如荼，反映了中国检察制度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的尖锐冲突，给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回归带来机遇与挑战。

一、中国检察制度面临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冲突

中国检察制度应当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一方面必须符合中国检察制度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符合设置中国检察制度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法律监督现实的客观需要与可能。当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缺失，不能满足我国行政监督现实的客观需要时，必然会通过理论、立法和实践诸多方面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

（一）对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迷失引发的理论论战多年以来，在我国法学界存在一种十分奇特的学术现象。一方面，中国检察制度屡屡遭到一些刑事法学者的质疑，在对于如何认识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一种代表性的意见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将其归入行政机关的名下，成为单独的公诉机构，将原有检察权中的监督权交由权力机关行使，将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交由监察部门或者新设的廉政部门行使，或者保留现有的检察机关，但仅赋予其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有的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取消检察机关，但是他们从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理学关注的课题”出发，从理论上对检察权的性质和范围进行分析，进而对检察权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产生怀疑。而这一怀疑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对检察机关现有地位和作用的否定。〔1〕为此引发了一次次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理论论战，引起法学界的高度关注。而另一方面，行政法学者较普遍认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监督的范围窄、权力小、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应研究改进和完善这种监督制度和方式。〔2〕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监督应当更为全面、丰富。〔3〕这些观点散见于行政法学论著中，而往往被法学界忽视。从宪法规定来看，对于检察机关的定位应该说一直以来是非常明确的。1954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下“一府两院”的国家体制，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及其体制。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及其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我国后来的宪法并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从法律的有关规定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内容上受到严格限制，即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只限于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中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和公诉；对法律遵守情况的监督只限于对严重违反法律以致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追诉；对法律适用情况的监督只限于对三大诉讼活动中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以及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进行监督。〔4〕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局限于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和诉讼监督等方面，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成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的具体体现。而由于两大法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检察官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从20世纪开始，一些英美法系国家陆续针对职务犯罪案件作出特别规定，赋予检察官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直接侦查权。〔5〕如此，现行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与西方国家检察机关相比，就没有很大的差别，并且西方一些国家的检察机关还拥有参与、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刑事法学者以中国检察制度的实然性为基点对比西方国家检察机关职权的特点，按图索骥来质疑我国检察制度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被忽视的行政法学者的观点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因为，行政法学者的观点从中国检察制度的应然性揭示了我国现行检察制度的“短板”———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对行政权监督的缺位问题。也就是说，把两大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都拥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等同于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观点，既不符合我国行政执法权力缺乏监督的客观实际，也没有体现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的要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为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和诉讼监督方面，只能说是符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和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但是，30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使我国各个方面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行政法律制度建设突飞猛进，行政权的扩张是改革开放初期远远不能相比的。如果依然把检察机关的职权锁定在“诉讼监督”的范围，则行政检察监督的缺失，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普遍滥用，严重影响国家法制的统一。中国检察制度为何屡屡遭到质疑？在质疑与反质疑的争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往往都是从检察制度的实然性出发，而忽视了对检察制度应然性的研究。特别是一些论者对检察权属于司法权、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检察制度属于司法制度的推断，违反了检察制度的应然性要求，必然频频招致刑事法学者的质疑。正是由于一些论者漠视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这个中国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固守于现有法律规定的检察职权之“雷池”，在我国法律监督属性的检察机关和西方国家行政属性的检察机关都拥有公诉权和侦查权“趋同”的情况下，陷入了一次次只是关于检察机关的“名份”意义的理论论战。有学者认为，或许20世纪90年代末期对检察权的行政权定位，乃至取消检察体制的学理探讨让检察官们感到惶恐，他们忙于解说法律监督权的法理基础而忽略了对法律监督程序化的细微探究。〔6〕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检察制度时应当引起注意的。然而，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论战，以及刑事法学者与行政法学者对中国检察制度大相径庭的观点，反映了中国检察制度实然性与应然性矛盾冲突的理论问题，这是推动中国检察制度逐步完善的动力，也是必然出现的学术现象。

（二）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游走于法律的边缘一般认为，我国现已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行政监督体系。〔7〕实际上，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存在重大法制缺陷，即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的缺位问题。纵观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体系，无论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都是通过公民为维护个体利益的救济程序，客观上起到对行政权的监督作用。这种监督，其实只是对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般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而对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一直以来却处于监督的空白。譬如，行政处罚是国家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依法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和西方目前的情况不同，西方的行政处罚从来没有发达到我国的程度，刑罚是西方国家制止违法犯罪的主要手段。有资料说，我国法律内容的80％要靠行政部门执行，行政处罚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与公民关系密切、渗透各个领域的一种制度。〔8〕而我国对行政处罚权的监督，只是对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利益的行为通过公民的行政诉讼达到司法监督的目的，而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滥用职权、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违法行政行为却游离于监督之外。在经济转型时期，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急剧增加，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犯罪的总量持续居高不下。立案数量从1998年的5.2万起增长到2001年的8.5万起，年均增长20%左右，远远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增长速度。〔9〕行政处罚程序是追诉经济犯罪行为的重要行政法律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同样涉及刑事犯罪，而行政处罚程序却没有设置一套基本的法律监督机制，对已经查出的经济犯罪案件是否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基本上是由行政机关自己说了算，两者在监督制度设计上的天壤之别显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国检察权是按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理论来设置的，保障行政权的合法行使是检察权行使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果检察机关放弃对80％行政法律执行的监督，必然会给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所以，无论是在理论上存在对中国检察制度的质疑，还是在法律上存在对检察权的限制，当行政权滥用达到严重程度的时候，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对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监督问题必然会通过检察实践表现出来，成为行政法学者呼唤检察监督的实践注脚。进入21世纪以来，行政处罚中违反刑事法律的严重问题触目惊心，引起了中央政府和有关国家机关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已经注意到对行政处罚权的检察监督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2001年4月，国务院了《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要求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防范有力、查处及时的打击经济犯罪的协作机制，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构成犯罪行为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第一次提出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问题。同年7月，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确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基本框架。2006年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监察部又联合公布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初步构建，给长期以来行政处罚的封闭模式打开了一个缺口，对于防止行政处罚权的滥用，打击经济犯罪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的一次重大实践。仅据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称，2008年，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864件，比上年增加4%。〔10〕20世纪末，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国有资产流失而监管部门怠于起诉、社会公益受侵害而无人起诉等现象日益突出。一些检察院从“检察权对国家和社会公益的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理论出发，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监督方式———督促起诉:发现对负有国家或社会公益监管职责的监管部门不履行监管职责时，检察机关会督促其及时提起民事诉讼，追回国有资产。浙江省检察机关自2004年实行督促起诉制度以来，办理督促起诉案件1500余件，已为国家挽回国有资产共计约17亿元，其中60%至70%出现在土地出让领域。〔11〕目前，我国已有10多个省（市）的检察机关相继开展了这项工作。与督促起诉应运而生的是检察机关督促监管的兴起，创新开展非诉讼监督工作。如2008年2月28日，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科注意到当地某媒体报道该区玉泉镇粉尘严重污染问题后，立即深入当地调查，发现该镇共有149家企业，一些采石、水泥生产企业没有采取环保措施，造成当地粉尘污染严重，给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带来危害。为此，该院向区环保局发出了加大环境监管力度，责成污染企业尽快整改的检察建议。该区环保局十分重视，多次召开局务会研究整治方案。最终，在玉泉镇涉及环保不达标的71家企业中，有两家企业被处以罚款，两家企业被责令停产整顿，62家企业被责令限期整顿，使当地粉尘污染问题得到较好的治理。〔12〕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是对检察理论和立法的猛烈撞击，是不能熟视无睹的中国检察制度的法制走向。当然，也许是由于我国行政处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和西方国家对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政行为选择公益诉讼的路径，使我们无从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来解析这个中国特色的法律问题；而我们的检察理论研究又以法律规定为“雷池”，所以面对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长期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成为与法治国家极不协调的现象，而不能在行政检察监督立法方面提供理论支持。

二、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回归

司法改革对检察机关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实现宪法价值的“回归”。〔13〕目前，如何把法律监督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我国宪法的要求，实现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保障行政权的合法行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检察制度范文篇6

1．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接受案件当事人请吃和喝、送钱物；

2．绝对禁止对告诉求助群众采取冷漠、生硬、蛮横、推诿等官老爷态度；

3．绝对禁止政法干警打人、骂人、刑讯逼供等违法乱纪行为；

4．绝对禁止政法干警参与经营娱乐场所或为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二）最高人民检察院九条硬性规定

1．严禁超越管辖范围办案；

2．严禁对证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3．立案前不得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

4．严禁超期羁押；

5．不得把检察院的讯问室当成羁押室；

6．讯问一般应在看守所进行，必须在检察院讯问室进行的，要严格进行还押制度；

7．凡在办案中搞刑讯逼供的，先下岗，再处理；

检察制度范文篇7

××*人民检察院关于统计报表、案件登记卡等统计资料的查阅、提供、保管制度

为加强统计报表、案件登记卡等统计资料的查阅、提供和保管等工作，充分合理利用各类统计资料，制定本制度。1、本院各局、科、室、队来统计室查阅统计资料、案件登记卡资料，必须持有借阅单。并经本部门领导签字后方可借阅。2、外单位来我院查阅统计资料，必须持有县级以上介绍信，经分管检察长签字后方可查阅。3、查阅统计资料，一般应在统计室内进行。如需借出资料者，要经分管检察长批准，并按规定办理查阅手续并及时归还。4、查阅统计资料者不得私自携带外出。仅限于在本院使用。5、查阅者不得擅自摘录、转借，确需要摘录、复印的需经分管检察长批准。6、统计报表、案件登记卡等统计资料需按规定妥善保管，不得丢失损坏，保管人员要爱护资料，不得涂改、圈化和污染。2003年2月14日

××*人民检察院机关统计工作管理办法

为切实做好院机关统计工作，根据《统计法》和上级检察院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检察统计职能

统计工作在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实行统一管理。办公室统计人员负责搜集本院业务部门填写的案件登记卡，统计人员要按照案卡进行微机录入，并对全院检察业务部门办理各类案件的信息数据进行汇总上报；负责定期编写统计分析报告，每月为领导和业务部门提供统计数据和统计资料的查询服务；负责对全院检察统计人员的培训工作，建立健全各项统计工作制度，对全院检察统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二、统计资料整理

（一）严格按照《统计法》依法统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杜绝虚报、瞒报、弄虚作假、篡改统计数据的行为，更好地发挥统计工作信息、咨询、监督的职能作用。

（二）各业务部门应在每月25日前，将办理案件的有关数据、信息填写案件登记卡，并提供给办公室，统计人员必须认真审核把关，使用计算机录入、管理。

（三）办公室统计人员每月27日前，将本院办理的各类案件信息及统计报表上报市院统计科，上报前要与业务部门进行核对，对上报的统计资料要认真审核把关。

（四）对市分院上报检察统计报表进行审核、汇总，严格八好报表质量关；对出现的错报、漏报、瞒报及逻辑性错误及时纠正；经核实数据准确后，及时汇总于每月10前上报高检院统计处。

（五）对市分院上报案件信息进行逐项检查，对发现的错、漏项和录入不符合要求等问题及时纠正，保证案件信息质量；经核对案件信息全面准确后，于每月15日前上报高检院统计处。

（六）负责统计数据信息资料传输、存储；每月对统计标本数据和个案信息进行备份、管理；对本科计算机进行病毒检测及维护。

（七）负责统计数据、案件信息的安全保密。保证数据传输安全；机器统计机房管理，外来人员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八）负责全院检察统计汇总报表、统计分析、文件资料的收集、管理、立卷和归档。

三、统计资料咨询与服务

（一）认真执行《检察统计数据信息资料查阅制度》，严格履行登记手续，为院领导和各业务部门提供检察统计报表和个案信息的查询、借阅、打印等服务。

1、每月2日前，为院领导提供全院主要业务情况及自侦案件大要案台帐。每月6日前，提供全院其他检察业务情况表。

2、每月10日后，为各业务部门提供各种检统月报表和累计台帐汇总表的查询。

（二）开展统计调查，撰写统计分析。组织专项统计调查工作；利用统计数据和个案信息，编写进度分析和专题分析报告；每年上报统计分析报告不得少于8篇。

（三）对各部门内勤上报的统计分析进行筛选，质量较好的给予转发或提供上级业务部门；搜集整理优秀的统计分析报告作为参考资料下发；不定期开展统计分析交流学习活动。

四、培训与指导

（一）负责全院检察机关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每年举办1—2期培训班，进行统计专业知识、计算机知识的培训。

（二）负责对全院检察统计工作进行指导。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下发书面材料帮助及时解决；对各部门提出的软件使用问题给予及时答复。

（三）负责组织全院统计工作执法检查。依据《统计法》检查各部门统计工作情况，对业务部门填写的案件登记卡项目及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检查，对出现的弄虚作假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五、奖惩

依据全省《统计工作综合考核办法》，每半年对各地统计数据、案件管理质量情况进行通报，年度对各地的统计工作进行综合考核，对被评选为前六名的单位和个人通报表扬，对统计工作较差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本办法由办公室负责解释，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机关保密工作制度

为切实做好我院机关保密工作，根据《保密法》和高检院有关保密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保密范围

(一)具有秘密内容的各种文件、文稿、电报、信件、统计数字、表册、电子文档、音像资料、档案、图片、磁卡、软盘等；

(二)尚未公布的院党组会、检察长办公会、检察委员会涉密会议内容和会议记录；

(三)院领导参加的尚未公布的各种涉密会议及活动内容；

(四)机关各部门的涉密业务工作情况，包括组织人事、案件情况、技侦手段、行动方案、羁押地点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卷宗、询问笔录、举报材料、来信、来访情况等；

(五)涉密传真、电话会议的有关文件、资料及内容；

(六)保密要害部门(部位)；

(七)检察机关武器弹药调拨、发运、存放情况；

(八)检察技术方面的器材、资料等；

(九)保密电话、密码机、密钥等；

(十)印章、印信、证件等；

(十一)其他需要保密的事项。

二、保密守则

(一)不该说的秘密绝对不说，不该问的秘密绝对不问，不该看的秘密绝对不看，不该记录的秘密绝对不记录；

(二)不在非保密本上记录秘密事项；

(三)不在私人交往中或公共场所谈论国家秘密和检察工作秘密事项；

(四)不携带秘密文电和案卷到公共场所或宿舍内传阅；

(五)不用普通电话、无线电话、明码电报、普通邮局传递秘密事项；

(六)不在个人著作和文章中引用国家秘密和检察工作秘密；

(七)存储文件和处理涉密信息的计算机，不得与因特网和公共信息网相连接。

三、保密要求

(一)严格各种文电、信函的查收、登记、编号、分发和签字手续，不得私自扩大机密文电的传阅、使用范围。

(二)党组传阅的机密文电由机要秘书负责管理；各部门的机密文电由内勤负责管理；机密文电每季度组织清交一次。

(三)送交打印、复印的稿件及文件软盘，要按保密要求妥善存放；印出的文件要及时通知送印部门取回；打印、复印的清样、废版及废品要及时销毁。

(四)摘抄、复印、翻印秘密文件和资料，必须经院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并履行审批手续。复印件要与原件一样登记，用后收回。

(五)凡开通使用涉密信息网络的部门，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经院保密委员会同意后，方可使用。

(六)文件销毁由院统一组织并派人监销，各部门不得私自销毁，严禁当废品出售。

(七)秘密文件或案卷材料应通过机要或派专人专车递送。执行递送任务时，不得在无关单位、场所办理其他事宜，不压件，不丢失。

(八)宣传报道应按有关规定执行，非经批准，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检察工作秘密。

(九)加强保密教育，每年在节假日前集中进行一次保密教育和检查。

四、保密机构

(一)院成立保密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办公室。各部门设一名兼职保密委员，在保密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二)保密委员会及办事机构的基本职责：

1．负责组织研究贯彻上级有关保密工作方针、政策、指示、决定和工作部署的具体意见及措施。

2．统一组织、协调、管理本单位(系统)的保密工作。

3．对院各部门的保密工作予以指导和监督。

4．及时听取保密办公室、职能部门的保密工作情况汇报。

5．审定本单位保密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6．组织研究和处理保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提请党组研究解决保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7．组织调查和研究处理泄密事件。

8．主持召开保密工作会议或保密委员会成员会议。

9．协调解决保密工作所需经费和通信、自动化建设中的保密技术防范措施。

10．组织向党组及上级保密部门报告工作。

五、保密责任

(一)保密委员会主任对本单位保密工作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主持保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二)保密委员会副主任对主任负责，协助主任履行上述职责，当好参谋。

(三)保密委员会成员对主任、副主任负责，实行委员分工负责制。根据其所在部门的职责范围和业务工作范围，具体抓好所在部门的保密工作。

(四)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是具体办事机构，负责保密委员会日常工作，完成保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交办的工作事项。

(五)涉密工作人员对本单位的保密工作负有直接工作责任。严格遵守保密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切实履行保密职责，认真做好具体保密工作和管理工作。

检察制度范文篇8

论文内容摘要：发挥中国特色检察制度优越性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落实《宪法》对检察机关独立性定位，合理配置检察机关与地方权力制约关系；二是强化外部监督，检察权在制约中实现有限制的独立：三是扩充检察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确保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落实。

一、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优越性

检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检察制度的性质由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国体性质决定。尽管检察制度在功能或者设计目的上体现出相似性，但不同国家的检察制度由于其不同的国体形式决定了不同的本质特征。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也是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人民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检察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和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指导思想，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致力于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第二，我国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在国家体制中具有独立国家机构的地位，由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设置的国家机关。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行使职权具有独立性。

第三，我国检察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是权力制衡的优胜模式。在这种国家权力结构模式中，检察机关作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一个独立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专门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能确保“议行合一”中央集权的顺利实现，以及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第四，我国检察机关职能的发挥以法律监督为导向，为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五，我国检察机关享有一系列以法律监督为目的的具体职能，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二、发挥中国特色检察体制优越性需要处理的几大关系

(一)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关系

检察权的行使必须保持一种独立性。国家通过宪法制度和司法制度确立检察机关的司法和法律监督功能，目的是使检察官去维护法制，而不是要检察官服从于法制规定以外的任何意志，更不允许检察官执法违法。检察机关执行法律监督职能，尤其是对那些握有重要政治与经济资源的人物和团体，对那些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敏感性的对象侦查、起诉，如果不能按照其赖以产生的法制原则发挥应有的功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不过，我国检察权的独立性，只能是既肯定独立性又限制独立性的“相对独立”。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国家事务的领导核心，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权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在宪法中得以确认。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监督机关，但这种专政机构应该建立在以党的核心领导为基础之上，必须接受和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原则。因为，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是党作为国家核心领导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检察业务和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基本保证，体现了我国检察制度的基本特点和领导特色。

(二)处理好法律监督与被监督的平衡

一方面，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其对象是其他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而且监督法律关系是单向性关系，即以检察机关为主体，其他机关为对象的监督关系。这种监督应当是有权威、有力度、有效力的。

但另一个方面，“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始终存在，即检察机关自身的执法行为、监督行为如何受到监督。换言之，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同时同样接受来自外部的监督，尤其是人大监督与社会监督。只有接受监督，才能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行使，才能保证检察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检察制度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中国检察制度的优越性。

(三)重构“检察一体”与地方权力分割的比例

我国《宪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均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因此，我国检察机关按照“检察一体化”的要求行使检察权，基本形成了上命下从的检察业务工作机制。“检察一体化”反映了检察建设的规律，在这一体制下，下级检察机关作出决定的正确性往往需要上级检察机关和检察官通过监督加以保障，下级检察官恣意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被降低在最小范周内，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能最大限度的保障检察权行使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地方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对检察权的分割，有助于防止检察权力过分向检察系统顶端集中，防止上级检察机关专权滥权的问题。因此，不能一味的倡导检察权去地方化，而应该设置地方权力与上级检察机关权力的合理分工，通过对地方权力边界的进一步规范。实现检察一体中的权力制约。

(四)解决法律监督职权广泛与监督功能弱化的矛盾

尽管我国检察机关在性质、地位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发挥却一直受制于监督程序粗疏、监督手段软弱以及监督职权配置的不合理等问题。而那种认为我国检察机关权力过于庞大的观点是缺乏依据的。

三、完善法律监督——发挥中国检察制度优越性的基本思路

(一)落实宪法对检察机关独立性定位，合理配置检察机关与地方权力制约关系

对此，我们要落实宪法对检察机关独立性的定位，重构“上级检察机关与同级地方党委双重领导，以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为主”的检察领导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去地方化。

对地方权力对检察工作的介入的程度、方式以及范围予以规范和制约，防止地方权力干扰检察权的正常运作。因此，通过强化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业务领导和检察长的领导，落实宪法关于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工作的规定，以加强上级检察院对检察业务工作的领导。同时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干部管理体制和经费体制，理顺检察机关领导关系，改变“块块为主、条条为辅”的领导体制，实行“条条为主、块块为辅”的领导体制。即上级检察院党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级检察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领导全国各级检察院党组。最高检察院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对全国人大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地方上级检察院领导管理下级检察院，同时接受地方同级党委的领导，以上级检察院领导为主，同时向同级人大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此外，在财政和人事制度上降低地方权力对检察工作的控制和影响。在组织人事方面，加大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干部的管理力度；在经费体制方面，建立“地方足额上缴。中央统筹预算，系统层层下拨”的经费保障制度。

(二)强化外部监督，检察权在制约中实现有限制的独立

对此，应该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方式、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对检察权制约的功能。为了改变人大对检察工作信息了解不够及时、全面准确的现状。

第一，在同级人大常委会与各级检察院之间，建立起信息通报、备案制度。对检察机关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情况；遵守和执行上级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情况：办理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的代表建议、批评、意见的情况；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诉、控告、检举的情况等通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规范人大的“个案监督”。明确人大个案监督的范围和条件。我们认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关于当事人申诉的规定，人大进行个案监督的案件应该设置三个条件：一是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向司法机关申诉、控告，但没有得到受理的或者受理后长期不予回复的：二是办理该案的人员可能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法人等合法权益的行为；三是案件在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上存在明显错误。从而有序的发挥人大“个案监督”的功能。

第三，将“人民监督员监督”与人大监督衔接起来：一是改变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办法，在各级人大常委会增设管理机构，专门负责人民监督的选任及日常管理；二是增强人民监督员表决的效力。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都应采纳。但如果检察机关不予采纳的应制定限制性条文规定。如应当增设检察机关不同意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法定理由、以及增设不同意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程序性规定。

(三)扩充检察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确保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落实

第一，强化对侦查机关强制措施和侦查行为的监督措施。一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在通知其立案后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进行限时通报，了解案件侦查进展情况，及时提出侦查取证的建议，减少立而不侦、侦而不结的情况发生；二是对于目前侦查机关有权独立决定的拘留、搜查、扣押、监听等与公民人身权利有重大影响的侦查行为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由检察机关予以批准，紧急情况下可以事后报请审查合法性：三是建立公安机关立案、变更强制措施以及撤案向检察机关通报制度，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防止枉自分流刑事案件或者懈怠侦查情况的发生。

检察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民事行政检察合理性分析现状完善

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有其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另外，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使得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在现实中存在诸多困难。我们应该看到不管从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上看，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就现行的制度设计来说，民事行政检察还远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应该进一步发展民事行政检察的内容，使其在对我国的现代社会的建设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一、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大幅增加，加之世界上的法治先进国家并没有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一些学者对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提出了质疑。“因为强化检察院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其结果必然是弱化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从而损害法院审判权的权威性，危及司法公正及社会正义。”

那么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不管是从我国建国以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还是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现实合理性上，都可以看出该制度不应该弱化，更不应该取消，而应该进一步的丰富发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从建国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看其存在的合理性。

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才有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伊始，各项法律法令中就有了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检察权的规定，并在五十年挥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12月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即全面规定检察署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能“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直辖，直接行使并领导下级检察署行使下列职权：……2、对各级司法机关之违法判决提起抗议。……5、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以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起诉权和参诉权，并对人民检察院如何行使这些职权在程序上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全国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也开展了大量的民事行政检察的实际工作。1954年，辽宁、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和北京9个省、市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案件2352件，既有提起诉讼的，也有参与诉讼的案件。3.

当时，人民法院也表示了对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的欢迎和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了规范性司法解释，对人民检察院如何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的具体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

“”以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虽然该法仅有这么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该法的产生过程中，前后共有7稿，前6稿都有关于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尤其是第6稿对此规定的内容最为完整，主要内容是：1.人民检察院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或者参加涉及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民事诉讼；2.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3.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参与诉讼的检察人员有权对申请回避，提供证据，参加辩论，变更、撤销诉讼；4.人民检察院提起或者参加民事诉讼，参加诉讼的检察人员，有权查阅案件材料，进行调查，对诉讼活动实行监督；5.人民检察院参加诉讼的，由检察人员发表意见；6.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有错误，有权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7.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

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包括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制度在内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才逐步发展起来。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可以看出，现在的民行检察不管是从监督的范围上，还是从监督的可操作性上都比以前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现在需要做的是对原先的一些合理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象是起诉权等的恢复而不是对现行制度的取消。

（二）从法律价值层面上看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合理性。

有些学者撰文指出，从法理学层面上看，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制度破坏了审判独立，损害了司法权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监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确是令人怀疑。”5“废除民事抗诉权是一种明智的抉择”。6那么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法治理念，强调司法独立的今天，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特别是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是不是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呢？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单从作为西方国家特别是三权分立国家所推崇的审判独立这一理论概念上说，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因为对人民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进行监督，两者确实存在相抵触的地方。但是结合我国审判独立的实际状况，以及人民群众的司法公正意识等情况看，今天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并不有害于审判独立，而有利于促进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质量，能够促使审判独立真正实现。从法律价值的层面上讲，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仍然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

1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特别是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与审判独立并不冲突。

首先我国政治体制下的审判独立不同于西方的司法独立。审判独立作为一项社会制度是有其本土性的。它之所以在西方国家受到追捧，是因为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原则。正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7然而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宪法，我国实行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法院对于人大是下位对上位的关系。法官受人大任免，对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同时在实质

的权力关系上，法院必须接受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在制度设计本身上已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就使得我国的审判独立因为受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社会条件的制约有自己本身的特殊性。

其次，造成我们国家审判不独立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在我国当前体制下，造成人民法院不能依法独立审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重要因素是地方党政部门领导出于各种目的干预司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现象严重。由于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掌握着当地人权、财权等重要权力，法院在财政供应、办公设施、工资福利等行使职能的实现条件方面都依赖于地方党政部门。因此，法院审判往往很难抵御地方党政部门的干预。显然，要保持宪法和诉讼法赋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排除行政部门和地方的干预才是当务之急。其二，人民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也是造成审判不能独立的重要原因。完善法官资格和选拔制度，建立法官履行职务保障制度，理顺上下级人民法院关系等对于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相反的，民事行政检察有利于实现审判独立。上级检察院的监督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手段的存在，使得试图干预法院审判的地方行政机关和地方领导不得不有所顾忌，客观上为下级法院抵御外来不正当干预、坚持独立依法审判提供了支持。特别是在有些错案是因为原审法院屈从于行政机关或地方领导的压力而酿成的情况下，“检察院抗诉更是起到了直接抵制或消除对审判的不正当干预的作用。”8另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使得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更加慎重，提高了案件质量，更利于树立审判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自身的审判能力，更有利于实现审判独立。因此，现阶段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对审判独立的影响仅仅是在理论层面上的，从社会实际的角度上看，民行检察制度正在帮助人民法院实现审判独立，那种认为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损害审判独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是停留在理论上的逻辑推理而已。

2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是程序正义的体现。

从国家权力体制的设计上来说，西方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三者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权力监督体系是封闭的循环结构。而我国的权力体制设计是链条式的，下一个机关监督上一个机关，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监督体系。也就是说如果人民法院要实现真正的审判独立，而没有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那就意味着仅仅在这一个环节上失去了监督，那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学者指出“当完善的法治被确定为治国目标，程序的问题就开始成为我们构筑自己开放性未来的关键之一，程序的正义不仅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也在审判实践中不断得以加强。因此，对于何谓错误的判决、裁定，什么是错案，检察院对审判权的监督究竟是不是有利于建立真正的法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9从我国政治体制的实际上来理解，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设立才真正实现了程序正义，所谓“程序正义”并没有明确表明仅仅是人民法院的审判诉讼程序，现阶段民事行政抗诉程序的存在就是“程序正义”的体现。

3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司法公正意识

自古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行政司法不分，人民群众形成了以实体正义为中心的司法公正意识。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实体正义有时是无法实现的。“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法官（同样包括检察官）、不同的法学家以及不同的律师对同一案件的正确裁判的理解显然不会完全一致，这是任何一个有法律实践经验的人都十分清楚的道理。事实上，如果法官审理案件如同小学生做算术题那样，只能得出一个惟一的正确答案，法院的工作也就大大简化了。”10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检察院基于自身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或者对适用法律的理解，与法院持有不同看法，坚持主张法院裁判错误，从而提起抗诉（或者其他纠正方式），发动审判监督程序，要求法院纠正错误裁判，有悖于基本的诉讼法理，陷入了一个案件只有一个惟一正确裁判的错误理念。”11

但是这样的推导是有逻辑错误的。首先，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存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并不能排除大部分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是存在确定性。其次，即使一个民事行政案件有几个合理的判决，也并不意味着没有错误的判决，有些错误案件是超出正常认识差异的范畴的。

只有在法治高度发达的国家，案件事实确实无法查清或法律适用确实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司法公正意识才会归于案件审理的程序争议。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家法院对一般案件的审理上，受法官自身素质的制约以及其他一些外部干预，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制度对于人民群众树立司法公正意识的作用还是实实在在的。

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应该存在，不是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理想中的社会制度，而是应该看它是否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是否有益于当前的社会发展。“审判独立”固然是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但是仅仅取消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并不会对其实现有多大的作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维护了司法公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能够实现它作为一项制度的法律价值，就是其存在的最大的法理基础。

二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现状

1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蓬勃发展

自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设立以来，各地检察机关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积极开展工作，办理了大量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并且这些案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逐渐成为检察机关新的亮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2当前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困境

这些工作成绩都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虽然逐步发展壮大，但是制约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

（1）立法上的缺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蚕食。

从两部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律监督的总的规定看，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及行政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及范围应该说十分广泛；但在具体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及行政审判活动如何进行法律监督时，法律条文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权力及范围又陡然限制得非常狭窄，《行政诉讼法》仅有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其一，这些规定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范围仅仅限于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其二，这些规定仅仅规定了抗诉的条件，并没有明确抗诉的程序以及抗诉后人民法院再审的程序，缺乏操作性。“现行法律条文已无法适应现代法治社

会的要求，在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发生急剧变革的情况下，现行法律条文过于简陋、概括及狭隘的缺陷暴露无遗，对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开展健康有序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实际上构成了巨大的制约和障碍。”12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出台各种司法解释，缩小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范围，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对于调解、执行中的裁定等提出的抗诉不予受理，进一步缩小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范围。相反的，对于双方争议比较大的一些程序问题，没有出台任何的司法解释。由于法律只规定了“抗诉”这一法定的监督手段，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际上就剥夺了人民检察院对于上述判决、裁定的监督权。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部分的限制和剥夺了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显然不符合立法法的有关规定。

（2）抗诉案件办理过程中实际困难多。主要表现在：第一、调阅审判卷宗难。调阅法院卷宗是检察机关开展工作的法定程序，也是检察机关获得抗诉案件来源的一条重要途径和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形式，但是审判机关经常借口不给调阅，有的只准阅，不准复印，有的甚至连看都不让看；第二、抗诉程度繁琐，持续时间长，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只有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上级检察机关才有提请抗诉权，基层检察院无权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有些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基层法院判决的二审案件，往往要经历三级检察机关、三级审判机关，甚至更长，案件久拖不决，使当事人丧失信心。第三、法院审判时间长，法院对检察机关提抗的案件应在一定期限内作出再审与否，实践中造成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法院可以任意延，一拖就是一、二年，二、三年，等到案子再审时，企业已倒闭或当事人已离开住所，到外地谋生，联系不到，已经起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第四、监督方式单一，新监督方式探索艰难。由于法律只明确规定了“抗诉”这一个监督方式，高检院为了拓展民行检察监督的内容，缓和与人民法院的关系，先后提倡了查办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和检察建议等新的监督方式。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些新的监督方式在人民法院配合的地方可能会得到落实，在人民法院不配合的地方甚至在有些原先配合的地方在更换院领导以后就得不到支持。国有资产支持起诉案件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不予受理。检察建议也仅仅是在检法两家关系比较好的地方甚至是比较好的时候得到落实，并没有法定性和稳定性。

（二）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完善

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作用，就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内容。在保证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工作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行使职权，譬如应当赋予检察机关起诉权。

1进一步加强民事行政抗诉工作。抗诉作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主业，是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主要工作。笔者认为，这项工作从无到有，经历了迅速发展时期，现在已经到了平稳发展的时期。以笔者所在的潍坊市人民检察院为例，全市自年办理第一起抗诉案件到2000年，是其快速发展时期。譬如1997年全市共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230件，比上年增长24%，立案99件，增长14%，基层院提请建议提请抗诉59件，增长53%.从各项指标的增幅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发展速度。而从2000年以后，各项指标的增幅已经相对减少，譬如2002、2003、2004这三年的受理数分别是339件、308件、364件；立案数分别是212件、216件、218件，基层院提请建议提请抗诉案件分别是168件、159件、184件。这些数据已经基本相当。当然，由于办案质量的提高，每年的抗诉案件还在逐年增多，但是从受理、立案的数据上可以反映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当前的规模已经基本稳定。人民法院虽然审理大量的民事行政案件，但是大部分的案件都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全市的抗诉数已经达到了判决、裁定数的0.5%（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不能提出抗诉的除外）以上。

要使当前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取得突破性发展，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要加大宣传力度，是老百姓自觉到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二要提高案件的质量，从内部挖掘抗诉案件的案源。第三，更重要的还是扩大监督的范围，特别是要把人民法院调解、执行等纳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当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大部分都是以调解结案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又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那么对于这两类案件，就应该赋予人民检察院监督权。对于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更应该纳入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执行已经不是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行为，是人民法院单纯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当事人行使职权的行为。执行权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而其本质是行政权。另外，在当前人民法院的执行过程中，违法执行造成损失以及故意拖延执行的情况屡见不鲜。不管是从执行权的本质属性还是从当前执行的现状看，人民检察院都应该对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进行监督。

2积极拓宽监督范围，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制度，不管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日本，英美法系的美国和英国以及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在五十年代也有实行过该制度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基础。

我国现阶段实行检察机关民事起诉制度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在当前新旧体制交替阶段，滥用权利，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事件不断出现。而司法程序的缺位或司法程序中启动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的缺位，使得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经常处于被漠视的境地。其次，目前民事经济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既为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奠定了牢固的实体法基础，更需要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来保证其得到充分实现。就我国当前的民事经济法律体系来看，已经为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实体法基础。但是，由于我国尚未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许多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将更合理、更有效、更符合市场经济下法律运作规律的案件，尚处于无人起诉或行政部门分而治之的状态。因此，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机制，以司法程序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已经成为一种紧迫的要求。最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有关行政机关的职能并不存在冲突或者重复。目前对民事领域的事件，法律有行政责任规定的，行政机关只能追究其行政责任，无权责令其进行民事赔偿；法律无行政责任规定的，行政机关甚至无权处理。因此，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的是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与行政机关的职能不冲突。还需指出的是，当前过于依赖行政部门的管理模式，实际上已经使得行政权力大量干预民事领域的社会生活。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行政权力的一种制约。

3慎重对待检察建议启动再审工作。高检院近年来积极提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工作，由于检察建议具有适用的全面性、操作的灵活性、处理的高效性等特点，1

3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确实有很多好处：可以减少环节，弥补抗诉在程序上的不足；对于不能或者没有必要提出抗诉的案件使用检察建议，弥补了抗诉在实体上的不全面；同时由于检察建议比较好接受，也有利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关系上的协调。

但是，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检察建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只是出现在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并没有法律的支持和最高人民法院明确的司法解释予以配合，使得检察建议在实际工作中的推广存在诸多困难。在全国各地方得到贯彻执行的力度也大不一样：有的地方好一点，有的地方就要差一些；检法两家关系好的地区，协商得比较好的，贯彻执行得就要好一些，检法两家关系不好的地区，无法协商一致，贯彻执行力度就要差得多了。法院对于同级检察院为开展上述工作而进行的商请，可以采纳，也可以不予理睬。

其二，检察建议可能会弱化抗诉的监督方式。固然，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对于改变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工作量的“倒三角”现象以及改善与人民法院的关系上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检察建议的实行毕竟没有法律上的规定。对于这项工作进行适当的试点是可取的，但是如果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开展，势必会削弱抗诉这一法定的监督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检察建议得不到立法的支持，而抗诉的规定因此被弱化或者取消，那就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了。当前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确实应该进行新的监督方式的探索，但是提高抗诉案件的质量，扩大抗诉监督的效果更加重要。只有确实把现有法律规定的抗诉工作搞好了，才会有利于在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加强。

其三，检法两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靠名称的改变来改变的，而是看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和监督的力度。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在民事行政检察法律关系中，人民法院必然要处于被监督者的地位。检察机关要争取的应当是立法的支持，而不是人民法院的同情，只要立法对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规定完备了，检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就不存在人民法院是否有抵触情绪的问题。为了争取被监督者的支持，而采取变通的监督方式，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关系，应当是立法设计上的问题，而不是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所能解决的。

4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扩大民事行政检察的社会效果。在立法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积极挖掘当前自身还没有引起重视的监督方式，积极主动的开展工作。

（1）对其他单位的检察建议。因为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我们在重视检察建议引起再审工作的同时，还要发挥检察建议的其他作用。当前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在办理抗诉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企业改制隐瞒债权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又不能提起民事公诉的情况下，在案件依法抗诉的同时，要向其主管单位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提起诉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时还要注意其在改制过程中有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对于办案中发现的有关单位存在违法违纪现象的，也要积极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整改。这样对于扩大民事行政检察的知名度，很有好处。

（2）积极查办审判人员司法腐败案件。查办审判人员司法腐败本身就是检察机关的职权。高检院为了促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积极快速发展，调整了内部分工，赋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此类案件的侦查权。一方面，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力度上，审判人员职务范围的查办比具体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要大得多。相当一部分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案件是由于审判人员徇私枉法造成的，积极查办其职务范围，使其慑于法律的威严，不敢制造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审判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查办会引起社会的震动，同样会扩大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检察制度范文篇10

目前,检察机关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一项民主监督程序,他与检察机关所接受的任何一项监督相比,都具有其独到的特征,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其自身的价值功能也不断彰显。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我国的监督体系中,属于民主监督的范畴,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符合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反映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与国家、国家机关间的关系,也是检察机关组织活动的原则。这种监督的民主性主要表现为:

1、人民监督员是代表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监督。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还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但我国《宪法》就已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2、在制度的设计上体现了民主性的本质特征。一是以会议的形式对案件进行监督评议;二是实行的是票决制;三是监督评议会记录真实,不同意见都记录在案,且随时可供备查。

3、人民监督员的组成具有广泛性。人民监督员是经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身份。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项制度赢得了社会的公信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4、与人大、政协监督具有差异性。人民监督员的民主监督与人大的监督不同。人大的监督是权力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时,所作出的决议、决定具有刚性,检察机关必须执行。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不具有强制性。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与政协的监督又有所不同。政协的民主监督是指派的监督,其监督的主体是派。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指人民群众的监督,监督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二、独立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是现行检察制度基本框架内的一项制度创新,其独立性是该项制度的程序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是程序设计独立。它是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环节,既不影响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又不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或其它监督机制混同,是一种独立的程序性监督。二是监督运行方式独立。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时,案件承办人只介绍案情和适用法律的情况,不参加评议案件;在监督评议阶段,检察机关的其它人员,也不参加旁听;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独立发表意见,不受他人意志所左右。三是地位独立。人民监督员不依附于任何单位或组织,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独立评议案件。四是表决结果独立。表决意见直接送检察长审查或进入检委会,不需其它环节的审批。五是身份独立,人民监督员可以应邀列席检委会或参加有关执法检查。六是监督形式独立。人民监督员是来自检察机关以外的外部监督。

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说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独立性,不能以为这种独立性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性体现在:第一,他不能脱离检察制度框架而单独存在。第二,监督意见不是一经作出就生效,必须由检察长及检委会的采纳,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效力。第三,监督范围主要是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出现的不服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和拟不起诉等“三类案件”,而不是对检察机关所有案件的监督。第四,行使的监督是程序性的监督,而不是实体监督。第五,检委会可以否决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

三、预防性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人民监督员发现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一)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二)超期羁押的;(三)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四)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五)办案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人民监督员可以应邀参加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其他执法检查活动,发现有违法情况的,可以提出建议和意见;接受人民群众对检察人员的投诉,转交检举、控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各地的人民监督员,可以对本地检察工作实施监督,必要时可以直接向其担任人民监督员的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但这种预防功能只是一种制度上的预防,不能简单地作为评价、衡量检察工作好坏的标准。就具体的个案而言,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的意见,仅对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而不是评价检察官能力的依据。因为不同人,不同的法律水准,不同的角度,对同一案件作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是正常的,也是工作职责所允许的。

四、直接性

监督手段的直接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权利特征。所谓直接性,就是指监督手段直接对被所监督的检察机关发生监督作用。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监督,直接参与在办案过程之中,是典型的“事中监督”。监督意见直接启动检委会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而起作用;人民监督员还可以直接向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了解案情和法律运用的情况,有权了解案件的证据材料;可以直接对案件进行评议,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甚至否决案件的拟办意见。这种带“刚性”的监督,弥补了民主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的不足,使民主监督提前介入到办案过程之中,对案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监督手段的直接性,也使这种外部监督有了“权威性”,有了“权利”的特征。有权利就有压力,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也给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带来了一定的外部压力。一是时间压力。在刑诉法规定的办案期限内,承办检察官要提前将案件送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二是工作压力。承办检察官要将材料准备更充分,法言法语要更准确。三是思想压力。促使案件承办检察官提高自己的廉洁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接受监督意识。所以,案件承办检察官会更加注重案件质量,公正执法,从而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检察权的行使起到约束和制约的实效。

五、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