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法范文10篇

环境刑法范文篇1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性质包括：内容特定性，制裁严厉性，法益保护广泛性，处罚范围不完整性，以及部门法律补充性和其他法律保障性。环境刑法，是指以法律界定环境犯罪行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重大环境不法行为以及法律效果之法规范。广义的环境刑法包括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狭义的环境刑法是指环境与传统核心刑法，以及环境法益与环境行政法。所谓经济，在各种论域中解释不同，就本文“经济发展”这一命题而言，此“经济”是指：国家或企业、个人的收支状况，如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企业的产量与效益、个人的收入与支出。

通过比较以上刑法与环境刑法的定义，可以看出，刑法因其部门法律的补充性和其他法律保障性此类属性而言，暂且抛开各家学说理论的争鸣不谈，但就刑法的本质功能和作用，是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即以此为原点，可知任何领域内的刑法，对其领域的优良（又称优化、优势、优态）运行，不负任何形式或实质上的责任，仅止于保证其领域的基本运行秩序，乃至于保证此领域内个体行为不触及社会底线。如经济领域内，刑法的目的和作用不在于保证其规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或缩减），仅止于保证经济的基本运行秩序以及各个经济体的行为不触犯行为底线，不侵犯法益即可。

环境刑法不在于保障（或是保证）环境的不断优化，向着更适于人类生存（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方向发展，仅止于禁止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因此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特别关切之联系，环境刑法在保证环境法益的基础上，限制由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经济行为，保证此类经济行为未触及法益底线即可，并不需要亦无义务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此二者之间的博弈进行选择与统筹。在当今国内的大环境下，可以说前十年间我们所探讨的是“经济刑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即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的大前提下，探讨刑法的定位和作用。而现今既然命题为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在主次矛盾关系上，将环境保护列为主要矛盾即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兼顾经济发展，以下笔者就环境法律探讨两个问题。

二、风险社会语境下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学者U·贝克就指出，在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出卖环境权所谓出卖环境权，即以一定的方式与标的将自己本应享有的环境以一定的方式出让。而所谓环境权，意为人民享受良好生活环境，且支配此生活环境之权利。此种意义的环境权同时为宪法上的基本人权及私法上的权利，在性质上为一具有实体意义的财产权。又基于环境共有的理念，此种权利也是全体人民所共有。在此种意义下，环境权所以被定性为神圣的“基本人权”或“天赋人权”，在被高度神圣化之下，环境权不得转让乃成为必然的推论。在这一定义上，笔者虽然认同环境权的不可转让性，但是对于环境权中包括“支配”此生活环境的论调不敢苟同。

环境刑法范文篇2

一、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的一般关系

所谓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②由此可以说环境刑法法益就是刑法所保护的与环境有关的人的利益。环境伦理是指调整有关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伦理本质上是调整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因为道德产生的目的就在于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只有当发生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时候,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这种关系并需要加以调节的时候,才会出现道德。”③“刑法规范也是行为规范。……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就是侵犯法益的行为。”④既然伦理规范、刑法规范同属于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而行为规范本身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

“所谓法和伦理本来是互相关联的秩序,在本质上法只能是伦理性的东西的主张”。⑤从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的一致性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环境刑法法益本身是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的一部分。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十分广泛的,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是诉诸于社会舆论、习惯和人们内心的信念等非强制性方式来进行的。当公众或立法者认识到道德的手段不足于有效调整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关系时,立法者就把部分的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关系上升为法律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以期用强制性的调整手段达到有效的调整效果。因此,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包含了环境刑法法益。其次,环境刑法法益以环境伦理价值判断为基础。伦理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其自身也蕴含着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判断标准。伦理价值观念构成了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基础或价值源泉。环境刑法法益能够成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首先必须属于依环境伦理判断为善或正义的部分。如果环境刑法法益违背社会上主流的环境伦理道德,那么环境刑法就丧失了合理性或合法性的基础。

最后,环境伦理的变化将改变环境刑法法益的范围。环境伦理的变化常常伴随着道德关怀对象范围以及人们对某一对象价值属性基本观念的变化。当人们的道德关怀对象范围扩大或缩小,特别是人们对某一道德对象是否善恶、正义与非正义及其程度的价值观念产生变化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伦理将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将导致法律调整范围的变化。现今,当人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超越人类自身而扩展至在地球上生存的所有生物甚至整个自然界,当人们视环境污染或灭绝物种的行为为日趋严重的危害行为时,环境刑事立法所保护的环境刑法法益的范围越来越大,其表现就是环境犯罪种类和罪名也越来越多,甚至作为强制制裁方式的刑罚也越来越重。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首先环境刑法法益都是人类重大的利益。

“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社会道德生活领域的广泛性,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差别性,决定了道德规范体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⑥这决定了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利益的重要性程度有很大的不同,立法者不可能将所有的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利益纳入环境刑法保护的范围,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环境刑法法益加以保护,否则,将导致刑罚的滥用,公民的权利或自由反而会受到侵害。同时,由于环境刑罚制裁的严厉性,把一些次要的环境利益当作环境刑法法益加以保护,其本身也是不正义的。其次,环境刑法法益的利益诉求具有普遍性。在社会现实中,环境伦理的价值观念、原则和规范是纷繁复杂、层次众多的,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利益团体通过环境伦理所反映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因而,某一具体社会阶层、群体或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可能不具有普遍性。而环境刑法法益必须是全社会普遍的共同利益诉求,这是由法律的普遍性所决定的。

二、环境伦理价值观念的演化

西方社会的环境伦理学说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再到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化过程。这些学说既是对实在的社会环境伦理的总结,也有理论上的批判、反思和开拓创新,反过来进一步对实在的社会环境伦理形成理论上的指引。由于东、西方社会面临同样的环境危机的境遇,同样期望着通过伦理道德的改变来获得自我的拯救,西方社会的环境伦理学说必然对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这些理论的传播,我国公众的环境伦理价值观也将受其影响。

1.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价值观。在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一般主张: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事实或终极目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应按照人类的价值观来考虑。人是唯一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自然价值的主体,自然界本身并不具有内在价值,只具有工具价值。人的利益或需要是价值判断的唯一基础或标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导致人类的行为以满足人类的自身利益或需要为出发点,使人类的物质利益追求的欲望过度膨胀,超出了自然本身资源和承载能力的有限性,过度索取自然资源。当人们面对环境危机,对传统的伦理观念进行反思后,自然地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灾害事件以及物种的灭绝归究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

2.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价值观。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是对传统环境伦理反思、批判的结果。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认为,自然界不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其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价值。在自然界里,不仅人是价值主体,而且应当赋予动物、植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以主体特性。在道德上,人不仅是道德权利主体,人类应当把道德权利的主体平等地从人扩大到自然界的其他实体,人类对自然界也应当担负道德义务或责任。由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是道德或价值主体,那么他们之间就是平等的,人类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或需要无限制地或非理性地强加于其他自然界实体。

早在1949年,利奥波德就出版了《沙乡年鉴》一书,在书中首次提出“大地伦理”一词,他被公认为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的奠基人。大地伦理学说将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等统称为大地,人类应转变自身角色,从大地的征服者变成大地的一般成员或公民。利奥波德提出了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一件事情如果是倾向于保持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与美,便是对的。如果是倾向于其他情况,便是错的。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在关注,公众也不接受这种学说。然而十几年后,以《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为契机,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环境伦理学理论才被重新发现和得到迅速传播。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年开创了深层生态学,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必须透过深层追问,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

深层生态学奉行的最高环境伦理准则是“自我实现”和“生命中心平等”。所谓自我实现是指停止把自我理解为或看作孤立的、狭隘的、相互竞争的本我,而把认知的对象扩大到自然界的万物。生命中心平等则承认生物圈的所有有机体和实体作为整体中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生物圈的所有事物都拥有平等的生存和繁荣的权利。这两个伦理准则的实质就是破除以自我为中心和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以万物平等为其思想的核心理念。泰勒在1986出版了《尊重大自然》一书,他在借鉴人际伦理学和生物—生态学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生物中心论伦理学体系。

泰勒认为所有的自然生物都拥有自己的天赋价值,因此,所有的自然生物都应获得道德关心和道德关怀,换言之,应把它视为一个道德顾客;所有的道德人都拥有一种显见的义务,尊重、促进或保护一切拥有天赋价值的生物。泰勒尊重自然的观点包含了个核心理念: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是地球生命社区的成员之一;所有的物种都是相互依存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的生命都具有自身的善,都是中心目的;人类并非与生俱来优于其他生物。依据这些理念,泰勒提出了个伦理基本原则:不伤害原则;不干扰原则;诚信原则;补偿性公平原则。

3.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价值观。进入20世纪80年代,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发展为影响较大的流派。其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修正的结果,也是对以前存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流派进行批判、反思的结果。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澳大利亚哲学家J.帕斯莫尔(JohnPassmore)、美国哲学家B.G.诺顿(BryanG.Norton)和美国植物学家W.H.墨迪(WillianH.Murdy)等。1974年帕斯莫尔发表了《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一书。帕斯莫尔认为有迫切需要改变我们对环境的态度,人类不能无限制开发利用生物圈。不过,他拒绝接受放弃西方传统科学理性的观点,对深层生态学家所主张的彻底修改我们的伦理框架的观念深表怀疑,称他们是被误导的神秘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帕斯莫尔认为西方人包括地球所有的人不能简单地采用一种新的、不熟悉的方式思考问题,人们必须从现在所处的地方开始思考。

帕斯莫尔否认除人类外的其他自然界实体有道德判断和道德权利,人类之所以应当把道德关怀推及于其他生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主要源于对人类自身生存、社会发展以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道德关怀的实质还是对人类利益和需要的关心。帕斯莫尔也否认自然客体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它们之所以有价值也是主要体现为对人类的价值,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才是评价其他生物的价值尺度。1975年W.H.墨迪发表了《人类中心主义———一种现代的观点》的论文,他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任何演化成功的生物有机体,都是以自身物种生存为目的,否则就会灭亡。虽然自然界任何物种都可有其内在价值,但都会视自身物种的价值远高于其他物种,人类也不能例外,所以人只能以人类为中心。墨迪认为:“已经证明,‘人类中心主义’完全可以很好地,即现实地、建设性地处理环境危机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它可开拓的理论空间还相当大。因此完全没有理由驱逐或放弃这种极其重要的理论资源;决不能一提环境伦理学就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⑦1984年B.G.诺顿发表了《环境伦理与弱式人类中心主义》论文,诺顿首先区分了人类两种偏好:感性偏好和理性偏好。

感性偏好是指满足个人暂时性的欲望或需要的心理活动。理性偏好满足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欲望或需要的心理活动。基于个人两类偏好的不同,可将人类中心主义区分为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的人类中心主义。如果环境资源之使用仅建立于个人感性偏好之上,就是强人类中心主义;如果以理性偏好的满足为参照,它就是弱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在使用自然资源时,要节制感性偏好而植根于理性偏好,要经过长远而周详的考虑。因此,诺顿认为不需要强调物种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也不必将道德权利赋予自然界,环境危机的解决也无须建立于以上两个命题之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说一直在交替发展,它们在道德的主体性等问题上相互批判或诘难,但在许多问题上环境伦理学的派别之间还是有统一的看法,甚至可以说彼此的共识要多于分歧。一种环境伦理学说之所以出名或产生重要影响,是因为这种学说所提出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被社会某一群体认同或接纳,说明这一学说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样的学说所阐述的伦理原则和规范也可能被某一群体实际践行着。一种环境伦理学说与其他相对立的学说长期存在并在相互纠结中不断发展,本身也说明了各自存在的合理性。

对多元的社会来讲,本身存在着复杂而多样、层次高低不同的环境伦理,而社会也要求不同的环境伦理相互搭配产生共同的作用,因此,不同的环境伦理学说相互地补充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不同环境伦理学说的矛盾和对立的张力也促进了环境伦理学的共同发展。然而,对于法律所要摄取的伦理价值而言,不同环境伦理学说的意义是不同的。

三、确定环境刑法法益应遵循的环境伦理价值观

人的利益或需要是价值判断的唯一基础或标准,这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以这种观点界定环境刑法法益,其就是人的利益或需要,这些利益或需要主要具体表现为人的生命、健康、财产、自由和秩序等。有的学者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⑧这种观点贯彻的显然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至少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这样的。因为,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被视为环境危机的根源,并受到众多理论学说的抨击,即使从字面上来固守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观也是不合时宜的。如果环境刑法法益的界定没有包含与环境有关的概念或要素,在观念上会影响到环境刑法的解释或环境刑法的适用,从而会弱化环境刑法的保护功能。

事实上,在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直接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为法益的环境犯罪罪名,如,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采伐、毁坏珍稀植物罪。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作为对环境危机或环境保护的反应或应对,无论是理论概括,还是应然的环境刑事立法,固守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观,都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做法。按照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人的利益或需要并不是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和其他实体(包括水、空气等)都是道德或价值主体,人类作为道德人都拥有一种显见的义务,尊重、促进或保护一切拥有天赋价值的生物或实体,人类应当像维护自身一样,平等地尊重、促进或保护其他生物或实体。以这种观点来界定应然的环境刑法法益,其不仅包括人的生命、健康、财产,还应包括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实体的利益,这些非人类实体的利益是独立于人类的,包括属于它们自己的“生命”、“健康”和生存的环境。

在学界,这种观点也有体现,有的人认为:“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是对环境法益的保护,而环境法益实质上就是环境生态利益。”⑨“环境刑法的法益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公民环境权和环境生态利益。”⑩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对道德主体、道德关怀对象范围的拓展,颠覆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有力地激发了人类对动物、植物和和整个生态系统本身的道德情感,唤醒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关注,这无疑会增强人类环境保护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当然,也正是这种理论上的颠覆,使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说面临着理论正当性的诘难,这些都体现在修正人类中心主义对它的批判上。同时,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也面临实践的难题。伦理学不仅是呼吁,也不仅仅是自圆其说的理论,它必须能够用来指导实践。除了一些有特殊的信仰、高尚道德情感的人,普通的公众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性使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把动物、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本身视为道德主体,完全能够站在它们的角度上,在充分考虑它们利益前提下,来选择人类自己的行为?对普通公众来说,这样的道德抉择可能很难做出。

如果一种伦理观念,因为没有反映大众现实的利益或需要,从而不为大众所普遍的接纳或认同,也不可能用它来做为自己的行为规范,这样的伦理只能是一种道德的理想。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无疑更多的是一些环境道德的理想。环境道德理想并非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人类也许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有强烈道德感召力的思想,但要使法律,特别是刑法体现这样的道德理想,那可能是非常有害的。法律所维护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已是人们的共识,更何况刑法所维护的道德限度应当更低。因此,刑法上将属于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实体这些非人类的利益视为法益,必须持有慎重的态度。刑法“法益必须与人相关联。刑法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故只有人的利益才能称为法益,只有人的利益才值得刑法保护。”○11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否认除人类外的其他自然界实体是道德主体,也不存在道德判断和道德权利。

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认为即使要应对环境危机,也无需放弃传统伦理理论资源而建立一种新的道德框架,无需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而建立一种人们不熟悉的思维方式,人们所要做的是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改变过去对环境的态度或理性地使用环境资源就足够了。所谓的理性就是一种周详而长远的考虑,人类不仅要关注自身的利益或需要,还应当关注自然界中其他生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人类不仅要关注考虑当代人的利益或需要,还要考虑后代人的利益或需要。人类对自然界中其他生物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关注和对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其实质还是对人类利益和需要的关心。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体现在环境刑法法益的确定或选择上,就是坚持传统的刑法法益为主,即以维护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的财产为主,同时要考虑维护整个生态系统以及构成这个系统的要素,包括动物、植物和其他实体。

人们只所以要考虑维护整个生态系统以及构成这个系统的要素,是因为对它们的危害最终将导致对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的财产的危害或威胁。在环境危机的时代,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如此明显,人们有理由将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以及构成这个系统的要素视为同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的财产同等重要的利益加以维护。但是,这里要注意到,人们选择保护整个生态系统以及构成这个系统的要素,其评价的价值尺度是人类的利益或需要,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它们的重要性程度。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应当是我们思考刑法问题或者实践刑事法律所遵循的价值观念。首先,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重视伦理的历史传承。一种新的环境伦理观应当建立在传统伦理基础之上而不能割断与历史的联系或者说来一次彻底的翻盘,重新构筑全新的伦理框架。因为,人类的伦理都是“从过去传递到今天的观念、制度、行为规范。

它经历较长时间的完善、积淀而获得了牢固性;它支配了多数的社会成员而获得了广泛性;它超越了个人性格具有了社会性;它在制度化和不断宣传的过程中又具有了神圣性;但同时它仍保留着文101化的基本特征———可塑性”。○12一种全新的伦理框架不仅脱离了人类几千年来积淀了无数智慧和理性的文化基础,同时还有可能丧失多数社会成员对伦理规范的认同,从而使伦理规范失去指引实现生活的作用。其次,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具有现实的人性基础。马斯洛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人类真正的内在本质,这些基本的需要包括:生存、安全、爱与归属、尊重,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是自由、正义和秩序。○13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动机的源泉,即人类的所有行为包括道德行为都基于人类基本需要的考虑。人类的多数完全不可能脱离了自己的基本需要而行事,因为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以人的利益或需要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其实质就是坚持了人的本性。刑法的价值判断必须以人类的基本需要为基础,这才能保证刑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最后,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更加符合刑法自身的价值观。

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基于历史传统的创新和人性本质的考虑,使这样的伦理观因为更容易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接纳和认同而具有普遍性。只有具有普遍性的伦理价值观和伦理规范才能被刑法所摄取而变为刑法的价值标准和刑法规范。只有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普遍地认为须加以维护的人类的利益或需要才能作为刑法法益而为刑法所保护。再者,是否能够成为刑法法益需要进行重要性程度判断,进行重要性程度判断的标准只能是依据人的利益或需要去进行判断。很难想象一个与当代或后代人类的利益无关紧要的动物、植物或自然界的其他实体有必要作为环境刑法法益由刑法来加以保护。

四、应然性环境刑法法益的考察

环境刑法法益的选择或确定所遵循的伦理价值标准应是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人的利益或需要是判断环境刑法法益的唯一标准或尺度。当然,我们要破除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人类的利益或需要可以凌驾于自然界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最终导致的是对人的利益或需要的侵害。环境刑法法益首先是人类的生命、健康或重大的财产,如果某一环境行为对人类的生命、健康或重大的财产构成侵害,无论是显而易见的侵害还是隐藏、潜伏的侵害都可以作为犯罪行为来加以制裁。

环境刑法范文篇3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立法体例上的缺陷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刑罚上的缺陷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笔者建议应该条文中“后果”、“数量”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便于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实践操作。

3.2立法体例上建立特别立法模式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修订刑法典的形式。但随着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特别立法模式更为科学。制定专门的环境刑事法能系统地规定环境犯罪，使各个罪之间具有统一性、协调性，有统一的环境刑事法律原则做指导，有更科学的刑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从而能更好的判定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判定罪的性质、判处刑罚，打击环境犯罪。

环境刑法范文篇4

环境刑法是惩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法律，环境刑法学则是以研究保护环境刑法法益的理论与立法为主要任务的法学分支学科。在环境刑法学中，环境刑法法益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是环境刑法理论研究、立法及司法实践的中心课题。

一、环境刑法法益之争及其评析

法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和价值，它是西方刑法学者在探究犯罪本质的过程中提出的。环境刑法法益是指环境刑法规范所保护的而为环境犯罪所侵害的人们共同享有的利益。但对环境刑法法益的具体含义在学界却没有统一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环境保护制度说该学说认为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来看，该类犯罪的客体或者法益应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该学说表明了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是为了配合环境法惩罚侵害环境行为，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但笔者认为，该学说将制度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并不恰当，国家设置制度还有更深层的保护法益存在。

(二)公共安全说该学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该学说体现了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看到了环境犯罪与人身、财产法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笔者认为，该学说将环境犯罪归类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是不妥当的。

(三)双重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为环境犯罪所间接侵害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虽然此种理论遭到了批判，但是笔者认为此学说看到了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法益，或说环境生态法益;二是传统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

(四)环境利益说或环境法益说该学说认为现代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应当确立为“环境利益”，即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以环境为主体的“环境法益”。笔者也赞同环境法益是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或法益，但环境法益应当是以人为主体，并不是以环境为主体。

(五)环境权说该学说认为环境刑法法益就是环境权。环境权的内涵一般是指法律赋予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但直至目前，环境权仅为一个学理上的概念，并且学界对此认识不一，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观点认为，环境刑法法益是传统法益。环境刑法保护的传统法益即环境刑法所保护的人身、财产权益。至于这种传统法益的种类，又有不同的表述，如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我国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笔者认为，环境刑法法益包括传统法益。虽然传统法益是对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但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不应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此种观点将环境犯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混同，因为环境犯罪更多地是通过环境对人们所享有的利益的一种侵害，而不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另外，将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也是不恰当的，国家设置制度还有深层的保护法益存在，例如，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等，这才是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至少国家的行政管理权而非管理制度是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第二类观点认为，环境刑法法益是环境权或环境法益。环境权的含义还没有统一明确。环境法益则是指环境刑法所保护的环境利益。笔者认为，环境权虽然被学界普遍认可，但是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并且学界对此认识不一，故将环境权直接作为环境刑法法益有欠妥当。而环境法益，应当是环境刑法法益的内容。但学者对环境法益没有统一的认识，甚至有学者认为环境法益包括了传统法益的内容。环境法益的内涵需要得到进一步明确。第三类观点认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是多重的，既包括传统法益，也包括环境法益。笔者认为，此类观点看到了环境刑法法益的两个方面，并且此类观点中的环境法益没有包括传统法益，而是与传统法益共同构成环境刑法法益的新型法益。

二、对环境刑法法益内涵产生争议的原因

(一)价值取向存在分歧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取向是指研究环境刑法法益所依据的价值观的选择。对环境刑法法益的概念所作的不同界定，反映了不同的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取向。根据各学者对环境刑法法益所作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以下三种价值取向:第一，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这主要体现在坚持环境刑法法益是传统法益的观点中;第二，坚持“生态中心主义”，例如，有学者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以环境为主体的“环境法益”。第三，在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兼顾“生态中心主义”，传统法益与环境法益的结合是对其比较好的阐述，并且这种价值取向已经越来越受关注。但是总的来说，对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取向仍然存在分歧，这可谓是环境刑法理论发展的一道屏障。

(二)对环境刑法法益特别是环境法益认识不一致近年来，环境利益或环境法益慢慢地成为了讨论环境刑法法益时的重点话题，但是各学者对环境利益或环境法益的认识仍有较大差异。学者对环境法益的认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甚至在内容上是坚持以人为主体还是以环境为主体都存在分歧。

三、环境刑法法益之抉择

(一)认识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取向选择要正确认识事物，就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人类中心主义”在我国坚持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念的大环境下，已经受到了挑战。而“生态中心主义”仅仅是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并且“生态中心主义”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笔者认为，应在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兼顾“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因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可持续发展理念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求人们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要尊重和保护自然，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倡社会经济发展、人类利益保护与自然利益保护相结合，其应有之义就是要坚持兼顾对传统法益与环境法益的保护。此种发展观体现了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兼顾“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据此，界定环境刑法法益应以此种价值取向为指导。

(二)环境刑法法益及环境法益的重构1.确定环境法益的内涵环境法益的保护及确立是人们对利益的关注从人与人之间拓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的结果。环境法益不包括传统法益的内容，环境法益也并不等于生态法益，还应包括其它方面的法益。正如学者杜万平的观点，“环境法益是环境法律所保护的人们对于环境所享有的利益，是指对人们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共环境利益，属于超个人法益，其实质是环境生态利益。环境法益的内容包括环境生态法益与其他环境法益(如环境美学、教育、历史和科研等方面的价值所体现的利益)。”2.环境刑法法益包括传统法益与环境法益对于环境刑法法益的大部分观点都或多或少存在某些偏差。笔者认为，无论从环境犯罪的危害类型来看还是从实践来看，环境刑法法益都应当由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两部分组成。第一，从环境犯罪的危害类型来看，环境刑法法益包括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两部分。环境犯罪不同于其他犯罪，其具有社会危害性和生态危害性的双重属性。社会危害性会对人身、财产权利、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等造成危害，导致传统法益的损害;同时生态危害性会对生态环境以及人们的环境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从而导致环境法益的损害。基于环境刑法是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规范，环境犯罪危害类型也就决定了环境刑法应当保护的法益范围。据此，环境刑法法益由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组成。第二，从实践来看，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是环境刑法法益的内容。从国际上来看，在2世纪，各国环境刑法法益保护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法益到生态法益”的立法变迁过程，正如学者蒋兰香观点:“囿于对环境犯罪本质的不同理解，各国立法制定环境犯罪时，其目的有的是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财产权益和资源权益，有的则是为了保护生态权益”。在我国实践中，环境刑法虽然是以保护传统法益为主，但是从《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环境污染罪”，删去“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刑法已经慢慢接受了环境刑法保护环境法益的思想，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都成为了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范畴。据此，将环境刑法法益划分为传统法益与环境法益是比较合理的。

环境刑法范文篇5

本次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论文六十余篇。研讨会共分四个单元，与会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环境刑法的立法与政策”、“环境刑法的基础理论”、“具体环境犯罪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因为研讨会发言人较多且思想丰富，这里仅将主要代表性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

关于环境刑法的定位问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之雄从环境问题的五个特点出发，归纳出环境刑法的特质：规范刑法系统自身之外的高度依赖型。具体体现为高度的科技性、高度的政策依赖性、高度的行政从属性。

关于环境刑法学学科构建的根本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付立忠提出构建环境刑法学将会发挥以下积极作用：滋养和促进新学科的孕育与形成；有利于提升科研开拓创新的几率；有利于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环境刑法学具有以下三项学科功能：第一，直接引导人们生活健康发展的功能；第二，间接调和人与自然和谐有序演进的功能；第三，最终遏制人类社会迈向自毁之路的功能。

关于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的拓展空间问题，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颜九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提出应当从司法解释入手，降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定量数额，同时从立法上降低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

关于环境犯罪侵害的法益问题，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巍从物本法益说与人本法益说的对立出发，认为物本法益说与人本法益说均有缺陷。提出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另一类是环境权，虽然环境权的内容、界限并不十分确定，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环境权的存在。

关于环境刑法的立法与政策

关于环境刑法立法，韩国青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炳宣介绍了韩国环境立法的内容。韩国环境立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令和其他法律规范，包括民事法律、行政性法律以及刑事法律；第二部分是附属性刑法条款。

关于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良顺从环境犯罪执法不严的原因出发，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主要包括：（一）强化环境保护的刑事政策，具体而言应扩大刑法保护环境的范围以及加大刑法保护环境的力度；（二）严格执法、从重处罚的刑事政策；（三）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关于我国环境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国家检察官学院杨建军从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状况出发，认为我国立法对环境犯罪存在“过宽”的疏忽。其结果导致我国的环境犯罪行为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提出应在环境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关于环境刑法的基础理论

关于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博士陈建旭介绍了日本的“疫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同时认为因果关系推定的方式同时也存在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疑虑，并以刑法第338条规定予以说明。认为如果想要将疫学因果关系引进国内刑法理论，甚至在司法实践上加以适用，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借鉴日本的立法例，参照日本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的规定，对国内现行环境刑事立法进行修改。同时参考日本与德国关于环境犯罪的危险犯立法例，无需等到危害环境的损害结果实际发生或扩大，刑法就应当提前介入。

与陈建旭的理由不同，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勇主张将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的推定原则运用于污染环境犯罪的认定，认为在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因果关系的推定，就是对污染损害后果和危害行为之间经过医学（病疫学）证明存在盖然性的联系，在被告人举不出反证证明危害结果并非自己所为时，推定为其行为所致。

关于环境犯罪与环境违法行为的界分，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永明指出，区分两者主要从主体、主观要求和客观危害程度等方面加以甄别和判断。在界分的路径上，一是加强刑法解释工作；二是坚持犯罪构成要件的标准。

关于环境刑法行政化问题，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侯艳芳提出我国环境刑法行政化在立法技术方面的具体完善途径应包括：刑法典不能将环境行政违法性作为环境犯罪成立的前提；刑法典应当增加基于规范本位主义立场的环境犯罪的规定；附属环境刑法中环境刑法行政化的立法技术应予完善。

关于具体环境犯罪问题

关于具体环境罪名中是否应设立危险犯问题，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永江主张我国刑法不但应设立环境犯罪的故意危险犯，而且应当设立过失危险犯条款。

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法定位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文华主张应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独立出来，专章规定“破坏环境资源罪”。

环境刑法范文篇6

（一）环境保护法益的行政性。在《刑法》第2条诠释刑法的任务以及刑法第13条对犯罪的界定这两个条文中，对于客体的保护没有出现环境、生存、生态等相关字眼。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是一种间接保护，只有在其他法益被侵犯的前提下，环境犯罪才能被追究。环境犯罪后果的隐蔽性、对象的不特定性等导致现实中其往往没有专门的被害对象，刑法对此法益的保护只能在兜底条款（侵犯其他权利）中得以体现。结合环境犯罪的条文框架设置（环境犯罪放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章节中）来看，除针对特定人身、财产的环境有关犯罪之外，环境犯罪主要是作为一类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而设立的罪名。再者，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下文《解释》）来看，环境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侵犯人的权利（例如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侵犯财产权利（例如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侵犯其他权利（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这些法律后果的标准均需通过不同的法律（除刑法以外的法律）、行政法规加以规定，这导致环境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具有混合性，而没有明确的定性。刑法对于环境犯罪保护的法益需要参照行政法规的规定。无论从刑法条文的表述还是对条文的解释上看，环境保护的法益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环境犯罪数量和危害呈几何级数式膨胀的趋势下，法益所表现的行政性对于环境犯罪的打击显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二）刑法条文设置的行政参照性。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的“破坏环境保护罪”之中。《刑法》第338条至346条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无一例外地体现了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在从属方式上，它采取的是空白罪状的方式，空白罪状为“刑法分则性条文中基本罪状的一种，是立法者对行为要件应参照相关规范或制度予以确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类型化表述”［5］。笔者认为此规定方式值得商榷。（1）《刑法》第340条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第342条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的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大量毁坏，处……”等条文，一方面，对于环境犯罪的对象范围规定过于狭窄。现今环境污染猖獗，导致土地硬化、水土流失等问题层出不穷，不应该局限于特定区域、特定时期，而此两种犯罪情形在适用的过程中均需借助行政法规。另一方面“情节严重”、“大量毁坏”，不仅刑法条文本身，甚至就连2013年、2016年出台的《解释》均没有对它们进行解释，对于后果的认定仍然需要借助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2）《刑法》第338条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虽然该法条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方式、对象等内容，同时，2016年的《解释》对污染环境罪的后果进行了补充，但是前置法对污染环境内容的细化导致该罪的行为类型被分解为更为细致的若干类型，《解释》并未确定分类标准原则，而是以混合式的方式确立严重污染的标准。（3）《刑法》第341条对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规定为“非法猎杀、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动物的，……”但是对于何种动物为珍贵动物、何种为濒危野生动物的划分，同样需要借助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三）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不法定性模糊。绝大多数环境犯罪就是环境行政违法的加重情形，即以“行政违法+加重要素”为构造的犯罪，这意味着定量才是区分环境犯罪和环境行政违法的根本标准［6］。这也说明环境犯罪的定性需要从行政法规中去寻找。从法理的角度讲，既然一个行为刑法没有把它认定为犯罪行为，那么刑法为什么有理由去处罚这个行为？环境犯罪属于犯罪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环境行政违法只是一般违法，其在性质上虽已构成违法且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却不具备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具有刑事可罚性。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1）主观方面的要求不同。我国刑法理论认为，主观罪过是包括环境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根据刑法的规定，有些环境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如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在一些环境犯罪中，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具备某种主观目的才构成犯罪，反之则只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对环境行政违法，法律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是受其主观意志支配的行为（即只需有主观上的过错）即可，并不像刑法那样要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严格的界定和区分。一般来说，主观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并不影响到环境行政违法的构成，如对于破坏性采矿的行为，只要行为人没有采取合理的开采程序开采即可认定为违法，不需要查明其主观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2）客观方面要求不同。对客观行为的要求也是区分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必不可少的标准。行为是否发生在特定时空或者是否使用了刑法禁止的特定方法，可以成为区分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的标准。例如，依《刑法》第340条的规定，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前提必须是在禁渔区、禁渔期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如果行为不是发生在上述特定时空或没有使用刑法禁止的方式进行的，就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仅应按照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政违法行为处理。有时候，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还以行为是否侵犯了某种特定对象作为区分标准，这主要是因为对象的自我保护能力、价值大小以及重要程度存在着不同，同样一个行为，实施于不同的对象时，其产生的侵害性可能是迥异的。例如，根据《刑法》第341条的规定，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客观行为的对象必须是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猎杀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即使属于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由于不属于本罪的行为对象而只能是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主客观不同能将环境行政不法与环境犯罪加以区别，而环境行政不法和环境犯罪的模糊性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对于环境犯罪的预防和打击都是不利的。

二、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问题

（一）环境法益的行政性不利于环境保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数千年前就提出：“许多人公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得最少，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对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的关心。”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导致环境权益是一种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的次要客体（主要客体为社会管理秩序），这在无形之中也就降低了公众、媒体、机关等对于环境犯罪的关注度。把保护社会管理制度作为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打击目的可能会造成以下后果：1.环境法益的行政性不利于提高公众意识。环境权益作为一种公众的权利，涉及绝大多数人的权益。有学者称，除少数案件会使公共财产、私人人身财产权利被侵犯外，在大多数的环境犯罪案件中，环境犯罪的受害者并不总能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害的事实。只有环境犯罪已经危及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特定的权益时，公民才会主动报案。如此，环境权益在不涉及特定受害人群的情况下往往被公众所忽视。当公众意识到环境权涉及每个人自身的利益之时，环境犯罪才会逐渐引起公众关注。2.环境法益的行政性导致企业唯利益运营。企业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有一些企业在做预算时，就把环境罚款列入了预算。罚款对于违法企业来说根本构不成压力，甚至连耻辱都感觉不到。在违反环境法规法律的犯罪低成本（罚款与收入差异太大，罚款仅占收入的一小部分，这对于企业的其他方面不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和带来的高收益的诱惑下，公司或者个人往往会冒着违反法律的危险实施违法行为，而且行政法规对于公司主要负责人也没有设置相应的处罚。（二）行政从属存在诸多法律适用问题。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所表现出的行政从属性导致在法律适用上产生一定的障碍。1.环境犯罪在刑法上的立法形式单一。我国《刑法》第338条至346条有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基本上都采用交叉式的立法模式①。环境犯罪的定性要援引行政法规。环境犯罪行为的成立必须要求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否则就难以对环境犯罪进行判定。但实践中的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单一的立法形式给实践带来了适用性上的问题。比如，一些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环境犯罪危害程度的行为，由于行政法规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目前就不能被刑法所追究。2.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设定简单。环境的危害具有累积效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一旦危害显现出来，其后果就是巨大而不可逆转的。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基本设定为结果犯，特别是《刑法》第338条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和2016年《解释》②对于造成的何种危害产生何种后果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表明环境被破坏必须在达到法定的危害人身或财物的后果时，刑法才能适用。（三）环境犯罪的定性模糊为司法实践带来困扰。环境犯罪的定性大部分要援引相关的行政规定，区别环境犯罪与行政不法也主要是通过定量完成的。在环保部门的依附性、行政单位的绩效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下，环境犯罪行为危害程度往往被弱化，行为定性往往行政化。事实也证明③，环境犯罪被行政化处理不能有效地防止环境不法行为的发生。1.行政从属导致处断行政化。赋予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将环境犯罪视为从属依附于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观点在实践中容易造成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强势地位。行政机关会盲目自信地认为依靠自身的行动能够处理好，这就易导致环境行政管理和执法主体自视过高、权力过大的风气。首先，环境犯罪的定性本身就来自行政法规，对于量的把控过于模糊，有些案件可能达到了刑法定罪的标准，但由于地方行政权力专断，行为人可能通过各种不法途径（如行贿）降低自己行为的量，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就直接在行政阶段被消化，如此反复，环境犯罪行为将陷入恶性循环。另外，行政行为与地方绩效分不开。很多行政单位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绩效评比，滋生更多的不正当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助长行政权排斥司法权的风气，并催生环境刑事手段被架空的危险。2.国际环境污染问题适用不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污染并不仅限于国内，环境犯罪也越来越国际化，跨国、跨境等环境犯罪甚至国际环境犯罪等问题层出不穷，此类犯罪的规模更大，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①。但对于国际环境犯罪的打击热情往往被一个事实所阻碍，那就是双重犯罪原则②。如我国《刑法》第339条关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对象仅限于单向进口行为，不包括出口行为。当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法不能与国际规定接轨时，我国对于国际司法协助和参与国际环境治理的正当性就会产生严重的阻碍。

三、优化环境刑法的构建设想

本节对于环境刑法的构建试从环境权引入、刑法的设置优化以及环境犯罪的明确定性三个角度进行阐述。（一）环境权理念。③的引入把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各国宪法、环境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一种发展趋势［7］。现今我国环境权的研究陷入一个瓶颈阶段［8］，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权并不重要，相反，越是不能暴露问题，就说明环境权在我国的问题越大，因为我们不可以否认环境犯罪现象的多发化与复杂化。为了提高公众的环境权意识、提高社会各界对于环境犯罪的重视，其手段不应局限于绿色宣传、政府号召。在法治进程中，环境权更需渗透于条文的设定上。1.环境权应贯彻于刑法总则的表述中。《宪法》第9条第2款对于环境权有明确的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环境。”但是，刑法作为环境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却没有类似的表述，或者说在刑法的条文中难以让司法人员、社会公众等感受到刑法对于环境的保护。环境权作为一种广义上的权利［7］，在刑法第2条关于刑法的任务表述部分以及第13条犯罪定义部分都应该有所涉及。如此一来，也能引起对于环境权的重视，弥补环境权益保护的不足。2.刑法在分则的设定上应对环境权充分提起重视。刑法分则中环境犯罪的位置处于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在环境犯罪多发的阶段如此设定已经呈现出很多弊端。环境保护的条文需要整合，在关于环境保护的类型达到一定的体量的时候，在刑法有必要对于环境保护进行补充规定的趋势下，应将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从第六章中分离出来单独形成一章［9］。根据法益保护的重要程度，其应位于现行第六章之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中所有有关环境的犯罪都应纳入此章。如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等，这些罪名确实涉及环境部分，但它们主要与历史文化、与社会意识沉淀相关，其主权益是否为环境权，还需理性对待。（二）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设置优化。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决定着条文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的效果，分散式的规定在环境犯罪率高、类型新的情形下对于预防环境犯罪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加之低效能的惩罚措施，分散式的规定会进一步导致对环境犯罪的打击不力。刑法对于这两方面应有所反思。1.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应采取刑法典的模式。当今世界各国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刑法典模式，即在刑法典中设立环境犯罪的专门章节，如德国刑法典分则第29章的危害环境罪，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分则第26章的生态犯罪。二是单行刑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制定专门的单行环境刑法来规定环境犯罪，如日本的《公害罪法》。三是附属刑法模式，即通过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条款来惩治环境犯罪，如英国、美国等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10］。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制主要是一种分散式的规定方式。由于对于环境犯罪规制未成体系，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定性不得不依赖行政法规的规定。2016年出台的《解释》确实是刑法完善的一个合理的途径，但是刑法的问题并不在解释的不完善或者漏洞，而是刑法关于环境犯罪条文本身已经不适应现今环境犯罪多样化以及严重化的发展。所以，立法和司法机关在对环境法律进行考虑的时候，需重新考虑环境法律的本源逻辑问题，而非单纯考虑填补漏洞。我国宜采取刑法典的模式，在保证刑法体系完整性的同时，对于破坏环境保护罪的补充做进一步的考虑。2.刑罚的构建应多样化，增加主刑的适用。对于环境犯罪的处罚需要有实效性的打击。贝卡利亚认为所有的犯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他在选取犯罪行为时会权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这一点在环境犯罪中尤其明显，当冒着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风险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不法分子就会采取不法行为。但是，主刑的适用是不能用经济来衡量的，在当前社会观念下，主刑所造成的这个污点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使其在生活、工作的诸方面都会遇到麻烦。所以，对于环境犯罪的处罚需要增加主刑的适用率，让刑法对于环境犯罪有更具实效性的打击。同时，强调适用主刑并不是为了加大刑罚的力度，而是为了避免以罚代刑的处理结果。1998年欧洲理事会通过的《保护环境的刑法公约》规定了没收财产、罚款、恢复环境原状等处罚措施。对于环境犯罪的刑罚应更多样，以适应不同情形。（三）刑法对环境犯罪应明确定性。环境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侵犯环境权的行为构成犯罪只能由刑法进行规定。违反行政法规或其他法律的行为只能是一般违法行为。如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阐述，环境犯罪行为与行政不法行为有着定性方面的差异，环境犯罪的定性应当由刑法进行，否则，环境犯罪行为就与行政不法行为混同，这对于环境犯罪的打击是不利的。1.环境犯罪的定性应由刑法严格控制。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具有实质内容的，各个要件从不同角度分别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些要件的总和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11］。很多行政法规对于破坏环境的表述和刑法的表述是一致的，由此看来行政违法行为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但其总和不能反映这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司法机关在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时，切不可仅从形式上理解法律的规定，尤其是当其他法律对一般违法行为的表述与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表述相似甚至相同时，更应把握它们各自不同的实质内容。2.环境犯罪定性应与国际接轨。国际刑法学协会的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对于危害环境罪的预防原则、犯罪构成、司法管辖等问题有着明确的规定，决议指出最低限度要件有两个：一个是主观上要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另一个是应具有违反已规定的环境标准，以致对环境造成实际的或者紧迫的危险，即包括实害犯和危险犯［12］。此决议被世界各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同时，《保护环境的刑法公约》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构成和处罚的最低标准，强调对法人及相关负责人的处罚等，这对于打破国与国的认定障碍能起到一定效果。国际对于环境的保护已经注意到以罚代刑的行政性，以及一国立法的片面性。在此大趋势下，我国有关环境刑法立法应从单一考虑本国需求转向国际化，采用国际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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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赵星.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之批判［J］.法学评论，2012（5）:1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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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卫星.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三十年之回顾、反思与前瞻［J］.法学评论，2014（5）：180-188.

［9］赵秉志，陈璐.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J］，现代法学，2011（6）：90-98.

［10］赵秉志.中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演进及其思考［J］.江海学刊，2017（1）：122-132.

环境刑法范文篇7

自我国建国以来，共颁布了两部刑法，分别是1979年和1997年修订并实施的，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我国在1997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对危害环境的犯罪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即在分则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条文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行为分为了两类：第一类是污染环境的行为，第二类是破坏环境主要是自然资源的行为，这些规定在加强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和系统性，拓展危害环境犯罪的范围，增加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明确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标志着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正逐步走向完善。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在实践中频频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正不断地暴露着我国环境保护措施的诸多缺陷，许多惨痛的教训也警示着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改进问题，以期更有效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二、环境刑事立法规定上的缺陷

（一）环境犯罪立法体系的缺陷

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79年旧刑法典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抛弃了原有的“立法推理”模式，模仿俄、德等国在刑法中设立专章专节的模式，将环境犯罪从以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提出来，将其改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并作为专节来规定。这样编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是我国刑法保持稳定性，但却也存在着许多难以适应现实刑事制裁需要方面的不足：

1.不能凸显环境犯罪的重要地位。修改后的刑法将环境犯罪以节的形式编排并还将一些罪名夹杂在其他章节中，使环境犯罪显得杂乱无章，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不利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

2.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不系统，太过于分散。除了第六章第六节的专节规定外，在其他章节中也有许多同属于环境犯罪的罪名，例如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二节走私罪中的走私珍贵动物罪等，而故意毁坏名胜古迹罪规定在第六章第四节中等等。

（二）环境保护范围方面的缺陷

现行刑法在“破坏环境资源罪”共规定了9条14项罪名，除此之外，在其他章节中也规定了与之相关的一些罪名，一些犯罪（放火罪）的发生有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上述规定是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相较于过去的重大完善。《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加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照此定义，新刑法还有许多方面未涉及到。几年过去，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得环境犯罪范围过窄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立法上的遗漏，为惩罚犯罪带来了阻碍，造成了许多遗憾。

（三）犯罪构成上的缺陷

1、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立法规定的缺陷。环境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环境犯罪行为人对其所为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造成危害环境的结果所持有什么样的心理。现行刑法关于主观构成方面的不合理之处有：

（1）关于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我国刑法主要是以空白罪状为主，而该种表述只能表明违反行为的心理是故意的，并不能说明对违反行为后所造成的后果是故意还是过失的，罪过形式过于复杂，故而在立法时就采用了这种比较含糊的形式，同时也为实践应用造成了麻烦。

（2）缺少严格责任制度。在人们人为，描述犯罪行为的主观过错无非包括故意和过失。我国的现行刑法就是采用了该种模式。但这种法律原则可以使用当时的社会，但在当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不单单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并且伴随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环境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根源却又并非单单的故意还是过失如此泾渭分明，如果仍坚持以前的那些原则，就使得那些严重危害环境应受到严惩的犯罪行为得不到定罪，这也是为什么污染环境的行为日益猖獗但却得不到遏制的根本原因。

2.犯罪客观方面的缺陷。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14种环境犯罪中结果犯有11个，行为犯有3个。而未对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任何规定，更没提及关于危险犯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环境犯罪的危害性却是比那些财产型犯罪更为严重，因为其危害的不单单是我们的生存环境，更有可能殃及到人类的子孙后代的生存安全，面对潜在的有严重危害性的污染和破坏行为放纵不管，则有悖于刑事立法的预防性功能。近些年来的频频发生的环境灾害已经告诉了我们环境的脆弱，虽然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大力主张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环境毕竟难以恢复，一旦遭受破坏，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当时得到的利益的几十倍。所以说我国现行刑法中未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不得不说是一大缺陷。

（四）环境犯罪中有关刑罚规定的缺陷

1.刑罚力度的缺陷。我国现行刑法结合实际国情，并将西方的合理的经验教训吸收为己用，从而制定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标准，以达到预防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从实施以来的情况来看，其定罪与刑罚存在着处罚偏轻的现象，惩罚的力度与其所造成危害价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甚至于环境犯罪的刑罚比财产型的犯罪还要低！而使环境遭受破坏后就难以恢复甚至祸及子孙后代，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存，其危害性明显比普通的财产型犯罪要大，这样规定就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2.有关罚金刑适用上的缺陷。在犯罪性质上，环境犯罪主要是贪利性犯罪，对这类犯罪的处罚，自由刑和生命刑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惩罚与预防的作用，尤其是对越来越多的法人环境犯罪，自由刑和生命刑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适用的，相反罚金刑却能以其特有的功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环境犯罪中有关罚金刑适用的规定并非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或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

（1）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方式以必并制和复合制为主。虽然这种方式符合罚金刑惩罚以贪利性犯罪为主的犯罪，却不符合世界上关于罚金刑主要是适用于轻罪的发展趋势。并且无论犯罪情节轻重，刑罚都是罚金刑，不仅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造成罚金刑在现实中的难以执行的困难。

（2）我国环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采用无限额罚金制。在审判中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犯罪情节和具体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罚金判决，同时也避免了刑法因通货膨胀、经济水平提高等因素而需对罚金数额不断做出调整的麻烦。但是无限额罚金制对罚金数额不做任何限定的做法，是一种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它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留下了过大的空间，容易造成刑罚擅断的隐患。

环境刑法范文篇8

一、环境刑法的合法性危机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5人类环境宣言6中明确宣称: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以环境刑法惩处严重危害环境行为的进步观点,也在这次大会上得以提出。从此,各国纷纷运用科技、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措施应对环境危机,世界范围内的环保运动拉开了序幕。但是,如火如荼的环保运动仍然不能阻止我们时代的环境问题整体上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而25年联合国发表的全球有史以来有关生态环境问题最全面和最深入的调查报告5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6则再次揭示了这一趋势的严重性。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以危机的面目出现在我们时代的,既是人类环境的危机,也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发展的危机。环境危机已然成为我们时代所不得不面临的空前严峻而又异常紧迫的问题,而要解决环境危机也必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环境危机的严峻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全面的反思。当环境日益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之时,人们马上面临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人类前工业文明时期特别是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经济学和法学知识体系都必然面临环境的重新审视。因为环境已然构成了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当然背景,而且是一个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忽略的背景,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以此背景为当然前提,而在环境根本不成为问题的时代,人类知识是缺少环境这一问题意识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以前的经济学和法学知识体系是在对环境的无知无识或者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建构起来的,多少都有几分不合时宜。例如,在经济学方面,很长时间以来,主流经济学从其本质而言乃是忽视自然环境的。2世纪6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国际生态经济学的创始人鲍尔丁所著的5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6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经济学忽略了人类经济活动所赖以进行的基础生态环境,结果将人类的经济活动引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正是在这种批判性思维的指引下,鲍尔丁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的概念。他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也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受其影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科学家便将过去时代的经济称之为牧童经济,意指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开发无所顾忌,就像牧童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一样,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无知无识,而现在人类开始意识到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时,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又如,在法理学方面,风靡中国的西方法理学思想就是一个忽视环境问题的典型。我国学者汪劲曾经指出:虽然学界一般都认为,有关西方法律的思想学说主要起源于亚理土多德的正义论,它通过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法学理论,并指导着部门立法。但是,现在看来,在对当代西方法理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亚理土多德的伦理道德观中存在着严重的忽视自然的缺陷,其正义观是建立在人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是造成今天部门法在对待环境问题所表现出局限性的法理学思想的根源[1]。由于环境这一背景从来没有像我们时代这样切实而紧迫地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可以预言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必然随着背景的变换而变换外在的存在状态,甚至变换内在的属性、发展的方向,甚至可以说,人类以往关于经济与法律的经验和智慧都需要重新寻找合法性根据。追根溯源,环境是人类文明的支撑,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前工业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是在对环境这一背景存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高举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通过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利用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环境问题以环境危机的方式进入当代人类的知识视野后,必然会相应地引发经济学和法学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危机。长期以来,经济法学通常被视为是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而环境法学又往往被视为是经济法学的分支学科。传统环境法学包括其中的环境刑法学的知识体系其实是在一种错误的观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为其所凭借的传统经济学和法学知识都是缺少合法性的。申言之,环境刑法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环境法作为人类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是随着环境问题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和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逐步提高而不断发展的,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化解环境危机。为此,它把国家环境管理的行政活动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并积极推进经济活动的理性化,试图以此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而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当然要对纳入环境法的社会关系进行第二层次的调整,即将其中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犯罪化,并不得已地动用对国家而言成本极其高昂、对行为人而言代价极其沉重的环境刑罚。这种不得已性说明,环境刑法的介入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无奈选择,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中的机械范式和线性思维作用于环境刑法的有力例证。环境法律即使不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也是人类环境利益的体系化表达。但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整体性呼唤不出世界国家,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一旦在环境法律中生根发芽,其所开之花,所结之果都只能是局部利益的体制性分配。与其说是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如说是具体的个体中心主义、群体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抑或国家中心主义,而又只有发达国家和超级富人才可能在自己取得先发优势之后一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和资本一边呼吁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更进一步说它实际上是富人中心主义、强群中心主义、强族中心主义、富国中心主义。于是,受这种格局制约的环境法律、包括同时期的环境刑法不仅而且主要不是为保护环境,却是而且主要是为人们安全、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征服自然提供的制度保障。作为人类进行环境管治的最严厉措施和应对环境危机的最后手段,环境刑法在没有决裂人类中心主义的情况下被仓促使用,与其说是暴露了人类应对环境危机黔驴技穷的尴尬,毋宁说是暴露了人类认识到环境问题严重性后病急乱投医的窘迫[2]。而在司法实践中环境刑法之所以难以摆脱防不胜防、罚不胜罚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知识体系不管在表面上有多少环境权、环境法益、环境管理制度之类的华丽辞藻,但究其实质而言始终是轻视甚至忽略环境的内在价值的,它终究不过是一种建构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之上的、缺少合法性背景的知识体系。由于行政从属性的存在,使得环境犯罪成为典型的法定犯罪,环境刑法也成为典型的行政刑法。但这却人为地割裂了环境犯罪与环境伦理的密切关系,使得二者成了互不搭界的两个领域,进一步促使人们将生态环境的先天性和独立性抛在脑后、将环境本身的利益和价值排除在外,结果就出现了我们时代颇具讽刺意味的图景:一边是环境伦理学不厌其烦地坐而论道,另一边却是污染企业英雄般地实施危害环境的行为。这本质上是纵容行政管理机关与污染者合谋对环境实施侵害与破坏,因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误导,极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观念普及和行动展开。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不仅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当被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人类的道德关怀应当拓展到整个自然界,这绝不是一种恩赐怜悯的道德,而主要是人类的一种道德义务。至少,已经得到较多人认可的浅生态学也主张,人类对有感觉能力的生命的尊重,不使他们产生不必要与不合理的痛苦,就成了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3]而深生态学并不以感受苦乐的能力为限来划定道德主体的范围,道德的适用范围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在一个所有存在物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共同体中,环境伦理学是约束那个最强有力的成员(即人类)的一种机制。[4]实际上,在环境大生态系统之中,既然各个事物都具有自己的适合生态位,那么就应当承认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因而都具有存在和适度发展的权利。而且,就人类道德权利的拓展轨迹来看,最初是君权神授,而后是天赋人权,那么天赋自然权也是符合逻辑的。由此,对于严重违背不害环境这一底线伦理的危害环境行为予以道德谴责和刑法规制就不会底气不足,而会理所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固守环境犯罪是法定犯罪本身不具有反社会性的深层次目的是为社会开脱责任,也是为了求得我们自己心灵的虚假解脱,以为把它们圈定在法定犯罪之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打击我们认为的某些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了而我们多数人却仍然在实施危害环境的行为,只不过由于环境行政法的阻隔与过滤,我们就刑事豁免了,就可以合法排污了,社会就可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了。这表面上看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闹剧,实际上是一种双重道德标准,将其应用于环境刑法就是非常不公正的[5],也就必然使环境刑法进一步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从环境大生态观出发,危害环境的行为本身就应当被视为是不道德的,是一种自体恶的行为。随着人们环境观念的提升,环境犯罪本身的性质也必然要向它的本质回归,这种回归的过程也是一个为环境刑法寻求合法性根基的过程。我国学者陈兴良已经指出: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是相对的,互相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在社会伦理道德演变过程中,环境犯罪等法定犯越来越具有自然犯的色彩,这就是法定犯的所谓自然犯罪化。[6]而固守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固守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弱化危害环境行为在道德上的可谴责性显然会人为地阻挡环境犯罪罪质的转化和环境犯罪观的革新,亦无法破解环境刑法的合法性危机。

二、环境刑法犯罪观的革新

在犯罪概念的多元论看来,神学意义的犯罪概念代表着人类对犯罪概念的早期认识[7]。由于这往往被视为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的反科学的认识,所以也就难免被视为是最低级的认识。现在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人可以自己跟自己生孩子的水平,足以毁灭地球毁灭人类自身的核武器也早已被人类制造出来,那么我们的犯罪观是否也发展到了更高程度?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人们认为只有恶劣的环境对人犯罪的可能,岂有人对环境犯罪之理?现代人在享用工业文明的美餐之时,居然还会谈论有同类对环境犯了罪而且居然在人权保障的世界潮流面前将这类新型犯罪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看来这无论如何也算是犯罪观的一大进步。可是,我们真的进步了吗?古罗马有一句著名的法谚,叫做社会不可能犯罪(impossibilisestquodsocietasdelinquat),这一直是刑法学的金科玉律,也一直被犯罪学奉为至理名言。它的言外之意至少有两点:第一是只有坏蛋、倒霉蛋才可能犯罪。社会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社会永远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和正确性,它怎么可能犯罪呢?由此引申,就树立了犯罪学和刑法学的一个基本观念:犯罪是反社会的行为,而社会是不会自己反自己的。第二是法不责众。社会是人与人的联合体,如果大家都从事某种行为,鼓励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予以道德谴责甚至予以刑事制裁呢?但是,社会不可能犯罪是一个武断的结论,在逻辑上并不成立。按照犯罪学的经典定义,犯罪乃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应受制裁的行为,[8]所以,个人严重危害社会就是犯罪,个人严重危害自己可能就不是犯罪,但社会严重危害自己也不可能是犯罪吗?即使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毕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集合体,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对于当下社会而言,就不仅仅是一个自杀自害的问题,更是一个谋杀谋害(下代人生存与发展条件)的问题,难道这也不应受制裁吗?事实上,人类自身的创造性生产活动所伴随的巨大破坏、污染环境的行为,使得刑法失去应有的威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基石原理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9]按照环境大生态观看来,严重危害环境这类行为谋害的是生态环境,应当属于严重危害环境大生态、具有严重环境危害性的行为,这类行为也不应受制裁吗?但是人们却不假思索地认为:社会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社会不可能犯罪,不可能自己制裁自己。这就把应不应的问题与能不能的问题混为一谈。从逻辑上看,社会能不能犯罪的问题绝不能等同于能不能对社会进行处罚的问题。从本质上看,社会不过是一个集合体,它可能有两个人,可能有两百个人,也可能有两亿人甚至更多,而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就只因为我们是多数人或者全体人,我们的一切行为就都正当了吗?这个世界最需要反思的就是法不责众,与其说它是法律的无奈与无聊,不如说它是人类的无赖与无能。法人犯罪抑或单位犯罪的概念最先不是被口诛笔伐吗?而现在有谁还会喋喋不休、骂个不停呢?社会不过是放大的单位,即是由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社会共同组成的生存单位,人类社会的抽象性也是以具象性为基础的,它也可能犯罪,它的刑事责任照样可以像单位犯罪一样通过某些特殊的方式现实化。环境犯罪本质上是唯发展主义的原罪,它是人类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的产物,是由发展本身的必要性、阶段性和必然相伴随的破坏性所引发的环境大生态系统的紊乱所无法避免的,因而除了局部性、个别性之外,还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普遍性的特征,人类社会也因此而可能成为环境犯罪的适格主体。按照环境大生态观的理论进路,其实可以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视为严重危害社会生态系统的行为,可以与严重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一起,整合进入严重危害环境大生态系统的行为,从而建立起环境大生态理论视野下的犯罪观,即大生态学的犯罪观。而在环境问题上,凡是严重危害环境大生态系统,牺牲环境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一切行为,都是环境犯罪,而不管这些行为是打着怎样的旗号,以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实施的。按照原罪的观念,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在大自然面前,我们也都是罪人。前者是神学的犯罪观念,后者是生态学的犯罪观念。对于前者,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说这种人皆有罪的观念是人类茹毛饮血时期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产物而付诸一笑。对于后者,我们还笑得出来吗?它倒恰恰是人类无休无止的贪欲和科学技术水平高涨的产物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狂飙猛进的科学技术进步,使我们更加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破坏地球生态系统;而工业文明刺激起来的无限膨胀的人欲,则是推动这种破坏的直接动力之一。联合国的5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6报告再清楚不过地指出:在过去五十年里,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速和广泛;而且以目前世界科技应用于生产的水平预测,未来5年内,科技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将进一步加剧;报告还指出,如果所有的地球居民都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地球的生态环境是不可能持续承载的[1]。人类对生态环境实际上是在寅吃卯粮,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人类自限于危机之中!在发展欲望的驱使下,环境利益只能够被象征性地予以考虑,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毁灭性的方式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必然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失衡,从而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即使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作为周围事物的生态环境若不复存在,所谓的人类中心又从何谈起?这恰恰暴露了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和以之为基础的发展观和法律观的荒谬。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无一不与科学技术的滥用、人类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欲有关,因此,从大生态学的环境犯罪观出发,凡是导致这些危机的行为无一不应被视为是环境犯罪,而对这些行为予以纵容则无一不是更大的犯罪。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有罪的,犹如在上帝面前人类是罪恶的一样。人类殚精竭虑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当然不愿意回到人皆有罪的起点。但是,人类社会难道不应当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承担一定的责任?笔者真诚地希望,人类至少应该具有一种责任意识和罪孽感,以某些特殊的方式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让自己无愧于环境大生态之中最具责任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一员的使命。

环境刑法范文篇9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顺应世界潮流，在环境保护中逐步扩大刑事法律手段的运用，其对遏制环境犯罪、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97《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发展，更是直接体现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要求，对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环境和资源、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日臻完善的表现。但是，从目前国内外环境状况和环境犯罪理论来看，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理论在犯罪客体、客观要件、因果关系认定以及归责原则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面临的理论困境

（一）困境一：犯罪客体有待商榷

根据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犯罪客体是指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危害的社会关系。我国通说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保护制度说。但是，不难发现，此种理论不足之处在于规定范围过窄，忽略或者遗漏了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等内容，尤与国内外倡导的“环境权”观点不相协调，有悖于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是为了配合环境法惩处危害环境的行为，进而达到保护环境之目的。况且，从广义层面上的环境犯罪看,仅凭我国刑法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之中,就由此认为其立法意旨就表明环境犯罪主体侵害的客体是环境管理制度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1]

（二）困境二：客观要件要求过严

我国新《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观要件要求过于严格，在各种具体环境犯罪类型中，绝大多数以“造成重大污染事故”、“后果严重”、“情节严重”等类似的表述作为构成犯罪的客观条件之一。这表明:新《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定除个别属于“行为犯”以外，大多属于“结果犯”。换言之，只有当危害环境行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环境犯罪，才会受到刑事惩罚。这样规定意味着，污染或者破坏生态环境者受刑事惩罚的风险极小，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危害后果，即使实施、甚至是多次、长期实施了违法排污或者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不存在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其显然既不利于预防重大环境污染或者危险破坏事故的发生，也不利于提高单位和个人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困境三：因果关系认定困难

因果关系是决定法律责任的关键，要使行为人对某一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所要求的因果关系。根据传统刑法理论，对行为人定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与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必须有严格的因果，即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然而，作为一类新型犯罪，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犯罪比较复杂，其因果关系的原因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之间关系的判断非常困难。因为对有害物质的排放及其致害途径和致害方式的确认与检验往往涉及到高深的科学技术，而不能简单依靠一般的经验、知识或规则加以判断。因此，倘若固守传统的因果关系判断模式、要求及规则，则势必把大量的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排除在惩罚范围之外。正是基于因果关系证明的巨大困难，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世界各国环境刑事立法中逐渐受到推崇。那么，面对同样的困境，我国是否也应在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中确立推定原则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困境四：归责原则不够合理

环境犯罪是刑事犯罪的一种，但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犯罪形式，与其它犯罪类型相比具有其特殊性。正是因为其特殊性，为弥补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损害，威吓和惩罚此类犯罪，环境犯罪的成立仅以过错为依据已不足以严格控制由于现代生产建设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对此，一些环境保护先进国家如美、日、法等国在环境犯罪归责中引入了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充，以加大环境犯罪的惩治功效。勿庸置疑，在环境保护方面，立足于国家全局利益和未来发展，为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有效地防止污染环境，在行为人对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对某些环境犯罪规定行为人应承担严格的刑事责任，并不有失公平或苛刻。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确立严格责任，这使得我国环境犯罪归责原则既悖于环境法归责理论，也不符合世界通行做法，不利保护环境受害者利益。

二、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的理论调适

基于上文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环境刑法控制理论并非至善至美，而是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不仅表现在犯罪客体方面，而且表现在客观要件方面；不仅表现在因果关系认定方面，还表现在归责原则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理论加以调适，并提出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理论的建议。

（一）环境权为环境犯罪客体之提倡

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什么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主要有环境保护制度说、公共安全说①、双重客体说②和环境权说。对于环境保护制度说的不足，前文已做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公共安全说则遗漏了环境犯罪的一个主要特征,那就是环境犯罪表现在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危害。事实上，它是传统刑法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时代产物,是为适应打击1979《刑法》没有规定、现实中又存在的危害行为的需要,而不得不套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某些罪名下的解释。1997《刑法》颁布后,这种观点也就丧失了生命力。而双重客体说从形式上看虽然十分直观、清楚,但是却忽略了人本身所具有的对自然的支配力,“直接客体”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价值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层面的反映。而且，双重关系说比较抽象,不利于实践中把握。[2]毫无疑问，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犯罪不仅侵害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这一社会关系的侵害往往是以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在探讨环境犯罪的客体时,既要考虑刑法关于犯罪客体的基本理论,又要兼顾对环境、资源等要素的保护。因此，综合比较权衡之下，第四种观点即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环境权一说显然更具说服力。首先，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它是划分类罪的依据。环境犯罪作为一类罪的称谓而非单个具体罪的罪名，其同类客体应是基本上涵盖该类犯罪行为所共同侵犯的社会关系。因此，以环境权为环境犯罪客体有助于与相关犯罪（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等）区别开来。其次，环境权是一项特殊的人权，是环境法律关系的核心，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3]完整意义上的环境权包括程序上的权利和实体上的权利。程序上的权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参与法律决策过程,诉诸司法救济的权利。实体环境权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与环境质量有关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相对性与不可分性决定了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环境权利的同时,也负有环境保护的义务。最后，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对环境犯罪客体的认识来看,都集中于法益侵害这一点。环境权经过不断发展已成为人权之一，是权利的一种，属于法益的范畴。因此，将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不仅有利于刑法对环境要素的保护，还有助于在国际法领域的协作,共同致力于对环境犯罪的打击。

（二）环境犯罪危险犯之设定

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危害环境的行为，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或者破坏，而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这种行为虽尚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但危险状态已造成即构成环境犯罪既遂。[4]作为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必须具有三个特征：①这种“危险”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想或推测的；②“危险”是针对人类环境而言的，是使环境犯罪的客体处于危险状态；③“危险”的程度是较为严重的，即有可能造成范围广、程度深、难以恢复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甚至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5]目前，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在环境危险犯的设定普遍表示认同，并付诸立法实践，形成了诸多关于处罚危险犯的环境刑事立法例。遗憾的是，我国新《刑法》并未以环境危险犯作为处罚对象。有学者认为，破坏环境犯罪在客观上必须有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给人民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且有现实的污染结果。如果不具有这种结果，可以采取其它方法予以制止或防治，但不能予以刑事处罚。[6]但是，笔者以为，缺乏环境危险犯之设定是我国环境刑法的一大缺陷，放宽客观要件要求、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首先，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定是由环境犯罪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由于环境危害后果一旦产生，往往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非经济价值所能衡量的损失，有的还会伴有公共安全、生命和财产等其他方面的危险或结果；且危害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甚至产生某种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而且，由环境污染所引起的某些疾病，往往不易及时发现，也不容易彻底治疗，需要时间较长。举世闻名的日本熊本、新泻水俣病和富山骨痛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就是明证。[7]因此，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对可能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的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予以处罚，才是对人类和环境的有效保护。其次，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定符合环境刑法“预妨原则”的需要。刑法所欲防治的公害污染，在于以刑事处罚作为事先阻吓，并防制其污染行为可能存在的危险，而并非专注其行为的实害结果，所以，应将危险犯作为环境刑法的重点。[8]惩罚危险犯，能够防患于未然，把环境犯罪制止在危险状态刚刚露头之时，促使危害环境行为人悬崖勒马，以避免实害发生后再做“亡羊补牢”式的事后救济，从而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第三，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定可以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以及威慑、惩罚作用。刑法的可预测性就在于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事先估计到将如何行为及行为的法律后果。如果我国环境刑法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使人们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事后果，从而使得人们更为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生态环境。第四，环境危险犯的规定是弥补行为犯不足、防止结果犯滞后的有效措施。我国现行刑法环境犯罪的罪名中绝大多数是关于结果犯的规定，只有少数关于行为犯的规定。这是因为如果对环境犯罪的行为犯规定得过多，就有可能造成打击面过宽。而结果犯的规定却显得比较滞后，不能防患于未然，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如能在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则可以弥补二者的不足，有效地防止环境犯罪。第五，国外立法经验对我国立法增加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提供了借鉴。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中没有关于危险犯的规定，但是一些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德国、葡萄牙等国的刑法中有关环境危险犯的规定可以为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立提供很好的参考。

（三）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之确立

诚如台湾学者邱瑞智先生所言，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那么,我国在认定污染环境的犯罪时,是否也应该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呢?笔者以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中，究其原因:①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复杂多样,同一危害结果可能是由多个排污者排放的有害物质所致。②各污染物排入环境后，相互间及与周围环境要素间发生了各种化学物理反应和作用，致使各污染物是否导致某种危害结果在科学上难以证明和判断，鉴定结论的准确度受到很多因素（特别是科技水平）的制约。历时十多年才确诊的日本水俣病便是一个典型例子。③环境污染行为是持续作用的，潜伏期很长，这一方面使因果关系表现出不紧密性和隐蔽性，另一方面则由于历时久远，证据容易消失，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接方式更加困难，费时费力。④日本等国家适用推定原则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环境犯罪适用该原则是有效可行的，它不仅使污染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益。[9]但是，由于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实质上是在法律上无法直接明确查明因果联系时的一种排除其它可能性的推论，这种间接反面得出的结论有出现偏差的可能，而且，用推定来认定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无罪推定”的否定。因此，在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认定环境犯罪时，必须把握以下两个前提：一方面，必须把握一定的范围，即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仅在有关污染环境类的犯罪中才可适用，在认定破坏自然资源犯罪时，仍应恪守传统的严格因果关系理论。另一方面，“推定”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对这种推定的适用必须有足够的其它证据加以证明，以排除其它可能性，具体包括：①企业在生产中排放了污染物；②客观上直接证据无法获得，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不可能查实或难于查实，如尚无排放标准或环境质量标准，科学上无定论等；③调查统计方法应符合科学技术规范要求，结论应符合盖然性（没有某原因就没有某结果）和必然性（有某原因才有某结果）。

环境刑法范文篇10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立法体例上的缺陷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刑罚上的缺陷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笔者建议应该条文中“后果”、“数量”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便于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实践操作。

3.2立法体例上建立特别立法模式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修订刑法典的形式。但随着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特别立法模式更为科学。制定专门的环境刑事法能系统地规定环境犯罪，使各个罪之间具有统一性协调性，有统一的环境刑事法律原则做指导，有更科学的刑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从而能更好的判定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判定罪的性质、判处刑罚，打击环境犯罪。

3.3刑事程序法的修善目前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适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但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有效地追究环境犯罪行为，致使环境刑法有时形同虚设。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诸多方面加以完善。例如，为避免因立法标准过严导致犯罪逃避制裁的现象发生，可以针对环境犯罪适当放宽立案的标准，把主观标准改为客观标准；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性，应该对环境犯罪制定一套特殊的追诉时效等。

本文仅是在对环境犯罪相关基础理论和学说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环境犯罪的成功作法，结合我国的国情，就现阶段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建议，相信以后随着众多学者对环境犯罪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国的环境保护刑事立法会不断完善。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economy，theenvironmentalproblemsgetsoutstandinggradually.Theenvironmentalcrimeproblemisincreasinglyseriousandithascomeintotheviewoftheworld.Countriesputitintotreatmentbypolitics、economy、technique，andlawincludingcriminallawatthesametime.Ontheangleofdevelopment，revisingenvironmentalcriminallawandperfectittoadapttothespecialneedthatenvironmentalcrimerequests.

参考文献：

[1]郑昆山.论我国环境犯罪防制之道[J].东海法学研究.1995.(20)：20-21.

[2]王秀梅.环境犯罪刑事立法[J].河北法学.1996.(1)：20-22．

[3]杨春冼，向泽远.论环境与刑法[J].法律科学.1996.(1)：15-16．

[4]赵赤，田信桥.论西方环境刑法的发展形态及其启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2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