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本质范文10篇

核心本质范文篇1

坚持与时俱进是坚持党的先进性的前提，是实现党的先进性的途径。党的先进性，是坚持与时俱进的目标和结果。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坚持执政为民，落实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

坚持与时俱进之所以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是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坚持与时俱进的产物。它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然也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坚持与时俱进，一方面就是要不断坚持理论创新，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断推动实践创新，也就是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就要求我们始终保持自强不息、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坚持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的核心，是因为只有坚持了党的先进性，才能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落到实处。如果丧失了先进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就会被历史所淘汰。要坚持先进性，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只有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更何况，我们党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问题能否解决好，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实践领域，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正是通过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政治上的与时俱进、作风上的与时俱进，我们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核心本质范文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价值；利益；分配；公共问题

一、导言

自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D.Lasswell)和丹尼尔勒纳(DanielLerner)于1951年发表《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的新发展》以来，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正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话语之一，甚至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次“科学革命”（德罗尔语）、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最重大的突破”（冯贝米语）以及“当代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发展”（罗迪语）。正如杜克大学乔尔弗莱什曼教授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报告时指出的：“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公共政策分析和管理专业，首次成为正式的教育科目，仅仅是在短短的的20年里，这是令人震惊的。在回顾20年的发展时，人们既对这一学术的新发展表示赞叹，又对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感到吃惊。”

然而，必须指出，公共政策分析至今尚未在学理研究和实证研究、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以及学术界和实务界之间构架起哪怕是一座真正稳固、一致的桥梁。换句话讲，公共政策分析的科际整合任务并未完成，人们迄今尚未就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达成真正共识。

二、传统观点的述评

学界关于公共政策本质内涵的代表性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现代行政学之父”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这个定义带有明显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特征，且缩小了公共政策的范围和制定主体。首先，公共政策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还包括政府的计划、指示、决议，甚至政府领袖的某些特定意图和表征符号也会起到公共政策的功能。其次，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人员不仅仅有政治家，还包括人民代表、专家学者，尤其是在当今“行政国家”时代，随着政府职能的急剧扩张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应用，行政当局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主动性日益增强。基于此，亚伯雷比（PaulAppleby）指出：“决策不仅仅属于政治”，换言之，“公共行政就是制订政策”。

（2）政策科学的创立者哈罗德拉斯维尔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Kaplan）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这个定义既包含了公共政策的工具理性（策略），又注意到了公共政策的价值理性（目标和价值），应该说极有见地。但宽泛地把公共政策等同于计划则是不可取的。计划可以是政策，但政策并不天然就是计划，它还包括指示、决议、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发出的其他符号系统。

（3）托马斯戴伊（TomasR.Dye）认为：“凡是政府决定做或者不做某件事的行为就是公共政策。”这一定义不仅看到了政府的“为”，又注意到了政府的“不为”，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主义色彩，体现了公共政策分析实践性的学科特征。所谓“为”，就是政府为解决一定的公共问题而公然采取行动或者公然做出一定的符号表示；所谓“不为”，就是政府遵循一种放任主义的不干涉原则，不采取任何行动，不做出任何积极性的符号表示。“不为”和“为”都是公共问题的重要解决之道。比如中国一直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在执行“为”的政策；同时，朱F基总理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抄袭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说不实行政党的轮流坐庄或者是两院制。”这实际上是在执行一种“不为”的政策。但是，下定义必须遵循民间话语和学术话语两种规范。日常生活中人们讲的“遵循公共政策”，显然不是遵循政府的行为，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符号表示。因此，把政府执行政策的行为等同于公共政策本身是不妥的。

（4）罗伯特艾思顿（RobertEyestone）的定义则最为宽泛。他认为：“从广义上讲，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机构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显然受到了生态行政学的影响。事实上，公共政策本身就是政府系统与其生存环境之间交相策动的函数，即P＝f(G,E)，这里P指公共政策，G指政府系统，E指生存环境。政府做出一定的公共政策，本质上必须考虑对公共问题的因应。但这种因应必然会渗有政府自身的偏好和利益。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公共政策都体现了政府及其环境的双重诉求。因此，艾思顿的观点是比较深刻的。但是，政府环境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其周围环境吗？对此，他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我们认为，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系统而非封闭系统。封闭系统之间的界线是固定的、不可渗透的，而开放系统在与其更广泛的超系统之间的界线则是可渗透的。同时，环境既有一般（社会）环境，又有具体（工作）环境。“一般环境与具体环境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很清楚的，而这种界线又在不断变化着。一般环境中的力量不断地‘突破’到一个具体组织的具体环境中去。甚至在工作环境之外，还有可能影响组织（或被它影响）的因素与现象。很清楚，环境是个连续统一体，其中相关性只是个程度问题。’”甚至，迈意尔R路易斯把组织本身就看作是“产生文化的环境”。可见，作为一种开放系统的社会组织，政府与环境的界线是极其模糊、可以相互渗透的。因而，仅仅从政府与环境互动的层面来界定公共政策显然是不够的。

（5）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从其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换言之，“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那项政策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这个观点指出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因而颇受学界的青睐。但是，这一定义本身存在四个问题：

首先，究竟什么是价值？根据戴维伊斯顿的理解，这里的价值不仅包括实物、资金，还包括权力、荣誉和服务等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一种哲学话语，价值就是在主客体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客体之于主体的意义和效用；而另一方面，价值又可以被理解为对主体有意义或有效用的一切客体。学术话语应该与大众话语相吻合或者说至少不能造成大众误读。而戴维伊斯顿以含糊的价值界定公共政策，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

其次，公共政策仅止于分配吗？公共政策的确具有价值分配功能，但人们会沿着这一话语逻辑发问：公共政策仅止于分配吗？与分配同系列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否也是公共政策的功能所在？我们认为，公共政策除了分配社会价值的功能外，还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社会价值的功能，表现在：1）政府通过执行直接投资、国家控股等政策，直接创制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尽管各国的国有化程度不同）。这种公共政策的生产功能在政府主导型的后发展国家尤为突出。2）通过签订和执行政府间外贸协议，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互相交换社会价值。如今我国积极推行的“入世”政策，本质上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内外社会价值的交换和互惠；3）通过制定扩大内需等政策，鼓励民众消费社会价值。如果没有公共政策的消费功能，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功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再次，全社会的价值都能够分配吗？在戴维伊斯顿的视野中，价值就是对人们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对人们有效用的东西太多了：阳光、雨露、地热、臭氧层等是价值；财产、权力、地位、荣誉等也是价值。前者显然是公共政策所不能分配的，后者则可以经由公共政策被分配给不同的群体。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自然价值，把后者称为人化价值。一般地说，公共政策能够分配人为价值，但却不能分配自然价值。但这只是就极端状况而言。事实上，随着人与自然分离鸿沟的日益弥合，许多社会价值有二极融合的趋势，换言之，既有人为性又有自然性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多。譬如在传统社会中，阳光是纯粹的自然价值，政府的政策无法实现对阳光的分配。但在法制完备的现代社会中，政府可以通过保护公民的住宅采光权，实现对阳光的分配调节。然而，这种分配又是不完全的，任何公共政策都无法给阳光清晰地划定产权，使得一部分人拥有阳光，而另一部分人却付之阙如。因此，并非全社会的所有价值都能通过公共政策加以分配。

最后，价值的分配对象一定是或选吗？在戴维伊斯顿看来，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种价值，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这里面暗含着一个假设：公共政策的对象既有受益者又有非受益者。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分配价值时可能有三种情形：一是既有受益者又有非受益者，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形；二是只有受益者，没有非受益者，比如政府加强国防的公共政策，能够为全社会带来价值；三是只有非受益者，没有受益者，比如前苏联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并未给苏联人民带来任何福祉，反而造成国力衰微和民生凋敝，这是一种完全失败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的实质并非分配的或选性。

综上可见，公共政策分析在其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的认知上亦存在着巨大的歧异，这阻碍了学术对话通道的建立。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公共政策分析尚未成长为系统的理论范式和完善的学科建制，它只是关涉诸类领域、杂糅多种学科的研究途径。借用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话说，公共政策分析的“各个途径正处于‘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的交战状态。”所以，公共政策分析如果欲在科学界和实务界寻求认同、实现突破，就必须在方法论、分析单位和理论基础上能有所共识，同时建立完整的学术对话机制。其中，最为紧迫的就是在其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上率先取得突破。

三、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

公共政策与私人政策（包括公司政策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公共性。卢梭曾经指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同样，公共政策也应该是体现公意的行为。在当今世界上，人类开发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空前提高，但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又随之而来，如环境恶化、人口爆炸、气候变暖、网络诈骗、垃圾处理、地下水位下降、恐怖主义猖獗。在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宏观建制有了相当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持续改善。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公共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黄河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渔业资源退化、草原退化、森林面积缩小、水土流失、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基础设施缺乏长期的保养机制等。面对这些公共问题，显然是任何私人组织所不能解决。因此，只能诉诸于政府采取灵活高效的公共政策，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培养解决公共问题的适当机制，激励公民社会在政府引导下与政府努力协作，共同解决公共问题。

综合人类文明史尤其是现实情境，我们认为，作为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出，公共政策的所有涵义和功用就在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问题”构成了公共政策的存在根由和逻辑起点。美国学者J.S.利文斯顿指出：“问题的挖掘和确认比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对一个决策者来说，用一个完整而优雅的方案去解决一个错误的问题对其机构产生的不良影响比用较不完整的方案去解决一个正确的问题大的多。”所谓问题，就是指“应有现象与实际现象的偏差，或者是系统的现有状态与期望状态的差距。”简言之，问题即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根据不同的影响阈值，问题可分为私人问题和公共问题（或者说社会问题）。

所谓私人问题，是指成本和收益只对一个人或几个人有影响的问题，其利害关系人是特定的个人或较小的社群。一般地，私人问题依靠私人的力量即能解决。在解决私人问题的私人事务中，由于其收益与成本的线性对称，它无需任何外在的规制、监督和调节，就可以有充分的激励动力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相反地，如果私人事务经常受到外在力量的哪怕是善意的调整和干涉，私人事务的收益成本对称性就会遭到扭曲。“一个繁荣的社会，总是尽可能保证私的隐性，充分尊重个人在处理私事方面的理性选择，绝不强制化私为公，充分保证个人全权处理私人事务的自由权利；而一个贫穷的社会，却往往对私人事务横加干涉，以私人理性不足为名，强制性地化私为公，清私灭私，限制甚至剥夺个人处理私人事务之自由权利。”因此，一般地讲，公共政策不应干涉私人问题。

但是，一旦某一问题的成本和收益关涉到了整个社会，同时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感受到这种利害相关性并因而产生了被剥夺感时，这种问题就由私人问题转化成了公共问题。显然，公共问题是指以整个社会作为利害关系人的问题，它波及的阈限是全社会，因此又称为社会问题。必须指出，本文是在宽泛语境中探讨公共问题或社会问题的。公共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所谓的“社会病态”、“社会解构”或“社会失调”。比如艾森斯塔德就认为：公共问题“通常系指相当数量的人在社会行为方面的崩溃或离轨，而许多身处产生离轨现象社会的成员对此又极为关切。”

社会公众一经体认到公共问题的存在，就必然怀有诉诸于作为公共法权主体的政府的意图。但是，意图不等于现实。公众既可能采取行动，要求政府把公共问题纳入政策议程；也可能不采取任何要求政府纳入政策议程的实质性行动，而只是心存不满。在前一情形中，可能是由于：1）公民社会的发达，使得公众敢于和能够组织起来，向政府提出诉求；2）开明、民主的政府，愿意倾听民众的呼声；3）即使是非民主宪政的政府，由于担心公共问题不解决会触发社会的动荡，进而危及自身的合法性，因而明智地把公共问题纳入政策议程。

在后一情形中，原因则可能是：1）公民社会的软弱，使得公民缺乏向政府提出纳入政策议程要求所需的足够资源和勇气；2）专制独裁政府可能毫不顾及社会的需求，视民众为草芥；3）即使是所谓的民主政府，也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也“更多地是作为特种利益的经纪人”一旦公共问题的解决不能给其带来好处甚至会危及其自身利益时，政府会作壁上观。至于政府如何将公共问题纳入政策议程，使之成为公共政策问题，鉴于学界多有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前已述及，问题本身是一种差距。同时，无论是私人问题还是公共问题，其发生源都有两个：一是主观希求；一是客观情势。相应地，公共政策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

(1)减少公众的主观差距，降低或转移公众的期望值，缓和公众的不满情绪。换言之，即政府不是直接采取针对该公共问题的行动，从根本上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而是开动宣传机器，推行政治社会化，以政府的价值判断影响公众，企图使公众感到：问题原来没自己想的那么严重；或者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这是一种比较适用于对危机的暂时性处理的政策做法。它给人以安慰，能够暂时慰藉公众的紧张状态。例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之所以能够在前总统叶利钦众多的接班人如切尔诺梅尔金、涅姆佐夫、基里延科、斯捷帕申等中间脱颖而出，创造世界政坛一大奇迹，根本上是因为他严格奉行了彻底消灭车臣叛乱势力，不参与国内政治斗争的公共政策。结果，通过车臣战争,俄国人民的视线由国内一直不景气的经济问题转移到了维护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车臣战争问题上，普京不仅消灭了车臣匪帮，而且也打掉了所有的政治竞争对手，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从此为普京敞开了。

诚然，减少主观差距的政策做法颇具明显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色彩，往往给人以玩弄权术、麻痹公众之感。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vizii）”，甚至如果必要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因此，这种公共政策的做法在特定情境下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任何公共问题都是基于利益而产生的。恩格斯深刻指出：“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同时，任何公共问题的产生都必然有一个从萌芽到发展以至事态扩大的自然过程。公共问题的利益本性再加上其产生的过程特性，使得政府企图通过减少人民的主观差距来回避公共问题的做法很可能得不偿失，最后矛盾越积越大，直至引发大的社会动荡甚至革命。因此，公共政策在减少了人民的主观差距进而暂时减缓了问题的表层严重性后，应该毫不犹豫地转向公共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减少客观差距。公务员之家

（2）减少客观差距，即公共政策着眼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直接接受公共问题的挑战。具体说来，它包括生产社会利益；分配社会利益；交换社会利益以及消费社会利益。在前述对戴维伊斯顿观点的批判中，笔者已经指明，他所谓的“价值”是比较含糊的，因此“为免于对‘价值’一词有宽泛的理解，同时又能突出公共政策的本质，不如把‘价值’改为‘利益’。”所谓利益，就是指人们认为对其生存与发展、自由与幸福具有现实必要性的一切资源和条件。同时，公共政策的实际功能决不仅仅止于利益的分配，还包括利益的生产或创制，利益的交换，利益的消费。详细的阐释可见上文对戴维伊斯顿观点的批判，此处不再赘述。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公共政策能够减少客观差距，实现公共问题的根本解决。

综合上述分析，公共政策无论是从减少主观差距还是从减少客观差距，其着眼点都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政府通过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在减少主观差距和减少客观差距之间做出选择，进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公共政策既可能直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减少客观差距，包括对公共利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可能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仅仅通过降低或转移公众的期望值来减少其主观差距，缓和其不满情绪。

【参考文献】

[1]单天信.当代美国社会科学[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10]伍启元.公共政策[M].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

[3]Appleby,Paul,PolicyandAdministration,University：UniversityofAlabamaPress,1949.

核心本质范文篇3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在师生之间的沟通中进行的,所以影响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质量.从这个角度上讲,学生的接受效能是通过师生之间的人际关系的有效程度来决定的,因此,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育成功的关键,是提高接受效能的关键.在教学实践中,学生往往是先喜欢教师,再喜欢教师所提供的教育.他们很注重对教师的整体感觉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然后再来决定对教师的教育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当学生喜欢一个教师后,对这个教师所给予的教育影响会产生很大的"接纳感",会带着良好的情感来正面理解教师的语言,接受教师的要求.如果教师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和感情,那么,教师无论有怎样的良好用心,学生也不会接受,并从内心深处对教师产生很大的抵触感.因此,在师生发生冲突时,要采取宽容和接纳的态度,从同理心的角度去感受对方的感受,信念和态度,并有效地将这些感受传递给对方,对方会感到理解和尊重,从而感到温暖感和舒畅的满足感,为我进一步实施教育影响营造了良好的气氛.可以说,师生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尊重,彼此接纳、理解的关系,那么,任何教育活动都可以使学生产生兴趣和接受性.

2概念整合、逻辑演绎是提高接受效能的重要逻辑思维

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逻辑推论组成的,这三者按照逻辑演绎的方法建构起有机的理论整体.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把理论的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再现出来,用理论的逻辑力量来增进接受效能.在教学实践中,常用的逻辑思维是概念整合和逻辑演绎.所谓概念整合,就是用学科中少数的几个基本概念来统摄构成学科的有机板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概括性思维,是归纳法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理论的各自组成部分都可以使用相应的核心概念来整合,类似于一张网上不同的网结.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就要让学生在头脑中对这些网结有一个清晰的整体定位:已经接受的,正在接受的和将来要接受的,哪些课是围绕哪个核心概念来展开的,哪一节课是围绕哪一个核心概念来展开的,使学生接受知识始终在学科的整体框架在运行,从而提高接受效能.所谓逻辑演绎,就是运用演绎的方法从基本的原理或基本概念中推理出一系列的逻辑推论,进而展示教学进程的一种逻辑思维.它实际上是逻辑科学上的演绎法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通过演绎法来展示理论内在的逻辑推演关系,让学生感受到理论体系如此精密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以致于它的每一个结论都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从而用理论的逻辑力量来震憾他们的心灵,来启迪他们的思想,接受效能因此而得到提高.任何一次成功的教学效果的产生都是这两种逻辑思维的交互使用产生的整体效应的结果.整体使用这两种思维的优势在于:概念整合展示的是"理论之网"的网上纽结,而逻辑演绎展示的则是交织网上纽结的纵横网络.两种方法并用就能把理论的有机整体展现出来.

核心本质范文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生产力；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说到底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在提高。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的三十年。在此，重读邓小平同志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认识更加深刻和透彻。

一、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认识上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这样指出：“人们在发展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本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又指出：“社会关系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这些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生产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08页《哲学的贫困》)。这就是说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并且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实现社会进步的经济根源。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同志曾经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说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选集》第3卷，1966年版，980页)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给予了精辟的论述，但是，他并没有遇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问题，同志虽然遇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的新问题，却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没有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精力更多的放在生产关系的转变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上了。并没有真正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也就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任务应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至发生了重大历史偏差。贻误了宝贵的发展时期。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社会主义并不是空洞的理论，它表现为是一种实际运动。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绝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家依据自己的权威强加给人们的一个政治宣言，而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济内涵。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内涵所体现的关系

1.解放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系。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获得物质资料的能力。它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这个人的因素，以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个物的因素。此外，科学技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甚至成为第一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种种限制，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的浪费与破坏。生产力的一切要素都成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成为剥削雇佣工人的物质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在中国，将生产力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一次对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解放。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剥削者手中“剥夺”回来的生产资料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劳动人民脱离了苦难深重的剥削与压迫，迸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更深刻的含义在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就是要使生产力从旧的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概括地说，中国现阶段生产力使总体素质差、水平低，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还没有实现农业现代化。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工农业基础力量薄弱，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的发展迅速。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正是一次具有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意义的革命。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深刻意义在于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使生产力在种种束缚下解放出来。

中国旧的经济体制中存在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窒息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生机和活力。例如，在所有制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的实际水平，长期把生产力的发展推到次要地位，使生产力水平得不到较快地提高，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过分集中，政企不分，统得过死。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否定，由此形成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旧的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种种束缚，使中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能得到充分发展所需要的程度，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能够促进生产力更进一步解放的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社会经济资源基本配置的经济。

2.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生产力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要求。

首先，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的发展最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之上，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大国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生产力，建立起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其次，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本身就要求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那么，共产主义的建立所要求的物质基础则更高。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商品经济就不能充分发展。这样，共产主义就不会有一个充分的、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再次，发展生产力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通过改革，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使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良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同志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从1978—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我们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中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最后，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是提高生产力的素质。而提高生产力的素质最重要的是提高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

3.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在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求必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部分内容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揭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正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这就不容许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新的剥削和贫富分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历史早已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占有形式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条件下，必然存在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在中国现阶段，地主、富农、资本家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在剥削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许多私人企业出现，很可能产生新的剥削现象和贫富分化现象，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在消灭剥削的基础上，防止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的出现。

4.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经济奋斗目标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在经济上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到达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化。是一种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过程。当然，共同富裕体现出以下基本含义：首先，它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这样，为中国提供更多的积累，为社会提供较多的财富。其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可以为其他人和地区提供致富信息和成功的经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参与竞争和生产的条件是有差异的。必然会产生富裕程度上的差异和先后富裕时间上的差别。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张宇.60年的实践我党获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EB/OL].京报网，2009-06-01.

核心本质范文篇5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财政政策；政策取向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新世纪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有发达的农业作支撑。在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3左右，只有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村市场才能够扩大，也才能真正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没有发达的农业，没有繁荣的农村，没有殷实的农民，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新年伊始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了四年多来，这一政策在提高经济增长率方面的确起了作用。但是，这种政策效应由于投资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而打破了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中消费与积累的平衡，造成了消费占GDP的比率逐步下降，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长期发展而言才是更为可怕的。目前的现状是，拥有很大一部分财富的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很低，绝大多数人因缺少财富而无力消费，居中间阶层的人，有一定的财富而有能力消费，但因市场能够提供刺激他们消费的新产品不多，也不去消费，这类人主要是城镇中的中产阶层，但是调查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耐用品消费方面已接近饱和，因此，国家出台的如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征收利息税、增加公务员工资、开办消费信贷等旨在刺激消费的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显著的原因主要在此。

如果不能把占人口2/3左右的农村需求搞上去，任何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都难以持久。调查资料显示，1985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58.5%，到2000年却降到38%。中国农民最需要消费，农村市场潜力最大，但是农民无钱消费。有人疑惑中国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却出现了买方市场，这与广大农民收入水平低，进入不了消费市场直接相关。另据调查，中国农村人口8.7亿，大约有2.1亿个家庭，任何商品在农村的普及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至少210万的销量。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间》的统计资料，2000年底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对比情况，仅在彩电、洗衣机和电冰箱城市居民拥有量分别为116.56台、90.52台和80.13台，而农村地区的这一数字仅为48.74台、28.58台和12.31台。如果农民收入能大幅度提高，这些耐用品消费在农村就大有市场。

近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注重投资需求的扩大，轻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所引致的投资需求的增长、国民经济的增长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策作用点应调整到刺激消费需求，而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应当成为重中指重。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平台急需搭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以农补工阶段、农工自养阶段和以工补农阶段。按照国际通则，在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一国就进入农工自养阶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般是以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作为结束提供农业剩余发展工业的标准（刘书明，2001）。中国目前人均GDP2000年已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在近20年的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农村人口城市化率极低，1978年城镇人口比重为17.92%，到1999年为30.89%，仅上升13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导致中国工业在国有企业攻坚改革和入世冲击的内外双重压力下，难以自养，还需要农业继续输血。所以近年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很快，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由1994年的139.9下降到1999年的87.8，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断减少，1998年用于农业支出的财政支出比例为10.69%，1999年就降到8.23%，2000年又降到7.75%。

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四年多，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平台已搭建好，但是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共设施尚十分短缺，据调查，全国仅1/3的乡镇有供水站，83%的村不能饮用自来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没安装电话，已安装电话的电话费比市话费高近一倍；虽然95%的村能通电，但电价昂贵，普遍是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93%的村能接受电视，但信号相当弱，彩电信号尤差（文启湘，陶伟军，2002）。公共医疗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公共照明设施都十分落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借助积极财政政策，下大力抓一抓，把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为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搭建平台。

三、县乡机构改革应进行到底

“三农”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根源不在于农民，而是思想上的重工轻农，政治上的“城乡分治”，体制上的机构臃肿、人员过冗，制度上的唯“家庭承包责任制”、反对任何制度创新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对“三农”问题，给人普遍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近年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似乎很少把“三农”问题考虑在内，似乎只要把土地的承包期延长30年就可以了，根本没考虑到由于现有的制度使农民负担沉重，农民已不迷恋生养他们的土地。难怪以研究“三农”而著名的温铁军博士疾呼慎言“三农”。

可是，广大农村、广大农民有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要想把这种巨大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只能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对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大多数人认为通过稳定延长土地承包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对农民征收的各项非规范性的收费、调整农业税和农产品税等规范性税收税率即可。笔者认为这种“切分蛋糕”的做法在短期内可以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十分必要。而根据付光明等（2002）调查表明，以政府数十个涉农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从农村、农民、农业中争夺自身经济利益为特征的部门内生交易费用“综合症”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彻底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削减不必要人员，就难以达到乡镇机构减人减支、农民减负的目的。但现实推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名义上已基本完成，从上到下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层层分流非常顺利，而到县及以下乡镇机构人员再难分流了，或者名义上分流出去了但仍然要拿农民负担的工资。因此，如果不彻底把这些人从政府职能部门剥离掉，政府机构改革成果难以巩固，税费改革也难以推进，从长期来看，即使把“蛋糕”做大，而切分“蛋糕”的人有增无减的话，不能保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经验证明，只有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扩大市场，国民经济才能稳定发展，“无农不稳”就是这个道理。

四、通过农村再组织变革提高农民收入

要想做大“蛋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只能通过组织变革或制度变迁来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销售方式、劳动和资本的组合方式，使农业内部重组和重新分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实现舒尔茨（Schultz,中译本,2000）所说的“农业的报酬递增”。要使农业产生较高的回报率，关键是在农村再组织的基础上引入先进的生产要素。农村再组织的形成首先需要摆正农业和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定位，服务和保证再组织所需的各种契约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这样现有的庞大的农村县乡村机构和人员，必须精简去2/3左右，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才能不受干扰地自主地形成农村再组织；其次要取消各种对劳动力流动的人为限制，如废除户籍制度，以国际税法中通用的居住标准来判定一个人的居民身份，允许承包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流通，农民有权放弃土地承包权，城里人如果有好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到农村来承包经营土地；否则，即使再组织形成也发挥不了作用，先进的生产要素不会进入。

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农业资本利润率低，但这一观点也反证了一旦变动后，农业资本的利润上升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工商业资本投入农业的极大驱动力。这从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这两种哈耶克（Hayek，1988）意义上的“市场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作用可以证实。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形式是农业产业化。国内自1990年代初由山东诸城市提出，有关农业产业化的研究成果颇丰，笔者无意再置喙于此，这里只想谈一下积极财政政策在农业产业化推广方面的设想。

虽说农业产业化是以农民为主体推动的农村秩序的重构，是基于自利原则上的农户与工商企业的自愿合作的结果；但是实践中，由于政府仍维持着的垄断，使农业产业化无法涉足一些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由于多年的工农“剪刀差”和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由于现有教育体制安排，忽略了广大农村，致使农民的知识存量普遍不足；也由于运输、信息收集、监督合同等环节的规模经济要求；还由于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发展的落后，致使其农业产业化缺少应有的基础设施平台支持；因此，政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作用空间。

五、解决上述“三农”问题的构想

理论上被视为短期政策的积极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已实行近五年了。最近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呼声很高，马拴友（2001）认为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无论从短期、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引入政府资产存量、政府收入流量对中国政府债务进行分析，分别得出政府以资不抵债和政府已无法再提高收入流来降低财政风险和改善债务状况。他们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靠发债搞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他们从理论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断定国债不能在大规模的发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应考虑淡出了。对此笔者不这样认为，关于目前中国政府还能否大量发国债支持上述提到的农村经济发展，引用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让这些同志查看一下中国金融机构、投资企业近年的国债资产增长情况，再走到老百姓为购买国债而排的长长队伍中，从中国城乡居民拥有近九万亿的储蓄存款的情况来看，三到五年内拿出1/3左右存款投资国债是非常可能的。这就是说三五年内还有3万多亿的国债发行规模。至于债务风险问题，对内发行国债，只要保证政府的可信性，本金偿还不应在令人担心的考虑范围内（可用新发行的国债的一部分来偿还），只需考虑每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国债利息支出的可行性。从近年税收增长的情况来看，这似乎不成问题。从中国具体国情（而不是比照国外的经验数据）来看，发行国债、推行政府主导下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再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来看，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国债市场是一国金融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因为（1）国债为社会公众、社保基金、投资基金、银行、保险公司等提供了一种零风险（目前我国还是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2）国债市场的价格，既为中央银行提供市场信息以随时调整政策取向，又为其他金融市场产品的价格提供参照基准；（3）为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形式金融监管提供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发达的国债市场具有足够的市场流动性，可保证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最主要的是为中央银行从事公开市场业务、实现货币政策意图提供操作对象和场所。可是目前中国国债的规模、品种、期限结构、利率结构和交易方式都远没达到发达的国债市场标准。今后围绕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效应，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很大。

党的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新年伊始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今后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方向应重点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支农发展方面具体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而政府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村人口的农业支出比重不足1/10（1999年为8.23%，2000年为7.75%）；农民自身的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增产不增收；乡镇企业多年的不景气；许多城市限制农民工打工的歧视规定等原因，农民收入增长逐年下降，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实际收入近几年呈绝对的减少，所以，1997年政府提出的开拓农村市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扩大的迹象。不是农民不需要商品，而是农民没有钱消费。调查表明，农民有限的剩余资金还被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系统零星收购然后缴存到中央银行。农村经济现在成了无人扩大再生产，仅仅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些地方连简单再生产也做不到。在此情况下，政府如果不再对农业投入，后果将十分严峻。国外经验表明，国家对农业支持越多，农业盈利水平就越高，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也就越大。中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积极财政政策在这方面很有文章可做。因此，政府应对农业投资给予各种优惠或奖励或补贴，如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农业利润用于农业再投资、对农业贷款实行财政贴息、对私人兴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给予财政补贴等等。

二是政府主导建立城市乡村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可借鉴新加坡在社保方面的做法，把目前中国农户自发进行的防卫性储蓄以省或市为单位协调统一使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保制度。短期内的资金缺口可考虑国债资金贴补，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全面增长，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只要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建立这一城乡统一的社保制度是可行的。经济理论告诉大家，最终消费提高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包括增量消费和存量消费。消费增量的提高依赖于边际收入的增长，边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不是短期能实现的；而社会消费存量的增长则主要取决于居民预期的稳定。针对预期的不稳定，城市居民的基本对策是增加个人储蓄保障，所以储蓄存款不受降息、征利息税的影响仍以年均14.3%速度增长；农村居民的对策是多生孩子，养儿防老，农民收入大多用于计划生育罚款了，不能进行农业投资和和生活消费。只有建立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分散的个人储蓄保障转变为规范的社会保障，才能提高城乡居民的预期稳定性，才能把他们的存量财富用于消费；只有建立涵盖县乡村基层干部的社会保障制度（这要大规模的精简基层机构和人员），通过政府买单来保障基层干部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基层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解决农民负担过重，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民投资和消费的资金约束。公务员之家

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初始分配能力和禀赋。这是解决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起点上的不公平，通过教育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民主意识，才能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另一方面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出人力资源开发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成败。把中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重点是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能力。从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自1996年以来逐年下降，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GDP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2000年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2.56%，低于国家制定的4%标准，也低于世界5%左右的平均水平；用在农村中小学教育上的经费与用在高等教育上的相差无几，1999年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当年教育总经费的25.7%，而同期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22.8%，但农村中小学教育是义务性的，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性的。因而，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先考虑特困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以后逐步惠及全国适龄儿童，真正体现国家在基本教育方面的义务性。另根据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apping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基于初始能力和禀赋分布的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趋拉大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税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的再分配，将会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产生影响。因此，增加政府在农村教育方面的投入，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价值、能力和禀赋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

四是财政拨专款设立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基金及其他鼓励性措施，专门资助和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从事创业活动。当前，农业大学或其他大学的适农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去，有缺少创业资金的原因，也有农村即使是乡镇企业也提供不了与城市可比的就业环境方面的因素。政府应制定政策鼓励到农村去的大学毕业生，专门设立基金资助是一个方案；允许他们的人事档案户籍关系保留、或挂靠在所在省市的人事部门，不用迁移到他们所去的农村基层部门，并可以做一些期权安排：如规定凡到农村工作若干年以上并做出较大社会贡献的大学生以后子女上学费用可免除、考大学可加分等。另外建议农业大学以培养农村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为主，不纳入高考入学范围，免试入学，免费培训（所需费用由财政投入，目前的资金缺口可考虑国债筹集资金）或者被培养人员回到农村生产经营有了收入后再交学费，农业大学的课堂最好设到农业试验田里，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切实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迅速转化农业科技生产力，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总而言之，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得不到较快增长，制约农村消费需求增长，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多年积极财政政策既没有改变物价指数持续下降、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缓慢、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也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反城乡经济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解决“三农”问题，支持农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的小康，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

参考文献：

[1]文启湘，陶伟军.积极改善农村公共消费品供给[N].光明日报2002-8-6.

[2]付光明,黄正林,沈亚林.部门内生交易费用“综合症”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J].管理世界,2002(11).

[3]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核心本质范文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关系

从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下简称“和谐社会理论”）以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的关系就成为人们倍加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具有内在本质的一致性

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观既是对我党各个时期发展理论的全面继承，也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新的科学总结，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发展，成为我党当前统领和指导各项工作的指针。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全面的发展观。它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良好发展。如果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之相匹配，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升的过程。就经济的全面发展而言，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方式、经济结构的优化、人们经济生活的质量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等等，都得到良好的发展。就政治的全面发展而言，包括社会政治意识的科学性，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等等的发展。其中，核心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文化的全面发展而言，包括思想道德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关键是人们的综合素质的发展。同志说：“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以，科学发展观反对“单打一”、反对片面性，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均衡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也是协调发展观。它要求统筹兼顾社会的整体、全局、长期的发展，包括系统的内在诸要素、诸方面、诸领域，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等等。同志说：“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即“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统筹区域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的健康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互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既完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又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趋利避害，提升国家整体实力。

再次，“科学发展观”还是可持续发展观。它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因此，我们既要考虑当代人的需要，也要考虑后来人的需要，处理好需要与持续的关系。保证发展在实践上的延续性、在方式上的系统性、在类型上的内涵性、在时间上的长效性。

最后，“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因此，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核所在。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性质、宗旨的时代表现，是我党关于发展问题的新理念、新方针，也是我党解决现实社会发展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

“和谐社会理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是2005年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会上提出的新理论。他说：“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同志的讲话，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合理内核，并站在时代的高度，赋予和谐社会建设新的内涵，是我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上，提出的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社会内在关系的和谐包括社会结构的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的身心和谐。社会结构和谐，即社会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阶层结构、社会领域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等等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和谐；人的身心的和谐，即个体身心关系的和谐，如体魄健康、身心协调等等。

社会外在关系的和谐既有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如人们能够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规律办事，爱护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共生共长，也有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如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保持良好的协作与互助关系。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得出：和谐是一种理想，赋予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追求的方向，引导人们不断走向更高程度的社会和谐；和谐也是一种现实，人们不仅处在一定意义的相对和谐社会之中，而且正在构建更高意义的和谐；和谐还是一种理念，反映人们拥有的社会历史观和改造社会现实的方法论，不仅具有扬善褒美，调理关系，化解矛盾，激发向往，引领精神，升华心境的功能，而且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和谐同时也是一种战略和策略，体现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和谐社会还是一个历史范畴，人们在不同时期赋予和谐社会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标准。中国历史上曾把“国泰民安”、“桃园生活”作为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型。在今天的视野里，这种和谐社会显然是有缺陷的。它不仅生产力不发达，信息不畅，而且眼界狭隘，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都不够高，不具现代性。“和谐社会理论”揭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一种现代新型的和谐社会。不仅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为价值目标，而且重视社会的自由平等、共同富裕、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水平等等。因此，这一“和谐社会理论”不仅反映了人们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而且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正如近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表明了“和谐社会理论”的目的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因此，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诚信友爱的社会、安定有序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在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科学”。“和谐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和谐”。当然“和谐”与“发展”互为条件，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反之，社会和谐也是实现发展的条件。而“科学”则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内涵与要求。所以，“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具有内在本质的同一性。和谐是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系统要素内在关系具有科学性的表现。科学发展则是社会和谐的条件与规律走向。

二、构建和谐社会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目的与归宿

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目的自然是为了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我党的传统宗旨的表现，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核所在。而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要有社会和谐的条件。所以，实现“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围绕的共同核心与追求的最终目的。这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内在本质一致性的根据所在。

但就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而言，和谐社会理论则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质所在。科学发展观是贯穿和谐社会理论的主线，是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首先，构建和谐社会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直接目的，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党的“十六大”在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中，明确强调“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更加和谐”。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的提出过程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理论承接与递进深化关系。同时，在战略方面，本世纪头20年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时期，和谐社会理论正是我们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提出的方法策略。再者，和谐社会建设显然不是指一种社会形态，也不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而是一种价值目标，是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因此，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取向与建设过程的统一。从现实生活看，“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等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发展经济、科学文化，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当然，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所以，和谐社会建设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目的。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和谐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容。科学发展观强调的“科学”，包含着符合客观规律，即符合自然、社会、经济和执政党的发展规律。因为只有符合规律的，才是科学的。而符合规律的，必然也是和谐的。这就是说，科学发展也就是符合规律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因此，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与根本保证，指明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和谐社会建设反映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容。因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要坚持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均衡性。不仅使社会的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且要使社会的民主、文明、法治、生活质量、财富分配、人权保障等等都得到发展。虽然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但它不是唯一的标志，单纯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保持发展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和谐社会是社会、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自然资源的持续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的中心内容。实质上，科学发展，中心就是社会的科学发展。

三、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问题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在理论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在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性的社会，而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的最美好的社会，不仅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三大差别，而且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是和谐程度不断发展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自然成为这一制度最终的和经常性、长期性的奋斗任务。在实践中，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任务，是我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正确面对和科学解决现实矛盾的必然选择。我们既然选择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当然就要正确面对和解决多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比如选择经济上的多元化，必然就要正确面对和解决经济利益的复杂化矛盾；选择思想上的多元化，必然就要正确面对和解决不同价值观念冲突的显著矛盾。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加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日趋明显，由此产生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多。它们既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机遇和动力，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

第一、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已经产生。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自然成为参与生产和分配的基本要素，劳资矛盾也就逐渐凸显出来。众所周知，资本的本性自然是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里虽然受到诸多遏制，但仍然不时与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酬产生矛盾。我们无法回避它，也不能不承认它，更不可能企图去消除它，因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生物。出路只能是寻求平衡这一矛盾的支点，把矛盾形成的张力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才能让这一矛盾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直面劳资矛盾，公平合理地调整劳资利益。

第二、公平与效率矛盾的发展。公平与效率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人类始终都在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然而却又无时不在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中。这一矛盾反映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就是“共同富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矛盾。前一矛盾是后一矛盾的基础，后一矛盾则是前一矛盾的时代表现。二者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们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坚持公平是本质的方面，对于市场而言，效率自然是主要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是讲效率的公平，效率也是讲公平的效率。同样，先富是为共同富裕的先富，共同富裕也是有差别有先后的共同富裕。当前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导致公平的发展没有随着效率的发展而发展。

第三、制度规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矛盾突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固然使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财富总量、国际地位都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但也应看到二者的结合中存在制度规制不健全、不完善的矛盾，导致主体缺位，制度政策缺失。如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问题、干部腐败现象不断发生问题、道德失范的诚信缺失问题，以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制假造假等等诸多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来临。

我国面临的上述现实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劳资矛盾就不能不产生；同样，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步伐，必然既讲公平，也要讲效率；而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就难免出现某些不协调。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合理地协调整合这些矛盾，保持这些矛盾的适度张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首先要强化利益整合机制。所谓利益整合机制，就是遵循一定规则，对社会中各阶层、集团、社会组织的利益分配进行一定质和量的整合。我国社会中的不同经济成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利益差距较大，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差距不能为广大民众认可接受，从而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政治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消除各种不协调和不稳定因素，就应在公平、正义的原则指导下，通过经济的制度和政策，科学、合理地调整人们的利益。利益问题常常是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最终根源，做好了利益整合，也就抓住了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关键。

核心本质范文篇7

清醒认识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的紧迫性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领导者队伍建设，包括领导者能力建设。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对领导者能力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与之相适应，推动以“提高领导者能力建设层次，深刻揭示能力建设规律，提升领导者队伍建设整体水平”为内涵的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是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迫切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的战略要求，为加强领导者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领导者能力建设上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领导者能力建设的层次与领导实践的要求还存在较大距离，对能力建设的规律缺乏深刻把握，对能力的“差异化本质”缺乏深刻揭示，影响制约着领导者能力水平向更高层次提升。实践证明，领导者个体不同，水平不同，业绩不同，效率不同，形象不同，只有科学揭示领导能力上的“差异化”本质，才能够真正提升能力建设水平。然而，如何准确区分这些差异，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破解的疑难问题。中外无数领导实践经验和教训表明，领导能力、履职能力与隐藏在领导实践背后的深层次核心能力，具有深度的本质关联。一个核心能力强的领导者，必定具有高于别人的领导特质，具有特殊的优势“基因”和独特的领导魅力。因此，尽快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分析领导特质，破解优势“基因”，解读领导魅力，对于培养造就高素质领导者具有重要开拓意义。

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期待。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关键取决于各级领导者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而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对领导者来说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核心能力。因此，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既抓住了以人为本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又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和组织保证。

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迫切需要。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同党的先进性建设一样，是一个集合概念，必须由千千万万领导者能力发挥、作用累积而成。执政地位巩固，依赖于整体干部队伍巩固；执政水平提升，依赖于领导者领导水平特别是核心能力水平提升；执政能力加强，依赖于领导者能力建设特别是核心能力建设加强。因此，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不仅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一个现实载体和有效抓手。

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呼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丰富，覆盖面广，必然包括领导者核心价值观建设内容。领导者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人民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表率，也是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是由核心能力是“软能力”和“硬能力”的有机统一体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因此，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对于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树立包含全体人民在内的核心价值观，有效提升人的“软能力”，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迫切选择。及时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既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客观需要，又是落实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具体行动，还是推进领导者能力建设上水平的必然选择，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发挥重要作用。

正确把握领导者核心能力构成的规律性

探索领导者核心能力构成的规律性，对于推动领导者核心能力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

一要正确把握领导组织的本质属性。领导组织所处的部门、行业、类别不同，决定了其能力要求不尽相同。研究领导者核心能力构成规律，首先要从领导组织的任务、使命、特点、定位着手。领导组织的自身性质、功能定位直接决定着所在组织领导者的职能定位、领导要求和领导方式。正确把握领导组织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点，是研究领导者核心能力构成规律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前提，对于构建具有针对性的领导者核心能力模型体系和考评标准体系具有基础意义。

二要正确把握领导职能的本质属性。领导岗位不同、职责不同、分工不同，能力要求不同；领导职位不同、级别不同、层次不同，能力要求不同。正确把握领导组织的本质属性，为把握领导职能的本质属性奠定了基础。领导者的职能定位，直接决定了领导者的素质、能力、作风和形象要求，直接反映了领导者核心能力要素构成的基本特点，与领导者核心能力的构成规律有本质关联。因此，正确把握领导职能的本质属性，是研究领导者核心能力构成规律的关节点，对于在核心能力通用模型之下，分别建立差异化、专业化、针对性强的核心能力分类模型，进而建立不同岗位、不同职级、不同类别领导者核心能力专有模型，具有现实意义。

三要正确把握核心能力的本质属性。在正确把握领导组织和领导职能的本质属性以后，还必须深入分析核心能力的构成特点，分清一般能力与核心能力、专业能力与核心能力的根本区别，正确把握核心能力的本质属性，这是研究领导者核心能力构成规律的中心点。领导者核心能力在能力结构中处于本质层面和核心地位，它不是一种单项能力，而是在基本能力基础上经过整合、累积、叠加和拓展形成的深度能力，是一种深层次、高境界、宽层面的整合性能力，发挥的是关键性、决定性作用，具有独特性、价值性、动态性和延展性等鲜明特点。正确把握核心能力的本质属性，对于提炼领导者核心能力构成要素、创新核心能力考评方法、创造核心能力塑造途径，具有核心意义。

四要正确把握模型设计的本质属性。把握领导者核心能力构成规律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科学的理论模型体系。由于我国领导者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特别是具有职能多元化的特征，决定了领导者核心能力模型设计中，必须把“要旨性”和“丰富性”统一起来，采用先进的多元层级结构模式。主能力的设计上，要突出简明精干、易记易用的本质，能够提纲挈领、高度凝练，概括反映领导者的共性规律和个性特点，刻画领导者核心能力的基本状况；子能力的设计上，作为主能力的补充和支持，要能够体现点多面宽、层次丰富，深入刻画领导者核心能力细部特征，使其成为主能力的有力支撑和有机延伸。尽管我国领导者所处的部门、行业、类别各不相同，但都属于党领导下的领导群体，具有共性特征。这些共性特征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者核心能力通用模型，奠定了现实基础。同时，他们又具有自身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的把握，可以通过通用模型统领下的子能力模型加以实现。正确把握这个规律，对于解决核心能力模型的专业性、针对性、实用性和独特指向性具有操作意义。

五要正确把握内涵要素的本质属性。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的领导实践，保持鲜明的“本土化”特征，是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模型具有生命力的根本保证。把握核心能力内涵要素的本质属性，一是必须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要充分融合中国文化元素，继承优秀传统，坚持民族特色，汲取现有能力理论的精华，整合“德、能、勤、绩、廉”诸方面要求，体现历史继承性。同时，“本土”不能“老土”，还要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国外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汲取西方领导理论的合理内核，并引入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继承传统基础上的超越创新；二是必须坚持“软能力”与“硬能力”的有机结合。要根据当代最先进的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核心能力的自身特点，把“硬能力”和“软能力”有机统一起来，实现“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相互支持、相互作用；三是必须兼顾能力要素间的逻辑衔接。要形成前后贯通、彼此衔接、互相依存、共同作用的动态机制，以最大限度发挥核心能力整体效能。

核心本质范文篇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或核心价值观，是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当代中国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本质、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的理念。如果说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包含丰富内容的价值体系,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则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最根本的观点和最概括的表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灵魂。它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是指导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的基本标尺。只有通过深刻凝炼、易记易循的核心价值理念凝聚社会成员的思想，并使之渗透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才能发挥巨大而持久的主导和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既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又能通过宣传教化而深入人心，从而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概括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原则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应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而核心价值体系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价值追求的最集中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体现当今时代及当代中国社会本质的主流价值观念体系，它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条件，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应该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从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应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于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性质的集中反映，体现着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应该一以贯之地反映以人为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的要求和精神。只有这样的核心价值理念，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普遍遵循、长期作用的基本价值准则。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形式上应做到思想深刻凝炼，内涵普适，形象鲜明，既要注意深刻的思想性、广泛的适用性，又要凝练集中、鲜明生动，激励和引领广大社会成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内涵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认为，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人本、公正、仁爱、和谐、共享几个方面。

人本。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是对中华民族“民本”、“仁民”优良传统的合理扬弃，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以及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主义道德核心在我国社会发展新时期的体现。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内涵，它体现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体现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既超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抽象人道主义的局限，又反映了时代人性化的潮流，表达了当代人类最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共识。

公正。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把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公正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思想道德诉求。注重社会公平，以“公正”来引导和规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行为，显然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激发起人们蓬勃的创造力和团结奋斗的干劲，促进其公平竞争，和谐共处，各尽所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才智和更大的力量。

核心本质范文篇9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有机整体发展理念。它包含了以往的重点发展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辩证发展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及辩证处理十二大关系）的合理理念，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形成了有机整体论的发展理念。浙江省的文化大省战略体现的就是有机整体发展观。浙江1999年率先提出文化大省建设，2000年制定“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年出台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2002年将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经济写入党代会报告，2003年被中央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很显然，这种局面不是主观臆想的，不是从概念推演出来的，而是从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生成的。

破解浙江发展经验，一个重要方面是认真思考“浙江为什么特别关注文化”这个问题。通过在浙江的调研，使我们认识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这三个文化理念是：

第一，文化是发展的精神动因。民本经济的本色是草根经济，它发端于草根文化。浙江历史上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注重民生、开拓创新的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转化为经济的创造力、社会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浙江民本经济大发展的精神动因，就是特定自然与历史条件下浙江民众的经商传统。温州模式、义乌模式靠的正是浙江特有的草根文化和体现在老百姓身上的文化基因。

第二，文化创新是浙江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力和增长点。浙江发展模式区别于广东、上海。浙江发展有其体制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使浙江形成了以民营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浙江在现阶段之所以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历史文化是其深层原因。制度文化和经济结构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浙江模式的核心是浙江精神，这种地域精神造就了浙江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优势。精神文化作为软实力，软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生产力。敢为天下先，抢喝头口水，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力。在国内，与浙江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的区域不少，但只有浙江形成了这样的经济结构，这与浙江老百姓的文化生存理念直接相关。这种人文理念不仅表现在民众的创业精神上，也体现在政府行为上，允许和支持民本经济发展的“认可行政”本身就是这种人文精神在体制和行为上的表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和体制作为最高层次的增长方式，而制度和体制就是精神文化转化的行为文化。

第三，把文化发展落实到人的发展。全面的文化意识是把人的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文化生产不仅生产文化产品，而且生产人，着眼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一种通过塑造人的心灵而改变整个人类世界的活动。所谓“塑造人的心灵”，是强调文化创造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其多样性产品形式来塑造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的审美趣味和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增进人们的精神和谐感、幸福感和认同感，即它把人自身作为一个文化产品来生产，并通过人而把人类世界当作文化产品来生产。正因为这样，文化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在人们的经济、社会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中。惟其如此，文化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中才获得了“软实力”、“支撑力”、“凝聚力”等称谓，我们也因此可以说“人在文化中”和“文化在人的活动中”，从而可以从文化的观点来观察、理解和解释所有领域的人类活动。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人，一个根本方面是落实到人的文化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是统领科学发展的第一要素。发展要依靠人，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需求，也包括社会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浙江省明确提出满足人的三大需求，既满足“经济人”的生存需要，使民众在普遍富裕起来的同时，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社会人”的交往需要，使民众共享祥和的社会生活；满足“文化人”的自我发展需要，使民众实现人生价值。人的生存需求是恒定的，而人的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则是无限发展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快速增长，已经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为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浙江省着力落实广大群众的文化权利，着眼于百姓文化、大众情怀，明确提出搞大馆、大师和大作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大众，始终把大众作为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体。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贯穿并渗透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抓住了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的价值需求、价值创造、价值体系、价值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富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富强即民富国强，意味着追求人民群众生活的共同富裕，意味着把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追求的首要目标。“富裕”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的根本任务，“共同”则鲜明体现了团结互助、公平公正、平等和谐的价值目标和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经济追求的富裕是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统一起来，体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高度统一、效率与公平的高度统一，其实质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的反映。

“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民主是一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保障和尊重人权等方面。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就是人民主权、人民至上。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建构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文明”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古今中外，尽管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先进、进步的意思。这里的“文明”，主要指狭义的精神文明，特指与精神上的愚昧、思想上的保守和文化上的落后相对应的精神上的进化、思想上的进步以及文化上的先进。我们所要建构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先进文化为目标，既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又与时代进步要求和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当前价值观念多元多变的条件下，“文明”对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精神支撑作用更为突出。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生态的核心价值观。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与“自然”相对应的、涵盖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制度前提和社会条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做好“五个统筹”，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使整个社会走上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与生态和谐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实现途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观。自由是人类的特性，也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自由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统一，既要求摆脱人格的依附，摆脱贫困和恐惧，也要求发展个人能力与共同承担社会和政治责任的机会。“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它指人不断摆脱旧的不合理分工的限制，摆脱片面的畸形的发展状态，逐渐获得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原则，其本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它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展的进步精神；既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又实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既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追求，又体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理想，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各自又包含着许多具体的价值观。同时，又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整体。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富裕，才能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为社会的富强、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法理支持；只有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高度文明，才能给富强、民主、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只有社会和谐，才能给富强、民主、文明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自然保障、社会条件和情理支持；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理想状态，是人的本质的最高追求，这个终极价值目标是一个阶段性实现的长期过程，贯穿并统领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全过程。质而言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相互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

因此，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将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价值合理性依据，指导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科学建构。

第一，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和价值指向。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通过自觉的奋斗，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平等民主、文明先进、人与自然和谐，构筑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对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与生态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

第二，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内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和奋斗目标，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核心本质范文篇10

关键词：高中数学；核心素养；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

数学核心素养的内涵不能简单地从数学层面分析，应该从多角度、多个学科去审视。数学核心素养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同时也可以从核心素养应具备的数学核心素养去合理地分析与指导。新课程对数学核心素养是这样定义的：学生应该具备的且又能适应社会发展与终身发展需要的，与数学有关的思维品质与关键能力。借用史宁中教授的话来诠释，就是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1]。我认为，高中数学核心素养可以理解为学生在学习数学学科时应具备的综合能力，如基本的数学知识技能，同时又高于具体的数学知识技能。当学生具备了这种素养后，在遇到问题时，无论是不是数学问题，都可以用其思维去思考、分析，从而解决问题。

一、把握教学本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教师在教学中应尽可能体现数学本质。首先应该明确教材中涉及的内容实质，这样才能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这些内容的本质问题，从而不断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比如说“统计”这个单元，可以分为随机抽样、用样本估计总体、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的内容随机抽样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并会用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等常用的抽样方法从总体中抽取样本，通过抽样的方法培养学生运用统计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部分的内容用样本估计总体主要是让学生掌握数据的平均数与方差，同时掌握用样本估计总体的适用情境，有利于学生把握教学的本质问题，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第三部分是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这部分教学的本质是让学生能明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且认识现实生活中变量间除了存在确定的关系外仍存在大量非确定性的关系，同时引导学生能利用散点图直观地体会这种相关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会用数学的有关变量去描述现实关系。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理解了学习内容的本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2]。

二、注重课堂探究，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高中阶段的复习课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进入到高三阶段。传统的复习课主要依靠教师讲解知识点，然后再利用经典案例或变式训练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但是这样的复习效果并不理想，同时也无法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学生仍然是被动复习。因此，我通过探究式的教学案例来提高学生的复习效果。比如，由函数=sinχ到y=sin（2χ-π3）的探究复习。教师在课堂上列一道探究题，让学生谈一谈y=sinχ的图像与性质与y=Asin（ω+准）的图像与性质，之后再分析二者的内在联系。要求学生在此过程中根据所学的内容自由发挥并认识到自己构建知识的不足。教师可以从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去分析，大部分学生都能先从函数y=sinχ的定义出发，然后观察该函数的定义域、对称轴、单调性等，之后再经过平移、图像伸缩变化得到函数y=sin(2χ-π3)的图像。如此一来，学生在课堂探究的过程中就掌握了函数的内容，同时课堂探究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三、重视课堂提问，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中知识的应用能力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只有学生学会应用所学的知识才能提升自身的数学核心素养。为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不断强化自身的思考能力，让学生学会利用自身的知识与思维去解决问题。提问在各个教学阶段都能发挥良好的引导学生学习的作用，通过提问优化学生的思考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比如在教学“直线的方程”时，教师提问学生：确定一条直线需要哪些几个要素？一条直线与其斜率的对应关系是什么？通过此类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使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可以明确确定一条直线需要的几何要素有：第一，已知两点P1（x1，y1），P2（x2，y2）可以确定一条直线；第二，已知P0（x0，y0）与斜率K，可以确定一条直线。一条直线与其斜率的对应关系为：第一，当α=90°时，斜率K不存在；当ɑ≠90°时，斜率K存在且唯一。第二，对于任意的一条直线L，它的倾斜角α唯一。如此，学生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自身的思考能力，且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可见，基于高中数学核心素养的背景下，教师应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素质，着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思考能力与创新能力，这样才能实现培养与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庄志刚，张玲.对高中数学核心素养与教学设计的思考[J].中学数学杂志，201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