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范文10篇

股票范文篇1

在现实中，投资于公司股票可以期望获得两种收益：一是现金红利，二是股票的增值，即资本利得。公司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就应该使现金红利和资本利得之和达到最大。如果没有机会投资于获利高的项目，公司就应该将收益还给投资者，采用的手段主要有派发红利和回购股票两种方式。如果一些发行在外的股票被回购了，保留在外的股票就将减少，分摊到剩余股票上的每股收益将增加，由此导致每股市场价格上升。可见，股票回购可以改善公司股价表现，使投资者获得资本利得，增大股东财富。

股票回购行动一方面表明企业对其商业前景非常有信心；另一方面，可以缓解投资者对公司股票面临的抛售压力，支撑股价。因此，股票回购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通常将股票回购看作是公司传出的积极信号，当管理者认为股票被低估时，通常会回购股票。而且回购往往可以迅速减少发行在外的股票数量，有效抑制股价的下跌。

那么，随着股票回购的增长，股东的总收益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算一下。假设一家公司预期今年可以有4400万元的收益，其中2200万元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现有发行在外股票1100万股，市价为每股20元。公司认为，它可以用2200万元回购100万股股票，预期可以推动股价上升至每股22元，或者可以支付每股2元的现金红利。

回购对剩余股票的每股收益和市价的影响可以分析如下：

＊回购前每股收益EPS=4400万元／元／股

＊目市盈率P/E=20元／4元=5

＊回购后每股收益EPS=4400万元／1000万股=4.41100万股=4元／股＊回购后的期望市场价格(P/E)×(EPS)=(5)×（4.4元／股）=22元／股

可以看出，在两种情况下，投资者都可以获得每股2元的税前收益，一种情况是得到2元的现金红利，另一种情况是股价上升了2元。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我们做了两个假设：第一，股票必须以每股22元回购；第二，市盈率必须保持不变。如果购买股票价格低于22元，这种操作有利于剩余股东；如果价格高于22元，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进一步，市盈率可能会随回购操作而变化。如果投资者认为这是一种有利的信号，市盈率就会上升；如果投资者认为这是一种不利的信号，市盈率就会下降。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在回购价格和时机选择合适的情况下，股票回购的确可提升公司股价，增加股东财富。

几年前，《财富》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回购股票打败市场”的文章以一些著名公司回购股票为例，说明了回购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回购股票给公司的股东建造了一个印钞厂”。

然而，如果一家公司股票确实被高估了，回购股票对剩余股东有害无益。因此，不应该将回购作为一种短期提高股价的技巧来运用，只能作为深思熟虑的投资战略或为股东发放现金收益的组成部分来运用。再者说，回购并不总是能成功，迪斯尼公司在1996年4月宣告股票回购，而其股价在随后的6个月下降超过了20%。

股票回购的效果

相对于红利来讲，回购给了投资者更多的选择余地。当公司通过回购股票支付现金时，那些需要现金的股东，可以卖出一些手中的股票而那些不需要现金的股东可以继续持有股票。由于税率及税款支付方面的差异，回购作为向股东们发放收益的一种方式，比股票红利在税款方面更有优势。如果发放现金红利，股东就必须支付所得税。

当然，股票红利可靠性更强，因此更适合于那些需要稳定收益来源的投资者的需要。

减少现金红利将向市场传递负面信息，因为这一信号作用，公司不应该轻易改变其股票红利——那将降低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并对其股票价值有负面影响。但管理者也不愿看到提高红利对营运的限制，因此，如果额外的现金流量只是暂时的，管理者更愿意以股票回购的形式发放红利。通常，公司将分配分为红利部分和回购部分。红利支付比率可以相对较低，但红利本身相对比较稳定，且将随着发行在外股票的减少而增长。这样一种方法将提供有规则的、可靠的股票红利，同时可以为那些想要现金的股东们提供现金流量。与现金红利形式相比，公司在调节总分配上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因为回购可以每年不一样，而且不会发出不利的信号。

除了可以灵活调整分配政策以外，股票回购可以调整资本结构。20世纪90年代，Edison公司为提高其债务资本比率，决定回购4亿美元的普通股。股票回购对于加速改变资本结构是必须的，因为即使公司的新资本预算仅通过债务资本来支持，可能仍然要花费多年时间才能将债务资本比率提高到目标水平。

股票范文篇2

一、我国股市发展的总体评价

1992年以来,沪深两地的股票市场价格变动剧烈。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除了1995年波动幅度小于100%,1992年到1996年的波动幅度都在100%之上,其中以1992年波动幅度最大,高达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388.12%;但从1997年开始,两地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明显减小,平均年波动幅度不足50%;直到2006年股市波动幅度又达100%以上。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蔓延,股票市场的影响首当其冲,如表1所示。

那么,中国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是否和上市公司基本价值波动相吻合呢?股票价格大幅波动的时候,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对平稳(图1)。除了1998、1999年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略低于0.2以及1993-1995年超过0.3和2007年超过0.4以外,其余年份大多数在0.2-0.3之间。1993年和1994年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保持相同水平,而两地的股票价格指数分别有223.10%和150.68%的波动幅度。1995年和1996年上市公司业绩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深证综合指数的波动幅度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另外,1994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不仅没有呈现上升的趋势,反而在缓慢下降,但在2001年最高点指数比1994年翻了1倍多,最低点更是翻了将近5倍。此外,2006-2007年的这一波行情,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也不足以支持,毕竟,如中石油、中国平安等一大批优质企业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历程中,股票价格指数的大幅变动已经不能单纯以企业的基本价值变动来解释,只有承认泡沫的存在,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的股票市场。

二、我国股市波动强度测量

(一)用市盈率比率测度波动强度

在股票市场上,市盈率是反映股票波动强度的重要指标,市盈率变化越大,股票波动也就可能越大。市盈率(P/E)比率即每股价格占每股盈利的百分比,它的变化既可以反映个股的波动强度,也可以作为对股票市场运行状态的总体描述,对股市震荡的判断有重要意义。根据全球统计分析,在近一个世纪的绝大部分年份中,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在15-20倍之间是市场所认可的合理区域。除了2004年和2005年外,我国股票的市盈率一般在30多倍高位徘徊,2007年底达到了一个顶峰,沪市平均市盈率为57.11倍,深市平均市盈率为69.74倍。随着2008年股价的大幅回调,我国的股票市场泡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释放,但是震荡依然存在。

(二)用泡沫系数测度波动强度

对于股市泡沫程度的检验目前主要是通过对泡沫系数这一指标的衡量来确定的。泡沫系数=股票市值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当泡沫系数等于1时,说明此国家的股票市场无泡沫;大于1(小于1)时,就说明此股市存在着正的(负的)泡沫成分。某学者对多个国家股票市场泡沫系数的分析表明:成熟市场的泡沫系数在2-4之间较为合理;股票市场尚不完备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泡沫系数达到4-8之间为即可认为是合理区间。

表2显示,我国股票市场除1997、1998年泡沫系数在合理范围之内,其他年份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泡沫,特别是1999、2000年以及2006年至今。股市非理性的泡沫化表现在股市运行中的急剧震荡,股市的波动和股票市值的波动以及与泡沫系数的变化是一致的,三者相互反应和体现。泡沫系数与股票市场增长率几乎保持一致,具有同样的发展和运行内涵,都是股票市场健康运行的主要衡量指标。

总之,从市盈率上看,一方面,我国股市的市盈率过高,泡沫成分同发达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偏高,特别是近两年,我国股市的泡沫系数10倍、20倍于我国的GDP增长;另一方面,我国股市泡沫系数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时而表现为快速膨胀,时而表现为快速收缩,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泡沫爆裂的风险。

三、我国股市发展过程中大幅波动的内因分析

波动是任何股票市场都不可避免的一种经济现象。但是,由于不同的股票市场所赖以存在的市场环境和经济背景不同,波动所产生的条件和成因也有所不同。目前,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体制、经济成分以及经济环境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中国股市大幅波动成因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上市公司质量不高

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看,中国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公司虚假“包装”上市;更为普遍的是,上市后的公司整体质量呈下滑趋势,由此加剧了股市泡沫的形成和膨胀。首先,直到2001年3月,即已在证券道路上行走十余年后,中国证券市场才采取由主承销商推荐的做法,公司上市融资制度才得以完善。其次,在政府对上市公司进行审核制度和审批制度下,一直存在着计划经济的调控色彩和审批制度本身的缺陷,难以避免地方政府和企业寻租和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最重要的是,我国上市公司业绩相当不稳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从1993年的0.33元,降低到2003年的0.20元,随着大牛市的发展,2007年每股收益达0.42,2008年又回落到0.34;净资产收益率1993年为13.86%,2003年降到7.41%,2007年回到14.71%,2008年又下降到11.79%。据WIND资讯统计,2004年上市公司亏损数达到174家,2005年亏损数量进一步上升到181家,而2008年亏损数量比2007年几乎翻番。

(二)庄家对股价的过度操纵

中国股市成为“庄股市场”具有重要的条件:一方面,由于部分股票流通规模较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及时并且失真时有发生,内幕交易者之间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而另一方面,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我国尚未建立对庄家操纵市场和股价的有效管理体系。庄家通过做庄,将自己控制的某种股票价格拉起来,使这种股票价格远远高于它的合理价位,人为地制造震荡。中国股市一波又一波的大幅震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庄家哄抬价格拉起的。

(三)缺乏对冲机制

在西方成熟股票市场存在着多种风险对冲机制。比如,当市场高涨时,上市公司或其大股东通过向市场抛售本公司股票等减少股市波动;或者投资者利用卖空机制、股票指数期货或者期权等衍生工具来对冲风险。但在我国,则缺乏这种缓和股票市场波动的对冲机制,当股票价格高于其内在价值时,市场产生对股票的超额需求,持有股票的人不轻易出手;或者市场有限的股票被少数人所控制和操纵,导致股票价格的暴涨,从而使得大幅震荡成为可能,并且持续。

(四)体系不健全

从市场体系建设上看,中国股票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还存在法制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和调控体系不尽合理等诸多问题。中国股票市场孕育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人们的思想还深受计划经济的束缚。其中使用了大量计划经济的手段,从上市公司审批到市场扩容节奏的控制,从人民日报社论打压股市到利用政策利好托市等等。这种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管理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的方式难免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时至今日,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仅仅颁布了《证券法》和相关条例是不够的,再融资问题、大小非解禁问题等等仍需要管理层的智慧。

(五)政府、国外因素对股市的干扰巨大

我国股市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市”,问题不是出在股市对政策的敏感反映上,而在于政府对股市的政策干预过多、过频,结果造成了股市泡沫随着政策的频繁变动而波动。中国股市从诞生起就一直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运行的,尤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态度从之前的中立和谨慎一跃转变为支持其上升,“政策市”时代真正开始了。到了2007年,我国证券市场又呈现另一显着特征,那就是利益集团主导市场运行,进而影响政府行为。此外,技术因素、政治因素和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股市波动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就很大,2008年中国甚至出现了美股小跌、A股大跌;美股大涨、A股小幅反弹的特殊现象。

四、抑制股票市场震荡、促进股票市场理性运行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第一,提升公司上市准入标准,严格把关,杜绝一切弄虚作假及内幕交易。股票定价应遵循国际惯例由市场来决定;严格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和配股条件,并制定和逐步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同时减少亏损公司经重组变成绩优公司的“神话”。因为这样只能使股民热衷于绩优股,使上市公司注重提升公司的业绩。第二,上市公司必须依法经营,真正做到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杜绝内幕交易。具体要求:一是信息披露要体现有效性、及时性和充分性的原则;二是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标准要统一化和规范化,以便投资者进行比较和分析;三是对公司用融资炒股等必须要加以严格的控制;四是证监会要加强从事信息披露的中介机构的监管。第三,明确信息披露及时性的民事赔偿责任,提高处罚规定的操作性。第四,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要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投资者正确投资观念的形成,有利于上市公司更多地关注自身业绩的提升,进而减少股市的非理性震荡。

(二)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规范化进程

首先,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对股市的过度干预,建立起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系统。要更多地运用经济的、金融的和法律的手段来监管市场。政府工作的重心要从对股票市场的积极干预转移到市场法律和制度建设、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和对股市的监督管理上来。此外,以《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深化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的基础。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和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补充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市场的规范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

我国应该大力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加快有关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的出台,加大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增强机构投资者的自律性。第一,继续加快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步伐及其发展力度,加快以三大制度改革为基础向注册制过渡的进程,创造有利于激发市场机制创新活力的新环境。第二,加快保险机构投资者的培育步伐,在保险资金人市方式上大胆尝试,勇于探索。第三,逐步创造条件,让保险基金、退休养老基金等社会资金不同程度地进入市场。第四,将专业化、市场化理念应用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中。第五,继续大力引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分析掌握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及投资策略,在利用QFII进一步发展及规范我国资本市场运作的同时,寄希望于其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成熟投资经验引入我国。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设立股票市场稳定基金,达到稳定市场,同时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

(四)建立市场对冲机制

首先,通过逐步完善股票市场品种结构提高股市泡沫的风险控制能力。我国证券市场可以借鉴国外金融市场所取得的有益经验,增加股市避险品种,比如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其次,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发展衍生投资工具,扩大投资者投资渠道,使得套利对冲机制能够有效的运作,同时分流对股票市场的过度需求,减少股票市场的波动。最后,在适当的时机引入卖空机制,在股市暴涨时增加供给,加大卖盘力度,抑制股市盲目膨胀,在盲目杀跌时,加大买盘力度,抑制股市剧烈波动,在最大限度消除股市泡沫的同时,防患恶意炒作及股市操纵等现象。同时金融机构的改革必须要与增加金融创新品种的推出同时进行。在制度设计合理的条件下,金融创新可以起到减小泡沫爆裂风险、避免股市泡沫过度膨胀多用。此外还可以通过增加大规模公司占市场的比重、实让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等措施增加股票市场的供给,以缓解市场供需不平衡。

(五)建立波动监控、预警系统

建立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股市宏观运行综合监控、预警和预测系统以及微观系统,为股市波动的合理控制和监管提供依据。利用股市运行综合测度体系可以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中国股市运行综合监控、预警和预测系统,随时监测股市波动的运行区间和运行态势,预测股市走向。具体来说,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可设定一套综合量化监测指标,分别划分为主控指标和辅助指标,如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用市盈利率和泡沫系数作为主控指标,进行重点调控;把市价总值占GDP的比率作为参考指标,作为调控的辅助指标。当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形成一个监控、预警系统。此外,借鉴成熟股票市场的经验,我们还应该建立一套对股市微观波动即个股泡沫进行即时性监控的系统,随时监测、跟踪和追查股市操纵等违规违法行为,避免由于违规违法行为引起的个股肆意泛滥,最终引发整个股市宏观泡沫的过度膨胀以至爆裂,从而化解股市风险、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股票范文篇3

内容提要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股票市场十分活跃。本文一般地介绍了香港股票市场的沿革、股票种类、股票价格指数及影响股票价格升降的诸因素等，以便读者对香港股票市场有个概括的了解。

在香港，股票是千千万万市民和企业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市民议论股票，是因为股票市价的每一个点数的升跌，都意味着获益或亏损；企业家关心股票，是因为自己公司上市股票市价的升跌，意味着公司信誉的升降，即意味着公司向社会筹措资金是看好还是看淡。为此，香港几家电视台、电台，每日几次报道股票市场情况。通常，早上一开始，即回顾昨天的股市交易情况：中午报道当天正在进行的交易情况和趋势；晚间新闻中，对当天的股票交易做一全面的总结，并介绍世界几个大股票市场的交易情况。

另外，十几份中英文报纸每天都用几个版面报道股票消息。

下面，就香港的股票市场作简要的介绍。

股票（Stock或Share）是股份公司发给股东，证明其股权，并作为分配股息、红利和剩余财产依据的有价证券。

发行股票是公司筹措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香港现在大多数公司都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英国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BritishEastIndiaCampang）。该公司最初是以航海业为主，每次航海终了就进行清算，将各出资人所出的资本及该航次的利润一并付还给出资人。以后发展到四航次清算一次，制度上也逐渐由个别企业制迈进到合资企业制。所以，现在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即“盈利共享，风险共担，亏损或清偿以出资为限”，就在那时奠定了基础。

现代的企业或财团所筹措的巨额资金，都是通过发行股票所取得的，一般能筹措到几千万元，有的甚至能筹措几亿元之巨。

公司为筹措资金所发行的股票一般有两种：普通股（CommonShares或OrdinaryShares）和优先股（PreferentialShares）。两者的权益不同。

普通股：是公司股本（SharesCapital）的主要部分，是公司资本的骨干，也是证券市场买卖的主要对象。普通股主要权益一般为：1．可参加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2。领取相应的股利；3．公司解散时，参加公司资产的分配；4．公司增加股本时，可按持有股票的数额优先认购新股。普通股股东的责任只限于本身所拥有的股份，而不必为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它的股息，取决于公司的业绩，公司业绩好，并派发了优先股股息和债券利息后仍有盈余，就派发普通股股息。因此公司业绩的好坏是做长期投资人士需考虑的因素之一。

优先股：公司配给股东使他们拥有某些优先权的股票，这些优先权在于：优先享受红利分配：优先参与公司解散时资产的分配（在公司面临破产时）；优先认购公司的新股等。优先股的股息一般是事先订明的，不论盈利多少。而在公司没有面临破产时（实际上也很少），优先股其性质更接近公司债券。有的公司优先股是累积的，即当年公司因业绩不佳而不派息时，在次年可按固定股息一并派给。而非累积优先股则不享受此种好处。

在股票买卖中，我们还会看到同一种股票分为A或B两类，A股面值较大，B股只占A股的十分之一左右。一般A股上市买卖，B股用于控制公司管理权。象目前太古洋行、联邦地产就是A、B股票同时上市。

按照香港的公司法例，只有公共公司（PublicCompang）才能上市发行股票，而上市公司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并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香港的法律，基本上沿袭英国的法律，所以香港的公司法对股票交易的规定，也近似于英国。

进行股票买卖的场所，叫股票市场（StockMarket）；经营股票交易的组织，叫证券交易所（StockExchange）。香港的股票交易，最早有记载的在1866年，但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规模都不大。其演变过程大致为：1947年3月，由战前两所证券交交易所合并成立的香港证卷交易所开业；1969年12月，成立远东证券交易所：1971年3月，金银证券交易所开业：1972年1月，九龙证券交易所开业。至此，达到香港证券股票交易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香港股票市场呈现一派轰轰烈烈景象，许多公司纷纷入市，股票成交额日日突破，股价上升。按1982年股票市值计算，排到世界第八位，在亚洲位于东京之后，屈居第二。随后在1974年，香港政府通过法令，限制再成立新的交易所，并规定：“凡设立非认可之股票市场者和不在认可之证券交易所经营证券业务者，皆属违法。”当时，四家交易所同时开业，但各交易所规则各异，在市场国际化方面，以及与政府和各界沟通方面，有很多困难。因而到了1980年，香港政府通过了合并四家交易所的法案，成立了新的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联合交易所）。新交易所位于中环的干诺道中交易广场上，1986年4月1日正式开张营业。

新开张的联合交易所，有1500个交易座位，交易大厅2300平方米，有600多间经纪行的1000多个经纪人出场交易。尽管人头涌涌，但由于采用现代化电脑操作，电视屏幕显示，电话联络，所以并不显得一分拥挤和吵闹。现在共有255家公司上市，交易着388种股票证券，加之采用现代化的交易手段，使香港的股票交易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按交易规模，上市公司数和成交额来说，现仅次于纽约、伦敦、东京，名列世界第四位。发行股票公司获准上市后，股票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了。香港每天的各种证券交易活动不计其数，每次交易动辄几十方、上百万港元，且价格干变万化，令人眼花撩乱。那么，怎样综观和计算各种股票的价格及其变动呢？首先，涉及了股票价格指数的概念。

（厅中上方为交易用电视屏幕，身穿红马甲的是经纪人。每个经纪人柜前有个用络电观终端，显示交易情况；另有两部电话机，一部联接外界，供与投资者联络，一部供大厅内与各经纪人买卖股票联络用。）各国、各地区证券交易所使用不同的指数：伦敦使用的是金融时报指数；纽约使用的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东京使用的是杜·琼斯指数；新加坡使用的是海峡时报指数；香港则使用恒生指数（简称“恒指”）和香港指数。

恒生指数是衡量香港股市好环的主要标准。

它是由恒生银行有限公司1964年7月31日创立的。产生过程为：选出列入指数计算过程的主要股票，称之为：“成份股”；断定各成份股的相对重要性；把成份股有关数据结合或平均起来。

选入的成份股必须具有代表性，其代表性就是：这些公司为股票价值构成整个股市所有股票公司总值的绝大部分，它们的动向能形成所有瞪票活动的趋势，它们的升跌能带来整个股价水平的升跌。所以成份股多为规模很大的公司股票。

当时选作恒生指数成份股的有33种股票，它们是：恒生银行、汇丰银行、怡和证券、中华电力、隧道公司、电灯公司、电话公司、中华煤气、油麻地小轮、九龙汽车、长江实业、置地公司、信托A、新世界发展、新鸿基池产、大昌地产、和记黄浦、怡和、太古洋行A、会德丰A、会德丰船务A、青洲英泥、港机工程、九龙仓、宝光、永安公司、南联、海港企业、大酒么、美丽华、东方货柜、隆丰和华光船业。它们代表了金融、证券、公用事业、地产建筑、综合洋行、酒店、船运仓坞和工商业各类。

判断各成分股的相对重要性的标准是股票市值，即发行数乘上市价的积，它反映该公司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计算指数首先要选定一个基期，做为计算的标准。恒生银行选了1964年7月31日为基日，把这一天的指数定为100，再求出与这个指数相应的成份股基本总市值。把各成份股当日收市价乘以发行股数，再将各乘积相加，即得到这个基本总市值。以此为基准，可以得到以后每天的指数：先将当天各成份股收市价乘以股数，把乘积加总得到当日总市值，以基日总值，除当日总市值，再乘100，就得到当日恒生指数。指数的单位为点（Point）。现在的恒指已达到2792．89点”。指数每天升落幅度不一，有时只有几点升落，有时会高达几十点。如1987年5月7日这天，恒指升幅近80点。

联合交易所开张前夕，即1986年3月27日，把联合交易所的另一指数定名为“香港指数。”被选中为香港指数成份股的有四十五种。香港指数分为金融、公用、地产、综合企业、工业及酒店六项分类指数。

金融类有：东亚银行、汇丰银行、恒生银行、永隆银行、恰和证券和新鸿基公司，比重为21％。

公用事业类有：中华电灯、香港电灯、中华煤气、电话公司、九龙巴士公司，比重为23％。

地产类有：：长江实业、恒隆、恒基兆业、置地信托A、置地、合和、新昌集团、新世界发展、希慎、新城市、信和置业、新鸿基地产、大昌、华光地产，比重为26％。

综合企业有：九龙仓、香港电视、和黄、怡和控股、连卡佛A、宝光、太古A、隆丰国际，占比重23．8％。

工业类有：中华造船、康力投资、青洲英泥、港机工程、南丰纺织、保华、生力啤、南联，比重为27％。

酒店类有：海港企业、大酒店、美丽华、富豪，比重为3．5％。

香港指数在选取成份股时，是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的：①股份在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②股份市值的大小，③股份过去的财务表现；④上市不少于两年。

因此，选出的四十五种成份股成交额和市场总值，分别占市场总数86．97％和85·26%。

香港指数以1986年4月2日为基日，1000点为基日的指数。1987年5月7日香港指数为1801．51。香港指数并没有取代恒生指数，现在的香港电视、电台和报纸每天都同时公布两种指数。

从两种指数的成份股看，地产股是香港股市的主力，约占七成左右，这和世界其它几个大交易所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纽约、伦敦和东京，股市的中坚是工业股。香港的这种情形，是由香港这个特殊地理环境所决定的。那里人多地少，地价、楼字买卖利润丰厚。1984年，因受香港前途问题困扰，地产市道不景气，地产类股市一落干丈，带动整个股市下跌。到1985年，中英香港前途问题合约草签后，香港前景明朗，人们投资信心恢复，首先地产市道明显好转。因此，当年香港政府几次拍买土地，都以理想价格成交，而大型屋村的楼字买卖，更是出现排队抢购现象，加之当年银行利率降低，更推动了地产股市的蓬勃发展，从而带动整个股市的兴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须先经香港政府核准注册。在联合交易所申请，经认可交纳会费后，其股票方可上市出售。一般的股票面额从1元到10元港市不等。买卖时，常以一千股为一单位，一千股称为“一手”，一手以下的称为“碎股”，经纪人大多不接碎股生意。

在香港股市的报道中，常见报出四种价，即开市价、收市价、最高价和最低价。开市价是每天上午十时开市的价格，收布价是下午三时半收市的价格。其中收市价最为重要，是人们分析股市，绘制图表的依据。收市价都用恒生指数和香港指数同时报出，并有各分类指数，及每日一大交易最活跃的股票和一种最大成交额股票。如1987年5月7日这天。香港指数1801．51，恒生指数2792，89”。

十种成交额＊多的股＊：

股票成交额（港元）股票成交额（港元）

①和记黄浦114,172,707⑥恒隆50,632,725

②长江实业111,662,734⑦九龙仓49,784,706

③大酒店82,266,785⑧新世界发展47,259,840

④香港电灯77,084,516⑨太古洋行A46,349,752

⑤汇丰银行67,527,608⑩置地40,373,41

十种成交股过最多的股票

股票成交股数股票成交股数

①国银亚洲20,910,000⑥信和置业11,136,000

②爱美高实业19,591,000⑦汇丰银行8,599,041

③汇丰银行股权14,342,139⑧希慎兴业8,275,000

④爱美高W9013,303,500⑨丽新制衣7,514,000

⑤宝秘矿油11,750000⑩置地6,698,087

公司的股票以面额发行后，经过一段时间，价格会和面值背离，并且有时背离到今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既可能一夜腾飞，也会在骤然间一跌千丈。引起股价升跌的原因有哪些呢？或者说，股价升跌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尽管股票也有价格，并按一定的价格进行买卖，但并不能用一般商品的价格理论来解释。购买股票时所付出的价钱，是以对其未来收益的预测为根据的，因为股票本身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买股票时的心理，就犹如我们评选“十佳”，不仅要从个人的角度进行考虑，还要考虑其它大多数人的看法。并且股价和一般商品价格截然不同，一般商品的价格主要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当供不应求时，商品的价格会上升，别的行业的资金转到这种供不应求的商品上来：而当供大子求时，价格便会下跌。但在股票市场上，却是当某种股票价格处于上升的趋势时，股价越涨，买进的人反而越多，反之，股价暴跌时，人们又争相抛售。

在研究和解释股价的决定因素方面，目前有许多流派，众说纷坛，可谓从太阳黑子，到潮汐的变化都联系上了。然中肯者，却又寥寥无几。是不是股票价格的变动就完全无章可循呢？这里，先撇开人为的因素不说，有这样一些实际的经济现象，对股价的升跌起着明显的影响作用。

在影响股价的各种经济现象中，较明显的因素是，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趋势看好时，或者说整个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普遍良好的时候，股价上升，因为公司的盈利情况好，自然派发的股息就多，股票买到手后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多，用术语说就是“共同盈利”（CorporateProfits）高时，股价会上升。

除此之外，尚有利息。人们选择某家公司的股票为投资对象时，根据对其未来盈利的预测，并取决于盈利的贴现率（Discountrate）。贴现率是票据未到期或盈利未收成时，打折扣换算成现值的比率。一家公司的股票价值之所以取决于其盈利的贴现率，是因为这种贴现率实际上和银行对票据的贴现利率一样，盈利收成期离现在时间越长，贴现率越高，未来盈利的现有价值就越低。银行利率的高低，是根据银行资本的供求情况规定的。银根紧时，银行便提高利率，以吸引存款，收缩信贷；反之，银行则降低利率，以鼓励信贷。所以利率在香港股票市场是个十分敏感的因素，其升降常在股市中掀起波涛。利率一升，香港股市上那些以股票做抵押贷款再买股票的“子子展客”，马上就会抛弃手中的股票，因为在高利率时，获得的股息还不及付出的利息多；而利率一降，则就有大量的的资金涌入股市，推动股市向好。在这里，银行利率做为金融调节的杠杆作用十分明显。

市价盈利率（PriceEarningRatio），简称市盈率＊＊也是衡量股票价格的一种工具。市盈率由每股一年盈利除股票市价得出：

市盈率=每股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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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盈利

当某股票市价6元，一年的盈利是1元，则市盈率为6。

某种股票市盈率高出平均市盈率时，投资者就会抛出，反之，对此种股票将大量买进。但是，以市盈率做判断时，要从企业的经常性盈利和非经常性盈利来综合考虑。因为香港股市中，最活跃的是地产股，而地产股靠出售楼字住宅盈利，而出售的物业数量并非每年都是均衡的。另外，以当年的市盈率来做判断也不准确，通常使用过去几年的平均市盈率，如选取过去三年的市盈率，并和当年的平均市盈率结合起来作为参考的标准。

除了以上各种经济现象以外，股票市场还是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的镜子和晴雨表。这个镜子反映社会的每一个微小的变化，各种有关的消息都会引起股市的波动。导致波动的原因，证券市场上的术语叫做“消息”，会引起股价上涨的消息，叫做“利多消息”；而引起股价下跌的消息，叫“利空消息”；影响个别股票的消息，叫“个别消息”；影响整个股市的消息，称为“一般消息”。

从消息影响股价来说，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人为的，真真假假，形形色色，但大致可划分为经济内和经济外的因素。如经济内的变动因素有：

1．景气：世界经济、生产、物价、国际收支、企业收益、通货膨胀、通货紧缩。2．政策：生产、物价、金融、财政、贸易、租税。

3．经济结构：所得结构、储蓄倾向、物价结构、生产结构、设备投资、成长率、技术革新。

经济外的因素有：政治、外交、战争、天灾等。

以上各种叫“消息”会给股市带来直接的影响。如某一股票出现利好消息，用不多久，这种股票市价就会直线上升，甚至可达到“有入无出”的抢购程度。反过来，“利空消息”则会引起股价急速下跌，掀起抛售的恐慌浪潮。

有些消息是某些大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制造的假消息，如为把手中的股票清货，便放出一个利好消息；或者为了吃掉对方的股票，而故意放出坏消息，以便趁低入货。在香港股市上，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受外来的影响很大。如邻国政治的变化、美英政治首脑的更选，中东的和战状态等，都会造成股市的大起大落。

香港股市往往在大起大落，升中有降，降中暗升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下迁回上升。正是由于股价的大起大落，才成为人们趋之若骛的买卖对象。在买卖股票时，除了需参考股价指数、市盈率等因素外，人们最主要关心的是投资能带来多少收益。在股市上，常用投资盈利率来表示。盈利率是根据资产市值的变化和有关期间所收到的利益，如利息、股息、权利及其它来考虑的。这种盈利率是采用连续复算盈利率表示的，即某项投资年终价值对年初价值之比的自然对数。如某项投资为100元，一年后增加到110元，自然对数为0．09531，复算盈利率为9．531％。但若半年就增值10元，复算年盈利率增加1倍。反之，两年才增加10元，年盈利率就减少一半。

投资股票，比投资别的事业，所冒的风险更大。股票市场千变万化，倾刻千万财产就可化为乌有。所以投资股票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并且根据个人的财力来安排。明智的做法是把多余的资金投入股市，即使失败，也不致倾家荡产。如以闲置资金入市，根据这批资金闲置时间的长短，来决定采用长线投资中线投资，还是短线投资。

长线投资：买进股票后不马上出手，起码持有半年以上，以便享受优厚的股东权益。这种投资方式，是不管股市风云翻滚，不追随股市的大起大落，不求急功近利，而追求的是公司的派息，可形容为“任凭风浪趄，稳坐钓鱼船”。做长线投资，最重要的是对公司的深入了解，了确现状和未来发展，公司结构、经营方针、派息率和市价盈利率等。香港的上市公司一般每年派息两次，一次在财政年度的中期，叫中期息；一次在末期，叫末期息。派息率是市价除年息所得的百分比。若一只股票市价3．5元，一年派息共0．2元，派息率为5．71％。另外还要考虑的是盈利股息比率，即用股息除盈利而得出股息的倍数，如每股盈利16仙，派息8仙，盈利股息比率为二倍。公司一般会保留合理的盈利，以用于公司的再发展，股东也无可非议。若公司保留过多，股东就不免会怀疑董事会为了本身家族私利而侵吞大多数股东的利益，而对公司股票失去信心。这些都是在做长线投资时要考虑的。

中线投资：把几个月之内不用资金投入市，一般选择中线投资，这种投资风险最小，而在需要资金时，能很快出手收回现金。中线投资，最重要的是选择时机，入货出货若能选准机会，就可达到投资盈利的目的。在中线投资时，除了对公司的了解外，最重要的是参考市价盈利率。如果一个公司几个月内有良好的市价盈利率记录，该公司的股票是中线投资的最佳对象。当然，其他有关因素也应加以考虑。

股票范文篇4

第一条甲方自愿将第二条记载债权及股票赠与乙方，而乙方愿遵守契约负担义务受赠。

第二条本件赠与物标示如下：

一、债权标示：

（1）债务人xxx住xxxxxx

（2）债权额人民币x万x仟元整。

（3）利息按每百元日息x分x厘。

（4）清偿期限xxxx年x月x日。

（5）利息支付期每月末日。

前项债权包括该债权附随的一切权利在内为赠与。

二、股票标示：

（1）xx股份有限公司设xxxx

（2）面额人民币x仟x佰元股票xx张。

（3）股票字号xxxxx

前项股票包括其利益在内为赠与。

第三条甲方于本契约成立同时，将前条所列债权及股票的权利全部移转与乙方取得收益。

第四条甲方与债务人xxx关于xxx年x月x日所订立的金钱借贷契约私证书，及有关权利证明文件以及股票x张，即日全部交付乙方收执完毕。

第五条甲方保证赠与标的债权尚有效存在，而以该债务人xxx无抵销或减轻及债的消灭等原因，或其他瑕疵在前无讹。

第六条本赠与契约成立后，由甲方负责将债权赠与要旨以认证通知债务人xxx.。

第七条甲方对于股票的赠与，于本契约成立后，亦应负责向xx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过户手续。

第八条乙方受赠甲方本赠与标的财产后，如甲方逝世时，乙方应负担其丧葬费的义务。

第九条乙方违背前条义务时，甲方的继承人可撤销赠与乙方不得异议。

本契约一式两份，当事人各执一份为凭。

立契约人：

赠与人（甲方）：

住址：

身份证统一号码：

受赠人（乙方）：

住址：

股票范文篇5

关于近代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制度产生的原因，笔者和其他学者已从中国传统的高利贷金融市场等方面进行过探讨（注：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张忠民：《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中的“官利”与公司资本筹集》，《改革》1998年第3期；李玉、熊秋良：《论中国近代的官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诚然，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受制于商业资本是造成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促成后者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场。首先，不难发现，当时在华发行股票的外国公司多未规定固定股息，而这并没有影响华商对外国股票的认购热情。虽然华商起初对洋商所发行的股票“视为畏途”，“未敢问鼎”[3]。但是“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4]。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因“买股份之人多为华商”，乃至该行虽为外国公司，“亦只有此名而已”[5]。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4]。

另一方面，笔者通过对晚清公司章程的大量汇总，发现洋务民用企业在关于“官利”的规定方面，同此后的各类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还是有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支付官利的起始时间上。后期的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一般规定入股即起息，而不少洋务民用企业则突出企业见到效益后方能分利。例如金州骆马山煤铁矿章程规定：“自见煤之日起，每商本一百两，长年酌提官利银十两”[6]；平泉铜矿规定：“见铜后十二个月为第一年，如有盈余，先提官利一分”[7]；徐州利国矿务局规定，股东缴纳股款后，矿局“给予股票并取利股折，俟煤铁运售之日起，每届一年结算一次，先提官利一分”[8]。登州铅矿则“照章议定，（自）收银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口炼发售后，长年官利一分，并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9]。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人也承认之所以规定官利，是鉴于如果将官利“纳入余利之内”，则股东“不自觉矣”。所以“公司章程向须酌提官利”[6]，“股本宜提官利也”[10]（p.1044）。但是，在早期洋务民用企业中，并未见到后来在民办企业中常见的“官利吃股”现象。有的实际上并未按规定于投产后即支付官利，例如开平煤矿规定见煤后支付官利，但实际上至出煤后第七年方开始配发官利，且首次官利仅为六厘，而非章程规定的一分（注：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43-644、660-661页。）。同样，洋务民用企业关于官利的“严格”规定，也并未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相反19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股市高潮。

时人记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11]；华商“忽见招商、开平等（股）票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12]。于是，市场之中买卖股票“成为一宗生意”，甚至成为“市面生意之时派”[13]。商民“视公司股份，皆以为奇货可居”[14]，乃至“人情所向，举国若狂，但是股票，无不踊跃争先”[15]。在这种狂热的购股之风促动下，即使新发行的股票也无不涨价。时人记叙：“每一公司（股票）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16]，股票市价“一加再加，登时飞涨”[17]。在当时，投资者其实并不关注企业的官利，他们“专心致志于（买卖）股票之中”[18]，并不在意公司的利润如何，因为“股票转售，其利已属不赀”[14]。在股票之利的诱使下，“凡市中有些场面者，莫非（公司）股东”[19]；本无巨资的小商小贩亦“或抵或借”，“不惮罗雀碰掇之劳”，争购股票，“以图厚利”[20]。当时上海股票市场之所以火热起来，也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明，洋务企业关于“官利”的较后来严格的规定并没有限制投资者的热情，民众大兴认购股票之风也并非追逐于股息之利。

官利虽然对上海股市的高涨未起关键性作用，而上海股票市场的崩溃，则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中国民众的投资心态。经历了上海股市风潮之后，股票投资的惨痛损失，使民众对公司、股票普遍产生了恐惧之感。乃至“人皆视集股为畏途”[21]，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注：《股份转机说》，《申报》1884-12-12；《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申报》1891-08-13。），“几同于惊弓之鸟”[17]。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厌恶心态，对此后的洋务民用企业实施募股集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时人称：商民因有“前车之鉴”，不免“因噎而废食，惩羹而吹齑”[22]，乃致“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七），第316页。），“公司股份之法遂不复行”[23]。凡有企业招股，商民犹“惴然惧皇（惶）”，“疑以公司为虚名，以股份为骗术”，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誓不买公司股票”[24]；即使是“铁路、织布之股票，真实不虚”，商民亦“观望不前，未能踊跃”[23]。商民投资心理受到的重创，是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的。几年后，云南铜矿局在上海招股，商民“仍鉴于数年内之前车，往往裹足不前”，致使该局“竭力招徕来者，总不甚旺”[25]。1887年漠河金矿在上海招募股份时，商民犹“惕于数年前股份之亏，语以招股醵资，百无一应”[26]（p.4332）。在这种情况下，“官利”的及早与即时兑现就成了尽可能挽回公司社会声誉的不多的手段之一。例如湖北织布局于1894年招商承办时，之所以规定“本局允为保利一分五厘，每股（百两）每年凭折到局领息银十五两”，就是为了解除“若绅商入股恐所分额息，欲称官利，多寡无定”的顾虑[27]（p.573）。著名实业人物郑观应也说，“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有，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故此“集股之法，首当保定官利”[28]（P.686）。

促使晚清股票“官利”属性强化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清政府于19世纪末发行的“昭信股票”的“失信”结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昭信股票本为清政府为缓减财政危机而发行的一种公债，之所以如此命名，旨在强调其信用的稳固性。用策划本项活动的朝中官员的话说，就是区别于以往国内有关企业发行的“惯于失信”或“获利亦无把握，收效未卜何时”的股票[29]（p.8）。虽然朝廷为此颁布了严格的章程，作了还本付息的规定，但这种债券在发行过程中则严重背离原定章程，使该项公债的发行，最终演化成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强令捐输，使民众怨愤激增，最后不得不停止。昭信股票的社会声誉遂大为败坏，由此也进一步影响到民众的投资心态。乃至在民众看来，“集股即劝捐别名”，每逢公司募股，则“率皆借词推诿，纵使谆谆开导，亦属藐若罔闻”（注：《河南官报》第51期，引自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8页。）。在这种情况下，集股创业者自然也不得不在付息方面显示其“诚意”。例如陕西铁路总局创办人员在议定西潼铁路招股办法时，就特别强调了严格执行“官利”制度对于挽回昭信股票引发的股票“失信”之社会不良影响的重要意义：“陕西自劝办昭信股票，未能取信于人，以故在上偶有捐输之举，在下即广生疑虑，今办铁路股份，以定期付息为最要之著”；只有如此，方可“坚入股官绅商民之信，期于事成之举，祛疑忌而收利权”[30]。长期受自然经济浸濡的国人，普遍有着“宁可一人养一鸡，不愿数人牵一牛”的习惯心态，这种潜在的“单干”意识本来就难以即时转变。而官方的不良商政，无疑加剧了他们对新式企业投资的恐惧。“是故人之有资本者，宁以之自营小企业，或贷之于人以取息，而不甚乐以之附公司之股。”[31]（p.118）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创办者不得不对投资者制定一种利益的保障，即“各省商办实业公司自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以资激劝，而广招徕，已属不得已之办法”[32]（P.1014）。

近代中国实业界的“官利”制度虽然是一种普遍的作法，但各个企业的规定又不尽相同。以民办与官商合办企业为例，除了利率的不同外（注：这一时期企业股票官利利率大致在周年四厘至一分五厘之间，一般以年息五厘至八厘的规定较为普遍。），在计息时间方面，有的企业规定以收到先期股银之后即起息，有的规定股款收齐之时起息，较多的企业规定以收到股款之次日计息。多数企业声明官利发放，不计闰月。也有不少规定常年行息，例如云台山树艺公司明定“（股本）连闰八厘计息”[33]（p.19）。民国元年创办的浙江银行则规定：“本银行股本官息按周年六厘计算，即以交股之次日起扣至来年是日止为一周年，前项官息每年分二期发，上半年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终日止；下半年自翌年正月一日起至二月终日止。”[34]股票所载官利利率一般是固定不变的，但也有个别企业因应于不同的时期，规定了不同的官利利率。例如汉阳铁厂在实行招商承办时议定的章程规定：“（股东）自入本之日起，第一至第四年按年提息八厘，第五年起提息一分。”官商合办溥利呢革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所收股本，均于缴到之后一日起息，未出货以前按周年四厘算，既出货以后按周年八厘算。”直隶工艺总局劝办之织染缝纫公司则在章程中写到：“本公司……第一年生意未必能遽获厚利，拟第一年各股份按照常年四厘包息……自第二年起，每年结账，各股东一律按五厘官息照股派分。”河南广益纱厂亦规定：“自（股东）交银之日，先付执照一纸，按三厘起利，俟换给股票息折时，须将执照缴销作废，以后统按周年六厘行息，是为官利。”[35]在官利来源方面，也不尽相同。有的企业在开工前将股本存庄，以庄息发给股东。官商合办的铁路公司和一些同官方关系密切的企业，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南洋劝业会等可以靠政府支持获得息款（注：京师自来水公司于1908年时由农商部奏准，“每年筹官拨官款银十五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俾昭大信。将业公司销场发达，余利增多，再将官款分期缴还”。1910年创办的官商合办的安徽泾县铜管山铜矿有限公司则以本省矿务总局所收米捐为保息。同年开办的南洋劝业会也规定：“股东应得官利，按周年八厘计算……商股应发官息，由南洋大臣另筹的款，不在股本内拨付，以固会本。”（分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33页；下册，第781页；章开源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16页。））。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以政府基金为特定行业企业保息。而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在未获得利润前，则不得不“移本作息”（注：也有少许企业并未规定“官利”，例如1905年成立的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宣布，“本公司所集成本，并无利息，每年结账盈余，先提一分为公积，逐年还本；俟成本还清，即停公积，此后所余净利，提二十五分报效国家，余归公司，除再提红股外，按股分利”（《矿务档》第三册，第1514-1515页）。天津同庆杂货有限公司在1911年颁布的章程声明：“本公司股本并无官利，每年正月结账一次，所有盈余除息项开销外，作为百六十份（分配）”（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947页）。还有的企业明确规定，企业“如无盈余，不得移本付息，致妨营运”（《伊犁将军奏创办皮毛有限公司拟定章程折》，《商务官报》己酉年第28期）。）。企业初创阶段，一般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官利必付”作法无疑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难度。而为支付官利不得不移用股本或高息借贷，对企业来说，更无异于挖肉补疮、饮鸩止渴，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于这一点，张謇在总结大生纱厂与大生崇明分厂创办初期亏损原因时，已作过明确分析，学术界也多有引录，兹不赘述。对于官利制度的弊端，自晚清开始就受到国内实业家与学者的抨击，梁启超与张謇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公司律》明确规定企业没有利润，不得移本付息，对矫正这一不良商业习惯产生了些许作用（注：例如上海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至1908年已积亏18万余两，遂召开股东会，经“研究再三”，决议停发当年官利“以符商律”（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41页）。）。实业界在革除这一陈规陋习方面也在不断努力。例如在宣统二年（1910年）举行的江苏铁路公司第四次股东会上，有人鉴于公司支出项下，“股本之官利居其半”，股东若再按年取利，“试问利从何出？实无异自抽股本，矧外界觊觎者众，思之殊为寒心”，遂主张“拟不支息五年，即以息作股本，一为固本计，一为扩充计”。不料他的提议一出，“即有反对者群起诘责”。最后投票表决，结果“可者一千六百三十八权，否者六百七十一权，遂决定以股作息”[36]。张謇在大生纱厂和大生崇明分厂多次议停官利，曾一度与股东达成协议，官利递迟两年支付，但迟发的官利则须周年加息六厘，作为补偿。张謇等人在民国初年发起创办中国模范铁工厂时，虽然为股东规定了长年八厘的正息，但又在招股时声明，“惟应从何时支起，须由股东会议决。向来凡公司招股，必自收到股银即日起息，此种办法甚悖商业法理。夫公司尚未营业之时，资本多半用于选屋、购机，余款存庄，收息有限，何从付此八厘官利；若移本以派息，是骗股东也，明得官利，暗耗股本，迨需运本时，不得不以重利求贷于钱庄，此多数公司失败之原因也。本公司名曰模范，甚望股东有以矫正他公司之恶习，一以巩固公司基本为目的，而勿志在派官息也”[37]。商务印书馆于20年代初曾试行过股息公积金的办法，其要义就是由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当年度股息超过一分时，应酌量提存股息公积金，此项公积金常年八厘计息，除积成巨款，于扩充股额时改为股份，或遇股息不足一分之年度，酌提该项经费，以为填补外，非经股东会决议，概不得提用。1925年时，该公司股东会又对股息公积金的规定作了修改，即股息公积金常留股本总额四分之一的数目，“专备股息不足一分时，填补股息之用”；股息公积金达到股本总额四分之一后，其溢出之数，当届即行分派，以后每满三年分派一次，或分派现款，或改作股份，由董事会提交股东会议决（注：童世亨：《企业回忆录》，光华印书馆版，上册，第117-118页，今收入上海书店影印版《民国丛书》，列第三编第74号。）。刘鸿生控制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于1931年第二次股东会时通过了增加普通股至三百万元的决议，但截至1932年12月27日只招到11559股，距预期之数尚缺401520元。公司董事会认识到“就本公司业务情形观察，招足此项股额实属非常重要。就一般社会经济情形观察，续募此项股份，事实上必多困难”；另一方面，本公司1932年度应发官、红利与此项未招足之股本额相差无几，而就公司经营状况论，“对于此项巨额之官、红利本无发给现金之可能”。故此，召开第四次股东大会，提议将应发官、红利抵充未招足额之普通股。结果，股东“众无异议”，通过了这一提案[38]（P.155）。这些措施虽然对个别企业渡过难关产生了作用，但并未能改变中国实业界惯行的“官利”制度。企业向股东支付官利的现象，到民国时期虽日渐减少，但终未消失。

在股票债券化意识的支配下，投资者从一开始就淡化了对自己作为股东应有权益的正当要求。在近代公司制度中，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主要是通过股权机制实现对公司经营运作的监管。股东的应有权利大致包括选举董事与监察人，请求查阅公司账目，就公司营业状况向经理人员提出质询，请求分派应得利益，参与决定公司营业方针等，这些权利是借助在股份均一、股权平等基础上建立的决议和投票机制实现的。股权是投资者基于出资行为而取得股东资格后应得的合法权益，股权机制是近代公司进行内部约束、实现健康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股票“官利必付”制度影响下，民众投资企业后，关于公司寻切事宜多不过问，抑且不愿过问，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收受股息，对于企业的经营并不感兴趣，只考虑股息愈大愈有利，毫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32]（P.1012）。例如苏州苏经、苏纶两纺织厂股东“除年收股息七厘外，于两厂营业盈亏始终未尝过问”。后来，两厂拟招集股东大会，商议经营方略，但大多数股东表示“但愿年收股息，不愿与共盈亏”[39]（p.267）。再如大生纱厂的股东“始终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状者……殆十居八九”[40]（p.87）。如此，公司股东就成了变相的债权人，他们手中的股票不啻一张借贷字据。因为耽于官利，不重股权，就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严重脱节，股份公司权力制衡，民主决策的运作机制得不到体现，从而为经营管理人员的独断专行和营私舞弊提供了条件。梁启超曾对此有过检讨：“我国各公司之股东……但求官利之无缺而已”，而于公司经营事务并不过问，则“（公司）职员因利用此心理，或高其官利以诱人，其竟由资本内割出分派者，什而八九……股东初以其官利有着也，则习而安之，不知不数年而资本尽矣”[31]（P.117）。

“官利必付”是晚清股票债券化的突出表现，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商业惯习对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产生的不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的外国商人指出：“这种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的公司企业便不能有稳固的发展”[32]（p.1012）。今天，当我们抨击这种商业陋习时，更多地应理解当时民众的心态。高利贷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经济背景和民众在此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单干”式的投资心态，固然是根本原因，但股市风潮，和政府不良商政对民众投资心态的打击，恐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也说明，政府行为和股票市场在公司制度建设方面，对民众投资心理所产生的不良作用远比良性作用的影响深远。同时也应看到，在致力于公司制度建设时，对民众相对滞后的投资理念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营造全社会的良性投资理念，方有利于公司制度建设。这或许是检讨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后，对于今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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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股票范文篇6

（一）美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选择现状

据有关资料，1970-1985年美国企业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分别占企业融资总额的67%和33%，其中股权融资占外源融资的2.1%。从1984年起，美国大部分公司基本停止股票融资，并发行债券回购股份。2000年1-11月，美国上市公司共有1592家发行债券，融资9350亿美元，同期仅199家上市公司发行股票，融资1460亿美元，债权融资为股票融资的6.4倍。

（二）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选择现状

根据1999年上市公司增加的长期资金来源比重看，上市公司内部资金（留存收益）为177.6亿元，占长期资金增加额的41.2%；长期负债为26.7亿元，占长期资金增加额6.2%，其中主要是长期借款和各种应付账款，而且没有一家公司发行企业债券；股权融资为227.2亿元，占长期资金增加额的52.6%。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主要依靠股权融资，其融资顺序为股权融资-留存收益-负债融资。

二、中美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比较分析

（一）美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选择完全符合西方的“融资顺序理论”（即啄食理论）

“啄食理论”认为：第一，内源融资不需要对外支付利息，也不发生融资费用，使得内源融资的成本远低于外源融资，而且可以避免普通股融资带来的所有权稀释问题。因此它是西方企业首选的融资方式。第二，股权融资会带来所有权稀释。当企业资金出现“瓶颈”，需要从外部融资时，若采用股权融资方式，由于普通股数量的增加会造成每股收益下降及每股市价下跌。同时，新股东提供的新权益会降低老股东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份额，从而可能导致现有股东的控制权旁落。西方国家企业大股东的股权很少超过25%，如通用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不到10%，迪尼斯仅为5%左右。第三，股权融资成本高。第四，信号传递及不对称信息。公司进行外源融资时，传递着公司未来现金流量变化的信号。由于股东和公司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如果公司及控股股东知道目前公司价值被高估，则希望有人分担将来股价下跌的损失；反之，则不希望有人分享股价上升的好处。股权融资传递了公司价值被高估的信息，往往引起股价下跌。所以，股权融资是后续融资最差的选择，西方国家的公司一般将其排在可选融资金方式次序的最后。

（二）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与“啄食理论”相悖

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以股权融资为主，其融资顺序为股权融资——留存收益——负债融资。这不仅与前文所提到的“啄食理论”相悖，而且与美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的选择即股权筹资的衰落和债权筹资的兴起也不相顺应。

（三）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选择分析

1.资本市场的非均衡发展，与股票市场相比，债券市场比较弱

近几年，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呈萎缩的态势，2001年企业债券仅发行了147亿元，大体相当于股票发行的1/8，仅占当年全社会企业新增融资的1%。统计显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最活跃、最重要的参与者的上市公司，对企业债券市场的参与程度很低：1997年以前上市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的极少，在1998年发行的147.9亿元企业债券中，也只有不到2%是由上市公司发行的。从二级市场看，债市与股市的差距更加明显。同国际上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债券融资的规模显然偏小。股权融资规模和比重的快速增长，客观上是大力发展股票市场，上市公司大量增加的结果。

2.市场的投机性过强，导致公司管理层不会受到股东的硬约束，经常面临分红派息的压力

我国股票市场目前仍存在严重的关联交易，大机构操纵市场、恶性炒作等现象，致使市场波动性过大，投机性过强。无论是个人散户还是机构大户，往往报着“赌一把”的心理进行短线投机活动。1993-1998年的6年间，我国股票市场的平均换手率达437%，而同期纽约、东京、伦敦、韩国、香港股市在这一期间的平均换手率分别为59%、29%、152%、56%。在这种充满浓厚投机气氛的市场中，上市公司的价格与价值发生背离，相当多的股票价格不再以公司的经营业绩为基准。而且以股价和股票现价总值为标准评估企业经营状况的国际通行做法完全不通，甚至出现劣质企业股价高于绩优股，ST股票受到追捧的异常现象。这就更加剧了我国上市公司重股权融资，轻债券融资。

3.上市公司的经理们不愿承担债务违约和企业破产的风险

西方资本结构理论认为，经理的个人效用价值依赖于他的经理职位，从而依赖于企业的生存。理由是，企业一旦破产，经理就会丧失可享有的经理任职的好处。由于公司破产风险与举债的关系是呈正相关的，而经理的报酬包括货币性收入和非货币性收入（控制权收益），如果采用举债融资，将导致破产概率增加，则经理的非货币性收入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债务融资需要还本付息，它可能使“自由现金”枯竭。目前控制权收益（非货币性收入）占我国上市公司经理收益的主要部分，因此经理较偏好于采用股票融资。可见在上市公司中，经理越不想承担投资风险，就会越偏好于股权式融资。

三、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筹资方式的选择，笔者的几点建议

（一）加快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

在完善及发展股票市场的同时，我们也要加快债券市场的培育发展步伐，促进上市公司积极参与债务融资。企业债券满足广大公司合理融资需求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作为中国优秀企业代表的上市公司，积极涉足企业债券市场，推进企业债券监管体制的改革，必将对充分发挥中国企业债券的功能产生全面、积极、深远的影响。因此，通过加强企业债券市场的建设，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参与债券融资，改变目前过分依赖股权融资的现象。

（二）企业应改变对股权融资的错误认识，提高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

企业应认识到，仅仅或过多地依靠股权融资是无法满足企业对资金的大量需求的，对于正处于成长期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负债经营可以说是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的和明显的特征。而且随着投资者投资行为的逐步理智化，过分依靠股权融资也将是不可能的，企业应充分利用各种融资方式并将其恰当组合以形成最优的或优化的资金结构。确定最佳资金结构的实质就是利用负债资金的两大作用，合理确定负债在企业全部资金中的比例。

（三）应建立和完善经营者激励机制，建立利润分享计划，促使经营者敢于有意识地负债筹资

针对多数上市公司薪酬结构单一，“高薪低绩”的现象，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发展持股或股票期权为形式的激励方式以对经理人产生激励或约束功能，避免经理人员的短期行为，使其个人利益导向与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取得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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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范文篇7

关键词：SETAR模型；股票波动性；ARMA模型

0前言

所谓SETAR模型，是指一种特殊的TAR模型，其阀值的选取是研究变量自身，而不象一般的TAR模型，阀值变量为其他变量。该模型在研究非线性问题上，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SETAR模型被成功地用来预测一些生物和物理方面的进程,如预测lysn数据和太阳黑子的数目(Tong,1990),此外该模型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TiaoandTsay(1994),Potter(1995)运用该模型对美国的GDP进行了预测;Potter(1995)、PeelandSpeight(1995)年分别运用SETAR模型对美国和英国的GDP进行了预测,但是运用该模型对股票进行研究的文章一直较少,作者采用自我激励门限模型——Self-ExcitingThresholdAutogressiveModel(SETAR)对股票市场进行研究。除了运用SETAR模型对股票进行拟合,还通过与ARMA模型的比较,对SETAR的预测能力进行检验。本文第一部分对该模型进行一般的理论介绍；第二部分运用该模型对股票市场进行拟合与预测，并与一般的ARMA（p,q）模型拟合与预测效果进行比较；最后为结论部分。



1SETAR模型

通常我们假定一个时间序列{Y}在一个状态空间里，服从线性自回归的特性，然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我们假设的那样，它可能属于两个或更多的空间，这取决于该序列滞后值，一般d可以取0，1，…，一直到允许的最大滞后长度。在不同的空间它服从不同的AR(P)过程。例如在两个空间状态的情况下，可以定义一个SETAR(2;P1;P2)模型如下：

上述模型表明该过程在两个状态分别服从AR(P1)过程和AR(P2)过程。

一般可以把上述模型写成以下形式：

我们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kaike’slnformationCriterion,简称AIC)。即通过使AIC取最小值来确定d和p的值。Tong(1990)指出此时SETAR模型的AIC准则可以通过两个表达式下AR模型的AIC准则求和来获得,即:

AIC(p1,p2)=n1ln1+n2ln2+2(p1+1)+2(p2+1)

其中，j2是第j个分段表达式下残差的方差，r的值的确定可以采取黄金分割法,所谓黄金分割法,就是即在搜索过程中通过比较搜索点的函数值。每次均以同等的比率0.618不断缩小极值点所在的区间,通过这样不断的缩小区间使之逼近某一值,该值即为所求的r值。r的初始值区间我们可以采用如下做法:将时间序列yt按照升序进行排序,r的取值必须满足以下集合r{r|y［π(n-1)］≤r≤y［(1-π)(n-1)］}(其中,π为一个分段表达式的观测值占总的观察值的百分比),并且π可以比较安全的取得0.15(Franses,VanDijk,2000)。计算选择在不同的d,p1,p2和阀值r下回归，以上四个参数的决定遵循以下规则：（1）回归残差不存在自相关；（2）最小AIC准则。

2实证研究

2.1数据

本文选取1997年1月1日到2007年12月28日的香港恒生指数，作为样本（数据来源：聚源数据库），所选用的数据均为收盘价。其中，香港恒生指数共2725个交易数据，令pt为t时的收盘价，定义对数收益率yt=ln(pt/pt-1×100)。

股票范文篇8

追踪股票概述

追踪股票（trackingstock，简称TR），又称为目标股票（targetedstock）或字母股票（letterstock），是一个公司所设计的专门跟踪公司内部某一些特定部分或某一特定附属子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公开发行上市的一种特殊股票。追踪股票最初是作为避免企业整体解散（demergers）的一种替代形式而出现的，由于它具有一些独特的优良属性，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创新型金融工具，特别是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股权重组工具，受到了许多大型企业的青睐。追踪股票最早诞生于美国。1984年，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Motors）在为收购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DataSystems）而进行的筹资活动中，首次发行了追踪股票，新股票专门追踪新公司的经营业绩。紧接着不久，通用汽车公司又在为收购休斯航天公司（HughesAircraft）而进行的筹资活动中再次发行了追踪股票。

在1984年通用汽车公司发行第一只追踪股票之后的几年之中，美国公司一直没有再发行追踪股票。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追踪股票的优良特征逐渐被企业和投资者认识到了，发行追踪股票的公司开始日益增多，仅1999年发行的追踪股票数量就达11只，累计发行数量也从1991年以后开始稳步上升。截止2000年底，美国共有43只追踪股票上市交易，像Cablevision、AppleraCorporation、AT&T、Disney、Spint、Dopont、UsWest和ApolloGroup等著名公司都发行了追踪股票。

在20纪90年代后半期，追踪股票成为备受市场追捧的对象，但进入新世纪以后这股热潮开始有所降温。从2000年起，美国有关部门开始讨论要对追踪股票的发行征税，甚至对此进行了国会听证，引起了企业界的不安，对追踪股票的关注也有所降温；加上科技部门周期性波动刚好转入低谷，纳斯达克股市大幅下挫，资本市场中证券发行跟着受累，使得近两年美国发行追踪股票的公司减少。当然，鉴于追踪股票所具有的一些特殊优势，从2002年下半年起又有不少企业重新对追踪股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国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地开始寻求各种方式来为其处于高速发展的业务（通常是电子商务、高科技项目等）获取更高的市场价值。为此，发行追踪股票的价值和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美国首创发行的“追踪股票”近十几年来引起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普遍关注。除美国以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企业也尝试在本国（地区）股票市场上发行了追踪股票。例如，2001年6月，日本索尼公司（SonyCorp.）发行的追踪股票在东京股票交易所上市，该追踪股票是针对索尼公司的一个下属分支实体——索尼通信网络公司（SonyCommunicationNetworkCorp.）而发行的。这是日本发行的第一只追踪股票。此后，其他一些日本公司也纷纷表示将考虑发行追踪股票，不少公司已经着手筹划追踪股票的发行上市工作。在英国，一个类似发行追踪股票的先例是投资信托机构，该机构发行了一种类似追踪股票的证券，一般被称作C股或S股。C股仅有一个较短的存续期限，而S股具有一个较长的存续期限，因此，S股从本质上说就是追踪股票。这类股票的许多权利都只是专门针对投资信托机构某一分部而言的，它的发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近年来，曾有许多英国上市公司提出过要考虑发行追踪股票，其中不乏像Pearson和Misys这样的大公司。此外，印度的一些企业也表示要考虑发行追踪股票，这一概念已经走进了当地报纸当中，而且在企业部门的敦促下，印度证券监管部门已经开始考虑放松对此的管制，允许企业选择发行追踪股票。

追踪股票的功能特征

股票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代表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具有多种形式，其中普通股票是标准的股票，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追踪股票的作为公司所推出的一种特殊股票，一般只追踪公司内部某一特定的业务分支部门或某一特定附属子公司的营运业绩表现。追踪股票的交易方式和一般的普通股票并无差异，只是这种股票的收益情况和其他相关财务数据都只是新股票所追踪的特定营运部门的表现，并非整个公司的情况，与母公司其他非追踪经营业务无关。从本质上说，追踪股票属于一般的普通股票，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权利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追踪股票是由市场开发出来的一种重大的创新型金融工具。在传统的证券理论中，股票所代表的是公司的资产，这些资产是不分割的，依据这些资产计算股票收益，享有最终清偿权利，普通股票依据“一股一票”的原则参与公司决策管理。追踪股票突破了这些惯例，打破了传统证券理论下股票资产的不可分割性，融入了将资产所有权和收益权分离的思想，使股票收益权与母公司业务分支实体的经营业绩挂钩；同时也突破了“一股一票”式的公司决策参与权。追踪股票可能不具有决策参与权，或者是一种大小呈动态变化的决策参与权。鉴于其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追踪股票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一项重要创新。追踪股票的特殊功能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追踪股票是一种特殊的企业股权重组工具。一个多元化公司为筹集资金或提升企业价值，往往会选择对企业股权进行重组。常用的企业股权重组工具包括公司分立和股权割让等方式。发行追踪股票是一种全新的股权重组工具，由于具有许多优良特性，逐渐受到了广大企业与投资者的青睐。

股权割让（carve-outs）一般是将完全由母公司所有的附属子公司进行部分或全部地IPO（首次公开发行），新公司股票成为具有分红权、投票权和清算权等的普通股票，并且新公司股票独立地代表新公司资产所有权。

公司分立（spin-offs）更类似于股权割让，实施之后也将产生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公司分立中产生的新的普通股票拥有新的公司资产，代表新的公司，只不过公司分立是将新股票按比例分配给母公司老股东，因此不涉及现金流，这一点不同于股权割让通常采用的IPO形式。

母公司针对某一附属子公司发行追踪股票时，所发行的追踪股票并不代表法律上的被追踪业务资产的独立所有权，而是仍然留在母公司内。当发行追踪股票时，公司可以选择将它通过市场出售（如通过IPO形式）或将新的追踪股票作为红利分配给老股东。不管采取哪种方式，被追踪的业务分支仍将受到持久的控制，当情况恶化时追踪股票还能转换为母公司的普通股票。

三种方式相比，公司发行追踪股票后，被跟踪业务与母公司的关系最为紧密，母公司管理层对其的控制能力最强，同时发行追踪股票又能保留公司集团作为一个完整实体经营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这也是追踪股票在公司分立和股权割让这两种形式之外能备受青睐的主要原因。当然，三者之间还存在其他一些显著区别。当母公司发行追踪股票时，附属子公司在法律上并不脱离母公司，在法律上并不独立，母公司仍然保留控制权，母公司董事会对被追踪业务及公司其他业务都进行监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采用股权割让时，母公司将依据让渡出去的股份数额失去对新公司的部分控制权；采用公司分立时，母公司一般将丧失对新公司的全部控制权。这两种情形下新公司都将建立自己的董事会。作为公司股权重组的工具，公司管理层决定具体选用哪一种形式时，不仅会考虑到这三种方式间的差别，还会考虑到其他一些情况。例如，会考虑经营者对该附属子公司的管理是否根深蒂固；若是，一般会倾向于选择发行追踪股票。

其次，追踪股票可以作为母公司开展兼并收购时的一种特定支付手段。当初通用汽车公司发行追踪股票就是为了实现对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DataSystems）和休斯航天公司（HughesAircraft）的收购活动。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追踪股票在购并活动中作为支付手段的运作原理，我们举例说明。假定公司A收购公司B的一个经营项目而要向B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是设计一种叫做追踪股票的全新金融工具，这种股票跟踪原来被收购项目（假定它叫C公司）的业绩，其分红、财务数据计算专门与被收购项目挂钩，追踪股票C的交易价格也将与项目业绩直接相关。A公司向B公司支付一定数量的追踪股票C，这就保护了B公司不会因A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而遭受损失，在C项目被收购后仍能得到C的成长收益，也就避免了被收购项目公司B的股东不愿出售股份或担心因贱卖股份而后悔。作为一种公司购并的特殊支付货币，发行跟踪股票有利于不同业务公司之间收购活动的完成。

第三，追踪股票常用于公司内部不同分支部门实体或子公司的价值评估。通过发行追踪股票，投资者能对公司不同业务分部进行不同的价值评估。例如，一个属于传统经济的公司，母公司老股票按P/E（股票价格/每股收益）为10的价格交易，若恰好拥有一个迅速成长的互联网子公司，这时可能选择发行追踪股票，使市场能独立地评价网络公司的价值，比如说P/E为100，这些价格高扬的股票对职员变富裕极其有用，而且不会损害新的投资者与新职员。现实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第四，发行追踪股票能有效激励分支业务的经营管理者。对于一个多元化的大型集团公司而言，如何有效激励属下各业务部门管理人员的经营效率，始终是一个难题。由于具体业务的经营业绩很难清晰反映到母公司股票的股价上，依据传统股票的市场表现给予业务经营层的激励作用往往不大。但是，通过发行跟踪特定业务的股票，并将该业务部门管理层的报酬与追踪股票的股价紧密相连，将大大提高他们各自的管理效率。例如，若一个公司内部有四个企业，可以设计四只追踪股票，这四只股票的加权价值和恰恰就等于市场上所观察到的公司股票价格。这种方式可以通过看不同追踪股票的市场表现来反映四个企业管理者的经营业绩优劣。这就避免了将四个企业的经营业绩平行对待从而将经营业绩好的企业对经营业绩差的企业进行补贴而潜在的对优秀管理者的惩罚。

第五，发行追踪股票还可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尽管公司发行追踪股票大都是出于非税收动机的，如果构造适当，追踪股票的发行能使发行公司与投资者双方获得避税好处。在追踪股票的发源地美国，尽管曾讨论过对追踪股票发行的征税问题，并还一度争论激烈，但现行法律法规中一直还没有针对追踪股票的税收规则。实践当中，几乎所有发行公司在计税时通常都会将其作为母公司发行的一种普通股票来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对母公司和投资者都会带来不少好处，比如说当公司将追踪股票作为股利分配给老股东时，老股东无须交纳特定的所得税，而公开发行追踪股票对母公司来说也是一种免税行为。

追踪股票的风险特性

一个公司可能有许多很好的原因为其某一业务分支发行追踪股票，而不是将它分立出售给投资者。首先，尽管发行了追踪股票后母公司将不再获得子公司的收益，但公司通过发行追踪股票仍能保持对该子公司的控制。其次，通过发行追踪股票能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以获取更优的信用评级，从而降低公司资本成本。第三，通过发行追踪股票，使被追踪业务分支留在公司之内，整个公司仍能共享市场营销渠道、行政管理部门、总部等资源。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追踪股票价格坚挺，公司可以在兼并收购活动中用追踪股票进行支付而不需使用现金。

当然，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追踪股票虽然具有一些优良特性，同时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对发行公司来说，一个公司发行追踪股票有许多优点，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足之处（见表1）。这些不足是任何一个准备发行追踪股票的公司必须考虑的，也是造成一些本来计划发行追踪股票的公司望而却步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对投资者来说，尽管追踪股票具有创新性的独特投资价值，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追踪股票基本上仅能算是一种二等股票。因为追踪股票持有者通常没有投票权，即使具有投票权，也是一种动态变化的投票权，并非完全遵循“一股一票”的原则，随着被追踪业务的市场价值变化其投票权大小也将发生变化。而且，如果公司要进行最终清算，追踪股票的股东对所追踪实体的资产没有特别的清偿权，而是同母公司的普通股东一样，排在债权人和优先股票股东后面受偿。不同追踪股票持有人对母公司净资产（偿付债权人、优先股股东等后留下的资产）的分配比例，主要有两种不同计算方式：一是依据追踪股票发行时被追踪业务实体的资产占母公司总资产的比例计算；二是依据追踪股票与原母公司普通股票的相对市场价值来计算。（2）追踪股票持有人仍是母公司的股东，这一点必须引起投资者的充分重视。因此，追踪股票价格也会受到母公司其他业务经营实体发展状况的影响。如果母公司内部某个经营实体出现问题，也会对跟踪其他经营实体的追踪股票价格造成不利影响。（3）由于发行追踪股票后集团内部不同经营实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同经营实体之间的冲突涉及各个方面，如母公司内部资源分配、共同成本的摊销、股利支付、内部交易等，母公司董事会对这些冲突的处理将直接影响不同追踪股票的价格。特别是当母公司决策层成员本身持有不同数量的不同种类追踪股票时，由于自身利益可能导致决策的偏向性，将给有关追踪股票的投资者带来风险。

追踪股票的借鉴意义

股票范文篇9

“春江水暖鸭先知”，股票期权的理论魅力，使我国企业界以实际行动扮演了对股票期权的先知先试角色。股票期权计划在我国至今经历了10余年发展时间，已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上海”、“北京”和“武汉”三种模式。综合现有各种模式的具体做法，我国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案例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国际规范和惯例的特点，颇具中国特色。

1.期权不仅适用于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还适用于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这与国外股票期权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这一点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希望借助于实行股票期权或期股等方式来完成改制和产权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制首先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企业历史积累中各要素贡献的分割问题，以便为企业未来的公司治理构筑合理化的平台。对于市场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来说，建立一个开放的、流动的产权结构是改制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意义重大。这不仅是扩大资本规模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单一国有资本所承担的风险，实施更有效的激励的需要。怎样才能既保证管理人员获得能够产生较强激励效果的足够数量的股权，又能避免因分割存量资产引起的矛盾?一种变通的做法就是着眼于增量企业未来的股权，即实施股票期权计划。周其仁教授认为它是绕开私有化难题的制度创新，对这一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2.股票期权已不再是一种选择权，经营者必须购买。西方成熟的股票期权是一种选择权，而不是一种义务。受益人可以在未来某个时期因股票市价高于期权的执行价格而行权，也可以因股价低于执行价而放弃行权。但是在国有企业现行的股票期权激励中，期权不仅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义务，企业的主要经营者必须实际购买本企业股票。比如武汉国资公司的延期支付计划，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而言，根本不是一种拥有选择权的股票期权，而是将其所有的已经分配的风险收入的指定部分拿去购买本公司的股票。对北京的期股试行办法来说，经营者必须在三年任期内按既定价格分期缴纳股款，购买本企业一定数量的股份；在经营者缴足股款之前，这部分股份属于“期股”，经营者对这一部分股份只有表决权和收益权，而没有所有权，待全部股款缴足后，期股的所有权才属于经营者；经营者任期届满两年后，经审计合格，该股份可以变现。可见，在我国实施的股票期权，名为股票期权计划，实为“股票购买计划”，经营者获得的股票期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所有权，从法律上来看，这种所谓的股票期权已有经营担保的性质。

3.非国有中小股东利益在制度设计中未受到重视。从股票期权在我国的实践来看，不论是上海还是北京、武汉，其实施方案都是由政府国资、财政等部门发文规定，程序上一般都是让国有控股股东代表提出一项议案，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由于资本多数决定原则，国有控股股东的提议都能够获得通过，从而使其意志处于支配地位，产生对中小股东的约束力。由于国有股东提出的股票期权议案是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考核指标的，这实际上排斥了中小股东在股票期权决策上应有的权利，造成了国有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样，获赠股票期权的经营者只须对国有控股股东负责就行了，而无需考虑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且，国有股东的代表人或者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直接从公司收益增加或股票价值上涨中受益，他们作为有限理性人有其自身独特的效用。这决定了他们与公司经营者签订的股票期权协议中的各项考核指标的订立和监管，并不一定能够与“以业绩为中心”、着眼于长期激励的股票期权制度的精髓相一致。

4.我国股票期权具有惩罚机制。在激励与约束上，我国股票期权更多地偏向了约束一方。北京市规定，如经营者任期未满而主动离职，或任期内未达到协议规定的考核指标，取消其所拥有期股权及其收益，个人现金出资部分也作相应扣除。武汉规定，完成净利未达到50％的，扣罚以前年度股票期权40％，而期股却是用经营者的部分薪酬购买的。上海市规定，中途离职利未达经营指标的，不予兑现股权收益，并扣除一定数额的个人资产抵押金。这样，股票期权就成了一种担保之债，具有惩罚性。

二、股票期权的适用条件

作为一种公司企业的薪酬改革，股票期权制度产生于美国，美国不仅市场经济非常成熟，而且有关公司、证券的法律制度也非常完善。当我们欲将一个植根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成功地移植到我们这样尚在“转轨”的国家时，就必须仔细考察、理解它的生存土壤，否则就可能出现“南桔北枳”的危险。就股票期权在国外的发展情况来看，它的良好运作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适用条件：

l.成熟的股票市场。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其适用性与股票市场本身是否有效紧密相连。所谓有效市场，是指市场价格总能充分反映可以获得的信息，如果市场中的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可以获得的信息，投机者可以利用技术分析或基本分析的方法获取超额利润。如果股票市场缺乏效率，股票价格与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相关度不高，那么行权价格的确定也就缺乏科学的依据，有可能畸高畸低。证券市场的无效还可能使享有股票期权的经理人在行权和实现利益的时候受到证券市场的“冤枉”：经营业绩并不好的经理人员可能因为证券市场的不正常价格波动而获得很高的利润；相反，业绩好的经理人员却可能因之无法行权或实现的利润不能正确反映其业绩。人们很难想象，在证券市场监管不力、市场秩序混乱、“黑庄”横行的环境中使股票期权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西方国家企业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有较高的一致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较为科学的经理任命制度，存在较为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对于职业经理人而言，他们追求的目标函数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他们不仅追求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追求其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名誉和地位。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建立，首先要打破企业经营者选拔任用上的行政化，使企业经营者的选拔由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使经理人员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合理流动、择优汰劣和最佳配置。其次要加强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的培养，造就一个企业家阶层。实施企业经理人员人力资本市场化配置，要求有一个职业经理人阶层为基础，为市场优化配置提供有效供给。最后，将企业家与国家行政干部区分开来，实现经理人员职业化，制定职业规范，对职业经理人实施任职资格制度和职业规范制度，从职业角度约束、管理经营管理人员。

3.优惠的税收制度。股票期权计划的实施效果跟政府税收优惠制度的扶持密不可分。在发达国家中，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公司和个人往往能够享受税收的优惠，由此降低了公司的激励成本，进了股票期权制度的推行。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税收方面对股票期权制度实施优惠措施，是因为经理薪酬制度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但是企业所有者之所求，也是企业员工乃至全社会之所求，因此对于像股票期权这样有效的制度创新，政府有必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况且股票期权制度还具有将所得转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事实上，从股票期权的产生背景来看。它最初主要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的过高个人所得税率而设计的。因为薪酬证券化后，可以从会计上将所得转为投资，从而起到避税的效果。到20世纪70至80年代，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受到普遍重视，在这一背景下，股票期权制度不但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其“节税”的目的还因明确的税收优惠制度而具有了法律上的正当性。

三、构建股票期权制度必须直面的问题

1.无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发达国家，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公司和个人往往能够享受到税收的优惠，由此降低了公司的激励成本，促进了股票期权制的推行。我国迄今不仅没有这方面的税收优惠规定，而且除了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外，还对个人在股票期权中的实际利得（包括股利）征收个人所得税，从而加大了激励成本，减少了经理人员的实际收入，不利于股票期权的实施。就我国目前对于股份公司经理人员的股票期权收益的税收而言，按照《关于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从雇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规定：在我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因其受雇期间的表现或业绩，从雇主以不同形式取得的折扣或补贴(指雇员实际支付的股票等有价证券的认购价格低于当期发行价格和市场价格的数额)，属于该个人因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在雇员实际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即按照累进税率交纳5%~45％的个人所得税。此外，经理人员在行权后转让所得股票时，还应交纳证券交易印花税。以上对经理人员股票期权的实际利得或交易流通的征税，加大了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成本，降低了经理人员的实际收入，削弱了股票期权制度的激励效果。

2.缺少配套的会计法则。我国目前的股票期权会计法规还是个空白。按照现行会计法规，股票期权在赠与时，无需作任何会计处理，经理人员采用现金或其他方式行权时，可以贷记“实收资本”或“股本”科目，借记“银行存款”、“现金”或者其他资产类科目。但如果行权价与行权日股票市价存在差额，公司是否应当确认有关费用?抑或在股票期权赠与日后即预提有关费用?这些会计法规都没有予以明确。在信息披露方面，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的规定，或有事项包括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资产，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所谓或有债务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或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地计量。”股票期权在赠与日后，公司负有一种应经理人员的意思表示而进行股票销售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是否会导致经济利益从企业流出，要看行权价与行权日公平市价之间的差额如何。如果前者低于后者，则在实质上摊薄公司利润，稀释公司股份，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应认定为一种“或有负债”。如果行权价与行权日公平市价相同或者高于前者，则经理人员放弃行权，因此，不存在可能出现“或有资产”的情况。有人认为，由于因股票期权而承担的义务不是一种现时的义务(在授予期结束之前，不能行权；且行权期内，是否会行权，还存在不确定因素)，而且该义务的金额无法可靠地计量，因此，不应在会计报表中确认。但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做出相应披露。但行权之后，公司因行权而以契约规定的行权价向经理人员出售股票，如果行权日公平市价高于行权价，公司是否应当确认费用?因价格差额而导致的资本公积未能增加的机会成本，会计上如何处理?对于这些，现行会计制度并未做出任何规定。

3.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单一，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我国国有公司是一种特殊的公司制企业，国家股和法人股在股权结构中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种低效的产权结构形成了低效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并成为我国实施股票期权的一大体制障碍。首先，国有公司股权结构单一，“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难以监督经营者，有效的治理结构难以形成。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一般散股股东并不能“用手投票”来影响企业经营者的去留和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广大中小投资者由于监督成本较高，往往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成为消极股东(NegativeHolders)和搭便车者(FreeRiders)。虽然国有控股公司中国家处于控股地位，在形式上可以通过“用手投票”决定经营者的去留和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投票权必须委托给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官员，而这些官员并不是国有企业资产的真正所有者，不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由此，他们监督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权力成了—种“廉价投票权”。无能之辈就可能产生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行为，他们可能通过贿赂而获得、并保持企业领导地位。这使得“用手投票”的效能大打折扣。至于“用脚投票”，由于国有股法人股被人为锁定，不能进入一级市场流通，这使得国有股东不能抛售经营不善公司的股票，使之成为“垃圾股”，来躲避损失风险；也使得收购企业即使购进二级市场某公司的全部股票，也不会发生接管(Takeover)行为，从而也很难对经营者构成压力和威胁。因此，国有公司的特殊股权结构以及国有股法人股的非流通性，使得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很难反映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和努力程度，证券市场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出来，导致了严重的外部人控制(OutsiderContr01)和内部人控制，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无法建立起来，实施股票期权也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其次，国有公司中国家控股不能解决政企不分问题，从而必然影响股票期权的实施效果。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后，国有资产管理者成了国有公司的合法“老板”，他们可以利用控制权名正言顺地干预企业，形成了事实上的外部人控制现象。因此，只要国家控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即使对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制改造，实行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企业仍然不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有调查显示，我国企业家由主管部门任命的占75％，由社会人才市场配置者占0.3％。这种由政府任命的官员或企业经营者，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而是讲究行政级别的企业官员。这些非经人才市场筛选出来的经营者不可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企业价值增值为动力，而是尽力“讨好”上级，把政府的社会、政治目标作为经营目标，甚至与上级官僚合谋侵吞国有资产，损害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因此，企业股价的变动不能反映经营者的能力及其努力程度，股票期权也就不会收到什么效果。

4.证券市场发育不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对股票期权的有效实施还存在不少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证券市场规模较小，限制了股票期权的实施范围；二是证券市场还很不规范，影响了股票期权的实施效果。首先，股票期权的实质是从股票价格中提取股票市场对公司潜力和经营者努力程度的评价信息，并借此对高层经营者提供长期激励，为其人力资本定价。股票期权的激励最终必须通过股票市场来实现，这就要求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必须是上市公司或者至少在今后几年内能够发行股票上市的公司，但我国的上市公司比例还很小。此外，从证券市场的结构来看，西方国家的股票期权一般使用于濒临亏损但扭亏有望或者高成长型的企业效果最好，因为这两种企业的股票有较大幅度升值的可能。而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大多处于传统行业，股票价格上升空间一般不是很大，这就降低了我国实施股票期权的效果。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很不规范，股价和企业经营业绩脱离的现象十分严重。股票期权的长期激励作用是通过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涨来实现的，但是，股票期权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股票价格必须能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在一个规范的证券市场上，股价高低同企业经营业绩密切相关，股票价格能够充分反映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及其经营水平，实施股票期权能有效激励企业经营者。而我国证券市场还属于“政策市”、“资金市”，市场投机气氛很浓，庄股盛行，泡沫成份较多，人为操纵股价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亏损股价同其绩效严重背离，有些企业连续亏损几年已经被ST(特别处理)或PT(特别转让)，股价却比一些绩优股价还要高。倘若经营者选择在此时行权，就只有收益而没有风险了，这不仅违背了股票期权的初衷———激励经营者搞好企业，而且还会产生新的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陈宏辉.经营者股票期权的法律思考.社会科学，2007（1）

股票范文篇10

关键词：CAPM，实证分析，系统风险，市场组合风险

一、引言

威廉·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在国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被称之为金融界的革命，它的出现使资本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CAPM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近期CAPM的检验由单纯的收益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的检验转向多变量的检验，用来解释收益的其它非系统性风险变量，这些变量往往与公司的会计数据相关，如公司的股本大小，公司的收益等等。这些检验结果大都表明：CAPM模型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存在着其他的因素在股票的定价中起作用。

本文通过选取单个股票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时段进行回归分析，验证CAPM在不同时段的有效性，通过对不同阶段收益率的分析，研究对股票投资的指导作用。

二、CAPM模型的应用

（一）、CAPM模型的事后形式

CAPM是对股票收益率的事前预测，把其变成类似计量经济学回归的表达式也就是CAPM模型的事后形式，通过回归分析验证CAPM模型在此股票上是否有效。见下式：

E(Rj)-Rf=(E(Rm)-Rf)βj（1）

Rj-Rf=a+(Rm-Rf)βj+µ（2）

Rj=a1+Rm.βj（3）

其中a1=Rf+a-Rf.βj

其中:E(Rj)为股票的期望收益率；

Rf为无风险收益率；

E(Rm)为市场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βj=sjm/s2m是股票j的收益率对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回归方程的斜率，常被称为“β系数”。其中s2m代表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方差，sjm代表股票j的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协方差。

若要接受CAPM,则应在回归方程显著的条件下同时接受如下的两个假设:

(1)接受H0:a=0的假设；

(2)拒绝H1:βj=0的假设.

Rj为个股回报率，计算公式如下

Rjt=(Pjt-Pjt–1)/Pjit-1

其中Pjt为第j只股票第t日的收盘价.为避免除权、除息造成的数据失真现象,对于被选股票,我们按如下方法进行了复权处理:假定某年某日某只股票发生除权除息,每10股派现p1元,送转n1股,配n2股,配股价p2元,该股票该日收盘价为p3元,则该日收盘价调整后为:

p=p3×(1+n1/10+n2/10)+p1/10-p2×n2/10

Rf在国外的研究中，常以常以短期国债利率或银行的同业拆借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当时的居民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Rm为t时刻的市场组合回报率，市场回报率采用上证综指的日回报,

即Rm=(今日收盘/前日收盘-1)*100

（二）、数据的选取以及分析结果

本文选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中的青岛海尔（600690）作为研究。从许多文献看，1999年以前我国的股票市场很不规范，股票价格的波动由于各方面的显著影响异常波动,所以本文选用2002年1月4日到2004年12月31日之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把原始数据通过以上公式的运算，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所以，Rj-Rf=-0.000801+0.855064(Rm-Rf)+µ

a没有通过值检验，可以认为截距项不成立，βj通过检验，股票的平均收益率与系统风险是CAPM预料的线性关系。βj为正,表明股票的收益率与其系统风险呈正比例关系,股票的系统风险在定价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拟合度并不好，只有0.146484，可决系数（r2）为：0.146484，本模型中就是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例，表明青岛海尔股票报酬率变动的0.146484可以用市场均衡组合报酬率来解释，而青岛海尔公司特有的风险等于（1-0.146484），即0.8535是不能用市场均衡组合报酬率来解释的。对照上面的检验数据,这说明系统风险βj对股票预期收益率的解释能力不强,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应该还有其他因素对股票的定价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后对短期数据进行分析，用2004年每月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下表：

首先，对βj进行分析，一共有十一个月的βj通过了检验，通过率达到了92%，这说明股票平均收益率与βj值有较明显的正相关性，即股票的收益率和市场组合的收益率是线性关系。但是每个月的βj都不相等，说明个股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线性关系的斜率是随时间变化的。

其次，对于R-squared，其中有五个月的R-squared大于0.5，说明40%的月份拟合度较好，在这四个月份中股票没有异常的波动，尤其是R-squared达到0.879621和0.852038的五月和九月，基本上随着上证指数的变化而变化。而R-squared值比较低的四月和七月这支股票都有异常的波动，说明青岛海尔股票的收益率受到公司自身情况的影响，在这期间，家电行业恶性竞争依然激烈，在开拓国际市场中，虽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有较大增幅，但由于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在03年3月24日公布的年度报告中，公司净利润36895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08%，同时，04年第一季度报告净利润同比只增长了0.05%，但是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了6%；04年八月公布的04年上半年报告中，利润同比增长了0.4%，公司经营有所好转，所以九月份股票走势缓步回升。

三、小结

根据上面的实证分析，从对青岛海尔02-04三年的数据结果看，这支股票的平均收益率与系统风险有着明显的线形关系，而且股票的收益率与系统风险呈正比例关系,股票的系统风险在定价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表明青岛海尔股票报酬率变动可以用市场均衡组合报酬率来解释的部分不大，其他因素对股票的影响很大，其中主要是受公司的关于赢利状况的公告的影响。由于青岛海尔公司近几年的利润下降，也导致此股票的收益率持续走低。对投资者来说，在长期的投资中，应选择赢利能力强的公司，将会获得较高的收益。

参考文献：

[1]阮涛、林少宫.CAPM模型对上海股票市场的检验[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