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21:51:59

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范文篇1

小额信贷,顾名思义,额度小。需要这种资金的人,一定是穷人。格拉米乡村银行GB明确规定只有无地(landless)或无财产(assetless)的人才有资格成为GB的成员。所谓无地,是指土地少于半公顷的人;所谓无财产,是指全部财产折合成现金达不到一公顷土地价值的人。GB贷款对象在加入小组时,100%符合这个条件。马来西亚利用GB模式实施的AIM扶贫项目则明确使用另一个标准,即国家贫困钱以下80%最贫困的人口。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被视为福利主义的代表,经常被讨论其目标问题。但是它的贷款对象依然是正规金融系统无法覆盖的小农,一般是在农村中收入较低的20%人群中选择有还贷能力的人。

2.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穷人自己的组织

农户自助组织的建立是小额信贷项目成功的关键,因为它不仅是贷款传递的渠道,也是交换思想的论坛。没有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小额信贷活动将永远依赖外部的指导和帮助,没有自我生存能力。

大部分小额信贷项目比较严格地遵守GB模式组织小组和中心,也有一些国家做了变更。菲律宾ESA-K项目,是由25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其规模实际上接近于GB的一个中心。虽然没有严格的中心会议制度,但是每个成员都必须自愿参加,每个小组都必须取得共识:增加资金的积累,扩大经营规模,改进管理能力,并承诺在其他成员发生还款困难时相互帮助。他们在一起接受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培训。每2-5个小组组成一个大组,由项目工作人员同他们保持联系。3.同政府部门保持密切合作和良好关系,得到政府各方面支持

GB从一成立到现在,一直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政府为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是:(1)提供资金支持,以4%-5%的利息向GB提供贷款,累计超过50亿达卡;(2)法律支持,允许银行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从事金融活动;(3)政府支持,对银行提供免税的优惠政策。

马来西亚用GB模式实施的AIM扶贫项目。在1986年发起时是一个非政府、非赢利的研究性项目,到1997年,该机构已经在马来西亚13个州的9个建立了35个营业所,有461个雇员。覆盖的贫困农户为48,000(占全国贫困人口一半以上),其贷款总额达到7500万美元,贷款余额2560万美元,小组基金720万美元,其规模和影响仅次于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马来西亚政府对该机构的支持表现在宏观政策和财务帮助两个方面,具体有:

AIM在建立时就明确,自己是作为政府设计的扶贫信贷活动的一种补充形式,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而不是要取代政府的作用。AIM董事会成员包括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同时聘请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为顾问。机构的日常运行保持相对独立,但是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在进行技术推广时,AIM也向从联邦直到乡村的各类、各级部门寻求帮助(如兽医、农艺、渔业和市场等)。

在马来西亚第七个发展计划中,政府向AIM项目提供了2亿吉林特(马来西亚货币名称)的无息贷款,在AIM全部本金中,政府提供的贷款约占59%。从AIM建立的1986年到1995年,马来西亚政府为该机构无偿提供了2700多个吉林特的财政拨款,以作为机构运行费。

4.独立的组织系统和经营机构,以非政府操作为主

尽管各国成功的小额信贷活动都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都是作为独立的组织系统存在的,并且按照金融市场的规则独立运行。即使政府实施的小额信贷项目,也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和运行方式。

非政府的小额信贷机构是当前的主流。印度成功的小额信贷项目是自我就业妇女协会,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的准金融机构。巴基斯坦有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的第一妇女银行在从事类似于GB的活动,取得了一些成效,受到国际组织的关注。

即使是政府操作的小额信贷项目,也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和管理方式。国际一般经验表明,如果以行政组织加上行政手段管理小额信贷,很容易导致项目失败。在80年代,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担等国都曾经得到国际组织的帮助,由政府出面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推广小额信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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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重复着他们操作其他国际项目时的共同错误:有办法从国际组织拿到钱,却没有能力用这些钱为穷人服务。传统贴息贷款的弊病在这些官方大规模推广的小额信贷项目中无法得到克服:官员腐败、目标偏离、利益漏出、还贷率低等等。最后,这些项目都失败了。

5.鼓励穷人储蓄

国际经验范文篇2

开展项目合作,引进先进管理观念

面对当前艰巨的电网生产、建设任务,邯郸供电公司的领导层清楚的认识到公司整体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尚处于靠制度、靠监督、靠检查的强制管理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因此,接收世界一流安全管理咨询公司的诊断,充分汲取其先进文化理念就成为有效地提升公司整体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2007年初,省电力公司成立考察组对具有先进安全管理经验的国际知名公司—美国杜邦公司中国总部和中国石化宁夏分公司的合作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实地考察评审,适时做出了与杜邦公司合作开展安全管理评估与培训的决定,邯郸供电公司积极向省电力公司争取到了此次合作项目。8月份,河北省电力公司与杜邦公司安全管理评估与培训合作项目在邯郸供电公司正式启动了。

深入展开评估,勇于揭示自身问题

只有充分认识存在问题,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杜邦公司对邯供进行了行为安全管理综合评估。评估的方式是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不但与管理层举行会议进行面谈,以及文件评审、实地考察,还与一线员工进行讨论。评估的标准更是以杜邦的安全管理12项基本要素为主要内容,强调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并就高级管理层的参与、高级管理层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以及所有组织成员的实际行为、意识、看法进行了深入评估。评估中,杜邦对200人进行了日常工作的观察。对现有文件包括标准、程序、事故调查报告及安全会议记录、安全检查报告等作了评估。同时,先后在220千伏大寨变电站预试现场、110千伏店头变电站和铸管变电站投运现场、110千伏来永线大修现场、河东线54#换杆和78#更换开关两个配电现场,进行了的全过程实地观察,三次全过程参加邯郸供电公司安全工作会议,审阅了五年工伤记录、2007年度的安全考核记录、公司的安全方针政策和机构组织图、安全保证体系网络图、部分安全会议和培训记录等资料。在评估中,邯郸供电公司积极配合,不吝惜暴露自身缺点,得到了杜邦专家组的一致好评。杜邦公司专家按照12个基本要素进行了分层论述,对邯供现有安全制度和安全文化进行的全面评估,内容覆盖了公司安全管理方方面面。

创新培训模式,提高全员安全意识

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杜邦公司安全管理专家与管理层成员就邯郸供电公司评估报告举行行动方案研讨会,通过了第一阶段评审验收工作,然后进入到第二阶段行为安全培训阶段。杜邦公司结合生产特点制定培训计划,选派具有实际管理经验的优秀培训教师,先后举办了16期培训班,共计366人接受了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杜邦老师以新颖的教学模式,互动式的学习方法,让学员进行个案讨论、案例分析,并且利用大部分培训时间让学员进行现场审核模拟演习,引起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学习热情。培训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一是思想观念得到转变。把培训中所学到的知识和理论及时消化,转变旧的观念,用新的理论武装头脑,把学到的理论和技能运用到生产工作中去,发挥了杜邦安全管理理念的作用。二是安全意识得到明显提升。自觉用杜邦安全管理理念指导工作实践,实现了“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三是受训者成为新的安全管理理念的传播者。在工作中认真实践杜邦安全理念,身体力行,用行为带动一个班站,影响一片群众,提高了全员安全意识。

新的管理理念,形成新的安全文化

安全工作以人为本,从重视安全到经营安全。杜邦公司的安全理念一切都从身边的小事出发,对于人的日常行为,那些熟视却无睹的“细节”问题,他们都是怀着一颗认真负责的心,去关注,去分析,去调查,从而分享每件小事的经验和教训。杜邦公司倡导的分享经验,将安全提升到了一种人文的关怀层次。在参与培训人员的心得体会中,总能看到这样的感受。可以看出,通过认真的思考,邯供人已经接近了杜邦公司最核心的东西。根据评审报告中的优先建议,邯郸供电公司改进了安全委员会组织结构,逐步建立专业分委员会来协助公司安全委员会整体运作,提高工作效能。在促进员工自主管理方面,制定了新的《班组安全活动细则》,并引入安全经验分享理念,利用网络、展板等载体为各单位搭建安全经验共享平台。鼓励员工主动暴露自身发生的不安全现象,积极与大家共享。对发生的不安全现象区别对待,进行科学的考核,避免隐瞒真相,形成事故隐患。同时,杜邦公司已协助各级管理人员在各生产现场全面推行安全审核机制。管理人员深入生产现场后,认真填写《STOP审核检查表》,对工作人员的现场反应、个人防护装备、可能导致伤害的原因、工具及设备情况、工作程序、工作环境等状况进行认真审核检查,分析现场的工作情况,提高现场的安全系数。“卓越的安全水平取决于你所展示的愿意和行动”。此次项目合作以来,邯供已在业务和技术方面取得显著改进。邯供的安全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员工安全行为取得了新转变。管理层安全管理意识不断更新,注重现场安全管理,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新的安全管理机制。强调员工的正面行为,弱化对负面激励的依赖,从主要关注设备的状况转变为进一步关注人员的行为,完善更新审核系统,在员工中培养理想的安全行为,培养员工成为实现安全目标的合作伙伴。职工安全意识明显提升,运用杜邦公司先进的安全文化理念,针对自身安全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科学改进措施,杜邦安全管理理念不断渗透到每一个员工,邯供新的安全文化正在形成,营造出“安全、和谐、超越”的文化氛围,实现安全管理从“严格监督”到“自主管理”的新转变,真正把邯供安全管理做深做实做成一种文化,将其彻底地融入组织,并在所有员工的意识和行为中扎根。

国际经验范文篇3

小额信贷扶贫方式具有如下三个特点:(1)采取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商业利率、满负荷工作量等,使为穷人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在财务上可持续,而政府又不承担沉重的财政负担。(2)吸收民间互相组织或合作组织的特点,外化银行成本,又用社会压力(实际是信用)替代抵押担保。(3)小额、短期、高时间成本,自动淘汰了非穷人,保证项目的基本目标群体是穷人。

小额信贷的基本操作方式包括以下内容:

1.以穷人作为贷款对象

小额信贷,顾名思义,额度小。需要这种资金的人,一定是穷人。格拉米乡村银行GB明确规定只有无地(landless)或无财产(assetless)的人才有资格成为GB的成员。所谓无地,是指土地少于半公顷的人;所谓无财产,是指全部财产折合成现金达不到一公顷土地价值的人。GB贷款对象在加入小组时,100%符合这个条件。马来西亚利用GB模式实施的AIM扶贫项目则明确使用另一个标准,即国家贫困钱以下80%最贫困的人口。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被视为福利主义的代表,经常被讨论其目标问题。但是它的贷款对象依然是正规金融系统无法覆盖的小农,一般是在农村中收入较低的20%人群中选择有还贷能力的人。

2.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穷人自己的组织

农户自助组织的建立是小额信贷项目成功的关键,因为它不仅是贷款传递的渠道,也是交换思想的论坛。没有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小额信贷活动将永远依赖外部的指导和帮助,没有自我生存能力。

大部分小额信贷项目比较严格地遵守GB模式组织小组和中心,也有一些国家做了变更。菲律宾ESA-K项目,是由25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其规模实际上接近于GB的一个中心。虽然没有严格的中心会议制度,但是每个成员都必须自愿参加,每个小组都必须取得共识:增加资金的积累,扩大经营规模,改进管理能力,并承诺在其他成员发生还款困难时相互帮助。他们在一起接受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培训。每2-5个小组组成一个大组,由项目工作人员同他们保持联系。3.同政府部门保持密切合作和良好关系,得到政府各方面支持

GB从一成立到现在,一直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政府为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是:(1)提供资金支持,以4%-5%的利息向GB提供贷款,累计超过50亿达卡;(2)法律支持,允许银行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从事金融活动;(3)政府支持,对银行提供免税的优惠政策。

马来西亚用GB模式实施的AIM扶贫项目。在1986年发起时是一个非政府、非赢利的研究性项目,到1997年,该机构已经在马来西亚13个州的9个建立了35个营业所,有461个雇员。覆盖的贫困农户为48,000(占全国贫困人口一半以上),其贷款总额达到7500万美元,贷款余额2560万美元,小组基金720万美元,其规模和影响仅次于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马来西亚政府对该机构的支持表现在宏观政策和财务帮助两个方面,具体有:

AIM在建立时就明确,自己是作为政府设计的扶贫信贷活动的一种补充形式,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而不是要取代政府的作用。AIM董事会成员包括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同时聘请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为顾问。机构的日常运行保持相对独立,但是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在进行技术推广时,AIM也向从联邦直到乡村的各类、各级部门寻求帮助(如兽医、农艺、渔业和市场等)。

在马来西亚第七个发展计划中,政府向AIM项目提供了2亿吉林特(马来西亚货币名称)的无息贷款,在AIM全部本金中,政府提供的贷款约占59%。从AIM建立的1986年到1995年,马来西亚政府为该机构无偿提供了2700多个吉林特的财政拨款,以作为机构运行费。

4.独立的组织系统和经营机构,以非政府操作为主

尽管各国成功的小额信贷活动都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都是作为独立的组织系统存在的,并且按照金融市场的规则独立运行。即使政府实施的小额信贷项目,也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和运行方式。

非政府的小额信贷机构是当前的主流。印度成功的小额信贷项目是自我就业妇女协会,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的准金融机构。巴基斯坦有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的第一妇女银行在从事类似于GB的活动,取得了一些成效,受到国际组织的关注。

即使是政府操作的小额信贷项目,也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和管理方式。国际一般经验表明,如果以行政组织加上行政手段管理小额信贷,很容易导致项目失败。在80年代,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担等国都曾经得到国际组织的帮助,由政府出面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推广小额信贷项目。

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重复着他们操作其他国际项目时的共同错误:有办法从国际组织拿到钱,却没有能力用这些钱为穷人服务。传统贴息贷款的弊病在这些官方大规模推广的小额信贷项目中无法得到克服:官员腐败、目标偏离、利益漏出、还贷率低等等。最后,这些项目都失败了。

5.鼓励穷人储蓄

国际经验范文篇4

一、碳税促进节能减排的原理分析

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量增加,导致全球性气候的变化,并且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二氧化碳是引起全球气候变化重要的温室气体,据调查研究显示,引起气候变化的气体中有至少60%是二氧化碳。因此当今控制温室气体的主要措施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碳税则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目,从而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柴油和汽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曾提出,应该对造成外部效应的企业增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庇古税”。碳税是“庇古税”的一种,即是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使碳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的外部性效应内部化,使得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转化到产品的价格上去。征收碳税对化石燃料供求的影响可以用图1表示:

在图1中,在未征收碳税的情况下的社会化石燃料的供给曲线为S1,需求曲线为D,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与E1,此时社会中化石燃料的需求量为Q1,价格为P1。当对于化石燃料征收碳税时,使其外部边际成本由税收的方式支付。经济主体需要考虑这部分的成本,社会中的均衡价格发生变化,价格由P1上升到P2。因而供求量由Q1减少为Q2。供给曲线S1向右移动至S2,均衡点发生变化,由E1移动至E2位置。

从理论上来讲对化石燃料按照其含碳量征收碳税,则会使得燃料的使用成本上升,而使用成本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及促进资源的节约,削弱化石燃料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促进清洁能源的研发及推广,使二氧化碳污染减少到帕累托最优水平。碳税通过减少化石燃料使用,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促进新能源推广,提高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外征收碳税的做法与经验

(一)国外征收碳税的基本情况

1、多国开征碳税且根据国情设计不同的税率

欧洲国家征收碳税的实践起步较早,芬兰是最早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的国家,于1990年开始征收碳税。此后,瑞典、挪威、荷兰、丹麦、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家开始先后征收碳税。迄今为止欧盟27国已经全部开始开征环境税。并且碳税的征收对于二氧化碳的减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各国征收碳税根据各自实际国情实行不同的税率。例如1990年芬兰实行碳税时,税率为1.62美元/吨二氧化碳;1991年瑞典对私人家庭和工业企业征收碳税的税率为25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而1992年丹麦征收碳税时税率为100丹麦克朗/吨二氧化碳等。并且根据之后国情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提升税率,已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例如芬兰1995年碳税税率调整至38.3芬兰马克/吨二氧化碳;1995年瑞典碳税普通税率为340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而工业部门税率为83瑞典克朗/吨二氧化碳。

2、各国设定多种减免税条款

碳税的征收,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对于企业征收碳税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或者行业的竞争力,不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同时也会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分配。

所以,各国在征收碳税的同时,设定了一系列的减免税措施,以减少对企业的不利影响,补助低收入家庭,通过对工业企业节能项目补贴,促进企业技术革新及新能源的研发及推广。例如:丹麦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可以享受50%的税收返还,而如果二氧化碳的净税负比较重还可以享受进一步的税收优惠,电力部门给予免税优惠;荷兰,碳税的征收按能源税/碳税各占50%征收,对于能源密集型部门可以豁免能源税,但是碳税不可以豁免。并且该国开征的能源管理税,该项税种,大型能源消费者只要通过计划减排协议自愿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就可以缴纳很少的税款;瑞典,首先对工业部门和私人家庭实现差异税率,并且工业企业也只需缴纳50%的税款,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还有进一步的税收减免政策。

3、碳税税款的用途及对GDP贡献率

各国收取的碳税税款的用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于研发节能新技术,如英国;二是纳入国家的一般预算收入,如芬兰、荷兰;三是投入养老基金,如德国;四是退还给工业企业,用以补贴企业节能项目,如丹麦;五是补贴低收入家庭,减少税收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

主要征收碳税国家的环境税收入占GDP比重如图2所示:

(二)国外开征碳税的特点总结

1、税率具有渐进性特点且实行差异税率

国际经验范文篇5

Hitt(2007)认为国际化是一种战略,企业跨越边境扩张其产品或劳务进入不同的地理市场。国际化战略绩效对国际商务和战略管理有重要的理论含义,国际商务就是在国际化能增进企业经营假设下进行研究的(Contractor,2007)。战略管理理论认为国际化能为产品多样化或发展其他组织能力提供一种十分有效的选择,提高和应用现有组织能力、搜寻有价值的特质性资源。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的研究迄今已有三代模型。早期研究大多强调国际化水平对企业经营的正向影响。Hameletal(1985)认为国际化企业能增进市场势力;Vernon(1971)强调国际化过程中能沿着学习曲线的迅速增长;BartlettandGhoshal(1989)主张跨国经营企业在多市场接触中培育多样化能力;Rugman(1981)、Caves(1971)和Dunning(1988)认为跨国企业更有机会获取低廉的特质资源从而培育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使得国际化企业获得竞争优势;Hennart(2007)则强调企业特定资源在市场交易中难以定价,通过国际化经营活动内化这些高昂的交易成本。早期的经验研究大多致力于寻求国际化水平和绩效间的正向线性关系,但这些研究结论各式各样甚至相互冲突,一些研究支持正向效应,另一些研究却是反向效应或没有系统性联系(Sullivan,1994)。对于国际化水平和经营绩效关系早期研究结论使学者对于二者间简单线性关系产生怀疑,同时也是出于构建更为复杂理论的需要,第二代研究考虑到国际化水平和绩效之间的二次关系。对于国际化水平和绩效二次关系的研究结论同样饱受争议,其中LuandBeamish(2001)、Wagner(2007)支持了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存在“U型”关系,但GomesandRamaswamy(1999)、Hittetal(1997)的研究支持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很自然,“U型”假说和“倒U型”假说分别代表国际化-绩效关系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U型”假说表明因为规模经济水平和国际化早期阶段对新市场的适应等不利因素使的企业必须越过某个国际化水平的门槛后才能充分分享到因为国际化带来的利益。对“U型”理论的通常解释是国际化经营的部分成本支出具有固定成本的特性(Overheadnature),如对国外市场知识获取、培育跨国交易的能力、国外市场合法性地位的获得和总部经济运营等活动都可能包含初始的装套成分(setupcomponent),而不论企业处在国际化水平的哪个阶段。某些经营能力和跨国经营所需的知识需要通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渐渐培育,以克服在国际化进程早期企业对新市场的陌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经过某个国际化水平的门槛后,国际化经营企业处理这些不利因素能力提高和规模经济开始作用,使得企业开始从国际化活动中受益。相比之下,国际化水平与绩效关系的“倒U型”假说表明国际化水平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在某一水平上停止,因为协调不同国际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带来成本超过从进一步国际化中获得的累积利益。于是超过某一水平后,国际化水平与绩效的正向关系被负相关系取代。目前关于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文献处在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理论实际上将前述理论进行了综合,国际化水平和绩效的关系随着企业经历三个连续的国际化扩张阶段而变化。依照“U型”假说的分析逻辑,国际化初期国际化绩效与水平的反向变动关系。初期的负相关系随着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外跨境经营经验和知识的累积,国际市场经营合法性的确立以及从国际商务中获得的规模经济等因素作用而逐渐淡化。在第二阶段中,对于大部分国际化水平来说,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得的增量收益超过这一过程中的增量成本,使得国际化水平和绩效间呈现正向联系。最后,在“倒U型”的分析逻辑下,三阶段模型预测超过一定国际化水平后,跨国运营中困难的协调成本会超过进一步国际化的增量收益。构成国际化水平和绩效关系的理论基石是在不同国际化水平上的收益和成本比较,对不同理论关于国际化活动中收益和成本变动的基本原理进行梳理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研究者例举了一系列企业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得的优势,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强化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Caves,1971;Dunning,1988;Vernon,1971);延伸和增进市场势力(Hameletal.,1985;Hymer,1976);获取低廉的特定地方性资源的机会(Rugman,1981);通过国际市场分散风险(Bartlettetal.,1989);通过对更广范围市场刺激的反应,培育多样化能力(Hennart,2007)。国际化的利益主要是从这一过程中实现的规模经济中获得,而成本则直接来自于国际化经营活动本身:从事跨国商务活动各种困难如不同区域经营活动管理、增加的协调和信息处理成本、应对不同制度环境的需求反应等都会直接增加国际化经营成本。概言之,已有关于国际化利益的大多数理论都直接或间接与规模经济相关,但是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完全可以通过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化来获得。换言之,这些文献最大不足之处是未能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国际化企业从国际化经营本身中获得利益。与此相反,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企业面对新的市场和环境等不利因素却直接给跨国经营企业相比较国内经营企业增加额外成本。Hittetal.(1997)强调地理上分散组织单元的协调费用;Denisetal.(2002)强调信息不对称和总部经理与分市场经理的激励冲突;Luetal.(2004)强调信息在管理层传递过程中组织成本。国际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增加企业必须面对的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数量,随着国际化程度上升,这些不同投资者利益的协调将变得异常困难。国际化企业管理信息处理需要面对不同的政府规章制度、贸易法规和币值波动等,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这些信息处理难度将成倍上升(Hittetal.,1997)。近年来国内对于国际化程度和绩效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鲁桐(2000)提出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蛛网模型,包括跨国经营方式、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组织结构、人事管理和跨国化指数六个方面;季春礼、李振东(2010)以2007年中国国有控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嵌套层级模型方法着重考察企业管理层特征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学习能力、持股比例和年龄对于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影响。但季的研究将国际业务销售占总业务销售比重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绩效值的商榷,显然企业外销比例做为国际化程度而不是国际化绩效更为合理。钱海燕、张骁、杨忠(2010)认为关系网络对于知识和经验缺乏的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尤为重要。以江苏省184家中小企业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与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结果表明横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有正向影响,而纵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存在负向影响。许晖、邹慧敏(2010)研究国际化企业感知风险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对463家中国国际化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国际化感知与国际化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影响因素与政策支持方面,夏清华(2003)认为,国际市场选择、投资能力和战略方式方面的差异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国内企业要提升国际化竞争能力和维持竞争优势,必须在创利与创牌、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战略目标上进行权衡;宋渊洋等(2010)认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CEO特征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有一定影响,发现CEO的教育程度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呈负相关,CEO年龄与国际化程度之间表现为“U型”关系。总体来看,这些文献是国外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化企业的简单应用,未能体现出转轨经济中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殊性。

企业国际化与经营绩效关系经验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

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对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关系的理解不同,对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的测算指标也不完全一致,这或许是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对于国际化程度很多研究采用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衡量,而另一些研究以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ETE来表征,还有一些研究以海外雇员比例FETE或海外机构占总机构的比例FOTO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尽管采用单维指标简化了问题分析和数据收集难度,国际化程度指标间存在或多或少的相关性,但是由于不同企业所处的国际化阶段和类型不同,任何单维指标只能刻画企业国际化的一个侧面,无法完整揭示企业国际化全貌。一般而言,对国际化程度衡量指标的单维简化会影响其对绩效的作用程度和显著性,特殊情形下这种简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接导致变量的影响方向发生突变。企业国际化动因可以归纳成六种类型:市场获取型、资源获取型、效率增进型、战略资产获取型、获得制度优惠型和产业推动型。对于市场获取导向的国际化企业,使用FSTS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国际化程度指标,但该指标肯定会低估资源获取导向的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程度。而对于资源获取导向国际化企业,使用FETE指标更能体现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同时,国际化程度指标通常都是相对指标,忽略了企业绝对规模大小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一家针对某特定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小企业其FSTS可以高达95%以上,而另一家大企业FSTS虽只有60%,但在多个国家拥有海外子公司,仅使用FSTS衡量国际化程度就可能给研究带来重大偏误。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测量指标也不完全一致。多数研究使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企业经营绩效,而有的研究采用托病Q值做为绩效指标(Grant,1987)。尽管绝对财务指标数据增加了研究可信度,但获取准确的财务数据相当困难,因而许多经验研究采用相对绩效。通常认为财务绩效能反映国际化企业经营的一个侧面,而主观绩效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企业绩效水平且便于横向和纵向比较。

研究设计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鉴于以往研究对于国际化程度的测度上存在分歧,因此建立科学的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是获得可靠研究结论的前提基础。(一)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关于国际化程度,过去研究常用指标包括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雇员占总员工比例FETE、海外子公司数目OSC和跨国经营国家数OCC等指标。但在具体某项研究中,很少有文献同时使用这些指标并探求指标间内在关系。任何一个单维指标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国际化程度,但每个指标又不能完全蕴含国际化的全部内涵。Sullivan(1994)发展了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提出国际化程度模型,包括外国销售占总销售的比重、外国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等指标。值的一提的是,海外市场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不能准确反映国际化深度,因为企业海外销售既可以源于国内生产,也可以源于国外分支企业生产。参照Hitt等人的研究,这里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从国际化深度(depthofinternationalization)和国际化广度(breadthofinternationalization)两个层面展开。国际化深度可以从国际化企业海外具有承诺价值的资源投入程度,一般可以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中得到体现。如通过出口能有效降低企业在海外承诺资源价值,国际化深度较低,而对外直接投资兴办海外工厂的承诺资源价值高,代表国际化深度较高。国际化广度指企业海外运营市场的范围和分布。结合Sullivan(1994)发展的国际化程度的多维指标,将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雇员占总员工比例FETE和海外子公司占总子公司比例FOTO视作企业国际化深度指标。国际化广度可以应用国际化企业跨国经营国家数OCC和分布范围OCD来衡量。据此,这里建立如下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二)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在本研究中,将企业国际化定义成那些在海外市场有大量稳定的贸易或商业活动,不包括零星或偶然的出口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拥有或控制海外分支分配机构;海外生产设施的投资、收购或控制;拥有海外重要的R&D机构;总部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基于数据可获性与真实性考虑,这里选取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较多国际化经营业务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以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不低于10%为界限,排除该会计年份股票被特别处理、破产重组或者年报中审计师出具否定或保留意见的企业,经过筛选后共得到137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包括纺织业、灯具制造、重型制造业、家用电器、建筑材料、钢铁、医药、化工、汽车制造和冶金等行业,基本包括所有制造业子行业,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北京色诺芬CCER数据库200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库,部分数据源于上市公司年报。(三)研究假设与变量设计1、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设计根据前文对单维指标衡量国际化程度局限性讨论,我们从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两个层面设计了企业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定义如下:其中海外资产比例核算中仅统计实物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用以体现出国际化企业海外经营资产的承诺价值,更准确反映企业所处的国际化经营阶段。海外经营国家数OCC和海外经营地区分部从不同侧面反映企业国际化广度,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对于中国某个制造业外向型企业,在亚洲15个国家有国际化业务与在分属亚洲、欧洲、美洲、非洲15个国家开展国际化业务,其国际化程度不能相提并论。具体核算海外经营地区分部OCD采用打分法,考虑到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业务赋值1,相应地非洲赋值2,欧洲、美洲和亚洲日韩赋值3。在核算总国际化程度时,为了与国际化深度指标相匹配,对国际化广度指标做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通常认为,国际化企业强化企业特定的无形资产、延伸和增进市场势力、获取低廉的特定地方性资源的机会、通过国际市场分散风险、培育多样化能力等优势。除了从规模经济角度,近年来许多文献从学习视角研究国际化经营的优势和利益。主要观点有:企业面对不同的环境和经验的积累增加自身知识基础,助长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不同阶段的革新能力(Huber,1991)。国际化经营企业在特殊的环境下开拓市场,学习机会随着企业面对各种制度环境、竞争条件和消费者行为而得到提升,这反过来也激励企业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不断尝试新方法,从一个市场上获得的知识在另一个市场上发现新的问题。产品扩散使企业有足够激励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迎合按购买行为和购买力分层的不同市场单元消费全体的需求,也会提高企业的技术和营销能力(BarkemaandVermeulen,1998)。有理由认为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经营绩效越好,于是提出以下假说:假说1: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国际化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好。2、经营绩效变量绩效主观变量的准确性受到质疑,这里采用客观财务指标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尽管用财务指标衡量国际化绩效也有不足之处,如一个富有远见的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会通入更多资源在研发、开发新的市场渠道等方面的投入获得未来更多的收益流,而这些投入对企业短期财务指标影响甚微,但客观财务绩效指标仍是一个不错的次优选择。由于本研究样本是制造业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最大化在于股东财富最大化,净资产收益率最能体现企业的获利能力。故在各种财务绩效指标中,我们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利用企业税后净利润与所有者权益比值来衡量。3、企业国际化与管理层特征委托理论主张增加企业管理层持股水平可以作为一种内在激励机制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管理层持股部分协调了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减少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管理层学习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高经营绩效的关键,对于从事国际化业务的企业管理团队更是如此,只有尽早适应东道国的经济、文化,企业才能从国际化中获得收益,克服国际化带来的不利成本。一般说来,管理团队的学习能力与高管人员的学历、海外经营经验和年龄等因素相关。年轻化的管理团队比年长的管理团队更有国际化视野和锐意进取的意识,从而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青年管理团队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强,更容易适应不同国际市场文化、制度差异,管理决策更好把握国际市场需求。故提出以下假说:假说2: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越高、管理团队越年轻和学习能力越强,国际化绩效越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中国国有经济成分仍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制造业上市公司国有经济比重更为突出。对那些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有一般公司制企业的共性,其特殊性表现在管理人员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管理者本身就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行政官员。由于此时管理者经营的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监督缺位使得这些企业比普通公司制企业面临更严重的委托问题,管理者更便利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发生短视行径。因此,我们在分析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时,将产权结构变量进入分析模型增强模型分析稳定性与解释力,这也构成本研究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特色。依据经典产权和激励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说:假说3: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国有经济比重越低,国际化绩效越好。关于变量的选取。学习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管理团队的学习能力一个简单易行的衡量方式可以应用管理团队中拥有硕士以上学位人员比例(DBR)。管理层激励度用公司高管(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数的比例来衡量(MSR)。管理层年龄用管理层年龄平均数的自然对数来LnMGA衡量表示。产权结构变量简单起见选用国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重Rsown衡量。4、其他控制变量为增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对国际化绩效的经验研究中需要对某些变量进行控制。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该企业在行业中市场势力越大,越容易通过控制价格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国际化绩效许多文献研究都将公司规模纳入控制变量中,这里也借鉴这一做法,以企业资产的对数Lnsize衡量企业规模水平。其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营运风险高低对经营绩效也有一定影响。通常情况下,资产结构指标如资产负债率可以反映企业经营风险,这里选用更为稳健的长期资产负债率LDR作为风险控制变量,它等于企业长期负债总额与总资产比例衡量。

经验研究结果

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建立后,为了明确国际化测量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莱提取公因子。由于企业国际化程度六个变量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相关性,需要将变量适当缩减。利用因子分析的降维思想,需要将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在因子萃取上运用主成分法分析指标间的协方差矩阵,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通过因子的得分矩阵,应用SPSS软件计算出各企业在各项因子的得分,再利用各个因子代表的方差矩阵计算出各企业国际化程度综合表现DOI。最后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企业规模水平和财务风险后,以国际化程度、管理层特征以及产权结构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回归模型设定如下:ROEi=c0+c1DOIi+c2MSRi+c3DBRi+c4LnMGA+c5Rsowni+c6Lnsizei+c7LDRi+εi(1)式(1)中被解释变量ROE是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解释变量自左向右分别是:国际化程度指标DOI(综合得分);管理层特征如管理层持股比例MSR、管理层学习能力DBR、管理层年龄MGA;产权结构指标国有资产比例Rsown;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和长期资产负债率LDR。类似地,也可以利用同样方法计算出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指标的综合得分,分别以这两项指标代表国际化水平,进一步考察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广度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国际化绩效的影响。考虑到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将国际化程度分解成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可以提供关于国际化程度对于绩效影响的更多详尽信息,进而为制造业企业国际化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回归模型设定如下:ROEi=c0+c1DOI_depthi+c2MSRi+c3DBRi+c4LnMGA+c5Rsowni+c6Lnsizei+c7LDRi+εi(2)ROEi=c0+c1DOI_breadthi+c2MSRi+c3DBRi+c4LnMGA+c5Rsowni+c6Lnsizei+c7LDRi+εi(3)应用200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整理数据,回归结果如下表。模型(1)、(2)、(3)主要差别仅在于对国际化程度的衡量,且每个模型都有三个主要分析结果,用以消除可能存在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以及验证国际化程度和企业经营绩效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模型1.2比1.1的少了管理层年龄解释变量,但是回归AIC值降低了,调整以后的可绝系数也提高了,由赤池信息准则该变量加入模型并没有优化模型解释力。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解释变量管理层年龄和解释变量管理层学习能力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由模型(1)的三个回归结果可知,当选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建立的国际化程度综合指标衡量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时,对经营绩效只有十分微弱的正向影响,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国际化经营虽然能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获得竞争优势,但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企业面对新的市场和环境等不利因素也给跨国经营企业相比较国内经营企业增加额外成本。换句话说,国际化对企业绩效影响是一把双刃剑,这或许是从整体上构建的国际化程度对绩效影响系数较小且不显著的原因所在。关于管理层特征对于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管理层持股比例MSR对于绩效有显著重要的正向影响,三个回归结果都通过5%的统计显著性。管理层的学习能力DBR对绩效变动的解释力也很强,也通过了10%的显著性。管理层年龄对于绩效虽然有反向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基本上验证了假说2的正确性,对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越高、管理团队越年轻和学习能力越强,国际化绩效越好。这是因为青年管理团队在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相对更强,更能适应不同国际市场文化、制度差异,管理决策符合国际市场需求。正如假说3揭示的那样,产权结构变量国有资产比重对于国际化绩效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尽管源于信息不对称滋生的委托问题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普遍现象,但由于所有者缺位使得这一问题在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模型1.3为了考察国际化程度和绩效间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通过在回归模型中添加国际化程度项平方项。回归结果显示国际化程度平方项符号为负,这说明在较低的国际化水平阶段,绩效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而上升。但超过某一临界值以后,国际化经营中的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等促进绩效提升因素能量释放完毕后,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利因素带来的成本逐渐占据上风。故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经营绩效间仅存在微弱的“倒U型”关系。模型(2)和(3)的回归结果关于管理层特征变量和产权结构变量对于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的影响基本上与模型(1)的回归结构大致相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学习能力越强的企业国际化绩效相应也较高,国有经济比重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仍是显著地负向影响。与模型(1)回归结果不同的是,如果选用国际化深度指标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时,该指标对于绩效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如选用国际化广度指标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时,该指标对国际化程度存在正向影响,三个模型都通过了至少10%以上的显著性。这充分说明了文中关于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经验研究结论不一致很大程度是因为国际化测量方式所致的观点正确性,也凸现需要从深度、广度两个维度测算国际化程度的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化深度和国际化广度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化路径,它们对于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差异对于未来企业国际化经营路径选择和政策支持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国际经验范文篇6

关键字:国际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经验总结

工程建设是国家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础保障条件,也是支撑国家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1]。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城市大量人口的涌入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各国人们对各类基础性工程建设的质量与数量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一需求促使了建设行业与施工单位的壮大,同时也对工程项目的实施效率、质量与成本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国家的工程项目开放程度逐渐提高,工程项目的招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国或当地的施工单位的范畴中,而是面向国际范围内的整个建设行业与所有符合资质要求的施工单位。国际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作为业主,其可选择的施工单位众多,愈发关注如何在有限的投资下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在市场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工程项目建设行业,施工单位如何统筹管理整个工程项目,在保障项目的实施质量与效率的同时,严格控制工程项目的各类费用支出,实现工程项目投资效益的最大化,是施工单位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施工单位在国际工程项目竞标中的核心竞争价值与立足之本。

1现场管理工作策划

现场管理工作策划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首要环节,也是工程质量与工程进度符合预期的重要保障。在现场管理工作策划中,需要制定现场管理所要遵循的规章制度与条理,并择选出施工现场的负责人(或经理),确定好施工分队的职责划分与权限,以保证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人能管、有事可控。1.1施工现场管理部门与职权划分作者:单位: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承担着国际工程项目能否顺利开展、适时保质完成的重要使命,人选的正确性是国际工程项目成功的关键环节。施工现场管理部门需要把控施工过程的节奏,处理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协调好施工的人员、机械、材料的调配问题,根据施工现场的自然环境与天气状况适时有序地调整施工流程等。通常国际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管理部门包括施工技术部、材料采购部、设备管理部、运输部、质量监督与控制部、合同管理部等,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清晰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工作相互协同配合,推动国际工程项目稳步前进。其中现场经理的选择是国际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的重要环节,一方面现场经理需要对施工过程与施工节奏进行把控,另一方面现场经理还需要与施工地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招标单位进行频繁沟通,与当地居民进行协商洽谈。因此,施工现场的负责人应当具备良好的沟通、组织与协调能力,最好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与当地政府和居民进行沟通时的语言障碍,并能够具备一定的法律与外贸知识,具有承担国际工程项目的外事经验,以保障整个施工过程不受外界干扰。其次,施工现场的负责人肩负着协调调动施工团队的积极性,由于施工团队大多来自于国内,身处异国他乡难免会有情绪低落或水土不服的时候,现场负责人以及各施工分队的队长应当密切关注各个施工成员的心理状况与身体状况,保障施工成员在高强度的劳动活动中能够保持充分的工作积极性。1.2施工前准备工作完善作者:单位:通常为了保障的施工活动的正常展开,需要提前进行各项施工前的准备工作,而对于国际工程项目施工而言,其施工前准备周期应当更长。首先是设计交底,国内施工单位应当从国际工程项目设计方处领取图纸等级造册,项目部、技术部、施工部等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审核图纸,审核完毕后提交自审记录,并负责对图纸和资料进行完整性检查,保证所拿到的资料是齐全的。然后,施工单位需要组织专门的人员对施工图纸内容进行学习,对于图纸中涉及的各单位负责内容需要进行多方沟通,确认各方的责任与时间安排。如果图纸中的内容有矛盾和错误,需要及时提出并洽谈修改。在国内施工团队前往国际工程施工现场考察时,需要对当地的气候、交通、人居环境等进行综合考察。通常来说,工程项目施工活动非常容易受外界环境与自然因素等干扰,严重的话会导致工程项目终止,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地处热带地区,夏季受到热带气旋的作用常常会产生暴雨现象。如果国际工程项目的施工区域位于热带地区的低洼地带,则极有可能由于雨水滞留、洪水等原因导致施工活动暂时中断,不仅拖延影响工程施工的工作进度,也会威胁施工人员的安全,对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产生威胁。因此,在进场施工之前应当认真全面地做好施工准备工作,在施工的过程中应当根据施工现场的外界环境与自然因素及时调整施工计划,例如,施工过程中如若遇到雷电暴雨天气,应尽可能减少室外施工活动,如吊塔施工、电路施工等,以降低施工风险。1.3健全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机制作者:单位:工程项目,尤其是国际工程项目,其复杂度相对较高、施工周期较长,建筑施工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完成状况都会影响施工质量。很多单位不重视监督检查工作,监查人员工作不到位,导致施工过程遗留下问题,可能在之后的几个月或者几年问题才会暴露,但是建筑工程不可能实现拆卸解体检验。因此,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的统筹把控能力应当游刃有余,整个施工过程应当在预先制定的施工计划基础上有序开展,各施工内容的相关负责人员应当深入到每一施工环节与细节进行质量监督与控制,以保证国际工程项目施工质量达到其预期目标,同时施工现场应当匹配具有相应资质与丰富项目经验的工程监理对现场的材料、工序、机械等进行统筹质量控制,以健全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机制。

2项目施工管理

2.1施工组织设计作者:单位:施工组织设计是国际工程项目施工的基础参考,用于详细指导工程施工流程与施工资源的优化分配,因此施工组织设计的合理性关系到工程是否顺利竣工、工程质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工程资源是否合理调度与利用,更关系到工程施工单位的实际经济盈利。通常来说,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包括的内容有工程概况、施工部署、施工进度安排、施工方法、相关机械设备、施工队伍组织、施工现场总平面设计等,在编织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时,相关负责人员必须亲临国际工程施工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对当地的气候条件、社会环境、交通运输、民生状况等进行详查,并在施工所在现场对地形地貌、排水情况、雨水情况等进行定量考量,以提高施工组织设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2.2施工进度计划编制作者:单位:施工进度计划编制是施工队进场施工的重要依据,需要对各项施工任务进行分解,并确定每项任务的时间节点、机械设备安排、施工成员安排、后勤安排等。施工进度计划的编著需要所有建设单位共同参与完成,进度计划应对施工项目有明晰的指导,且具有较高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现场施工正式开始的时候,需要按照施工进度计划严格执行,如果有特殊情况导致施工进度发生变化,需要将该情况向上反馈,各单位各部门需要协同沟通,实时变更进度计划,以保证施工工作的顺利开展。2.3加强施工材料管理作者:单位:在进行国际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过程中,施工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施工的质量以及最终项目的验收通过率。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做好施工质量把控与监督的重要环节,在施工现场对长距离运输而来的施工材料进行质量审核,通过随机抽样或系统抽样的方法对材料的质量加以控制,以保障用于工程施工的材料符合工程质量规范设计,避免工程的重复施工。同时,在施工过程中,现场管理人员应根据施工计划与实际工程施工现状合理分配材料与资源,包括劳动力、机械设备、施工原材料等,避免出现资源浪费的现象,也不要一次性购入大量材料。这样不仅会占用大量空间,也会导致材料损耗或过期,造成不必要的成本浪费。2.4加强施工人员管理作者:单位:加强人员管理是国际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管理的重要内容,国际工程项目区别于国内工程项目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施工地域性,由于工程施工周期相对较长,且由于在陌生的社会环境极有可能发生工程延期现象,长周期的辛苦劳作会给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损伤。同时,在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陌生国度,生活习惯、风俗文化、气候条件的不同也会加深施工人员对家乡与祖国的思念之情,难免会影响施工质量与施工进度。因此,国外工程项目对施工人员的管理一方面应当针对施工计划与组织方案合理科学地分配施工人员外,还应当充分关注施工人员在长时间作业下的身体健康与心理情绪,及时对其产生的悲观情绪加以疏导,以充分调动施工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与施工效率。此外,施工单位还应当对施工人员的专业技能、施工操作流程、现场实施规范制度等进行深入的培训,以提高现场施工人员的项目归属度与责任心,保障施工流程的有序开展与施工工期内工程竣工。

3结语

国际工程项目与国内工程项目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我国相关施工单位在承接国际工程项目时应当多关注国际工程项目的难点以及国际工程项目承接成功案例,从中获取国际工程项目现场管理经验,以提高我国施工单位的国际工程项目承接能力。

参考文献

[1]孙海帮.国际工程项目现场管理经验总结[J].科技资讯,2015,13(30):123-124,126.

国际经验范文篇7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随之陆续出现了从强势行政到公共管理、从行政管理到行政服务等新的管理理念。在管制行政下,政府及行政人员以管理者的面目出现,它的职能是以管理为特征的。

随着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出现了对政府行政职能新的需求,政府担负起促进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利、提高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责任,因此,行政不再仅仅是国家实现法律与行政事项目标的手段,更主要的是应发挥积极服务的职能。于是,德国行政法学者厄斯特?福斯多夫提出了“服务行政”的理念。服务行政是指以服务为特征,以全社会人民为服务的对象,政府应平等地提供良好的服务。由于税务部门是组织国家财政收入的政府职能部门,其服务的理念也应随之不断地发展与深化。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了“服务纳税人”的理念,其是指征税主体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为纳税人服务。这一理念充分体现了对纳税利的尊重,也符合了现代服务行政管理的要求,因此,很快辐射到了北美、拉美、欧洲、东亚、东南亚和澳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并成为了一种国际潮流。

二、国际纳税服务体系的先进经验与借鉴

(一)政府立法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

西方国家注重对纳税利的尊重和保障,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纳税人与义务相对等的权利。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为例,1996年6月30日,美国签署通过了新的《纳税利法案》,新法案对纳税人享有的十项重要权利以及在程序方面应享有的权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该法案有效地保证了美国联邦税务局能够在纳税人负担最小的基础上,公平高效地执行税法,现已成为美国纳税人保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法律依据。1997年7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纳税人宪章》(Taxpayers’Chatter),该宪章是由联邦议会委员会提议,联邦税务局通过对其工作人员、社会公众、工商界人士、税务执业者和其他政府机构广泛咨询后完成的。此宪章对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了明确的规定,并为税务机关开展规范的纳税服务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二)以“为纳税人服务”为治税宗旨

美国国内收入署(IRS)把“为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作为一项“使命宣言”,出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有效的保证了纳税服务质量。例如:国家税务系统每年将税务经费的10%至15%用于为纳税人服务;在全国开通免费的服务热线用于税收咨询;建立全国统一的联邦税务局网站,方便纳税人查询下载相关信息、表格、出版物。

澳大利亚的税务部门将纳税人称作“Customer”,其出发点是要深入树立顾客的理念,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澳大利亚联邦和州都设有税务咨询中心,直接为纳税人查询、解答一般的纳税事宜,同时,还设有翻译,方便使用不同语言的纳税人。税务部门认为,为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是提高纳税人对税法遵从的基本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在纳税服务内容、手段和时限上,都确立了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三)税收征管过程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技术网络

在新加坡税务局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整个税收过程和行政管理都离不开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新加坡国内税务局共设立了四个信息科技系统,分别为:国内税收综合系统、电子申报系统、机构服务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这四个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体化程度较高,数据信息高度共享。它们首先对税收征管业务流程进行重组,进而,对原有机构设置进行调整,增设数据处理中心和服务中心,主要负责税务登记、纳税申报、退税申请、数据图像扫描录人以及信函咨询的回复等纳税服务工作。

(四)建立纳税服务考核评价机制

国际经验范文篇8

1979年以前,我国依据“量入为出,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外汇储备数额每年基本在5亿美元左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出口贸易多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1996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2年突破4000亿美元,2004年达到6099亿美元,2005年全年国家外汇储备达到了8188亿美元,2006年10月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一万亿美元,最新数据2007年9月显示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4336亿美元。持有如此巨额外汇储备,机会成本巨大。因此,在充分考虑我国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经济效益和资产回报率已成当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2国际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成功经验

2.1日本

1993年末日本外汇储备达95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此后至2006年2月底,日本长期位居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到2006年11月底,日本外汇储备仍高达8969.49亿美元,其中外国证券7509.89亿美元,外汇存款1249.56亿美元,黄金储备159.11亿美元。从实际情况看,巨额外汇储备不仅没有给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带来了较好的投资回报。2005财政年度,日本外汇储备海外证券投资收益达788.79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管理由财务省负责,财务省主要通过日本银行的外汇资产特别账户进行储备管理,日本银行按照财务省制定的目标和决策对储备进行日常管理。针对日本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途径,日本银行把大量买入美元改为大量卖出美元。为了避免大量美元被抛进外汇市场导致美元暴跌,日本采取既控制外汇储备规模、减少过剩外汇储备,又避免冲击美国经济引起美元暴跌的措施。为此,日本银行利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四小龙”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的有利时机,在2004年第一季度大规模买入美元的市场干预急刹车之后,已快有两年未进行买入美元的市场干预了。2004年,中国和“四小龙”第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2603亿美元,约相当于日本银行第一季度美元买入额的2.3倍多;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又增加2089亿美元。由于中国和“四小龙”迅速增加的外汇储备足以抬高美元汇率、遏制日元升值的势头,日本银行就见机行事,及时停止了大规模买入美元的市场操作。

2.2新加坡

新加坡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是由财政部主导或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共同主导,由政府所属的投资管理公司进行积极的外汇储备管理的多层次储备管理体系。所谓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就是在满足储备资产必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多余储备则单独成立专门的投资机构拓展储备投资渠道,延长储备资产投资期限,以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水平。新加坡的外汇储备管理采用的是财政部主导下的GIC+Temasek+MAS体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加坡经济增长强劲、储蓄率高以及鼓励节俭的财政政策,新加坡外汇储备不断增加。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即新加坡的中央银行,是根据1970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于1971年7月1日成立的。MAS持有外汇储备中的货币资产,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和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新加坡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的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淡马锡控股负责。1981年5月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成立。GIC主要负责固定收入证券、房地产和私人股票投资。它的投资是多元化的资产组合,主要追求所管理的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和长期回报。其投资领域除了美、欧政府债券之外,也投资于股票、房地产以及直接投资,目前管理的外汇储备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规模位居世界最大基金管理公司之列。

淡马锡控股是另外一家介入新加坡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的企业。淡马锡原本负责对新加坡国有企业进行控股管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淡马锡利用外汇储备投资于国际金融和高科技产业,至今公司资产市值达到1003亿新元。淡马锡的主要职能是对本国战略性产业进行控股管理的同时,提升新加坡企业的盈利水平和长期竞争力。淡马锡的投资原本主要在新加坡,但由于新加坡地理和市场空间狭小,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淡马锡已经开始调整投资结构,大规模投资国外金融、高新技术行业。

2.3挪威

挪威外汇储备的管理采取的是财政部和挪威央行联合主导下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加挪威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市场操作部体制,挪威也实行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的战略。挪威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净出口国,随着石油收入的快速增长,挪威于1990年建立了政府石油基金,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财政部对石油基金的管理负责。挪威银行于1990年开始对外汇储备实施多层次管理,以全部外汇储备建立了货币市场组合、投资组合以及缓冲组合。其中,货币市场组合以高流动性的国内货币市场工具投资,满足交易性和预防性需求;投资组合以全球配置的权益工具和固定收益工具投资,满足盈利性需求;缓冲组合,也就是政府养老基金,以油气资源导致中央政府现金流入为资金来源,通过积极的海外投资满足发展性需求。并且,外汇储备资产可以根据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国内经济形势需要,在货币市场组合与投资组合之间划转。截至2006年9月,投资组合、货币市场组合、缓冲组合在挪威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4.8%、3.58%、1.61%。其中投资组合是全部外汇储备组合投资的主体,投资涉及4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

2.4中国香港

香港外汇基金成立于1992年,目前规模已超过一万亿港元。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4年,香港外汇基金的复合年度回报率为6.7%,总体上取得了较好收益。外汇基金运作的目标是保障资本长期购买力,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外汇基金的具体运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汇基金的机构控制与人员管理。根据《外汇基金条例》规定,财政司司长掌握基金控制权,但行使权力时必须首先咨询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具体运作授权于财政司司长委任的金融管理专员。其次,确定合理的投资组合政策、投资基准和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①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个不同组合来管理,支持组合主要持有为基础货币提供足够支持的流通性极高的美元证券,投资组合则主要投资于经合组织(OECD)的债券和股票市场以保证资产长期购买力。②投资基准规定了外汇基金对各国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货币分配。一般来说,外汇基金资产的77%分配于债券,其它为股票及有关投资。货币方面,88%分配于美元区,12%为其它货币。由于金融环境的变化及市场的波动,投资基准会被定期修正以规避风险和实现收益最大化。③投资组合中的证券组合由金融管理局管理,而金管局通过外聘基金经理来负责具体的投资工作。外聘的基金经理主要分布于13个世界金融中心,管理部门通过增加雇用基金经理的数目和类型,以使投资分散于不同市场和资产类别。这些投资资产主要存放于几个主要的全球托管人那里。再次,风险管理。外汇基金内设风险管理及监察处,负责选定投资基准,并对市场、价格、信贷等风险及外聘基金经理的投资组合与个人绩效作出评估。我国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外汇基金通过外聘基金经理,在风险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充分利用他们的投资知识和经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借鉴及启示

3.1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要多元化

据估计,我国外汇储备总余额的70%左右为美元资产,20%左右为欧元资产,其余是包括英镑、日元和韩元在内的其他货币资产。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过于单一,主要还是以美元资产为主。

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元将以缓慢的速度温和贬值。美元的贬值预期将使我们以美元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外汇储备遭受资本损失,这构成了我们在储备增量中减持美元的基本动机。另一方面,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依然脆弱,而日本经济尽管消费疲弱,但自2002年2月开始的增长周期已经进入第58个月。虽然对各个货币区经济进行准确预测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在照顾国际贸易构成和尽量减少汇率风险之间进行权衡,我国必须逐步实现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多元化,逐步减少美元储备比重,增持欧元、日元,以及韩元、澳元、新加坡元等,藉以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币种配置。

3.2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要多元化

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多为美国国债、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和高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等,这些债券资产虽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良好的流动性,但其提供的收益率普遍偏低。外汇储备积极管理的基本目标是要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以保证储备资产购买力的稳定。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资产的配置。

(1)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背景下积极地投资于非洲、拉美和中亚等的资源性项目。直接投资于这些项目比建立石油储备在稳定能源价格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有效。

(2)增加黄金储备的份额。我国的黄金储备自200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929万盎司的水平。2003年以来国际金价从200多美元大涨至600多美元,在金价大幅上涨和美元贬值的背景下,增持黄金储备对于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具有积极意义。

(3)在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管制和先期“藏汇于民”政策背景下,鼓励资本流出,进一步扩大民间持汇,一方面民间持有的部分外汇不会形成央行“外汇占款”对应的本币投放;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分散央行美元资产的汇率风险。

(4)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支持企业走出去”,支持社保基金、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等实体投资于国内外企业股权。股权投资具有比债权投资更高的收益率,当然更高的收益率对应着更高的风险,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定的风险分担机制来锁定央行承担风险的份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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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验与教训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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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国际经验范文篇10

一、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

(一)封闭式管理模式

封闭式管理模式的基本做法是,只允许保税进口的料件在海关设置的区域内活动。这些区域包括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保税工厂或车间,以便于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防止保税料件和含有保税料件的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在于:第一,根据国家政策与企业需要设置保税空间,在保税空间的边界上设置特殊的海关机构;第二,审查、批准进入保税空间的企业;第三,对进出保税空间的料件进行保税管理,保证料件从境外或关外流入保税空间、并流出到境外或关外去。

封闭式管理模式的好处在于:第一,管理对象的活动范围较为明确,易于海关在企业与料件两个层面上对料件实施保税监管;第二,免去了对料件的税费征收成本;第三,为保税空间中的企业经营提供了降低成本、提高资本运营效率的余地;第四,为保税空间中的企业提供了经营方面的便利。

封闭式管理模式的弱点在于:第一,选择范围有限,当保税空间在区域、数量等方面扩展时,封闭型模式本身就会受到挑战,如我国加工贸易实践中出现的转厂加工问题;第二,便利了来料或进料的管理,但是,却对国内料件进入保税空间,参与加工贸易的生产过程形成了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产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向一般贸易转化的机会,从而限制了加工贸易对国内经济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

同样属于封闭型管理模式,实际意义上的保税空间,如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与观念意义上的保税空间,如保税工厂或车间,二者的优劣各有所长。

从封闭性管理模式的特点来看,主要适用于那些单纯依赖于进料或来料进行加工的产品,以及那些单纯依赖国内加工成本优势的产品;适应于那些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或地区,随着国土面积的增大,保税空间的扩展,管理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二)先征后退管理模式

先征后退管理模式的基本做法是:对于那些用于出口产品加工的进口料件,先行征收关税,到产成品出口时再给予退还。

管理模式的主要工作内容在于:对企业用于加工贸易的进料进行登记(这项工作可以看作是一般贸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必计入工作内容),对企业出口的产成品中所含进口料件进行判定,并给予退税。这种模式属于一种针对企业经营活动性质进行的管理。

先征后退管理模式的好处在于:第一,就其管理过程本身来说,非常简便,只要在出口时,按照企业提供的产品所含进口料件的记录依法进行;第二,直接避免了保税情况下,进口料件非法进入国内市场销售与企业偷逃税款的可能;第三,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为企业销售产品提供了两种灵活的选择,如果国内市场饱和,可以选择国际市场,还能够获得退税的好处,不然的话,企业就必须在进口料件时确定其产成品的销售市场,此外,也有助于解决加工贸易中转厂加工的问题。

先征后退管理模式的弱点在于:第一,关税的征收与退还加大了海关部门的工作量;第二,丧失了政策效力,即加工贸易企业从这种模式中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利益以及通关上的便利,从而无法实施对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积极推动,换一句话说,这种模式只是一种管理模式,而不是一种政策;第三,对确实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守法企业,的确增加了经营成本。

先征后退管理模式适用于那些比较容易判定其用料标准的产品,同时,作为一种政策,如果旨在为企业提供选择销售市场的灵活性,则这种方式远远胜于其他模式。

(三)第三方担保前提下的保税监管模式

担保模式的基本做法是:在企业进口料件时,海关保留对进口料件征税的权利,但暂不征税,由进口企业提供担保。企业提供的担保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由银行或保险公司对税收资金担保,也可以由企业用自己的不动产进行抵押。

担保模式的主要工作除了正常的保税内容之外,还要发生涉及提供担保的一系列内容,如我国对加工贸易企业要求开具银行保证金台帐,就是一种担保的保税监管模式。显然,担保的必要性在于降低保税的风险,保障保税料件在加工后随产成品出口。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保税料件非法直接进入国内市场销售或随产成品进入国内市场销售的情况较为严重时,采取的一项补救措施。

担保管理模式的优点是:为避免保税料件偷逃税款,保证国家税收,促进加工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一道保险。

担保管理模式的弱点是:第一,在贯彻加工贸易的促进政策方面打了一个折扣,企业从保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如减少资金占用、削减财务费用开支,有所减少,这对于产业利润水平空间不大的经营活动来说,可能会形成致命的冲击;第二,增加了加工贸易经营活动的复杂程度和交易成本,这对于时效性较高的加工贸易来说,其影响也可能是毁灭性的。

担保模式适用于信誉难于判定或信誉较低的企业所从事的加工贸易活动。

(四)开放式管理模式

开放式管理模式的基本做法是:通过海关与企业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实现海关对企业进口料件到产成品出口的全程控制。一般都认为,实施这种模式的基本条件是要求海关拥有完备的信息监管网络,要求企业有较高的守法意识。但是,从企业经营活动的根本驱动力来看,开放式管理模式要求国家的关税税率水平与处罚成本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是实施开放式管理模式所需要的本质条件。

开放式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第一,有充分信息的保证,管理过程透明度高,能够对企业进行全程控制;第二,有技术手段的支持,能够有效地控制保税风险;第三,技术手段替代了其他为降低风险采取的手段,为企业节约了加工贸易的运营成本,提高了通关效率。

开放式管理模式的弱点在于:第一,适用范围受技术与设备条件限制,资金与技术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难以甚至无法大面积采用;第二,缺乏弹性,要求企业需要在进口料件时事先明确其复出口的选择,使海关启动对进口料件的全程监控程序,对于原计划在国内销售的进口料件,因市场环境变化,需要重新进入国际市场时,会引发多方面的问题。

开放式管理模式代表着对加工贸易进行监管的方向,适用于加工贸易倾向明确的企业进口活动。

(五)各种监管经验的总结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对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设立出口加工区。

选择对加工贸易进行监管的模式,要根据当前加工贸易发展的特点与目的来进行。首先,要解决对加工贸易保税料件的监管。根据加工贸易的发展将会以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为主的趋势来看,其贸易流程在各国之间的走向是相对固定的,因此,要把监管模式与促进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结合在一起,考虑政策为加工贸易活动带来的效益。从这一点出发,封闭型管理模式、开放式管理模式和担保模式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其次,一种监管模式还需要体现出加工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要求,便利通关、深加工结转、提高国产配套能力、通过技术带动作用向一般贸易转化等,包括为企业提供一种随机决策的制度环境。从这一点出发,先征后退管理模式因其所具有的灵活性,可能是较好的选择。

二、加工贸易监管的国际经验

发展加工贸易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既有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

家,也有像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有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做法与经验各有所长。

(一)美国的模式

美国对加工贸易的组织形式是外贸加工区,其管理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以一种公共设施的性质由海关来监管的外贸加工区。既然是公共设施,因此,每个港区都可以设立,其监管的费用开支由经营者偿付给海关。在政府层面上,设立了外贸加工区委员会,主席由商务部长担任。

第二,通过法律将产品分为特准外国产品、非特准外国产品、特准国内产品和非特准国内产品,进行分类的政策管理,享受不同的海关政策待遇。特准与非特准的区别在于,是否获得执行申请时可以享受的估价与税则分类,在加工区与关境之间流动。

此外,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外贸加工区委员会可以根据外贸加工区的经营者的申请建立一个具有特殊用途的分区,作为外贸加工区的附属区由单个公司经营管理。由于对外贸加工区的政策力度感到不足,建立附属分区的趋势强盛。

(二)欧盟的模式

欧盟对加工贸易(称为进境加工)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在审批加工贸易时,权衡加工贸易企业与其他生产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鼓励以欧盟内部的料件制造产品出口。因而,对进口料件的管理政策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第一,欧盟的管理模式分为保税与退税两种体制。保税方式是指允许一些非欧盟成员的货物在进境时暂不缴纳关税和国内其他税款,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那些在进口时可以确定其加工后的产品将在欧盟以外进行销售的料件;退税方式是指允许货物在进口时保留在加工后复出口退还已征税款,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那些在进口时无法明确其加工后产品是否销往关境之外的料件。

第二,欧盟对进境货物或加工产品的转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深加工结转问题)进行了变通的管理方式,允许进境加工许可证持有人在保持加工记录的情况下,在记录中进行登记的变通程序,其特点在于,在连续的记录中,由下一个环节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即使在保税体制下,欧盟的模式也为进口料件的内销提供了制度空间,在企业支付进口应承担的义务如补交关税及迟纳利息之后,可以转为正式进口,进入内部市场流通。

此外,政策还允许进行料件串换,即以欧盟产品替代进口的料件进行加工;允许先出后进,即在急需的条件下,串料出口,再进口相应的料件;允许异地进出境等。为加工贸易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三)日本的模式

日本对双向的加工贸易均有规定,对企业从事加工贸易活动的管理较为宽松,但是对保税空间有着较为详尽的规定。

第一,双向的加工贸易。顺委托加工即委托加工出口,逆委托加工即委托加工进口。前者是指日本企业接受国外企业的原料等,加工组装成品后,交付给国外的企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后者是指日本企业向国外企业提供原料等,加工组装成品后,进口到日本,向国外企业支付加工费。委托加工进口与我国的境外加工贸易并不相同。

第二,保税空间的种类。共有5类,即指定保税地区、保税存放地区、保税工厂、保税展览会、综合保税地区。

第三,根据不同的情况实施不同的监管模式。在保税工厂与综合保税地区,对加工贸易实行保税政策;在指定地区之外,对1年内加工复出口的实行施担保免税政策,对进口纳税并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复出口的实行先征后退的政策。

(四)其他国家在加工贸易管理中一些做法

韩国加工贸易管理模式的特点,在于对参与加工贸易过程的投入品规定了1年内按照复出口的期限减免关税,对用于加工贸易的减免税进口原材料给予退税,同时,在必要时,可以在货物进口时,要求提供相当于减免税款或凭保证金同意分期纳税的担保。

墨西哥的加工贸易以加工装配为主,其根本原因是毗邻美国。在两国边境上,集中了大批从事加工装配的企业,美国方面从事资本密集型的工序,墨西哥方面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序,形成了按照要素禀赋及比较成本优势的国际分工。墨西哥实施了出口加工区的制度安排,加工装配业务所需的进口设备及料件等可以免征关税。

印度加工贸易的政策具有较高的指向性,明确规定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进口产品,以及向完全出口型企业提供的产品,可以免除全部关税和附加税。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的哈雷亚自由贸易区为区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极其宽松的制度环境。允许建立外商独资企业,免除进出口关税,免征全部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资本与利润流出不设任何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