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保护范文10篇

国际保护范文篇1

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

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国际保护范文篇2

［关键词］德国;国际私法;弱者保护;法原则;制度;冲突规范

一、德国国际私法中的弱者保护概说

国际私法语境下的“弱者”一般指在涉外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弱者”身份会随着当事人双方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而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具有相对性和变动性。理论上，国际私法的任何领域均有可能存在弱者。但实践中，德国国际私法中的弱者主要存在于以下领域:婚姻家庭领域的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被监护人等;合同领域的特定当事方，如消费者、雇员以及投保人等;侵权领域的受害人，如产品责任中的产品受害人等。在德国国际私法中，立法者对弱者的保护主要基于弱者本身的“脆弱性”。而对大多数弱者来说，“脆弱性”通常由三种因素交叉重叠引起:第一，心理或智力劣势，即单纯因生理、心理或其他个人因素而导致法律关系中的部分当事人处于相对不利状态，如儿童、未成年人、被监护人等;第二，经济或社会上的依赖，即因当事人的市场力量不平衡造成经济地位的强弱区分，此时的弱者必须依附于强者，如雇主与雇员、厂商与消费者等;第三，信息不对称，即因在知识、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不对等而产生强弱区分。此种情况下，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但信息获取程度严重不对等，因而实际地位并不平等。如消费者相对于生产者和经营者，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以及产品责任中的当事人，均处于此类法律关系中。［1］德国国际私法关于弱者保护的法律渊源一般由德国国际私法、德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以及欧盟法中的国际私法规范等组成。本文主要探讨德国《民法施行法》《罗马条例Ⅰ》和《罗马条例Ⅱ》。

二、德国国际私法在原则和制度层面对弱者的保护

(一)限制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合同冲突规范中的基本原则，但对其限制运用符合弱者保护的发展趋势。为了保护弱者并防止无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可能对弱者造成的不利后果，德国国际私法在合同领域的立法模式为:运用强制性保护规范、有利比较等手段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限制。此种限制方法表现为对意思自治的外部限制，即强制性保护规范和更有利于弱者的法可以从外部直接排除适用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9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法律，不得剥夺消费者依其惯常居所地国的强制规定应有的保护。”［2］可以看出，在消费合同中，德国国际私法立法者利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的强制性保护规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施加必要限制，以达到内国消费者跨国消费行为也能受到内国强制性规范统一保护的目的。第30条第1款规定:“(1)在雇佣合同中，当事人选择法律时不得取消雇佣合同根据第2款未选择法律时应依据的法律中保护雇员的强制规定。”［2］而在雇佣合同中，德国国际私法立法者仍采用这一方法对弱势一方雇员提供特殊保护。《罗马条例Ⅰ》第6条至第8条也采取限制意思自治原则保护合同弱势一方，即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不能剥夺相关强制性规范对弱者提供的保护。［3］在德国国际私法实践中，法官运用强制性保护规范限制意思自治时，一般会援引有利原则综合考虑，即法官需对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与相关强制性规范进行有利比较，更有利于弱者的法律往往得到适用，此种意思自治限制方式为弱者提供了更直接有力的保护。2016年2月26日，科隆高级法院在“亚马逊用户使用条款案”［4］中对法律选择进行限制，法院在判决时援用德国消费者强制性保护规范限制意思自治原则，排除了卢森堡法律的适用，使消费者最终实现了法律诉求。德国国际私法立法者将限制意思自治原则扩大到其他领域，如侵权领域。1999年德国《关于非合同债权关系和物权关系的国际私法立法》第40条第1款规定:“基于侵权行为而提起的诉讼请求，适用赔偿义务人行为地国法律，受害人可以要求适用结果发生地国法律以代替上述法律。”［5］在德国涉外侵权法律关系中，原则上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但受害人可以选择侵权结果发生地法来代替侵权行为地法。此处受害人对准据法的单方选择是意思自治的一种形式，且其单方选择的范围也有所限定，即只能选择侵权结果发生地法。但此种限制意思自治方法的运用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准据法只能由受害方单方选择，使得意思自治原则的自由精神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准据法选择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受害方不一定能选择到更有利于自己的准据法。但可以看出，德国国际私法立法者保护弱者的初衷。(二)有利原则。有利原则是消费者合同与雇佣合同中限制意思自治原则的补充原则，与其重叠适用。有利原则下的“有利比较”是限制意思自治的手段之一，直接体现了对弱者利益的保护。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9条、第30条以及《罗马条例Ⅰ》第6条和第8条都运用了有利原则对弱者进行保护。在消费合同中，当事人选择法律时一般会受到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强制性保护规范的限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指消费者惯常居所地不在德国的情况)，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仅仅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消费者保护水平。如果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一般为德国法)的适用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更有利，那么则适用该法律。［6］因此，法官在确定最终准据法时，会在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与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的强制性保护规范之间进行有利比较。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则不允许出现比适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更不利于消费者的结果，即在两者之间，法官应最终适用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法律。此外，在进行有利比较时，法官要以对消费者的每一个具体诉求更有利为出发点，而非笼统地将相关法律作总体比较。例如，当消费者要对某项货物或服务行使撤销权，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规定，撤销权只能在消费者合同成立后的一周内行使，而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法律赋予消费者两周的期限时，则适用后者的规定。［7］雇佣合同中的有利比较主要介于当事人未选择法律时雇佣合同根据客观连结点应依据的法律(惯常工作地法或雇佣机构所在地法)与雇佣合同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之间，其中更有利于雇员的法律会得到优先适用。如果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没有强制性保护规范或者保护规范的保护力度不如未选择法律时雇佣合同根据客观连结点应依据的法律强制性规范，则适用更有利于雇员的保护性规范。反之，则适用合意选择的法律。［8］有利原则不仅能排除不利于雇员的外国法的适用，也能排除德国法，即当德国法被选为准据法时，雇员可援引更有利于自己的外国法的有关规定。［9］与消费者合同中的有利比较一样，法官需根据雇员的具体诉求对当前事实问题进行比较，而不允许抽象的法律比较。有利原则要求法院尽可能迎合雇员的诉求，对雇员施行更好的保护。［10］(三)强制性规范。强制性规范是消费者合同与雇佣合同中的限制意思自治手段之二，其能为处于合同弱势一方的消费者和雇员提供更有力的保护。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9条、第30条以及现行于德国的《罗马条例Ⅰ》第3条第3至4款、第6条、第8至9条都出现了强制性规范的身影。在消费者合同中，消费者保护强制性条款可以直接限制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即如果当事人通过协议变更或废除了保护消费者的强制性条款，法官可以排除适用当事人所约定的法律而适用保护消费者的强制性规范。此处消费者保护强制性条款主要是指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的消费者保护强制性条款。《罗马条例Ⅰ》第6条第2款规定，在进行法律选择时，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的强制性法律(一般为德国法)不能被排除适用。也就是说，法律选择不能剥夺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的强制性条款对消费者提供的保护。由于消费者惯常居所地的不确定，消费者保护条款可能来自德国，也可能来自外国，这些条款可能还会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呈现。［11］所以在适用第6条时应注意，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的实体法可能与第6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不相适应。其中，德国实体法主要在旅行合同、消费者借贷合同以及送货上门合同的撤销权中制定了消费者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另外，消费者保护条款也可能具有公法性质，因为对一个实体法的适用资格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法律体系的本土化，而是实体法的功能。如果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国的实体法具有保护消费者的功能，那么就应作为强制性条款适用。［12］在个人雇佣合同中，强制性保护条款也能起到限制意思自治的作用，即雇佣合同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排除适用或规避客观连结点所属国家的强制性保护条款。《罗马条例Ⅰ》第8条第1款第2句规定了劳动者保护强制性条款，法律选择不能剥夺法律的强制性条款对雇员的保护。缺乏法律选择时，适用第8条第2至4款。因此，如果与强制性规范相比，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更不利于雇员保护时，法官可以排除当事人所选法律，而直接适用法院地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或客观连结点所属国家的强制性保护条款。其中，标准的工作地和避开条款(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内容)都属于客观连结点。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强制性条款涉及的是保护性条款，一般认为是国内外劳动合同法规里改善合同弱势一方地位的条款，即雇员应优先于雇主得到保护。而此处的保护性条款不仅包含了特殊私法的条款，［8］并且也不排除一般合同法条款，［13］同样也适用于习惯法和法官法。［14］但保护性条款在个别情况下很难与那些只是为了经济、社会或政治性利益而设立的强制性条款进行区分。然而无论强制性条款是公法还是私法，第8条关注的主要是，该强制性条款对劳动关系的内容是否产生影响。［8］(四)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德国国际私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一般被称为例外条款(Ausnahmeklausel)、避开条款(Ausweichklausel)或者纠正条款(Berichtigungsklausel)。出于尊重意思自治的原因，德国国际私法规定了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不受例外条款的排除或矫正。例外条款只对当事人未选择法律时，正常冲突规范中的一般固定连结点进行修正，以便在特定的案件或案件组中建立并维护连结点的公正性。在传统的“萨维尼式”冲突规则存在不足的背景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基础的例外条款在德国当代国际私法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运用。其中，在弱者保护方面，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例外条款，为法院自由裁量提供了依据，在案件情况对弱者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法官可以借此例外条款纠正连结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保护弱者的目的。在合同冲突法中，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30条第2款的最后一句对例外条款进行了兜底:“如果根据一般情况雇佣合同与另一国家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时，应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2］《罗马条例I》第4条第3款同样对国际合同法领域的例外条款进行了规定。而《罗马条例I》第7条和第8条则是在特殊合同领域中对例外条款的特殊兜底规定。［3］其中，《罗马条例I》第7条第2款第3句规定了对保险人惯常居所地的例外条款，即大型风险合同如果与另一个国家显示出明显更紧密的联系，那么就适用这个国家的法律。此处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引出另外两个可能更密切联系国家，即投保人惯常居所地和风险发生地。［15］因此，虽然第7条第2款第2句只规定了保险人惯常居所地法的适用，但法官可以运用第7条第2款第3句的例外条款，即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投保人惯常居所地的法律。一般来说，适用投保人惯常居所地国的法律会更有利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罗马条例Ⅰ》第8条第4款规定，如果整体情况表明，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与第8条第2款或第3款所指引国家之外的另一国有更密切联系，则适用该另一国的法律。［16］据此，惯常工作地和营业所所在地的连结点不是固定适用的。第8条第4款的例外兜底条款符合第4条第3款允许背离特征性履行合同连结点的规定。［17］与第4条第3款不同的是，第8条第4款没有“明显更密切联系”这一说法，因而适用的灵活性更大。［18］此外，第8条第4款不像第2款和第3款指向了直接的连结点，而更像一种纠正条款和例外条款。［19］在对具体案件作更密切联系判断时，部分情况下要衡量通过本地法规受到保护的雇员的利益以及对所有雇员需要同等对待的雇主的利益。［20］当雇主营业所所在地法律对雇员最有利而一般连结点对雇员不利时，法院就应该诉诸于第8条第4款这个避开条款。［21］然而，有利原则并不是在进行最密切联系判断时的法定标准。［22］一般应合理否定弱者保护强度来确定最密切联系，因为这个论据更多地适用于法律选择过程，而很少适用于更密切联系的判断过程。［8］此外，有德国学者认为，为了排除其他外国劳动法的适用，可以运用公共秩序保留这个基本制度而不是操控连结点。一般认为，相比常规连结点，更密切联系原则只是一种补充手段。［23］关于非合同之债(包括侵权关系)的一般性例外条款的规定见于德国《民法施行法》第41条，德国立法者在第2款中通过举例说明了第1款最重要的适用情况，即对最密切联系原则实行了“类型化塑造”。另外，《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3款和第5条第2款也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了兜底规定。在第5条产品责任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表述是“明显更密切联系”。此避开条款一般是对第5条第1款b项产品获取地连结点的矫正。因为产品责任中的受害人可能不是第一产品获取人，所以法官应寻求与受害人有更密切联系的法律。［24］然而，从总体情况来看，适用产品获取地的前提主要为:受害人也是产品获取人并且缺陷产品或类似产品在产品获取地国的市场被销售。所以，因“明显更密切联系”而指向另一个国家是很少见的。［25］另外，当产品受害人没有参与获取产品，即为消费合同的第三人时，避开条款可以为第三人(产品的使用者或第二、第三产品获取人等)在特定情况下的诉求提供法律适用的依据。由于第5条第1款b项的连结点一般不包含第三人，因此第2款一般只对第1款b项的连结点进行修正。而第5条第1款a、c项是明显适用于第三人的，否则可能违背了立法者企图通过《罗马条例Ⅱ》消除产品获取人和其他受害人之间区别的意图。［26］(五)公共秩序保留。在德国国际私法中，“公共秩序保留”一般被称为保留条款(Vorbehaltsklauseln)或排除条款(Ausschlussklauseln)，法官可以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消极否定作用排除不利于弱者的准据法适用。在弱者保护层面，公共秩序保留能起到安全阀作用。德国《民法施行法》第6条规定:“其他国家的某一法律规范，如果其适用会导致一种与德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明显不一致的结果，则不予适用。尤其是当其适用与基本权利相违背时，不得适用该法律。”［27］因而，德国法官一般将德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作为相关准据法是否违背公共秩序的参照标准。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德国法官通常将儿童福利原则与公共秩序保留结合起来判断，从而排除不利于儿童保护的准据法。［28］一般地，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保护弱者:第一，公共秩序保留兼具“事后排除”与“事前选择”双重功能。在婚姻家庭冲突法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不仅发挥“事后排除”的作用(即法官结合儿童福利原则，运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排除不利于儿童的准据法适用;在儿童福利测试中关注儿童福利是否受到威胁和儿童福利的促进作用)，还具有“事前选择”的功能，即法官将“公共秩序保留”提前到法律选择过程直接加以考虑，从而使之成为确定准据法的衡量因素。在合同法律适用中，弱者保护原则包含了与具体个案中涉及公共秩序内容的或明显或潜在的相互影响。第二，在特殊情况下，对公共秩序的限制性运用也可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例如，德国法律不承认代孕，与一些承认代孕的外国法不相容，但出于儿童福利考虑，在外国代孕出生的儿童仍可获得委托父母的子女身份的承认。［29］此时，法官将对公共秩序保留采取审慎态度，以子女最佳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作出更有利于子女的判决。第三，德国立法者没有在国际私法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第6条)中直接规定违反公共秩序的法律后果，即不予适用外国法是否适用德国的法律。这种开放性的立法模式是为了能在国际私法实践中发展出一套“灵活且有区别”的解决方案。欧盟和国际条约中的冲突规范对此也未作规定。［30］从弱者保护角度，开放性规定赋予法官更自由的裁量权，在不违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般公益目的以及实现法律确定性和国际判决统一的前提下，法官可以在个案中通过不同的解决方式最终选择出更有利于弱者的法律。

三、德国国际私法在冲突规范层面对弱者的保护

(一)属人法。属人法是指以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国籍、住所、惯常居所地等作为连接点确定的法律，主要用来解决人的民事身份、能力、婚姻、亲属和继承权等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由于各国对属人法连结点分别理解为住所(惯常居所地)或国籍，故属人法有住所地法和本国法之分(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本国法，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住所地法)。一些国际公约多采用惯常居所地法。属人法是国际私法中运用范围最为广泛的系属公式，且其运用范围还有扩大的趋势，表现为:属人法不仅在传统的婚姻家庭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合同冲突法与侵权冲突法也都以属人法为辅助规则。［30］1．婚姻家庭领域。在德国国际私法中，婚姻家庭领域涉及到弱者保护的属人法条款主要有:第19条至第21条，第23条以及第24条。虽然属人法中的本国法主义在婚姻家庭中适用广泛，但其也受到居所地法主义、有利于德国法的特殊例外条款以及法律选择的中断和限制。本国法主义的分裂有一部分也是由于弱者保护的需要，如居所地法主义(惯常居所地)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非弱势方的当事人可以进行法律选择，将连结点由国籍变为惯常居所地。因为在欧洲，成年人的惯常居所一般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而国籍的自由转换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然而，弱者却不能自由选择惯常居所地。考虑到这些弱势群体，当今的德国国际私法界已经大部分认同，惯常居所地的连结点最能满足弱者保护的需求。［31］另一方面，父母子女关系中，对准据法的选择主要考虑实践的需要，而惯常居所地即是满足其实践需要的特征连结点。因为，惯常居所地是当事人的关系重心所在地，尤其体现在他的家庭关系和职业关系，也是他存在的中心地。一般来说，即一个人实际生活的中心。［32］当事人的惯常居所地与他的生活实践联系密切，因此，实行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离不开惯常居所地法带给他们的便利和实际利益的获得。2．合同领域。合同冲突法以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等为主要规则，当合同双方当事人未进行法律选择时，则以属人法为辅助规则。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在无法律选择情况下的消费合同以及符合第一款内容所成立的消费合同依买主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第30条第2款规定:“在无法律选择情况下，雇佣合同适用下述国家的法律:(1)雇员在履行合同时依其惯常工作的国家的法律，即使他被临时派到另一国家，或(2)雇佣雇员的机构所在国家的法律，即使雇员在该国尚未完成其工作。如果根据一般情况雇佣合同与另一国家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时，可以适用该另一国家的法律。”［2］可见，未选择法律时，首先适用弱者一方的属人法，而且合同领域的属人法大多为惯常居所地法或惯常工作地法。因为合同领域中弱者惯常居所地或惯常工作地是他生活或工作的中心，其带给弱方当事人诸如诉讼实效、赔偿标准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匹配等方面的便利以及实际利益等都是无法比拟的。即使适用惯常居所地或惯常工作地法可能达不到实体法上弱者保护的最优结果，但德国国际私法对属人法中弱者惯常居所地的适用规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冲突法层面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因此，除了婚姻家庭领域，弱者惯常居所地法的适用也在合同冲突规范中发挥弱者保护的作用。3．侵权领域。德国《民法施行法》第40条第2款规定:“如果赔偿义务人与受害人在责任事件发生时在同一国家拥有惯常居所，则适用该国法律。”［33］同时在德国生效的《罗马条例Ⅱ》第4条第2款也规定:“在损害发生时，如果对损害负有责任的人和遭受损害的人在同一国家有各自的惯常居住地的，则应当适用该国的法律。”［34］关于产品责任的第5条第1款(a)规定:“在不妨碍第4条第2款的情况下，因产品造成的损害而产生的非合同义务所适用的法律应当是:(a)如果该产品在该国市场上销售，损害发生时，遭受损害的人的惯常居所地所在国的法律。”［34］可见，无论是德国自制冲突法还是在德国施行的欧盟法都将共同属人法作为侵权冲突领域的首要适用规则(共同惯常居所地法)，从而替代了传统的法律属地主义(侵权行为地和侵权结果地)。尤其在产品责任领域，在不妨碍共同属人法适用的前提下，产品受害人的惯常住所地法也可以得到适用。在侵权冲突法中，共同属人法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实体法正义逐渐侵入了冲突法正义领地，丰富了法律选择正义取向的内涵，矫正了冲突法正义。为实现实体法正义的要求，坚持弱者保护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共同属人法冲破了法律属地主义的牢笼，进入侵权冲突法领域，旨在纠正因传统规则导致的规则僵化、个案不公正(多是对弱者不公)等结果，实现公正的判决。［35］因此，共同属人法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侵权领域中弱者的保护。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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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新技术产品逐步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专利的价值从单个的专利权人的转让获得利润逐步转变为一个企业得以存续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专利战略有利于保护企业的无形资产。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比例正在逐步提高，企业专利保护战略就是为企业提供这样一种保护机制，以促进无形资产的利用率，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科技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通过专利战略可以进一步的保护科技成果，发挥科技创新的整体效应，促进企业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建立企业自身发展的科技储备库，为扩大国内外市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奠定良好的基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推动了经济领域的一场空前革命，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规模递增的知识推动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又引起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以专利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大亮点。在如今国际贸易的发展中，技术贸易占据了极大的市场占有率，技术贸易中又以专利技术为主。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世界各个国家之间通过专利技术为主的贸易额，已经大大超过了一般商品贸易。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二、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专利保护现状

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问题方面的认知比较少，对于专利申请以及保护的重要性也缺乏一定的认知。一个企业在申请专利前，应先确定此技术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公开发表，我国的专利法是实行申请在先的原则，因此，要注意查新。申请专利权取得成功后，应注重专利权的保护。技术是一种知识财产，只有确定了其归属，才能成为私人产品，成为市场交易的标的。对一个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来讲，不仅要注重科技创新，更要注重专利技术的保护。专利权和专利技术是一种无形资产，企业可以通过自己的专利产品获得利益，也可以通过其专利技术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只有有了一定的竞争力，才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以及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专利具有排他性、地域性、和时效性等特征。在当今贸易领域中，产品销售是一个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产品通过大量销售来占领市场，以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此时，就要防止自己的产品被其他企业模仿抄袭。因此，企业要注重保护自身的专利，产品的专利权，不仅代表了此项技术的私有，也意味着该产品在市场上的专有权。以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为例，可口可乐公司在1941年使用coke这个名称，1960年，其产品的曲线瓶申请到专利权，并于1971年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广的饮料商标，占领了百分之七十的市场份额。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前任总裁曾经说过：可口可乐公司即使在一夜间倒闭，只要有可口可乐这个品牌存在，可口可乐公司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再建立起来。迄今为止，可口可乐这个商标及其专利权估值大约696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仅仅一个品牌就价值上百亿，那它的产品的销售收入等也就可想而知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的一些老字号，老品牌，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因缺乏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意识，致使在国际贸易中经营受创，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国际保护范文篇4

[关键字]传统资源知识产权ABS《波恩准则》

近年来，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及遗传资源的保护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自1998年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经为此召集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与研讨。200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政府间委员会，即“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政府间委员会”。保护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及遗传资源，就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要为那些作为创新基础的资源及其拥有者提供适当的保护。在此，统称为对传统资源的保护，与现代法律上的知识产权相对应。

一、传统知识的概念和特征

“传统知识”这一术语是最近几年才逐渐见诸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文件的。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相关文件上甚至可以看出，术语的使用与概念的界定是目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讨论与研究传统知识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主要难题。在传统知识保护问题上，可能采用的术语包括：土著知识、土著群落、人种与种族、传统医药、传统知识、革新与习惯、传统与地方知识、技术、诀窍与惯例等。基本上可以分为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三类，但是不穷尽于此。之所以要将这三个问题一并讨论，就在于这三个主题具有内在属性上的关联性与共通性。

首先，这三个主题所涉及的对象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共同遗产（commonheritage）”。从“正统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三种共同遗产中核心的要素，即无形要素都已处于公有领域，属于人人都可自由使用的对象。重要的是，这些要素往往会成为新的创造性成果赖以产生的基础，从而给使用这些要素者带来可成为私权对象的“知识产权”。出于对这些处于公有领域的要素的重要性的认可，国际社会最初的政策取向仅仅是“保存（preservation）”这些要素。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利用这些共同遗产开发出具有知识产权的新成果的潜在可能性越来越大，从而让人们有了更加积极的选择，即积极地“利用（utilization）”而不是消极地“保存”这些遗产。

各国在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均已将知识产权权利人与作为使用者的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纳入考虑的范围。“利益平衡”问题进一步上升到了权利人与作为资源提供者的社会公众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所要解决的就是作为资源提供者的社会公众或群体在利用这些资源完成的知识产权中分享利益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历经代代相传的努力，原生境保护了相关资源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分享问题。

第二个共同特征就是其都属于群体智慧与贡献的结果，超越了知识产权保护所关注的个人智力成果的范围。“传统”虽然更多地属于人文要素，但其肯定不是任何特定的人刻意安排达成的结果，而是一定规模的群体经过长期的生产与生活过程在基本无意识的情形下逐渐培育起来的。

尽管人的努力与创造性活动可能对遗传资源及传统的形成与保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能被归结为可享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创造性。正因为如此，在讨论保护相关资源与利益分享问题时，正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显然已不合适；必须创建一种全新的制度，或者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创建一个特殊的分支，以满足这些特殊资源保护的特别要求。

第三个共同特征是，每一主题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所创新和进步；而这种创新和进步中既有正规革新（formalinnovations），也有非正规的革新（informalinnovations）基于请求保护的对象所具备的这种介于正规与非正规创新之间的特征，有人提出了一种“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革新者的知识产权主张。依据这种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革新得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者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革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这种理论最早可见之于1989年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讨论，且在当时促成了两个决议的同时诞生：一个决议要求承认农民的权利；另一个决议则要求保护植物栽培者的权利。

二、传统知识权利与现代知识产权的联系和区别

传统知识根据现展中国家的观点，国家对其境内的传统知识具有资源主权，因而对传统知识的获得和利用，必须经过一国的事先知情同意、遵守国家对其境内的传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法律、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所认可的方式进行进出口，遵守国家关于对传统知识及环境保护的要求等。同是传统知识是和某一定的地域、传统、风俗、习惯等密切联系，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代表着共同群体、社区、民族等的利益。而有别于现代的知识产权是属于某个特定的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现代的知识产权属于私权，是国家为了鼓励私人将其所创造的智力成果公诸于社会公众，以促使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并相应地赋予该特定的主体一定的法律上的垄断性的权利。

可见传统知识和现代的知识产权是存在属性上的一些相似特征的。

（一）具有相当的垄断性和专有性

知识产权的垄断性和专有性是为各国法律所确认的。它同所有权一样具有排他性和绝对性的特定。日本的学者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它分为独占权和禁止权。这种垄断性是为法律所严格保护的，也是权利人凭借该垄断性获得市场获益的手段。这种垄断性和专有性来源于法律的赋予，来自于权利人对其独立创造的智力成果的权利。传统知识也具有其垄断性和专有性。这种垄断性和专有性不仅是需要法律的确认，也来自于对创造这些传统知识的智力成果的保护。

这种垄断性、专有性导致了两种后果：一即在知识产权和传统知识的保护上，都要防止的是其垄断性的被滥用，导致其在产业上形成垄断，影响了公平的交易和自由的竞争，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两种知识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二是两种知识之间的垄断性如何协调的问题。不能一味地强调现代知识产权的垄断性，而无视传统知识的专有性，甚至将其视为公共领域的自由资源，可以任意攫取和滥用，这不仅是对传统资源所在国的资源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不利用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的。因而在法律上确认传统知识具有和现代知识产权相当的专有性和垄断性，是传统知识得以良好保护、有效利用的法律保障，也是使国家资源主权得到实现的法律前提。

（二）具有地域性

知识产权所具有的专有权是受到地域的限制的，具有严格的领土性，其效力一般仅限于其国内。这种地域性是源于知识产权是来自于一定国家法律的授予，对于其他国家则需要一定法律程序，才能得到承认和保护。而传统知识的地域性更强，其不仅是需要资源所在国家的法律程序上的确认和保护，更需要通过国际协议、条约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甚至需要国际组织的来共同协调和保护。同时它是和一定的地区、民族、国民的生活习惯、文化、风俗等联系在一起，因而就需要相应的地方的法规、地方政府的管理和保护。在地域性上，传统知识更具有个体性和差异性，因而所制定的传统知识保护法律、法规等需要的是国际法、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三个层次，尤其是地方的法规和管理制度，对传统知识实行特殊的、有效的保护，起着具体的作用。

尽管传统知识和知识产品的法律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但在其特殊性方面，也存在着相应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一）时间性

知识产权的时间性是指法律所保护的知识产权，仅在法律所规定的保护期内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一定超过有效期，相关的知识产权即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为人类所共同使用。这在于知识产权是社会利益和权利人的利益的协调，否则会影响着知识的更新和利用，毕竟每项知识创造成果是有一定的价值寿命的，并从其注册或使用时起计算。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性”是建立在对受保护客体可利用价值实现的时间预期基础之上的法律设计。这正是导致专利、商标与版权作品受保护时间长短不同的根本原因。时间性是鼓励知识产权创新，促使技术和智力成果不断提高的重要激励。

传统知识不具有时间性，这和知识产权大相径庭。不仅在法律上不能确定相应的法律保护的有效期，一旦在法律上确定其权利，则永远都应当是有效的。并不因为其长期的使用，或在其基础上衍生出其他形式的创新的知识产权，而减少对其的保护。这是由于传统知识是各地区的生存方法、生活习惯、民族文化等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是人类的宝贵财富、遗产资源，需要从法律上永久地确认对其的保护，一旦消逝即不可再生。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知识的价值会不断的上升，在时间上其价值的预期是不可确定的，对其保护的法律和技术的措施就更加重要。如果说法律保护的时间性铸就了现代知识的不断再生，那么这种时间性则将导致传统知识走向万劫不复的毁灭。

（二）确定性

知识产权的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权利主体的确定性和智力成果客体的确定性上。知识产权的主体需要具备何种资格及如何确定，法律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一旦达到某种资格和条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则成为某项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而且知识产权的主体往往是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具有个体性、明确性。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某些智力创造成果，也是符合法律知识产权法所规定的保护范围、形式和类别的，往往具有一定的传播载体和表现形式，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统一的确认智力成果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这样才能确认某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

而传统知识的则不具有这样的确定性。传资源、传统知识与非属于作品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都属于在外延上不确定的概念。即使就某一个主张保护的“单位”（包括个体与群体）而言，其可主张保护的对象到底有哪些，分别是什么，等等，都是无法回答的问题。首先在主体上，它不是某个个人、组织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某个社区、民族、地区等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和技艺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群体生活、民族文化、共同习惯的反映，也是为群体内的成员掌握的，并通过不断的历史流传、繁衍而继承下来的。同时这样的传统知识往往不具有相应的载体和传播形式，只是通过人们的记忆保存、口头流传、制造产品等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这种对象的不确定性还在于，三类主题都将随着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类主题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均会有所不同。任何将其以现代知识产权的形式进行保存、利用和转让都是属于现在知识产权所调整保护的范畴。传统知识所具有的这种不确定性，即主体、客体、对象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对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应当有别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此外，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在法律保护和利用方面的价值取向也不同，前者更加侧重于知识的多样性、原生性、维持其完整性，以防止其失真和流失。其次才是其被其他主体所获取和产业应用，而且这样的应用不能损害传统知识的完整属性、更不能评价通过传统知识的衍生品——新知识产品，而取得知识产权以对抗、排斥传统知识的保有、维持和世代繁衍。通过以上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其在法律上是不能纳入到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范围的，而是应当根据其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和特征，而确定相应的保护机制。

三、传统资源的保护和惠益分享的法律分析

传统资源是现代技术与知识创新的基础和源泉，而发达国家却一直在强调：任何对传统资源的保护都不应妨碍相关资源的正常流动与获取，也不应阻止对相关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因而坚决反对向传统资源授予垄断性的私权。这是一味强调保护创新，忽视传统资源保护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大量传统资源的破坏甚至灭绝，进而使创新失去了基础，中断了源泉。

保护传统知识就是要为那些作为创新基础的传统资源及其拥有者提供适当的保护，目的就是要与现存的知识产权保护相抗衡。一方面，设计一种机制，使那些技术与知识创新能力较弱，但在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传统资源方面拥有相对优势的群体获得合理而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知识产权的授权体系，防止那些本应属于全体社会公众的知识与资源被少数人通过知识产权而垄断。

保护传统资源的目的在于，一为维持人类传统资源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二为作为传统资源保有者的弱者和其他利用传统资源者之间的利益安排和分配。因而对传统资源的法律保护将主要围绕这两方面进行。在这方面的国际法律文件主要有：保护生物资源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saftyDiversity,以下简称CBD公约）及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具体规定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以下简称《波恩准则》)等国际法律文件。

（一）在传统资源的保护和维持方面

CBD公约承认各主权国家对作为其自然资源一部分的生物资源的主权，认为各国有权依据其本国立法，决定如何获取其主权管辖范围内的生物资源。这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所确立国家的经济主权的体现。而这样的原则和主张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实践所接受、认可和遵循，也是传统资源国际保护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

此外在CBD公约及其议定书中，对生物的多样性、生物安全和环境保护、事先通知的AIA机制、预警准则等都是保护生物安全的重要机制。在具体的民间传统艺术、粮食农业、文化资源等领域也都有相应的保护传统资源的规定。

然而对这些资源的维持和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层面上，传统资源国应当主动地实施其资源主权，进行积极的国内立法、实施相应的措施。主要体现在：

1、建立传统知识的登记和注册制度

对传统知识的登记和注册是源于传统知识的地域性和客体的不确定性。由于其具有地域性，和一定社区、民族和群体的生存方式、文化习惯、传统风俗等具有历史的紧密联系，这是其他的地区和群体所不具有的，这使得在技术上进行确认和登记是可能的。传统知识的不确定性，即所保护的资源散布于各个地区，并且不具有一定的物质载体和流传形式，有效的登记、保存、注册有利于对这些传统资源的确定化、成型化和规范化；同时也有利于确认该传统知识属于某特定的地区、民族、部落和社区群体等，实现权利主体上的确定性。

对传统知识的注册和登记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册和登记的主体，可以是国家专门机关、地方的政府部门、地方的社区、各个研究机构、群体部落等的主体，或者是几个机构的联合进行。由其代表各个传统资源的群体来具体行使这样的资源权利，将所得的收益用于传统资源的维持和保护，以及群体共同所有。二是确认传统资源的技术标准以及数据库等。这样的数据库及标准并非在于使尚未公开的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进入公共领域，应当包含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内容防御性的和积极的法律保护等多方面目的，进而使管理者持续控制和享有其知识与利益的权利通过对数据库和注册登记的汇编、运行和使用得到确认。比如中文版的“中国传统中药专利数据库（TCM）”包括含有超过12,124份有索引的中医药专利文献，其中含有32,603份中药配方。

对传统资源的登记和确认是其进行法律上的保护、进而实现其资源拥有者权益的前提，是实现法律定份止争、防止和减少权利冲突、发挥资源保护激励机制的功能。

2、对传统资源权利的权利的法律确认

对传统资源的权利范围的确认，包括对其所属群体赋予什么样的法律权利，以及这样的权利怎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分配，进而实现传统资源权利的应用、转化、授权使用等方面。如前所述，传统知识资源和知识产权是有一定的共同性质，而又具有其特殊性，这就影响到了法律对其进行权利设置。

由于传统知识资源不具有时间性，因而对其所确定的法律权利也是无期限限制的，法律应致力于保护该权利的永续性和价值性，而不能规定一定的保护期。但是对这些权利的实施及监督状况、资源的适当保护和利用的法律措施，应当按期限、事项等经常的进行。

由于传统知识资源具有垄断性和地域性，这就是决定了基于传统知识资源的权利的专有性，这个知识产权具有共同性。因而在权利的保护和防止侵犯时，在归责原则上应采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即一旦发生了损害，法律就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在权利主体主张其对传统知识所具有的权利在不知情或保护不利的情况下被侵害时，应当由被控告的一方负责举证，证明其对所使用的知识资源具有合法、有效的权利，其权利来源和权利本身是没有法律瑕疵的。否则就构成了对传统知识资源权利的侵犯，应当承担法律上的侵权责任。

由于权利主体和客体不具有确定性，因而对权利内容的确定是法律保护资源的必备内容。除了财产权利所应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绝对权利外，对某项具体的传统知识所具有的权利范围、权利主体、权利的利用和保护制度、法律措施的监督制度和侵犯权利的责任追究制度等，应当由法律或相应的规章做出规定，使该项具体的而又不具有确定性的传统知识得到法律上相对确定的保护。

3、建立传统资源的维持和保护基金

由于权利主体和客体的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传统知识在维持、保护、利用和发展方面，具有相当的随机性、任意性，这和法律保护权利的确定性是不符的。而只有利用和获益，而没有保护和治理的传统资源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根据谁获益谁治理、谁享权谁担责的法律原则，要求权利的主体、实施者、授权利用者等承担相应的传统知识资源的保护义务是适当的，也是促使其正确地利用资源、实现传统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法律激励手段。

同时对传统资源的利用而获得的收益，应当首先运用到传统知识资源的保护、维持和发展方面，传统知识资源的权利收益也属于特定的群体、组织、民族和社区等，而非由某个人或组织机构所有。同时也需要对由于传统知识资源的授权使用、及所获得的收益分配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腐败和公共利益的私人化。

因而可行的办法是对某项传统知识资源的利用所得的收益建立相应的基金，以促使对传统知识保护的以上功能的实现，尤其是对传统知识资源为群体外的其他人所获取、进行惠益分享的制度安排、实现传统知识资源的产业化和技术化应用等方面，是良好的制度保障。

4、确定管理传统资源的相关部门

纵然传统知识资源是属于某特定的群体、社区、民族和地区的，也是有相应的制度进行保障的。但是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利用等方面的法律措施是需要由相关部门来监督的。同时私人或非政府组织机构在传统知识的保护方面，也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法律和机制上的指导，这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对其境内传统资源的主权，其中对内的监督管理、法律保障是必要的，这样的职能是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来具体的实施的。而在对外方面，传统知识资源的利用和与国外相关机构、法人组织的建立和具体实施惠益分享制度时，所确定的制度安排、具体的分享机制、教育培训、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方面，是需要相关部门的批准、认可的。

目前，在中医药、农业、生物资源等方面，我国已经逐渐确立的相关的政府机构，来履行相应的保户传统知识资源的职能，也是我国通过相应的国际协议来积极地争取国内的资源管理主权的体现。

（二）传统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

CBD公约在尊重缔约国的资源主权的前提下，要求各缔约方努力为生物资源的获得创造条件，以使其他缔约方能够为了在环境意义上可靠地加以利用而获取有关的生物资源，而不要设置有悖于本公约目标的限制。而不论是提供方，还是接受方，都不能单方面为遗传资源的提供与获取设定不合理的条件。并以此为基础设定了遗传资源的获取和转让、技术的获取和转让、信息的交换和科技合作、利益的分配和财政资源的提供等一系列的措施和制度，并形成了传统资源的惠益分享制度（AccesandBenefitSharing,以下简称ABS）。可见，作为遗传资源主要接受方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在《波恩准则》对ABS过程中的步骤作了更进一步的规定，这包括“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和共同商定条件。“事先知情同意程序”要求获取遗传资源需要取得资源提供国的事先知情同意，内容包括:给予知情同意的主管部门，时间规定，用途说明，取得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商机制等等。共同商定条件则是遗传资源提供方和获取方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遗传资源的类型、数量、活动的地理区域，对材料用途的可能限制，原产国的主权，能力建设要求，向第三方转让的规定，尊重土著社区的权利，保密资料的处理，如何分享惠益(惠益类型、惠益时间性、惠益的分配和惠益分享机制)等等。

然而这些国际条约及协定所侧重的都是关于传统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即使关于传统资源的保护和维持方面的规定，也都非常的原则和宽泛，缺乏具体的执行措施和保护方法，因而这些具体管理和执行方面的计划、方法和步骤，则不仅成了相关国际组织及各国继续进行开展工作的事项，也成了作为传统资源国的发展中国家和利用传统资源进行产业化应用的技术发达国家之间，讨价还价和反复磋商所乐此不疲的话题。

2005年2月的一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临时会议的关于ABS实施战略计划书表明，针对各国对ABS的实施进展状况、及所确定相应的指标选择上统计了各国的意见。其中巴西等国反对对ABS确立强行的指标和计划，而应由各国进行自主确定，这反映了资源国对其主权的主张。这样的指标可分为进度指标和效果指标。其中进度指标是帮助缔约方衡量制定国家制度、解决ABS问题的进度指标，包括已建立ABS的国家联络点和国家主管机构，处理国家一级的ABS运作机制的国家数量；已经制定相关的措施，便利其他国家获取资源的国家数量；确保管辖范围内的使用者遵守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和据之获权的国家数量。效果指标是指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制度框架，用于衡量ABS的运作和实施效果的指标，包括：与资源国主管机构签订合同，以获取遗传资源使用权的外国使用者的数量；附有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国家加入到ABS机制中的数量，以反映从资源国获取权利工作更容易；每年签订ABS协议的数量；未经授权获取的案例的数量；以及受训人员的数量、传统资源的转让数量、授予以传统资源为基础的产品和技术的专利数量等等。可见在ABS机制的遗传资源的获取利用方面的进展，要比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设计要相对成熟、迅速，可见技术发达国家对传统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获取和分享是何等的迫切，而对其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关注又是那样的无暇顾及，这也是资源国在建立相应的ABS机制时所不能忽视的，是其保护本国资源安全和主权的前置程序。

通过对ABS运作机制的谈判达成的结果和最终形成的方案，将直接影响着这些条约所规定的制度和机制的进展状况和实施效果。同时传统资源国家在主动地争取国际上的权益和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援助时，更应当积极地加强国内的传统资源相关立法和管理，协调国内的传统资源保护的法律和技术体系，在传统资源的保护和惠益分享两个方面将自己的资源主权从国际层面的口号转化成国内的具体权益。

四、我国对传统资源的法律保护展望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多民族、多人口、宽地域的国家，拥有相对丰富的传统资源。与此同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较弱，至少在短期内不大可能通过技术与知识的创新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传统资源的保护，不仅可以延缓甚至阻止各种传统资源的消逝，而且可以使那些弱势人群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合理的利益。

为此，应当建立自己的传统知识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机制，并积极地通过ABS机制与更多的用于传统知识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建立相应的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协议。如今发达国家为了攫取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资源、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无视资源国的主权。相应的作为一个传统资源大国，中国应当积极应对，在传统知识资源的对内外保护方面，都应当加强立法和技术措施，主动行使自己的资源主权和对传统知识资源的管理和支配权。（全文完）

参考资料：

1、林灿铃：《国际环境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版

3、陈安：《国际经济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ABS所产生惠益的指标的必要性和可能选择》，UNEP/CBD，2005年2月临时议程。

5、《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6、《波恩准则》

7、WIPO2004年11月第七次会议摘要文件：《与记载或注册登记的传统知识相关的技术标准和事项的进展》

8、唐广良：《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知识保护》，中国法学网，

9、唐广良：《保护民族的传统资源》，中国法学网，

10、于文轩：《论生物安全国际法的惠益分享制度》，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国际保护范文篇5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

国际臭氧层保护日

说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年，回顾国际合作方面一个毋庸置疑的成功故事是值得的。二十年前，各国政府签署了《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臭氧层是一层薄薄的气体，起到保护地球上所有生命免受外空紫外线辐射伤害的作用。该公约的签署启动了一个全球合作进程，这个进程在解决全人类及环境健康面临的一项重大威胁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这个《维也纳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体现了文秘写作网在调动和协调多边行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的价值。只有通过这样的行动，我们才有希望应对目前面临的众多挑战。确保《蒙特利尔议定书》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之一是15年前设立的多边基金。该基金依据各方负有共同的然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为所涉金额超过15亿美元的活动提供了支助，从而帮助了130多个发展中国家严格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即减少那些损耗臭氧层的物质的生产及消费。另外，该基金还雄辩地表明，只要得到适当的支助，所有国家都能够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向《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所有189个缔约国表示祝贺，祝贺他们坚定地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努力。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永久性地消除了年产量超过150万吨的破坏臭氧层的化学品生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也不意味着臭氧层损耗造成的后果已经完全消除。发展中国家在履行其许多义务的道路上才走到一半，在发达国家，一些化学品仍需逐步淘汰。

另外，由于长期使用损耗臭氧的化合物，导致上大部分地区臭氧层变薄。我们务必对这种危害始终保持警惕，以免皮肤癌、白内障病例增加以及其他对健康的威胁进一步加剧。为此，将今年国际日的主题定为“善待臭氧，安享阳光”。如果所有公民都能按照这些简单明了的话去做，我们就可以保护公众健康，早日恢复臭氧层。

国际保护范文篇6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

说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年，回顾国际合作方面一个毋庸置疑的成功故事是值得的。二十年前，各国政府签署了《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臭氧层是一层薄薄的气体，起到保护地球上所有生命免受外空紫外线辐射伤害的作用。该公约的签署启动了一个全球合作进程，这个进程在解决全人类及环境健康面临的一项重大威胁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这个《维也纳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体现了文秘写作网在调动和协调多边行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的价值。只有通过这样的行动，我们才有希望应对目前面临的众多挑战。确保《蒙特利尔议定书》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之一是15年前设立的多边基金。该基金依据各方负有共同的然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为所涉金额超过15亿美元的活动提供了支助，从而帮助了130多个发展中国家严格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即减少那些损耗臭氧层的物质的生产及消费。另外，该基金还雄辩地表明，只要得到适当的支助，所有国家都能够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向《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所有189个缔约国表示祝贺，祝贺他们坚定地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努力。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永久性地消除了年产量超过150万吨的破坏臭氧层的化学品生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也不意味着臭氧层损耗造成的后果已经完全消除。发展中国家在履行其许多义务的道路上才走到一半，在发达国家，一些化学品仍需逐步淘汰。

另外，由于长期使用损耗臭氧的化合物，导致上大部分地区臭氧层变薄。我们务必对这种危害始终保持警惕，以免皮肤癌、白内障病例增加以及其他对健康的威胁进一步加剧。为此，将今年国际日的主题定为“善待臭氧，安享阳光”。如果所有公民都能按照这些简单明了的话去做，我们就可以保护公众健康，早日恢复臭氧层。

国际保护范文篇7

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进程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883年2月，法国、比利时等11国在巴黎共同签署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并根据该公约成立了保护工业产权联盟。此后国际社会又先后缔结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工业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并据此建立了统一的专利权、商标权国际保护体系及专利国际审查和商标注册制度。另一方面，以1886年的《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和1952年的《世界版权公约》为代表的著作权国际保护体系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为了更有效的在国际上保护知识产权，管理、监督执行各个公约，1967年7月14日51个国家在斯德哥尔摩签定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并根据该公约将巴黎公约与伯尔尼公约的国际机构合并，成立了一个政府间的国际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niation，简称WIPO）。该公约于1974年4月26日正式生效，该组织也于同年12月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有效的协调和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①

以上述众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内容为基础，以世界产权组织的工作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到20世纪末开始面临挑战和发生动摇。传统的国际贸易已从单一的有形货物贸易转向多元的有形货物的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贸易标的也从原料向工业制成品转化，从服务行业向技术转让转化。知识产权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得到体现和提高，而知识产权保护也日益表现为世界性的贸易问题。处于现今世界经济条件下，原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已出现诸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义务主体不定。只有参加该公约的国家才有义务遵守，且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并不尽相同，一些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甚至由于签约国的局限性而没有实际效力或效力甚弱。

（二）保护程度不等。原有的公约未能建立起约束各国法律所提供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共同的保护准则，而各国由于各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保护范围、保护期限、保护措施和权利救济程序或途径以及权利限制等的规定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可能使同一公约的缔约国对同一知识产权主题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

（三）整体保护水平不高。这些公约制定于一个世纪以前，不可避免的滞后于迅猛发展的国际贸易形势，一些新的知识产权形式如集成电路、生物工程。

（四）保护机制不全。现行公约普遍缺乏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成员国之间一旦发生争议，必须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果，再通过国际法院诉讼解决。

二、TRIPS的有关内容

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萧条席卷全球。以美国、欧共体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回首检视其日益衰退的国际竞争力和现存资本，才猛然发觉知识产权正是其大宗尚未动用的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正处于利用欧美的知识产权以创造其经济财富的转折点上。这些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组织渐生抱怨。8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另辟蹊径，求助于关贸总协定，力求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关贸总协定的框架内。在埃斯特角城部长宣言中，将其正式列入谈判议程。“乌拉圭回合”谈判历时七载，形势一波三折，时晴时阴。美国代表提出，“如果不把知识产权等问题作为新议题纳入，美国代表将拒绝参加第八轮谈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利益关系上态度明显相左。巴西代表则认为，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关贸总协定，犹如把病毒置入计算机一样。1991年12月18日，谈判各方初步达成了总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的签定丰富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使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贸易的“知识化”与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在TRIPS协议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995年1月1日WTO正式运作，标志着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已纳入多边贸易体制。②

TRIPS共分为7个部分计73条，另加协议正文前的序言，与以往有关国际公约相比，TRIPS不仅例举了各国应当遵守的原则，而是有相当详细的实体法规定，它还规定了各国可以采取的行政处罚措施。

协议的序言明确了谈判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要达到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和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和公约的适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取得、范围和适用的适当标准及原则；针对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使用有效、适当的方法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采取有效迅速的程序来多边防止和解决各国间争议；为了使谈判结果有广泛的参加者而进行的过渡安排。谈判的目标是通过多边程序达成强有力的协定，以解决此方面问题的争议，从而减少紧张局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TRIPS许多规定的原由。

TRIPS的第一部分是总则和基本原则，其中第3条和第4条分别规定了在知识产权领域应适用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同时明确规定协议的有关规定不应背离缔约方根据《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和《有关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所产生的现存义务。第一条还规定缔约方可以在本国实施比协议要求更广泛的保护。第二部分是整个文件的核心，分别对版权、商标、专利、产地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集成电路、未泄露的信息及许可证协议中反竞争行为作出了规定。第三部分关于知识产权的实施。第四部分关于知识产权的取得、保持及相关程序。第五部分关于争端的防止和解决。第六部分关于过渡期安排。第七部分关于机构安排和最后条款。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着重分析TRIPS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和核心第二部分的内容：

（一）、TRIPS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

1、重申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1）国民待遇原则：这是在巴黎公约中首先提出，在TRIPS中（第3条）再次强调，各个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

（2）保护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公众健康原则：这是立法、执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在TRIPS第8条第一款、第27条第2款等条款中又进一步作了明确和强调。

（3）对权利合理限制原则：知识产权如同其他权利一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有合理的、适当的限制。TRIPS第8条第2款提出“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原则。在TRIPS第13条、第16条第1款、第17条、第24条第8款、第26条第2款、第30条中分别提出对版权、商标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和发明专利权给予一定的权利限制的前提条件：一是要保证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二是不能影响合理利用，三是不能损害权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

（4）权利的地域性原则：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各国的知识产权法是相对独立的。在TRIPS第1款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5）专利、商标申请的优先权原则：这是在巴黎公约中首先提出的，TRIPS中再次加以强调和肯定。

（6）版权自动保护原则：这是在伯尔尼公约中首先提出的，TRIPS中再次加以强调和肯定。

2、新提出的基本原则有：

（1）最惠国待遇原则（MostFavouredNationTreatment）：这是在TRIPS中首次把国际贸易中对有形商品的贸易原则延伸到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条原则来源于GATT第一条关于最惠国待遇（MostFavouredNationTreatment，简称MFNT）原则，列于TRIPS第4条。

（2）透明度原则：这是在TRIPS中第63条规定的原则，来源于GATT第十条贸易基本原则，其目的是防止缔约方之间出现歧视性行为，便于各方对相互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尽快了解，以便加强保护。

（3）争端解决机制：即确认GATT原则运用于解决知识产权

争端的原则，这是在TRIPS第64条中规定的它把GATT中第22条、23条关于解决贸易争端的规范程序，直接引入解决知识产权争端，可以利用贸易手段，甚至交叉报复手段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得以实现。

（4）对行政终局决定的司法审查和复审原则：TRIPS明确对于知识产权有关程序的行政终局决定，均应接受司法或准司法当局的审查（第62条第5款），或者有机会提交司法当局复审（第41条第4款）。

（5）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原则：在TRIPS的前言中明确提出“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原则，应该适用于各类知识产权。

（二）、TRIPS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1、TRIPS对专利权的的规定：

TRIPS对专利保护对象的限制很少，只要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三个条件，除了医疗方法和动植物外，都应授予专利。协议规定专利权的内容包括制造、使用、销售及进口专利产品，使用专利方法或使用、销售、进口以专利方法直接生产的产品。

专利保护的期限自申请日起不少于20年。各国规定的专利保护期限长短不一，这样规定，即使某一成员在其国内法中规定的专利保护期限较短，但其他成员国的专利在该国内仍可得到不少于20年的保护期限。

协议规定对新的或独创、非因技术或功能原因而产生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给予保护，其权利包括生产、销售或进口带有外观设计的标的物，保护期至少10年。

协议对专利许可规定了较多的限制条件，发展中国家为防止专利权滥用，规定有强制许可制度，发达国家则持否定态度。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作了较大让步，最后TRIPS一方面规定各成员国可以实行强制许可，另一方面又对强制许可的使用规定了若干限制性条件。

2、TRIPS对商标权的保护。

TRIPS与《巴黎公约》不同，给商标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15条规定：任何标记及其组合只要能够将一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就构成商标。即必须要具有“识别性”。此外，各成员还可以将“视觉可感知性”作为商标注册的条件，只有在视觉上可识别的标识才能作为商标注册，而以听觉、味觉识别的标识不在此例。每项商标注册均应公告，成员提供合理机会以备他人就此提出异议和申请撤消。《巴黎公约》中没有此类要求。

对驰名商标的保护。TRIPS比《巴黎公约》更进了一步的是：第一，宣布《巴黎公约》的特殊保护延及驰名商标的服务商标；第二，把保护范围扩大到禁止在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标识；第三，对于如何认定驰名商标，也作了原则性的简单规定。该协定在1993年修订文本第84条中，以“未穷尽”的例举方式，指出了认定驰名商标的四条标准，即：有关商标在消费者大众的知名度（在法国，20%消费者知晓的，可初步定为驰名；在德国，则为40%左右）；该商标使用的年头及持续使用的时间；该商标的广告或其他宣传传播的范围；该商标所标示的商品产、销状况。由于这一例举是“未穷尽”的，所以还可以辅之以更多的其他标准。

TRIPS对各成员有关贸易的特殊要求作了一定限制，即：各成员规定的有关贸易的特殊要求，不得妨碍商标的正常使用。TRIPS例举了几种常见的特殊：如要求将注册商标与另一商标一起使用，要求以特殊形式使用注册商标，要求的使用方式有损于辨别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能力等。以往的关于商标保护的国际条约中，几乎见不到对贸易中的特殊要求加以限制的条款。TRIPS作出此规定主要原因在于该协定是从贸易角度规定商标的国际保护制度。

3、TRIPS对版权和邻接权的保护

TRIPS继承了《伯尔尼公约》的大部分原则和制度，除了第六条之二对精神权利的保护内容：扩大了《伯尔尼公约》的适用范围，凡是WTO的成员，无论是否为《伯尔尼公约》的缔约国，都必须遵守其规定（除第六条之二）；增设了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的的保护制度。计算机程序受版权法保护的历史，至今还不到三十年。1972年菲律宾首开对计算机程序给以版权保护的先河。1971年在巴黎修订《伯尔尼公约》时，由于计算机保护程序的版权保护问题尚未引起各国重视，所以没有规定此内容。因此，TRIPS要求各成员对计算机程序给以版权保护，丰富了版权国际保护制度。另外，TRIPS还补充了版权中的财产权利。《伯尔尼公约》没有规定作者或其合法继承人享有出租权。作品的出租是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TRIPS要求各成员国对某些作品的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所享有的出租权给以法律保护。TRIPS规定：至少在有关计算机程序和电影作品方面，每个成员都应当保护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的出租权。

TRIPS加强了邻接权的保护力度，重申了《罗马公约》的有关规定，并增加了以下强化邻接权保护的新规定：第一，要求各成员国对录音制品制作者及录音制品权利持有人的出租权给以法律保护。《罗马公约》中没有此规定；第二，延长了某些邻接权的保护期限，对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的保护期限延长到不少于50年，但广播组织的保护期限仍与《罗马公约》的规定相同。

TRIPS的影响面大于以往任何一个协议，它标志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协议必将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里程碑。③

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及应采取的措施

尽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并已基本与国际接轨，但与TRIPS协议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客观的认识这一距离，并采取措施弥补和完善，使我国在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总体来讲，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对部分有关知识产权的行政终局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这个主要体现在商标法和专利法中；

（二）、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对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对受害人的救济措施还不完善；

（三）、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中；

（四）、在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内容和保护水平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主要是还没有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

（五）、缺乏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必要的、完善的限制措施。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特点、新形势，我们应采取对策：

（一）、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们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顺应国际大趋势，又要坚持主权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对于个别国家将知识产权“意识形态化”，对知识产权保护搞“双重标准”的做法，我国应坚持立场，当仁不让。

（二）、自觉吸收外国法的“合理内核”，完善我国立法。我国知识产权终将汇入世界法制发展的洪流，主权者应当按照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觉吸纳外国法律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三）、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工作。理顺和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行政管理和行政保护，同时还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水平，确保其依法行政；强化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和救济，应加强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力量，健全审判机构，提高业务水平。此外，我国审判机关应加强同国外的司法交流，以使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达到更高的水准。

（四）、健全知识产权的中介服务机构。成立和健全多种形式的商标、专利、著作权机构、咨询机构以及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以加速知识成果的产权化和商品化进程，从而为知识产权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法律保护。④

参考文献：

①赵生祥《WTO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继承和发展》《现代法学》2000年3期P131。

②丁丽英《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体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1月P54。

国际保护范文篇8

论文摘要：在分析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影响的基拙上，探讨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的调整，建立农业国内支持新体系、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新体系和国家支农政策新体系。

一、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压力

1990年前后，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生猪、苹果、烤烟等国内价格普遍低于国际价格，比较优势明显。但近十年来，农产品成本年均以约10%的速度递增，致使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60个百分点，国际竞争力日益减弱，只有大米、生猪和苹果、烤烟仍有比较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调控主要依赖许可证、进口配额、检疫标准、国有外贸企业垄断经营等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措施主要用于配额数量之外的农产品，配额内税率普遍很低。根据乌拉圭(农业协议》和《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我国加人WTO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不利影响主要有:1.贸易措施关税化影响。由于谈判基期1986--1998年我国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化后的关税等值为负值，这使我国不仅失去非关税措施这一传统屏障，而且因关税减让幅度过大而失去高关税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通过和缔约国谈判上限约束关税和靠关税化的“例外条款”应对。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农产品进口的关税总水平要从2001年的2196削减到2004年的17%，美国关注的农产品削减到14.5%。特别是大豆，因税率降到3%，且国内外价格差距较大(加上关税进口大豆价格低于国内市场20%左右)，加入WTO后受到的冲击很大，2001年，大豆进口创历史最高纪录1440万吨;2.配额扩大影响。WTO《农业协议》规定关税化后市场准人机会不低于减让基期国内消费量的3%，在减让期结束扩大到5%，这对我国粮棉油进口不利。1994-1998年，年均进口小麦、玉米、大米合计661.5万吨，加人WTO后，初始年配额多增进口976.9万吨，2004年多增进口15541万吨。专家估计，仅小麦至2004要损失60亿元，有近300万麦农要离开麦田生产。棉花生产因最终配额与以往进口量相比增加较多，2004年配额数量相当于1998年国内产量19.8%，因而所受影响比谷物更大。植物油情况与棉花类似，国内生产受到影响很大。据中国加入WTO农业专家组利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心开发的“中国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CATP)测算，至2005年，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籽的比较优势将分别下降21，19%,16.36%,21.36%,40.83%和13.21%，使这些产品更加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对生猪、大米、烤烟、甘蔗、苹果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一定的冲击。

二、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调整

1.建立农业国内支持新体系。按WTO农业国内支持总量AMS的“微量允许标准”(发达国家为5%，发展中国家为10%，中国人世谈判为8.5%)，我国可有基期(1986一1988年)农业总产值8.5%，即412亿元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量(农业生产性补贴)。除去可豁免的AMS部分，近年AMS占基期农业总产值仅有2%左右，即还有约315亿元的农业国内正支持空间。这为我国扩大实施“黄箱政策”(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生产投人补贴、牲畜数量补贴、贷款补贴等)，减轻粮棉油等比较弱势农产品的成本压力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我国传统的农业国内支持“黄箱政策”主要以农产品价格补贴为主，贷款补贴(贴息贷款)为辅。价格补贴大多用于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我国对农产品价格支持的另一途径为粮食的垄断性保护价收购。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不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只是保留今后出口补贴权利。因此，我国通过保护价收购支持农产品价格在加人WTO后将被取消。加人WTO后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的构建应把重点放在加大农业生产资料补贴等生产投人补贴上，同时扩大黄色补贴范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对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等实行补贴，以此来达到优化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结构，提高补贴效率，并借鉴国际经验，减少农民收益较少的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2.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新体系。WTO《农业协议》中有一些条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保护，如“特殊保障条款”、“特殊和差别待遇”、“特别处理”、“微量允许标准”等。灵活运用这些条款，能够采取恰当的调整措施减少某些农产品的过度进口，并能有效地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的法律措施保护。WTO《农业协议》有许多“灵活”操作空间，如关税配额管理，WTO各成员就有应用关税、拍卖、先到先得、按历史记录等多种管理办法。因时因地管理好我国的关税配额，能减轻进口农产品对同类产品生产的冲击。并尽快建立起综合协调、适时高效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体系。如加强农产品出口信贷支持;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比率，加大对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支持;制订、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立法。这三种手段可作为抵制国外产品进口冲击的强力“武器”。

3.建立国家支农政策新体系。加强农业投入保护，增加农业保护力度。WTO农业协议“绿箱”政策的12项措施我国还有6项空白。在农业科研、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补贴、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地区发展补贴等方面还有着较大的发挥空间，是间接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的有力措施。应从主导、控制型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向管理、服务型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转变:

国际保护范文篇9

一、全球淡水资源现状

（一）地球水资源的概况

水乃生命之源，安全的淡水是维持地球上生命的基本要素。所有的生命都依赖于水，有水地球上的万物才得以生存、生长。据统计地球表面2/3被水覆盖，其中咸水占97.47%淡水仅占2.53%。冰川、积雪的淡水难以利用却占淡水总量的87%，而可利用的淡水少之又少主要是分布于地球深部的淡地下水和河流、湖泊、大气水，这些淡水仅占0.26%且最活跃更新最快。如果说缺少石油和其他燃料，我们可以用其他能源来替代，那么，如果没有洁净的淡水，没有干净的可饮用水，我们的未来将会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未来。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孟加拉代表爱农·尼沙特在研讨会上说：“如果将世界上所有的水比喻为盛在一加仑罐子里的水，可供人使用的淡水量只相当于一汤匙——大约是总量的0.75%。”在21世纪的开端，地球上有10多亿人根本喝不上干净的水。大约24亿人得不到足够的可饮用水，每年大约还有340万人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有关专业人士预言：人类面临的下一个生态危机将是淡水资源短缺!

（二）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分配极不均衡

联合国和斯德歌摩环境研究所报告1995年世界1/5的人得不到洁净的水。2025年面临缺水困境的人将增至2/3，2050年世界1/3的人得不到洁净水。有些地区大水泛滥，而有的地区却因干旱而导致居民死亡——或者沦落成难民而举家迁移。加拿大有着与中国同样多的水资源，然而加拿大的人口只有中国的2.5%，人均淡水量远高于中国。中国淡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人均资源量居世界82位，不到世界水平的1/3。在干燥的博茨瓦纳，水是如此宝贵以至于用“雨水（Pula）”命名自已的货币。

二、水资源短缺的原因

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在自然原因中水资源全球分布的及不均匀，气候变暖改变区域降水的蒸发格局造成了大气环流失衡，使区域性降水造成了分布不均衡。其次，雨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更不均匀。

两个原因当中更重要的是人为原因，人类水资源需求总量正在急剧上升的现象这是不可非议的，相反人类人为造成水污染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当今水污染是全球淡水资源面临的又一大威胁，清洁、充足的水是极其宝贵的。没有清洁、充足的水，人类就不能生存。但是我们却把清澈、干净的水源作为废物倾倒场，每年向湖泊、河流和海洋倾倒数十亿吨的化学品、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同时海上运输过程中的意外事故造成的液体泄漏也给海洋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不当的淡水利用也给水资源带来了无形的浪费。在农用方面，农作物的大面积灌溉使淡水造成了大量的流失，这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们一方面在消耗着越来越多的水，另一方面却在继续忽视水的重要性。这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应该做的，相反我们需要保护和恢复我们的水质。

三、全球淡水资源的国际保护及保护法取得的进步

20世纪许多战争都是因石油而引起21世纪水将成为引起战争的根源。由于全球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各国必须对淡水资源的国际公平分享问题和淡水污染的防治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做到广泛协商并用国际条约巩固协商成果。全球面临着严峻的水危机，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水事委员会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面临着世界水资源短缺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解决不了水源短缺的问题，结果将是粮食价格上升，缺水的国家不得不用昂贵的价格进口粮食，然而缺水的国家大多贫穷落后。”饥饿和干渴也与政治动荡和经济增长缓慢紧密相关。

关于淡水资源的国际保护经历了从单一利用到全方位保护，从保护河流到保护整个水系的发展过程，从创设相对简单和直接的防止重大跨界污染的义务发展到建立广泛的保护共享资源的法律制度。

起初，区域性的或双边的国际条约构成全球淡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制度的重要部分。如1978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签订的《美加大湖水质协定》。《协定》的宗旨是“恢复并保护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水体的、化学的、物理的和生物学的完善性”。1998年通过的《保护莱茵河公约》，该公约从整体的角度看待莱茵河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将河流、河流沿岸与河流冲击区域一起考虑。

随后，1966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赫尔辛基规则》是淡水资源的全球保护的里程碑，在条约中提出了现代国际流域的概念，为国际河流的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了依据。“赫尔辛基规则”宣告国际流域利用的国际法一般原则；确认国际流域内的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合理公平地利用国际流域内的水资源；提出并界定流域水的自然分成结构水质；各国不应对国际流域内的水造成任何新形式的污染或加重现有的污染程度，从而可能对流域内另一个国家的境内造成严重损害，国家应为减少各种现有的污染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便不在流域内另一个国家的境内造成损害；关于国际河流利用产生的争端，应按联合国宪章精神以和平解决。1997年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法公约》这一法典化文件。它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的一般规则；（2）实施这些规则的程序规则；（3）关于淡水保护、保持和管理的实质条款；（4）关于水道国缔结协定的条款。该公约的目的保障国际水道的利用、开发、保存、管理和保护，并为当代人及后代人而促进对国际水资源保护。

总的来说，当前国际环境法在国际水资源保护制度上已经构建了一整套原则和规则。对国际淡水资源法律制度的研究对指导国内立法具有积极意义。

四、国际淡水资源的保护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国际淡水资源保护法在体系机构上所调整的范围不断扩大，渊源构成多样化，在内容上存在着国家主权与水道国际化之间的矛盾。保护法对淡水资源的保护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不足，在已经签署的双边、多边条约执行的不彻底。国际河流委员履行的职责有限，上下游国家利益的平衡问题尚且存在，国际水资源争端的解决存在争议。

我个人认为，国际环境法应与国内环境法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国内环境法无论在归责问题或保证实施上大多都有明确规定，不可否认国际环境法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同解决国内法一样，它面临更大的困难，但及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是刻不容缓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70年代以后，有发达国家将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迁往控制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与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低下，民众的环境意识低下和管理水平低下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谴责发达国家这种举动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迫在眉睫的，只有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才能使全世界都积极参与到拯救环境的队伍中来。

世界局势逐渐向多极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通过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结束语：

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几千年以前中西方的自然哲学思想，还是当代全方位环境保护的理念，贯彻于全部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就是人类应当与大自然保持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发展的关系。

环境保护不只是某一国家范围内的任务，是国际各国共同关心的焦点。不论是发展中国家长期深受其害的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问题，还是近年来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消失等问题，都以跨越了国家或地区的界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至每一个人，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地区协调一致的努力与合作。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在此过程中，人类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与自然才能和谐。只有全世界共同努力，保护我们仅有的水资源，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国际保护范文篇10

关键词:气候异常变化;气候难民;国际法;人权保护;国家责任

ChrisBrunet岛民曾说“我们同意迁移，但这仍让我们觉得流离失所。”据联合国统计因气候移民预计到2050年被迫迁移的人口可能将达到1．5－3亿。运用国际法来保护难民人权问题迫在眉睫，但目前国际法未将气候移民视作难民，因此他们将得不到目的地国家的接收、承认与庇护，致使已焦灼的非法移民问题变得更为敏感。在这个战争、恐怖主义和种族迫害已制造了大量难民的年代，跨境气候移民的到来，意味着这将是一场格外艰巨的挑战。如何实现难民权益的最大化?如何使各国在这场挑战赛中均达共赢局面?

一、气候异常变化

①对难民的影响首先是影响难民生计，格陵兰岛中海豹和鲸鱼的死亡使靠其油脂和皮革来取暖和制作捕鱼船的爱斯基摩人不得不迁徙。亚利桑那中西部热浪使农业歉收而被迫迁移。其次是影响难民国土与生命安全，IsledeJeanCharles其已流失近98%的土地面积，岛上的土著民Biloxi－Chitimacha－Choctaw部落现存不足百人。国土平均海拔不到4．5米的图瓦卢如今宣布将举国搬迁至新西兰。阿拉斯加一些地方因永冻土的融化变得无法居住。墨西哥平均每年60—70万人的因沙漠化被迫迁移。2005年约200万人因Kat－rina和Rita飓风对墨西哥湾沿岸的侵袭而无家可归。Elizabethtown在4天内的降水量达约913毫米使威尔明顿被洪水隔绝成为孤岛。飓风玛丽亚2017年在美属波多黎各造成超过4000人死亡。WorldBank2018年警告各国政府预计2050年非洲撒哈啦沙漠以南8700万人、南亚4000万人和拉丁美洲1700万人的气候难民将面临生存危机。本世纪末海平面有可能上升1．8米，届时美国海岸线将被重划，沿海地区将有约1300万人被迫迁移。康乃尔大学最新研究到2100年，全球变暖或将导致约20亿人无家可归，沦为“气候难民”。

二、国际法中人权保护的不足

在实体法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5年报告中提及环境难民的概念，国际移民组织于2007年提出将所有由环境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都归为了环境移民，但国际上目前并没有法律机制、国际公约规定气候难民概念，且在现国际人权法律体系不足的情况下既不能引用传统的难民制度规定②，无国籍人的国际公约也不能引用，所以一些人利用法律漏洞进行非法移民，这也成为了各国借机拒绝难民入境的其中一个理由，使那些真正需要庇护的难民得不到帮助。基本人权不容侵犯③且学界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难民权利应包括如进入权、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工作权和迁徙自由、环境权、文化权利、土地权、不推回权利等，但法律对难民的权利规定也不明确。在程序法方面，“难民”权利实施无保障，当难民迁移到他国的领域时，一般难以享受国际人权文书中关于基本人权的规定。当其以诉讼方式寻求联合国的保护时，因其在物质提供上已略显匮乏，所以难以及时给予帮助。直接向他国求助时不被批准的情况占多数。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议定书规定的条约应顺应时展，关注特定历史时期中需要普遍保护的重要法益，应在《公约》之外制定单独的《关于气候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同时也可以减少二次移民情况的出现。可借鉴采纳毛颖洁提议的“框架公约+议定书+附件”的形式④。

三、世界各国共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