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21:06:19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范文篇1

摘要: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而来,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的时间也不长,所以我国公司内部的问题尤其多,考察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深入的比较,我们发现德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更加合理而操作也更加有效,因此我们应吸取德国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以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一、我国公司治理之现状

我国公司制企业大多从原来国有企业的机制上发展而来,原来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为:厂长(经理)是整个企业的总负责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厂长拥有除国家保留的对国有企业的某些决定权外,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业务执行权、生产指挥权和对外代表权均集中于厂长(经理)一身。这种模式同市场经济对公司制度的要求差距甚远,但它已经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观念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实行市场经济后,我国颁布了公司法并于2005年修订了公司法,其所确定的有限公司的治理模式为:其一,股东大会。其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法律规定了它的11项职权,这些权力都是涉及到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一系列事项的决策权,体现出股东大会处于公司的权力中心地位。其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之下的董事会是公司各项重大决策的执行机构,具有公司事务的执行权,其对股东大会负责。其三,经理。有限公司的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鳃聘,它依照公司法或者董事会授予的职权行使具体的经营管理职能。其四,监事会。监事会是公司内的专门监督机关,负责对董事和经理等高管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

从现行公司法及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仍存不少的弊病。其一,虽然现行公司法依然赋予股东大会的权力中心地位,但实际其地位不断弱化,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也很难对董事会、经理等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其二,董事会的权力日益膨胀,使得对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而不是应该有职工代表,这为公司少数高层控制董事会提供了方便。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经理,①这为董事垄断权力大开绿灯。其三,关于监事会,监事应该列席董事会会议,但是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之议,②不是应当列席董事会会议,怎么能促使监事积极行使监督权?分析公司法赋予公司监事的职权可以看出,财务检查权,对董事、高管的监督权及要求董事、高管对损害公司利益行为进行纠正权都未落到实处,缺乏具体操作性。

二、世界公司治理模式之考察

随着公司制的不断发展,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的日、美、德为代表的三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

1.日本模式,以日本为代表。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二者并列居于股东大会之下属公司的必设、常设机关,互不隶属。董事会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实际上属于董事与经理竞合),对外代表公司。监事会拥有财务监督权和业务监督权,负责监督董事、经理等高管的行为和公司财务的合法性。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属于监督与制约的关系,各司其职,以实现公司平稳、良好的运行。

2.美国模式,以美国为代表。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关。股东会和董事会共同行使决策权,董事会行使业务执行权,由首席执行官等行使经营管理权。董事会内部下设各种委员会以协助董事会更好地进行工作,这些委员会如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由董事长直接领导,战略委员会又成为董事会的常设机构。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外部独立董事及外部常设机构共同行使监督权,对执行业务的董事进行监督。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非本公司股东代表,与公司没有根本利害关系,似乎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监督。

3.德国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在德国,实行“双层董事会”制度,即所谓的“管理董事会”(即董事会)和“监督董事会”(即监事会)圈。两者并非并列平行,后者地位高于前者。监事会由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拥有任免董事会成员的权力,是股东大会和职工利益的代表机构和监督机构,负责监督董事会。其主要责有:任命和解聘执行董事,监督董事是否按公司章程经营;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审核公司帐目。董事由监事会任命,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对监事会负责,受监事会的监督。

监事会虽然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对某些公司章程或监事会另有特别规定的项目或决策,董事会在具体执行、落实之前必须报经监事会审批或认定,而且监事会对这些项目和决策享有否决权。此外,为确保董事会和监事会独立行使职权,使监督制约切实有效,两会中的成员不得交叉任职。

可见西方的公司治理存在着很大区别,日本模式与美国模式基本上是董事会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一身,德国公司中监事会对董事会起着良好的监督制约作用,相比较而言,德国公司治理模式较日、美优越。

德国公司的监事会拥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尤其拥有对董事会成员的任命和解聘权,可以对公司董事等高管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约束。美国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和外部独立董事很难对董事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日本公司的监事会对董事等高管的监督与制约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德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总经理不能交叉兼任,这比美国的公司制更加合理些。只有从制度上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角度分开,才有可能保证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对公司总经理实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德国的经验从正面验证了这一点,而美国经验从反面验证了这一点闻。

三、我国公司治理之完善

目前,我国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经过分析和比较本人认为,为了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我们应当主要学习和借鉴德国公司治理模式之经验。反映在公司组织机构上,必须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模式,其内容是合理配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在强调董事会经营管理权的同时,强化董事法定义务和责任以及股东、监事内部监督制的作用。

1.公司法应合理地规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主要职权,使二者职责分明,避免职责、角色模糊不清,这是完善公司治理之基石。目前股东大会地位的弱化已是一个普遍不争的事实,公司治理正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移。股东会与董事会在职权规定上的含混不清,给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因此首先必须解决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分权。股东大会的权力应当集中在质询权、听取报告权、选任、解聘公司董事、监事权、修改公司章程、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重大事项的决议权。其实在更大程度上股东大会应扮演监管者、制约者的角色。公司在运行过程中诸如投资、发行新股、发行债券等事务应由董事会负责。

公司治理范文篇2

一、外资并购下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外资并购作为企业并购的一种,本质上体现的是外资与东道国被并购企业之间发生的产权交易关系,外资获得了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在形式上则表现为被并购企业的股权结构发生了质变,外资控股被并购企业而将其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体系。这种股权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股权结构变了,公司治理结构会随之改变;只有股权结构合理才可能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才能保证公司取得良好的经营绩效和增强市场竞争力。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可以从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治理绩效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公司治理机制看,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于它对董事会、大股东监督、权争夺和并购等治理形式产生影响。(1)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就在于它对于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有重大影响,因为这种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董事会发挥作用的效果。根据理论,大股东有更强的动机监控管理者;而小股东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缺乏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2)股权结构影响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当股权高度集中时,控股股东有权直接任免经理,有动力、有能力监督经营者;当股权高度分散时,分散的股东们对经理人员难以形成有效监督。(3)股权结构影响权争夺。在股权高度集中时,最大股东的人不容易被剥夺权;股权高度分散时,小股东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参与公司权争夺;只有当股权适度集中时,公司有若干个大股东存在,最有利于经理在经营不佳时能被迅速更换。(4)股权结构影响并购发生的概率。当公司股权高度集中时,公司拥有一个绝对控股股东,收购者的收购成本很大,并购难以发生;当股权高度分散时,收购方极易成功地进行标价收购。这种股权结构对公司外部治理即并购的影响,又会反过来制约企业经理人的行为,影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效率。

外资并购进入后,股权结构随之改变,外资股东成为被并购企业的大股东,居于控股地位。作为大股东,外资股东有积极性参与公司治理,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由于其控股地位以及全球战略和利益驱动,外资股东有能力且愿意付出监督成本,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挑选符合自身利益的人来经营企业,并能够有效防范外部市场的恶性收购行为,最终形成一个较为完善、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

从公司治理绩效考察,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表现为股权集中度和股权结构维度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两个方面:(1)外资并购控股后,股权集中度一般会相应上升,有利于强化对人的监督,提高公司治理绩效。但要防止外资股东损害内资股东利益的行为。(2)股权结构维度是指持股者的身份构成。外资并购进入改变了企业原有的股权结构维度,外资股东特殊的外资身份对于股东目标和股东施加影响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校正股东目标的偏离和提高治理绩效。

二、外资并购下的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外资并购影响公司治理的第二条途径是依靠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来实现的。基本原理是: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将决定着资本结构性质,从而最终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的性质。资本结构是指企业长期资金来源的构成及其数量间的比例关系,一般指企业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外资并购本质上意味着被并购企业的股权资本和结构发生改变,这必然影响其股权和债权的比例关系;从被并购企业的角度看,引入外资就是要让渡自己的股权,从而改变了原有的股权债权关系。外资并购引起的股权债权关系即企业资本结构的改变会进一步促使企业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资本结构究竟如何影响公司治理?二者关系如何呢?米勒(Miller)认为,资本结构可以通过股权和债权特有作用的发挥及其合理配置来协调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出资人内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和行为。张维迎指出,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结构。这些观点表明,资本结构实质上是资金背后的产权主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生成的某种利益配置格局,这种利益配置格局构成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治理绩效。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企业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二者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资本结构全面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本结构影响到企业权力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分布关系,决定了各个利益主体受到的约束与激励强度,能够从委托和控制权争夺两方面对企业治理结构起决定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企业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和依据,公司治理结构是资本结构的体现和反映。

三、外资并购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

前面的论述分析了外资并购对公司治理的作用原理和作用途径,说明外资并购将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但没有说明外资并购条件下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趋势。公司治理结构是变得更富有效率抑或缺乏效率呢?这里首先提出一个命题:外资并购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这可以从外资并购方——跨国公司的主观动机、跨国公司内部资源和制度文化、外资并购与内资并购性质的差异等方面加以论证。

其一,外资并购下跨国公司具有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强烈动机,以便服务于其全球竞争战略。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的主角,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它的行动目标就是要巩固原有市场,抢占新市场,保持其全球竞争的优势地位。其中,在全球范围的并购投资活动就是实现这种目标的强有力手段。在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开展并购活动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不仅要完成全球市场战略布局,获得更多市场份额,而且追求长期利润增长,实现并购活动的快速增长效应,这就需要跨国公司提高并购成功率,完善目标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增强其经营管理效率。

因此,在全球竞争压力下,跨国公司主观上有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强烈动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是跨国公司并购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立足点。

其二,跨国公司丰富的内部资源和先进的制度文化能够为并购投资后的企业包括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在内的企业整合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跨国公司规模庞大,实力雄厚,具有丰富的跨国经营经验,其内部资源如科技和管理人才、资金等非常丰富,而且许多跨国公司历史悠久,经过了长期的企业文化积淀,形成了一整套高效运行的企业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特别是具有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些都是跨国公司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跨国公司实施其全球并购战略的有力保障。在外资并购活动中,跨国公司能够并且愿意向目标企业移植先进的公司治理和企业文化,将目标企业整合成为跨国公司庞大体系中的一个效率单元。而跨国公司的所有硬性和软性优势资源为这一移植和整合过程提供了保证,最终促使目标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

其三,外资并购的性质与内资并购的性质不同,它们对于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的意义因而会不一样。

公司治理范文篇3

关键词:民族文化;公司治理;自我进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一、公司治理与民族文化

制度变迁的理论告诉我们,非正式规则作为制度构成的一部分,对人们的行为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的演化决定着正式规则的变迁,两者之间是先和后、源和流、主和次、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民族文化作为非正式规则,其通过影响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及路径依赖,对公司治理的形成及演变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民族文化影响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民族文化为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所提供的道德基础、价值导向、传统习俗和精神信仰等,使其在各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一种经济理性的原则和立场。公司的有效运行,需要每一个治理主体都共同遵循某种基本的行为准则,而这种行为准则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和共同的行为习惯、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公司治理主体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的行为是“嵌入”在社会文化之中的,通过这种特殊的“嵌入式”影响,制约着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抉择,从而深刻影响着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二)民族文化影响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民族文化作为桥梁和纽带连接着历史上前后两种公司治理制度,其通过影响社会主体对多重均衡中某一特定公司治理制度的选择,形成了公司治理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在新旧公司治理博弈的过程中,博弈者作为一个理性人,其在博弈的过程必然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博弈者根据当前的公司治理现状对未来的博弈作出预期时,他在以前的博弈中所形成的文化信仰就会深刻地影响其当前的预期,这样,民族文化作为桥梁和纽带,就在历史上不同的博弈和均衡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和承继关系。因此,在公司治理变迁的多重选择过程中,民族文化因素占据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的作用。

二、两大典型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根源性差异

目前,世界上比较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有英美治理模式与德日治理模式。由于受到各自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两种模式在股权结构、内部治理、外部治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一)股权结构与股东类型

在英美的民族文化中,个人主义是其重要内容,由于个人主义的深刻影响,英美一直阻止银行、财团等金融机构通过投资企业进入其董事会,防止企业被其实际控制而影响普通股东的利益,这也是美国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分散、股东类型以社会公众为主的文化根源。冒险精神是美国个人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正是这种敢于冒险、敢于博弈的精神,使得美国人热衷于通过买卖股票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形式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更加注重企业的短期效益。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由于生存环境恶劣,日本民族逐渐形成了藐视个人力量,注重集团力量和权威的特点,日尔曼民族与大和民族一样,也很崇尚集体主义精神,这是为什么德日的公司治理中股权高度集中、实行主银行体制和全能银行体制的文化根源。由于秉持集体主义理念,德日公司普遍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追求公司的长期效益。

(二)内部治理结构

民主自由是英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就了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由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英美公司在选择公司董事的时候,特别注重董事的个人能力,尤其是选择公司CEO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英美公司的董事会拥有极大的决策权。基于对民主自由的强烈渴望和对董事会权力集中的深刻忧虑,善于创新的美国人建立了外部董事制度并率先采用独立董事,以制衡权力极度倾斜的董事会。日本奉行家族主义传统,崇尚家族权威,并把这种对家族“家长”的崇拜和尊敬推及至效忠天皇、效忠国家。在日本,个人、公司、国家之间通过广泛交叉所有权关系建立了庞大了等级秩序网络,这个网络拒绝接受一切可能或试图破坏这种等级秩序的外部力量,所以日本的公司治理以内部董事为主。德国有较长的封建专制、君主专权和家族主义的传统,这也是其公司治理封闭保守、不主张改革以及坚持实行双层委员会制度的文化根源。

(三)外部治理手段

由于深受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美国一直奉行政府不干预经济政策,鼓励公司之间相互并购,并认为这种广泛的并购可以有效的激励经营者,使公司的经营者、管理者更加坚定的维护投资者利益。因此,美国公司之间的恶意收购非常普遍,证券市场高度发达,公司治理由外部控制来实现。德日在二战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国内经济,积极实施经济国家主义,鼓励企业联合扩大规模,鼓励银行向企业融资,允许银行多种经营,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和德国的全能银行体制这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德日银行通过向公司提供贷款,对公司形成财务压力,及时进行相机治理。受经济国家主义影响,德日的金融市场非常发达,但是资本市场却异常薄弱,市场并购并不活跃,恶意收购更是很少发生。

(四)激励机制

美国人崇尚实用主义,注重效用至上,这种实用主义充斥在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深植于美国的民族文化之中,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在英美公司治理中,普遍采用年薪、股票及股票期权等多样化组合的物质激励方式,这种方式将经营者的利益与公司的成长、股东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最有效用的,可以有效克服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德国和日本非常崇尚集体的力量,个人生存于集体大家庭之中,非常重视集体对于个人的评价,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集体荣誉以及基于这种集体荣誉而获得的物质补偿和价值肯定。反映在公司治理中,德日公司普遍建立了完整的荣誉奖励机制,根据经营者为公司所作的贡献的大小而授予相应的荣誉及权力,这种激励方式增强了经营者的归属感,实现了公司和个人价值目标的有机结合。

(五)职工参与

美英公司遵循“股东至上主义”理念,认为公司只是为股东赚钱的工具,公司的唯一目标就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只有股东才有资格参与公司治理,公司职工如果要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只能通过持有公司股票变成公司股东,这样才有牢固的产权基础,因此,英美公司职工主要以职工持股计划参与公司治理。历史上,德国的工人运动非常活跃,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社会学家,形成了职工民主管理的理念,这种理念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逐渐成为德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公司治理中,工人运动非常活跃,职工的政治觉悟非常高,普遍要求参与公司治理,通过选派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参与公司治理恰恰适应了德国文化的这一特点。

三、我国民族文化与公司治理的完善

我国的民族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重伦理孝道,推崇天人合一、重义轻利,在公司治理方面则表现为股权的高度集中,股东类型以国家、法人为主,内部治理较强,外部治理较弱,崇尚精神激励,鼓励职工参与。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与我国特有的民族精神是基本吻合的,但也有民族文化的部分负面因素影响着公司治理,可以通过民族文化的变迁来完善我国公司治理。

(一)我国公司治理的民族文化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大力提倡并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公司作为构成社会的一个小型集体,内部非常重视员工的归属和培养,外部则强调公司之间应当相互帮扶,因此,我国公司治理的股东类型主要以国家、银行和法人为主,公司重视保护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我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孝道,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以“伦理孝道”为结点的关系网络,为了确保网络的稳定有序,网络内的个人和集体以伦理孝道为指引,对内彼此认同、相互帮助,对外则排斥其他力量介入,这也是我国公司治理以内部董事为主、独立董事无法良好运作的深层次原因。“天人合一”讲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凡事以和为贵。公司的并购特别是恶意并购会严重破坏社会的和谐气氛,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对抗,这一点是与“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在我国不受推崇。在我国,重义轻利是传统美德,它强调要以“义”来规范“利”、制约“利”,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要“舍利存义”。国家的公益、集体的利益、个人之间的情谊都被视为“义”,在“义”的规范下,公司的员工更愿意通过获得集体的认同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在公司治理中,这种在职位晋升以保持均衡的“义”的前提下,通过年薪制实现自己“利”的诉求,恰是我国民族文化底蕴的反映。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这种理念经过制度的强化和自身的变迁,目前已成为我国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族文化。“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具体到公司治理当中,就是强调职工是公司的根本,公司要以职工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应当支持职工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来,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活跃,这种参与更多的是直接参与。

(二)民族文化变迁与我国公司治理的完善

民族文化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强化,不断实现自我的变迁,进而影响制度的变迁。民族文化变迁的因素主要有自我进化和接触传播,在民族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通过内外的引导,可以实现公司治理的完善。1.民族文化的自我进化实现公司治理的“革故”民族文化通过自我克服其不适应制度的部分,完成适应部分的积累,从而实现全新的蜕变;同时,通过培育新的民族文化,并不断通过制度强化,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我变迁。我国公司治理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个人财产界定不清,权责不明,公司治理失效。因此,有必要引导集体主义自我进化,逐渐克服集体主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通过培育产权文化来补位,从而实现公司治理的完善。重伦理孝道会产生“官本位”和“唯上”文化,导致公司治理出现“一言堂”的现象,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不利于公司治理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因此,应当克服伦理孝道中的极端现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天人合一”特别讲求以和为贵,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的人们不愿意通过激烈的手段破坏彼此的和谐关系,社会缺乏激烈竞争的文化环境,企业的活力得不到有效释放,克服其中的“中庸之道”,培育竞争文化,鼓励市场竞争行为,这乃是市场经济的深层次要求。2.民族文化的接触传播实现公司治理的“鼎新”民族文化除了自身的变化之外,在不断的与外来文化交流、接触与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实现变迁。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在与外国文化交流交融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的完善与发展。在继承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时,可以借鉴吸收英美个人主义中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敢于冒险的精神,加快实现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同时,我国公司治理的民主管理还不完善,可以充分吸收英美国家民主自由的理念,加快培育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民主管理制度,营造平等自由的公司治理氛围。另外,应当充分借鉴英美国家的权力制衡理念和法治理念,并将其应用于公司治理之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监督体系,完善独立董事的引入制度,规范公司行为,改革其中不利于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成长的相关规定。

作者:胡亚军 左菁 单位: 1.中南民族大学 2.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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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亚军.民族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性研究[J].商情,2014(26).

[3]李维安,等.公司治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公司治理范文篇4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乐观的观察家预言全球经济的微观依托——公司治理——将会更加稳固、健康,从而支撑起新一轮的“经济旭日时代”。但随之而来的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新世纪的旭日升起来了,全球经济的旭日却没有升起来,相反,曾分别令东方人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相继触礁!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正迅速蔓延。

这场危机先从东方的日本模式开端。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露出了弊病,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同属日本模式之体系的韩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评论家认为它的总根源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模式会重振雄风。但到目前为止,5年时间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早已结束,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很快重新焕发活力”,反而长病不起,不见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日本模式的病因并不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于其本身的缺陷。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中,东方的日本模式固然不再亮了,而西方的美国模式也随之不亮了。正当西方嘲笑日本模式陷入泥潭、庆幸美国模式安然无恙时,危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美国模式的门口。美国模式的危机从纳斯达克股市上开始爆发,很快波及整个IT领域,进而蔓延到其它高科技领域:传统电信业、电器制造业、生物工程业、制药业等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就是针对这场公司治理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根源: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虽然公司的“委托”之初衷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益,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往往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反而降低了经营效益。

1、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实际控制着公司,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有效信息,而所有者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状态下,经营者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采取利己行为,以谋求私利(而不是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满足。

2、实际经营过程难以监控。所有者囿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全方位、整过程的监控,不可能确切知道经营者是否尽了力、是否利用职权之便损公利私。而如果强行进行监控,其成本也高得不可接受,比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成本还要高。

3、经营的行为理性。在“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下,经营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例如个人收入、在职消费、公司规模、自我名望等等。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与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他们会损害后者而满足前者。

求解: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

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每个市场化的国家里都存在,并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解决对策。传统上认为,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适合西方和东方各自的人文环境,没必要互相移植嫁接。但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打破了传统观念,把二者的弊端都曝露了出来。事实已经证明: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区分西方东方,单纯的美国模式或日本模式都有其缺陷,理想的解决之道应是二者的互融,即美国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嫁接。

美国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模式注重用“利”去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它在公司利益分配上做得很好,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国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国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即使公司垮了,他们所损失的所有者权益也远小于他们通过损公利私而捞取的利益;更何况由于有众多的其他所有者在支撑着公司,公司并不会因此而很快垮掉,他们还能继续得到自己作为所有者而享有的利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2002年8月4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通过经营者对自身的收入、地位、社会评价、法律责任等的关心,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日本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由于日本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模式因而能够顺利运转,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日本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本模式的致命伤。日本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国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选择何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之迫切任务。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日本模式或美国模式都不是理想的选择,我国在设计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把美式文化嫁接到儒家文化上,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具体案例及评析

香港处于中西方化的交汇处,美式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存于此。正因有此特殊背景,使许多香港公司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即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典型实证案例:香港永诚实业集团。“制度引导人、品德塑造人,利益激励人、荣誉约束人。”在这种公司治理哲学的指导下,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1、有恒产者有恒心。刘孟奇董事长深受美式文化的熏陶,注重公司的“利益均沾”,推行人才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鼓励每个核心人才和优秀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使他们拥有“恒产”,跟公司利益与共、风雨同舟,这样就能产生为公司服务的“恒心”。

2、信用既是一种环境,也是一种品德。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与合作伙伴互守诚信,注重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尤其是给商业链条的下游环节(经销商)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在美国,由于制度的因素,信用是一种外在化的东西,即“信用环境”,这固然很好,但还要强调个人的内在因素,即儒家文化的“信用品德”。

3、不分贵贱一碗酒。这句话来源于水浒,虽然听起来很通俗,便实际上它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分贵贱”是一种“义”,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的运用;“一碗酒”是一种“利”,让每个参与者(经销商、员工、股东)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它是美式文化的体现。二者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如果只有“不分贵贱”,连肚子都填不饱,水浒梁山也不可能吸引那么多英雄好汉;如果只有“一碗酒”,就成了松散的集合,还不如投靠宋朝能喝两碗、三碗、甚至更多碗酒。“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不设CEO。CEO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没有CEO就不是现代公司。但永诚集团一直清醒地置身其外,坚持不设CEO。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其先见的洞察力。在CEO盛行的美国,近年来连续爆出CEO丑闻,为什么?因为CEO集多权于一身,其权力失去制衡和有效监督,更易滋生腐败风险。

公司治理范文篇5

公司治理本质在于处理产权、决策权和收益权的权衡问题。任何经济实体都是内部利益博弈的结果。采用何种公司治理模式,取决于:股东、董事、职工等关系人各自利益的博弈。公司治理可分为两大理论,即传统狭义的“股东治理模式”,即经营者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治理目标;以及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强调公司的价值体现在包括职员、债权人、社会影响等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上。利益主体结构决定着着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着各关系人在公司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影响其积极性,最后影响整个公司的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治理有以下四种模式:

1.股东利益最大化模式:英美国家的传统公司治理模式,公司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大投资回报率;

2.利益平衡模式:以荷兰和德国为代表,公司治理不仅考虑股东权益,还综合考虑各相关者的利益;

3.公司利益模式:以法国为代表,在任何情况下,董事都应该为企业利益行事。

4.职工利益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终身雇佣制、年幼序列制和企业工会是三大法宝,都体现了职工利益至上原则。

上述公司治理模式都是基于国家的自身背景与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形成的,都对国家产生了巨大作用。但无论哪种模式,董事会都非常重要,其代表谁的利益成为了公司治理的焦点。

二、我国公司治理现实国情

1.股权结构不合理。独有的股权分置使非流通股与流通股股东利益不一致,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基础。一方面,非流通股股东关注企业控制权,但流通股股东关注股价;另一方面,非流通股投资相同股份的成本远低于流通股,却获得同份额的红利分配,造成成本与收益不匹配,流通股股东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2.“一股独大”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上市公司存在着严重的控股股东掏空资金行为,关联交易下的利润转移以及资金占用现象普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截至2005年,两市还有480家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问题,占款金额累计480亿元,相当于全部上市公司去年上半年净利润的一半。在小股东相信自己的资金是用于公司的投资实体项目、可以获取未来收益的预期下,大量资金却转移到大股东的手中,且其用途无从考究。

3.董事会不懂事,监事会不监事。由于我国为大陆成文法系,公司治理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参考二元模式。董事会由中小股东根本不可能参与的股东大会选出,同时由于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董事会一般由大股东内部人员担任,不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监事会的成员则多由内部离休职工组成,缺乏专业知识结构,起不到在财务上监督董事会的作用,形同虚设。

4.“企业办社会”。职工“铁饭碗”思想仍然严重,缺乏积极性,且企业内部包办上学、治病大小事务,导致成本巨大,效益微薄。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结构

纵观我国现实,参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笔者认为,在选择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时,应当考虑以下问题:

1.本国文化与法律背景。集权意志的根深蒂固以及缺乏勇气的中庸性格使得一元模式在我国不适用。英美国家之所以能成功运用一元模式,原因在于信仰平等、自由、公开的基督文化,中小股东有着很强的维权意识。另外,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迥异也决定了我国不能照搬一元模式。英美股权分散,小股东占多数,因此其法律体系更侧重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中国不具备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障,只能采取集中持股。

2.必须理清利益关系。在复杂的公司内部与外部(主要是股东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在可预见的短期里无法解决的问题。

3.“人多管理难”。庞大的人口使得我们必须采取集权制度,致使公司治理层次过多,治理困难。

面对如此复杂的国情,同时也由于公司多样化的存在,各种公司治理模式在我国都有成功案例,要笼统地总结出一种模式来概括我国的模式是不现实的。若要寻找一个最适合的大致模式,应当是各种模式精华之荟萃。

(1)公司治理理念——利益相关者理论。庞大的人口与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都否决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支持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2)公司治理结构——二元模式加入一元模式元素。成文法下,我国公司应当设立董事会与监事会,同时设立独立董事。模式关键在于制衡源头——大股东的过大权力以及复杂的政治博弈,寻找出约束大股东滥用权力的机制,允许小股东进入股东大会,使董事会与监事会脱离大股东的控制。而独立董事应是职工代表或债权人。

(3)公司治理核心——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机制改革。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集中力度改变股权长期不平等的现象,信息透明度则是其核心。

(4)公司治理灵魂——人力资源。具有整体意识与扎实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的管理层才是治理的支点。高素质的董事会才能做出正确决策,高素质的监事会才能有效地监督与制衡董事会。国家应大力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企业也应任人唯贤,而非“关系就业”。

对于公司治理的外部条件,包括立法、职工权利保障、证监会监督作用等,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本文仅就公司微观层面探讨。但笔者认为核心在于解决一环扣一环的政治博弈问题,然而改革必然会引起大范围影响,因此应当慎重考虑。

参考文献:

[1]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7):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社会责任.复旦大学出版社.

[2]杨松等.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研究——根源、作用和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瑞士)MartinHilb.新型公司治理.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公司治理范文篇6

关键词:资本结构;公司治理模式;演进趋势

公司治理模式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如,LLSV(1998)按照传统法律体系,将全球公司治理模式分为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包括美国、英国及前英殖民地)、法国模式(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影响范围)、德国模式(包括中欧和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主要包括北欧国家)四种类型。Mayer(2000)按照控制权的不同将公司治理分为外部控制模式(股权分散,存在大量机构投资者)和网状控制模式(股权集中,内部人控制)两种类型。Coffee(2000)将公司治理分为股权分散模式和股权集中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学者李维安(2002)从资本结构角度,把公司治理分为英美股权主导型和德日债权主导型两种模式。尽管不同学者的分类方法及结果存在差异,但大体上都分为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两种较为典型的公司治理类型。本文从资本结构角度,对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及趋势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一、两种公司治理模式在资本结构上的主要特征

英美公司的特征。英美公司在融资结构上,表现为直接融资比例高、股本所占比重大;在资本所有权结构上,公司的股权较分散、个人持有股份的比例较高。英美两国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表明其外源融资中主要依靠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比例低,使银行对公司的影响力较小,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众多持股的个人小股东由于在企业股权结构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便会产生“搭便车”倾向。而且,由于机构投资者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仅仅是投资于该基金的受益人的人。因此,它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公司付给他们股利的高低,对企业经营的好坏则很少关注。另一方面,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容易造成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短期化。迫于股票市场的压力,经营者主要目标集中在股东利益最大化上,把公司近期利润的实现作为最主要的经营目标,这就使其失去了制定长期经营目标的动力,使英美公司在长期规划和基础研究开发方面的投资明显低于德日公司。而对经营者监督的失控,必然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即经营者的执行权超越了董事会的决定权,因而经营者由于过多地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2001年,安然、施乐、世界通讯、默克制药等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丑闻相继曝光,使我们看到这种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内部人控制及信息披露、内幕交易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人们对长期追崇的英美“完美治理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德日公司的特征。与英美公司明显不同的是,德国和日本公司在融资结构上,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银行债权比重高,在资本所有权结构上,公司股权比较集中,且以银行和公司法人持股为主。从德国和日本两国公司资本结构特征看,银行借款是主要资金来源,企业资产负债率高,银行对企业的决策影响力大。特定的融资结构必然影响公司股权结构,因此,在股权结构上,德日公司形成以银行和法人持股(或法人相互持股)且股权较集中的特点。这种债权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弊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个人持股比例小,且法人之间相互持股,股票流动性小,造成股票市场疲软,缺乏外部资本市场的压力,使公司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二是银行与企业高度依存,企业负债率过高,往往易导致连锁反应,不利于银行和企业的发展,这也被认为是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暴露这种制度安排的缺陷。

二、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

(一)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首先,从企业融资结构看,为防止公司被敌意并购,减少市场风险,美国企业开始大量回购公司股票,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资本,使企业融资结构表现为内部融资占主导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企业内部融资、债务融资、新股发行的平均比例由65%、32%、3%变化为77%、36%、-13%。其次,从公司股权结构看,伴随着企业融资结构变迁,公司股权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明显的特征是各种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机构投资者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例已由80年代的33.9%提高到近50%。控股比例的上升改变了公司控制权的结构,一些机构投资者已行动起来积极介入公司治理,迫使那些经营乏术、管理无方的高层经理下台。机构投资者在积极行使控制权的同时,由于它们通常持股比例较大,交易成本较高,当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时,很难及时退出。因而,从长期来看,其安定性也有增强的趋势,这也被称为机构投资者在美国公司治理中的“觉醒”。

资本结构的新变化,使英美公司治理的演进趋势表现出一些新特点:(1)放松银行对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制。由于银行的双重身份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证券市场所不能很好承担的“相机治理”的监督作用,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美开始重视银行的作用,并逐渐放松对银行的限制。如,9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意识逐渐默许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权力增长。不少州还积极修改法规,放松投资限制,以招来有实力的大公司进驻。1995年美国解除禁令,鼓励银行从事证券经营,限制金融机构持股不超过5%的规定也出现松动趋势。1999年11月,美国宣布实施《金融业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使银行的能量得到进一步释放,银行开始以股东和债权人的双重身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相机治理”作用。同时,美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制也日渐放松,1992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放松委托投票权制度中有关股东之间联系的信息披露的法律限制,允许股东之间直接联系,允许股东就公司治理结构提供有约束性的建议。英国在1997年对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革,撤消英格兰银行监督商业银行职责。(2)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实现对管理层的积极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觉醒”,美国机构投资者获得快速发展,拥有的资产急剧增多,他们不再信奉投资的“华尔街准则”,而是与公司发展长期合作的关系,充当“耐心”投资者。一旦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或公司治理不满,他们采取不断向公司施压的方法,与公司的管理层和决策层进行有效沟通,并要求公司提供更为真实详细的信息。在极端情况下,他们还有可能与管理层展开权争夺战,干预公司的经理人选以体现他们的意志。从20世纪90年代初迫使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如IBM、通用和西屋电器等更换最高首脑,到2001年揭发世界通讯等大公司的财务丑闻,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公司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3)实行股权激励机制,增强公司股权结构安定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股东越来越分散,美国的企业兼并浪潮日益风行,许多公司因担心被兼并开始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结果导致公司资本结构的重大变化。目前,美国大公司中有超过一半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用于员工激励计划的股票平均占股票总数的8%,企业生产能力年均增长率在0.78%以上。在计算机类公司中,这一比例高达16%。著名的微软公司给予员工的股票期权占该公司流通股的43.9%,英特尔公司为14.3%。员工持股和经营者持股范围及规模的扩大,不仅调动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也使公司内部股权占有了一定的比例,增强了公司股权结构的安定性。(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在资本结构的变化上,德日公司的融资结构呈现多元化、分散化的新特点。如,日本企业内部融资比例由37.7%(1970年—1974年)上升到59.5%(1985年—1988年),外部融资中银行贷款比例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60.2%下降到1990年的23%,权益资本比重不断上升,由1980年的36.8%上升到1990年的56.4%。企业融资结构多元化决定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有所下降,机构投资者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尤其外国人持股比例有显著提高,由1980年的4%提高到1996年的9.6%,1999年达到12.4%。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在资本结构调整上的动向,使德日公司治理演进中出现新的趋势,主要有:(1)恢复个人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权益,加速证券市场的发展。随着公司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个人股东所占份额的不断增加,为保证个人股东的利益,适应“外部监控”力量不断增强的需要,日本在1993年修改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规定诉讼费用与损害赔偿索取额无关,结果使大公司的董事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增多,出现大规模的股民运动。在1997年导入了本公司股票购入权制度,即公司给予董事和职工能以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权利,并可通过股票市场来获得报酬。同时,为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德日两国对有关股份公司法律作了多次重大修改,进一步放宽或取消对证券市场的限制。如,日本在1996年11月,制定了彻底改革现行金融体系的计划,其中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改革是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如,实行股票交易手续费完全自由化,取消了有价证券的交易税,废除对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及投资信托业务等资产运用的限制。(2)减少法人交叉持股的数额。公司交叉持股在过去数十年对德日企业的发展与壮大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近年来两国经济的衰退,公司之间的交叉持股正在减少,银行和工商业公司彼此都抛售了对方的部分股票,正在对持股结构进行重组。根据改革方案,日本有些上市公司将在公司董事会中设立若干委员会,主要包括选举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分管董事会提名、公司管理层薪酬和审计。方案还规定,董事会中半数的成员要由公司外部的人员担任;提高外国股东在企业中的控股比例及在董事会中的人员数量;扩大外国股东在企业中的管理范围等。(3)重视机构投资者的作用。目前,日本的生命保险、投资信托公司、养老金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在整个上市公司中持股比率约为29.1%。在法人相互持股受到比较严格限制后,机构投资者作为惟一的替代者,其持股份额将会进一步提高,在未来并非没有可能和美国一样达到50%。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年金基金为中心的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的份额将会不断增大。机构投资者将代替法人相互持股的股东地位,在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股东作用。

三、结论及启示

公司治理范文篇7

利益相关者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和后果具有利害关系的群体或个人。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相关者一般可以分为三类: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股东和公司资本的主要供应者),产品市场利益相关者(公司主要顾客、供应商、当地社团和工会),以及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所有公司员工,包括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都希望组织在制订战略决策时能给他们提供优先考虑,以便实现他们的目标,但这些权益主体的相关利益及所关心的焦点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别,且往往互有矛盾。公司不得不根据对利益相关者的依赖程度作出权衡,优先考虑某类利益相关者。“股东优先”的治理模式正是因此而产生的。

然而,随着人们对企业行为社会效应的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被提了出来,要求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兼顾各类利益相关者。

为使社会期望与企业行为达成一致,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政府管制或社会调控。但这种方式的效果是不令人满意的,一方面因为管制成本过高,另一方面也因为管制的可行性或效果有限。出现后一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企业的社会效应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尚未完善。传统的评价方式如利润的现值评价,由于无法计算企业导致的社会成本增加,包括对人们健康和财产的损害、对公司的调查研究和起诉费用等,已越来越不可靠。此外,由于股票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有的只是反映了经济和市场的短期模式和一般水平,或者受到人为操纵,而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司本身的绩效,因而通过股票市场同样无法作出充分评价。

鉴于社会管制方法的失效,人们提出将政府管制或社会调控内生于企业治理结构中,以内部调控替代外部调控。其方法是采用一定的组织制度设计方式逐步向企业内部渗透,这种组织制度方式就是重组企业的治理结构。

二、利益相关者模型与股东中心模型的比较

与传统的股东中心模型比较,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型在各方面发生了变化,表现在:

(一)所有者的定位

股东中心理论认为,无论从收益上还是从对公司的控制上,公司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非股东莫属。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认为公司的所有者不仅仅是出资人,而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层、职工、债权人、供应商、顾客、消费者、政府等。

(二)治理的目标

从公司治理理论的渊源看,问题是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因此,在股东中心理论看来,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监督和制衡经营者,实现股东的资产收益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认为,在公司营运过程中,不仅会出现经营者败德行为,而且也会出现股东滥用有限责任、从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道德风险,如过度操纵、出资不足、欺骗等行为,公司治理的目标是满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关注公司经营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三)决策模式

在股东中心模型下,公司决策主要由所有者和经理作出,其他人的作用相当被动。而利益相关者模型中,公司决策是由多个利益相关者合力参与、共同形成的。

(四)思维逻辑

股东中心理论的推导很简单:股东必然争取股东价值最大化,在良好的规制环境下,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满足其他索取权的利益,从而使社会效率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理论则是通过直接考虑相关者的利益,从而达到社会效率的最大化。

(五)对企业绩效评价方式的影响

与股东中心模型相对应的是基于财务指标的评价方法;而利益相关者模型显然要求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评价,不仅包括财务绩效等经济指标(针对股东),还包括社会责任指标(针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与此相配合,评价方法也由静态到动态,由短期到长期,由定量或定性到定性定量结合,由主观或客观到主客观结合,等等。

以上看来,两种模型之间存在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理论上,利益相关者模型似乎存在更多的优越之处,但如前所述,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从短期来看,并不具备一致性,甚至存在明显的冲突。尽管从长期来看,两者间能够达成一致,但我们生活的世界更直接地受到一系列短期绩效的影响,而财务分析家、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更加强了这种对短期绩效的压力。这就对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可行性和效果提出了质疑。

三、利益相关者模型评价:支持论与反对论

(一)支持论

1.理论依据:系统的内在平衡性该理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其支持观在一些角度存在不同:

(1)合法性、权威和责任的平衡。RobertsA.C.Monks和NellMinow认为,民主社会中公司享有巨大权利,实践中,公司对政府产生的影响已至少同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一样大。具有政治言论权的公司“市民”,对影响它的法律已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比如,它可以说服政府,通过立法设置竞争壁垒或减轻负债,帮助他们应付自由竞争。但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否则就失去合法性和可信任性。因此,公司在“合法性、权威和责任”之间必须达成平衡。

(2)制度系统的内在平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的特征和方式要受到制度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公司治理属于一种制度安排,它同样要受到历史文化、法律规章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因素(包括法律环境、产业规则等)对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因为,正如Powell(1991)指出,制度模式影响了什么是合法的行为,道德合法性与一套宽泛的、社会的、标准化的判断和价值观紧密联系,这些判断和价值观能增进道德合法性,并推动社会福利。这样,随着社会环境对道德合法性的关注,组织需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以提高其对社会道德标准的认同。

(3)组织(企业)系统的互动和开放式网络。以RussellAckoff(1974)为首的系统理论研究者探讨了利益相关者分析。Ackoff是把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放到组织系统内部来加以论述的,他认为将利益相关者置入组织系统内部,来对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设计安排,可以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和开放网络,从而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以上几种,虽然在着眼点上存在差别,但其理论实质是相同的,都是将组织置于一个更大、更为开放的系统中来考虑问题,从而对企业行为有了新的要求。

2.实践依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革传统的股东至上模式是因为股东提供了公司所需的资本,它遵循着这样的观点:由于股东拥有公司的产权,因而有权要求通过运用这个产权使其利益增值。但利益相关者模式的支持者指出,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发展到“知识社会”,经济正在从“规范有型且在生产工具和消费之间有缝隙的东西的生产”转向“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其核心经济活动是提供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更为融合的知识服务”,首要的资本由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即从“你所拥有的”转向“你所懂得的”(RichardCrawford)。事实上,30年来在人力资本上的总投资已超过物质资本,员工地位和利益必须受到更多的关注。

在当前的改革浪潮中,俄罗斯等国私有化的失败,从反面提供了证据。简单地将所谓的“私有权”转移给私人所有者,其他利益相关者被抛弃在资源重新配置之外,自然会采取不合作态度,如地方官员的掠夺性行为、雇员的消极怠工行为。在中国,经营者腐败的事件目前屡有发生。实际上,他们的合作是公司在新环境中进行重组所不可或缺的。与此相应,股东只是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收入权,对引导公司重建有效机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私有化在改革中只起到一部分产权的作用,并不能替代利益相关者模型所起的作用。

此外,支持观认为,由于转轨时期信誉机制和法规的强制力量都很脆弱,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为此,应尽量保留现存的社会资本,并着手建立新的社会资本,建立广泛认同的社会契约,而不是向个别人转移巨额财富。否则,社会资本就会遭到破坏。因此,对于转轨经济国家,利益相关者模式尤其适用。

总的来说,利益相关者模式的依据比较充分,其理论思路也与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不谋而合,顺应了经济和市场环境变化的趋势,但经过近几十年的孕育、讨论,总体上进展甚微。看来,该模式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陷。对此,一些反对者对该模式的不足和缺陷作了讨论。

(二)反对论:模式的不足与缺陷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反对者认为,该模式在理论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实施条件也尚未具备或完善。

1.理论缺陷如前所述,传统的企业理论假设企业生产经营目标是一元的,即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而利益相关者模式将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定义为多元的,其中既有社会性的、政治性的,也有经济性的。这样的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目标合一的组织,带有很强的公益色彩,其结果必然引起企业经营效率的损失。

这样便会导致一个两难困境:任由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对社会造成负外部性,从而提高社会成本、造成社会福利损失;采用各类管制手段,包括通过外部调控方式和如上利益相关者的内嵌方式,虽能部分地解决市场失效或降低企业活动的负外部性,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尤其是后一种方式,经济效率的损失仍然不可估计。

2.实践应用中的问题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反对者认为,该模式涵盖的权益主体过于宽泛,不便于实际操作。比如产品市场的利益相关者,虽与企业之间利害相关,但因其数目众多,很难组织起来采取有效行动。因此,与其通过这种“内嵌”方式,不如还是通过国家或司法干预方式来维护其合法权益、或是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成本更低一些。利益相关者模式在理论上无疑是富有新意的,但就目前而言,其有效性尚缺乏实践的检验和相应的实证研究的支持。而且,调查表明,企业圆桌会议和经营者阶层对该模式普遍持反对态度。

四、结论:模式的修正与发展

公司治理范文篇8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上不断暴露出公司丑闻,中小股东屡受侵害,证券市场处于低迷。为规范公众公司的上市行为,强化信息披露制度,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美国分别于1933年、1934年颁布《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两部法律的出台及其后判例法中建立的诉讼程序,证券诉讼成为投资人保护自己利益的便利工具。这一诉讼机制的设立,加强了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和制约,对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证券市场固有的“噪音”和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证券诉讼极易被滥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即使审慎地为公司、股东之利益行事,亦难免会因某些行为或过失而被诉,承担个人财产责任。虽然证券市场不断暴露公司丑闻,但不可否认大多数公司的董事等是勤勉和无辜的,这些董事等会因此而厌恶风险,拒绝高风险但同时是高收益的项目,从而降低公司绩效。为平衡权利义务,激励董事等创新,除在防止诉权滥用方面制定相应的对策之外,美国法律允许公司对受诉董事等进行补偿或者为其购买保险。精明的保险商劳合社立即推出其新产品D&O保险。

D&O保险在美国推出之前,几乎所有的州都同意公司对其董事和高级职员因在公司中执行职务的行为被诉事件中胜诉时进行补偿,但很多州都反对公司在败诉时进行补偿。所以D&O保险推出时,在一份保险单中承包两种责任。一是董事和高级职员个人责任(A险),指被保险人因其在保险期间内的职务行为、或仅因其职位,在保险期或发现期内首次遭受合同中定义的任何“索赔”而蒙受损失中不能由公司补偿的损失。由保险公司进行全额赔付;二是公司补偿责任(B险),指被保险人遭受上述“索赔”后,其公司被许可或被要求对他们损失进行的补偿。由承保人对公司的补偿支付扣除公司保留额(免赔额)后进行赔偿。承保人一般是进行B险赔付,让被保险人所在公司承担免赔额部份损失,较少进行A险赔付。除非公司不能支付或者行为被禁止补偿但并不是除外责任中行为。

D&O保险推出之初,市场需求平淡。一是证券诉讼时间长,费用高,投资者用此救济的不多,董事等未感觉到其潜在的被诉乃至承担责任的风险。二是投资者对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认识不足。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美国证券市场再次低迷,公司丑闻不断暴露,证券集团诉讼案件数量猛增,投资者开始寄望独立董事制度,在广泛推行独立董事制度时也认识到D&O保险的监督作用。随着保险商对D&O保险制度的完善,私人公司和非赢利机构也开始购买,D&O保险快速发展,现在美国90%以上的上市公司都购买了D&O保险。

二、D&O保险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种制度设计中,最大特征就是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此产生了委托关系。为防止股东权益被侵占,各国都强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审计人、外部独立董事等监察制度防止经营者滥用权力。首先,以法律强制性规定公司董事等的法定义务,如董事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等,并对董事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其次,赋予股东、债权人及利益相关者各种权利及相应的救济措施,如:股东代表诉讼、证券诉讼等。这些制约机制可以使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更加积极、审慎地经营管理公司,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公司、股东及相关者的利益。但同时也产生一些消极作用,一方面,法律对经营者义务和责任的要求促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但经营者的行为越积极,则越有可能因过失致人损害;反之,经营者如不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则本身就可能构成对其注意义务、勤勉义务等条款的违反。他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可能采取中庸办法,不求上进,丧失企业家最基本的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股东、债权人等为其个人的利益可能滥用法律赋予的诉权,尤其是证券诉讼,而证券诉讼审判期间一般长达3~5年,参加诉讼费用很高,严重威胁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由和财产。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被诉行为都是为公司执行职务的行为,如果公司不对他们进行保护,无疑会挫伤其积极性。但公司提供的补偿一般不足且没有保障,使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产生很大的后顾之忧。要消除这些消极作用,除了在防止诉权滥用方面制定相应的对策之外,还应建立一套保护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措施,D&O保险产品的推出,解决了上述“两难”问题,公司通过购买D&O保险,可以降低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财产的潜在风险,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敢于开拓,勇于创新,国外学者认为公司购买D&O保险是公司治理机构和一种优化。

Holderness(1990)认为,公司购买D&O保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监督和影响经营行为,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公众公司的股东利益。(1)股东通过购买D&O保险可以对董事等全面了解。承保人在签发D&O保险的保单前,要对被保险人进行全面调查,此程序可以给股东提供一个不可予以保险的董事名单;(2)公司购买D&O保险可以加强董事的相互监督。D&O保险的特点是补偿所有董事,个别董事的违法犯罪会对董事会整体产生负面影响,这会激励董事密切监督相互的行为;(3)公司已有的D&O保险,有利于公司招募外部独立董事。在美国的实证表明,公司没有购买D&O保险对公司能否吸引合适的外部独立董事产生负面影响(Priest,1987);(4)承保人在诉讼程序中发挥监督作用。承保人接到索赔通知后,将对引起索赔的董事的行为进行全面的综合调查。虽然D&O保险宗旨是为了保护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的私有财产,但其完善的设计中内含了对公司经营行为的监督作用。D&O保险的监督作用可以说明为什么大公司和股东分散的公司购买D&O保险的要求较高。而在当今公司治理加强无形监督,强化事后监督的趋势下,D&O保险无疑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技术。

Fama(1993)认为董事会组成是公众公司的重要监督机制,外部独立董事是近年来公司治理机构的精巧设计。外部独立董事对股东的主要义务为两方面:一是审批公司执行董事提出的新项目;二是激励、监督和评价执行董事在现有项目中的经营行为。那么,上述D&O保险的监督作用是否会替代董事会组成的监督作用。笔者认为,董事会组成和D&O保险在监督机制中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其一,因为D&O保险的目的是补偿所有董事,承保人为降低赔付的风险,从外部独立董事的义务和作用考虑,会要求公司有足够的外部独立董事,外部独立董事在“独立”的立场进行监督使董事会监督的可信赖程度更高;其二,由于D&O保险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作用,外部独立董事面对股东对其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热切期望,可以将部份专业监督责任转移给D&O保险的承保人(一般是监督专家),从而外部独立董事可以更加专业于审批项目或评价执行董事;其三,承保人承担部份监督责任后又会要求公司有足够的外部独立董事,而已有的D&O保险有利于公司招募合适的外部独立董事。由于各自的义务或合同中明确了监督的内容,不会出现监督的真空,反而加强无形监督。

我国目前正在酝酿修改公司法规,目的是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对公司受托人和经营者的约束。公司治理的趋势是事后监管,让经营者充分发挥其才能,而事后监管的约束必须通过金钱惩罚才有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纳曼(DanielKahneman)指出,失去一元钱的负效用的绝对值远远大于得到一元钱的效用。加重公司违法和犯罪的个人民事赔偿责任,提高机会成本已为发达国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途径。我国在进行公司法规修改时也应采用。同时,针对证券市场不断暴露的公司丑闻,应尽快赋予投资者足够的救济途径,如引进股东代表诉讼、证券集团诉讼等,增强投资者的“主人意识”,激活长期低迷的证券市场,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保护众多无辜的董事等,也应建立董事等利益保护机制,如允许公司购买D&O保险等,以平衡其权利义务,激励其创新经营。D&O保险对董事等激励和监督并举,在我国当前公司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引进D&O保险对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激活证券市场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Fama,E.F.andJensen,M.Separationofownershipandcontrol.JournalofLawandEconomics26,P301-325,1983.

2.Holderness,C.G.Liabilityinsurersascorporatemonitors.InternationalReviewofLawandEconomics10,P115-129,1990.

公司治理范文篇9

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与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是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两种典型模式,二者形成与发展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并因此呈现鲜明的导向差异。前者基于公司股权的高度分散与股票的流通便畅,强调通过股东“用脚投票”机制和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而实现对公司行为的约束与对人的选择及监控;后者则回于股票市场的有限融资与股票灼流通困难,呈现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和基于相互持股的法人组织对公司及其人实施长期的内在控制。

1.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

市场主导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信奉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经营导向,其在英、美、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诸国盛行,英美模式是其中的典型。追根溯源,英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根植于18世纪末,其时,两国证券市场业已非常发达,大量企业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存在,其股权高度分散并容易流通。公司股东依托庞大且发达的自由资本市场,根据公司股票的涨落,在通过股票买卖的方式抑或“用脚投票”的机制而实现其对公司影响的同时,促进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活跃,并以此对人形成间接约束。外部发达的资本市场及其作用机制无疑是英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得以根植并在发展中得到强化的根源力量。尽管美国公司的机构持股力量在最近的20余年增长明显,但银行、保险公司及互助基金等机构持股势力的膨胀却受到了系列相关法律与法规的抑制,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亦因此依旧弱小。

2.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

组织控制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德国、瑞士、奥地利与荷兰等诸多欧陆国家和东亚日本得到了极好的发展,组织内在控制是日德模式的典型特征:其一,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持有公司巨额股份或给公司贷以巨款而对公司及人进行实际控制;抑或,其二,公司及人决策受到基于公司之间环形持股的法人组织的支配。在日本,银行基于特殊的主银行制度,依其对公司的长期贷款与直接持股而实现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持股则抑制公司的独立决策,而公司之间与主银行之间相互交叉持股则又挡住了资本市场对其各自的压力;在德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样主导公司融资及公司控制,大银行常依其在公司的巨额持股与对小股东投票权行使的而主宰公司的重要决策机构监事会,并以此对人施压与激励,同时,大银行尚以其对公司巨额投资的长期化限制公司股票交易的数量。显然,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公司之间和银行之间的相互交叉持股及德国的监事会,作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实质上都已经成为某种形式与程度上的组织控制。另外,日德模式对公司长期利益与集体主义的信奉,亦使其组织控制机制得到了强化。尽管世界金融市场的介入与主银行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对公司主银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dopend)性一时尚难以使主银行制度的核心作用很快消退。

公司选择激励与约束人的方式主要依赖市场机制抑或更多借助组织行为,决定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导向的区别。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管,而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则更多体现为组织机构的内部监管。两种模式的导向差异源于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及其中的公司经营导向、相关的法律环境和文化理念等诸多相关因素的区别。前者主要根植与发展于自由市场经济,崇尚自由竞争,信奉股东财富最大化;后者则更多形成与发展于混合市场经济,长期利益与集体主义是其得以生长的文化理念支持。鉴于两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导向的区别源于其各自形成与发展的制度环境差异,市场主导与组织控制导向难以区分其间的优劣,抑或生成与发展于不同制度环境的二者本身并无优劣之分。

二、两种模式的人约束差异

作为公司治理结构制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人约束机制旨在监控处于委托契约不完全关系之中的人行为。西方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根植与发展于不同的制度环境而呈现鲜明的导向区别,其公司人约束机制亦因此各自偏重不同的内容而差异明显。

1.资本市场

作为公司人约束机制的重要理论内容,资本市场在西方不同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下的实际功能却迟异。在英美诸国,广泛分散的股东因其持股份额相对过小与信息不对称,常无以对公司实行直接监管,而主要依赖资本市场的作用机制,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公司人施压;此外,公司因经营惨淡而被敌意接管(hostiletakeover)将直接导致人的解职。但在日德诸国,集中公司主要股权的机构却直接对人的经营与管理实施影响,即使出现失误亦不寻求资本市场来解决问题;而且,公司持股各方寻求公司的长期发展与利益,因此,股价的短时下降并不能使人立即面临解职风险。

2.董事会

董事会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包括必要时更换人,因此,董事会理论上对人具有约束作用,但是,董事会的构成与地位在西方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中却有所区别。在英美国家,组成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一般分别由人抑或经理与外部董事担任,其中,外部董事以其在董事会的较大权力,在必要时能对公司的人事安排作出重大调整;德国公司则设相互分离的监事会(supervisoryboard)和理事会(managementboard),并以此组成公司的“两极制的董事会”,其中,理事会相当于英美模式之中的经理班子,而股东代表与雇员代表几乎各占一半的监事会则负责监督与高层决策,并因其实行“劳资共决制”而具有广泛的控制功能,尤其监事会中的银行代表常给人施以巨压而保证监事会的强约束性;日本的董事会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非股东的执行董事依其在董事会中所占的较大比重,而对人施压。

3.债权人

债权人理论上具有通过“理性预期”迫使人承担“成本”的能力,其对人的约束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人必须按时向债权人偿还本息,否则将受到惩罚;其二,破产机制迫使人进行经营与自我约束。在美国,诸多大公司主要依赖债券融资,高度分散的债权人因信息不对称与基于搭便车(free—rider)的考虑,仅关心其本息到期偿还,却很少关注公司的实际经营,更不在乎公司的破产、清算抑或兼并,债权人因此并未对公司人构成明显的强力约束;在日德模式之下,作为公司的最大股本兼最大的债权人,银行依其在董事会或监事会的地位,较易获得内部信息,常通过时人施压而按自己明确的利益动机处理企业的经营与财务危机问题,其中,公司人无疑受到了债权人的强力约束。

4.人市场

完全竞争的人市场有助于将能于尽职的人与无能懒惰的人加以区别,前者能够获取高薪与晋升,后者则有可能被驱逐出市场。在英美,股东“用脚投票”机制和资本市场上的敌意接管对人的经营失误具有很强的惩罚;但在日德,经营与管理的失误多借助内部解决,但其内部人市场发达,高层主管一般源于公司内部的逐步提升,以此求得其组织与人事的稳定,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尚强烈抵制敌意接管。显然,在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下,人市场对人的约束存在显著差别。

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不同决定了其人约束机制的差异。在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之下,外部资本市场与人市场的作用机制有利于促进人积极开展经营而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但是,股东“用脚投票”与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容易导致人注重公司短期经营而忽视公司长期发展,另外,频繁的公司接管与破产行为尚可能造成经济的动荡与资源的浪费;在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之下,公司人约束机制实则为一种组织行为抑或机构直接控制机制,身兼股东与债权人身份的金融机构以及基于环形持股的法人组织,以直接干预而非寻求市场的方式对人施压,但是,在日德模式之下的人因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而注重公司的长期规划与发展,另外,外部监管的缺乏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不发达容易导致公司内部管理的松懈与“内部人控制”,不过,金融机构对其处于财务危机中的公司的救助与支持,能够避免因公司破产而引起较大的社会成本。因此,尽管难以区分不同模式之下的人约束机制之间的优劣,但其间的区别将明显导致人行为、公司经营理念与导向以及可能会出现的社会成本的差异。

三、两种模式的人激励差异

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逻辑,人的“激励一约束相容”意指人在受到激励的同时,尚对自己的经营与个人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作为“激励一约束相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问题主要涉及激励的形式及效果。西方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下的人激励机制的差异同样带有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导向区别的烙印。

1.激励形式

两种模式的人激励机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激励形式上。英、美两国对其经理人员的激励主要通过经济收入来进行。美国经理人员的收入共由三部分组成:其一,基本工资与福利;其二,与季度或年度利润等短期效益指标挂钩的奖金;其三,股票、股票期权等与中长期盈利挂钩的奖励。其中,前两部分占经理收入的比例不大,企业高层经理的实际收入绝大部分往往来自其股票期权。据统计,在《财富》杂志排名前1000家的美国企业之中,有90%已向其高级主管采用股票期权报酬制度。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方式使公司绩效与经理报酬相联系,其目的在于使经理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一致起来。在日德两国,相对而言,更大程度上为精神激励,在日本尤为如此。日本公司对其经理设计的报酬机制为着眼于长远发展的年功序列制,经理报酬主要是工资与奖金,公司常以职位升迁的方式激励经理人员为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努力工作。虽然有的日本公司亦给其经理人员一定的股票与股票期权,但这并未构成其经理报酬的主要组成部分。

2.激励效果

两种模式的人激励机制的差异尚体现在其激励效果上。从经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来看,1995年,美国大企业总经理平均年收入相当于其普通员工人均收入的41倍,而同期日本的这一差距仅为5倍左右。但是,美国经理常依其发达的经理市场频繁流动,而日本经理则基于年功序列制而很少“跳槽”。美国公司经理与普通员工收入的巨额差距表明,物质激励的手段有利于其股东财富最大化,日本公司经理的“从一而终”则表明,公司对精神激励的偏重有利于其经理为公司的发展而长期努力。

激励形式与激励效果的差别体现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下激励机制的差异,亦折射出不同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下的经营导向以及其所处的文化价值理念氛围。美国物质激励的形式与效果是其股东财富最大化经营导向及个人价值主义的体现;日本精神激励的偏重则是其公司整体与长期利益导向以及集体主义观念的反映。因此,尽管物质与精神形式均是激励机制得以构建的重要层面,但对激励形式选择及其程度的驾驶必须从相应的实际环境出发,:以期激励机制能够得到相应的公司经营导向与文化价值理念的支持与强化。

四、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构建

作为一种微观制度安排,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初始状态与约束条件。首先,在由计划体制下的生产经营单位向公司制的市场竞争主体转变的进程中,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诞生与发展必然受到客观制度环境和传统计划模式的影响与制约;其次,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个基于西方相关理论与实践的以人为设计和干预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和突变过程。因此,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必须从自身初始状态与约束条件出发,选择适宜自身发展的模式,并对其予以相应的制度支持。

1.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

西方两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各有其所长与短,整体上二者并无优劣之分,模式的形成或选择主要取决于相应的组织资源与市场资源的发育程度及其利用,此外,尚受到诸如法律与历史文化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等因素的影响。就中国实际而言,中国的资本市场、人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均相对滞后,企业尤其国企在依然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与银行支持的同时,其内部诸如党委会、职代会、工会等组织资源亦比较丰富,亦即,中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仍处于一个市场不发育与不规范的历史阶段,相较而言,其具有利用潜质的组织资源更为丰富。因此,在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之中,市场导向偏离了当前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构建所处的现实,中国应暂选择以组织控制导向为主兼市场导向为辅的混合治理模式,并随中国市场化的推进与成熟,逐步建立市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是基于中国当前现实条件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以及中国的市场化目标考虑的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公司治理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股份合作制

我国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其间历经多次改革。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以及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实施,农信社改革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和热点。

2003年6月国务院颁布《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指出:把农信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以“三农”为经营方向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强调“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明晰产权关系”,促进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使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经过近年的改革,农信社已初步建立起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机制。但实践证明,农信社的法人治理结构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本文首先介绍农信社公司治理内涵;其次分析现行体制下我国农信社公司治理可能存在的缺陷;最后就如何完善农信社公司治理结构提出一些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一、农信社公司治理内涵

农信社最重要的委托关系就是“社员(股东)”与“经营者”(以农信社主任为代表)之间的委托关系。狭义的农信社公司治理指通过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合理地配置社员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对经营者进行监督与激励,防止经营者与社员利益的悖离,保证社员利益的最大化。广义的农信社公司治理机制一般包括内部及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合理界定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信用社主任(经营者)的权、责、利,形成权利合理分配相互制衡的内部约束机制,以限制经营者对社员利益的背离。二是设计激励相容的薪酬计划。提高社员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当地金融市场的竞争。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能够给现有经营者以巨大的压力,促使其努力工作;二是外部人市场。充分竞争的外部人市场,使现有信用社经营者不敢懈怠,以保持其职位,同时也使潜在替代者更加努力,以竞争人之职;三是资本市场。如果股权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那么在信用社经营业绩欠佳的时候,社员可通过转让其股权,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四是政府部门的严厉监管。由于银行经营具有高风险性,并且一家银行的倒闭极易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传播到其他银行,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作为中小金融机构,农信社经营同样受到政府严厉的监管。

农信社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除了取决于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外,还受到以下几种重要因素影响:一是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对称程度。如果他们之间的信息完全对称,那么即使不存在任何的治理机制,经营者也不敢偏离社员利益寻求利己行为;二是社员监督成本与收益关系。社员只有在监督带来的利益超过成本时,才有积极性行使监督权;三是信托文化。如果当地信托文化发达,人充分认识到自己对委托人的受托责任,做到勤勉尽责,那么公司治理效率就会很高。

二、我国农信社公司治理现状

自《方案》颁布以来,经过近三年的发展,我国农信社已初步建立起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经营者相互制衡的内部约束机制。但农信社公司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

1.信用社经营目标冲突,削弱了对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为实现《方案》提出的农信社改革目标,促进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年颁布的《关于规范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按股金来源和归属设置自然人股和法人股两种股权。农村合作银行、县联社应对自然人股和法人股份分别设定资格股和投资股。资格股、投资股分别体现了合作制和股份制。这种独特的产权制度,在扩大信用社融资渠道的同时,也造成农信社经营目标及两类股东入股目标的冲突。从宏观上来讲,这种产权制度的设计是为满足农信社政策性支农与盈利性需求双重目标。但这种制度设计削弱了对信用社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如果将信用社经营者的薪酬与业绩挂钩,则无法保证支农任务的完成。而当信用社经营业绩不能达到理想状态时,经营者可能会拿“支农”作为借口,推托责任。从微观来讲,人股社员目标也存在偏差,资格股股东入股的目的是为获得农信社金融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投资股股东入股目的除了获得信用社金融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外,还想获得投资红利。资格股与投资股不仅入股目的不同,且存在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风险的特征。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具有不同风险、权利与利益的股东很难休戚与共,双方在社员选举、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方面必将存在冲突。

2.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影响了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2003年的农信社改革决定将农信社交由省级人民政府管理,并成立省级信用联社作为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的机构。2004年由银监会牵头制订的《关于明确农信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的通知》规定(以下简称《通知》),由省级人民政府全面承担对当地信用社的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省政府要帮助农信社防范与化解风险,并作为“负责人”对农信社不良资产负责。在仅靠动用存款准备金无法遏止农信社支付风险时,应由省级联社在省级人民政府承诺还款的前提下,按有关规定向人民银行分行申请紧急再贷款。在目前农信社资产质量较差,经营状况恶劣的情况下,农信社风险承受能力极其有限,省政府成为事实上农信社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必然要对农信社进行全面管制。由于缺少中央政府所具备的财政货币手段及法律手段,省政府主要还是依赖行政手段来管理农信社。虽然银监会的《通知》要求省政府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信用社依法实施管理,不干预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但在现有体制下,可预见省政府对农信社的行政干预不可避免。事实上,农信社主任的提名权、经营方向的主导权等重要权限已不同程度逐步集中到省联社,随着更多权限的向上集中,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就会遭到破坏,其结果无异是与改革的初衷相违背的。3.所有者缺位,社员(股东)缺乏对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1)由于农信社股权过分分散,股东监督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对称,限制了社员对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公司治理的主流观点认为,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绩效正相关。在公司股权分散、股东数量众多的情况下,股东搜集信息并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监督的动机与能力降低,这样经理就会为了自身利益来损害小股东利益,无法使公司价值达到最大。在《意见》规定信用社股金中,单个自然人持股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2%,单个法人持股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5%。县联社股金、农村合作银行股金中,单个自然人社员(含职工)持股(包括资格股和投资股)最高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5‰,单个法人持股(包括资格股和投资股)最多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5%——10%。这些规定导致农信社股权过分分散,股东监督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对称,限制了社员对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2)农村合作文化欠发达,社员参与农信社管理意识淡薄。王占北、朱加凤(2006)等认为,我国农信社制度变迁实际是政府主导下信用社产权所有者话语权灭失的过程。无论农信社归、农业银行、中央银行还是省政府管理,都是在政府指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不同阶段发展目标及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在历次农信社改革中,信用社所有者(社员)从来没有真正参加过农信社的管理。这导致农村地区合作文化的缺失,农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农信社的主人,其入股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信用社金融服务的优先权与优惠权,参与监督管理的意识不强。(3)农信社信息披露内容少,范围狭窄。社员必须获得足够的信息才能有效监督经营管理者、设计激励相容的薪酬契约。长期以来,农信社很少向外披露其经营信息,经监管部门推动,农信社自2005年起效仿商业银行开始信息披露工作,但披露内容少、范围窄。即使农信社向外充分披露其经营信息,由于信用社金融资产定价的复杂程度,普通社员也很难理解。社员与内部经营者之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使设计一份令社员与经营者二者利益一致的薪酬契约变得很难,也使内部经营者利用关联交易等损害外部社员的利益变得更容易。

4.缺乏健全的外部治理机制。农信社外部治理机制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外部市场竞争不足、股权缺乏流动性、经营者任命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等方面。(1)市场竞争不足,对经营者的外部约束较低。根据超产权理论(刘芍佳、李骥,2000),企业激励机制只有在竞争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由于农信社大都处在农村、城郊边远地区,发放的贷款也主要是农村、个体工商户小额信贷贷款,盈利性比较差,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介入。事实上农信社成为这些地区唯一的金融机构,处于高度垄断状态。(2)农信社股权缺乏流动性,无法利用外部控制权市场对经营者进行约束。虽然《意见》规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社员持有的股金,经理事会同意,并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后,可依法转让、继承和赠予。资格股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退股,但由于没有一个充分交易的市场,农信社股票转让及定价非常困难,投资者无法通过股权转让来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也无法利用外部控制权市场对现任经营者进行约束。(3)经营者任命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根据现有的管理体制,省联社集中了农信社主任等重要管理职位的提名权,农信社经营者市场存在行政垄断性,外部优秀经营者对他们不构成任何压力。

三、完善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农信社改革的政策,但农信社的公司治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农信社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在我国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完善农信社治理结构。结合以上分析与当前的客观环境,本文提出以下完善农信社公司治理的措施与建议。

1.明确农信社改革的最终目标取向。明确改革的最终目标取向是完善农信社公司治理的前提条件。当前,在农业经济效益低下和农贷高成本、高风险的情况下,国家应通过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减少农信社服务“三农”的成本,提高其服务“三农”的效益,降低其服务“三农”的风险,在发展中逐步统一农信社服务三农与盈利双重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金融企业,农信社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将农信社改革成为一个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金融服务机构,当然在我国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经济建设。

2.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减少各级政府对农信社经营的行政干预。通过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可承接省政府对农信社的风险承担责任,使省联社专注于对农信社的管理与服务职能:一是指导帮助农信社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二是办理或农信社的资金清算和结算业务;三是为农信社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减少对农信社的行政干预。

3.进一步完善“三会”制度,充分发挥其在农信社治理中的作用。农信社已初步建立起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的内部约束机制,但尚需继续完善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员代表大会作为农信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监事会应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分别行使决策权与监督权。理事会应充分理解他们对社员的受托责任,保护农信社及全体社员(股东)的利益,理事会主要负责选拔、聘任、必要时解聘农信社重要管理者,并为其设计合理薪酬结构,以保证经营者与信用社及全体社员的利益一致,减少成本。监事会作为农信社的监督机构应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主要负责:监督农信社理事会、高级经营管理者履行职费情况,及时纠正其损害农信社及全体社员利益的行为;利用内部稽核及审计工作,督促农信社及时、准确的向全体社员及相关部门披露农信社各种经营信息;为社员及相关部门监督农信社经营提供信息支持。

4.积极宣传农信社的合作性质,调动社员监督管理的积极性。农信社发放的主要是小额农户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贷款者缺乏必要的担保品及财务资料。信用社主要是依赖长期和多种渠道接触所积累的关于社员及企业主的相关软信息而作出是否贷款的决定。由于农村地区经营范围相对狭窄、闭塞,社员之间对各自的品质、声誉、技能等比较了解。社员积累的这些软信息对于提高农信社信贷资产质量、选拔合适的经营者意义重大。要想利用社员的这些信息资料,必须充分调动社员监督农信社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为此,农信社应积极向社员宣传农信社的合作性质,农信社的治理结构。只有通过大量的宣传,才能在思想意识淡薄、保守的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