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会议发言范文10篇

工商会议发言范文篇1

今天召开全市行业商会建设研讨会，主要是交流大家在行业商会建设中的做法和体会，总结几年来开展行业商会的经验，探讨下一步工作思路。这次会议基于三点：一是自去年10月工资省工商联组织工作会议以来，各地行业商会建设都有一些好的做法，需要总结交流；二是我市建设国际性的海滨城市、现代化的港口工业城市和山海相拥的知名旅游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的进程中，行业商会能发挥何种程度的作用需要探讨，三是市县区工商联将要换届，市委相关文件即将下发，换届既是按章程的规定，又是对商会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充实、提高，作为工商联的活动所在的行业商会，他的发展状况如何，商会负责人的综合素质如何，都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级工商联的换届工作的。为此，以此会为契机，加大行业商会建设力度，提高服务动力和参政水平，很有意义。刚才听了大家生动而精彩的发言，很受启发和鼓舞。现在我也作个发言，我的发言既有专家研究的成果，也有在座发言的精华；既有本人工作的体会，又有大家实践经验的概括，目的是和大家一起交流和探讨行业商会建设中的有关问题，以期得到新的感悟。

一、行业商会的形成和特点

我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行会在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有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到明清时期，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的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在当时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商业行会的行规偏重于统一市场价格，统一度量衡器，对其他方面的控制较为松动。手工业行会的行规较为细密，限制较多。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清代手工业行会的行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铺坊工、工资水平与学徒方面——(1)规定了店东与客师(帮工)的合同及相应承担的义务；(2)规定了统一的工资水平；（3）规定了招收学徒和学徒出师、立业等制度。

2．关于原材料分配和产品规格、质量的要求——（1）规定了手工业原料的采集与分配；（2）规定了手工业产品的规格与质量要求。

3．关于手工业品的价格和市场销售等问题——（1）规定了手工业商品的价格；（2）对手工业铺坊的开设地区和数量的限制；(3)对城镇以外新的手工业商品的进入和贩卖的限制条件。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40年代，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对中国原有的生产关系开始有所触动，原来旨在为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服务的行会组织的经济基础包括政治基础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当时盛行的行会制度开始解体。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行业组织不断替代旧有的行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上海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上海总商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目前行业商会组织主要有如下特点：

从地域分布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行业商会组织的自发性越强。这些地区多数行业商会组织主要依靠企业自愿组成，基本上体现了自律管理、自我服务，可切实代表会员利益，会员参与热情高。在提供为会员所需服务的基础上，也能收取会费；不足之处是经费时常短缺，常常要靠大企业赞助支持，因而易被某些大企业利用或左右，特别是没有适当的主管单位而不能依法注册，活动领域和方式都受到限制。

从职能作用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协助政府开展行业管理等工作。主要是制定行业标准，组织企业参加政府主办的对外交流、招商引资、经贸合作等；二是开展面向会员企业的服务，主要是组织会员企业进行有关政策法规的培训、咨询活动等；三是通过组织行业评优、开展行业技能比赛等活动，帮助企业提高素质，促进行业的不断发展；四是代表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集中和反映会员的正当要求等。

从发展时段上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为行业商会、基层商会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民营企业数量上的发展、规模上的壮大、档次上的提升，就谈不上行业商会。即使勉强建立起来了也难以持久，更难以发挥作用。

从发展前景上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是行业商会快速建立与健康发展、高质量运行、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

行业商会、商会、工商联之间的关系

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商会是以西欧行会制度形式出现的、于1599年成立并在1650年获得书面特许的法国马赛商会。此后，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根据本国国情创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商会或工商会组织。我国的商会组织因近代工商业的不发达而出现较晚。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商会，同年还有张之洞在汉口创办的汉口商业会议所和袁世凯创办的天津商务公所等。1903年清政府商部制定了《商会简明章程》。1912年成立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为当时中国的总商会。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商会法》，1918年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1928年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全国各大中城市一般都有商会、同业公会组织，如解放初期在上海有270多个同业公会，北京有130多个同业公会等。1953年在改建中国旧商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工商经济界的社会团体，同时也是当时在经济领域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渠道。此前各地大多陆续成立了地方性的工商联组织，当地的同业公会均纳入工商联系统，从独立的社会团体变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其组织形式和社会地位有所弱化，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各地同业公会一直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着制定行规行约、组织行检行评、平抑物价、评议税收、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对生产经营活动实行部门管理并直接经营企业，同业公会的职能因被政府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取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商会从一产生就与工商联几乎成了同义语。在工商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93年10月）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同时也是中国民间商会的请求，同时明确：工商联既是统一战线的人民团体，也是中国的民间商会。这个规定把工商联和民间商会结合在一起，于是在政府的有关文件中就出现了要么称之为“工商联民间商会”，要么冠以“工商联（商会）”的作法。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治上的需要，工商联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始终与各派一道参加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工作，它虽被称作群众团体，但并未成为中国社团登记管理中的一员，而是被明确划定为具有统战性质的人民团体。但是商会则不然，在1989年10月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商会被明确规定为社团组织，它与各种协会、学会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在现实工作中出现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情况。

与工商联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商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利益和社会结构不断分化调整的产物。伴随着社会主体的分化，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形成，以某种特定利益的表达和维护为目的，以一定的社团组织为形式，广泛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中间体便产生出来，商会即是其中之一。尽管我国新时期商会组织还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和行政指令性特征，例如各地各级商会的层层组建，基本上体现了上级组织的意愿和要求，工商联与商会的结合则更加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政策作用的结果，基本确立了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工商界的代表组织，它维护的不仅是某个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同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它所体现出的商业规范和原则。

二、我市行业商会建设的基本现状

我市从98年开始组建行业商会，至今年7月底共成立了市、县区和乡镇三级行业商会56个。东海、赣榆两县行业商会占全市55.3%，其中东海16个，占全市28.5%，。在行业商会建设中，我市各级工商联明确一个目标，即：明确行业商会建设发展目标，从2004年起，每年新增行业商会13个以上，力争到2008年我市行业商会总数突破100个，并将行业商会组建数和“三化”建设达标率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突出三个重点，突出推进“三化”达标、培育先进典型和商会注册三个重点。出台了全市行业商会内部管理办法，建立了秘书长季度汇报制和会长年度述职制，邀请行业商会会长出席全市会长书记会议。连续四年在执委会上进行行业商会工作的经验交流和表彰。市工商联率先注册总商会，东海、赣榆县联也先后在民政部门注册了总商会，为牵头各行业商会以及对外交流创造条件。坚持五个结合。坚持将行业商会建设与发展会员、改善会员结构相结合，与发现、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相结合，与开展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与调查研究、参政议政工作相结合，与加强和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协作相结合。

在全市各级工商联的引导和指导下，各级行业商会充分发挥各自特点，活力增强，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行业商会的组建速度加快，领域拓宽。

2003年以来全市新建行业商会37个，是前五年的两倍。其中以东海县、赣榆县的推进力度大，发展快。涉及的行业由主要是餐饮服务业向第一产业的种殖、养殖和第二产业的生产加工业延伸，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也有所拓展。有的协会被商会民间性的机制所吸引，主动要求挂靠工商联更名为商会，如1993年成立的赣榆计算机业协会2004年重新组建为计算机商会，焕发了生机。市太阳能协会和市金银珠宝协会成为市工商联团体会员后积极参加工商联活动，给我市行业组织增添了新的活力。

（二）商会建设规范化程度加强。

近年来，随着会员对商会组织的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市行业商会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都逐步规范化。许多商会都在工商联的指导下确定了专门的办公地点，完善的商会工作制度，落实了活动经费，聘请了专职工作人员。部分行业商会己在民政部门注册，具备了法人资格。赣榆县酒饮料业商会内设五部一委（会员部、财务部、事务部、市场调研部、宣传培训部和顾问委员会）。行业商会开始注重开展业内走访，广泛征求会员意见，按照会员需求确定工作重点，调整工作思路，制定年度行业商会工作计划和开展活动。市金银珠宝协会在工作中做到“三心”（热心、诚心、耐心）“三勤”（腿勤、嘴勤、手勤）。部分行业商会尝试编发商会内刊，创建商会网站，增进了会员间的信息交流，扩大了商会影响。

（三）商会平台优势进一步发挥。

各级行业商会牢固树立为会员服务的思想，坚持把服务作为商会的宗旨，为会员排忧解难。一是搭建沟通服务桥梁。各级行业商会广泛开展会员与职能部门的沟通活动，协调共同难题，既服务了会员又协助了职能部门开展工作，得到了部门和会员的普遍认同。全国公民第二代身份证办理中，东海县影像业商会配合县公安局，在全省率先承担全县公民身份证照片拍摄定点的技术认证。欢墩镇芦笋业商会积极引导会员树立品牌意识，先后为全镇芦笋申领了7个商标。灌云种业商会推出“合同种子”，商会共与农民签订了50余万份种子合同，使农民利益得到了保障，会员企业的销售和效益也连续三年同步提高。二是反映会员呼声，加大维权力度。积极为会员企业协调纠纷，向政府和职能部门反映诉求。部分行业商会聘请了法律顾问，为会员提供法律咨询，主动为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的会员企业维权。海州市场商会部分会员遭遇超市拖欠货款，商会代表与超市谈判并邀请新闻媒体进行跟踪采访，得到了迅速解决。三是开始内部培训。市眼镜业商会、美容美发业商会积极邀请专家为会员单位从业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办理资格证书，为会员节约了时间和经费。四是整合行业资源，促进行业发展。市物流运输业商会、赣榆酒饮料业商会为会员企业集中保险，尝试进行团体采购，积极为会员企业降低经营成本。五是引导会员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不断树立行业商会新形象。几年来，各级行业商会积极开展以“双思”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注重引导会员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发展的道路。灌云种业商会在春耕季节为贫困农民免费送去价值达10万元的优质种子；赣榆县计算机商会积极在青少年中开展电脑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并向贫困学校捐赠电脑；东海县建筑业商会组织会员为白血病患儿慷慨解囊；市眼镜业商会组织会员上门为贫困乡镇小学近60名教师免费配送眼镜；市餐饮业商会在“八一”建军节赴射阳为演练官兵送去慰问演出和清凉饮品；市美容美发业商会在重阳节组织优秀会员企业走上街头，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义务理发……近两年由行业商会组织和参与的社会公益活动就有50余次，捐赠款物折合金额达100余万元，塑造了良好的行业形象。

（四）加强配合，形成合力开展工作。

各行业商会之间开始相互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收到了较好效果。市直属行业商会年初共同举办新春联谊会，东海县实行行业商会季度交流会轮值制，每季度开展一次全县行业商会交流活动。市县行业商会也经常互相参观学习，这些活动不仅加强了沟通，形成了互补，拓展了商会平台，也扩大了影响力。

从总体来看，我市行业商会建设尚处于初期，发展中也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为行业商会数量少、规模小，分布不合理，城市基层商会发展滞后；制度建设不完善，有的虽有章程，但缺少相应的制度；宗旨意识不强，服务水平低。有些行业商会，没有把服务作为立会之本，不同程度地存在重收费、轻服务的现象。也有一些行业商会虽然也搞服务，但服务层次低，有的只停留在统计数据、上情下达等层面上；有的行业商会内部运作欠规范，凝聚力还不强，普遍存在经费困难、专职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这些都成为制约我市行业商会发展的瓶颈。

存在问题的原因：一是政策不顺，行业组织改革滞后。按照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行业商会注册时必须征求相关业务政府职能部门同意，和政府强势部门比，工商联自身的影响力较弱，在一些优势行业里组建行业商会还存在很大难度。二是一些行业的领头人物对行业商会的认识还不到位，还无意成为行业商会的带头人，商会工作难以得到人财力的保障。三是工商联没有及时创新工作方法，对行业商会指导力度不够。

三、对今后行业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

当前是我们的行业商会建设面临着许多有利因素和良好机遇，非公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工商联工作进一步扩大空间；非公36条为发挥工商联政府助手作用创造了政策条件；政府职能转变为工商联行业商会发展带来新契机。从组建商会来看，工商联具有优秀推荐，参政议政的政治优势；总商会的注册为牵头总协调行业组织打下铺垫基础；代表人士队伍中行业骨干也在不断发展；在一些中小企业比较集中，发展中困难较多的行业和领域，企业想通过行业商会来说话来维权的要求比较迫切；较大企业也希望通过行业商会平台来确立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为此，我们要解放思想，把握机遇，发挥优势，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快行业商会建设步伐，为各级工商联换届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认识到位，增强行业商会建设工作的动力。

要认识到行业商会是工商联工作开创新局面的一个突破口。在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并在地方经济中日益成为主流经济的新形势下，在中共十六大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和国务院36条精神指引下，工商联工作如何向纵深开拓？答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大力发展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行业商会。要当好助手，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商联就要发挥经济性的优势。但工商联不是经济组织，工商联的经济性是由会员结构所决定的，工商联的会员主要活动在经济领域，会员具有强烈的经济意识，工商联必需满足会员的这种需要，而这种满足单纯依靠工商联难以实现，行业商会则可以完成这些任务。

要认识到加强行业商会建设的重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商会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同时所有制也会越淡化，单纯的非公有制企业不会越来越多，相反会越来越少，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则会越来越多。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不抓紧行业商会组建，不把现在各行各业中非公经济企业组织到工商联周围，工商联活动空间就会受到影响，做非公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将可能失去很大依托。

要认识到积极发挥行业商会作用的必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就是行业商会等社会自治组织不断归位，不断加强的过程。行业商会，它都应当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以其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特性，已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市场、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它既是企业走向市场的向导，也是企业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者。首先，它能够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会员企业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企业，但单个企业经常要受到各种风险的影响，还面临着无序的竞争，这些都需要由企业自发组织起来的商会来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会员企业的合法利益。其次，能够弥补市场的缺陷。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缺陷时有发生，而行业商会的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的市场缺陷，具体包括：第一，商会可解决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企业在市场中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弱，商会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网络向会员提供经济政策、市场、科技、人才需求等信息服务，以及组织会员企业进行各种信息交流。第二，商会可扶持经济实力弱小的会员企业，如提供技术支持和金融支持，使其迅速成长。第三，通过制定行业规则，促进行业自律和市场的有序化与规范化。第四，以会员总代表的身份，维护会员企业的整体权益，保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措施到位，突出行业商会建设工作的重点。

在行业商会组建过程中，措施有力、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是搞好商会的金钥匙。一是利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机，培育和发展农产品行业商会，以跟上农业生产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在县区和有条件的乡镇，以及经营相对集中的区域加强行业商会建设。乡镇要积极组建具有产业和产品特色的行业组织，乡镇商会可加挂行业商会的牌子。二是采取更灵活的办法和措施，多层面的沟通，主动吸纳现有经济类行业协会成为总商会的团体会员。三是开展市县区和乡镇三级联动，推动有条件的已建商会在全市建立分会，健全网络。各级分会作为上级商会的团体会员，独立开展会务工作。年内争取新建行业商会12个，使我市行业商会总数突破60个，加快形成行业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联系沟通协调的工作逐步明确，工作效果逐步提高，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的新局面。

（三）加强服务，增强行业商会工作的活力。

行业商会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为会员多办实事、办好事。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好关系，为会员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执业环境，加强对执业机构的技术支持，指导大家防范和化解执业风险，加大培训力度，帮助执业人员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执业水平，使协会成为大家心中的希望，成为信赖之家，温暖之家，成为行业发展的设计者，行业运行的协调者，行业法规、政策的建议者，行业利益的维护者，行业会员的服务者。在实际工作中，要努力做到“十有”，即有醒目的商会牌子、有健全的领导班子、有稳定的积极分子队伍、有完善的工作制度、有明确的工作规划、有扎实的工作措施、有丰富的活动内容、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必要的办公设备、有一定的活动经费。大力搭建的八大平台：一是企业家相互沟通的平台，统一认识增强行业竞争优势；二是行业自律平台，树立会员企业的良好形象；三是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业内信息交流；四是互助平台，努力降低企业生产及物流成本；五是开拓国际市场的支持平台，提高会员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六是搭建企业与政府沟通的平台；七是建立宣传平台，提升企业形象；八是政治推荐平台，为优秀企业家搭建政治舞台。

（四）认真负责，当好行业商会的领头人。

在行业商会的运作中，商会会长是行业商会的主心骨，他起着联系上下左右内外、协调方方面面的重要作用。不仅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团结稳定的工作班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长能否明确自己的职能位置和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对商会机关实施有效管理。商会会长应做好“255”管理：即强化两种意识、理顺五个关系、抓住五个环节。

强化两种意识：一是强化领导意识。会长主管并领导商会，会长是商会的法人代表，商会的一切重大事项由会长决策。二是强化层次意识。商会实行逐级管理，一级对一级负责，做到不越位、不错位、要到位。

理顺五个关系：一是会长与商会的关系；二是会长与上级工商联（总商会）的关系；三是商会机关与上级工商联职能部门的关系；四是商会与其他行业商会的关系；五是商会与有关党政部门的关系。理顺好这几个关系，最能检验会长的综合素质和协调能力，同时也是商会是否能发挥协调服务功能的关键。

抓好五个环节：即民主管理、制度管理、目标管理、信息管理、监督管理。1．民主管理。民主管理是民间商会兴会的首要环节。没有民主，就没有沟通；没有民主，就没有决策的科学依据；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合作的工作机制；没有民主，就形不成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2．制度管理。制度管理是行业商会得以高效运行的行为准则和保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3．目标管理。目标任务要明确，工作计划要细化，措施落实要得力。4．信息管理。根据各自的条件和需要，建立高效的信息传播、反馈网络，为服务会员提供条件。5．监督管理。这是行业商会组织中必须建立的机制，它有利于商会依法行使权利和维护权益；有利于商会在行内营造合法经营的“三公竞争环境；更有利于行业商会正常、有序、高效运行。

工商会议发言范文篇2

一、参与完成“第二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宣传工作

本次峰会的新闻宣传工作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做到部署周密，灵活应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声势浩大，效果良好。在今年的峰会期间，各项重大活动新闻采访的现场管理中，在孙剑秋副会长的直接关心领导下，新闻报道按照事先制定的工作方案，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协调管理，认真维护现场采访秩序，使整个采访活动井然有序，保证了各项重大活动的正常开展和及时报道，开幕式直播报道现场画面干净好看，得到了国务院新闻办领导和各方人士的好评。正如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郭卫民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此次博览会和峰会的新闻宣传组织工作开展得很好，原创：对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做了充分报道，为博览会和峰会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自治区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参会人士对第二届博览会和峰会宣传工作的满意度为94.81%，与首届基本一致；市民对第二届博览会和峰会宣传工作的满意度为79.03%，名列第二。与首届峰会相比，参加第二届峰会的媒体总数更多，发稿质量更高，宣传力度更大，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势。第二届峰会召开的情况以多种形式进行了系列报道，使峰会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激发市民支持峰会，参与峰会的热情，为峰会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氛围。

我主要参与和完成以下工作：1、完成了60000多字《首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演讲文稿汇编》一书的联络、组稿、翻译、校稿、编辑、校对、印刷及发送工作。2、完成了10月18日上午在南宁饭店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组织中央、广西和东盟十国及其它媒体20名记者到会采访，并提供相关新闻通稿。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外各级报刊、电视台和网上新闻报道及相关转载报道的共计22800多篇（条、幅）。3、完成了10月18日下午在南宁饭店专访东盟十国国家工商会负责人的宣传报道工作。组织中央、广西和东盟十国及其它媒体60名记者到会采访，并提供相关新闻通稿、背景资料及专访提纲。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外各类报刊、电视台和网上新闻报道及相关转载报道的篇数7880多篇（条、幅）。4、完成了10月19日下午在荔园山庄峰会开幕式暨领导人演讲的宣传报道工作。组织中央、广西和东盟十国及其它主流媒体100名记者到会采访，进行现场电视直播和网上直播，并提供相关新闻通稿、背景资料及部份演讲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报刊、电视台和网上新闻报道及相关转载报道的共计18600多篇（条、幅）。5、完成了10月20日上午峰会高官论坛的宣传报道工作。组织中央、广西和东盟十国及其它主流媒体100名记者到会采访，进行现场电视直播和网上直播。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报刊、电视台和网上新闻报道及转载报道共有5480多篇（条、幅）。6、完成了10月20日中午峰会午餐会的宣传报道工作。组织中央、广西和东盟十国及其它主流媒体100名记者到会采访，进行现场电视直播和网上直播。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报刊、电视台和网上新闻报道及转载报道953篇（条、幅）。7、完成了10月20日下午峰会工商精英论坛的宣传报道工作。组织中央、广西和东盟十国及其它主流媒体100名记者到会采访，进行现场电视直播和网上直播。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报刊、电视台和网上新闻报道及转载报道的共有3950多篇（条、幅）。8、编辑完成了1－3期第二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简报，对开幕式暨领导人演讲、峰会高官论坛及峰会工商精英论坛作了专题报道，报送中国贸促会、商务部并抄送指挥中心。

第二届峰会时间紧，报道任务重，面对高密度、高强度的新闻采访管理工作，克服没有交通工具、人手少的困难，积极主动地完成好每一项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峰会新闻宣传的预定任务。

对在这次峰会所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1、由于《首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演讲文稿汇编》一书的联络、组稿、翻译、校稿、编辑、校对、印刷工作及报审程序关节多，主要在录音翻译和小语种文稿翻译上有反复，拖延了很多时间，因而致使投入到峰会宣传的前期准备工作的时间显得很紧迫。2、工作时，因为时间紧、人手缺和急于把工作做好的心理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会表现出急于冒进、耐性不足、细心不够的现象。3、对明年的峰会工作方面，希望能够加强各工作组之间的协作意识和合作精神，避免造成在时间、资源利用方面浪费的现象发生。在工作中，全体工作人员大力发扬团队精神，分工合作，相互补台，齐心协力，团结战斗，确保峰会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4、在时间上早计划、早准备，在考虑问题时要更细致、多方面，针对重点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周密的应急工作预案，避免被动的局面再次发生。

二、参与完成“全区贸促工作会议”的相关工作

3月17日，全区贸促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在会议筹备期间，草拟会议工作方案、议程、预算，草拟了“关于请自治区领导出席全区贸促工作会议的请示”。跟踪落实向政府办公厅审报的批文，联系15家贸促支会参加会议并作了发言。。此次会议时间虽短，但区政府对会议很重视。期间，公务在外的李金早副主席传来了诚挚问候,希望我们在作好当前工作的基础上争取新突破。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

三、参与完成“广西国际商会第一次会长联席会议”的有关工作

元月10日，广西国际商会第一次会长联席会议召开。在会前筹备期间，草拟会议工作方案、议程、预算，草拟“关于召开广西国际商会第一次会长联席会议的征求意见函”、“关于请自治区领导出席广西国际商会第一次会长联席会议的请示”、“关于召开广西国际商会第一次会长联席会议的通知”、“中国国际商会广西商会第一次会长联席会议纪要”、等文件及会务联络等工作，在会议期间组织举行高尔夫球友谊赛及迎春晚会。

会长联席会议就国际商会明年工作的计划安排，国际商会要成为企业家之家应如何开展活动，国际商会如何充分利用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机遇，如何筹措经费、支持国际商会开展各项活动等议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根据会议精神，在会后起草了“广西国际商会驻外联络处管理办法(讨论稿)”，下发各副会长单位征求意见。

四、积极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学习和活动

于1月18日至6月底，积极主动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下简称先进性活动）”。在会党组、机关党支部的部署安排及具体指导下，紧密结合个人工作特点和实际情况，按照我会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关于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踏踏实实的参加学习、研讨、交流、座谈，进一步认清了加强先进性教育的重大意义，进一步理解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精神，进一步明确了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发挥带头表率作用的具体要求，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除了学习支部要求的重点内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党章》、《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等外，加课6学时，写心得体会3篇6000多字，写学习笔记2000多字。撰写“个人先进性学习阶段总结”,“个人党性分析材料”,“个人整改方案”,“本岗位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按规定动作完成任务。

五、完成举办“国际商务实务暨东盟外经贸政策与风险防范培训班”的项目工作

于11月23日至25日，完成在防城港市举办为期三天的“国际商务实务暨东盟外经贸政策与风险防范培训班”的项目工作。为办好本次培训班，加强主动与防城港支会及相关部门联系落实办班的地点、食宿、交通、考察等方面的事项，得到了防城港支会和防城港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培训班顺利举办。同时，多次与广西大学和广西社科院等单位联系，请到了广西大学商学院李敏副教授、陆善勇副教授，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杨然副研究员，中国科技开发院驻法国(欧盟)代表处、法国昂热大学客座教授、高级国际商务师党克勤先生分别进行了授课，按计划完成了国际商务实务、东盟外经贸政策、我国对外贸易风险及其防范、中国与欧盟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四方面的培训任务。这次培训班的举办，帮助了我区的一些相关企业，掌握国际商务实务知识，系统了解东盟外经贸政策，对企业在国际贸易业务中有效地防范风险、增强企业对外贸易的信心，促进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学员们填报的“培训信息反馈表”汇总和当面了解情况看，学员们对这次培训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希望明年安排类似的培训班。这次培训班的顺利举办，得到了企业的支持和认可，完成了培训班讲课的计划安排，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同时，通过组织举办这次培训班，尤其是通过与支会合作举办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培训工作，既密切了与各支会间的关系，同时提高了支会协作的能力，增强了与支会间的凝聚力，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此类的培训服务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六、走访副会长企业及有关支会、单位，进行工作对接和调研

于元月26日至3月2日期间，随同林仰德副会长率领的工作小组赴柳州、桂林、梧州、玉林、百色、河池走访了柳州华锡、柳工、桂林南药、梧州松脂、玉柴、百合化工6家副会长企业，与姚文治、严啸华、周比铨、兰红春副会长、覃卫国代表（柳工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杨博（玉柴副总经理）、张永昌代表（玉柴海外市场部部长）进行工作对接，落实“第一次广西国际商会会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相关决议。同时到柳州、桂林、梧州、河池4家贸促支会及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柳州五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柳州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梧州新华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市宝石商会、环江县委等7家企业、单位进行调研、指导工作，了解企业的需求，征求对广西贸促会、广西国际商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深入进行了解落实了有关工作，均达到预期目的。走访结束，向会党组作了“关于走访企业副会长进行工作对接及到支会、相关企业调研指导工作情况”的书面汇报，为下一步的国际商会工作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七、做好广西国际商会办理注册的相关工作

3月初，为完成广西国际商会办理注册的相关工作，办理申请授权广西贸促会作为广西国际商会业务主管单位一事，草拟“关于申请授权广西贸促会作为广西国际商会主管单位的请示”、“广西国际商会成立登记申请书”、填报：“社会团体成立登记表”。主动加强与区政府办公厅、商务厅、民政厅等部门和单位的联系和沟通，多次反复的进行报批等有关工作，于9月23得到了民政厅关于广西贸促会作为广西国际商会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复函。期间，通过联系重庆、海南、安徽、河南、福建、湖南等省市贸促会、了解各省市国际商会注册登记的情况，得到了他们许多支持和帮助及参考意见，使国际商会注册登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八、做好改革和完善广西国际商会组织机构的筹备工作

为改革和完善广西国际商会组织机构，成立广西国际商会第一届理事会，从3月18日开始，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原创：草拟了“关于核实广西国际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通知和广西国际商会理事推荐表”、“广西国际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方案”、“广西国际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议程”、“关于广西国际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侯选人的说明”、“自治区领导讲话”、“叶学明同志在广西国际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等相关的文件。同时，整理修改“关于改革和完善广西国际商会筹备工作的报告”、“广西国际商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意见（讨论稿）”、“关于广西国际商会经费、会费制度的议案”、等相关的会议文件。为落实理事会的人选，通过联系各支会及有关会员企业，一家家的发通知、发信函、电话传真，层层推荐、跟踪落实，完成了对推荐上来的113名理事会名单资料的核实工作，确定了90名第一届理事会候选人名单。对改革和完善国际商会理事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为广西国际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九、努力做好对外宣传的新闻报道工作

做好扩大对外宣传，完成了对我会几项重大活动的对外宣传工作。在今年，特别是对“峰会”、“全区贸促工作会议”、“广西国际商会第一次会长联席会议”、由我会组织企业参加的“越南越北商品交易会”、“国际商务实务暨东盟外经贸政策与风险防范培训班”的对外宣传，效果良好。在这几项活动中，认真撰写相关新闻通稿提供给新闻媒体，对每场活动都精心组织新闻媒体进行采访并作了充分报道。先后分别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贸易报》、《广西日报》、《南宁晚报》、《南国早报》等国内外各类报刊见报，在中央电视台、广西电视台、南宁电视台和网上黄金时段播报和，为促进贸促工作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氛围，对提高我会的知名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十、完成发展了二十家新会员企业的工作

今年通过走访、宣传、办班、原创：还有贸促会参与协办峰会的良好影响，提高了贸促会的号召力，密切了与企业的关系，先后发展了广西千珍制药有限公司、贵港市对外经济贸易化工有限公司、广西北流仲礼瓷业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广西南宁市金泰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延中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广西平南帝安工艺品有限公司、广西平南域嘉工艺品有限公司等二十家新会员企业。

十一、努力做好工会生活委员的日常工作

工商会议发言范文篇3

把握重点抓关键夯实基础促发展

不断提高协会规范化建设水平

**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

（年月日）

近年来，我们在工作实践中，认真落实中国个协、省个私协《县级个体劳动者协会规范化建设实施办法》规定的基本内容和标准，按照“政治坚定、人员精干、工作扎实、作风优良、经费到位、保障完备”的协会工作要求，遵循“把握重点抓关键，夯实基础促发展”的基本思路，硬件抓完善，软件抓规范，不断强化基层规范化建设的基础性地位，探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个私协规范化建设体系，推进了各项工作顺利有效地开展。

一、把握重点，“三动”切入，全方位提高对协会规范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大家知道，组织机构、人员、经费、场地的落实，是做好协会工作的基础和保障。一直以来，我市工商局党组和市个私协常务理事会统一思想，认为协会要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会员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四落实”到位，才能使协会正常的开展工作。同时，我们还认真分析和查找基层协会规范化建设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三动”切入，狠抓了认识的提高。

（一）宣传带动。坚持以舆论宣传为先导，以转变思想观念为突破口，确保认识上的一致性。一是召开专题会，增强认识上的针对性。局领导多次在科所长会议上强调，要求基层工商所负责人，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重视基层协会“四落实”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二是利用上级文件，提高认识上的必要性。把中个协《县级个体劳动者协会规范化建设验收标准》和省工商局、省个私协《基层协会规范化建设实施办法》等文件，印发到基层工商所，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协会组织的性质、作用。同时，市工商局、市个私协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基层协会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高其对加强基层协会规范化建设必要性的认识，逐步增强其帮助基层协会解决现实问题的主动性。三是利用典型宣传，提高认识上的有效性。今年二月份，我们组织10多名基层工商所长，到**城南基层协会参观学习，听取了该辖区工商所长对支持基层协会工作的经验介绍。通过典型引路，现场感悟，从而使他们提高对加强基层协会规范化建设必要性的认识。四是利用新闻界，加大宣传的广泛性。积极与电台、电视台和报社联系，凡是协会活动都进行广泛报道，以增强大家加强基层规范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载体拉动。一是敢于协调，积极营造领导重视氛围。**市个私协自1995年以来，每年都联系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今年4月9日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市加快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工作会议”，市五大班子领导出会。会上，我们聘请原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进行授课，受到市领导的赞誉和个私业者的欢迎；同时，我们还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工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开展“讲文明、讲诚信、比发展、比贡献”竞赛活动意见》。由于协会敢于在个私经济发展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提升工商、个私协地位的同时，提高了大家对加强基层协会规范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其次是主动联系，积极营造社会参与氛围。近年来，我们先后与市文明办、市团委、市妇联、市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千名个私业者诚信宣言”、“公民道德万人签名”、“走光彩之路，创光彩业绩演唱会”等活动。这些活动贴近会员，融入社会，对于树立工商、个私协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提高了大家对加强、支持协会组织建设迫切性的认识。

（三）政策驱动。市局党组为加强基层工商所对基层协会规范化建设的指导和支持，利用文件的形式，按照年度任务目标考核的办法，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对基层协会规定的软、硬性指标不能按规范化要求达标的，所在辖区工商所年内不能评先进，所委会成员不能评优秀，从而激发了他们加强基层协会规范化建设的自觉性。

对于基层协会规范化建设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局长（兼会长）在重大问题上亲自研究定板，在有关工商会议上安排具体落实办法，现场落实责任到人，分管局长（兼副会长）靠上督办。由于领导重视和支持，市局党组和市个私协思想统一，认识提高，使基层协规范化建设逐步得到落实和完善，并取得了新的突破。

二、抓住关键，多措并举，力促“四落实”落实到位

基层规范化建设，就是要做到有规范的组织机构去管事，有足够的经费去办事，有宽敞的办公场所去理事，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去循事，从而有实力去实现工作目标，开创工作新局面。因此，我们紧紧把握上述“重点”问题，因地制宜，正确引导，多措并举，全方位实现“四个落实”到位。

（一）健全组织机构，构筑强大的协会阵地。首先，我们本着民主协商的原则，在原个协第三届和私协第二届理事会的基础上，于2003年合并成立了“***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聘请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和市政协副主席担任协会名誉会长，聘请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协会顾问。其次是规范了理事会日常办事机构。进一步完善了“三部一室”功能和25个基层协会配置；基层协会建立会员行业段、组686个。三是协会党、团组织建设得到巩固发展。建立党支部、团工委各一个；基层协会有党支部25个，团总支2个和54个团支部。四是健全完善了一整套服务机构。我们联办了会员技术技能培训基地3个，今年以来已有近4000人接受了培训，1000多人获取劳动部门颁发的技术等级证书。建立了“个体私营业保险代办处”。1993年以来，组织个体私营业户参加保险人数已达18600人次，保险金额6.5亿多元，为近200人办理了保险理赔，赔付金额360多万元。建立了法律服务机构。先后建立了“会员法律服务中心”、“会员法律服务站”、“会员维权投诉服务中心”和“基层协会投诉服务站”；11个基层协会创办了“会员政治夜校”；聘请了89名司法等部门干部为“司法联络员”，定期为会员授讲法制课，积极维护会员权益。创办了“信息中心”，有效组织1000多家个体私营业户上网供求信息，并通过主办的《信息桥》周刊，及时给全市个私业者提供政策、商情等信息，使5000多个私业者综合受益近3亿元。五是服务会员，形式多样。长期以来，全市基层协会兴办“会员诊所”、“会员理发店”、“会员幼儿园”、“会员报刊投递站”等服务网点118个。由于协会组织机构得到了逐步落实和加强完善，使协会规范化建设的进程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二）落实办公设施，保障协会工作运行有序。在市工商局党组的关怀与协调下，市个私协现拥有办公室2间，仓库2间，近400平方米的多功能展示厅一座；各基层协会安排了2－5间的办公与活动场所。目前，必要的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配备齐全，基层协会还建立起“会员之家”、“会员图书室”、“会员娱乐室”等69个，真正把协会建成了会员文明之家。

（三）规范财务监管，保证协会工作活动经费的来源。做到了钱、帐、签字三权分离，帐目清楚，查而有据。建立了“会员理财制度”，每个基层协会在理事、行业小组长和一般会员中均聘有2－3名“理财监督员”，在每月的基层协会理事会上公布经费使用情况，使经费管理与使用规范化、制度化。同时，积极争取局党组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每年拨付经费10万元以上,保证了重大活动所需经费，而且从人力、物力上也给予了很大支持。由于经费落实的好，有效保证了协会工作正常开展。

（四）健全规章制度，使协会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首先是建立起正常的会议制度：全市会员代表大会（三年一次），市个私协常务理事会（每月2号），基层协会理事会（各基层协会每月选定一个日子），会长办公会（月中、月末），年总结表彰会（每年一次），市个私协办公会（每周一），全市秘书例会（每月5号）等。这些会议对协会工作、活动决策、处置重大问题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协会全面工作合理有序地开展。其次是制订了九项工作职责与制度。使之工作范围明确，分工有序，责任到人，保证了协会工作各司其职。第三，我们还坚持“月小结制度”、“季报制度”、“信息反馈制度”、“来信来访接待制度”、“学习制度”、“汇报制度”等，使协会自身建设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确保了基层协会规范化建设圆满实现。

三、强化管理，狠抓教育，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个私协队伍

首先，我们主抓了协会工作人员的聘用和目标责任考评。基层协会秘书是协会干部队伍的基本力量，聘用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是适应协会规范化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对聘用的52名协会秘书，每年都进行严格的文化考核和素质能力测试。现在，协会秘书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大、中专学历占88%，而且绝大多数秘书都有一技之长。协会工作人员的得力配备，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秘书实现了量化管理与奖惩。完成季度工作目标责任者，在经济上给予奖励；年度工作目标达标创优者，在精神和经济上给予奖励。对违纪和没有完成量化责任目标的，进行停职反省、学习检查，再作易地交流使用。同时，按一定比例扣除季度兑现奖。我们还坚持对基层协会秘书采取不定期追踪考评的办法，来警示和纠正他们的不良作风、缺点和工作错误，以防患于未然。通过我们长期规范化的考核验收工作，全市现已培养出一支政治思想过硬、工作吃苦耐劳、作风顽强、业务熟练的协会工作队伍。

其次，狠抓了基层协会理事会成员的选拔，以充分发挥基层协会的堡垒作用。为建立一个凝聚力和战斗力强的基层协会班子，我们对会长和理事人选都有选拔的严格条件。基本标准是：爱党爱国敬业，政治思想端正，道德品德优良，组织协调能力强，胸襟无私宽广，社会奉献大，决策能力强，热爱协会工作等。通过实际操作，在这一标准下产生的基层理事会成员，半数以上都是党员，从而为理事会开拓性地开展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创基层协会工作新局面，奠定了人才基础，使协会工作年年面貌一新。

第三，加强了协会干部素质培训，不断提高协会队伍整体业务水平。为促进协会干部队伍能适应新形势和协会工作需要，制定了长期的协会干部培训规划。每年两次分别用3-5天时间对基层协会会长、秘书进行业务培训、思想纪律作风整顿和工作经验交流。每年一次对基层协会工作人员进行公文写作、调研和新闻报道知识的培训。近几年来，秘书撰写的调研论文有70余篇获奖；被地市以上新闻单位采用稿件3000多篇，其中150多篇获得各类新闻奖；每年有2-4名协会秘书被省工商局评为“优秀通讯员”，还有2-4人获中央级、省级报刊的“优秀通讯员”称号。每月5号的全市秘书例会日，我们还适时进行时事政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法制与思想道德等专项学习和培训。通过上述措施，加强了对协会干部的教育与管理，促进了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

协会规范化建设工作的开展，使协会整体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市个私协已连续18年被省个私协、**市个私协评为“先进单位”；1995年、2001年和2004年被中国个协分别评为“先进单位”、“全国首批县级个协规范化建设先进单位”和“全国先进工作联系点”等；会员中先后有近万人次被中国个协、省个私协和各级政府及部门评为先进模范。

工商会议发言范文篇4

【摘要题】社会·经济

【关键词】雇主团体/劳资关系/同业公会

【正文】

近代之劳资关系一直为政治史研究的中心议题，早期在“阶级斗争”的视野之下，主要关注的是劳资矛盾及政党领导下的劳工运动。在此类研究之中，对于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政党、政府、团体剥削压制工人阶级的行为给予了足够的抨击。在抨击的对象之中，既包括资产阶级性的商会组织，也包括国民党管制下的工会。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近代中国政党、政府、工人、资本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既研究其矛盾和冲突，也关注其协调与合作。在雇主团体方面，已有较多学者分析了商会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关注到“资产阶级”性的商会在解决劳资纠纷方面的作用。不过，对于行业性的工商同业公会在近代劳资纠纷处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还缺乏全面认识，尚有探讨的必要（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朱英、马敏、彭南生、郑成林、魏文享等合著：《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日]小浜正子：《南京国民政府の民众掌握——上海の工会と工商同业公会》，《人间文化研究年报》（日本ず茶の水女子大学），1991年第14号；[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业同业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本文以档案和报刊资料为基础，试图从同业公会之兴起及其在劳资关系处理过程中的作为，来分析作为雇主团体的同业公会与阶级政治的复杂关系。本文在分析的过程叶，试图将同业公会、职业工会及政府同步纳入研究视野，以三方互动的格局来演示同业公会在劳资冲突及劳资协调机制中的复合角色。

一、劳资分立与劳资团体之兴起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新兴的行业组织，其产生的途径有二：其一由传统的行业性会馆、公所转变而来，其二为新兴行业自主组建。不论何种方式，其兴建之因大体相似，包括有行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整治行业经营秩序、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等多种因素。所谓行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不仅包括生产方式的革新，也包括生产关系的变革，劳资关系之变化当然蕴含其中。新兴行业之同业公会大多由企业主自主组建，雇工已明显被排除在外，劳资分立之势已现（注：参见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以上海、苏州为例(1918-1937)》，章开沅主编：《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另有相关论著参见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如要探明劳资分立与同业公会兴起的内在关系，还需分析传统的会馆、公所在晚清民初之蜕变、分化。

明清之际全国的都市邑集大都设有各类会馆、公所。据彭泽益统计，自1655年到1911年间，汉口、苏州、上海、北京、重庆、长沙和杭州等地区有工商会馆、公所共约598个，其中手工行业占49.5%，商业行帮占50.5%（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07-908、985-991页。）。此类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多由小作坊主或业主集合组建，各店的伙计、学徒在其中难有话语权。不过，在大多店铺之中，店主与伙计、学徒均一同工作，彼此境遇相差并不为远。伙计、学徒依各业行规，在达到一定期限之后也可以自主开业，但须借助于会馆、公所方能继续其职业生涯。可以说，在会馆、公所之行业管理体制下，业主与伙计、学徒有着共同的利益。此外，在会馆、公所之中，店主与店主、学徒与学徒、店主与学徒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地缘和乡缘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缓和相互之间的对立情绪。此种业缘之外的情感联系不仅存在于会馆、公所之内，也存在于会馆、公所之外，并使中国各地之行业经营者带有相当明显的地域特色，形成颇具规模的商帮（注：关于商帮的研究请参见：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美国学者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中对地缘关系于职业工会整合之影响有所分析。）。再加上伙计、学徒人数有限，亦极为分散，因此或与业主群体有工薪、待遇等方面的冲突，也难以真正扩大。因此，得益于传统会馆、公所的“复合结构”，业主与伙计、学徒尚可共存于一会之内。

晚清民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规范行业经营秩序、抵御外资入侵的需要，在政府法令的规范下，大量会馆、公所改组为同业公会。据虞和平先生统计，上海、苏州、汉口和北京的行会在1840年之前成立的只占1912年后实存总数的28.7%；1840-1903年间成立的行会数则占到总数的48.7%。但到1904年后伴随着商会及新型行业组织同业公会的大量建立，行会的增长量已大为减少（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在传统行会基础上分转合并而来的工商同业公会占绝大多数，而完全新成立的同业公会由于新兴行业的有限所占份额并不大。据1930年统计，上海市“总计改组合并及新组织之同业公会数目共得一百七十个，分析之，计改组者一百四十个，合并者由五十八个合并成二十三个，新组织者七个。”（注：《商业月报》第10卷第7号，1930年。）在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转化的过程中，雇主与工人间的阶级分野也逐渐明晰起来。雇主从劳动生产中分离出来，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少行业以契约形式招募工人。近代工业“一变从来的形式，向之师傅为一业之首领者，今而变为工作之经理矣，向之以伙计与徒弟为工作人者，今则变为自由缔结契约之劳动者矣”（注：王清彬等：《中国劳动年鉴》第一次，第二编，“劳动组织”，第4页。），这正为劳资分化在行业组织内部的体现。

在工商同业公会自主发展阶段，同业公会虽然实际上与会馆、公所一样也是业主的集合体，不过，对于雇工仍然没有明确予以排除。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规定，工商同业公会之发起，须由同业中3人以上资望素孚者发起，同一区域内之工商同业者设立公会，以一会为限。在《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施行办法》中，要求将同业者工商号及经理人姓名表册送交官署审核。该规则对于手工劳动及设场屋以集客之营业排除在外，对于原有之会馆、公所均得照旧办理。因此，该规则虽确定了工商同业公会及会馆、公所之合法地位，但对于其成员仅以同业为限，对于会员并未明加限定。1927年11月，与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对峙之北京北洋政府颁布了《工艺同业公会规则》，规定“凡属机械及手工之工厂、作坊、局所等，操同一职业者，得呈请设立工艺同业公会”（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07-908、985-991页。）。据此规定，工厂之普通工人、技工或师傅均可成立工艺同业公会。不过，这一规则最终未得实施。在北京政府时期，虽然工商同业公会有关法规未将工人排除在外，但也只是在形式上维持了会馆、公所时期的组织架构，并不意味着工人在同业公会之内的权利有所扩大。如果结合此一时期职业工会的发展情况来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的劳资分立及劳资团体分别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在传统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转化过程中，业主与师傅依然对同业公会保持着控制权，而职业工人要求另组职业工会的情况则不断增多。不论是在新兴行业或者传统行业，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工人的数量和集中程度也大为增长。在近代结社意识的影响下，不少行业的工人联合起来另组工会或新的公所。在苏州，成立于道光二年的云锦公所，原本为苏州丝织业共同的行会组织。至同治年间“重建”的云锦公所，已由苏州丝织业的全行业组织向纱缎庄“帐房”的同业组织演变，其后，“机匠一帮设立霞章公所”，揽织机户和机匠开始从云锦公所中分化出来。据《重修霞章公所碑记》记载：“霞章公所者，吴县丝织产业工会之基础也。始创于民国纪元前二年”，亦可明其性质（注：苏州市档案馆等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页。）。在有些地区，因雇主与雇工之组织并存，分称为“东家行”、“西家行”。如佛山大材大料行中东家组织称广善堂，西家称敬业堂；佛山漆盒行中东家称同志堂，西家称彩联堂；佛山朱砂年红染纸行中，东家称同志堂，西家称至宝祖社。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趋于高涨，职业工会之成立不断增多。1920年5月，《新青年》杂志曾对各地劳动状况进行过调查，其中关于上海、南京两市的雇工行会记载较详细，现将有关情况列表如下：

上海、南京两地行会中分化出来的雇工组织状况表地区行业工人人数行会名称备注

成衣业47000轩辕公所工人与店家共同的组织

理发业不详罗祖公所每年逢罗祖生日全行业都要停业一天

酱业2000酱业伙友联谊会成立一个月，被资方分化瓦解

鞋业26000履业公所公所内另有资方团体履业工商联合会

木工行业70000多人木业公所公所内各种工人小团体同时并存

上漆业13500多人名称不详，在九亩地

海猪鬃业10000以上鬃业公所议订行规10条，防止厂家剥削工人

码头搬运业30000左右有秘密团体，名称不详看不出这个团体究竟怎么组织

码头外搬运工2000余人肩运公会

中餐馆工人不详同业相扶社入社的有300余人，团体非常坚固

浴堂业不详公所

印刷业工人300人左右公所3个，名称不详分铅印、石印、木版三行

南成衣店4000人以上成章公所

京理发业1500多人7月13日罗祖生日停工一天，开会祭祀

这种情况说明，传统会馆、公所的分化是双向的，工商同业公会和职业工会分别成为资产和劳方的继承者。这些雇工行会的主体是雇佣工人，其宗旨与职能主要是为了维护工人利益，当工会运动兴起时，他们大多转化成了工会。如1929年3月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调查报告称，在反共中大批解散工会以后，广东全省尚存的“180个劳动组合内，有74个是由旧式行会改造而来的。”（注：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1)，（台北）中国劳工福利社1958年版，第39页。）由此可见，早期工会是在劳资冲突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从传统行会中分离出来的。因此，对于雇工组织与雇主组织之区别尚不能完全由名称上断定，而要由其成员之身份判断。不过，会馆、公所仍多为雇主组织，后转变为同业公会；而工人组织称为会馆、公所者仍较少，后多改称为工会。这种名实之辩，当时已有认识，“工会为近世组织，以工人为主体。公所为旧有同业联合机关，以工头或一种工业之业主为主体，两者之原则上区别，大概如是。”（注：《湖南广东工会情形》，《中外经济周刊》第111号，1925年5月9日。）

对于工商同业公会作为雇主团体性质的认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加明晰化了。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之《工商同业公会法》明确规定：同业公司、行号均得加入同业公会，公司、行号代表以业主或经理人为限，店员亦得推派代表入会。《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明确限定：“本法第七条之会员代表每一公司行号得推派一人至二人，以经理人或主体人为限”。此为前规则之补充，这一规定实际上在法律上将同业公会定义雇主(employer)组织的范畴，也即通常所言“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普通工人虽然可以推派代表入会，但在公会之中并没有发言权。天津县西药业同业公会规定：“凡已入本公会同业，其经理即为会员，皆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并担负本公会全部之责任及一切义务”（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上海震巽木业公会以在“震巽公所注册同业之经理人为基本会员，凡在上海同业之总协理愿入本会者，由会员二人介绍，按照……规定缴纳入会费，经董事会议决，认为会员”（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震巽木业公会章程》，S145-1-7。）。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会会会员代表“以工厂之主体人、经理人或代表厂主行使业务上、人事上管理权之职员充任之”（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机器染织工业同业公会章程》，S33-1-7。）。苏州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章程规定“凡在吴县全境范围以内华商所设之各铁机厂，得以厂东或经理人代表之”（注：苏州市档案馆等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上册，第120页。）。1929年成立的上海丝厂同业公会明文规定“本会基本会员，以厂为本位，即每一丝厂为一会员；其出席代表，以由厂主或经理人任之。”（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42辑《上海之商业》，文海出版社，第56页。）1933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司法院第1004号司法解释也称，同业公会的主体人指股东号东而言（注：严谔声编：《商人团体组织规程》，上海市商会1936年5月印行，第191页。）。这表明，同业公会的主体是各行业的业主及经理人（注：《中央党务月刊》第100期，第1139页，1936年11月。）。

不过，也应注意到，同业公会法有关于公司、行号和店员可推派代表入会的规定，这一规定实包含深意。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常会第32次会议上提出的商会组织原则及新商会法运用之方法要点也有说明。他说：“查同业公会之组织在中国向来习惯上均系包括东西家、大小行而成，各地皆然。若新法对于同业公会之会员排除西家或小行，不特反乎旧日习惯，且于本党直辖市劳资之宗旨相反，其弊或至各店员相率另组工会，更至纠纷，至于今次商会法所以不用德、奥、日本等同商业会议所法制度者，系因目前在运用上有各种之困难。为保育商业团体及商店等之发育起见，不如相当程度的采固有会馆制度之精神为善。”（注：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诠释》，1930年印行，第10页。）传统会馆、公所在规范同业方面成效卓著，这一功效显然为戴季陶所看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了业主与雇工的协调问题，认为同业公会制度应该吸收这一优点，以促进劳资关系的融合，这与国民党在当时之主张是一致的。斯时，国民党自称为全民的党，但并不能掩盖国内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为化解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秋序，这样的主张也就很自然了。不过，自晚清以来，同业公会已在事实上发展成为资产者或者业主的行业组织，不少同业公会虽然也包括有劳工会员，但在公会之中并没有话语权，劳工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工会。希望同业公会能够包容劳资双方，显然是一厢情愿。

二、同业公会与劳资冲突

在传统会馆、公所的分化转变过程之中，劳资之对立就已经显现，也体现在同业公会之组织行为上。在一般意义上讲，雇主团体的组织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整合，而职业工会的组织也使工人阶级有了团体代表，二者基于各自之利益，更有可能发生冲突与对抗。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劳资团体之发展亦为劳资协调提供了组织基础。不过，在民国时期，劳资关系已被纳入到政党政治之中。不论是劳资冲突，还是劳资协调，都要取决于资本家、工人及政党之博弈，同业公会在其中担有重要制度角色。在劳资冲突方面，同业公会作为业主之集合体，始终是以维护自身之利益为根本目的。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维护生产秩序，资产阶级力图压低工人之工资待遇，压制其反抗活动。不论是在民初及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同业公会基于自身行业利益，都有压制工人反抗及工人运动的行为。

在北洋政府时期，同业公会较工会较早获得政府之承认，而职业工会未获法律合法性，因此同业公会利用其组织优势，压制零星的工人运动，乃至压制工人组织职业工会。成立于1912年的天津切排工研究分会为天津鞋业工人所组织，但并未获政府明确承认。1915年7月间，以义兴隆鞋庄有虐待工人之事，研究分会与店方发生冲突。天津鞋商研究所及鞋行代表向天津商会指控切排工研究分会“非为整顿工作而设，专为敛钱肥己，并与各鞋店寻殴而倡立”。天津商会派调查员赵文卿查证。他后向商会报告称，切排工会搅扰店规请予解散，其理由是“该会成立以来日专与鞋店作难，鞋店每向工人挑剔工作或有辞却工人，该分会即于鞋店出以抵制，或怂勇工人罢工手段相对待”。如由此论，切排工研究分会实为工会性质的组织，不过因没有法定的地位，而受到店方及商会的排斥，力图将之解散而后安。天津商会致函直隶巡按使予以解散，巡按使如其所请，饬令切排工研究分会解散。天津警察厅并于12月发文，严禁鞋业工人再结社（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三），第3147-3151、3181页。）。商会、鞋商联合官方压制工人之意图明确无疑。

此种情形在1920年代劳工运动时期亦不鲜见。面对工运高潮，同业公会作为雇主组织，竭力压制工会组织及其活动。在上海新药业药房职工活动成立职工会组织时，新药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黄楚九即以“应加入商民协会”为由，不允单独成立。在徐翔孙主持同业公会时，又曾在执监会议上传达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关于严密防范国民御侮自救会份子活动的指示。新亚药厂雇用的82名女工组成工会，新药业公会居然根据该厂资本家许冠群来函要求，报请市商会转国民党市党部加以取缔（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1925年8月，天津宝成纱厂因一女工不守厂规被罚，引起全厂工人罢工。天津棉业公会立即致函天津商会和天津警察厅、直隶省长，要求予以严惩。警察厅及直隶省长一方面要求商会体恤工人，另一方面也表示，当负责办理，严加管束（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三），第3147-3151、3181页。）。1927年10月，吴县三星纺织厂因受时局影响，致存货积搁，资金难以周转而宣告停业，引起工人罢工并牵动全城大小各厂一律罢工。铁机丝织业公会立即致函苏州商民协会与苏州总商会，希望予以调解。苏州总商会因而呈请国民政府严惩铁机工潮积极分子，同时致函吴县县政府与苏州市党部，缕陈罢工情形，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措施消除工潮，恢复生产。为博取社会同情与支持，铁机丝织业公会还刊布“铁机丝织业资方告各界书”、“致苏州各机关团体公开信”，在介绍罢工情由的同时，竭力驳斥工人的罢工行动，言“值此商业凋零，而时时受工人公开命令式的条件，任之剥夺，任之支配。”表明了反对罢工的态度及资产阶级的立场。罢工最终在政府的压制下失败，由铁机丝织业公会与铁机工人联合会达成妥协协定告结（注：苏州市档案馆等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1146-1184页。）。在此类事件中，同业公会往往借助于行业影响力，集合商会之支持，给地方政府以压力，联合行业、商会及国家权力机关之力量来压制工人的罢工及抵抗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于原有之同业公会及工会同步进行了改造。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对于职业工会亦改变此前的运动策略，国民党“三大”阐释说，全国工人“已得有相当之组织者，今后必须由本党协助之，使增进其知识与技能，提高其社会道德之标准，促进其生产力与生产额，而达到改善人民生计之目的。”（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35页。）对于国民党政府而言，其立意是对于劳资双方均通过团体加以约束治理，使之能够在国民党所规定的法律范围内活动，减小劳资纠纷。但在更多时候，资方在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上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政府部门颁布的《最低工资法》、《工厂法》往往不予切实执行，导致劳资对立情况相当严重，小的劳资纠纷不断，大小罢工时常发生。

在对立的情况下，作为雇主组织的同业公会充分发挥其组织力量，要求政府动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政府虽然主张调剂劳资，但在大多时候往往会支持同业公会或者商会，压制工人运动。1930年代初期在全国造成极大影响的三友实业社长达635天的罢工事件中，同业公会与工会也是处在水火不容的境地。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三友实业社上海引翔港厂址被日军占领，1300余名工人失业。战后，工人要求迅速复工，遭厂方拒绝。上海市社会局调解失败。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电令上海市政府及党部强制厂方复工。此电一出，立即引起资方反对，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同业公会联合团体通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收回成命；上海总工会、上海工人联合会等工人团体也先后发表宣言，认为“资方壁垒一致，向工人进攻”，“应奋起拥护中央，执行强制命令。”（注：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民国二十一年劳动年鉴》，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60辑，第167页，文海出版社。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请参见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又以上海制革工业同业公会为例，在1946到1948年间，上海制革业内一直劳资纠纷不断，劳资双方或谈或战，工人不时罢工使资方大为头痛，同业公会屡次呈请社会局、警察局镇压工人。具体情况见下表：

上海市制革工业同业公会处理本业劳资纠纷情况表(1946-1947)事由同业公会举措时间

皮坊工人罢工呈请社会局制止皮坊工人罢工工潮，认为工人扰乱治安阻碍生产，1946年7月9日

应依法仲裁，工人不得擅自罢工。

苏家角一带皮坊工人罢工请长宁分局派警察保护，并饬该业职业工会劝导会员复工。1946年7月10日

皮坊工人罢工代电长宁路警察分局请加派警察保护长宁路一带皮坊，同时登

报劝告沪各皮坊工友即日复工。稍后，工会与公会达成协议。1946年7月13日

工人要求增资罢工第一、三区产业工会为调整工资提出10项要求，公会请社会局1946年10月12日

饬令复工。

达成协议：厂方雇佣工友应尽先选用失业工人，上次失业工友由劳

劳资和谈方造具名册，送资方同业公会备考；工资从11月份起，改为底薪1946年10月16日

制；因公受伤资方负担医疗费，工资照发；政府规定纪念日休息。

工会罢工产业工会扩大工潮，请社会局予以处分并饬劳方立即复工。1946年10月21日

致沪西宪兵队为产业工会鼓动工潮请予保护同业，并传谕该

工会罢工工会负责人不得继续聚众滋扰。1946年10月22日

致卢湾警察分局以产业工会纠众胁迫吕金记厂，罢工殴人毁

工人罢工毁物物，请查究煽动分子、制止暴力行动、劝令复工。1946年10月22日

为罢工事件，请社会局迅咨警察局予以有效制止，保护同业复工。1946年10月22日

为劳方所提改善待遇，经社会局调解后劳资和解，将有关工资办法

通告全体会员，1946年10月31日，工友工资不同程度有所上涨。1946年10月31日

硝皮业职工会致公会称丙丁组会员资方拒不履行，为利益

资方不履约导致罢工计，拟举行罢工。公会函请硝皮业工会派员会商。1947年51947年4月—5月

月2日劳资双方又达成更为详细的协议。

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上海制革业劳资双方因工人罢工问题屡发冲突，大多数罢工在政府部门的弹压下失败，仅有少数达成协议。可见，在劳资冲突中，同业公会作为雇主组织，对于工人始终持压制态度。如果工人因为待遇问题而罢工，同业公会就会借助其优势地位，运用其自身组织及与官方关系，对工人运动进行打压，充分体现出其“资产阶级”组织的特性。在防止劳资冲突上，同业公会与国民党政府无疑目标一致。在一定范围内，国民党政府愿意以全民党的形象调和劳资，甚至不惜得罪同业公会，但在大多数时候，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防止事态扩大，对于劳方之罢工进行弹压，结果同业公会请求地方党部和政府部门支持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三、同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劳资合作

国民党政府承认同业公会以及工会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给两大阶级的斗争提供平台，在相当程度上是力图以此建立起规范的劳资协调机制，对劳资关系进行有效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之后，曾担心同业公会专为业主之会，会造成与工人的对立，激化劳资矛盾，因此一度倡导融工人于同业公会之中。国民党的这一愿望在对地方党部有关事件的处理意见中也曾多次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在受理福建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呈请解释工商同业公会组织尚有店员职工会存在的理由时表达了这种观点：“查店员系辅佐商业主体人经营商业，在商法上为商业使用人，其性质与店主同属商人，应与店东混合组织”；对于《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店员亦有参加工商同业公会之机会的条款，认为“此项规定足以防止同业公会为店东单独据有而店员可以会员代表资格保障其利益，当无另设店员职工会之必要。至店员之于店东，虽有雇佣关系，就彼此既共同组织工商公会，自能祛除隔阂，减少纠纷，即偶有纠纷，亦可援用民法之规定，以求解决，要之同业公会为员东调协之团体，其目的在增进同业之公共福利，而非为任何个人或一部分人谋一己之利益。”（注：严谔声编：《商人团体组织规程》，第269、208页。）

依同业公会法，应允许店员推派代表加入同业公会。修正的《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第10条规定：最近一年间平均店员人数在15人以上者，得增派代表1人，由店员互选之，但至多不得逾3人，店员包含学徒在内。如该业已组有职业工会，则不得参入。对这项规定，当时就有人表示反对。在上海，曾任上海市商会文书的薛光前就认为，“店员人数恒在三四十人以上”，如依该法，则“同业公会组织之成分，将为三与二之比，终必成为雇员运用之团体，与同业公会组织之原意根本消失。”（注：薛光前：《同业公会组织研究》（下），《商业月报》第13卷第10号。）这也正是公司、行号之业主或经理人的担心。但实际情况表明，这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协调劳资的初衷并未能阻止工会的成立，同业公会也难有职员及普通工人的发言之地。政府后来也逐渐改变态度。1936年5月，上海市社会局命令，店员或职工已组工会者不能再加入同业公会，并以宰鸭业工人已组织职业工会为由，禁止工人以店员资格加入同业公会（注：严谔声编：《商人团体组织规程》，第269、208页。）。这实际上已明示同业公会是工商业主的专属组织。遍观各同业公会也极少有普通工人列席于公会委员中。大多数同业公会会员代表名额以企业资本额为标准，至于资本额之多少，则由各同业公会自定。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公会就是以会员资本额之多少作为派定代表多少的标准（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机器染织业同业公会档案》，S33-1-7。）。

与此同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的劳工政策亦发生变化，由动员工人变为控制工人，由支持工人反抗资本家转为抑制劳工运动。为避免劳资矛盾扩大化，国民政府颁布了劳资争议的处理办法，将同业公会及职业工会均纳入到协调制度之中。先于1928年5月颁布《劳资争议处理法》，1932年3月再次修订，该法规定，行政官署在劳资争议发生时，经当事人申请，应召集调解委员会调解之，经调解而无结果者，应付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委员会置委员5人或7人，主管行政官署派代表1人至3人，争议当事人双方各派代表2人（注：《修正劳资争议处理法》，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147页。）。在实际操作中，资方代表一般由所属同业公会派遣代表，在劳方由工会派遣，政府部门代表，主要是社会局部门代表。司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提出，劳资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雇主方面应由雇主所组织之同业公会推定之（注：《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雇主方面应由雇主所组织之同业公会推定之》，《商业月报》第15卷第5号，1935年5月。）。1930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了《团体协约法》，规定，“称团体协约者，谓雇主或有法人资格之雇主团体与有法人资格之工人团体，以规定劳动关系为目的，所缔结之书面契约。”该法白1932年11月起生效（注：《团体协约法》，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第142页。）。这都为同业公会参与劳资调解及仲裁提供了法律依据。1929年12月，天津市第二届劳资仲裁委员会改选，钱业、栈商、斗店、干鲜果品同业公会各推举委员2人，其余各业公会各推举委员1人（注：具体名单参见《天津总商会为选举第二届劳资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事致各同业公会函及各业推举委员名单》，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7-193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2-1653页。）。

刻放工；（二）赏工，每月做满10工者赏1工，做满16工者赏2工；（三）工资，日给制者，4角3分，如中级丝价涨至850两时，原订协约应予恢复。10月17日上午罢工结束，各厂女工恢复上工（注：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民国二十一年劳动年鉴》，“劳动运动”，第182-183页。）。

据上海劳资调解委员会的笔录，可知1932年到1934年上海的劳资调解情况，从中或可对同业公会在劳资协调中的作用有所认识，见下表：

同业公会参与上海劳资调解情况表(1932-1934)事由资方同业公会及代表劳方工会及代表协约结果时间

丝业衰落，上海丝厂业同朱静庵第三、四、六朱锡璋1932年

工资纠纷业公会张佩绅区缫丝工会杨根缇工人工资稍减，资方保证开工，协约至本年12月有效。7月8日

减低工资丝光棉织业潘旭昇第一、五、六葛云亭厂方减低工资之要求为体恤工艰起见勿议，原订劳资纠纷条1932年

纠纷同业公会胥仰南区棉织工会钟小宣件在新条件未修订以前仍有效。8月1日

资方违约雇佣烛业同业公沈诚章陈增象1931年2月双方改订之条款应遵守，义大烛号应退出非松太帮工人改1932年

非工会会员会何萌生烛业工会等雇松太帮工人，昌记烛号不系宁杭帮所开，其雇佣不限于松太帮。9月29日

工作时间及丝业同业公会朱竹贤第三区缫丝杨叔梅1932年

工资纠纷胡菊清业产业工会崔阿宝工作时间及工资均进行一定程度调整。9月20日

改善待遇问酒作业同业公朱仰堂造酒业职业王炳奎资方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作坊如有缺额优先雇佣工会会员，工会开代1932年

题会方忠恒工会沈国民表大会时资方不得阻挠。资方雇佣非会员由资方负责劝其加入工会。10月15日

信记等作坊酒作业同业公方忠恒造酒业职业余鸿章信记林小方、唐芝仙、福记沈国民等自愿与资方脱离关系，林小方等给津贴1932年

解雇工人会朱仰堂工会王炳奎60元。各作坊每年工作完毕收清之时为解雇之期，雇佣与否须双方同意。11月23日

修改劳资酒作业同业公方忠恒造酒业职业王炳奎同意删除前订之和字220号和解之第二项“如雇佣非会员应由资方1933年

协议会陈复刚工会余鸿章负责令其入会”。2月24日

酒作业同业公方忠恒造酒业职业王炳奎工人李纪良准与资方脱离雇佣关系，发给川资20元。1933年

解雇纠纷会华裕德工会余鸿章3月10日

西服业同业公方懋辉成衣业职业李成章工资恢复2月底原价，劳方所提条件在短期办理，罢工工人于41933年

罢工纠纷会陈庆棠工会郁贤芳月8日复工。4月7日

解雇工友修造民船业同张章根民船木业职陆火富俟任茂昌船厂开工时，即由同业公会负责介绍工友金小芳至该厂工作并与张1933年

纠纷业公会于分正业工会刘乾福永兴脱离雇佣关系。嗣后各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必要时呈社会局办理。4月10日

争夺货运纠人力车运货车邬德龄陈广和同业公会应将老虎车退回陈广和，拖车顾主各归各做双方不得争1933年

纷业同业公会缪占余本人夺，入会与否由陈自便。4月20日

草呢帽业同业徐森林制帽业职业王玉祥新式草边每打工资不满6角者2成计算，6角以上加1成算。学徒第一年5折计算，第1933年

工资纠纷公会董国华工会励信孚二年7折计算。本漂草、粗草及原契约所规定各种价格，均照原契约8折计算。6月2日

丝厂业同业公黄锦全市丝厂男陈秀普全市各厂缫丝女工工资自6月起照现定4角5分复至5角。礼拜赏每星期2角，以1933年

工资纠纷会张佩绅女职工杨赓缇7、8、9月为限。职工蚕蛾津贴依向例每元津贴2角，按月签给，暂定3个月。7月8日

为改订劳鲜猪业同业公忻文尧鲜猪业职业沈根寿资方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会员之权。资方无故不得开除工友。资方一次补助工会教育1933年

资协约会徐行悌工会王阿银经费大洋100元，以后按月由各栈船雇主各贴洋2元为经常费。此协约2年有效。9月28日

工作时间纠鲜猪业同业公忻文尧鲜猪业职业王根生工会答应每日下午5时后如有船到应照常卸船。1933年

纷会张季棠工会沈根寿11月27日

改订待遇上海烛业同业沈诚军上海烛业工沈金荣店方进退工友照旧不得无故开除，如有必先通知工会。学徒限定每5年进留1名。店方用1934年

条件纠纷公会何萌生会李华人以工会会员为限。全体工人每人每月增加月规1元，婚丧应给假1月，工资照给。2月2日

为津帮纱布转运报送业同王延龄报关业职业任升祥天津帮报关行纱布工人仍照旧例收车力，工人准即日复工。1934年

车力纠纷事业公会陈松乔工会方平和4月19日

草呢帽业同业张静权上海制帽业王玉祥工人工资按件计算，依样给价。兴济草、粗细草照特粗细价目，1934年

工资纠纷公会董国华职业工会周先卿新品契约由厂方与工友面议。论季计资者酌情津贴。6月5日

煤石驳船业同胡品才运驳业工会姚星鹤延长劳资协议，增加一定工资。1934年

工资纠纷业公会朱贤瑞砂石事务所忻元功2月9日

失业工人制茶业同业公彭志平第六区制茶周起责公会答应安置20人，工会须保证遵守栈规。1934年

要求工作会俞瑾明业工会程业泰6月8日

在同业公会与工会双方无法妥协的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也实施强制仲裁，迫使双方“合作”。1946年3月间，上海市第三区机器制造业工人以生活高涨为由，要求增加工资，规定每日底薪2.5元，资方仅承认1.5元，两方的条件相差太大，无法达成妥协。工会遂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上海市劳资仲裁委员会在一星期内下达仲裁判决书，提出仲裁判决15条意见，规定自3月16日起实行。劳资双方牵廷数月，后仍接受仲裁，此次争议乃于6月6日结束（注：参见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第611-614页。）。

在涉及到有关雇佣、待遇等方面问题时，同业公会与工会出面，在政府有关部门参与下协商解决办法不失为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途径。在一定范围内，同业公会参与下的劳资协议可对本行业资方进行约束，有利于减少一些小的劳资纠纷，保持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大多数协约的达成对于劳资均有利。以上海1918-1927年和1928-1935年两个时段相比，前10年劳方宣称“完全胜利”的比例仪下降了2.2%，后7年则下降了24.1%，“部分胜利”（相互妥协或曰“双赢”）则从46.15%上升至56.65%，“无形停顿或不明”的也从0.29%升至4.72%（注：上海市社会局编：《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上海市年鉴1935年》（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0页。）。又如1928-1929年浙江省共发生劳资纠纷152起，结果资方部分接受工人要求的63起，占41%；完全接受工人要求的58起，占38%；完全拒绝工人要求的3起，占2%；其它24起，占19%（注：《浙江劳资纠纷分析》，《中央日报》1930年12月13、14日。），可见合作协商也是解决劳资纠纷的重要途径。不过，协约毕竟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才能够达成，如果双方要求相去太远，要想达成协约就很困难。

小结雇主团体与劳资关系

近代中国的同业公会虽然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对外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其组织变迁的过程其实蕴含着深刻的阶级变革。在传统会馆、公所向同业公会的转化过程中，劳资分立已在事实上进行。如果辨清名实，就会发现，传统会馆、公所的蜕变与转化其实是在劳资两个方向上发展。同业公会逐步纯化为业主或经理人的集合体，而普通的雇佣工人则另组职工工会。当然，在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府对于同业公会之名称并未统一，因此劳资团体均有称为会馆或者公所者。在同业公会方面，也并没有立即明确宣示要将学徒或工人排除在公会之外，店员也可推派代表入会，但这在更大程度上也只是各公司、行号定量规模实力的标准而已，与以资本额、生产额定量代表人数实具同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