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规范范文10篇

功能规范范文篇1

近年来，江干区紧紧围绕“以示范带动规范、以规范提升功能、以功能促进教育”的总体思路，抓住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利时机，在探索党建活动阵地网络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初步形成了以党建阵地示范点为龙头，规范化党建阵地到边到底的建设格局，为党员实施分类管理、分层教育，实现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的全覆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以示范带动规范，进一步加大阵地建设力度。

1、培植典型抓示范。为确保党建活动阵地规范化建设有序、顺利开展，江干区从2004年开始，在社区、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不同层面选择了30个党建基础较好的基层党组织开展了党建阵地示范点的创建活动。按照“设施齐全、功能到位、作用明显”的要求和“有地方可看、有内容可听、有经验可学”的目标，区委组织部专门成立考核组对全区30个申报示范党建阵地进行检查验收，最后确定20个涵盖社区、村、企业、机关事业等不同层面的党建阵地示范点，并在全区组织工作会议上予以表彰命名，在全区树立了党建阵地建设的先进典型。

2、总结经验抓推广。江干区在大力培植先进典型的同时，积极探索总结不同领域党建活动阵地建设的新路子，适时召开党建活动阵地建设经验交流会、现场推进会，充分发挥示范带动和幅射作用。制定下发了《关于党员活动中心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党员活动室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两个规范性文件，对各镇（街道）党员活动中心的设置和功能进行明确定位，要求全区党员活动中心按照“两站两室一窗口”的标准，设置党员综合活动室、报刊图书阅览室、流动党员管理站、电化教育站和服务咨询窗口。对基层党员活动室提出“三亮相、五个有、十上墙”（“三亮相”即亮身份、亮形象、亮风采；“五个有”即有党员活动室的牌子、有必需的播放设备和经费、有党支部的职责和任务、有活动播放工作台帐、有一定数量的党报、党刊和电教片；“十上墙”即：党旗、入党誓词、党员的权利、义务、伟人头像、党员“三亮相”、党支部基本概况和职责任务、党建工作三年任期目标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党建工作十项制度和党员电化教育三项制度、党员参加组织活动情况和设岗定职表、党员缴纳党费情况表）的达标型标准和“设施好、机制好、管理好、功能好、作用好”的“五好”示范型标准。对党员活动室内部布置的内容、位置、格式和色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党员活动中心和党员活动室由江干区委组织部提出统一设计、统一标识要求。

3、加大建设抓保障。要高标准、规范化建设党建活动阵地，实现“建设一个、巩固一个、提高一个”的目标，人员和资金的保障是关键。在人员保障方面，我们采取轮岗制和向社会招聘专职管理人员等多种方式，明确岗位管理职责，定期举办上岗培训等方法，既解决了党建活动阵地无人管的问题，又有效地解决了党建活动阵地管理难的问题。如江干区采荷街道阳光家园，采取聘用社区有十多年党建经验的老书记来管理党员活动中心；闸弄口街道向社会招聘应届大中专毕业生来管理党员活动中心等。在资金保障方面，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和以奖代拨等形式，有效地保障了党建活动阵地规范化建设的资金需求。如在社区（村）的党建活动阵地建设过程中，按照各级财政预算一部分、党费奖励一部分、辖区单位筹集一部分的方式保障建设运行资金。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党建阵地建设的奖惩力度，对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并达到“示范”标准的，按照每个党建活动阵地5000元的标准下拨给基层党组织，对没有完成建设任务的给予通报批评，并在党建目标考核中进行扣分。形成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氛围。仅2005年，全区用于以奖代拨的资金就达20余万元。

二、以规范提升功能，进一步拓展阵地建设内涵。

1、明确责任抓职能。党建活动阵地的规范化建设是强化党建活动阵地功能的基础和前提。江干区在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党建阵地网络建设过程中，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层层落实责任，明确党建阵地功能。如区一级的党建阵地通过设立教育实践培训基地等方式，重点履行全区性的党员、党务干部教育培训职能；镇（街道）一级的党建阵地根据区域党员的特点，重点履行党务工作政策咨询、党建知识教育传播、接转党员组织关系、提供党员活动场所、开展区域性党员志愿服务、为辖区企业单位推荐党务工作者等六大职能；社区（村）的党建活动阵地重点做好在册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履行党和群众的桥梁、纽带职能。

2、强化管理抓机制。党建活动阵地重在建设，贵在坚持。江干区在抓好阵地硬件建设，明确职能的同时，不断探索发挥党建活动阵地作用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先后制定出台了江干区党建活动阵地管理办法、党建活动阵地考核细则等一系列工作机制，对党建活动阵地的使用和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对镇、街道一级的党建活动阵地，要求实行坐班制，确保工作日有人管理、有人接待、有人服务。对社区（村）党建活动阵地，要求基层党组织每年开展不少于12次的教育活动等等，这些工作机制有效地保证了党建活动阵地的正常运作和使用。

3、拓展功能抓服务。党建活动阵地不仅是党员接受教育，开展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更是党组织服务党员、党员服务群众的一个重要平台。在注重发挥党建活动阵地基本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拓宽党建活动阵地的服务功能。如在实施流动党员“安家江干”工程时，各镇（街道）党员活动中心把流动党支部和流动党员作为服务的重点对象，为流动党支部供应学习资料和师资力量，提供活动场地。安排辖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组织生活，并尽可能在生活、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在服务群众方面，通过设立阳光服务站，民情工作站等有效载体，设岗定责，引导和教育党员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群众、服务社会工作，形成365天，天天都有党员为民、便民和利民服务。此外，利用现有的党建阵地网络资源，建立外来青工学校，市民学校和入党积极分子业余党校等，使党建活动阵地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

三、以功能促进教育，进一步发挥阵地建设作用。

1、健全网络抓共享。经过近年来全区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江干区逐步形成了以区党员活动中心为基点，辐射8个街道（镇）党员活动中心，220余个规范化党员活动室的党建阵地网络。各街道（镇）的党员活动中心全部达到200平方米以上。依托各街道（镇）党建活动阵地网络，通过联建、共建等形式，使得党建资源充分利用、全面共享。不仅为辖区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提供了党组织挂靠、党员教育管理和党员学习活动场所等方面的服务，同时也为促进社区大党建格局形成，实现党对两新组织的组织工作全覆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功能规范范文篇2

首先，强化合议庭功能，淡化主审法官制度，力图将合议庭建设成为一个符合审判规律，高效率高质量的审判组织。人民法院的内部审判组织有多个，审判委员会是最高审判组织，合议庭是最为经常的、最为普遍的审判组织形式，而独任法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合议庭制度的向现实的一种让步，因为大量的小额案件或者相对简单的案件都必须由合议庭审理无疑是一种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在中国维持数量如此之众的法官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审判委员会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性质不可能成为经办具体案件的经常性的组织，于是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的落到了合议庭制度的头上，合议庭制度以其独有的民主性、独立性、灵活性、高效性而成为我们对审判组织的最好的最为现实的选择。尽管如此，我国的合议庭制度却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弱化和随意的地位，在现实中的很多法院里，合议庭名存实亡的现象相当严重，我们目前推出的这一规定，事实上是对我们以前着力推行的并起了相当作用的主审法官制度的一种反思。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事物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不经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个事物或一个制度就不可能发展并且走上成熟，在经常性审判组织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曾经一度主张法院的独立审判而非法官的独立审判，但是所谓的法院独立审判造成的责任不分，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混沌状态促成了主审法官制度的出台，主审法官制度就象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样激发了法官们的办案热情，但主审法官制度的非民主性及目前中国法官素质的普遍低下，使这种制度逐渐显露出种种弊端，于是无论在实务界还是学术界都在反思这一问题，对合议庭的价值重新作出估量，应该说这就是最高法院出台这一规定的背景。

现在我们翻开最高法院的规定，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多条文都是围绕强化合议庭功能，淡化主审法官制度的精神制定的，它更加强调合议庭的组织性、集体性、协调性和民主性。在该规定的第十五条还规定：“裁判文书一般由审判长或承办法官制作。但是审判长与承办法官的评议意见与合议庭评议结论或者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有明显分歧的，也可以由其他合议庭成员制作裁判文书。”该条规定一方面尽量避免使用主审法官的惯常用语，同时又将主审法官的最主要的职责-制作或者说是创造裁判文书的工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交由其他法官完成，其淡化主审法官制度的立法意图不言自明。该规定还用了较多的条文细致的规定了合议庭的职责，议事规则和议事的限期，这些条文无一不体现了最高法院意在将合议庭建设成为一个符合审判规律，内部运转和谐，具有独立品格，民主与效率相融的经常性审判组织的良苦用心。

其次，规范审判长职责，明确其权利义务，协调审判长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以及庭长、院长的关系是该规定的又一目标。在我国的法院制度改革中，审判长的功能定位曾几经论证，经过长时间的试点与摸索以及理论上的探讨，基本上在该规定中明确了以下几点精神：

1、审判长是合议庭审理案件进程中的主持人，而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其权力是一种主持权而不是行政权。由于种种价值目标的追求，审判长相对固定已成趋势，有的法院甚至推出了审判长选任制等审判长固定化的种种举措，然而在改革的进程中，由于对审判长本身性质认识的不足和具体操作过程中审判长扩权现象的出现，审判长行政化的倾向在一些法院已经成为一种惯常现象，审判长的权力往往超出了审理案件的主持权而衍生了一种对合议庭的管理权与控制权。这种审判长权力的行政化无疑是对审判长性质的一种误解，也与三大诉讼法中对合议庭成员权利平等的规定相违背，因此，最高法院的规定对审判长的行政化现象进行了回应，基本上恢复了审判长是合议庭的主持人这一本来面目。该规定对审判长的职责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归纳，在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审判长十权”，即：准备辅助工作指导权、审理方案确定权、庭审活动主持权、评议案件主持权、提请审委会讨论权、制作审核裁判文书权、签发法律文书权、主持案件复议权、遵守审限检查权、其他与审判有关的事项的办理权。从该规定对审判长的权利的科学归纳来看，审判长的所谓的权力都是与案件的审理有关的，其权力所及的范围也仅限于合议庭及其辅助人员的范围，对此之外的事务基本上不加置喙。同时，即使在合议庭及其辅助人员的范围内，审判长的权力也仅限于与案件审理相关的范围，进一步说即使是与案件审理相关的事务审判长也没有决定权，而仅仅是一种主持权，他不能强迫其他的合议庭的成员必须按照他的思路进行案件的审理工作，如果说审判长的权力我们将之称为一种权力的话，那末这种权力的产生与其说是因为法律的赋予不如说是审判长本身由于其主持案件审理所产生的话语权。

2、审判长制度一方面源于合议庭制度本身需要一个高水平的主持人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法官职业化或者说是精英化的改革思路的一个试点。众所周知，再周密的法律也依赖于法官人为的执行，法律的最终价值的实现归根到底不是依赖与法律本身，而是依赖于法官的个人品格和其对法律的精深理解，走法官精英化之路是泰西诸国法治得以实现的一个异常宝贵的经验，尽管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现实的状况却不能不让我们只能选择一种较为实际的操作方式，或者说是某些学者提出的相对合理主义的模式，审判长制度本身在我国实际上寄托着我们对法官精英化改革的期望，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即使在中国不能实现一蹴而就的法官精英化的进程，但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走部分高素质的法官先精英化的道路，于是审判长制度自然而然的被寄予厚望。尽管最高法院的规定并没有明确的体现这一思想，但从高水平的主持人以及审判长的相对固定化的趋势中也可窥见一斑。

功能规范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药品标准法律制度中国药品质量用药安全药品生产监督管理

所谓“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在药品监管中，药品标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形式意义上看，药品标准可以说不是“法”，但在实质意义上却发挥着几乎与法律规范同位的功能。

药品标准的确定，主要是依据科学的判断，但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医药工业的现况，药学科学特别是药物分析学、药理学、临床药学等学科的发展现状，以及人民用药的需求，乃至我国疾病谱的分布。某种意义上，药品标准构成了药品规制的起点，给予了各项医药政策一个最基本的“阈值”，它对公民的生活和福利可能有着比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更密切的关联。为此笔者将试图对我国药品标准的制度沿革、法律性质、制定程序等问题加以整理和剖析。

1中国药品标准制度的发展演进

在汉平帝时，“元始五年，举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所在，诏传遣诣京师”，政府出面组织医药人员进行本草的编纂工作，直到东汉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365种，总结和肯定了药物的基本规律，梁代陶弘景编著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将所收载药物扩大~,J7oo种，这些著作成为了当时国内用药事实上的标准。直到唐高宗时期，由苏敬领衔，命天下征集药物，于公元659年颁布了《新修本草》，它分55卷，收载药物859种，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它与宋代先后颁布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开宝新评定本草》、《图经本草》，都是官方颁布的药品标准。

国民政府卫生部于1930年颁布了名为《中华药典》的药品标准。著名老一辈药学专家孟目的先生认为，药品标准是国家对药品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等制订的技术规定，认为这些规定具有法律性质的约束力，是国家对药品所订的法典，所以定名“药典”最为适宜。“药典”的名称沿用至今，成为我国国家药品标准的通称。

建国后，1950年2月，卫生部设立了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由卫生部长李德全任主任委员，副部长苏井观任副主任委员。于1953年印刷了第1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先后出版了1953年版、1963年版、1977年版、1985年版、1990年版、1995年版、2000年版、2005年版药典。现行有效的是2005年版药典，药典分为一部、二部、三部，共收载品种3214种。

需要指出的是，在1984年至2001年间，我国药品标准可以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两级。但药品地方标准的存在，客观上削弱了药品监管的统一性，也不利于人民用药安全的保障。为此在2001年2月28日修订后颁布的《药品管理法》中，对药品标准制度的法律框架作出了实质性修改，根据修订后《药品管理法》第32条的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地方标准已无生存的空间。

2药品标准在药品监管中的法律地位

在1988年8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的徐志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草案)>的说明》中，就指出“标准本身具有严肃的法规性和统一性，标准是各项经济技术活动中有关方面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就药品标准而言，它对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的单位或者个人，都有拘束作用。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在美国现行的1962年修订的(fi-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中，规定“美国官方药典、官方顺势疗法药典、美国国家处方集或它们的任何增补本中认可的物质”都是药品，将官方纲要界定为“官方美国药典、美国官方顺势疗法药典，官方国家处方集或它们中的任何增补本”，又规定当药物名称为官方纲要所承认或收载，当按照纲要所规定的试验和含量测定方法，测定其强度或其质量和纯度，发现其强度不同于或其质量和纯度低于纲要所规定的标准时，则为掺假药。

在我国，药品标准也被视为国家为保证药品质量，保证人民用药安全、质量可控而制定的规则，是保证药品质量的国家法定技术依据，是药品生产、销售、使用和监督管理的重要技术保障。《药品管理法》第32条第1款指出“药品必须符合药品标准”。根据《药品管理法》第10条、第12条的规定，必须按照国家药品标准生产药品，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不得出厂。《药品管理法》第6条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承担依法实施药品审批和药品质量监督检查所需的药品检验工作。”根据《药品管理法》第65条的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监督检查的需要，可以对药品质量进行抽查检验。根据以上规定，药品监督部门和作为技术支撑机构各级药检所，以药品标准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以及中药材专业市场进行抽查检验和跟踪抽验。因此在药品监管过程中，通过对药品标准的正确使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的存在与否以及程度的轻重，这构成了正确适用药品法律法规做出行政决定的基础。

此外，《药品管理法》第48条第1款规定“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假药”，第48条第2款第1项指出“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为假药。《药品管理法》第49条第1款规定“禁止生产、销售劣药”，继而规定“药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为劣药。”同时第49条还规定“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按劣药论处《药品管理法》第74～78条中，则详细规定了生产销售假劣药品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因此药品标准也成为查处假冒伪劣药品行政案件的重要事实依据。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0、141、142条分别规定了生产销售假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其中刑法第141条第2款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同时也规定“本条所称劣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劣药的药品。”因此违反药品标准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的行为，不仅要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同时还有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药品标准的制定和修改，不仅是判断行政违法行为的重要前提，而且对判断刑法构成要件成立与否发很大作用。

3健全与完善药品标准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推动药品标准制定程序模式的变革

建国以来，我国已经先后颁布8部药典，目前2010年版《中国药典》编制工作已经启动。但是应该看到建国60年来，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此，未来我国应逐步形成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标准化活动，由药典委员会积极开展标准制定活动，让药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等各界广泛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新型药品标准制定模式。

在药品标准制定过程中，应规范药品标准制定、修订、、实施、监督等相关程序。其中特别是要健全完善药典委员会制度，委员会的成员应体现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结合，人员组成要合理均衡，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要求。并且为标准制定设计透明公开的程序，确保不同的观点被考虑。对药品标准审议的全过程应有完整记录，以如实记录委员们在讨论中的争议与分歧，在剔除了商业秘密之后，这份审议记录应能为公众所获得。

同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作为标准的使用者，每天产生大量的生产经营信息和数据，这构成了制定药品标准所必需的信息源泉。药品标准水平和指标的选择，和医药产业的整体发展，特定产品特定企业的利益休戚相关，为此应适当增加企业界在药典委员会的代表，在药品标准制定过程中注意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发挥医药行业协会的作用，对于中小企业参与药品标准制定，应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激励。

二、完善药品标准的试行与修订程序

在我国，新药获准生产后，其药品标准一般为试行标准，试行期为2年。其他药品获准生产后，需要进一步考察生产工艺及产品质量稳定性的，其药品标准也可批准为试行标准。之所以要规定“试行”标准，就在于标准是以政府和专家对科学事实的认知为基础的，尽管从理论上说科学问题存在着唯一正解，但是有时候，不同的科学家围绕标准研制所进行的实验方法就是不同的，即使方法相同，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即使结果相同，对结果的解释也可能会产生歧义。而且为了获得科学的结果，有时候需要经年累月的等待。

因此许多药品标准也是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制订出来的，在标题中冠之以“试行”的字样，也是为了给标准设定特定的观察期间，通过密切的信息反馈和意见沟通来加强对事实的认知，积累更多的科学信息，并针对标准实施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修正改进，也使得标准呈现出一种随时随地易于修正的弹性结构。为此在试行期满后应组织相关专业技术委员会对试行药品标准进行全面审评，并根据标准在试行期间的执行情况，在试行期收集到的科学信息和所反馈的问题，国内外的相关标准，以及国家的有关要求，来决定是否将试行标准“转正”成正式标准。

此外，随着药学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界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药品标准也应因时而动，进行相应的修订与废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13条的规定，“标准实施后，制订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以确认现行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目前，据粗略统计，我国已上市药品的品种共计15000余种，现行版《中国药典》仅收载了其中3214种，其余大部分品种均收载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或卫生部颁品标准。《中国药典》做到了5年更新一次，而往往未能对其他标准予以及时更新或废止，标准老化现象十分严重。为此应着手建立对这些品种标准的动态管理机制。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部分药品质量标准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水平低、可控性差等问题。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已启动“提高国家药品标准行动计划”对建国以来原《中华人民共和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1～20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标准》新药转正标准1～2册收载的药品标准进行集中修订。但需要注意到的是，药品标准作为普遍性的社会技术规则，在变更时将给生产经营企业、消费者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带来深刻的影响，为此在标准修订和提高过程中，应考虑到标准变更对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影响，并应规定过渡性的期限，以及在过渡期内的相应扶助措施。

功能规范范文篇4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外在诉求，符合安全刑法观的价值导向，与大陆法系机能主义刑法观密切相关。质言之，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期望从解释层面缓解刑法确定性与社会变动性之间的张力，是安全刑法观在解释论上的反映，也是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知识转型的表征。自19世纪末，社会学理论与方法逐渐在法学领域中产生影响，为长期执着于在法律结构内部探讨问题而无视这一视角之危害的传统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解法律的视角，功能主义作为社会学中重要的理论流派便是其中一例，特别是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也可视为功能主义起源的一部分。［2］(P231)根据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学理论在制度、规则、系统、组织的发生和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当对制度、规则、法律等社会规范进行诠释时，需密切关注来自社会层面的影响。质言之，功能主义主动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努力寻找功能观察点，不断完善功能比较方法的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功能主义进路不再从泛泛的角度，而是从特定的角度来界定“功能”这一问题。［3］基于此，功能主义价值观在规则诠释上开辟了新的道路，即从规则诠释内部分析转向规则探讨的社会面向，规则解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逻辑走向经验、从事实走向价值、从形式走向实质。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观的出现，其主张从社会系统论出发，根据系统论阐述规范内涵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质言之，结构功能主义十分注重研究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协调的机制，是一种维护型的社会学理论，它强调的往往是秩序稳定。社会系统反映着一个互动制度化逐渐稳定的过程，其中渗透了人格，并为文化所限制。制度化的规范要求、角色行动者的决策、文化价值取向的轮廓都可以被那些反映每一行动组成部分变量特色的概念即模式变量类型化。［4］(P36)莱因斯坦也认为，从法律科学的角度来看，“法律是社会控制和组织的工具”这一命题要求人们探究具体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社会功能。［5］(P618)从心理学层面看，功能主义是从结构功能角度探讨社会主体态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该过程的发生与个人的心理态度形成密切相关。默顿认为，在功能分析上，应当注意社会文化事项对个人、社会群体造成的客观后果。［6］(P79)按照默顿的方法进行分析，态度变化的方向或强度都会对个体认知与行为产生不同影响。换言之，学者之所以倡导功能主义刑法观，源于学者对刑法规范的内在态度和对刑法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心理诉求。根据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兹的态度功能主义理论，态度功能细化为四种属性：工具性、防御性、价值表现性和认知性。据此，可以明确四种态度功能与态度形成和发展的关系。质言之，从功能主义解释论来看，论者坚持从社会角度诠释规范，从社会当中寻找规范发展的动力，这与态度功能主义的工具性、防御性等属性要素密切相关。由此，论者倡导功能主义解释论与社会治理和规范功能的诉求态度密切相关，是内在心理需求在刑法解释观上的切实反映。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积极迎合社会需求，主张改变传统解释理念与思维模式，坚持在刑法解释当中引入社会要素，倡导规范解释的工具性与价值性，主张推动解释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功能主义刑法观在解释论上的表征。功能主义法学观是一种“外部”的视角，它使法学家们的视线从法律内部转移出来，将研究重心投入法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法律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上。［7］于是，刑法解释的工具性、目的性及防御性等价值要素被置于重要位置，其独立性、民主性等内涵被削弱，刑法解释由原来的规范内涵揭示转向社会治理工具。总的来看，功能主义理论从两个层面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提供了理论铺垫：在社会学的角度，弱化规范诠释的封闭性、逻辑性、实证性，将开放性、功利性、实用性价值纳入规范解读当中；在心理学的角度，功能主义解释观的形成是基于功能主义认知论，并基于功能主义态度衍生出规范诠释的工具性、预防性、价值性及认知性等内容。由此，社会学从宏观层面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的出现奠定了外部基础，心理学则从微观角度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的产生提供了内部支撑，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借重。根据劳文，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呈现四个面向，分别为实质性、目的性、回应性与后果性，并对四个方面做了深度介绍和论证。［1］经过分析，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四个面向应该是实质解释内容的具体化，换言之，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实质解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实质性是实质解释的特征。实质解释追求实质正义，强调规范解释的实用性，在逻辑思维上采取结果导向主义。所以，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也强调实质性，主张立足于个别正义理解与诠释构成要件，这与实质解释中的实质在本质属性上并无质的区别。（2）目的性是实质解释的方法。实质解释习惯突破形式束缚，基于目的性指引，将利益衡平、政策判断、价值诉求及大众认同等法外要素融入规范解释。这里的目的是指法治目的，也即，法治社会形态下的规范法益及立法精神，具体为刑法目的、法律目的及法治目的等几个维度，规范解读主体正是借助目的解释，将法外因素带入规范内部，使解释结果体现实质化色彩。（3）回应性是实质解释的属性。实质解释将回应社会诉求与刑法诠释联系起来，从而推动刑法规范的生长和完善，达到追求社会秩序稳定之目的。不过，“追求秩序的努力是这样一场战斗：一场明确性反对含混性的斗争，语义精确性反对矛盾性的斗争，透明性反对晦暗性的斗争，明晰性反对模糊性的斗争。……‘秩序的他者’这个比喻就是：不可界定性、不一致性、混淆、无法决定性和矛盾态度”［8］(P6-7)。（4）结果性是实质解释的诉求。从实质解释的思维逻辑看，其强调结果考量对构成要件的制约。由此，基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形式解释注重形式逻辑，实质解释青睐适用结果。总的来看，实质性、目的性、回应性及结果性是实质解释的要素，也是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四个面向。从规范术语属性看，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与刑法实质解释在特征上无本质区别，但两者在解释导向上却存在不同。实质解释是为了克服形式解释带来的僵化和滞后，但不否认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并强调形式解释在规范诠释中的主导作用。不过，在功能主义解释观范畴，其已经超出刑法实质解释的诉求，将形式逻辑视为价值判断的补充，主张全面对接社会需求，充分体现规范解读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诚如劳文所言：“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论不是要弃形式逻辑于不顾，而是强调形式逻辑应受价值判断的支配，服务于合理解释结论的得出。”［1］

二、功能主义解释观与法治发展初级形态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是论者为应对转型社会下风险高发、矛盾凸显而提出来的社会治理策略，对于控制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于发挥司法主体的能动性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利于刑法规范漏洞的补充。然而，功能主义刑法解释需认真面对法治发展的初级形态问题。19世纪末期，规范诠释内涵的思维逻辑是三段论。古典形式法治强调文本是解释基础，主张从规范内部阐释文义内涵，解读主体是规范文义的传声筒，对法官解释充满怀疑与排斥。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采纳这一公理，等于放弃了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视。［9］(P68)古典法治形态与其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对维护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具有重要价值。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形式法治成为司法主体坚守的正义标准，是维护公民权利的坚实保障，对限制公权力扩张具有积极意义。但是，20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社会风险呈增长趋势，公民自由在法律价值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社会安全开始成为规范适用中的重要考量要素。基于此，法律稳定性与社会流变性呈现紧张趋势，形式法治逐渐成为社会多元化诉求及社会创新发展的阻力，尝试通过赋予解释主体能动性成为缓和形式法治与发展张力之间矛盾的重要策略。于是，利益法学、目的法学、法社会学、现实主义法学及后现代法学等各种流派基于法治观的改变而依次出现，在一定阶段内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法治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形式法治的僵化与滞后，而能动主义理念、结果导向主义及实质正义等价值趋向开始左右法律解释走向，功能主义刑法观也逐渐形成并得以发展。“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论可谓能动司法概念的下位范畴，是能动司法在刑法领域的具体化的产物。”［1］质言之，西方社会盛行的能动主义司法理念是为了消解形式法治长期形成的僵化，是为了弱化形式法治滋生的负向价值，也是新社会形态下法治创新的表现形式。但是，即使是英美法系下的现实主义法学也不反对形式逻辑，只是主张对形式法治适当调和。“简单地说，霍姆斯的反逻辑其实是反对当时的形式主义的倾向。他反对的只是认为逻辑是法律发展的唯一动力的观点，而不是反对逻辑的作用。”［10］(P6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我国的法治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尚未形成普遍的形式法治观，更有甚者，部分社会主体对法治建设还持有怀疑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层面应该继续保障形式法治成果，持续巩固公民权利，限制公权力发挥作用的领域，而不是脱离社会发展阶段积极倡导实质法治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国现在正处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还缺乏严格法治思维的陶冶，还没有严格法制方法的文化根基。”［11］由此，司法克制、形式解释、文本主义依然是规范解释的指导理念与导向，而不是借重后现代主义法律理念，通过功能主义解释观消解形式法治成果，并放逐形式逻辑在刑法规范解释中的价值。“我们根本不知道西方法学对逻辑的批判，实际上是对逻辑规则绝对化的反思。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经过一个强化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法律方法论时代。我们现在批判法律逻辑超越了一个时代———重视逻辑与方法的严格法治时代。”［11］也即，即使面临社会矛盾多元化、社会认识复杂化及社会风险多样化等问题，也不宜匆忙倡导功能主义解释论，这不但不利于系统法治目标的追求，更不利于形式法治成果的巩固。由此，解释理论创新不能盲从于国外法律理论走向，应具有符合我国社会背景的问题意识与解释理念，不应匆忙构建超出社会发展阶段承受能力的刑法解释理论。实质上，任何超出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构建的法律理论，纵然在短期内符合意识形态需求，但从长期来看，都是具有消极意义的。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形式合理性与形式逻辑从来都不是司法主体的终极目的。在司法过程中，自然法精神常常主导司法主体的思维进路，于是，经常可以看到司法主体通过个案正义推动法治进程的例子，常常是司法主体的公正而非规则的完善成为法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从历史发展经验看，将希望寄托于司法主体的伦理层面并不可靠，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和内涵。“历史经验证明，这种理想往往沦为幻想，即使获得短暂的成功，也严重依赖于偶然性因素。”［12］从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看，论者是基于强化司法主体能动性展开的，对规范文义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该理论还是沿袭了传统法治建设的理念，是西方功利主义法学观在规范解释学上的反映。此外，在我国的法治建设当中，行政干预司法现象相对严重，追求社会效果、道德认同的呼声一直存在，这些都需要从强调规范适用的形式逻辑上进行纠偏，而不是继续强化司法能动性、规范实用性及社会回应性等要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人没有把法和伦理区分开来，两者处于直接结合的状态。”［13］(P21)如果法与伦理不当结合，决定规范适用结果的往往是价值判断而非规范文义，但是，不得不说，价值判断往往是虚幻且难以把握的。由此，当下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刑法规范诠释应尽可能坚持形式性与独立性，防止道德衡量、政治诉求等法外因素不当干扰规范诠释，而不是持续强化功利性、实用性在规范解释中的价值比重。总的来说，西方社会的变革趋势可能并不遵循近代的法治理论，我们不能按照当代(或称后现代)的西方路径进行法治建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具体的国情、阶段与语境分析刑法解释问题。所以，不能依托西方的理论体系或者社会背景论述我国的刑法解释理论，需要回到我国的具体语境下探讨刑法解释的具体进路。

三、功能主义解释观与积极立法主义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矛盾呈多元化发展，社会风险在各个领域显现，刑法理论关于风险刑法、安全刑法的论断层出不穷，与此相适应，刑事立法层面开始倡导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希望通过刑法介入提前、严密刑事法网达到治理社会风险之目的。近年来的刑法修改充分折射出积极主义立法姿态，以应对社会矛盾多元与社会风险高发的态势。分析以往的刑法修正案，积极主义立法观主要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1）将具体危险犯上升为抽象危险犯。如，生产、销售假药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删除该罪状中的“足以危害人体健康”内容，将该罪从具体危险犯转变为抽象危险犯。（2）将悖德行为上升为犯罪行为。《刑法修正案九》增加替他人考试罪。从法律规定看，替考行为不符合行政违法构成，《刑法修正案九》却直接纳入刑法规范，这显然不符合刑法二次性的属性。（3）将预备行为实行化。《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准备行为通常属于犯罪预备范畴，但立法者直接将预备行为上升为实行行为，致使犯罪成立提前，导致犯罪既遂与犯罪预备竞合。（4）将帮助行为正犯化。《刑法修正案九》增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根据共犯理论，帮助行为本来属于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犯范畴，立法者直接将帮助行为规定为实行行为，不但降低了犯罪成立门槛，还背离了共同犯罪理论。（5）将行政违法上升为刑事违法。《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贷款欺诈罪、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原是行政违法行为，但在行政规制没有穷尽之际，就匆忙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事立法，有违刑法最后性嫌疑。对刑事立法表征出的积极主义姿态，周光权将其概括为积极立法主义观。这样的刑法立法观明显受社会政策影响，是功能主义、积极主义并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照应的。对这种刑法立法活跃的现象，论者进一步指出，欧洲国家称之为立法的“灵活化”，日本则称其为立法的“活性化”；其实二者说的都是相同的意思———刑法立法必须符合时代精神。我国刑法立法在当下从消极立法观向积极立法观的渐进式转向，恰好与此一致。［14］至此，论者将当下刑事立法的积极姿态概括为积极立法主义观，虽然国内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当下的刑事立法取向并不符合积极刑事立法观①的内涵，但不可否认，刑事立法呈现出的积极性姿态是客观存在的。积极的刑事立法观期望通过严密刑事法网达到规制社会风险、维持秩序稳定的目的，这与劳东燕倡导的风险刑法观有密切关系，也是风险刑法观在刑事立法中的切实反映。［15］不过，随着积极刑事立法主义的展开，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公民权利空间将不断受到挤压，这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应当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刑法解释应当持什么立场显得颇为重要。总的来说，在立法层面与解释层面应当保持这样一种平衡：当立法主体比较积极的时候，解释主体应该采取谨慎、相对谦抑的态度解释刑法条款；相反，当立法主体较为消极的时候，解释主体可根据需要采取积极的姿态解读规范内涵。唯此，公权力通过立法扩张的势头才能得以适当遏制，而不会一直保持进攻的态势，也可以抵消因不当立法带来的消极因素与负面影响。显然，劳文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考虑问题，并未将刑事立法与刑法解释两个问题分开考察，而是在未对积极主义刑事立法做科学、客观评估的情况下，就径直推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功能主义刑法解观强调在规范解释贯彻功利性与实用性，积极回应外在社会需求，坚持司法能动主义。由此，功能主义解释观会产生下列问题：其主张实质解释，但实质解释论对罪刑法定与规范文义却不够尊重，总是期望通过突破规范文义完成规范补充，于是，总是能看到实质解释论长袖善舞的身影，总是可以利用出神入化的解释技能将刑法规范诠释得异常完美，但与此同时，因实质解释导致的规范越轨或文义遗失的现象也不时出现。根据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是最重要的解释方法，其把刑法目的解释置于解释方法最重要的位置。目的解释与其他解释因素（按传统的说法是解释方法）之间便不是并列关系，它相对于后者而言完全处于支配的地位。［1］不过，刑法目的难以捉摸且歧见纷呈。功能主义解释论认为，刑法目的是刑法规范的保护法益，也即，刑法规范承载的是立法精神或法律宗旨，但规范目的往往成为解读主体贯彻其意图的借口，经常通过目的限缩或目的扩张改变规范文义，于是，不受限制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成为刑法解释的常态。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目的解释和类推解释极易形成联姻之势，发展成一种以“保护法益一致性”为导向的极度膨胀的法律扩张。［16］(P60)由此，形式解释中的文义内涵被严重消解，形式逻辑日渐衰落。不过，在法治初级阶段，严格解释应当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路径。尤其是在积极的立法主义态势下，刑法解释更应该采取克制立场，才能缓和因积极立法导致的权利空间萎缩，才能缓解因积极立法带来的社会紧张。显然，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并没有顾及社会主体对积极刑事立法的感受，没有关注积极主义刑事立法可能蕴含的消极影响，其持续在解释层面加大刑法对社会各领域的控制和渗透，这显然不是现代法治社会应该采纳的解释立场。

四、功能主义解释观与刑法过度解释

刑法解释需起始于文义，终结于文义，解释主体可以根据社会发展探寻规范的潜在内涵，以推动法律规范的完善。不过，解释主体对法律续造应当保持慎重，尤其是公法领域，不能擅自通过解释改变规范文义，这不但有违民主立法原则，也不利于保障公民的预防可能性。过度解释是法理学上的一个概念，也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法律解释限度之争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解释学范畴看，解释是法律规范对接司法实践的工具，法律解释是法律规范适用的实然需求。哲学诠释学与实用主义哲学都相对重视解释主体的能动性，尤其对规范目的与解释后果多给予关注。近年来，理论界深受西方解释学的影响，不断深化我国法律解释理论，并日益接受西方社会的解释观。于是，能动主义、客观主义、结果导向及事物类型等观念不断冲击国内解释理论，并不断蚕食形成不久的形式主义解释观，过度解释遂成为法律解释领域中的一个争议，陈金钊与范进学关于“法治反对解释”的争论就切实反映了学界在规范解释上的立场与心态。其实，如何对待形式法治、规范文义及规范目的等问题，不但是法理学上的解释论问题，也是刑事法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在规范解释上没有严格信守形式立场，而是积极关注实质性、目的性、社会性及后果性，这些与形式解释形成深度对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冲击规范文义底线，导致过度刑法解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功能主义在研究过程中并不能够做到他们所声称的客观和中立，他们个人的前见以及超越学术的政治负载无时不在影响他们的比较和判断，他们甚至是“以自身尺度衡量别人的无意识解读”。［17］(P175)首先，司法解释中的规范解释。《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4款规定：“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根据该司法解释，以使用为目的购买伪劣医疗器械的，按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其实，不管购买的动机是何，其都与销售存在实质区别，司法解释将两者做同一解释显然不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根据贿赂财物罪的立法规定，受贿罪的对象应该是财物。根据司法解释，财产性利益被解释到财物内涵当中，这显然超出了财物的文义范畴。《关于对变造、倒卖变造邮票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对变造或者倒卖变造的邮票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7条第1款定罪处罚。”刑法第227条是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他有价票证罪。本罪的行为方式是伪造，但根据司法解释，变造行为被纳入伪造内涵之中，显然，这不符合伪造与变造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次，个案适用中的规范解释。2002年4月，朱某利用事先获取的被害人陆某、赵某夫妇的资金账户和股票交易账户密码，非法侵入并篡改了股票交易账户密码。然后，使用陆某、赵某夫妇的股票和资金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进行恶意交易，造成陆某、赵某夫妇资金损失达人民币19.7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违法进入他人股票账户，通过高抛低吸的方式造成他人股票损失的，构成破坏他人财物。但是，如何解读“破坏公私财物”中的破坏，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分歧，实践中也困难重重。法院将低价抛售他人股票的行为认定为破坏，明显有突破规范文义之嫌。再如，2001年10月，肖某将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法院认为，肖某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危害社会稳定，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没有危险性的虚假病菌界定为危险物品，显然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立法精神与规范内涵。“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上讲，审判机关认定被告人肖某采用在邮件中夹带虚假炭疽杆菌的方法，图谋制造恐怖气氛，造成公众心理恐慌，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结论，存在明显的定性上的错误。”［18］(P46)最后，理论上的刑法规范解释。刑法第263条规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属于情节加重犯”。但真正军警人员抢劫的，如何适用在立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张明楷主张，如果将“冒充”理解为并列结构，冒充是指假冒与充当，充当军警人员不以行为人假冒为前提，故行为人（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属于充当军警人员抢劫，因此，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符合“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规定。［19］(P717)不过，理论界对张明楷的解释结论多有质疑。“将冒充解释为包括假冒和充当，不符合体系解释原理；将真正军警人员解释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超出了可能文义的可能范围，有损公民的预测可能性；这种解释虽然实现了刑法的实质正义，却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而是一项类推解释而不是刑法所允许的扩大解释。”［20］(P603)再如，甲有一个名贵的小鸟，一天乙趁甲不备，将小鸟放出。张明楷认为，根据刑法规定，“乙让美丽的小鸟回归大自然”是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应该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也即，毁坏财物并不以物理损坏为界限，让人失去了名贵的小鸟就是毁坏他人财物。对此，有学者指出，将放飞小鸟的行为解释为破坏，不符合破坏能涵盖的文义范围。“在这些情况下，这些财物本身没有遭受物理上的或者功能上的毁损，即使他人丧失对这些财物的占有，也不是故意毁坏财物。毁坏的后果不在于使他人丧失对财物的占有，更为重要的是使财物丧失价值。”［21］以上解释类型都体现一个共同点，解释结果不能为社会主体接受，并遭受来自各方的质疑。分析各解释案例，或者在行为方式上，或者在行为对象上，或者在行为主体上，解释主体都进行了不当扩张，致使解释结果有超出规范文义的嫌疑。论者的解释标准是对法益侵害进行判断，通过举轻以明重的方式，将规范外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当中，该种解释超出了规范文义，一般称之为过度解释。“法律解释同样存在着解释之度，这个‘度’就是立法者意图或文本意图。解释者的解释一旦溢出这个‘度’，就是‘过度’解释。”［22］从过度解释的发生机制分析，实质解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实质解释论，其重视危害行为的实质层面，通过对法益侵害程度进行比较，将文义不能涵盖的内容纳入规范当中。作为实质解释发展的新阶段，功能主义解释理论关注社会诉求、强调法益侵害及坚持结果导向的特征更加明显，注定会赞同刑法实质解释论，并更加强调规范诠释中的能动主义与积极主义考量。“对外来思潮的跟风与盲从，并非学术能力上的问题，而是源于学者学术价值取向。”［23］由此，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观这里，过度刑法解释不会成为历史，反而因为符合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内在属性而得以持续发展，但是，这对法治建设、权利保障及规范稳定具有消极意义。如果说实质解释是对形式解释的反思与补充，功能主义解释则是直接摆脱形式主义束缚，坚持鲜明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解释观。质言之，在功能主义刑法观指导下，过度解释在刑法实践中会成为常态，并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显然，这是自由主义法治所不能容忍的。

五、结语

功能规范范文篇5

【关键词】经济法功能；规范结构；非均衡性

一、问题的提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因金融全球化而迅速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危机的爆发、扩展、抵御以及全面控制中，监管当局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利率展开的。利率的“降低—上调—再降低—再上调”过程地昭示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总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相伴而生。从经济法角度看，每一次的利率调控都必然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一种政府与市场的“辨证施治”。这里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变易性之间如何协调；二是法律如何对失当或失败的调控进行救济。例如，经济法制度如何为政府的调控活动提供保障而非束缚？如何保证调控活动沿循正常轨道？如何在调控失效时进行责任清算？换言之，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制度如何应对经济的大幅波动？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各国经济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涉及到经济法制度设计、法律运作等相对“宏观”的问题，但构成法律制度的“细胞”是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入手。同时，法的规范结构与其功能有关，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经济法有无危机调控功能，以及在这种功能之下，经济法应具备怎样的规范结构论文下载。

二、经济法功能的两个维度

经济法的直接功能是保障并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以下简称调制）活动。调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形势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济学家从历史的角度把经济的交替繁荣和衰退视为一种“经济周期”，从这个角度看，调制活动的开展必须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幅、熨平经济周期。

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政府的调控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周期性，进而要求经济法的制度运作也应进行周期变易。“经济周期—政府调控周期—经济法周期”的内在逻辑关系要求经济法应当对经济的周期波动有所预计，并在执行中允许执法机关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差异性的调控制度。基于此，我们会认识到，经济法的功能应当是复合型的——不仅要为经济平稳时的常规性调制提供支持，也要对经济波动时的对策性调制加以保障。

换言之，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时期，经济法的功能体现是有差异的。当一国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或波动不大时，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保障正常调制活动的进行；但如果经济波动迅速，陷入过冷或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这时就难以再依赖于一些常规性的调制措施，而应当大力救市，甚至不惜以“重典”治“乱世”。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正常时的经济法功能称为常规化调制功能或“常态功能”的话，则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或发生危机时，经济法的功能便是一种危机调控功能或“异态功能”。

常态功能是经济法在大多情况下所呈现出的功能，是经济法的最基本功能。经济法的主要常态功能，是保障并约束常规化调制行为，是在一国经济按正常轨道运行时经济法所体现的保驾护航功能。经济法的异态功能也可看作是在常规调制失效或失败时经济法所具备的自我施救功能。常规调制活动的失败并不会导致经济法自身陷入危机，因固有的动态性、回应性存在，经济法能迅速对客观经济形势予以重新判断，并据此确立有针对性的特别调制措施。

三、功能视角下的经济法规范结构

（一）经济法的规范类型

经济法功能由其规范结构决定。从功能角度看，经济法必须同时具有保障常态功能的规范类型与保障异态功能的规范类型。由于常态功能体现于经济发展平稳获波动不大时，这时的经济形势一般可通过经验予以预见，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及适用范围大致是确定的，因而可以通过较为具体的形式规定于法律之中。这类规范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称其为“规则性规范”。

异态功能是经济大幅波动时的经济法功能，这种情况在法律制定时很难预见，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类规范也就很难在法律中以明确的内容规定下来。而且既然是具有“救市”使命的异态功能，就必须强调“相机抉择”、因势而变，法律过多的限制反而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但同时，现代市场经济都是一种法制经济，任何情况下的政府调制行为都不应脱离法律的限制，“相机抉择”绝非随意而为，经济法自然也会对这种情况下的调制行为设置规范约束。一方面需要约束，另一方面又不能规定过细，这就决定了这类法律规范必然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且存在可变因素。这类规范我们可称之为“标准性规范”。

与常态功能相对应的“规则性规范”，以及与异态功能相对应的“标准性规范”，共同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类型上的一对“二元结构”。由常态功能的基础性地位决定，“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主体框架，具有相对稳定性，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主要是调控性规范，大多情况下是一些“裁量性规范”，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经济法规范体系中属于“边缘性规范”。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国家中，“内核性规范”的种类差异并不明显，而“边缘性规范”则无一定之规，且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适时适度地变化，其目的就是有针对性地对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进行“逆向调整”。

（二）经济法上的行为及程序问题

在市场已经无法自救，常规化的调控手段也已失效的时候，经济法的异态功能就直观地表现为“政府救市”。但另一方面，不论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国家干预，都有一个“法定性”问题。政府出钱救助市场，无论是提供贴息贷款，还是购买不良债务，起码需要经过国会或议会的审批，这是“议会保留原则”的必然要求。这就意味着，经济法异态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干预，但干预不是没有条件的，这种干预必须是一种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调制。合法的调控行为必须同时满足实质与形式两个要素。政府该不该救市、何时救市、救市的程度等属于实质性问题，而救市计划制定、审批与实施程序等则是形式上问题。由于政府救市多是市场极度不稳定时的极端或应急性措施，将其实质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明确规定于法律之中显然不合适也不可能，因而就产生评判标准多元化的难题。从各国历史看，不论哪种救市计划出台，褒贬不一的声音总会出现。这是一个单靠法律很难解决的问题，尤其对经济法来说，如果它还要致力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对市场自身不抱绝对信心的话，它就必须相信政府的行为。因而这里的合法性更多地是一个正当性问题，具体到经济法中，则主要是调制是否适度、是否有效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危机调控手段的政府救市，其实质合法性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非具体规则。

在更加关注目的、实行结果导向的时候，形式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在经济法中，形式恰恰是决定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如果说政府调控的时机、手段、程度、范围等实体内容需要政府自身进行裁量的话，那么调控计划的制定、审批、调整、监督等程序内容则应严格遵循法定原则。经济法对非常规化调制行为的控制，主要是一种程序控制，体现为经济法上的各种程序制度。

具体来说，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的基本要求是，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政府救市措施，其决策与执行都应在一种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并允许相关主体的参与、监督；在制度层面，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又体现为一系列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程序性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制度，在经济法上的典型表现是“议会保留原则”。

在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市场调节及常规调制均告无效的时候，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当救市，而是如何保证救市行为正当性主要是公平性的问题。法律制度对公平的保障，形式上只能是一种价值表达，是否实现了公平的目的，不同主体的感知可能会出现差异。因而，强调公平，主要是将那些被公认为有助于保障公平的要素或机制吸纳到制度运行或行为运作过程之中。也即说，公平价值很难进行结果判断，它更多地存在于程序之中，通过程序过程体现。因此在保障公平方面，典型的能被直接感知的仪式性特征就显得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最终的救市计划内容怎样，只要是拿到国会讨论并获通过的计划，都应当认定是不存在公平性问题的。因为有了表达意见的途径，是否公平可以自由讨论，如果救市计划不公平，在国会讨论中就应否决它[4]。这正是强调程序法定化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危机调控权及相应的责任承担

在危机调控情况下，增大调制主体的权限是必要的。因为法律制定出来是用来指导未来的，人们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大小直接决定了法律内容的粗细。经济危机具有不可预测性，危机调控必须反周期而行，因而危机调控的时机、手段、幅度、频率等也都是不可预测的。从这个角度看，要想使得经济法的危机调控功能切实有效，经济法的总体任务应当是授权而非限权。这是作为现代公法的经济法与传统公法的重要区别之一[5]。

当然，限制危机调控权也是必要的，但这种限制并不应通过规则控制的方式，即不能将危机调控权的运作牢牢控制在具有明确内容的法律规则之下，不能通过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方式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如果说非要建立一种控制方式，那么这种控制更多地只能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但是，仅有这种控制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在政府救市中，一项被国会或议会通过的救市计划，在形式上已满足了法定化的要求，但计划内容是否最为恰当、具体措施能否尽数实施、资金流向能否保证公平，以及救市效果如何检验、计划失败时的责任承担等种种实质性问题，因其专业性、复杂性较强，势必难以依靠法律控制。

事实上，在专业性较强的经济法发展到今天，寻求控制调控权的方式不能再是经验主义的，传统公法所建立的一整套控制公权的方法、技术并不一定适合经济法领域，甚至在危机调控的背景之下，传统控权方式的适用，还可能会限制调控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经济法中，最有效的权力控制机制应当是提高调制主体的专业化水平与独立化程度。

在危机调控过程中，还有一个与权力的授予与控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调制主体的责任问题。法律上的责任来源于权利（力）的不当行使或对义务的违反。但正如前面所说，危机调控权主要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也都是内容不完整的“标准性规范”，这种情况下，法律责任的设置无疑是困难的。即使把危机调控权看作是调制主体的职责，这种职责严格来说也不同于法律义务，在调制主体不履行这些职责的情况下，将难以进行法律责任追究。此外，危机调控权的行使很多情况下并不针对特定主体，也就难以表现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在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体制在我国还未完全建立时，经济法自然很难对这些行为设置明确的、严格的法律责任。

因为上述原因存在，以法律手段追究危机调控过程中的政府责任必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没有法律责任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承担其他责任。如果将将责任的含义扩大化，包含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那么，经济危机下的责任清算，就不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的责任追究也就有了可能。具体而言，在危机调控中，可能存在两种需要问责政府的情况：一是政府的不当行为导致危机的发生；二是政府危机调控措施不当、无效或失败。作为法律责任的替代，在这两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要求调制主体承担政治责任。如果官员问责制的运行能够体系化与制度化，在危机调控中缺少法律责任，或许并不会妨碍经济法功能的实现。

四、经济法规范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原理”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法功能的层级性决定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与经济法上的多种“二元结构”[6]是紧密相联的，是经济法规范结构的必然表现。具体而言，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主体、行为、程序、权义及责任各个方面，广义上还包括规范类型。由于这种非均衡性是普遍存在的，并构成了经济法制度设置与制度运作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经济法功能的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特现象称为经济法规范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原理”。对这一原理，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

第一，规范类型结构的非均衡性。从内容的确定性程度看，经济法规范主要有两类：一是具有明确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的“规则性规范”，二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存在可变因素的“标准性规范”。两种规范的功能不同，它们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也就有别。“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的主体，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处于边缘地位，属于“边缘性规范”。

第二，行为结构的非均衡性。经济法上的行为主要有调制行为与对策行为两类，但这两类行为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经济法行为体系中，调制行为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对经济法功能实现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而对策行为的采取，一般情况下需以调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因而处于从属地位。

第三，权义结构的非均衡性。经济法上的权义结构非均衡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同一主体的权义在经济法不同部门中的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即调制主体在宏观调控法中权力较多、义务较少，在市场规制法中则既有权力也有义务，甚至更多地强调法律对规制权的限制，而调制受体在市场规制法中义务多于权利，在宏观调控法中权利多于义务；二是作为整体，经济法上两类主体之间的权利或义务分布也是非均衡的，即权力（利）规范的分布主要向调制主体倾斜，而义务规范的分布则主要集中于调制受体。

第四，责任结构的非均衡性。责任与权义相联，权义结构的非均衡性使得经济法上的责任设置也具有偏在性。总体而言，经济法对调制受体的责任规定较多，对调制主体的责任规定较少，甚至很多领域没有调制主体实体责任的规定。

五、结语

功能规范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法功能；规范结构；非均衡性

一、问题的提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因金融全球化而迅速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危机的爆发、扩展、抵御以及全面控制中，监管当局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利率展开的。利率的“降低—上调—再降低—再上调”过程地昭示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总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相伴而生。从经济法角度看，每一次的利率调控都必然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一种政府与市场的“辨证施治”。这里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变易性之间如何协调；二是法律如何对失当或失败的调控进行救济。例如，经济法制度如何为政府的调控活动提供保障而非束缚？如何保证调控活动沿循正常轨道？如何在调控失效时进行责任清算？换言之，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制度如何应对经济的大幅波动？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各国经济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涉及到经济法制度设计、法律运作等相对“宏观”的问题，但构成法律制度的“细胞”是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入手。同时，法的规范结构与其功能有关，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经济法有无危机调控功能，以及在这种功能之下，经济法应具备怎样的规范结构论文下载。

二、经济法功能的两个维度

经济法的直接功能是保障并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以下简称调制）活动。调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形势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济学家从历史的角度把经济的交替繁荣和衰退视为一种“经济周期”，从这个角度看，调制活动的开展必须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幅、熨平经济周期。

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政府的调控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周期性，进而要求经济法的制度运作也应进行周期变易。“经济周期—政府调控周期—经济法周期”的内在逻辑关系要求经济法应当对经济的周期波动有所预计，并在执行中允许执法机关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差异性的调控制度。基于此，我们会认识到，经济法的功能应当是复合型的——不仅要为经济平稳时的常规性调制提供支持，也要对经济波动时的对策性调制加以保障。

换言之，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时期，经济法的功能体现是有差异的。当一国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或波动不大时，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保障正常调制活动的进行；但如果经济波动迅速，陷入过冷或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这时就难以再依赖于一些常规性的调制措施，而应当大力救市，甚至不惜以“重典”治“乱世”。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正常时的经济法功能称为常规化调制功能或“常态功能”的话，则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或发生危机时，经济法的功能便是一种危机调控功能或“异态功能”。

常态功能是经济法在大多情况下所呈现出的功能，是经济法的最基本功能。经济法的主要常态功能，是保障并约束常规化调制行为，是在一国经济按正常轨道运行时经济法所体现的保驾护航功能。经济法的异态功能也可看作是在常规调制失效或失败时经济法所具备的自我施救功能。常规调制活动的失败并不会导致经济法自身陷入危机，因固有的动态性、回应性存在，经济法能迅速对客观经济形势予以重新判断，并据此确立有针对性的特别调制措施。

三、功能视角下的经济法规范结构

（一）经济法的规范类型

经济法功能由其规范结构决定。从功能角度看，经济法必须同时具有保障常态功能的规范类型与保障异态功能的规范类型。由于常态功能体现于经济发展平稳获波动不大时，这时的经济形势一般可通过经验予以预见，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及适用范围大致是确定的，因而可以通过较为具体的形式规定于法律之中。这类规范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称其为“规则性规范”。

异态功能是经济大幅波动时的经济法功能，这种情况在法律制定时很难预见，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类规范也就很难在法律中以明确的内容规定下来。而且既然是具有“救市”使命的异态功能，就必须强调“相机抉择”、因势而变，法律过多的限制反而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但同时，现代市场经济都是一种法制经济，任何情况下的政府调制行为都不应脱离法律的限制，“相机抉择”绝非随意而为，经济法自然也会对这种情况下的调制行为设置规范约束。一方面需要约束，另一方面又不能规定过细，这就决定了这类法律规范必然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且存在可变因素。这类规范我们可称之为“标准性规范”。

与常态功能相对应的“规则性规范”，以及与异态功能相对应的“标准性规范”，共同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类型上的一对“二元结构”。由常态功能的基础性地位决定，“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主体框架，具有相对稳定性，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主要是调控性规范，大多情况下是一些“裁量性规范”，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经济法规范体系中属于“边缘性规范”[1]。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国家中，“内核性规范”的种类差异并不明显，而“边缘性规范”则无一定之规，且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适时适度地变化，其目的就是有针对性地对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进行“逆向调整”。

（二）经济法上的行为及程序问题

在市场已经无法自救，常规化的调控手段也已失效的时候，经济法的异态功能就直观地表现为“政府救市”。但另一方面，不论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国家干预，都有一个“法定性”问题。政府出钱救助市场，无论是提供贴息贷款，还是购买不良债务，起码需要经过国会或议会的审批，这是“议会保留原则”的必然要求。这就意味着，经济法异态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干预，但干预不是没有条件的，这种干预必须是一种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调制。合法的调控行为必须同时满足实质与形式两个要素。政府该不该救市、何时救市、救市的程度等属于实质性问题，而救市计划制定、审批与实施程序等则是形式上问题。由于政府救市多是市场极度不稳定时的极端或应急性措施，将其实质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明确规定于法律之中显然不合适也不可能，因而就产生评判标准多元化的难题。从各国历史看，不论哪种救市计划出台，褒贬不一的声音总会出现[2]。这是一个单靠法律很难解决的问题，尤其对经济法来说，如果它还要致力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对市场自身不抱绝对信心的话，它就必须相信政府的行为。因而这里的合法性更多地是一个正当性问题，具体到经济法中，则主要是调制是否适度、是否有效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危机调控手段的政府救市，其实质合法性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非具体规则。

在更加关注目的、实行结果导向的时候，形式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在经济法中，形式恰恰是决定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如果说政府调控的时机、手段、程度、范围等实体内容需要政府自身进行裁量的话，那么调控计划的制定、审批、调整、监督等程序内容则应严格遵循法定原则。经济法对非常规化调制行为的控制，主要是一种程序控制，体现为经济法上的各种程序制度。

具体来说，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的基本要求是，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政府救市措施，其决策与执行都应在一种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并允许相关主体的参与、监督；在制度层面，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又体现为一系列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程序性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制度，在经济法上的典型表现是“议会保留原则”。

在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市场调节及常规调制均告无效的时候，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当救市[3]，而是如何保证救市行为正当性主要是公平性的问题。法律制度对公平的保障，形式上只能是一种价值表达，是否实现了公平的目的，不同主体的感知可能会出现差异。因而，强调公平，主要是将那些被公认为有助于保障公平的要素或机制吸纳到制度运行或行为运作过程之中。也即说，公平价值很难进行结果判断，它更多地存在于程序之中，通过程序过程体现。因此在保障公平方面，典型的能被直接感知的仪式性特征就显得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最终的救市计划内容怎样，只要是拿到国会讨论并获通过的计划，都应当认定是不存在公平性问题的。因为有了表达意见的途径，是否公平可以自由讨论，如果救市计划不公平，在国会讨论中就应否决它[4]。这正是强调程序法定化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危机调控权及相应的责任承担

在危机调控情况下，增大调制主体的权限是必要的。因为法律制定出来是用来指导未来的，人们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大小直接决定了法律内容的粗细。经济危机具有不可预测性，危机调控必须反周期而行，因而危机调控的时机、手段、幅度、频率等也都是不可预测的。从这个角度看，要想使得经济法的危机调控功能切实有效，经济法的总体任务应当是授权而非限权。这是作为现代公法的经济法与传统公法的重要区别之一[5]。

当然，限制危机调控权也是必要的，但这种限制并不应通过规则控制的方式，即不能将危机调控权的运作牢牢控制在具有明确内容的法律规则之下，不能通过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方式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如果说非要建立一种控制方式，那么这种控制更多地只能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但是，仅有这种控制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在政府救市中，一项被国会或议会通过的救市计划，在形式上已满足了法定化的要求，但计划内容是否最为恰当、具体措施能否尽数实施、资金流向能否保证公平，以及救市效果如何检验、计划失败时的责任承担等种种实质性问题，因其专业性、复杂性较强，势必难以依靠法律控制。

事实上，在专业性较强的经济法发展到今天，寻求控制调控权的方式不能再是经验主义的，传统公法所建立的一整套控制公权的方法、技术并不一定适合经济法领域，甚至在危机调控的背景之下，传统控权方式的适用，还可能会限制调控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经济法中，最有效的权力控制机制应当是提高调制主体的专业化水平与独立化程度。

在危机调控过程中，还有一个与权力的授予与控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调制主体的责任问题。法律上的责任来源于权利（力）的不当行使或对义务的违反。但正如前面所说，危机调控权主要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也都是内容不完整的“标准性规范”，这种情况下，法律责任的设置无疑是困难的。即使把危机调控权看作是调制主体的职责，这种职责严格来说也不同于法律义务，在调制主体不履行这些职责的情况下，将难以进行法律责任追究。此外，危机调控权的行使很多情况下并不针对特定主体，也就难以表现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在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体制在我国还未完全建立时，经济法自然很难对这些行为设置明确的、严格的法律责任。

因为上述原因存在，以法律手段追究危机调控过程中的政府责任必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没有法律责任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承担其他责任。如果将将责任的含义扩大化，包含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那么，经济危机下的责任清算，就不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的责任追究也就有了可能。具体而言，在危机调控中，可能存在两种需要问责政府的情况：一是政府的不当行为导致危机的发生；二是政府危机调控措施不当、无效或失败。作为法律责任的替代，在这两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要求调制主体承担政治责任。如果官员问责制的运行能够体系化与制度化，在危机调控中缺少法律责任，或许并不会妨碍经济法功能的实现。

四、经济法规范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原理”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法功能的层级性决定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与经济法上的多种“二元结构”[6]是紧密相联的，是经济法规范结构的必然表现。具体而言，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主体、行为、程序、权义及责任各个方面，广义上还包括规范类型。由于这种非均衡性是普遍存在的，并构成了经济法制度设置与制度运作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经济法功能的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特现象称为经济法规范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原理”。对这一原理，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

第一，规范类型结构的非均衡性。从内容的确定性程度看，经济法规范主要有两类：一是具有明确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的“规则性规范”，二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存在可变因素的“标准性规范”。两种规范的功能不同，它们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也就有别。“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的主体，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处于边缘地位，属于“边缘性规范”。

第二，行为结构的非均衡性。经济法上的行为主要有调制行为与对策行为两类，但这两类行为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经济法行为体系中，调制行为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对经济法功能实现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而对策行为的采取，一般情况下需以调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因而处于从属地位。

第三，权义结构的非均衡性。经济法上的权义结构非均衡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同一主体的权义在经济法不同部门中的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即调制主体在宏观调控法中权力较多、义务较少，在市场规制法中则既有权力也有义务，甚至更多地强调法律对规制权的限制，而调制受体在市场规制法中义务多于权利，在宏观调控法中权利多于义务；二是作为整体，经济法上两类主体之间的权利或义务分布也是非均衡的，即权力（利）规范的分布主要向调制主体倾斜，而义务规范的分布则主要集中于调制受体。

第四，责任结构的非均衡性。责任与权义相联，权义结构的非均衡性使得经济法上的责任设置也具有偏在性。总体而言，经济法对调制受体的责任规定较多，对调制主体的责任规定较少，甚至很多领域没有调制主体实体责任的规定。

五、结语

“非均衡性原理”构成了经济法制度设置与制度运作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经济法功能的实现。应当说，“非均衡性原理”的提出，对于完善我国经济法制度，提高经济法运行实效，都是大有裨益的。

从动态意义上看，经济法功能的复合性或层级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又会对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产生影响，要求经济法的制度运作在总体上应具备主体专业化、行政主导性以及执法动态性等特征。所谓专业化，是指调制主体的设立应由行政性向功能性转变，即摆脱官僚科层制的束缚，尽可能由各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专业性机构；所谓行政主导性，是就法律适用而言的，是指由经济法问题的专业性及复杂性决定，一般不应赋予法院规制或调控经济的功能，经济法功能的实现主要还是依赖于调制主体的调制行为；所谓执法动态性，是指调制行为必须回应现实的需要，必须在充分收集市场上各种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灵活性、有针对性并适度变化的调控。

【注释】

[1]参见张守文：《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6期。

[2]例如，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的救市计划就遭受多种批评。有人认为，美国政府救市实际上是在为华尔街大亨埋单，而不是为普通民众解困；如果盲目地救市，将加剧市场的投机行为，引发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为新的危机埋下隐患。

[3]经济危机下的政府救市，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应有争议的。甚至有人认为，在1929年危机中，恰恰因为美国政府救市晚了，才酿成最后的经济大萧条。

[4]美国救市计划在国会讨论中，各方意见褒贬不一，抗议的民众甚至举出了牌子：“帮帮整个社会，不要只帮银行。”在美国国会初次表决中，救市计划遭到否决的主要原因是其公平性遭受质疑。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了各方主体发表意见的机会，救市计划得以不断完善并最终获得通过。

功能规范范文篇7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因金融全球化而迅速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危机的爆发、扩展、抵御以及全面控制中，监管当局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利率展开的。利率的“降低—上调—再降低—再上调”过程地昭示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总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相伴而生。从经济法角度看，每一次的利率调控都必然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一种政府与市场的“辨证施治”。这里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变易性之间如何协调；二是法律如何对失当或失败的调控进行救济。例如，经济法制度如何为政府的调控活动提供保障而非束缚？如何保证调控活动沿循正常轨道？如何在调控失效时进行责任清算？换言之，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制度如何应对经济的大幅波动？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各国经济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涉及到经济法制度设计、法律运作等相对“宏观”的问题，但构成法律制度的“细胞”是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入手。同时，法的规范结构与其功能有关，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经济法有无危机调控功能，以及在这种功能之下，经济法应具备怎样的规范结构论文下载。

二、经济法功能的两个维度

经济法的直接功能是保障并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以下简称调制）活动。调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形势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济学家从历史的角度把经济的交替繁荣和衰退视为一种“经济周期”，从这个角度看，调制活动的开展必须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幅、熨平经济周期。

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政府的调控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周期性，进而要求经济法的制度运作也应进行周期变易。“经济周期—政府调控周期—经济法周期”的内在逻辑关系要求经济法应当对经济的周期波动有所预计，并在执行中允许执法机关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差异性的调控制度。基于此，我们会认识到，经济法的功能应当是复合型的——不仅要为经济平稳时的常规性调制提供支持，也要对经济波动时的对策性调制加以保障。

换言之，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时期，经济法的功能体现是有差异的。当一国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或波动不大时，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保障正常调制活动的进行；但如果经济波动迅速，陷入过冷或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这时就难以再依赖于一些常规性的调制措施，而应当大力救市，甚至不惜以“重典”治“乱世”。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正常时的经济法功能称为常规化调制功能或“常态功能”的话，则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或发生危机时，经济法的功能便是一种危机调控功能或“异态功能”。

常态功能是经济法在大多情况下所呈现出的功能，是经济法的最基本功能。经济法的主要常态功能，是保障并约束常规化调制行为，是在一国经济按正常轨道运行时经济法所体现的保驾护航功能。经济法的异态功能也可看作是在常规调制失效或失败时经济法所具备的自我施救功能。常规调制活动的失败并不会导致经济法自身陷入危机，因固有的动态性、回应性存在，经济法能迅速对客观经济形势予以重新判断，并据此确立有针对性的特别调制措施。

三、功能视角下的经济法规范结构

（一）经济法的规范类型

经济法功能由其规范结构决定。从功能角度看，经济法必须同时具有保障常态功能的规范类型与保障异态功能的规范类型。由于常态功能体现于经济发展平稳获波动不大时，这时的经济形势一般可通过经验予以预见，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及适用范围大致是确定的，因而可以通过较为具体的形式规定于法律之中。这类规范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称其为“规则性规范”。

异态功能是经济大幅波动时的经济法功能，这种情况在法律制定时很难预见，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类规范也就很难在法律中以明确的内容规定下来。而且既然是具有“救市”使命的异态功能，就必须强调“相机抉择”、因势而变，法律过多的限制反而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但同时，现代市场经济都是一种法制经济，任何情况下的政府调制行为都不应脱离法律的限制，“相机抉择”绝非随意而为，经济法自然也会对这种情况下的调制行为设置规范约束。一方面需要约束，另一方面又不能规定过细，这就决定了这类法律规范必然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且存在可变因素。这类规范我们可称之为“标准性规范”。

与常态功能相对应的“规则性规范”，以及与异态功能相对应的“标准性规范”，共同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类型上的一对“二元结构”。由常态功能的基础性地位决定，“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主体框架，具有相对稳定性，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主要是调控性规范，大多情况下是一些“裁量性规范”，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经济法规范体系中属于“边缘性规范”。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国家中，“内核性规范”的种类差异并不明显，而“边缘性规范”则无一定之规，且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适时适度地变化，其目的就是有针对性地对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进行“逆向调整”。

（二）经济法上的行为及程序问题

在市场已经无法自救，常规化的调控手段也已失效的时候，经济法的异态功能就直观地表现为“政府救市”。但另一方面，不论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国家干预，都有一个“法定性”问题。政府出钱救助市场，无论是提供贴息贷款，还是购买不良债务，起码需要经过国会或议会的审批，这是“议会保留原则”的必然要求。这就意味着，经济法异态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干预，但干预不是没有条件的，这种干预必须是一种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调制。合法的调控行为必须同时满足实质与形式两个要素。政府该不该救市、何时救市、救市的程度等属于实质性问题，而救市计划制定、审批与实施程序等则是形式上问题。由于政府救市多是市场极度不稳定时的极端或应急性措施，将其实质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明确规定于法律之中显然不合适也不可能，因而就产生评判标准多元化的难题。从各国历史看，不论哪种救市计划出台，褒贬不一的声音总会出现。这是一个单靠法律很难解决的问题，尤其对经济法来说，如果它还要致力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对市场自身不抱绝对信心的话，它就必须相信政府的行为。因而这里的合法性更多地是一个正当性问题，具体到经济法中，则主要是调制是否适度、是否有效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危机调控手段的政府救市，其实质合法性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非具体规则。

在更加关注目的、实行结果导向的时候，形式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在经济法中，形式恰恰是决定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如果说政府调控的时机、手段、程度、范围等实体内容需要政府自身进行裁量的话，那么调控计划的制定、审批、调整、监督等程序内容则应严格遵循法定原则。经济法对非常规化调制行为的控制，主要是一种程序控制，体现为经济法上的各种程序制度。

具体来说，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的基本要求是，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政府救市措施，其决策与执行都应在一种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并允许相关主体的参与、监督；在制度层面，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又体现为一系列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程序性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制度，在经济法上的典型表现是“议会保留原则”。

在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市场调节及常规调制均告无效的时候，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当救市，而是如何保证救市行为正当性主要是公平性的问题。法律制度对公平的保障，形式上只能是一种价值表达，是否实现了公平的目的，不同主体的感知可能会出现差异。因而，强调公平，主要是将那些被公认为有助于保障公平的要素或机制吸纳到制度运行或行为运作过程之中。也即说，公平价值很难进行结果判断，它更多地存在于程序之中，通过程序过程体现。因此在保障公平方面，典型的能被直接感知的仪式性特征就显得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最终的救市计划内容怎样，只要是拿到国会讨论并获通过的计划，都应当认定是不存在公平性问题的。因为有了表达意见的途径，是否公平可以自由讨论，如果救市计划不公平，在国会讨论中就应否决它。这正是强调程序法定化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危机调控权及相应的责任承担

在危机调控情况下，增大调制主体的权限是必要的。因为法律制定出来是用来指导未来的，人们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大小直接决定了法律内容的粗细。经济危机具有不可预测性，危机调控必须反周期而行，因而危机调控的时机、手段、幅度、频率等也都是不可预测的。从这个角度看，要想使得经济法的危机调控功能切实有效，经济法的总体任务应当是授权而非限权。这是作为现代公法的经济法与传统公法的重要区别之一。

当然，限制危机调控权也是必要的，但这种限制并不应通过规则控制的方式，即不能将危机调控权的运作牢牢控制在具有明确内容的法律规则之下，不能通过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方式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如果说非要建立一种控制方式，那么这种控制更多地只能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但是，仅有这种控制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在政府救市中，一项被国会或议会通过的救市计划，在形式上已满足了法定化的要求，但计划内容是否最为恰当、具体措施能否尽数实施、资金流向能否保证公平，以及救市效果如何检验、计划失败时的责任承担等种种实质性问题，因其专业性、复杂性较强，势必难以依靠法律控制。

事实上，在专业性较强的经济法发展到今天，寻求控制调控权的方式不能再是经验主义的，传统公法所建立的一整套控制公权的方法、技术并不一定适合经济法领域，甚至在危机调控的背景之下，传统控权方式的适用，还可能会限制调控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经济法中，最有效的权力控制机制应当是提高调制主体的专业化水平与独立化程度。

在危机调控过程中，还有一个与权力的授予与控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调制主体的责任问题。法律上的责任来源于权利（力）的不当行使或对义务的违反。但正如前面所说，危机调控权主要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也都是内容不完整的“标准性规范”，这种情况下，法律责任的设置无疑是困难的。即使把危机调控权看作是调制主体的职责，这种职责严格来说也不同于法律义务，在调制主体不履行这些职责的情况下，将难以进行法律责任追究。此外，危机调控权的行使很多情况下并不针对特定主体，也就难以表现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在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体制在我国还未完全建立时，经济法自然很难对这些行为设置明确的、严格的法律责任。

因为上述原因存在，以法律手段追究危机调控过程中的政府责任必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没有法律责任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承担其他责任。如果将将责任的含义扩大化，包含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那么，经济危机下的责任清算，就不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的责任追究也就有了可能。具体而言，在危机调控中，可能存在两种需要问责政府的情况：一是政府的不当行为导致危机的发生；二是政府危机调控措施不当、无效或失败。作为法律责任的替代，在这两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要求调制主体承担政治责任。如果官员问责制的运行能够体系化与制度化，在危机调控中缺少法律责任，或许并不会妨碍经济法功能的实现。

四、经济法规范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原理”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法功能的层级性决定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与经济法上的多种“二元结构”[6]是紧密相联的，是经济法规范结构的必然表现。具体而言，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主体、行为、程序、权义及责任各个方面，广义上还包括规范类型。由于这种非均衡性是普遍存在的，并构成了经济法制度设置与制度运作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经济法功能的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特现象称为经济法规范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原理”。对这一原理，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

第一，规范类型结构的非均衡性。从内容的确定性程度看，经济法规范主要有两类：一是具有明确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的“规则性规范”，二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存在可变因素的“标准性规范”。两种规范的功能不同，它们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也就有别。“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的主体，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处于边缘地位，属于“边缘性规范”。

第二，行为结构的非均衡性。经济法上的行为主要有调制行为与对策行为两类，但这两类行为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经济法行为体系中，调制行为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对经济法功能实现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而对策行为的采取，一般情况下需以调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因而处于从属地位。

第三，权义结构的非均衡性。经济法上的权义结构非均衡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同一主体的权义在经济法不同部门中的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即调制主体在宏观调控法中权力较多、义务较少，在市场规制法中则既有权力也有义务，甚至更多地强调法律对规制权的限制，而调制受体在市场规制法中义务多于权利，在宏观调控法中权利多于义务；二是作为整体，经济法上两类主体之间的权利或义务分布也是非均衡的，即权力（利）规范的分布主要向调制主体倾斜，而义务规范的分布则主要集中于调制受体。

第四，责任结构的非均衡性。责任与权义相联，权义结构的非均衡性使得经济法上的责任设置也具有偏在性。总体而言，经济法对调制受体的责任规定较多，对调制主体的责任规定较少，甚至很多领域没有调制主体实体责任的规定。

五、结语

功能规范范文篇8

我国传统主体品德修养的提升强调“人”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忽视了他律，忽视了德性培育过程中外在约束的机制与功能[1]，即学校制度的育人作用缺失。发挥制度的德育规范作用，有利于将道德原则和道德规则通过制度确定下来，成为全体成员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以此弥补个体修养提升品德的不足。1.班级管理制度的内涵。班级管理制度是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它是通过确定权利义务规范师生主体行为和调整师生间管理关系的活动体系及管理规则。班级管理制度调整师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营造良好的班级管理秩序，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其目标的深刻与远大决定了班级管理制度的内容必然是复杂而系统的。从横向来看，班级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班级组织建设制度、班级日常管理制度和班级活动管理制度三个大部分；从纵向来看，班级管理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各种制度；二是依据上述制度制定的校内规则；三是班级组织自己制定的各种管理制度[2]。本文探讨的班级管理制度是指根据国家和学校的规章制度，结合班级自身特点制定的班级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班级组织建设制度、班级日常管理制度及班级活动管理制度。2.班级管理制度与德育的内在逻辑关系。制度和道德是规范人们社会活动的不同途径，但它们在起源上同根同源，内容上相互渗透，功能上相互支撑[3]，因此学校班级管理制度与德育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

第一，学生品德发展是班级管理制度的目的性追求。合理性是现代制度得以存在的根据，人们对制度的遵从以其正当、合理为基础。合理的制度是通过正当的程序运行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愿望的制度，它体现的是社会生活主体的价值追求，因此具有得到主体服从和自愿遵守的真正权威性。班级管理制度是工具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追求的统一，工具合理性是指制度对班级管理活动秩序与效率的追求，班级管理制度的目的合理性致力于学生自由全面平等的发展，班级管理制度的目的性追求是其本质追求。强调制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首先有利于班级管理制度本身的完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班级管理制度对班级教育活动秩序的维持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学生全面发展理念指导下班级管理活动更加科学合理；其次重视班级管理制度的教育作用有利于解决班级管理活动中的教师权威的不合理利用、班级管理活动的功利主义及控制主义倾向等问题。我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其中学生品德发展是教育活动的核心追求，因此班级管理制度对学生品德发展的追求不仅能够提升班级管理制度的教育价值，且有利于班级管理制度自身的完善。

第二，班级管理制度具有丰富的德育价值。班级管理制度向学生提出道德规则和道德原则的要求或者将一定的道德要求通过制度体现出来而具有丰富德育价值。首先，班级管理制度中明确的行为规范要求是学生道德知识的来源。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或者是智慧，人只会做自己认为善的事情，不会故意作恶，美德首先建立在人们对自身及他人认识基础之上，所以德育应该向人们揭示美德发展的应然状态。尽管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道德哲学命题遭到我国不少学者的反驳，但是他强调道德教育的核心是使人获得关于善的理性认识的观点得到国内外道德教育工作者的普遍认可。学生品德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部分构成，其中道德认知是基础，是产生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班级管理制度对学生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要求，告诉学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同时，也明确或暗示学生遵守制度会得到肯定，违反制度要受到惩罚，这有利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因此，班级管理制度中对学生行为规范的要求也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教育的资源。其次，班级管理制度的合理性为学生的品德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作用。合理的班级管理制度符合教育培养人的价值追求，其首要目的就是培养有道德的人。从班级管理制度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框架中能够引出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也可以将社会对学生的道德要求通过制度规则表达出来。班级管理制度在价值指引下规范师生在班级管理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班级管理生活中的学生必然会对制度内在的价值产生心理认同，将制度的价值追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自觉加强自我品德修养。最后，班级管理制度所规范的班级社会关系，构成学生发展的德性环境。班级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单位，是具有共同价值追求和活动目标的社会群体。班级社会关系需要正式的规章制度维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合理的班级管理制度不仅是对学生群体的约束也是对教师群体的规范。班级管理制度一方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其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另一方面明确教师在班级管理中的权利与义务，既可以防止教师权威过度膨胀或权威消解，也要求教师承担起管理育人的义务。班级管理制度规范的学生与学生之间角色关系是民主、平等的，管理班级是全体学生的权利与义务。马卡连柯认为：“平行教育影响”不会使学生总是感觉自己是被教育的对象而导致厌恶之感，使学生体验到自己才是教育的主体，从而提高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4]。班级管理制度通过对班级社会关系的规范，为学生发展营造充满德性的教育环境，有利于学生在班级管理活动中培养民主、平等和责任意识。

二、班级管理制度的正向德育功能

教育功能是教育活动和教育系统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和作用，它既有正向功能又有负向功能，本文探讨班级管理制度的正向德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功能。班级管理制度是通过确定权利义务关系规范师生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活动体系及管理规则，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研究班级管理制度的德育规范功能。从静态角度看，班级管理制度的德育规范功能是指对班级管理制度內容和主体两方面的规范。班级管理制度內容的科学合理是其德育功能发挥的前提条件。班级管理制度在合理价值追求指引下，明确禁止什么、肯定什么等规范内容，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去恶扬善，为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和品德发展打下基础；班级管理制度内容的规范也包括对制度表现形式的规范，班级管理制度是以正式文本还是以口头的方式呈现出来，能够反映出主体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口头上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易流于形式、缺乏保障。通过文本呈现的制度将对学生行为规范的要求具体化、明确化，是学生行动的依据；班级管理制度德育功能的实现还要注意规范班级管理制度的表述方式，应多运用道德语言向学生明确提出品德发展的要求和方向，班级管理制度不仅使用“禁止”、“不准”等否定性词语约束学生的违规行为，也要使用“希望”、“建议”等肯定性词语和表述方式指导学生良好行为的产生；另一方面是班级管理制度对德育主体——教师和学生进行规范，师生在班级管理中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应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班级管理活动中，教师权力的过度膨胀或者过度消解都会影响到教师被认同、被尊重和被信任的教育影响力，而且制度规范学生在班级管理中的主体地位，防止学生管理班级的权力被不合理利用。从动态角度研究班级管理制度的德育规范功能主要是指对班级管理制度运行过程的规范。首先，班级管理制度对学生参与班级管理进行规范。学生参与制度的制定，制度从而能体现学生主体的愿望，学生更愿意接受他们自身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伦理价值规范。其次，班级管理制度对制度执行进行规范，它明确禁止某些行为，对违反制度的个体进行惩罚，通过惩罚维持教育教学秩序的同时对学生进行道德规则的教育，约束学生的不规行为；根据强化理论，班级管理制度对道德行为的肯定可以刺激学生更多地做出集体所期望的行为，明确的行为规范是学生管理活动的指南，学生头脑中模糊的善恶观念在此过程中得到明确、具体。

2.导向功能。班级管理制度对德育活动的导向功能是指为学生品德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也指促进学生品德发展从他律转向道德自律。制度的产生是以一定的价值认识、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为前提，合理的制度应当体现社会生活中主体的价值追求，并为主体活动提供价值导向。班级管理制度在伦理价值指导下产生或者将道德规则或原则通过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班级管理制度的运行过程会体现某种价值准则，学生在参加班级日常管理活动时必然会受到制度伦理价值的影响，学生在反复的管理实践活动中产生对制度的价值认同，培养了学生的道德判断力，引导学生朝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前进。班级管理制度能够促使学生从他律转向道德自律。充满德性的班级管理制度指引学生意识到自己作为班级管理中权利义务的主体之一，应积极主动参与班级管理活动，学生在对班级管理制度的服从、认同的基础上将制度的价值追求或道德原则、道德规则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要求。另外，班级管理制度具有权威性、系统性、强制性和稳定性，因此它具有预测作用，学生可以通过班级管理制度预测自己行为的社会评价，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做出明确的道德选择。制度引导下的学生行为从外在纪律要求转化为内在道德发展的结果，是学生品德发展过程的体现。

3.调节功能。班级管理制度主要调节制度德育要求与学生品德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调节班级管理制度的管理功能与德育功能的关系。学生品德发展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会表现出差异性，班级管理制度对全体学生统一的道德要求与学生品德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这就需要班级管理制度在制定、执行和评价过程中进行有意的调节。班级管理制度立足于底线伦理，对学生提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且通过多样化和层次化的制度满足学生个体的差异化追求，对违反基本规则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处罚及对学生良好行为表现给予肯定，在评价中指明学生道德发展的方向。制度的首要职能是管理，而终极价值是制度合规律合目的发展的统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5]，因此班级管理制度需要调节其管理功能与德育功能的关系，即班级管理制度注意运用德育手段、德育方法开展班级管理活动，并通过确定管理活动的评价制度避免对学生的评价过于武断、随意，从而避免班级活动陷入管理主义的窠臼。而且合理的班级管理制度有全员的民主参与，它是正式的规章制度，具有强制性和公共性，它必然能够协调学校制度与班级管理制度的关系、班级管理制度与教学制度的关系。

4.陶冶功能。班级管理制度的德育陶冶功能是基于制度的规范功能、导向功能和调节功能提出的。合理的班级管理制度指导下的班级管理活动是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人际互动情境，这种情境意在使学生在参与班级管理活动过程中获得某种道德要求的切身体验，学生能够领会其中暗含的道德价值规范，陶冶其品格。班级是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是个小型公共生活群体，学生在班级管理活动中习得社会化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有利于培养学生遵守社会秩序、文明礼貌、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等公共行为规范。制度指导下的班级小公民能够将公民意识迁移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去，学生对班级管理规则的遵守是其对社会法律法规遵守的基础，可以提高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德素质。另外，教师作为教书育人的专业人员，其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身教重于言教，教师以身作则对制度的遵守是对学生潜移默化的道德示范，通过这种方式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不仅不会受到学生的抵制，反而能够增加教师的教育影响力，学生模仿教师的言行举止可以习得其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因此，班级管理制度的德育陶冶功能指向于学生未来的发展。

三、班级管理制度正向德育功能的实现路径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班级管理制度是丰富的德育资源，具有强大的德育功能。但是实践活动中，班级管理制度德育功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其德育功能的实现。

1.加强班级管理制度制定阶段的合道德性。班级管理制度在制定阶段的公正、合理是实现德育功能的充分条件，班级管理制度的制定合道德性是指班级管理制度在合理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全员民主、平等参与制定出内容科学的班级管理制度。杨小微老师认为：“持‘恶而能动’的人性假设，会看重制度的限制和控制功能；持‘中性而被动’的人性假设，会制订塑造式的制度；持‘善而能动’的人性假设，会提出保护的、激励的、适度规范的制度主张[6]。首先，班级管理制度的制定应该坚持符合学生的成长需求，发挥制度促进学生心灵成长、个性形成及人格完善的作用。其次，引导学生参与班级管理制度的制定，一方面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制定符合学生情况的班级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学生民主、平等地参与班级管理制度制定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民主、平等意识的教育过程。再次，班级管理制度目的的达成以其科学性为前提，即班级管理制度的内容符合教育规律及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班级管理制度内容的科学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班级管理制度的内容能够为学生提供正确的认知，在一所乡镇初中的学生管理细则中发现这样一条规定：要求对学生进行量化管理，每生每学期40分，若扣完即自动退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权益受到《义务教育法》的保护，上述学生管理制度要求显然违背了法律，当然不能为学生提供正确的道德认知。另外我国学校教育中有一个奇怪的“倒金字塔”现象，对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严格检查大学生的寝室卫生，这是由于教育工作者开展教育活动无视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结果。因此班级管理制度内容应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其要求应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

2.注重班级管理制度执行过程的公正与合理。实现班级管理制度的德育功能一定要确保其执行过程的公正与合理。首先，贯彻班级管理制度的指导作用。师生参与班级管理活动必然会受到制度价值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在服从制度的基础上认同班级管理制度的价值追求，因此贯彻合理的班级管理制度的指导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功利主义教育价值取向对班级管理活动的影响，明确的行为规范能够促进学生道德认知的发展及有效避免班级管理活动的随意性。合理的班级管理制度是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提出系统性、整体性的要求，能够为学生的品德发展营造充满德性的成长环境。其次，应坚持教师的全方位指导。班级管理制度被全体教师所知晓并认可，并在自己的教育活动中得到强调，有利于形成全体教师的教育合力。学生是班级管理活动的主体，其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是教育应有之义，但是学生身心发展未成熟的特点决定了班级管理制度的执行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启发诱导学生对制度的理解，从而挖掘制度执行过程所具有的教育意义。最后，发挥家长的监督保障作用。家长的参与能保证班级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合理，他们可以根据孩子身心发展的变化判断班级教育活动的效果如何，能够对班级管理活动起着监督作用。而且家长对制度的了解与认同有利于家长对班级管理活动的支持，教师可以就制度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家长讨论，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从而保证班级管理制度能够得到公正合理运行。

功能规范范文篇9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20个字可以再细分为这样10个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需要分别对这10个道德规范的内涵进行深入的认识。

（1）关于“爱国”。爱国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要求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牢固树立中华民族的意识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自觉维护祖国的独立、统一、尊严和利益；二是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力所能及的贡献。

（2）关于“守法”。守法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要求，也是道德层面的要求。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守法”强调公民遵守法律，不只是出于对法律的畏惧，更主要的是出于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因此，一个有道德的公民，不应当将法律简单地认为是消极的行为规范，而应当积极自觉地学法、懂法和守法。

（3）关于“明礼”。明礼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从狭义上讲，明礼就是讲究起码的礼节、礼仪和礼貌，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职业场所和个人家庭生活中，行为举止都得体、适宜；从广义上讲，明礼就是讲文明，特别是注重公共场合中言谈举止的文明，如爱护公共财物、维护公共秩序、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等等。

（4）关于“诚信”。诚信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诚实、诚恳、信用、信任，也就是忠诚老实，诚恳待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对他人给予信任。“诚信”道德规范既是市场经济领域中基础性的行为规范，也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

（5）关于“团结”。团结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强调在追求共同理想目标的基础上，公民通过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精神，形成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个人群的凝聚力，最终汇集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凝聚力。

（6）关于“友善”。友善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友好、友谊、友情、善良、善意、与人为善等等。

（7）关于“勤俭”。勤俭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勤劳、勤奋、勤快、俭朴、俭节等等。

（8）关于“自强”。自强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自尊、自励、自立，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9）关于“敬业”。敬业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忠于职守、精益求精、德艺双馨、遵守职业道德。

（10）关于“奉献”。奉献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基本内容是克己为公、服务社会、助人为乐、造福于人类。

功能规范范文篇10

一、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成人教育主要是对走上各自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教育。它能直接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不言而喻，成人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功能。

1．促进科技进步的功能。成人教育对科技发展的促进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成人教育是培养科技人才的基地。通过发挥其教育的功能，成人学校能够为科技发展输送大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及创新提供人力、智力上的保证；其二，成人教育的对象大都是在岗人员，其中不乏一些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他们在成人学校学到的知识能够直接作用、应用到生产第一线，能解决生产、生活中丞待解决的难题，从而直接为科技创新服务，直接促进科技的进步。

2．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功能。这里所谈的劳动力素质，主要是指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及技术水平。

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可以看出，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主要取决其所受教育的多少：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的素质则越高；反之，劳动者的素质则越低。

通过一定阶段的教育，不仅可以使劳动者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也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判断、思维能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知识水平及技术技能，从而使他们的智力开发能够与产业结构、生产的发展相适应。

对于已经从业的劳动者来说，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得到提高，经济也可以得到快速发展。

二、成人教育的政治功能

成人教育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就是提高劳动者的政治思想素质，以使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自主行为及判断是非的能力等符合规范、符合要求。这里，成人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指导功能。主要指成人教育有对人们的认识、思维、意识、情绪、行动等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方向进行调节和引导。

目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形形色色的新思潮纷至沓来，外来思维方式、价值观及外来意识，犹如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一齐涌入人们的眼前，令人眼花潦乱、目不暇接，在各种新思想、思潮面前，一些人往往茫然不知所措。

要使每一位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个人的努力不可或缺，家庭、社会、学校的综合教育亦缺之不可。就学校教育而言，通过对成人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重视榜样、发挥典型作用的教育以及加强政治理论课与思想教育课“两课”的主渠道教育，无疑可以使陷入困惑的人们少一些瞒怨和指责，多一些理解、支持和参与，激励他们积极上进，不断进取。

成人教育通过对成人政治价值观念的不断灌输，可以影响他们一生的政治态度、观念意识及理想信念。

2．规范功能。我们知道，现在的成人学员虽然思想较成熟，言行较谨慎，但他们的意识、思维、行为等较之以往已有了较大改变，可以说现在的成年人是很有希望与潜力的一代，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煜煜生辉的地方。但是，由于年龄、家庭、知识水平等因素制约，在一些成人学员的言行中，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随着学习环境的逐渐宽松，成人身上长期积淀下来的不合规范的行为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原则上讲，成人学校对于所有成人学员在接受教育期间，对其学习、人际交往、服装仪表、品德、行为等都有比较明确、清楚的规范性条文予以规范和约束，同时，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要求等也对每个人意识、行为予以严格的规范，从而使每个成人学员的行为、言行符合规范和要求。

强制性的条文规范——刚性规范，对于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实属必然，也很必要，而持之以恒的道德教育及法制教育等对于制约成年人的行为也至关重要，通过这种柔性规范，能够让人们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行为，任何时候都不应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背道而驰；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更不能违法犯法；“个人利益”的获得与实现，必须要受到社会公德及法制的约束和限制。

三、成人教育的文化功能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由于教育投资少，整体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仍是我国现实经济发展的潜在危机，所以需要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对于成年人接受知识、更新知识、学历教育及上岗培训等具有十分显著的功效。

1．传递功能。这是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具有的功能。在成人教育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通过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使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使我们的社会得以发展和进步。

在“传道”的过程中，教师要把各种有用的文化知识，传递、输导给成人学员，通过持久、深入、由浅入深地不断传授，可以使成年人在成人教育中吸收、汲取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及现代科技知识。在成人教育中，教师是文化传递的直接者，通过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种文化知识、价值观念、道德、修养等都会传导到社会成员的脑海中来，使他们充分掌握在一定的组织机构、工作岗位担任特定角色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模式，从而对他们的一生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受益无穷。

2．创新功能。作为文化的直接传播者—教师，对文化知识不仅有传递、解释、传承的义务，同时也有选择文化、创新文化、更新文化的责任。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革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不言而喻，只有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其中，不断地对旧有文化、传统文化进行再创造，文化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